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

译唐文皇《告少林寺书》文皇围攻洛城时，因为少林寺僧人建立了功劳，便派使者送信慰问，并且给他们发了褒奖。书法不十分工整，却也不俗，应当是幕僚所写。信中“世民”二字用行草书写，是皇帝亲自押署的。开头的“开元神武皇帝书”，是后人妄自添加的。如今少林寺僧人还把白棒高举在天下人之上，难道佛教所谓的护法，在当时就已经如此了吗？题武后书《升仙太子碑帖》后 武氏以牝鸡司晨，篡改唐朝鼎运；看了这篇书法，竟想扰乱千古以来统一文字的治理，唉，何其过分啊！文章似乎出自北门诸学士之手，意态柔软媚弱，没有铁椎捶打烈马时的豪壮气概；而且既然为太子立碑，却用莲花、六郎来称呼他的后身，难道不玷污千古的史册吗？我为此笑了一笑。孔子庙堂碑 虞永兴的《孔子庙堂碑》石刻在关中，我有两本，其中较好的一本送给了弟弟。碑文虽然残断缺失，却没有严重剥蚀，但这是五代时的翻刻本。开头有相王李旦书写的碑额，大概原来没有碑额，是武后增添的。到了唐文宗时，冯祭酒冯缵请求砍去“周”字，于是《唐史》便把这块碑误认为是武后时期所立。相王所写的“大周孔子庙堂之碑”，虞世南的书法进入妙品。评论者说它的德性接近褚遂良，又说可以和欧阳询齐名，而专擅一体的成就超过欧阳询。它像登上层台缓步而行，高高超脱于尘世；又像行路人经过精心选择，几乎没有失误的言辞。只是流传下来的很少。我曾见贾耽相公极力称赞虞世南的笔法，末尾说：“《孔子庙堂碑》，不过是青箱中的至宝罢了。”唉，当时已经珍贵到这种程度，何况千年以后呢？它的残碑断墨，就像鲁灵光殿的遗迹，只是再经过摹写镌刻，虽然典范形貌仅仅保存着，风骨锋芒却已经磨损殆尽，所剩无几了。想到唐代碑石的损毁，实在令人感慨而心惊。又 记下这块碑一个多月后，有客人又来出售一本。开头有“孔子庙堂之碑”六个字，残缺很少，戈法依然清楚，显出虚和清粹的气色。自此传入人间，确定是宋代拓本无疑了。可惜后来遗失了几十行，只好购买另一部好的本子来补足。为了作为山房中的清雅玩赏之物，我又记入法书目录，其中还有“永兴谢文皇表”“碑成后进呈”“皇上赐给他右军黄银印”等语，所以称为谢本。唉，文皇对永兴的期许真是到了极点。九成宫醴泉铭 《书断》说欧阳率更的楷书出自大令，森然如武库中的矛戟。虞永兴称赞他不挑纸张和笔具，都能随心写得如意。高丽也知道珍爱重视，派使者来求取。他的名声竟大到如此；然而书法太伤于瘦削节俭，古法也稍有改变。唯独《醴泉铭》在遒劲之中不失婉转润泽，尤其合乎书法之美。这帖是十年前得到的，文字已经残缺，字迹也模糊，但和汴京刻本相比，仍像未央宫的瓦片，多少还没有荡失古意。因此记下并收藏它。又 我所拥有的《醴泉铭》，字画大体齐全，还能辨认。后来又得到一本，更加完整。觉得其中精微的意趣和古朴的色泽流映在眼前，摩挲观赏了一整天，欧阳率更之于索靖，正如李阳冰之于《碧落碑》。甚至下马、坐卧，都反复品味欣赏，十多天也舍不得离开。古人说：“理解它，就会喜爱它。”我并不理解却喜爱它，已经喜爱了；而且又完全不理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又 郑公的这篇文章，借隋代的巨大华丽来归结唐德的节俭损益，虽然是颂文，却有讽谏的体制，显然是谏诤记录中的语言。渤海人书写郑公的文字，应当知道两者相合。虞恭公碑 欧阳率更书写的《温虞公碑》，是从卖书人那里得到的，残缺得已经无法读通了。但只看它的字画之妙，也不在《醴泉铭》《化度寺碑》之下。它像郭林宗，虽然品格清峻，却虚和近人；他的其他书法不免像李元礼那样有铮铮松风之声。化度寺碑 赵子固把欧阳率更的书法、《化度寺碑》《醴泉铭》列为楷法第一，我不敢完全这样说，但《化度寺碑》确实是率更碑刻中的第一，尤其精妙，深深合乎结体方正、用笔圆转的妙处，只是残缺得尤其厉害。往年得到一本，只有二百多个字；后来又得到一本，虽然剥蚀严重，但能够读出的字多了一倍。大概是前一百年间的东西，而字意稍稍缓散，不能像那本较少的那样精劲。难道是拓工稍差的缘故吗？因此把两本合在一起记下，等待在明窗下仔细展开，研究它们所以不同的原因。皇甫府君碑 欧阳率更书写的《皇甫府君碑》，与其他帖相比，尤其险峻劲健。这是欧阳家兰台体的源头，石刻在西安，虽有些苔藓剥蚀，大体还可以诵读。皇甫君名诞，仕于隋朝，死于汉王杨谅叛乱之难，抚恤和赠谥等典礼并不薄。后来因为儿子无逸在唐朝显贵，才得以立碑。唉！死者如果有知，难道能不发出麦秀之叹吗？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道因与玄奘同为译经之人，可以见《高僧传》；碑文也宏大华丽，很有欧阳家自己的文辞风格。但与简栖、头陀相比，简直相差一个小劫。评论者说欧阳兰台的书法比父亲瘦弱怯薄，却比父亲险峻。这块碑像病中的维摩诘，又像品格高尚而贫穷的士人，虽然不富于欢乐，但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值得珍重。我曾说：皇象的《文武帖》、索靖的《载妖帖》是章草中有鸟迹笔意的作品；颜真卿的《家庙碑》、茅山碑，是楷书中使用玉箸笔意的作品；兰台的《道因碑》，则是楷书中使用八分笔意的作品。这些道理，不容易向庸俗之人说明。赵模《千文》赵供奉在贞观年间以书法闻名，曾与诸葛贞一起临摹《兰亭》并刻石。这帖据说也是摹写晋代真迹，藏在吴江史鉴那里；笔画匀整流畅，法度森严，只可惜结体稍显局促，缺少萧散的趣味。

译褚书《圣教序记》我旧藏的褚登善《圣教序》记，笔势婉媚遒逸，波磔拂掠处像铁线般盘曲挺立，大概是善本。后来陕西省又送来一纸，轻弱得不值得谈论；有人认为是翻刻本，有人认为原本有两种，只是两本都有可疑之处。旧藏本称建于龙朔三年；考察褚遂良在永徽六年被贬为汉州刺史，显庆二年迁任桂州，后来才被贬到爱州，过了一年多就去世，大概不可能活到龙朔年间。难道是褚遂良曾经书写，直到这时才摹拓上石吗？陕西省本则说是永徽四年中书令臣褚遂良书写。考察他的本传和《宰相表》，褚遂良在贞观末年任中书令，后来被罢免；永徽三年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四年升任尚书左仆射，怀疑这些官衔都是后人附会增益的。碧落碑 绛州《碧落碑》是篆书，刻在石像背后。州将因为不便摹拓，另刻一块放在庙中；如今流传的本子就是另一块石碑。李旋等人认为是陈惟正、李譔、李瓘所书，无法辨明。考察《洛中纪异录》说：刺史李谌为母亲房太妃追荐，造像完成后，忽然有两个道士来，说：“您刻石一定要用篆书吗？天下能写篆书的李异，听说您想请他来写。”于是关门三天，打开门后，两个道士化作白鸽飞走，而篆文已经清楚地出现在佛像背后。这件事荒诞不经，不可信。然而李阳冰观看它七天都舍不得离开，学习它十二年仍然没有学成，它的精妙到了这种程度，难道是惟正、譔、瓘几个小子所能办到的吗？碑中文字杂糅多种来源，有仓颉、史籀以及钟鼎款识的意味，因此和李斯的书体略有不同，姑且记下，等待有识者考察。少林寺灵运禅师碑 《灵运碑》是唐代崔琪撰写的。碑末说：“圣善寺沙门勒下，残缺二字。”当时只是僧人书写，文章浅陋，不值得称道。书法却极像《圣教序》，没有一笔不像。后世那些以倾斜、侧卧来取得姿态的人，他们的才力虽然值得称许，总的说来却比不上这位和尚。御史台精舍铭 《唐史》称梁升卿擅长八分书，《东封朝觐碑》声誉文采在一时首屈一指。这篇帖也值得珍藏。只是御史台是掌持法令、执掌刑宪的地方，竟在那里建立精舍，倡导让各类囚犯礼佛忏悔。从前狱吏命令祭祀皋陶，范孟博尚且认为不对，何况谄媚佛教呢？崔中令崔湜本来极力宣扬借助佛法结下西方因缘，却不知道自己因依附禁脔而事情败露，被拖着镣铐时，佛也应当保佑引渡他；想到这里，怎能不令人发笑。桐柏观碑 新刻的《桐柏观碑》，唐代崔尚文撰文，韩择木书写。桐柏是天台山的别名，也是道家所谓的金宫玉庭、洞天真境。读了兴公的一篇文章，便觉得这篇颂文很寂寥。韩择木的书法虽然大大改变了汉代法度，但仍然屈曲劲强而有骨力。唐明皇极其宠爱杨太真，什么都像她，隶书、分书也免不了呈现丰容艳肌的姿态。老杜说：“书法贵在瘦硬，才可以通神。”大概正是有感而发。估计这块碑应当得到拾遗君的认可。大智禅师碑 这块碑由唐代史侍御惟则书写，窦臮在赋中称赞说：史惟则的书法折衷古今，能够随大小变化，声望价值极高，并不寂寞。它的行笔极像《太山铭》，而且更加缜密，因此可以知道开元皇帝润饰书法的来源。大智禅师是北宗中杰出的人物，严挺之大体也掌握了他们一家的文辞风格，这些都可以保存。张旭《肚痛帖》张长史的《肚痛帖》和《千文》中的几行字，出神入化，恍惚难以测度。后面有《河满子》一首绝句，署名张祜所作。张祜比张旭晚生大约五十年，我对此很怀疑。后来考察，才知道与这篇《此斋帖》一样，都是高闲的笔迹。高闲书写的帖，米元章想把它挂在酒肆里，但本身也自有佳处。张长史《郎官壁记》张长史以草书圣手闻名，他的楷书中唯有《郎官壁记》最为清楚响亮。董逌称它隐约深严、筋脉紧密，又说它遵守法度极严，却又能从法度中达到极度纵逸，识者认为得到了张长史书法的精髓。这块刻石在宋代已经很少见，我吴地只有都太仆元敬的一本，文字详载于《金薤琳琅》。后来它进入王文恪公家，王文恪亲自在装裱四边题跋【我听说这件事已经三十年了，直到现在才得到它。所收藏的《九成宫》《庙堂碑》《化度寺碑》以及名公诸楷帖，都要避让它三舍。】于是恭敬地题写在它后面。

译心经 这篇草书《心经》刻在长安，据说是王右军所书，其实不是。虽然遒劲飘逸，却疏放纵逸，不合书法规范，也不合适。即使是怀素的书法也只能充当奴仆，何况王右军呢？我见《唐文粹》，才知道是驸马都尉郑万钧所书，张说为它作序。郑万钧娶睿宗的女儿代国公主，公主字华婉。他在书法家中并不十分显著，写成这样也就很自然了。裴防少林寺碑 裴懿公裴防书写的《少林寺碑》，建于开元十六年。它也在嵩山，而《金石录》为什么没有记载呢？裴防年轻时以文章著称，号称“霹雳手”，却一向不以书法八法闻名。这块碑的文辞拖沓得无法读通，但书法颇为秀丽劲健，带有许多妩媚姿态，难道不是时代风气造成的吗？传记没有记载他的阶品和封爵，而这篇书中称他为银青光禄大夫、正平县子，也可以补充传记的缺漏。李北海《云麾将军碑》李北海的书法翩翩自得、纵情挥洒，刚看见时并不使人敬重，久看才喜爱它。就像蒋子文，行为放纵又嗜酒，骨相清秀，最终竟成为神灵。吴兴学习它而增添妩媚，似乎仍没有得到它的遒劲。这块《云麾将军碑》是李北海最著名的作品，将军名叫李思训，画品列在神妙之间；碑文却完全没有提到他的绘画，难道古人以技艺为忌讳吗？岳麓寺碑 我的朋友俞仲蔚告诉我，李北海的《岳麓寺碑》胜过《云麾将军碑》，我急忙买到一本，却只能勉强读懂。它的钩、磔、波、撇虽然已经不能再细看，但那种神情放纵、天真烂漫的气韵，隐约留在残纸断墨之间，仍足以使眉山、吴兴倾倒。题名说他曾任陈州刺史。考察李邕拜见皇上登太山，回来献上词赋，皇上很高兴；恰逢仇人揭发他的赃罪，张说嫉恨他，便把他下狱判处死刑。许昌男子孔璋救了他，使他免死，贬为遵化县尉。这篇书正是他赴贬所时在路上写的。碑文很是庸陋，又在社拾遗文集中见到他的一首诗，幼稚的语句几乎无法理解。他凭什么能负有干将、莫邪般的声名，闻名于世呢？米元章评论他的书法像刚刚暴富的小民，倔强、生疏，这话很不恰当。书法本来很好，只是略显轻佻罢了。李邕凭纤巧的文章获得声名，又因虚名招致死罪，还因佳妙的书法受到诋毁，都是他没有料到的事。因此附带记下。李北海《娑罗树碑》《娑罗树碑》是李北海的笔迹，遒劲飘逸而丰润秀美，却不流于轻佻急躁，应当是他最合适的书法作品。李北海书《法华寺碑》秦望山《法华寺碑》由李北海书写，碑尾称“伏灵芝刻”，其实是李北海托用的假名。书法丰腴妍雅，不作轻浮放纵的习气，由此可知吴兴从这里得到的影响最多。李北海《东林寺碑》李北海这篇书法本来就稍稍拘束于法度，再经过摹写镌刻，虽然五官形貌没有不同，脂粉色泽却增加了，而天然骨力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是所谓韩生描摹赵郎的面貌，却没有得到他的情性。我晚年从庐山回到东林，程孟孺赶来让我看它，说是极其奇妙的作品，指的就是这块碑。臧希晏碑 这块《右金吾卫将军臧希晏碑》，由朝议郎、守卫尉少卿、淮阳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韩秀弼用八分书写。文字大多模糊，无法读通。能够辨认的，是说他在广德二年八月五日去世，以及有“怀恪”“怀亮”的字样。考察《怀恪碑》，臧希晏是他的长子。书法也清劲可喜，难道他没有因开元皇帝的爱好而改变吗？撰文者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开国公，却缺少姓名，应当从史书加以考证。孙过庭《书谱》孙过庭的《书谱》刻石共有三种：一种在《秘阁续帖》末尾，没有宣政年间印记，是文字最完整的本子，如今再也得不到了。我游历燕地时，见过有人伪造古色来出售，刻工也很好，但其中有两个错字；大概是秘阁的帖后来遗失，纸张破旧、墨色漫漶，刻工承接了这种本子，正好因此可以辨认。第二种末尾有宣政印记，前面缺了一二十个字，大概出自内府，卷首稍有磨破；但因为是从真迹翻刻的，所以尤其好，中间的结体、波撇都保存着。第三种是文氏停云馆刻本，只是得到了形影。孙过庭当时书名显赫一时，唯独窦臮贬低说：“不过是草野闾巷一类的书法。”这篇帖浓润圆熟，起初在山阴的堂室中，后来又变得纵逸，有渴猊游龙的气势；仔细玩赏，就会发现所谓“一字万同”的缺点，正如美玉上的微小瑕疵，终究不能遮掩。因此写在第二本之后。徐浩《心经》徐季海的书名当时轰动一时，有人用“渴猊奔泉”来比喻他的书法。这篇帖的意趣相近，但法度松缓，米颠斥责为“吏楷”，确实如此；不过也不能不替眉山稍稍遮掩一二。嵩阳观《记圣德感应颂》《圣德感应颂》由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晋国公李林甫撰写。大概是玄宗命方士在嵩阳观炼制大还丹，炼到六转后移到缑氏山太子庙继续炼，炼到九转后，李林甫记录了祥瑞。当时，杨贵妃的蛊惑和边境的祸乱交相发生于内外，而李林甫又借金石丹药之毒来助长它们，天下的根本已经断绝，唐朝的事业也完了。可是君臣还每天和乐融融地互相书写、夸大这些美事，实在可叹。颂文写成的第二年，太真被册立。又过了七年，李林甫去世。再过四年，玄宗逃往蜀地。不知玄宗后来在大内辟谷、自称元始孔升真人时，是否也受到了这丹药之力呢？书法是徐浩的古隶，与玄宗的隶书法度极其相似；虽然以丰厚取胜，也自有姿态，值得珍藏。怀素《千字文》这篇行草《千字文》刻在关中，虽然不时有讹误的笔画，但遒劲飘逸、飞动有力，往往达到奇妙的境界。怀素《自叙帖》这篇帖像并州的劲铁、北山的迅鹰，奇异矫健，无可比拟，在各种书体中独占鳌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不能和二王结盟，只能算是江淮之间倔强的书法罢了。真迹几经相府名臣之家，后来归陆冢宰所有。近来听说一位总帅用八百金买下它，又进入平津侯的宅邸。唉！怀素法师不去学习莲花梵字，却创作这种有为之迹，使它坠落在绢素之间，伴随朱提之金进入紫禁宫门，周旋在粉黛之间，面对肥肉美酒，难道不是极大的痛辱吗？怎么才能借始皇焚书的火把这多劫以来的障碍烧掉，那才痛快。怀素《圣母帖》怀素各帖都遒劲瘦削、锋芒外露，唯独这篇书法匀称安稳、清润成熟，妙不可言。只是姿态比大令稍逊，我的书法却轻盈飘逸，接近它了。怀素《藏真帖》怀素《藏真律公三帖》，笔画像游丝一样萦回，恍惚迷蒙，其中有挽强弓、饮石水般的劲力，实在很难得到。帖尾有周越的书法，得到怀素遗留下来的意趣。蒋之奇的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的法度，也都值得重视。

译恒山祠记 唐代河东公所书的《北岳恒山祠记》，河东公曾任宰相，又有武略；这篇书法想来并不是他的最高成就，只是因为有旧事可考，所以保存下来罢了。王清源碑 唐朔方、河东、河西、陇右节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由中书侍郎元载撰文，门下侍郎王缙书写。元载是他的女婿，碑中所记的事情与史书没有太大差异。文章辞藻繁冗，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王缙在书法上是著名大家，可以与李邕相提并论。评论者说他超过薛少保。如今看来，他的结体清雅婉约而老成劲健，不在《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之下。读者自然可以领会。哥舒翰能够力争正义，是勇力者所能做到的；李临淮能够预见祸患，是智者所能做到的。清源公是仁者，他看得长远，看得超越常人。中兴颂 摩崖碑《中兴颂》由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字画方正平稳，不显露筋骨，应当是鲁公书法中的第一流作品。唐代文章已经极其靡弱，直到元结、萧颖士等人才使它重新振作。《中兴颂》也典雅，仿效峄山诸碑。只是有一点可以议论：它歌颂当今皇帝，却斥责当今皇帝的父亲，说：“啊，前朝的孽臣，奸诈骄横，而且把他的名字置于篇首。”难道这是颂体应有的写法吗？尹吉甫作宣王诗，说宣王像清风一样和穆，没听说他因此斥责厉王。序文所说“若不是老于文学的人，谁适合撰写呢”，也太夸张了。启发教导人的文章不应当这样写。东方画像赞 《东方画像赞》碑阴的记文，是颜鲁公书写的。石刻在陵县，陵县就是古代的平原郡。旧城的遗址还在，如今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碑已经重刻，我得到的是旧本，虽然略有模糊剥蚀，但其峭拔的骨力和遒劲的气势，浓郁奋张，也足以使其他书法作品退避。我认为东方朔的行迹本来就奇异诡怪，但他用逍遥流动的尺度来处理虚实有无之间的关系，夏侯湛的文章也时时有壶公、蓟子的意味。唯独颜公的书法太过严整，不足以称合东方朔的性情，所以要表现他，还不如让王右军来书写他的性情。这个说法固然近于狂妄，但颜公如果复生，也不能不低头承认。家庙碑 这是颜鲁公《家庙碑》的石刻，四面环转，位于关中。后来家庙毁坏，宋初有个叫李延袭的人，把它报告给郡守，移置保存。结体与《东方画像赞》相似，而石碑保存得尤其完整，残缺很少。观看它时，只见锋棱秀美突出，神采精气流注，刚劲的节操、正直的气概隐约表现在笔画之间，实在值得珍重。天宝年间，安禄山一脚踢断了天柱，而用力扶持唐室的，只有郭子仪、张巡、颜真卿以及常山太守颜杲卿四人；颜氏独自占了其中两位。碑之所以珍贵，难道只是因为书法吗？多宝佛塔碑 颜鲁公《多宝佛塔碑》的石刻在西安，旧拓本保存完整，可以读通。颜公的书法，如《东方画像赞》《家庙碑》，都具有天然的遒峻骨力，锋棱仿佛直刺人眼。这篇帖的结体尤其整密，但可贵之处在于藏锋；稍稍远离大雅正统，也不免有些像佐史小吏书法的遗憾。《多宝佛塔》的故事在《法华经》中：经历过去、未来无数劫，世尊说法时，这尊佛便在空中现出宝塔来赞美。大抵都是寓言。佛以空为本，所以常在、常现、常满。如今若用有形的遗迹去寻求它，岂不是离它越来越远吗？一念生起菩提心，便是证得菩提，便是现出多宝塔，称赞善哉。只是人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罢了。茅山碑 鲁公喜好仙术，不只是书写《麻姑坛记》而已。考察李含光，是陶隐居的后裔，共五代，但他的事迹完全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只有人们说他的隶书胜过父亲，于是他干脆不写隶书，多少显得厚重一些。颜鲁公的结体与《家庙碑》相同，遒劲而气势郁勃，确实是李阳冰的鼻祖。不过与虞永兴、褚河南相比，在温文和煦的气象上也稍有不足。元次山墓碑帖 颜文忠为元次山书写《中兴颂》，元次山死后又为他撰写碑文，并亲自书写，因此推重赞许元次山到了极点。他们的忠义和才术大体相当，但元次山在文章上并不是真正能达到古人境界，颜公何至于竭尽步力、勉强追随他呢？宋文贞碑 我起初只得到碑侧记，过了一年，才得到碑文；碑文已经很剥蚀，行笔与碑侧记完全不同。碑文中称宋文贞公很善于戏谑，不常常故作庄严，凡是他诙谐的言语，人们总是争相传诵。过去有人见到他写的《梅花赋》，对其中“铁心石肠”感到奇怪，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样的性情并不是人们对萧傅所期待的，却也正好是一条证明。太史公读张文成的事迹，怀疑他身为伟丈夫，竟像一个爱美的女子；世上本来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事情。宋文贞碑侧记 《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由颜鲁公撰文并书写，石刻在沙河。宋文贞公与颜鲁公的刚劲、大节相当，书法也与之相称，真可称为三绝。只是他的笔法以取势为主，略像徐吏部，却比徐吏部更有力量，不免像奔腾的骏马和口渴的狻猊。眉山确实得到这种方法，用来写擘窠大字，更增加了奇异伟峻的气势。黄豫章独自加以印可欣赏，认为它属于《瘗鹤铭》一流的次等作品。唉！正因为相似，所以才特别嗜爱它，真是这样吗？

译《八关斋功德记》这是一件颜鲁公的书法作品，字径约有二寸，方正整齐而刚劲，中间另有一种姿态，确实是“蚕头燕尾”笔意最得意时的写法。这件书法并不十分闻名于世，但它的格调不在东方朔《家庙碑》之下，所以不是其他人所能达到的。碑记说，宋州的将吏为节度使田神功的疾病痊愈而祈祷。这不过是那些狡猾逢迎、讨好骄横主帅的常态，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当时的情形实在令人感慨。因为当时载缙、鸿渐一类人正用因果报应之说来耸动君主，甚至拿阿修罗、帝释作证。每当防秋时节便举行礼佛祈祷，退下来后又修八关斋、供饭僧人以示报谢。将帅的身体一旦痊愈，世风便随之靡然。唉，唐朝最终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也是有原因的啊。《干禄字碑》我读颜鲁公《家庙碑》，知道颜氏世代都精通书法。等到看了颜秘监的《干禄字书》，就更加相信这一点了。颜秘监是颜鲁公的伯父，他所辨析考证的偏旁、结构以及雅俗之体，明白详尽；而颜鲁公对这部书尤其用心。书中没有一笔松弛，所以我特意记下并收藏它，把它作为临池学书的指南。书名叫“干禄”，大概是因为唐代凭借书判考试来选取士人。末句的笔势也生动飘逸，颇有邯郸之美，值得玩赏。《臧怀恪碑》《臧怀恪碑》，由颜鲁公撰文并书写。臧怀恪两次担任王晙、萧嵩的兵马使，逐步升至右武卫将军，封上蔡县侯；又因儿子希让显贵，三次追赠，最终至工部尚书。其兄臧怀亮官至左羽林大将军。臧怀恪有七个儿子，都很显达；其中希让官至尚书、节度使，封鲁国公。碑文称，臧氏兄弟子侄中有功勋和贤能之人，从天宝到开元，乘朱轮、佩带珪组的有数百人，但《唐史》没有为他们立传，所以姑且记载于此。书法雄伟劲健，不逊于《家庙碑》《茅山碑》，而且碑石完整，没有剥蚀，更令人欣喜。《金石录》还记载韩择木所书的第三子太子宾客希忱碑和希晏碑，说是由韩秀弼书写的。希让是胄士，却能这样为身后留下不朽之名，确实有过人之处。《与郭仆射争坐位帖》我年轻时就喜爱颜鲁公的《争坐位帖》，晚年才得到这个佳本，于是整天摩挲欣赏。唉，这不过是一篇草稿罢了，却没有一笔不是晋人的笔法。这就是所谓无意为文，却从容合乎中道。至于其中的言辞，我不敢评论。只是笑鱼开府、郭仆射以及杞、载、禄山、希烈之流早已消亡殆尽，而颜公断裂的纸张、残存的墨迹，千年以后仍像新的一样。唉，难道这仅仅是书法吗？又 颜公刚劲而忠烈的气概，他的文章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却在笔墨之间表现出来，这是为什么呢？我曾说，颜公的学问不如他的人品，这一点在《麻姑坛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辞不如笔力，楷书不如行书，有意经营不如无意挥洒，这一点在此帖中可以看出。《颜鲁公祭侄文》颜公行书、押书的妙处，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唉，这不过是一篇草稿罢了。所谓不凭借刻意安排而自然达到的境界，正是忠义之气和恳切真挚的悲痛，在郁积奔涌、顿挫波磔之间流露出来，千古不灭。陈深、陈绎、曾文徴以及明三防都博雅多识，特别称许此作。真迹在永丰聂氏手中，更加值得珍藏。《祭濠州刺史伯父文》这件帖的笔法与《祭季明侄文稿》相同，只是顿挫之势和郁勃之气略逊一筹。末尾有缁郎的题名，真令人遗憾，令人遗憾。《楚金碑》考察贾氏《谈录》所说：通微任学士，擅长行草，但书体接近吏书；中州士大夫都仿效学习，称为院体。这块碑清秀圆润有余，遒劲不足，难道就是所谓的院本体吗？如果能得到颜尚书少许钩磔的笔意，便可以脱离这种毛病了。夏日炎热，偶然题写。《峿台铭》元结，字次山，撰写《峿台铭》，见于《欧阳永叔集古录》。次山的文章大多请颜尚书真卿、李学士阳冰索取书法。这篇篆书不知道是不是阳冰所写，也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次山的文章典雅，但不能达到高妙境界；然而他非常看重身后的名声。《峿台铭》也有这种特点。从前社襄阳登临岘山碑，在岘首一个最高峰、一道深涧旁说：“我担心千年以后这里会变成高山深谷。”唉，古人对于名声，竟然如此看重。《尉迟祠祈雨碑》略考这块碑的文辞，是唐代张嘉佑在尉迟勤祠中祈雨，祈祷应验后由属吏记载的事。尉迟勤官至太师，在从子尉迟义师的战役中，确实跟随其从死。书法极像蔡有邻，只是较为放纵，难道也出自他的笔吗？《李阳冰篆书谦卦》李阳冰这件刻石虽然是重新登刻在石上，却依然有残雪滴溜流动的形状。这是李氏篆书的正脉；至于《谦卦》，应当人人置于座右，时时自我警戒。《成德节度纪功碑》这是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德政碑。李宝臣投降胡虏，又和田承嗣一类人造成藩镇之祸，他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碑文是在威胁之下写成的谀辞，内容贫乏浅薄，也没有文采。唯有王士则，只有《陶九成书谱》中提到过他，并不十分显著；但他的书法遒劲潇洒，具有李北海、张从申的笔意，实在值得珍藏。碑在真定御史行台，不容易拓印。去年夏天温中丞如璋送给我一本，装订成册，我便在后面作了记。《柳尚书仆射诸葛武侯祠记》这篇碑记由裴晋公度撰写、柳尚书公绰书写，当时二人都在武相元衡的幕府中。三人的功勋事业虽然所处年代、官位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无愧于忠武侯。柳公在书法上不能称为名家，只有米元章认为他的书法胜过柳诚悬。现在我看他的行笔飘洒雄逸，没有拘谨逼迫、寒俭局促的姿态，确实足以与裴、柳二人相互辉映。只是结构略显疏松，不能在运腕、铁画银钩之间充分发挥力量罢了。碑在成都，距今大约七百年，仍完好如新，难道不是因为地处偏僻才保存下来的吗？《董宣传》碑前有四个篆书大字“汉董宣传”。碑文用中楷书写，结体方法都很精美，雅正中颇有方圆之意，却没有写出书写者的姓名，应当是唐代善书者所写。我曾经奇怪，郅都、董宣清廉刚强、不屈服于权势，直到今天仍凛然有生气，而班固、范晔却把他们列入酷吏，与义纵、减宣等人并列，后世究竟要从中取什么呢？《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墨刻凡七十二首 《唐柳书西平王碑》《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由裴晋公撰文、柳常侍书写。石刻在高陵县墓地，因苔藓剥蚀，字迹仅仅残存罢了。但总的说来，它的含蓄深奥之处仍然存在。当时西平王的几个儿子都已经去世，只有太保李听还在。裴晋公所写的碑文也很寥落，不能充分发扬西平王忠义、平定祸乱的功绩。至于筹划吐蕃、背弃盟约等事，完全没有记载，难道有所忌讳吗？碑中记载的官职顺序，如最初任清道帅，后来以边将入朝任神策都知兵马使，才加授左金吾卫将军，从未任右金吾大将军。后来又以神策先锋讨伐田悦，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骑常侍。那些并非检校官。碑中记载的儿子只有十二人，而史书称十五人，都应当以碑文为准。李听在当时只看见裴晋公禄位、功业显盛，认为自己与西平王相当，想来裴公的文章足以光耀先人，却不知道裴晋公虽然不是嫉妒之人，自认为身为宰相，功绩文章应当崇尚简要，体制本来就应如此。至于西平王的开国功勋、伟大谋略，十成中连两三成也没有写出，唉！这难道不正是李听的责任吗？此前韩昌黎、柳柳州本来都还健在，若有碑志之文传来，作为人子却不请他们撰写，像李听这样的人实在少见。我私下对此很有感触，所以记下这件事。《玄秘塔碑》《玄秘塔铭》的石刻在关中，建于会昌元年。由柳学士公权书写，裴观察休撰文。又过了十二年，裴休才以盐铁使的身份入朝任宰相。他所著的《楞严义解》等书，参会融通各家义理，精妙地进入玄妙的佛法境界。难道他属于佛法中所说的居士、长者一流吗？这块碑是柳公权书法中最显露筋骨的一件，遒劲妩媚、刚健有力的特点自然不少。总的说来，这是对晋人书法的一大变化。《题复东林寺碑后》《复东林寺碑》由柳河东书写。这一年是大中丁丑年，柳河东从太子宾客重新授任常侍。又过了两年，因为太子少师元会占上奏荒谬，柳公被削减俸禄。书写此碑时，他大概已经接近八十岁了。碑中多用欧阳询的书体，同时稍微把遒劲变得文弱一些，也很可爱。《集柳书普照寺碑》集字书法除了《圣教序》以外，最难做到逼真。这块碑遒劲方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力量，比起柳诚悬的真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金人信奉金国的宗教，却仍不忘临池学书；江左的吴傅朋、张即之之流反而应当感到惭愧。撰文者是仲汝，文章还粗略能承继其家学，只是说寺院原来是右军王羲之舍宅所建，实属妄说。右军渡江时还不到十岁，应当是淮南公舍宅才对。《李剑州碑》长史名叫李广业，曾祖是淮安王李神通，父亲是云麾将军李璲，儿子是都统李国贞，李国贞的儿子是庶人李锜。因为李锜显贵，所以立了这块碑。碑立不到五年，李锜就因叛乱被杀。第一代传给儿子，儿子因事而死；第二代传给孙子，孙子因叛乱而死，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碑文多有剥落残缺，无法读懂。书写、撰文者的官衔中，有“尚书刑部侍郎、上柱国、原武男”，有“使持节、华州诸军事”等，但都无法考证。书法极其清秀婉转，值得玩赏；《集古录》《金石录》等书都遗漏了它，所以记下大略。《济安侯庙记》《济安侯庙记》在华州。大概是昭宗从华州返回长安时，褒奖节度使韩建，并把恩赏施及城隍之神的事。碑记由谏议大夫李巨川撰写，拾遗柳怀素书写。其中记载：七月甲午，韩建在富平迎接皇上；丙申日到达华州，皇帝命韩建与丞相共同参与朝政，韩建坚决推辞。这一年韩建任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太傅、兴德尹，和史书记载相合。只是李巨川对韩建的谀颂，实在过分。后来后梁军队攻下华州，韩建所作的表章、檄文、奏书都出自李巨川之手；李巨川又替韩建谋划杀害十六宅诸王、驱逐禁军，搜刮藩镇财物并杀戮他们。距离碑成仅仅一年罢了。我特意记下这些事，用来警戒那些心怀二意、专写粉饰之辞的文人。《僧彦修帖》彦修大概是与亚栖、蛩光齐名的人。他作诗时语言像在躲避机关，书法却像淮阴的恶少年一样，狂放跳跃；二者都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实在可叹，实在可叹。《宋蔡忠惠万安桥记》万安桥是天下第一桥，君谟的这幅书法雄伟遒丽，应当可以和这座桥争胜。结体完全取法颜平原，只是笔法采用虞永兴的。与《昼锦堂记》相比略为接近；《荔枝茶谱》就不值得一提了。《蔡端明荔枝谱》蔡君谟《荔枝谱》一卷。从前有人评论他的书法严正方重，像泥塑的人偶上蒙了一层金；如今看来，难道不是这种情形吗？这个版本是闽中枣木刻本，所以不能算特别精美。白乐天在序中说：“荔枝树的形状团团的，像帷幕和车盖；叶子像桂树，冬天仍青；花像橘花，春天开放；果实像红丹，夏天成熟。果穗像葡萄，果核像枇杷；果壳像红色丝织品，果膜像紫色绡纱；果肉晶莹洁白如冰雪，汁液甘酸如甜酒和乳酪。”大致确实如此，实际还超过他的描述。荔枝离开枝头一天，颜色就变；两天香气就变；三天滋味就变；四五天以后，色、香、味全都消失了。苏子瞻诗说：“海山仙人穿着绛罗短衣，红绡中衣里面露出白玉般的肌肤。”这些话都把荔枝写得神情毕现，君谟的文字还比不上他。不过那说的是巴蜀、岭南的荔枝，似乎不值得拿来让两位先生相形见绌。《昼锦堂记》韩魏公以宰相身份在相州建造昼锦堂，当时欧阳文忠以参政身份为它撰写碑记，蔡忠惠以三司使身份书写，时人称为“三绝”。又说蔡忠惠每一个字都要写几十个样本，等到合适后才采用，因此书成以后特别精妙，世所罕见；所谓“百衲碑”就是这种碑。现在看它的用笔，特别遒劲伟丽，风格出入于颜清臣、柳诚悬之间，但也不免有被讥为像段师弹琵琶的地方。不过在宋代书家中，应当以蔡襄为第一。《韩魏公书北岳庙碑》北岳庙在曲阳，庙中有一根白石梁，相传是舜时代从北岳飞来的，所以在这里祭祀它。这种说法迂曲荒诞，不可信。不过庙中的古树挺拔遒劲，还有两尊塑造的鬼像，十分奇特，都是存在千年以上的古物。碑刻也题作魏公所书，这幅书法完全取法颜平原，却时时显露柳公权的筋骨，锋芒四出，令人不敢正视。韩公受先帝遗诏辅政两代，以自身关系国家轻重，从这里也可以略见一斑。

译《淮渎庙记》大中祥符年间，修建淮渎庙，由知制诰路振撰写碑记，书写者是待诏杨遵度。这两个人的名声都不太流传。文章拖沓，本来就是路振的习惯；书法很熟似《圣教序》，但用笔稍粗，而且想用轻佻急促的笔势来发扬气势，结果竟成了俗劣的书札。从前人们评论书法而重视人品，确实非常正确。《大相国寺碑铭》这块寺碑在大梁，由翰林承旨宋白撰文，待诏吴郢书写，完整得像刚刚立起来的一样。宋白也颇有文学声名，但文辞芜杂而不工整，不敢拿他与江总相比为奴仆，更何况是简栖呢？吴郢虽然不能摆脱旧习，但只候体颇为遒劲，自我欣赏起来大概类似柳诚悬集字书法，姑且把它保存下来。《宋真宗先天太后赞》真宗的这幅书法在亳州龙德宫，笔势遒逸而有情致，大概是因为他在那一年正月拜谒龙德宫。先天太后是老子的母亲。唐代追尊老子，给他加上“玄元皇帝”的尊号，所以太后的称号也由此而来。难道宋代也这样称呼吗？《嵩岳庙碑铭》这是《嵩岳中天王庙碑》，由卢崖州撰文。它带有唐朝末年衰败疲弱的风气。孙崇望大概是以书法待诏的人，运笔本来圆熟，难道不是通微院体的遗风吗？《大观御制五礼记》《大观五礼记》石刻在大名旧城，字画不算十分严密，但遒劲明朗，仍有可取之处。有人说是徽宗御笔。徽宗能写瘦金书，在楷法上却不够成熟，也可能是蔡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二篇，采用擘窠大字，出自颜尚书、徐吏部的法度。结体虽然略显松散迟缓，但遒劲伟岸、俊逸超迈，自然是名家手笔。《醉翁亭记》偶然创新了格调，飘逸动人，却不合于大雅。介甫沿用这种方式作记，反而更像捧着心口装病。如果能在“压”字处采用古韵，才稍微可以。《荔枝丹帖》东坡公书写柳子厚《罗池铭》，文辞遒劲古雅，是他书法碑刻中第一流的作品。碑文中“内步有新船，秋鹤与飞”等句，前人已经考证清楚，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柳子厚英秀郁勃，未能充分施展便死去，成为显灵之神，也属常理。只是奇怪他客死他乡，大概是因为伊、伾的文人习气还没有完全洗去。《金刚经》苏东坡书写《金刚经》的刻石有两个版本：一个后面有甘升提举的题记，是甘升刻的；另一个前面有十多个篆书字。这些苏东坡书法的撇法，大多向上拂起，是王右军临摹《宣示表》的笔意。甘升本在这方面有所失误，现在这个是旧本。只是石质粗糙漫漶，笔锋多有中断罢了。惠能大师听到经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当下大悟。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却为人说法四十年。王右军五十二岁以后，也达到了这种境界。千年以来再也无法得到这样的境界，我因此怅然。《苏书三十六峰赋帖》苏东坡的这幅书法古雅之气非常突出。季海的《三十六峰赋》实在不值得一提，而且在苏东坡的文集中也没有见到。《苏书归去来辞帖》这件帖很像李北海，流畅便利而纵逸，只是稍微缺少遒劲之气。大概是用三钱重的鸡毛笔写的。卓契顺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但也被名声所牵累；在他所信奉的法门中，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身处瘴气弥漫海边的孤臣，借此排遣自己的孤寂，否则就没有什么来消磨日子，因此我为之叹息。《表忠观碑》《表忠观碑》由苏文忠公撰文并书写。结体方法不能像《罗池铭》那样有老辣的笔力，但也自有婉转润泽的可爱之处。碑铭文字是苏诗中的佳作。我曾经奇怪，钱氏起于群盗，并没有对百姓建立什么大功德，却能控制一方，流传数代，享有崇高爵位和隆重奉祀；直到大明燃起的微火，仍然如此。钱氏纳降之后，佩带官印、礼服相连的人家，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时间久了人们仍思念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武肃王当初建立国政，将要修筑宫殿时，望气者说：“依照旧府扩大它，不过只能维持百年；填平西湖一半，就可以得到千年。”武肃王笑道：“世上难道有能延续千年的国家，而中间不出现真正的君主吗？何必因此困苦我的百姓？”于是最终没有改动原计划。这一点足见他的智慧很值得称道。《五代史》因此受到欧阳氏怨恨，其记载也没有完全征实。《东坡陶诗帖》这件帖是张敉秀才在天池的乱石中拓得，见赠给我。它不拘泥于规矩法度，而古雅之气流动在行押之间，很值得重视。《苏书连昌宫辞帖》元微之的《连昌宫辞》，人们认为胜过《长恨曲》，并不是虚假的奉承。苏东坡书写此诗采用行草，极有姿态，但其中也不免有幼稚的笔意。《长庆集》中“百官队仗避岐薛”一句，宋人多有讥议，说岐王、薛王早已去世很久，这是元微之误用了典故。如今这幅书法写作“岐路”，大概是真本。《苏书中山松醪赋帖》我曾见宋代评论书法的人极力称赞苏东坡的草书，遗憾的是很少见到他的真迹。这个本子虽然极为豪爽，笔势如牛鬼蛇神般奇诡，但也免不了有疏放怠慢之处，难道就是王逸少所说的“那时真是大醉了吗”？《东坡绝句松醪赋帖》东坡的绝句三十首、《松醪赋》一首，用笔流利轻俊，手指和腕部之间灵动蠕动，充满生气。文待诏精通八法，我曾经得到过他的临本，但看起来始终不像这件。诗也很有情致，语言甚至能使文与可吃饭时错把饭喷得满桌都是，因此自然不俗。《马券帖》子瞻把天厩赐给自己的马送给李方叔，让他卖掉，并为此写了一张契券。鲁直又替他索要十万钱，实在是一段佳话。不过由于子瞻的缘故，硬把自己充作伯乐，压制勒索牙人，也可见当时词人的横行霸道。《东坡告史全节语帖》苏东坡老人说：“诗歌发展到杜工部，书法发展到颜鲁公，绘画发展到吴道子，天下技艺的能事就完备了。能事完备之后，衰落便产生了。”所以我在诗歌方面取法曹植、刘桢，在书法方面取法钟繇、索靖，在绘画方面取法顾恺之、陆探微，是因为他们的技艺还没有完全达到尽头。唉，这不是容易说明白的道理。《东坡杂帖》这是苏东坡临摹怀素、王右军、桓大司马各一首，另有杂诗二首。桓大司马字元子，如今帖末却称“鼋子”，又说是征讨谯纵时所写，这些都错了。征讨谯纵的是刘裕，这件作品应当是平定李势时所写。苏东坡临帖，像独角兽与雕、并龙与搏击一样，各有冲天而起的气势；至于他自己创作的书法，更觉得不同凡响。《东坡词》苏东坡书写的这两首黄州词，行书的大小样式极像《表忠观碑》，所以没有一笔失去法度。恐怕是好事者仿照《圣教序》那样刻在石上的。词中说“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有人为此忧虑。但苏公历任禁从、节帅等职，又过了十六年才去世。四百年后，这幅字竟成为唐伯虎的题跋，无情之物能够感动有情之人，竟到了如此地步。《寄文与可绝句三十首》苏公这幅书法并不十分依赖腕力，却遒劲秀婉、妩媚动人，具有笔墨之外的意味。诗也多清新秀丽、令人喜爱，难道苏公是因为文与可的缘故，才向洋州太守献上瓣香致敬吗？

译《苏长公行草醉翁亭记》新郑公家中收藏的苏东坡《醉翁亭记》，如今刻在石上，结体遒美，气韵生动，极有张旭、怀素所谓“屋漏痕”的意味。只是它不像苏长公的书法。我见过苏东坡不少行草作品，只有一两处枯笔略微相似。至于正书，完全没有一丝相似之处；而且苏公这件作品既然没有刻上石，也不应再次使用前人的笔意。难道苏公去世以后，有一位王逸老，平日总想超过怀素，竟是他写的吗？或者是南渡诸公，如陆务观、张温甫之流，看见琅邪石刻后，仿作出来的吗？又想到这三种说法都不能解释这种微妙的境界，令人恍惚。帖末赵吴兴的书法稍显软弱松慢而疏散，不应称为宋代以及赵子固、沈启南、吴原博的题跋，恐怕也不是真迹。我不愿随人悲笑，所以把这些记在这里，等待真正识者判断。《山谷书狄梁公碑》从前人们说，狄梁公的事迹、范文正公的文章、黄文节公的书法，合称海内三绝。然而范文正公的文章格调近于俳谐，黄文节公的书势也偏斜，不能算绝。黄公的楷书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因为只有韵味而没有体格。狄梁公又推荐英王，张相称赞他暗中传授五龙，使他们夹日飞行，千年以后仍然凛然有生气。不过史书还称王及善、王方庆也参与劝谏复立英王；张柬之则因狄梁公推荐，从益州任洛州，再升任秋官。后来又因姚崇推荐而入朝为相。世人只知道姚崇在开元年间建立功绩，却不知道他推荐张柬之，使张柬之和王及善、王方庆二人的功业更加湮没无闻了。所以我附带记在这里。《山谷中兴颂碑后诗》《山谷中兴颂碑后诗》是评论宗教的言语，俯仰之间充满感慨，让人不忍再读。文字急迫曲折，也容易令人厌倦。书法仍然飘逸有情致，只可惜摹拓日久，因而有许多地方失真。我认为苏东坡的笔法以老辣取妍美，黄山谷的笔法以妍美取得老辣；虽然一个侧卧、一个略有不同，但品格本来相当。帖末说：“可惜不能得到秦少游的妙墨，把它刻在山崖石上。”秦少游应当也擅长书法，当时他被贬在藤州，所以黄山谷思念他吗？《山谷书东坡大江东去帖》让铜将军、铁板拍击着唱《大江东去》，当然是合适的；但这首词跌宕起伏、慷慨激昂，具有王处仲击鼓时的豪气，旁若无人。黄鲁直书写“莽莽”二字，也足以激发胸中的郁结。我常常观看它，用来抵得上阮公的几斗酒。《山谷七祖山诗》这是黄山谷登七祖山时依周元翁韵所作的诗。本来是他得意的笔墨，却因为再次刻石，石质粗顽而工拙失当，原本以峭拔欹侧取得老辣、以妩媚取得情意的地方几乎全都丧失了，剩下的只有偃蹇桀骜的姿态。诗中也有颇为自负、得意的语句，却仿佛被拙劣的刻工和顽劣的石头侵蚀了，这是为什么呢？人最怕不能自知，为什么还要再寄给王子骏呢？《山谷书东坡卜算子词帖》“缺月挂疏桐”这一帖，黄山谷写得苍老郁怒，实在是奇特的笔墨。苏东坡这首词也很好，只是被宋代儒者牵强附会地解释时事，因而使它的面目变得令人厌恶。词末“寂寞沙洲冷”一句，有的本子写作“枫落吴江冷”。“枫落”是崔信余诗中的语句，不如“寂寞沙洲冷”与全篇旨意相互照应。《食时五观帖》涪翁所写的《食时五观》，只是小乘佛经中粗浅的说法罢了。不过也不能不时时拿来使用，何太宰、王侍中应当读一读它。书法极其轻弱，几乎没有余味。《涪翁杂帖》涪翁用草书写了一篇自己作的偈语，又写了唐诗二首。这位先生自称领会了长沙僧怀素的精髓，一时之间众人也都一致归附推许他。他的风韵姿态，确实像浊世中飘逸的佳公子。即使不谈结构，以及他与怀素在腕力刚柔上的差异，真正懂得的人自然能够体会出来。《庐山高歌》欧阳公的《庐山高》自称超过李白、杜甫，这足以让真正有见识的人一笑置之。不过它雄劲豪放，也确实是欧阳公最适合创作的诗。凡是李白、杜甫的长歌之所以精妙，都有奇警的语句作为骨架，有华丽的语句作为文采。假如十万大军长驱直进，其中没有奇兵正兵，武器铠甲也不精良华美，怎么能称为军队呢？黄山谷书写这首诗，姿态尚存，但锋芒气势全都缺乏，难道是石质粗顽、刻工拙劣造成的吗？《蔡卞灵岩寺疏》米南宫说蔡卞得到了书法的笔意。这件作品圆润刚健、遒劲秀美，具有超过常人的力量，而且有时还掺入自己的意思。大概是有书法的笔力，却没有书法的学问；总之，不能因为厌恶其为人便废弃他的书法。《蔡卞曹娥碑》蔡开府的腕力极强，所以行书多有遒劲纵逸之势。可惜还有一两处俗笔没有完全去掉罢了；这块碑尤其值得玩赏。《米南宫天马赋》庚午年春天，马生送来米元章的墨刻《天马赋》。笔势雄健强劲而超逸，真有价值千金的骏马轻快奔驰、越过都历山和块地的气势。至于赋文，说什么马“不受衔、不咬膝”，不过是说它是匹秃驹罢了。徐元玉后来题了一首诗，很有替它兴发感慨的意味，但我还不敢完全赞同。米南宫杂帖。米元章的三首绝句，又有两幅纸本，神气奕奕，仿佛光彩逼人，使观者顿觉神清气爽。

译米元晖《夫子庙记》。米元晖书写的《夫子庙记》石刻在吴城中，书法也秀美挺拔，令人喜爱；只是结体既不古朴，又缺少变化。黄鲁直赠他的诗说：“虎儿的笔力能够扛起大鼎，教导他的元晖可以继承阿章。”这是取王羲之、王献之的典故。书法家中不辱没家传、能继承先业的，有大小钟、大小卫、大小王、大小欧阳、大小米，只有小米稍显弱些。赵子昂法帖。我的同乡陶氏治理土地时得到一批藏石，共有法帖十卷，后两卷是姜尧章、卢柳南的作品，其余全是赵吴兴赵孟頫所书。吴兴画的一本兰花，清雅绝伦，楚楚动人，与王摩诘的《蕉雪图》韵致相同。只是国香零落，不能不使人有楚地兰花凋残的叹息。所书《兰亭记》跋，逼真得像原作；不足之处，在于涂改增损的痕迹，实在难以说清。〈乐志论〉、〈盘谷序〉以及几封尺牍，也都很好。石刻完好，拓工也精良，比起真本来，十份中还不到一份，实在令人满意。这部法帖是顾善夫刻的，其中《千字文》《归去来辞》《西铭》各缺几行，陶氏请文太史补写。文太史坚决推辞说：“不要轻视这件事，我不能让后人笑话。”端人说，太史补写缺文胜过束先生；这远非宋康王为吴傅朋补写的事可比。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只可惜出现得太晚了。赵子昂杂帖。子昂续写《书谱》《文赋》，精妙工整到了极点，如同花影月色、松声风意，娟秀清润，使人敞怀流连，不能自已。左太冲的诗，对于曹氏兄弟，正如子昂对于王大令父子一样，可以说极为逼真。只是太冲诗末说：“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仍觉得子昂笔腕之间缺少这种宏大的气象。《服食帖》一帖，我弟弟初次看见时，惊愕得直咂手指，说吴兴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妙境；读了跋尾之后，才知道这是临摹右军的笔法。我们相对凄然叹息：佛、菩萨的境界，差别竟然如此之大。赵子昂的大字不如小楷，楷书不如行书；丰碑大碣、螭首龟趺上的字，大多不是他的最高境界，必须在闲窗散笔、似有意又似无意之间去寻找。〈赤壁赋〉刻在江右王府，中间也有金错刀般的笔法，虽然潇洒纵逸，却不缺法度，是苏轼赋文和书法中都很好的变体。赵吴兴《佑圣观记》《推官题记》。《佑圣观记》在杭州，《本观推官题记》在湖州郡斋，都是赵吴兴所书，都取法李北海；但《题记》稍微遒劲一些。我到湖州时，访求墨妙亭的遗迹，一个也没有找到，只好借此法帖来解解眼馋。《番君庙碑》。《番君庙碑》祭祀的是故长沙文王吴芮。吴芮原为番县县令，不能为秦朝死节，却跟随天下的乱局起兵；只是凭着宽厚取得人心，能够从暴虐的项羽手中取得封国，又在猜忌多疑的刘邦手中保住爵位。历经数代，最终以善终结，过了将近二千年，人们祭祀他反而更加隆重，这不是很幸运吗！碑文是元代学士明善所撰，赵承旨孟頫所书，都是晚年笔法，所以苍老劲健，书法尤其可喜。《玄教宗传碑》。此碑由集贤院修撰虞集撰文，学士承旨赵孟頫书写，大概叙述真人张留孙创立玄教的由来。自张闻诗以下，直到他的门徒陈义高，共八人，都被追赠为真人。张留孙的官位已经达到开府，而他的孙子吴全节也官至特进。元代滥授名位和器物，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况且虞公是集贤院修撰，张留孙实际上又是集贤院知院事，因此他的文章和书法虽美，也不足以据此称道。虞文靖《垂虹桥记》。文靖这幅法帖庄严雅正，其中含有余韵，没有失去中古士大夫的风度，很值得珍重。《重建庐山东林禅寺记》。这篇记文由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撰写并书写，所记寺院的始末很详细，书法也圆润婉转、可爱动人，只是稍欠遒劲。我曾经经过东林寺，感叹它日渐荒废，因而怅惘不已。元代赋税较轻，江淮之间有余力来从事这类小规模的营建；如今除了受贵珰支持之外，已经没有人能够继续了。这并不完全是佛教教法衰微的缘故。《孙真人碑》。《孙真人德彧碑》，邓文由集贤院撰写，赵承旨孟頫书写。德彧就是书写《重阳真人碑》的人。赵承旨这篇书法并不特别讲究骨力，但姿态韵致从笔锋起落间自然流露，大概是能把王大令的指法用于李北海腕力的人。《王重阳碑》。这通碑由金密国公璹撰文，至元年间由道士李道谦书写，也遒劲雄伟而有法度。考察王重阳，名喆，最初读书求仕没有成功，改学武艺也没有成就，偶然遇到异人而得到点化，于是成为全真教的祖师。后来张大其说并推行天下的，都是他的弟子丘处机的力量。他的学说颇像禅宗而稍显粗疏，唯一可以用来破除服食金石药物、炼铅炼汞，以及迷信符箓的荒诞说法；但他的弟子并不全都如此。王重阳所作的论说，从未引用钟离权、吕洞宾，而元代却追称他们为正阳、纯阳，大概也是丘处机之意，即所谓张大其说并推行它的人吧。《马丹阳碑》。丹阳真人起初名从义，后来改名钰，是王重阳最得意的弟子。他所说的“心不驰骋，性情就安定；形体不劳累，精气就完整；精神不受扰乱，内丹就能凝结”，然后在虚无中防护情欲，在极静中安定精神，这些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所谓“丹”和“极”，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丹阳起初有家室，经王重阳教导，经过多次劝导才舍弃家庭，与妻子孙氏各自去传道。记载其得道事迹的碑文由元学士王利用撰写，道士孙德彧书写。文章颇为详尽丰润，书法尤其劲健，含有颜真卿的遗意。

译《王重阳仙迹记》。《重阳仙迹记》由金代翰林修撰刘祖谦撰写。姚牧庵姚璲在元世祖至元年间，以安西文学的身份书写。书法完全取法宋文贞碑，比孙德彧、李道谦的作品少了墨猪般的肥浊气。文章也能略去幻化神异之语，稍有含蓄，不替他的门徒大肆张扬。王重阳莫非具有无师自通的智慧？他接近六祖，而又像志公那样留下难以考察的踪迹；又好像万回一样，真是个异人吗？《雪庵茶榜》。元代僧人漙光书写茶榜，文辞说：“不过是穿紫方袍的人所说的话罢了，不能得到禅悦的真正滋味。”书法风骨颇为遒劲，略具颜真卿、柳公权以及眉山、豫章的结体法。可惜胸中没有卍字那样的骨力，不能使天然情趣流动于笔端；结习尚未忘尽，超逸洒脱还不够。他所书的“官学士”，后来追赠给司徒唐不空三藏。元代风俗本来如此，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杜待制书写《清真观碑》。右边这一帙中有《赵承旨郡学碑》和杜待制的《清真观碑》各一通。杜待制取法赵承旨，因此没有一笔失去法度，正如羊敬元取法小王一样。近来文待诏在吴地独享盛名，许多人纷纷学他的奴书，令人厌烦。眼界开阔的丈夫，宁可做鸡口，也不要做牛后。可惜啊！明代宋璲书写《千字文》。仲珩这幅字很有晋唐人的笔意，圆熟流便，有弄丸、运斤般从容自如的气势，只是结体略显疏散。我曾见方逊志评论他的草书说：“如同天马在中原奔驰，一天跑一千里，起涧越险，却不费气力。”起初我以为逊志是太史公，所以未免有意偏袒；看了这幅字之后，才相信他的评论并非虚妄。俞紫芝四体《千字文》。俞和是元末人，紫芝是他的别号。他刻意学习吴兴书法，很像优孟模仿孙叔敖。这幅四体书尤其精妙，但仍不免露出自己的本色。宋代的俞秀老号紫芝，这个人也号紫芝。我的朋友俞允文完全不称号，最近刻了一枚私印，也题作“紫芝”。三位君子都姓俞，都擅长书法，也是一件很奇特的事。宋克《前后出塞诗》。宋克书写这首诗以及后面的一帖，都符合作者本人的风格；它的精巧甚至胜过古人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反而终究还达不到古人。《七姬帖》。《七姬志铭》由寻阳张羽撰写，东吴宋克书写。文章已经接近古文，书法又典雅，有钟繇遗意，足以称为两绝。只是其中的事情非常奇特而且不近人情，杨用修的跋语可以说揭示了它隐藏的含义，真像汉廷的老吏一样老练。《枝山十九首帖》。京兆这幅字清秀圆润而妩媚，且不缺风骨；比大令稍逊，却在李怀琳、孙过庭之上。《古诗十九首》是千古的典范，祝公的书法也是一时英杰，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真迹在休承那里，近来听说因为桂玉昂贵而卖掉了；徽州人这不是成了把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吗？可叹，可叹。祝书《唐初诸君子帖》。祝枝山这里临摹的是褚遂良的书法，祝枝山的临本已经刻入石中，而褚遂良的摹本在许元复那里，还没来得及交付镌刻，实在遗憾。笔法清秀婉转而华贵艳丽，如同顾家妇人，却又不缺林下高士的风致。把它放在武德、贞观年间，谁能辨认出来呢？祝京兆《味泉赋帖》。这幅字写到二十行以外，隶书、分书的意味自然流露，古雅之气很足。虽然很得兰台的法度，却因用笔不显寒俭。如果在钩挑之际稍微增加含蓄，便是大家之作了。祝书《王文恪公墓志铭》。这幅字方正而有晋人风骨，却不疏野；圆润近欧阳询，却不局促。打开卷子时，古雅的气息仿佛照映在眉睫之间，是祝枝山金石书法中的第一流作品。祝书《毛中丞夫人墓志铭》。这幅字与王文恪墓志铭相比，用笔稍圆，字形略扁而古雅，水平也大致相当。祝京兆六体帖。韩淮阴侯自称用兵时兵力越多越好，这幅字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是学习怀素的笔腕稍显薄弱。《君子亭记》。阳明先生被贬谪到龙场时，仿照王徽之、张岱的先例，在竹林间建了一座亭子，并亲手把文章写在墙上。后来人们将它摹刻下来。先生当时还没有忘掉自己所擅长的本领，因此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很精工，也还颇为可读。《王新建纪功碑》。王新建俘获宸濠之后，把他押送回京，自己在南昌等待命令；这篇碑文就是为此事镌刻的。结尾说：嘉靖年间，我国已经超过一年处于这种局面；世庙又从楚藩入继大统，改年号为嘉靖。帝王本来就自有预兆吗？《华氏义田记》。华从龙先生的这一举动，是范氏家族的传统做法；应德写的这篇记文，是宋代文章中有情致的作品；征仲所书的字，则是汉代隶书中有锋芒的一种，姑且把它保存下来。《丰考功笔诀》。《丰考功笔诀》一册，是已故鄞人丰道生所著。道生起初名坊，因获罪而被流放，后来改用现在的名字。书中多采录古代八法的精要语句，又时时掺入自己的见解。他最尊奉的是右军，同时兼取魏晋诸家，旁及唐人；至于宋、元以及近代书法，则只不过是拾取剩余的零碎而已。他论述古代钟鼎、籀篆以及小楷、行书、草书等，共十多种书体，每种都有自己的方法；但由于用笔滞涩，所以不能没有优劣。我所说的丰氏有书法学问而没有书法才华，这也是一个证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七。明代王世贞撰。文部。画跋四十一首。《史道硕八骏图》卷。谢赫《画品》说，史道硕师法曹不兴、卫协，与王微齐名；王微得到的是神意，史道硕得到的是形似，因此二人之间未尝不能分出高下。李嗣真的《续画品》虽然把史道硕列在中上品，却又把他排在二曹、顾恺之、陆探微之前，这就与谢赫的说法不同了。贞观年间的公私画史都称史道硕有《八骏图》，是隋朝宫廷旧本；宋徽宗宣和年间沿袭此说，于是收入画谱。这卷画的卷首虽然残破，但有秘殿印记，即使赵吴兴的白钱塘印，也确定它是史道硕真迹本无疑。我曾考察《图画见闻志》，书中说晋武帝临朝时得到周穆王时代的《八骏图》原本，命史道硕摹写，历经宋、齐、梁、陈，作为国宝。隋朝攻破台城后，画为贺若弼所得；齐王杨暕用四十匹骏马、四十段锦缎购得，随后献给隋炀帝。唐贞观年间，皇帝下诏借给魏王李泰，于是流传摹写于世。现在这卷没有贞观小印，应当是民间摹本。只是绢地精美古朴，笔力高妙，和郭若虚所记的鬃毛、鬣毛、腹部、颈项、蹄子、尾巴以及颜色形状完全吻合。虽然神采稍有剥落，但骏马奔腾、踱步、姿态奇异而隐约的神情，仍然可以据此想见。杜甫歌咏曹霸，把他与后世所称的二韩、陈闳、李龙眠、赵吴兴相比，不知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呢？万历初年，黄金台买下这幅画，认为它比得到骏马的遗骨还要强，于是在卷后作了题识。《题勘书图后》。右边这一卷，相传是唐文皇训诫儿子的图画，由阎侍中阎立本所绘；元代故恒阳文正王亲自鉴定为神品第一。画中倚几而坐的人，天子的面容庄严肃穆，目光专注，神采奕奕而富有生气。童子秀美安静，展开画卷时神情敬畏。一名武将拱手站立，下身丰厚而谨慎，仿佛不敢放肆，却可以想见他卷旗领兵的力量。另有一名侍童、两名武士，也都各自表现出了神情意态。画上有宣和殿印，最初像被雾遮住，我命善于洗涤古画的工匠处理，朱色便隐约透出，光彩直逼眉睫；器物的精妙和绢素的精良，确实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只是唐文皇面色发红，虬髯挺立，令人敬畏，因此世人称他为“日表”“髭圣”。如今画中形象却不太相合；而且当时教导承乾的是文皇，不应由此画表现，阎立本为高宗作画时又已年长，似乎也不相合。我又曾考察《宣和画谱》，其中记载阎立本遗作并没有这幅画，只有伪蜀黄筌的《勘书图》二卷，难道这就是其中的一卷吗？大概宋初各位投降的国王中，只有孟昶曾在花蕊夫人供奉处与天子相见，画中童子是玄喆，武士是赵廷隐；但当时进献这幅画的人因为故国已亡，不敢说明真实情况，所以题作《勘书图》，这样看来倒稍微接近事实。只是画中人的冠帽服饰很像六朝，不太像五代，其中还有无法解释之处，姑且留存疑问，等待精于鉴赏而博学的人来辨明。

译《石刻十八学士图》。右边这幅《十八学士图》，是督府参军李子获取阎立本旧本摹绘后刻在石上的，正所谓周昉传神描绘人物，赵郎兼能表现人物性情。假如薛收没有早死，难道会比房玄龄、杜如晦差吗？许敬宗如果早死，就不会和李猫一同被列传，活着也有幸运和不幸两面。我过去曾替朱司空题写此图，末句说：“诸公明早暂且空出左席，夔州流人将来登上座席。”意思是说王珪、魏徵两位侍中。不知这幅图如今还在司空那里吗？不过，这十八人本是文学之士，以普通属官身份参与秦王的谋划议论。高武朝代才开始有北门学士，后来又有崇玄馆、集贤院，逐渐因官职而著名，发展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盛。李子获的兄长少师公任学士时，学士达到十多人；英宗朝李文达公等人任职时，也有十多人，这都是我朝前后盛事。不知后世是否会有不凭绘画而写入画史的情况呢？摹写阎立本《十八学士》。我替李参军书写《十八学士》石刻的第二年，公瑕把一幅画本送给我，说是从宫中青琐门摹得的。画中人物极为精雅，服色有绯、紫、青、绿四种，都戴巾包头；唯独苏世长戴黄冠且秃头无发，脑旁有七颗黑痣如星，身体非常肥胖，下颌短，胡须蓬乱遮住嘴；虞世南面上也满是皱纹。大概这两位在隋代做官很久，年龄可以达到六十岁；房玄龄、杜如晦较年轻，画中形貌也与史书相合。其中有些地方彼此矛盾：画上称房玄龄字乔年、薛收字元敬、陆元朗字德明、姚东字思廉、颜相时字师古；但《唐书》说姚思廉字简之，房乔以字玄龄行世，陆德明、薛元敬的字又就是他们的名字。沈存中想凭这些地方完全证明史书有误；我又考察史书，苏典签名朂，画上却写作旭；颜相时也不应字师古，因为师古是颜相时的兄长。唐武德年间的制度是：三品官服紫色，五品以上服朱色，八、九品服青、绿色；腰带下垂带头，勋官按照品级加佩刀、砺、纷、帨等物。贞观初年才规定深绿为六品，浅绿为七品，深青、浅青为八、九品官服。现在无法解释的是，房玄龄、杜如晦既然都是勋贵府中的属官，官品相等，不应当杜穿青色而房穿绯色；难道是因为房玄龄封临淄侯，而杜如晦只是建平男吗？按照五等爵制，男爵也不应穿青色。苏世长以陕府长史任军谘祭酒，所以应当穿紫色；但于志宁不应穿紫色，陆德明也穿紫色，而这两人的官职很低，史传可以考证。助教盖文达穿绿色却佩印；房玄龄、虞世南穿绯色却佩纷帨；苏世长、于志宁兼佩印和纷帨；陆德明也佩纷帨，其他人却没有。这些人的衣服都窄袖、下摆较短，束带紧实，没有宽博舒展的样子，难道当时的服制还没有确定吗？沈存中博览群书，他容易坚持自己的论断当然有道理；但我的意思仍不敢因为史书而废弃图画，如今也不敢反过来仅凭图画纠正史书，只好姑且记下，等待真正知情的人来判断。王摩诘《演教罗汉图》。《摩诘演教罗汉图》一轴，上面有宋徽宗的御题押字。考察《宣和画谱》说：“王维所画罗汉共有四十六轴，这幅是其中之一。”王维的绘画本来就精妙绝伦，而且虔诚信奉佛教。他所画的罗汉，除了端庄严肃、安静雅正之外，另有一种慈悲之意。袈裟上的织纹绣彩，秀丽了千年，神采奕奕，仿佛有鲜活的气色。这个人应当说前世本是禅师，今生前身又是画师，这样评价才恰当。《陆宣公画像后》。我偶然在楚地得到唐代陆宣公的画像，绢素极其古旧，用笔有周昉的风格，干净劲健而兼有赵郎的风韵；头巾画成折上的样式，大概是贞元末年，公卿大夫已经盛行军容装束，只有袍服颜色暗淡，似紫而已，后来完全褪暗，也可能是陆宣公任忠州别驾时所穿的服色。我曾经奇怪，唐德宗对于陆宣公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他在翰林任职时，皇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用陆宣公的意见，但陆宣公所进言的事情也很少有不尽其言的；后来又因裴延龄之故使他受到一次贬抑，陆宣公再遭一次贬抑，参预又为他恢复名誉。自从陆宣公拜相以后，他言论中未能尽言的占十分之二，政事中未能尽力的占十分之八，皇帝又为他恢复声誉。即使狂妄无耻的裴延龄使陆宣公受屈，陆宣公最终一次贬谪便再也没有振作起来，难道是裴延龄的才能真足以胜过陆贽、陆质和赵憬吗？实在是因为皇帝的奢侈之心日益膨胀，对贤者的言论和政事日益厌弃，觉得无味罢了。陆宣公死后，皇帝才开始召他，召回又过了一年，才有哲孙即位；这时陆宣公才五十三岁。假使他没有死，那么元和年间在蜀地、蔡地、河朔所建立的功业，难道是邠公、晋公所能拥有的吗？后世想要考察唐朝的弊病，全都在陆宣公的奏疏中；想要验证陆宣公的言论，也全都在史书中。至于说他的文章胜过张文成而缜密过于贾太傅，三代以后把王佐之才归于陆宣公而他毫不惭愧，陆宣公也不能说没有尽到自己的才力。如今天下号称是太平无讳的朝代，不知道如果陆宣公还活着，还有什么可以进言的吗？皇帝又能否完全采纳他的意见呢？世人所称道的陆宣公宰相事业，能够大大改变唐朝的局面吗？我和陆宣公的耳孙廷尉与绳交好，因此写在画像后面留给他。与绳早晚将要受到重用，他的才气足以继承陆宣公，应当在他本人身上验证这一点。《擘阮图》。《擘阮图》相传是周昉所画。一人坐着弹阮，正是蔡京诗中所说的“左弹右擘弄清音”。一人坐着拿扇子，像在拍节拍，嘴微微张开，正是“手撚轻蕉口自吟”的样子。一人坐着侧耳倾听，神情非常专注，正是“侧耳含情披月影”的意态。蔡京不值得称道，他的诗也只是拉长说话而已。不过，这是奉宋徽宗的命令题写的诗，徽宗亲笔署写三个字，用瘦金体，极其遒劲秀美，落款押法尤其精妙。考察《宣和画谱》，没有记载周昉的《擘阮图》，只有周文矩有此画。周文矩是五代人，也是一时名手。这幅画的设色、用笔、风神、姿态，几乎可以与顾恺之、陆探微争胜，似乎不是周文矩所能完成的。如果是周文矩所画，徽宗也不会命蔡京题诗。难道是画谱编成以后，才最后得到周昉的这幅画吗？姑且记下，等待真正懂鉴赏的人判断。

译宋徽宗《红桥鸂鶒图》。宣和帝游览后苑龙翔池时，看见一对鸂鶒抬脚站在红栏杆上，于是兴致所至画了这幅图。画面设色并不浓重，但鸟的眼睛、羽毛纹理以及成双栖息、自在自得的情状，全都描绘尽了。他又写了几百字叙述这件事，书法确实是所谓瘦金体。初看未必觉得佳，结体也时时显得疏松幼稚；但天然的骨力遒美，逸趣盎然，需要细细玩味才能体会，确实不在李重光之下。邓公寿《画继》说：宣和五年，徽宗赐宰臣以下在琼林宴饮，侍从也都参加。酒喝到一半，皇帝派中使拿着大杯传旨劝酒，并把这幅图给群臣看，众人无不环绕站立，惊叹称服其神妙。这样看来，当时皇帝本来就如此珍爱它；四百多年后它竟进入我的手中，成为赏玩之助，不是很幸运吗？浅陋的人一见徽宗的书画，便把它们当作议论中的奇货，我却不这样认为。卫懿公喜爱鹤，鹤乘轩车而导致亡国，而纽滔的母亲也更加喜爱鹤。人本来就有适宜和不适宜的区别。因而记下此事，以便击掌自笑。《徽宗三马图》。乡人顾君拿出《宣和帝三马图》给我看，有人因为画中用笔略微显露固定的路径，怀疑它是临摹本。看那三匹马饮水、吃草、腾跃、嘶鸣的姿态，仿佛从绢素间溢出；即使如此，它也算是隆准公的后裔，似乎不是邯郸子舆那样的徒有虚名者。宣政年间，青羌、赤狄从千里之外进贡的良马每天不断，天子的马厩有万匹骏马，往往以名师为师，而秘府所藏曹霸、韩干的神品，也有数百上千轴，徽宗自然应当画得精妙。假如这些画流传到五国城，尽览北地的騊駼、駃騠，穷尽各种姿态变化，一定还会有超过这幅画的作品；只是它们都沉没在沙漠中，再也无法得到。为此不胜感慨。《范宽山水卷》。范仲立的画与李营丘的画同列甲等，都属于神品。这一卷中层层山峦、重重峰嶂，彼此掩映，向背分明，自有条理。它与宋人所评论的“远望不离坐外”确实相合啊！我在燕中投送名帖，劳顿归来，得到展开观赏此卷的机会，仿佛尘累的胸襟都被洗涤干净了。《高克明雪霁溪山图》。宋代绛州人高克明受到仁宗宠爱，历任官职，最终做到少府监主簿，赐紫服，仍任画院供奉。大梁人刘道醇评定他的画格，说雁行排列的李营丘、范华原虽然屈居妙品第一，他却端庄谨慎、恭顺退让，尤其喜爱幽静，多在郊野之间游行，广泛体会山水的趣味。他常常箕坐一整天，回来便寻找静室居住，屏除思虑，使精神超出尘物，景象自然造化到笔端。即使豪放任性的士人以势力压迫、用重金求购他的画，他也不答应。如今世人称道的二马、刘、夏，不过是因为他们容易看懂罢了。至于高克明，大概如顾恺之、陆探微之于张僧繇、吴道子，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呢？这一卷《雪霁溪山图》，画面飘逸幽深，景物相互映带，深浅曲折，全都极尽灞桥、剡溪的景象情态；笔力苍古，风格遒劲，妙处超出一般丹青技法，真是神品。卷尾两篇跋文由徐武功、吴文定书写，也如同怀素的首座、苏长公的入室弟子。当年徐武功时，画卷在刘完庵那里；吴文定为沈石田题写周围，已经不免有楚人失弓的感叹。如今又换了主人，归于我的弟弟。弓的得失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只要让这件神物在天地之间有人珍藏，岂不是快事！我作了一首歌，仍题在卷后。《题郭熙画〈树色平远图〉卷》。右边是郭熙《树色平远图》一卷。考察郭熙，他是河阳温县人。郭若虚称赞他的画艺精巧丰富，布局深远幽深；虽然学习李营丘，也能放开胸怀自由发挥。画巨大的屏障、高耸的墙壁，越多越显雄壮。到了宣和帝时，大力推崇李成，却说郭熙与范宽、王诜虽然各自成名，也只得到李成画法的一体。不过，郭熙流传后世的作品多题作“平远”，与郭若虚所记颇不相同。我曾得到戴文进仿郭熙的一卷，极为喜爱，常放在几案之间，用来享受卧游山水的乐趣。如今看郭熙这幅画，才觉得戴文进仍然保留着画法的痕迹。孤亭建在树梢，平野苍茫，远处的小船和小桥时时相互映带；景色或深或浅，或暗或明，几乎使人想置身其中，戴文进就差得很远了。卷尾赵松雪、虞道园、冯海粟、柯丹丘等人，都是前朝的名士，只可惜题语与画意不太相称。《题文与可画竹苏子瞻诗后》。东坡先生曾赞美石室先生画竹说：“诗不能完全表达的情思，溢出而成为书法，再变化而成为绘画。”又替他作《筼筜谷诗》说：“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后来石室又送信给东坡说：“近来我告诉士大夫，我的墨竹一派近来在彭城。”这样看来，石室确实能把书法化为绘画吗？那么东坡纵横八法的书法中，难道没有《筼筜谷诗》的笔意吗？我所收藏的这一幅，是石室先生画的竹，又有东坡先生的题语，真可称为三绝。白天焚香安坐，展开观看，觉得眉睫之间仿佛有浔阳紫极宫的清幽景色，九窍都透出清冷之气。我发誓要和这位君子竹相伴到老，大概是前世的缘分。又。这卷上有李衎的题字。李衎是宋代善于画竹的人。邓文肃、赵仲穆、柯丹丘，都是元代名士。画卷旧藏在文待诏文征明那里，文征明非常喜爱，常常放在几案之间。我弟弟有机会看到过它。我没想到竟然在一个商人的店铺里买到它，十分喜爱，也以此庆幸这卷画终于归于合适的主人。《题〈烟江叠嶂图歌〉后》。我已经和苏长公的韵在这卷后题诗，后来又查阅《宣和画谱》，发现其中有秘藏晋卿的《烟江叠嶂图》；考察《圣朝名画谱》，又称《烟江叠嶂图》流传于世。这样看来，晋卿画这幅画有两个本子；流传于世的那一本，是王定国所画、苏长公作歌题咏的本子。当宣政年间下诏令天下把公文和墨迹中适合进献的本子送入宫廷时，怎么会还留下苏长公的诗歌在画后，而画首又有秘阁图印呢？大概王定国的本子只剩下苏长公的墨迹，而画已经遗失了。御府收藏的晋卿另一本，还有《江山平远图》和《千里江山图》，谁知道它们不会流落到民间，被好事者拿来配合苏公的书法，合成一卷，成为艺林中的奇玩呢？若认为这是延津双剑那样的巧合相合，我还不敢这样说，因为诗歌的内容与画境略有抵牾。至于画面的分布布局、迂回舒缓和掩映相间的情状，妙极而工致，绝不是南宋及前朝人所能完成的。苏长公的笔法精纯古雅，是他一生作品中的第一流，也不应当把它与这样的蜉蝣之足相配。我写下这些，等待真正懂得鉴赏的人来判断。

译《赵千里画船子和尚卷》。赵千里名伯驹，是宗室子弟。船子和尚得到南泉普愿那种任意游戯的禅法三昧；这幅图画得不算精美，却略有言外之意。前后题赞的僧人不下几十位，都是名僧，但说得都不明白。我于是作了一转语说：千里的墨迹光彩焕发，像新写的一样。和尚自从火化之后，踪影顿然断绝；但究竟是谁存在、谁不存在，又哪里说得清呢？《李龙眠画十六应真后》。龙眠居士画马，往往还带有马的趣味；因此他画十六位应真供养佛、施展变化的形象时，把幻化奇巧发挥到了极致，但人物仍然庄严雅正，衣褶用兰叶描法，古树盘曲而遒劲。我没有见过很多这样的作品；即使吴道子、王瓘在今天，也应当不至于辱没他们的名声。卷尾只有所谓道衍的题语，他就是荣国恭靖公，确实如此。其他题语似乎是元人另加的；其中渡水罗汉那一条，语言意思与画不相属，应该删去，不要让人产生画蛇添足的叹息。题僧人梵隆所画《十六大阿罗汉卷》。袁汝阳的歌中说，梵隆因绘画在当时成名，思陵称赞他可以和李龙眠相提并论。这一卷画的是十六位大应真，以及山神、罗刹、狻猊、龙虎之类，运笔极其精细古雅，而神采焕发。展开画卷之间，恍惚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五台山、国清寺，正在同阿罗汉交谈，连眉毛、睫毛、鼻孔都似乎在动。我不知道他比起尉迟乙僧、吴道元来如何，但确实不在龙眠之下。只是奇怪这位僧人的笔法如此精妙绝伦，而他的画学传承却没有详细记载，不知是什么缘故。题语中多用宋元名僧的语句，这是石霜、赵州棒喝之后的第三类说法，出自武进薛应旂、太原王道行。我的文字虽然也颇多拾取禅门的零碎语句，但比起来，就像穷困书生摆弄刀箭架势，终究不像。题《饮中八仙图》后。唐代开元年间，杜少陵提出饮中八仙，觉得竹林七贤未免太冷清了。观览这幅图，轻快地生出想要挽臂同游的兴致。只是害怕张旭那样癫狂的笔墨、李供奉那样醉中的歌唱，难以酬答他们往日的风流罢了。汝阳王饮三斗酒，本来就不值得一提。马远《十二水》。马河中马远画水，并不因画水而得名，但他所画的水，完全表现出了水的情态。我不知道他比起吴道子、李思训、孙知微来如何；然而从昆仑山以西流来，直到弱水之沼，其中各种变化没有一种不表现出来，也没有再遗漏什么神韵了。画共有十二幅，每幅都有题字，如“云生沧海”“层波叠浪”之类，虽然极其柔媚，却很有韵致。下面题写“赐两府”三字，印章中有“杨娃语长辈”。有人说：“杨娃，就是皇后的妹妹，因艺文供奉内廷。凡是马远进呈御览以及赐给贵戚的画，都命杨妹子题字署名。”话虽如此，却不能举出她的时代；遍考画记、稗史，也都没有这件事。只是往往能在马远其他画上看到杨氏的笔迹。例如马远在光宁朝，先后待诏艺院；最后宁宗皇后杨氏承受恩宠，掌握内政。所谓“杨娃”，难道就是她的妹妹吗？又有皇后的兄长石谷，都以节钺之职兼领宫观，官位做到太师，当时称为“大两府”。“赐大两府”所说的“两府”，我怀疑就是石谷。这一卷最初收藏在陆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吴文定、王文格都写有跋语，但不能详细说明这件事。姑且记在这里，以备日后考察。题画之后，考查陶九成《书史会要》：杨娃果然是宁宗恭圣皇后的妹妹。她的书法类似宁宗，凡是御府收藏的马远画，多命她题字。所谓“大两府”，果然就是杨石。因此记在后面。李山《风雪松杉图》。这是金代秘书监李山所画的《风雪松杉图》，黄华老人王庭筠在后面题写了参寥的诗。两位都是宋、金名家；王庭筠在完颜氏的宫禁近臣中很有声望。我偶然得到这两首绝句，题在画后如此。假如两位先生还在，恐怕不免羞惭得脸红。然而李山用笔潇洒清绝而富有情致，超出寻常路数之外；王庭筠文采翩翩，于是进入米海岳、黄庭坚的精妙境界，都值得珍藏。王庭筠仅四十七岁就去世了，却时时自称“黄华老人”，实在很可笑。跋后所说的万庆，是王庭筠的儿子，官至行省右司郎中。《金史》误作“曼庆”，应以这里为正。石刻《高宗尼父七十二贤像赞》。宋代李龙眠所画的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图，是思陵亲手书写赞文，刻石立在临安太学。后面有仆射秦桧的记文。宣德二年，吴御史讷把秦桧的文字铲去了，并在后面记下这件事。我拓得一本，神采还很新，可以观览。思陵研习、揣摩八种书法笔法，已经进入王羲之的法门。龙眠的丹青妙绝天下，诸位贤人的衣冠服饰古雅，使人一看就知道应当敬仰。只是伯玉把孔子看作前辈，而公伯寮是季孙氏的门客，并且诋毁仲尼；这些人的贤与不肖虽有不同，却不应把他们一概列入孔门弟子。画中颜哙的相貌奇怪，不像常人；澹台灭明则勇武豪迈，像子路。孔子说：“根据相貌取人，会错失子羽。”这里恐怕另有依据，记下以等待考证。石刻《圣贤图像》后。石刻古今圣贤图像共有一百零二人，收藏在绍兴郡学。三代以前的人物，即使是内府所藏，也只能凭意会去想象。唐文皇的虬髯缠绕嘴边，天下称他为“髭圣”；如今的本子却只有虬须而没有髯。唐明皇的眼睛细长，如今却画成大眼睛。梁武帝晚年本是一个短小瘦弱的老人，如今的形貌却高大得多。隋文帝因魁伟奇异而惊动世人，如今却特别细瘦。文中子的胡须向下垂到腹部，从他的著作中看，如今却是短短的微须。要从史书中寻找古人的形迹，从他们所著的书中推求古人的内心，尚且不能完全相合；何况区区相貌的遗传形象，怎么能经过几次传摹而毫无抵牾呢？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二人〕 宋代缂丝《仙山楼阁》卷。宋代缂丝《仙山楼阁》颇为精工，却不很有绘画的情趣。大概是宣和、政和年间装饰经像函匣之物。若有唐伯虎、文征仲、陆子渊、顾华玉，以及君谦、民怿等人的题字，才稍微值得重视。此卷最初收藏在顾御医世安家，他是陆子渊的姐夫，也是云间的鉴赏家。高皇帝起初禁止民间收藏伎巧之物，一时之间，精妙的技艺永远失传。诸位先生都为此感叹惊异。嘉靖年间，有巧匠得到旧缂丝，思索了一夜便领悟其中技法，于是能够织作这样的东西。如今民间盛行新缂丝，有人故意把它揉皱污损，做成旧物来索取高价。不过也不难辨认。元代高尚书房山卷。高房山尚书画《米家山》，像孟襄阳的诗一样，极其简淡深远。卷中有胜国名士的题跋，如赵、虞二位文敏，邓文肃，鲜于困学，都是精通书法的人。虞公的诗像两匹马中间的皮囊，到了后面的笔墨尤其值得玩味。

译赵文敏《长江叠嶂图》。赵文敏公这幅画冲淡简远，意趣在笔墨之外，不知比李营丘如何？已经渐渐要超过荆浩、关仝了。我诗中所说的，正是把清远的苕霅情趣，写出浩荡的金焦景色。奇怪的是，赵公本来是吴兴人，我姑且用这话开个玩笑罢了。至于海门吞吐杨子江、浮天浴日、怒雷惊涛的气势，当然稍逊一筹。可是那幽深的烟霭、淡荡的水气，若有若无，润泽之气仿佛就在眉睫之间，并不至于成为赵伯驹那种大年朝京观的气象。跋尾的几首诗，作者有虞伯生、柳道传这样的胜国名流，也有陈敬宗、吴原博这样的前朝学士，都是精通书法的人；而启南尤其像画史中的董狐，所以足以珍重。又。我从前见赵公的画，认为赵公是吴兴人，所以画的只是苕霅一带的山水。行在大江中，十天没有遇到风波，江面平得像席子。病势稍稍减轻后，我推窗面对江南江北的群山，展读这卷画，便仿佛看见芙蓉镜中的美人，黛眉明眸，使人心醉。由此才知道，前辈实在不是容易讥笑的。《天闲五马图》。赵承旨孟頫的《天闲五马图》，有人说是临摹李伯时的笔意。画中有两名奚官，其中穿紫衣、拄杖站立的那人，端庄严肃而有威仪；穿朱衣刷马的那人与接受刷拭的马；一匹正在啃草，另有两匹互相用牙齿搔痒，各自都极尽姿态。垂柳、朱栏，使人恍然如同飞龙天厩出现在眼前。我私下认为阎右相、韩晋公合起来画成这幅图，也未必是李伯时的原作。若把它和王处仲击唾壶的故事放在一起，当会更加神采飞扬。黄大痴《江山胜览图》。近来吴中诸位先生争相寻觅名胜，赵承旨、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的画作竞相出现，使宋人无处立足，我对此非常惋惜。如今观看子久的《江山图》，画面不过一寻一丈，却具有万里气势；而且用笔极其简略，意趣却总有余韵，真像西施洗去铅粉、站在苎萝山时的样子：我见了尚且怜爱，何况老奴呢？于是题写在上面珍藏。戊辰年夏五月，在蓠薋园中酷热时书写。又。王右丞诗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是诗家极为俊秀的语句，却进入了绘画的三昧。黄子久的《江山胜览图》是画家极为秀美的笔墨，却进入了诗的三昧。我曾经拄着短竹杖登北固山，在轻阴薄暮之时，把目光放在黯淡迷蒙之间，远树像荠菜，人家像海市蜃楼，恍惚就像这卷画呈现在眼前。回来从青箱中取出它，陈列在几案上，也仿佛自身又回到了北固山。取王右丞那两句诗高声吟咏，完全不是人世间的景物了。黄大痴《山水》为杨二山题。一峰老人这幅画不太像他平日的笔法，却清润而富有远致，自然超出南宋诸公之上。卷末预先为老僧作证，不让人巧取豪夺。然而僧人的寿命终究有限，又怎么能计算弓箭失得呢？少宰公具有鉴赏的慧眼，应当把它看作云霞变幻的景象就可以了。王叔明《阜斋图》。黄鹤山樵所画《阜斋图》有两幅，应当是一幅正面、一幅背面，以此极尽其中的情趣。松针极为得米海岳所称李营丘刚劲如针的画法；峰峦、竹木、房屋亭榭，浓丽、周详而宛然，实在是本色的佳境。等读到沈启南的歌中所说：“这幅图仿佛竹里馆，茅屋悠然靠着川水，倚床展开书册，白昼漫长。”看来像是在题前一幅。又有一株孤桐放在黑漆几案上，那就是后幅。阜斋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启南把它比作北方的辋川，想来也不俗。我家的小祗园，难道比这里差吗？只是这里暂时缺少主人罢了。曹茂来先辈拿它来请我题跋，观览之后不觉惆怅。黄鹤山樵《云林小隐图》。黄鹤山樵王叔明为钱塘崔彦晖作《云林小隐图》。叔明所长在于重重岩石、层层山岭、丹红的枫叶、金黄的栗树，以及宏丽的气势。而这幅图却清远而浓郁，很有董源、巨然和孟襄阳的妙处。乍一看，以为是大痴老人所作，又怀疑老人未必能画成这样。图后的意思似乎略有未尽，我问王百谷，他说还曾见过全本，大概有少许水渍，被装裱师裁去了。题署的是僧人泐季潭。叔明已经亲手书写了他所作的《云林辞》，同时为辞赋、记叙、诗歌作文字的共有二十七人，多是优秀士人；我所知道的只有山阴王裕、金华苏伯衡、始丰徐一夔、嘉兴鲍恂、桐庐俞和、临安钱宰、会稽唐愚士而已。沈道祯开玩笑说，可惜没有等到文待诏；如果生在那个时代，应当逐一考察这些人来答复我。因为文待诏最能详细考订胜国和前朝士大夫的生平始末，所以这样说。我回来后把这些写下，以记自己的浅陋。倪云林《山阴丘壑图》。云林一生不画青绿山水，留在江南的仅有两幅，这是其中最精妙的一幅。看似近，又似远；似浓，又似淡；似无意，又似有意，几乎像西施淡妆面对绿水，姿态美得难以承受。仓促之间看到它，没有不为之倾倒的。根据题字，它最初是画来寄给赵士瞻的，后来进入邹惟一家。邹惟一临终所托付的书法，也遒劲婉转、雅致胜过他平日的书法。云林《西园图》。云林这幅画，乍看不像西园，仔细推求，却没有一处不相合。它的用笔似乎柔弱却苍老，似乎浅淡却深厚，功力最为深重，是得意之作。方方壶《云山卷》后。方方壶在胜国时期，在赵吴兴等人面前毫不推让。画家这一流派，把他列为逸品。此卷画秋日山水兴致，源自董源、巨然和大小米，却遒劲古雅，另有构思，不是凡俗笔墨。留在我的余山房时，展开玩赏，足以代替卧游。方壶名从义，字无隅，是贵溪道士，与张伯雨齐名。石刻《玄元十一子像》。《玄元十一子像》，由吴兴赵承旨亲手摹写并书赞。刻石如今虽然稍有剥落，但其中人物形象的古雅和书法的精工，仍然可以据此想见。他们的姓名和事迹，只见于《庄子》《列子》的称述；把他们安排来配孔门十哲，正合适。佛门的高足弟子也有十人，事事竟然如此仿效。

