臧荣绪晋书卷八

译《臧荣绪晋书》卷八 刘毅 刘毅幼年便有孝行，年少时就砥砺清正的节操，但喜欢评论人物的优劣。王公贵人听到他的名声，都望风畏惧。他侨居平阳时，太守杜恕请他任功曹；他淘汰郡吏一百多人，三魏都称赞他。人们因此说：“只听说刘功曹，不曾听说杜府君。”《书钞》引《晋书》。武帝问刘毅：“你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哪一位皇帝？”刘毅回答：“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皇帝说：“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能够克制自己来治理政事，又平定吴会，统一天下。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不是太过分了吗？”《初学记》卷九引《臧书》。刘毅任尚书左仆射。《文选·恩幸传论》注。刘毅上疏，陈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说：“臣听说，建立政事，根本在于根据人才授予官职。任官用才有三件难事，而治乱兴替都由此产生：一是人物难以了解，二是爱憎难以防止，三是真情和虚伪难以辨明。如今设置中正，评定九品，品第高下任凭个人意愿，人的荣辱操于一人之手，掌握着人主施加恩威的权力，夺取朝廷的权势；爱谁恨谁取决于自己的内心，真情虚伪也由自己判定。公事上没有考核校验的责任，私下又没有被人告发揭露的顾忌。用心有百般，求取品第的途径有万种。廉洁谦让的风气消灭了，苟且钻营的习俗形成了。天下人只争夺品位，听不到推让之声，臣私下认为这是圣朝的耻辱。名称和形貌能够符合才干，才称为清正；品第名次能够符合实际，才称为公平。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白。清正公平，是政教的美善；枉曲滥授，是政治混乱败坏的恶果，也不可不察。然而人才的资质和能力各不相同，德才兼备的人很少；器量有大小，通达有早晚，有的人先前鄙陋而后来修明，应当得到随着日益进步而提升的评定；有的人怀抱正道却不合时宜，应当得到质朴正直的称誉；有的人见识深远而小节有所欠缺，应当得到超出常俗的评价；有的人任性率真而不加修饰，应当得到清正真实的声誉；有的人操守简少而才干优秀，……”},{ 应当使人才得到任用。因此，三位仁者虽然道路不同，却同归于一处；四位君子虽然行为各异，义理却相同。陈平、韩信曾在乡里受到嘲笑侮辱，却在帝王那里建立了功业；屈原、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却在史册上显扬。这是确实的论断所说明的。如今的中正官不考察人才的实际才干，专门依附朋党以谋私利；评定品第不按公平的尺度，只是一味随着个人的爱憎。想要给予某人品第，就捏造空泛的理由来成全他；想要压低某人，就吹毛求疵地寻找过失。品第高低随着权势强弱而变，是非取决于爱憎，随着世道的兴衰而转移，全不顾实际才能。权势衰落了，就削低品第；权势兴盛了，就扶助上升。一个人的品评，十天之内就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凭借货赂自行通达，有的靠计谋和勾连得到升进。依附请托的人一定能达到目的，守持正道的人却困顿憔悴；对己身没有回报的，必定遭到割夺；对自己有私情的，必定满足其欲望。所以，上品之中没有寒门，下品之中没有势族。以上两句见于选注。当时有这种情况，都是曲意而为，因此轻慢君主、欺罔时世，实在是祸乱的根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一条。设置州都中正，是要选取州里清正的舆论所共同归服的人，用来镇定不同意见。若说一句话就要议定一州人才，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自身才干就能概括全州人才；若一个人稍有不详察，便据此治罪，那么从仲尼以上的人，直到庖牺氏，没有一个人不曾有过过失，这样岂不是都不能任用了吗？为什么唯独责求中等人才呢？如果实在不能修治自己，自然可以另行选任。如今却看重这一职任而轻视任职之人。所制定的品评标准，反而访求刁攸。刁攸并不是州里众人所共同归服的人，也不是按职分应当设置的人。如今却访求他，把正当性归给不服从他的人，把决断事务的权力交给并不职掌此事的人，从而助长谗毁构陷的根源，产生乖违争斗的征兆，似乎并不是设置都中正的本意，也不是治理民俗的深远防范。