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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班马异同三十三

班马异同卷三十二

史藏 · 正史 · 部分对照 · 第 305–309 段

本书译文中内嵌的原文不完整,故以断句原文为准,白话按可对应处挂出;部分段落无对照译文。

班马异同卷三十二

宋 倪思 编佞幸列▯第六十五。史记一百二十五。

佞幸▯第六十三   汉书九十三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佞幸宠臣,髙祖至暴抗也。然时则有籍孺以佞幸,孝恵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説,故孝恵时郎侍中皆冠鵕防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其后宠臣,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谈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技能。孝武时,士人则韩嫣,宦者则李延年。孝元时,宦者则▯恭、石显。孝成时,士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惟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时驸马都尉▯侯金赏,嗣父车骑将军日防,爵为侯。二人之宠取过庸不笃。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号为爱幸。其人谨敕,无所亏损,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隂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邓犹登也。文帝甚説焉,尊幸之,日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钜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间如邓通家逰戏,然邓通无他技能,不能有所荐士逹,独自谨其身以▯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説贫乎?」扵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尝病痈,邓通尝为帝上唶嗽吮之。文帝上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若太子。」太子入问病疾,文帝上使太子唶齰痈,太子唶齰。痈而色难之,己而闻邓通尝为帝唶上齰吮之,太子心慙,由此繇是怨心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之。邓通家尚负责数巨钜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着身。扵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赵谈者,以星气幸北宫;伯子长者,爱人故亲近,然皆不比邓通。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韩嫣者,字王孙,弓髙侯穨当之孽孙也。今上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聪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儗扵邓通。始时,嫣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上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防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鹜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旁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繇此嗛衔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嫣弟案道侯韩説,其弟也,亦佞爱幸,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时,为戾太子所杀。子増封龙雒侯。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説之。及入永巷,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而召贵延年。善歌,为变新变声。而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歌▯之。延年辄善承意▯歌,次所造初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繇是贵为恊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号协声律。而与上卧起甚,其贵爱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延年弟季寖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其爱防则上遂禽诛延年昆兄弟宗族也。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氐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贵爱幸,然颇用材,亦以功能自进。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徳,盖亦有男色焉。观借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扵元成,壊扵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防臣为辅,鼎足不彊,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着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班马异同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译《班马异同》卷三十三 宋代倪思编撰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一,《汉书》卷九十一 老子说:“治理达到最高境界时,邻国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可以相互听到;百姓各自甘心吃自己的食物,认为自己的衣服美好,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互不往来。”