译钱舜举《洪崖移居图》。《洪崖移居图》，是吴兴钱选舜举所画。人物的服饰不太古朴，但神采秀美焕发。仙童也画成天人相互观望的样子，使人感到洒脱清爽。虽然如此，我想拍一拍这位老人的肩膀，却害怕侍者中的那个侏儒老头将来成为上帝的弄臣，把仙界的道路长短拿来取笑。又。按照《真诰》所说，洪崖先主、青城仙伯，和赤松子一起做过神农氏的老师；这里所画的则是唐代的张氲先生。先生生于隋代，另名蕴，字藏真，也自号洪崖人，自称就是洪崖仙伯现身。他身高七尺五寸，眉目疏朗秀美，戴乌帽，穿红蕉葛衫，系乌犀带，穿短靿靴，手持邛竹杖。他骑的白骡名叫雪精，跟随者有五人，名为橘、栗、术、葛、拙，背着六角扇，戴着垂云笠，脚踏方木镫。还有二玄书、木如意、长生瓢、魏惠壶，不拿杓子。他常常应唐玄宗开元皇帝的召见，皇帝想授给他爵位，他不接受，辞别而去。不久骑骡进入彭仙炼丹井，化去。如今考察舜举这幅画，人物的相貌、服饰、坐骑、随从等种种都无不相合，大概画的就是这个人。当时世人盛传张果先生，却不谈张蕴先生，难道先生能够闭藏德行、收敛机锋，反而胜过张果吗？唐代传奇又说，李泌、邺侯任性放诞，多说大话，曾经得到酒留客，却说：“今夜洪崖先生要来住宿，应当为他准备酒食。”众人都笑他。既然把洪崖认为是古代的青城仙伯，那么把他认作张氲先生，也不算过分荒诞。邺侯自从灵武建功之后，只是没有隐匿踪迹罢了；不然的话，又怎么知道邺侯不能是真人，而张先生不能是诞妄之人呢？放下笔写下这一笑。《搜妖图》卷后。这是《崇宁真君搜妖图》一卷，大概是元人的笔墨；有人说是元代的底本，后人摹拓而成。画有神鬼、吏卒、兵士七十六人，鹰犬三只；陆地妖怪二十五个，水中妖怪二十二个，人身而被妖怪摄取的六个，普通人物一百三十二人。画中有飞的、奔走的、隐藏的、害怕而跳跃的、发怒而追逐的、依恋回顾的、争先恐后的、被枷锁拘禁的、持刀的、执箭的、被肢解的、推攘的、跪下听命的、站立着侧耳倾听的、坐着指挥的，形态多得无法数清。然而往往能够把姿势的气势表现到极致，运笔工整而遒劲，设色精妙，都是后人不容易赶上的。至于画中事情的虚幻、荒诞、狂怪，暂且无暇评论。自从胜国诸公的画以意趣取胜，吴中士大夫因为吝惜时间，便把它看作俗工之作，置之不顾。唉，本来就是如此。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之所以妙绝千古，难道不也有这一类功夫吗？所以我特意把它留在箱笥中，以备一家收藏，并记在这里。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图》，题和诗后。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图》，即使把书法的精妙发挥到极致，也不能不落入腐儒的讥议。因为陶渊明在永初年间不向宋称臣，与赵吴兴在至元年间出仕元朝，志趣正好相反。若论赵吴兴的风采秀润、品格超逸，以及像顾恺之、李邕那样的笔墨神韵，他所谓赵郎能连同陶渊明的性情一起表现出来，和陶彭泽的人品、文章合起来，真足以称为三绝。又不应只据那件事来评论他。我写诗被险韵所困，不免落入腐儒口中造业；让嗜好古物的人看见了，难道不会骂我杀风景吗？写完后姑且一笑。古画山水。我在癸酉年秋天从建业出发，沿扬子江经过采石、皖城，眺望九华山、匡庐山的胜景，又在黄冈、赤壁之间徘徊，所遇到的景色没有不是这幅图中的：远处的山岭、近处的水洲，空濛的青色和润泽的翠色，有时映入眼帘，有时扑到衣袖；苦竹、黄芦、低桥、断岸，和小船相互出没，真令人快乐得忘记回去。如今来到郧城，城小得像斗那么大，坐卧都在一间斋阁中，忽忽无聊，猛然看到这幅图，恍惚像遇见故人。等到解职东归的那一天，再去寻访季鹰所思念的莼羹鲈鱼之境，算是做了一场醒来才知是梦的梦吧。至于它画品的高妙，足以攀比马远父子；即使让唐伯虎、周臣尽力创作，也不过如此。《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明 王世贞 撰。文部。画跋四十二首。题王安道《游华山图》。游览太华山的人，往往到青柯坪就停止了。直到韩退之登上山顶，却不能下来，痛哭着同家人诀别。他的这件事被人传说之后，仙掌峰、莲花峰之间便永远断绝了缙绅先生的踪迹，只剩下樵夫、牧童能够到达。洪武年间，我同乡王履安道独能在知命之年，带着书册冒险登山，攀登绝顶，探访幽深的居处，同仙人、静姝问答。回来后写成游记和诗，又把它寄托在画中，于是天外三峰高奇、空旷、幽奥的胜景全都表现出来了。画册共有四十幅绝妙的图，具有马远、夏圭的风格，天生骨力遒劲爽利，书法也纯正雅致，十分可爱。安道去世后，画册归同乡武氏所有，却遗失了其中四幅。后来我在长干的酒馆中见到它们，宛如延津双剑重新相合。我倾尽钱囊买回，为武家保存雅物，已经将近二百年了。我的友人李宪使攀龙又能登上山顶，所到之处把我的姓名写在石上。我又托友人王按政道行在莲花峰刻石。今年夏天又从武侯那里借来观看安道的画册、诗和游记，沉浸其中多日。太华山上既然两次有了我的姓名，我胸中又具备了一座太华山，难道这还比不上三位先生吗？为了博取一笑，记在卷末。戴文进《七景图》。戴文进作图共七幅，分别叫作《浣溪春行》《卧听松泉》《竹溪夜泊》《雷峰夕照》《凭栏待月》《西湖雨霁》《东篱秋晚》。我起初浏览时，以为是沈启南所作；看到题字不工整，后来查验印章，才知道是文进的作品。然而画中没有一笔带有钱塘的意味，苍劲老辣而秀逸，超出寻常路径之外，于是知道这个人无不师法启南，妙处也无不相合。我的同乡陆太宰全卿分别为每幅系上诗，卷跋中说：乙亥年七月，卢院判宗尹治好了我的寒疾，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而卢君向来轻视钱财，于是我便把此画送给他。等选事稍微清闲下来，当为每一景赋诗一首寄托兴致。这样看来，这七首诗大概是替卢君补写在画上的。今年也是乙亥年，我忽然从友人那里得到这卷画；而我和陆公前后都是丁未科进士，又相隔一甲子，其中的事情颇为奇异。陆公身居政府，还能在政务之间完成这样的雅事；我却饱食后闲居山镇，难道神情会不郁郁吗？于是有所感触，题写在后面。

译《城南茅屋图》。这幅图是钱塘戴文进所作，有程南云题写篆书额题，杨文贞等诸公题咏。文进自称仿效陈仲梅，中间却很有米襄阳的笔意，只是设色稍微过于浓润。茅屋中的红袍人，难道是《秋江独钓图》一类的构思吗？文贞的一首绝句，用古隶书写成，颇为俊整。吴余庆和程南云都以书法著名，却不能算佳作。有一位鲍相，书法十分婉媚而有韵致，却不以书法著名，这些事情都令人无法理解。戴文进《山水平远》。钱塘戴文进生前作画，不能靠它买一顿饱饭，这是小小的困厄。百年之后，吴中的声望和价格渐渐又不敌相城翁，这是更大的困厄。然而若让真正有眼力的人来观看，他仍然是我朝的杰出高手。这一卷神采焕发而秀润，境界和意趣似近而远，尤其值得珍藏。题王孟端竹。孟端所画的竹，是本朝第一流的手笔，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的遗意，而清峻的品格又似乎超过了他们。我曾记下他的两件事：第一，沭黔公带着金帛求孟端作画，孟端谢绝之后，忽然画了一幅送给一位和黔公关系深厚的同僚，让他转交并说：“姑且用这个堵住公的心意，不要说是我为公所画。”第二，月夜听到邻家笛声，乘兴画了一幅竹子，带去访问并送给那个人。那人原来是大商人，非常高兴，准备了驼绒、文绮各两匹，请孟端再画一幅相配。孟端退还了钱币和礼物，亲手把画撕坏了。唉！即使不论孟端的竹画，像这样的人，还能再找到吗？王孟端《湖山佳趣》卷。我得到一卷画，起初浏览时，以为是黄鹤山樵所作。清雅的意趣直扑眉睫之间，使人应接不暇。看到卷末题字，才知道是九龙山人王孟端。孟端在永乐、宣德年间，声望和价格不在黄鹤山樵之下；如今渐渐寂寂无闻，假如有真正懂鉴赏的人观看它，便可以看出他胸中蕴藏的丰富丘壑。我这个东吴菰芦之人，举步所到之外，全都是画卷中的境界。晚年又出来做官，不知不觉已经远离这种情趣，姑且把这卷画放在案头，在春明门退朝的闲暇时常常展开观看，不让衣襟上的烟霞之色完全消尽。画卷最初属于陆太宰，曾请李文正题写篆额，吴文定题字，邵文庄作歌，可见它受到名士推重到了这种程度。夏太常墨竹。夏太常的墨竹声名和价格都很高，夷族后裔的作品虽然稍有减色，也不低于彭城的画材。我曾题过一卷，文字如此。今年秋天又从明辅那里看到这卷画，竹影掩映而文采斐然，很有好情致，水石也十分精妙。我于是停止题写，把它送给明辅，并且开玩笑说：“晋人不认识竹子，曾说竹子是有节的树木。夏太常是我的同乡，你何不把它还给我？”明辅笑着没有回答。沈石田《春山欲雨图》。石田的画卷，没有超过《春山欲雨图》的。它的源流出自巨然和尚、梅花道人，又增加了秀润的气息，不作狂风怒雷、勃然震掣的姿态，而是把元气含藏吐纳在山水之间。峰峦时隐时现，草木浓郁繁茂，颓然仿佛杨玉环醉饮西凉蒲桃之后，正要赐浴温泉。画卷距今将近一百年，每次展开观览，都觉得风采仿佛重新生出，墨迹仍然湿润，真是神品。夏日里在九宜堂，我和沈山人嘉则、舍弟敬美、外甥曹子念相约为它作歌。虽然勉强搜罗新奇的赞语，仍旧不过是跟在前人后面。石田山水。沈启南先生作画，对于古代各位名家没有不临摹的；即使所临摹的是董源、巨然，或梅道人、松雪、房山、大痴、黄鹤的笔意，往往也能超过他们。只有临摹云林不太像，问题在于用力太过。这一卷有二十六幅，每幅都富有气韵和生趣，秀美之气洋溢在纸墨之间；即使同云林相比，也没有一笔遗憾，尤其值得珍藏。画卷最初从汤舍人处得到，共十六幅，删去四幅成为十二幅；后来又从黄羽渊处得到十二幅，删去八幅成为四幅；之后又从黄淳父处得到十六幅，删去一半成为八幅；再后来从沈生处得到十幅，删去八幅成为两幅。这就是它精妙的原因。卷末跋中彭孔嘉称文丈待诏说：“石田先生是神仙中人。”这话我也曾听待诏说过，他还说：“满百个文某，也哪里敢望见这位老前辈如此的风流和推许，实在令人感叹。” 赠吴文定《行卷山水》。白石翁一生中唯一的知交是吴文定公；他画来赠给文定出行的画卷，长约五丈，花了近三年才完成。草木、树木、水石、桥梁、道路，没有一笔不出自古人，却又以胸中一片天机发抒出来。千奇万怪，各种形态都有真实的道理。至于气韵神采，触目便像刚刚落墨皴擦完成，完全超出了寻常路径。我看过这位老人许多画，没有一幅比得上这幅。假如黄鹤山樵、梅道人看见它，恐怕也要退避三舍；董北苑、巨然和尚一定会惊讶流泪，说：“这个后生青出于蓝，遮蔽了我们的名声！”鉴赏的人也会认为我说得对吗？又。白石翁是画圣，有人说这卷尤其是画中之王。不要说戴文进、唐伯虎，即使胜国诸位名家，谁能比得上他？有人说老人有《东庄图》，可以勉强主持画坛的盟会；但那是十三幅，每幅各自形成一种体貌。这一卷却像万里长江，千山夹在两旁，应当是老人的第一流笔墨。沈启南画虞山致道观昭明太子亲手栽植的三株桧树。如今天下阙里孔庙的桧树已经焚毁，秦代的松树也不是旧物，只有虞山致道观还有昭明太子亲手栽植的七星桧，但现存的只有三株。它们幽奇怪崛，种种姿态横生于意想之外，甚至超出常理。其余树木都是宋人补植的，虽然也遒劲雄伟，与这三株相比却微不足道。我曾想让钱叔宝、尤子求为它们画像，却因为神手在前而无人敢先。晚年得到沈石田翁的画，画的正是最古老的三株，而且还作诗歌记述，和我的心意十分相合。我家小祗园缥缈台，远望山顶只见一抹苍翠，如今又在箱笥中得到一座虞山，何必再花钱买百里舴艋船呢？石田画《隆池阡》。石田先生游览支硎山的隆池阡，并写有游记，游记中还有诗。至于为它作画，却过了三百天才完成。由此可知，先生写文章容易，作画却不容易。刚一展开画卷，便觉得苍翠秀润的气息进入眉睫之间。我已经游览那里两次，不知道真实游览和观看这幅画哪一个更好。沈石田临黄鹤山樵《太白图》。白石翁笔下能够驾驭董源、巨然，更何况黄鹤山樵呢？这幅《太白山图》，不知道比起老樵的原作如何？应当自然胜过原作。只是白石翁自己也说：“辛苦追摹了三个月，极力仿效并增加精致之处，便想不再有这卷画，后辈怎么可以轻易改变自己的自负？青出于蓝，也不是一点半点。”远处的水浦、肥沃的田地，小船和矮屋，出没在幽深迷蒙的云雾之间；连绵的山峰遮蔽天空，奇石插入地面，丹红的枫树、碧绿的楸树，使人应接不暇。茂来拿出来给我看，我几乎想把家搬到这里，买两头卷角小牛，开垦十双田地。

译石田画《钱塘山行图》。我曾经从桐庐步行到钱塘，沿途群山并不特别高峻，却掩映在草木之间，出没于村舍井邑之间，很有姿态。峰峦的翠色仿佛要滴下来，白云在其中间隔，时时有雾气升起。江上来回曲折，水面浩渺，帆船桅杆彼此相望，又是另一番境界。王子猷说：“走在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当时因为有公事，不能说出一句话来赞叹它的胜景，只能让它在胸中匆匆来去。如今得到沈启南先生所画的图，一看便重新恢复了旧日的景观，把它放在山房中，比起宗炳的游览，也不逊色。石田画。从前杜少陵拿《花卿歌》中的两句诗给别人看，已经被讥为患疟；到了他自述时却说：“三年还患疟疾，一个鬼也没有消失。”这句话流传在文艺界，成了供人取笑的把柄。白石翁这幅图，正是在患疟病时作的。仲蔚竟想让马君把它当作奇方，难道疟鬼也换成新画师，和大历诗人轮流交替了吗？观看的人能不大笑跌倒吗？石田《载酒图》。石田诗的结句说：“主人昨夜带来春酒，对着月亮饮酒还须叫上老夫。”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同这幅画相配。他描绘风物情景，竟然如此美好，可见这位老先生胸中自有丘壑。烟波中的画船、垂杨掩映的曲岸，件件都仿佛小祗园，只是另有山石突兀的奇胜之处。可是我家的园林有两座高峰相对耸立，湖石玲珑空透，像罗刹女一样幽深婉转、曲折有致，花竹、台榭似乎又胜过这里。遗憾不能和这位老人同时出生，成为这天然景色中的一段颜色。又，《寒山图》。石田这幅画，品格正如他的画法；寒山高峻，丹红的枫树、翠绿的竹子，另有一片天地。那些不经意之处，也自然很可爱。题石田《写生册》。这本册子中，白石翁画杂花杂果十六页，折枝鸟三页，鹅一页，渡溪虎一页，秋蝉一页。画得合宜的地方，往往可以列入神逸品。考察五代徐熙、黄筌以来，直到宣和年间，花鸟画的主流在于设色粉绘，形象隐约凸起如粟粒，精工到了极点，俨然像生肖形象。石田却能用浅色淡墨来画，神采反而更加轻盈飘逸。我家三岁的孩子，一一指着呼唤，没有一处叫错，这就是所谓既妙又真的作品。意趣充足，便不必追求颜色，似乎正合九方皋相马的前身之语。虽然这句话俊雅，却未必需要采用，姑且替公解解嘲吧。石翁《杂卉卷》。白石翁的折枝画，源自徐熙、易元吉，不作成都一派的样式，而是融入故有的种种生气。这十五种花，远远看去便知道不是凡俗笔墨。陆文裕用领解试的笔法来理解它；三年秋天游太学时，题写此跋，称赞其结体疏朗俊秀而妍美，隐约有陶贞白、吴兴小儿评论这两幅绝作的意味，足以丰富小祗园的老圃。题唐伯虎《诗画卷》。唐伯虎的《桃花庵歌》本来应当有配图，却不知道落在谁的手里。我后来得到一幅画，意趣颇像诗歌，且秀润婉丽，妙入赵吴兴的境界，于是装裱成卷。考察《二科志》记载，伯虎最初一篇作“伥伥行”，又有“何处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春不可怜”两句，如今都删去了。伯虎这首诗像父老谈论农桑，件件都是实在情景，中间写出婉转的情语，大概是才华还没有完全发挥罢了。但再往前一步就会成为胡钉铰那样的作品。我十年间舞弄笔墨，也不敢把它放在眼前。如今老了，喜爱这幅画，不妨连同这首诗一起再读一两遍。唐伯虎《写生册》。世人认为徐熙的野逸胜过黄筌的富丽，这两种画品于是分开了。我们吴中画写生的，没有超过白石翁的；伯虎次于他。这十六幅画件件达到精妙境界，大概深得徐熙的三昧，又稍兼有黄筌的笔法，所以没有偏失。白石翁下山休息时，我展开观赏，觉得天地间的一种生气落在笔墨之间，因此欣然独自赞赏。征仲待诏有两幅折枝小鸟，履吉题写的句子附在册后，足以称为联璧。周东村《宾鹤图》后。周东村臣为宾鹤翁作图文，太史题字，称为二绝；偶然带有长康一类的神韵，已经将近五十年了，而宾鹤翁的孙子幼于又买得此图，诸位先生都啧啧赞叹。跋中说，兄长伯起到来，因为唐伯虎曾为他的曾祖父画过《西园图》，后来遗失，不能复得，便以此为痛恨之事。请替我告诉伯起公：他家的司空飞去、古干将剑、吴中老人家藏之物、长史批诺、丞相燕公馈赠九公主之物、鸡林夜光帘，都可以一并寻找。跋语说得如此，难道真没有一点夸饰吗？他的先人旧物本来就应当自行珍惜；既然能让别人得到、让自己失去，伯起也姑且把它放下，怎么样？周东村《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李主派遣国手顾闳中到韩熙载府第暗中描绘而成的，完全表现出韩熙载放纵亲狎、跌宕不羁的情态。顾闳中另有摹本流传人间，宣和皇帝收藏的共有四本，都是顾闳中的笔墨；又有顾大中所作的两本，也很佳。皇帝亲自题写画谱说：“大中应当是闳中的兄弟。”弘治年间，杜堇古狂对它稍有增删，后来流落江南；有一位好事的大姓人家用一百斛米送给祝希哲，请他作一歌八绝句，亲手题在画后，称为吴中三绝。这一幅是东村周臣临摹杜堇之作，白阳陈淳书写祝希哲的诗；周臣的笔法精工不减杜堇，陈淳的书法也属于逸品，大概是第四个佳本。韩熙载的事迹本来不值得称道，但他有意自我污损，不肯摆出亡国之臣的面貌，其中有些地方超过了司马相如装扮犊鼻裈的故事。从前严续仆射替他的父亲严可求索取韩熙载的神道碑，用千金和两名歌女作为润笔礼，韩熙载不肯写阿谀之辞；严可求再三苦苦请求删改润色，他便立即把歌女退回，并在泥金带上题写一首绝句：“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宋人的传奇记载陶学士《风光好》的故事，这位老人的风流中也有耿介、权变和机诈，各种情状都不少。吴中诸名士画。这是周东村的杂山水八幅，妙有郭熙、马远的笔意。唐六如一幅，也精妙绝伦。陈白阳两幅，其中一幅是他年轻时的笔墨，工整程度不减六如；另一幅属于写意，也自然清远，像马文璧，却不如他晚年的草率之作。文衡山四幅，清远秀润，得到元人的情趣。仇十洲四幅，秀美之气逼近眉睫。两幅水景雄健飘逸，和东村的作品都不在宋人之下。陆包山《游天池》一幅，山石险峻而奇崛；《秋怀》一幅，萧瑟却不寒俭，都值得欣赏。

译临摹李伯时《莲社图》。宋代李伯时作《莲社图》，他的同族李元中为它作记，记述得十分详细。元代赵吴兴赵子昂重新临摹了它，而我得到的又是赵子昂临本的临本，至于孙枝本则不必谈了。画中人物庄严雅正，位置安排精密，更可以想见原来两本的精妙。我于是请俞仲蔚用小楷书写李元中的记文，仲蔚又在后面略述所见，足以补充元中记文的缺漏。我又考察记文中所说的佛陀耶舍，梵语译作觉佛陀；阿耨陀罗，梵语译作觉贤。耶舍就是鸠摩罗什的老师，和阿耨陀罗一起跟随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后来阿耨陀罗南行，止居庐山，参加慧远的莲社；耶舍辞别姚秦返回西域，大概从未渡过长江。而慧远在晋元熙元年圆寂，道士陆修静到梁天监初年才向梁武帝进献科仪，两人相隔约一百年，显然不可能相遇。总之，莲社的故事本来很美，是禅林中游戏三昧的境界，不必计较其中附会是否真实。若以弥勒菩萨莲花藏世界为例，那么三大劫中的人都在同一法会之中，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能相遇的。将来仲蔚见到这段文字，能否加以印证呢？凌氏收藏的文待诏画册后。吴地人得到文待诏的一种染色方法，动辄伪造款识，靠此谋生。这三十六幅纸画，确是文待诏得意之笔，是他在闲窗中舒散胸怀所作，出于倪瓒而入于赵孟頫，极有意又极无意，妙不可言，却全都没有款识，只剩下一首诗。难道是邢娙娥穿着破衣前来，使从前的令尹姬自惭失色了吗？玄旻一定要我们替它作证明，岂不是反而觉得有待于人证明是一种烦累吗？我取出此卷，在后面题写了这些话。题文征仲杂画之后 文太史画闲窗中的随意之笔，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因此意趣丰厚。他的书法作于中年，因此姿态丰美。他的诗不写应酬之语，因此韵味丰足。这十幅画，可以说是文氏的碎金，放在山房之中，也足以同我家的琳琅美玉相抗了。题文太史云山画卷之后 文太史文征仲还是诸生时，为黄博士应龙作了这幅画卷。画法仿效米芾，气韵生动，光彩焕发，竟不逊于高彦敬。书法圆熟流利，轻盈地显出晋人的风致；与晚年相比，笔力少些骨力而多些韵致。诗虽是大历以后人的语调，也写得清丽可爱。应龙极其珍爱，告诫后人不要让它落入用饼金悬赏购买的人手中。距今六十年后，他的孙子们勉强把它留给了我，得了厚价便卖掉。我姑且只是借此寄托眼目而已。平泉庄的草木尚且不能全部保全，何况文饶身后，人亡弓失，别人得到它，我又怎能预先替子孙立下契券呢？衡翁诗画卷 癸丑年，我避乱居住在吴中。一天，抽空拜访文太史，文太史拿着这卷来请我题写。当时太史坐在一旁画兰石，画完后，秀丽的神色朗然映入人的眉睫之间；他已经写了几首古体诗，诗也清新挺拔，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合作者。书法则出自黄庭坚，尤其苍老可爱。今天偶然整理散乱的书画，得到并取出这卷，墨色还像新的一样，而太史游于道山已经七易寒暑了。为此不禁怅然感慨。

译文征仲《劝农图》祝希哲题记 文待诏所作《劝农图》，潇洒冲淡而幽玄，往往显出意料之外的色彩。这是孟浩然、韦应物诗境般的画面，即使农夫看了，也能暂时忘掉风雨劳苦。画末的题字，取法于《兰亭序》和《圣教序》，同晚年结体相比，稍显轻佻。祝京兆和文征仲，我是不敢评论的；他的书法极像褚遂良，而老健之处还超过褚遂良。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合作者。唉！两百年来没有这样的笔墨了。陈道复书画 白阳道人作书画，不喜欢拘守法式，却很有超逸之气，所以一生没有一笔俗笔。在书法、绘画两方面，都可以称作从散僧达到入圣境界。这一卷尤其是他的得意之作，至于书写杜甫赠王宰的一首歌诗，自我比拟也不算浅薄了。吴中少年把家鸡看得过于低贱，我所以保存它，是等待真正赏识它的人。题陈道复水仙梅卷之后 在清池新月之下观看梅花、水仙，完全像苎萝女子西施为吴王穿着白绢素衣时的姿态。道复画这卷，连同她们的神情也一并表现出来，应当算是百花中的周昉了。题画扇卷【甲之五】右边这卷扇面画是甲之五，共有名画家七人的作品十八面。其中戴文进的《松崖图》，笔墨简略而情趣有余，所以是佳作；再加上祝希哲的题字，足称双绝。沈启南有五面，多是苍老的树木和盘曲的根蘖，块垒嶙峋，气势惊人；唯独一面《榴房》妙绝，题词像是在戏弄聋老人，而且还是为祝生子所作，也有希哲的题字。唐伯虎有两面，其中一面秀丽的色彩映入人的眉睫，另一面布置精密而不缺少逸趣，可以同文进并列。张梦晋的《石湖》《秋渠》，画出风流名士的气韵。陈道复的山水花卉九面，正是所谓意趣充足而不求形色逼真，题字也多有佳致。谢时臣的《小米》画，是仿效小米的作品；同他的本色相比，略显不俗而已。画扇卷【甲之六】右边这卷扇面画是甲之六，全是文征仲的画，共二十面。前一面是癸丑年秋天送我北上时所作，那时他已经八十四岁，还能用蝇头小楷题写七言诗赠给我。彭孔嘉继以排律，楷书笔法竟不逊于文公。其余十九面都是山水、夏木、寒林、清泉、白石，有的题诗，有的只署名，而笔墨苍古秀润，妙在很有前代诸公遗留下来的意趣。其中十面尤其是得意之作，看着使人神清气爽。又有一面在拳头大的石头之间，用淡墨隐约画出一只狸奴，仿佛醉于薄荷之中，却自有威势，确实可见文公胸中多有技法。世人往往见到赝品而不免像蜉蝣撼树一样妄加非议，所以我特意把它取出说明。画扇卷【甲之七】右边这卷扇面画是甲之七，共有六位画家，画作二十一面。东村周臣七面，其中有一面《榴房》；包山陆治六面，其中有一面竹子；其余都是山水。十洲仇英三面，文水文嘉二面，五峰文伯仁二面，沱江陈括一面。周臣的功力，可以称得上如斫轮般精湛；仇英的精微造诣远远超过叶玉、唐伯虎，此后无疑应当算第一流。叔平的格调和笔力本来就超绝，伯仁的才气和情趣尤其擅长精丽；但二人都喜欢用新意来发挥，因此也不免有偶然失误。不过他们的佳处，仍足以价值连城。休承比不上子久的深厚，超过元镇的浓丽，大概处在二人之间吧？人们说陈括比起陈道复颇有超过前辈的气势，却不如文崇嗣那样脱胎换骨，因此在文熙面前有所惭愧。我所收藏的画扇有六十多把，全是名家笔墨。考察古代，大令王献之曾有驳牸扇的遗迹，又有文通江淹仿照班姬画作秦王女乘鸾飞向烟雾的故事，这或许就是画扇的起源吧？但宋代以前的扇子都是团扇，我所收藏的唐宋人的山水花鸟扇面，扇制仍然保存着。如今的折扇，则从倭夷进贡开始，因为适用而雅致，天下都崇尚它。假如士大夫袖中带着一把团扇来驱暑，难道会没有人掩口而笑吗？所以知道古人那种感叹形式拘滞的说法不能再成立了。画扇卷【乙之六】扇卷乙之六，有陶翁存仁的《图》，天文、地理各一篇。太史文征明六面，陈太学道复一面，李东昌孔阳一面，梁礼部孜一面，尤山人求三面，张生复一面，都是画。另有两面画梅花、杏花，像吴延孝的笔法；许太仆用小楷在上面写了两篇赋。书画的笔法大多值得观赏，但也不免画成阿婆脸，间或有刘司空那样的遗憾，姑且保存下来。文伯仁《燕台八景》永乐年间，皇帝移驾大都，当时馆阁中的诸位先生随从扈驾，极力铺陈光大这件事，分题咏写胜景，大体上增删前代遗迹，就像流传的《金台八景》那样，往往多作七言近体诗。汤王孙因此被刘尚医压倒，原因就在这里。自李梦阳、何景明以后，诗文的格调绝不再作阿谀冗长的言辞；至于寄托于丹青的作品，除了杜堇、古狂之外，也不再见到。文德承偶然游历燕市，长久取法王蓝田画中题诗的方式，另自收藏在奚囊之中，隐隐有卢龙龙虎之气。观览的人果真是公子牟吗？即使身在江湖之间，也足以慰藉思念朝廷之情了。题陆叔平游洞庭诗画十六帧之后 壬申年九月秋天，我游览洞庭湖，陆丈叔平当时也跟随几个年轻人同去，已经七十七岁了。他头戴簪、脚穿鞋，行走在云气之间，仿佛飞翔而归。我当天开始草写一篇记文以及若干首古体诗，赠给陆丈，只是为了保存这段故事。第二年五月，陆丈来拜访，便拿出十六幅古纸，每幅画一景，仿佛采撷我诗中的景物而作画，既不重复，又都描摹出来。画中秋日的山骨秀削，浮在天际，空阔迷蒙，确实把太湖和两处洞庭的神韵表现出来，没有丝毫差错。精妙之处，上可逼近李成、郭熙、马远、夏圭，下则更不必说了。陆丈的画品高居天下，远近的人望见他家门巷便赶来，想求一水一石都不可得。如今他竟把太湖、洞庭的全部胜景画出赠给我，并且还谦逊地说，是想借这些画托附我的诗，使之不朽。我固然偏爱陆丈，难道也是我偏嗜一端吗？我问陆丈，他自己说到八十二岁时，画艺将大成。如果确实如此，我到那时就上表请求穿道士服，拄一根杖，跟随他探访尚未游尽的胜景；回来后，我们两个人合起来，便成为一个王维。不要说是狡猾的少年得了陇又望蜀。题陆叔平临王安道《华山图》之后

译我已经替武侯收藏王安道的《华山图》，本想请钱叔宝亲手临摹，却没有成功。过了一个月，陆丈叔平来访，拿出画卷，难为那位老侍者一直侍奉到傍晚，我实在不忍开口谈临摹绘画的事。陆丈拿着画册不放，说：“这位老人终于能够接近宋人，不再有前代画家软弱的笔腕，只是少了些生气。”他回头欣然对我说：“我为你留几天，保存它的大体面貌，之后再仔细研究丹青的道理。”陆丈的画品与安道相同，所以特别契合。画成之后，只应当彼此比较笔意的高下，不必拘泥于骊黄黑黄等外在形迹。我的朋友俞仲蔚、周公瑕、莫云卿等人，尤其擅长小楷。我把安道的题记以及古近体诗全部交给仲蔚；把唐人的杂记和诗交给云卿；把李于鳞的一篇记、乔庄简的一篇记和一篇赋交给公瑕；把都少卿的一篇记交给程孟儒另行书写，合成一册。这册完成后，安道若有灵，也不免要像卫夫人那样哭泣了。钱叔宝《溪山深秀图》我近来得到高丽进贡的蚕茧纸，洁白如玉。夏天，钱叔宝来访，我让他在纸上作矮行长帧，画一幅浅色的《溪山深秀图》。结体和笔法一脉相承，源自黄公望，又间杂沈周的老笔，苍古秀润，完全超出一般的门径。当时吴中的名士都作歌来赞赏羡慕，真是一件盛事。有人说我是在借画寄托什么，这却不是这样。大丈夫喜爱山水，就应当辞去朝市生活，何必劳碌奔忙，借此画来寄托呢？人生有义理和命运，终究不应只凭一端来决定出仕或退隐。譬如看见佳画就说是真山水，看见佳山水就说是一幅真画，究竟归宿在哪里？写下这些话以记感受，也借此解除别人的嘲笑。又一卷 叔宝为我作画，两个月后仍觉得意趣未满，恰好得到好纸，便又作了这幅画，纯用水墨，气韵精神奕奕然映入人的眉睫之间；还要求我作歌回报，说：“我的本领全在这两卷画里了。”我依照他的话作歌后，又开玩笑对叔宝说：“这是浙江东部和西部的山水罢了。过去赵大年别出新意作画，人们总嘲笑他说：‘莫非是从朝陵回来吗？’意思是他所见不过五百里之内。”叔宝当即脸颊发红；但将来有一天，他穿着老年的木屐游历秦、陇、巴蜀、八桂、七闽，回来后我更应当得到两卷奇妙的画了。《夏山欲雨图》梁礼部思伯来心远堂拜访，拿出沈启南的《春山欲雨图》给我看；画后有我兄长沈嘉则的三首歌，嘉则独作《夏山已雨》的语句很不相类。于是思伯又拿钱叔宝的《夏山欲雨图》给我看，请我题写。叔宝这幅画昏暗朦胧而郁积蓬勃，生气淋漓，足以同沈启南并列。启南画中只有两个撑伞的人，也像已经下过雨的样子。我几乎想把嘉则的长歌写在画上来应和，只是嫌它形貌丑陋，于是我们相对大笑一场便作罢。不然，杜甫“雷声花气”四字，或许足以补白，思伯会赞同我吗？尤子求《华清上马图》杨太真的《华清上马图》旧有粉本，但寂寥空疏，不太相称。尤子求擅长白描，我恰好得到蜀笺，便请子求作画，再按照构思增删，于是把杨太真上马时的姿态，以及三郎停鞭回头顾盼的样子画得极妙，俨然有了生动的神采。太真和诸姨应当都善于骑马；看《丽人行》所说“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蹬银”，又说她们在车前下马走入锦茵，因此自然可以想见她们的骑术。当她乘着照夜白，随从入蜀时，还自以为计策得当；六军稍稍停顿，马嵬坡的骑兵却再也无法前进了。吴中善于书法的人，俞仲蔚写《连昌宫词》，彭孔嘉写《长恨歌》，周公瑕写《津阳门行》，黄淳父写《清平调》八首，以及袁鲁望、张伯起、王百谷、王元驭、华防、圜舍弟等，各自用小楷书写宫词，于是成为一部佳本，其他的本来就无暇评论了。钱叔宝《纪行图》我家太仓到神都，水路有三千七百里。自我超过舞象之年以后，往返其间有十二次，其中乘船居多，占八次。得失忧喜之事交错发生，有时刚刚洗漱便连夜出发，沿途所经历的事情很多。京城的繁华，也只像云烟从眼前飘过罢了。去年春天二月，我入朝领太仆卿，友人钱叔宝以绘画妙绝天下，为我从我家小祗园画起，一直到广陵，共得三十二帧。我曾笑叔宝像赵大年，不能画出五百里之外的景象。叔宝的高足张复，随我的船北行，沿途所到之处都画下来，共五十帧，赠给叔宝。我只是稍微根据晴阴、早晚增添色泽，或调整景物之间映带的轻重罢了。从前宗少文把五岳名山画在书斋墙壁上，说：“弹琴奏曲，想让群山都发出回声。”我将来告老之日，把这册画放在书斋里，阿堵若能看见，难道不会笑得流泪吗？然而终南山有捷径，又怎知道长安路上没有隐逸之士呢？况且我和这两个年轻人都幸而没有死去，不能成为向子平，也终究会成为宗少文。于是题写在卷后。《钟馗移家图》钟馗的故事只见于《唐传奇》中，杨用修认为钟馗就是乔钟葵，字辟邪，后人因此附会牵连，恐怕也不对。李伯时过去曾戏作《嫁妹图》，有人说就是《移家图》。我曾见过它的摹本，叔宝虽然仿佛取其意趣，但增饰了一半以上，画出魈、魑、虚耗等鬼怪得意后跳跃张狂的姿态，深刻表现了小人的情状。从前说桥神相貌丑陋，害怕张平子把它画出来，因而不敢现身；将来叔宝或许可以免除被鬼神勾摄魂魄的苦难。《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 明代王世贞撰 说部 札记内篇一百三十六条 我卧病在斋中，屋里没有书籍史册，游目四顾，便取柿叶得到什么就写在上面，共有一百多条，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多讲传述经义，外篇多讲传述史事。“思无邪”，大概是《诗经》的纲领吧？“自强不息”，是《易经》的纲领吧？“无论做什么都不要不敬”，是《礼经》的纲领吧？“诚实地把握其中正之道”，是《尚书》的纲领吧？这些说法都极有力量。乾卦的六条龙，都是圣人。圣人不能制造时势，只能顺应时势。文王【缺文】

译啊，然而文王能够做到的，孔子却很难做到。六条龙都是圣人，为什么还会有忧虑、疑惑和悔恨？不是德行不足，而是所处的地位不相当。圣人能够改变这种处境，贤者努力去做，愚人却会陷入其中。处在田野之中的龙，为什么能使天下文明昌盛呢？孔子大概深知其中道理，所以说：“时机舍弃了我。”这不是说圣人能被时势舍弃，而是表明他自任的信念很坚定。伏羲画八卦，难道是专门为卜筮设置的吗？后来的圣人看见义理同数理相合，于是借助卜筮来阐发它。也就是说，是借卜筮来说明义理，而不是把义理全部归结为卜筮。一定要到三百一十四爻才可以判定吉凶吗？六十四卦，难道还不完备吗？不是圣人没有完备它，而只是世代更替之后，事日益趋于繁多罢了。尧命令羲、和，是天道。舜命令禹，是地道；禹推荐伯益，是人道。圣人的境界不可测知，舜、禹大概已经达到了文德吧？能够广大而化育天下的，大概就是汤、武吧？“亢龙有悔”，难道是圣人阅历世事后的话吗？“用九”体现天德，不可自居为首。这大概是圣人处世的话吧？老氏所得的，是《易》偏于运用而又深刻的一面。时势发展到剥卦，天地几乎要丧失了。然而圣人就在这时产生。圣人在剥卦中萌发，在坤卦中产生，在复卦中成就，在泰卦中显现。圣人从剥中产生，不从姤中产生；贤者却未必如此。六阴的坤卦之后，必定会产生阳。圣人把它命名为复卦，仿佛失去的东西重新回来，是表示喜悦。六阳的乾卦之后，必定会产生阴。圣人把它命名为姤卦，仿佛意外相遇，是把它排斥在外。因此日月的食相虽然是常有的现象，却一定要当作变异来看。木德大概是最完善的了吧？土深厚，能够承载万物；金、火的功用也达到了极点，然而它们的本体并不仁慈。所以在星宿和岁星中，木星为吉；镇星次之；长庚、荧惑则多主灾祸。人活着所发挥的作用，全都属于七情。道要依托什么呢？舍弃七情，还能依托什么？圣人顺着七情而建立道，佛氏违逆七情而建立性。贤者努力顺应它而有所成就，不肖者却任由它发展而忘掉根本。父子关系产生于情欲，君臣关系产生于利害。为什么要违逆这些而把它们消除呢？万物制约力量，万物制约气，万物制约德。以力量制胜的，要交锋取胜；以气势制胜的，一出现便能取胜；以德制胜的，只要听闻便能取胜。火没有固定形体，以万物作为形体；星火一发便能烧焦，能够把宇宙中的金石熔化。欲望最强，愤怒次之。欲望也像火一样，只有狂者靠意志把它完成，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吧？只有圣人靠道把它完成，比如文王、太王吧？咸卦就是感。晋就是前进。然而圣人未曾不慎重地加以抑制；蹇、遯两卦的卦辞中多有吉语。急躁给人带来的祸害，实在太严重了。圣人在否卦中不困穷，却在明夷卦中困穷。否卦的时势，圣人能够加以改变；明夷卦的时势，是圣人用来藏用的，不能改变。剥是祸乱已经形成，姤是祸乱开始萌发。圣人不忧虑剥，却忧虑姤。圣人在否卦中不困穷，却在明夷卦中困穷。否卦的时势，圣人能够加以改变；明夷卦的时势，是圣人用来藏用的，不能改变。剥是祸乱已经形成，姤是祸乱开始萌发。圣人不忧虑剥，却忧虑姤。黄帝以前，难道有圣人而不可考知吗？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这六位圣人，是圣人中的最高境界。譬如使用手臂，左臂用来弱化，右臂用来强化。君子平居时尊尚左方，用兵时尊尚右方。秦朝崇尚右，汉朝沿袭它，元朝后来又恢复这种做法。这大概是因为崇尚强力吧？如今北方仍崇尚右方，这是用兵遗留下来的习俗。有人说佛、老之道虚，圣人之道实，是这样吗？回答说：实在的就使它显为空，虚无的就使它显为实；把一切都化为空，以成就一个实，这就是佛、老之道。实在的就使它归于实，虚无的就使它归于虚；用虚来说明实，用实来维系虚，这就是圣人之道。所以圣人，是顺其自然的人。愚人拘泥于形迹，智者厌弃形迹。佛氏把两端都捆束起来加以罗织，这种方法足以使愚人更加愚昧，也使智者自以为聪明。使愚人愚昧，是愚昧；使智者自以为智，也还是愚昧。所以佛氏一出现，天下便像茅草随风倒伏一样纷纷归附。老子并不是轻视仁义、菲薄礼，而是认为仁义和礼只适合那个时代。谁不想遇到三皇那样的时代呢？如果不回到那种时代，为什么文王、武王以后，浑朴之风就发生变化了？伏羲、神农以后，到了殷朝末年，政教就出现了。老氏的根本，是我们圣道的另一条道路。张、杜之法，是小乘佛教剽窃仿拟来的；王、马之书，是禅宗的影响。因此教法有两种，而没有第三种。知道前进，也知道退后，是《易》。把退却当作前进，是老氏之道。佛教却想把一切一并归于空。那样难道能够没有轻视我吗？我所考察的是天地四方之内，而他却想考察天地四方之外；其实是他自己欺骗自己。把本性置于外而只修行的人，我想引导他前进。把修行置于外而只谈本性的人，我要问：这种本性难道是空的吗？不落实到君臣关系，就落实到父子关系；不落实到父子关系，就落实到长幼、夫妇、朋友关系。谁说它是空的呢？难道征伐诛讨衰微了吗？黄帝已经开了先例。谦让禅位兴盛吗？王莽、曹操却在后来出现了。因此应当看重道，而不要拘泥于形迹。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离开是容易的，做奴隶就难；死已经很难，死而不违背仁道更难。比起做奴隶，离开也同样困难。老子熟习礼却轻视礼，庄子害怕死亡却把生死看作齐一，佛氏害怕寂灭却又以寂灭为乐。自己拥有的就忌讳它，自己达不到的就文饰它，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吗？阴屈抑自己的德性来辅助阳，就吉；伸张自己的德性来抗拒阳，就凶。地对于天，月对于日，臣对于君，妇对于夫，都是辅助者。小人对于君子，则是抗拒者。艮卦多么伟大啊！它终结万物，也开始万物。君子得到它，可以成就自身；方术之士得到它，可以延年益寿。圣人凿开天地的孔窍，天地却不怨恨他，因为他是在维护天地。堵塞天地的孔窍，返归它的朴素，这样做对吗？然而那将会用来盗取天地，所以天地不肯给予。正因为如此，才有周公、孔子，而没有长生不死、羡门那样的人。天下先有令人疑惑的行事，后来才有《易》；先有阻塞人情的事，后来才有《诗》；先有有形迹的治理，后来才有《书》。所以说：“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唉！难道只是《春秋》如此吗？天地的开端，是混沌的吗？国家的开端，是质朴的吗？人的开端，是婴儿吗？婴儿逐渐成长为儿童，是形势所趋，也是道理如此。应当顺应时势而加以节制，使开端的本性得以保存才可以；强行返回开端就是谬误。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却仍以臣服的礼节侍奉殷，这是圣人的心志。内里文明，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这是圣人所把握的先机。有人说：六书是心意的图画吗？有这种说法吗？回答说：关键只在于从什么角度观察。用道来观察六书，是羲、文的精义；用技艺来观察六十四卦，是仓颉、史籀留下的形迹。郊祀中配享祖先，这是天地人三才的道理。颛顼、帝喾、尧、后稷，在文德方面几乎没有可惭愧的地方。德行不足却强行尊奉他们，难道不是亵渎上天吗？岂不是僭越日月星辰了吗？《韶》乐奏起，百兽都随之起舞，并不是因为声音本身，而是因为和谐之德达到了极点。不然，难道会没有师旷所说的话吗？在墓前祭祀并非古礼，然而偶尔依时举行也可以。

译魂气本来没有不到之处，借助他的形魄，利用他的遗物，真诚地感通他，不就接近于改变礼制了吗？祭祀设置尸，难道是先王感念神灵降临而设置的防备机关吗？然而尸必须贤能；不贤能就不真诚，不真诚就不能聚集神灵，所以不能把这种做法施行到后世。尸还活着，距离就近；距离近了就会亲狎；亲狎便会嬉戏；到了嬉戏的地步，祭祀就可以不举行了。如今只尊主而不设尸，其中深远而肃穆，我赞同这种做法。席地而坐，是古代的礼制。这不就近似犬豕进食了吗？如今严禁肉刑，是古代的政治原则。这不就近似豺虎了吗？如今讲究仁爱。讥刺世代卿大夫，是说这种做法不是按德行选举人才。难道没有世代相承的诸侯吗？诸侯如果不是极其暴虐，就不容易更换。像太守、县令这样的官员，早晨上报殿廷，晚上就因更换而离任，难道能够长久地使百姓受苦吗？柳生说得好：“封建制度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不过二百四十年，就有三十六次弑杀君主，王室四次发生祸乱，天王多次出奔，臣下射杀王子，以烝祭其母为乱始。越过千里之地而错杂着戎狄，这是七雄并起以后的事；历经数代，百姓很少有死在家中的，这都是封建制度造成的。读《周礼》说：奇怪啊！方圆千里的土地，却设置了这么多官员，竭尽地力也不足以供养他们、支付俸禄，百姓还能由谁来养活呢？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这种说法错了。涂山只是极小的一块地方罢了；诸侯带着车辆、器具和官属随行，大国二十乘，小国也有十乘左右，共有十五万乘，哪里容纳得下？荒服之地，驱车奔驰万里，哪里能够到达？圣人巡行四方，是会见各方的诸侯。迎接老虎，是因为它能吃掉田里的野猪。难道没有说它会伤人吗？周公把它驱逐到远方，后来却迎回来祭祀它，这不是周公制定的典法。人也有这样的例子：何进、刘璋。取用百姓接近贪婪，刑罚百姓接近残酷，出兵接近祸乱，唯我独尊接近亢奋自大，优厚宗族接近徇私。然而天下人不认为这是祸害，是因为知道这样做出于不得已。统治人民的人，心中应当有所警惕，并且始终抱着不得已的心情去实行，这就很好了。有生长，也有停息；生长不能没有停息，停息不能产生生长；生长生长而不停息，仿佛停息又产生了生长。圣人善于顺应停息，使生长之机畅通。唉！这就是裁成天地的道理吗？万物产生我，我产生对立；对立产生相互轧迫；相互轧迫产生机巧，机巧产生祸患。圣人是忘却物我分别的人。事机一到便明察它，所以不抢在事机之前，也不落在事机之后。天下通行的大道，五伦已经全部包括了。舜明察各种事物，洞察人伦。万物就是人伦分散而各具差异的表现。广博、审慎、谨慎而明察，难道圣人只需一照就够了吗？圣人从来没有不穷究事物的。朱子的格物，流弊是拘泥于外物；王氏的格物，流弊是把万物排除在外。所以说：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认为内在是对的、外在是错的，不如把内外两方面都忘掉。不是忘掉，而是无论何时都不失敬意。眼前所见的理解所得，只在表层而不在内里。偶然得到的东西，忽然有了，也会忽然失去。鸡犬各有所专长，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比不上它们。牛马各有所专长，即使有力量的人也比不上它们。它们成群地被人役使，却没有一样才能不被充分利用。统治天下的人，却总有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是开始于一、完成于两方面的，这是乾坤自然的奥妙。因此古代的圣王，专门端正根本，扩大辅佐。荀卿把臣下看得危险，这比篡夺孟献子的罪还重；把聚敛财物看作臣下的行为，这比盗窃还严重。唉，其中确实有值得警戒的地方啊！天地有盈有虚，随着时令而消长。《易》道高明极了！明智的人先于时势行动，愚昧的人落在后面；时机到了才醒悟，醒悟也来不及了。三苗对于舜，难道是五帝时代君主所面对的欲望吗？鬼方对于高宗，难道是三王时代君主所面对的欲望吗？昆夷对于文王，难道是太甲、成王所面对的欲望吗？荆戎对于平王，难道是后世中等君主所面对的欲望吗？上等的君主，把教化欲望转化为天理，以天理实现治理；次一等的，能够战胜它；再次一等的，能够制约它。到了后世，已经无法胜任了。桀、纣、幽、厉的欲望滔天，他们的作为是亡国的根源。读《大雅》中的各篇，便知道文王的圣德功业比武王更深厚。周公了解圣人之道，比武王更深。以文王为法则，难道也是末节吗？谨慎小心、恭敬翼翼，明白地侍奉上帝，这就是其中的精髓。一念之间的敬意，就能使万邦信服。不学习叫作贫乏，没有成就叫作卑贱，心灵死亡叫作夭折，丧失操守叫作断绝后嗣。北极星是上天的枢纽吗？它在运动之处达到神妙，却听命于静止；在静止之处达到深微，却能制约运动，也真是深远啊。人每天忙乱不安、纷扰不已，回过头来寻求它，北极究竟在哪里呢？灾异发生时，说是上天出于仁爱，这种说法君主相信吗？暴虐的政治感召而来，乖戾之气便应和它，难道真有一个上天之心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仁爱百姓呢？由外部进入内部，于是内部的祸患产生了。难道不就是眼睛吗？由内部传到外部，于是外部的祸患产生了。难道不就是舌头吗？《易经》颐卦的卦象说：“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 机心不轻易发动，就少有触犯他人的过失；气不轻易泄露，就能保全精神。这也是在养护身体啊！嗜好少，可以使心志淡泊；欲求少，可以保全操守。修养德性也是如此。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灭亡了！这话说得好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性命之理，举足便称说圣贤，都是不能反省自身的人。面对财物不要苟且取得，面对患难不要苟且逃避。所谓“不要”，并不只是在面对财物和患难时才不要；等到真正面对时再戒，就已经晚了。孟子劝告君主，总是从旁引申开导，使道理通达；程氏劝告君主，总是迎头折驳，使其受阻。唉！如果没有孟子，我同谁一道呢？《荆卿传》说：他为人智慧深沉而勇气沉着，这话很有意味。凡是智慧不深沉的，就不是真智慧；勇气不沉着的，就不是真勇气。深沉，是为了藏住智慧而在需要时施展，使人无法测度；沉着，是为了蓄养勇气而在需要时爆发，使事情一定成功。有德就容易兴盛，没有德就容易灭亡，大凡各个都城都是如此。难道说长安难以灭亡吗？秦为什么只传到二世？难道说洛阳容易灭亡吗？周为什么延续了七百年？所以，四海归附朝拜，京城可以不再修筑防御工事；四海离心而土崩瓦解，即使有坚固的城池和险要的地势也晚了。智慧崇高，礼节谦卑；但有礼节谦卑而智慧不崇高的人。智慧崇高而礼节不谦卑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圣人的话高远得像天，我却认为它接近大地。贤人的话接近大地，却时时高远得像天。凡是圣人的话，没有不能实践的。要去燕国，却走上通往越国的车辙，能到达燕国吗？即使知道通往燕国的车辙，早晨前进十里，晚上却退后一百里，能到达燕国吗？我虽然车头向北，穷尽日夜赶路，又有什么用？走水路却绕远，走陆路却取近道，就能顺利到达。分门别派的那些人的错误，实在太严重了。使内里空虚，使实际充实；使名声空虚，使行为充实。唉，我到哪里才能见到这样的人呢？人一旦死去，万般作用都结束了；圣人却借此彰明节义，树立法则，流传万世。

译夫妻之间，不过是一种情欲相感罢了；圣人却借此建立纲常、陈列法纪，使之与天地相配。因喜爱而任用人，因厌恶而施行法令，以入仕者供奉出仕者，以文官控制武将，凭个人心意创制礼制，因个人欲望兴起徭役。六官想要修治天下，能够做到吗？唉！记载繁多而志趣寡薄，这是司马迁、班固的过失。即使如此，也不能废弃它。三代的事迹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唉！这话岂不是会使人责怪我吗？圣人不肯把一切都说尽，实在太深了。他的治理宽裕有余，是因为教化有余；他遭遇变故而能应对，是因为留有余地；他说话有所引申而有余味。贤人却不一定如此，读周公、孔子、荀子、扬子的书，就能看得清楚。道理和数理一经揭示就能相合，这就是《易》吗？探究数理来求得与道理相合，这就是《太玄》吗？如果过于玄妙，人人都能做到，就不神妙了。所以，书籍是政治之道一经揭示就相合；诗歌是情感本性一经揭示就相合；《鲁论》是道德言论一经揭示就相合。怎么能拿它们相互模拟呢？诗书不能恢复古代的面貌，谁来取舍删定呢？礼乐兴起以后才有著述，唉！谁能够继续下去呢？《春秋》是圣人的药石。文中子续作《春秋》，如果是为了以此救治当时，那么为什么要尊魏为帝而并列二魏呢？有人说这是阮逸伪造的。既然是伪造的，就当作伪造的吧。《诗》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用来怨刺。难道只有《国风》如此吗？《颂》纯正，纯正就能成就教化；《雅》兼有这些作用。《诗》中保存淫乱私奔的诗篇，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妄自理解的。想来它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是为了显示警戒而把导引欲望的意味加重。凡是诗中讥刺谗佞、直率而严厉的篇章，圣人的警戒深切，所以保存它们。《春秋》以周王的正月为正月，却冠以夏历的时序，是这样吗？答：不对，不对。确定正朔，是天下最重要的政事。《春秋》是为了止息乱世，自己却扰乱正朔，这还凭什么作教训呢？《春秋》写成而后捕获麒麟，这是祥瑞应验吗？答：未必。难道是捕获麒麟以后才作《春秋》，用来比拟《河图》《洛书》吗？答：不是。《春秋》的写作，已经很久了。捕获麒麟，是圣人借此寄托悲痛的吗？答：为什么悲痛？在那个时候，《春秋》所记的事情已经结束，可以停止了。诗篇删定以后，《国风》并没有因此容易灭亡。屈氏的志向深切而令人悲恻，枚乘、李白的情感委婉曲折，这差不多可以了吧？《雅》《颂》则更加深厚。有人说，唐山的郊祀诗不是这样吗？答：那相差太远了。钓鱼而不撒网，难道就没有过错吗？射鸟而不射夜宿的鸟，难道就没有过错吗？这岂只是获得圣人的仁爱之心，也是用来教化万物。《乡党》篇，是圣人施行教化的表现。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瞒。孔子的文章，哪一样不是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呢？子贡把它分割开来理解。孔子不直接说出，正是深刻地在说。子贡却对它产生了疑惑。端木赐没有接受天命，却经营财货；他推测事情常常准确，是能够役使外物的人。颜回大概接近圣人吧，他常常贫困空乏，是能够不被外物役使的人。圣人也从来不是不治理财货。若把“博学而记住它”理解为多学习并记忆，那么究竟是把货物当作学问来诠释，还是把学问当作货物来诠释呢？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曾子说：“是。”这并不是从前那个曾子。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这样说又像是从前那个曾子。子贡有所疑问，于是孔子的深意更加显明；曾子只回答“是”，于是孔子的深意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唉！天地之间只有一种元气罢了，起初并没有善恶。有气就必有理；从理上考察，就只有善而没有恶；从气上考察，就有善也有恶。荀子说人性本恶，虽然偏颇，却也是从自身体验中得到的。告子也是通过自身体验得出结论的人。扬子提出善恶混杂，是承接孟子、荀子的论说而发出自己的疑问。韩子提出性分三品，又根据三家的论说斟酌出相似的观点，并不是通过自身体验得到的。舜诛杀四凶却封赏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答：得罪天下的人，即使是弟弟也不能赦免；得罪舜自己的人，即使是疏远的人也不应诛杀，何况是亲弟弟呢？《尚书》说：“瞽瞍也确实顺从了，象也将因此受到感化。”难道说圣人会像普通人一样，记恨自己的弟弟吗？说禹进入圣人境界却还不够完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他的功业几乎达到圣人境界，却深奥得无法测知吗？舜、皋陶用这些话表示警戒，是把它作为对居功者的训诫，并不是说禹有所不足。尧去世，舜避让；尧的儿子继承时，舜去世，禹避让；舜的儿子继承时，禹去世，益避让；到了禹的儿子，天下人有拥护他的，也有不拥护他的。这是上下彼此用欺诈相互窥伺，和王莽、曹丕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孟子是得到了圣人的心意，却弄错了圣人的行迹。问：服饰制度可以向君主展示，却不可以向臣下展示；责善之义可以向父亲展示，却不可以向儿子展示。诵读《毋自欺》一章，却不羞惭得脸红，这还算是人吗？读到《牛山之木》一章，却不惊惧得浑身出汗，这还算是人吗？所以圣贤警醒人的力量，比药石还要深切。爱护亲人、敬重长者，是人的天性。然而，这并不是天生就知道的，而是天赋的能力。爱产生于恩惠，敬产生于习惯。说人生来无所不有，可以；说人生来无所不知，不可以。瞽瞍杀了人，咎繇逮捕他，这不合乎臣子的道义。盗窃父亲的财物后逃走，沿海边居住，这不合乎君主的道义。从内心本意来说，却是可以的。血流得足以漂起舂米的杵，并不是虚妄之言。纣的七十万军队中，难道辅佐他作恶的人竟有百分之百吗？他们倒转兵器反过来进攻，说明其中有受到抵抗、被迫防御的人。军队内部发生混乱，彼此成为敌人，众人相互争斗践踏，难道不会血流漂橹吗？这样以后，才知道谈论战争是多么困难。柳下惠留下的遗言，使他的最高品行泯灭了。总的说来，他是侨、瑗这一类人。圣人难道不近于违背实情了吗？我替他评论说：伯夷是清高方面的圣人；柳下惠是和顺方面的圣人。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程子说：“仁者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孔子把这两种宝贵的道理藏而不轻易发表，大概是早有预见了。他预见什么？是预见会有释氏所说的“即心即佛”和“大慈大悲”。颜子的长处在于胜过孟子的气质；孟子有无师自通的智慧，有建立道统的功劳。《大学》的依据中，把“亲民”改作“新民”，究竟是什么道理？这不是相信经典，而是巧妙地穿凿附会。补写“格物”一章，又是什么道理？浅薄而鄙陋得很！人要自己明白道理，实在困难。在上层使人伦关系明白，在下层使百姓相亲相爱。这说明孟子也说过明德、亲民，只是王氏不知道引用。然而《康诰》等篇的解释十分明确，我不敢改动它。孟子的学说已经达到极致，程叔子、朱子的学说已经完成；但对气质的融化调和，恐怕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王氏的学说已经接近极致，但对心体的淘洗，恐怕还有不够明澈的地方。我从前说圣人的道理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到了现在以后才知道还有可以增加的，那就是瞿昙氏的书。正因为它有所增加，所以最终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因此，圣人的道有极限，瞿昙氏的道无极限。所谓极限是什么？就是中道。孟子的功劳，在于尊崇孔子的道并加以阐明，不在于排斥杨朱、墨子。

译墨子主张兼爱，即使磨秃头顶、走破脚跟也要实行它，并不顾及自身。杨氏主张为我，即使拔下一根汗毛能够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做，并不顾及他人。不顾自身与不顾他人，这两种主张谁会听从呢？即使说这样的人至今仍存在，也可以。战国时期那些发表学说的人，百家之说都不能长久，并不是因为我的道有力量战胜它们，而是它们的作用本来就不能长久。人的生命有尽头，而欲望没有尽头；用有限的生命来满足无尽的欲望，势必不得不追求延长寿命。如果认为延长寿命也有尽头，势必不得不追求超脱生死。如今佛、道二氏的学说逐渐衰落，并不是它们的学说衰微，也因为能够取得验证的事例太少。治理世间、寄身世间、超出世间，都有圣人的力量在其中。达到极致的地方是他的力量，其中间部分不是他的力量。有为天下办理公共事务的人，不一定有公正无私的心。有为天下怀有公心的人，必定会办理公事。难道这是偏爱你吗？回答说：不是偏爱你，而是偏爱贤者。如今从事佛、道二氏的人，哪里用得着排斥呢？本来就是佛、道二氏最深切排斥的做法。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烧掉他们的书，毁掉他们的居所，这样做太浅薄了。然而最终又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端正它们的根本来战胜它们，才是真正的胜利。像欧阳氏那样，只是称述名目、坚持议论而已。念佛，是给不念佛者开的针砭；“即心即佛”，是给拘泥于佛者开的针砭；“非心非佛”，是给拘泥于心者开的针砭。用针砭来治疗疾病可以，没有疾病却施针砭就不可以。对于我们的道理，也是如此。使善人得福、使淫邪者遭祸，是人间通常的情形，不是上天通常的情形。遇到顺利的情况，就没有不相合的；遇到乖舛的情况，就没有不相违的。唉！贤者对此感到惊骇，而我坚持这一说法。天地是仁慈的吗？没有生而不死的人，所以生与死各占一半。又加上豺狼、虎豹、战争、盗贼、灾害、瘟疫、斩割之类的事情，这样看来，死亡常常胜过生命。从黄帝、虞舜以来，已经不止一个朝代如此了。为什么桀的时代灾乱那么多，舜的时代却那么少？这也是混乱常常胜过治理。把所有有生之物都拿来供养放纵的生命，这是不仁爱万物；放纵盗贼和暴虐的军队，使中原血流遍地，这是不仁爱人类。天地不过是混沌的一团气罢了，人却孤零零地仰望它，还要责备它！唉，这不也是颠倒了吗？人和天地只是相似罢了，圣人从来不曾与天地相似。天地没有主观意识，只任凭气的运行；因为任凭气的运行，所以不能没有过失；因为没有主观意识，所以从未因此损害自己的德性。天地间出现日食、月食、晕、孛星、地震、冰雹、水灾、旱灾、崩塌、枯竭和灾害，是阴阳二气所造成的，就像人的血气发生疾病一样。如果把圣人的赏罚比作天地的生杀，就错了。所以说，圣人没有反复变化。霍子说：主管官员考核士人，推荐和表扬他们是为了国家，我有什么德行可说呢？唉！真是公正啊！读到先王祭祀郊天、社稷的礼仪，就会肃然起敬。造物者难道会专任有德之人吗？然而先王借此来教导百姓敦厚。即使如此，把它当作自己的老师，仍然会错。《春秋》记载日食，是因为重视这件事。这是因为日食有常规，还是没有常规？回答说：不能说它是有常规的。从哪里知道？从礼制知道。礼制中有正当祭祀时发生日食的，有上朝时发生日食的，有送葬时发生日食的。如果能够预先知道，那么为什么不在日期以前改动祭祀、朝见和下葬的时间呢？先王的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能够推算日食，始于汉代。既然能够知道，为什么不记载呢？回答说：为什么不记载？有常规而又发生变化的事情，没有比它更重大的了。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月食呢？回答说：这里的意义恐怕很深。宁可让天下扰乱阴柔之教而不加修治，也不能让天下怀疑阳刚之道。圣人对于女性之德的戒惧是很深的。驵者说：“我早晨从梁出发，在方城之外停下来吃了些干粮，傍晚抵达郢，却没有感到疲劳。而且已经走了七百里。”术士说：“这有什么奇怪？我脱离形体，倏忽间到了七千里以外，好像只走了几步一样，而且还能使别人看见我的形体。”驵者说：“唉！骗人啊！回去问问畸子。”畸子说：“我和这更不相同。我倏忽间就到了九州之外的边际，接触天地，进入无间之境，探究太始，穷究太终。”驵者更加迷惑。畸子说：“不要迷惑。你凭形体来行走，他凭气来行走，我凭意志来行走。” 天下的事情，名分掌握着虚的一面，利益掌握着实的一面。圣贤也没有谁能超越这一点。既然没有谁能超越，就应当知道它造成的危害很大。所以应当把它提举出来，并用道理加以约束。侯爵穿着玉饰服装，享用山珍海味，连刀匙筷子都达到中等人家的产业。唉！那些穿黑衣、剃光头发的人，尚且有“五观”，为什么不想一想呢？佛教讲因果，教外之人认为它荒诞，教内之人又认为它浅薄。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却是每天都在运用而不知道罢了。他也说过：“不昧因果容易，不堕入因果却困难。” 安静而没有思虑时，任何事物都不能容纳；淡泊啊，像秋日的天空；慢慢显露出它的端倪，不是枯槁，而是通达；调和舒展它，和煦啊，像春日的融和；自己形成始终，悠然处于天下真正的快乐之中，这快乐哪里有穷尽呢？寂静而不动，受到感应便通达一切。静的时候也是静，动的时候也仍然是静。王充是轻视儒学的人，他的学说偏狭而偏颇，见识浅薄而幼稚，却竟然喋喋不休地敢于非难圣人。唉，这难道能免于先王的诛罚吗？《太玄》的准则，是《周易》。《法言》中论说的准则，是《论语》。有意安排而写成的作品，既然是有意安排的，能算经典吗？周子的《太极图》、 《通书》，邵子的《皇极经世》，我不敢认为它们是没有用意安排的。“无极而太极”，我不敢赞同其中“而”字的说法。“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我不敢赞同其中“生”字的说法。“诚神几曰圣人”，神又是什么“端倪”呢？“几”字岂不是多余吗？只是说养育并施加恩惠、使善类繁衍，又何必这样刻意造作呢？大舜、申生并列在一起，为什么如此不合伦类？刘向、刘歆学习父子之道，却成为使夷夏区别对待的人；荀卿、李斯，学业上是师生，行为上却使人变成人禽之别。所以说：能说出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治安策》对于政事，就像探究本原之道对于义理。孟子以后，再没有可以相比的人了。读《纲目》读到蜀汉时期时，说：“严明啊，正统已经明确了。” 读到翟义、沈攸之、袁粲、徐敬业时，说：“有君臣之义了。”读到王莽的大夫扬雄死去时，说：“奇异啊，这其中是有道理的。”扬雄是卑微的臣子。《春秋》的义理，并不责备扬雄一定要死。他们废黜君主温侯而任用他，又出卖国家的渊侯而封爵他，最终都使他们得以善终。窥伺新君主节俭的名声，侍奉十姓之家的原则，却又给他们授官封爵，这是为什么？这是使天下那些失去节操的人免于责罚。既然责罪扬雄，那么究竟根据什么？如果责罪扬雄，却不能使他参与正道。唉！周元公的谥号称“元”，程纯公的谥号称“纯”，正公的谥号称“正”，朱文公的谥号称“文”；改定谥号，是有深刻的防范意义的。从濂洛学派以前来看，他们的学说博杂而粗略，造诣浅，却人才宏大，成就实在；从濂洛学派以后来看，他们的学说精细而纯正，造诣深，却人才纤弱，成就流于空虚。扬子云，是先贤中的优孟；

译王仲淹，是圣门中的宇文；周程正叔，是吾道中的宋襄；胡康侯，是《春秋》中的商鞅；朱紫阳，是儒学宗师中的桓温；秦王新建，是紫阳的逢蒙。尊崇德性，是主张清静；致良知，是随处体认天理；体仁，也是如此。他们想要标榜名目、抬高自己，这一点是相同的。善于运用它们，都可以成为君子；不善于运用它们，都可以成为小人。高明的一派陷入空虚，是因为求速成；卑下的一派陷入功利，是因为眼光短浅。如今谈论道学的人，我感到困惑。有的人因为不长于学问而逃避现实，有的人因为不善于辞令而逃避现实，有的人因为政事失败而逃避现实，有的人驰骛于名声而趋附，有的人受爵位牵制而趋附，有的人想有所作为而趋附。这是浅陋儒生的粉饰之物，也是贪婪之人的渊薮。《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札记外篇》一百三十四条 尧、舜禅让时，舜、禹难道没有德行吗？回答说：为什么没有德行？因为天下人都认为他们有德。假如换成他们自己处在那种情形，就会像商汤称桀有德、周武王称纣有德一样。夏、商、周三王把天下当作家天下，是从他们才开始的吗？但在尧、舜以前就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商汤、周武王征伐诛讨，是从他们才开始的吗？但在尧、舜以前就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尧、舜、禹的禅让与接受禅让，商汤、周武王的征伐诛讨，伊尹放逐君主，箕子、防子投降敌国，周公摄政，孔子想要前往投奔佛肸、公山、弗狃。只有圣人能够这样做，贤者却不允许这样做。比干被剖心，伯夷饿死，贤者能够这样做，圣人却不一定非要这样做。盘庚是贤明的君主，然而读他的文章，就能知道商朝政治的衰败，以及商人的质朴为什么由此变得浇薄。桀的罪恶不如纣、炀帝那样严重，亳地的人不以桀的罪恶为仇，反而沉溺于农事，说：“他真是勤劳于民事啊，可以思念了。” 杀戮奴隶的誓词，恐怕不是用刑罚逼迫出来的吗？我没有看出商汤没有惭愧的德行。文王安然处于囚禁之中，是臣子的道义。太公、散宜生用计谋诱使纣王，也同样是臣子的道义。难道说周成王不如汉文帝吗？为什么？回答说：周公还在，而成王并不是圣人。说太甲比成王贤明，读《金縢》时，就会感到凛然警惕。以周公那样的圣德，尚且几乎不能免祸。《易》说：“月亮将近满月，马匹失散，没有灾祸。”所谓没有灾祸，只是勉强没有灾祸罢了。周宣王是使国家中兴的贤明君主，却不能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因为是在衰败之后奋发图治。所以他在内心修养上还不纯，在政事上也没有学问根基。齐桓公成为霸主，并不是靠战争取胜，难道其中还保留着商汤、周武王的遗风吗？霸业到了周文王时就衰落了。宋襄公屡次受辱，楚庄王志向受挫，秦穆公不能主持盟会，怎么能算五霸呢？昆吾、大彭、豕韦，差不多可以算吧？晋襄公穿着黑色丧服，可以因为亲丧而停止服丧吗？他窥伺秦国，又可以因此停止修养德行吗？秦穆公两次施恩于晋国，很有宽容之德，却不能坚持到底，是因为没有学习。因此，他能够发誓，却不能避免殉难。太公剪除商朝，比管仲摧毁狄人更困难；楚国的祸难，比太公辅佐文王、武王更困难；管仲辅佐齐桓公，也比太公辅佐文王、武王更困难。文公、悼公，是晋国贤明的君主吗？文公开创霸业而且从容宽裕！如果一定要选择，我还是赞同悼公。季友把公子牙安排在后面，是为了宽厚。那么他拥立孟氏，又是什么道理？周公使蔡国复国，却没有使管叔复国。共世子成为共国之君，有人讥讽他没有逃走。回答说：“他的话已经把一切说尽了。”如果是吴太伯那样做，就可以。说赵盾没有参与谋划，我不知道；说许止只是没有亲口尝药，我也不知道。赵武，是贤能的卿。楚国得以安然自处而轻慢晋国，作为主持齐国盟会的人，这是赵武的罪过。《春秋》责罪吴、楚，不是因为他们是夷狄，而是因为他们自称为王。如果他们能够秉持礼义、辅佐周王，我将会赞同他们。六国自称为王，是从梁惠王开始的。所以梁惠王，是首先反叛、轻浮对待夷狄的人。三位公子喜好士人，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

译力；信陵君喜好士人，是为了保存魏国。二者哪里相同？魏国因为秦国而怀疑信陵君，赵国因为秦国而摧毁李牧。唉！荆轲的谋略已经很低劣了，然而燕国灭亡并不是由此造成的；范雎的谋略已经很精巧了，然而秦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利用危急处境促成联合，利用空隙制造分裂，这大概就是苏秦、张仪的揣摩之术吧？听信苏秦而不被他打动的，从来没有。张仪的离间成功，六国也就自行分裂了。秦朝以不正当手段夺取天下，却想以正道守成，难道可以求得延续吗？答道：其中自有天道。怎么能够延续呢？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只要不大兴土木，不迷信神仙，不滥施残酷刑罚，不轻易动兵，不四处巡游，不设置防御工事，即使奉行《诗》《书》，也可以延续百代。淮阴侯韩信最初向汉高帝进说，高密侯邓禹最初向光武帝进说，武乡侯诸葛亮最初向昭烈帝进说，仿佛早已悬券定约，等着君主兑现；又仿佛彼此契合无间。唉，可以说真是有才啊！周代的法令繁多，汉代的法令简约。繁多就容易流于空疏，所以容易衰弱；简约就比较充实，所以能够长久强盛。官职设置繁多，财赋征取繁多，费用支出繁多，上下级之间相互供养繁多，大概到了宋代达到了极点。汉代比唐代简约，唐代比宋代简约，明代切实地斟酌取舍，因此能够长久而得到治理。丧服期限按月数减短，是从汉文帝开始的吗？然而，这是用诏令告示天下，并不是为君主本人规定的。所以汉文帝无论怎样都保持君主的身份，而汉景帝却有不把他当作父亲的时候。汉景帝时有三个含冤的大臣：大夫晁错、丞相周亚夫、临江王刘荣。唉，汉文帝的德行已经相去很远了。真是坚忍啊，周亚夫！遇到汉文帝便显达，遇到汉景帝便失败。申屠嘉果然称得上能担当啊！遇到汉文帝便得以伸展，遇到汉景帝便受到压抑。君主像尧，辅佐他的有禹、稷、契、皋陶，秦朝难道可以比作唐尧虞舜吗？这样的政事推行起来，所谓《周官》，不过是王莽罢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难道也和他的过失一同兴盛吗？汉武帝对百姓犯下罪过，却给后世带来了功绩。蜀地以南、五岭以南、吴地关塞以南的地方，被他开拓出来的，何止亿兆之众呢？经过千百代仍然沿袭衣冠、接受教化，这些地方的根源来自哪里呢？汉高帝是容易疑神疑鬼的人，汉文帝天性仁厚，光武帝修养贤德，唐太宗装饰成圣人；宋太祖的才艺像光武帝，却缺少文德，真是贤明的君主啊！汉景帝节俭，汉宣帝精明，汉明帝有文治，唐宪宗锐利，唐武宗果断；他们的缺失在于过于刻薄。宋仁宗宽厚，宋孝宗最为仁厚，但也只能算在其次了。真是君主吗？元文宗、元孝文帝、宇文氏、周武帝、后周世宗、完颜雍的贤能，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有人说他偏于一隅，有人说他是旁支即位，有人说他在位时间短。即便如此，他的功德仍然很盛大。赵宋拥有周朝的天下，它和杨坚取代北周有什么不同呢？曹操篡夺汉室，也还让汉朝延续了一段时间；刘裕篡夺晋室，却使晋朝彻底覆亡。曹操悖逆而不称臣，刘裕甚至两次杀害君主。唉，这就是他的耻辱吧？赵宋的德运反而长久。凭借蜀地夺取天下的，是汉高帝；凭借吴地夺取天下的，是明高帝。一方是乘对方尚未安定而利用其形势，另一方则是凭借自己的安定局面而进取。宪宗皇帝有两项圣明的政治措施：听从礼官的意见，使钱皇后得以配享太庙，这是第一项；追复景帝的帝位和名号，这是第二项。唉，再也不能得到这样的君主了！诸葛亮死后蜀汉灭亡，不只是蜀汉灭亡，也使魏国失去了机会。为什么呢？诸葛亮去世后，司马懿的才智日益成熟，声望也日益提高。篡夺魏室的根基就这样形成了。宋太祖赵匡胤一时的悖德，是由于乘势而起。宋太宗赵光义长久的悖德，则是在积累之中形成的。宋太宗的嫉妒，难道像宋彧、齐鸾一类人吗？宋代的法令宽缓 诛杀兄长而不伤害弟弟的，是周公；杀死儿子而不伤害父亲的，是石碏；废黜父亲而不损害孝道的，是托克托。晋室南渡后，排斥石氏、符氏、姚氏、慕容氏；宋室南渡后，却向金称臣，向元称臣。宋朝凭借道学诸贤而继承了唐、鲁的传统，却不是凭借孔子之道而使晋朝长久。

译张承业并不是完人，然而却成了完人。他不接受后晋的爵位，也不跟随后晋的皇帝。他难道还在荀彧之上吗？陈友谅的雄强，处在项籍、李密之下，窦建德之上吗？他屡次失败又屡次整顿，难道还能够振作起来吗？张士诚、明玉珍，不过是自守一方的俘虏罢了。但张士诚能够得到人才，明玉珍能够治理国家，也足以称为偏长一方面的才干了。察罕特穆尔，岂不是明朝的忧患吗？即便如此，上天要废弃的，谁能使它兴盛呢？田丰已经叛变，博啰特穆尔再次攻打京城，于是元朝的腹心腐烂了。奇皇后和太子又两次猜疑库库，于是元朝的四肢麻痹了。所以田丰、博啰特穆尔，是元朝的贼，却是我明朝的功臣；奇皇后和太子，是元朝的亲戚，却是我明朝的间谍之臣。说到中山王的贤能，三代以后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用兵整肃而简练，勇武却不残暴；身居功劳而安然自处；侍奉君上恭敬；藏身自处而有智慧。他大概是把韩淮阴、邓高密、曹济阳三人合而为一了。唉，真是美善啊！李韩公的功劳很大，却没有善终。他不是反叛的人，只是不善于避让功劳。刘诚意的功劳很大，得到的报偿却很轻。他是凭借权术相合，而不是凭借天下大义相合。诸葛武侯以后，出现了两位大将。一位是唐太师、汾阳郭忠武王郭子仪；一位是明太傅、中山武宁王徐达。中山王的容易，在于趁着创伤未愈时乘势而起；汾阳王的艰难，在于振兴衰败的局面。然而两人各自也都有困难和容易之处。汾阳王的困难，在于遇到平庸的君主；他的容易，也在于遇到平庸的君主。中山王的容易，在于遇到英明的君主；他的困难，也在于遇到英明的君主。有人问大将说：“中山王算是完人了吗？若加上常开平、李岐阳、傅颍公的勇武，沐西平的镇静，张定兴的稳重，或许差不多吧？”又问大臣说：“不知道。若不得不举人，那么是否可以说有于肃愍的担当、王端毅的正直、刘忠宣的笃实呢？” 壬午之难中，有功劳而面无愧色的只有一人，就是铁司马铉。己巳之难中，有功劳而面无愧色的也只有一人，就是于司马谦。他们的才干相同，忠诚相同，遭受的惨祸也相同。汉庶人朱高煦叛乱时，杨文敏赞成皇帝亲自出征，国事几乎因此败坏。皇帝回师想要袭击赵王时，如果不是杨文贞出力阻止，国恩几乎又要丧失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杨文贞的功劳大于杨文敏。己巳之役中，没有急于迎奉太上皇，难道是景帝的过错吗？不知道太上皇之所以能够很快回来，正是由于没有急于迎接他，只是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后世的准则。皇位不能再次授予，社稷最为重要，君主个人反而较轻。千年以后，能有几个周公呢？南城奉养太上皇不合礼制，那是错误的。更换储君，是出于内心，也是宰相的职责。于肃愍不过是掌管兵事罢了。既不记取他重新安定国家的功劳，反而因为更换储君而责罪于肃愍，这是多么忍心啊！有君主的德行，又喜爱文章、擅长多种技艺的，是唐文皇和魏孝文。有君主的才干，又喜爱文章、擅长多种技艺的，是汉魏、梁三位武帝。有文才技艺却没有君主德行的，是汉灵帝、隋炀帝、宋徽宗。既没有君主才干，又喜爱文章、擅长多种技艺的，是李煜。文才技艺反而成为拖累，而不是助益。王莽的奸诈，石敬瑭的嫉妒，石敬瑭的卑鄙，即使得到天下，也洗刷不了耻辱。高贵卿公的贤能，可以比作少康。君子为他的志向感到悲哀。即便如此，成济所造成的祸患已经形成了。安乐公不思念蜀国，没有人不讥笑他。即便如此，他已经身处牖下、受人控制了。晋元帝如此孱弱，却能够中兴；唐高祖如此昏昧，却能够开创基业，难道不是天意吗？项羽没有杀害太公，苻坚没有杀死慕容垂。难道不是天意吗？即便如此，他们仍有君主的德行。苻坚失败时，大举出兵却不分兵，晋军因此能够集中力量。自己身在军队之中，后方却没有援救；鲜卑人是主，氐人是客，失去了要害。可惜他没有活到像刘聪、石虎那样的地步。桓玄篡位却没有杀害晋安帝，刘裕得以借此消灭桓玄；从此以后，篡位者没有不杀君主的了。即便如此，宁可做桓玄，也不做刘裕。苻坚不杀害敌对的君主而灭亡，唐高祖杀害敌对的君主而兴起。即便如此，我赞同苻坚，而不赞同唐高祖。要修饰粉饰他的治理，有谁比得上唐太宗呢？推刀杀害骨肉至亲，还可以推托说这是剥肤之刑。刺杀王姬的胜利，难道也可以不停止吗？刘彧、萧鸾、萧绎，他们难道是上天的乖戾灾气集中造成的吗？刘裕诛灭晋朝宗室，萧道成诛灭宋朝宗室，仿佛循环往复。萧衍宽待齐朝，然而他的子弟却把齐朝宗室当作鱼肉杀害，几乎没有得到报应。不过梁朝仍比唐朝昌盛。晋朝想平定中原，任用会稽将领褚裒、殷浩；宋朝将领刘义恭，梁朝将领萧宏，难道不正像放走鸭子却去捕猎兔子一样吗？危险啊，危险啊！隋文帝以逆势夺取北周、顺势夺取南陈，却还知道有将相：任用高颎为相而使国家得到治理，任用杨素、贺若弼、韩擒虎为将而使国家强盛，可惜在对待儿子方面不够好。起初把政事交给他，是不能胜过恩情而伤害了义；后来征召齐王，是不能胜过法令而伤害了仁。凭自身称霸而拥有国家，最终又因自身而失去它的，共有多少人？有王莽、刘曜、杨坚、萧衍、刘存勖；凭自身治理国家，最终又因自身而扰乱它的，共有多少人？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这难道是他们的才干不足吗？一念敬慎，才干就成为兴盛的资助；一念怠惰，才干就成为败亡的资助。伍员，是侠客中的杰出人物，着重在伸张志向；范蠡，是谋士中的杰出人物，着重在保全自身。伍员的勇胜过智慧，范蠡的智慧胜过勇气。范蠡、鲁仲连、张良，他们所化解的关键局势是相同的。范蠡的行迹卑下而作用神妙，鲁仲连的行迹远离权势而运用奇谋，张良的行迹接近权力而运用巧计。鲁仲连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才干，却更接近正道；他的智慧不愿让富贵损害生命，也不愿让生命掩盖名声。时常显露自己而取胜，胜不过沉溺于隐逸；少取功名而取胜，胜过范蠡。那黄公、绮里季，难道只是这类人吗？桀、纣是自身死亡并使国家灭亡的人；至于周赧王、楚献王以后的人，我就为他们悲哀了。刘玄德之所以痛恨桓帝、灵帝，正是这个道理。酿成天下祸乱的人，一定不会死在天下大事之前；承担天下大事的人，必定不会参与享受天下的供奉。宰相也同样如此。有人问什么叫人才，说：“汉代论汉代的人才。” 答道：“萧何是酂侯，张良是留侯，韩信是淮阴侯，霍光是博陆侯，诸葛亮是武乡侯，这些人怎么样？”能够入仕而又能退出，遭受大败却不动摇，不受奖赏也能保全自身，不是人才，还有谁能做到呢？张良能够伸展志向，是善于顺应时机。孙武、吴起有所等待，韩信却无所等待，这才是韩信。他在用兵方面神妙无比。承继武帝之后而不使国家土崩瓦解，处在废立之际而不使人猜疑。唉，霍光可以想见了。忠诚、信实、权变、惠爱，使敌人信服，使仇敌也公正信服，武乡侯大概是其中最出色的吧？汉代以后就没有了。” 汉朝可以托付孤儿、寄托性命的人，是周亚夫吗？

