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儿编卷十一　　　　　　宋　孙奕　撰正误

译这就叫做没有突然中断。至于如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所说：“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鲁直《观伯时画马》诗中说：“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傲令人瘦。”这里的古体诗“渠”字必须读作去声。近世翰林汪彦章（汪藻）挽洪承议太孺人诗的末句说：“欲识庆源何自远，大川东去未渠央。”中书舍人张安国（张孝祥）《水调歌头》的末句说：“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这两位先生直接把“渠”当作平声使用，是错误的。

有人引用《新唐书》中王求礼让苏味道的话说：“果以为瑞，则冬月雷渠为瑞耶？”李绛对宪宗说：“陛下焦心销志，求济时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邢文伟传》说：“自非义均弼谐，渠能进此药石？”张说对传说：“宰相时来则为非可长保，若贵臣尽杖正，恐吾辈及之，渠不为士君子地乎？”《皇朝文鉴》中宋子京的《治戒》说：“兄弟之不怀，求合它人，人渠肯信哉？”张舜民给石司理的信说：“唯是问能求益，渠敢遽然。闻命已来，勿知所济。”鲁直和答王世弼寄给七兄的诗说：“小材渠困我，持斵问轮扁。”凡此种种都是说“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查考《高祖纪》中项伯告诉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讵能入乎？”服虔说：“讵音渠，意思是未必应该能进入。”颜师古说：“服虔的说法不对，讵读作巨，意思是岂。”《孙宝传》说：“掾部渠有人乎？”渠读作讵，讵就是岂的意思。杜甫诗说：“牵牛处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讵见同？”也是这个意思。“渠”字读音虽然相同，却有两种解释，读者应当审慎辨别。它有时转为“遽”，又转为“讵”。“渠”与“讵”都解释为“岂”。只是与前文“未渠央”、“未遽央”中的字相同，但意义不同。

译丰碑

《檀弓》说：公室使用丰碑，三家使用桓楹。郑玄说：丰碑，是截断大木头制成的，形状像石碑，在棺椁前后四方树立，中间穿孔安装绞盘，下葬时把绳索绕在上面。天子用六条绳索，四块碑，前后各设双重绞盘。截断后，形状像大柱子。四根树立的柱子称为桓。诸侯用四条绳索，两块碑，碑就像桓一样。大夫用两条绳索，两块碑。士用两条绳索，没有碑。《既夕礼》说：国君下葬用輴车，四条绳索，两块碑。大夫下葬用輴车，两条绳索，两块碑。又说：凡是封土时要用绳索，去掉碑。郑玄说：碑，就是桓楹。在墓穴前后树立碑，把绳索绕在碑间绞盘上，牵引棺木离开。这时棺木下葬，让牵引的人都系上绳索并绕在腰间背负牵引，舒缓放松以防脱落。使用绳索去掉碑的时候，是放下棺木的时候。《祭义》说：祭祀那天，国君牵牲，进入庙门后，系在碑上。郑玄说：丽，就是系。意思是牵牲进入庙门，系在中庭的碑上。《聘礼》说：东北南上碑，在南边。解释的人说：宫室一定有碑，用来观测日影，引导阴阳。考察前面的四种说法，所谓的碑，在丧葬、祭祀、聘问、享用的时候，树立一块大木头罢了，并不是石碑。而它的字从石，只是取它坚固的意思。然而在上面刻写铭文，也未曾听说过。现在丧葬命令碑首雕螭、碑座雕龟，又改用石头，是后世儒者增加的内容。这是孙何《碑解》的话【出自《皇朝文鉴》】。我曾听说杜甫为皇甫淑妃写碑文说：“日居月诸，丘陇荆〇，列树拱矣，丰碑缺然。”又查《东观余论》说：“立碑在葬礼之后，应当在开元二十三年，是皇甫下葬时所作。”那么就是杜甫错误地把丰碑当作可以刻铭文的碑了。所以近世的人不探究其含义，凡是写挽诗的人，大多把丰碑当作刻铭文的碑来用了。