近世以来如果一定要挽救百姓、开导他们的耳目,大概几乎没有实行过这句话。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了;至于《诗》《书》所记述的虞、夏以来,人们的耳朵眼睛想尽情享受声色之乐,口腹想尽量品尝肉食,身体贪图安逸享乐,内心又夸耀权势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逐渐影响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逐户向他们讲说精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教化他们。因此,上等的办法是顺应他们的本性;次一等是用利益诱导;再次一等是教诲;再下一等是整顿约束;最下等是和他们争夺。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物、纑麻、旄牛尾、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以及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皮、金、锡、铅、丹砂、犀角、玳瑁、珍珠、美玉、象牙和皮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各种物产往往从千里之内的山地出产,像棋子一样分布,这是大体情形。它们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东西,也是各地风俗中用来穿衣、饮食、养生、送死的物资。所以依靠农民来生产食物,虞人来采出物产,工匠来制作器物,商人来流通货物;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去发布征召、规定期限和会集地点吗?人人各自发挥才能、竭尽力量,以得到自己所想要的。因此,物价低是价格上涨的征兆,物价高是价格下跌的征兆。人人都勉励自己的职业,乐于自己的工作,像水向下流一样,日夜不停。无需召唤就自行到来,无需求取而百姓自然把货物拿出来,这难道不是与道相合、符合自然规律的验证吗?《周书》说:农民不生产,食物就会缺乏;工匠不生产,器物就会缺乏;商人不流通,三种宝货就会断绝;虞人不采出物产,财货就会匮乏。财货匮乏,山林湖泽就无法开发。这四种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源。根源广大,国家就富足;根源狭小,国家就贫乏。上面能使国家富足,下面能使家庭富足。贫富的道理,没人能夺走或强行给予;聪明的人有余,愚拙的人不足。因此,太公望封在营丘,那里土地盐碱,人口稀少。太公鼓励妇女纺织,极力发展手工业,疏通鱼盐贸易,于是人和货物归集而来,络绎不绝,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因此齐国的冠带衣履遍行天下,海岱之间的人都收拢衣袖前往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加以修治,设置掌管轻重之权的九府,桓公因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匡;管仲也有三归之台,地位在陪臣之上,财富超过列国君主。齐国因此富强,直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所以说:“粮仓充实,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才懂得荣辱。”礼产生于富有,废弃于贫困。因此,君子富有后喜欢施行德行,小人富有后只是放纵自己的力量。深水中会有鱼,深山中会有野兽前来;人富有了,仁义之士也会依附。富贵者得势时声名更加显著,失势后宾客就无处可去,也不再快乐。夷狄更是如此。谚语说:“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不会死在市刑之下。”这并非空话。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而来;天下人纷纷扰扰,都是为了利而往。”拥有千乘兵车的国王、拥有万户封邑的侯爵、拥有百室封邑的君主,尚且还忧虑贫穷,何况普通平民和编户百姓呢?老子说:“治理达到极致时,邻国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叫的声音可以互相听见,百姓各自甘心享用自己的食物,欣赏自己的衣服,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把这作为治国的目标,用来挽救近世、蒙蔽百姓的耳目,那么几乎没有一项能够实行。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至于《诗》《书》所记述的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想要享尽声色之乐,口腹想要穷尽肉食的滋味,身体贪图安逸享乐,内心夸耀权势、才能和荣耀,使这种风俗逐渐影响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逐户向他们讲说精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因此,最善的做法是顺应他们,其次是以利益引导他们,再次是教诲他们,再次是整顿使之齐一,最下等的做法是同他们争夺。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物、纑、旄、玉石;山东多产鱼、盐、漆、丝,以及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连、丹砂、犀角、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产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因此,方圆千里的地方,往往到处都有山产,像棋子一样分布。这只是大致情形,都是中国百姓所喜爱的东西,以及各地歌谣风俗中的衣服、饮食、养生送死所需之物。所以,依靠农民生产粮食,虞人开发山泽,工匠制作器物,商人使货物流通。这难道需要政令教化去发动、征召,规定日期、会集人员吗?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物价低时就会趋向上涨,物价高时就会趋向下降;各人都勉励从事自己的职业,乐于自己的事务,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日夜不停。