译霍光恭敬，周亚夫倨傲；霍光缜密，周亚夫疏略。这就是两人的不同。若论周勃，那么周亚夫就不如他了。至于丙吉、魏相，只是小才。论德行，丙吉胜过魏相。项氏坑杀秦军，杀死子婴，上天难道是在为六国伸张吗？即便如此，这也不能作为准则。韩信、彭越是叛乱吗？答道：他们憎恶吕氏的诛杀，是承接了高帝的意旨。这两位大臣，既没有做人臣的才干，也不能成为君主。他们不能得到善终，是应该的。班氏为循吏作传，也没有超过赵广汉、韩延寿；他大概还算得上领会先王的心意吧？像龙一样有德而隐居，管宁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凤凰在千仞高空飞翔，黄宪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汉魏之际，我得到三个人来评论：诸葛孔明、管宁安、范承明。诸葛孔明是以自身殉道的人，管宁安是凭道义保全自身的人，范承明是以自身来保存道义的人。做管宁安那样的人容易，做诸葛孔明那样的人困难；做范承明那样的人既容易又困难。叔度深沉淳厚，几乎接近有德之人了。只是缺少可以立言的著述。马融所说的话，对德行有什么补益呢？管宁在河内推让，稍稍胜过蔺相如。贾谊在胶东平定事情，则大大惭愧于廉颇。若不是皇帝，谁能够调解呢？敏捷办事、宽容众人、智慧谋身三者都具备，却因义气不足而最终被完全抛弃的，是孔光、胡广、华歆、褚渊、冯道吗？唉！东方朔、阮籍，大概是善于处置困境的人吧？既然不能避开祸患，又不能污损自己，为什么不如龙腾跃、鸿雁高飞那样远走高飞呢？即便如此，他们比孔融、嵇康更有智慧。所以，解除章显不如巧妙隐藏，巧妙隐藏不如神妙地隐藏。尧谈论共工，是在描摹王莽；孔子谈论少正卯，是在描摹王安石。王莽不能任用人，只因为臣下善于工巧；王安石不能任用人，只因为儒者善于空谈。唉！西京的事情，功劳几乎全在于谋取利益吗？然而那是为了君主。东京的节义，几乎都合于道了吗？然而那是为了自身。宋人的自为，比替君主做事更严重。宦官寺人的势力真是太难战胜了！陈蕃、窦武不能战胜宦官，家族因此被灭；袁绍战胜了宦官，国家却随即灭亡。何进、袁绍不能战胜宦官，家族因此被灭；崔胤战胜了宦官，国家却随即灭亡。所以，开创基业的君主，最重要的是慎重对待开始。蔡邕的才华，本来足以守节，却没有得到善终，难道不是因为一念之间的畏惧造成的吗？与其因追随董卓而死，宁可因拒绝董卓而死。羊叔子有四种君子的德行：慈爱、诚信、廉洁、谦让。即便如此，他为晋朝谋划，在鼎革之际，也有内心惭愧之处。嵇侍中、温平南，都是偏重于忠的人。王元公、刘太保，都是偏重于孝的人。王元公大概还差不多。嵇侍中之所以不如王伟元，是因为两人都把仇怨放在前面、把君主放在后面。仇怨应当为了君主而存在，而不应当让君主成为仇怨的对象。司马孚难道比冯道更优越吗？还知道羞耻。可是，承袭他的享受，逃避他的踪迹，暗中行事，表面上却占有名声，这还不如朱全昱的朴实。晋朝渡过长江后能够防守而立国，难道不是文献公的功劳吗？使危局转为安定，难道不是文靖公的功劳吗？文靖公容易做到，文献公却难以做到。可是，时运既然发生变革，也必定不能以自身殉葬。始兴王养成了祸乱，而庾亮把它决断了；会稽王养成了祸乱，而司马元显把它决断了。没有滋养就不会滋长，没有决断就不会溃败。说陶太尉的忠诚像诸葛孔明，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他比祖逖清廉，却不如祖逖勇武；比谯王善于治理，却不如谯王有气节。王敦几乎改变了晋朝的方镇格局。司马安的器量，而才干不够玄妙；司马玄的才干，而器量不够安定。二者本来相合，却不能成就大功，为什么？因为志向不足以统率意气。曹操、刘裕，几乎可以说是混一天下了。但功业没有成就，有人说是年老了，有人说是所遇敌手相当，这些都不对。他们的志向在内部，不在外部。背负逆臣恶名而最值得怜悯的，是萧综吗？我替他设想处境，却无法得到答案。他既是梁武帝的儿子，也是杀父仇人的儿子。东昏侯也是他的父亲，他却心存疑虑，这又怎么办呢？尔朱荣的雄强勇武，几乎可以和项羽相比吗？高欢的才能不如尔朱荣，但权术超过他，所以能够成功。宇文泰的才能不如高欢，但法度超过他，所以能够长久。事情有不幸而遭逢变故的，事情本身已经如此了，然而却很难说清。宋高宗就是这样。因为臣下有仇而忘记君父的艰难，是不对的；急于报仇而逼迫二帝至死，是借别人之手杀害君父，也是不对的。邓高密，才能不及见识，却有大臣的气度。邓彬几乎达到了这种境界吗？才能却更低。王珪、魏征改事唐文皇，恐怕是有所不得已吧。有唐高祖在，难道不应当有所保全吗？他们毕竟是臣子。王珪先被贬谪，也没有参与祸难。宋代儒者竟以顺逆来评定高下，而优待管仲，恐怕不可以吧？王琚的才能竟然如此像王晞啊。王晞稍微柔弱，知道适可而止，所以得以保全；王琚稍微强悍，不知道适可而止，所以陷于危险。姚崇、李泌的才干相近。姚崇的根基接近实际，李泌的运用接近玄妙。狄仁杰、宋璟的器识相近：狄仁杰接近圆融，宋璟则偏于方正。陆贽、李绛的见识相近：陆贽通达，李绛成事。杜黄裳、裴度大略相近：杜黄裳接近疏略，裴度接近缜密。杨国忠的明察，使安禄山几乎反叛成功。王叔文、李训、崔胤攻击宦官，确实果断；王安石变法，规模很大；韩侂胄为复仇而行动，名义正当。他们把事情办得公正，却把私心混入其中，最终导致失败。东海王刘疆、宁王李宪，难道就是所谓把天下让给别人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失去呢？如果王忠嗣没有死，他会不会成为中兴的首要功臣呢？李光弼懂得做将领，却不懂得做臣子；颜真卿懂得做臣子，却不懂得做将领。既懂得做将领又懂得做臣子的，是郭汾阳；既懂得做臣子又懂得做将领的，是张睢阳。有人说郭子仪的武略不如李光弼，却称许他；难道是因为他能够善终吗？裴度的谋略略不如元稹，却称许他；难道是因为他能够善终吗？能够兼具善终与善处，才可以评定人物。李燧和李晟相比，功业如同阳光与小火炬；人物却如同薰草与臭草。然而二人最终受到同样的待遇，德行在这里便显不出聪明了。李西平的艰难，不在于收复京城，而在于处在朱泚、李怀光之间，仍能以孤军不屈。大概正可以从这里看出他的才能和气节。谈到中兴之臣，我一定推重郭汾阳、李西平。然而到了平定战乱的年代，他们都将近六十岁了。假如他们早死，也不过是边镇的虞候罢了，神策军的小将罢了。才干真是难以识别啊。宋氏国业能够长久，根基是从周世宗开始的吗？赵普是个奸邪小人，文才不如李德裕，才能却与他相当。可是，宋朝没有成为五代中的一代，靠的难道不是赵普吗？谁说吕端胜过寇准呢？因为寇准使吕端得到成长，我因此不取这一说。读《唐史》读到五王复兴唐室时，说：‘功绩真伟大啊！’

译可是，仍有遗憾。武氏，是社稷首先应当诛除的人。唐朝臣子不能与她共戴一天，所以应当立宗室，肢解并示众武瞾，消灭她的宗族，迎出中宗、睿宗并奉立为王。若让皇帝治理天下，却不把他列入太庙祭祀，这是上策，也就是让中宗即位。把武瞾安置在上阳宫，诛灭武氏宗族，不让武氏后代继承，这是次策。名义上称作翼皇嗣，我因此知道他们并没有把武氏一族彻底讨伐。张睢阳有才干，却处在必定无法支撑的局面；文信公有忠心，却处在必定无法振兴的局面。唉！难道真是人为造成的吗？上天报答方进，是因为他的义；报答苏武，是因为他的玄妙感应；报答世勣，是因为他的敬业；安排得真巧，仿佛彼此完全符合契约。可是，义也好，敬业也好，对待人未必有利，对待事情却有利。有人问宋代大臣：‘李文靖公的深远，王沂公的公正，韩魏公的持重，范文正公的宽宏，司马文正公的笃实，大概可以说是这样了吧。’ 程正叔称许吕蒙正，是因为韩魏公称许曾公亮。称许吕蒙正，是因为他见识深远；称许曾公亮，是因为他器量宏大。然而，做到吕蒙正这样容易，做到曾公亮这样困难。宋代大臣对于升迁，往往要推辞几次然后才接受。那些琐碎繁冗的事务，他们并不顾惜。如果不能胜任，不接受升迁就可以了；如果接受了，推辞一次也就够了。所以，用权势来要挟君主的，是曹操；用名声来要挟君主的，是宋代大臣。夷简的防备真狡猾啊。他以西帅的身份把功劳归于范仲淹，成功了便掠取功劳，失败了便加以罪罚。范仲淹表面欣然，内心并不欣然。他的儿子知道这一点。欧阳氏，为什么竟如此善于文饰奸诈呢！问洛党、蜀党说：早晨还在朝廷，晚上就听说父母去世了，难道也将不哭吗？难道会说：‘我的快乐还没有忘掉吗？’洛党拘泥得太过分了。然而蜀党又过于放纵；他们的共同过失，都是好胜。王安石、司马光，才能相等，品行相高，声望相互仰慕。一个使天下混乱，一个使天下得到治理，所以运用的方法不能不慎重。寇莱公的才能像李卫公，李卫公稍微缜密些；韩魏公的器量像裴晋公，裴晋公稍微机巧些。赵韩王通达，却不能胜任险要之事；寇莱公的敏捷，却不能胜任躁急；王文正的宽容，却不能胜任柔弱；富韩公的果断，却不能胜任偏狭。人才本来就难得，不是这样吗？王安石不是奸人，然而误国的罪责很重；程氏因为旧交而宽待他，朱氏又跟着替他说话；苏轼不是纯粹的儒者，然而没有失去气节；程氏因为意见不同而仇视他，朱氏又跟着攻击他。开启外部衅端，是从王黼、童贯开始的。耗损中原，蛀蚀皇帝的心志，则是从蔡京开始的。所以说宣和、靖康的祸乱，蔡京是首要罪人，王黼、童贯次之。秦国杀死白起后，就没有能够抵挡李牧的敌手了。任用赵国的郭开，赵国于是灭亡。金国的尼玛哈死后，就没有能够抵挡岳飞的敌手了。任用宋朝的秦桧，宋朝于是投降。宋文帝对待魏国，杀害檀道济；齐后主对待北周，杀害斛律光；唐庄宗对待唐明宗，杀害郭崇韬。唉！南渡以后，宋朝的危急程度超过晋朝了。然而当时有人在：李纲、张浚、赵鼎治理内部，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曲端治理外部。可是一个秦桧就足以胜过他们。因此，贾似道误国，确实应当获罪。若说宋朝还可以支撑到元朝，那是不对的。君子因此憎恶秦桧而又怨恨宋高宗。有人问：李纲、张浚、赵鼎忠诚吗？回答说：忠诚。然而李纲的过失是刚愎，张浚的过失是躁急，赵鼎的过失是昏暗。靖康初年，没有失守汴京，是李纲的功劳；后来再次失守汴京，是因为李纲习惯于防守而疏忽。江左能够获得立足之地，是赵鼎和张浚的功劳；江左不能收复中原，也同样是赵鼎和张浚造成的。张浚意气强，赵鼎意气弱；张浚过错多，赵鼎过错少。能够看见而又能够不看见的人，我只找到一个，就是鲁仲连。作为一个人，既不使名声违背自身，又能成事并保全自身的，我只找到一个，就是龚壮。作为一个人，他使孝不违背忠。二陈彼此器重、彼此评价才能，大略相近。陈康伯宏厚，陈俊卿明亮。虞允文的才能超过张浚，但他的意气不如张浚。察罕的忠诚，差不多可以和岳飞相比了！他的武略相同，但功劳却超过了库库；他的功劳在库库那里受到阻挠。他的过失在于太子，最终却成为纯粹的忠臣。他留下的教诲在于父亲。汉朝之后，并非汉朝后裔，却借汉的名义残害晋朝的，是刘渊一族；唐朝之后，并非唐朝后裔，却借唐的名义阻挡梁朝的，是李存勖一族；宋朝之后，并非宋朝后裔，却借宋的名义扰乱元朝的，是韩林儿一族，也真是巧妙。李文达辞让，王忠肃、朱抚宁辞让，郭定襄辞让，他们难道还知道有国家吗？薛文清早早退隐，吴聘君辞去官职，他们难道还知道自己有几分力量吗？文清是贤者，聘君是谨慎行事的君子；他们都不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这是明摆着的。文清如果不离去，将要成为尸位素餐的人；聘君如果不辞职，将要受到牵连。刘博野不是君子，他离去竟是因为不肯封张氏；周阳曲是君子，他出仕竟是因为女婿曹元。极力为师召辩护，是昏昧不明；独自坚持不向宦官吊丧，正直对待倪舜咨，是光明卓异。送别宦官，赐给丧事之人，原本就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说到大臣，我一定把王端毅看作最杰出的人，其次是刘忠宣。勤勉为国，凡是知道的无不直言，是王端毅；勤勉为国，凡是知道的无不去做，是刘忠宣。可是，我并不为难这两位公，只是为难当时的社会竟能容纳这两位公。太祖的圣明真是赫赫，却没有称职的大臣，大概是有将领而没有宰相。李韩公是一时的才俊，但学问不足。刘文成可以担任将相，但器量不足。杨文贞的高雅，文定的敦厚，商文毅的沉着，刘文靖的质朴，这些都是所谓守成的宰相。杨文敏、李文达的老练，杨文忠的果断，几乎能够救济时局了。王端毅任吏部官员时，难道不如麒麟凤凰一样吗？于肃愍任枢密院官员时，差不多可以说是蛟龙了。麒麟凤凰，天下人一看就知道是祥瑞；蛟龙，天下人仰望它而思念它带来的恩泽。明朝刚兴起时，能够成为强劲对手的，只有陈友谅。库库败亡得很快；陈友谅取得胜利很快，不是我军行动快，而是他失败得快。攻破库库时，取得胜利较慢，不是我军行动慢，而是他失败得慢。有人问新建伯的功劳，我说：不在于困难，而在于迅速。稍微迟一些，建业就被攻下了；再稍微迟一些，六军会合，江许一带也可以收买而攻下了。这就是他的功劳所以伟大的原因。君主不改年号，不举行封禅，不给自己加上尊号，这是圣人的共同训诫吗？皇后不临朝，外戚不参与国政，这是圣人的义训吗？君主不娶寡妇为配，翁主不改嫁，这是圣人的礼训吗？唉！即使是三代，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汉朝失在苛刻，唐朝失在混乱，宋朝失在软弱。汉高祖的功劳超过商汤、周武王，事迹也超过他们。

译唐文宗的功劳，功业可比商汤、周武王；唐文宗的事迹，也可比商汤、周武王。孟子看重的是后者，伯夷看轻的是后者。《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一 明代王世贞撰 说部 《左逸三十条》峄阳的梧桐树下，有樵夫挖到树根，得到一个石匣，以为是埋藏的财物。打开后，发现里面有竹简和漆书古文，原来就是《左氏传》。读下来，其中有些地方略有抵牾，共三十五条。我把它们记录下来。有人说，这些内容是用来纠正《左氏传》的，并不是《左氏传》本身的旨意；有人说，是秦汉人传下来的，却假托为古书。我无法辨别，只姑且把它们作为文字材料罢了。桓公十六年春，正月，在曹地会见诸侯，是为了谋划攻打郑国。夏季，攻打郑国。秋七月，鲁桓公从攻打郑国回来，举行饮至礼。当初，鲁桓公和诸侯围攻郑国，已经攻到郭门。昭公派子人秘密对卫侯说：‘只有鲁君首先制造了攻打郑国的祸端，是为了报复郎地的怨恨。宋君身边的出子，不过是雍氏宗族的宠爱之人。没料到您竟亲自屈尊来到这里，所以冒昧请求。’卫侯说：‘忽为什么要入国？’子人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做太子时，本来就是先君的嫡长子，曾向天子请命，已有成命。他不惜亲自抚军，替齐国服役，抵御北戎，建立了大功。出子依仗宋国而作乱，国人盼望我们的国君，就像盼望丰收年一样，为什么不能让他入国？’卫侯说：‘这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是两位君主的意愿。’子人说：‘鲁国、宋国有什么满足的时候？鲁国的意图在于翚，宋国的意图在于华督。他们已经犯下罪行却不悔改，还天天勤劳军队，想寻找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来结党；即使天子也不能不早晚诛杀他们，哪里还会帮助他们？假如我们的国君软弱，不能保卫自己的牧邑而把它归还给您，您还将回去接受鲁国小吏的役使；我们攻下宋国的郜、防二地，鲁国却按次序来取，也不感念我们的恩德。’ 鲁国哪里能感念您的恩德呢？于是卫侯以生病为由向军队辞谢而回国，鲁桓公也回去了。庄公七年夏季，恒星看不见了，夜里却明亮。巫季阳说：‘太阳落到西方，太阳落下而光明仍在，难道西方将有圣人出现吗？’史逸说：‘不是这样，这是中原将出现祥兆，而且祥兆在下方。夜晚象征下位；夜晚明亮，是太阳留下的光辉。大概是夏、殷的后代吧？按时代推算，再经过二甲子，就要结束了吗？再过二甲子，中原将有圣人，太阳便不会落下了。’闵公二年，公子庆父上吊而死，谥号称共仲，却没有把他作为罪人杀戮之事报告。仲孙湫听说后说：‘季子处理政事，真是奇怪。刑罚没有比弑杀叛逆更大的，淫乱没有比奸犯君上更丑的。庆父三年中两次犯下这种罪，又与国君的妻妾私通，希望取得国君之位。鲁国的官吏将要驱逐谁呢？庆父以后，谁还会没有后代呢？况且庄公的两个儿子，难道有什么罪过吗？周公制定法令时曾说：“断绝管叔、蔡叔，是因为蔡叔的罪行明白而有差等。”孟孙、叔孙共同拥立国君，叔孙实在以此为耻。季子是在把恶劣的先例作为法则吗？这样下去，恐怕世世代代都不会再有鲁国了。’ 齐侯率领诸侯军队侵入蔡国，蔡国溃败，蔡侯逃到墓地。齐侯派大夫考父来请求说：‘亡国之人无能，不能侍奉盟主，使您的玉趾受到屈辱；又让您亲自劳驾诸侯军队，我实在惭愧，不敢以普通使者身份来见。又不能得到改过机会，只能服从诸大夫，早晨到先仲的墓前自杀。我不敢迟延接受君王的赋税，也不敢在盟府的友好关系和聘问、军役上落后。我斋戒沐浴，剪去头发，等待最大的刑罚。君王曾用先仲的誓言约束我，说不让祭祀延续，只要听命便可幸免。若因先仲的缘故，赦免我，把我降为附庸，这是君王的恩惠，并非我所敢奢望。’齐侯想不答应，管仲说：‘答应他。您身为盟主，却为了闺房私怨而发动战争，使诸侯劳苦，必定要把这份快意贯彻到底吗？只剪除他的头发而保全其城池，恐怕不可以吧？请改去攻打楚国。《诗经》说：“从幽深的山谷出来，迁到高大的树木上。”这是说迁向正义。君王因怨恨发动战争，却以正义来结束它，又有什么遗憾呢？’于是齐侯恢复了蔡侯的地位。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讨伐宋国不在齐国参加盟会。国子说：‘不可以。抛弃恩德是不仁，乘人衰弱是不义。从前五国争乱，君王实在不能取胜，只得在国外挫败越国。宋君没有忘记先君，曾率领诸侯来安定我们的危急，使我们安宁，抚有东国。如今君王实在不能光大先君的美德，继承主持齐国盟会、辅佐王室的事业，却反而开启戎狄与华夏长期争战的祸端。现在竟想凭力量争胜。过去我们的先君讨伐楚国时，我国扼住楚军的手臂，宋国抓住楚军的手指。如今君王攻打宋国，楚国就会因宋国而强大，我们反而成了牵制自己的力量。我只希望宋国不派兵车抵抗，而派一个使者来慰劳说：“我们的国君软弱，不能善于用兵，使楚国乘机取得大利，令大国蒙羞。如今君王屈尊来到这里，跋山涉水走过破败的郊野，或许会想到献公的恩德，修复先桓公的事业，使我们重新聚集起来吧？”不要用隐晦的话使使者陷于困境。’齐侯不听。君子因此知道齐国的德行不能胜任其霸业。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丙子，郑文公的夫人芈氏、姜氏在柯泽慰劳楚子。楚子派师缙把俘虏和敌人的首级给她们看。丁丑日，楚子进入郑国接受宴享，行九献之礼，庭中陈列的礼物多达百件，又增加笾豆六品。宴享完毕，楚子连夜出发。文芈送到军中，楚子带走两个姬妾。第二年秋，楚国成得臣攻打陈国，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随后攻取焦、夷，修筑顿城后返回。子文认为这是成得臣的功劳，任命他为令尹。叔伯说：‘您将怎样治理国家呢？’子文回答：‘我是为了安定国家。’有了大功却没有显贵官职，而能够安定国家的人，能有几个呢？叔伯退下后叹息说：‘这个人为楚国所做的事真奇怪啊！泓之战，君王侥幸凭权诈取胜；宋国却以此向同盟夸耀，又掩盖两个儿子的功劳而不让别的宗族参与，这样一定不能得到诸侯拥护。您不劝谏，如今又把楚国托付给子玉以满足他。君主因为骄纵而失败，臣下却因为刚愎而替他挽回，必定失败。您实际上使楚国失败，却想把责任推给别人；能够保全自身，就算幸运了。’

译周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撰写策命，任命晋侯为侯伯。王这样说：‘叔父，只有您的显赫祖先文侯，辅佐我们先王，和睦安定天下，在播地建立功业，因此受到丰厚赏赐，世世代代光明地辅佐王室。如今上帝没有厌弃我们，先王永远安定，艰难也牵连到您的股肱之臣。叔父，您年少时就宽厚，历经艰难，磨炼了您的智慧，完成了您的勇气。像群臣仆从和御者，没有不治理得当、才俊出众的。唉！我这个小子在内不能敦厚，不能学习治理，实在几乎使几甸之地陨落。只有依靠叔父，鼎簴才不会摇动，臣妾才能回归。鬻熊一族横行，蚕食汉水、江水一带的诸姬之国。我这个小子武力不足，不能安定外部，使叔父辛劳。给他们的胄甲加上谷饰，给他们的马辔镀上白银；俘虏接连不断，没有抵抗者不被诛杀。唉！上天夺走了舅氏，我这个小子每日惴惴不安，不能安居，已经到了军次。叔父，您实在是安定我边境荒远地区的大人。对姻亲、友邦的国君和大夫，您都能合乎法度。您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功业，使前代的功烈更加光大。王又说：叔父，您回去巡视军队，使远方柔服，使近处亲附。因此赐给您大辂一辆、戎辂一辆、骈服全套，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玈弓和玈矢一千支，黑黍酒一卣，虎贲三百人。去吧！恭敬地遵奉王命，使四国安定，纠正并清除王室的邪恶。不要懈怠已经成就的功业，不要改变上天赐予的福命，使它永远不会衰老。’ ‘我一人也将永远受到福佑。’晋侯三次辞谢后接受命令，说：‘重耳再拜叩首，奉行并颂扬天子的美好命令。’ 周王接受鲁侯瑴所献的玉，以替卫国请求晋侯，说：‘从前越过我们的先王，叔父二人不能和睦相处，几乎使周朝的余烬熄灭；幸赖周伯考周公大力振兴文王、武王的事业，诛戮管叔、蔡叔，以安定王室，并把威德施及九夷，九夷都归顺了。我一人没有德行，不能和睦安定宗族。卫国、郑国抛弃盟府的友好关系而怀有二心，服从楚国，实在依靠我的伯父大力发扬周公的功烈，剪除、杀戮楚人，使其逃窜在竹木丛中。郑国的罪行归于京师，在宗庙中报告。我这个小子不敢怨恨，也不敢违背法令赦免。鲁国的宗臣因此旧职请求说：蔡叔悔过改行，周公才重新封他的后代，使其传国至今。我不能独断专行。郑国深居宫室，经历寒暑，昼夜昏暗，只说康叔的德行，恭敬地以三饭相待。请赶快诛杀他们，使其与鲜国相同。只希望伯父稍微减轻对卫国追随蔡国的处罚而恢复它，也只求伯父如此。’晋侯叩首说：‘君王幸而赦免卫、郑，使卫国得以保全，这是重耳的愿望，怎敢不听从命令？’ 秦伯为穆公下葬，殉葬者共有一百七十七人，子舆氏的三位贤良也在其中。孟明劝谏说：‘不可以。我们的先君治理秦国时，留下了很多治国遗命；君王不采纳好的遗命，却只采用乱国之策。用活人殉葬，是违背礼制；让贤良殉葬，是国家的弊病。王官之战以后，晋人恐怕日夜面向西方，等待我国君主去世以暴露我们的弊病，我们难道不应避免招来祸端吗？我们已经因为任用由余而削弱戎国。让贤良殉葬，与戎狄又有什么区别？先君称霸，安定王室，抚恤盟国，扩张疆土，接受祭肉，重建诸侯国君的地位，史书已经足以记载；最后却以凶恶的德行结束，难道不应停止这种做法吗？’秦伯说：‘我两次使秦军受辱，先君两次把我从死地救出。若说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报答，王官之战是第一次，请让我殉葬作为第二次。’秦伯说：‘子舆氏，这是先君的遗志，也是先武公的旧例。您作为活着的人留下来就可以了。’孟明退下后七天不进食，最终死去。齐侯到晋国朝见，宾媚人作为相礼，郤克快步上前说：‘这次出行，您成为妇人的笑柄，是耻辱；我们的国君不敢承担这种耻辱。’宾媚人说：‘前些日子，大夫奉晋君之命来征求我国的贡物，我国君害怕，不敢吝惜牲牢和甜酒来飨劳您的随从，礼数比照单、刘两国。只是我国一两个邑的臣下，不能约束宫中之人，冒犯了大夫；我国君实在不知道此事。大夫只需自己感到羞愧，雪洗耻辱，举起晋国的军队来殉责；若真是上天降下惩罚，使齐国青壮之人的尸骨暴露在鞌地，难道就没有一两个晋国人的尸骨吗？晋国先君文公曾讨伐曹国，修复浴薄之仇，最终却宽赦了曹国。大夫若能最终宽赦齐国，光大先文公的德行，使诸侯宽心，谁会不服？如果只是为了妇人的嘲笑，难道九达之庄人都该杀尽吗？’郤子不能回答。君子说：‘郤氏的后代危险了，这就是骄傲导致失败。平民骄傲尚且不可以，何况国君呢？用兵来发泄愤怒，用愤怒来满足欲望；尤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时，先表现出成子的恭敬吧。’ 范武子对赵宣孟说：‘我是个亡国之人，蒙受您的收留，不敢插话请求什么。晋国是盟主，您掌握国家大政，光大辅佐社稷。城濮之战，我的先君只是侥幸在楚国取得一次胜利，不能以此张扬，只说：“楚国不行正道，像蚕一样吞食各诸侯国。”商臣杀死頵，您却没有借机率领诸侯诛讨楚国，楚国仍然在国外。宋国杀死杵臼，您没有亲自讨伐，却把事情交给中行氏；齐国杀死商人，您又赦免了它。您身为正卿，却曲意包庇巨大的罪人，谁还以您为榜样呢？夏季将要遭受狄人的侵袭了。您说：“君主不能胜过百姓，我怎么能夺取他们的权力呢？”况且周朝还有司寇在。’士季退下后说：‘唉，这位先生能够实行正道，而且能够忍耐啊。’ 宣公十五年，晋国在曲梁打败赤狄。晋国防守潞地，晋侯赏给桓子一千户狄人，又把瓜衍县赏给士伯。桓子的家臣无诡说：“士伯得到这项赏赐确实是应当的，只是您难道不该辞谢吗？在邲之战中，不能把那些有长处的人全部救回来；如今在狄地发生战事而阵亡的，都是他们的遗孤。留在后方的人，又在防守中负伤。您为什么不拿邲之战的事向国君请求，说：‘君王幸而没有杀戮我，怎么敢接受这样的赏赐呢？’如果不能这样，就请把这件事作为吊丧、察看伤残来办理。君王的行为是过分厚赏，臣下的行为则应当遵守礼节。《诗》说：‘钟鼓已经陈设，一旦举行朝会，便享用它。’这是说君王的过分厚赏。《书》说：‘伯拜而叩头，把功劳让给防风氏。’这是说臣下的礼节。”桓子没有采纳。第二年，他去世了。诸将到司寇的官署攻杀屠岸贾，并且命令他说：“国家有重大的法典，你实际上擅自掌管它，用来剪除、杀戮有功有德的人，并毁坏他们的祭祀；国君因此命令我们来讨伐你。”屠岸贾拜了两拜，叩头说：“诸位大夫修明成季的德行，却过分责备我，这些命令我已经听到了。先公不能侍奉大贵族，因而遭逢祸难，致使群臣被弃，这是谁造成的呢？既使他的身体灭亡，又玷污他的谥号，所以我早晚都为此头痛。奉国君的命令，拿着司寇所写的文书来讨伐，却说是我擅自作主；那么谁不算擅自作主呢？诸位大夫也只是争着满足私欲，用混乱来助长混乱，将要怎样才能安定国家呢？”国君的军队已经逼近，他伏剑而死。

译晋侯派吕相去断绝同秦国的关系，事情大致如此。秦伯派大夫成差答复说：“君王对敝邑修结怨仇，却还俨然以劳烦诸侯的口气来责问，又辱没了先前派使者来告知寡君的命令，我们无处逃避罪责。敝邑虽然兵赋不多，明早就来相见。只是这几个臣子，承受先君老臣的教诲，不敢隐瞒敬意，所以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来。从前，我穆公想到献公结为婚姻的情谊，把惠公送回晋国，并许诺给我秦国五座城；可是早晨渡过济水，晚上就筑起城墙防备我们。穆公好像忘了曾把粮食从雍运到绛，接连不断地供给晋国。秦国饥荒，晋国却封锁粮食，不卖给我们。我穆公哪里敢以施舍来责备晋国，只是要实践那个妖梦罢了。于是发生了韩原之战，上天抛弃惠公，使他在战争中被擒。穆公解开他的囚禁，送给他七乘车马，使他重新拥有晋国；这是我们第二次造就惠公。惠公去世后，只有文公还在外逃亡，跟随他的还有许多人。我穆公披甲戴胄，去援助晋国卿大夫吕、郤所造成的祸难。文公暗中舍弃晋国，平定祸乱以后才回来。寝门堵塞，宫门惊扰，实在全靠我们掌管事务的臣仆，这又是我们第二次造就文公。虞、夏、商、周的后代，都说穆公并不是为了从晋国得到利益，而是给晋国铺设安乐之地；正因为这样，晋国来朝见，难道我们敢忘记晋国的恩德吗？我穆公在黄河边出兵，平均分配并接纳周襄王。文公却欺诈地拒绝割让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晋国实在是擅自占有了它们。” 如果没有穆公在城濮之战中的援助，秦国的龙盾、虎韔本来都会用来辅助晋军进攻，晋国也就不会因此大败楚国。郑国背弃叔詹的命令，文公出于私怨讨伐郑国，哪里是因为秦国侵犯了它的疆界，反而诬说我先君穆公最终恼怒郑国呢？这都是文公干的。晋军出动三百辆战车，没有受到丝毫阻碍。襄公的使者背弃了文公的友好关系，不用粮食和馆舍迎接我们，反而出兵袭击，使我国士兵的尸骨暴露在崤山、函谷关之间，因此我们才有了王官之战。穆公侍奉三位国君，都不能善终，难道责任竟在秦国吗？襄公去世后，诸位大夫来对我们说：‘请立公子雍为君，这是先君的遗命。’一两位年老的大夫对康公说：‘不要施恩于晋国，晋国只会以怨报德。’康公想到继承穆公、文公旧业的缘故，披星戴月、冒着炎热赶往晋国。诸位大夫贪图拥立新君，暗中破坏盟约，因此有了令狐之战，使康公实在惭愧于那一两位老臣。晋国又乘康公去世之机，诱使白狄践踏我国田地，掳掠我国百姓，淹毁、夷平我国城墙壕沟。恰逢先君景公患膏肓之病，派使者向我寡君求医。寡君为穆公斋戒三日，派缓前往，并说：‘贵国疆界的官吏不能宣扬两国的大好关系，君王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穆公在钓地享受祭祀，难道上天是替晋君请求甥舅之国的援助吗？”},{ 您即位而我国国君便高兴，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也许您会赦免我吧？您又在河东整治军队来诱使我国国君结盟，因此我不能渡过黄河，只能仍然命令颗来接受教诲，[原文“▯”字疑有脱误]，以至口中还含着血便来劳烦您。诸侯组织军队来逼近我国国君，您来告诉他说：“白狄同我有仇，凭借您的赏赐和命令讨伐白狄；白狄却对您怀有二心，说：‘晋国将要攻打你。’白狄既然同我有旧仇，就想用离间之计阻止您的军队。您竟相信了他们。楚国像大野猪和长蛇一样贪暴，想在战斗中使晋国疲敝，我便任凭他们散布浮夸的诅咒，您又相信了他们。还是您认为这样可以挑起战端吗？既然没有得到您的命令，我怎敢不告诉您：文公、襄公、灵公、景公四位晋君亲近地主持齐国的盟约，使恩惠流传到后代，这是谁的功劳呢？况且您声称凭借盟约来藩卫王室，却不接受在雒水举行的誓约；京城以南受辱于邲地，又不加报复，反而使齐国坐受讥刺，您的执事实在太轻慢了，竟甘心如此，以致让他们把田地的田埂全部向东推平。您只知道争竞武力，却唯独拒绝我国国君。我国国君恭敬地接受您的辞令，已经砍除荆棘、平整道路，来迎接您的兵车，只听从您的命令。” 晋国的范文子从鄢陵回来后，派他的祝宗祈求死亡，说：“国君骄傲奢侈而战胜敌人，这是上天在增加他的疾病，灾难将要发生了。真正爱我的人，只有祝祷我，使我赶快死去，不要让我遭逢灾难，这才是范氏的福分。”祝宗退下后说：“奇怪啊！先生您所说的将要承担国家重任的人，难道国家还可以依靠谁呢？国内有六卿，您位列第二，是中军的良将，即使这样，仍然将要承担重任。况且凭借先武子的德望，无论大小事情都受到关注，将要使您安定国家。您逃避灾难而残害自身，想以此使家族免祸，难道不想想晋国供养的俸禄有多少吗？君子爱护自身，是为了保存国家；他舍弃自身，也同样只是为了保存国家。《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才能保全自身。’又说：‘早晚都不懈怠，来侍奉君王。’先生看见君王处在危急之中，却先行逃避，不能称为忠；将使自身不能保全，不能称为智。”君子说：“祝宗的话是正确的。”即便如此，栾氏的叛逆、郤氏的蒙蔽，难道也可以避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楚庄王讨伐宋国，宋国派乐婴齐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救宋，伯宗说：“不可以。古人有句话说：‘鞭子虽然长，也打不到马腹。’现在上天正把时运交给楚国，还不能同它争斗。即使晋国强大，难道能够违背天意吗？谚语说：‘高低取决于心胸，河流湖泽容纳污水，山林沼泽隐藏疾病，美玉也藏有瑕疵。’国君能够包容污垢，是上天的常道。您还是等待吧。”乐婴齐说：“奇怪啊，大夫的见识，竟然用这种话使国君受到削弱。国君失去诸侯，正是从这番话开始的。前些日子，我接受我国国君的命令；国君斋戒三日后派我出使，说：‘楚国无道，蔑视宋国，实在是以侮辱宋国的方式侮辱盟主，还杀戮宋国的副使，来挑衅楚军。现在只有这些箭矢以及帷帐、旗帜、钟铎、摧毁的野鸡旗，士人各自分得粮食，女子从事纺织，安排早晚的事务，只求不立即死亡，坚决等待盟主的救援。’晋军如果出动，而使我国国君的社稷先遭受祸患，那么同楚国合作的，便会像太阳一样明白；晋军如果不出动，而使我国国君的社稷先遭受祸患，那么向楚国献媚求和的，也会像太阳一样明白。”这是我国国君的卑微臣子元寔臾所说的话。不过，邲地一战时，晋国的战车多出楚国一倍还不止，楚国的彘子却不能奉行君命，陷入败局，这难道仅仅是天意的过错吗？如今又抛弃宋国，宋国一旦倾覆，楚国、郑国便会首先得势；卫国、鲁国也将如茅草般随风倒伏，跟随齐国来分裂晋国；秦国暗中构成阴谋，率领各个宗族，挟持强兵向北进逼，局势已经到了必须追问清楚的地步，晋国的大功勋将因此毁掉。只有您和几位卿大夫共同谋划这件事吧。《诗经》说：‘您若不爱我，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请让我跟随宋国一道死去，以便报答我国国君。”晋景公说：“好。”于是整治军队。

译晋国把栾氏安置在商任，加以禁锢。子产私下对范宣子说：“我听说，先王对待被迁徙的臣子，若不能留下他，就给他引导道路，担心他有所侵扰；在他将要前往的地方，不使他陷入困穷。三年以后再收回他的田地、俸禄和居处，希望他能够返回。栾盈并没有重大罪过，只是因为继承了先人的过失遗孽；晋国不能立即杀掉他而把他交给诸侯处置，却又使他陷于困穷，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况且不能说没有先大夫记载功勋的文书。”范宣子说：“我国国君要讨伐栾盈，确实有文书记载。那是栾书为匠丽氏之乱所立的功劳，直到今天还没有洗雪。栾黡又渡过济水，讨伐秦国，却故意把马头向东，使军队习惯这种行动，导致我国国君不能在秦国实现志愿，使诸侯蒙受羞惭。我国国君的命令说：‘凡是得罪我的人，不得共同享有国家；得罪先君社稷的人，不得共同侍奉天子。’”子产退下来说：“栾盈一定会作乱，晋国失去盟主地位，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修之的罪，已经得到先君赦免，而且不能为了防备中行氏而辱及群臣。栾黡的骄纵，骄纵本身就是罪，防备他便是惩罚。罪人的罪过不牵连妻子儿女，这是古代的训诫。范氏恐怕要成为下一个栾氏了吧？对女子的过错不加察看，却顺从男子的怨恨；任用谗言，抛弃亲族，放纵愤怒而满足自己的意志，他们大概还要依靠武子、文子的余泽，但也不过再延续两代罢了。” 秦国的后子逃奔晋国，带着翠色旄旗的车盖、陶制的盘、鉴璧，以及珥甲父的鼎，私下对赵文子说：“我鍼不能侍奉我的兄长，使他成为盟主，不能使他免于大辱，反而使他早晚只能进食，只有依赖您，并依靠您同先君飞廉的友好关系来庇护我鍼；我斗胆向先君求福，以便侍奉先生。”赵文子推辞不受。使者走出大门外后，赵文子拜谢说：“我国国君因为公子辱临我国，不敢轻视您，日夜整治馆舍和驿传。武并不聪敏，能够同您并列，这是极大的幸运。不要因为我是内臣便另有不同的交往；一心精诚洁白，早晚不懈怠，只以讨您的欢心为志向，这就是武的心愿。您若因思念先君而以财物赠送给武，即使武不肖，也怎敢忘记自己的先人而接受财物呢？”后子爱惜地叹息说：“鍼对待先生太浅薄了，难怪会遭到这样的结果。” 宋国结盟之后，叔向回来时面有得意之色。祁奚说：“奇怪啊，肹！我听说，先王对待夷狄，以德兼容并包；霸主对待夷狄，以武力将他们排斥在外，却从未听说过用柔弱来对待他们。召陵之战，齐桓公大规模展示军队，楚国因辞让而畏惧，齐桓公这才成就霸业，这就是仲父管仲的教导。城濮之战，楚国的辞令已经不够用了，晋军出兵，楚军受挫，晋文公这才成就霸业，这就是先成季狐偃的教导。楚国虽强，却在楚庄王、楚共王时期始终不能在诸侯中得志，反而来求和于晋。晋国既然是盟主，却突然抛弃诸侯，反过来扶助楚国，难道不是倒行逆施、自我削弱吗？”肹身为上卿的辅佐，却不参与谋划，只是喝令威吓、整治军队，假意推辞来诱骗楚国，使戴南冠的楚国臣子安然防守先前的小国；主持盟约，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事物不能同时有两个强大的中心，楚国既然已经领先，便成为盟主了。晋国既不能大力宽解诸侯的负担，在聘问、朝见、宴飨方面给予帮助，逐年不断地努力，又反而让楚国役使诸侯，这只是加重他们的困苦罢了。这样哪里谈得上使百姓休息？楚国像大野猪一样贪婪无厌，对轻重事务给予不同供奉，厚薄不均而产生怨恨，争端还没有止息。这样哪里谈得上消除战争？六位晋君所维持的均势，一旦失去，竟还认为所得很多，这哪里不是过错？晋侯年老而厌恶用兵，借助上卿来安宁局势，却没有像先文公那样讨伐肹。这只能保全自身一时罢了，后来恐怕要危险了！叔向听到这番话，惭愧得三天不出门，说：“我知道自己的罪过了，先生是使我重新活过来的人。” 晋国人逮捕仲几，押送到京师。周王派大夫弘责问他说：“从前商王自绝于上天，残暴地抛弃百姓。我的先王因此讨伐他，顺应民众的愿望，却没有杀掉他的后代，而是把他们封在旧都，并用贤德的亲属辅佐他们。他又包藏祸心，图谋我的先王。先王既然依法惩罚他，又曲加恩泽，于是选择贤明之人，只把桓圭、土地和九命之爵赐给他，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周室称为上公。上天降下灾祸给我一人，使我忧虑城墙。盟主集合并整顿诸侯来共同办事，而你傲慢地说：‘我是客人。’况且还有滕、薛、郳替你服役；你的宫室、郊外和田野能够安宁，难道不都是王室的土地吗？你的卿士、仆妾、奴隶、圉人和市井之民，难道不都是王的臣民吗？我一人没有德行，不能安抚占有宋国，宋国却以枝节之辞推托，而牵连滕、薛、郳。国家无论大小，难道能相互役使吗？先王命令诸侯说：‘不要背叛尊长，不要欺凌弱小。’你一次行动便同时伤害了这两条，我一人将要依靠什么呢？你既然掌管防守，就不要在朝廷上让你的君主出面，以此触犯上天的惩罚。”仲几不能回答，于是被囚禁。吴国的季子出使回来，经过鲁国。叔孙穆子说：“先太伯的谦让，多么美好啊！而您几乎继承了这种精神。不过，我豹私下仍有疑惑。太王的志向，是把君位传给季历而到达文王；于是周邦由此兴起，天命也焕然一新。大约三十年间，天下安宁。您的几位兄长却天天在楚国寻衅用兵，使百姓劳苦。如今听说您的继承者，反而更加严重。您拘守个人的节操，却不体察先君的志向，不去安定和协调两国、使它们友好。太伯的谦让，是为了继承亲人的志愿、平定祸乱；继承亲志是孝，平定祸乱是仁，仁与孝合起来才是义。您违背亲人的志愿而制造祸乱，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季子谢罪说：“如果不是您用药石般的直言劝告我，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了。我季札没有才能，只怕颠覆败亡，哪里敢过分谦让呢？” 齐侯趁着栾氏作乱，便攻打晋国，夺取朝歌，分为两路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山。在荧庭部署军队，驻守郫邵，封锁少水。赵胜率军前来追赶，说：“凭我国国君不才，曾经跟随您在盟会之处结盟，口中的血还没有干，您却俨然率军逼近我国，这是什么缘故？栾氏作乱，难道只是我国国君憎恨它吗？我们正要借助您的威势，把叛臣和背弃盟主的人交给您处置；即使敝国的铠甲破旧、兵戈腐朽，也不敢躲避艰难而跟随您作战。”齐侯派崔杼回答说：“从前我桓公大力协调诸侯，以藩卫王室，天子借此赐给先君主持齐国盟约的权力。你们先君不守法度，却竞相凭借武力，因此盟约被轻慢；历代诸侯的子女、玉帛、盾牌、弓弩、丝麻和车马等贡物，你们世代蚕食，仍不知满足。你们逃亡的臣子能够修治妇人的罪恶，却向我国炫耀军队；又用傲慢的言辞侮辱我先君，即使只是一个两个幼儿，我也不敢忘记。你们拘押我的使者，强令他跟随诸大夫，说：‘一定要同类相从。’又强迫诸大夫加以防守。天子命令我先君说：‘伯舅，你要遵循太师的典章，继承你的祖先，不要辱没你的旧业。’先君因此按照旧有职权讨伐鲁国。你们又听信鲁国奸邪的言辞，发动各部戎族来毁害我国邿地，砍掉雍门的芦苇，焚烧房舍，铲平原野；我国国君年幼无力阻止，只能眼看着遗留下来的孤儿。那些孤儿日日夜夜面向西方磨利刀刃，说：‘一定要把晋国人剁成肉酱！’

译我不敢躲避。如今上天已经夺去你们的魂魄，又诱发你们君臣内心的猜疑，使彼此离心离德、互相离间。我国国君怎敢不顺应天命来讨伐你们？大夫若率军投降或以城邑投降，寡君下令，连兵车也不会吝惜。亡臣偃若不遵从命令撤军，便会伤口发作、双目不能闭合，这是诸位大夫所熟知的。”赵胜说：“齐侯一定会灭亡：犯上、侮辱强国、帮助叛逆、诬蔑天子，这四件事只犯一件便是悖逆，何况兼有四件呢？暂且收拢军队，放任他骄傲地撤回；等他回去以后再袭击他，那时便可以尽情施展意志。”齐军撤回，赵季[原文“▯”字疑有脱误]之于是俘获了晏牦。刘氏与范氏世代通婚。苌弘侍奉刘文公，因此周王和范氏、赵鞅把他当作讨伐对象。六月癸卯日，周王派使者赐苌弘死，说：“依靠大夫您的力量，周国才能完成成周的营建。即便如此，大夫竟同晋国的叛臣交往；晋国没有把您作为讨伐对象，我也不敢怨恨。”苌弘拜谢叩头说：“君王是听信了错误的传闻。我曾经策动诸侯的力量，营建大城成周；在版筑城墙之下，暴露的尸骨也有我的一份，这足以成为我的罪名。我即使死了也不朽。君王幸而杀我来取悦盟主；盟主使诸侯服从，诸侯向君王朝见，却因为杀戮我的缘故而对您心怀怨恨，那么我即使死了也不朽。”成氏、武氏是当初的贤良之臣，宣孟、文子又继承了他们的英名；世代辅佐晋国，竭尽力量相争，谁是叛臣呢？如果说他们同叛臣有交往，那就是因为要以我为乐、取悦于我。周王取悦盟主，盟主取悦卿大夫，这难道不是逐渐形成错误吗？夏朝杀关龙逢，是为了成就殷商的志向；商朝杀比干，是因为顺从周人的谋划。晋国执政的人，日日窥伺周王的城阙，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我已经听到您的命令了。”下去见安于，借天子的命令讨伐自己，说：“我是首先作乱的陪臣，罪祸波及王室法度，正是这个无能的我参与了那项罪过。”于是赋《柔桑》第五章而死。周人把他的血收藏起来，三年后变成了碧玉。鲁昭公到齐国，齐侯请他赴宴。子家子说：“早晚都站在齐国朝廷上，又何必再设宴呢？”等到饮酒时，公才饮酒，并让宰臣献酒、请公安坐。子仲的儿子重是齐侯的夫人，她说：“请让我见见公。”子家子于是带着公出去。公随后到了晋国，准备前往干侯，并请求晋国派人迎接。晋人说：“上天降祸于鲁国，君主长期流亡在外，君主也没有派一个人来辱临寡君，却直接到甥舅之国寻求安身；这样反而会使我们去迎接君主。请公先回到边境，之后我们再迎接。”公到了干侯，住在郓地。齐侯派高张来慰问公，并称他为主君。公十分恼怒，想要自杀，说：“我两次受到侮辱，还不如死了。”子家子说：“君主有臣下却不能立即任用，抛弃自己的国家，在外面颠沛失所，这是自己招来羞辱，又何必恼怒呢？”两国设宴却心怀恐惧，慰劳季孙虞，并图谋使君主复位，他们希望君主死亡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君主又不加戒备，正好成全了他们的心愿。子家子退下后说：“两国不是真心为了君主，危险啊！晋国是霸主，齐国只是继承霸业的余绪，如今政权掌握在强臣手中，却又偏袒他们。偏袒两国的叛臣来压制君主，已经不是一两代的事了。鲁国好歹还是宗国，难道晋、齐两国的先君之灵不会挨饿吗？” 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驱逐了他的君主，百姓却服从他，诸侯也支持他。君主死在国外，却没有人责罚季氏。”史墨回答：“……”君子评论说：“史墨真是小人啊！”六卿本来就把晋君视同草芥，史墨又从旁助长他们。把君主看得如此轻贱，竟以篡夺为常，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即使君主衰弱，难道他就不是君主了吗？冠冕和鞋履各有等级名分，不可以改变。三氏像剖瓜一样瓜分晋国，史墨大概要被削弱了吧。楚灵王听说群公子都死了，便从车上跌下来，说：“人爱自己的儿子，也像我这样吗？”侍者说：“比这还深。小人年老而没有儿子，知道自己将被挤弃在沟壑之中。”楚王说：“我杀了许多人的儿子，难道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吗？”侍者说：“君王能想到这一点，固然很好，只是太晚了。君王杀庆封时，为什么不想到郏敖的城、陈城和蔡国没有被保全？为什么不想到那些先人的饿鬼？每天登临章华台，召集诸侯朝见，还傲慢地询问周王的九鼎，君王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诗经》说：“哭泣不止，唉，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这不正是说君王今天的处境吗？” 晋国的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蔡侯说：“寡人因为国家贫弱狭小，不能侍奉大国，才失身于楚国。楚国不体恤像我这样参与政事的人，反而虐待我，使我在君主面前受辱。楚国还追问我所佩的瑱、佩玉和复陶，三年不能奉行珪鬯之礼，因此获罪于先君的社稷。现在冒死向大国请求，希望大国哀怜我们，全部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楚国。只是敝国微薄的兵赋，以及寡人的妾、车、财货，都将全部拿来听从调遣，怎敢再辱烦大夫提出这样的请求呢？我的先君叔不能遵循周王的教训，遭逢傅书之罪，祸及后代；如今只是脱离羁绊而已。大路、阙巩、姑洗、密须的鼓，都只用来装饰晋国。蔡国没有可以分送的宝物，边境也不能安定，不能年年提供辅助。蔡国虽有诸侯之名，宫室却仍然空虚。依靠大夫的力量，我们才能向楚国尽情施展志愿。若有瑱、佩、复陶等物，也会恭敬地借给大夫使用。您辅佐盟主、安定诸侯，各国贡物不会缺少，私下进献也会纷至沓来，又有什么可求的呢？”荀寅不高兴地退下了。定公三年，蔡侯、唐侯到吴国朝见，请求讨伐楚国。吴王答应了。蔡侯说：“为什么不先用言辞责问楚国呢？”夫概王说：“我们是蛮夷，只讲究力量，为什么还要讲什么辞令？”伍员说：“不对。我吴国与楚国争斗，已经五代了。就像麋鹿在水泽中角斗，角折了又长，反复争胜，却始终不能拥有楚国。我们正义，楚国理亏，哪里会缺少责问它的言辞？先用辞令，继而使用武力，这是制胜的常法。”于是派伯嚭率军先行，说：“上天诱使楚国发生内乱，楚国却不加收敛，世代炫耀威势，以逞强于我寡君。群臣说：‘不要滥用武力，不要固执地报复；只是边境的官吏，修复父兄的旧怨，能够联合起来，却不能分离。’并且对寡君说：‘这是天子所规定的制度：亲近亲族，尊重贤者，各国犬牙交错，藉以屏卫王室。只有楚国的先祖没有德行，聚集那些鸟叫般的言辞，向成王求取恩惠，自称附庸。昭王南巡时，你们竟包藏祸心，聚集盗贼，惊扰侍卫。盟主来讨伐你们，你们又制造借口加以诬陷。水神说：‘凭这种说法逃避刑罚，水神大概也不会责怪你们吧？’与你们相邻的邓、弦、防、江、黄、六、蓼、庸、麇、濮、息等国，除了一两个宗室国家外，哪一个不是神明的后代，却都被你们剪除，使他们断绝祭祀？’

译你们对陆浑有怨恨，又在雒水夸耀说：‘楚国折断的钩尖，也足以铸成九鼎。’后来又反复占卜说：‘我还能得到天下吗？’卜兆不吉，你便把龟甲扔在地上辱骂上天，说：‘这样微小的天下却不肯给我，我一定要夺取它。’城濮之战中，你们的将帅被杀；邲之战中，你们不能备齐耳目之官进入宗庙，却仍不反省自己的罪恶，反而窥伺共同的君主，以触犯上天的诛罚。唐、蔡两位君主因为友好关系来朝见，你们既征取他们的佩饰和肃爽之物，又让宠臣穷究他们的随从，把他们拘禁起来。三年来，蔡君日夜拍打脸颊向寡君请求，说：‘蔡国的社稷，时而被楚夺去，时而又归还，就像小孩子吃东西一样；先君如果不是死在楚国市场上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我愿意举全国跟随楚国。’晋国又答应给我们九百辆长毂车作为后援。寡君于是说：‘我不敢向楚国修怨，只因王室不能振作，把这件事作为我的责任。我忝居宗盟之长，怎敢忘记率领十万执干戈的武士，从鄢陵进军到郢都，把敌人全部消灭才停止？江、汉流域的姬姓诸国，以及庭坚的后代，都恢复各自的祭祀。至于那些大夫、士，只要不是熊氏宗族而能自行改变夷俗的，寡君都不吝惜授予爵位。’于是渡水进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吴王赐给伍子胥属镂剑，命他自杀。伍子胥叹息说：“上天啊！我有什么罪呢？先君阖闾突然称王并进入楚国，是我君王借以伸张仇恨的；如今使他成为诸侯霸主，也是我的力量。”使者说：“我不聪明，年轻而见识不足，不能了解大夫。但我私下听到君王曾说：‘我难道敢忘记大夫的功勋吗？只是听信细小的言辞，才使他遭到杀戮。’不过，先王未能端正事情的开端，直到死仍怀有隐恨。柏举之战时，大夫暴露楚王的尸体，刺杀并鞭打它。楚人从灰烬中奋起，激励活着的人为死者报仇，把怒火集中到我们身上，所以我在檇李之战中未能占有楚国。大夫确实使六军振作，却不足以保卫先王的遗命，终于抛弃群臣而死，我对此深感遗憾。古语说：‘人臣不能在国外断绝关系而怀有二心。’大夫以自身侍奉我，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东方的鲍氏那里，难道不是希望将来再有柏举之战吗？我不能再让大夫侍奉我了。”伍子胥低头叹息又惊诧地说：“在我的墓上种植槚树，槚树长成后可以做棺材吗？三年之后，吴国就会衰弱并灭亡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晋侯在黄池会见吴王，争论谁居长。赵鞅喊司马寅说：“天已经晚了，大事还没有办成，这是我们两人的罪过。击鼓整队，我们两人以死相拼，盟会中谁居长就一定可以确定。”司马寅回答：“请暂且观察一下。”回来后说：“吴国没有因墨色而失礼，今天吴王有墨，难道要把国家交给敌人吗？夷狄的德行轻薄，我不能忍受长期等待，请稍等一会儿。”于是让吴国先行。回来以后，卫国有一个憎恨司马寅的人对赵简子说：“吴国有内乱，司马寅也参与其中。您身为正卿，辅佐盟主，却不张扬武力震慑蛮夷，反而让吴国先行。吴国已经先于晋国，越国又战胜吴国。如果吴、越联合起来，晋国岂不是更加落后吗？宋国盟会时，您曾先于武子，如今您实际上第二次使晋国受辱。君主把受辱当作讨伐的理由，您将怎样逃避？一定要杀司马寅，以此使国人满意。”赵简子于是杀了司马寅。《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二。明，王世贞撰。说部。《短长》上篇二十三条。在齐国郊野耕作的人，挖地时得到一卷大篆竹简，题为《短长》。其中的文字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但其中的事情却常常同史书记载相抵牾。考察刘向为《战国策》作的叙述，《战国策》又名《国事》《短长》《长书》《修书》。所谓《短长》，难道是战国时期散佚的策书吗？然而其中多记载秦国以及汉初的事情，想来也是文帝、景帝时期喜好奇闻的人假托古书撰写的。我奇怪其中往往称秦始皇为嬴、称项羽为项，轻视汉高祖的德业，荒诞而不合常理。至于把四皓说成建成侯，伪饰淮阴侯没有谋反的情状，这些说法倒还差强人意。因此把它抄录下来，作为稗官野史的一种补充，共四十则。邯郸发生危难时，楚国趁机夺取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来扩张自己。江乙游说魏国、楚威王说：“臣不才，年轻时学习楚国的事情，私下认为先灵王比先庄王贤明得多。”楚王变了脸色说：“先庄王是使楚国强盛的君主，九战九胜，与诸侯结盟，光照五霸，声名流传至今。灵王年轻时就自负而不避讳罪过，修筑章华台，因而国内叛乱，天下也不怜悯他。客卿怎么能说这种荒谬的话？”江乙说：“请君王息怒。庄王讨伐宋国时，包围城池，方圆百里的人都筑室放牧，反过来耕种宋国的土地；宋人交换孩子食用，分解尸骨充饥。庄王赦免了他们，与他们结盟，却没有占有宋国。讨伐郑国时，郑国的君主逃亡，袒露上身牵羊迎接，庄王赦免他，与他结盟，也没有占有郑国。讨伐陈国时，以夏征舒的罪行来诛戮他，向乡里索取一人，却仍没有占有陈国。救济邻国的困厄，诛讨不守礼义的国家，在燕国、息国之间忙碌奔走，军车屡次出动，土地却没有增加，只凭空名治理天下，这就是庄王。灵王讨伐陈国，讨伐蔡国，筑城而不停止，践踏朱方；凡是兵力所到之处，没有不占有的。后来方城之外的军队进攻，方城之内又有人响应，灵王于是暴死。以实际利益招致天下祸患的，就是灵王。如今魏国听说赵国请求救援，而大王不肯出兵，便暗中派军乘虚夺取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这正是灵王式的武力。” 臣私下认为大王恐怕把灵王看得更贤明了。楚王说：“先生这番话真危险，请允许我借着睢水、濊水之地同魏国讲和。” 陈轸对楚王说：“臣想使大王增加土地，大王却想割让土地；臣想使大王增强军队，大王却想削弱军队；臣想收服六国，使楚国成为宗主，大王却想丧失这些；臣想扶持楚国以压制秦国，大王却想使楚国卑下。割地、削弱、丧失、卑下，按道理都不是大王所愿意的。然而这些事情却会因一个人的意图而实现，因为大王礼遇张仪，并把郑袖纳为宠妾。”他又对魏惠王说：“酒中如果掺了鸩毒，大王会喝吗？”魏王说：“不会。”“从前有一个郎中相貌俊美，却假装强悍，大王会把他安排在宫中作宦官吗？”魏王说：“厌恶。你这是什么话？”陈轸说：“那么，酒被厌恶，是因为鸩毒有毒；宫监被厌恶，是因为他诱导淫乱。张仪的毒害比鸩毒更厉害，他诱导淫乱也比那个郎中更厉害，大王却把国家托付给他侍奉，为什么呢？”楚顷襄王在濠地打猎，玩得很高兴，便给群臣斟酒，并命令掌管宴饮的人说：“醉了才停止。”有位客人来拜谒，说：“请稍等一会儿。”楚王说：“不要耽误。”于是给他饮酒。楚王问：“请问客人从事什么？”客人说：“臣不才，年轻时经商，中年放弃，晚年才从事儒学。臣曾看见鲁国儒者和吴国商人争论。鲁儒说：‘应当把亲族看得重，把自身看得轻。’吴商说：‘不对，应当把自身看得重，把亲族看得轻。’鲁儒说：‘我听孔子说过，父母的仇人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对待自身，则应以正直报答怨恨。’” 吴商说：“我们先君阖闾有檇李之战，夫差因此晚上睡在柴薪上，白天尝胆，并在朝廷上命令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了吗？’夫差回答：‘不敢忘。’于是积聚铠甲，训练军队讨伐越国，把越王勾践困在会稽山的台上却没有杀他，因为他称臣求降。勾践于是晚上睡在柴薪上，白天尝胆，并在朝廷上命令说：‘勾践，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勾践回答：‘不敢忘。’于是积聚铠甲，训练军队讨伐吴国，把吴王夫差困在姑苏山上，却没有赦免他。夫差为父亲报仇而赦免勾践，勾践为自身报仇而不赦免夫差。这样看来，还是自身比亲族重要，臣没有什么话可以反驳。”臣近来经过大王的国都，知道大王把事情看错了。函谷关的停留、鄢郢的行动，大王大概都认为像皮肤上的小病一样，放在那里不管也就算了。楚王脸色发红，赶快停止了打猎。芈八子派她的宦官对张仪说：“我对恽有怨恨，您是知道的。只是恽日夜不忘咬牙切齿地憎恨稷，将来怎么能低头侍奉他呢？如今恽有幸在远方，可以谋划除掉他。我想效法申生之事把毒酒赐给他，却担心大臣们会以他在远方为证据来追查。请您妥善谋划这件事，我愿以黄金千镒为寿礼。”张仪说：“好。”过了些日子，张仪去见昭襄王。昭襄王问：“恽治理蜀地，差不多还算有条理吧？”张仪说：“是。”昭襄王说：“只是先生熟悉蜀地，我想开发蜀国西南的土地，使楚国在后方强大，可以吗？”张仪说：“不容易。蜀国西南是罗施鬼方，那里的人民像猿猴，像▯，又像伥鬼，而且最擅长用毒。粟黍的汁液淬在刀刃上，只要血沾上一缕，立即就会死亡。他们的食物使人中毒，有的吞咽后就死，有的经过一个月死，有的经过一年死，有的经过三年死。施用毒物于食物，有的立即沸腾败坏，有的十天败坏，有的超过一个月仍不败坏而成为蛊毒。各种情状千变万化、相互构成，不能靠威力迫使他们归服。”昭襄王说：“先生怎么知道这些？”张仪说：“从往来蜀地、能够用当地物产进行贸易的蜀商那里听来的。”过了一年多，蜀侯恽带着山川之产前来进献祭余肉食。昭襄王准备品尝，芈八子说：“这是从远方送来的食物，应当先试过再吃。”于是拿给小臣吃，小臣立即死了。昭襄王大怒，想要杀恽。穰侯说：“申生的事可以作为鉴戒，蜀国到曲沃的路程有五倍那么远。”过了二十天，毒肉仍未败坏的已经很少。昭襄王更加愤怒，说：“蜀国的毒能使肉不腐败，申生是冤死的，难道只有恽不是冤死的吗？”于是派司马错赐给恽剑。蜀侯恽和他的夫人都自杀而死，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也被诛杀。尉文君对赵王说：“主张合纵的人，心里并不希望天下的精锐真正合纵；主张连横的人，心里也并不希望天下的精锐真正连横。天下精锐如果真正合纵，合纵便会没有间隙地兴起；游说合纵的人，实际上最精于连横，也会无间隙地兴起；游说连横的人，使合纵、连横错乱而倾斜，那些士人便能乘机掌握权力。因此，利益会随着宾客离去，而祸害留给君王。况且一个辩士所承担的费用，足以供养一百名战士还绰绰有余。请大王一概辞退宾客就可以了。”

译毛公替信陵君游说魏王说：“家里的长子如果正在燃烧，您认为应当救他吗？”魏王说：“应当。”毛公说：“那么，臣的乡里有一家邻居失火，火焰烧到屋檐，烧毁了小屋，折断了栋梁，火势必将蔓延到长子所在的房屋；长子正醉卧不起，他的弟弟不能请示，便带着全家人拿着水桶、斧头去救火，可以吗？”魏王说：“可以。”毛公说：“那么，秦国就是虎狼，早晚将举兵攻取赵国；赵国一旦灭亡，秦国就会从魏国最危险的地方侵入，必定不会停止。秦军从西面沿轵道、南阳南下，封锁魏国的交通，又借夏水决开荥水、宿胥的河口，灌淹大梁；东面兼并邯郸的军队，渡过白马津，同秦军会合。大王即使想安然高坐在百姓和官吏之上，难道有一天能够做到吗？信陵君趁大王醉酒未醒，带着宾客见机行动，奋力作战，击破秦军，保存赵国，也就是保存魏国。大王却厌弃国家而怨恨他吗？”魏王说：“寡人不是敢怨恨信陵君，只是不忍心让晋鄙去送死，显得自己鄙薄罢了。”毛公说：“晋鄙是久经战阵的老将，统率大王十万军队驻扎边境，每天耗费千金却毫不顾惜；眼看国家将要覆亡，仍迟疑不前，难道不是把魏国当作货物吗？信陵君只知道诛杀把魏国当货物的人，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大王统兵。”魏王道歉说：“请让我慢慢考虑。”第二天，薛公见魏王，问：“客人从哪里来？” 魏王说：“是从邯郸见过信陵君吗？”薛公说：“信陵君日夜悲泣思念大王，内心责备自己，外面又害怕获罪，所以不敢向东回来。信陵君有门客三千人，人人都气得捋袖握腕、怒发冲冠，认为大王轻视同母弟而轻视国家，都想用脖子上的鲜血涂污大王车子的车轮，臣就是其中之一。况且大王的兵符藏在卧室里，门客却取走了它，轻易得如同承接树上的蝉。”魏王道歉说：“我敬请借助您的门客迎接信陵君。” 赵国有楼烦地区，赘县归入秦国。秦国想得到这块地方，赵国不答应。秦王派使者用友好态度请求，随后又以军队相逼。赵王和公子胜商议说：“你看怎么办？”公子胜说：“送他财物。”从前有个富人溺死，别人捞到了他的尸体。富人请求赎回尸体，那人索要很多钱。富人暗中问邓析：“怎么办？”邓析说：“这尸体必定没有别的买主了。”捞到尸体的人也为此忧虑，来问邓析：“怎么办？”邓析说：“这尸体必定没有别的买主。如今秦国没有别的买主，赵王也没有别的卖主。秦国不善于谋划，却以急迫的姿态前来，大王不要拒绝。先拖延他，然后再向他提出条件，这样就不会失去利益。” 孟尝君为燕国谋划攻齐，燕军由骑劫统率，攻破齐国七十二座城，后来骑劫离开燕国而为齐国效力。于是齐襄王任命安平君为相，并誓师出征。孟尝君正在招待门客，听到消息后惊得筷子掉落，不知该取哪一双。冯谖起身问道：“主君大概面有忧色吧？”孟尝君说：“请听你说，我确实有忧虑。过去我不能侍奉宗国，越过本位，又不能承担守御边境的职任，使都邑受到忧患，难道能逃过后世人的惩罚吗？侍奉秦国吧，秦国又是我的仇怨所在，不可再次受辱；楚、赵两国是我的盟友，侍奉它们，我不忍因为先君的城邑而抛弃它们，也不忍抛弃门客。”冯谖说：“您有什么可忧虑的？请允许我让您的门客分三次向东方行动，使薛地在临菑的社坛下安坐而不必恐惧。门客第一次出发，齐国就不敢让车骑向西南进军；第二次出发，齐国就派七批使者驰赴薛地；第三次出发，齐国就会请求重新订立坚固的盟约。”于是他嘱咐门客胜臀，假装得罪孟尝君而逃往齐国，侍奉安平君的舍人，借机进见安平君说：“薛公不可赦免。他轻视我国先王的托付，把齐国的城邑出卖给燕国，如今又保持中立，不肯臣服。一代放纵敌人，会成为数代的祸害。请凭借扫灭燕国的强兵把他剪除。” 安平君说：“谨遵您的教诲。”于是和他一起谋划军队与粮食。胜臀说：“您所要攻取的即墨城有多高？”回答说：“城墙高四仞，还不到四仞的八分之一；城下比城上宽厚，城上又少了三分之一。”胜臀说：“这是薛靖郭君所修筑的吧，还加高了八寻。守城士卒有多少？”回答说：“不过是残余兵力，不到一万人。”胜臀说：“薛公招聚了六万户人家，每户都有两个壮年男子，而且都是荆楚的战士；门客三千人，其中一半是剑术门客。兵法说，包围十倍于敌军才攻城；如今两边合计作为军队，共三十六万人，就可以了。”又问：“楚、魏来救援的情况怎样？”回答说：“请拿十双白璧、一千镒黄金，分别送给两国朝廷讲和；再请求派十万人堵塞它们的救援道路。”安平君不高兴地说：“您的计策虽好，现在即使让我全国出动攻打薛地，仍然不够，请暂缓此事。”所以说，门客第一次前往，齐国就不敢让车骑向西南进军。过了很久，冯谖便派人假装带着秦国的十辆车马，秘密行走到薛地，说：“秦王恭敬地派大夫某来向您的属官传达旨意。寡人想请您留下，以巩固秦国的社稷，而您却没有察觉。即使如此，寡人也不敢因此怨恨您。您如果确有意愿，怎么样？”穰侯出馆舍等待您的到来，薛公辞谢而离去，并把这件事泄露给安平君。过了一会儿，又派人假装带着赵国的十辆车马来到薛地，说：“赵王恭敬地派大夫某来向您的属官传达旨意。前些日子您离开赵国的相位，我心中一直惶惶不安，担心辱没赵国社稷，使先生忧虑。如今您幸而未能如愿，齐国怎敢空置介弟的职位和封邑来等待薛公？赵王辞谢您，您便离开赵国，并把这件事泄露了。”安平君过了一会儿，又派一人假装带着一辆楚国车马，夜里请求开门让他进入，与薛公在屋中交谈，但没有泄露消息。于是又派门客董之繁菁，假装因奸邪获罪，逃去侍奉安平君，借机进见说：“您知道楚国使者乘一辆车夜里进入薛地吗？”安平君说：“知道。”“知道楚国使者说了什么吗？”答：“不知道。”董之繁菁说：“我从薛公的内侍那里得知，楚王派人对薛公说：‘淖齿和他的军队一去不返，我不敢因此怨恨您的嗣王。即便如此，请允许我借助您而获得利益。我想把十万披甲士卒送入薛地，凭借您的官吏、士卒和齐国旧臣向前进攻，我再率四十万人继后。如果能够取胜，淄水、维水以东的全部土地，以及奄、姑、摄，都把它们作为您的封域。否则，我取得薛地作为外部疆界，用来与齐国、江汉一带的水泽分界，只把其中肥沃的都邑五倍于薛地交给您作为酬谢，怎么样？’”薛公辞谢说：“我不敢拿先王来做交易；如果不能成功，就再另作打算。”

译安平君惊然起身，进见齐王说：“薛地不容易攻下，而且它的土地正是楚、魏所急切想得到的；孟尝君又是各国诸王都急于争取的人。大王请把他抚慰住。”齐王于是派大夫貂勃，乘着七次传命所用的侯爵车服，带礼物聘请孟尝君，说：“伯父是先王所师事的人，我不敢把您当作臣下；只是五代以来的昭伯父之亲，您与我共同拥有，我不敢把您排除在外。这些菲薄的车服，是太公在成周接受拜赐的礼物；谨请让齐、薛成为伯仲之邦，世世代代共同辅佐齐国。”所以说，门客第二次前往，齐国派七批使者驰往薛地。孟尝君率领薛地官吏百姓拜谢齐王的赏赐，回聘的使者已经出发了。于是他又嘱咐过去有盗狗本领的门客前往，并让他逃亡。安平君为什么把相印和兵符放在卧室里，第二天却丢失了？于是悬赏百户之邑来收购。孟尝君派使者恭敬地送给安平君，说：“有人在市场上买到一件东西，拿来献上，因为它类似于您的物品，不敢私自留下，谨以此冒昧奉送给您的属官。”安平君非常恐惧，厚礼款待孟尝君，并派使者说：“替我向孟尝君致谢。我的性命实在掌握在您手中，我死就罢了；如果不死而不从此左右齐国宗社、侍奉您，日月可鉴。您若平安，而我有对不起您的地方，也请日月鉴察。”所以说，门客第三次前往，齐国请求重新订立坚固的盟约。武安君在长平把赵国投降的士卒四十万人活埋，赵国大为震动，撤回军队。秦王为武安君准备王者车驾，亲自驾车迎接他。事情结束后，燕国舍人错说：“赵国再也攻不下来了，而武安君也将死去。”武安君只善于巧妙作战，却不善于取得胜利后的处置。赵国幸存的人中，老人哭死去的子弟，孤儿和少年哭死去的父兄。他们磨利刀刃，凭借坚城，并把这些情况告诉诸侯说：“秦国暴虐无道，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六国。赵国一旦全力行动，势必波及韩、魏；向南收取楚国，向北收回燕国，向东割取齐国。”诸侯的士卒，交战也会死，投降也会死，既然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拼死作战呢？而秦国的强兵已经损伤过半。天下帮助赵国的有五国，凭借五倍于赵国的兵力，联合救援各自国家的谋划，援助这个必死的赵国，对付已经半数残损的秦军，这就像用剑砍石头一样。剑即使锋利，不折断也会崩缺。武安君的计谋如果不能取胜，就一定不能实行；若实行，秦王不发怒而军队受辱；若不实行，军队不受辱而秦王发怒。因此我说：长平之战，武安君为赵国活埋了四十万人，又使秦国四十万人自己陷入死地，以此向赵国谢罪。” 燕王喜派栗腹带着百金给赵孝成王祝寿，饮酒三日后返回，报告说：“赵国百姓中壮年人都死在长平，剩下的孤儿还没有成年，可以攻打。”燕王于是召见昌国君乐间问道：“怎么样？”乐间回答：“赵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百姓都熟悉战事，不可同它交战。”燕王说：“我用两倍兵力攻打它，可以吗？”回答：“不可以。”“用三倍呢？”回答：“也不可以。”燕王大怒，左右的人都认为可以攻打。鞠武说：“昌国君的话还很浅薄。说赵国不可攻打，是因为看到了赵国的情况；说燕国不能战胜赵国，是因为看到了燕国的情况。为什么不看看秦国呢？燕国之所以暂时缓解秦国的祸患，是因为赵国替它充当屏障。燕国攻打赵国而不能取胜，燕国就将被赵国举兵攻打；这等于赵国失去的东西被秦国夺走，却从燕国取得补偿。燕国攻打赵国而取胜，就是削弱赵国、加速秦国的攻取，祸患将临近燕国。即使战胜赵国并把它吞并，得到一个衰弱的国家而拆掉自己的屏障，也仍然是把祸患引到身边。况且天下能够给燕国带来祸患的是秦国，不是赵国；稍微能够抵抗秦国的，在齐、楚之外就是赵国，也不是燕国。楚国丢失鄢、郢而向东迁徙，已经不能成军；齐国在济西之战中被我击败，刚刚恢复国家，士气还没有振作；赵国又在长平损失了四十五万人。这三个国家都像茅草一样倒伏。燕国日夜忧虑秦国，哪里还顾得上赵国呢？”燕王更加愤怒，不肯听从，终于造成了鄗、代之战的失败。穰侯被免去相国之职，到陶地就封，出关时，关吏清点他的单车和辎重，共有一千多辆。昭王听说后，按剑怒道：“我做王四十年，却没有以王的身份行事，反而成了穰侯；穰侯做秦国相国三十年，却不为秦国，而只为穰侯自己。难道要借太后的朽骨来作依仗，还有什么可避忌的？一定要杀了他并抄没其家。”武安君害怕了，派门客劝说道：“大王也知道五霸之所以最终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吗？”昭王说：“不知道。”门客说：“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而最终成功，宋襄公称霸却失败，并不是齐桓公、晋文公独自高明，也不是宋襄公独自愚拙；他们办事和谋划大致相同，只是齐、晋强而宋弱。齐、晋为什么强呢？齐国的强大，并非始于齐桓公而后才劲强；在齐厘公、齐襄公时代，向东拓展到嵎夷并设置城邑，向西攻取济水之上的十二个诸侯国并兼并其中一半。晋国也不是始于晋文公才强大；晋献公先为他防备虞、虢、魏、耿以及东山的狄人，扩大曲沃，后来晋文公才依靠这些基础。宋襄公的土地没有比原来的疆界更开拓，军队也没有比殷商遗民更多。这样看来，承受晋献公、齐厘公、齐襄公遗留下的基础很难，而凭借齐桓公、晋文公所承接的基础就容易了。如今大王听信客卿，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这正是穰侯的罪过。” 穰侯的罪过只有这一项。大王第一次忧虑魏国，穰侯便替大王攻取河内大小城池六十座，赶走芒卯，斩下暴鸢的首级，进入北宅，包围大梁，迫使魏国割让河东四百里土地，接连攻取三县；第二次忧虑韩、魏，穰侯便举荐武安君为将，俘获二十四万人，擒获公孙喜；第三次忧虑韩、魏、赵，穰侯便在华阳城下消灭它们的军队，俘获十万人，攻取卷、蔡、阳、长社以及观津以东的土地，兵临齐国，齐国于是屈服；最忧虑楚国时，穰侯所举荐的武安君率轻兵攻取鄢、邓，第二年攻取郢，焚烧夷陵，继续向东到达竟陵，攻取宛、叶，楚国无法成军，只能逃到陈地，国势因而衰弱。穰侯为相时，使强大的楚国以及韩、魏各割让一半土地来肥大秦国。穰侯为秦国所做的有三件大事，后来客卿才有机会进献计策。客卿所做的秘密谋划，说的是“远交近攻”。可是他在魏国时，为什么不让魏国近攻秦国？他为齐国谋划时，为什么不让齐国近攻楚、赵而远交秦国呢？所以，穰侯所留下的基础，是很难取得的。况且秦国攻入楚国后，楚国的珍宝、象牙、皮革全都使咸阳富足，穰侯也只是拾取其中的剩余。秦王神色沮丧，过了很久才说：“我不是因为穰侯失策而责怪他，而是因为秦国有穰侯，却没有我这个秦王。” 门客说：“确实如此，的确有这件事。当元、二两代之际，严君掌权，惠后在内主持政务，而庶长壮正当势力强盛之时，有秦王却没有穰侯，秦王还能称为拥有王权吗？又怎么能到今天呢？”秦王说：“先生请不要再说了，我正要思考这件事。”穰侯于是得以善终。

译信陵君已经催促车驾返回魏国，魏王与他相对哭泣，把上将军的印信授给他。信陵君派使者出使五国。赵王说：“邯郸被围，实在是魏国解救了它；况且这次魏国的将领又是信陵君，即使国家已经遭受残破，也不敢不把兵力全部发出。”于是命尉文君率八万人前往救援。楚王说：“魏国任用信陵君了。假如魏国没有预料到灭亡，楚国也就没有预料到灭亡。”于是命春申君派都尉英率十万人前往。韩王、燕王说：“魏国是我们的屏障；不救魏国，魏国一定灭亡。魏国灭亡，我们也会紧跟着灭亡。”又因为信陵君统率魏军，各自派五万人前往。到达魏国郊外后，已经交战多日。公子挑选魏国武士奋勇攻击，以四人编为一伍，共得到十万人。众人高兴地说：“我听说王龁仰仗秦国人多，大概有三十万人。现在我们再增加四分之一，而守城的人还不计在内，胜利很快就会到来。”朱亥说：“不是这样。公子难道没有见过群鹿面对老虎的情形吗？假如鹿各自施展本领去碰撞老虎，没有不成为老虎腹中食物的；群鹿合力背靠山角，以坚硬的角向外，臀部向内收拢，老虎没有不被击退的。秦军就像老虎，五国就像五只鹿。刚才鹿还各自逞强，怎么敢指望胜利呢？” 信陵君说：“谨遵教诲。”于是亲自请求四国统帅说：“各位大国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稷而带兵前来。既然没有共同推举的统帅，进退的节度由谁来决定？击鼓鸣金时，谁来下令进军？不利时，谁来执钺发令退兵？请推举一人来统一指挥。”各国统帅说：“魏军是主军，公子是上将，我们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公子于是逐一拜谢，筑坛发布命令：“有将领迟到的，斩；与赵军一同出动而扰乱队列的，斩。赵军与秦军正面抵挡，燕军以弱军试探秦军，假装退却以扰乱其整齐阵形。魏、赵会合，消灭秦军精锐，以坚强阵势抵挡。楚军用轻兵设置十重埋伏，等战斗激烈时从四面反复袭击。韩军用溪子巨弩和长戟截断秦军后路。”众军都依照公子的教导行事，于是大败王龁，把他压制在西河以内。当时天下称说精通兵法的人，没有比得上公子的，即使秦人也说：“自从我秦国攻下崤山以东以来，从未有像魏公子这样强劲的人。公子还在，我们凭什么能够得志？”于是进献反间计。魏哀王对公子无忌说：“我非常不愿意侍奉秦国。然而，又没有可以与秦国抗衡的力量。”公子无忌说：“从前还没有魏国时，晋军向西进军，在黄河以外抵抗秦军，十次有九次获胜，秦人害怕而退却，自我贬称为戎，不敢同诸侯并列，晋国常常凭此掌握天下的权势。后来有了魏国，秦军向东进军，在黄河以内抵抗晋军，十次有九次获胜；晋君怨恨而退却，自我贬为藩属，不敢同诸侯并列，秦国常常凭此掌握天下的权势。晋国一次强盛而称霸，三次受挫而衰弱。君王能不能重新寻求晋国后来的盟约，使韩、魏臣服于您？这样可以向西击退秦国，向南在齐、楚之间建立威势。”魏王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您想让晋国尊奉您，而自己侍奉晋国，那还不如尊奉秦国而在名义上侍奉它。”无忌说：“我本来就知道这不可行，因为合纵不会牢固。您赶快割断河内与秦国的联系，不要让函谷、崤山的守军驾车进入境内，并同韩、赵讲和，这就是恢复一个晋国。让车载黄金、马驮玉璧向南奔驰，依托楚国，这是增加一个晋国。让车载黄金、马驮玉璧向东奔驰，依托齐、燕，这是又增加一个晋国。把晋国分成三部分来抵抗秦国，难道还不够近似于增加三支力量，使秦国不能站立而屈服吗？” 合纵、连横的利害已经分明了。请您照见这些道理，先王和群臣没有察觉，早晨尊奉苏氏，晚上又尊奉张仪，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我私下奇怪，您现在才来问这件事，已经太晚了。”魏王说：“好。” 文信侯将要服毒自杀，门客周甲说：“请慢些。请求暗中观察秦王是否已经死去，还不算晚。”于是弯着腰行走去见秦王，说：“我是东海边远鄙陋之人。海中有一条龙，穿着鱼的外形游到岸边，被豫且捕获，用网束缚起来；长柳枝钩在它喉咙之间，锋利的霜刃悬在飞动的鳞片旁，鼎中火热，水波翻涌。”秦王说：“危险啊！”门客说：“贾师看见后怜悯它，脱下衣服作抵押，把龙放入清冷的水中。龙鼓动鳍、扬起鬣，顷刻之间发生变化，雨水润泽四方。龙颔下的明珠，是报答渔夫呢，还是报答贾人呢？”秦王说：“报答贾人吧！”门客说：“客人不要替我隐瞒。”贾人因此拿刀锯砍下龙头，准备把它切成鱼脍。龙便与仇恨渔夫没有区别了；他谋划他的谋划，我做我的事情罢了。文信侯听到这个故事，立即仰头服毒而死。秦王既已诛杀二周，又攻伐韩、赵、魏、燕、代；那些因为文信侯而获罪的舍人，逃到了楚国。楚王为这位门客避开正殿，在内室接见他说：“国家早晚要灭亡，先生却幸而肯来。先生不因为楚国将亡而抛弃它，我想问问秦王是什么样的人？”门客说：“秦王为人蜂目、长鼻，胸如鸷鸟，声音像豺狼，少有恩德而怀着虎狼之心；喜欢以礼节谦下对待士人，赏罚却像金石一样坚决。”楚王问：“他的大夫怎样？”回答：“他的大夫刻薄深严、强悍精明，执法如官吏，率领将帅时凶暴勇猛，善于谋划而且坚毅。” 秦国士卒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战方式，不因疲劳而屡次退却，反而越战越强。他们袒露身体冲向敌阵，左手按住敌人的头割取血肉，右手夹持俘虏；百次奋战，百次都能取胜。楚王惊惧地说：“秦国难道要称帝了吗？”门客说：“它会称帝，但也同样会灭亡。”楚王说：“您的话一方面说秦国会称帝，另一方面又说它会灭亡，这是为什么？”门客说：“大王没有见过农夫因为狐狸、鼢鼫侵扰田地而思念豹的利牙、利爪，便把豹驱逐来保护田地吗？豹因此反过来咬食人。农夫又想找狻猊、驳来驱逐豹，狻猊、驳于是更加凶狠地咬食人。后来有人发箭巧妙射中它们，挖三尺深的陷阱捕获它们，把它们制成肉脯和肉羹。各国是豹，秦国就是狻猊、驳。况且大王喜欢以礼节谦下对待士人，赏罚坚决，只是想使他们得到自己所求的东西，他们便会替您办到；但秦王有蜂目、长鼻、鸷鸟般的胸、豺狼般的声音，少恩而怀虎狼之心，难道只是为了安定君王吗？他的大夫辅佐君王，能够得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难道不会不断劝诱君王吗？他的士卒袒露身体冲向敌阵，左手割取敌首并剖取血肉，右手挟持俘虏，百战百胜；这只是他们自己想得到什么便得到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安定百姓吗？”楚王高兴地说：“这样说来，楚国会先灭亡吗？”门客说：“这不是我所能负责回答的。我只是像把细嫩的肌肤寄托在早晨短暂休息的人一样，不能把它寄托在春秋长久的岁月上。”

译荆卿奉燕太子丹之命出使，将要进入函谷关。寒泉子看见白虹贯日，惊讶地起身说：“这一定是有诸侯在谋划刺杀秦王吧？”于是据守崤山、渭水的交通要道等候。燕国的四辆车到了，寒泉子看那使者，觉得他相貌深沉，难以测度；他的副使目光凶悍、张口露齿，发怒时脸色发白，这是骨子里勇猛的人。他说：“这就是谋划刺杀秦王的人吗？为什么把肉投进虎狼之口而怨恨自己的社稷呢？”过了一会儿，他舍弃预定的行程，秘密前往拜访荆卿，说：“客人从哪里来？”荆卿回答：“敝国燕王的罪臣丹，听说秦王有意责罚我，恐惧万分。想把秦王所想要的土地和仇人的首级献上，希望世世代代称为北方藩属，修筑宫室与秦国宫室相近，侍奉秦王如同臣妾。不知秦王是否也肯恩赦燕国？”寒泉子说：“这不是我这个山野人的职责。即便如此，姑且替您筹划其中十分之一。秦国是豺狼之国，它的君臣日夜向东思量吞食诸侯，已经十代了。如今已经吞并东周、西周，兼并三晋的郡县，早晚就要渡过易水。太子想用足以满足秦王的土地和足以使他高兴的仇人首级来取悦秦王吗？得到燕国的土地后秦王还会到哪里去？得到太子的首级后秦王还会到哪里去？替太子谋划，不过是说：‘我派您向西侍奉秦国，秦王幸而接见您，您趁机实行曹沫那样的做法，使秦王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最好的结果，是趁机刺杀秦王。’” 秦国如果暂时在国内加强君权，对外宽待诸侯，以延续短暂的喘息之命，这就是大错。幸而计谋成功，秦王像曹沫劫盟那样答应了，解除盟约后却不食言，这是五霸的做法，不是可以用来对付反复无常的秦国的办法。秦军会迅速进攻；燕国的计谋如果成功，杀死秦王就像翻手一样容易，用兵也要像脱兔一样迅疾。秦军必定迅速进攻；燕国计谋如果不成功而主谋泄露，秦王必然暴怒，秦军也会迅速进攻。燕国因此遭到燕军和秦军夹击，社稷成为废墟，燕国子孙将无一人幸存。这样等于把进攻秦国的名义交给秦国，使它发泄愤怒，激发它毒蝎般的毒性。荆卿跪直身子说：“不敢，请先生务必把最后的教诲说完。”寒泉子说：“不必这样。您出发后献上秦王想要的土地和仇人首级，秦王必定暂时高兴；他高兴后，您劝说他放宽对燕国的压迫、讨伐暴虐的楚国，他一定会听从。秦军出发，您飞驰回来报告太子，用重金重宝招募齐国使者，使齐国倾尽全国兵力跟随秦军后方；再约楚国夹击秦军。用重金重宝招募匈奴，使全部胡骑从五原出发，践踏秦国西北；再用重金重宝招募三晋灭亡后的臣民大夫，使他们率领燕国数十万军队压向秦国，他们一定会群起响应。秦国重兵驻扎在外，国内空虚，四方防守都来不及；突然从秦国意料不到的燕国发动进攻，秦国一定灭亡。您既然以盗侠之身出卖燕国社稷，还有什么地方不是死路呢？” 荆卿拜谢并请求说：“先生的话如同金石，请不要泄露。”告别以后，他对秦舞阳说：“我不是不知道那种谋划，只是如果旷日持久地坚持下去，事情就不能成功。我用劫持来使太子答应我的计划，后来却背弃它，这是爱惜自己的性命，也就是怯懦。我将要出发了。” 周鼎沉入泗水。秦皇帝下诏说：“善于潜水的人，派一万人下水寻找；找不到，就全部斩死。找到鼎的人，赏赐千金或万户封邑。”有个门客进见说：“我本来就能找到它。我年轻时曾经见过它，鼎上交错的彩色像丝缕一样，颜色映现九州的山川人物，奇异伟大的形状全都具备。”秦皇帝说：“好。”如布式说：“找到后，请把它熔化铸成别的器物。”秦皇帝说：“不行，因为它是周代的鼎；如果是秦国的鼎，折断钩状的鼎嘴和鼎足也就够了。”门客拜了两拜说：“臣正是因为陛下想得到鼎，却又不忍心毁掉它。过去得到周代故王时，为什么不拿它来供奉，却又废弃周王呢？陛下改火德为水德，改称王为皇帝；金人高大，后世万世都以秦为师，唯有这鼎仍属于周，使天下可以由此窥见周的遗余。三川以北，难道还少有文王、武王、昭王、穆王的遗迹吗？”秦皇帝说：“恭敬地送客出去，我不再问取得鼎的事了。” 秦始皇吞并东周、西周，平定六国，把天下设置为郡县以后，卫国的后代君主仍然称国。早晨朝见时本应夺取他的封国，但秦王没有察觉。过了几年，丞相对此不高兴，害怕起来，便用车运送黄金百镒、白璧五双，贿赂中府令赵高，请求保全卫君。赵高辞谢说：“始皇像乳虎，我不敢触犯他；况且我又能得到什么呢？”丞相姑且等待。没有多久，乌倮把所饲养的骏马百匹、骆驼十双献给始皇，始皇便封赏了他。戎王的瓯脱，也让他享有与列侯相等的地位来朝见。赵高于是同丞相去疾、李斯的舍人联系，说：“皇上昨晚按着地图看，心中不高兴，说：‘卫国只是一个小邑，却还称君，扰乱我的制度。’丞相认为该怎么办？”丞相害怕，于是上书说：“卫国原本是姬姓诸侯，如今天下都成为邑，唯独卫国仍称邦；如果让它长久存在而唯独保留卫君的称号，也不合适，应该罢免卫君为庶人，把他的土地改为县邑。”始皇读到奏书后起疑，忽然愤怒地靠在殿柱上说：“丞相很久不谈卫国，如今却谈卫国，是因为我封赏乌倮，认为乌倮用财货买通我、以重贿尊贵他吗？”于是下诏严厉责备丞相：“丞相很久不谈卫国，如今为什么谈卫国？难道丞相认为自己有功，应当受封吗？卫君世世代代做秦国的臣子，职贡没有缺少，难道像六国君主那样挟持王号来同我抗衡吗？” 仍然保留他的食邑，不要夺取。”丞相把过错归咎于赵高。赵高说：“我没有欺骗您。皇上忌讳的不是您所说的意思，而且他不是偏爱卫国，而是偏爱乌倮。”丞相这才明白，直到始皇一世结束，再也不敢提议夺取卫国。卢生等人将要被坑杀，拍着胸脯叹息说：“天啊！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死后，将诅咒孔子！”监刑者说：“住口！可叹啊！你们怎么能说没有罪？皇上既然因为焚烧孔子的言论而召集儒生，你们难道反而背弃孔子前来见皇上吗？背弃孔子而来，是不义；隐藏孔子而侍奉皇上，是不忠。仙药很难炼成，求仙的人才也不容易遇到，可是徐市等人却当面互相欺骗，耗费民脂民膏供奉他们；又让子弟投身大海，诸儒还从旁劝诱，如同决堤的水流，无法收回。你们若死后没有知觉，又有什么可诅咒的？若死后有知觉，又凭什么去见孔子？”卢生流着眼泪说：“死得太晚了！死得太晚了！”于是走进坑中。