寿堂

现在士人的书信中称别人的母亲为寿堂，大概是不懂忌讳。查陆机《挽歌》说：“寿堂延魑魅。”注释说：“寿堂，是祭祀的地方。”意思是既然死在祭祀的地方，独自与魑魅相处。《楚辞》说：“謇将澹兮寿堂。”王逸说：“寿堂，是供奉神灵的地方。”林逋自己写《寿堂诗》说：“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踈。茂陵它日求遗藁，犹喜曽无封禅书【出自《皇朝文鉴》】又指坟墓为寿堂。推究来说，称别人的母亲，难道不违背情理、伤害道义吗？《毛诗》自有“寿母”二字【出自《閟宫》】为什么不称这个呢？

名讳

活着叫名，死了叫讳，从古就是这样。《礼记》说：“卒哭之后才避讳。”就是这样【出自《曲礼上》】曾经用韵书推究，所谓“御名”，旧称“御名”，大概是从生前以前来说的；所谓“庙讳”，大概是从附祭宗庙之后来说的。列在韵书开头，井然有序。古今名公巨卿，为人撰写轩、亭、堂、楼等记以及生祠碑，就说“公名某”；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和列传，就说“公讳某”，区别就是这样。世俗人不明白这一点，凡是宾主交谈，或者直呼某人名说“讳某”，或者问某人名为何讳，回答的人也说“讳某”，令人发笑。所以欧阳修《集古录》也说：“樊毅修华岳庙碑说：‘樊君讳毅，字仲德。’下车之初，恭肃神祀。”根据这块碑是当时所立，而太守活着就称讳，为什么呢？大概说这块碑的谬误，那么世俗人不分辨名讳，也很久了。

正昭

秦始皇名政，为他避讳的人，读正月为征月。晋文帝名昭，为他避讳的人，读昭穆为韶穆。流传到今天，应当按照本字读，才有分别。陆德明，是唐代大儒。从秦、晋到唐，也很久了。作《经典释文》时，为什么不单独列出一个音，来纠正错误？难道能让后学产生疑惑吗？正字暂且不谈，且以昭穆来说，没有其他说法。质询《孝经》疏说：昭，是明；穆，是敬。所以昭朝南面，穆朝北面，孙子跟随父亲坐罢了。如果音读为韶，不知道如何解释。朱熹也说：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庙文王当穆，武王当昭。所以《酒诰》称穆考文王，而《载见》及《访落》都称武王为昭考。我用《载见》《访落》验证，昭考并不读为韶考，为什么唯独昭穆有两个音？至于史炤在《通鉴》光武十八年，昭音韶，本音昭，也说招。用照下穆以顺上为义。后避司马昭讳，昭作韶，读他的说法是对的。不应该再音读为韶，请把征、韶的音一概清除，不必扰乱学者的耳目。自古避讳而转音的很多，都应当纠正。唯独这两个字，关系重大，而且常用急切，所以特别标出。

三辰

《益稷》说：“日月星辰。”孔安国说“日月星为三辰”。《桓公四年传》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预说“三辰日月星也”，都不指星名而言。辰则总括上面三事为辰，而辰不是别的东西。《周礼》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管天星，以记录日月星辰的变乱。郑玄说：“星谓五

