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儿编卷四 宋 孙奕 撰经説
乎？于下句既不可读，又不可説，当依方氏作一句为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母」字旧音无，亦非。
译吗？在下句中既不可读，又不可说，应当依据方氏的说法将其作为一句才是正确的，这样也避免了改动文字的弊端。下面的“母”字旧注音为“无”，也是错误的。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当作蔡。蔡叔之蔡，此绥服之制，内外皆千里也。
鹰化为鸠
月令于仲春言鹰化为鸠，盖喜其能变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周礼·司裘》注亦云仲秋鸠化为鹰，而月令于仲秋当言而不言者，嫌其变而之不仁，故不记也。
养老于学
内则》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四代之养老，必于学，何也？盖人君之于养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为人子止于孝，而父子有亲者，人伦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学，所以明人伦者，其谓此夫？」然则于此而养老，岂不得其所哉？《祭义》又曰：「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徳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防寡，此由大学来者也。即是而观，古之圣人，莫不于此为重，所以治效如此其盛。
燕居闲居
或者谓《礼记》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闲居》，无乃赘乎？答曰：郑氏不云乎？「退朝而处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闲居。」王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闲。」孔子可以即安，故次之以《燕居》《闲居》。
毫厘
经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汉东方朔传》引《易》失之毫厘。按今《易》中无此语。顔师古曰：《易》象之别记也。陈正敏《遯斋闲览》曰：欧阳永叔作《传》图序云：予读《经解》至引《易》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之句，恠今《易》无此文，疑《易》非完书。且《经解》所引，按王充论注，乃《易》纬之文。永叔于《易》经求之，误矣。则又与顔师古之説小异。及攷字书，毫厘当用▯字，而太史公用厘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厘、丝忽者，皆假厘字用之。《説文》：厘，福也，理也。▯，牛尾也。十毫曰▯。而前汉《五行志》曰：天汉三年八月，天雨白牦。师古曰：凡言厘者，毛之彊曲者。志用▯字，而师古注用厘字，则知厘、牦二字通用乆矣。
盘铭
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塲屋屡出，盘铭又「日新」。赋及盘铭诗，学者徃徃多因方氏误指为燕器，故国学诗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经防。按正义曰：「汤沐浴之盘而刻铭为戒，必于沐浴云者，戒之甚也。盖取其澡身浴徳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义。」抑尝观诸荀子曰：「君者，盘也；水者，民也。盘圆则水圆。」谓之「盘圆则水圆」，则盘非沐浴之器而何？
春秋书法
春秋之辞简而严，春秋之防婉而微。然所书大约有三：断自隠公而下，讫于获麟。首王而系月，首月而系事，以一天下之统；先王人而黜诸侯，先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势。仰观天下之灾异，俯察人事之善恶，褒贬予夺，一归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书之大约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纪元必书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用周正，周正以建子为首。歳在夏为十一月，不得四时之正，惟取其一阳生之月而已。若建寅则便于民，事故《尧典》所尚，则夏正诚万世不易之典也。或谓夫子作《春秋》，以夏时冠正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位而不敢自专，殆不然也。且以僖公五年书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观之，实夏之十一月也。使属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以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苖，观之，实夏之五月也。使属夏之秋，麦尚有苖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襄公二十八年春无氷，若非周之春冬氷霜，何足为灾乎？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为伤乎？由是而言，则知《春秋》之用周时无疑矣。且周公，周之▯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春秋》，反不