译门客对丞相李斯说：“在秦国做相国并且对天下建立大功的有两个人，唯独应侯不在其中。”李斯问：“是哪两个人？”门客说：“商君和文信侯。孝公初年，秦国在西戎面前受挫，不敢同诸侯并称。商君为相，申明法令、审察形势，开辟阡陌，均平赋税，崇尚斩获敌首的功劳，区分男女，秦国因而富强，天下诸侯前来献祭，三晋宾服，开启秦国强盛局面的，是商君。商于之地十五城，已经能够面南称寡人了。然而他在黾池的市集被车裂，百姓却不思念他。先王被赵国困厄时，像被倒扣的猪笼一样危急。文信侯舍弃家产出兵救援，在砧板和鼎镬之间救出先王，又挟持秘密盟约超越诸公子，使玉麟之符分割而使社稷长久存在，今天皇帝才得以托身其中。开启秦国、使它拥有天下的，是文信侯。河南十万户的封邑，使他号称仲父。然而他在巴蜀的市集服毒，百姓也不思念他。为什么呢？因为功劳太大而从君主那里取得的报偿太多，又会使百姓厌恶。应侯却不是这样。他穿着草鞋去见秦王，委婉进言取得相位，功劳不过是通过游说使国势稍有增强，不能在天下取得志愿；于是退居郑地、闭门不出，蔡泽来后便交出相印，直到终年仍然享受应侯的封邑。” 如今您的功劳，就是商君、文信侯的功劳；您所得的报偿，也就是商君、文信侯所得的报偿。我私下担心秦国会把您当作第三个这样的例子。齐侯建饿死在共地松柏之间。雍门司马听说后，说：“他不是君主了。”于是逃去见秦皇帝，说：“皇帝若能怜悯齐侯建，宽待他，使他在五国之后仍得以存在，并使他能够同小国诸侯相等，我这个灭亡之臣斗胆替旧主请求。”秦皇帝不高兴，说：“你的君主堵塞西部边界，不使道路畅通，所以我命令军队诛杀他，把他囚禁在共地；你还问什么？”雍门司马说：“秦国称帝十代，诛灭三晋和楚国，交战数百次，其中大的战役有伊阙、丹阳、蓝田、鄢郢、长平、华阳、邯郸、大梁，累积的尸骨达百千万，秦国百姓也死了十分之二。齐国没有这些事。齐国世世代代接受秦国的友好，从不敢用一尺一寸的刀刃加害秦国的鸟兽。陛下难道唯独不能恩赦旧王，让他回到东海安葬吗？我冒昧因秦国百姓的缘故向陛下求取恩惠。”秦王按剑呵斥说：“御史，把他赶出去，不要多说。”雍门司马出来后，对齐国豪族说：“三晋和楚国十代以来都与秦国结仇，交战数百次，大的战役有伊阙、丹阳、蓝田、鄢郢、长平、华阳、邯郸、大梁，累积的尸骨达百千万，诸侯人口十中损失九成。如今幸存的人都是他们的孤儿。齐国没有这些事。大王为了齐国百姓，世世代代接受秦国的友好，使临淄道路上能够不长满荒草，使诸大夫厌食粱肉，难道唯独不思念松柏之间那个挨饿的人吗？” 齐国豪族说：“以前我们是齐国的百姓，如今是秦国的黔首。有秦国法律在那里，事情不能成功。”雍门司马仰天叹息说：“可悲啊！大夫在时局太平时就把君主当作君主，时局变乱时就把君主当作路人吗？”于是秘密行走去拜见齐王建，两人相抱痛哭，最终一同饿死。子婴将要立为秦王时，家臣韩谈来见他。韩谈先抬头道贺，随后又低头吊唁。子婴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韩谈说：“始皇帝错误地听信廷尉的言论，废除分封制度，使诸公子失去汤沐邑的俸奉，和黔首平等。二世又加重这一做法，错误地听信中车府令的言论，杀戮十二位公子，使咸阳十位公主被杀，又使杜县公子高在墓前自缢，完全耗尽先皇帝留下的宗室，连同黔首相等的资格也没有了。如今大王既然已经越过卑贱身份而逃离死亡，登上万乘之主的位置；即使这样，大王作为公子而不遭遇横死，机会只有十分之一；如今不作为公子而不遭遇横死，机会只有百分之一。二世防备严密，宫廷守卫像磨利的刀刃，环绕护卫如蚂蚁一般密集，而咸阳令的士兵却能像捆鸡一样刺杀他，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子婴大为忧虑，哭着说：“怎么办？”韩谈说：“您就是我自身。”子婴问：“这是什么意思？”韩谈说：“没有关系。他们凭借重兵战胜二世，也会因为轻视我们而失败。”于是两人终于确定计策，子婴假称有病召丞相赵高来，与韩谈一同刺杀了他。《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三 明，王世贞撰写 说部 《短长》下一十七条 项王早晨召见诸位大夫，韩生进见说：“大王有意愿在关中称王吗？关中四面险塞，土地肥沃富饶，可以建都，千万不要失去它。”项王沉默不答。亚父说：“韩生说得好。秦国凭借关中如虎踞一般，面向东方鞭打天下，确实是可以建立万世基业的地方。”沛公听说后，惊道：“危险了！项王像虎狼一样，如果占据关中，就像背靠山角窥伺食物的人，我将要成为他的食物了。”子房说：“不要害怕，请让我去见项伯。”于是连夜见项伯说：“舍人说，大王将肯在关中称王；浐水旁的良田、住宅、园圃，价值只相当于原来的百分之一，您可以独自占有它们。我这个无能的亡国臣民之后裔，冒昧请求其中的美好部分。”项伯说：“好，好。依赖您的庇护，或许可以得到。”子房又问：“敢问大王带来的军队有多少？”项伯说：“四十万人，这是确定的。”又问：“渡过长江向北、成为楚军的有多少？”答：“十万有余。”问：“人们喜欢离开故乡，是真心的吗？”答：“不是出于真心。”又问：“新城之战中，秦军被坑杀的有多少？”答：“二十万人。”又问：“二十万人的父兄、子弟、亲戚有多少？”答：“无法估计，大概不下百万人。” 子房问：“敢问大王坑杀秦军，是什么原因？”项伯说：“是为了武信君。”子房于是长叹说：“唉！您没有及早听取良的计策，如今幸而遇到我，若说是要替武信君报仇，那实际上就是替秦军报仇；那些人怀揣刀刃，专门想刺入大王和您的腹中了。大王的士卒有四十万人，其中跟随诸侯王而分封立国的有三十万人，所以大王亲自统率的士卒只有十万人；不愿离开故乡的人占十分之八，那么不逃走而留下来保卫大王的只占十分之二。凭借两万士卒，却想压制百万怀有怨恨的百姓，使他们日日惴惴不安地窥伺空隙；浐水旁的良田、住宅、园圃数以亿计，您怎么能长久独占它们呢？假如让乌获痛饮美酒，周围有十个仇人，穿着短衣围着他侍立，即使不告诉乌获，他也明白危险了。”项伯说：“好，我进去告诉他。”项王说：“有人谈到新城之战，就说要宫刑处置他的家室，杀戮他的人，剥夺他的粮食财产，使他惴惴不安。”项王又说：“亚父屡次请求我处理这件事，并不是我忘了它。富贵后不回归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谁会知道呢？”第二天，韩生又流露讥讽，于是项王把韩生烹杀了。亚父对项王说：“善于战胜敌人的人，是谋划敌人；不善于战胜敌人的人，是被敌人谋划。大王替汉王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推荐韩信，大王不任用，却已经让汉王任用了；我推荐陈平，大王不任用，却已经让汉王任用了。汉王想让大王杀义帝，把罪名归给大王，大王已经把他杀了。如今汉王又想让大王抛弃我，而大王本来就已经厌弃我了。” 亚父对项王说：“蛀蚀树皮的，是浅层的蛀虫；蛀入树心的，才是完全的蛀蚀。我没有才能，但年轻时曾学习秦国的事，知道秦国善于利用六国之间的关系。秦国起初任用应侯，使韩国的信士防走，日日夜夜用车载着黄金运往函谷关外，借此伤害、胁迫各国弱小的君王；又任命宰相，使他不问政事而专理军政，训练士卒，专心向东折服诸侯，向南辱骂敌国，向北纵兵进攻再回来，因此秦国的威势很重，安然坐着掌握天下权力十七年。秦国仍认为这还不够。吴国人戴着楚国帽子却唱越地歌谣，人都能看出他的本性。秦国有时信任、有时怀疑，便日日夜夜用车载黄金运往函谷关外，乘机利用各国宠臣而诱惑他们，然后天下的权力便完全掌握在秦国手中。各国弱小的君王都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而不加怀疑。魏无忌是天下贤明的公子，他收拢五国弱兵，在崤山、渑池以外挫败强暴的秦军。秦国便通过晋鄙的门客离间他，说：‘这是暗中称王吗？’魏公子最终以病辞职。秦国进攻尉文君在上党的险要之地，却没有完全满足心愿。又派蔺相如的舍人离间平原君，说：‘这个人容易对付，而且将要投降了；他只是害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马服君赵奢的儿子取代尉文君，结果在长平损失四十五万人。武遂之战时，秦国难以对付李牧，于是又用郭开离间他说：‘李牧准备接受寿礼，带着匕首行刺君王。’” 赵王相信了这番话，因而接连亡国。燕王不想杀太子丹，便让代王嘉作为秦国的间谍散布说：“秦国只想得到太子丹的首级而满足，不会再对燕国做什么。”太子丹的首级献出后，秦军已经早晨渡过辽水了。五国军队进攻齐国，齐国害怕灭亡，想让后胜作为间谍散布说：“齐国谨慎地侍奉秦国，秦国不忍心拿一尺刀刃向东指向齐国。”齐国因此不加防备，齐王建饿死在松柏之间，后来才知道后胜的罪过。这是为什么秦国如此巧诈，而六国如此笨拙呢？所以，使用反间计很难，顺着敌人的反间计行事却容易。即便如此，也还不能说完全容易。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很少被反间计欺骗；一旦被反间，国家就会破败。至于处在骨肉亲属的位置，担负心腹重任，与君主休戚相关，却像伯者那样早晚替敌人实施反间，这才是彻底的蛀蚀。即使英明的君主，也无法不被攻破。” 亚父辞别项王回到彭城后，忧郁烦躁，嘴唇干燥，内火四处上升，灼烧着胸腹，鲜少进食肉类，多次拿起汤勺饮水；半夜起身坐着，徘徊错乱。于是召来卜师，取出龟甲亲自占卜，用清水洗龟，用鸡蛋为它禳除不祥，祝祷说：“玉灵先生，我虽年老，怎敢忘记家国？怎敢不向您请求？”于是为楚国占卜说：“战争大概可以停止了吧！”卦象的头向上、足向外张开，龟身形成外部疆界。亚父又卜问：“我增病了，难道会没有危险吗？”卦象的头向上张开，内外都惊骇，龟身的关节折断。亚父惨然不乐，说：“这个卜师前面卜师……”卜师于是先跪下说：“小人愚昧，不敢以天意来请问，敢以人事来请问。君侯当初跟随武信君时，是为谁拥立君王的？”亚父说：“拥立了怀王。”卜师问：“武信君在雍王那里失败时，君侯为什么不事先告诉他？”亚父说：“本来告诉过，但武信君刚愎自用，不肯听从；不过那时我正在襄城。”卜师又问：“君王擅自杀死卿子冠军时，您为什么不阻止？”亚父说：“为什么呢？卿子冠军只是凭言辞统率军队的人，而且怀有很多异心；况且军队已经疲惫。秦国战胜赵国而强大，我听说秦国取胜，楚军就会气馁，必然失败。一呼一吸之间，楚国的存亡就系于此事；如果不是君王，还有谁能安定楚国呢？”

译卜师说：“好。君王在新安坑杀秦国降卒二十万人，为什么还不能停止呢？”回答说：“我本来是要劝止他的，但君王当时正有所恐惧。那些秦卒心怀怨恨并且有所谋划；六国的官吏百姓，被秦人剖颈剖腹、斩断肢体、剖腹屠戮的，已经十代了，如今幸而得到报复，而且用一个秦人抵偿两个赵人，仍然不足以泄愤。君王只要说一句话，众人的刀刃就会像刺猬的毛一样一齐刺出，谁能制止呢？认为诸侯杀二十万秦人可以，却不许秦人杀十代以来百倍于此的诸侯，我实在不敢相信。”又问：“君王诛杀子婴、焚烧秦宫室，为什么不能制止呢？”回答说：“有原因。子婴是秦国公子，我楚国先王怀王被秦人欺诈而死，王负刍被幽禁而死，君王的祖父燕王和武信君也都因交战而死。诸侯王的先人中，谁是投降后能够保全的？他们各自都要报仇，谁能制止呢？都城内外像朝宫那样宏大的建筑，多得无法计数；至于离宫，哪一座不是诸侯王旧日的宫室，怎么忍心保存它们？所以没有制止。”又问：“君王违背与汉王的约定，不把秦地给汉王，为什么不能制止呢？”回答说：“君王不是违约，而是在衡量功劳。当时，救援河北的危难困难，进入关中容易；牵制秦军精锐困难，趁秦国空虚容易。假如汉王与您一同向北进军，我的君王就会进入关中；我一进入关中，秦国就会崩溃，而楚国将取代它。” 汉军和卿子战败，彭城之战又接连发生。楚军也受挫，而秦国和汉王不等楚军报复，就已经占有秦地，闭关来抵挡我军。这是汉王先违背约定，不是君王违约。”又问：“既然如此，君王为什么不终于定都关中呢？”回答说：“为了保存约定。”于是表面上同汉王把关中一分为二。况且君王统率军队，我军中没有一个西方人，全都是楚国士卒，谁能没有思念楚国之心呢？卜者上前祝贺说：“占卜天意，结果是君侯居左。”这是说占卜人的天意，天意还会帮助右方。虽然如此，义帝在江边遇害，难道真是盗贼所为吗？还是另有主使？君侯参与知情了吗？还是并不知道？请让我再从人心上占卜一次。”亚父不能回答，当晚背上毒疽发作，七天后亚父去世。汉王想用和楚国讲和来请求释放太公，没有成功。有个叫侯生的门客，鼻子皱缩，膝盖弯曲，双目流泪，耳朵沾泥，走路前仰后俯，穿着粗布衣，借谒者引见，进来说：“请让我替大王同楚国讲和。”汉王斥责他说：“你怎么把事情说得这样容易？谋略像张良、陈平，辩才像叔孙通、陆贾的人，都不敢承担此事，你怎么能把它说得这样容易？”侯生说：“大王究竟是想请求太公，还是不想请求太公？既然想请求太公，却因为轻视而断绝天下士人的心，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我以相貌求见大王，而大王又一定要凭相貌取人，那么为什么不任用张苍为将，却任用韩信为将呢？”汉王说：“说得好，你先去办，富贵也和你共享。”侯生于是向东去见项王，说：“汉王派陪臣来拜见，请求讲和的话还没有说完。”项王按剑怒视，声音像雷霆震响，说：“季布难道不想得到父亲吗？想得到父亲，却不派丞相何来，反而派你这个小儒生来调戏你的父亲！赶快把他放进鼎里烹了！”侯生说：“我起初以为大王是英雄，如今才知道大王不是英雄。大王竟然还不如汉王。”项王说：“这是什么意思？”侯生说：“汉王如果真想得到太公，就会派丞相何来；派我来，正说明他不想得到太公。大王的王位，是汉王给的。” 汉王假装没有听见。等到他在汉地称王后，便把这件事说成大王的罪过，说：“违背约定，欺骗天下。”江边那次战事，汉王也假装没有听见；义帝死后，便把义帝之死说成大王的罪过，说：“弑杀君主，欺骗天下。”鼎边问答时，太公将要被烹杀，汉王仍假装没有听见；如果太公死了，他就把这件事说成大王的罪过，说：“杀死我的父亲是不义的，请让我和天下人共同报仇。”大王幸而赦免太公，汉王就无话可说，只得请求讲和。”汉王的君臣共同谋划说：“我们派丞相何前往，带着金帛，称臣，割让土地来求太公。楚王一定高兴而把太公交还给我们。得到太公后，我们不要把这件事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于是决定派使臣去请求释放太公；后来汉王君臣的计谋果然成功。能够决定谋略叫作英，能够当机立断叫作雄。大王勇力胜过谋略，却不能决断，已经承受了祸患，又把实际利益送给敌人。因此我说大王不是英雄。大王如果要直接把太公交给汉王，不如以曲折的方式交还，并正告天下说：‘汉王的土地和军队，我没有什么可贪图的。汉王曾同我约定结为兄弟，我不忍心杀他的父亲，所以把他归还，希望借此使百姓稍稍得到安宁。汉王内有亲父之情的逼迫，外有名声的逼迫，一定不敢背叛楚国而给天下招来祸患。” 项王按剑屈膝说：“先生的话真痛快，使我如同揭开蒙蔽一般！”于是以礼相待太公，派侯生驾车送他回汉。汉王大喜，说：“这位辩士所居的地方，足以倾覆国家。”于是封侯生为平国侯。西楚霸王致书给汉王刘季麾下的诸王、列侯、大将、防军、中尉、卒正等人说：汉王刘季奸诈邪曲、无道，违背誓约，抛弃父亲，酗酒而轻慢贤人，以此招致上天惩罚。只是我和你们两军都被凶残的局势所迫，不能以友好相见，所以冒昧陈说心腹之言。从前武信君在薛地讨伐敌人，刘季亲自率领群盗请求出兵，我于是赐给他虎贲五千人、骠将十人，让他们作为刘季的纲纪属下。我迅速扫荡河北，阻挡刘季的全军，刘季得以趁机进入崤山、函谷关的险要之地，几乎未费力气，兵刃也没有沾血，这是谁的缘故？刘季却反过来以奸诈出卖我，拒守峣关。义帝派一个使者来，他违抗命令不让使者入关；我本来要讨伐他，他却摇尾乞怜，我宽恕他没有诛杀，想到他的功劳，便割地分封，让他在巴、汉称王。只是因为他是故旧后裔，我才把天下像分瓜一样分给有功之臣，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贪图的，只希望同诸侯王一起休息安宁。刘季又暗中部署军队、谋划计策，盗取三秦，强行劫夺五国，拔刀向着有德者，搜集并散布浮言，污蔑我，煽动他的部下。秦虽暴虐，毒害天下，十代以来的仇恨，使人们奋发武力，甘心报复新安之役；即使是我先发动的，实在也是诸侯王、官吏和百姓的共同意愿。”

译秦国榨取百姓的膏血来修建阿房宫，向万世炫耀奢侈，我对此很忧虑。六王的宫殿也有他们的子孙后代，臣民们忧闷愤恨，积聚成猛烈的怒火。秦国杀死六王，难道能忘记子婴被辱杀吗？只是义帝惨死，最终由于侍卫防护不严，成为我的罪过；你可以到水边去问，或者你听说过吗：刘季从蜀地出来向东窥伺关中时，义帝难道已经遭遇大变故了吗？刘季又煽动田荣等人反叛，齐王派命令牵制我在齐地，而他却进入彭城。我不得已，于是有了泗水、睢水之战；刘季不熟悉作战，大败并抛弃军队，我宽恕他没有追击。刘季又劫掠老弱，张扬兵威窥伺我，我不得已，于是有了荥阳之战；刘季又不善于守城，大败并抛弃军队，我宽恕他没有追击。刘季又夺取我的同盟，挑拨我的友邦，离间我的心腹，像鬼、像蜮，像蝗虫、像螟虫一样作乱。我本想大加惩罚，只是先念及武信君的缘故，也顾念诸侯王及其大夫、官吏不得安宁。刘季幸而早晨赦免我，晚上却又改变主意；同我的叔父结盟并送他回来，约定说：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刘季跳跃欢呼，声称愿世世代代称臣为妾；他脚踏大地、头顶苍天，皇天后土都听见了这些话。我口中余腥尚在，却又错误地听信一两个奸邪小人的话，他们在固陵起兵。箭还没有交锋，军队就像鸟兽一样溃散。” 如今刘季又用土地金帛诱使齐王、武王、赵王、梁相国谋划攻楚，说：‘得到楚国后同天下共同享有。’诸侯王自己想一想，谁同我的叔父更亲近？帮助汉王讨伐别人的国家，和救活我的叔父相比，哪一种更有德？刘季已经抹杀我的恩德，抛弃父亲而不顾，他对诸侯王又会有什么恩义呢？我的铠甲虽然破旧，仍足以奋力一战。凡是参与过钜鹿、彭城战事的诸侯王，都要斩首。刘季投降，我就请他以关中之地侍奉我，世世代代邻国友好，和天地一样无穷。刘季如果能够改变心意、悔过自新，逃回原来的封地，我也没有什么怨恨。” 彭王受封以后，在梁地大规模置酒宴请宾客。扈辄弯腰上前，吊唁说：“唉！大王把自身托付给汉王，这是以身殉王啊。为什么说只是大臣在钜野起兵的一次行动呢？您并不是六国旧贵族、众人归附而一时失职的人。大王在梁、楚之间带兵游动，归附汉王忽沉忽浮，并没有萧何、曹参那样坚固的旧日基础。大王的功劳，不过是追随魏王、攻下昌邑、断绝楚军粮道、间接供应军粮罢了，并没有齐王韩信那样谋略平定天下的功勋。萧何、曹参尊贵，并没有增加封侯；齐王韩信的封立，也不是皇上的本意。大王怎么能独自安然面南称王呢？况且固陵之战，汉王以诛灭楚军相告，而大王因害怕被怀疑、受到威吓而不响应。汉王战胜楚军，放弃睢阳以北直到穀城的土地，召告大王来封王，大王便轻快地来了。这是为了梁地而来，还是为了汉王而来？既然如此，汉王怎么能把大王纯粹当作臣子看待呢？况且天下没有统一时，人容易改变王；天下统一后，王位就不是谁都能改变的了。没有才智高低之分的臣子都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您是在殉王。大王为什么不辞去梁王之位，回到原来的侯爵封地呢？以一代称王而身死裂碎，和做百代侯爵、使子孙世代不绝相比，哪一个更好呢？” 彭王发出不满的声音，不忍心推辞，后来终于发生了雒阳之事。钟离将军逃离汉国投奔楚国，楚王韩信想不接纳他。钟离将军愤怒，准备自刎。骑士无诡说：“请让我替将军试探一下。”于是入内拜贺说：“大王用千金报答漂母，又宽恕侮辱自己的恶少而不杀，还授予他官职。天下士人无不面向南方扶轼进入楚国，希望能够侍奉大王。一个平民尚且有这样的幸运，大王的英名已经传布海外。如今门外有一位钟离将军，自称同大王有旧交。”楚王说：“钟离将军本来确实同我有交情。然而垓下决战时，田王已经辞别梁王而前往海岛了。希望钟离将军去侍奉田王。以德报德，是常道；以德报仇，是变通，但也是厚道；以仇报德，是薄情。大王既然曾经宽恕那个恶少而不杀，还授予他官职，如今却独独抛弃钟离将军，这是再次采用变通之道，之后就显得薄情了。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这样做。况且虞卿是贤臣，当魏齐遭祸时，他抛弃相印，和魏齐一起秘密逃亡。钟离将军对汉王的怨恨，胜过魏齐对秦王的怨恨；大王的贤德又远远超过虞卿，希望不要因为其他嫌隙而拒绝他。”楚王说：“本来如此。钟离将军得罪了汉王，而我是汉王的臣子。” 我这卑微的身躯，不足以为钟离将军殉死，也不愿意见他。”无诡说：“大王担心我也是汉臣，那么请不要把我看作汉臣。什方侯的印玺，是汉皇帝腐心焦虑后才授予大王的，因为大王功劳很大。汉皇帝一定不忍心因为大王藏匿钟离将军而抹杀大王的功劳，这一点很明白。况且楚国云梦泽的水边，折芦丛生的炎热之地，也足以藏匿钟离将军而不被察觉。”楚王说：“好，请让他进来相见。”汉五年，封英布为淮南王。英布出来后面带骄色。随何请求见他，进来不拜，说：“幸好大王安然无恙。如今天下称道勇武雄强胜过大王的，只有项王一人。项王灭亡后，只剩大王。汉王所封的诸王中，楚王韩信最尊贵，大王居其次。其余面南称王的人，本来都像雁群排列一样，不敢走在大王前面。不过，大王向天下称述的功劳只有五项：最初渡江振奋军威，趁武信君势弱而扶助他，击破秦嘉、景驹的军队，这是第一项；率二万人北上击破章邯的精锐，成为军锋第一，这是第二项；坑杀秦卒二十万人以使诸侯快意，这是第三项；取道间路攻破函谷关，同大军会合，这是第四项；又同衡山王、临江王一起取得郴地的功绩，这是第五项。这五项功劳都属于楚国，汉国并没有给予您。”

译其中第一项功劳是使楚国困窘、帮助汉王的，第二项功劳又是豪杰们私下非议的。大王把九江归还汉王，龙且来讨伐您，您不能抵挡，于是有了固陵之战。各路军队都不能取胜，如今只是因为一次归顺的诚意，就安然接受同列城邑相等的封地，还以骄傲的脸色对待臣下，臣恐怕汉营中的士人，从持圭的大夫以上，都会拿出功劳簿来同大王比较。淮南王道歉说：“我的今天，全靠大夫赐予，请用黄金百镒、白璧一双为大夫祝寿。”随何推辞离去说：“我以为这会成为淮南王的功劳，却恐怕因此替淮南王招来祸患，不敢接受。”高皇后对鄼侯说：“相国回来后，皇帝讨伐叛乱的陈豨，把老妇人和弱小的孩子托付给你，你为什么偷闲自行其是？”鄼侯脱帽谢罪说：“只是社稷的计策和皇上的宠命还没有安定。”皇后说：“我三次派使者询问军中的事，你三次都不回答，难道忧患不在外面吗？淮阴侯曾经压制项王的强劲势力，如今中途被废，心中怏怏不平，我非常忧虑。他如果反叛，老妇人请磨利砺石、准备盎钵，先为你做好准备。”鄼侯说：“我听说，治愈痈疽的人担心它蔓延到咽喉。淮阴侯是功臣，皇上还没有下令诛杀他，臣若挑动此祸，便是自取灾祸。” 况且臣年老，不能承担大事。”鄼侯快步退出。辟阳侯进见说：“臣往日得以侍奉皇后，从未见您面色不愉快；如今却面色不悦，难道是因为不愿把弱小的臣交给我吗？”皇后说：“不是。我想痛快地处置淮阴侯，可相国不肯参与。”辟阳侯说：“相国是文吏，容易动摇，请让我去劝说他。”他出去见鄼侯说：“小臣不敢跟随众官来拜见，私下奇怪相国近来吃得少、居处恶劣，好像背负着隐秘的惩罚，为什么这样疲惫？”相国谢绝说：“没有这回事。”辟阳侯说：“我有幸出身良家，列在侍卫之中，只听到一两句话。前些日子皇后临朝回来叹息说：‘老妇人糊涂失言，汉中的将领中谁是登坛拜将的，难道不是有人泄露了活着的消息吗？我们母子今后连新粮也吃不上了。’”鄼侯大为恐惧，面色改变，入内请求处死自己，于是谋划诛杀淮阴侯。冒顿成为单于后，强盛起来，多次使北方边境受苦。高祖忧虑此事，询问刘敬。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卒因战争而疲惫，不能用武力使他臣服。冒顿凭借力量树立威势，也不能用仁义去说服他。只能用长远的计策，使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成为臣属。”但他又担心陛下不能实行。皇上说：“如果确实可行，有什么不能做的？只是应当怎么办呢？”刘敬回答：“陛下如果能把适长公主嫁给他，他知道汉朝嫡出的女儿，一定会爱她，立她为阏氏；她生的儿子一定会成为太子。这样，冒顿在位时，本来就是汉朝的女婿；冒顿死后，外孙成为单于。难道听说过外孙敢同外祖父抗礼的吗？这样兵戈可以不战而逐渐使他臣服。”皇上说：“好。”叔孙生进言说：“大汉正要统一天下，功业超过三皇五帝，却无缘无故把爱女装饰起来送给匈奴作妻子，难道不被后世耻笑吗？冒顿是豺狼，他的父亲没有防备，被他亲手射杀；对于岳父，他又会有什么亲情呢？冒顿有了儿子后，儿子看见外祖父死在冒顿手中，就会说：‘我的父亲尚且不能算勇武，为什么只忍心对待我的外祖父，却不忍心对待汉朝的外祖父？’即使不这样，他也会率十万骑兵进入边塞放牧，说：‘你我同为孙辈，我为什么不能分得汉朝的土地？’” ‘请把九州的一角，例如幽州、冀州，让我在那里放牧，难道还会推辞抵抗吗？’皇上说：“匈奴贪婪而且好色，所以用这个来诱骗他。”叔孙生说：“冒顿是诱骗别人的人，不是被别人诱骗的人。您没看见他当初得志时，把自己所宠爱的阏氏送给东胡，随后就发兵袭击东胡吗？难道他突然衰老昏聩了吗？如今我们却用他诱骗别人的办法去诱骗他。”皇上不听，入宫把这件事告诉吕后。吕后大声哭泣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怎么能把女儿抛弃给匈奴？”皇上于是叹息说：“唉！你不愿意把女儿抛弃给匈奴，已经晚了；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淮阴侯肢解呢？” 高皇帝对群臣说：“我年轻时地位低微，曾经学习战国的历史，却没有学完。三位武安君，谁更贤能？”陆大夫说：“秦国的武安君范雎似乎更贤能。秦国武安君不凭借一尺木杖、一寸兵器，也没有一个卫士，只凭和缓的言辞就鼓动燕国、激励赵国、震慑楚国，使齐国、胶东、韩国、魏国离心，而向西胁迫秦国；天下的权势，只用三寸之舌舒展收缩，便使六国佩戴秦国赐予的金印，这是豪迈通达的极致操守。十五年间，函谷关没有出兵，而男女老幼都得到保全，这是慈惠广大的庇护。因此臣说，秦国的武安君范雎贤能。”舞阳侯说：“不对。武安君白起起自贤能之地，统率军队击败韩、魏，在伊阙、安邑、华阳、陉城、野王、赵国上党、楚国鄢郢等地作战，斩首俘虏百万，攻下大小城池二百座，自蚩尤以来，还没有功业像这样显赫的。他死后，秦国仍采用他的谋略吞并天下。因此臣说，武安君白起贤能。”季将军说：“顺应形势容易，反转形势困难。两位武安君都不是无所凭借，白起凭借勇力，范雎凭借怯弱。凭关中官吏士卒的勇力，即使没有白起统率的形势，也不能不联合起来。武安君李牧才是真正贤能。他处在衰败末世的赵国，统率疲惫残伤的士卒，向北击破胡虏，向西抵挡强大的秦国，仿佛撕裂朽木一样容易；反而使弱者显得强大，反而在负重中求得胜利。李牧在，赵国就存在；李牧亡，赵国就灭亡。” 因此臣说，武安君李牧贤能。”皇帝说：“好。季将军的话，已经抓住关键了。” 建成侯被立为太子，留侯说：“您过去替皇上出力，时时秘密谋划，如今皇上多次想更换太子，太子不敢指望您。您替太子说话，而皇上不听。等皇上万岁之后，太子也不会再指望您。”留侯说：“地位疏远却想亲近地谋划，实在笨拙；地位卑贱却图谋尊贵，实在荒谬。况且皇上多次处于困急之中，幸而采用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却因为宠爱而想更换太子。以一个疏远卑贱、几乎被抛弃的人，处在骨肉至亲之间，即使有百位臣子，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建成侯强迫他说：“即使如此，也请替我想出强有力的办法。”留侯说：“这不是可以凭口舌争辩的事。只是皇上有四个人无法招致：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这四个人都老了，都认为皇上轻慢侮辱士人，所以逃隐山中，按道义不肯做汉臣。然而皇上很尊重这四个人，您能为太子把他们请来吗？把他们请到太子身边，再让他们去见皇上，皇上一定会惊异而询问；询问之后，这件事就能得到很大帮助。”建成侯说：“好，请告诉我。”高皇后派使者带着黄金百镒、白璧四双、安车四辆，拿着太子的书信，从商山道路出发，披荆斩棘，把信送给四位老人，说：“我私下仰慕诸位高尚的情谊，日夜已经很久了，只是事务匆忙，没有闲暇，不敢亲自前往拜访，请恭敬地派家令陈说我的一点心意。”

译四位先生像鸾鸟飞举、鸿鹄高翔，遨游在尘世之外，把千乘之尊看得如糠秕，把穷困和显贵看得如草芥，使海内之人都倾心仰慕他们的声望。况且凭秦始皇的强大，鞭打六国，也不能用一寸丝带束缚四位先生；凭项氏的暴虐，使五国诸侯流血，也不能用一尺刀刃威胁四位先生。我又怎么敢有所要求呢？不过，我愿意手执鞭帚，同诸位共同承担扫除的差事，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我私下还有请求：尧、舜想用天下来羞辱巢父、许由，所以巢父、许由没有受到羞辱。他们出仕后不能在唐尧、虞舜时代施加治理，却因退隐而使尧舜更加光彩，所以他们进入箕山、渭水一带隐居得更深。至于师尚父辅佐周文王，就不是这样；八十岁时如非熊般被发现，九十岁时如雄鹰展翅，到了百二十岁仍像磐石一样安定齐国，并施及孙辈，使声名显著于东海。天下并没有因为巢父、许由而废弃师尚父，四位先生有意愿的话，能否屈尊光临我这里？我愿早晚像侍奉父亲和老师一样侍奉诸位。四位先生即使不厌弃我，师尚父一旦振作，其余人才也会像云一样卷舒，又像游龙遍行九州、施布天下，万代都像新生，难道不是快事吗？”四皓披散头发，蜕然隐卧，装作疲惫不堪而不能相属，说：“老臣不足以辱没太子的礼意，希望使者不要再前往。长安距此千里之遥，老臣本来就是将要遗骨于道路上的人。” “况且怎么敢让儿子走在父亲之前呢？”使者多次请求，他们都不答应，只得返回。建成侯忧虑地说：“这可怎么办，才能再见到留侯？”留侯说：“您在市场上大喊这是野鸡，却说它是凤凰；那些说不是凤凰而讥笑您的人，大概十个有九个。若在市场上喊这是山鸡，却说它是鸾鸟，那些不立即认为是鸾鸟而讥笑您的人，十个中还不到一个。野鸡常见，鸾鸟却不常见。”四皓避世已经很久了，皇帝以前本来很仰慕他们，只是耳朵听说过而已。建成侯说：“请接受您的教诲。”于是秘密派使者询问他们的相貌特征，终于找到了他们。舍人中年长的人穿上隐士衣冠，拍掌谈论商山的事情，十分熟悉。等到太子宴请皇上，置酒时接受留侯的辞谢，皇上奇怪地问：“那四个人是什么人？”四人上前回答姓名，皇上才大惊说：“我找了你们好几年，你们躲避我逃走了，如今怎么自行跟随我儿交游呢？”四人都说：“陛下轻视士人、喜欢骂人，我们按道义不愿受辱，所以害怕而逃藏。私下听说太子仁慈孝顺、恭敬爱士，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愿意为太子效死的人，所以我们来了。”皇上说：“劳烦诸位，幸而最终调护辅佐太子。”四人为皇上祝寿完毕，快步离开。皇上目送他们，召来戚夫人指给她看，说：“我本想更换太子，但他们四人辅佐他，羽翼已经丰满，很难动摇了。” 吕后这才真正成为掌权的主人。”长安人人都说太子能够使四皓屈服。汉高帝诛杀淮南王回来后，在沛地大摆酒宴，十分欢快。酒喝到后来，他看见群臣神态傲慢，便说：“我同古代帝王相比，谁更相称？”鄼侯说：“尧、舜。”皇帝不高兴，说：“相国过分奉承。我怎么敢指望同尧、舜相比呢？”鄂君说：“只是陛下过分贬低自己，说自己不如尧、舜。即使说尧、舜不如陛下，尧不过是唐地的诸侯，舜是天子的女婿。陛下从平民起兵，没有一点凭借，这是第一处不如；秦、项势力强大，难以用力抗拒，所以陛下的功劳百倍于治水，这是第二处不如；尧、舜治理的疆域不超过千里，而如今海内海外没有不臣服的，这是第三处不如；尧任用共工、鲧、驩兜而使事情败坏，陛下拔擢三杰，让他们担任将相，行动如同回声应声，这是第四处不如。因此臣说陛下是过分贬低自己，不是相国过分奉承。”皇帝大喜，说：“即使如此，请不要说这些，比较一下我像谁。”鄂君说：“像秦始皇。”皇帝大怒，按剑斥责说：“小子，我提三尺剑诛灭无道的秦国，连小孩子都知道。秦始皇是什么人，竟敢拿他来侮辱我？”鄂君拜了两拜说：“秦始皇是圣人中以威势著称的，把他拿来比拟，难道就不足以侮辱陛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这样说也可以。不过愚昧的人只相信眼睛看见的形迹、耳朵听见的声响。陛下幸而宽赦我，请允许我举出相似之处。秦始皇称皇帝，陛下沿用而不改；秦始皇把郡县汤沐邑的供奉规定得高于王畿，陛下也沿用而不改；秦始皇设置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也沿用而不改；秦始皇修筑冀宫，仿照天阙，陛下的未央宫高大巍峨，也没有改变；秦始皇使用黄屋、左纛，出行有千乘万骑，陛下的旌旗车骑也郁然壮盛，没有改变；秦始皇厌恶儒生，陛下也厌恶儒生；秦始皇斥退太子，陛下也多次想斥退太子。然而秦始皇不好饮酒，陛下却喜欢饮酒。秦始皇诛灭韩、赵，灌魏，俘获赵，斩灭燕，消灭楚，囚禁齐国，军队所到之处不停留；陛下却在濉水流血，又在荥阳逃奔。秦始皇派蒙恬向北驱逐胡人，修筑长城，使万里之内没有马蹄踪迹；陛下却被困在白登，七天没有进食，卑屈地送礼才得以脱身。秦始皇攻下五岭、开拓南粤，陛下却不能使尉佗解除椎髻、整理衣襟。秦始皇时，六王的后裔都屏息不敢作乱，陛下却不能使臧荼、英布等不反叛。秦始皇时，韩信最终死在窗下，陛下却不能使韩信、彭越等免于灭族。由此说来，陛下恐怕还不如秦始皇。”皇帝默然良久，才举杯自罚说：“敬以此酒谢鄂君的规劝。” 高帝驾崩，曲逆侯害怕吕后的禁防，舍弃军队奔驰到宫中，哭得十分悲哀，于是上奏政事。在灵柩前，太后怜悯他说：“您辛劳了，出去休息吧。”曲逆侯坚决请求留下，获准宿卫宫中。太后于是任命他为郎中令，说：“辅导教诲皇帝起居。”过了很久，曲逆侯身材高大、面貌白皙俊美，常常同辟阳侯审食其一起值宿。曲逆侯的美貌超过辟阳侯，即使辟阳侯自己也认为不如他。太后也多次以目示意亲近他，慰劳赏赐的饭食、糒粮和上等酒接连不断。曲逆侯心中恐惧，于是派舍人拜见辟阳侯说：“陈侯恭敬地派使者拜见君侯，冒昧陈说心腹之事。陈侯幸而早年显贵，但终究是外臣，哪里敢僭越君侯？只是长信宫多次以目示意亲近，害怕一旦失身，反而给君侯带来忧患。皇帝已经长大，不再需要辅导，愿请君侯允许我到宫外任职。”辟阳侯心中认为有理，而且更加赞赏他，说：“这是能够谦让的人。”于是找机会向太后说：“曲逆侯比我怎么样？”太后说：“他是忠臣。先帝信任他，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他；如今他辅导皇帝，十天不洗沐，早起晚睡，仿佛忘记自己还有家。”辟阳侯起身离席说：“曲逆侯是忠臣，天下无人不知；可是他的容貌美丽，年轻时曾同嫂子有淫行，这件事天下也无人不知。”

译如今臣幸而得以侍奉宿卫，只因相貌丑陋而没有受到讥议；若曲逆侯的事情有一点波及臣，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死罪呢？”太后不高兴地说：“你只是相貌像曲逆侯罢了，我有什么关系？”于是把辟阳侯调出宫去。虽然如此，又不能不加以重用，于是任命他为安国侯、右丞相，而曲逆侯任左丞相。颍阴侯担任大将军，向东进攻齐国。齐哀王写信给他说：“高帝提三尺剑，诛灭暴秦，取得天下，确实依靠君侯和几位大臣的力量。剖符定封，开辟汤沐邑，使封爵世世不绝。只是天下各国、亿万百姓的供奉，也应同君侯和几位大臣共同享有。惠帝驾崩，髙后掌权，偏爱她的家人，诛杀辱戮懿亲，剪除宗室社稷，使祖先的神灵不能安享。白马之盟，也被轻视而封吕氏诸人为王。君侯和几位大臣都参与知情。你们说委婉曲折地相互违逆，是为了成就大计。如今少主并非先惠帝遗留下的亲生血脉，处境危险，像背负车乘而立不稳。吕禄、吕产正是掘开宗社根基的人，早晚会改变国家。我的封地微小，不敢以此同宗庙大患相争，只希望君侯和几位大臣能够顾念，借此求得高皇帝的恩惠。如今崤山、函谷关之间有军队，听说君侯将率军来诛杀我。我还不敢相信。寡人年少无知，君侯曾听先王说过吗？雍丘起兵时，正是君侯布置心腹之计。高皇帝削平秦国、扫除项氏，死去一百多人，才有今天。爵位列于通侯，地位达到三公。君侯所使之死的那些人和今日富贵，究竟是为了高皇帝，还是为了吕氏？如今幸赖社稷神灵，吕氏倒拿着太阿剑，把它交给君侯。” 如果不及早定下计策，等到事情发生变化，再同几位大臣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高皇帝呢？”颍阴侯十分惭愧惊惧，说：“这正是婴日夜咬牙切齿、内心腐烂般忧虑的事。我恭敬地同齐王联合讲和。” 淮南王用铁椎击杀辟阳侯后，脱帽到北阙谢罪。文帝因为亲亲之情，不忍心诛杀他，但怒气一直没有消除。淮南王入内拜见太后，请罪说：“臣有弟弟却不能教训他，擅自杀死高皇帝的大臣；臣又不能交给司法官而宽免他，特来谢罪。”太后说：“皇帝难道忘了高皇帝吗？”回答说：“哪里敢忘。”太后说：“皇帝也知道吕后把戚夫人变成人彘的事吗？”回答说：“知道。”太后说：“如果高皇帝还在，他难道会不把辟阳侯变成人彘吗？”淮南王只是代替皇帝执行高皇帝当年要诛杀的人，有什么罪呢？赶快赐给淮南王冠冕。”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第一 我读徐昌穀的《谈艺录》，曾经很推重他的论说；只是奇怪他没有涉及近体诗学习者无从入门的问题。杨用修搜集遗落的声响，钩取隐藏的事迹，用来备查考览，就像二酉山的藏书一样。他对于防备和黄那样的前代贤哲、启发和培养后来的学者，都同样没有来得及顾及。我拿起宋人的旧书，往往自己引以为眠。唯有严氏的一部书，较为不违背正理，但往往只是近似而未能核实。我本来很少有什么可以赞许的。后来承乏在东牟会见于鳞于济上，想有所扬抑褒贬，形成一家之言。适逢军事事务尚未结束，便陪同使者巡视东牟，公文很少；又因暑热推辞属吏、闭门不出，没有带来足以阅读的书。于是拿掌心大小的薄纸片，有所得便写下，投入簏箱中。一个月后，簏箱几乎装满。后来淮海的紧急军情传来，只得昼夜奔走听命，匆忙之间忘了所记内容。第二年又到东牟，簏箱仍在尘土间，我把它取出，稍加编次并抄录，合为六卷。凡是论诗的占十分之七，论文的占十分之三。我之所以想形成一家之言，只是想补足三家尚未完备的地方罢了。书既写成，却又不能真正做到。它的辞意本来并没有太违背原意，只是内容漫漶、散乱、杂驳，没有什么足以采录的地方，不过是用来解颐、击掌笑乐而已。管公明说：‘善于谈《易》的人不谈《易》。’我对这句话深感惭愧。” 戊午年六月作序。我开始对文章家进行评论，名为《艺苑巵言》，是在戊午年完成的。但从戊午年起逐年增加，直到乙丑年才脱稿。乡里有人不善于秘密刊刻并传播它。后来得到于鳞写给殿卿的信，说：‘姑苏梁生拿出《巵言》给人看，大体上语言俊逸、辨析广博，只是不敢完全说尽。所谓英雄欺人，书中评论当代各家的话，就像鼓吹一样，足以令人捧腹大笑了。他难道竟会用董狐那样的笔法过分责备我，还说其中有所袒护隐讳吗？我所命名的只是《巵言》，不必把它当作直书罪状的史册。’又有贤良的朋友来信规劝我说：‘以您的资质，本来属于孔门弟子，应当列入颜回、闵子骞那样的德行科，为什么不做盛德之事，却像端木赐那样评论别人呢？’我惭愧得不能回答。不久又有中间的二三位君子，因为我称许他们不够，愤怒而私下不断诋毁我，于是要求断绝往来、从名册中删除姓名。我又惭愧得不能回答。唉！如果那些人幸而遇到我的不明，以拙劣之处收取他们；不幸也遇到我的不明，以美好之处遗弃他们。我的不明时时都有，但怎么可以凭愤怒诋毁和力量逼迫来夺走这种判断呢？凭我的才长和声誉，不过如此，尚且不能让于鳞满意；假如我的评论竟能让于鳞满意，那么被愤怒对待的难道只会是二三位君子吗？” 屈到爱吃菱角，防风爱吃羊枣，叔夜爱好打铁，玄德爱好结毦。性情所喜欢、所习惯的，本来就不能强迫改变。难道不要像我这样越发嗜好它吗？又过了八年，前后新增的内容又有两卷；删去其中评论词曲的部分，另附在其他抄录中，作为别卷，姑且用来备列各部集中。壬申年夏日记：泛舟艺海，含咀词华，口中褒贬，笔下代行褒贬赏罚。世上虽不缺少人才，人也不缺少言语，但隋侯之珠、昆山之玉，毕竟不容易大量得到。姑且摘取几家的话，供洗涤耳目之用。谈到文章的功用，魏文帝说：‘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伟大事业，是永垂不朽的盛大事情。人的寿命有时会终结，荣华欢乐只止于自身，这两件事都是必然会到来的常期，却不如文章能够无穷流传。’ 钟嵘说：“气息一旦感动万物，万物便感动人的性情。它通过舞蹈和歌咏表现出来，照耀天地人三才，使万物都光辉美丽。神灵凭借它来接受祭享，幽冥凭借它来昭告神明。能够感动天地、感应鬼神的，没有比诗更接近的了。” 沈约说：“姬昌的德行盛大，《周南》勤劳而不怨；太王的教化淳厚，《豳风》欢乐而不淫荡；幽王、厉王昏乱，国家动荡，于是愤怒之情见于《黍离》，而平王东迁的忧思也寄托其中。因此可知，歌谣的文理随着世道一同变化；上面的风气一动，下面便像波涛一样震荡。” 李攀龙说：“诗可以表达怨情。一有叹息，就有绵延的歌唱。语言危峻，性情就显得高峻洁白；言辞深沉，意气就显得激烈。诗能使人产生孤臣孽子被摈弃、无处容身的感受，产生逃离尘世、断绝世俗的悲哀；像陷在泥中却不被泥玷污，像蝉脱壳而远离污浊，这就是诗。” 谈到赋，司马相如说：“把彩色丝带交织成文采，排列锦绣作为质地，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这就是赋的形迹。”赋家的胸襟包罗宇宙，总览人物，最终必须从内心获得，不能用语言传授。” 扬子云说：“诗人的赋典雅而有法则，辞人的赋华丽而淫靡。” 谈到诗，挚虞说：“比喻形象过于夸大，就会同事物本类相距太远；造作辞藻过于壮丽，就会同事实相违；辨析言辞过于重理，就会同意义相失；靡丽过于美盛，就会同真实感情相背。”范晔说：“情感和志向所寄托的内容，所以应当以意旨为主，用文辞传达意旨。以意旨为主，文辞的旨趣就一定显现；以情感传达意旨，辞句就不会流于浮泛。这样以后，再抽取其中的芬芳，振动其中的金石之声。” 钟嵘说：“陈思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人，公干、仲宣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时期的英才，安仁、景阳是辅佐；谢客是元嘉时期的雄杰，颜延年是辅佐。”又说：“诗有三种表现手法，应斟酌使用：用风骨力量来支撑它，用绚丽文采来润饰它，使品味它的人感到意味无穷，使听到它的人为之动心，这才是诗的最高境界。如果专用比兴，弊病在于含意深；含意深，言辞就容易艰涩。如果专用赋体，弊病在于含意浮浅；含意浮浅，言辞就容易散漫。”又说：“‘思君如流水’，这是眼前所见；‘高台多悲风’，也只是眼前所见。‘清晨登陇首’，全无故实；‘明月照积雪’，哪里出自经书观念？古今传诵的佳句，大多不是补缀假借而成，都是直接从眼前探寻得来。” 刘勰说：“诗有固定的体制，但体制没有绝对的定规；随着性情和才分而取舍，很少有人能做到圆融贯通。如果精妙地认识到其中的难处，写作就会逐渐容易；忽视它、以为容易，困难就要到来了。”又说：“感情是文章的经线，言辞是义理的纬线。经线端正，纬线才能织成；义理确定，言辞才能流畅。”又说：“文章的精华，有显露的，也有含蓄的。含蓄，是文字之外更深一层的意味；显露，是篇章之中独特拔出的精彩。”又说：“意念由思考产生，言语由意念产生。安排严密，便无边际可寻；安排疏略，便相隔千里。有时道理明明在心中，却到外界去寻找；有时议论就在咫尺之间，思绪却隔着山河。”又说：“诗人作篇章，是因有感情而造作文辞；辞赋家作赋颂，是为了文辞而制造感情。因情造文的，言辞简约而守真；为文造情的，文辞淫丽而繁缛。”又说：“四时纷纷循环，触发兴致贵在闲适；景物虽然繁多，分析遣辞仍崇尚简约。要使意味飘逸而轻快，感情鲜明而不断更新。”

译江淹说：“楚地歌谣和汉代乐府，本来就不是同一种风骨；魏代制作和晋代创作，当然也是两种体格。譬如青蓝与朱红调成色彩，错杂变化无穷；宫商构成音乐，柔曼绮丽的姿态也没有止境。”沈约说：“天赋的灵机开启，六种感情自然调和；六情阻滞，音韵就顿时错乱。”又说：“五色相互映衬，八音协调流畅，都是由于玄黄、律吕各自适合事物的性质。要使宫声和羽声互相变化，声调高低错落有节。前面用了浮泛之声，后面就必须接以切实之响。一篇之内，音韵都应有所不同；两句之中，轻重也应完全有别。精妙地通达这一点，才可以谈论文章。”又说：“从汉代到魏代，词人才子，文体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种，开启心思而从容推演，寄托于华美旷达的辞藻；虽然保存了工巧绮丽，最终却流于迂回，适宜登公宴使用，但典雅端正可取，实在不能动人。这种体制的源头出自谢灵运，至此形成。第二种，缀辑事类，非用对偶便不发言；博闻多识固然可嘉，却因此受到格律拘束；有时全借古语来申说今情，艰难牵引，只是为了凑成对偶，眼中只有事例，顿时失去精采。这一类如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完全相同，也可归入这一类。” 第三种，发端高亢惊挺，声调险峻急促，雕饰华丽而浓艳，倾倒眩惑人的心魂；如同五色中有红紫，八音中有郑、卫之声，这就是鲍照遗留下来的风格。庾信说：“屈原、宋玉的作品，起于深切的哀怨；苏武、李陵的作品，产生于充满离别的时代。自魏代建安末年、晋代太康以来，雕琢文字、镂刻篇章，体制发生了三次变化。人人都自以为握有灵蛇之珠，怀抱荆山之玉。” 李仲蒙说：“铺叙事物来表达感情，叫作赋，是感情完全寄托在事物上；寻找事物来寄托感情，叫作比，是感情附着在事物上；触及事物而引起感情，叫作兴，是事物触动了感情。”又说：“华丽辞藻的对偶，大体有四种：只在言语上相对最容易，以事类相对最难，反向相对最好，正面相对较差。” 独孤及说：“汉魏之间，虽然质朴的本质已经散开而成为器用，作者仍然质朴有余而文采不足。如今与古代相比，便有朱弦疏越、大瑟遗味的感叹。沈詹事、宋考功开始裁制成六律，彰显敷陈五彩，使说出来合乎伦次，歌唱起来形成声调。因情而写得绮丽的功夫，到这时才完备。虽然离开《雅》体已经很远，但它的长处也超过古代，正如路鼗出自土鼓，篆书、籀书产生于鸟兽足迹。” 刘禹锡说：“片言可以说明百种意思，坐着驰骋心神便可以役使万般景物。擅长写诗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风》《雅》的体制虽然变化，兴寄却相同；古今声调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致的。通达诗道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李德裕说：“古人辞采高妙，是因为言语精妙而工巧，适合性情，不拘取于音韵；意思说尽便停止，成篇不拘泥于对偶，所以篇章没有多余曲折，辞句很少有累赘。又说：譬如日月，自古以来始终可见，但光彩景象常常新鲜。” 皮日休说：“字要经过百炼，句要经过千炼。” 释皎然说：诗有四种深，两个不能兼得，四种离。四深，是说气象氛氲，体势、意度深厚宏大；作用深，用律而不滞；声对深，用典而不直露；义类深。二废，是说虽然想废弃技巧而崇尚直率，却使神思不能直达；虽然想废弃辞藻而崇尚意旨，却又不能舍弃典雅华丽。四离，是说想表达感情，却要避开深奥僻涩；想贯通经史，却要避开书生气；想写得高逸，却要避开闲远空疏；想写得飞动，却要避开轻浮。梅圣俞说：思考精巧的人，描写难以形容的景象，如同就在眼前；把没有说尽的意思含藏在言辞之外。” 严羽说：“诗有特殊的才能，不只是读书所能决定；诗有特殊的趣味，也不只是义理所能决定。然而如果不多读书、不穷究义理，也不能达到最高境界。”又说：“盛唐诸公，所依靠的只是兴趣。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以寻求。所以它的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比拟。如同空中的声音、图画中的色彩、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语虽有尽头，意味却无穷。” 唐庚说：“格律过于严密，便接近缺少情味。大凡开始立意时，必然有难易两条道路。学习的人不能强行弥补自己的短处，往往舍难取易，文章很少精工，常常就是因此。” 叶梦得说：“古今谈论诗的人很多，我唯独喜爱汤惠休的‘初日芙蓉’、沈约的‘弹丸脱手’，这两句话最合乎人的心意。‘初日芙蓉’不是人力所能造作，精采华妙的意味，自然显现在造化之外；‘弹丸脱手’虽然说的是写出时顺畅便利，但那种精纯浑圆的妙处，是从手上表现出来的。作诗如果确实达到这种境地，哪里还会有别的事情可做？”又有人引用禅宗关于三种境界的说法：“第一是随波逐浪，指随着事物、应合机宜，不拘守成规；第二是截断众流，指超出言语之外，不是情识所能达到；第三是函盖乾坤，指浑然全部契合，没有间隙可待。” 陈绎曾说：“感情真，景物真，意旨真，事情真；澄澈达到极清，抒发达到至情。” 李梦阳说：“古人的作品，方法虽然很多，大体上前面疏宕，后面必定严密；前半开阔，后半必定细密；一处写实，另一处必定写虚；景物重叠，意旨必定有两层。又说：前面有浮声，后面必须接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全然不同，两句之中轻重完全有别。正如人的身体用魂来承载魄，既然生来有这种形体，便自然有这种规律。”何景明说：“意象相应叫作合，意象相违叫作离。” 徐祯卿说：“因感情而发出气，因气而形成声音，因声音而描绘辞藻，因辞藻而确定韵脚，这是诗的源头。然而感情实在幽深渺远，必须凭借思考来穷究它的奥秘；气有粗细强弱，必须凭借力量来纠正它的偏失；辞句难以妥帖，必须凭借才华达到极致；才华容易飘扬，必须凭借质实来限定它的过度，这就是诗的流变。至于精妙地驰骋心机，随方位而合节拍，有时均衡安排以树立义旨，有时铺陈宏文以尽情，有时舒缓发声如朱弦，有时急促张弛如跃括，有时开头迅疾而中段停留，有时先舒展而后急促，有时慷慨以承担壮气，有时悲凄而引人哭泣，有时因拙朴而获得工巧，有时发出奇语却近于自然容易；这是轮扁那样超越常理的领悟，无法详细说明。”又说：“朦胧萌发，是感情到来；浩荡漫衍，是感情充沛；连绵相接，是感情专一；奔驰超越、步伐急骤，是气势通达；简练揣摩，是思考收束；上下抗衡而连续贯串，是韵律整齐；浑厚纯正，是质地谨严；明快俊秀清圆，是辞藻华美。”又说：“《古诗三百首》可以拓展诗歌的源流；遗篇十九首可以约束诗的趣味；雄健高昂的乐府可以磨砺气势；深厚绵长的《离骚》可以辅助思考。”

译李东阳说：“诗必须有具备观察力的眼，也必须有具备辨声力的耳。眼掌管格调，耳掌管声韵。”又说：“法度确定以后，溢出便成为波澜，变化便成为奇趣，这才有自然的妙处。”王维祯说：“蝉与螳螂不能和蟋蟀同声齐鸣，葛布不能和貂裘同时穿着；忧戚与欢乐感情不同，哭与笑声音有别，这是诗的道理。至于拘泥格式、切合义理，搜寻事例来配景物，以此求真，仍然失之狭隘。” 黄省曾说：“诗歌的道理，在于天机发动、神思领会，本于感情的流动，不是人为造作。古人构思发声，只是直接写出自己的情怀，如同春天的蕙草、秋天的花朵，生动的色泽可以把握，意态各自畅达，无须雕琢模仿。后世风气衰败，夸耀雕虫小技，彼此递相师法，如同剪裁图画上的彩帛，装饰虽然严整，但强行割裁的痕迹先已显露。” 谢榛说：“近体诗诵读起来，如行云流水；听起来，如金声玉振；观看它，如明霞散落锦绮；讲解它，如抽丝剥茧。诗有如造化，一句不工整，一篇便不纯粹，就像造化尚未完成。”又说：“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诗人往往突然兴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借助雕饰；有时先立意得到句子，再以韵发端，自然浑成而不露痕迹。宋人专重转折收合，刻意精炼，有时起句困难，借用旁韵，牵强成篇。”又说：“作诗有繁有简，各有适宜之处，譬如群星装饰天空、孤霞托起太阳，都没有不可观赏的。” 皇甫汸说：“有人说作诗不应苦苦思索，苦思便会丧失天真，这大概不对。当他收敛视听、精研竭思，内心几乎要呕吐，长须都要枯槁；深沉专一地守住默思，连鬼神也将帮助他通达。又说：为了使语句妥帖，所以每个字都必须反复推敲。一个字有瑕疵，足以成为污点；一句话有毛病，连其余部分也会一并被舍弃。” 何良俊说：“六义既没有可以寻求的意象，也不是凭借言语的工具所能获得。向近处寻找，它寄托在渺漠之中；向远处求取，也不超出衣带衣襟之间。” 谈到文章，颜之推说：“文章本来出自五经。诏命、策文、檄文产生于《尚书》；序、述、论、议产生于《易》；歌、咏、赋、颂产生于《诗》；祭祀文、哀诔产生于《礼》；

译书信、奏疏、箴言、铭文产生于《春秋》。” 韩愈说：“培育根本，等待它结出果实；增加油脂，希望它发出光亮。根茎茂盛，果实就会成熟；油脂丰沃，光就会明亮。”又说：“和平之声平淡，忧愁之声精妙；欢愉的言辞难以写得精工，困苦的言语却容易写得好。” 柳宗元说：“以《尚书》为根本来求取质实，以《诗经》为根本来求取感情，以《礼》为根本来求取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裁断，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化；参照《谷梁传》来激励气势，参照孟子、荀子来畅达枝理，参照老子、庄子来放开端绪，参照《国语》来扩充趣味，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的作品来显出洁净。” 苏轼说：“我的文章如同万斛珍珠，取用不尽；只是在应当流动的地方流动，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罢了。” 陈师道说：“善于作文的人，因事而显出奇特。江河流行，不过是顺势向下罢了；到了撞山冲谷之处，风力搏击万物、激起波涛，然后才显尽天下的变化。扬子云只是喜好奇异，所以反而不能真正奇异。” 李涂说：“庄子善于运用虚写，用他的虚写来充实天下的实情；太史公善于运用实写，用他的实写来充实天下的虚理。”又说：“庄子，是《易》的变化；《离骚》，是《诗》的变化；史书，是《春秋》的变化。” 李攀龙说：“能够不朽的是文章，能够不晦暗的是内心。” 总论方面，魏文帝说：“文章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各自形成体性，不是凭力量勉强就能得到的。” 张茂先说：“读它的人读完仍感到有余味，时间久了反而更加新鲜。” 陆士衡说：“开始构思时，收敛视听，专心思考并广泛探询；精神驰骋到八方，心意高达万仞。达到极致时，精微的光芒渐渐显明，万物清晰地相互呈现；吸取群言中的精华，含咀六艺的芳润，漂浮于天渊而安然流行，洗濯于下泉而潜行深入。”又说：“分开它们，两方面都美；合在一起，两方面都受损。”又说：“石中蕴藏美玉，山便有光辉；水中怀有明珠，河川便显得妩媚。” 殷璠说：“文章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能够审慎辨别各种体制，详细考察它们的来源，才可以判定优劣。” 柳冕说：“善于作文的人，发出来成为声调，鼓动起来成为气势，气势直接雄健。精神精纯，气势便产生，使五彩一齐运用，而气势流行其中。” 姜防说：“过分雕刻会损伤气势，过分铺陈会损伤骨力。如果文章鄙陋而不精，是雕刻不够的过失；如果文章拙劣而没有曲折，是铺陈不够的过失。”又说：“别人容易说的，我少说；别人难以说的，我把它说得容易明白。” 何景明说：“文章在隋代衰靡，韩愈用力振兴它；然而古文的方法也在韩愈这里消亡。诗歌沉溺于陶渊明、谢灵运的风格，韩愈用力振兴它；然而古诗的方法也在谢灵运那里消亡。” 以上各家的话，虽然深浅不同，有的志在扬抑褒贬，有的寄托着恳切的教诲；把它们采集起来观看，对于文艺创作的思考，大概已经得到一半了。四言诗必须以《风》《雅》为根本，间或涉及韦孟、曹植，但不要混杂。世上有人到老都在研读铅椠文字，靠训诂考据求取诗意，却不懂得树立诗坛旗帜；也有人专门学习潘岳、陆机，忘记了自己的鼻祖。总而言之，都是每天使用却不知道根本的人。模拟古乐府，如《郊社》《房中》等，必须极其古雅，并以峭峻之气发端。铙歌各曲，不要让人一看就完全明白，也不要让人始终无法理解，必须斟酌浅深、质朴与文采之间的分寸。汉魏辞章，务求寻找古意。相和、瑟曲等小调，属于北朝的，不要让文采胜过质朴；齐梁以后，不要让文采胜过质朴。近代事物不能庸俗，近世情感不能纤巧。拙朴而不显露姿态，工巧而不显露痕迹。宁可接近而不要遥远，宁可质朴而不要虚浮。要有格调，有来历，有真实境界。一旦涉及议论，便是鬼道。” 古乐府中，王僧孺说：“古代称作‘章’，现在称作‘解’。解有多少，应该是先有诗、后有声。诗用来叙事，声用来成文，必须使志意在诗中表达尽，使声音在曲中发挥尽。因此作诗有丰有约，制作解有多有少。各种曲调的解有辞、有声；大曲又有艳、趋、乱。辞，就是所歌唱的诗；声，就是‘羊吾韦伊那何’这一类声音。艳在曲的趋之前，乱在曲的后面，也像吴声前面有和、后面有送一样。”这些话对乐府体制说得很详细，姑且记在这里。世人评选诗体，往往只谈西京、建安，便轻视陶渊明、谢灵运；这像是似懂非懂。不要说当时各位诗人，就是齐梁的纤巧声调、李白杜甫的变风，也各自值得采择。到了贞元以后，才足以用来覆盖瓦坛。大体说来，诗以专门造诣为境界，以丰富优美为材料；学习的师法应当高明，采集的范围应当广博。西京、建安的诗风，似乎不是靠雕琢就能达到的，关键在于专心学习、凝神领会的时间长久；精神与境界相合，忽然到来，浑然成就，没有阶梯次第可寻，也没有色彩声响可以指认。三谢的诗固然是经过雕琢而得，但雕琢达到极精妙处，也就自然了。七言歌行没有不是乐府的，但到了唐代才充分发挥。它如同千钧强弩，一发便穿透坚革；放纵开来，则像文彩水波与落霞，舒展卷动而绚烂。一旦进入急促节拍，便如凄风急雨，幽暗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马奔下山坡、明珠滚走盘中。收束时则如箭收入箭袋，一击之后万骑忽然收敛，寂然无声。歌行有三难：起调是第一难，转节是第二难，收结是第三难。尤其收束最难。如果开头作平和舒缓、绵长华丽的调子，结尾必须用雅正的辞句，不要显得不足，使人有一唱三叹的意味；如果作品奔腾汹涌、突然而来，必须一刀截断便停止，不要留下余势；如果中间写出奇特峻拔、震夺人心的语句，必须使上下文脉相互照应，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量而不露痕迹，才形成篇章的法度。这就是秘密宝藏、印可相传的妙处。五言律诗比较容易写成；要在雄浑中再增加两个字，便觉得费力。虽然舒缓的声调好听，但古意渐渐减少。七字组成一句，每字都要声调和美；八句组成一篇，每句都要稳健流畅。即使在盛唐，历代也没有几个人、每个人也没有几首能做到。古代只有杜子美，如今或许有于鳞；初读骤然相似，可能令人惊讶，长久以后自然会有公论。

译七言律诗并不难，难的是中间两联，关键还在开头和结尾。开头方面，盛唐诗人没有写得不好的。结尾虽有不少佳作，但也没有转入别调、收束不住的弊病。篇章结构要有起有束，有放有收，有呼有应。大体上，一开便要一合，一扬便要一抑，一写景便要有一层意思，不能偏用一端。句法有直下的，有倒插的；倒插最难，非杜甫不能做到。字法有虚有实，有沉着有响亮；虚浮响亮容易工巧，沉着质实却难以达到。五十六个字，必须像魏明帝凌云台的木料，铢两都相互配合，才可以。篇法的妙处，在于使人看不出句法；句法的妙处，在于使人看不出字法。这是法度极高而无迹可寻、人的能力达到极境，且与天机相合的境界，不容易求得。有的全写景物而妙，有的全写意旨而妙，有的全作高调而妙，有的直下而不作偶对也妙；都是因为兴致与境界达到、精神相合，气势完整所造成的。五言或许可以做到，七言恐怕不容易。不要和韵，不要专拈险韵，不要旁用别韵，起句也一样。不要偏枯，不要强求说理，不要搜寻僻典，不要使用六朝人为制造的强硬语句，不要使用大历以后那些事典；这些都是诗家的魔障，务必谨慎。” 绝句本来就难写，五言绝句尤其难。离开开头便是结尾，离开结尾便是开头；中间的腹部也不可缺少。妙处在于篇幅越小而境界越大，节奏越促而意味越舒缓。我曾读《维摩经》，领会到这种方法：一丈见方的房间里安置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天宝座，房间并未扩大，诸天也没有减少；又能把一刹那确定为六十个小劫，必须如此才算达到境界。和韵、联句都容易成为诗歌的祸害，而没有很大益处，偶尔做一次可以。然而和韵贵在所押之字浑然成篇，联句贵在才力相当；声华、情实之中不露出各自原来的面目，这才可贵。骚体和赋虽然是有韵的言语，但对于诗和文章来说，就像竹子之于草木、鱼之于鸟兽，另成一类，不能偏归其中一属。骚辞之所以总是杂乱、重复，兴寄不一，大体是因为忠臣怨夫的感情深切悲痛，来不及详细说明；也故意打乱叙述，使同声相应的人自己去寻找，而想挑剔的人难以摘取毛病。如今如果写得明白条理，反而违背了它的体制。作赋的方法，司马相如的几句话已经说尽了。大体必须包藏千古的材料，包揽宇宙万物的姿态。它变化到了极点，如同沧海忽明忽暗；绚烂到了极点，如同霞锦照耀。然后再徐徐加以约束，使主旨有所归宿。若漫无边际、纵横散漫，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便完全不懂结束的妙处。又或者瑰伟宏富，却神气不能流动，如同大海忽然干涸，万般珍宝杂乱堆置，都是有瑕疵的美玉，损伤了连城之价；然而这种毛病容易改。唯独寒俭直率、十室小邑般的文章，借助一些道理来装饰文辞，才是最有害的。作赋的人不怕没有意旨，怕的是没有积蓄；不怕没有积蓄，怕的是无法运用。” 模拟《离骚》作赋，不要让不读书的人一看便完全明白。读它必须使人徘徊寻味，既感动又疑惑；再回头读，沉吟抽泣；又反复读三遍，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感情和事情将要断绝之时，刚开始读赋，仿佛在洞庭奏乐、在锦官城揭开帷幕，耳目摇荡眩惑。慢慢读下去，如同千尺文锦，丝理井然。歌与乱曲刚刚结束，便肃然收敛容色。合上书以后，还要徘徊追寻、回味欣赏。事物彼此杂合，所以叫作“文”。文章必须使五种色彩错综交织，才形成华美；必须使经纬安排有序，才形成条理。天地之间没有不是史的东西罢了。三皇的时代，仿佛消灭又仿佛隐没；五帝的时代，仿佛存在又仿佛消亡。唉！史难道可以停止吗？六经，是用义理来表述历史的。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是史书的正文；叙、记、碑、碣、铭、述，是史书的变体文章；训、诰、命、册、诏、令、教、劄、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喻、尺牍，是史书的功用；论、辨、说、解、难、议，是史书的实际内容；赞、颂、箴、哀、诔、悲，是史书的华饰。虽然如此，颂就是《诗》的四体之一，赞、箴、铭、哀、诔也都是它的余音，把它们附在文章一类中，我心里并不安。但既然沿袭已久，姑且随从众说。” 我曾经论说孟子、荀子以前的作者：义理包藏充塞而不明白，于是借助辞语来使它通达。后来的作文者，辞语胜过义理，于是把义理隐藏在辞语之中。六经和四子书，是义理与辞语相称的文章；两汉文章，是以事实为主而配以辞语，只是用义理错杂其中；六朝文章，是只以辞语为辞语，只是用事实来错杂其中。开头结尾、开合收放、繁简奇正，各自达到恰当程度，这是篇法；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自达到极致，这是句法；联缀、关键、铿锵如金石、华丽如绮绣，各自达到造诣，这是字法。篇章有百尺长的锦绣，句子有千钧强弩，字有百炼之金。文章和诗歌本来形态不同而道理相同，正如圣门只说一个“唯”字。曹溪顿悟之后，随手拈取，无不是妙境。古乐府选本中，歌行有可以纳入近体格律的，也有不能纳入的；句法、字法也都是如此。只有近体诗绝对不能纳入古体。” 才产生思，思产生调，调产生格。思是才华的运用，调是思的境界，格是调的范围。李献吉劝人不要读唐代以后的文章，我起初觉得他的看法很狭隘，如今才相信确实如此。记诵询问的东西既然杂乱，落笔时自然会在笔端搅扰，排斥它们很困难。若模拟一篇文章，排斥杂学反而容易，却又觉得局促，痕迹清楚显露，不是斫轮老手。从今以后，准备以纯灰三斛，仔细洗涤自己的肠胃；每天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子》《荀子》《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来直到六朝以及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选择其中佳作，熟读涵泳，使它们逐渐浸润而广博。遇到执笔作文，只以心中的工匠为师，使气势随着意旨流畅，精神与境界相合，分别驾驭各条路径，默默接受指挥；把心神放在山林，断绝踪迹于大漠，岂不是快意吗？世上也有知道古代是非、今世非是的人，但如果还要等招呼才来、挥手才退，就已经落在第二层了。

译诗有常体，工巧则各有自己的体制。文章内部没有固定规则，却能巧妙运用规则。外如乐府选本、律诗、绝句，字句相差很远，声韵各自协调；下至填词这种小技，也尤其谨严。《过秦论》叙事像传记，《夷平传》指斥辨析像论说。至于序、记、志、述、章、令、书、移，眉目虽略有区别，大体本来相同。然而用四言诗的方式来模拟它们就好，把书信写得放纵则丑。因此，法度相合的必须竭尽力量自行运转，法度相离的必须凝聚精神使之归于一处。合中有离，离中有合，其中存在领悟。《风》《雅》三百篇和古诗十九首，有人说没有句法，不对。它们的法度极其高妙，只是没有可以寻索的阶梯次第。三百篇由圣人之手删定，但其中法度有浅有深，辞语有达到极致的，也有未达到的。今人正如看见大海，便说它没有底，却不知道深潜的珊瑚在什么地方。诗不可能没有瑕疵，即使三百篇也有，只是人们自己不敢挑剔罢了。它的句法有过于笨拙的，如“载猃歇骄”【三种名称都是田犬】；有过于直露的，如“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过于急促的，如“抑罄控忌，既亟且只”；有过于累赘的，如“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有过于平庸的，如“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它的用意有过于鄙俗的，如前面“每食四簋”一类；有过于逼迫的，如“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过于粗率的，如“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一类。三百篇经圣人删定，然而我绝不敢把它当作法式来模拟，原因就是前面所摘出的那些句子。《尚书》被称为圣经，然而我也绝不敢把它当作法式来模拟，原因就是《盘庚》等篇。孔子说：“辞语只要能通达就够了。”又说：“修饰辞语，树立诚意。”大概辞语没有不需要修饰的，但意旨却以通达为主。如今《易》系辞、《礼经》《孔子家语》《鲁论》《春秋》各篇，保存下来的，难道哪一篇不精工吗？扬雄避开通达而故意写得晦涩，作《法言》；太史公又避开晦涩，特意把它译得通达，作《帝王本纪》；都不是圣人的本意。圣人的文章，难道也没有高下等级吗？《禹贡》是千古叙事的祖宗；至于《盘庚》，我不敢妄加评论。周公谈论《诗》的话，难道还在《周书》之上吗？我夫子有文章而不作诗，凡是传下来的诗，有些也许并非他的真作。” 《易》奇特而有法，《诗》端正而华美。韩愈的话固然如此，但《诗》中有《书》的成分，《书》中也有《诗》的成分。至于“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必再说了。《易》中也自有《诗》，姑且举几条作为例子。《诗》中的话如：“齐侯的儿子，平王的孙子，威仪雍容美盛，不可挑剔。父母的话也值得畏惧。既然是上天所作，还能说什么呢？内室中的话，不可说出口。送我到淇水岸边。大夫早早退朝，不要使君主劳累。对于这种反复，我不再思考，也就算了。不是为了报答，只愿永远相好。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要求？心中的忧愁啊，有谁知道？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美玉。”皇父是卿士，家伯是冢宰，仲允是膳夫，棸子是内史，他们的言论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过错？如果不亲自出行而只谋划，因而便不能走上正道。心中的忧愁啊，那又能怎么办？有的出入朝廷讽谏议论，有的没有什么事情不做。成王的诚信，是天下的法式。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啊！既然掌握义理，白圭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这话语上的污点，却无法挽回。” 啊！多么光明显赫啊，文王的德行纯正无瑕！学习不断增长光明，直到文王、武王，继承太王的事业；这些话收入《尚书》，谁能分辨出来呢？《尚书》中的话如：“太阳正中，星宿为鸟，用来确定仲春。洪水浩荡，怀山襄陵，水势浩大滔天；以明显的功绩来考察，按照功劳授予车服。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夷族都来称王。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豫。疑惑的谋划不要实行，各种志向都要使其兴盛。四海困穷，天赐的禄位便永远终止。我的志向先已确定，咨询谋议众人都同意，鬼神也会依凭，龟筮都赞同。百官都恭敬有序，各种工事都合乎时宜。臣下啊，近臣啊；近臣啊，臣下啊！不要昼夜勤勉不息，不要在无水处行船。堂下吹管击鼗鼓，合奏时击祝，止奏时敲敔。箫韶九成，凤凰前来起舞。莱夷来治理牧地，他们的竹筐中装着檿丝。草木茂盛，树木高大。火烧昆冈，玉石一同焚毁。保佑贤能、辅佐有德，显扬忠臣、成就良才；兼并弱者，攻伐昏昧；夺取混乱者，欺凌将亡者；推翻已亡的，巩固尚存的，国家才会昌盛。圣人的谋略广大无边，美善的言语极其显明。只有上帝的赏罚没有常规，行善便降下各种吉祥，作恶便降下灾祸。上天不偏爱谁，能够敬天的才亲近它。人民没有恒常的归附，归附于有仁德的人。君主一人德行美善，天下各国便因此端正；如果他的德行不能恒常，九州便会灭亡。” “如果要调和羹汤，你就是盐和梅，不要让阿衡专美于有商。我武力发扬，进攻他们的疆域，夺取那些凶残之人；我的讨伐因此扩张，使汤王更加光荣。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月亮跟随星辰运行，便形成风雨。敬慎地遵循你的道路，用刑狱来长久巩固我们的王国。又不要偏斜不平，使它归于中正。”这些总合起来成为一章。《易》中的话如：“龙出现在田野，天下文明。整天勤勉不懈，随着时势一同运行。西南得到朋友，便与同类同行；东北失去朋友，最终会有喜庆。乌云密布却不下雨，从我西郊而来。要亡了，要亡了！它系在丛生的桑树上。埋伏军队于草莽，登上高陵；三年不能兴起。文饰如贝，洁白如皤；白马翩翩而来。君子得到车舆，小人剥落房屋。看见车舆被拖曳，牛被牵制；那个人头上受刑又割去鼻子。装载一车鬼怪，先张弓，后来又脱下弓。困在石头旁，依靠蒺藜。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雷震来时恐惧不安，随后笑语喧哗。旅人先笑，后来号哭。乾刚健，坤柔顺；比卦欢乐，师卦忧惧。临、观二卦的意义，有时给予，有时求取。”这些话都收入《诗》中。谁能分辨呢？不只如此，凡《易》卦爻辞以及彖辞、小象中押韵的，占十分之八。因此《易》也是诗。” 秦代以前，诸子、家人本来是一体。语言有方言，文字又多假借，所以杂乱而容易晦涩。到了左丘明、司马迁以及西京时期，才把它洗涤清楚。司马相如属于骚体一流，扬子云属于诸子一流，所以并不完全如此。六朝以前，才力不能高强却厌烦常规，因此反复说“换字，换字”，结果成为赘余。才力不高，所以格调低下。五代以后，学问不能广博，却苦于变化，因此反复说“去字，去字”，结果流于直率。学问不能广博，所以这种直率也显得卑下。《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二 关关鸣叫的雎鸠，栖息在河洲。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采了又采卷耳菜，却装不满浅筐。唉，我思念那个人，把筐放在大道旁。我姑且斟满金杯饮酒，还没有见到君子，忧思如同饥饿。道路上的露水湿漉漉的，难道不能早晚赶路吗？只是说道路上露水太多。小星闪烁，参宿、商宿在东方。小心谨慎地连夜赶路，早晚都为公事奔忙。实在是命运不同。太阳啊月亮啊，静静地思念这些事，却不能奋飞而去。燕子飞翔，羽翼参差不齐。想起先君，以此勉励寡人。击鼓声镗镗，踊跃用兵。有人治理国事，有人筑城漕邑，群雁和鸣，旭日刚刚升起。和风吹来，既阴又雨。采葑采菲，不要只因根茎不好便抛弃它。谁说荼菜苦？它的甘甜如荠菜。我亲自 尚且来不及顾念，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高大魁梧的男子，公庭上跳起万舞。力气强健如虎，手中缰绳像丝带。说我思念的是谁？是西方的美人。那个美人啊，是西方的人啊。北风多么寒凉，雨雪纷纷而下。喜欢我并善待我的人，愿与你携手同行。爱他却见不到，挠头来回徘徊。玉制的耳饰，象牙制的簪子，额头洁白明亮。怎么会像天神？怎么会像上帝？良马有五匹。手像柔软的荑草，皮肤像凝结的脂膏，颈项像天牛幼虫，牙齿像葫芦子，额头像蝉，眉毛像蛾须。巧妙的笑容美好，明亮的眼睛黑白分明。从我嫁到你家，三年都过着贫困生活。谁说黄河宽广？一根芦苇就能渡过去。伯父手执长矛，替君王在前面开路。自从伯父东行，我的头发像飞散的蓬草。难道没有润发膏吗？给谁梳妆打扮呢？说要下雨却不下雨，太阳却明亮地出来。到你的馆舍去吧，回来我再把美食授给你。巷子里没有居住的人，难道真没有居住的人吗？不如叔父，确实美好而且仁慈。将军，不要习惯于轻敌，警戒它会伤害你。两匹服马在前面昂首，两匹骖马像雁一样排列。清人在彭地，披甲的四马雄壮，两支长矛缀着重重的缨饰，在黄河上翱翔。向左旋转，向右抽击。女子说鸡叫了，男子说天还没亮。你起来看看夜色，明星已经灿烂。你不思念我，难道没有别的人吗？鸡已经叫了，朝廷已经满员了。” 不是鸡在叫，是苍蝇的声音。蟋蟀在堂上，年岁将要结束。如今我不快乐，日月正在流逝。不要过度享乐，应当专心考虑自己的居处。柴薪捆扎起来，三星已在天上。今夕是什么夜晚，竟见到这位美人？悠悠苍天啊，什么时候才有尽头？我所爱的美人已经亡故，谁和我独自度过长夜？四匹黑色骏马肥壮高大，六根缰绳握在手中。公侯宠爱的儿子，跟随公侯出猎。弓套围在胁下，阴靷以白铜相接，车毂上铺着彩色车茵。想起君子，温润如玉。芦苇青苍，白露凝结成霜。所说的那个人，在水的另一边。逆着水流寻找他，道路艰险又漫长；顺着水流寻找他，仿佛在水中央。黄鸟交交鸣叫，停在酸枣树上。谁跟随秦穆公？是子车奄息。只有这个奄息，是百人中的杰出者。来到他的墓穴，恐惧得战栗不止。那苍天啊，竟残杀我的善人。如果可以赎回，就让我用百人来抵他的命。忧心如醉。难道说没有衣服？我和你同穿一件袍。横木为门的简陋房屋下，可以安闲居处。泌水浩荡，可以用来解除饥饿。难道要吃鱼吗？一定要吃黄河的鲂鱼。蜉蝣的翅膀，衣裳鲜明整洁。我从东方来。从东方来，细雨蒙蒙。那匹马黄白相间。新的非常美好，旧的又怎么样呢？大雁飞行，沿着水中小洲。公侯归来却无处可归。暂且在你那里安居。四匹公马奔驰，周道曲折绵长。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王事没有止息，使我的心感到悲伤。伐木声丁丁作响，鸟儿嘤嘤鸣叫。从前我离去时，杨柳依依；如今我回来，雨雪纷纷。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害怕那些紧急的文书。车上的和鸾铃声雍雍和谐，万种福祉都由此汇聚。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实在以此为荣。车上织成鸟兽图案的旗帜，白色旌旗鲜明飘扬。元戎大车十辆，走在军队前面开路。文武兼备的吉甫，是天下万国的典范。四匹青骊马步伐整齐，路车高大鲜明。车上有竹席车盖和鱼皮车饰，马胸挂着铜饰，马缰用熟皮制成。方叔到来时，车辆有三千乘，旗帜鲜明飘扬。方叔率军出发，车毂束带交错，八个銮铃声铿锵作响。穿着君王赐予的礼服，朱色蔽膝鲜明，佩着发出铿锵声的青色玉珩。你们这些蠢笨的蛮荆之人，竟把大国当作仇敌。方叔是元老，能够振作并完成他的谋略。马匹萧萧鸣叫，旌旗悠然飘动。步卒和车夫都不惊乱，大厨房的食物也没有耗尽。吉日定在戊日。夜色怎么样了？夜还没有过半，庭院火炬的光还很明亮。君子来到这里，车上鸾铃声将将作响。鹤在九层高地鸣叫，声音传到天上。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那个人的品德像玉一样，不要吝惜你的美好声音而产生疏远之心。于是居处在这里，于是欢笑交谈；于是睡在床上，于是穿上衣裳，于是玩弄玉璋。巍峨的南山啊，山石高大险峻。声势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全都仰望着你。正月里降下了浓霜。父母生下了我，为什么使我遭受忧患？不在我之前，也不在我之后。那个月亮渐渐隐微，那太阳也渐渐隐微。高岸变成了深谷，深谷变成了丘陵。议论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这个过错？天一亮我便睡不着，心中挂念着二位。弯曲的周道，已经全被茂密的草覆盖。我心中忧伤，痛苦得像被捣击一样。忧患使我渐渐衰老。君子不要轻易发表言论，因为耳朵可以贴在墙上听。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别人心里想什么，我能够揣测出来。这正是祸乱的阶梯。瓶子已经空了，这是大罍的耻辱。周道平坦如砥石，笔直如箭。君子所走的道路，是小人所注视的。小东大东诸地，织机上的经纬线都快用空了。鞋带纠结的葛鞋，可以用来踏霜。那高高踮起的织 女儿整天织布，织到七次梭往返，虽然已经七次往返，却织不成完整的布帛。那明亮的牵牛星，并不能用来驾车载箱。东方有启明星，西方有长庚星。南方有箕星，却不能用来簸扬米糠；北方 有斗星，却不能用来舀取酒浆。光明的上天照临着下界，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忧患。我们划定疆界，整治田地，使田亩向南向东开辟。上天布满乌云，雨雪纷纷，又加上细密的小雨。雨水既充足又丰厚，既沾润土地又使其饱足，于是生长出各种谷物。祭祀的礼仪十分完备，先祖因此尊贵。有云气密集，降雨绵绵；雨水先落到公田，终于也下到我的私田。六根缰绳润泽柔顺。菟丝和女萝攀附在松柏上。高高戴着礼帽，君子来朝见。用什么赏赐他呢？即使没有别的赏赐，也有路车和马匹。鸾铃声音细密清脆。雨雪纷纷，见到日光便消融。头发卷曲得像蝎尾。整天采摘绿草，却采不满一捧。我头发弯曲凌乱，姑且说要回去洗沐。心中把这件事藏着，哪一天能够忘掉它呢？羊群的额头高隆，三星映在捕鱼的笱中。为什么不每天弹琴鼓瑟？百姓已经劳苦不堪，大概可以得到一点安宁了；惠及这个中国，以安定四方。遏制盗贼暴虐，防备祸患，不要因为它尚未明显就不加警惕。君王想要把你当作美玉，上天正降下艰难，不要这样喜乐放纵。上天正要使天下倾覆，不要这样懈怠喧哗。上天的窗户