译“纬”字，郑玄认为“辰”是指日月交会之处，不会重复出现。《洪范》第二条是“月”，第三条是“日”，第四条是“星辰”。孔颖达认为：“二十八宿依次出现，用来标记节气，十二辰用来记录日月交会的位置。”黄庭坚《蟹诗》说：“己标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意思是说巨蟹位于十二辰的“未”位。《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侯问伯瑕：‘什么叫六物？’回答说：‘岁、时、日、月、星辰就是。’晋侯说：‘你多次对我讲“辰”，却说法不同，什么叫“辰”？’回答说：‘日月交会之处就叫“辰”。’杜预认为‘一年中日月有十二次交会’。有一种说法认为“辰”指五星，另一种说法认为指二十八宿，但都把“辰”当作日月交会的次序。那么“辰”与“星”本来是不同的。韩愈有《东野失子》诗说：‘我悬挂日与月，我系住星与辰。’这大概是沿袭前人的说法而言。如汉代《律历志》说：‘三辰与三统相合，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与五行相合，三辰与五星相互经纬。’既然把星称为斗，又说斗之外还有五星，其说法大概就不一致了。司常掌管九种旗帜的物品，说‘画有日月的叫常而已’，起初并没有说画星。等到《左传》提到‘三辰旗帜’，则说画星却不说明画的是什么星。《穆天子传》称‘天子安葬盛姬，画有日月七星’，那是画北斗七星。众说纷纭，无所适从。我曾经思考并得出一种说法，来说明画在衣服和旗帜上，那么“辰”没有具体的形象可以描绘，而称之为“三辰”是合适的。如果说普遍祭祀天上的诸神，那么十二次也应当祭祀，而称之为“辰次”也是合适的。如果是祭祀和掌管天文，那么日月五星是天的七政，不得不把它们放在首位。所谓‘璇玑玉衡，用来整齐七政’就是这个意思。至于黄昏和黎明交替出现，如果没有二十八宿就无法辨别。所以五纪中所说的“星辰”，大概是二十八宿分布在四方，随着天体运转，依次在黄昏和黎明显现。像孟春时节‘黄昏时参星居中，黎明时尾星居中’之类，都是用来叙述节气的。因此知道五星的运行，百姓不把它作为日常观测的依据，所以选取二十八宿。至于乡饮酒礼中设三位宾客，以象征三光，这是古代的礼制，用日月来记录，用三光来象征，是政教的根本。注解说：三光，系于天上，是三大辰。《易》说：三光，是大火、伐、北极。大火与伐，是天用来向百姓显示早晚的，天下都以此为标准，所以称为大辰。辰，就是时。北辰，即北极，是天体的中心，取居中的意义。由此看来，孔颖达大概是因经文说日月，又说三光，于是强行解释，应当以日月作为通论。

译百姓务农

我曾读《谷梁传》成公元年记载说：“古代有四种百姓：有士人，有商人，有农民，有工匠。那么这四种百姓就有确定的名称了。”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米价每斗二十钱，农民受害；米价每斗九十钱，商人受害。”司马贞索隐解释说：“是说米价贱则农民受害，所以说‘病农’。如果米价每斗九十钱，则商人受害，所以说‘病末’。‘末’是指追逐末业从事商业的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汉书·食货志》却说：“卖粮太贵伤害百姓，太贱伤害农民。”韦昭解释说：“这里的‘百姓’指的是士、工、商。”他哪里知道“民”就是农民的总称呢？既然已经说了“民”，怎么又能再单独说“农”呢？由此可知，班固所说的“伤民伤农”，不如司马迁所说的“病农病末”那样界限分明。虽然如此，班固在《西都赋》中有这样的话：“士人享有祖先德行的名声，农民耕种祖先留下的田地，商人遵循世代相传的买卖，工匠使用高祖曾祖传下的规矩。”这也未曾说错，为什么唯独在《食货志》中就说错了呢？难道他在这里聪明，在那里愚蠢吗？况且支持韦昭说法的人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士、工、商，是强行加以区别。”然而《周礼·司市》也说：“凡是市场上禁止欺诈伪饰的规定，针对百姓的有十二条，针对商、贾、工的也各有十二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韦昭说士、工、商而不说农，《周礼》说农、工、商、贾而不说士。如果认为韦昭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周礼》的说法就是错的；如果认为《周礼》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韦昭的说法就是错的。《周礼》难道也会混杂汉代儒者的观点而这样写吗？至于孟子说：“确实能实行这五点，那么士、农、商、旅、民就都具备了。”既然说了商，又说旅；既然说了士、农、商，又说民，却不提工匠，也不能说掌握了语言的关键。

黎苗

《扬子·重黎篇》说：“如果秦、楚两国激烈争斗，震动天地，三正将他们的恶行散布于黎民百姓之中。”吴秘解释说：“散布他们的暴虐，比九黎扰乱德行还要严重。”关于三苗不恭敬的说法，这种解释很迂腐。司马光说：“黎苗，就是百姓。”我查考《广韵》，“黎”“苗”二字都解释为“众”。那么司马光的说法，文辞既明确，道理也安稳，确实有证据支持。