译距离王城千里之外的地区称为采地，千里之内的地区称为甸地，千里之外的地区称为采地，称为流地。“采”字应当作“蔡”。蔡叔封国的蔡，这是绥服的制度，内外范围都是千里。
《月令》在仲春时节说鹰变成了鸠，大概是喜悦它能改变不仁的心性。如同《王制》说鸠变成了鹰，然后才设置捕鸟的网罗。《周礼·司裘》的注也说仲秋时节鸠变成了鹰，而《月令》在仲秋应当说却不说，是嫌恶它改变了不仁的本性，所以不记载。
《内则》说：有虞氏在上庠供养国老，在下庠供养庶老；夏后氏在东序供养国老，在西序供养庶老；殷人在右学供养国老，在左学供养庶老；周人在东郊供养国老，在虞庠供养庶老。虞庠位于国都的西郊。四代养老，一定在学宫，为什么呢？大概君主对于养老，是用来教化天下人的孝道。做儿子的止于孝，而父子之间有亲情，是人伦的开始。孟子说：“三代设立学校，是为了阐明人伦，说的就是这个吧？”既然如此，在这里养老，难道不是得其所吗？《祭义》又说：“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是用来教化诸侯的悌道；在西学祭祀先贤，是用来教化诸侯的德行。”因此乡里有尊长，年老贫穷者不被遗弃，强者不侵犯弱者，众人不欺侮寡人，这都是从大学教化而来的。由此看来，古代的圣人，没有不重视这一点的，所以治理的成效如此兴盛。
有人问《礼记》篇名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闲居》，岂不是多余吗？回答说：郑玄不是说过吗？“退朝后安处称为燕居，退燕后避开他人称为闲居。”王升也说：“退朝称为燕，退燕称为闲。”孔子可以随即安处，所以接着编排了《燕居》《闲居》。
《经解》引用《易经》说：君子谨慎开始，差错如同毫厘。《汉书·东方朔传》引用《易经》说失之毫厘。查考现在《易经》中没有这句话。颜师古说：这是《易经》象数的别记。陈正敏《遁斋闲览》说：欧阳修作《易图序》说：我读《经解》到引用《易经》说：“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的句子，奇怪现在《易经》没有此文，怀疑《易经》不是完整的书。况且《经解》所引用的，查考王充的论注，乃是《易经》纬书的文字。欧阳修在《易经》经文中寻求，错了。这又与颜师古的说法稍有不同。等到查考字书，毫厘应当用“〇”字，而太史公用“厘”字，是借用来用的。世间用毫厘、丝忽的，都是假借“厘”字使用。《说文解字》：厘，福也，理也。〇，牛尾也。十毫曰〇。而前汉《五行志》说：天汉三年八月，天下白牦雨。师古说：凡是说厘的，是毛的强曲者。志用〇字，而师古注用厘字，就知道厘、牦二字通用很久了。
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考场屡出，盘铭又“日新”。赋及盘铭诗，学者往往多因方氏误指为燕器，所以国学诗有“食息不遑安”的句子，完全不明白经义。查考正义说：“商汤沐浴的盘子而刻铭作为警戒，一定在沐浴时说，是因为警戒非常严厉。大概取其澡身浴德常加之意，所以有日新而又新的意义。”我曾经观察荀子说：“君主，是盘子；水，是百姓。盘子圆则水圆。”称为“盘子圆则水圆”，那么盘子不是沐浴的器具又是什么？
《春秋》的文辞简练而严肃，《春秋》的义理委婉而微妙。然而所记载的大约有三个方面：断自隐公而下，直到获麟。首王而系月，首月而系事，以统一天下的统绪；先王人而黜诸侯，先诸侯而黜大夫，以明辨天下的名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以端正天下的形势。仰观天下的灾异，俯察人事的善恶，褒贬予夺，一概归于大中之道。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大约内容。
《春秋》纪元一定书写春王正月，是为了尊崇周朝。尊崇周朝一定使用周正，周正以建子为首。岁在夏为十一月，不得四时的正位，只取其一阳生之月而已。如果建寅则便于民，所以《尧典》所崇尚，那么夏正确实是万世不易的典制。有人说夫子作《春秋》，以夏时冠正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表示无位而不敢自专，大概不是这样。况且以僖公五年书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观之，实夏之十一月也。如果属于夏之春，日有南至吗？又以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观之，实夏之五月也。如果属于夏之秋，麦尚有苗吗？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如果不是周之春冬冰霜，何足为灾呢？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如果不是周之秋不雨，何足为伤呢？由此而言，则知《春秋》之用周时无疑矣。况且周公，周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春秋》，反不
用其时，是败常乱纪。自夫子倡之，尚何以律它人乎？益知夫子修周公之法，岂茍作云乎哉？
译如果顺应这种时势，就是败坏常规、扰乱纲纪。既然夫子倡导如此，又拿什么来规范其他人呢？由此更加明白，夫子修定周公的法度，难道是随意妄为的吗？
矢鱼观社