译百姓就像埙和篪一样协调，就像璋和圭一样相配，就像取来和携带一样亲近。贤能之士是藩篱，太师是墙垣，大国是屏障，王室宗族是栋梁；怀有德行便能安宁，宗子便是城郭。你们在中国喧哗暴虐。上天不会让你们沉溺于酒，即使没有年老而有经验的贤人，尚且还有古代的典章制度。深远的谋划能够确定政命，长远的谋略能够及时告诫。没有哪句话得不到回应，没有哪种德行得不到报偿。神灵降临的时候，实在不可测度，哪里能够厌倦怠慢呢？并不只是当面教导你，还要提着你的耳朵反复告诫。是谁制造了祸乱的阶梯，使它至今仍成为祸害？谁能够手持灼热之物而不去洗濯？这样又怎能得到善果，反而会一起陷入沉溺。进退都处在困境之中。听到劝告才答话，诵读言辞却像醉了一样。那高远的银河，明亮地回旋在天空。没有哪个神灵不去祭祀，没有哪种珍爱的牲畜不被用作祭品。旱魃造成灾虐，仿佛火烧火焚。抬头仰望昊天，只见星光微弱闪烁。山岳降下神灵，生出了甫和申。申和甫，都是周朝的栋梁。士人和百姓都病困不堪。聪明的男子能够成就城郭，聪明的妇人却能倾覆城郭。妇人有长舌，是祸乱的阶梯。贤人一旦亡失，邦国便会困顿衰败。十千人结为一偶。人数达到万亿和秭数。设置钟架和鼓架，树立崇牙和羽饰；应鼓、田鼓、悬鼓、鞉鼓、磬、柷、敔都已陈设齐备，于是奏起箫管，各种乐器一齐演奏。乐声宏大，庄严而和谐地鸣响。诸侯雍容而来，到达时肃穆整齐；诸侯公卿相随而至，天子仪容穆穆。龙旗鲜明飘扬，和铃声声清脆，马缰皮带发出铿锵声。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而不可及；它使人的升降进退都受到安排，每天都在这里监察。又砍除草木，又砍伐灌木；耕地时土块松软，千对耦耕者一起除草，走向低湿地和田间小路。禾苗茂盛，除草绵延不断。田地高大像城墙，田垄排列像梳齿，因此可以开辟出百间仓室。防地的酒味醇厚柔和。多么强盛的王师啊，遵循时势蓄养力量，等待昏暗过去。牡马肥壮，在郊野奔跑。姑且说那些肥壮的马吧，有青白杂毛的，有黄白色的，有黑色的，有黄色的，车乘声势浩大。白鹭振翅飞下，鼓声咽咽，醉后便起舞。不论身份大小，都跟随公出征远行。永远赐予长寿，使人难以衰老。你吃我的桑葚，怀念我美好的声音。白色牡马红色而刚健，牺牲用的酒尊声势庄严；火炙的肉、大块的肉羹，笾豆和高大的俎台都已备齐；万舞盛大壮观，孝孙因此获得福庆。不亏损，不崩坏，不震动，不腾跃；三种长寿相互为伴，像山冈、丘陵一样长久。公的战车有千乘，装饰着朱色缨络和绿色丝带；两枝长矛，重叠的弓；公的徒众有三万人，戴着贝胄，系着朱色丝带，众多士卒声势盛大。头发黄白而牙齿如孩童。鞉鼓声深沉，管乐声清脆，既和谐又平正，随着我的磬声演奏。上天命令玄鸟降临，生下商的始祖，居住在殷土，疆域广大。相土声势威烈，海外各地都整齐归服。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宽和从容，各种福禄因此汇聚。树苗中长出三个旁蘖，没有一个能够长成通达；九州都整齐归服，韦、顾已经被讨伐，接着讨伐昆吾和夏桀。猛烈地讨伐殷朝武王，奋力征伐荆楚，深入险阻之地。他的声威显赫盛大，光明昭著。他的神灵和寿命都长久，并且安宁，以此保佑我们的后代。《诗》有极其含蓄的，有深沉哀恻的，有切直急迫的；文章的法度有极其婉转曲折的，有清明畅达的，有峻拔纯洁的，有奇特诡异的，有玄妙深远的。骚赋、古诗选本、乐府、歌行千变万化，都不能超出这些境界。所以我摘录其中的章句，用来显示文章法度的来源。像《鹿鸣》《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緜》《棫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生民》《既醉》《鳬鹥》《假乐》《公刘》《巻阿》《烝民》《韩奕》《江汉》《常武》《清庙》《维天》《烈文》《昊天》《我将》《时迈》《执竞》《思文》，没有一个字不能作为法则，应当全部诵读它们，这里不再抄录。古代散佚的诗、箴、铭、歌谣之类，其中有些言语可以收入《三百篇》：高高的车乘啊，用弓来招引我；难道我不想前往吗？只是害怕我的朋友。君子有酒，小人便击鼓敲缶。即使有丝麻，也不要丢弃菅草和蒯草；即使有姬姓、姜姓的美女，也不要丢弃容貌憔悴的女子。祈招的 声音深沉和谐，用来彰明美好的德音；思考我王的法度，使它像玉一样，使它像金一样。等到黄河水清，人还能活多久呢？马虽然强健，缰绳却柔软；马也不刚强，缰绳也不柔弱；志气蓬勃，取舍毫不迟疑。棠棣的花朵，轻轻反复摇曳；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居室相隔太远。鱼儿在水藻间游动，它的心志却在鱼饵上。九次变化之后又恢复贯通，知道言辞中最精妙的选择。洁白的生丝，关键在于把它染成什么颜色。以上是散佚的诗。使我们众民得以立身的，无不是你的法则；我们不必刻意求知，也不必刻意作为，只要顺从上帝的法则。【《康衢》】黄色池水边，马匹喷着沙沫，尊贵的人显现威仪；黄色泽水边，马匹喷出玉屑，尊贵的人接受福禄。【《黄泽》】白云在天空中，山峰从云间显现。【《白云》】以上是歌谣。卿云灿烂啊，交错缭绕啊；日月光华灿烂，早晨过去又是一个早晨。【《卿云》】南山有乌，北山张开罗网；乌鸟自己高高飞去，罗网又能把它怎么样呢？【《乌鹊》】日月光明啊，安寝时光已经流逝；与你相约啊，在芦苇水湾。【《渔父》】以上是歌。山谷里的风轻轻吹来，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降雨。这个女子出嫁，我远送她直到郊野。【《漪兰》】陇头的流水，分流四处奔去。我想到自己正在服役，飘然行走在空旷的原野。【《陇头》】以上是琴操。光明而恭敬啊，口口生出污垢，口戕口。【原文有缺字，无法确译。】与其沉溺于人，不如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防止，沉溺于人则无法救治。【《盥盘》】不要说有什么伤害，那祸患将会长久。【《楹》】接受一命任职便弯腰，再受二命便驼背，三受命便俯身，只能沿着墙根行走，也没有人敢欺侮我。用这里的粮食煮饭，用这里的粮食熬粥，来糊住我的嘴。【《鼎》】以上是铭文。扛起这柄长耜，耕种那片南亩；四海之内都拥有这样的田地。【《舜祠田》】光明而尊严的上天，照临着下界；聚集大地的神灵，降下甘美的风雨；各种事物和众多生灵，各自都得到适宜的处所。【《用祭天》】以上是辞。凤凰飞翔，和谐地鸣叫，声音铿锵。有妫姓之后，将在姜姓之地孕育。【《懿氏》】以上是繇辞。细流涓涓，如果不加堵塞，终将成为江河。【黄帝语】我们的君王不防备边患，我们凭什么得到安宁？我们的君王不愉悦安适，我们凭什么去辅佐他？一旦有所防备，一旦得到安乐，便足以成为诸侯的准则。前怕狼后怕虎，这样一来，身体还剩下多少呢？以上是谚语。

译汉魏人的诗句中，有些极其得到《三百篇》的遗意，姑且记在后面。不只是降雨，还使它得到润泽；不只是遍及一处，还广泛地布施流布。各种各样的禽兽，都在我的君王园囿中欢乐。总括并整齐各个邦国，以辅翼大商。打败那大彭，功勋业绩光辉显赫。谁说华山高呢？只要踮脚便能与它齐平。谁说德行难以成就呢？勉励百姓便能做到。金色的旗杆上饰有秀美的华盖，众多羽饰装点着翠色旌旗。王侯秉持德行，邻近之国恭敬整齐。光明显著，昭然可见；只有德行才是美善，建立诸侯是常道。像山像岳，高耸而不可倾覆；像江像河，深广而不会盈满。大海浩荡，是水流归聚之处；高尚贤人和悦快乐，是百姓怀念的对象。阳春播布恩德，万物焕发光辉。这些诗句，是《大雅》《小雅》和《周颂》中和平诗篇的流韵。鲜明的紫芝，可以用来解除饥饿。月亮出来多么明亮啊，那是君子的光辉。你有礼乐，我有衣裳。胡地的马依恋北风，越地的鸟在南方树枝上筑巢。衣带一天比一天宽松。清商之音随风传来，中间的曲调正在回旋。秋蝉在树间鸣叫，玄鸟飞去，哪里才是安适之处？你把我抛弃，仿佛抛弃遗迹。清清的一条河水相隔，两人含情相望却不能说话。琴弦急促，便知道琴柱调得紧。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疏远，后来的人一天比一天亲近。忧愁多了，才知道夜晚漫长。穿上这件衣服寄托长久的相思，用它系住无法解开的情结。走出门户独自徘徊，忧愁思绪应当向谁诉说？明亮得如同月亮，什么时候才能摘取到它？忧愁从心中涌起，无法断绝。不惜年华流逝，只忧虑世道不能治理。山不嫌高，海不嫌深。海水知道天气寒冷。进门之后，各自取媚于人。难道他不是在天街思虑防备吗？难道他不是在枌榆乡怀念归去吗？天命不会改变，谁敢把它改易？只可惜衣袖太短，伸进里面的手知道寒冷。忧愁来时没有一定的方向，别人没有谁知道它。徘徊之间忽然已经很久，白露沾湿了我的衣裳。百姓多有邪僻，政事却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游过那条长河，说是在水边休息；登上那座高冈，说是要割取荆楚。这是《国风》中清婉而含有微讽的一类诗。神灵降临了，神采多么盛大！先以雨水纷纷降下。志气卓异，精神奇伟，凌驾浮云，昏暗中向上奔驰。如今怎么能同龙匹配为友？登临高台，车盖高张。江中有芳香的草，把它看作兰草。昌乐宫中肉块飞动。彩虹垂挂在天边。水面多么浩荡，山岛高高耸立。日月的运行，好像从其中升起。孤独的野兽奔走着寻找同类，口衔青草，来不及吞食。世上没有萱草，使我悲哀叹息。这是秦、齐变风中奇峭遗风的体现。秦始皇时，李斯所撰写的《峄山碑》，三句才押一次韵，这是《采芑》第二章的写法。《琅邪台铭》一句一韵，三句换一次韵，这是《老子》“明道若昧”一章的写法。《太公阴谋》中有一篇笔铭说：“毫毛茂盛，陷入水中还可以脱身；陷入文章之中便不能存活，在鱼鳞之间取得它。”我认为这话含义精深，文辞也很优美；然而这应是邓析以后人的语言。“毫毛茂茂”所说的事，是蒙恬以后才有的，必定不是太公所作。屈氏的《离骚》，是《骚》类作品中的圣作；长卿的赋，是赋类作品中的圣作。一部以《国风》为体，一部以《颂》为体，创制篇章体制都达到了极高深的境界，所以同为创作者，不要轻易分判优劣。《天问》虽然属于《离骚》，但本来就是《四诗》的韵体；只是文辞散漫，事迹恍惚，不能保存下来。严延年《易林》、伯阳《参同契》，虽然把数术作为著书的内容，但归根结底都是四言诗中的佳作，不过是继承了《三百篇》遗留下来的写作法则罢了。杨用修说：“《招魂》远胜于《大招》，足以冲破宋人的眼界。宋玉的作品深厚周至，比不上屈原；宏伟华丽，比不上司马相如，但兼有两家的长处。” 《大风歌》用三言写成，气势笼罩宇宙。张扬千古帝王的气概，是赤帜高帝啊；汉武帝本来就是词人。《秋风辞》一章，几乎可以和《九歌》相比。追想《李夫人赋》，在长卿之下，在子云之上。这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三言精绝，落叶哀蝉”几句，疑心是伪作。“幽兰秀簟”几句，确实是传下来的文辞。《大风歌》是在问：处于安定时是否没有忘记危险？大概是刘邦霸业之心仍然存在吧。《秋风辞》是在问：欢乐到了极点便转为悲哀？大概是悔恨之心开始萌发了吧？文中子称赞两位皇帝的话，距离孔子的境界并不远。《垓下歌》本来不必因为写到“虞兮”而有所嫌疑。它的悲壮呜咽，同《大风歌》各自描写一面。帝王兴衰的气象，过了千年以后，只有曹公“山不厌高、老骥伏枥”和司马仲达“天地开辟、日月重光”这些话，差不多可以继承它们的声韵。《柏梁台诗》是七言歌行创体，主要以质拙取胜。“日月星辰”一句，应和它的人没有能够超过的。宗室势力广大，日益滋长。宗正刘安说，国外家的公主无法治理。担任京兆尹，按理应当作“内史”。三辅盗贼滋生，天下就危险了。左冯翊减宣说，盗贼从南山兴起，成为百姓的灾祸。右扶风李成的话如果可信，可以说是强烈进谏了，却没有听到逆耳之言。郭舍人咬妃子的嘴唇，甘美如饴，淫乱而没有人臣的礼法，却也没有听说受到惩罚治理，这是为什么？至于“枇杷、橘、栗、桃、李、梅”，虽然极其可笑，但也有其出处，大概是《宋玉〈招魂〉》篇中的句子。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营平侯、李广利，都是勇武的虎臣；然而《柏梁诗》以及郡国士马、羽林材等诗句，写到安抚四方夷族，实在不容易！这些话无愧于七言诗的风雅。关于封建三王的表章以及屯田的各种奏疏，两汉文章都没有能够超过的。然而，三王表章或许是幕客所作；《柏梁诗》的歌咏都依照官位次序排列，只有骠骑将军排在丞相之前，大将军排在丞相之后。古人说“去病日贵”，这也是一个证明。考察《古文苑》注文所说，柏梁台建成于元鼎二年，登台赋诗是在元封三年。但霍去病在元狩六年去世；这时青盖兼任二职。既然如此，那么“郡国士马”的诗句，难道也是出自青盖之口吗？韦孟的作品，继承了玄成雅颂之后的传统，没有失掉前人的规范，繁富而又整饬，所以不容易赶上。昌谷轻视它，这一点是我私下所不能理解的。钟嵘说：“《行行重行行》等十四首，文辞温润而华丽，意境悲凉而深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价值千金。”后来那些被并入其中的诗篇，年代越晚越疏远。有五首编成《十九首》，认为是枚乘所作。有人把“洛中何郁郁”看作戏谑之作，把“宛与洛”看作咏物之作。“东京盈盈楼上女”一句，是因为避惠帝的讳。按说临文时并不避讳，例如“总齐群邦”之类，所以触犯高祖的名讳也无妨。“宛洛”本是旧周都城，那里不过是王侯宅第很多。周代的王侯不称“第宅”；“两宫双阙”等语，也似乎有东京时期的语意。诗中间杂有枚乘的作品，也可能有张衡、蔡邕所作，不能确定。论说道理比不上《三百篇》，但含蓄的言辞婉转微妙，因此足以与《三百篇》并驾齐驱。这是千古五言诗的祖宗。彼此相隔一天比一天遥远，衣带一天比一天宽松。“缓”字写得妙极了。古歌又说：“离开家乡一天比一天远，衣带一天比一天宽。”难道古人也互相因袭吗？还是偶然相同呢？“相”字典雅，“趋”字峭拔，两句都很有意味。

译“东风摇动百草”，“摇”字稍稍显露峥嵘，句法便被人看破了。“朱华冒出绿池”，“冒”字更加刺眼。“青袍像春草”，又是后世显露技巧的做法。李少卿的三章，清新平和，适意而含怨，却不愤怒。子卿的作品稍显错杂，但它的风格法度也属于鲁、卫一类。“上山采蘼芜”“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橘柚垂华实”“十五从军征”“青青园中葵”“鸡鸣高树颠”“日出东南隅”“相逢狭路间”“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阳城东路”“飞来双白鹄”“翩翩堂前燕”“青青河边草”“悲歌缓声八变”“艳歌纨扇篇”“白头吟”，这些是两汉五言诗的神妙境界，可以和《古诗十九首》、苏武、李陵的作品并驾齐驱。《诗谱》说：“汉代郊庙歌辞十九章，构思锤炼得严峻刻深，用字精妙奇特，确实如此！然而它失之于过分峻厉，保留了《秦风·小戎》的遗意，不是《颂》诗一类。唐山夫人的雅歌一流，调子短促柔弱，未能舒展。”铙歌十八曲中，有些难以理解、急迫而曲折的句子，例如“丝如鱼乎悲矣”“尧羊蜚从王孙行”之类；有人认为其中有缺文断简，如“妃呼豨收中吾”之类；有人认为这是曲调遗留下来的声腔；有人认为是把正辞和填调兼收，大小篇章混杂记录。甚至有人直接认为这些作品不值得观赏。《巫山高》中的“芝为车”，难道不是三言诗的开端吗？《临高台》中的“以轩桂树双珠青丝玳瑁”，难道不是五言诗神足气完的作品吗？《驾六飞龙》《四时和》《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难道不是七言诗的美妙境界吗？它的错误之处既不能理解，佳妙之处又不能辨识，因而认为不值得观赏，也是当然的。《铎舞》《巾舞》《歌》《俳歌》《政》等，和如今的琴谱、乐声、车公车之类一样，完全没有意义，不值得保存。我摘录《苏李杂诗》十二首，虽然内容杂乱而缺少头绪，却浑厚质朴，可以吟咏；即使未必是苏武、李陵二人的亲笔，也终究不是晋人所能写成的。例如：“人生一世之间，富贵和愿望相同。”“全都被红尘遮蔽天地，白日为什么这样昏暗？”“北斗七星指向西北，指着天汉；东南方倾斜。”“粗布短衣里面没有完整的衬里，衣带断了就用绳子接续。”“把水注入瓶中，哪里能辨别淄水与渑水？”“仰头看云间的星星，忽然好像割开了长长的帷幕，仿佛听到河桥之间的言语。” 杨用修辑录古诗中的逸句以及书中可以收入诗里的语句，不能做到精确，也有遗漏；我选择其中一些加以记录。“红尘遮蔽天地，白日为什么这样昏暗？”“怎么知道凤凰的德性，只因它来显现得很少。”以上二句都归李陵。“江汉中的浮萍漂漂荡荡，永远没有根。”“陵墓中的草青青，叶子倾斜着接受早晨的阳光；‘晞’写作‘希’才妙。”“秋霜降下，树叶飘落，大雁应当向南飞。”“人虽然远去，精神却很接近，睡梦中也能见到他的容光。”“初秋北风吹来，吹过我的章华台。”“浮云多带着暮色，仿佛从崦嵫山而来。”“石头上生长着菖蒲，一寸之内有八九节。”“仙人劝我进食，使我的脸色更加美好。”“被休弃的妇人离开后不再回望门户，枯萎的韭菜也不再进入园中。”以上署诸葛孔明。“探入怀中取出交给所爱之人，愿意沉醉而不顾自身。”以上署王仲宣。“明亮的月亮垂下洁白的光，黑云显出朦胧的形状。”以上署刘公干。“用金荆枝拿来作枕头，用紫荆枝拿来作床。”“黄鸟鸣叫着互相追逐，啾啾地发出美好的声音。”“声音和谐如同飞翔的云，忽然又像受惊的风四散。”以上署枣腆。“迅疾的风像展开华盖的翅膀，飘摇着如鸿雁飞翔。”以上署石崇。“争先并不是我的事情，静静地照见自己，在忘却追求中安然。”以上署右军。“远远看去，野外的树木显得很短。”以上署虞骞。“沐浴着日光从东边的水湾升起。”以上为仙诗。以上都是古诗。“活着没有一天欢乐，死后却有万世之名。”以上出自《列子》。“一块玉璧可以称为美玉，何必一定要等到满一尺长。” “骏马养在外厩，美人充列在堂下。”出自《战国策》。“用香熏它，反而因香而自焚；用油脂点灯，反而因光明而自煎。”出自《龚胜传》。“孔子辞去廪丘，始终不盗取带钩；许由让出天下，始终不以封侯为利；太阳运行一周，月亮运行一周，始终不随时代改变；南边的道路没有道路，野外没有道路，北边停息在沉墨乡。”以上均出自《淮南子》。“赤脚穿着商地的鞋，经过重重翻译吟诵诗书。”出自王充。“新雨初晴，清明的阳光升起，天光照入缝隙之中。”出自佛经。“陇坂盘绕九曲，不知道究竟有多高。”出自《三秦记》。“高大的树木知道旧都。”“新林中没有高大的树木。”以上二句均出自《吕氏春秋》。“清澈的急流如同铺展开的白绢。”出自《罗含记》。“挥动衣袖，掀起风尘。”出自刘邵。“兰花的花朵难道会徒然鲜艳吗？”出自郭璞。“文采斑斓的鸟遮蔽了绿色的水面。”出自应璩。“两只雄鸟不能同时栖息。”出自《三国志》。以上都是杂书中的语句。《孔雀东南飞》质朴而不粗俗，错综而能整饬，叙事如同图画，抒情如同诉说，是长篇诗中的圣作。有人不容易理解它，甚至把它同《木兰诗》并称。《木兰诗》未必因为使用“可汗”一词就值得怀疑；“朔气”“寒光”等语使它受到贬低，但就作品本色而言，自然是梁、陈以及唐人的写作手法。《胡笳十八拍》的柔软语调好像出自闺房，其中却夹杂着唐代曲调，不是蔡文姬所作。它和《木兰诗》很相像。我读《琴操》所记的舜、禹、孔子以及诗歌，内容都浅显平易，不值得称道。至于文王被拘幽的篇章，记载文王被囚禁，却说“殷道昏乱，浸淫污浊而烦乱，朱色与紫色混杂，不加区别，沉迷于声色，听信谗言”，暂且不论它的文辞如何，仅从内容看，文王内心文明，外表柔顺，遭遇患难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仰望天空，按图而察，殷朝将要灭亡”，难道周人还会三分天下而服事殷吗？“至德之人说话，望见来羊”，本来只是因为眼睛像望羊一样，所以傅会成这样的说法。其他如《献玉退怨歌》，说主人公是楚怀王的儿子平王；可是平王是灵王的弟弟，隔了数百年才到了怀王时期，却竟说献玉之人是乐正子，何其鄙俗啊！《穷劫曲》说楚王乖张恶劣，任用无忌，诛杀白氏，三次交战攻破郢都，楚王出奔；任用无忌的是平王，出奔的是昭王，太子建已经死了，他有个儿子叫胜，后来封为白公，并不是白氏。歌词又说“留下士兵，放纵骑兵，俘虏京城宫阙”，那时还没有骑兵作战。“河梁歌”说举兵讨伐、攻打秦国；但在越王句践时，秦国还没有称王，句践又没有攻打秦国。凡是假托古人而流传下来的作品，没有不与古事相通的；如果竟然不通于古事，这难道是假作之人的罪过吗？词赋不是一个时期就能写成的。《西京杂记》说，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上林赋》，苦心构思百余日才完成，就是这个道理。梁王兔园中的诸位文士，没有一篇佳作，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座中既然有司马相如，难道还应当罚酒吗？只免不了把笔毫写坏。“进入时不说话啊，出去时不辞别，乘着旋风啊，载着云旗。”即使你恍惚不定，这话说得多么壮烈啊！“悲哀没有比活着却彼此离别更悲哀的；快乐没有比新近结识知己更快乐的。”这是千古抒写情感之语的祖宗。

译《卜居》《渔父》便是后来赤壁诸公开创先例的作品。向不好的榜样学习，会使人长久叹息。长卿的《子虚赋》等赋，本来取法于《高唐赋》描写景物的各种体制，但文辞胜过了它。《长门赋》出自《离骚》，不用说胜过屈原，因此也高于宋玉。长卿把赋当作文章来写，所以艰深；蜀地的《封禅文》绵密华丽，却少有骨力。贾谊把文章当作赋来写，所以《吊屈原赋》《鵩鸟赋》大都直露而少有情致。太史公是千秋罕见的奇才，却不懂得写赋。他记载《子虚赋》《上林赋》，也只是因为它们文辞宏伟华丽，为世人所珍爱罢了，并不是真正能够欣赏吟咏它们。看他推重贾谊的几篇赋，就知道他只是欣赏贾谊通达、能够用于世事的才干。太史公自己所作的赋自成一家，但他的《士不遇赋》完全不成文理。荀卿《成相》等篇，便是千古以来的恶劣文风。杂多却不混乱，反复却不令人厌倦，这大概就是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的地方吧？华丽却不诙谐放荡，纵情铺陈却有节制，这大概就是长卿之所以成为长卿的地方吧？如果用整齐有序来要求这两个人，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少了。子云虽然有剽窃模拟，尚且缺少狭窄的路径；到了班固、张衡以后，越是博杂，越是晦涩，也越是低下。子云十分敬服长卿，曾说：“长卿的赋难道不是从人间而来，而是达到神化的境界了吗？我钻研揣摩到白头，最终也不能赶上他，却还诋毁他，说这是欺骗世人的话。扬雄说雕虫小技是壮夫不做的事，终于开启了千古以来藏拙的开端，也成为宋人的门户。” 《国风》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分淫荡，《小雅》含有怨愤讥刺却不至于紊乱。《长门赋》这一篇，几乎可以和它们相媲美。阿娇后来再次得到宠幸，却不见于史传记载。这大概是因为作者深切爱惜才华、又特别看重风调，或许确有此事，只是史书失于记载罢了。凡是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的作品，没有不浓丽精工、达到极致的。唯独《琴心》二歌，浅薄幼稚，或许是一时匆忙写成，或许是后人增补。苏轼竟说《李陵》三章也是伪作，这是小孩子的见识。作品的工巧若能出人意料，意旨又寄寓在常法之外，使曹氏父子尚且难以做到，何况其他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子虚赋》《上林赋》才料极其丰富，文辞极其华丽，而运笔又极其古雅，精神极其流动，意趣极其高妙，因此无人能够企及。贾谊有它的意趣却没有它的才料，班固、张衡、潘岳有它的才料却没有它的笔力，扬雄有它的笔力却没有达到那种精神流动的境界。《长门赋》气势强盛，但在攻取中心语意方面也显得过于笨拙。至于写陈皇后撩起长袖来遮掩自己，历数往日的过错和祸殃，后来仿佛有神灵相助；汉家的雄主，竟一概成为沉溺女色之人，或许再次宠幸她、又再次抛弃她，也未可知。班孟坚的《两都赋》，似乎不如张平子的作品。张平子虽然有铺陈过多的文辞，却有许多佳妙境界和壮丽语句。她面色微红，含着薄薄的怒意而自我克制，难道竟不可以冒犯吗？眼睛略微顾盼，精气神彼此传递，情志和姿态横溢而出，无法一一记述。这是王延寿《神女赋》所写的情状。神情内敛而体态舒展，俯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含着喜意微笑，暗中窥视，眼波流转。这是王延寿《登徒子赋》所写的情状。神光聚散不定，忽明忽暗，进退难以预料，仿佛要去又仿佛回来；转眼流露精光，面容光润如玉，含着话尚未吐出，气息像幽兰一样。这是曹子建《神女赋》所写的情状。它的妙处在于情意，而不在于外在形象。不过，它本于屈原的诗句：“满堂都是美人，忽然同我以目光相交；既含着顾盼之意，又适宜微笑；你爱慕我美好而幽深的姿态。”只是改变了写法来表现它。宋玉的《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一篇，文辞格调并没有相差太远，所以昭明太子编选《文选》时遗漏了它。《大言赋》《小言赋》，不过是枚皋一类滑稽文人的作品罢了。《小言赋》中“无内”一段，本来只是尽情驰骋辞藻，却好像稍微有所领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班姬《捣素赋》，开头好像是在观看刚刚绞练的白绢；制成之后选择玄黄等颜色，出自自己的裁量；以往时的华美标准来裁制，如今看来却疑心形制已经不同于当时。又有书信已经封好却再次题写，箱笥已经封缄却又重新系结，这些都成为六朝鲍照、谢灵运等人的写作源头。昭明太子知道选取那些作品而遗漏这一篇，不知是什么缘故。扬子云的《逐贫赋》固然是韩愈《送穷文》的阶梯和先导，但内容很单薄，变化也少。其中《贫答主人》说茅屋土阶与瑶台琼榭相比，是以俭朴回答奢华，并不是贫穷回答主人。韩愈纵横驰骋，意趣多变，文辞也雄奇宏阔；结尾写烧掉车船、请穷鬼上座，也自有胜处。扬子云作赋以及写《太玄》《法言》，那种旁搜博取、苦心模拟、深思曲折变换的功夫，也只是出于他的性情接近此道，并不一定是因为才力特别高。傅武仲有一篇《舞赋》，都是假托宋玉替襄王问答。等到我读《古文苑》，才发现宋玉《舞赋》所缺的部分有十分之七，而其中精妙的语句，如“华美的衣襟飞扬，衣袖和细罗交杂”，实在是华丽的文辞。至于描写舞姿，像罗衣随风飘动，长袖交错纵横，连续飞舞散开，迅疾地聚合，姿态柔美而舒缓，动作机敏、体态轻盈；又转身返回舞入，迫近急促的节拍，曲折身形奔向远处，旋转而摧折，细薄的绉纱像蛾子飞舞，纷乱闪耀仿佛将要断绝。除此之外，这样的文字也不多见。难道是傅武仲扩写宋玉的《舞赋》，把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吗？还是后人删节傅武仲的赋，又因序文中的话误以为是宋玉所作呢？枚乘《兔园赋》的记载者认为，它是在梁王去世以后由子皋所作。根据结尾先由妇人歌唱，后来没有人应和来看，也像是一篇没有写完的作品。声音凄凉哀厉而辛酸，嘤嘤关关，好像离群的鸿雁在呼唤它的雏鸟。声音含蓄和谐，雍雍喈喈，好像群雏跟随母鸟。它写笙的巧妙，在于【“鸣”字作“命”】调节器具使声音和谐，所以余音流逸；簧片有张有弛，所以声音清越；音孔之间相隔较远，所以音调滞涩；琴弦较长，所以发出微弱的鸣声。这些难道是《琴赋》的实际用途吗？它写扬起和悦的面容，挽起洁白的手臂，直到姿态变化无穷，用数百句话才稍稍把形态描写尽。大概是因为嵇叔夜精通琴艺的缘故。王子渊的《洞箫赋》、傅季长的《长笛赋》，才力比不上学问，长于铺陈叙述而少有发挥。《洞箫赋》中把洞箫比作孝子慈母，也不如潘安仁的比喻恳切而雅正。杨用修所记载的七种仄声用韵，例如宋玉“吐舌”“万里唾四海”，纬书中“七变入臼”“米出甲”，佛偈中“一切水月一切摄”。七种平声用韵，例如《文选》中的“离袿飞绡”“垂纤罗”，都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参差开”。“有客有客”，字面上与子美相和相美，容易诵读，而杨用修却没有涉及。考察傅武仲《舞赋》，我家有《古文苑》，《文选》都作“华袿飞绡杂纤罗”，并不说“垂纤罗”。东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纯，都凭借奇异才华和神奇术数做官，却都不得志。郭景纯是把舌头当作笔的人，管公明是把笔当作舌头的人，东方曼倩则是笔舌交互运用的人。若论超越世俗的智慧，曼倩最高，公明次之，景纯在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 明，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第三 《檀弓》《考工记》《孟子》《左氏》《战国策》以及司马迁，是在文章方面达到圣境的人吗？它们叙述事情，就像造化工巧地肖似万物。班氏，是在文章方面称贤的人吗？人工的技巧达到极致，与天工交错。庄子、列子、《楞严经》《维摩诘经》，是在文章方面近于鬼神的人吗？它们通达的见识像峡谷决裂、河流溃决一样，幽深诡变而幻化无穷，使人无法知道它的端绪。除上述文章之外，《山海经》《穆天子传》也自有古朴刚健而有法度之处。太史公的文章有几个方面。帝王本纪，是用自己的笔法解释《尚书》的作品，又多引用图谶纬书和诸子家的话，因此文辞铺衍而空虚。《春秋》各世家，是用自己的笔法增删损益各史书的作品，因此文辞流畅而驳杂。仪、秦、商鞅、范睢等人的传记，是用自己的笔法增删《战国策》的作品，因此文辞雄健而奔放。刘邦、项羽、韩信、勾践等人的传记，记载的是他所听闻的事情，因此文辞宏大而壮盛。《河渠书》《平准书》记载的是他所亲见的事情，因此文辞核实而详尽，委婉而富有风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抒发的是他寄托的感情，因此文辞精密严整而工巧，深厚磊落而多有感慨。西京的文章，实际上比东京的文章强健，仍然没有脱离真实。六朝的文章浮华，已经脱离真实。唐代的文章庸常，但还没有脱离浮华。宋代的文章鄙陋，已经脱离浮华了。文章一路向下。元代没有文章。韩愈、柳宗元是振兴唐代文章的人，他们的文章质实；欧阳修、苏轼是振兴宋代文章的人，他们的文章空疏；临川王安石有法度却偏狭，南丰曾巩丰厚却铺衍。老子谈论道理，就把文章传下来；文章因而成为经。佛氏谈论道理，就把文章奉为经；文章因而成为传。《圆觉经》的深奥精妙，《楞严经》的宏阔博大，《维摩诘经》的奇特纵肆，渐渐超过鬼谷子、淮南王了。枚乘的《七发》，它的源头是宋玉的变体吗？文意几乎已经枯竭，忽然转写观潮，于是成为滑稽之作。而且文辞气势跌宕，奇诡瑰丽而不守常格；曹子建以后，模拟牵强附会，往往令人厌烦。然而它的方法还保存着；到了后人仿作而更加鄙陋时，它的方法也就废弃了。《檀弓》简约，《考工记》繁复；《檀弓》明白，《考工记》深奥。二者都各自极尽精妙。虽然未必是圣人亲笔，却不像汉武帝以后人的语言。孟轲氏辨析道理而合乎经义，庄周氏辨析道理而不合乎经义；公孙侨辨析事理而合乎经义，苏秦辨析事理而不合乎经义。然而他们的才力都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我曾奇怪庾子嵩不喜欢读《庄子》，打开书读了几行就合上说：“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以为这是本来没有什么可理解，却随意说大话的书；如果真正明白的人得到它，便会沉溺其中，甚至头发都浸湿而不自知。《吕氏春秋》的文章有极好的，也有极不好的，只因为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罢了。《淮南鸿烈》虽然似乎错杂，但气势和法度如出一辙，应当是刘安亲自裁定的。扬子云称它一出一入，每个字价值百金。《韩非子》的文章很奇特；像《亢仓子》《鹖冠子》一类，都是伪书。贾太傅有治理国家的才干，他说的每句话都像蓍草和龟甲所显示的吉凶一样可据。他的文辞精核而开朗，刚健而丰厚。西京的文章流传到东京，是王褒替它作先导吗？从事学问的人流于浮靡而短于思考，从事文学的人流于诙谐而浅薄，缺少法度。刘中垒的文章宏大而奔放，但根基杂乱；扬中散有法度而深奥，但根基隐晦。《法言》所说的“故眼”，究竟是什么意思？东京文章的衰落，开始于敬通吗？蔡中郎的文章，力量薄弱而不能与内容相称，只是看得出比过去稍稍去掉浮华罢了。王充不过是个乡野之人。他的见识琐碎而鄙陋，文辞散漫而冗长，议论乖僻而幼稚。蔡中郎喜爱他，想替他遮掩，这也就可以推知了。唉！司马子长没有绝迹，他的著作却绝后了。即使千古之后又有一个司马子长，也不能写成《史记》，为什么呢？西京以后，封建、宫殿、官师、郡邑等事物的名称不再雅正驯顺，不足以入书，这是第一。诏令、辞命、奏书、赋颂之类，少有古文，不能用来成书，这是第二。那些人物中，像韩信、荆轲、聂政、屈原、孟尝君、无忌一类，足以供人摹写的还有吗？这是第三。他所依据的诗文，有《尚书》《毛诗》《左氏》《战国策》《韩非子》《吕不韦之书》，足以汇集成篇的还有吗？这是第四。唉！哪里只是司马子长如此，即使孔子也是如此。六经已经没有可以下笔之处了。班孟坚叙述事情，如霍氏、上官氏的仇隙，废黜昌邑王的奏事，以及赵、韩两地官吏的事迹、京房的术数，虽然不能达到造化工巧地肖似事物的境界，却仍然像顾恺之、陆探微描摹生动形象一样。东京以后，还能再得到这样的人吗？陈寿的文章简洁质朴，略胜于范晔；然而在曲折丰润、详尽周至方面，大大不如范晔。曹公的诗苍茫雄浑、古朴刚直而悲凉；子桓的小诗有些藻饰，自然是乐府的本色；子建才华天纵，流丽非凡，虽然声誉冠绝千古，实际却不如父亲和兄长。为什么呢？因为才气太高，辞藻太华美。魏武帝乐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说：“水面多么浩荡，山岛高高耸立。秋风萧瑟，巨大的波涛涌起。日月的运行，好像从海中升起；灿烂的银河，好像从海里发出。”它的文辞也有渊源。司马相如《上林赋》说：“看它没有尽头，察它没有边际。太阳从东边的水池升起，月亮从西边的池岸生出。”马融《广成颂》说：“天地空旷无边，没有尽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边池岸生出。”扬雄《校猎赋》说：“日月出入其中，天地仿佛重叠。”比较起来，觉得扬雄的话奇特，武帝的话雄壮。又如“月生西陂”这句话很有意味，马融却又袭用了它。子建《谒帝承明庐》和“明月照高楼”，子桓“西北有浮云”“秋风萧瑟”，都不是邺中诸子所能比的。仲宣、公干远远落在下风。我每读到《谒帝》一章，便反复读几十遍，仍舍不得放下。它悲婉而宏壮，情感、事理、意境，无所不具。《洛神赋》王右军、大令各自写了几十本，可见这是晋人极力推重的作品。文章清澈圆丽，像神女一流的文字，陈王其他的赋都只是小言浅说，无法相比。然而这篇赋起初名为《感甄》，又说蒲草生在池塘边，正逢他忌讳兄长却不加隐讳，这是为什么呢？蒲草实际上比不上池塘，让洛神看见了，未免要笑子建是个粗俗老父了。池塘边的作品，朴实丰茂而真挚至极，可以同《纨扇》《白头》《姨姒》《甄》相比；这些作品既遭摧折，芳名又未能相称，实在令人雅正地叹惋。不要因为豪杰贤人而抛弃平素所爱；不要因为鱼肉低贱而抛弃葱和薤；不要因为麻和苎麻低贱而抛弃菅草和蒯草。这几句话的意味精妙，千古无比，确实值得称道。《左传》所载的逸诗已经先说过了：“即使有丝麻，也不要抛弃菅蒯；即使有姬姜，也不要抛弃蕉萃。”

译陈思王赠给白马王彪的诗，完全仿照《大雅·文王之什》的体制，因此开头两章彼此承接不上。后人不知道这一点，有人想把它们合并为一章，实在可笑。杨德祖答临淄侯书中说：“蒙受您的过分恩赐，教我刊定《春秋》的成稿，不能有所增损。”吕氏《淮南子》的文字价值千金，弟子们都闭口不言，市人也拱手相待。等到读临淄侯的信，里面却说：“往日我年少时所作的辞赋，只是一篇，并没有说要刊定什么；只是丁敬礼曾作了一篇短文，让我润色。我自认为才华不如他，所以没有替他作。敬礼对我说：‘你有什么疑难？文章的好坏，我自己能够判断。后世还有谁能知道并评定我的文章呢？’”这是曹植托付杨德祖之意吗？当时孔文举是前辈名士，他的文章尤其高峻雄伟，杨德祖次之。孔璋的书檄多有爽利之气，元瑜次之，但他们的诗都称不上佳作。刘桢、王粲的诗胜过文章，诗文兼善的只有临淄侯。正平、子建确实可以称为建安才子，其次是文举，再次是公干、仲宣。读子桓的文字，常觉得他像一个总是怕人的客子。等读到他答吴朝歌钟大理的信，又像一个相貌俊美、恃才任性而且贪财好色的少年。况且他本来不应当长久享有富贵；桓灵宝的才艺大致与他相当，而气概还超过他。子桓竟然做了十年天子，实在令人完全不能理解。孔文举嗜酒，常对宾客说：“座上宾客总是满的，酒樽里的酒总是不空，我就没有忧愁了。”桓灵宝任义兴太守时不得志，叹道：“父亲做九州的长官，儿子却做五湖的长官。”于是弃官归去。孔文举的话简直像唐代律诗，桓灵宝的话也像唐代选体诗，而桓灵宝尤其爽朗俊逸。这个人若不作乱，本来也是一个才子。子桓的两首《杂诗》、子建的六首《杂诗》，都可以收入《古诗十九首》，使人无法辨别。至于仲宣、公干的诗，便明显觉得相去甚远。古乐府“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两句话精妙绝伦。老杜“玉佩仍当歌”的“当”字就出于这里，但并不十分合适，这话只能对懂的人说。杨用修引用孟德“对酒当歌”，说：“子美把它阐明了一番，否则读者会把它理解成‘应当’的‘当’。”真是糊涂得可笑。孟德明明是说遇到酒就应当歌唱，下文“人生几何”便可看出。如果把“对酒当歌”的“当”读作去声，还有什么意味？阮籍《咏怀》诗写远近之间，遇到景物便触发兴致，兴尽便停止，只是因为没有坐下来讲论宗旨，所以好。人们竟说陈子昂胜过他，难道子昂就不会有感兴吗？嵇叔夜说“以土木为形骸，不事雕饰”，想来他的文章也是这样。如《养生论》《绝交书》，往往像随手写成，有时重复犯同样的毛病，有时前后不相连贯；然而其中独创的语句，自然奇丽超逸，读来令人精神一振。其诗稍涉矜持，更不如嗣宗。我每想到这个人，便觉得两腋习习生风，仿佛要乘风飞升。张衡《四愁诗》是千古绝唱。傅玄仿作它，情致不值得一提，实在只是笑料。傅玄又有一篇《日出东南隅》，删去了其中的精华，只偷取一些平常话，尤其令人厌烦。原诗“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思已经完足，余味绰绰有余。如今又增添“天地正位”之类的话，正如一个寒酸书生记诵旧文时记不完整，便用自己的意思续貂，罚他喝一斗墨水也不为过。陆士衡文采翩翩而藻饰秀美，很能显出才情。无奈文章流于俳弱，何安仁的气力胜过他。左太冲的《咏史》《招隐》意趣不足，却有苍茫雄健、胜过常人的语句，只是太不加雕琢。子卿《杂诗》第二章中“弦歌商曲错叠”等几句话，出自《古诗十九首》。“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也同样如此，重复得太多，但并不妨碍它仍是古诗。为什么一定要有丝竹乐器呢？山水本来就有清音，何必等待啸歌？“灌木自悲吟”却反而伤害了古意。不过，如果分别使用这些句子，“山水清音”极其美妙，“灌木悲吟”也不失为佳句。所以说：分开便两者都美，合在一起就两者都受损。李令伯写《陈情表》，天下都称道他的孝。后来起用他为汉中太守，他自认为失去恩宠，心怀怨恨。应制作赋写诗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说法，有缘由才有结果。做官若没有中等人的资助，不如归去种田。圣明之君明明在上，这话难道是真的吗？”谢公在东山时捏着鼻子，总担心富贵逼近自己。后来身居台鼎高位，只因一点小小的嫌隙便起了争执。他见桓子野弹琴，弹奏《怨诗》一曲，直到捋着胡须流泪。殷深源则卧床不起。后来谢安失败被废时，说：“会稽王把人领上楼，再把梯子撤掉。譬如当初要扶养刘裕，刘裕没有出山时，看看又有什么不可呢？”这才知道他先前说的那些话都不是实际心境。王武子读孙子荆的诗，说：“不知道是文辞产生于感情，还是感情产生于文辞。”这句话极有意味。文辞由感情产生，是世人通常都明白的；感情由文辞产生，却不容易论说。大概有时是作者偶然写出这样的作品，而读者阅读它时却确实产生了这样的感情。我平生时时遇到这种情境，也见过同调之中有这种情况。又如庾子嵩作《意赋》，成为文康公认为难作的文章，却说“正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这是一种推辞。料想子嵩的文章一定不会很好，然而“有意无意之间”却正是文章运用的妙处。用那直径一寸的茎，抵挡这百尺长的枝条，这是涉世之语。贵重之物即使自以为尊贵，也把它丢弃得如同尘埃，这是轻世之语。在千仞高冈上振衣，在万里长流中洗脚，这是出世之语。每当吟诵太冲的诗，便飘飘然想要成仙。石卫尉纵横一世，是众豪杰的领袖，难道只是因为财富雄厚吗？主要还是因为才气胜人。《思归引·明君》的辞情质朴而未失文采，不在潘岳、陆机之下。刘司空也是他的同类。刘司空答卢中郎的五言诗，满篇郁结不平，仿佛一时的眼泪，足以流传千古。沈休文说：“子建写的《函京》之作，仲宣写的《灞岸》篇，子荆写的《零雨》章，正长写的《朔风》句，都是直抒胸中情怀，并不是旁征诗史。正因为在音律上取法前代，所以才高妙。”这样看来，少陵以前的人，本来就已有“诗史”的称呼了。写实境的诗，要在真实情境中读它，哀乐之情自然会加倍。东阳被废黜后，只是坦然自若罢了。送外甥到江口时，诵读曹颜远“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眼泪便流了几行。我每次读到刘司空“岂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从来没有不合上书卷、鼻子发酸的。唉！越石已经逝去，千年以后，诗中仍然有生气。那石勒、段防如今究竟在哪里呢？王处仲常在酒席间歌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这个人不值得多说，但他的志向却很大，实在令人怜惜。我自庚申年以后，每读刘司空那两句话，从来没有不抽泣着停杯的。至于少陵“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每每读到，便黯然低回很久。

译王处仲赞赏吟咏“老骥伏枥”的诗句，甚至用如意敲击唾壶来打拍子，把唾壶都敲出了缺口，这同刘玄德感叹大腿上的肥肉又长出来一样，都是有作为的意气。桓元子常说：“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直到今天仍被读书人骂，但这句话确实完全是大英雄的言语。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千年以前的死人，仍然凛凛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然还活着，却衰惫得像地下的人。”人虽然未必都能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但其中确实很有道理。偶然读到士龙写给兄长的信，前后评论说：“《二祖颂》非常高伟，《述思赋》感情深厚、言辞真切，实在精妙，恐怕故意没有替兄长作赋。《最文赋》辞藻很多，绮丽语句也多；文章体式多了，便想不再清纯【老杜《醉歌行》，陆机二十岁作《文赋》，应当已经超过二十岁了】。《咏德颂》又极尽美善，《漏赋》可以说是精工之作。”又说：“张公父子也说，兄长的文章超过子安。他们说兄长所作《二京赋》，一定无疑会流传。”又说：“张公的赋、诔只胜过五言诗罢了；玄泰的诔本来就不如士祚的诔。兄长的《丞相箴》略有几处不如《女史箴》。”又说：“《登楼赋》名声很高，恐怕难以超过。《祖德颂》莫不是谏诤之语吧？然而绵密而清工，用辞华美，也不容易。我恐怕兄长还没有仔细看它。”又说：“蔡氏所长只有铭、颂罢了，好的铭也不过几篇，其余平平。兄长的诗赋自然出于极远之境，不应稍稍拿来比较。”按：张公是司空，蔡氏则是中郎。又说：“曾听说汤仲叹赞美《九歌》，过去读《楚辞》时并不十分喜爱它，近日再看，实在清丽绝妙；滔滔不绝，原来确实是有见识的人。古今以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它可以算是宗师了。” 真元极力称赞《九辨》，意趣却很不喜欢。他们兄弟之间有这样的议论，实在很值得采择。孙兴公说：“潘岳的文章浅显而洁净，陆机的文章深厚而芜杂。”又说：“潘岳的文章灿烂如展开锦绣，没有一处不好；陆机的文章像排开沙子淘取金子，往往才能见到宝物。”茂先又曾对士衡说：“人怕的是才华少，你所怕的是才华太多。”这样看来，陆机文章的毛病在于多而芜杂。我不这样认为，陆机的毛病不在多，而在于模仿太多，缺少自然的情致。《晋史》不记载夏侯孝若、东方朔的赞，却记载他们训诫弟弟的文章，真是没有识见。晋代拂舞歌《白鸠》《独漉》承袭了孟德父子的遗韵，《白纻舞歌》已经开创了齐梁诗歌的佳境，也有子桓《燕歌》的风格。“突然随着万物化去，把荣名当作珍宝”，这是不得已才寄托于名声。千秋万岁以后，荣名又归向哪里呢？名声也无所归宿了。于是又不得已把一切归于酒，说：“即使让我拥有身后的名声，也不如暂且饮一杯酒。”服食药物求取神仙，多半反而被药物误害，也不得已归于饮酒，说：“不如饮美酒，穿纨绔和素衣。”到了穿纨绔素衣的地步，志趣更加卑下，而这种心情也更加令人怜悯。“倚马”这件事，是桓温征讨慕容氏时，叫袁虎倚在马前撰写露布，文章一刻不停地写成。如今人们很少知道这件事，甚至有人谦称自己只能“倚牛”，实在可笑。陆士衡说“来日苦短，去日苦长”；傅休奕说“有志者可惜时日短，忧愁的人知道夜晚长”；张季鹰说“荣耀与壮年一同逝去，卑贱与衰老相继而来”；曹颜远说“富贵他人相合，贫贱亲戚相离”。这些话看似浅近卑弱，却都是由真实处境产生的，所以令人不忍多读。渡江以来，作家没有几个，不只是因为战乱阻隔，也应当是清谈妨碍了创作。景纯的《游仙诗》明丽美好，只是少了玄虚之气。《江赋》也很工整，似乎在木玄虚之下。木玄虚的《海赋》，人们说它没有首尾；结尾确实无法读完，开头却是这样的。有人作“九河”，这样就可以用这个开头；如今却不免辜负了大海。吸入海波，便使洪水相连而曲折逼仄；吹动大泽，便使百川倒流，这是玄虚的雄奇。举起翅膀，宇宙便生风；昂起鳞甲，四条大河便掀起波涛，这是兴公的雄奇。急流回旋，日月仿佛受惊；波浪涌动，星河仿佛倾覆，这是思光的雄奇。《三海赋》的遣词没有很大的悬殊，读来令人转而想起扬雄、司马相如。融所作的这篇赋，《本传》记载得非常明白，而且还有“增”“盐”二韵，是随手写出而成为佳话的。可是杨用修说：“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全文，为什么呢？”杨用修没有史学知识，像张浚、张俊这样的事，三尺小儿都能明白，他却把它当成秘闻，何况其他事情呢？陶渊明假托平淡冲和的面貌，其遣词有极其工巧的地方，只是深入思索、反复琢磨，使人看不出斧凿痕迹。后人苦心追求深沉，一味模仿他的外形，便说那就是自然，差得太远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问君为何这样？只是你的心境高远，所以身处之地自然显得偏僻。这里面还有真正的意味，想要辨析时却已经忘了言语。”清幽悠远而淡永，有自然的韵味。然而正因为这一点，终究不能进入汉魏诗歌的境界，果然像未经妆饰、庄严佛阶之下的语句。谢灵运天资奇丽，构思精巧，即使格调体式有所创新，仍然是潘岳、陆机遗法的发展。他的典雅繁丽又超过二人。“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难道不是池塘边的春草吗？“挂席拾海月”，事情浅俗而语言雅正。“天鸡弄和风”，景物近而趣味远。颜延之的文章创意撰写，整齐严密，但有时显露斧凿痕迹；他的才华远远不能胜过学问，哪里只是惠休评论的那样呢？同灵运相比，几乎有天壤之别。比如应诏所作《曲水赋》开头【原文“曲水防而起”疑有讹误】，说：“道理隐而未显，政治彰明之后反而混乱；帝王的踪迹悬于衡器，皇家的流传共同贯通。”只有大王创造万物，永远赐下宏大的福祚，这与题目有丝毫关系吗？至于东宫释奠的篇章，开头说“国家崇尚师道，家族尊崇儒门”，是老生常谈的板滞对偶，连唐代律赋也不如。

译古诗四言诗有这种开头套语，大概并不是从延年开始的，二陆等人只是起了先例。如皇太子在宣猷堂宴饮，命人应制作诗，士衡开头说：“三正交替承续，大圣开创时运。自古贤明的君王，顺应天意而行。”总共十六韵，才开始涉及宴会。太子和大将军宴饮，士衡开头说：“皇帝受到上天的保佑，宏大的天命隆盛。四位祖先端正家业，天禄安定。”总共八韵，才进入宴会之事。晋乱时齐王同始平之，又有士衡赠给斥丘令的诗说：“伟大的圣明时代，当今文章只有晋。受命于天，全面拥有百姓。”答贾常侍说：“从前有圣明君王，开始救济百姓。顺应天意创造万物，伟大的天命由此承受。”潘安仁答贾时说：“起初天地开始创造，阴阳二气氤氲。于是有了百姓，伏羲开始做君主。”晋武帝在华林园宴集，应吉甫开头说：“悠悠远古，正是百姓的起初。皇极开始建立，常道由此施行。”如果这样，那么根本不必多费这些话，只要造成一个开头，各种宴饮、赠答都可以拿来贯串。若是韦孟的讽谏、思王的责躬、应诏靖节赠族叔、夜的幽愤、仲宣赠蔡睦、文颖越石赠卢谌，难道也会有这种开头吗？其他如仲宣思念母亲说：“端庄显赫的母亲，德行声誉美好。”闾丘冲三月宴饮说：“暮春时节，春日的衣服已经做好。”裴季彦《大蜡》说：“太阳运行到星纪，太吕掌管时辰。张口便见咽喉，难道不是痛快吗？”而《文选》竟然都没有收入，为什么呢？延年《五君咏》忽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显得秀出，如同沈醉而仿佛埋藏光芒，寄托言辞近于托讽。“鸾鸟的翅膀有时会折伤，龙的本性谁能驯服”，用来比喻自己的不合流俗。“隐藏精气而终日沉饮，谁知道不是荒淫宴饮”，用来为自己的放任不羁解脱。“多次被荐举却不能入仕，一纸任命才出任太守”，用来感叹自己的长期滞留。语言意味既隽永，也容易吟诵讽咏。“明月照积雪”是优美的境界，不是优美的语句；“池塘生春草”是优美的语句，不是优美的境界。这种话不必过分追究，也不必深加赞赏。至于权文公所说“池塘”“园柳”两句话寄托讽谏，意义深重，是广州之祸的先声，王介甫还取来当作美谈，我不敢相信【按：权文公说，“池塘”是蓄水灌溉的池子，如今说‘生春草’，就是王者恩泽已经枯竭；《豳诗》所配的意思是‘一虫鸣就是一个节候’，如今说‘变鸣禽’，就是节候将要改变】。玄晖不只是善于写开头，创作也精美华丽，风采照人，是一时的杰出人物。青莲自视超越古人，唯独对他三四次称服。形诸诗咏，登九华山时说：“遗憾不能带着谢朓惊人的诗来。”他特别不如灵运，并不只是才力稍弱。灵运的语言俳谐而气息古朴，玄晖的声调俳谐而气息近今。谢山人认为玄晖“澄江净如练”中“澄”“净”两字意思重复，想改成“秋江净如练”，我不敢赞同，因为江水澄澈本来就是清净。宋高祖每当想除掉异己，必定让壮士丁旿拉杀他们。丁旿就是乐府所谓的丁督护。当时人编歌说：“不要放肆跋扈，交给丁旿。”萧齐主萧道成也是如此，他任用的是桓康。当时人也说：“不要嚣张张狂，交给桓康。”两句话用字相同，字面又相互对应，而且都押韵，非常奇妙。《晋史》记载谢安石的话，也有韵，说：“天子有道，守卫在四方邻国。明公何必在屋后安排人手？正可以击破这两个君主。” 自古以来，能够倚马起草檄文、横槊赋诗的人，除了曹孟德、李少卿、桓灵宝、杨处道之外，还能有几个？如果不是本色才情，便足以留下讥笑。曹操的《行路难》还能够放纵不拘；崇文像酵儿一样，实在有愧于祖先的风范。至于权龙褒一类人，只能供人捧腹大笑。唯有《南史》所载梁代曹景宗不识字，却喜欢凭意思造字。及至将要出征，朝中贤士认为曹景宗只是武夫，不必同他唱和；曹景宗坚持请求不止，才答应他。只剩下“竞病”二韵，他便作诗说：“离去时儿女悲伤，归来时胡笳战鼓齐鸣。请问路上行人，哪里比得上霍去病？”满座都赞赏佩服。宋代沈庆之不识字，每次将要署名处理事务，总恨自己眼睛不认识字。皇帝曾经欢饮，群臣逼他作诗，沈庆之请颜师古执笔，口授说：“老臣生逢很多幸运，能够遇上时运昌盛。衰老筋力已经耗尽，徒步还回南冈。辞去荣华处在圣明时代，和张子房又有什么不同？”皇帝高兴，众人也在座上称美。北齐斛律金不识字，有人教他写押名说：“只要五个屋顶四面平正就行。”后来他作《敕勒歌》说：“敕勒川，阴山下。天像穹庐，覆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当时乐府中的第一流作品。宋代野史记载，韩蕲王韩世忠不识字，晚年忽然像有所领悟，能够写字，所作小词也都有宗旨和风致。一天，苏仲虎尚书正在香林园宴请宾客，韩世忠骑着小骡径直来访，尽兴欢饮后散去。第二天，他送给尚书一只羊羔，又亲笔写下《临江仙》《南乡子》两首词送给他，潇洒超脱，只是词文多没有记载。这四件事很相类似。又有蜀将王平只认识不到十个字，后周将领梁台只认识不到一百个字，但口授的书信、命令和辞赋都值得观赏。唉！难道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宿世习气留下的因缘吗？梁代帝王中，武帝、简文帝最好，湘东王次之。武帝的《莫愁》、简文帝的《乌栖》，很有值得讽咏之处。其余作品不免割裂，而且轻佻浮浅。后来建业、江陵遭难，所以并不是没有缘由。昭明太子鉴别取舍有余，亲自创作却不足。王籍“鸟鸣山更幽”虽然不如古诗质朴，也是一句隽永的话。只是同上句“蝉噪林逾静”合起来读，便不能成章了。又有可笑之处：“鸟鸣山更幽”本来是反衬“不鸣山幽”的意思，王介甫为什么又取它的本意反过来使用呢？况且一只鸟不鸣，山就更加幽静，有什么趣味？宋人可笑，大体如此。何水部、柳吴兴的篇章组织不足，却时时能造出佳妙意境。何水部气息清爽却失之急促，柳吴兴声调短促却失之凡俗。吴均开头常有五言律诗的格法，其余篇章绵密华丽，却不堪称为大雅。柳吴兴“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又有“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把这些诗放在齐梁月露般的诗歌中，仍然矫矫有气。往上可以比肩康乐，却稍有不足；往下可以压过子安，却绰绰有余。

译范詹事在狱中的一篇文章，虽然太过自我标榜，但他的立论也有可观之处。范氏与沈氏的文章，虽有多少之别，总的说来在裁剪构造方面，也如同兄弟。沈约用四声来定韵，其中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唐人采用它，便足以流传千古。然而用沈约的韵来作唐律可以，用自己的韵来押古体选诗，沈约自己反而失误了。杨用修说，七始就是今天的切韵，除了宫、商、角、徵、羽之外，还有半商半徵。大概在牙、齿、舌、喉、唇之外，还存在深浅两种音。因此沈约把平、上、去、入定为四声，自以为获得了天地间秘密传授的精妙。然而辨别声音虽然恰当，辨别字却有许多错误，大概偏远地方的口音终究难以作为裁定标准。即便不谈沈约，如今诗、骚、赋的韵，有哪一种不是出自五方田夫妇女的使用？难道可以据此作为准则吗？古韵有时相差如天渊，沈韵也有很多矛盾。至于叶音，实在同一种【原文“▯舌”字形不可辨】。总之既然采用这种格律，就不能舍弃这种韵。天地中和之气，似乎并不在这里。沈休文所说的八种声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其中最忌讳上尾、鹤膝。沈休文的拘泥滞涩，正好同古体诗相反，只对近体诗略有关系。然而也不免像商鞅那样苛酷。现在按这些说法解释：平头，是说第一字不能同第六字同属平声。声律诗如“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风与将相同，哪里损害了它的美？上尾，是说第五字不能同第十字同声。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虽然隔着韵，妨碍在哪里？律诗本来没有这种禁忌。即使同韵，如前诗“鸣”与“城”，又有什么妨碍？蜂腰，是说第二字与第四字同为上、去、入韵，如老杜“望尽似犹见”、江淹“远与君别”之类。近体诗最好稍加避免，但犯了也无妨。鹤膝，是说第五字不能同第十五字相同，如老杜“水色含群动，朝光接太虚”“年侵频怅望”之类。八句都这样时，不宜有一个字犯此禁，但偶有一处也无妨。五大韵，是说反复重叠而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又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楼”，胡与垆、愁与游相犯。六小，是说除十个字本来有韵之外，如“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与清相犯。七旁纽，是说十个字中已经有“田”字，就不能再用“寅”“延”字。八正纽，是说十个字中已经有“壬”字，就不能再用“衽”“任”字。后面四种声病尤其没有意义，不值得说。《白狼槃木》是夷人的诗。夷语有长短声调，为什么会成为五言诗？大概是益部太守代替他们写成的。各种佛经偈颂是梵语，梵语有长短声调，为什么会成为五言诗？这是鸠摩罗什、玄奘之类增删改写，使它符合汉语的缘故。各种仙人诗，在汉代就是汉代的样子，在晋代就是晋代的样子，在唐代就是唐代的样子，不可能天上的仙人也这样变换格调，都是当时人假托写成的。道经中又有命令张良注《度人经》的敕表，文辞极像宋代下层人的鄙俗语言。至于官职秩次也同样如此，足以令人发笑。庾开府的作品事实严肃而缺少深厚情致，他所作《枯树哀》《江南》，仅仅像郗方回的家奴偶尔有一点意味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被看重到这种程度。江总、徐陵淫靡华丽的辞藻，只够拿来供酒席取乐，责备花鸟、评量琐事。后主君臣相互唱和的诗，自然只是景阳宫井中的遗物。张正见的诗在格律法度上已经严于初唐四杰，只是故意作一两句拗语，仍保留六朝风貌。士衡、康乐已经能从古调中写出俳偶；总持、孝穆却不能从俳偶中写出古意。所谓如今的诸侯，简直又是五霸的罪人了。陶渊明《止酒》用了二十个“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了二十三个“春”字；鲍泉《和至》用了二十九个“新”字；僧【阙】用了十七个“化”字。这只是一时游戏戏谑的话，不值得过分推重。梁元帝诗有“落星依远戍，斜月半平林”。陈后主有“故乡一水隔风烟，两岸通”，又有“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放在沈佺期、宋之问的诗集中，也应当是绝唱。隋炀帝“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是中唐诗歌中的佳境。古乐府如“护惜”“加穷袴”“防闲托守宫”【原文疑有串讹】，“朔气传金柝，寒光透铁衣”，“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全都是唐律的气象。北朝战马纵横，没有时间作诗。孝文帝才开始倡导，终究还不够畅达。温子升的《韩陵一片石》，足以谈到成为当涂之地的藏拙之作；即使同江左轻薄的议论相比，也不过分。薛道衡足以称为才子，却还不是名家。只有杨处道神采奕奕而有风骨。王简栖《头陀寺碑》以北方统摄天下的笔锋，表达南宗禅学的心印，虽然极尽俳偶，却完全没有牵强敷衍的毛病。温子升的《韩陵碑》尚且要退避，江总持的《摄山碑》，难道能不隔着尘俗吗？昭明太子的取舍，确实没有冤枉它。我虽然不喜欢六朝人的文辞，然而六朝人又哪里可以轻易评说呢？皇甫子循说“藻饰华艳之中有抑扬顿挫”，这句话如同美玉合璧、意思如同贯串的珍珠；如果不是读书穷尽五车、笔下包容万种变化，就不够资格这样说。这固然是在替六朝人抬高身价，然而像潘岳、左思诸赋，以及王文考的《灵光殿赋》、王简栖的《头陀寺碑》，即使韩愈、柳宗元亲自执笔，也必然会被夺去光彩。不过柳州的《晋问》、昌黎的《南海神碑》《毛颖传》，欧阳修、苏轼也未必写得出来。这不只是时代造成的限制，也同样是天赋各有界限。《晋书》《南北史》《旧唐书》像是稗官小说；《新唐书》像伪造的古书；《五代史》像学究的史论；《宋元史》像腐烂的朝廷报章。与其写成《新唐书》那样简略，不如写成《南北史》那样繁详；与其写成《宋史》那样繁琐，不如写成《辽史》那样简略。

译正史以外，还有以偏远地区为对象作记的，如刘知几所说，地理类应当以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为第一。有以一言一事为记录对象的，如刘知几所说，琐言类应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第一。散文小传方面，伶玄《飞燕传》虽然近于淫秽，虬髯客虽然近于虚诬，毛颖传虽然近于游戏，也都是各自一类中的第一。其他如王粲《汉末英雄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葛洪《西京杂记》、周称《陈留耆旧》、周楚《之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朱赣《九州记》、阚骃《四国记》、三辅《黄图》、酉阳《杂俎》之类，也都属于同类中的佳作。《水经注》并不只是注释，本来就是一部大地理史。自古以来，博学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如子产辨别台骀，卜氏辨析“三豕”，子政记载贰负，终军辨认鼮鼠，方朔命名藻亷，文通辨识科斗，茂先、景纯等人，各种知识无不通晓，本来无需多说。除此之外的人，虽然像匡衡凿壁偷光那样勤学，拿起笔来却多有错误，以至于陆澄被称为书厨，李邕被称为书麓，傅昭被称为学府，房晖被称为经库，往往成为文苑中的讥笑对象，甚至使儒林中另立传记，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人的天赋有限，考据搜求只能偏长一面，只求夸耀博多而不能割舍，心思被眼睛牵着走，文辞又被事物驱使吗？孙搴对邢邵说：“我精锐骑兵三千，足以抵挡你的疲弱士卒数万。”那也不是这个道理。韩信带兵，越多越能办事；这正是造化创造万物的妙处，文章也同样如此。我读钟记室的《诗品》，能够折中感情与文辞，衡量事迹与时代，可以说相当公允。他的文辞也写得神采飞扬。只是他所推原的源流和排列的次序，恐怕并不完全正确。“迈凯昉约”列在中品，魏文帝竟不列入上品，曹公反而降在下品，尤其不公平，多少损害了连城璧般的价值。我唯独喜爱他评论子建的话：“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感情兼有雅正与哀怨，体制兼具文采与质朴。”评论嗣宗说：“言语在耳目所及之内，感情寄托在八方之外。”评论灵运说：“著名篇章和警策句子，处处间或出现；华丽的典故和新奇的声调，接连奔涌。”评论越石说：“善于写悲凄的辞句，自有清峻拔出的气息。”评论明远说：“得到景阳的奇诡，含有茂先的靡丽；骨节强于谢混，驰骋迅疾超过颜延。”四家合起来各有美处，横跨两代而独自杰出。评论玄晖说：“奇章秀句，往往警策遒劲，足以使叔源失色、明远变色。”评论文通说：“诗体复杂多样，善于摹拟；筋力来自王粲，成就则在谢朓。”这几条评论，赞许确实恰当，措辞构撰尤其精工。《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卷四 唐文皇亲自平定中原，气势笼罩一世，但诗句实在没有大丈夫的气概，这是习惯使然。“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还算能振奋人意。然而这是有意为之的作品，《帝京篇》还可以，其余的免不了只是用花草作点缀，可以说远远逊于汉武帝，近来也输给曹公。中宗宴请群臣，采用柏梁体。皇帝开头说：“润饰宏大的功业，寄托于贤才。”又说“大明御宇，俯临万方”，应和的人都比不上，但这其实是上官昭容的笔墨。内薛稷说：“宗伯掌管礼制，天地由此开创。”长宁公主说：“鸾鸣凤舞，向着平阳。”太平公主说：“无心做儿子，只求郎君。”阎朝隐说：“著作不停，发自内心，差不多无愧于古人。” 明皇的藻饰华艳不如文皇，但骨气胜过他。写景物，如“春来津树合，月落戍楼空”；写境界，如“马色分朝景，鸡声逐晓风”；写气势，如“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写情致，如“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即使让燕国公、许国公起草，让沈佺期、宋之问润色，也不过如此。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号称初唐四杰，辞藻华丽浮靡，固然沿袭陈、隋遗风；但他们骨气翩翩，意象老成，超然胜过前代。五言诗于是成为律诗家的正始。王勃稍微接近乐府，杨炯、卢照邻还尊崇汉魏，骆宾王的长歌虽然极其浮艳，也有旁枝瑕疵，但锦绣相缀、明珠相贯，奔涌而宏远，确实是千秋绝艺。《荡子从军》被献吉改成歌行，于是成为雅正的诗篇。子安的各篇赋也都是歌行；写成歌行就好，写成赋就丑。五言诗到沈佺期、宋之问才可以称为律诗。律是音律，也是法度，天下没有比它更严密的。懂得虚实、平仄，就不能任凭性情安排，这是明白的。两人正是势均力敌。排律用韵稳妥，典故不旁牵，感情不强合，应当是最好的。王维近似于此，但才力稍有不及。少陵力量强劲、气势宏大而蓄积深厚，开合排荡，但也不免有利有钝。其余的人纷纷杂陈，难以一一列举。两首谢诗所作的戏马篇章，冠绝群英；沈佺期、宋之问所作的昆明池诗篇，也问得上受到皇帝的赞赏。虽然才华都相当，但境界有神采达到极致的地方，不能因此概括他们一生的成就。当时小许公有一联说：“二石分河，写双珠代月移。”另一联也工整华丽，可惜全篇不相称。沈、宋诗中间的警策对句，没有一个字不相敌；只是宋之问的结尾，是累赘句中的累赘句，沈佺期的结尾，是佳句中的佳句，这一点也不难辨别。沈詹事的七言律诗高华胜过宋员外，宋虽然稍有不足，也能见到其中一斑。他的歌行又显得格外陡健。裴行俭不取四杰，仓促断定他们的始终，然而也偶然说中了几分。他所看重的王勮、王勔、苏味道，一个因结党而被灭族，一个因模棱两可而被贬谪流放。区区宰相之位，对人的才华又有什么益处？这些事被千古以来不识字的权贵拿来当作谈资，实在可笑。杜审言辞藻华美而整齐严峻，比沈佺期、宋之问稍逊；但气度高逸，神情圆融畅达，自然是诗歌中兴的始祖，难怪他如此自负放纵。梅花飘落之处，仿佛残雪，这是初唐诗句的风格。柳叶初发之时，任凭好风吹拂；若不是再三玩味，没有人不会把它看作中唐、晚唐的作品。像万楚《五日观伎诗》说：“眉黛胜过萱草的颜色，红裙嫉妒得石榴花也逊色”，确实婉约艳丽，带有梁、陈诗的韵味。至于结尾“听说五色丝能够续命，却让今天死在你家中”，这是宋人作不出来的，然而于鳞也不肯这样写。这首诗极其严苛峻刻，却收录了它，我实在不能理解。又如开头“西施徒然说在浣洗春纱”，既与端午无关；“碧玉如今与丽华争妍”，又没有相互照应。陈正字陶的诗洗尽了六朝的铅华，寄托于大阮，只稍作裁断修饰；但天然韵致不如近体诗，时时流入古体，也算是矫枉过正。开元时期文采斐然的诗人，没有超过燕国公、许国公的；他们所写制诰、碑颂，气势舒展，篇章宏大。然而同六朝相比，明白易懂方面确实稍胜，深厚藻丽却远逊；铺陈文辞则容易流衍，征引事实则比较狭窄。许敬宗的应制七言诗，宏伟华丽而富有色彩，其他篇章却比不上。李峤和燕国公在岳阳以后，感慨之作多有工巧之处，但实际成就不如始兴沈佺期。李于鳞评论诗歌，很少见到他的书札，只有《选唐诗序》说：“唐代没有五言古诗。陈子昂把自己的古诗当作古诗，所以我不取。七言古诗，只有杜子美没有失去初唐的气格，同时又有纵横之势。太白虽然纵横驰骋，却往往像强弩之末，间或夹杂冗长语句，不过是英雄欺人罢了。”这段话的褒贬都有深意。他又说：“太白的五言、七言绝句，实在是唐三百年间独一无二的人物，大概因为不经意而得到，连太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达到了什么境界，而那些工于雕琢的人反而失去了这一点。五言律诗、排律，各家大多有佳句；七言律诗是各家都难以写好的体裁，王维、李颀颇能达到妙境。即使子美的篇章很多，也显得颓然自放了。”我认为七言绝句方面，王江宁可以同太白争胜，毫厘之间都是神品，而于鳞没有提到他。王维、李颀虽然极尽风雅之致，但声调并不十分响亮。子美固然也有高下优劣，终究像上国的武库，这位诗人的地位就是如此。献吉应该在哪个地方自处、他的防意集中在哪里，我大概知道，只是不想全部说出来。李白、杜甫的光辉照耀千古，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严羽把两人都推崇到了极点，却不能作出辨析。元稹独独推重子美，成为宋人的谈资。近来杨用修替李白辩护，轻薄俊逸的人往往随声附和。究其所得，都只在影响之间。五言古诗选体和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出心裁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他们歌行的妙处，在于吟诵太白的诗使人飘然欲仙，吟诵子美的诗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绝。选体诗中，太白多有直露率真的语句，子美多有幼稚累赘的语句；把它们放在陶渊明、谢灵运之间，便觉得露出粗鄙的面目，难道还想让它们取代曹氏父子的地位吗？五言律诗、七言歌行，子美达到了神妙境界；七言律诗，达到了圣境。五言、七言绝句，太白达到了神妙境界；七言歌行，达到了圣境。五言诗次之。太白的七言律诗、子美的七言绝句，都只是偶尔作为变体写写罢了，不值得多加仿效。太白的《古乐府》幽深迷离、纵横变幻，极尽才人的情致，然而终究只是太白式的乐府。

译十首以前，少陵比较难以进入；百首以后，青莲却比较容易令人厌倦。扬起它便显得高华，压低它便显得沉实。它有色彩，有声响，有气势，有骨力，有滋味，有姿态；浓淡深浅、奇正开合，各自都达到极致。我不能不诚心佩服少陵。高适、岑参一时难分高下。岑参的气势骨力不如高适遒劲，但在高雅繁缛方面超过他。选体诗时时进入古意，岑参尤其陡峭劲健。歌行诗磊落奇俊，高适一起一伏，取法就在这里，尤其是正宗。五言近体诗，高适、岑参都不能算佳作；七言诗则岑参稍显浓厚。摩诘的才华胜过孟襄阳，他从工巧进入自然，不留下雕琢痕迹，所以佳妙。偶尔有失于检点的地方，如五言律诗中“青门白社，青菰白鸟”一首，前后相互重复使用；七言律诗中“暮云空碛时驱马，玉靶角弓珠勒马”两句，两个“马”字重叠；又如“独坐悲双鬓”，后面又说“白发终难变”。他的其他诗中也常有这种情况，虽然不妨碍白璧之美，难道能毫无损失吗？观赏连城璧玉，也必须略去黑黄的瑕疵，取其精神。孟浩然构思极其艰苦，写成以后才达到超然的境界。皮日休采撷佳句，确实足以匹敌古人。只是他的句子不能超出五字，篇章不能超过四十字，这就是他的短处。“居庸城外猎天骄”这一首好得很。若不是犯了两个“马”字的重复，足以压倒全卷。然而两个字都很珍贵，真正容易改动的，或许只有“暮云”句中的“马”字。李颀《花宫仙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适《黄鸟翩翩》中的“嗟君此别”二咏，张谓“星轺计日”的诗句，孟浩然《县城南面》的篇章，都不刻意制造奇事丽语，而以平和的声调写出，却足以使人一唱三叹。于鳞选取老杜的七言律诗，似乎还不了解杜甫；可惜我当初没有极力明白地告诉他，这似乎也算不上忠告。青莲仿作古乐府，用自己的意思和才华来抒发，仍然沿袭六朝的旧习；不如少陵根据时事创作新题。少陵本来就有卓越的见识，可惜没有完全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谢氏是排偶文风的开端，陈代直到初唐是排偶文风的兴盛时期，盛唐则是排偶文风的极盛时期。六朝的诗并不完全排偶，所以还不自然；盛唐的排偶特别自然，不能仅凭时代来判断优劣。七言绝句，盛唐以气为主，气势充足而意味没有穷尽；工整的中唐、晚唐以意为主，意味精工而气势不十分完整。然而各自都有达到极致的作品，不能仅凭时代判断优劣。远公隐居庐山，岑刻本下都写作“开山幽居”，不但声调不协调，意义也没有可取之处。我弟弟懋定认为应作“开士甚妙”，大概是说从前远公隐居的山岑，如今成了开士幽居的地方。“开士”见于佛经。盛唐七言律诗，除老杜之外，就是王维、李颀、岑参。李颀有风调，却不十分华丽；岑参才华很华丽，但情致不足。王维相对来说各方面都完备。六朝末年，诗风已经十分衰飒。然而对偶还颇为贴切，声调也稍稍和谐；一变而为雄健，便成为唐初。再加以整饬严密，便成了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人们知道沈、宋是律诗的正宗，却不知道这种诗体发端于三谢，酝酿于陈、隋。诗发展到大历年间，高适、岑参、王维、李颀一类人，号称已经盛极。然而才情流露，有时偶然同境遇相合，自己完全没有察觉已经堕入衰境，例如“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等句，并非没有佳致，却隐隐泄露出钱起、刘长卿的风格。到了百年将过一半，做官三次，五亩田地已经荒芜，身在天涯，这便是长庆以后的手段。所以我说：衰败之中有兴盛，兴盛之中有衰败，各自都含有转机和缝隙。兴盛者从衰败中取得变化，功劳在于创始；衰败者承袭兴盛而不变，弊病由此而趋于下流。我又说：衰亡国家的败材，竟成为兴盛国家的隆盛；干熙朝的逸事，正是衰世的危险端倪。这虽然出于人的作为，却自有天地间阴阳消长、盛衰循环的奥妙。何仲默把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把崔司勋《黄鹤楼》列为七言律诗的压卷之作。这两首诗固然非常高妙，像百尺高树没有旁枝，亭亭独上；但在七言律诗这一体裁中，终究不能算第一。沈诗的结尾是齐梁乐府的语句，崔诗的起法是盛唐歌行的语句；就像在织成的官锦中夹入一尺绣锦，确实还是锦，那么整幅锦又如何呢？老杜集中，我非常喜爱《风急天高》一章，结尾也显得稍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却分量不足；《昆明池水》一篇，浓丽深切，可惜多用平调，金石般的声韵稍有不协调。然而终究应当在这四章中寻求佳作。李于鳞说唐人的绝句应以“秦时明月汉时关”压卷，我起初不信，因为少伯集中有极其工妙的作品；后来想来，若从落入意义的解释来判断，应该另有取舍；若从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之间来寻求，终究免不了把这首诗列为第一。有一位以时名自负的贵人，曾对我说：“少陵的诗语言粗俗，不能胜过摩诘，我喜欢摩诘。”我回答说：“恐怕是您不喜欢摩诘吧。喜欢摩诘，又怎么会舍弃少陵呢？少陵集中不止有几首像摩诘的诗，您能洗净眼睛，静坐三年读它们吗？”那人心里很不高兴，离去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太白的佳境。然而二十八个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若让后人来写，痕迹一定会太重。这更能看出这位老诗人锤炼诗句的高妙。摩诘的七言律诗，除了应制、早朝等篇章以外，往往不拘常调。至于《酌酒与君》一篇，四联全都使用仄声格调，这是初唐、盛唐所没有的，更不可仿学。凡是学习摩诘诗体的人，必须以意兴发端，使神情相互融会，浑厚融洽而疏朗秀逸，看不出穿凿痕迹；顿挫抑扬，自然流露出宫商声律的外在格局才可以。即使老杜把歌行写入律诗，也是一种变体，不宜多作，多作便会损伤诗境。孟襄阳说：“想要寻访芳草离去，可惜却要同故人分别。林中的花越扫落得越多，小路上的草越踩却越生长。”韦左司说：“我身体多病，思念田园；县邑中有流亡百姓，对所领取的俸禄感到惭愧。”虽然格调不算正，却都语意优美。于鳞却十分厌恶它们，我不敢同他一样。太白《鹦鹉洲》一篇，仿效《黄鹤楼》，令人厌倦。“吴宫”“晋代”两句，也不是高手所作。整首律诗没有完全兴盛的地方，只是两个结尾还可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

译太白写得不成语句的地方很少，老杜写得不成语句的地方很多，例如“无食无儿，举家闻若欬”之类。凡是看这两位诗人的诗，不必责怪其中的累赘语句，也不必曲意为它们辩护；正因为瑕疵和美处都不相遮掩，才仍然是大家。七言排律创始于老杜，但也很难写出佳作。因为每句七字，又受到声律对偶的约束，气力已经耗尽了；还要把它铺衍得很长，声调高昂便难以接续而损伤篇章，声调低下便容易冗长而损伤句子。珠玉合璧尚且可以，贯串成珠就更加困难。杨用修驳斥宋人关于诗史的说法，又讥讽少陵说：“诗歌讽刺淫乱，就应说‘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说‘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怜悯流民，就应说‘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说‘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哀叹暴敛，就应说‘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说‘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写饥荒，就应说‘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说‘但有牙齿存，所堪骨髓干也’。”他的话非常善辩，却明白地不知道，他所称引的那些诗句都是兴、比。诗本来就有用赋直述感情、切合事实而畅快的，不必全都含蓄。荒乱时可以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人及时行乐可以说“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讥刺失礼可以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恨谗毁可以说“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假如这些话出自少陵之口，不知道用修会怎样贬斥剥落它们。而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是乐府中的雅正语句，用修哪里懂得这些？刘随州是五言诗的长城，如“幽州白日寒”，这样的语句实在难得。可惜写到十章以后，便自行雷同，令人不耐检阅。钱起、刘长卿并称，只是因为耳熟能详罢了。钱起似乎不如刘长卿。钱起的意绪昂扬，刘长卿的意绪深沉；钱起的声调轻，刘长卿的声调重。如“轻寒不入宫中树，佳气常浮仗外峰”，是钱起最得意的句子。然而上句秀丽却过于巧饰，下句宽泛而不相称。刘长卿的结尾“匹马翩翩春草绿，邵陵西去猎平原”，是多么有风调！“家散万金酬士死，身留一剑答君恩”，本是豪壮的语句，于鳞却不予收录，我也不理解。李长吉任凭心意创作，所以写得怪异，也有出人意表之处；但奇异过度就变得平凡，老到过度就显得幼稚。这就是所谓“不可没有一个，不可有两个”。韦左司的诗平淡和雅，是元和时期的第一流。至于他仿作古诗，如“无事此离别，不知今生死”，假使让枚乘、李延年等人看见，难道不会作呕吗？这不能同江文通相提并论。宋人却想让他匹配陶渊明、谢灵运，难道懂得诗吗？柳州的诗刻削精工，但离此境界稍远。近体诗低劣平庸，更不值得说。韦左司说：“今朝郡斋冷”，这是唐代选体诗的佳境。韩退之在诗歌方面本来没有什么见解，宋人却称他为大家，完全是势利。他评价子厚在风雅、骚赋方面，似乎还说得中肯。退之的《海神庙碑》还有司马相如的意味，《毛颖传》还遵循司马迁的写法，子厚的《晋问》颇得枚乘的情致，段太尉逸事略存班固的造诣；再往下就相差更远了。子厚的各种记文，还不是西京、东京文章那种清峻而有滋味的作品。《梓人传》，难道不是柳宗元的佳作吗？然而也有很多可以议论的地方。相职处事简要，掌握要领，取得功效，任用贤能，都在于描写。写到梓人时，已经妙在只用一句话结束，便可以产生万钧之力；却又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让引出文章的人发端却没有意味，发端之后又冗长而令人厌倦，这算什么文章？这算什么文章？张为称白乐天为“广大教化主”。白诗用语流畅，运事平稳妥帖，确实是他的长处；但也有很多冗长而容易令人厌倦的地方。他年轻时同元稹争奇斗博，炫耀才学，意在警策痛快；晚年更常写知足之语，千篇一律。诗道尚未成熟时，切勿轻视它，因为它最容易改变人的心性和手艺。《连昌宫辞》似乎胜过《长恨歌》，并不是说它的议论更好，而是《连昌宫辞》有风骨。《玉川月蚀》像发热病人的呓语。前者任华，后者卢仝、马异，都是乞丐般的人唱着长短急促的歌，借此求取酒食。唐人有佳句而不能成篇的，例如孟浩然“防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杨汝士“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尉迟“斥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每遗憾没有看到它们收入诗集。杨用修曾为“青冢黑山”补作一首，终究不能相称。近来顾氏编《国雅》，竟称这些是用修的得意语，实在可笑。白香山起初同元稹齐名，当时称为“元白”。元稹去世后，白居易与刘禹锡一起分司洛阳，于是又称“刘白”。白居易极其推重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认为其中有神助，其实不过是学习杜甫而稍有情致的作品。白居易又常常称赞李颀：“渭水自清泾至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想要仿作，却无法达到。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境界极其恶劣。白居易也喜欢它，为什么呢？风雅之道已经不必再谈了。张打油、胡钉铰，这位老先生就是开了坏头的人。刘禹锡作诗时想用“饧”字，但因为六经中没有这个字，便作罢了。他不知道宋之问已经用它押韵了：“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刘禹锡用字竟谨慎到这种程度。然而他答复白乐天时有“笔底心犹毒，杯前胆不豩”之句，“豩”读作呼关反切，这是什么意思呢？“欵头诗”“目连变”“破船卫子”“如厕失猫”“白日见鬼”，固然都是戏谑的说法，但也确实是诗歌的弊病。元稹轻浮，白居易浅俗，孟郊寒苦，贾岛瘦硬，这是定论。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有什么佳境呢，却说三年才得到一吟，眼泪流得像并州一样多。至于“三月三十日”两首绝句，才还可以。又如“秋风吹渭水，明月满长安”，放在盛唐诗中，也无法区别出来。有人说：“元和以后，文士向韩愈学习奇崛，向樊宗师学习艰涩；写歌行便向张籍学习放纵，写诗句便向孟郊学习矫激，向白居易学习浅易，向元稹学习淫靡，都称作元和体。” 绝句以李益为最好，韩翃次之；权德舆、武元衡、马戴、刘沧的五言诗，都是铁中铮铮的上品。“猿啼洞庭树，人归木兰舟”这两句，确实不比柳吴兴《回乐峰》一章差，何必一定要推王龙标、李供奉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用意工巧精妙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绝唱了。可惜被前两句拖累，筋骨完全暴露出来，令人厌恶。“葡萄美酒”一首绝句，才是没有瑕疵的美玉。盛唐诗的境界，竟然非凡到这种程度。