主管者既然偏爱刁攸，凡是被刁攸压下的人，又反过来以二千石的资格选用，已经有数人了。刘良上奏揭发刁攸所压下的石公之罪，刁攸所行之事以及驳斥违背他的言论，横行于州里；嫌隙仇怨，也结于大臣之间。桑妾的诉讼，祸患波及吴、楚；斗鸡引起的变故，灾难兴于鲁国。何况人伦之间互相争斗，朋党由此兴起；刑狱不断滋生，祸根也随之结成。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二条。原本制定品评标准的体制，是想使人伦有序，如同贯鱼一般依次排列。设置九品，是取下等品第作为标准，意思是人才和德行有优劣，同类之间有先后次序。如今的中正官，若一味排斥自己疏远的人，就压低整个州国，使其中没有上等人才；若把污秽低劣的人与自己亲近，就越次提拔，连同包容自己的朋党。表面上以公义制定标准，实际上却借此成全自己的私心。于是君子不能消除小人的怨恨，官府的政事也没有约束奸邪、预防违法的防范，使他们得以上欺骗明主，下扰乱人伦；又使人才的优劣颠倒，先后次序错乱。把本应珍贵、区别人才的器具置于凡庸品第之下，让背负、拥戴不肖之人的人，越次位居成人之首。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三条。陛下登上帝位，开启天地般的恩德，颁布不避讳直言的诏书，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以了解天下实情，这是太平的根基，是非同寻常的法制。然而赏罚从王公直到庶人，没有不施行的；设置中正官，把一国的重任交给他们，却没有相应的赏罚防范。人心多有变故，清正公平的人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人很多。听任他们申诉，告发攻讦就没有止境；禁止断绝申诉，侵害冤枉又会无穷无尽。与其处理诉讼烦扰，尚且还胜过遭受侵害冤枉的祸害。如今如果禁止诉讼，就会堵塞一国人的口舌，助长一个人的势力，使他横行无忌而毫无顾忌。那些受冤枉的人怀抱怨恨，积存正当诉求，却唯独不能蒙受天地无私的恩德，反而长久被邪恶之人的评选权所壅蔽，使上面的圣明不能向下照察，下面的实情不能向上闻达。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四条。从前在前代圣人的时代，想要敦厚风俗、安定百姓，尊重乡党的道义，崇尚亲属之间的德行，在礼教和学校中相互率领教化，于是贤能与不肖便显现出来了。然而乡老把他们的善行记录下来，进献给天子；司马评议他们的才能，使他们在相应职位上任职；有关官员考核政绩，以明确升降。因此天下人退居乡里便修养根本，州党之中有德义之士，朝廷之中有公正之臣；浮华、邪曲、谄佞之人无处容身。如今一国士人，多的有数千人，有的流徙到异国，有的到不同地方谋生，面对面尚且不能全都认识，更何况要尽知他们的才力？而中正官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要评定他们的品第和状况。他们一方面向台府采集声誉，另一方面又把毁谤听信为流言。任凭自己的判断，就有不认识人才的蒙蔽；听取他人意见，就有偏向彼此的弊病。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人，因爱憎而损害公平；对于自己所不认识的人，则因人情关系而扰乱尺度。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又不是朝廷考核政绩的制度，于是使求取升官的人舍近求远、背本逐末，只求凭职位取得成功，而不凭品行和实际树立；品第不考核功劳，朋党称誉又虚妄。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五条。凡是设置品第、制定评状，都是为了求取人才来治理事务，并不是为了虚饰名声、彼此以好坏相互评议。即使有孝悌的行为，如果不能施用于朝廷，门外之事也应当依义理断绝私恩。既然已经任官，职位有大小，事务有繁简，各自都应有功劳和报偿，