隠公矢鱼于棠【五年】庄公如齐观社【二十三年】春秋皆书，云讥其举动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鱼乃有司之事，于己所不当射而射；齐社乃他国之事，于我所不当观而观。二者胥失之，春秋书以示贬，益知人君不当亲举者也。
家父求车
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使，音防吏切。言使者私有求于鲁，即非致天子之命。致天子之命，则不得谓之求。故《春秋》书「家父」而加「天王使」于其上，以贬之。谓既为天王之使而来，则不当私有所求也。
俭徳之共
左氏庄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諌曰：「臣闻之，俭徳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按司马温公《训俭文》援此语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后汉翟酺上防曰：「俭徳之恭，直作恭。」今详杜预以不丹楹刻桷为共之説，则读为恭者非，况陆氏无音。
陈杀其大夫泄冶
孔子尝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盖君子处世之法，不可茍也。圣人于▯武子，取其得智愚之道；于▯伯玉，取其得仕卷之理。至于史鱼，则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邦无道而直，岂不速其祸哉？危行言孙足矣。今泄冶之諌，陈灵公斥之以宣淫之丑，指之以公卿之恶，其言无隠，可使人畏，可使人愧，然讫不能回灵公荒淫之心者，盖当无道之时，不能雍容防陈，引其君于当道，必欲轩然以直鸣，是所以杀其身而已矣。夫子于《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书「陈以其君与二卿同杀之也」，书「大夫」，言其刑不当上及而自取之也；称泄冶，则咎其以讦直杀身也。杀諌臣者，必亡其国，所以有征舒弑君，楚子灭陈之祸。
税畆丘甲田赋
宣公之初税畆【十五年】讥其始什二而税也。成公之作丘甲【元年】讥其赋増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田赋【十二年】讥其既什二而税其田，又什二而敛其十也【一説用田赋者，田以足食，赋以出兵，使田出赋，民何以堪乎】
筑囿
宣公之十三年夏，筑蛇渊囿，以游观而劳民也。成公之十八年八月，筑鹿囿，以飬兽而劳民也。昭公之九年冬，筑郎囿，以逺筑而劳民也。鲁侯不道，既烦其役，又非其时。斯三者，皆贬之。故曰：“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见易象春秋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夫《易》自《易》，《春秋》自《春秋》，初无与于礼，而宣子乃云耳，何耶？盖礼之为礼也，辨尊卑，别贵贱，正君臣，定名分，数者不失其所，即周礼之所在也。故《系辞》有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髙以陈，贵贱位矣。”此《易》象之体也。孟子有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春秋》之体也。惟其辨尊卑，别贵贱，正君臣，定名分，举不外此，孰谓周礼而非《易》象《春秋》耶？且言偃尝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闻欤？”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干焉。坤干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亦以夏殷之《易》而观夏殷之礼者，皆是义也。岂非《易》之所见者象，礼之所形者器？《系辞》不云乎：“以制器者尚其象。”则观其《易》，固可以知其礼。况坤干者天地也，夏时者四时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时有先后之序，礼之实如斯而已。因观《易》以知礼，则观《春秋》可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曰：「一个，独使也。行李，行人也。」陆音：「个，古贺反。」一本作「介」。按李文正《资暇集》云：「李字人姓之外，更无别义。」《左传》「行李之徃来」，杜不防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逺行结束次苐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旧文使字作「▯」，传冩误作「李」。使「▯」，山下「人」，人下「子」，则「▯」与「李」相近，乃知杜之説是，而读非。僖公七年曰：「行李之役，共其
译射箭捕鱼与观看社祭
隐公在棠地射鱼，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这两件事《春秋》都记载了，意思是讥讽他们的行为不合礼制。矢，就是射。射鱼本是主管官员的职责，隐公不该亲自射却射了；齐国的社祭是他国的事，庄公不该去观看却观看了。这两件事都失礼，《春秋》记载以示贬斥，更加说明国君不应当亲自做这些事。
家父求车
桓公十五年，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求车。使，音防吏切。说家父作为使者私下向鲁国有所求，而不是传达天子的命令。如果是传达天子的命令，就不能称为“求”。所以《春秋》记载“家父”，并在上面加上“天王使”，以贬斥他。意思是既然作为天子的使者而来，就不应当私下有所求。