不召唤它们却自行到来,不索求却由百姓自行生产出来,难道不是符合道的表现和自然规律的验证吗?《周书》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生产,器用就会缺乏;商人不流通,三种宝物就会断绝;虞人不开发,财物就会匮乏。财物匮乏,山林湖泽就不能开发。这四种人是百姓衣食的根源。根源大,物产就丰富;根源小,物产就稀少。上面可以使国家富裕,下面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的道理,不在于有人夺取或给予,而在于聪明的人有余,笨拙的人不足。因此,姜太公望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盐碱,人口又少。太公便劝导妇女发展纺织等女工,把技艺发挥到极致,并使鱼盐流通,于是人和货物都归集而来,像用绳串成的货物接连而至,又像车轮辐条向车毂集中。所以齐国人的冠带衣履闻名天下,海、岱之间的人都收拢衣袖前往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加以修治,设置轻重九府,于是齐桓公得以称霸,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匡正;管仲本人也有三归之台,地位在诸侯之臣以上,财富超过列国国君。因此,齐国富强,一直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古语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了,才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废弛于贫乏。因此,君子富裕了就喜爱施行自己的德行,小人富裕了只用来适意满足自己的力量。深水中会有鱼,深山中会有野兽,人富裕了,仁义也会归附。富有的人得到权势,声望更加显著;失去权势,门客就无处可去,也不会快乐。夷狄的情形更加严重。谚语说…… 足以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也不足以威慑小人。富有的人用木土建筑的房屋覆盖着锦绣,犬马有余肉余粟;贫穷的人穿着破旧短衣,衣不蔽体,只能含着豆子、喝着清水。作为编户齐民,他们本来同样享有利益,却因财力而互相争胜;即使沦为奴仆,也没有一点怨怒的神色。因此,那些装饰欺诈、作奸犯科的人能够在一生中自我满足,守道循理的人却不能免除饥寒之患。他们的教化,是从上面兴起的;这都是由于法度没有限度。所以列举他们的事迹,以传示世道的变迁。从前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一直到皂隶、守门人和击柝者,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以及死生礼制,各有等级。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身份卑贱的不能与尊贵者相比。这样一来,上下秩序井然,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了。于是辨别土地、川泽、丘陵、平原肥沃地、低湿地等各自适宜之处,教百姓种植树木、饲养牲畜,生产五谷六畜,以及鱼鳖、鸟兽、芦苇、蒲草、木材、器械等物资和养生送终所需的各种物品,无不按时培育;培育有时,使用也有节制。草木没有凋落时,斧斤不进入山林;豺狼尚未进行祭祀时,捕兽网不撒入野泽;鹰隼尚未开始捕击时,弓弋不施用于道路和山径。即使顺应时令取用万物,仍然规定山林不得砍伐新生枝芽,水泽不得伤害幼小的草木,蝗虫、鱼苗、兽胎和鸟卵也都有固定的禁令。这是为了顺应时令、宣通生气,使万物繁茂,储备充足,物资功用完备。做到这些以后,士、农、工、商四民依照土地的适宜,各自竭尽才智和力量,早起晚睡经营自己的事业,彼此交换劳动、互通有无、共同获利,从而都得到供养。不必等到征发和约期,远近各处便都充足。所以《易经》说:后王应当裁成财货,辅助天地适宜之处,以帮助百姓;备办物品、发挥器用,制作成器以利天下,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功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管子说:古代四民不得混杂交往。士人相互谈论仁义于闲暇宴饮之间,工匠相互商议技艺于官府之中,商人相互谈论财利于市井之间,农民相互谋划耕种收获于田野之中。他们早晚从事本业,不见异物便改变志向。因此,父兄的教导不用严厉便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用劳苦便能有所成就;各自安居乐业,甘愿吃自己的食物,认为自己的衣服美好。即使见到奇异华丽、纷繁奢侈的东西,也不是他们所习惯的,正如戎狄与于越彼此格格不入一样。所以欲望少而事务简约,财物充足而不争夺。在上位的人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于是百姓有羞耻之心并且尊敬长上,重视道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不用严刑也能治理天下的大概情形。到了周王室衰微,礼法败坏,诸侯雕刻椽木、涂饰楹柱,大夫在柱上刻山形、在梁上画藻饰,八佾舞于庭院,天子祭祀的《雍》诗在堂上撤祭时演奏。其流弊发展到士人和平民,无不脱离制度、抛弃根本:从事耕种的人少了,从事商旅的人多了,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渐渐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以后,礼义大坏,上下互相僭越,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有别,嗜欲无人节制,僭越失等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运难得的货物,工匠制造无用的器物,士人设计违背正道的行为,以追逐当时的爱好、获取世俗的资财;虚伪的人背弃实际而求取名声,奸邪之徒冒犯祸害而谋求利益;篡位弑君、夺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王公,围困劫夺、成就家业的人反而成为豪杰。礼义不足以拘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富有的人用木土建造的房屋披挂文锦,犬马多到剩余的肉粟;贫穷的人短衣破旧不全,只能含食豆菽、饮用清水。他们同样都是编户齐民,却因财力而彼此相争;即使沦为奴仆,也没有怨怒的脸色。因此,那些装饰欺诈、作奸犯科的人,在一世之间反而能够自我满足;而守道循理的人,却不能免除饥寒之患。这是因为教化从上面兴起,却没有相应的法度限制。所以列举这些事例,以传述世道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