译这才是人才实际产生的功效，也是功劳应得的分等。如今却反过来：到了考核期限应当报功时，即使职位很高，也仍然附在低等品第之中；在官任上没有功绩，却获得很高的叙用。这就是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浮名声。上面夺取了朝廷考核政绩的权分，下面助长了浮华结党的士人。这是损害政事的第六条。各种官职所处理的事务不同，人的才能也各不相同。用对了他的才能，事情就能成功；用错了他的才能，事情就会失败。如今品第不能说明人才适合什么才能，却拿九等品第作为通例；若只按品第取人，所取之人或许并非其才能所长；若只按评状取人，又会被原有品第所限制。即使评状符合实际，品第和评状仍然可能互相妨碍，束缚选举，使人不能按照才能所宜而精确任用。何况如今九品制度所疏远的人，就削去其长处；所亲近的人，就掩饰其短处；徒然结成空泛的评论，把它当作虚假的声誉。这样一来，品第不能衡量才能，百官的事务凭什么得到治理，万般政务凭什么得到修治？这是损害政事的第七条。前代九品诏书规定，善行和恶行都必须记录，以此表示褒奖和贬斥。当时天下很少有人对此忌惮。如今九品评定中，被压低的人不显露其罪过，被抬高的人不列出其善行，废弃了褒贬的意义，任凭爱憎作出决断，使清正与污浊混杂流行，以此培植自己的私党。因此反而违背原来的品评标准，夸大自己的声势，驱使众人，使他们一定归附自己。晋升的人没有功劳，却用来表示劝勉；退黜的人没有罪恶，却用来形成惩罚。奖惩不明，风俗就会污浊。天下人怎么能不解除道德操守的约束，而一味钻营人事呢？这是政治上的第八种损害。由此说来，选任中正而所选不是合适的人，授予他们权势却没有赏罚；或者中正职位缺额而没有禁令和监察，所以邪党得以肆意妄为，冤枉与滥用纵横交错。虽然职位名义上叫作“中正”，实际上却成了奸邪之府；事情名义上分为九品，却造成了八种损害。以上四句，也见于《书钞》所引。有时怨恨结于亲近的亲属之间，猜疑产生于骨肉之中；自身陷于仇敌之手，子孙还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灾祸。这实在是历代的祸患，不只是当今的危害。因此，君主应当观察时势，审察历法，防止奸邪、消除祸乱，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规则。所以周代承袭殷代的制度，也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月，原文又作“正九月”，上古圣贤都不曾这样做，难道他们会被这件事蒙蔽而有所不周全吗？这应当是因为治理教化的方法本来就不取于此。自从魏氏设立中正制度以来，没有见到它取得任用人才的功效，反而产生了结怨结仇的弊端，败坏风气、贬损习俗，对教化没有益处。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愚臣认为，应当罢废中正，废除九品制度。上面两句也见于《书钞》所引。抛弃魏氏的弊法，建立一代的美好制度。《文选·恩幸传论》注。引用臧氏之书。虽然这里只节录了几句，但臧氏之书中确实有这篇奏疏，这一点自然可以知道。因此趁着唐代修撰史书的机会，把它抄录出来。刘毅担任司隶校尉时，曾经斋戒而患病。他的妻子出门来探望，刘毅亲自上表告诫她斋戒。此字应作“解”。《书钞》引《晋书》。刘暾是刘毅的儿子，字长叔。此字应作“升”，大概“升叔”二字在古书中常被误写。刘暾五次担任司隶校尉，是因为他的处置确实符合众人的情理。《书钞》引臧氏之书。和峤。和峤字长舆。《文选·闲居赋》注。和峤担任黄门侍郎，升任中书令。过去监、令共同乘车入朝；等到和峤任中书令、荀勖任中书监时，和峤不以礼相待荀勖，常常凭意气压制他。每次同车，他都高傲地独占车中位置，于是让中书监和中书令改乘不同的车。从和峤开始有了这种做法。《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崔洪。崔洪推荐雍州刺史郤诜代替自己担任左丞。郤诜后来弹劾崔洪，崔洪对人说：“我举荐郤丞，他反过来上奏弹劾我，这就像拉弓自射一样。”郤诜听见后说：“崔侯是为国家举荐人才，我是凭才能被任用的；我只看官职和职责，各自申明至公之道。为什么私下议论竟到了这种地步？”崔洪听到这番话后，更加敬重他。《书钞》引《晋书》。侯史光。侯史光字孝明。《书钞》。泰始初年，诏书说：“侯史光忠诚正直，质朴笃厚，有居守正道、执持义理的心志；历任内外官职，恭谨勤勉，奉公办事。应任命侯史光为御史中丞。虽然使他的列校职位有所降低，却也是为了发挥他任司直、纠察不法的才能。”侯史光任职时，宽厚而不放纵。太保王祥因长期患病而不能上朝，侯史光上奏请求免除他的官职。诏书优待王祥，搁置了侯史光的奏章。后来侯史光升任少府。《书钞》引《晋书》。何攀。王浚任益州刺史时，征召何攀为别驾。王浚谋划讨伐吴国，派何攀捧着奏表到尚书台，口头陈述军事机要。皇帝下诏再次召见何攀，于是命张华和何攀共同筹划进军讨伐的适宜方案。王浚又派何攀去拜访羊祜，当面陈述讨伐吴国的策略。何攀善于奉行使命，皇帝嘉奖他，下诏命何攀参预王浚的军事事务。《书钞》引臧氏之书。刘颂。刘颂字子雅。《书钞》。刘颂被征召为相府掾，奉命出使蜀地。