俭德之共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春天，雕刻屋椽，都不合礼制。御孙劝谏说：“我听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大恶之首。”按司马光《训俭文》引用这句话并解释说：“共，就是共同，于是写作‘共’。”后汉翟酺上奏说：“俭德之恭，直接写作‘恭’。”现在详细考察杜预以不丹楹刻桷为“共”的说法，那么读作“恭”的是错误的，何况陆德明没有注音。
陈杀其大夫泄冶
孔子曾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逊。”这是君子处世的方法，不能苟且。圣人在评价臧武仲时，取他懂得智愚的道理；在评价蘧伯玉时，取他懂得出仕与退隐的准则。至于史鱼，则一贯以正直著称。国家政治清明，正直是可以的；国家政治黑暗而正直，难道不是加速灾祸吗？行为正直、言语谦逊就足够了。现在泄冶的劝谏，陈灵公斥责他宣扬淫乱的丑事，指责公卿的恶行，他的言语毫无隐讳，能使人畏惧，能使人羞愧，但最终不能挽回陈灵公荒淫的心，大概是因为在政治黑暗的时候，不能从容委婉地劝谏，引导国君走上正道，一定要公然以正直发声，这就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孔子在《春秋》中记载“陈杀其大夫泄冶”，意思是陈国因为国君和两个卿大夫一起杀了他；记载“大夫”，是说刑罚不应当上及国君，而是他自己招致的；称泄冶的名字，是责备他因直言揭短而招致杀身之祸。杀害劝谏大臣的，必定会亡国，所以后来有夏征舒弑君、楚子灭陈的祸患。
税亩、丘甲、田赋
宣公初年实行税亩，讥讽他开始实行十分取二的赋税。成公实行丘甲，讥讽他赋税增加了四分之一。哀公实行田赋，讥讽他既对田地征收十分之二的税，又对十分之二的收入再征收十分之二的税。（另一种说法：实行田赋，田地用来生产粮食，赋税用来出兵，让田地出赋税，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
筑囿
宣公十三年夏天，修建蛇渊囿，为了游观而劳民。成公十八年八月，修建鹿囿，为了养兽而劳民。昭公九年冬天，修建郎囿，因为远离都城而劳民。鲁侯无道，既烦扰劳役，又不合时宜。这三件事，都予以贬斥。所以说：“没有苑囿还可以，没有百姓怎么行呢？”
见《易》象与《春秋》
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易》自有《易》的道理，《春秋》自有《春秋》的道理，起初都与礼无关，而韩宣子却这样说，为什么呢？大概礼之所以为礼，在于辨别尊卑，区别贵贱，端正君臣关系，确定名分，这几项不失其位，就是周礼所在。所以《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就确定了。卑高陈列，贵贱就定位了。”这是《易》象的体现。孟子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畏惧了。”这是《春秋》的体现。既然辨别尊卑，区别贵贱，端正君臣，确定名分，全都离不开这些，谁说周礼不是《易》象和《春秋》呢？而且言偃曾经问：“夫子极力谈论礼，可以听听吗？”孔子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到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夏历。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到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干。坤干的意义，夏历的等级，我以此来观察。”孔子也是用夏殷的《易》来观察夏殷的礼，都是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易》所显现的是象，礼所体现的是器吗？《系辞》不是说：“制作器物的人崇尚象。”那么观察《易》，本来就可以知道礼。何况坤干代表天地，夏历代表四季。天地有上下的位置，四季有先后的顺序，礼的实质就是这样。通过观察《易》来了解礼，那么观察《春秋》就可以知道了。
行李
襄公八年，不派一个行李向寡君报告。杜预说：“一个，就是单独派遣。行李，就是使者。”陆德明注音：“个，古贺反。”一本作“介”。按李文正《资暇集》说：“李字除了作为姓氏外，没有其他意义。”《左传》“行李之往来”，杜预没有防备“理”的意思。注说：“行李，就是使者。”现在远行收拾行装叫做行李，而没有醒悟这是行使的意思。按旧文“使”字写作“〇”，传抄误作“李”。使“〇”，山下“人”，人下“子”，那么“〇”与“李”相近，于是知道杜预的说法是对的，而读音是错的。僖公七年说：“行李之役，共其
乏困。」昭公十三年又云：「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既谓为「行李之役」，又谓为「行理之命」，则是行使无疑也。但「理」「李」字异读。《管子·五行篇》：「黄帝得后土而辩于北方，故使为李。」又曰：「冬季也。」注云：「李，狱官也。」益知古者多以「李」为「理」矣。
译匮乏困顿。」昭公十三年又说：“行理的命令，没有哪个月不到达的。”既然称为“行李之役”，又称为“行理之命”，那么“行”是“行使”的意思无疑了。只是“理”和“李”字的读音不同。《管子·五行篇》说：“黄帝得到后土而明辨北方，所以让他担任李。”又说：“冬季也。”注解说：“李，是狱官。”更加知道古人多把“李”当作“理”用了。
宰木