译刘驾“马上续残梦”，境界颇为佳妙。下面说“马嘶而复惊，遂不成语”，便写不下去了。苏轼采用了他的语意，下面说“不知朝日升，亦未是”。后来又改成“瘦马兀残梦”，就更加坠入恶劣的境地。杜甫诗歌的善本中较好的异文，如“把君诗过目”作“把君诗过日”；“愁对寒云雪满山”作“愁对寒云白满山”；“关山同一照”作“关山同一点”；“娟娟戏蝶过闲幔”作“娟娟戏蝶过开幔”；“曾闪朱旗北斗闲”作“曾闪朱旗北斗殷”；“只缘贫病人须弃”作“不知贫病关何事”；“握节汉臣回”作“秃节汉臣回”；“新炊间黄粱”作“新炊闻黄粱”。又如《丽人行》中的“珠压腰衱稳称身”，下面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都幽深停蓄而富有妙趣。“天阙象纬逼”，应当像旧字那样作“天闚”；阅本都误作了穿凿的文字。王勃“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杜荀鹤“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本来都是五言律诗；然而删去后四句作为绝句，反而精妙。天宝年间歌伎唱“高达夫开箧泪沾臆”，原本是长篇诗，删成绝句，便成了绝唱。白居易“曾与情人桥上别”一首本是六句诗，也删成绝句，都很精妙。唯独苏氏想删去柳宗元“遥看天际”一句，朱氏想删去谢玄晖“广平听方籍”两句，我不能理解。王摩诘：“酌酒与你，你自宽；人情反复像波澜，到了白头，相知的人还按着剑。朱门中先得志的人讥笑弹冠，草色全被细雨打湿，花枝将要开放而春风寒冷，世事如浮云有什么值得过问？不如高卧，暂且多吃饭。”岑嘉州：“娇歌急管夹杂着青丝，银烛金杯映照着翠眉。使君和主人能够相送，河尹天亮了就坐下不要推辞。春城月亮升起，人人都醉了；野外戍所花深，马走得迟缓。寄语告诉山翁说：今天的河南已经不同于往昔。”苏子瞻：“我日夜行走，所见都是江海；枫叶芦花使秋日兴致悠长。平淮之地忽然使人迷失天的远近，青山长久地同船一起俯仰；寿州已经看见白石塔，短桨又转过黄茅冈。水面平静，风势柔和，远望也看不见尽头；故人久久站立，面对苍茫天色。”这八句都是拗体诗，但自有唐宋之别，读者应当自己体会。岑参、李益的诗，用语不多，却很会安排结尾和构思立意；然而相同之处几乎有一半。由此才相信少陵像韩信、淮阴侯一样，事情越多越能办好。谢茂秦说许浑“荆树有花，兄弟乐胜”同陆士衡“荆树欢同株”相同，这话实在太糊涂、太糊涂。陆士衡是选体诗中普通人的语句，许浑是近体诗中小孩子的语句，怎么能相提并论？宋之问集中的《灵隐寺一律》见于骆宾王集，《落花一歌》见于刘希夷集，书中所记载的老僧以及杀害刘希夷的事情，我已经辨析过了。若考察它们的词气和格调，《灵隐寺》自然应当归于宋之问，《落花》本来就应归于刘希夷。卢照邻的“衰鬓似秋天”，骆宾王的“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都极其像老杜。僧人皎然著《诗式》，列出跌宕格的两种：一叫“越俗”，一叫“骇俗”。其中“骇俗”引用王梵志的诗：“上天强行生下我，生下我又有什么用？把我还给上天，我还给我未出生的时候。”这是世俗语言所不肯说的，为什么还要称为“骇俗”呢？杜紫微抨击元稹、白居易，不亚于御史台的笔力；到了创作《杜秋》诗，却完全承袭了他们遗留下来的声调。为什么呢？他咏物如“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也还值得一看。唐代自贞元以后，藩镇富强，又兼有征召人才的权力，能够使人达到通显地位。一时的游士、词人，往往凭借自己的才能，有的携带行卷、礼物前往通名，有的上章陈述颂美；大人物希望因此被拔擢任用，小人物则希望得到一点润泽。可是掌管旌旗、出使藩镇的官员，大多不能辨别是非黑白，随意应付，所以剽窃的风气纷乱如云，谄媚阿谀像泉水一样涌出，片刻之间便拼凑成篇，以为快捷；把琐碎事物杂凑在一起，反而认为是工巧。至于科举，本来号称是文章的场所，却牵制压迫于世俗格式，迎合追逐当时的爱好；高居榜首的，多是将相的私人、主考官的亲密旧交，甚至把私下请托、禁止公开的内情当作珍贵之物，自比优伶，靠关说巴结宦官。即使身为军吏，落第之后还要乞求怜悯；主考官希望他们再次进用，于是把真性情变成了追逐名利的途径。诗道日益卑下，难道不是这个缘故吗？有人说唐代用诗取士，所以诗歌特别精工，不是这样。凡是省试诗，少有佳作；如钱起《湘灵》诗，万首中也未必有一首；李肱《霓裳》篇，万首中也难得一篇。律赋尤其令人厌恶。白乐天所载的《玄珠》《斩蛇》，以及韩愈、柳宗元集中保存的作品，简直不亚于村塾中的鄙陋语句。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违背大雅，但在这种体裁中，自然仍然峥嵘出众、独占鳌头；可惜其中错乱的几句，议论反而更工巧，作品本来的面目却更加远离。乐府诗所珍贵的，不过是事情和感情罢了。张籍善于表达感情，王建善于征引事实，但两人的境界都不佳。“归还你的明珠，双泪垂落；只遗憾没有在未出嫁时同你相逢。”可以说很会写怨恨了！宋人却因为它系连了“双罗襦”而轻视它。这样一来，就像所谓“解下佩巾，佩巾啊，不要让它变得太长”一样。狗叫也可以称作难以侵犯的节操吗？李义山是个浪子，稍微有些才藻，于是擅长排比对偶。宋人仰慕他，称作西昆体。杨亿、刘筠一类人竭力驰骋，也不过刚刚窥见门墙。许浑、郑谷，懒散低弱，已经有意归于泉下。许浑稍微有些构思精巧的句子，所以胜过郑谷。现在的人把赋说成有韵的文章，因此责怪《阿房宫赋》《赤壁赋》等作品拖沓。可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子虚赋》已经极其铺陈，《卜居》《渔父》实际上开了这个端绪。又把排偶的罪过归于三谢，识见者说是起自陆机。然而《毛诗》中早已有了，如“遭逢忧患已经很多，受到侮辱也不少”。七言歌行长篇应当让卢照邻、骆宾王占先；怪诞鄙俗到了《月蚀》，卑下冗杂到了《津阳》，都不值得仿效。薛徐州的诗稍胜蔡邕州，两人的轻佻自负却相似。蔡邕讥刺四皓说：“飘萧的鬓发都像霜一样白，若再从深山出来，必定要判定是非。”薛徐州讥刺诸葛亮说：“当时诸葛亮成就了什么事，只应该一生做卧龙。”两人功名都没有圆满，大略相等，应当是口业的报应。晚唐诗中押用两个“楼”字，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长笛一声人倚楼”，都很佳妙。又如“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真是极其美妙的境界。然而读它们，便知道不是长庆以前的语气。

译李义山《锦瑟》中间的两联是华丽的语句，若作“适、怨、清、和”解释，非常通顺；但如果不解释，便涉及无谓的猜测，解释之后意味又全都耗尽，由此可知诗歌之难。谢茂秦论诗，说五言绝句应以少陵“日出篱东水”为作诗法；宋人又以“迟日江山丽”为法，这都是学究教小孩子朗诵的做法。若把“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和“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看作同一种写法，就不只是语意高妙而已；它们的篇章结构圆融紧密，中间增不得一个字，加不得一点意思，开头和结尾都极其斩截，而中间自然舒缓，没有多余的技法，却有无穷的余味。王少伯“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缓”字同“随意”相照应，是极好的句眼。王子安“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以及写给于鳞的诗，都是这种写法。“黄鸟一声，酒一杯”，也是同一种手法，但各自有风致。崔敏重“一个年头又过去一个年头”“春天有百岁，世上却没有百岁人”，也采用这种方法。声调稍低，感情稍浓。敏重“能向花前几回醉，十千沽酒莫辞贫”，同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都有同样的可怜情意。王翰的语言爽利，敏重的语言舒缓；他们呼应、转折的写法也正好相反。贾岛“三月正当三十日”，顾况“野人自爱山中宿”，都采用以拙句起头、引出巧妙意味的写法，结尾都值得讽诵。灵武之行使国家转危为安，功劳应推李泌、郭子仪；椒香触犯皇帝车驾，祸患起于田承嗣、崔宁。这固然是事实，却不知道僖宗、昭宗困守蜀地、凤凰受困之时，温庭筠、李商隐、许浑、郑谷等人，能不能说出少陵、太白的一句话？有治理时代的声音，有乱世的声音，也有亡国的声音。所以说：“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相通。”有巨大力量的人来创作，才足以挽回衰颓的时运；能够深察玄机的人懂得它，也足以高举远引。宋代诗歌中，林和靖的梅花诗一时传诵。“暗香疏影”的景象虽然佳妙，却已经落入别样的境界。这是许浑式的高语，不是开元、大历诗人的语言。至于“霜禽”“粉蝶”，简直只是五尺童子的语句。老杜说：“幸好没有折来伤害岁暮，若要观看又怎能不搅乱乡愁。”风骨苍劲肃然。其次，李群玉说：“玉鳞寂寂飞斜月，素手亭亭对夕阳。”很有神采，足以为梅花吐气。诗格从苏轼、黄庭坚开始改变，固然如此。黄庭坚对苏轼不满意，简直想凌驾于他之上，然而终究不如苏轼。为什么呢？越巧越显得拙，越新越显得陈旧，越接近反而越遥远。欧阳公自己说，《庐山高》《明妃曲》是李白、杜甫也写不出来的。我认为这不是欧阳公应该说的话。如果果真如此，欧阳公就是夜郎王了。《庐山高》不过是玉川子浅近的作品，其他更不用说。只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这样的太白率意之语，欧阳公能说出来吗？两首歌中的警句，如“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只是寻常闺房中的话，不足以描写明妃。眼睛耳朵所接触的事物尚且如此，远在万里之外又怎么能制服夷狄？论学问的尺度，欧阳公从哪里删削掉了呢？拾取、搬来的永叔不懂佛理，却强行排斥佛教；不懂书法，却强行评论书法；不懂诗，却强自标榜赞誉。善于写诗的子瞻，即使也有堕落之处，在他所处的趣味范围内，仍然是一时雄健痛快的人物。鲁直的成就还不够，小乘简直就是外道罢了。已经堕入旁生之趣。南渡以后，陆务观颇接近苏氏，而粗疏的杨万里、刘改之都不如他。谢皋羽偶尔显露出杰出之处，《鸿门行》等篇章，很有唐人的情致。读子瞻的文章，可以看见才华；然而又像一个不读书的人。读子瞻的诗，可以看见学问；然而又像一个完全没有才华的人。懒倦想睡的时候，诵读子瞻的小文和小词，也觉得精神振奋。剽窃、模拟，是诗歌的大病，但也有神思与境界相触、出于内心独创而偶然同古语相合的情况，如“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都不妨是佳句，绝不是偷窃。其次，读览积累丰富，机锋也圆熟，偶然同古语的口吻相似，自己也没有察觉，如鲍明远“客行有苦乐”同王仲宣“从军有苦乐”，只是把“客何行”换成“所从谁”；陶渊明“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同古乐府“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王摩诘写白鹭、黄鹂，近世献吉、用修也时常犯此病，但尚且还可以说。又有全部取用古文，稍加裁剪，如黄鲁直《宜州》诗采用白乐天的几首绝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门始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后两句完全采用辋川诗，已经是下乘，但还算是彼此情趣相合，未至于十分令人厌恶。至于割裂缀合古语，文辞已经鄙陋而痕迹又清楚，如“河分冈势，春入烧痕”之类，这种丑态才达到极点。模拟的妙处，在于分开来逞力，把气势和姿态发挥到尽头；不但能匹敌对手，还要看不出痕迹，才算成功。若陆机《辨亡论》、傅玄《秋胡行》，以及近来的献吉“打鼓鸣锣何处船”等语，令人一看就暗笑，再看便恶心，都免不了被盗跖、优孟之流讥笑。唐人诗说：“海色晴看雨，钟声夜听潮。”到了周以言手中却说：“海色晴看近，钟声夜听长。”唐代僧人诗说：“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到了皇甫子循手中却说：“地是赤乌分教后，僧同白马赐经时。”虽然靠剽窃语句得名，但还没有显出极其拙劣的破绽。唯独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两句，黄鲁直改成“人家围橘柚，秋色老梧桐”，晁无咎极力称赞它。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只改了两个字，丑态却全部显露，真是把黄金变成铁的手段。又有把黄金变成铁的情况。少陵有句说：“昨夜月同行。”陈无己却说：“勤勤有月与同归。”少陵说：“暗飞萤自照。”陈无己却说：“飞萤元失照。”少陵说：“文章千古事。”陈无己却说：“文章平日事。”少陵说：“乾坤一腐儒。”陈无己却说：“乾坤著腐儒。”少陵说：“寒花只暂香。”陈无己却说：“寒花只自香。”一看便可以明白。宋诗也有单独一句不能成诗的，如王介甫“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又如黄鲁直“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潘邠老“满城风雨近重阳”。虽然境界略有可取，却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读者应当自己体会。从前有人说崔涂“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远远比不上王维“孤客亲僮仆”，确实如此。然而王维的语句虽然极其简洁贴切，入选诗中却还不如崔涂的语句；崔语虽觉得支离，放在近体诗中却还过得去，关键在于自己体会。

译谈论道理而文辞优美、质朴却不令人厌倦的，是匡衡；谈论事情而文辞优美、诙谐却不令人厌倦的，是陆贽。子瞻大概仰慕陆贽，但见识还没有达到他的程度。文章发展到隋唐，浮靡到了极点，韩愈、柳宗元振兴它，说：“收敛浮华而归于充实。”到了五代，文章又冗杂到了极点，欧阳修、苏轼振兴它，说：“化腐朽为新奇。”然而欧阳修、苏轼之间也有差别，他们流传下来的影响，使人畏惧艰难而喜欢容易。杨亿、刘筠的文章，浮靡而俗气；元之的文章，浅薄而软弱；永叔的文章，雅正而有法度；明允的文章，浑厚而劲健；子瞻的文章，爽利而俊秀；子固的文章，丰腴而充实；介甫的文章，峭拔而洁净；子由的文章，流畅而平易。于鳞、云惮不善修辞，以理胜过来掩饰，这话难道不确实吗？谈论道理也有优劣。茂叔简洁俊逸，子厚深沉幽深，二程明白恰当，紫阳则稍显冗长；在训诂方面没有谁能超过他。有人说紫阳斋居诗大胜，至于《拾遗》《感遇》，用修说得好：“穿青裙、留白发的节妇，竟同浓妆华服的妖艳女子相比，难道不相差悬殊吗？”诗歌除了正宗以外，像前人所称的“广大教化主”，长庆年间有一个，就是白乐天；元丰年间也有一个，就是苏子瞻；南渡以后有一个，就是陆务观，因为他们对情事、景物的描写都很完备。然而苏轼同白居易相比，已经落入尘俗；陆游同苏轼相比，也已经隔了一劫。所以嵇中散至死都轻视殷、周，却安然自得。这句话虽然涉及议论，却是超出宋人的佳境。用修因此猛烈抨击宋人，也不免有矫枉过正的地方。子瞻多用事实，来自老杜的五言古诗和排律；鲁直使用生硬拗折的句法，或拙或巧，来自老杜的歌行；介甫喜欢使用生硬重复的字，着力于七言绝句和颔联之中，也来自老杜的律诗。然而这就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既然骨格已经形成，宋诗也不妨阅读。严沧浪论诗，竟想达到像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那样的境界；但等到他亲自创作，只具备声响，完全缺乏才情。为什么呢？他的七言律诗有一联说：“晴江木落时疑雨，暗浦风多欲上潮”，然而这只是许浑的境界。又“晴”“暗”两个字太过巧饰幼稚，不如别本作“空江别浦”稍微稳妥。严沧浪又说：“诗不必太切合。”我起初怀疑这句话，等到读了子瞻“诗如诗人老去，孟嘉醉酒”两联，才知道严沧浪的话是对的。近来有一位老儒生，曾吟咏一个号“一鹤”的道士说：“赤壁横江，过青城被箭，归来”，事情虽然说得极其贴切，但品味起来几乎像嚼蜡一样无味。元裕之好问有《中州集》，全是金人的诗。其中有宇文太学虚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怀英、周常山昂、赵尚书秉文、王内翰庭筠等人，他们的大体成就没有超出苏轼、黄庭坚之外。总的说来，他们比宋诗直露，却嫌浅薄；比元诗质朴，却缺少情感。元代诗人有元右丞好问、赵承旨、赵孟頫、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徯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等人而已。赵孟頫稍显清丽，却流于浅薄；虞集颇为健利；刘因多有粗俗语句，又夹杂议论，反而受到当时人的归附。廉夫本来师法李长吉，但才力不相称，又把断案式的议论夹杂其中，于是相差千里。元代文人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姚承防、姚枢，许祭酒（许衡），吴学士（吴澄），黄侍讲（黄溍），柳国史（柳贯），吴山长（吴涞），危学士（危素）。然而概括地说，可以说：“没有文章也可以。”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明王世贞撰。说部。《艺苑巵言》五。高皇帝神武非凡，受天授予，生来眼睛并不识字。攻下集庆之后，才开始厌倦骑马作战，写长歌短篇，一拿笔便押韵，很有魏武帝乐府诗的风格。他所制的歌词质朴古雅，一举洗去了骈偶文章的习气。仁宗皇帝在东宫时，特别喜爱欧阳氏的文章，因此杨文贞受到他的宠信，关系非同一般。他又喜欢王赞善汝玉的诗，圣学最为渊博。宣宗天性聪敏，长歌短章，下笔便能写成。每逢南宫考试，总是亲自草拟程式，还说：“我难道不应当防备元代文人中状元吗？”可是当时馆阁诸公，没有两司马那样的才华。衡向来所学，不能顺应并发扬文采，实在令人叹息。元朝末年，专门写诗的人，虞道园以典雅华丽为贵，廉夫以奇特峭拔受到推重。到了明朝兴起，虞氏一派得到许多助力，大体上树立赤帜的只有两家而已：论才情之美，没有超过季迪的；论声势气概之雄健，则伯温居次。当时孟载、景文、子高等人，实际上都是他们的羽翼。然而评论者仍以元代习气为短处，说他们的辞采胜过宋代，却缺少老成苍劲的格调；比不上唐代，只能窥见唐代晚期的境界。但是这几位君子，功力深厚，风调和谐，即使没有达到中正之道，也还可以说差不多了，真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到了乐代熙朝，文风并不低下：把深沉的思虑排斥到天地之外，只拾取眼前流转的景色；志意放纵时便写滔滔不绝的大篇，崇尚剪裁时便只写寂寂数语。武陵人不知道晋朝已经灭亡，夜郎王只知道汉使到来，谁和谁相差得更远，难道不是一句空话吗？后来成化、弘治年间，颇有才俊之士，稍稍显露一斑，被称为巨擘。然而他们的情趣比不上古人，写到中途便停止，搜求也不能深入，遇到什么境界便随手写下，就事分题，全都只求草率迅速；和诗反复押韵，也不担心才力过多。北地用来矫正这种风气，信阳继起，昌谷从旁辅佐，庭实在下协助。敦厚古雅的文风起于建安，华美辞采止于三谢。长歌取法李白、杜甫，近体诗以开元年间为准则，一扫末世文风，于是窥见了正始的道路。天地重新开辟，日月更加明亮，难道不美吗？然而正体与变体纷乱交织，剽窃模拟、雷同相似。信阳放下筏子，仍免不了受到良言规劝；北地仿效他人，难道没有私下的议论吗？因此嘉靖末年，崇尚辞采的人把风云酿成月露，存心理学的人扶持感遇而写成咏怀，喜爱华美的人铺陈景龙的辞藻，害怕深沉的人寄托情感于元和的诗风，也都写得文采斐然，不妨称名于世。只是感遇诗没有文采，咏月露的诗没有实质；景龙的境界太狭窄，元和的道路太宽泛，各种流派逐渐泛滥，混杂成为下流。中兴文风的功劳，则以济南为最大。如今天下人手握夜光宝珠，行走遵循上乘道路，却仍免不了学邯郸人走路，不能再有合浦珠还。原因在于深入造诣的力量不足，自得其趣的作品太少。《诗经》说：“有物有则。”又说：“无声无臭。”从前有人学习华相国的步态，认为那只是形迹之外的东西，学得越久反而离本来面目越远。又有人学书法，每天临摹《兰亭》一帖，有人劝他说：“这是从门径进入的，必定不能成就书道。” 既然如此，那么情感与景物能够巧妙融合，风格自然高上；不受古人役使，也不坠入固定路径的，是最上等的。随着本性形成才分，随着才分达到造诣，建立门户；门户既已确立，声名和实际都值得观赏的，是次一等。有的名义上说是继承，实际上却是盗窃魁首；外表只能供人皮相观赏，内里却只是肤浅的立足。这样说来，一家文风长久下去，必定会衰败。文章最为通达的，莫过于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濂积蓄的材料非常广博，持论也颇为恰当，只是以铺陈丰腴、明白流畅为主，缺少剪裁的功夫；文体流连沿袭而不能返本，辞句枝蔓而不加修整，这是他的短处。至于文章的机轴，却是自己独创的。杨士奇崇尚法度，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平、平易近人为主，却缺少充实拓展的功夫，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台阁体而受到推重。李东阳源出虞道园，辞采比杨士奇浓丽，但法度不如；比宋濂简约，却学力不足，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天才本来优越，只是害怕结撰文章吗？王守仁资质超逸，虽然不能深思熟虑，却能顺着笔势激发情趣，很是文采斐然；晚年建立门户，以辞意通达为宗旨，后来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其源头其实出于苏轼。乌伤王祎、金华胡翰，杂用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诸家的语言，才力空疏于宋濂，却在气力上胜过他。刘诚意运用诸子百家的文章，苏伯衡、方希古都出自眉山父子。方希古的才华似乎较高，只是缺少波澜。解大绅的文章实胜过诗，颇能自我发挥，却不知道剪裁。胡光大、杨勉仁、金防孜、黄宗豫、曾子启、王行俭诸公，都是庐陵一派的羽翼。刘文安的文章充实而接近现实，丘文庄善于剪裁却流于俗气，杨文懿内容广博却平凡，彭文惠通达却浅易。又有程克勤、吴原博、王济之、谢鸣治诸君，也属于李东阳一派。王济之稍稍知道仰慕昌黎，有体制和要领，可惜才力不足。南城罗景鸣想振兴这种文风，他的源头也出于昌黎，专门探究奇特深奥、穷尽变化意态，却不能真正像昌黎。吴中祝允明起初仿效诸子，学习六朝文章，才力更加偏僻艰涩，不相称，都是似是而非的人。然而古文已有一定机轴，除了何、李之外，开始有康德涵。康德涵源出秦汉，却粗率而不精工，其中质朴木讷的一面还可取。王子衡出于诸子百家，却拘谨琐碎而不流畅。崔子钟出于《左氏传》和《檀弓》，柳氏才力绵薄浅近，却能以法度胜过他们，精炼简约而有次序。陆浚明出于《班史》以及韩愈、柳宗元，闲雅而有法度，只是变化稍显局促。黄勉之出于潘岳、陆机、任昉、庾信，整齐华丽而不圆融。王允宁出于《史记》《汉书》，善于叙事，长于造句，却不懂篇章法则，神采不能流动。高子业、陈约之出于东汉杂史，笔调雅洁可喜，但气势不够长远，不能贯通。屠文升、袁永之也属于这一流派。屠文升豪放而驳杂，袁永之有法度却冗长，袁永之雅正却柔弱。郑继之出于西京文风，颇为苍老却短促。晋江一派出于曾巩，却过于繁复；毗陵一派出于苏轼，却过于浓重，都是一时善于射雕的高手。晋江开合之法已经古雅，但步调整齐而多有赘余，能写大篇而不能写小篇，所以比不上曾巩。毗陵从偏僻之处起笔，议论也从细小之处起笔，因此文法便坠入那片云雾之中。我曾在评论文章的序言中说：“国初的文章，潜溪宋濂为第一；乌伤王祎称为辅佐，形成台阁体。东里杨士奇开辟源流，长沙李东阳承继其道。先秦文章的法则，北地李梦阳使之恢复正轨。历下李东阳造诣最深，新安胡翰显出剪裁功夫【汪伯玉也是如此】；理学的逃逸，阳明王守仁奠定基础；晋江、毗陵两派，以华美的辞藻装饰六朝之华。昌谷李梦阳显示大体，勉之黄勉之流布余波。大体都说尽了。”

译七言律诗到何景明、李梦阳才开始畅达。此前也有一两首佳作，如高季迪送沈左司诗：“函关月落鸡声渡，华岳云开立马看。京师秋兴伎同北，郭知应滥俸比东，方愧已多。梁寺钟来残月落，汉宫砧断早鸿过。”送郑都司诗：“赐履已分无棣远，舞戈还见有苗来。”送行诗：“边兵驰空壁三千帜，客宴高堂十万钱。西坞松风吹壁鹤，翎堕梅雨过溪鱼子生。”谢送酒诗：“欲沽百钱不易得，忽送一壶殊可怜。”又有：“梳头好鸟语窗下，洗盏流水到门前。”“梅花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帘外。”“钟来初月上灯前，角断忽霜飞不共人言，惟独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郭子章诗：“家在淮南青桂老，门临湖水白苹深。”王忠文忆萧山诗：“夕阳玄度飞轮塔，晓雨文通梦笔桥。”刘诚意侍宴诗：“万里玉关传露布，九霄金阙绚云旗。”又有：“夜永星河低半树，天清猿鹤响空山。” 宋潜溪送张翰林归乡诗：“娶红锦裁云朝奠雁，紫箫吹月夜乘鸾。”袁海叟诗：“白燕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杨按察诗：“春草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孙左司游仙诗：“天与数书皆鸟迹，家传一剑是龙精。”董良史诗：“海屋过桥云磬天台寺，泊防风帆日本船。”杨训诗：“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万里长风吹客衣。”又有：“江上小孤残照收，江左大别寒烟锁汉阳。”郭舟屋登太华寺诗：“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涌五华来。”徐璲诗：“郢中白雪无人和，湖上青山有梦归。”唐愚士诗：“葡萄引蔓青缘屋，苜蓿垂花紫满畦。”顾观送人诗：“重经白下桥边路，颇忆玄都观里花。”又有：“吴江鸿雁一声天接水，蒹葭八月露为霜。”张士行湖中观月诗：“地与楼台相上下，天随星斗共沉浮。”又有送人到安庆诗：“年丰米谷上街贱，日落鱼虾入市鲜。” 浦长源送人诗：“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又有：“衣上暮寒吴苑雨，马头秋色晋陵山。”谢元功《韩信城》诗：“天日可明归汉志，风云犹似下齐……”【此处原文疑有脱误，以下数句文意不完整】瞿佑《书事》诗：“射虎何年随李广，闻鸡中夜舞刘琨。”吴子愚《遣兴》诗：“摩娑药笼三年艾，濩落人寰五石瓢。”陈汝言《秋夜》诗：“佳人捣练秋如水，壮士吹笳月满城。”顾文昱诗：“白雁锦瑟夜调冰作柱，玉关晨度雪沾衣。”解大绅挽筠涧先生诗：“山河百二归真主，泉石东南隐少微。”又有：“黄菊花时高士醉青门，瓜熟故侯归。”胡虚白送人到甘州诗：“马援橐中无薏苡，张骞槎上有葡萄。”高栋诗：“旌旗半卷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王文安赠李将军诗：“夜斩单于冰上渡，晓驱番马雪中骑。”谢复古诗：“莺声尽入新丰树，柳色遥分太液波。”贝琼诗：“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凤马头看。” 刘崧诗：“林花落处频中酒，海燕飞时独倚楼。”陶瑾《山居》诗：“江燕定巢来自熟，岩花落子结还稀。”甘瑾诗：“东风门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飞。”又《钱塘怀古》诗：“秦关璧使星驰夕，汉苑铜仙露泣秋。”王悦诗：“关山月漠北征人齐倚剑，城南思妇独登楼。”曾棨《维扬怀古》诗：“玉树听残犹有曲，锦帆归去已无家。”吴志淳诗：“燕来已觉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林子羽诗：“楼当太乙星辰近，树拂勾陈雨露香。”又有：“堤柳欲眠莺唤起，宫花乍落鸟衔来。”刘钦谟诗：“一春空自闻啼鸟，半夜谁来问守宫。”陈思贤诗：“山云映水摇秋色，浦树含风送晚凉。”王希范诗：“挽客归去天涯双白发，梦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诗：“晓几椽茅屋生春色，无数桃花烧野村。”牟伦《别友》诗：“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诸弟素书稀。”任原送舒从事还海南诗：“珠崖日落天低海，铜柱云寒雨过城。”陈景祺《忆萧山友》诗：“石岩书暖花偏好，江树春晴酒自香。” 许彬送人到陕西诗：“黄河九曲天边落，华岳三峰马上来。”郭登送岳正到青海诗：“四年羁旅客，白头双泪倚门亲。”谷宏《经华阴》诗：“远道雁声寒，雨外离宫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阳》诗：“中流雨散君山出，故国风多梦泽寒。”镏绩寄人诗：“歌钟暗度新丰柳，飞骑晴骄上苑花。”僧来复寄洞庭人诗：“丹壑泉舂云碓，药橘林风扫石床花。”张光启送人入蜀诗：“云深蜀魄呼名语，月冷猿声傍客啼。”姚广孝寄僧诗：“林封萝屋长疑雨，泉响松岩半是风。”晏振之登楼诗：“青山远戍寒烟积，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赠别诗：“华发镜中看渐短，故人天际信全稀。”又有：“黄梅雨少河流涩，绿树阴多日景微。”时用章《吴中野店》诗：“唤呼双骰酒，渔舟争买四腮鲈。”刘文安挽英宗诗：“天倾玉盖旋从北，日昃金轮却复中。”沈启南从军诗：“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弟兄。云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

译马东田《有感》诗：“衰鬓已凭双鬓寄，世缘聊作一枰看。”童轩《九日》诗：“黄菊酒香人病后，白苹风冷雁来时。”刘忠宣《防西山》诗：“几处白云前代事，数村流水野人家。”吴文定《游东园》诗：“繁花落尽留红药，新笋丛生带绿苔。”文太仆《相思人》诗：“在青山外，尽日舟行细雨中。”赵宽《偶成》诗：“槁木嗒然聊隐几，飞蓬搔尽不胜簪。”秦廷韶《和人》诗：“罗雀已空廷尉宅，沐猴谁制楚人冠。”石熊峰《早朝》诗：“烟霭着衣如过雨，御沟摇月欲生潮。”单句如张南安：“六朝遗恨晓山青。”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这类诗句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便再也难以分辨，即使放在贞元、长庆年间，也不会逊色。” 五言律诗清雅如浮云：“看富贵，流水澹须眉。”“已归仍似客，投老渐如僧。”“老来诸事废，归去此身全。”“往事愁人问，虚名畏客称。”“雨花知佛境，流水识禅心。”“凉风动疏竹，明月在高楼。”“圣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风磴坐莓苔。”“分符来五马，如练照双旌。”“一灯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树从京口断，山到海门稀。”“野蚕成茧尽，江燕引雏回。”“乱山黄叶寺，孤棹白苹洲。”“啼鸟醒人梦，流泉净客心。”“身世双蓬鬓，功名一钓竿。”“古路无行客，闲门有白云。”“听雨愁如海，怀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卧云歌酒德，对雨著茶经。”“野岸随流曲，山门隐树深。”“云烟谢家墅，松柏禹陵祠。”“避难疏狂客，长贫少定居。”“酒尽寻僧舍，书来问客船。”“泉声溪碓急，山色野墙低。”“鸟青呼作使，鹤白养成群。”“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月从今夜满，人在异乡看。” “功成百战后，老去一身轻。”“乡泪看花落，愁肠纵酒宽。”“落日在高树，凉风生客衣。”“夜月柯亭市，凉风镜水波。”“云气千峰暝，秋声一院凉。”“旅况频看月，乡心独听潮。”“独醒愁对雨，多病怕逢春。”“风尘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雁宿芦中月，人归草际烟。”“种黍都为酒，诛茅小作庵。”“海阔疑天近，山空得月多。”“断云京口树，残月广陵钟。”“白日羲皇世，青山绮皓心。”“夕鸟冲船过，寒波背郭流。”“一灯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经雨歇，虫响入秋多。”“壮丽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国秋云合，大江春水深。”“风旗春猎野，雪帐夜收兵。”“王者应无敌，边尘不敢飞。”“旧射双雕落，新乘五马行。”“中郎长防卫，丞相小车来。”“千山悬落日，一骑出孤城。”“新成赐将第，更筑候神台。”“河山千古在，登眺几人同。”“马嘶秋草阔，雕没暮云平。”“地登南极尽，波撼北溟回。” 山色本来就是蜀地的，江声一直传到吴地。千林中捣衣声喧闹，一座山峰上升起茶烟。苍鹰飞入云中，显得强健；白鸥坐在浪上，显得悠闲。山雨一来，虫蛇从地上出来；江天之间，彩虹高悬。天地间兵戈之声汇合，关河尽是秋色。大地吞没南极，巨浪震撼北溟；凤凰在黄金榜上飞起，龙从白玉台阶旁疏落。五言诗起句如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又有：“江东风日晴，把酒送君行。”“全家离故乡，万里谪穷荒。”“别路绕珠林，秋来落叶深。”“落日敞朱楼，江云暝不流。”“烟霭散春晴，乱鸦深处鸣。”“斜日在松杉，千崖暝色酣。”“长啸拂吴钩，南图惜壮心。”“圣恩宽逐客，不遣过轮台。”“不寐月当户，起行风满天。”“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长乐钟声动，平津树色开。”“别离知不远，情至亦潸然。”“凉风起江海，万树尽秋声。”“青山行不尽，深树见僧房。”“东源山色好，闻说似终南。”“我住湖西寺，君归湖上山。”“别泪不可忍，杯行到手空。”七言诗如故人：“已乘赤龙去，君独羊裘钓月明。” “八月十五夜，何其鹅湖漾舟人未归。”“今年南国天气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风吹女萝，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广阳宫废故城平。”“牛渚矶头烟水生，峨眉亭下大江横。”七言诗结句如：“沅湘一带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听说兰亭依旧在，只今王谢少风流。”“天边杨柳虽无数，短叶长条非故园。”“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前朝冠盖皆黄土，翁仲凄凉石马嘶。”“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近来闻说有奇事，买药修琴曾到城。”“祭罢鳄鱼归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钩。”“琐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他自春。”这些诗句都很有意味。我之所以记录这些诗句，是说溪边的蒿、涧中的芷，也可以拿来摆在客人的席上作为小菜；并不像二李那样，制作出三臡八菹那种繁复的菜肴。况且这些诗的完整篇章，也未必都值得称道，所以姑且摘录其中一些罢了。杨孟载有一首诗，起句和颔联非常富有情致，只是没有收入这里：“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转增。”这是词中《菩萨蛮》调的语句，因为篇幅还短。柳如新折的诗句：“后已残花似未开时。”这是《浣溪沙》调的语句，原因也在于篇幅较短。汤惠休、谢琨、沈约、钟嵘、张说、刘次庄、张芸叟、郑厚、敖陶孙、松雪斋，对于诗人都有评论和比拟，大概都是因袭袁昂评论书法的说法而加以仿效。宋代人相互标榜的那些话，不足以作为准则。我独自喜欢汤惠休所说的“初日芙蕖”，沈约所说的“弹丸脱手”，钟嵘所说的“宛转清便，如流风回雪，繁缀映媚，如落花在草”。其次是张芸叟所说的“春服刚刚制成，新酿的酒刚刚成熟，登山临水，整日忘记归去”，郑厚所说的“秋天蟋蟀在草根鸣，春天黄莺在柳荫叫，不一定完全恰当，但语言颇有造诣”。松雪斋不知道是什么人，很像是不懂诗的人。

译敖陶孙评论诗人说：魏武帝像幽燕的老将，气势韵味深沉雄厚；曹子建像三河的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像饥饿的雄鹰独自飞出，奇特矫健，无人能及；谢康乐像在东海扬帆，风光流丽；陶彭泽像高空中的绛云，舒卷自如；王右丞像秋水中的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像园客独自抽丝成茧，暗中合于音律；孟浩然像洞庭湖刚刚起波，树叶将要凋落；杜牧之像铜丸滚下斜坡、骏马冲下山坡；白乐天像山东的父老，教人耕种桑田，件件句句都说得实在；元微之像王龟年讲述天宝遗事，容貌虽憔悴而精神不伤；刘梦得像雕镂冰块、刻琢美玉，流光自相辉映；李太白像刘安的鸡犬，遗响上达白云，考察其归宿，却仿佛没有固定所在；韩退之像背水囊沙，只有韩信才能做到；李长吉像汉武帝食用露盘之露，毫无补益却欲望很多；孟东野像埋在泉下的断剑、横卧山谷的寒松；张籍像优伶举行乡饮酒礼，次序井然，时而有诙谐之气；柳子厚像深秋独自远眺，雨后傍晚孤独吹奏；李义山像百宝制成的流苏、千丝织成的铁网，绮丽细密而瑰奇妍美，却终究不适于实用；宋朝苏东坡像水流注入天河，又倒流连接沧海，变化万端，最终归于雄浑。欧阳公像四瑚八琏这样的礼器，正好可以用于宗庙；荆公像邓艾缒兵进入蜀地，主要以险绝取胜；山谷像陶弘景进入官府分析事理、谈论玄理，但梦中松风的情趣仍在；梅圣俞像关河放水，转眼间便悄然无声；秦少游像当时的女子在春日行走，终究令人感到柔婉软弱；陈后山像九皋独鸣的鹤、深林中独自开放的芳花，寂静中自有美态，并不求知音欣赏；韩子苍像梨园按乐，排比有序；吕居仁像散圣安禅，自然能够奇特超逸；其他作者不容易一一说尽。只有唐代杜工部像周公制作礼乐，后世无人能够仿拟议论；他的语言显得爽朗俊逸，而这样的评论似乎稳妥恰当，只是稍微少了替宋人委曲回护之意，所以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对于本朝前辈名家，我也偶尔窥见一斑，姑且附录在这里，聊以当作饱腹之诗。高季迪像射雕的胡人，刚健迅利，往往能够命中；又像燕地女子盛妆打扮，巧笑而善于逢迎。刘伯温像刘宋那些喜好武事的王侯，才力和事功相称，衣饰技艺华美整齐；见到王谢家的衣冠子弟，却不免低眉。袁可潜像师旷弹琴，流利而有情致，但高山之曲尚且遥远。刘子高像雨中的素馨花，虽然仍然艳丽，却没有寒梅老树那样的风骨。杨孟载像西湖的柳枝，姿态柔美而近人情；但一写到情致之语，风雅便荡然无存。汪朝宗像胡琴羌笛，虽然不是太常之乐，却琅琅有致。徐防文、张来仪像乡间男女，有质朴也有情感，却缺少体制风度。孙伯融像刚装上嚼子的马，步伐还不熟练，偶尔显得轻快。孙仲衍像豪富人家的孩子进入少年场所，轻佻放纵而自以为得意。浦长源、林子羽像小乘佛法中作论的师生，师父和学生依照天性修行或许可以成佛，但距离还很遥远。解大绅像河朔大侠，胡须张扬，与他交往的只是饮酒吃肉的粗人。杨东里像流水上的平桥，粗略形成一点情致。曾子启像奉节度使之命募兵东征，鲜明华丽而杂乱，精锐骑兵却很少。汤公让、刘原济像淮阴少年争强斗胜，作出要吃人的样子。刘钦谟像村女簪花，浓艳、羞涩各占一半。夏正夫像乡里的啬夫穿着绣衣拜见达官，虽然整齐修饰，时时流露本来面目。李西涯像池塘秋日的积水，浩荡而平缓，却容易看清底部。谢方石像乡里的社学教师，每天发出沙哑的童声。吴匏庵像由学究出身的人，虽然闲雅，却摆脱不了酸腐习气。沈启南像老农、老圃，所写无非实际事情，只是多用俚俗辞语。陈公甫像学禅的人偶然得到一句自然语，便把它说成高深的禅机。庄孔阳写得好的地方不必说，写得坏的地方像村巫降神，又像乡里的老人骂座。陆鼎仪像把吃人的话说成雅语，大多堵在咽喉之间。张亨父像劳作者唱歌，滔滔不绝，却只是俗人的耳语。张静之像小船急渡水流，一瞬间便过去了，再没有雅观可言。杨文襄像老弋阳伎，发声很顺畅，却多鼻音，再也听不出曲调。桑民怿像洛阳的赌徒，家中没有一担粮食，却敢一掷百万。林待用像太湖中的顽石，并非没有形致，只是未免痴重。何乔希大像汉代官员出巡远郡，自然也粗略具备威仪。祝希哲像盲眼商人张开店铺，颇有珍玩，摆放却杂乱不堪。蔡九逵像灌木丛中的蔷薇、汀洲边的小鸟，偶尔显得娟秀，但也只能看一眼而已。王敬夫像汉武帝求仙，欲望的根本已经受到污染，偶尔有所遇合，终究不是实际境界。石少保像披沙拣金，时时可以见到珍宝。文征仲像淡妆的仕女，坐着谈说《维摩诘经》；又像小阁疏窗，布置全都雅致，但眼前的境界容易看尽。康德涵像靖康年间的宰相，并非没有身居显贵，只是处在纷扰中，粗率而没有大的处置能力。蒋子云像白蜡糖，看似甘美，却不堪咀嚼。王钦佩像头上戴花的小女孩，学习作出柔软艳丽的姿态。唐虞佐像苦行头陀，始终缺少玄妙的领悟。王子衡像外国人投奔唐朝的武将，坐禅时威仪庄重，领悟之中却不免露出粗犷放浪的本色。熊士选像寒蝉在初秋疏林中忽然鸣叫，并非不清楚，只可惜缺少其他情致。张琦像夜蝉饮露，自极声调情致，然而没有脱离污泥。唐伯虎像乞丐唱莲花落，他年轻时也曾处在玉楼金埒之间。边庭实像洛阳名园，处处都是华美花卉，却不必全都称作姚黄魏紫；又像五陵富贵人家的千金少年。顾华玉像春日原野繁花盛开，十分繁多。刘元瑞像闽人勉强说齐地语言，多半难以听辨。朱升之像桓宣武把刘司空比作自己，处处都令人不满。殷近夫像越国兵马纵横江淮之间，终究不能成为霸王。

译新建像长爪梵志，在他所奉的法门中铮铮有声，能够动人。陆子渊像通过捐资取得官职的人，作文用语雅致，步调从容，虽然自有余力，却没有摆脱本来面目。郑继之像冰凌石骨，质地刚劲而不华丽；又像天宝年间的老人谈论丧乱之事，所说都是真实经历，时时带有感慨。孟望之像贫寒的读书人置酒，寒酸淡泊，却不至于腥膻。黄勉之像装饰华整的假山池水，只是耗费了太多人力。高子业像高山鼓琴，沉思忽然远去，树叶全都凋落，石中的寒气自然青冷；又像卫洗马谈愁，憔悴而婉转深厚，令人心折。薛君采像宋人叶玉，夺取天然巧妙；又像美女临池，稀疏花影中独自含笑。胡孝思像骄纵少年喜爱吴地声调，兴致一来便唱，不必合乎节拍。马仲房像程卫尉屯驻西宫，斥候精密严整，铠甲仪仗雄伟整齐，但士卒缺少乐于任用的气概。丰道生像沙苑的马，驽马良马各占一半，任意奔驰中多有失败跌倒。王舜夫像用破铁网捕取珊瑚，用力坚实深厚，真正得到的宝物却很少。孙太初像雪夜率偏师取道进入蔡地；又像鸣蝉伏蚯蚓，声音震动月露，形体却滞于泥土。施子羽像寒鸦几点、流水孤村，可惜景物萧条，迫近暮色，意味已尽。王履吉像乡里的少年久居都市，风流详雅，却没有完全摆脱本来面目；又像扬州盛大的宴会，虽有山珍海味和水陆佳肴，却时常带有陈宿的味道。常明卿像沙苑的小马，骄傲嘶鸣，自我欣赏，步伐却还不协调。张文隐像药物铸成的鼎，灿烂得惊人，终究有所欠缺。王稚钦古雅，像良马奔下斜坡、美女舞动长竿，五言诗尤其高长。陈约之像青楼小女，在月下弹箜篌，起初只是闲适，最终却变成凄楚；又像雨后的残荷，虽然已经衰落，仍然艳丽有姿态。杨用修像突然暴富的少年，拥有铜山金埒，却不懂得吃饭穿衣。李子中像刁家奴仆，车马显赫，散施金帛，原本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廖鸣吾像新开决的水渠，漂浮的杂物和浊泥一瞬间全都冲下去。皇甫子安像玉盘上的露珠碎屑，清雅绝伦，可惜篇幅轻薄短小，难以剪裁。袁永之像王谢门中的贵族子弟，一举一动都值得观赏。黄才伯像紫色美玉，很像靺鞨玉，晚年并非没有可恨之处。周以言像中等智慧的比丘，虽缺少根器，却不至于说出小乘的言语。施平叔像小县城的百姓，房屋器物都完整齐备。张以言像甘州的石斗，色泽如玉，表面纹理却粗糙漫漶。胡承之像有病的读书人，学习白猿公的技艺，操持舞动如同按规矩击刺，却不能承受华美。子潜像盘石疏林、清溪短棹，即使处在秋冬之际，也不废弃枫树和橘树。张孟独像骂阵的士兵，怒目圆睁，挥袖喧闹，果然气势强壮而奔放。张愈光像拙劣的工匠雕琢山骨，斧凿痕迹清晰可见；又像用铜束缚腹部，内外都充满异端。汤子重像乡里的三老，进城时仪态庄重，最终却少有华美的姿态。傅汝舟像讲说《法华经》，写作却多是风趣闲话，凡俗的多，圣理的少。乔景叔像清泉放流、新月挂在树上，然而这种景致很少，不能长久纵情观赏。蔡子木像骄傲的女子织流黄锦，不懂丝理，却强行织得文采斐然。王道思像受惊的弋鸟，扑刺迅疾有力，尤其有愧于幽静闲雅的状态。许伯诚像胡商的儿子作狎昵之戏，随事挥洒，不论是否合乎节度。陈羽伯像东市的歌妓，羡慕青楼的身价，勉强涂脂抹粉，强作皱眉欢笑。王允宁像马服子，陈列军队，自作奇正之法，却不懂兵法；又像项王怒声未尽，忽然发出低沉的吼声。徐昌谷像白云自行流动，山泉清冷，地上还残留积雪，新月在其中掩映；又像飞天仙人偶然降临人间，不沾染尘俗。何仲默像朝霞点在水面，荷花试着迎风。又像西施、毛嫱，姑且不论才艺，只要回眸一顾，粉黛便都失去颜色。李献吉像金翅鸟撕裂长空，神龙游戏海上；又像韩信统兵，人数多寡都能如意调度，排荡变化无法测知。李于鳞像峨眉山积雪、阆风山蒸腾的彩霞，气象高华，罕有能与之相比的；又像大商船，载满明珠异宝，贵重得足以匹敌一国，次一等的也有木难、火齐。宗子相像渥洼的神骏，一日能行千里，却免不了被马嚼子和马蹄所牵累；又像华山道士，句句都是烟霞，不是人间之事。梁公实像绿野中的山池，繁茂、雅致而匀称适宜；又像汉代司隶的衣冠，令人惊叹其美，却不是全盛时代的礼仪器物。吴峻伯像子阳在蜀地，也具备威仪；又像初地菩萨看见声闻乘，进入大乘境界之后，距离便远了。冯汝行像幽州骑马的行客，虽然显得刚强，却很缺少雅致。冯汝言像晋人评论会稽王，有远大的体貌，却没有远大的精神。张茂防像荒野粗人渡过长江，揖让礼节简略，终究是中原门第的人。卢少楩像浊世中翩翩的佳公子，轻俊而任意放纵。朱子价像高坐的道人，穿着粗衣、踏着木屐，忽然说出胡语。陈鸣野像子玉，兵车一旦超过三百乘便会失败。彭孔嘉像光禄寺宴请使臣，菜肴摆列细密整齐，其中却有许多陈宿之物。徐汝思像刚刚调教的鹰看见猛禽，因而很难捕获鲜活猎物。黄淳父像北里的名妓，既有酒妓的姿色，才华也可观，时常说出俊美的语句，受到宾客欣赏。谢茂秦像太官的老厨师为小县城设宴，虽然菜肴并不奇特，摆设却不马虎。魏顺甫像黄梅的坐客，谈论上乘佛法，即使还没有完全透彻，也没有失去宗门风范。文章。宋景濂像酒池肉林，确实丰盛富饶，却缺少芍药般的和美。王子充、胡仲申二公像官厨中的内酝酒，略有风格法度，却达不到清绝。刘伯温像丛台上的少年，一进入说社便辟开流利的言辞，稍稍显出口才。高季迪像拍张檐幢，急速迅疾，转眼即逝。苏伯衡像十户人家的小邑，粗略有些街市，却缺少曲折周备。方希直像奔流滔滔，一泻千里，却很少有回旋浩荡的姿态。解大绅像递送公文的快马，速度很快而少有步调。杨士奇像读书人做官，举止雅正、说话徐缓，详和之中时时流露寒俭；又像新任廷尉的文书，有法度而简约。丘仲深像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不很可食。李宾之像开坛讲法的法师，上堂铺陈丰腴悦耳，实际却缺少精义。陆鼎仪像何敬容，喜欢整洁，夏天熨衣服甚至把后背烫焦。程克勤像借别人的面孔去吊丧，步履缓慢，服饰严整，举止恭敬，却缺少真挚情感。吴原博像茅屋竹篱，勉强可以坐卧，此外没有宏伟华丽的景观。王济之像长武城的五千士兵，闲整而可以作战，只是数量太少。罗景鸣像药物铸成的鼎，虽然古色古香、令人惊异，原本却不是三代的器物。

译桑民怿像社戏中的夷歌，也自能充满眼目和耳朵。杨君谦像夜郎王，略具君臣之制，却不知道汉朝的广大。罗彝正像姜斌道士，登上讲坛，语言不离佛法，但玄妙情趣很少。陈公甫像坐禅的僧人，只用一句圣谛，便东涂西抹，也能偶尔动人。祝希哲像吃人一般气势逼迫，说话结结巴巴；又像拙劣工匠织锦，丝理留下许多痕迹。王伯安像吃哀家梨，入口吞咽爽快得无法形容；又像飞瀑从岩壁倾泻而下，一落千尺，没有深潭沉静幽深的意味。崔子钟像古法织锦，纹理暗淡，雅致的色彩却可喜，可惜篇幅狭窄。湛源明像乞食的道人，只记得经文偈颂几句，便沿门唱诵。李献吉像樽彝、锦绮，拥有天下奇珍，却不免有丝线磨损、纹理受伤的毛病。何仲默像五彩的雉鸟，飞不出百步，却能灼人眼目。徐昌谷像风流少年，顾盼自爱。郑继之像孔北海，议论事情志向很大，才力却不足。王子衡像丝编的牦牛绳，珍贵而能负重，却不懂步调。康德涵像嘶哑着嗓子唱《霓裳》散序，格调虽高，声音却低劣。王敬夫像狐禅、鹿仙，也自能纵横驰骋。高子业像玉盘上的露珠碎屑，确实清贵而寒淡。何夏文愍像登上小丘，伸脚便看见平野，不过是疏略的议论罢了。王稚钦的书札像美人诉说情意，其他文章却是把老鼠改说成璞玉，把驴叫作卫江。景昭像走进鸿胪馆，听见鸟语和侏防之音，一个字也不明白。廖鸣吾像小小的屠户酒贩店，勉强装成富人，杂乱增饰，令人厌恶卑俗。郭价夫像乡里老人讲故事，粗略间也颇有连绵不绝之意。丰道生像古董铺，真赝杂陈，偶尔也能见到珍宝，却经不起轻薄欺诈。李舜臣像盆池中的金鱼，即使足以供人玩赏，面对江湖的空阔，便显得渺小了。陈约之像小径上的落花，在衰败憔悴之中，似乎还有零落残余。黄德兆像山猺勉强说汉语，免不了舌音不正。黄勉之像新安的大商人，钱帛米谷、金银都很充足，只是法书名画不是真品。陆浚明像手执麈尾的人，从容交谈，名理并不少。江于顺像试飞的幼鹰，矫健而任意纵横。袁永之像王武子挑选有才的军人子弟，命运和际遇却不厚。吕仲木像梦中不停说梦话，偶尔才停止。马伯循像河朔人吃羊酪，汉地的膻肥气味冲鼻。颜惟乔像突然显达的寒士，实在经不起矫饰。杨用修像用薄绢做成的花，缺少种种生气。屠文升像小户人家的子弟冒充乌衣巷中的贵族子弟，终究不像。王允宁像下邑的工匠雕琢玉器，不是说它不奇特珍贵，只是雕琢痕迹清清楚楚。又像王子师学习华相国，在形迹之间模仿，所以更加相去遥远。罗达夫像讲师兼讲禅，两边都勉强立足，都不能高坐其上。王道思像金市中的高第宅院，房屋华美、街巷空旷，却处处显出匠师手笔；他不读《木经》，其中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许伯诚像通行渡口的邮传费用，所用本钱少，供应却不空缺。薛君采像嚼白蜡、拄青芦，实在淡弱无力。朱子价像小孩吹芦笙，只吹出一两声，仿佛想列入太常乐章。乔景叔像江东的秀才，文弱雅致，却气势不足。吴峻伯像佛门中的讲师，虽然说得很多，却不了解根本面目。归熙甫像秋天的积水留在地上，有时浩瀚汪洋，否则便一泻而尽。卢少楩像春水横流，浩荡放纵，却少有归宿。梁公实像贫士爱好古器，虽不是找不到一两件醒目的东西，只是苦于难以继续。宗子相像一匹常常跌倒的骏马，又像美妙歌者，只会唱《渭城》一曲，天天在人耳边回响。李于鳞像商代彝器、周代鼎，属于海外奇珍；他本人毕竟不是三代人，所以同波斯胡人一样，只能珍重，不能妄加评论。《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明代王世贞撰。说部。《艺苑巵言》卷六。高帝曾对宋濂说：“浙东的人才，只有你和王祎罢了。才思的雄健，你不如王祎；学问的广博，王祎不如你。”又曾和刘诚意谈论文章，刘诚意认为宋濂第一，第二名我不敢多作谦让，第三是张孟兼。孟兼性情刚愎，喜欢凌驾于别人之上，任按察副使。他祭扫祖墓回来，县令去拜见他，他却不按礼节相待。皇帝听说后，很不以为然。后来他又和布政使吴印争执，皇帝大怒，摘下刑具鞭打他，几乎断气，最后赐他死罪。当时以诗著名的作家，没有超过刘诚意伯温、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师的。刘诚意虽然凭借谋划军政辅佐皇帝建功立业，却被谗邪之人离间，皇帝的恩宠几乎不能善终，后来又中了胡惟庸的毒而死。高太史推辞升迁的诏命，回乡教授诸生，因为起草《魏守观上梁文》而被腰斩。袁可师任御史时，因为解救懿文太子而触怒皇帝，便假装疯癫，备受艰苦折磨，数年以后才得以老死。以文章著名的作家，没有超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的。景濂退休以后，因为孙子慎受到牵连，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被判死刑，他流窜到蜀道后死去。子充出使云南，被元朝余党杀死，尸骨无处归葬。唉！读书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也真是不幸啊。刘诚意伯温和夏煜、孙炎等人，都凭借豪放的诗酒风流而闻名。一天，他们在西湖眺望建业，五色云彩升起，众人说这是庆云，准备作诗歌咏。刘伯温独自举起大杯酒，慷慨地说：“这是王气，十年以后会有英明的君主出现，我应当辅佐他。”众人都捂住耳朵。不久高皇帝攻下金陵，刘伯温建立帷幄谋划之功，皇帝把首功归给他，并辅佐皇帝开国封土，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我们昆山的顾瑛、无锡的倪元镇，都凭借奇异卓绝的才资，又兼有才华文采，风流豪放、爱好鉴赏，是东南一带的翘楚。而杨廉夫实际上主持这个诗社，倪元镇的绘画尤其称得上绝伦。高皇帝征召杨廉夫修撰《元史》，想授给他官职，杨廉夫作《老客妇谣》表示不肯屈服，于是放他回去了。当时危素、太朴任弘文馆学士，正受到尊贵重视。高皇帝有一天听到脚步声，问是谁，太朴率直地回答：“老臣危素。”皇帝不高兴地说：“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于是把他贬谪到临濠屯田。后来人们以死来判定杨廉夫和危素的优劣，倪元镇、顾瑛各自散尽家财。顾瑛仍然为他们画像，并题诗说：“穿着儒衣，戴着僧帽，脚穿道人鞋；天下青山，哪里不能埋葬遗骨。”谈到少年时代的豪侠生活，则有“五陵鞍马洛阳街”这样的诗句，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传诵。顾瑛、倪元镇拥有财富，杨廉夫又如此豪放纵情，他们和陶靖节相比，可以说走的是不同道路而有相同操守。元朝将亡时，法网宽松，人不一定非要做官。浙江一带每年都有诗社，请一两位像杨廉夫这样的名宿主持，选刻其中最好的诗作为典范。饶介在伪吴做官时，请诸位名士作《醉樵歌》，以张仲简为第一，季迪为第二。赠给仲简黄金十两，赠给季迪白金三斤。后来天下太平日久，张洪每替人撰写一篇文章，只得到五百钱。解大绅十八岁考乡试第一，以进士身份任中书舍人、庶吉士。皇帝考试时，他作诗受到称赞，赐给他鞍马、笔墨纸张，但解缙一向轻率，毫不谦让。他曾到兵部索要皂役，没有得到，便到尚书处辱骂。尚书把这件事报告皇帝，皇帝没有责罚他，说：“解缙放纵，难道就该这样吗？”皇帝苦于没有适合的御史，便立即任命他为御史。过了很久，他侍奉文皇帝，入内阁，文辞笔墨敏捷，在当时无人可比；但他意气疏阔，性情刚强，常常触犯他人。皇帝听说后，也不喜欢他。后来他出任广西议事，天天和王检讨偁探寻奇异山水，自得其乐。他上书请求开凿章江水道以便利往来，皇帝大怒，召回后投入狱中三年，命狱吏用烧酒浇灌他，再把他埋在雪中，最终死去。曾学士子启有一次被皇帝召来考试《天马歌》，提笔立即写成，皇帝认为很好，赐给他宝带。后来他因醉酒失火，延烧民居，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他后来病死，临将断气时，叫人拿酒来，喝到醉，题写道：“宫詹的官职并不小，六十岁也不算夭折。”我认为这就是把多算作少、把少算作多；换衣入棺、盖棺之后，还能再求什么？白云青山，这座山丘真是快乐啊。景泰年间，被称为诗豪的有十位才子，其中刘溥、汤胤绩居首。刘溥任太医院吏目，汤胤绩是边将。汤胤绩尤其放纵诞妄，常说杜陵没有好诗句；但他和刘溥谈诗时，却低头服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钦谟记载这件事，以及刘溥的《白鹊》诗，都很详细。成化年间，郎署中有诗名的人，没有超过刘昌的。刘钦谟、夏寅、正夫，刘钦谟的《无题》和正夫的《虔州怀古》，《怀麓堂诗话》也记载过，但都只是平平而已。他们的其他作品就更不相称了。桑民怿家里贫穷，没有积存的书，便从书铺买来，读过就烧掉丢弃，敢于说大话而不自量力。当时他给古人排次序，把自己比作孟轲，认为原宪、贾谊以下都不值得评论，还更加贬低韩愈。他说：“这是小孩子号哭，声音嘶哑，怎么能流传？”有人问他如今翰林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谁，他说：“空无一人。放眼天下，也只有王悦可以排在第二。”祝允明又排在罗圮之后。王悦梳着椎形发髻，补任博士弟子，跟随使者到下邑考察水利。王悦上前拜见，名帖上写着“江南才人桑悦”；博士弟子的身份本来不应使用这样的名帖，而且还极力自我夸耀，使者大为惊异。后来询问得知王悦平素的情况，便请他来校书，又预先删去文字来考验他。校勘到不连贯之处，王悦立即索笔请求亲自改写，毫无错误，使者大为高兴，佩服得改变态度，同王悦交往起来。王悦十九岁考中乡试，再参加礼部会试，考官认为他的文章奇特；读到《道统论》时，考官说：“孔夫子把道统传给了我。”随即缩了舌头，说：“莫非是江南桑生吗？”认为这是一个大狂士，便斥退而不录取。当时丘濬任尚书，仰慕王悦的名声，召来让他准备宾主之礼。王悦出来后，丘濬拿文章给他看，骗他说：“这是某位前辈写的。”王悦心里明白，说：“公认为我是在驱逐污秽吗？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文章却叫我看？”丘濬说：“先生试着再写一篇。”王悦回去写成，呈给丘濬，丘濬称赞写得好。

译后来让王悦进呈其他文章，丘濬没有一次不称赞的。王悦名列乙榜，请求辞谢不做官，等以后再参加考试；但当时人们终究因为他狂放而压制他，不准他如此，只调任为县学博士。王悦任博士一年多，按察使前来巡视学校，和丘濬告别。丘濬说：“我的老朋友桑悦，希望不要把他当作属吏看待。”按察使出发后，到了县里却没有见到王悦，回头问长吏：“桑悦现在在哪里？难道病了吗？”长吏一向恨王悦，都说：“没有病，只是自负，不肯来迎接罢了。”于是派吏员去召他。王悦说：“连日下着大雨，驿舍已经倒塌，还要守护妻子儿女，没有空闲，怎么去迎候你们？”按察使等候很久不见他，又接连派两名吏员催促。王悦更加愤怒，说：“你们真是没有耳朵的人！即使按察使有力量使博士屈服，难道能使桑先生屈服吗？我和你们约定三天；先生三天之内来，三天不到就不来了。”按察使想立即逮捕王悦，因为顾及丘濬而没有实行。第三天王悦到按察使处，只作长揖，站着不跪。按察使厉声说：“博士的身份，难道不应当跪拜吗？”王悦上前说：“汉代汲长孺见大将军只作长揖，明公的尊贵难道超过大将军，而汲长孺的贤能本来就不如我吗？为什么要拿面子来吓唬人？天下士人何其广大啊！今天我离开这里，天下人自然会说明公不能容纳王悦，这怎么解释呢？”于是脱下帽子，径直走了出去。按察使估量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便下令把他留下。后来应当选两名博士随行，王悦也在候选之中。按照旧例，博士要在左右站立一整天。王悦请求说：“我年纪已大，不能用筋力来行礼，也不能长久站立，希望得到通融，并且让我坐下。”于是把座位移到方便之处。御史听说王悦的名声，多次召见询问，对他说：“匡衡讲《诗经》，能使人开怀发笑，你也有这种本领吗？”王悦说：“我所谈的玄妙道理，哪是匡鼎敢比的！即使匡鼎在这里，也会使人开怀。公若赐我清闲宴饮的机会，让我尽情说一会儿吧。”御史认为他豪壮，命他坐下讲说，稍作休息。王悦脱掉袜子，光着脚搔弄脚上的污垢，御史也无法禁止。让他出去后，不久又推荐他，升任长沙倅。再次调任柳州，王悦实在嫌弃柳州荒僻，不愿前往。别人问他原因，他总说：“柳宗元这个小子，已经独占柳州的名声很久了；我一旦去那里，就会掩盖并夺走他的名声，心里不安。”他在柳州一年多，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期满后，便不再出仕。居家以后更加任性诞妄，穿褐衣、着楚地式样的衣服，往来于各郡县之间。杨君谦任仪部主事时，和郎中相处不融洽，便称病辞官回乡。过了很久，病好了，又起复任原职。杨循吉多病而喜欢读书，最不喜欢人世间的应酬。有一次打开书读到得意处，便起身跳跃不停，人们于是互相看着称他为“颠主事”。他复职一个月，又请求以病告假，吏部按制度不准，说：“郎中的病已经好了，难道又病了吗？怎么可以再告假？能做的只有致仕罢了。”循吉愤怒地说：“我难道不能致仕吗？为什么不立即自行弹劾罢官？”当时他才三十多岁，回乡以后更加不问外界事务，行踪也更加诡异孤僻，难以与人相合。他出门时戴破帽、穿破衣，乘坐瘦弱的车马，故意让人容易认出并加以侮辱。他又喜欢借文章中的话含沙射影地伤害别人。正德末年，循吉已经年老贫穷，曾认识伶人臧贤，臧贤受到皇帝宠幸。有一天皇帝问：“谁善于作词，让他一同来。”臧贤叩头说：“从前的主事杨循吉，是吴地人，善于作词。”皇帝于是下诏起用循吉。郡县守令心里明白，便故意勉强上前替循吉置办行装。见到循吉戴着武人的帽子，穿着韎韐戎锦，已经觉得奇怪；循吉又借势说话，多有侵犯守令之处。见到皇帝后，皇帝每有幸宴，就命循吉应制创作新曲，大家都称赞，他也因此受赏；但赏赐和伶人一类没有区别，也没有授予循吉官职和俸禄。皇帝有时对他说：“你熟悉音乐，能不能做伶人长？”循吉羞愧悔恨，汗水湿透了后背，便和臧贤商量，用别的话恳求皇帝放他回乡。他回去后更加不快乐。后辈少年都轻视他，没有人以礼来问候他；他的文章也渐渐衰落，不再有进步，最终穷困衰老而死。他所著《奚囊杂纂》没有完成。祝希哲生来右手手指分叉，因此自号枝指生。他嗜好酒色，喜欢六博，不修养品行，曾经涂脂抹粉，在伶人酒席间演唱新曲。侠义少年仰慕他，常带着金钱来找祝允明，因此交往很融洽。他参加乡试获得荐举，参加礼部考试却落第。当时天下渐渐熟知祝允明的名声，索求他的文章和书法的人接踵而来，有人用车载着金银送到门口。祝允明总是以生病为由推辞不见，但他多半醉倒在妓院中，把访客挡在外面；即使有人拿到几张纸，他家里一向富足，也不在意。童仆从事经营，他又把产业和积蓄换成古法书、名人书籍。卖书的人有时故意抬高价格欺骗他，他也不计较；甚至有客人留下来，他无计可施，酒钱十分窘迫，只得把收藏拿去变卖，所得往往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二。每当他困窘时，狡猾的人拿少量钱米来求文章和书法，他往往答应，还稍稍多给一些，反而使自己更加被人看重。他曾有一件非常美的黑貂裘，想把它卖掉。有人说：“青女已经来了，为什么还要卖掉它？”祝允明说：“昨天仆人说刚刚认识它；如果不卖掉而让它遗忘在破箱子里，又有什么用？”后来他被授为广中县令，辞归时，所请求带回的箱中财物价值约有千金。回乡那天，他摆酒招呼旧日亲近的人，宴饮歌唱为他祝寿，不到两年便全部耗尽了。祝允明喜欢拖欠债务，出门时，聚集来责骂他的人接踵而至，他始终不理会，径自离去。唐伯虎和同乡读书人张梦晋交好。张梦晋的才华远不如唐伯虎，但放诞却超过他。他常说：“日休不过是个小孩子，尚且能自称醉士，难道只有我不行吗？”一天，他在虎丘遇到几名商人在山上亭中饮酒，便吟咏道：“这些人不过是玩弄杯酒的小技，哪里配谈论诗？我姑且戏弄他们一番。”于是换上衣服装成乞丐，上前向商人乞讨食物，随后又走近请求说：“错误地劳烦诸位给我食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我虽然不能作完整诗句，但用狗尾续貂，怎么样？”商人大笑，随意举出吟咏中的事情来试他，他都应声答出。商人摸不清他的底细，才让他续作。张梦晋又乞讨酒喝，连续举起大杯十多次，挥笔片刻写成百首诗，毫不致谢便离开。商人换到萝荫下，暗中派人窥伺他，却没有发现，大为惊骇，认为他是神仙。张梦晋估量商人已经走远，便登上亭子，穿朱衣、戴金色面具，作胡人舞，形状奇异绝伦。唐伯虎乡试考第一，后来因事获罪被免职，家境因嗜酒日益衰落，又有妒妇斥责他、把他赶走，因此更加自暴自弃，不能再常作诗文应答。文征明的书法以及《桃花庵歌》，凡是见到的人没有不感到心酸的。文征仲太史有三种人不为他们作诗文书画：一是诸王国；二是宦官；三是外国人。他一生不接近女色，不到公府求见，也不向宰执通书信。他确实是我们吴地杰出的人。我年轻时没有阅历，以为他的诗文轻易可作，虽然同他有应酬往来，却十分草率。近年来因他的次孙请求我为他作传，也足以称作一篇悔过的文章了。

译长沙公年轻时作诗便有声名，取得大位以后更加自得，提拔奖掖少年轻俊之士，一时之间众人争相仰慕归附。虽然他的作品不足以作为典范，但对鼓舞文坛很有帮助。长沙公对于何大复、李献吉，难道就像陈涉对于汉高祖那样吗？献吉才气高迈雄健，风骨劲遒，锋芒由天性所赋。他既奇特又师法复古，亲手开辟草创之路，是一代词人的冠冕。总论他的成就，也可以略加说明：骚赋上承拟写屈原、宋玉，下至六朝，根基深厚有余，但精细思索还没有达到极致。拟作乐府，从魏代以后，有些逼真之作，但不如他自己运笔，气势滔滔莽莽。选体诗从建安直到李白、杜甫，无所不有；只是对于谢灵运，还没有达到相应境界，如初开的芙蓉，只能算颜延之的水平。七言歌行纵横如意，开合有法，最为合乎诗体。五言律诗以及五言、七言绝句，有时达到妙境。七言诗雄浑豪丽，深得杜少陵的神髓，令人拍掌捧心，怎么读也不会厌倦。杂文则过于放纵，像左氏、司马迁；叙事奇特，议论却短浅，偶尔写应酬文章，颇有率意草率之弊。仲默的才华胜过李氏，却不能像李氏那样宏大；又坚持取法内心，期望最终抛弃依凭，因此有声调偏弱之作，却没有累赘的句子。诗体轻快优美，都列于上乘。顾华玉称赞他吐气成珠，是人物中的俊杰；骚赋启发之作，模拟六朝的也颇佳。他的其他文章短促浅薄，似乎不太相称。昌谷年少时就开始写文章，文章师法齐梁，诗歌沿袭晚唐末季；到考中进士、见到献吉以后，才大为悔改，改变了自己的乐府、选体、歌行和绝句，吸取六朝的精华，采撷初唐的妙处。天才高朗，光彩独自照人；律诗虽有失误，但整饬严峻，也承袭了浩然、太白的余风。骚、诔、颂、札等文，宛如潘岳、陆机，只可惜气势短促罢了。如今中原豪杰尊奉师法献吉，后起俊才开敏则心悦诚服地服膺何生，三吴轻俊之士又替昌谷辩护，摘取瑕疵、攻击缺点，以模仿剽窃来指责李氏，不知道李氏才力宏大，本来就包孕何氏的长处；即使徐氏也不能掩盖李氏的光彩。李氏所不足的，删削后就会精炼；二人所不足的，即使再给我几年时间，也未必能够达到。徐昌谷有六朝人的才华，却没有六朝人的学问；杨用修有六朝人的学问，却没有六朝人的才华。薛君采才华不如徐昌谷，学问不如杨用修，却只粗略地取了他们的短处，而且各方面都不如他们。李氏的乐府和五言古诗，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昌谷对于诗，就像黄鹄对于鸟、琼瑶对于石、松桂对于树。高叔嗣像空谷中的幽兰、崇庭中的鼎彝。高季迪的流畅，边庭实的开朗华丽，郑继之的雄健，王子衡的宏大，孙太初的奇拔，顾华玉的和谐恰当，李宾之的通达爽朗，马仲房的华美整饬，都属于次一等。可以说是兼擅多种而仍有不足。薛君采、俞仲蔚的五言古诗，王稚钦、吴明卿的五言律诗，以及吴明卿子与的七言律诗，高子业的五言古诗和五言近体诗，各自都达到极妙境界。可以说是专擅一体而且有所富余。李文正作古乐府，十首中只能得到一首；黄才伯文辞不合古法，顾华玉、边庭实以及刘伯温则有形式胜过文辞的问题，这四人十首中不能得到三首。王子衡稍微能够以质朴胜过文辞，十首中不能得到四首。徐昌谷虽然不能追溯本源、推求流变，但风调高秀，十首中不能得到五首。何大复、李献吉更加保有本色，然而时时已经夹杂调饰，十首中不能得到七首。李于鳞几乎字字合宜，可以说十首不失一首，但也不能得到八首。何仲默和李献吉交情深厚。李献吉被刘瑾厌恶，何仲默上书李长沙，请他出面相救，又谋划让康修撰居中调解，这才得以免祸。后来二人评论文章，互相攻击，于是产生了小小的隔阂。大概何仲默出道较晚，名声很快就能与李献吉抗衡，李献吉渐渐不能平静罢了。何仲默病危时，交代后事，说墓志铭一定要由李献吉亲手写。当时张以言、孟望之在旁，私下说：“何君死后，恐怕未必能得到李献吉的文章；即使有文章，李献吉恐怕也未必理解何君的意思。我们和戴仲鹖、樊少南共同完成它也可以。”如今孟望之所作的铭文也很寥落，不太相称。李献吉任户部郎时，因为上书极力论说寿宁侯的事情而下狱，依靠皇帝的恩典才获免。有一天他醉酒，在大市街遇见寿宁侯，便骂他惹事害人，又用鞭梢把他的牙齿打落。寿宁侯愤怒至极，想把这件事上奏，但因为前一份奏疏刚过不久，只能隐忍作罢。李献吉后来有诗说“半醉唾骂文成侯”，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李献吉既因刚直守节触犯时势，起复任江西宪职，名声重于天下。俞中丞劝谏督兵平寇，采用两广的惯例，压令各司长跪，唯独李献吉直立不跪。俞中丞奇怪地问：“您是什么官职？”李献吉慢慢回答：“公奉天子的诏命督率诸军，我奉天子的诏命督率诸生。”说完便出去。后来他和御史发生嫌隙，便率领诸生手持锁具，想把御史锁起来。御史闭门不敢回应，李献吉因此被构陷免职，名声反而更加显著。各地巡抚、按察使经过汴州时，一定拜访李献吉。他年资和职位并不很高，见客却坐在正座上，让使者陪坐，往往使客人难以忍受而起身离开。宁藩案件发生后，李献吉几乎被处死，靠林尚书待用尽力营救才获免，从此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何仲默称赞献吉说：“振兴大雅，超越百代；文章轻薄子云之赋，追踪屈原；王子衡说他在雅正文章和宏大谋议中执掌符信，精华胜过汉魏，以雄浑为堂奥，以蕴藉为神枢。” 他的思绪深入玄妙境界而声调少有和声，如凤凰飞举、蛟龙变化，人们没有不知道那是祥瑞的，也没有不惊骇其奇异的。黄勉之说：“他振兴学士之业，挽回古文，五色错杂而成为斑斓文章，八音和谐而形成美妙声调，如玄妙的造化包容万物，如大海汇聚各种波流。”他又说：“江西以后，他愈发精妙而变化，如玄妙的造化塑造万物，如鸿钧播布元气，种种各有不同，新意不断产生。”这样推重他，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兴诗。王敬夫咏何仲默说：“如果让我这个老人必须下拜，就让献吉也低头。”薛君采说：“终究怜爱俊逸的何大复，粗豪的李空同却不懂。”这就仿佛认为上述评价并不完全正确。等看到何仲默驳斥李献吉的诗，其中说：“诗的意象相应就叫合，意象乖离就叫离。”他认为空同丙寅年间的诗属于合，江西以后所作属于离。试取丙寅年所作叩击其声调，仍然像金石一样铿锵；而江西以后所作，文辞艰涩的地方意旨反而接近，意旨苦涩的地方文辞反而平常，色泽黯淡却合乎义理，缓缓披读，仿佛摇动鞞铎在耳边。李氏驳论【缺】。

译华丽浓厚到了极点，是伊门第一流的手笔。可惜被应酬之作拖累，没有充分发挥陶冶洗炼的功力。我曾对李于鳞说：“卢氏像一个富商，各种宝物都聚集在那里，所缺少的是陶朱公那种灵活周转、自由出入的妙处。”李于鳞大笑，认为这话说得中肯。然而李氏才华很高，却不肯作赋，不知是什么缘故。俞仲蔚才力较小，却有时能写出佳作；他的诔、赞、辞等文很有古意。我曾在同年袁生那里见到献吉写给他的父亲永之佥宪的信，极力陈说他的内弟左国玑猜忌的情状，末尾说：“这个人尚且如此，何况边李呢？”边李大概是尚书边庭实，他和献吉一向互称国士；献吉后来又被他的外甥曹嘉困厄，实在很苦。难道文士的积习，通常都免不了遭到同辈嫉妒吗？仲默的别集也不佳，只有《空同集》是献吉亲自选定的，但其中也有许多驳杂、可以删去的篇章。我见李嵩宪长称赞他的一首诗：“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李开先少卿诵读他遗留下来的诗十多首，极为雄浑流丽，胜过诗集中现存的作品。那时为什么没有选入呢？我当时喝醉放纵，没能请求把它们记录下来，至今深以为憾。昌谷亲自选定《迪功集》，篇篇都精美，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近来皇甫氏刻印《外集》，袁氏刻印《五集》。《五集》就是少年时代所称文章中“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的那一集。里面有许多幼稚庸俗的语句，不值得拿来覆盖酱瓿。世人却因为它声名很大，竟然一概收录刊刻。不知道舞阳侯、绛侯和灌婴显贵以后，如果还让人称赞他们早年屠狗、吹箫的事情为佳话，难道不会羞惭吗？五言、七言律诗，到仲默时流畅，到献吉时宏大，到于鳞时高峻。绝句都很有力量，总的说来，其中自有化境。献吉有一首押限韵赠给黄子的一律诗：“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为云我作龙。有酒每邀东省月，退朝曾对掖门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体幸强黄犊健，柳吟花醉莫辞从。”昌谷有一首寄给献吉的一律诗：“汝放金鸡别帝乡，何如李白在浔阳。日暮经过燕市曲，解裘同醉酒炉傍。徘徊桂树凉风发，仰视明河秋夜长。此去梁园逢雨雪，知予遥度赤城梁。”李献吉虽取法杜少陵，徐昌谷虽取法青莲李白，但李氏得到青莲长篇诗的法度，徐氏得到崔颢、沈佺期锤炼句子的法度。他们应当是本朝七言律诗的翘楚，但各家选本都没有把于鳞选进去，也遗漏了他，实在都是没有理解。本朝学习杜甫的共有几家：华容孙宜得到杜甫的肌肉，东郡谢榛得到杜甫的外貌，华州王维桢得到杜甫的一支，闽州郑善夫得到杜甫的骨骼。然而就他们各自得到的部分来说，也只是相近相似罢了。只有梦阳形神兼备而规模稍小。李少卿《报苏属国书》，不必只评论它的文章；其中有些脱漏之处，与史传相合，纤毫毕备，显然是伪作。只是它的文辞感慨悲壮，深厚恳切而富有情致，所以确实是六朝高手的笔法。明代唐伯虎《报文征明》、王稚钦《答余懋昭》两封信，勉强可以和前者末流相比。唐伯虎其他文章都不相称；王稚钦的文章在割裂和比附方面多有不当，只有尺牍稍微工整罢了。讲学的人往往把词藻看作雕琢搜求的技艺，擅长文章的人却把拙劣的语句当作谈笑的材料，彼此就像榫头和凿眼不相合，那也不用说了。七言诗最难写好，我姑且举出诸公的几联：“翼轸众星朝北极，岷嶓诸岭导南条”；“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这是薛文清的句子。“溪声梦醒偏随枕，山色楼高不碍墙”；“狂搔短发孤鸿外，病卧高楼细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万里河流处处同”；“残书汉楚灯前垒，小阁江山雾里诗”；“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这些是庄孔旸的句子。“竹林背水题将遍，石笋穿沙坐欲平”；“出墙老竹青千个，泛浦春鸥白一双”；“时时竹几眠看客，处处桃符写似人。竹径傍通沽。酒寺桃花乱，防钓鱼船”，这是陈公甫的句子。“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半空虚阁有云住，六月深松无暑来。春山日暮成孤坐，防子天涯正忆归。沙边宿鹭寒无影，洞口流云夜有声。春岩过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国春山兴，共听西堂夜雨声。天迥楼台含气象，月明星斗避光辉。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山色古今余王气，江流天地变秋声。棋声竹里消闲昼，药裹窗前对病僧。月绕旌旗千嶂暗，风传铃柝九溪寒”，这些是王文成的句子。哪一句不是极尽情致呢？公甫年轻时不很专攻诗，伯安年轻时虽专攻诗却没有成功，所以公甫写诗仿佛毫不经意，伯安写诗则不免有意为之。公甫的诗接近自然，伯安的诗有时有警策之处。顾华玉的才华在朱氏、郑氏之上，只是格调稍低罢了。如“君王自信”“图中貌静女虚迎”“梦里车又古寺频来”“僧尽老重阳欲近”“蟹争肥”，不论体裁，都俊秀婉约而有意味。至于“御前却辇”“言无忌众里当熊，死不辞”，尤其显得矫健壮丽。朱氏的句子像“寒菊抱花”；我从前摘录的“慈鸦将子试新飞”，也自有楚楚动人之处。顾华玉撰写《楚诏修承天志》时，用王庭陈、颜木应作后援，却没有达到相称的效果，当时的人也认为不合宜。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是别人所能企及。顾华玉在今江陵公尚未成年时便能识拔他，足以称为有眼力。王敬夫的七言律诗有《出门二月已三月骑马陈州来亳州》一首，风调极佳，可是选诗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呢？

译边庭实谈到己卯年南征的事情说：“不信土人传接驾，似闻天语诏班师。”这是想写出古人恻隐忠厚的语气，却不免牵强造作。至于结尾“东海细臣瞻巨斗，北枢终夜几曾移”，越有理趣，诗味反而越差。“东海”“北枢”还算其中较好，“细臣”“巨斗”二字从何而来？我最喜爱的是：“庭际何所有，有萱复有芋。自闻秋雨声，不种芭蕉树。”《于鳞诗删》也收录了它。然而芭蕉哪里可以称作“树”？芋哪里是庭院中的佳物？而且难道只有它没有听到雨声吗？这些都不妥。若改作“自怜秋雨滴，不复种芭蕉”，或者说“自闻秋雨声，不爱芭蕉色”，那么上面的韵也自然可以押，意味还更加深婉。比如题写《文山祠》的“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却十分精丽。边庭实因按察任职而称病回乡，每次醉酒，便让两个歌伎搀扶着走在路上，唱着歌，围观的人像墙一样密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关中的许宗鲁、何栋，西蜀的杨名，没有一晚不纵情歌舞，渐渐成了风俗。有人规劝杨用修，他回信说：“文章有借助境遇产生情感的情况，诗歌有时也托物兴起。比如崔延伯每次临阵，就召田僧超唱《壮士歌》；宋子京修史，让美貌的小童掌灯；吴元中起草诏令，让远山磨隃麋墨。这也许是一个道理。我哪里能执鞭赶上古人，不过姑且消磨壮心，打发余年罢了。所谓老人癫狂，想撕裂风景，确实也是有原因的。不知道我的人，不可听到这番话；了解我的人，不能不听到这番话。” 康德涵六十岁时，邀请一百名著名歌伎，举行百岁宴。宴会结束后，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只拿着纸笺命人作诗，送到王府去处理。当时鄠杜的王敬夫，名望和地位稍低，但才情胜过他；二人唱和的诗文流传民间，于是王敬夫成为关西风流人物的领袖，后来这种风气逐渐流传到汴州、洛阳一带，终于形成习俗。崔子钟喜欢痛饮，曾经喝到五更，踏着月色走在长安街上，席地而坐。李文正当时以宰相身份入朝，偶然早行，远远望见他说：“不是子钟吗？”崔子钟便快步走到车舆旁，拱手说：“老师能稍微停留吗？”李文正说：“好。”于是脱下衣服，摆开酒具相互劝饮，直到火把仪仗渐渐增多，才分手告别。崔子钟每次饮酒都喝一百多杯，船家也没有醉，醉后总呼喊：“刘伶小子，遗憾不能见到我。” 杨用修从滇中戍所暂时回到泸州时，已经七十多岁，但云南士人有人向巡抚昺进谗言。昺是个粗暴乖戾的人，派四名指挥用刑具锁押杨用修前来。杨用修不得已到了云南时，昺已经因贪墨败亡；然而杨用修最终也不能回乡，病死在寄居的禅寺中。明朝建立以来，被称为博学而著述丰富的人，大概没有能比得上杨用修的。他所撰有《升庵诗集》《升庵文集》《升庵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续集》《七十行戍稿》《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洞天玄记》《滇载记》《转注古音略》《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复字》《古音骈字》《古音附录》《异鱼图赞》《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丹铅閠录》《丹铅别录》《丹铅总录》《墨池琐录》《书品》《词品》《升庵诗话》《诗话补遗》《箜篌新咏》《月节词》《檀弓丛训》《墐户录》《瀑布泉行》《须候记》《夏小正录》《升庵经说》《杨子巵言》《巵言閠集》《敝帚病榻手札》《晞籛谻》《六书索隐》《六书练证》《经书指要》。他编纂的书有《词林万选》《禅藻集》《风雅逸编》《艺林伐山》《五言律祖》《蜀艺文志》《唐绝精选》《唐音百绝》《皇明诗抄》《赤牍清裁》《赤牍拾遗》《经义模范》《古文韵语叙》《管子录引》《书晶钝选》《诗外编》《交游诗录》《绝句辨体》《苏黄诗体》《宛陵六一诗选》《五言三韵诗选》《五言别选》《李诗选》《杜诗选》《宋诗选》《元诗选》《群书丽句》《名奏菁英》《群公四六节文》《古今风谣》《古韵诗略》《说文先训》《文海钓鳌》《禅林钩玄》《填词选格》《百琲明珠》《古今词英》《填词玉屑》《韵藻》《古谚》《古隽》《寰中秀句》《六书索隐》《六书练证》《逸古编》《经书指要》《诗林振秀》。杨用修擅长考证经书，却疏于解释经书；博览稗官野史，却忽略正史；熟悉诗坛掌故，却不能得到诗歌的精髓；精通文字学，却不善于运用字法；向宇宙之外求索，却把眼前耳目所能见闻的东西丢失了。凡是有引证依据的地方，不妨固守自己的说法；稍微涉及评论攻击，就没有完全把自己的意见交出。用修被贬在滇中，有东山再起的癖好。各夷族首领想得到他的诗文书法，却求不到，于是用精白绫做成衣服，送给各个歌伎穿着，让她们在酒席间求取他的书法。杨用修欣然挥笔，醉后墨汁淋漓；各首领重赏歌伎，歌伎买回这些作品，装裱成卷。杨用修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反而把它当作一件快事。用脩在泸州时，曾经醉后用胡粉涂脸，梳成两个发髻，插上花。门生想要阻止他，众歌伎捧着酒杯，陪他在城中行走，他一点也不觉得羞惭。人们说这是此君故意自我玷污，并不是这样。一个寒士穿着赭色衣服，还有什么可忌讳的？只是壮志难以忍受困顿寂寞，所以借此消磨罢了。我年轻时曾读到传说中杨用脩《春兴》的末尾一联：“本想穿短衣跟随李广，汉家无事便勒石记功于燕然。”我非常欣赏它的意趣，为之击节赞叹。后来又读到陆子渊《闻警》的一联：“大将能够挥动白羽扇，君王不爱紫貂裘。”紫貂的典故虽然稍微涉及宋代，但并不很显露运用典故的工巧；对仗整饬而含蓄，实在难以匹敌。后来得到全诗，读来却都不相称，因此记在这里。