弋人何慕

《问明篇》说：“鸿雁高飞入冥冥之中，射鸟的人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呢？”查考《后汉书·逸民传序》引用这句话时用的是“篡”字，韩愈《酬崔少府》诗中说：“少嫌弋者篡。”现在司马光也说作“篡”，认为有的版本作“慕”字是错误的，这确实有所依据。

日一日劳

《孝至篇》有人问关于“劳”和“功”的问题，回答说：“日一日劳，考载曰功。”司马光说：“‘载’是事的意思，天道运行不停息，这就是它的‘劳’；完成造化的事业，这就是它的‘功’。”他的解释非常完美。旧注把杜审问的“劳”和“功”当作两件事，于是就在“日一日劳考载”文下解释，断句为“功”二字，下面一句读法不明确，读起来很别扭。司马光的说法是对的，但不纠正其句读，也是不对的。下面的“日”字应当读作“曰”，以“日一曰劳”断句，“考载曰功”断句。意思是说，“日”专一而不停息，就称之为“劳”；凭借它完成事业，就称之为“功”了。

道术

庄子说人们相忘于道术，应当读作经术的“术”。《广雅》说：“术，也是道路的别名。”《吕氏春秋》说：“子产辅佐郑国，桃李垂挂在路边。”《文选·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说：“来人迷失在新路上，去人困惑于旧小路。”注释说：“术、蹊都是山路。”陈晋之解释《学记》中“术有序”说：“《月令》中有‘审端径术’，乡饮酒礼，《庄子》中都有‘道术’的说法。”由此可知，大的路称为“道”，小的路称为“术”，这才明白郑玄的音释是错误的。确实，《庄子》用“江湖”与“道术”对举，那么直接指代道路是毫无疑问的。三国时期的袁术，字公路。杜甫《朝享大庙赋》押“栗”字韵，其中有句：“曙黄屋于道术。”又《寄韦尹丈人》诗中说：“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用“道术”与“乾坤”对举，都明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庄子语疵

司马迁说：“庄周他的学问无所不闻，可以说渊博通达了。然而他著书立说，不无小毛病。看他讥讽齐威公读古人的糟粕，固然很好；但说轮扁砍削车轮，难道不是糟粕吗？说孔子七天不吃火食，或许有可能；但藜羹不糁，难道不是火食吗？”

荀子反经

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儒者，敢于自信而喜好标新立异，没有谁比得上荀卿了。尧舜是揖让禅位的君主，他却认为不是禅让；周公是恭敬节俭的臣子，他却认为不恭敬不节俭。子思是别人不可非议的，他却非议他；孟子是别人不敢非议的，他却非议他。礼义本来不是虚伪的，他却认为是虚伪的；人性本来不是恶的，他却认为是恶的。六经中有亲自出自孔子笔端的，有确实记载圣人本意的。荀卿却一概加以反对，所以《议兵》篇说：“尧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大治。”杨倞解释说，一人是指鲧，二人是指共工、驩兜。他又自己说：“尧讨伐驩兜，禹讨伐共工。”这不仅与《舜典》中“四罪”、《左传》中舜除去四凶的说法不同，而且自相矛盾。更严重的是，《正论》中有这样的话：“象刑不是产生于治理良好的上古，而是与混乱的当今一起出现的。”这就直接不认为《典谟》中“象刑惟明”的话可信，喜好标新立异到了极点。推究来说，象刑的制度，就是《周礼》

译“在象魏上悬挂刑法的图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将刑罚画成图像，无非是描绘墨刑、劓刑、刖刑、宫刑、死刑这五种刑罚的使用，以及刀锯斧钺的形状，向人们展示，使他们防患于未然，从而懂得畏惧罢了。如果懂得畏惧，就不会再触犯刑律，这才符合刑罚旨在最终消除刑罚的本意。怎么能说这不是产生于治理良好的上古时代呢？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就是敢于杀人却不敢施加刑罚。然而李斯、韩非的严酷刻薄，不应当归罪于韩非、李斯，而应当归罪于你，你也就是那些制作俑人（开创恶劣先例）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