左氏传》：“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谷梁传》作“子之▯木已拱矣”，《公羊传》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也。”合三传而求之，《左氏》曰“墓”，即《谷梁》曰“▯”也，▯、宰字相近，《公羊》乃譌而为“宰”，注则又譌以传譌。
论语总説
论语》一书，凡称“子曰”者，与弟子答问之辞也；称“孔子对曰”者，皆答君之辞也。答异邦之君，亦然。盖示其敬也。于昭公、定公、哀公不称其国，于齐景公、卫灵公则称之者，盖夫子鲁人也，以示其莫非臣也。其为敬君，莫大焉。至如孔子之髙弟，莫顔子若也，其书尚以名称。独有若曾参得以子称，又见是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师也。以至于羣弟子，则称名；于子产、蘧伯玉则称字，又别其非同门之友矣。
作经本末
圣贤之书，岂茍作云乎哉？尝观《论语》颠末，夫岂无他説？断断乎首以学名，篇以「学而时习之」冠于首，而必终之以「尧曰」者，谓学者必以圣王为师，而圣王则莫尧若故也。是以荀卿之书，首标以「劝学」，首发端以「学不可以已」，而以「尧问」之篇终之。扬雄之书，亦首名以「学行」，首发端以「学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一言终之。盖有望于后之君子，复古云。
三年无改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章观人子之所为也。言其父在，吾则观其子所以善继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没，吾则观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观以三年之乆，不改于父日用常行之道，则可谓尽子之孝道矣。盖谓他人观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观其父之志行者也。学者于此，当于「观」字上求之，以三年观之，见其不改，则知终身无改矣。然则欧公「三年无改」问不疑可也。
贫而乐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较之《史记·仲尼弟子传》、后汉《东平王论》皆曰「贫而乐道」，多一「道」字，必是脱文。
从心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字无音，或作纵字，非也。当以从心所欲为矩。
视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扬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则其意所指也。」谓圣门之于人也，初详视其意指，中泛观其踪迹，终深省其定向，则自始及终，无不见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异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己，如末之也己。之，己，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杨、墨，则欲杨、墨之害止；韩子辟佛、老，则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示儿编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示儿编卷五 宋 孙奕 撰经説
论语哀公问社
哀公问社于宰我【至】既徃不咎。按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公遇孟武伯，问曰：「余及死乎？」三问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则哀公怀去三桓之心乆矣，而患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则戮于社」之意【甘誓】以问焉。宰我谓周人以栗，使民战栗，劝之以诛也。圣人警之以成事不説，遂事不諌，既徃不咎之三语。谓三桓自宣公以来至于今，势偪公室，积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诛之，则昭公之事可鉴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乱昭公奔齐】哀公茍知自治，则三桓之祸自息，无事于诛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至】不去也。盖富贵，人之大欲存焉。善处富贵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处富贵，则不处之也。贫贱，人之大恶存焉。善去贫贱者，必以其道。茍不以其道而得去贫贱，则不去之也。」
观过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谓偏也。偏则过之所由起也。观吾有偏而不正之处，于此乎？识之，则过不得着见矣。非
译宰木
《左传》记载：“蹇叔哭着说：‘孟子，我只看到军队出发，却看不到他们回来。’”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懂得什么？如果你能活到中寿，你坟上的树已经合抱粗了。”《谷梁传》写作“你坟上的树已经合抱粗了”，《公羊传》写作“宰上的树合抱粗了”。注解说：“宰，就是坟。”综合三部传文来推求，《左传》说的“墓”，就是《谷梁传》说的“坟”，“坟”、“宰”字形相近，《公羊传》于是讹误成了“宰”，注解又因传文的讹误而跟着讹误。