译常明卿力气很大，善于射箭；虽然是主管文书法令的官吏，却常穿着韎韦跗注，带着两副箭囊，骑马奔驰在郊外。各位彻侯的子弟跟着侠少年饮酒，常明卿总是上前冲到上座，起身比试射箭，众人都比不上他。有人问明白他是常评事，便敬重他，捧着大酒杯为他祝寿。常明卿把酒斟满，一饮而尽，醉得厉害，竟骑马奔驰而去，毫不回顾。他有时又到歌伎家住宿，直到太阳升高、日影西斜才慢慢起身，有时巡防也来不及；长官斥责他，他傲然说：“我从前贫贱时常到胡姬那里饮酒，不愿住在简陋的地方罢了。”后来终于因考核调任，判任陈州，竟在公堂上辱骂御史，依法罢官归家，更加纵情饮酒、放浪不羁。他平日常在歌伎酒席间创作新曲，声调悲壮而绮丽，正与他的为人相称。他又喜好彭老的房中术，自称从神仙那里得到，能够立刻见效。一天，他随岳父滕洗马饮酒，大醉，穿着红衣，腰佩双刀，纵马奔驰，尘土飞扬，随从都赶不上。他在前面渡水时，马回头看见水中的影子，受惊绊倒，他从马上跌入水中，刀刃刺入腹内，肠子破裂而死，年仅三十四岁。平阳太守王溱是他的旧友，替他收葬。常明卿曾作诗凭吊韩信说：“汉代称赞灵武，将军是第一人。祸患奇特因踩足，功劳虽大却不谋自身。山河带砺依旧存在，丹青祠庙焕然一新。长陵只是一抔土，寂寞之中也仍属三秦。” 直到今天，他仍是中原豪侠中的第一人。丰坊起初字存礼，进士及第名列前茅，任礼部主事，因品行不端被罢官归乡。后来家中因犯法而迁徙到吴中，他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且病重而死。丰坊才华很高，学问广博，精通书法；对于《十三经》，他亲自作训诂，多有发明。稍有荒诞怪僻之处，便假托古代注疏的名义，或者妄称是外国版本。他写诗作文，下笔数千言便能立刻完成，却常常刻上其他名士大夫的印章。伪造的字稍显奇怪拙劣，就假称这是某碑、某碑的字体。他还替人鉴定法书，以真品换走赝品，无法穷究诘问。他又用所蓄毒蛇的药杀人，强奸他人的子女，抢夺财产。事情败露后，人们既害怕他又以他为耻。我的朋友沈嘉则说：“蓄养毒蛇以下的事情，都是没有的。他只是狂妄怪僻、口无遮拦，像含沙射人的蜮虫，而且很像得了心病的人。”于是举出一件事说：他曾邀请嘉则准备丰盛酒席，结为忘年交，相处了一年。有的人厌恶他，说：‘这个人曾经嘲笑您的文章。’他马上大怒，设坛作醮诅咒上帝，分成三等说：‘活着的人，应当赶快把他逮捕；死去的人，应当下无间地狱，不要让他再获得人身。’第一等全是公卿大夫和与他有宿怨的人。第二等是文士或乡野平民，嘉则列在首位。第三等是防备苍蝇、跳蚤、虱子和蚊子。这实在非常可笑。《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明代王世贞撰 说部 《艺苑巵言》七 高子业年轻时就以深沉敏捷负有声名，出生在支干与伪汉友谅相同的那一年。他调任楚地按察司后，常常忧闷不得志，发病而死。那正是友谅彭湖之战的年份。他的诗如：“积累卑贱难道有根基吗，身处荣耀确实没有阶梯。既然妨碍后来者的道路，谁来明白离去之人的情怀？”“茫茫大楚国，白日失去两座城。” “长久卧病不知春天，茫然怨恨奔走服役，作为客人实在难称心意。遇到别人不敢说，迷失道路仍然作客，在异乡独自送你。” “众多女子争宠于内闱，唯独退让反而成为愤怒。” “寒星从门窗出现得少，秋露坠落衣上却多。” “因为我不得意，遇到你正好同有这种心情。” “面对轩窗留下四匹马，走出门来倚靠两个童仆。” “乡里有夷门监，墙外有卖酒的胡人。” “务农确实可以欢娱，只是世人自然轻视耕作。” “问起年纪已有少许白发，追逐世俗却没有长久的防护。” “树林深处得到的阳光稀薄，地方幽静便觉得蝉声更多。” “况且文章知道你还在，功名又算什么？” “骑马询问春日星辰，残雨中夕阳移动。”这些诗清新婉约而情意深厚，五言诗中属于上乘。王稚钦年轻时写文章，片刻便能完成，常有奇特气势。然而他喜欢和玩耍、黏竿、放风筝一类的孩子们嬉戏，快乐起来又跌跌撞撞，无法驯服。父母鞭打他，他总是喊道：“大人为什么这样？”难道总要虐待天下名士吗？他后来任翰林院庶吉士，诗已经很有名，意气简直不可一世。他只推重何景明，却喜爱薛蕙、郑善夫。按照旧例，学士二人担任庶吉士的老师，地位十分尊严。稚钦却心里轻视他们。当时他登上院署中的树，窥看学士经过，故意发出声响使他们受惊，让学士非常愤怒。但料想他们也无可奈何，便假装不知道，事情才作罢。他将授任给事中时，因为言论方面的缘故，诏令特许他外放补任裕州太守。他心中不屑于做州官，却因进谏而出任知州，等到应召时更加骄傲。他不迎接经过本州的台省官员和监司，也不托词称病。有人劝他，他怒道：“这些龌龊的瞎官，难道还要接受朝廷陈设的迎接吗？应当不感到惭愧而死。”一天，他出城迎候自己的老师蔡潮，蔡潮是从别的藩府经过这里的。蔡潮故意说道：“你前来迎接我，当然是厚待我；但分守从后面来，你也见他一面吗？况且你因为我是老师而厚待我，那么分守也是君命所派。”稚钦说：“好。”于是上前迎接分守。分守下车后，挑出几件州吏的小过错，要当着稚钦的面打他们十板。稚钦大骂道：“蔡老师误使王先生受辱！”挺身而出，把那些吏卒全都叫来跟随太守，不许再侍奉在府中，众人都吓得伏地，没有一个敢留下。分守窘迫得无法备办早饭，便与蔡潮商量；蔡潮替他道歉，稍作供给，他才得以在夜里带人离去。从此监司彼此告诫，再也不敢谈论裕州，对稚钦的怨恨也更加深了。他们罗织文书使他被逮捕下狱，削去官阶，遣返回家。他在家中更加放纵自己，达官贵人来请他作文，或来求见，他往往披头散发、脚上沾满污垢，穿着囚服接待。间或穿一件红色苎布窄衫，骑马或骑骡子，在田野间像牛一样长啸高歌，人们多远远望见便躲开。晚年诗律尤其精工，喜好纵情于歌伎宴乐。他有一首《闻筝》说：“花月可爱，春色之中，房屋的窗棂映照着玉人。思绪繁乱，纤纤手指也随之错乱；愁绪极深，翠眉因之紧蹙。传授曲调，歌声频频变换；挽留宾客，姿态越发新妍。”曲子结束后，他又亲自叙述家世，说自己本来出自西秦。他还有一封答人的信说：“华美的宴席屡次更换，歌伎的技艺纷纷陈列。丝竹与歌唱竞相演奏，宫商角徵羽暗中和谐。羲和已经离去，兰膏接续着光辉。放纵的兴致亲近欢娱，直冲云霄、压过浮云。礼法废弛，罚禁松懈；履屐遗失，冠缨断绝。”这些都极善于描摹，可以称为才子。颜惟乔任亳州太守时，有干练的声名，后来与武官统帅互相攻讦，被罢官归乡。他的旧友任分守，来到这里随着访问他，但惟乔隐藏踪迹，再也见不到。后来旧友巡视其他县邑，有个农夫挑着担子，担里只有一只鸡和一甗酒，从中途走来，旧友便呵斥他，原来正是惟乔；于是留下来痛饮，直到大醉，丢下甗和担子离去。追问他住在哪家旅舍，却没有人能够追踪到他的踪迹。惟乔的《草随志》自称是良史，我读来却很不相称。后来徐子与送来他的全集若干卷，也不过平平而已，远远比不上王裕州。郑郎中善夫起初并不认识王仪封廷相。他作《漫兴十首》，其中有句：“海内谈论诗歌，王子衡如春风，坐遍鲁地诸生之间。”后来郑善夫去世，王廷相才知道这件事，便设灵位哭祭，派使者奔走千里前去致祭，替他料理丧事，又刻印他的遗文。人爱惜名声，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孙太初身材挺拔如玉，长着美髯，风采神韵俊逸超迈。曾寄居武林。费文宪罢相东归，去拜访他，正遇到他白天睡觉。孙太初故意躺着不起身，过了很久，费文宪坐在那里说话，态度越发恭敬。孙太初才出来，却一点也不道谢。送到门边，只抬头向东望着说：“海上碧云升起，于是连接着赤城。”真是非常奇特，非常奇特！文宪出来后，对车夫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吴中徐博士昌谷的诗、祝京兆希哲的书法、沈山人启南的绘画，足以称为本朝三绝。杨脩撰的《南中稿》浓艳华丽而婉转深至；华学士的《岩居稿》清淡简远，都远胜于《玉堂》的作品。然而杨稿除了南充王公刻印的本子之外，实在没有一本佳作。贵在精而不贵在多，难道只有用兵才是如此吗？胡孝思曾任我们吴郡太守，才思敏捷而风流，前后少有能与他匹敌的。他公务之余常常游览湖山园亭，和各位名士饮一杯酒、作一首诗，题写的墨迹淋漓，遍布墙壁和石头。后来升任御史中丞，巡抚河南。肃帝巡幸楚地，他作一首律诗记事说：“听说銮舆清晨渡过黄河，山岳间云气缥缈，防备晴日的马饰闪耀。百官携带玉帛，齐声高呼万岁，盛况空前；万国衣冠来到，像禹贡所记那样众多。北门的锁钥留下统制看守，南极的璇玑伴随羲和运行。穆天子的八骏徒然飞驰如闪电，湘妃娥皇的竹上泪痕永不磨灭。”并把它刻在石上。后来因别的事情获罪被罢官，在家闲居了数年。他曾经弹劾一个贪婪的县令王联其，此人任户部主事时因不称职被免官，后来因杀人下狱，论罪当死。他于是指称“穆天”“湘竹”两句是怨望诅咒，以此造成狱案。又把平生与他有嫌隙的人都指为孝思的同党，上奏皇帝，皇帝大怒，将他们全部逮捕下狱，想判处死刑。分宜宰相陶真人竭力救解，过了很久案件才停止办理，但仍责打孝思三十杖。当时孝思将近八十岁，却一点也不害怕，取锦衣卫狱中柱子、刑具之类，题为《制狱八景》，作诗记述。众人争相责怪孝思，夺下他的笔说：“您正是因为写诗才到这个地步的，怎么还要吟诵不止？” 孝思神色淡然，仍不停吟诵，说：“因为诗而获罪当死，如今不作诗就能免死吗？”出狱时，谢茂秦赠给他一首诗，其中有句：“白首还能保全性命，是遇到了圣明的君主；青山之中哪里还会有见到骚人的机会？”孝思当时正因杖伤而生病，正在呻吟之间，仍然口占诗韵答谢他人。我认为孝思的意气略胜苏长公，只是才华不及罢了。

译孝思任吴郡太守时，和诸生中最相契的是黄勉之、王履吉、袁永之，却不能了解陆浚明。黄勉之、王履吉都没有振作起来便去世了，袁永之则考中乡试第一名，后来在甲科传胪中名列前茅。陆浚明两次考中省试第一，又在馆选中名列第一，任给事中。孝思主持浙江乡试时，以左参政身份参加鹿鸣宴，颇受讥讽，因此两方面的人都不与他交往。勉之为人本来任性放诞，却又矜持自守、自我定位，常常援引名流来抬高自己，最以博学广闻著称。他写文章多模拟古人，却不出于自然；喜欢发表议论，却不很恰当；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实际应用却很少。然而与吴中那些浮薄、只重表面的人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履吉身材如玉，秀美雅致，酒量很好，使人喜爱而又思念。他的诗笔轻快飞扬，华美足以称为名家。浚明高朗爽逸，崇尚气节，性情慷慨，急于救人之难胜过自己的困难，很有经世才干却未能施展。永之高洁孤峭，自守自爱，有时流露吝啬的声气；然而这两人的文章确实清雅典正，不是其他琐碎之作可比。浚明不擅长诗，也不以诗自我显扬。黄才伯的诗也有佳句，如：“青山知道我做官时的淡泊，明月照着人的归梦悠长。”又如：“长空把明月赠给我，海内知心的只有酒杯。门前骏马跳跃，箫鼓声响起；栅栏上鸡鸣，天地便显得开阔。” “疲倦时回头想起少年往事，笑着拥抱如花的歌女，唱起《落梅》。”虽然格调不算十分古雅，但旷达奔放，值得取法。然而到了末句，他自己注释说：“想把道理说尽后再归还它的比喻。”大概这位先生担任美官而讲学，怕被人抓住把柄，所以足以使词林中人发笑。少陵有句说：“淮王门下有宾客，始终不愧对孙登。”意思颇不相连，只是被韵脚勉强牵合罢了。后世不懂诗法的人，反而把它当作规范。至于北地所说的“郑綮骑驴，无功行县，行县骑驴”，既不是事实，王绩、郑綮也并非如此；通篇人生硬俗套，没有意义，实在应当大加戒除。近代谢茂秦有很严重的这种毛病，大概是不学习的缘故。江晖字景旸，是文昭公江澜的儿子。他以翰林院修撰的身份任按察佥事，三十六岁去世。有文集名为《亶爰子集》。《山海经》说：亶爰山水很多，没有草木，不能攀登。山中有一种兽，形状像狸而长有头发，名叫防；它自身即可分为雌雄，吃了它的肉就不会嫉妒。他取此名为文集名，并没有其他深意。江晖喜欢用奇特怪僻的字写文章，起初好像难以理解，解释开来其实很平常。王稚钦有诗嘲笑他说：“江生突兀地张扬文风，千奇万怪难以穷尽。博物难道只在精通《尔雅》，识字何止超过扬雄。古人的心意已经超出《丘索》，防兽或许还能与神明相通。苦苦追求深奥隐秘而不肯停止，只怕一句话也流于世俗相同。您的弟弟大篆逼近钟鼎，绝世技艺以写成斯邕那样为可耻。您写文章让弟弟书写，一写出来便被称为兄弟并美。即使有楚史也无法阅读，满堂观者只能张大眼睛。少年人往往因此讥评。您却不说话，只摸着肚子；您没看见美丑从来不可预料吗？豪杰有时反而自我怀疑，伯牙最终也因知音难得而惋惜。卞和难道能不抱持璞玉而悲伤？请您珍藏这些，不要改变道路。圣人如果再生，一定会理解您。”读这首诗的大意，可以看出黄五岳省曾说过：“南城罗公玘喜欢写奇异古奥的文章，但大多是怪险、杂乱堆砌的辞句。他住在金陵时，每逢有所撰写，必定盘踞在高树顶端，驰骋霞想天思。有时闭门坐在一间屋里，客人从缝隙中窥见他，只见他面容枯槁，带着死人的气息，众人都放轻脚步离开。都少卿穆请他撰写墓志铭，铭文写成后，都少卿说：“我写这篇铭文，几乎昏死了四五次。”如今流传的《圭峰稿》，大体都是他在树顶上苦思而得、几乎死去所得的作品。宫中采制的作品刚开始流传，长命缕上中官争相插着辟兵符。衡阳刺史刚刚任命，道经济北藩王已经上书。雪后穿着锦裘行走塞外，月明之夜清啸声充满楼中。赐第附近连接着平乐观，入朝时新近配给羽林军。儒生在东阁承受恩宠，西羌酋长也知道他的姓名。繁花向着太阳，正适合用来供人笑赏；幽鸟遇到春天，各自发出不同的啼声。年老后独自吹奏秦地的箫笛，西征时曾比作汉代的嫖姚将军。水落下去，全像雷电已经经过；山势回环，都像凤凰飞翔。山峰仿佛翠屏展开，成为一幅画；水从金谷倾泻而下，化成春色。门径近处连接驰道，远处的树木和池塘接通汉宫的流水。云彩裁成玉叶，和烟雾一起润泽；瀑布溅起珠花，映着雨丝飞散。这些诗是嘉靖时期学习初唐的作品。细雨中薜荔女萝侵入石径，深秋时粳稻铺满山田。业障净尽，六根便成慧眼；身上没有一物，走入茅庵。空旷庭院中，庐岳晴云的颜色；静坐之中，浔阳江水的声音。虎患已经从邻境离去，猿声却偏偏近在郡斋之前。万里辞别家乡，身体恍如一场梦；三年任郡，言语已成为碑铭。环绕院子的松林山岚浓翠，满庭蕉叶雨声繁多。独对盛酒的酒樽，看丛花开放；高枕而卧，却无法抵挡鸟啼。这些是稍有变化而学习中唐的作品。我的朋友宗子相天才奇异秀拔，他的诗以气势为主，务求胜过别人，偶尔有小的瑕疵或远离本色之处，也不在意。吴明卿的才华不如宗子相，却能努力探求真实的境界，务必使首尾匀称、宫商和谐、情感与事实相配。子相自认为胜过吴明卿，实际上已经默默地在较量中屈服了。徐子与斟酌二人的长处，颇能取其中道，已经达到相当境地，只要精心思考便能通达。梁公实功力深厚，所以成就较晚，但才华也足以相称。他曾为我们这些朋友作一百韵的赠别诗，脍炙人口，可惜醒悟不久便中途夭折。每当想起他，便禁不住感到像利剑折断那样的痛苦。子相亲自从闽中带来一册诗稿送给我，是五言、七言近体诗。我摘录其中的佳句写在屏风上，即使是沈侯采、王筠的华美，皮日休所推重的孟浩然的秀逸，也不过如此。世人说古今不能相及，实在是非常昏昧；有见识的人应当加以辨别。中间寄赠给我的诗句，如：“万里蘼芜一片青色，秋风一夜之间变深。”又如：“我一身把作诗当成癖好，万事都用饮酒来舍弃。” “枕席间稀疏地落着秋雨，江山被暮烟隔开。”又如：“金山像一根柱子挺立，沧海随着它有万重波涛。”又如：“愁苦来到时失去俯仰进退，书信寄出后害怕路隔江河。”又如：“屡次写信，心已经完全折断；只写一个字，眼睛也仿佛要干枯。”又如：“袖中的芳草在寒意中辜负我，马头前的梅花在春天里独自自怜。” “孤零零的号角响在千家万户的沧海戍所，故人的两鬓染上蓟门的烟尘。”

译其他作品如：“打开酒樽消磨夜间的烛光，听着雨声长久地料理春蔬。”又如：“你们甘愿卧云而居，我这一生难道会沉沦陆下？”又如：“做官的心情在病后变得疏淡，世间的事情却先一步带来愁绪。”又如：“青山把我的病体移向远方，白雁寄来的书信轻盈。”又如：“忽然细雨，新枫与橘树如云；长长的蕨和薇草……”又如：“江边树木低垂而由密处而来，溪水弯曲，流向更加分开。”又如：“雨意从千条江流汇入，秋声在万木之间增多。”又如：“太阳落下，中原呈现紫色；天空高远，北斗低垂。”又如：“夜里站在残余的砧杵声中，园中行走，薜荔女萝久久相伴。”又如：“江面平静，低低掠过雁的翅膀；潮水退落，渔竿便伸向前方。”又如：“星河映照着两处捣衣声的秋夜，风雨笼罩七陵的秋天。”又如：“战伐染成天地的颜色，国家安危系于将相的功劳。”又如：“白雪般的孤调面对世俗，黄金却巧于识别人。”又如：“种下橘树，开通新的水流；寻找灵芝，数着落霞。”又如：“活着难以看到白发，死后难道会辜负青山？”又如：“不知谁家的羌笛吹向明月，无数梅花飘落在早春。”又如：“愁绪之中鸿雁飞向中原，眼前道路多有龙蛇般的险阻，令人畏惧。”又如：“一匹马冲过泥泞，时时停立；进入座席，寒云片片显得孤单。”又如：“绝壁白日间展开风雨的色彩，断虹秋日里悬挂在长长的薜荔女萝上。”收尾的句子如：“登楼知道有才华可写，千万不要向众人传说。”又如：“浮生无论远近都相同，斟酌着向鸬鹚靠近。”又如：“泰陵留下千古眼泪，一洒在翠华东行的路上。”又如：“我将它交付给风雨，片片化作龙鳞。”【《赋笋》】又如：“自己知道寒意很深，不敢怨恨明珠。”又如：“蓟门旧日同伴若能相互忆念，八月里两只鸿雁从太湖飞起。”又如：“年终我将更换衣裳，正好与青山长久伴着薜荔女萝。”又如：“浮生转而觉得江湖狭窄，难以把衣裳任凭菱荷牵住。”又如：“醉后在三湘之间步履蹒跚，更有谁能写出《白雪》这样的篇章？”又如：“江门十里垂杨的颜色，不要让时下的名声辜负了垂钓生涯。”精炼的言辞、秀美的语句，写得高妙处可以压倒王维、孟浩然，下等处也不失为钱起、刘长卿的水平。谢茂秦曾到赵藩门下任职，拜访过崔文敏铣。崔文敏有诗赠给他。后来谢茂秦为了援救卢次楩北上防守燕地，专心吟咏，于是形成一家风格。诗句如“风生万马之间”，又如“马渡黄河春草生”，都是佳妙的境界。他排比声调、讲究对偶，是一时之最。只是兴致寄托稍显浅薄，变化也略少。我曾说他的七言不如五言，绝句不如律诗，古体不如绝句。又说他像程不识那样整肃军伍，刁斗时时敲击，却缺少乐毅、韩信用兵的气势。我曾把卢次楩、俞仲蔚和茂秦的文集合刻在一起，大概是取卢次楩的骚赋、俞仲蔚的五言古诗、谢茂秦的近体诗合为一编罢了。然而他们的歌行很少，绝句也不多。俞仲蔚曾在《宝剑篇》中写道：“海内曾经使万事太平，匣中的宝剑不惜千年沉寂。”这样的诗句也很难多得。徐子与对于各种诗体，没有不精工的。吴明卿却有独到之处。李于鳞的文章没有一句写成汉代以后，也没有一个字不出自汉代以前。他在自叙乐府中说：“通过模拟揣摩来形成自己的变化。”又说：“日日更新才称得上盛大德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从端绪入手模拟揣摩，以求日新月异，那么也不能没有一点遗憾。世上的君子却想要浅薄地摘取枝节，严厉地诋毁他，这其实是在诋毁古人。文章繁富而有法度，并且曲折有余韵，我认为就是李于鳞；文章简约而有法度，并且有情致，我认为就是汪伯玉。我曾作《漫兴十绝》，其中一首说：“乡野之人兴致来到便不再删改，大海回风吹起紫色波澜。想问济南奇绝之处，只见峨眉山在半空中映入雪景。”唉，这层意思已经非常遥远了！寥寥几人中，谁能理解它呢？于鳞写信给子与说：许殿卿的《海右集》托某位中尉作序。我本来曾想把那篇序交付火中焚毁。周公瑕也说：“既然已经不能禁止它流传，却不能用它欺骗明智的人，也只能任凭它罢了。”昨天欧桢伯来海上访问，说：“我认为于鳞近来经过一位国尉的园亭，作诗，结尾说：‘司马相如字长卿，鄙陋而不成话语，竟然这样确定虚假的名声罢了。’这正是开玩笑的最高境界，像幼稚又不像幼稚，像笨拙又不像笨拙，像巧妙又不像巧妙，不损害大家风范，只是这种方法不必劳烦模拟罢了。”于鳞想烧掉那篇序，确实是对的。于鳞的才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于裁断鉴别，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倾向。我替他的《古今诗删》作序说：“如果说于鳞轻易贬抑古代作者，偶尔有这种情况；如果说于鳞舍弃格调而轻易抬高古代作者，则没有这种事。”这句话虽然是替于鳞排解争议，却也确实是如实记录。我起初看到于鳞选编《明诗余》，便说：这样怎么能够宣扬唐音？后来看到《唐诗》，又说：为什么要以《古选》自居？看到《古选》后，又说：为什么不以《风雅》为继承？以至于陈思王赠白马之作、杜陵和李白的歌行，也多被弃置。难道这就是所谓英雄欺骗世人，不能完全相信吗？于鳞任按察副使时，巡视陕西学校；乡人殷者来任巡抚，因苛刻精细著称，尤其傲慢无礼。他曾下公文给于鳞，让他代写祭文和送行序，于鳞很不高兴，便称病请求归乡。殷者本来坚持挽留他，于鳞入内道谢时便请求说：“台下如果只以一名属吏来命令我，或者用一封便函交代我，我没有不答应的，似乎不必下公文。”殷者惊愕，起身道谢。后来又有事情交办，于鳞写在名刺上送去，过了很久，对方又发来公文。于鳞愤怒地说：“他难道认为我看重辞官离去吗？”立即上疏请求退休，不等答复，竟然径自归乡。吏部为他惋惜，援用何景明的先例，准许他养病。病愈后又起用他，这大概是特殊的恩典。于鳞归乡后闭门不出，从两台监司以下请求见他都不能如愿，离开时也得不到他的答谢，因此获得了简慢倨傲的声名。他又曾作诗说：“意气还要从我们这一辈人中产生，功名姑且交给后辈儿郎去建立。”诸公听到后，有人已经想要报复他了。子鳞有一天在酒席间回头对我笑着说：“世上本来没有没有匹配者的人，有仲尼就一定有左丘明。”我没有回答，只是用目光制止他，他马上说：“我错了，有仲尼就一定有老聃。”他就是这样放诞而自负。

译于鳞曾替朱司空作《新河诗》，其中一联说：“春天的流水平安无恙，正是桃花水；秋天的景色依然如故，仍是瓠子宫。”不懂的人以为上句轻、下句重。按照考证，三月的水叫桃花水，造成的灾害极大。这一联对仗精确，用典和立意都很巧妙，有难以言说之处。阚骃《九州记》说：“正月是解冻水，二月是白苹水，三月是桃花水，四月是瓜蔓水，五月是麦黄水，六月是山虞水，七月是豆花水，八月是荻苗水，九月是霜降水，十月是后槽水，十一月是走凌水，十二月是蹙凌水。”于鳞在辞官以前，七言律诗极其高华；但他的大体弊病恐怕是用字牵累句子，用句子牵累篇章，固守俊美的语句而不轻易变化，所以除了三首之外，难以忍受雷同。晚年才开始广泛搜取典故，使典故运用切合，布局运转自如；即使思绪探入深海，也不落入魔境。世上只凭耳目观察的人，却说他的作品比以前退步了，实在可笑。他的歌行正进入化境却突然去世，可惜传世不多，成为寥寥无几的绝响。我任比部郎时，曾和蔡子木按察副使、徐子与主事、吴明卿舍人、谢茂秦布衣一起饮酒。谢茂秦当时第二次防守京师，诗才渐渐衰落，子木多次讥刺他。后来大家都喝醉了，他高声歌唱自己写的防守州郡的诗，也很平常。刚开始唱，明卿便打鼾睡着，鼾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歌唱完了，鼾声也停止了，好像刚刚醒来。子木脸色如土，即使我们这些人私下也责怪他。子与又因为和子木议论文不合而离席。五年后，子木任中丞巡抚河南，子与任汝宁太守，明卿贬为归德司理，张肖甫贬为裕州同知，都是他的属官。子木设宴招待，备办宾主之礼，亲自为他们斟酒夹菜，说：“我怎么能有其中一位，却怠慢三位君子呢？”不久又上疏推荐他们。我认为子木是高雅而不俗的人，确实有前辈风范，近来这样的人更少了。王允宁任修撰时，我曾一两次认识他。他身材高大，面色白皙，谈论时事，慷慨激烈，是个真正的男子。他写文章，远则祖述司马迁、杜甫，近则以北地为师，意气不可一世。士人又喜欢辱骂别人，众人多在表面上仰慕、内心里畏惧他。他最友善的人，是孙尚书陞，当时任中允。他的同年敖祭酒曾写信严厉规劝他。允宁答信说：“我仍然还是原来的我，只是我不适合南方，南方也不适合我。因此我取故人中与我相近的特点来作为自己的名号，称为‘伉厉守高’，意思是刚正严厉、持守高洁。况且我愚直朴拙、简略率真，天性已经确定；正如我的相貌，身材修长、额头宽广，昂首扬眉、挺胸阔步，都是天地陶铸而成，不能改变。古代掌握仙术的人能够蜕换人的骨骼，却不能改变人的面貌。如今您责备我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要选择中间位置而处之，您难道也曾听说过东施效颦那样的乡村妇女吗？我即使死了也不愿这样做。”允宁后来考虑到母亲年老多病，请求到南方任职，得到国子祭酒的职位，借机回乡省亲。途经华山，作了一篇文章祭祀华山，大意是说母亲一向敬奉神灵却没有得到庇佑，希望神灵治好母亲的病，那么我这个太史也能作文章使神灵不朽，文辞颇为支离怪诞。过了不久，他因地震死在西安。户部郎李愈一向痛恨允宁，便借华山神的名义作文章辱骂并杀害他；如今这件事和允宁都流传在关中。谢茂秦近年来越发老迈昏愦，曾寄给我一首拟作李白、杜甫的长歌，丑陋庸俗、幼稚迟钝，一个字也读不通，却自己作序，极力自我夸耀。大意说：“客居禅寺，借佛书来启发觉悟；等到读了太白、少陵的长篇诗，觉得气势充盈、格调高胜，但飘逸和沉郁各不相同，于是把它们合为一体，进入浑然混沌的境界，各自塑造自己的形象，而精神保存着两种妙处。”这也是摄取精华、夺取神髓的方法啊。写出这种话，为什么不拿尿水照照自己？又如俞仲蔚的古调诗，本来是名家之作，五言律诗也不坏，却沾沾自喜地不停写七言律诗，这是为什么？由此可知宇宙广大，没有什么不存在。王允宁一生所推崇佩服的，只有杜少陵。他最喜欢谈论、自认为独自领会的，是七言律诗。大体上看重其中有照应、有开合、有关键、有顿挫。立意以兴为主，也以比为主。方法上有正面插入，也有倒装插入。总之，杜诗也只有一两首具备这些特点，不必篇篇如此。我认为允宁解释杜诗的方法，就像朱熹注《中庸》一样，把经典肢解得支离破碎，束缚圣贤的话语，像小乘戒律一样，完全没有禅宗的解悟。于鳞拟作古乐府，没有一个字、一个句子不精美；然而不能和古乐府并看，一并看就像临摹字帖。五言古诗中出自西京、建安的，极其得到古诗的风神；大体上说，这种体裁不宜写得太多，写多了不足以穷尽变化，又容易被嫌为袭用。出自三谢以后的作品，峭拔峻利胜过它，却不很相合。七言歌行，早期在辞藻上非常工巧，却稍微伤害气势；晚年雄健华丽、精美，纵横自如，明显有如春天造化般的妙处。五言、七言律诗，自然处在神妙境界，不容拟议。绝句也足以和太白、少伯并列；排律可与沈约、宋之问相比，但不能完全赶上少陵的变化。志传一类文章出入于左氏、司马迁之间，法度很高，略有不满之处，是把当今事实增删后附会到古代语辞上。序论杂用战国、韩非诸子的文字，意旨深远而词语博大，只是有时苦于缠绕。铭辞奇特高雅而变化少，记辞古朴峻拔却雕琢过甚，书信公牍没有一笔是平庸之语。如果把献吉和于鳞并论，高献吉比于鳞更宏大，英献吉比于鳞更雄健，洁献吉比于鳞更冗繁，艰献吉比于鳞更率直。让有眼光的人从两方面权衡，一定会有所归属。冯汝言编取古诗，从极其古远的时代一直到陈、隋，无不采录，而且人们传述他的概要，可以说是词家苦心经营的人，是文艺界有功劳的人。然而远古的有延寿《易林》《山海经图赞》，近代的有周兴嗣《千字文》，都被遗漏了，恐怕应当补录。乔景叔名世宁，己酉年以楚藩官员的身份入朝祝贺万寿，我当时见过他，身材矮小而有胡须，温和如长者。他现存的行卷只有一百多篇，颇为人们传诵。又过了十多年，景叔去世，近来有人送来他的《丘隅集》。这是景叔亲自选定的，我还记得行卷中有一首七言律诗，寄给王太史元思、谪戍玉垒的人，诗说：“学士两朝供奉多年，上林词赋传遍万人。自从到了玉垒长期作客，几次放出金鸡都还没有打算归还。听说你在灌口附近买田，难道能忘记骑马回到秦川？五陵将来多有豪俊，徒然望着城南那一片高天。”诗写得很不错，为什么文集却没有选入？文集中的诗弱小而不相称，难道是刻印的人有长吉友人那样的遗憾吗？听说康德涵去世后，佳美文章都被张孟独摘取了；如今他的文集实在不能让人满意，我正因为这个缘故，不替于鳞删削。

译太原的兄弟都擅长精华之作【贡士王冲任司直，王涍任司勋，王汸任虞部，王濂任虞部】；汝南的父子相继振兴骚雅【王省曾、王姬水】；徴仲有三绝，彭嘉有二道，又有“二妙”，总括起来得到其中之一，便是吴中一时的俊秀，在天下也少有匹敌。皇甫子安的《东览古选》，颇胜过子循的《禅栖近体》，可以称佳作。子安死后，蔡子木作诗哭他道：“五言诗反复吟咏，诗品已经绝高；一任官职却憔悴不堪，世路实在艰难。”可以说是如实记录。蔡子木每次对着我诵读，总会哽咽流泪。又如华先生哭施子羽说：“活着时独自行走，特别少有同调；死后留下的文章，又有谁来辑录？”比起那种“一件青衫也消解不了悲伤”的诗句，更令人神伤。我十五岁时学习《易》，山阴骆行简先生有一天遇到一个卖刀的人，先生开玩笑地分韵教我作诗，我得到“漠”字，便写成一句：“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非常惊异，说：“你将来一定会凭文章闻名于世。”当时我畏惧严父，不敢涉足文学，但时时拿司马迁、班固的史书和李白、杜甫的诗偷偷阅读，不论是否完全理解其中含义，都欣然自得、自我快乐。十八岁参加乡试，才偶尔在篇章中得到一两句相合的诗句。又过四年考中进士，隶属大理寺办事。山东李伯承才华焕发而有俊美声誉，向来很友善地对待我，议论诗文时彼此颇有高下。第二年我任刑部郎中，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把我引入文社。吴峻伯当时被称为前辈名家，但每当我的一篇文章写成，他没有一次不击节称好。不久，各人都因奉使办事而离开；而李伯承此前已经把我介绍给于鳞，也时时替我向于鳞说起。过了很久，我们才结交，从此在诗歌方面知晓大历以前的传统，在文章方面追溯到西京以上。后来于鳞所亲善的布衣谢茂秦来了，同舍郎徐子与、梁公实来了，吏部郎宗子相也来了；休假时便彼此讨论、品评，探求作者的奥妙，大体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茂秦、公实又相继离去，于鳞于是倡导作《五子诗》，只是用来记载一时交游唱和的情谊罢了。又过一年，我奉使办事完成，回到北方；于鳞任顺德太守，推荐茂秦，登用吴明卿。又过一年，同舍郎余德甫来了。再过一年，户部郎张肖甫来了。大家的吟咏流传在人间，有时称为七子，有时称为八子；我们这些人其实从未互相标榜。可是分宜氏掌握国政，自称能够广泛采集风雅之作，掌权者又从中挑拨，像老虎一样虎视眈眈，最终都不能幸免。我自从遭遇家难以后，在有粮食可供之余，闭门独居。只有新蔡张助甫任验封郎时，每十天来一两次。我本来拒绝他。张助甫笑着说：“您难道要拿一个吏部官员来使我感到荣耀吗？”我回去后，张助甫也终于被贬官离去。从此我们这一党有“三甫”：肖甫雄健爽朗、流畅自然；助甫奇特秀拔、超凡高妙；德甫精密严谨、稳妥相称，都不是我所能赶上的。我的弟弟世懋，自从家难服丧期满后，一拿起笔，便写出灵异神造般的句子，凌驾于作者之上，只是还没有写古乐府罢了。其他各体也都具备法度而有气韵。我偶然派信询问于鳞，随口提到此事说：“舍弟奔逸而越出尘俗，咄咄逼人，只是幸好他喜欢饮酒，稍稍能够自我宽解。”于鳞也这样说。敬美在助甫等人看来，正如元美在我看来一样，属于雁行相列的同辈。他曾取谢茂秦“花萼嘤鸣”一句，用来赞誉你们家兄弟，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敬美竟然怀有包宗、含吴的志向，自称天下大事不可估量，虎视眈眈地想做江南的一位小英雄，不久将要用火攻打伯仁，怎么偏偏没有做好防备呢？”他受到的赏识就是如此。吴地人顾季狂，在诗歌方面颇为豪迈，却不得志。他出游人间时，常对我说，吴地还没有谁能超过吴中诸子。至于有一字一句可以入书的诗文，偶尔也有，但并不全都如此。我记得自己中年辞官时，命令防屐与诸位诗人交游：章道华用笔简短而有力，不作卑下的声调；刘子威用笔绵长，却不写平庸之语。周公瑕挫抑声名、割舍爱好，潜心于我们这一派。黄淳父的丽句精言，常常使满座惊叹。王百谷如果能够去掉巧饰和繁多，便足以名闻当世。魏季朗文思滔滔，辞藻宏富；张防的思想则明朗警策。伯起本来就文采斐然，鲁望必定写得娓娓动听。面对陆叔平、俞仲蔚，就仿佛见到了古人。又有云间的莫云卿、练川的殷无美，词翰清丽，常常驾车来到我的居所。近体诗和歌行之外，还有曹甥子念，近体诗和歌行极像他的舅父。王君载能够写骚赋和古文，又很有饮酒的雅兴，哪里曾经落寞呢？我在晋阳有感而作诗说：“请问吴阊的诗酒宴席，十年来像鸡口一样的人中，有谁能争胜？”大概确实是实录。我写诗作文，不做专门拘守一家的作家，也不杂用各种调子。构思在下笔之前，笔墨随着构思而来；文法不束缚气势，才华也不受文法拖累。有境界就一定深入穷尽，有根据就一定切实准确。我敢对这几位说，我在写作方面有长处，或许他们还没有达到；不过我私下只是有这样的志向罢了。有娀氏的两个女儿住在九成台，得到一只天燕，它用玉筐覆盖着。后来她们打开查看，燕子留下两个蛋，飞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两个女子作歌，这才开始有了北方的乐调。禹巡视南方土地时，涂山氏的女子命令她的陪嫁侍女在涂山南面等候禹，女子于是作歌，这才开始有了南方的乐调。夏后孔甲在东阳的萯山打猎时，天降大风，天色昏暗，他进入百姓家中；主人正在分娩。有人说：“后来出生的孩子遇上良辰，一定吉祥。”有人说：“这孩子不能承受福命，一定会有灾殃。”孔甲说：“把他当作我的儿子，谁敢给他带来灾祸？”后来折断了屋椽，又用斧头砍断了他的脚。孔甲说：“唉，这是命啊！”于是作《破斧之歌》，这才开始有了东方的乐调。周昭王的右尹辛余靡有功，被封在西翟；后来迁到西河，思念旧居，这才开始有了西方的乐调。这就是所谓四方的歌，是《风》的起源。在朝廷上演奏的歌，则配以钟、鼓、管、籥，称为《雅》《颂》。秦青歌声高亢，能使行云停止；虞公歌唱，梁上的尘土也飞起；韩娥的歌声绕梁三日不绝；临乘的老妇传唱山谷，数日不停；绵驹、王豹这一类人，都是古代歌唱的圣手。不过这些也只是单独歌唱，并不配合乐器演奏。后来江南的《子夜》《前溪》《团扇》《懊憹》等曲调，就是它们遗留下来的声韵。唐代歌伎所唱王涣之、高适的诗，以及乐工所唱元稹、白居易的诗，也都是绝句。

译宋代的词和今天的南北曲，不知经过多少变化，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性质。只有吴中人所唱的棹歌，虽然使用俚语乡言，不能脱离俗语，却还保有古代诗人的遗意，其中的歌词也有值得采录的。例如陆文量记载说：“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人夫妻同睡在罗帐中，几人却漂泊在异州。”又听到过这样的歌：“约定和郎君在月亮升起时相会，只见月亮升到东方，却不见他；哪里知道我这里山低，月亮升得早，又哪里知道郎君那里山高，月亮升得迟。”即使曹子建、李太白降格来写俚俗曲调，恐怕也不能超过它。可是，这毕竟是田间老农和织布女子劳作时所唱的歌，是长年在山泽间砍柴的人彼此应和、传入城市的歌，听来真令人惭愧得汗流满面、说不出话来。这样看来，听古乐听到想睡觉的，难道只有魏文侯一个人吗？正德年间，有一名伎女，姓名已经失传，在客人处分题作诗，题目是骰子。伎女应声作诗说：“一片寒冷的防骨，翻转成面面相对的心。自从遭到防污，抛掷到今天。”诗意极为清切感慨，令人喜爱。又有一名伎女得到一联诗：“故国五更蝴蝶梦，异乡千里子规心。”也自成佳句。潮阳人苏福八岁时作《初月》诗：“气朔盈亏，又是一个初月。嫦娥究竟为什么连一半也没有？却偏偏在无形无物之处明明存在，恰似先天太极图。”可惜他十四岁便夭折了。假使陈白沙、庄定山白头执笔作诗，也未必能胜过他。《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一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文章写得好的，没有超过汉武帝、魏文帝的；其次是汉文帝、汉宣帝、光武帝、汉明帝、汉肃帝，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帝，刘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元魏孝文帝、孝静帝，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后主，蜀王主衍、孟主防，宋徽宗、宋高宗、孝宗，共二十九位君主。若论著作的丰富，则没有比萧梁父子更多的。梁高祖著有《孝经》《周易》《乐社》《毛诗》《春秋》《中庸》《尚书》《孔老义疏》《正言答问》二百卷，《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又数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一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礼断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有文集二十卷，编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选五言诗中的佳作编成《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简文帝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庄义》各二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易简》五十卷，诗文集一百卷，杂著《光明符》等书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怀旧志》各一卷，《荆南志》《江州记》《职贡图》《古今同姓录》各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昭明太子才华不足而见识有余，简文帝才华有余而见识不足，梁武帝、梁元帝二位君主才华和见识稍有不及，但以学问弥补了它们。若论为人，昭明太子是最美好的。自古以来，文章未必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即使得到赏识，君主的政绩也未必佳。只有司马相如遇到汉武帝时，进献《子虚赋》，汉武帝没有把他当作当今之人，反而叹息说：“我只是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罢了！”进献《大人赋》后，汉武帝非常高兴，说作品有飘飘然凌驾云气的气势，仿佛可以遨游天地之间。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还索求他的遗篇，得到《封禅书》，读后惊异不已。这是千古以来君臣相遇的佳话，即使让傅粉的大家来读，也会读不成句。次于此的，如隋炀帝因空梁而怨恨薛道衡，梁武帝因孝标的文章而贬黜刘孝绰，李珠崖甚至屏弃白香山的诗，还说：“一见到它，就应该喜爱。”僧防掘笔，明远屡次辞谢于乎？嫉妒固然是嫉妒，后世要找一个懂得嫉妒而又有分寸的人，却完全找不到。汉成帝玩赏众多书籍，喜爱扬子云，出入游猎时，扬子云也乘车随从。又因为桓君山藏书很多，便让他待诏门下。当时人说：“玩味扬子云的文章，比居于千石官位还快乐；挟带桓君山的藏书，比积聚猗顿的财富还富有。”王充说过：“韩非的书流传在秦廷，秦始皇感叹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陆贾进献《新语》一篇，高祖称赞好，左右侍从都呼喊万岁。王莽时，郎官和属吏上奏，刘子骏的奏章尤其优美，因此得到重用。永平年间，神雀成群聚集，汉明帝下诏让群臣进献歌颂之作，百官的文章都像瓦石，只有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人的颂文像金玉。汉明帝读后感到惊异。当时君主自己懂得文艺，亲自主持考试，能使人精神振奋。汉成帝读《尚书》一百篇，博士们没有人能弄明白，于是征召天下能够治《尚书》的人。东海人张霸通晓《左氏春秋》，便用《左氏》的训释义理解说《尚书》一百二篇。皇帝又查阅秘书省藏书，没有一条与之相应；官吏判定张霸罪过极大而且极不谨慎，皇帝却惊异于他的才华，赦免了他的罪，也没有废弃他的经书。杨子山任郡中上计吏时，看见三府所作的《哀牢传》不能成篇，回到郡中重新撰写，进献给汉明帝，汉明帝惊异其才，征召他到兰台任职。这样看来，永乐年间所犯的罪，是朱季支；嘉靖年间所犯的罪，是林希元；弘治年间因推荐董文玉而犯的罪，似乎也没有完全合乎尊重文人的本意。梁武帝命谢吏部景涤和王侍中暕即席作诗互相酬答，认为写得好，又让他们再作一首；第二首仍然合乎旨意，于是赐诗说：“防文正是后起之秀，二位少年确实是名家。哪里只是栋梁般高大，实在都声名文采俱盛。”又一次九日朝宴，梁武帝单独命令萧景阳说：“今天云物非常美，你难道不能写得文采斐然吗？”于是萧景阳作诗。诗写成后，梁武帝又称许说：“可以称为才子了。” 陈后主在东宫召集官僚宴饮赋诗，学士张讥也在座。当时新制成一柄玉柄麈尾，后主亲自拿着它说：“如今虽然士人多得如同树林，能够拿这柄麈尾的，只有张讥一人。”当即亲手交给他，并命令他在温文殿讲解《庄子》《老子》。高宗到场听讲，赐给他御用的一袭衣服。魏孝静帝在人日登临云龙门，崔悛陪侍宴饮；皇帝又命他的儿子崔瞻靠近御座，崔瞻也作了应诏诗。皇帝问邢邵：“这首诗比起他父亲来怎么样？”邢邵说：“崔悛博雅宏丽，崔瞻气韵清新，都是诗人中的佼佼者。”宴会结束后，众人共同赞叹欣赏，都说：“今天的盛会，完全成了崔瞻父子的盛会。” 隋炀帝还是诸王时，每逢有文章诗篇，就总让柳防润色，学士一百多人中，柳防在这方面居首。即位以后，隋炀帝更加宠信看重他，和诸葛颖等人在离宫曲殿中亲近宴饮，清歌雅乐，无不在座。他还想到昏暗夜晚、铜龙漏壶容易失误，于是命令偃师一类的工匠制作木偶，仿效柳防的形貌，用机械装置做出面目，使木偶能够坐起、接续对答；他们常常饮酒直到丙夜。事情虽然不合常理，却可以说是受到异常宠爱了。

译燕公张说极力称许三兄为第一，万回圣僧称詹事为才子，但外界议论似乎并不专一。宋之问独自应制争夺声名，往往压倒众人。例如《昆明池夜珠》进入上官昭容的选本，《龙池锦袍》夺得东方虬的声誉；声名文采艳丽可羡，于是再没有与他匹敌的人。延清的诗才达到这种程度，简直只值得一死。又有武平一，正月八日立春时作应制诗，诗写成后，中宗亲自下敕批语说：“武平一年纪虽最小，文章却十分警策新颖。喜爱红蕊先开放，惊讶黄莺尚未啭鸣。”中宗反复吟咏，既赞赏又怀念。如今再赐给他一枝花，以表彰他的美才。赐给学士的花都插在头上，之后又以戏谑的词语赐酒一杯。当时人人叹息羡慕，读《中宗纪》时，令人郁闷气塞；只有从诗歌之道看，似乎稍有助益。至于在离宫列席，欣赏美好时节，让才士执笔，依次称赏，也算是君主的快意之事，成为词林中的佳话。开元皇帝性情豪迈华美，又擅长文辞书翰，所以每当宰相拜相、岳牧出镇时，往往亲自书写御制文章，普遍命人作诗唱和酬赠，成为一时盛事。四明狂客贺知章以普通官员直到老年才得到这种待遇，更是美好绝伦。青莲居士李白从平民起家，入朝任供奉，皇帝在龙舟上为他搬移膳食，用兽锦夺下外袍给他，杜甫诗歌及其他传奇中都有记载。天子亲自为他调羹，宫妃为他捧砚；即使晚年沦落，也仍然是值得怜爱的人。柳诚悬所作《泪痕》诗，与虞永兴所作《调憨》诗极为相似。这不仅表现出君主亲近词臣，也说明近来的秘密之事，君主同样不加避讳。唐代乐官和歌伎所唱的歌，大多选取名人的五言、七言绝句，也有从长篇诗中摘取的。例如“打开书箱泪水沾湿胸襟，见到你前日写来的书信；黄泉之下仍然寂寞，我怀疑那里就是子云居住的地方”这一类就是。王昌龄、王涣之、高适以及防服酒楼中的名伎所唱的，都是这些诗，因此人们欢饮一整天。大历年间，有人买一名女子，容貌姿色如常，却索价达到数十万。有人说这女子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拿别的女子同她相比呢？李峤所作《汾水》诗，明皇听歌时竟然激动不已，说：“李峤真是才子。”又有一次，宣宗听到乐官歌唱《白杨柳枝词》“永丰坊里千条柳”，便急忙命人取来永丰坊的两株柳树，栽在宫禁之中。元稹《连昌宫》等诗篇总共有一百多章，宫女们都歌唱它们，还称元稹为元才子。李贺的乐府诗有数十首，流传于管弦乐中。李益又与李贺齐名，每有一篇作品问世，人们便用重金买来，收入乐府，称为“二李”。唉，那些乐工和女子，如今又在哪里呢？宋代王岐公王珪任学士时，有一次月夜，皇帝召他入宫，在禁中摆设一张榻，请他坐下。王珪推辞不敢登榻，说：“您所以在夜间召我，正是想略去繁琐礼节，共赏风月。”宴会开始后，水陆珍奇美味、仙韶霓羽般的乐舞纷纷呈上，饮酒没有次数限制。左右的姬妾嫔妃都拿着领巾、纨扇来求诗，王珪一一为她们题写；她们都用一枝珠花作为润笔礼，王珪的衣袖都装满了。到了五更，皇帝才命他带着金莲花回院。第二天，京城传遍了这件事，说天子请客；宣政殿以后，京城中王姓、李姓等人的诙谐唱和，一时声势显赫。德寿宫、重华宫、史卫公、吴郡王曾觌、张浚也相继如此，然而这些都是亡国的征兆，或者属于偏安时的安逸享乐，不值得多加记载。明朝兴起后，高帝从马上取得天下，也优礼儒学硕士，甚至亲自调制甘露浆，又御撰《醉学士歌》，赐给金华宋承旨濂。宣宗与蹇义、夏原吉以及三位杨姓大臣游万岁山时，少保黄淮正在致仕后入朝谢恩，宣宗特意命他同行，又赐给他肩舆，彼此唱和赞咏，成为一时盛事，在前代也增添了光彩。梁代使臣到吐谷浑，看见床头放着数卷书，原来是刘孝标的文集。武则天朝时，日本和西番都重金购买张鷟的文章。大历年间，新罗国上书，请以萧颖士为老师。元和年间，鸡林的商人贩卖元稹、白居易的诗，说东国宰相用百金买一篇，伪作一出现就能辨认。元丰年间，契丹使者都能背诵苏子瞻的文章。洪武年间，日本、安南都上表，用金帛请求宋景濂撰写碑文。嘉靖初年，朝鲜国上言，希望颁发关西吕某、马某的文章，作为范式。这就是所谓一代胜过一代。王方庆的高祖、曾祖等二十八代祖先都擅长书法；刘孝绰同宗的七十多人也都善于写文章。盛大啊！刘孝绰有三个妹妹，分别嫁给王叔英、张嵊、徐悱，三人都有文学才华，其中徐悱的妻子尤其清雅。王元礼和几个儿子谈论家族文集时说：“史书称安平崔氏和汝南应氏，都世代拥有文学才华，所以范蔚宗称他们世代擅长雕饰文章。然而他们也不过两三代而已，不像我家七代之中声名和德业交相辉映，爵位相继不断。至于梁邓、金张以及貂绵蝉联的家族，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何宪等诸位学士在王仲宝家分题作诗，题目是巾箱、几案、杂服饰等物，每人各作一两题。陆彦深后来完成，刚一拿出来，众人的目光便一时被他夺去。何宪在王仲宝家所分的题目中独占上风，王仲宝赏给他五花簟和白团扇，他心中非常得意。王摛后来才到，拿起笔便写成，题材既深奥博大，文辞也华美，众人都拍手称赏。王摛于是命左右把五花簟抽走，亲手夺过团扇，登车离去。何宪当场压倒众人，便是后来东方虬的先例；不过这也确实是一时的佳事。袁彦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中都有文名。孝武帝举行大宴时，伏预先入座；袁彦伯下车后先呼唤他的儿子袁子系，说：“百人的盛大宴会，天子先问伏滔在不在；替人作文的父亲究竟怎么样？”府中人称他们为“袁伏”。但袁彦伯常以此为耻，每每叹息说：“桓公的深厚恩情还没有优待国士，却让我和伏滔并列，这是多么羞辱啊！”魏收的从叔季景有才学，名位在魏收之前。顿丘人李庶对魏收说：“霸朝难道就有两个魏收吗？”魏收回答说：“把我和从叔相比，不正如把你和耶输相比吗？”耶输是李庶的痴叔。《淮南鸿宝》说文章应当带有风霜般的气势，兴公写天台山的文章，说应当有金石般的声调。吴迈远曾对人说：“我的诗可以说是你们诗歌的父亲。”每逢写出得意的句子，就把稿子扔在地上，喊道：“曹子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杜必简死后，沈武说：“我活着时长期压过你们。”又说：“我的文章可以让屈原、宋玉去做属官。”王融对刘孝绰说：“天下文章如果没有我，就应该归给阿士。”丘陵鞠听见别人谈论沈约的文章，走上前说：“和我还没有出场的时候相比怎么样？”近代桑民怿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最高？”丘相公说：“只有桑悦最高，其次是祝允明，再其次是罗玘。”文人自负夸耀，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便是文人的气习。

译崔信明因为“枫落吴江冷”一句以外的诗句都不称意，便把诗稿扔在地上。崔颢十五岁嫁给王昌，生了个小孩，却受到无礼的呵斥。世上本来就有喜欢当面折辱别人的人。杨君谦每次把文章给人看，对方说好，他便合上书卷问：“哪里好？”对方最终回答不出，他便离开，不再另作评论。蔡九逵常常当面对人骂“杜家小儿”。有一天王允宁对我说：“赵刑部某人的政绩怎么样？”我说：“是个循吏，很仰慕您的诗，而且苦心吟咏。”王允宁大笑说：“循吏也能作诗，怎么就能写得好呢？”他又对我说：“见过王某的诗吗？”我说：“见过。”他又说：“他曾给我看过一册，我想和你一起评论。”他的意思其实是不接受批评，而是想让我替他宣扬，让我没有什么可称誉的。李于鳞任顺德守时，有位胡提学经过那里。此人是蜀地人。李于鳞前去拜访，刚刚端起茶，随口问道：“杨升庵身体还好吗，吃饭健旺吗？”胡提学忽然说：“杨升庵有锦心绣肠，不如陈白沙那样鸢飞鱼跃。”李于鳞拂袖而去，口中不停地说着斥责的话。后来他巡按关中，经过许中丞宗鲁那里，许宗鲁问：“如今天下有名的诗人是谁？”李于鳞说：“只有王某，也就是我。其次是宗臣子相。”当时宗臣任考功郎，许宗鲁请他拿宗臣的诗来看看。李于鳞忽然勃然大怒说：“昨夜已经被火烧掉了。”许宗鲁只能面红耳赤。李昌符作《婢仆诗》五十韵，路敬延作《稚子诗》一百韵，都是可鄙可笑的作品；然而它们把事物的形态写得十分详尽，也颇能显出才思。李昌符甚至凭此取得科举上第，路敬延却触怒沈河，投河而死；人的幸与不幸竟如此不同。总之，死去的人可以作为警戒。宝月和尚盗取东阳柴廓的诗篇，柴廓的儿子几乎因此构成诉讼。延清喜爱刘希夷的诗，竟至于杀人。魏收、邢邵互相辱骂，被说成是任昉、沈约的盗贼。杨衡的行卷被人窃取后用来求取功名，甚至把杜甫剥取殆尽，又撕扯李商隐的作品。如今何、李两人也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可以供人一笑。巧思往往下笔迟拙作反而下笔快，文辞写作和用兵一样，所以完全不同。俗话说：“枚皋写得拙但快，司马相如写得精工却慢。”又说：“既精工又迅速的，只有士简一人。”士简就是张率；这只是当时对他的赞誉罢了。皇甫氏为什么也被列入这种谈论呢？当时又有兰陵萧文琰、吴兴丘令楷，敲一下铜钵，声音还未消失诗就写成了。唐代温飞卿八次叉手便写成八韵小赋，这些都不值得多说。大概既精工又迅速的人，如淮南王、祢正平、陈思王、王子安、李太白这一类，才勉强可以相提并论。然而，祢衡挥笔写成《鹦鹉赋》，司马相如百日写成《子虚赋》，曹植七步成诗，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并不妨碍各自都很美好。自从文通撕裂锦绣、还笔入梦以来，便没有佳句，人们说他才华耗尽；鲍照也被说成才华耗尽，大概并不是这样。从前有人夜里听到《渭城》唱得极好，天亮后循迹寻找，原来只是一个在小酒馆帮工的平民。那人拿出百缗钱给他，让他改行卖酒；过了很久，他便再也唱不出《渭城》了。近来有一位江西的贵人，强行使自己写诗，起初诗还清淡可喜，等到涉足贵显之后，虽然篇章日益增多，恶劣的作品却纷纷出现，人们都奇怪其中的原因。我说：“这是因为他再也唱不出《渭城》了。”有人说：“鲍照是为了避祸，才故意写得拙劣。” 谢安石读到阮光禄的《白马论》，起初没有理解，便解衣推求，反复询问，直到完全弄明白。阮光禄叹息说：“不仅能说会道的人难以得到，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同样难以找到。”杜甫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作者剖析心腑、指摘造化，就像探入大海取出珊瑚，怎么能让那些追逐臭味、随声附和的人轻易读懂呢？至于遇到美好之处必定赞赏，像回声应和一样；连城璞玉藏在石中，卞和便为之动容；流水曲调离开琴弦，钟子期便在心中感应。古人因此重视知己而轻视仅仅感恩，难道是在欺骗我吗？谢灵运迁籍会稽，修建别业，依山傍江，把幽居的美景全都写尽。他每有一首诗问世，无论贵贱都争相传抄，不到一夜之间，士人百姓便传遍了。梁代南方有刘孝绰，北方有邢子才，雕琢文章的美妙独步一时。每有一篇文章问世，京城便为之纸贵，很快传诵开来；远近对谢灵运的推重，更是我最为赞赏的，只可惜他未能善终。所谓“东山志向既立，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推重他”，难道只是赞美鼻祖吗？我常常感叹，稽生的琴声、夏侯的美貌，千百年后别人看了尚且觉得难以承受，何况当事人自己呢？陶征士亲自作祭文、自作挽歌，都超脱于世俗的牵累，暗中契合禅宗，德性蕴含空寂的领悟，证得无生法忍。陶渊明说：“只遗憾活着时饮酒还没有喝够。”这并不是执著障碍之语，只是趁机说笑而已。孔文举活着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长久的名声足以使万事完结。欧阳坚石说穷困和显达各有定分，又何必慷慨叹息？石季伦说天下杀害英雄，你又为什么如此呢？潘安仁是俊美之士，最终却填埋沟壑，余波还波及他人。谢灵运偶然来到世间，究竟能有多久？寿命长短并不是值得忧伤的事。符朗内心防范，乘着和畅之气而行，没有感觉到生命有始有终。元真兴凭什么彰明这种节操？即使将要解脱七尺之身，也能驱使万物。大雅之人能够豁然面对极大的恐惧；即使还没有真正做到，也足以超过常人。至于息夫躬在玄云自尽，范蔚宗在一座土丘上推许丑行，可以说利嘴之徒如此行事，究竟是在欺骗谁呢？左太冲、谢灵运、邢子才的篇章赋作一经问世，就能使纸张涨价。王元长、徐孝穆、薛道衡的作品，早晨还在朝廷吟诵，晚上便传到远方。鸡林人用百金购买白学士的诗篇。蜀地的僰人得到梅都官的诗，竟把它绣在精美的锦缎上。然而扬子云却寂寞冷落，玄亭中的元亮在东篱旁徘徊；杜子美困居浣花，王昌龄零落于穷僻之地，寄食于人家，靠酒家供给衣食。杜甫说：“声名难道真是靠文章建立的吗？可悲啊，这只是他自己的解脱之辞。”假如数百年后有人不再忧虑自己的身后名，只是作者不懂得欣赏，欣赏者又不肯创作，因此怀恨不平罢了。《云溪友议》称，章仇剑南曾为陈拾遗洗雪冤狱，高适侍御曾为王江宁申诉冤情。这件事非常令人痛快，足以在文艺界树立一面旗帜，只是正史和其他书中都没有见到记载。

译古人说：“诗能够使人穷困。”究察其中的实情，确实有相合之处。贫穷、衰老、忧愁、疾病、流窜、滞留，都是人们不认为美好的事情；然而一进入诗歌，就变成美好的题材。富贵、荣显，是人们所谓美好的事情；然而一进入诗歌，反而未必美好。这是第一层相合。泄露造化的秘密，便会使冥冥中的造物主暗中报复；专擅群体对自己的赞誉，众人的内心又不会满足。所以反复呻吟、推敲诗句，几乎等于拿斧头砍伐自己的生命；豪放吟咏、纵笔挥洒，自会招来记录罪状的竹简。矛刃从兔毫笔尖生起，罗网便在雁池张开。考察历代诗文名家，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因此我为之悲怆感慨，又肃然恐惧。从前我和同道开玩笑，给文章列出九种命运：一是贫困，二是嫌忌，三是玷缺，四是偃蹇，五是流窜，六是刑辱，七是夭折，八是无终，九是无后。一是贫困。颜渊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原思吃粗劣的藜藿，连米粒都没有；子夏的衣服破旧得像悬挂的鹌鹑，列子穷得没有钱为妻子置办嫁妆；卫国的庄周向人借粮，监河侯使庄周以河中干涸的鱼自比；黔娄的被子短得不能遮盖身体，东方朔忍受饥饿，几乎要饿死，愿意把自己比作侏儒；司马相如家中空空如也，只有四壁，还要典当鹔鹴裘；阳昌在别人家佣工酿酒，太史公没有钱赎罪，甚至遭受腐刑；匡衡替人抄书，东郭先生在雪中行走，脚趾全都露在鞋外；王章生病却没有被子，睡在牛衣里；王充在市肆中，翻阅所出售的书籍；范史云的锅里生了尘，第五颉没有田宅，只能寄居在灵台之中，有时十天不能生火做饭；郭林宗用一幅衣服遮挡出入，进去时遮在前面，出来时遮在后面；孙晨只有一捆干草，晚上铺着睡，早晨卷起带走；吴瑾靠受雇劳作为生，同时读书；赵壹说，满腹经籍也不如一袋钱；束晳被债主催逼，到处借贷而无处可借；王尼靠吃车牛为生，最后饿死；董京用残破的丝絮遮体，在市上乞讨；夏统采集梠草求食；郤诜养鸡种蒜，以供给治丧的费用；陶潜驱赶饥饿而乞食，还想着仿效防报；应璩家中屠苏酒都喝光了，机防却已经看出其中的谋划；昋道元给上天写信说，布衣粗短，伸脚便露在外面，身体蜷曲，弯着脊背也会露出来。张融寄居在一只小船上，把船放在岸边；虞龢遇到下雨，便展开被子遮盖书籍，自己却全身湿透；王智深曾经五天没有吃饭，只得挖莞根来吃；刘峻家有悍妻，仕途坎坷，形容憔悴；裴子野借官府的地两亩，盖了几间茅屋；卢叟每次做一个布袋，到了富贵人家吃喝之后，便把剩下的肉和饼装给螟蛉；杜甫居住浣花时正值养蚕月，还向人乞求一丝两丝的衣料；郑防穿破鞋走过四明山的雪地，饥饿时拾取山阴的橡实；苏源明烧柴照明读书，肮脏的衣服上都长了苔藓；阳城把榆树皮磨碎煮粥，却不能满足邻里；贾岛感叹鬓发如雪，连织衣服都不能胜任；孟郊苦于严寒，恨不得敲石取火；卢仝长着胡须，赤脚走路，靠灌园自给；周朴寄食于僧人住所，始终不能娶妻；本朝如聂大年、唐寅一类人，都寄居旅食于市井，不能忍受那种忧苦；近来谢客在四方奔波糊口，俞子独自守着寒冷的居所；卢生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终于因此而死。我曾作诗送给谢客说：“隐士代代失去职分，通达之人也为旧日处境惭愧。” 二是嫌忌。屈原受到上官大夫的嫉恨，孙膑受到庞涓的嫉恨，韩非受到李斯的嫉恨，庄周受到惠子的嫉恨，荀卿受到春申君的嫉恨，贾谊受到绛灌的嫉恨，董仲舒受到公孙弘的嫉恨，蔡邕受到王允的嫉恨，边让、孔融、杨修受到魏武帝的嫉恨，曹植受到魏文帝的嫉恨，虞翻受到孙权的嫉恨，张华受到荀勖的嫉恨，陆机受到卢志的嫉恨，谢混受到宋武帝的嫉恨，刘峻受到梁高祖的嫉恨，薛道衡、王胄受到隋炀帝的嫉恨，柳防受到诸葛颖的嫉恨，张九龄、李邕、萧颖士受到李林甫的嫉恨，颜真卿受到元载的嫉恨，武元衡受到王叔文的嫉恨，韩愈受到李逢吉的嫉恨，李德裕受到李宗闵的嫉恨，白居易受到李德裕的嫉恨，温庭筠、李商隐受到令狐绹的嫉恨，韩偓受到崔胤的嫉恨，杨亿受到丁谓的嫉恨，苏轼受到舒亶、李定的嫉恨，石介受到夏竦的嫉恨。有人因为才能太高而使人畏惧逼迫，有人因为辞藻太好而使人惭愧不如；大则遭受刀斧刑戮，小则也会受到流言诽谤。近代如李献吉、薛君采一辈，也遭到谗毁阻挠，不能一一考述。三是玷缺。颜光禄的家训说：“自古文人大多有放纵轻薄的一面。屈原揭露暴君的过错，宋玉受到优伶的礼遇，东方曼倩诙谐而不够雅正，司马长卿盗窃财物而没有操守，王褒过分彰显《僮约》，扬雄的德行败坏而赞美王莽，李陵向匈奴投降受辱，刘歆在王莽时代反复无常，傅毅依附权门，班固窃取父亲的史稿，赵元叔抗直过度，冯敬通浮华而遭排斥压抑，马季长谄媚而受到讥评，蔡伯喈与恶人同流而获罪，吴质诋毁乡里，曹植悖慢而触犯法律，杜笃贪求假借而不知满足，路粹心胸狭窄到了极点，陈琳实在被称为粗疏，繁钦性情没有约束，刘桢倔强而被罚服劳役，王粲率直疏放而遭嫌弃，孔融、祢衡傲慢荒诞而招致败亡，杨修、丁廙煽动是非而被杀，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辱万物而不得善终，傅玄因愤怒争斗而免官，孙楚自夸而凌辱上级，陆机违逆时势而冒险，潘岳贪求财利而招致危祸，颜延年意气用事而遭摧抑贬黜，谢灵运空疏而扰乱纲纪，王元长凶狠害人而自取祸患，谢玄晖傲慢无礼而受到牵连。即使是有才华的天子，汉武帝、魏太祖、魏文帝、魏明帝、宋孝武帝，也都背负世人的议论。我认为颜公的说法还不够周全。例如仪、秦一类人倚仗权术而反复无常，韩非刻薄而招来嫉恨，李斯谄媚残酷而使宗族覆灭，刘安喜好作乱而亡国，陆贾收受贿赂而到荒远之地，枚皋轻薄浮艳而成为媒进之人，杨恽心怀怨望而受刑，匡衡阿附权贵而依顺中贵，刘向诬陷黄白谷，杜宗依附外戚，王充狂诞而非议圣人，陈寿卖米而玷污史笔，刘琨年轻时便失去权势，孙绰被人称有秽行，王俭出卖国家而取得宰相之位，沈约乘时邀功求封，张纉因酒席而杀人，谢超宗借鲊鱼纳入谗间，伏挺收受贿赂而被削发，魏收因淫乱婢女而被征取贿赂，江总献媚而写艳丽辞章，世基跟随昏君荒淫，世南游娱于两位帝王之间，初唐四杰都竞相轻浮，沈佺期、宋之问一同走险狡诈的道路，李峤浮沉于权势之间而受到责罚，苏味道模棱两可而尸位素餐，张说大肆接受贿赂，贺知章任性沉湎，王维、郑虔以诗文为逆贼张防效力，柳宗元、刘禹锡轻率侍奉权臣，刘长卿怨愤而多次触忤，严武骄横自负而目无上级，李白因为狂放而被玄宗疏斥，崔颢屡次抛弃配偶，元稹改变节操而依靠奥援，李德裕结党攻击，王建与宦官结亲，李益感念藩镇的恩情，杨亿戏弄侮辱同舍，曾巩欺凌排斥维桑，欧阳修在濮议中违背名义，苏轼采取攻讦蜀党的立场，王安石在元丰年间收敛怨恨，陆游在平原失身于君主；至于梁武帝、隋炀帝、湘东王、长城侯等违命昏德之人，就更不足说了。

译以唐文宗那样贤明的人来说，闺门之内的行为尚且不能做到三缄其口，何况其他人呢！即使像吴迈远、袁彦伯、杜必简这一类人，也不能在近代完全考察。李献吉气节和情操高出世人，也免不了被讥为狂放疏简。至于解大绅、刘原溥、桑民怿、唐伯虎、王稚钦、常明卿、孙太初、王敬夫、康德涵，都纷纷背负这种声名，为什么呢？内心有所依恃，便出入行事而不加谨慎；外界有所忌恨，便加倍进行攻击指摘，所以会这样。然而宁可做有瑕疵的玉璧，也不要做没有瑕疵的石头。四是偃蹇。荀卿年老时，兰陵避开谗言，退避而使孟氏之学兴起；再次进说不合意，便徘徊离去。司马相如白天任郎官，多次被免职，只能在茂陵闲游。董仲舒罢职后，在江都闭门讲学。贾谊被贬到长沙，那里地势低湿，于是作《鵩鸟赋》。东方朔长期困顿，执笔作《答客难》。扬雄到老年还在校书，作《解嘲》。冯衍老年被废弃在家，作《显志赋》。陈寿因诽谤议论而两次遭到贬辱。孙楚因为轻视石苞而多年被湮没废弃。夏侯湛任中郎却长期不得调任，作《抵疑》。郤正三十年官不过六百石，作《释讥》。潘安仁三十年才升一次阶，曾两次免职、一次除名、一次拒绝拜官，作《闲居赋》。卞彬被摈弃而形容憔悴，仕途既不顺遂，便作《蚤虱蜗虫赋》。刘峻被梁武帝压抑，始终没有得到任用，作《辨命论》。何僴仕途不进，作《拍张赋》。卢思道仕途迟滞，作《孤鸿赋》。卢询祖被斥责去修筑边塞堡垒，作《长城赋》。王沈任属官时郁郁不得志，作《释时论》。蔡凝任长史而不得志，作《小室赋》。刘显年过六十，还拖着衣襟出入王府。丘陵鞠不得意，武位想挖掘顾荣的坟墓。刘孝绰前后五次被免职。萧惠开仕途不得志，便在斋舍前全种白杨。庾仲容、王籍、谢几卿都长久不得调任，沉溺饮酒而终身如此。伏挺十八岁出仕，老年仍未显达，他的儿子因愤恨而跟随盗贼。侯白每当将要被任用便被阻止，最后只得到五品官的俸禄，过了一天便死去。初唐四杰中只有盈川得以做到县令，李白、杜甫却沉沦于吴蜀之间。孟浩然因为在禁中触犯权贵，被放回家乡直到老死。薛令之因为苜蓿诗受到嫌弃，被夺去官职。萧颖士到第三十年才任记室。王昌龄诗名满天下，却长期困居于一个县尉之职。贾岛、温飞卿都因触犯权贵而像龙鳞鱼服一样颠沛，始终不能振起。孟郊、公乘亿、温宪、刘言史、潘贲这些人老困于科场，仅仅考中一次，有的只得到藩镇征辟，憔悴而死。他们的诗中说：“鬓发白得像雪，内心已经如死灰，却还在长安做落第之人。十次应试十年都落第，一家人已有一半化为尘土。一领青衫不能消除穷困，骑马穿朱衣的究竟是什么人？”又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猕猴骑土牛，鲇鱼上竹竿”这样的比喻。唉，他们的困穷太严重了。胡仲申、聂大年、刘钦谟、卞华伯、李献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明卿、王稚钦、皇甫子安、皇甫子循、王道思，都是近代仕途偃蹇的人。五是流贬流徙。遭流放迁徙的，有屈原、吕不韦、马融、蔡邕、虞翻、顾谭、薛荣、卞铄、诸葛厷、张温、王诞、谢灵运、谢超宗、刘祥、李义府、郑世翼、沈佺期、宋之问、元万顷、阎朝隐、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吴武陵、明则、宋濂、瞿佑、唐肃、丰熙、王元正、杨慎。遭贬谪窜逐的，则有贾谊、杜审言、杜易简、韦元旦、杜甫、刘允济、李邕、张说、张九龄、李峤、王勃、苏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郑防、萧颖士、李华、王昌龄、刘长卿、钱起、韩愈、柳宗元、李绅、白居易、刘禹锡、吕温、陆贽、李德裕、牛僧孺、杨虞卿、李商隐、温庭筠、贾岛、韩偓、韩熙载、徐铉、王禹偁、尹洙、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王安中、陆防、明则、解缙、王九思、王廷相、顾璘、常伦、王慎中等，全都不能避免。困穷固然是困穷，但山川的胜景和人的精神，也有彼此激发、相互发明之处。六刑辱孙膑，砍去了他的脚；范睢肋骨被折断，张仪被捶打数百下；司马迁受腐刑，申公受胥靡之刑；祢衡充任击鼓的小吏，刘桢尚方磨石；张温被幽禁，马融、蔡邕、班固这一类人也都遭受囚系；至于谢庄、崔慰祖、袁彖、陆厥等人，全都被剃发、戴铁钳、剪短衣服的后襟，服城旦、鬼薪之刑。诸葛朂有《东野徒赋》，郦炎有《遗令》四帖，高爽有《镬鱼赋》，杜笃有《吴汉诔》，邹阳、江淹都写过上书，这些作品都是在囚禁期间写成的。明初的文士往往被罚服劳役、耕田种地，近来被戴三木、穿赭色囚衣，也同样不能幸免。七是夭折。扬乌七岁便能预作《玄文》，九岁就死了；夏侯荣七岁能写文章，十三岁战死；范摅的儿子七岁能作诗，十岁死；王子晋十五岁回答师旷的问题，十七岁便上宾于帝；周不疑、萧子回十七岁被杀；林杰六岁能作文，十七岁死；夏侯称、刘义真、萧铿、陈叔慎、陈伯茂，都只活到十八岁；刘义真和萧铿都被赐死；袁著十九岁死；陆瓒、邢居实二十岁；王寂、萧瓛二十一岁；徐份九岁作《梦赋》，与何炯都活到二十二岁；刘宏二十三岁；王弼、王修、王延寿、王絇、何子朗都二十四岁；袁耽【字彦道】、刘景素二十五岁；祢衡、王训、李贺二十六岁；卫玠、王融二十七岁；郦炎、陆厥、崔长谦二十八岁；杨经、沈友、王勃二十九岁；陶丘洪、阮瞻、到镜、到伉、刘苞、欧阳建都三十岁；梁昭明、刘訏三十一岁；颜渊、陆绩、刘敲、卢询、祖三十二岁；贾谊、王僧绰三十三岁；陆琰三十四岁；萧子良、谢瞻、崔慰祖都三十五岁。骆统、王洽、刘琰、王锡、王僧达、谢朓都三十六岁；谢晦、王昙首、谢惠连、萧缅、陆玠都三十七岁；王珉、王俭、王肃都三十八岁；王蒙三十九岁；嵇康、欧阳詹四十岁。近代的高启、郑善夫、何景明、高叔嗣都三十九岁；王讴、殷云霄、林大钦以及友人宗臣都三十六岁；梁有誉三十五岁，常伦三十四岁，徐祯卿、陈束三十三岁，李兆先二十七岁，梁怀仁、马拯仅二十多岁。又有苏福十四岁，蒋焘十七岁，真是兰花摧折、美玉折断，确实如此。

译八是不得善终。韩非、蒙毅、晁错、杨恽、京房、贾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杨修、祢衡、边让、张裕、周不疑、郦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韦曜、贺邵、韦昭、嵇康、吕安、张华、裴頠、石崇、潘岳、孙拯、欧阳建、陆机、陆云、符朗、谢混、颜峻、刘义真、刘景素、沈怀文、谢朓、刘之遴、王僧达、王融、檀超、丘巨源、谢超宗、荀丕、萧锵、萧铄、萧锋、萧贲、崔浩、荀济、王昕、宇文防、杨汪、陆琛、王炘、杨愔、温子升、虞绰、傅縡、章华、王胄、薛道衡、刘逖、欧阳秬、张蕴古、刘祎之、李福业、王无竞、王勮、王勔、范履氷、苗神客、陈子昂、王昌龄、李邕、王涯、舒元舆、卢仝、姚汉衡、剧燕、路德延、汪台符、郭昭庆、钟谟、潘佑、高启、张羽、张孟兼、孙蕡、解缙，都是因冤屈而死。李斯、刘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邓飏、隐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谢晦、谢灵运、范晔、孔熙先、谢综、王伟、伏知命、张衡、郑愔、宋之问、崔湜、萧至忠、薛稷、苏涣、江为、宋齐丘、郑首，都是因刑法而死。屈原、杜笃、周处、刘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僧绰、陈叔慎、许善心、骆宾王、张巡、颜真卿、温庭皓、周朴、孙晟、陈乔、文天祥、余阙、王祎、方孝孺，都是因义而死。陈遵、钟防、蒋显、夏侯荣、卫恒、曹摅、王衍、庾廞、袁翻、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鲍照、袁嘏、张纉、江简、鲍泉、尹式、孔德绍、王由、韦谀、萧瓛、王頍、祖君彦、虞世基、皮日休，都是因乱而死。其他如王筠，是因井而死；王延寿、何长瑜，卢照邻，是因水而死；张始均，是因火而死；伊璠，是被猛兽害死；近代的常伦，是死于狂乱的刀刃；韩邦奇、马理、王维桢，是死于地震。至于高贵乡公、梁简文帝、湘东王、魏孝静帝、隋炀帝的死因，更是不敢谈论。九是没有后代。叔向死后，鬼魂已经饥饿；中郎的女儿也仅仅留下来。刘瓛、刘璡都断绝了祭祀，刘敲、刘訏也没有后代；何胤、何防先后丧失了配偶。李太白、萧颖士虽有儿子，却只有孙女，流落后都成了市民的妻子。崔曙只有一个女儿，名叫星；白公只有一个侄子，名叫龟。王维四个弟弟都没有儿子，阳城三个兄长都没有娶妻。孔融的子女年幼便被处刑，陆机、陆云、范晔的期功亲属也一并被杀。王筠全家都遭盗贼杀害，神明之理所降下的惨酷，在这里达到极点了。近来宗臣、王维桢、高岱也同样没有后代。我在丙寅年因疮疡卧病在床，超过半年，几乎死去。殷都秀才经过，开玩笑说：“这应当增加十种寿命了。”大概是说恶疾。于是我提笔记述那些人：伯牛患癞病，长卿患消渴，赵岐卧病在床七年，朱超道晚年沉疴，玄晏一生多病直到老年，卢照邻恶疾不愈，最后投水而死。李华因风痹病终身，楚杜台卿耳聋而残废，祖珽、胡旦眼瞎而残废，少陵患疟疾三年，连鬼魂也驱除不了。蔡景明问我：“古代也有身患疾病而长寿的人吗？”我回答：“有。公孙弘、韦贤、匡衡都拜相封侯；胡广、周历历任三公直到太傅；弘、贤、广都活到八十岁。谢安任太保，王俭任开府，沈约任尚书令，范云、徐勉任仆射，朱异任领军，江总任尚书令，徐陵任宫傅，都曾掌握政权。高允任中书令，活到九十八岁。范长生任丞相，活到一百多岁。杨素担任将相二十年。唐代的宰辅魏征、李峤、苏味道、张说、苏颋、韩休、张九龄、陆贽、武元衡、权德舆、令狐楚、元稹、左仆射王起，都活到八十八岁。尚书白居易活到七十六岁。宋代宋庠、司马光、周必大都拜相，范仲淹、欧阳修都执掌政务，周必大活到七十九岁。元代赵孟頫、许衡、窦默、姚枢、王磐、姚燧、欧阳玄都位登一品，王磐活到九十岁。明朝建立以来，刘诚意、王新建都封公侯；杨文贞、丘文庄、李文正、王文恪都历任师臣，杨文贞活到八十岁，丘、李、王都超过七十岁。不用说许敬宗、蔡京以及近来的分宜，他们都权势显赫、宠幸冠绝一时，也都享有长寿。”蔡景明暗自发笑，没有回答。我于是对他说：“伊尹、太公、周公、毕公、召公，难道没有拜相吗？卫武公难道不是侯伯吗？他们不都活到一百岁吗？”蔡景明这才说：“说得好。” 颜之推说：“文章这种东西，标举兴废，抒发性灵，使人自夸自矜，所以容易忽略操守，急于进取。当今世上的文士，这种毛病尤其严重。一件事写得称心，一句话写得清新工巧，精神便凌厉九霄，志气便凌驾千载，自己吟诵自己欣赏，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加上文字上的一点伤害，惨烈超过矛戟；讽刺所带来的灾祸，比风尘传播还快。实在应当深加防范和思虑，以保全最大的吉祥。我一生没有进取的念头，但少年时精神凌厉、志气凌云的毛病，或许也曾有过。如今老了，追忆往事，真可以把舌头捂住。” 大体说来，世上的人凭文章成名，有的是凭借权贵而成名，有的是凭借科举功名而成名，有的是凭借书画之类的其他技艺而成名，有的是迎合一时的爱好而成名，有的是依附前辈名流，借助吹捧之力而成名，有的是专门说大话、树立门户而成名，有的是广泛拉拢朋友，互相标榜而成名。总之，这都不是能够长久、能够做大的道路。近来狡猾的商胡用金帛买名声；浅薄的狂妄小人，甚至用辱骂诽谤，想以此胁迫士大夫来获取名声。唉，真可恨啊！”},{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艺苑巵言附录》一 词，是乐府演变而来的体裁。过去有人说李太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杨用脩又传有他的《清平乐》二首，认为这些是词调的始祖，却不知道隋炀帝已经有《望江南》词。大概六朝那些君臣歌颂酒色，专门裁取艳丽的词语，默默开启了词的端绪，实际上是词的滥觞。因此，词必须婉转绵丽，即使浅近也要轻巧俏丽，把春月烟花的情景带进闺房帷帐之内演奏；一句话的艳丽能使人神魂俱销，一个字的精工能使人神色飞动，这才算可贵。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风格，也只能退居其次；不写便罢，既然写了，宁可做大雅的罪人，也不要头戴儒冠却身穿戎服。《花间集》用简短的语言取得工巧，世人说它柔靡。《草堂诗余》用华丽的字面求得妍美，比六朝还要过分。词虽然号称“诗余”，然而诗人并不作词。为什么呢？因为它婉转而接近人情，足以移易人的感情、夺去人的嗜好；它柔弱靡丽而接近世俗，诗便缓缓向它靠拢，却不知道自己的格调已经降低。把诗的作法用于词，便不像词；把词的作法用于诗，便不像诗。说到词的成就，李氏、晏氏父子、柳耆卿、张子野、周美成、秦少游、李易安，已经达到极致，是词的正宗。温庭筠、韦庄艳丽而急促，黄九精巧而刻露，苏长公华丽而壮阔，辛幼安明辨而奇崛，又次一等，是词的变体。词兴起后乐府便衰亡，曲兴起后词便衰亡；并不是乐府和词本身消亡了，而是它们的曲调消亡了。何元朗说：“乐府以明快劲健、昂扬激越为工，诗余以婉转华丽、流畅自然为美。” 《昔昔盐》《阿鹊监》《阿滥堆》《突厥盐》《疏勒盐》《阿那朋》这一类曲名，是词牌名称的由来。它们的名称不像中原事物，是因为歌曲发生变化，起源于羌胡之地的缘故。然而，除了《昔昔盐》是排律以外，其余大多是七言绝句。只有曲名而没有固定曲调；隋炀帝、李白的作品出现后，曲调才开始形成。不过，《望江南》《忆秦娥》是先有歌词、再依歌词创制曲调；《菩萨蛮》则是先有曲调、再按曲调填词。温飞卿所作的词，编为《金荃集》。唐人的词有一部集子，名叫《兰畹》，大概都是取其芬芳而柔弱的特点。这样说来，雄健壮盛的作品本来就居于次位了。杨用脩所记载的李太白《清平乐》二阕，识见高明的人认为不是李白所作，说它们格调卑下浅薄。考察李白的《清平乐》，本来只有三首绝句而已，不应当又有词。只是所谓“女伴莫话高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防教在谁边”，也有动人的情语。我每次吟诵它，以及白居易的绝句“云雨露由来一防恩，争能遍却及千门，三千宫女如花面，几个春来无泪痕”，总是低回叹息。古代被幽闭、被遗弃的宫女，能有多少呢？《花间集》的作品尚且令人感到伤感而局促破碎，到了南唐李主父子，才达到了妙境。“风乍起，吹皱一池萍水。关卿何事与？”还不如陛下所作的“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句话不可以让邻国听见。然而这确实是词林中的本色佳话。“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所作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意思仿佛有所祖述，只是句子稍稍赶不上前者，但也很好。“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外，晓风残月。”与秦少游所写的酒醒之处、残阳乱鸦，是同一类景物，而写杨柳的句子尤其胜过后者。“寒雅千万防，流水绕孤村”，是隋炀帝的诗。“寒雅数防，流水绕孤村”，是秦少游的词。语句虽然有所沿袭，但放入词中尤其恰当。从前有人说，让铜将军、铁绰板来唱苏学士的“大江东去”，让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来唱柳屯田的“杨柳外，晓风残月”，这就是词家所说的最高境界。然而苏学士这首词本身也雄壮而感慨万千；假如千年之后真让铜将军在大江边演奏它，一定能使江涛沸腾。至于咏写杨花的《水龙吟慢》，又深入柳永的妙处一层了。子瞻所作的“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以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快意爽利的语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壮阔的语言。“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以及“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是高雅爽朗的语言。他的词，正处在浓丽与淡雅之间。“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是致意传情的语言。“问君能有几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抒发情感的语言。后主确实是作词的高手。“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暖，春鸡报”，难道不是歌行中的华丽对偶吗？“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以及“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难道不是律诗中的俊秀佳句吗？然而它们天然形成一段词意，若放入诗中便不合适。“斜阳只送平波远”，以及“又春来依旧生芳草”，是淡雅语言中有情致的例子。“角声吹落梅花月”“又满院落花春寂寂”“又一钩淡月天如水”“又秋千外绿水桥平”“又地卑山润人静费炉烟”，是淡雅语言中有景致的例子【景致在“费”字上】。“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以及“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淡雅语言中有情感的例子。“拚则而今已拚了”“忘则怎生便忘得”“又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是平常语言中有情感的例子。咏雨的句子“防防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是浅近语言中有情感的例子。淡语、恒语、浅语，极难写得工巧，所以特意拈举出来。美成能够写景语，却不能写情语；能够使用华丽的字，却不能使用雅正的字。因此，他的声价稍逊于柳永。然而到了“枕痕一线红生玉”，又写“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这些描写睡醒情状的妙语，确实能打动人。孙夫人所作“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倒拈”，可以说是把红色看成了碧色，极言神思恍惚。李易安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可以说写尽了憔悴支离。秦少游的“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以及“雨打梨花深闭门”，则从早到晚十二个时辰都没有间断。这不是深谙闺中愁恨的人不能写出的。李易安又有“宠柳骄花寒食夜，种种恼人天气”，“宠柳骄花”新奇华丽到了极点。范希文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类似李易安的作品，但稍稍逊色于她。其中“天淡银河垂地”一句，却自有佳处。温庭筠的《雁柱十三弦》有“一一春莺语”。陈无己的“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这些都是弹筝作品中的俊秀语句。

译张子野的《青门引》、万俟雅言的《江城梅花引》以及《青玉案》中的句子，字面和用字都很好。词中“人瘦也”，比“梅花瘦”更进了一层。“天还知道”，连上天也瘦了。“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个“瘦”字都很妙。“隙月窥人小”，以及“天涯一防，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都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妙处却不在押字，而在“乍”字。史邦卿《题燕》说：“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写雕梁藻井；又说“软语商量不定”，可以说把燕子的情态写到了极妙。“相”字，是“星相”的“相”，属于从俗的写法。欧阳永叔极不擅长写华丽语句，却也有这样的句子：“隔花啼鸟唤行人”，又有“海棠经雨胭脂透”。王元泽写“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可以说写得巧妙，却很费力。史邦卿写“雨欺花，将烟困柳”，大概更是如此。然而李汉老写“叫云：吹断横玉”，谢勉仲写“染云为幌”，美成写“晕酥砌玉”，鲁直写“莺嘴啄花红，溜燕尾防波绿皱”，都属于险峻而绮丽的句子。我喜爱司马才仲的作品：“燕子试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其中有天然的美，不必刻意争奇斗巧的人也只好退避。休文说“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过来使用这个意思：“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各自都写得好。欧阳修、王安石都是文章胜过词，词胜过诗，诗胜过书法。苏轼的书法胜过词，词胜过画，画胜过文章，文章胜过诗，不过文章相差不大，其余各项我都不是苏轼的对手。黄庭坚的书法胜过词，词胜过诗，诗胜过文章。秦少游的词胜过书法，书法胜过文章，文章胜过诗。词到了辛弃疾便发生变化，其源头实际上从苏轼到刘过等人而达到极盛。南宋曾觌、张抡一类应制之作，意在铺陈夸张，所以多雄奇绮丽。辛弃疾一类感时之作，意在抒发感慨，所以格外明快爽利。然而浓情艳语，几乎已经用尽了。陶谷尚书出使江南时，与秦弱兰交往，作了《风光好》词。宋人小说中有人认为是曹翰所作；曹翰能写老将诗，他固然有这样的才华，但终究不是武人的本色。沈睿达《云巢编》说，陶谷出使吴越时，被歌女任社娘迷惑，因而作了这首词。任社娘得到陶谷的钱财，后来用来创建仁王院，落发做了尼姑。关于此事究竟发生在李唐还是吴越，尚不能确定，总之这词接近于陶谷所作。宋仁宗时，老人星出现。柳耆卿托内侍进献《醉蓬莱》词。仁宗读到开头“渐亭皋叶下”时，对“渐”字的意思不满意；读到“宸游凤辇何处”时，又与真宗挽歌暗中相同，悲惨了很久；读到“太液波翻”时，愤怒地说：“为什么不说‘太液波澄’呢？”于是把词扔到地上，不再采用。这就是词不逢时的例子。高宗在德寿宫游聚景园，偶然走进一家酒肆，看见素屏上有俞国宝书写的《风入松》词，十分赞叹。读到“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时，说：“未免有酸气。”俞国宝改成“明日，重扶残醉”，高宗当日便赐他释褐出仕。这就是词得到际遇的例子。柳耆卿的词暂且不论触犯忌讳，其中连一句描写老人星的也没有，本来就不佳。“重扶残醉”比原句高明数倍，这才看出两位皇帝确实有鉴赏眼光。宣政年间，戚里子弟邢俊臣性情滑稽，喜欢嘲弄吟咏，常出入宫禁，善作《临江仙》词，末章一定用唐律诗的两句来开玩笑，以寄托调笑之意。徽宗设置花石纲，其中大石名叫神运石，用几十艘大船连在一起，才勉强装载运来。石头运到皇帝那里后，皇帝大喜，把它安置在艮岳万岁山，命邢俊臣作《临江仙》，以“高”字为韵。末句是：“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命他赋咏陈朝古桧，以“陈”字为韵。这棵古桧也有五六丈高，树围九尺多，枝叶覆盖地面几百步，词末写道：“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皇帝容忍了他，并没有发怒。内侍梁师成位居两府，十分尊贵显赫，掌握权势，自命有文学才华，尤其以诗自负。他进献诗作，皇帝称好，回头对邢俊臣说：“你可以作一首好词，歌咏师成诗句的美处，并且命你押‘诗’字韵。”邢俊臣当即口占，末句是：“欲知勤苦为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髭。”皇帝大笑，梁师成因此怨恨他，诬告他泄露宫禁中的话，于是把他贬为越州钤辖。太守王嶷听说他到来，设酒款待他；他醉后归去，只见灯火稀疏。第二天，他带着词去见主帅，描述自己冷落寥落的情状，末句写道：“扪窗摸户入房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席间有一名歌妓，容貌秀美，肌肤白如玉雪，只是腋下有气味。丰甫让他作词，他在末尾写道：“酥胸露出白皑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有一名善于歌舞但身材肥胖的歌妓，末尾写道：“只愁歌舞罢，化作彩云飞。”邢俊臣虽只是小才子，却也是滑稽中的豪杰；苏轼若在场，一定会笑倒。元代有曲而没有词。像虞集、赵孟頫诸位，不免把才情寄托在曲中，把气概寄托在词中。这就是词衰亡的原因。我朝以词著名的作家，有刘诚意伯温，他的词浓淡相间而有情致，距离宋人还差一层；杨状元用修喜欢采用六朝的绮丽典故，看似接近而实际上相距很远；夏文愍公的词，最为雄健爽朗，与辛弃疾相比，觉得少了些精深的构思。《三百篇》亡失以后，才有骚赋；骚赋难以配乐，才有古乐府；古乐府不适合俗人传唱，才以唐代绝句作为乐府；绝句少有宛转，才有词；词不能使北方人听得痛快，才有北曲；北曲又不能使南方人和谐歌唱，才有南曲。