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济借贷，尚未得到答复，便打开仓库发放粮食，蜀地百姓因此得以依靠。太祖认为刘颂擅自专断，立即削除他的名籍。《书钞》引臧氏之书。武帝登上帝位后，刘颂被授为尚书三公郎，掌管科律，申理冤屈诉讼，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书钞》引《晋书》。李重。李重任平阳太守时，崇尚德化，修建学校，上表推荐品行笃厚的人，选拔贤能之士；为政清简，没有私欲，以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黜四县的官员。《书钞》引《晋书》。傅玄。傅玄字休奕，是北地人。《文选·傅玄杂诗》注。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同上。州里举荐他为秀才。《文选·杂诗》注。逐渐升迁至司隶校尉。《文选·杂诗》注。傅咸是傅玄的儿子。傅咸以议郎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坚决推辞，辞意恳切，皇上始终不听，命使者逼迫他接受拜授。傅咸悲伤哽咽，因为自己没有兄弟，任职又不能请假，到任之日，丧事和祭祀无人主持，于是再次亲自陈述请求，仍未获准。皇帝只准许他在官舍设置灵位，在朔日和望日奉行祭祀。傅咸卧病在床，仍处理职务。当时朝廷政令宽弛，豪强大族放纵恣肆，郡县官吏容忍纵容，盗贼充斥。他们攻劫、绑架囚徒，抢掠街市道路，官民之间相互私下请托，朝廷内外混乱不清。傅咸于是上奏请求免去河南尹，京城因此肃然，贵戚都畏惧他。几个月之间，他三次上奏请求罢免选官，奏章所论正直敢言，始终没有屈曲退让。虽然没有被采纳，有关官员也因此肃然。均见《御览》卷二百五十引臧氏之书。

译傅咸上奏请求免去王戎，解结弹劾他，皇帝没有应允。傅咸上奏说：“新近制定的规定，作为按察的法令：御史中丞督察百官，从皇太子以下，在行马以内有触犯法律的人，都应当加以纠察；即使在行马以外，而监察官司不加纠察，也可以上奏弹劾。按照法令文字，行马以内有触犯法律的事情，是说宫禁防卫之事。宫内的禁防，外部官司不能执行，所以专门施加给御史中丞。如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断，像这一类事情，中丞却推究责问州官，说这就是如今所谓的行马以内。把它施用于禁防，既然说中丞督察百官，又为什么再说行马以内呢？既然说督察百官，就不应再说行马以内。内外众官都称为百官，便是贯通内外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是因为禁防之事已经在中丞职掌中说明了。御史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这就共同面对司内外之职，并不是中丞专门掌管内官、司隶专门掌管外官。自从设置中丞、司隶以来，彼此交替上奏，内外众官只要有可以纠察的，都可以纠察，并没有内外的限制。然而解结一旦横加挫辱臣下……” “臣先前之所以没有逐条详尽陈述，是希望借解结的奏疏，使自己的私愿得以实现。如今既然所希望的没有实现，而诏令说只是过失罢了，并不是职责所不能及，便因此原谅臣。臣忝居司直之职，应当端正自己、率领他人；如果确有过错，不敢接受宽免。因此再次陈述自己的愚见。司隶与御史中丞共同纠察皇太子以下的人，那么从皇太子以下就没有不能纠察的了。既然可以纠察皇太子，却不能纠察尚书，臣实在愚昧，不能理解。皇太子是在行马以内吗？皇太子在行马以内，所以可以纠察；尚书也在行马以内，却不能纠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明白无疑，而解结却借此挫辱臣，臣本来可以没有遗憾；但这样做对于观听之人，恐怕不免令人惊怪吧？臣知道石公，他从前曾在殿上脱衣，被司隶荀恺上奏弹劾，先帝并不认为这是错误，当时也没有人说他侵犯职权。如今臣不过纠察尚书，难道反而应当获罪吗？”傅咸反复上奏，援引旧例，条理明白，朝廷无法驳倒他。《书钞》只节录了这篇奏疏的几句，因此知道《旧晋书》中有这段文字，便依照唐代修撰的史书抄录出来。傅宣是傅祇的儿子。傅宣任御史中丞时，孝怀帝的詹事裴绍，是尚荣阳长公主的丈夫；裴绍字承伯，是裴秀的堂兄之子。裴绍的儿子裴猷不愿意成婚，听说裴绍在中书任职，便立即聘娶温峤的妹妹。傅宣上奏说裴猷大不敬。《御览》卷一百五十二引《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