论语总说
《论语》一书，凡是称“子曰”的，都是孔子与弟子问答的言辞；称“孔子对曰”的，都是回答君主的言辞。回答别国君主，也是如此。这是表示恭敬。对于鲁国的昭公、定公、哀公不称其国号，对于齐国的景公、卫国的灵公则称其国号，这是因为孔子是鲁国人，用来表示他们都是自己的君主。这种对君主的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至于孔子的高足弟子，没有比颜回更贤能的，书中尚且直呼其名。只有子有、曾参得以称“子”，又可见这本书成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手中，所以不敢直呼他们的名字，这是为了尊崇老师。至于其他众弟子，则直呼其名；对于子产、蘧伯玉则称其字，这是为了区分他们不是同门的友人。
作经本末
圣贤的著作，难道是随意写成的吗？我曾观察《论语》的始末，难道没有其他的说法吗？坚定地以“学”为名，首篇以“学而时习之”冠于篇首，而必定以“尧曰”篇结尾，是说求学的人必定以圣王为师，而圣王中没有比尧更贤能的缘故。因此荀子的书，首篇标以“劝学”，开篇以“学不可以已”发端，而以“尧问”篇结尾。扬雄的书，也首篇名以“学行”，开篇以“学行之上也”发端，而必定以“唐矣”一句话结尾。这是期望后来的君子，恢复古道。
三年无改
孔子说：“父亲在世，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生前日常遵循的道，就可以说是孝了。”这一章是观察儿子行为的。说父亲在世时，我就观察儿子如何善于继承父亲志向的意愿；父亲去世后，我就观察儿子如何善于叙述父亲事迹的行为。如果观察三年之久，不改变父亲日常遵循的道，就可以说是尽到了儿子的孝道了。这是说别人观察儿子的志向和行为，不是儿子自己观察父亲的志向和行为。求学的人在这里，应当在“观”字上探求，用三年来观察，看到他不变，就知道他终身都不会变了。那么欧阳修关于“三年无改”的疑问就不值得怀疑了。
贫而乐
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却好礼的人。”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后汉《东平王论》都说的“贫而乐道”相比，多了一个“道”字，必定是脱漏了文字。
从心
七十岁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从”字没有读音，有人写作“纵”字，是不对的。应当以从心所欲作为规矩。
视其所以
“所以”，是指他的意图。扬子说：“得到他的话，没有得到他说话的原因。说话的原因，就是他意图所指的地方。”说圣门对于人，起初详细观察他的意图，中间广泛观察他的踪迹，最后深刻反省他的定向，那么从开始到结束，没有看不见的，哪里能隐藏他的真情呢？
攻乎异端
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这是有害的。”“攻”，如同攻击人的恶行的“攻”；“己”，如同句末语气词“也”。“之”、“己”、“已”都是停止的意思。说攻击异端邪说，使我们的道光明，那么异端邪说害人就会自然停止。如同孟子排斥杨朱、墨翟，就是想让杨朱、墨翟的害处停止；韩愈辟佛、老，就是想让佛、老的害处停止。
示儿编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示儿编卷五 宋 孙奕 撰 经说
论语哀公问社
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的事【至】既往不咎。按哀公忧虑三桓的奢侈，想用诸侯的力量去除他们。哀公遇到孟武伯，问说：“我能活到死吗？”问了三次都不回答。哀公想用越国攻打鲁国来去除三桓【哀公二十七年】，那么哀公怀有去除三桓的心思很久了，而忧虑他们强大，所以借用古人“不服从命令就在社神前杀戮”的意思【甘誓】来询问。宰我说周人用栗木，使百姓战栗，是用诛杀来劝诫。圣人用“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三句话来警示。说三桓从宣公以来到现在，势力逼迫公室，积威五代，没有人能制约他们。一旦想要诛杀他们，那么昭公的事就可以作为鉴戒了【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乱，昭公逃到齐国】。哀公如果知道自我修养，那么三桓的祸患自然平息，不需要诛杀。
不以其道得之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至】不去也。大概富贵，是人的大欲所在。善于处理富贵的人，必定用正当的途径。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而得到并处于富贵，那么就不处于富贵。贫贱，是人的大恶所在。善于去除贫贱的人，必定用正当的途径。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而去除贫贱，那么就不去除它。”
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过错，各有其类别。观察过错，就知道仁了。”“党”，是说偏颇。偏颇就是过错产生的原因。观察我有偏颇而不正的地方，在这里吗？识别它，那么过错就不能显现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