译何元朗说：“北人的曲子用九宫统摄，九宫之外，另有道宫、高平、般涉三调。南人的歌也有南九宫。然而南歌有时多与丝竹不协调，难道这就是所谓乡土声气偏斜、钟律不能调和的情况吗？”曲，是词的变化。自金元进入中国后，所使用的北方音乐嘈杂而急迫，词在缓急之间无法配合，于是改作新声来迎合它。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等人，都富有才情，又喜爱声律，因此终于擅长一代。所谓“宋词元曲”，大概并不是虚言。只是大江以北逐渐染上北方语言，时时把它采入曲中，于是沈约的四声便缺少了一声。东南之士又未必都像顾曲的周郎那样精通音律，士人中也少有能辨识鼓声的王应，于是逐渐又改变成新的体制，称为南曲。高拭完成其体制，终于压倒前后各家。大体说来，北曲以劲健急切、雄奇绮丽为主，南曲以清峭柔远为主。虽然都以才情为本，却务求谐合俚俗，好比同出一师而顿教、渐教各有不同，同为一国之臣而文武分科。如今谈论曲的人，往往把南北曲合在一起说，实在可笑。” 凡是曲，北曲字多而曲调急促，在急促处显出筋骨；南曲字少而曲调舒缓，在舒缓处显出神韵。北曲文辞情感多而声音情感少，南曲文辞情感少而声音情感多。北曲的力量在弦乐，南曲的力量在板眼。北曲适合合唱，南曲适合独奏。北曲的气势容易粗犷，南曲的气势容易柔弱。这是我论曲的精要之语。仙吕调适合清新绵远，南吕宫适合感叹伤惋，中吕宫适合高低闪赚，黄钟宫适合富贵缠绵，正宫适合惆怅雄壮，道宫适合飘逸清幽，大石调适合风流含蓄，小石调适合旖旎妩媚，高平调适合舒展荡漾，般涉调适合拾掇坑堑，歇拍调适合急促而有虚歇，商角调适合悲伤宛转，双调适合健捷激越，商调适合凄怆慕怨，角调适合典雅沉重，越调适合陶写冷笑。见《雍熙乐府》楚愍王序。但这段话出自周德清，他是元人。周德清说：“关、郑、白三家一新制作，押韵共同遵守自然的声音，字句能够通行天下，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又说：“诸位前贤已经过去，后来的学习者无法赶上。”大概他没有领悟声音分平仄、字音分阴阳。这两句话，正是作词的要害、用字的精髓，都是不传之妙，只有我知道。我曾多次在《桃花扇影》中推究它的声律毛病，才得到这一点。虞伯生说：“吴楚之音失于轻浮，燕冀之音失于沉重浑浊。秦陇把去声读作入声，梁益把平声读得像去声。河北、河东取韵尤其相距甚远。” 作词十法，也出自周德清，只是略删去其中不切实用的部分：一是造语，即可以使用的，有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行语。我认为经史语也有可以用、不能用和不可造作的分别。还有俗语、蛮语、谑语、嗑语、市语、方语、书生语、讥诮语。我认为谑语、市语、讥诮语也不全都不能用，关键在于怎样使用。语病语、涩语、粗语、嫩语，也都是应当避免的。二是用事，有明用典故、暗用事典、暗用典故、明用事典。三是用字，生硬字、过于文饰的字、过于俚俗的字，以及衬字、过长的字，都应避免。四是阴阳，比如同属东韵，轻的如“东、钟、松、冲”一类属于阴，重的如“同、戎、龙、穷”一类属于阳；呼唤、押韵、转调，各有适宜。五是务头，要知道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才能在这里施展俊语。杨用修却说务头是部头，实在令人发笑。六是对偶，有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七是末句。八是去上声。九是定格，如仙吕、南吕、中吕正有固定格式，不要以为字少声多、声多字少。马致远《百岁光》阴柔放逸而宏阔绮丽，却不离本色，押韵尤其精妙。长句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都进入了妙境。短句如“上床与鞋履相别”，实在是名言。结尾尤其疏宕俊逸，值得吟咏。元人称它为第一，确实不是虚誉。北曲本来应当以《西厢》压卷。例如曲中的话：“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东风摇曳垂杨线，防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这是骈俪中的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减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是骈丽中的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半推半就，又惊又爱。”这是骈俪中的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 “梦里成双，觉后单。”这是散句中的佳句。仅凭这几条，其他传奇作品就比不上它了。

译元人的曲子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又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景物中的雅语。“池中星玉盘乱洒，水晶丸松梢月，苍龙捧出轩辕镜。红叶落火龙褪甲，苍松蟠怪蟒张牙。”这是景物中的壮语。“仙翁何处炼丹砂？一缕白云下客去，斋余人来茶罢，叹浮生数落花，楚家汉家做了渔樵话。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颇有忘机友，防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这是不识字的烟波钓叟心中的爽语。“十二玉栏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国，感慨伤悲一片乡心碎。”这是感情中的快语。“笑捻花枝比较春，输与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儿胭脂，一半儿粉。”这是感情中的冶艳语。“参旗动斗柄，那为多情揽下风流祸？眉攒翠蛾，裙拖绛罗袜冷凌波，耽惊怕万千般，得受用些儿个。” “侧耳听门前去马，和泪看帘外飞花。怕黄昏不觉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间旧啼痕，断肠人送断肠人。春将去人未还，这其间殃及杀愁眉泪眼。把团圆梦儿生唤起，谁不做美呸？”这就是感情中的悄语。“怨青春捱白昼，怕黄昏。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这是感情中的紧语。“五眼鸡丹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糟腌两个功名，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说陶潜。”这是诨语中的奇语。“搊杀银筝韵不真，揉痒天生钝，纵有相思泪痕，索把拳头揾。”这是诨语中的巧语。元人归隐词《沈醉东风》说：“问天公，许我闲身。结草为标，编竹为门。鹿豕成群，鱼虾作伴。鹅鸭比邻，不远游。堂上有亲，莫居官。朝里无人，黜陟休云。进退休论，买断青山，隔断红尘。”颇有意味，写得很好。《得胜令》中，元人有咏指甲的作品：“宜将斗草寻，宜把花枝浸，宜将绣线匀，宜把金针纫。宜操七弦琴，宜结两同心，宜托腮边玉，宜圈鞋上金。难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冶相思，十个针艳爽之极。”这又出自王、关一派，不是舜耕咏睡鞋的作品可比。《西厢》长期以来相传为关汉卿所作，近来才有人认为是王实甫所作。有人说写到“邮亭梦”为止，又有人说写到“碧云天，黄花地”为止，此后才是关汉卿补写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好事者妄传，后来读《太和正音谱》，王实甫有十三本，以《西厢》为首；关汉卿有六十一首，却没有列《西厢》，那么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为依据。只是关汉卿所补的《商调·集贤宾》和《挂金索》中“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等俊句，也不比前面的逊色。如今世上演习的作品，《北西厢记》出自王实甫，《马丹阳度任风子》出自马致远，《范张鸡黍》出自宫大用，《拜月亭》《单刀会》出自关汉卿，《两世姻缘》出自乔德符，《諕范雎》出自高文秀，《搊梅香》《王粲登楼》出自王粲，《倩女离魂》出自郑德辉，《风雪酷寒亭》出自杨显之，《伍员吹箫》《庄子叹骷髅》出自李寿卿，《东坡梦》《辰钩月》出自吴昌龄，《陈琳抱妆盒》《王允连环记》，《敬德不伏老》《黄鹤楼》《千里独行》没有注明作者，都是元人的曲作。涵虚子记载：元代作曲家共有一百八十七人。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大鹏搏击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乔梦符如神鳌鼓浪，费唐臣如三峡波涛，宫大用如西风雕鹗，王实甫如花间美人，张鸣善如彩凤刷羽，关汉卿如琼筵醉客，郑德辉如九天珠玉，白无咎如太华孤峰；以上十二人为第一等。

译贯酸斋像脱离羁绊的天马，邓玉宾像幽谷中的芳兰，滕玉霄像碧空中的闲云，鲜于去矜像奎宿、壁宿腾起的光辉，商政叔像朝霞散发的彩色，范子安像竹林中鸣响的泉水，徐甜斋像桂林的秋月，杨淡斋像碧海中的珊瑚，李致远像玉匣中的昆吾剑，郑廷玉像佩玉鸣銮，刘廷信像摩云的老鹘，吴西逸像空谷中流淌的泉水，秦竹村像孤云、野鹤，马九皋像松荫间鸣叫的鹤，石子章像蓬莱的瑶草，盖西村像清风爽籁，朱廷玉像百花争相吐芳，庾吉甫像奇峰间散布的绮丽云霞，杨立斋像风烟中的花柳，杨西庵像花柳般芳美，胡紫山像秋潭中的孤月，张云庄像玉树临风，元遗山像穷崖上的孤松，高文秀像金盘中的牡丹，阿噜威像鹤在青霄长鸣，吕止庵像晴霞凝结成的绮彩，荆干臣像珠帘中的鹦鹉，萨天锡像天风吹动的环佩，薛昂夫像雪窗前的翠竹，顾均泽像雪中的高树，周德清像横吹于秋空的玉笛，博呼密像从山穴中飘出的闲云，杜善夫像凤池的春色，钟继先像腾上天空的宝气，王仲文像冲上天空的剑气，李文蔚像被雪压着的苍松，杨显之像瑶台上的夜月，顾仲清像冲霄的雕鹗，赵文宝像蓝田的美玉，赵明远像太华山上的晴云，李子中像清庙中的朱瑟，李叔进像壮士舞剑，吴昌龄像庭院中交相映翠的草木，武汉臣像远山层层叠叠的翠色，李宜夫像梅边的月影，马昂夫像独自茂盛的秋兰，梁进之像花间啼鸣的黄莺，纪君祥像雪中的梅花，于伯渊像翠柳间的黄鹂，王廷秀像月光映照寒潭，姚守中像秋月发出的光辉，金志甫像西山的清爽之气，沈和甫像翠屏上的孔雀，睢景臣像凤管吹出的秋声，周仲彬像平原上的孤隼，吴仁卿像山间的明月，秦简夫像峭壁上的孤松，石君宝像罗浮山的梅雪，赵公辅像空山中的清啸，孙仲章像秋风中的铁笛，岳伯川像云，林樵响。赵子祥像芳草间马的嘶鸣；李好古像孤松上悬挂的明月；陈存甫像湘江上的雪竹；鲍吉甫像老蛟哭泣而吐出的明珠；戴善甫像荷花映照着水面；张时起像雁阵惊动寒意；赵天锡像秋水中的芙蕖；尚仲贤像山花含笑相献；王伯成像红鸳鸯在水波中嬉戏。这以上七十人列在其次。又有董解元、卢疏斋、鲜于伯机、冯海粟、赵子昂、班彦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即《作琵琶记者》】、史敬先、施君美、汪泽民等，共一百零五人，没有加以评论，又列在他们之后。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等人都不能列入，可见评选确实严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人〕 元朝初年有十六人。王子一，像长鲸饮海，又像汉庭的老吏。刘东生，像海边山岭上的云霞。王文昌，像沧海中的明珠。谷子敬，像昆山的一块美玉，可以列入第一等。蓝楚芳，像秋日的桂花。陈克明，像在皋地鸣叫的孤鹤。穆仲义，像凌波而行的洛神。汤舜民，像锦屏前的春风。贾仲名，像锦绣帷幕和玉石筵席。杨景言，像雨中的花。苏复之，像云林中的豹子。杨彦华，像春风中飞舞的花。杨文奎，像匡庐山重叠的山峰。夏均政，像南山的秋色。唐以初，像散花的仙女。这些人可以排在贯酸斋等人之后。元稹的《莺莺传》说，元稹与姑母的女儿私通，却假托为张生；有人根据元稹的中表亲戚关系考证得很清楚，而且元稹真正的诗只记载了和诗，缺少张生的原作，大致可以推知其中的缘由。高则成作《琵琶记》，他的本意是想讥刺当时的一位士大夫，却假托为蔡伯喈，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偶然读到《说郛》所载的唐人小说：牛僧孺宰相的儿子牛繁与同乡蔡生偶然相遇，结为文字之交，不久一同考中进士。牛繁才华出众，蔡生想把妹妹嫁给他，但蔡生已经有妻子赵氏，竭力推辞却推辞不掉。后来牛氏与赵氏相处，能够谦卑顺从、自我约束。蔡生官做到节度副使；连姓氏和事迹都如此相同，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举出那个人，却反而要这样诬蔑贤者呢？有人说，《琵琶记》的元刻本只写蔡伯喈与赵五娘在书馆相逢，又说“赏月”“扫松”两阕是朱教谕补写的，这也是好奇猎异的说法，不是实录。《琵琶记》之所以超过各类戏曲，不只是因为它琢磨字句精工、运用事典美妙而已。它体察人情，曲折委婉而能充分表现；描写事物状态，仿佛活生生的一样。问答之间，一点也看不出牵强造作，所以才佳妙。至于曲调，恐怕还有不协调之处；这就像看钟繇、王羲之的墨迹，不能一下子找到它们相互契合的地方，应当精心思考以求得和谐，不应拘泥末节来评议根本。偶然看到有人演唱《伯喈》，唱道：“浪暖桃香，想要化为鱼，期限逼近春闱。诏令赴春闱，郡中空有征召贤才的文书，心中眷恋双亲，难以舍弃双亲。”我很疑惑其中两句的意思各自重复，却不知道原因。又唱道：“诏书说，书写全无轻重。”后来得到一个善本，下面的句子原来是：“浪暖桃香，想要化为鱼，期限逼近春闱，难以舍弃双亲，郡中空有征召贤才的文书，心中眷恋双亲，难以赴春闱。”这样意思就不重复了，而且“期逼”与上句“欲化鱼”字面相应，“难赴”与“空有”字面相应，更可见作者构思精巧。南曲中最美的，没有超过《题柳窥青眼》，但其中也有牵强、次序不佳的地方。《题月长空万里》可以说是完整华美的作品，只是苦于多有蹈袭。 《人别后》是元人所作，不免夹杂平庸的语句。祝希哲的《玉盘金饼》，只是初学者偶然得到一两句佳句罢了。大体说来，宋词没有一篇完整无累的，南北曲也少有完美无缺的作品，这是因为篇章有繁简之别。《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代施君美所作，也很好。元朗说它胜过《琵琶记》，实在是大错。作品中虽然有一两支佳曲，但没有词家那种深厚的学问，这是第一处短处；既没有风情，也没有补益风教的作用，这是第二处短处；演唱到终场，不能使人流泪，这是第三处短处。《拜月亭》以下，《荆钗记》接近俗套，却时时能打动人；《香囊记》接近雅正，却不能打动人。《五伦全备记》是文庄这位元老大儒所作，却不免腐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何元朗极力称赞郑德辉的《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和《搊梅香》，认为它们超过《西厢记》。《搊梅香》虽然有可取之处，但其中有许多陈腐语句，书生口吻和套数也时常出现，宾白则完全剽窃《西厢记》。《王粲登楼》的故事事实可笑，难道不是厌恶常见、喜爱新奇的毛病吗？暗自追想当年，在罗帕上写下新诗；《南北大散套》是元人所作，学问和才情足以冠绝各类作品。

译周宪王，就是定王的儿子。他喜爱临摹古代书帖，通晓音律。所作杂剧共有三十多种，散曲有一百多首。虽然才情还未达到最高境界，但音调很协调。直到今天，中原的弦索乐曲大多还采用他的作品。李献吉《汴中元宵绝句》说：“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上月如霜。”这大概确实是实录。刘瑾以扩充政务为名，把翰林院诸人全部调出补任各部属官。鄠杜人王敬夫是他的同乡，唯独任为吏部郎，不到几个月便掌管文选。等到刘瑾败亡，王敬夫被贬为寿州同知。敬夫很有才华，尤其擅长词曲，但为人傲慢轻视他人，行为又多疏脱。有人便诬陷他。李文正说敬夫曾经讥讽自己的诗，御史便追究弹劾敬夫，剥夺了他的官职。敬夫编写《杜少陵春游传奇》戏剧，李文正听说后更加愤怒。即使馆阁中的诸位公卿也说敬夫轻薄，于是他再也没有被任用。敬夫与康德涵都因词曲在当时成名，但论秀丽雄健爽朗，康德涵远远不如他。评论者认为，敬夫的声望地位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之下。王渼陂所作《折桂令》说：“遥望东华门，人群拥挤，穿着紫罗襕；英雄都老了。”这是名句。然而上句“翻身跳出麒麟洞”中的麒麟洞，纯属杜撰，并无出处。渼陂又有一首词说：“暗想东华，五更清霜寒冷，停马不前；思量别驾，一天霜雪，天明时排列仪仗办公。”句子特别轩昂爽朗，四处押韵也很好，但“暗想”“寻思”四字也不相称。由此可知，要写出完美无缺的作品实在困难。康德涵罢官以后，居住在鄠杜，戴葛巾、穿野服，放弃声名，沉溺于饮酒。那时有位杨侍郎庭仪，是少师介夫的弟弟，因奉使北上经过康德涵处。康德涵与他旧日交情不浅，非常高兴，置酒把他灌醉，亲自弹琵琶，唱新词为他祝寿。杨庭仪徐徐说道：“我哥哥平时常常思念您，您只要写一封信，我就替您在史局说情。”话还没说完，康德涵大怒，骂道：“你把我当作歌伎吗！”拿起琵琶打他，把胡床的横木都撞碎了。杨庭仪踉踉跄跄逃走才免于受伤。康德涵从此闭门怒骂，后来两人再也没有相见。王敬夫准备填写曲词，用重金招募国中乐工，闭门学习按弹琵琶、三弦，把各种曲调都练到精熟，然后才拿出来。康德涵在歌唱和弹奏方面尤其精妙。每当敬夫写成一支曲子，德涵便为他演奏，即使老乐师也无不打着节拍赞叹欣赏。不过，敬夫创作南曲，而且纵情饮酒；若不饮到青山暮色降临，仍然把外物当作障碍。南音必须是南曲，北音必须是北曲，尤其应当加以辨别。赵王的《红残驿使梅》、杨防庵的《寂寞过花朝》、李空同的《指冷凤凰生》、陈石亭的《梅花序》、顾未斋的《单题梅》，都出自王公之手，脍炙人口。然而与专门从事曲作的人相比，终究还有差距。王威宁的《越调·黄莺儿》只是诙谐语，却颇为佳妙。韩苑洛邦奇在弟弟邦靖的行状末尾说：“遗憾没有像司马子长、关汉卿那样的才子为他作传；北方人竟然这样粗野，但也自有情趣。”杨状元慎的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玄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传而脍炙人口，但很不受本行家的认可。大概杨慎本是蜀人，所以多用川调，与南北曲的正腔不太协调。他摘出的句子如“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别泪铜壶共滴愁肠，兰焰同煎”和“愁和闷经岁经年，又傲霜雪，镜中紫髯任光阴，眼前赤电仗平安，头上青天”，都是佳句。只是他的其他曲子多剽窃元人的乐府，如“嫩寒生花底，风风儿疏刺刺”等曲阕，一字不改就掩饰成自己的作品。原来杨慎多抄录秘本，却不知道这些作品早已在民间流传了。杨用修的妻子也有才情。杨慎长期戍守滇中，妻子寄给他一首律诗说：“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互听闻却空有佩刀环的归期约定，何日金鸡传赦，放您离开夜郎？”她又作《黄莺儿》一词：“连绵的雨水酿成春寒，看见树树繁花；残泥涂满眼前，登高远望已感疲倦。江水流过几道弯，云山盘绕几重，极目天涯徒然令人愁肠寸断；寄信困难，无情的征雁飞不到滇南。”杨慎后来又另外和作三首词，都比不上这些。北方人自王康以后，推重山东的李伯华。伯华所作一百阕《傍妆台》，受到康德涵的赞赏。如今他的曲辞还保存着，但不值得称道。他所作南剧《宝剑登坛记》，也是改写他乡先辈的作品。我看过这两部剧，都还在《拜月亭》《荆钗记》之下罢了。然而他自负并不浅。有一天他问我：“比起《琵琶记》怎么样？”我说：“您的文辞之美不用说。只是应当让吴中的十位教师唱过，根据曲腔把字句改妥，才可以流传。”李伯华听后很不高兴，便作罢了。陈大声是金陵将门之子。他所作散套，既多有蹈袭，也显得才情浅薄。但字句流丽，可以配合弦索演唱。《三弄梅花》中的一阕，很称得上作家之作。王舜耕是高邮人，有《西楼乐府》词，颇为警拔刚健，擅长题赠，也善于调笑，但缺少诗人那种风雅的情致。谷继宗是济南人，所作乐府虽然有才情，却仍在诸公之下。谢茂秦过去填写乐府，很以柳三变自居。后来与我们这些人谈诗，感到惭愧而不再出来，可以说是迷途后能够回头了。常明卿有楼居，所作乐府虽然词气豪放飘逸，也还没有达到名家的境地。徐髯仙霖是金陵人。他所作乐府不如陈大声稳定协调，但才气超过陈大声。青楼中的侠少都推举他为首领。正德末年，皇上南征，受宠的伶人臧贤把他推荐给皇上，让他填写新曲；皇上极其宠爱他，下令让他提调六院事务。徐霖非常惶恐，但又不敢推辞。后来皇帝回銮，这件事才算解除。臧贤又推荐吴中的杨南峰循吉。杨循吉因为崇尚高洁而不肯出仕，有一天却换上皂笠韎韐，带着兔鹘随从，台司便向他索要饯行。见到皇上以后，他奉诏创作了《打虎》等曲子，颇为得到称赞。诏令授予他的官职与徐霖相同，杨循吉十分惭愧惊骇，恳求臧贤才得以免除。那些曲子如今还保存着，但并不很好。

译北调作家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韩苑洛、何太华、许少华，都有乐府作品，但我没有全部见过。我所知道的，李尚宝先芳、张职方重、刘待御时达，都值得一看。近来冯通判惟敏尤其杰出，他对于板眼、务头、撺抢的紧缓节奏，无不曲尽其妙，而且才气也足以发挥这些特点。只是只用本色语，北音用得过多，曲调又太繁，这就像白璧上的微瑕。金陵的金白屿銮颇有名家风范，为北里所推重。张重有两句说：“石桥下水潺潺，芦花上月纷纷。”我很欣赏它。我们吴中以南曲闻名的，有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郑山人若庸。希哲能作大套，才情丰富，但多驳杂。伯虎的小令轻盈而有情致。郑若庸所作《玉玦记》最好，其他作品都不能相称。《明珠记》就是《无瑕传》，是陆天池采创作的，他的哥哥浚明给事加以帮助，也还不够完善。张伯起的《红拂记》洁净而俊秀，缺点在于轻弱。梁伯龙的《吴越春秋》内容充实而安排妥当，但间或流于冗长。陆教谕所作的裘散曲，有一两处值得一看。我曾记得它的结尾：“遮不住愁人，绿草一夜满关山。又本是个英雄汉，差排做穷秀才。”语句也俊逸爽利，其他地方都不相称。张伯起《红拂记》中有一句佳句：“爱它风雪，耐它寒。”却不知道这是朱希真的词。朱希真的起句说：“翻尽历头冬又残，爱他风雪耐他寒。拖条竹杖家家酒，上个篮舆处处山。”也很潇洒。贺方回《浣溪沙》中有句：“淡黄杨柳带栖鸦。”关汉卿演作四句：“远离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真是青出于蓝，也不妨说各有各的美。《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 明·王世贞撰 说部 《艺苑巵言附录》二 自从张怀瓘用十种字体来划分书体：一是古文，二是大篆，三是籀文，四是小篆，五是八分，六是隶书，七是章草，八是行书，九是飞白，十是草书。郑昂论述文字的八次重大变化：一是古文，二是大篆，三是小篆，四是隶书，五是八分，六是行书，七是飞白，八是草书。他的意思大概是把程邈以后形成的隶书与钟繇、王羲之的今楷合为一类；否则，就是把汉碑中的隶书都归入八分，而单独把隶书当作楷书。欧阳修把八分当作隶书，洪适沿用了这种说法，而丰道生直接斥责这是妄说。按照丰道生的意思，把隶书当作八分，把真书当作隶书，这就是我所怀疑的张怀瓘、郑昂以后的一种说法。把八分当作隶书，是欧阳氏的小错误；把隶书当作八分、把真书当作隶书，则是丰氏的大错误。丰氏的说法，大致与张、郑相同。他说：第一，隶书是程邈任御史时，因为奏事繁多、篆字难写，于是采用隶人的字体来帮助书写，以应付紧急事务，官府文书和刑狱文书都使用它。第二，次仲创作八分书，说它八分进入篆意、二分保存隶意；由此可确定，是先有隶书，后来才有八分。第三，依据《淳化阁帖》，其中保存有程邈“天得一以清”等几句话，以此作为证据；这些正是我不敢相信的原因。《阁帖》中保存的程邈几十个字，完全没有钟繇古朴的意趣，只是略微增加一点波磔、一点笔画来造成奇怪的姿态，如“亢仓”“元命”“包假”“书填”“难字”一类罢了。这是李怀琳等人都不肯做的东西，难道可以据此认定是程邈的书法吗？又明明说汉代沿用隶书，只有符印、幡信、题署使用篆书，那么除此之外不就都使用真隶书了吗？可是为什么从汉末以前竟找不到一笔真隶书？欧阳修、赵明诚所书碑刻，又为什么没有一件真隶书，全都是分书？各碑既然称为分书，那么这种书法规范本来就存在；现在何尝是把篆意八分融入其中呢？依我所见，只有皇象《天发神谶碑》中有五分篆意，蔡邕《夏承碑》中有四分篆意，我怀疑这就是所谓八分。八分因为不容易学习，所以流传的作品很少。卫恒赞美隶书笔势说：“像磨石一样平、墨线一样直，像圆规旋转、曲尺折转，长短相互配合，奋笔轻提，分离却不断绝”等语，也与正书不太相合，它无疑是古隶。后来读到陆子渊辑录的书，说秦统一天下的文字，李斯于是成为后世宗师；赵高、胡母敬改定、删省籀篆，都称为小篆。程邈所上奏的字体务求便捷，称为隶书。王次仲取篆书与隶书之间的形体，称为八分。程邈以后称为秦隶；贾鲂《三仓》、蔡邕《石经》等作品称为汉隶；钟繇、王羲之改变体势的称为今隶；合称秦隶、汉隶的称为古隶；庾元威创制的称为散隶；王羲之、王献之又改变出新奇的体势，另以今隶称为楷法；《黄庭经》《乐毅论》称为小楷；史游解散隶书体势的称为章草；张伯英的书体称为草书；卫瓘又采纳史游的草法，兼有行书意味，称为稿草；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称为今草；结构结体纤细的称为小草；又有所谓悬丝之草；宋代蔡襄写的飞草称为散草；刘伯升略微改变楷法的称为行书；兼有真书意味的称为真行，带有草书意味的称为草行；蔡邕创作的笔画轻细、字体较大的称为飞白；此外各种书体也依此类推而产生。大概从这里开始，隶书与八分的说法才明确起来；但是说王羲之、王献之又改变出新奇体势，另以今隶称为楷法，这句话似乎多余。所谓《受禅表》《劝进表》，就是钟繇的古隶；《尚书宣示表》《墓田丙舍帖》《戎路表》，就是钟繇的今隶。王羲之、王献之不过使它更加华美罢了；古隶也不是钟繇所创，东汉以后的碑刻都如此，只是钟繇达到了精妙境界。飞白就是古隶、今隶的一种。萧子云还颇多写篆书，都是用大笔、以箒笔轻轻拂过而成，有的还带有行书意味；它的形体像留有白色，笔势却像飞动，如今也失传了。后世有人用草书写出悬丝、下笔中间留白的样子称作飞白，实在可笑。我三十岁时曾为余定州作《飞白歌》，那也是沿用世俗说法。如今人们称真、草、隶、篆，虽然失去了古人命名的本意，但古隶、今隶有方圆、刚劲、柔婉等不同形态，本来难以合并；把它们拆分为真书和隶书，似乎也未尝不通。吾衍说：秦隶是程邈因为文书繁多、篆书难写，于是减省小篆，创出一种便于直接使用的写法，所以并不是一种固定体势。至于汉代的欵法，字形接近篆书，并不是带有批法的隶书。即使是秦权、秦量上刻的字，很多人不了解，也把它们称为篆书。八分是没有挑剔笔势的汉隶；与秦隶相比容易辨认，与汉隶相比又稍微像篆书。如果用写篆书的笔法写汉隶，就得到八分了。由此说来，王次仲创成的八分，恐怕是保存八分隶意、保留二分篆意。吾衍这番议论，洗除了张怀瓘流传千古的疑惑，也完全揭穿了丰氏放肆妄谈的鄙陋。吾衍又说：“隶书人称应当写得扁平，却不知道妙处不在扁平。挑法、撇法平直坚硬，像折断的刀头，这才是汉隶。”吾衍这句话尤其恰当，正是《受禅表》《劝进表》所以精妙的原因。近代文徵仲掌握了这种方法：瘦而奇怪的，是韩择木；肥而扁平的，是唐玄宗；拙而丑陋的，是朱协极。沈存中说：“古人用散笔作隶书，称为散隶。近年蔡君谟又用散笔作草书，称为散草，有人也称为飞草。这些方法都产生于飞白。” 章草，是古隶的变化；行草，是今隶的变化；史游、张芝、张旭的草书，又是行草的变化。行书有两种：一种是真书中带有行书意味的，如右军《兰亭》《霜寒》《来禽》《官奴》等帖；一种是端正的行书，如右军《旦极》《寒雪》《晴晚》《复》等帖。“暑热酷烈，您的身体怎么样？奉上橘子。夫人、平康、蔡家宾到了。爱鹅。蕲茶晚。”又说：“再次暑热，有什么可作为的呢？唐文皇临写的作品，夫人、平康、蔡家宾所写的、作为后人书法的作品，按理说都存在。”

译道生说：钩锋要悬起，左边让开、右边偏重，手掌要虚、手指要实，意念在前、笔锋在后。这是古人传授的用笔秘诀。像屋漏雨痕，像玉璧裂纹，像印章印在泥上，像锥子划过沙地，像折断的钗股，这些是古人所说的书写笔势。但妙处在于第四指得力，俯仰进退、收放垂缩、刚柔曲直、纵横转运都能随心如意，这样笔锋就在笔画之中，左右两边都没有毛病。这种方法在钟繇、王羲之以后，只有怀素领会得最多。差不多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唐代有伯施、信本、登善、献礼、绍京、彦和、伯高、清臣、诚悬；五代有景度、重光；宋代有君谟、元章、元则、子山、子昂；本朝只有仲珩、贞伯、希哲、徵仲几个人而已。考察一下：伯施是虞世南；信本是欧阳询；登善是褚遂良；彦礼是孙过庭；绍京是钟绍京；伯高是张旭；彦和是李邕；清臣是颜真卿；诚悬是柳公权；景度是杨凝式；重光是后主李煜；君谟是蔡襄；元章是米芾；子山是库库；子昂是赵孟頫；仲珩是宋克；贞伯是李东阳；希哲是祝允明；徵仲是文徵明。丰氏列举唐代书家，却不取贺知章、李季海父子；宋代不取苏轼、黄庭坚；元代不取鲜于伯机；明代不取李东阳、顾履吉，大概另有用意。钟太傅把古隶解散而成为今隶，但张芝的草书正是今隶的变化，从他的运笔就可以看出。那么在钟太傅以前，像曹师等人也已经写今隶，只是不是程邈的体式罢了。古人说：“用笔不应太肥，太肥则形体浑浊；也不应太瘦，太瘦则形体枯槁。肥而不剩肉，瘦而不露骨，这才合宜。又不应过多露出锋芒，露锋芒则意态不稳重；也不应把棱角深藏，藏住棱角则形体没有精神。”这话说得对！我认为：“如果不得不有所偏向，那么肉多胜过骨多，锋芒多露胜过棱角深藏，仍然算是前一种较好。” 有句话说：“真书以笔画作为形质，以使转作为性情；草书以笔画作为性情，以使转作为形质。纵横牵引称为使，钩环盘曲称为转，向背安排得当称为笔画。”又说：“神采为上，形质次之。”隶书以圆规形成方形，草书则把曲尺变为圆形。钟太傅说：“力量多、筋力丰足的书法为优；没有力量、没有筋力的书法有毛病。”卫夫人说：“用笔前先有意念的为优，落笔之后才产生意念的为劣。”这两句话都极为精妙；至于“像死蛇挂在树上”“像踩在水上的虾蟆”之类的话，绝不像是从右军笔下写出来的。姜尧章说：“真书多用折，草书多用转折。转折时要少停驻，因为停驻就会有力；转笔要不滞涩，滞涩就不遒劲。但真书通过转才能遒劲，草书通过折才能刚劲。悬针竖的写法，笔锋要极其端正，自上而下，像牵引绳子一样笔直；如果垂下后又收缩笔锋，称为垂露。”他又引用米老的话：“没有垂下而不收缩的笔画，没有行进而不回收的笔势。”这必须达到极其精熟之后才能做到。姜尧章可以说深得用笔之理，但他的书法实际并不相称，为什么呢？书家说：“有功夫而没有性情，神采不能产生；有性情而没有功夫，神采不能充实。”又说：“小心安排结构，大胆落笔。” 大字要促使它写得小些，小字要舒展使它显得大些。大字难在结构紧密却没有间隙，小字难在宽绰舒展而余地有余。这是片面强调的话，尤其应当用心体会，不可当作固定法则。梁武帝说：“牵掣短了，法度就拥挤；牵掣长了，法度就离散。笔画短促，字形就横阔；笔画疏远，形体就迟缓。拘束便缺少气势，放纵又少则纯是骨骼而无妩媚，纯是肌肉而无力量。墨少则浮薄涩滞，墨多则笨重迟钝。”张长史传授这套说法给颜平原，只略有改变。董内直说：“左边要去掉唇吻之势，右边要去掉肩耸之势，手指要实，手掌要虚。”李萃说：“手掌虚、手指实，缓缓牵引、迅速送笔，意念在笔锋之前，字形在笔锋之后。”黄山谷说：“心能够转动手腕，手能够转动笔锋。”米元章说：“肉必须包裹筋，筋必须隐藏在肉中。”这些都是临池学书的人应当知道的。李阳冰说：“笔画不变化，叫作布棋；横画不变化，叫作布算；方形不变化，叫作匾；圆形不变化，叫作环。”这是说篆书的笔法。篆书尚且必须变化，何况其他书体呢？听张敬玄说：楷书执笔，妙处在于手掌虚、运腕灵活，不应把笔握得过紧。然而王献之小时候写字，王羲之从后面拔他的笔竟拔不出来，难道不是吗？王羲之说：“这是手上有力，并不是握得过紧。”颜真卿、柳公权自有力量，二王的书法则是把力量化开了。学习颜、柳的人不免握笔过紧，学习二王的人不妨手掌虚、姿态和缓。用筋骨建立形体，用神情润饰色泽。笔势出入必须有依托和伏藏，开合要借助阴阳变化。一画之中，在笔锋末端变化起伏；一点之内，在毫芒之间显出不同的顿挫。一画失去位置，就像壮士折断一条胳膊；一点失去位置，就像美女瞎了一只眼。取《兰亭序》的一半，用来参照《宣示表》，那么华美与充实就相配了；取《化度寺碑》的一半，用来参照《庙堂碑》，那么方正与圆润就协调了。书法家一流的人，称道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崇尚古雅的人往往偏袒钟繇、张芝；崇尚华美俊秀的人则一定佩服王羲之、王献之。如今综合各家的评论，也可以类推。王羲之说：“近来考察各位名家的书法，钟繇、张芝确实无与伦比，其余都不值得保存。”又说：“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相比，钟繇应当与我并驾齐驱，有人说还超过我；张芝的草书也应当与我相当。但张芝功力精熟，练书把池水都染黑了。假如我像他那样沉迷书法，未必会比不上他。”羊欣说：“王羲之只是稍稍推重张芝，不知王献之自认为怎样？”又说：“张芝的字形不如右军，自然也不如小王。”谢安曾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右军相比怎样？”王献之回答：“当然胜过。”谢安说：“世人的评论并不是这样。”王献之回答：“世人哪里懂得。”梁武帝说：“世上的学习者都尊奉二王，却根本不曾正眼看钟元常的遗迹。王羲之有超过钟繇的言论，后来的年轻人便纷纷附和。”钟繇的书法称为古肥，王献之的书法称为今瘦。张芝、钟繇都以巧妙精细见长，几乎同出于神机。肥瘦、古今的差别，哪里容易说清？王羲之到了学习钟繇书法时，笔势巧妙、结构严密；等到独自运笔时，意态疏朗、字势舒缓。

译王献之比不上王羲之，就像王羲之比不上钟元常一样。学习王献之，好比画虎；学习钟元常，好比画龙。陶贞白答梁武帝说：“我常常阅读书法评论，使钟元常的老骨更加光荣，使王献之柔弱的肌肉不至于沉入黄泉。如果王羲之能够在二者之间取得进退，那么美玉般的品格便显然可观。”又说：“近世人都推崇王献之，不仅天下人不再知道有钟元常，连王羲之也同样被遗忘。”如今我尊奉这个评论，自我舞蹈赞叹，还不足以尽情宣泄心中的感受；愿意把我临摹的作品，私下给洪逺、思旷看。这两人都是思想拘执的人，一定会仰头赞叹、踊跃称许，也会有超过一半的收获。萧子云给梁武帝的启奏说：“臣过去不能辨别书法高下，只随世俗所推重的学习王献之，经过多年。后来才看到陛下评论书法的一卷文章，分析笔势，通晓字体；又看到说王羲之不如钟元常，正如王献之不及王羲之，于是反复思考，才明白隶书的法式开始发生变化。”王献之完全取法钟元常。庾肩吾说：“张芝功夫第一，天然而次之；钟繇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羲之的功夫不如张芝，天然胜过他；天然不如钟繇，功夫却胜过他。”唐太宗说：“钟繇虽然擅长美妙的书法，在一时之间也可说是超绝。” 若论他的书法是否尽善，或许还有可疑之处。至于布置笔画的浓淡、分配疏密，像霞舒展、云卷曲一样，没有一点间隙。然而他的体势古朴而不合今人，字形修长而超过法度。若说到他的总体规模，这就是瑕疵。王献之虽然有父亲的风格，却很不具备新奇巧妙之处。看他的字势疏朗瘦削，如隆冬的枯树；笔迹拘束，如严酷人家中的饥饿奴仆。仔细考察古今，精研篆书和楷素，能够尽善尽美的，难道不就是王逸少吗？看他的点画功夫、裁成结构的妙处，烟气飘散、露珠凝结，形状像断开却又连接，像凤凰飞翔、蛟龙腾跃，笔势似乎倾斜却又反而端直。玩味它不会感到疲倦，观看它也无法看出首尾。心中仰慕、手上追摹的，只有这个人。孙过庭说：“钟元常专长于隶书，张伯英尤其精于草体。他们二人的长处，王逸少兼而有之。拿草书相比，他多出真书；拿真书相比，他多出草书。”又说：“凭王子敬的豪迈笔力，拥有右军的书法，即使粗略传承了楷书法则，恐怕实际上还不能继承父业。”由此可知，王逸少与钟、张相比，一个专精、一个博通，区别在这里；王子敬不及王逸少，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张怀瓘说：“如果论真书古雅、与神明相合，那么钟元常第一；如果论真行书妍美、不施粉黛也自然美丽，那么王逸少第一；如果论章草古逸、达到高深极致，那么伯度第一；如果章草筋骨强劲而天赋自然，草书变化无穷，那么伯英第一。”他的评论精通各类书体，唯独把右军排在大令之后。然而王子敬可以说是武艺达到了尽善，王逸少可以说是韶乐达到了尽美，也达到了尽善。山谷说：“右军像《左传》，大令像《庄子》。” 宋、齐之间，右军几乎被大令的声名掩盖。梁武帝评论右军一次，重新伸张了唐文皇的说法；再评论大令，便大大贬损了他。如果唐文皇的评论只是偏爱的说法，那么不足以使大令心服。人们说，右军内擫，所以森严而有法度；大令外拓，所以疏朗而多姿。法度本来可以兼有姿态，姿态却不能没有损害法度。后人学习右军，最终不能像大令，已经说明二者各有泄露之处。李北海、苏眉山、赵吴兴的笔法，实际上都来自大令；那么大令与右军，终究只是父子关系，不能说谁是兄谁是弟。《抱朴子》说：“吴地善于书法的，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则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他们都使用古体，足以周全地办理事务。飘逸啊，像鸿雁乘着强劲的风飞起；腾跃啊，像龙鳞踏着惊云而上。” 考察《南史》所说，刘休与王僧虔同在尚书省，当时天下人都学习羊欣的书法，因为右军的墨迹涉于轻浮，多数人不喜欢，只有刘休独自看重他；从此右军的书法又兴盛起来。后来到了梁武帝时，陶贞白还说：“近世人都推崇王子敬，不再知道有钟元常；对王逸少也是如此。”这样看来，右军的书法因为刘休而振兴，因为梁武帝而显著，到了唐文皇才大定。顾恺之的画也一样，到唐代才最终定型。羊欣学习王子敬，所以梁武帝评论王子敬说：“像河朔子弟，整个身体充满喜悦，但拖沓得令人难以忍受”；评论羊欣说：“像婢女学习夫人，举止羞涩。”因此唐太宗斥责王子敬像“饿奴”，而学习王献之的人，当时被讥笑为重叠的奴仆。王子敬像饿奴，学习钟元常的人已经成了重叠的奴仆。然而明明是同一个人的书法，把“饿奴”和“拖沓子弟”相比，一个瘦、一个肥，难道不是彼此相差太远了吗？梁武帝评论萧思话的书法说：“仙人在树上长啸；张伯英则像汉武帝爱好道术、凭空想要成仙。想成仙却还没有成仙；汉武帝想成仙，则又离成仙更远了。难道张伯英反而不如萧思话吗？” 梁武帝起初推重钟元常，却贬低王子敬，只特别允许王逸少在二者之间徘徊。看陶隐居所说：“钟元常的朽骨，还蒙受了荣耀；王子敬柔弱的肌体，却没有沉沦于长夜。”梁武帝又说：“王逸少学习钟繇，形势巧妙、形体严密；到了独自运笔时，意态疏宕，字势迟缓。”这样看来，太平寺主在临池方面的趣味，全在钟繇。可是考察窦臮《述书赋》说：“高祖叔达，扩充弘大自身，泯灭规矩，合于童防。”张怀瓘《书品》说：“形貌也还古雅，但缺乏筋力；既没有奇异的姿态，又比齐高有所减色。”这样看来，梁武帝的声望不振，实在是因为学习钟元常的缘故。学习钟繇、张芝，尤其不容易：不能在柔和中得到骨力，不能探究拙朴中的趣味，钟繇就会降为笨拙；不能在放纵中保持规矩，不能在变化中保有雅意，张芝就会降为庸俗。

译我从前读隋代僧人智果的书论，其中记梁武帝评论钟司徒的字，说有十二种出人意外之处，巧妙绝伦，奇异非常。后来又看到钟繇的书法，仿佛云鹤在天上游翔、群鸿在海上嬉戏，行间茂密，确实也难以超过。有人据此说不应把这十二种评价归于司徒，所谓司徒，是钟繇的儿子钟防。等到我看到前辈的题评，把“十二种意外”归于太傅钟繇，私下认为他们错了。再查阅钟繇父子的本传，钟繇没有做过司徒，钟防曾任司徒，虽然不久就被诛杀，但所说的司徒一定是钟防。然而梁武帝和陶隐居论书，往返几十次，都没有提到钟防，不应这样称赞他。后来我读袁昂的原文，所谓“十二种”等话，原来是在给皇帝的启奏中，皇帝批示钟防时说：“像你所评论的那样，我认为钟繇的书法气息紧密而华丽，像飞凫戏海、舞鹤游天一类的话，大概只是加重赞美罢了。”此外，梁武帝观赏钟繇书法，称有十二种意趣，说：“平正、直截、均匀、严密，锋势力量轻快，补缺损而巧妙相称，字外的奇异之处，是文辞没有写出的。”这样看来，袁昂所说的司徒十二种书法，正是指钟繇。我们家收藏的钟太傅《荐季直表》，题作黄初二年、司徒东武亭侯；大概当时华歆以病辞职，钟繇确实转任司徒，黄初四年升为太尉，华歆又代替他，史书有所脱漏，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这两件事确实可以互相印证，因此记在这里。钟太傅活到七十六岁，他的儿子司徒只活到四十五岁。王右军活到五十九岁，儿子大令活到四十三岁。假如上天多给他们一些寿命，难道果真不能胜过尊贵的父亲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他们的格调已经确定了。寿命即使稍有变化，也不能再有所增加。王右军的书法，后世摹仿的人只能得到它圆润严密的一面，这已经算达到极致了。他的骨力藏在肉中，趣味在法度之外；笔势紧密，力量沉厚，质朴古雅的意趣是无法达到的。因此智永、虞世南还能够继承他的祖风。欧阳询、颜真卿不得不改变他的真书，张旭、怀素不得不改变他的草书。智永、虞世南的书法，稍微胜在书学；张旭、怀素的书法，更多胜在用笔，书学较少。这不是说他们只是长期习练的结果，而是因为有源流传承。颜真卿的书法贵在端正，骨力显露而筋脉含藏；柳公权的书法贵在遒劲，筋骨全都显露。张旭、怀素之后，不得不出现光、闲；颜真卿、柳公权之后，不得不出现之、溥光。智永、虞世南有书法学问，却缺少书法才情；癫旭、狂素有书法才情，却缺少书法学问。河南、北海有书法姿态，却没有书法礼法；平原、诚悬有书法力量，却没有书法尺度。杨用修说：“张旭擅长写得肥厚，藏真擅长写得瘦劲。依我看，瘦容易，肥困难。”杨用修这句话，未必真懂书法。笔画肥厚，字的结构容易写得紧密；笔画瘦劲，字的结构容易写得疏松，这说明瘦难而肥易。只是写成以后，瘦容易接近劲健，劲健容易接近古雅；肥厚容易显得丰润，丰润又容易接近俗气。张伯高之所以高妙，在于肥厚而不显肉滞。僧人亚栖说：“书法贵在能够变化，才可以自成一家。王右军改变白云先生，欧阳询改变王右军，柳公权改变欧阳询。”这大概是梦话。白云先生是什么人？也没有书迹流传于世。大概只是王右军偶然说过一句话，大体上不过是托辞罢了。欧阳询的书法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不是改变王右军。至于柳公权对于欧阳询，法度稍有变化，而意趣其实没有变。” 黄山谷说：“王右军起初学习卫夫人的小楷，不能达到精微玄妙的境地；后来见到李斯、曹喜的篆书，蔡邕的隶书、八分书，于是楷法精妙而天下无双。张长史观摩古代钟鼎铭文、蝌蚪篆，于是草书达到圣境，不愧为王右军。父子《易经》说：‘引申发挥它，触类旁通地推广它，天下一切能做的事就都完成了。’” 五代时杨少师杨凝式，黄鲁直极为推重他，说他是“散僧入圣”，又说可以继承颜鲁公、释怀素。杨凝式在楷书方面如今看来极为拙朴，黄鲁直所推重的只是他的行草。我见过他的几行字，都不很相合。听说朱象玄有《韭花帖》，非常好，只是还没有见到。宋初王待诏著《宋宣靖李西京苏东坡》时，都称他们为著名书法家，但并不很得书法法度。黄山谷评论王待诏像小和尚拘守戒律，李西京像讲经和尚讲禅。然而王待诏还保有晋人的意趣。范文正《伯夷颂》受到推许，也只是因为他这个人。杜祁公、苏长史都学习怀素，杜祁公瘦而生动，苏长史瘦而柔弱。只是觉得玉润稍微胜过冰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上精工，稍显滞涩而不很流畅。苏文忠的正行书出入于徐浩、李邕之间，大字榜书源自颜鲁公，而笔势欹侧近于碑刻侧锋。至于他的行草，稍稍自成结构，虽然有‘墨猪’的讥评，却最为淳厚古雅。黄山谷的大字极像《瘗鹤铭》，狂草极力模拟怀素，姿态纵逸有余，仪度却稍显不足。米元章源自王大令，像褚河南那样神采奕奕、逼人而来，但终究愧于大雅。这四位君子，被称为宋代书法之冠，然而小楷已经绝响了。黄山谷推许王文公的书法像杨少师，称章惇有钟王法，评论者认为这是曲意偏袒。蔡京、蔡卞兄弟都擅长书法，御府中著名的法书、墨迹、妙画，都由他们评定。那些人即使把八法写到极致，也没有一项长处值得取法，何况未必真能如此呢？唐文皇凭天下的力量搜集法书，借此招揽天下的书法人才。学习书法而不能摆脱君主本人的面貌，褚遂良也是如此。智永不能摆脱僧人的气息，欧阳率更不能摆脱酸腐气。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赵吴兴也不能摆脱俗气。南朝晋、宋、齐之间的人，才可以摆脱这些弊病。宋、齐之际，人们有句话说：“买到王羲之，得到羊欣，也不会失望。”这是因为当时重视王大令，而敬元是王大令的门人，精妙地具有王大令的法度。中睿年间末期，当时人又说：“买到褚遂良，得到薛稷，也不算降低标准。”这是因为当时重视褚河南，而少保薛稷是褚河南的外甥，精妙地具有褚河南的法度。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极为贴切的对应。李北海在唐代书法品评中并不特别显赫，但赵文敏学习他，便因此名闻一世。李北海的书法有些轻佻，然而自有雅意；赵文敏稍微稳重，却不免接近俗气。眉山也曾学习李北海，但不如他学习平原。孙过庭《书谱》说他“万字一类，风行草偃”，这是轻视他到了极点。如今所写的《书谱》，让后人竭力摹仿，仍然隔着一层尘障，由此可知古人实在难以企及。子瞻像颜平原，所以极力称赞平原；鲁直仿效《瘗鹤铭》，所以推尊《瘗鹤铭》；元章出自褚河南，所以偏袒河南。河南的楷书像行书，却自有楷书法度；平原的草书像楷书，却自有草书法度。李北海、杨凝式以及元章、鲁直，已经没有真正的楷书了。

译米元章有书法才情，却缺少书法学问；黄长睿有书法学问，却缺少书法才情，因此他们品评古人墨刻的真伪，也有互相抵牾的地方。但黄长睿引用证据各有根据，不像米元章那样轻率。例如他说钟太傅《尚书》《宣示》是王右军临写的，《遂帖》是王大令临写的；这不只是因为太傅《宣示》已经随王脩下葬，而且开元年间滑台人家以王右军扇面书临摹《宣示》、王大令临摹《白骑》两帖，应召进入内府，这件事很清楚。他说《长风》帖是逸少年轻时尚未改变体势的书法，是因为王右军另有一帖也叫《长风》，其中有范母子的言语，可以互相证明。此外，他辨析王右军《自适得书》至《慰驰竦耳》、《酸感》至《比加下防宰相安和》、《噉豆防伏思嫂》、《阔别稍久》、《不得临川初月二日》、《至前从洛白耳》、《鲤鱼夫人》、《蔡家大小悉佳》、《阔转阮公故尔》、《月半边欲遗书》、《大令▯度时来》、《极热敬唯服油复面》、《悲积嫂》等帖，都认为不是真迹：有的因为措辞口气过于平凡，有的因为书法不妙，有的则根据书写者和事情本身加以驳斥，都是恰当的。其他如辨析《江叔及艺韫多材帖》为唐高宗所作，《卫夫人帖》为李怀琳、褚遂良的外甥所作，认为没有《薛八侍中山河帖》，其中的话出自《枯树赋》；认为李斯书法中的字出自阳冰《裴公碣》，王右军《备官而行》是唐人集王右军字而成，贾曾《送张说文》都很有道理。米元章真可说是书法界的董狐。米元章根据《阁帖》说，张伯英《知汝殊愁》以及王大令的帖，‘我当托付桓江州替张伯高书写’。黄伯思也断定是这样，并说‘多次往虎丘，祖希时面’。祖希是张玄之的字，属于王大令；当时人认为这是张伯高书写二王帖时所用的辞语罢了。考察这帖既有“祖希时面”的话，又与《疾不退至分张》具有相同的结字法，怎么知道不是王大令纵笔所写呢？为什么一定说是张伯高的呢？再考察张怀瓘《书断》，说张融正书兼擅各种体式，尤其精于草书，在齐梁之际几乎无人能超过他；有些鉴定能力不足的人，深深看到其中的古风，便误把它当成张伯英的书法。于是摹本广泛流传于世。又按张融本传，他曾回答孝武帝说：“我不遗憾自己没有二王的法度，只遗憾二王没有我的法度。”这样看来，这件书法又怎么知道不是张融所写呢？王世贞、米元章武断地判为张伯高，难道不如我的武断吗？我的判断更加光明。张伯英《殊愁》体势太近时俗而缺少古意；王大令《疾不退至分张》，笔势过于流动而少节制，或者因此怀疑不是二人的书法，也可以。米元章评论书法，见到王右军稍微写得宽大放逸的，便认为是子敬；见张伯英稍近时俗的，或见子敬稍近纵逸的，便认为是伯高。怀素自叹愚钝，又推重黄长睿、米元章的见解，说伯高只有章草法而没有变化之法，子敬只有破体而没有狂草，我却不敢相信。按张怀瓘明明说过，章草的书法每个字彼此区别；张芝把它变成今草，笔画上下牵连，有时借上一个字的下部作为下一个字的上部，奇异的形态离合变化，包含多种意趣，只有王子敬明白其中的旨趣，所以说一笔书起源于张伯英。他又说，张伯英创制今草，天资纵横而尤其奇异，任意挥洒、超逸旷达，不顾是非；至于如蛟龙惊骇、猛兽奔腾攫取的气势，心手随着变化，幽深难测而不知其所趋。又说，王子敬的书法如踢海移山、翻涛破岳、悬崖坠石、惊电留下余光，这难道不是草圣的极致吗？考察他前后的书法，也未必像张伯高，大概张伯高有时用肥笔、渴笔，不像这样均匀和谐。至于托桓江州所写的一帖，又多有逸少的语气，子敬也不应这样写，我觉得还是思光的判断较为接近。至于王右军，虽然结构紧密，但变化灵活奇异，也不能拘泥于某一个局部。杨用修说，古人大多能写书法，例如管宁，人们只知道他的清高节操，却不知道他有银钩般敏捷的书法。他又引用《管宁别传》说：“管宁的字画像银钩一样。”以及《茅山碑》说：“管宁有银钩般的敏捷。”就是这个意思。我本来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考察索靖字幼安，他的章草法具有银钩蝇尾；再考察陶隐居解释《真碑》说：“幼安有银钩般的敏捷，允南有风角般的精妙。”正是指索靖。原来管宁也字幼安，杨用修误以为是管宁，于是连他的姓名也一并改掉了。考察管宁，《三国志》注所引《高士传》等书，都没有“银钩”这样的说法。又说：“刘曜，人们只知道他的威猛，却不知道他的字画精工。”注见《草书韵》。当时刘聪、刘曜都能书法，而刘聪的威猛远在刘曜之上，这些都见于本人的载记。杨用修又把刘德升误作刘景升，说“就是刘表”。刘表起初在党人中，列于俊厨顾等人之中，他的人品之高可见一斑。这就尤其可笑了。虞伯生说，苏轼、黄庭坚出现以后，魏晋书法的法度就断绝了；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等人这才懂得古法，但黄长睿所写的比不上他所说的，薛绍彭最好，可惜后来世上没有流传。米氏父子的书法最为盛行，世人全都学习他们的奇怪风格，弊端流传到金朝，而南方尤其盛行，于是出现张于湖的险涩、张即之的恶劣谬误，到了极点。这话很有道理。虞伯生又特别称赞吴说傅朋的书法深沉稳重、端正温润，不是近来那种张扬筋脉、屈曲折转而生硬枯涩的姿态，并且说到了吴越，见到傅朋的书法最多，都是随分赞叹，希望后来的人稍微懂得正法。如今傅朋的书法在世上已经很少见了。薛绍彭号翠微居士，我有他的几张诗稿，笔画紧密，锋芒含藏，得到晋人的意趣，可惜少了些风韵。《铁围山丛谈》说，蔡京的父亲蔡准擅长榜书，精妙超过四家之上。虽然这可能是曲意褒扬，但也一定有可观之处。米芾、字元章，自负认为古今无人能及，然而那是行笔，不是真正的笔力。杨用修又说：南唐王文秉擅长小篆，不在二徐之下。又有王逸老，擅长篆书和八分书，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是想与王右军抗衡；不知道是哪一代人，怀疑就是王文秉。按陶九成《书史》记载，王升字逸老，号羔羊居士，草书很有张旭狂草的转折姿态。宣和年间，他把所作草书进献内廷，受到称赞。杨用修似乎没有见过。新郑高少师高拱收藏苏东坡《草圣》《醉翁亭记》的石刻拓本，我仔细看过，没有一点苏轼的法度；虽然渴笔遒劲飘逸，飞动中带有正书意味，却接近俗气。我断定是王逸老所书，因为南渡以后的各位书家不能写成这样，元代人又不会采用这种结构。

译从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直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各自都对古法有所损益，成为一家。至于赵承旨，各种书体都有师承，不能因为有人已经写过评论，讥讽他为“奴书”，那就太过分了。然而说他直接承接王右军，我还不敢相信。他的小楷取法《黄庭经》《洛神赋》，在精工之中时时有俗笔。碑刻方面出自李北海，李北海虽然轻佻却劲健，赵承旨稍厚而柔弱。只有他的行书极得二王笔意，但其中疏漏之处不少，不能与二王并观。赵承旨可以超过宋人，比起唐人，仍然差着一层。杨用修又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希白写字自有江左风味，所以长沙法帖胜过《淳化阁帖》。世俗之人不了解这一点，反而争相寻访阁本，错了。由此可知潭帖远胜《淳化阁帖》。希白是钱易。考察可知，希白其实是潭州的僧人希白。书法家说他的书法有笔意，但多率直，没有回旋缥缈的气势。杨用修把幼安说成管宁，把希白说成钱易，他的轻率正好可以相提并论。元代人中，除了赵吴兴，鲜于伯机的声望几乎与他相当。有人甚至说超过他，书法极其圆润健劲，但没有完全摆脱俗气。邓文原有晋人的意趣，却稍近粗疏。库库子山有韵味气息，但结构稍显疏松。然而这三个人，都是赵吴兴一流的后继者。虞伯生稍微古雅一些，鲜于必仁神采明朗，很有父亲的风范。揭曼硕父子秀美却近于柔弱，张伯雨健劲却近于轻佻，柯敬仲老成却近于粗疏，班彦功早年颇为遒劲爽利，晚年却成了恶劣的书法。龚璛、陈深等人都长于题跋。倪元镇虽然略有韵味，却还没有长成。有人或许认为他得到王大令的法度，为什么呢？倪元镇用稚拙的笔作画，尚且能在笔墨之外取得意趣；用稚拙的笔写字，却不能在笔画之中求得骨力。哪里适合因为泛泛的喜爱而推许他呢？正锋、偏锋的说法，古书中本来没有。近来有人专门想攻击祝京兆，所以借这个说法来谈论罢了。苏轼、黄庭坚全都使用偏锋，张旭、怀素有时也有一两笔偏锋；即使王右军的行草书中，也不能完全废弃偏锋。大概正锋用来建立骨力，偏锋用来取得姿态，本来就不能只取其一。文待诏的小楷时时出现偏锋，当然不只是祝京兆如此。偏锋有什么损害法书的地方？解大绅、丰人翁、马应图即使全都使用正锋，难道能挽救他们的恶劣书法和不识一丁吗？世人竟然妄加议论到这种地步，真可恨又可笑。张即之并不是不遒劲，只是粗陋丑俗、恶劣不堪，种种都令人厌恶，是颜真卿、柳公权的疏远后裔，辱没了他们的家风。解大绅、张汝弼并不是不圆熟，只是疏松柔弱、村野不雅，种种都可鄙，是张旭、怀素的重台后代，败坏了他们的家法。临摹书法容易，得到其中的意趣困难；得到形体而摹写容易，得到形体的神理困难；临摹之后再进一步容易，摹写之后再进一步困难。离开原作却接近其神意的，是临写；合于原作却远离其神意的，是摹写。《苍颉九篇》相传是李斯所作，其中第九章说：“狶信就是陈狶，韩信、刘京就是大汉，西土就是长安。”王右军年轻时跟随丞相渡江，后来再也没有到北方去。他题写《笔阵图》说：“到北方的名山去，曾经见到李斯、曹喜等人的书法。”后来又到许下，见到钟繇、梁鹄的书法；到洛下，见到蔡邕石经的两种字体。这才知道单单学习卫夫人，只是白白浪费年月。王著编集《淳化帖》，其中有汉章帝的《千字文》，错误竟然如此，只能徒然增加笑料。法书中有王右军的《千字文》，过去的贤人把它当作笑谈，是因为知道《千字文》是周兴嗣撰写的，不应当事先有王右军的作品。然而梁武帝命殷铁石摹取王右军的千字，又命周兴嗣编次押韵，因此确实应当有王右军的《千字文》，并不是谬误。又有《卫夫人笔阵图后》以及王右军《笔势图》一章、《笔势论》十二章，过去的贤人都辨析为伪作；但这些是六朝擅长书法的人仿作的，如果熟读它们，关于书法的思考也能得到大半。孙过庭说：“《乐毅论》感情多有郁结，《东方赞》意趣极为奇绝，《黄庭经》则怡悦而空灵，《太师箴》又纵横交错、争折有力。《兰亭》的兴致，是聚集思绪而神超意逸；《私门戒誓》则感情拘束、志意惨淡。”我认为这只是观览者用自己的意趣去推测它罢了，未必是王右军写字时预先有这些巧妙安排。孙过庭又说：“《黄庭经》像飞天仙人，《洛神赋》像凌波神女，《曹娥碑》像在风浪间漂流的神女。”朱长文撰写《续书谱》，却把石曼卿、苏子美列入妙品，把裴行俭、孙过庭、王绍宗、李邕、钟绍京、韦陟、贺知章、裴休降为能品，我不敢相信。《阁帖》的真书，除了钟太傅《宣示表》以外，只有王世将、僧虔、四虔、启等人的作品。行草书除了二王以外，只有皇象、索靖以及一纸王僧虔的作品罢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体势最为古雅，不落尘俗。颜鲁公《家庙碑》，是在今隶书中具有小篆笔意的；欧阳兰台《道因碑》，是在今隶书中具有古隶笔意的；皇象《天发神谶碑》，是在分书、篆书中具有章法的；《瘗鹤铭》，是在行书中具有古隶笔意的。《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明代王世贞撰写。说部。《艺苑卮言附录》三。《兰亭禊叙》最初被唐文皇得到，命赵模、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拓，赐给诸王。后来《禊叙》装入玉匣，随葬昭陵，而摹本留在人间的，仍然价值数万钱。至于定武石刻，据说是欧阳率更摹拓的，石刻本留在宫禁之中，因为没有经过再次摹拓，独自保存得最为完好。契丹的耶律德光把它带到北方，到了杀狐林才抛弃。宋庆历年间，韩忠献公的女婿李学究得到此石；他的儿子欠下官府钱财，宋景文用国库的钱代他偿还，取石放入官库。朝廷珍爱看重它，不是贵人就不能得到。熙宁年间，薛师正出任地方长官，厌烦人们不断请求，于是另摹一石应付众人；他的儿子薛绍彭偷偷把古刻调换出来，带回湍流落，并在旁边削损一两笔作为标记。大观年间，薛绍彭的儿子薛嗣昌把它进献给御府，置于宣和殿。金人作乱时，不知它流落何处。这样看来，定武本有三种：未损本，是最初的摹拓本；损本，是薛绍彭留下的本子；不损本，是定武重新刻成的本子。由于不损本有真有赝，而损本确实可靠，所以人们认为它珍贵，正如《阁帖》中有银锭纹一样。黄山谷说《兰亭诗叙》有两个本子：一个是京城人家用定武旧石刻摹入木板的，颇得笔意，值得玩赏；另一个是门下苏侍郎收藏的唐人临写墨迹，在成都刻成，其中有几个字极为瘦劲而非凡。苏东坡说这个本子是绝伦的，但那些瘦字有时笔力软弱、骨肉不相称，终究还是定武刻本更好。他又说褚庭诲所临的本子极为肥厚，而洛阳张景元在掘地时得到一块残缺石刻，字极瘦。定武本肥而不剩肉，瘦而不露骨，仍可想见其风流神韵。董逌却说定武本出自汤普彻，不知道他有什么根据。胡若思说：“《兰亭》各帖之外，复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其次，刘无言重刻本又其次，其余都比不上。”刘无言本，就是张澂家所刻、褚遂良摹写的本子。关于褚遂良摹写的《兰亭》，按米元章《书史》所说，苏耆家有《兰亭》三本：第一本是参政苏易简题跋的；第三本是唐代粉蜡纸本，藏在苏舜钦房中，笔法胜过第一本；第二本藏在苏舜元房中，上面有苏易简的儿子苏耆题字。天圣年间，范文正、王尧臣题跋。苏舜元的儿子苏治与我交好，我用王维雪景六幅、李玉的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一幅换得此本。它连毫发都完备，只有“长”字略有不同，各本都不如这个本子的“长”字。其中有两笔相近，最后的捺笔钩回笔锋，一直回到起笔处；“怀”字里面的折笔、抹笔，都转侧而显出锋芒；“暂”字里面的“斤”字、“足”字转笔，贼毫随之，在斫笔处贼毫直出，这些都是世间摹本所没有的。这一定是冯承素、汤普彻、韩道政、诸葛贞、赵模等人摹拓后赐给王公的本子，碾花真玉轴，紫锦装背。苏舜元题为褚遂良摹本。如今考察米元章的题跋说：“这是米姓秘藏玩赏的天下第一《兰亭》本。唐太宗得到此书，命起居郎褚遂良校勘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汤普彻等人摹写后赐给王公贵人的本子，著录于《法书要录》。这卷在苏氏处题为褚遂良摹本。看它的笔意，容易改动错误的几个字，确实是褚法，都是任意落笔；其余的字，钩填或清润而有秀气，转折锋芒全都具备，与真迹没有差别，不是深知书法的人不能做到。世俗所收藏的本子有的肥、有的瘦，都是工匠制作的，正应当以此本为准。”后面又有米元章在壬午闰九月六日于大江济川亭题写的题记，记述他携带宝晋斋船，对着紫金山浮玉群山，乘快风消暑，重新装裱后进入光尧内府；米友仁鉴定为唐人防钩赐本，后来又进入张循王家，张澂摹刻上石。这个本子后来被我买到，但真迹不知流落何处。陈缉熙在翰林院得到褚遂良《禊帖》，请当时馆阁中的各位名公题跋，都认为就是这个本子。然而其中没有范文正、苏才翁的题跋和各位公卿的印记，只有米氏题跋说：“这是米姓秘藏玩赏的天下第一法书。”唐太宗得到此书以后，命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等人摹拓赐给王公；褚遂良当时任起居郎，只是负责校勘罢了。后来同样写入题跋内志。这里一处作“一”，又题作“元祐戊辰得到此书”。崇宁壬午六月，在大江济川亭乘舟面对紫金山避暑，亲手装裱，这种记载不合情理。壬午六月，又在济川亭重新装裱了一本，而中间的题跋又确实是米氏真迹。我很久以后才明白，米元章得到真本，于是另外制作一个赝本，想用来购买或交换别的书画。他又怕赝本混淆真迹，所以不写范文正、苏才翁的题跋，并且稍微改动题跋文字。陈缉熙临死前，又亲手钩摹了两个本子，分别割取各位公卿的题跋，总共做成三本。他的米本在宜兴吴氏家，第二本在池湾沈氏家，尚且很好；第三本流入我手中，就太草率了。如今世人看重定武本，认为欧阳信本摹写的最为逼真。美是美了，但是否是真本，我还不敢相信。《兰亭》实际上是行书笔法，观察《圣教序》中所取的字，稍大而带有行意，并不是楷书。欧阳信本、褚登善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趣临写，所以定武本大多庄重严整，而褚氏墨迹有时轻逸。总之，都不是钩摹廓填的本子。我晚年得到一个宋代摹拓本，全是行笔，遒劲俊逸到了极点。考察它与旧刻《圣教序》，没有不吻合的地方，因此认为是米元章所称的“三米帖”，但还没有得到证实。莫是龙极为喜爱欣赏它，把它评在定武本之上，而周天球不取它。大概是二人各自按照自己接近的气质来喜爱和取舍。最后我又得到一个本子，才是真正的定武本，虽然略有剥蚀，但风神气韵自然绝佳。我曾写过一首歌，题在它后面说：“一个字就能开启八法的先声，分化自身而成为各家法式。上句说的是‘永’字，下句说的是全文。”

译陶宗仪记载《兰亭》有一百一十种刻本，共十册，是宋理宗内府收藏的，后来进入贾平章家。元代末年，我在钱唐谢氏处见到它，用脩城本压在卷首。定武本有古刻、阔行、肥瘦、板石、缺石、断石以及两京断石，还有新旧梅花本、复州本、鼎州本、金陵本、三米本、张循王本、王家刻本；唐代贞观、太清、开皇、秘省、内殿、内司、京师、玉堂等本也都在其中。其他如《玉枕》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诚悬大字、孙过庭、吴说的草字、蔡君谟、薛绍彭等人的临写本，也都在其中，真是稀世珍宝。陶九成记载各帖始末说：太清楼本，是徽宗建中靖国年间从内府续收书法，命人刻石，就是现在所说的《续法帖》。大观年间又奉诏把历代真迹摹拓刻石于太清楼，字行稍高，而先后次序与《淳化阁帖》略有不同，其中有些帖的数量也不同。卷末的题字等等，是蔡京所书。后来把建中靖国《续帖》十卷换去年月和名衔，作为《后帖》；又刻孙过庭《书谱》和《贞观十七帖》，总共二十二卷，称为大观《太清楼帖》。《绛帖》是尚书郎潘师旦把官府法帖摹刻在家中，作为石刻本流传；因为传写，字多有错误，世人称为《潘驸马帖》。它的卷次、帖次虽然与《淳化阁帖》不同，但实际上以《淳化阁帖》为祖本，只是有所增益。后来潘氏分居，家产分为两份，绛州公库得到其中一份，又补刻其余法帖，称为东库本，并按卷、按段分别标字号，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为次序。后来为避完颜亮的名讳，在《庾亮帖》中把“亮”字右边的转笔都删去，称为“亮字不全”。此外还有新绛本、北方别本、武冈新旧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木本、前十卷等，都是《绛帖》的不同版本。《潭帖》是庆历年间刘丞相任潭州长官时，命慧照大师希白把官府《淳化阁帖》摹刻下来，不放在郡斋中；其中增入《伤寒十七日》、王蒙、颜真卿的法帖，字行很高，与阁本颇不相同，年月也有差异，中间错误很多。《潭帖》的别本有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庐陵萧氏本等，种类很多。《戏鱼》就是《临江帖》。元祐年间，刘次庄把《阁帖》十卷摹刻于戏鱼堂，删去篆题而增加释文。庆元年间，四川总领权安节又在利州黔江重新摹刻，黔地人秦世章摹写希白帖，把它刻在黔中壁上的黔江绍圣院后面；后来汤世臣又重新摹刻《字鼎帖》板本，与各帖校对，增补最多。此外还有淳熙修内司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刘后村说：《阁帖》是祖本，《绛帖》其次，《临江帖》又其次，《潭帖》又其次，《武冈帖》又其次。大观帖尤其精妙，好的武冈本可以冒充《绛帖》，好的临江本可以冒充《阁帖》；《潭帖》是僧人希白摹写的，有江左风味。希白擅长摹写字形，却不善于推究行款和笔墨，他的字比《淳化阁帖》更好。苏东坡推重潭帖胜过阁帖。韩侂胄家收藏的开羣玉《字帖》很好，薛绍彭家收藏的《字帖》也很好。这样看来，收藏《阁帖》时，以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没有银锭纹而且是初拓的本子为上品，这种本子一定已经不可得到。有银锭纹而墨色浓的，是第二等；墨色淡的，又次一等。大观帖的声价在浓、淡之间，《绛帖》次之，修内司本又次之，《临江帖》《潭帖》《泉帖》又次之，其余的就不必收藏了。杨用修说：宋代汇集的法帖流传到今天的，极少。大观帖是蔡京摹写的，我曾经见过。雪溪堂王庭筠所刻的，宝晋斋曹日新所刻的，澄心堂帖中贺知章所临的，都极其精妙。秘阁续帖，我在王宜学处见过。又听说他家有钟山草堂刻的梁人书法，奇异劲健，只是我没有亲眼见过。皇象《天玺碑》石刻，雄伟冠绝天下，如今还存在。千古以来楷书、行书的妙处，没有超过钟繇、王羲之的。钟、王的作品中，精妙的只有《宣示表》《乐毅论》《兰亭序》罢了。《宣示表》三次渡过长江，最终进入王敬仁的棺中；《兰亭序》用万金巧妙购得，最终随葬昭陵。《乐毅论》只是摹本，安史之乱时竟遭到老妇拿去烧灶的侮辱，可惜啊！王右军临写的《宣示表》，宋代还保存着，如今收入《淳化阁帖》。《兰亭》定武石刻如今还价值数百金，《乐毅论》好的摹本，仍然可以价值其他刻本的十倍。天下的法书，除了各种法帖以外，古碑的宋代摹拓本还有保存下来的。古篆有《岣嵝碑》《禹碑》《石鼓文》、秦相《峄山碑》。古隶有《魏受禅劝进表》【有人认为是梁鹄所书，有人认为是钟繇所书】、《鸿都石经》《仲弓殽阬》《司空王纯碑》《逢童碑阴》《耿氏镫》《巴官铁盆》《武氏石室像赞》《何君阁道》《泰山孔宙碑》《耿球碑》《蔡湛碑》《鲁峻碑》《陈州辅碑》《杨馥碑》《杨震碑》《刘宽碑》《刘熊碑》《张迁碑》《景君碑》《武班碑》《西岳华山碑》《梁鹄碑》以及孔庙诸碑。隶书兼有分书笔意的，有蔡邕《夏承碑》；分书兼有篆书笔意的，有皇象《天发神谶碑》。小楷有褚河南《阴符经》、柳诚悬《度人经》；真书有萧诚《开善法师碑》、丁道护《启法师碑》、兴国寺史陵碑、虞永兴《禹庙碑》、夫子庙堂欧阳率更《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化度寺碑》、皇甫府君碑、褚兰台《道因碑》、褚河南《孟法师碑》、张长史《郎官石柱记》、颜鲁公《多宝塔碑》、元次山墓碑、宋文贞碑及碑侧记、《东方朔画赞》、颜氏家庙碑、茅山八关碑、齐功德碑、干禄碑、裴休碑、少林寺萧诚碑、南岳真君张从申碑、茅山柳诚悬《玄秘塔碑》、复东林寺《紫丝靸碑》、西平王诸碑。行书有怀仁《圣教序》、褚河南《枯树赋圣教序》、李北海《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娑罗寺碑》《法华寺碑》、颜鲁公《争座位帖》、颜真卿《祭濠州伯父文》《祭侄文》、王缙《清源公碑》。草书有唐文皇屏风上的书法、怀素《自叙帖》、怀素《藏真圣母帖》、张旭《春草帖》、孙过庭《书谱》、真草《永法师千字文》，都是极为著名的作品。过去有人说，王右军《乐毅论》是亲手写在石上再刻成的，王大令《保母志》是亲手写在砖上再刻成的，因此没有真墨迹而摹本格外精妙。既然如此，梁武帝收藏的和安乐之乱中失去的《乐毅论》，难道是临摹本吗？按王右军说王大令的书法能够继承祖业，亲手写下来赐给他，那么书写在石上的说法也不确实。《保母志》据宋人辨析，认为不是真迹。

译如今世上显赫而保存下来的名笔，有钟太傅的《贺捷表》《力命表》，都收入宣和内府。当时关于它们的议论已经纷纷不一。《荐季直表》起初并不常见，《贺捷表》近于轻佻，《荐季直表》近于媚弱。《力命表》虽然有些像墓田碑，也显得柔弱。但总的说来，比其他书法还是更有意趣，恐怕后人未必能够伪造。如今天下学习钟繇的人，全都学习《荐季直表》，于是渐渐形成风气。索靖《出师颂》也有宣和年间的题记和印识，考察《书谱》，大体相合。然而宋代各位名公极力赞美萧子云的《出师颂》，而秘殿却没有收藏，大概是唐人的临摹之作。由于萧子云的《出师颂》与《阁帖》中索靖的几行字相似，于是鉴定者便认定它是索靖的《出师颂》。自永嘉南渡以后，索靖的真迹已经很少；梁武帝、湘东王广泛搜集书法，贞观、开元年间又极力购买求取，为什么到了这个时期反而寥寥无几呢？江右有人收藏王右军《破羌帖》，据宋代摹拓本看，是干笔丝锋，气势郁勃可爱。如今这个本子笔画圆润而稍显柔弱，用墨也过于浓重，不是真迹。颜鲁公《祭侄稿》却是真迹，结字遒劲飘逸，可爱非常。王右军的《裹鲊帖》以及“二谢”“袁生”帖，是宋代内府收藏的，临摹本却很好。《怀素自叙帖》，据米元章记载：“在苏泌家时，前面一幅已经破碎不存。苏泌的父亲、集贤校理苏舜钦亲自写补了它。”如今流传的真迹上，有李文正和东阳吴文定宽的两篇跋文。最初曾归徐文靖漙，徐家把它送给陆太宰完。后来转入严氏，没入内府，重新流出后归朱忠僖家。此帖笔力遒劲，但形制不很秀美，因此观者有“枫落吴江”的感叹。然而吴地人至今还争论不休，认为它不是真迹。后来得到一本旧拓本，翻看后发现与此本大小相同，但用笔完全不同。开头六行也有苏舜钦补写的字，末尾题有一首诗以及许多印记、鉴藏标识之类。不过其中有些字迹拖沓，缺少骨力，恍惚间竟无法判断究竟哪一本是真的。孙过庭《书谱》属于极妙的作品，只是窦臮的评论稍微贬低了它。它的结体极得王羲之的遗意，石刻也有两种，都很好。一种是宋代拓本，但后来又经过一次上石，所以没有缺文，却有误笔；另一种是明初从真迹摹刻上石的，因此没有误笔，却有缺文。至于停云馆的刻本，就不值得谈了。陕西刻的《谢灵运书》并不是谢灵运所书，只是其中夹有谢灵运的诗。里面还有唐人的两首绝句，也不是完整的真迹。它藏在荡口华氏家中，华氏花了整整四十年搜购古迹，才把它收集完整，自以为是“延津之合”，请丰道生鉴定；丰道生说是贺知章所书，却没有确实根据。不过它确实遒劲俊逸，上可比拟贺知章，下也不逊于周越。我所收藏的名家书迹中，有褚河南的《哀册文》，最后又得到钟太傅的《季直表》。虽然时代不同，古雅却是一致的。笔墨真纯，如绵里裹着铁，初看便觉得好，长久观赏，笔势尽了而意味不尽。颜鲁公《裴将军北伐诗》，字体兼有正书、行书、草书，笔法出于分书、篆书；初看使人惊异，越看越令人肃然心服。怀素《千字文》用笔看似轻盈，却极其劲健；好像放纵飘逸，而结体并不疏散，也必须多看几遍，才越发显出它的情致。柳诚悬《褉帖诗后序》，初看觉得有俗气，看到三四遍才发现妙处，越看越可爱。苏文忠《题烟江叠嶂图歌》，笔势遒劲妩媚，十分耀眼；初看极好，看到四五遍后才觉得其中似有出入，但也确实是苏公最为合作的书法作品。后来又收集了几家被认为是怀素书法的作品：苏子美很得怀素的气势，黄鲁直很得怀素的意趣，熊某既不得其骨力，也不得其神态；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力，却不得其意态。不过这些人也都是狂草名家传承中的杰出人物。我家有赵吴兴临摹褚河南《枯树赋》的作品，丰润匀称而精密，实在是极好的手笔。后来又得到唐人的钩摹蜡纸本，已经是第三本了。把它们并列刻出后，觉得二者实在难分高下。由此可知，古人的成就不是容易赶上的。书法家父子中最著名的，有魏太傅钟繇和司徒钟防，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和尚书令王献之，唐率更令欧阳询和兰台侍郎欧阳通，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和敷文阁学士米友仁，以及我吴郡的文待诏文征明、博士彭学正嘉而已。然而不知道君主中还有魏武帝、陈思王，晋元帝、晋明帝、简文帝、孝武帝，宋文帝、宋武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简文帝，唐文帝、唐高帝、睿宗、玄宗，宋高帝、宋孝帝；臣子中还有汉代崔寔、崔子瑗，魏韦诞、韦子熊，晋桓温、桓子玄，宋张茂度、张子永，王僧绰、王子俭，齐王僧防、王子慈，梁萧子云、萧子特，陈蔡景历、蔡子征，元魏王世弼、王子由，唐宋令文、宋之愻，王知敬、王友真，徐峤之、徐子浩，史白、史惟则，宋钱淑、钱惟治，苏轼、苏过，徐林、徐臧，元赵孟頫、赵雍，鲜于枢、鲜于必仁，揭曼硕、揭子汯，明宋濂、宋璲。三代都以书法著名的，有杜仆射杜几、其子幽州刺史杜恕、杜恕之子征南将军杜预，卫太保卫瓘、其子黄门侍郎卫恒、卫恒之子侍郎卫璪和洗马卫玠，王丞相王导、其子中书令王洽、王洽之子中书令王珉，郄太尉郄鉴、其子司空郄愔、郄愔之子北海太守郄超，崔黄门崔潜、其子白马公崔宏、崔宏之子司徒崔浩，卢长史卢谌、卢谌之子卢偃、卢偃之子卢宏，殷不害、其子殷令名、殷令名之子郎中殷仲容。兄弟中擅长书法的，有汉代韦康、韦诞，张芝、张昶，晋代卫璪、卫玠，谢安、谢尚，王悦、王洽，陆机、陆云，庾亮、庾翼，王徽之、王凝之、王操之、王献之；六朝有王慈、王志、王彬；唐代有郑迁、郑迈、郑遇，秦景通、秦暐，王维、王缙，张从申、张从仪，窦防、窦臮；宋代有苏舜元、苏舜钦，徐竞、徐琛。不过总的说来，没有像我们王氏这样兴盛的。从晋代司徒、太尉直到唐代石泉公，共有十多代，每一代都有数位书法家。我朝的书法，建国初年尚且还有一些人物，因为承袭前代的风气，颇能临池学书罢了。后来只是彼此雷同、互相仿效，再也没有超越前人的人。吴中有一人振腕挥笔，仿佛得到神助，像鸾龙奋舞一般，成为世间珍品；而其他地方的书法声势便从此断绝了。我不顾浅陋，根据自己听闻和见到的情况，把它们评述如下。宣宗的书法出自沈华亭兄弟，却能在圆熟之外再以遒劲表现出来。周宪王做世子很久，又大量收藏晋唐名迹，不倦地临摹，因此他的真书、行书醇厚柔婉，没有一笔失去法度，只是腕力稍弱，缺少风格罢了。

译宋克字仲温，是华亭人，任凤翔同知。他的正书颇为秀健，出自《宣示表》《戎路表》，但失之轻佻；章草是他的专长，笔力健劲纵横，只是稍欠含蓄。宋广字昌裔，是我吴郡人。《书述》说：“宋昌裔成熟妩媚，仍然屈居宋克之下。”宋璲字仲珩，是宋克的次子，官至中书舍人，真书、行书、草书、篆书都达到能品。方孝孺把他比作威凤冲天、祥云捧日。据《书述》说：“宋氏父子没有失掉邯郸的传统。”我曾见过他的行草，流动秀逸，轻快可爱；与他的父亲相比，确实是青出于蓝。这就是所谓国初三宋，我觉得宋仲珩尤其胜过其他二人。杜环，字叔循，金陵人。正书达到能品，见于《宋承旨集》。陈文东，华亭人。何元朗《丛谈》评论他的书法在二沈之上。我见过他的字，也觉得淳厚秀美，只可惜还没有脱离俗气。詹希原任中书舍人，擅长书写方丈大字，各宫殿的匾额都是他写的。《法书述》说：“詹希原天生腕力本来就超群，又能顺应当时的法度。”我曾见过他的正书，极其端庄劲健而圆润秀美，但有时流露俗态。解大绅见载于前，狂草名震一时，但放纵无方法，又多有恶劣笔画。杨用修把他的字看作镇宅符。正书却颇为精美。当时又有周砥，不知是哪里人。卢熊是昆山人，晚年以州守身份退休。《书述》说：“詹、解在朝廷显名，周、卢在民间著称；在朝廷的本来应该让位给在民间的。”沈度、沈粲，字民则、民敬，都是华亭人，也都以书法显名。沈度官至翰林学士，文皇很器重他，命太子和诸王都学习他的书法；沈粲升任左庶子，官至大理少卿。《书述》称赞这两人“在墨林中飞扬显耀”。他们仕途高升，自负才华，人人推重，都说是绝世佳品。皇帝的赞誉又极其华美，这种评价虽然是当时的说法，也确实如此。沈度学士功力深厚，他的成就大多在私下挥洒时显露出来；在朝廷中也受到规矩束缚，并不是他的全部面貌。有时在闲窗下随意挥笔，往往进入妙品，只是很少有人看见。沈粲在大理寺任职时，正书娟秀妩媚，行书却失之轻浮，因此显得轻薄浮华，远离大雅。看他戴高帽、穿轻衫，像少年踢球，又像艳丽女子盛妆含笑相对。我都有他们的真迹。沈度稍显纯厚质朴，沈粲像是疏朗俊逸，大体上都免不了俗气，距离元代书法家还很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杨少师士奇、李布政昌祺都是庐陵人。我见过他们的真迹，书法相当不工。

译《书述》说：“李牧、杨师不以书法著名，但也有值得观赏之处。” 胡文穆擅长真书、行书、草书，名声比不上解大绅，但书法却超过他。北征时各镇的碑刻，都是他书写的。曾少詹棨，神采奕奕而有风度。李忠文时勉的狂草颇为遒劲，但少有姿态。陈祭酒敬宗稍有法度，声名很盛。王文端直文安，次于曾棨。大体上都是二沈一流的人物。夏防是昆山人，官太常卿；蒋廷晖是钱唐人，官吏部郎中；朱孔旸任太仆卿，三人都在内阁值事。因书法而显名。《书述》说：“几个人书写榜额匾署，容易因此获得声誉。烟煤熏得眼睛都睁不开，哪里容易写好呢？”其中只有太常卿的字接近清润，吏部郎中的字颇有沈雄气势，朱孔旸只是书吏的手笔罢了。吴余庆是宜黄人，在内阁值事；卫靖是昆山人，任州吏目。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不过《书述》称赞他们二人，认为他们稍有脱离尘俗的趋向，志趣很端正，只可惜不够开阔老成。吴余庆的书法我曾亲眼见过。魏文靖骥是萧山人，官南京吏部尚书，九十八岁才去世。高文义谷是兴化人，官少保、大学士。我都有他们的书法。魏骥以书法著名，虽然圆润劲健，却免不了俗气。高谷的书法却文弱秀润而可爱，只是不太著名，这是为什么呢？徐天全有贞，原名珵，是吴人；他的真书取法欧阳率更，又增加了飘动之势，只是有时失之柔弱。行书用笔像米南宫，狂草出入于怀素、张旭之间，奇逸遒劲，但间或有失于怪丑的地方。祝希哲是他的外孙，人们说祝希哲的书法传自徐有贞，祝希哲却很不以为然，《书述》也不太赞许他。同时有刘珏，任佥事，是长洲人，学习赵吴兴的书体极为精妙，《书述》称他的字没有一笔失去法度。张南安汝弼是华亭人。《书述》称道：“他起初还接近前人的规矩，后来忽然变得飘逸放纵。虽然声名光彩传遍天下，但知音之士都感到惊叹骇异。”我见过他的作品很多，确实如此：虽然丰润飘逸而妍美，但结体法度实在疏松，腕力极弱，与怀素、张旭相比简直相差天壤。此前华亭有个黄翰，任江西按察使，也有书法声名。《书述》说：“黄翰与汝弼在人品上如香草与臭草截然不同，技艺却像鲁国与卫国，彼此相近。”我也见过他的字，似乎还略逊一筹。后来又有张天骏，也是华亭人，因书法在内阁任职，官至工部尚书。他沿用南安的体势，却变得更加轻弱。《书述》评论说：“婢女学习夫人的书法，仓促粗鄙的樵夫仆役，丑陋污秽，污言秽语，却挤列在紫薇郎的官署中，分列于翰林院，实在太奇怪了。”张南安在世时，有萧显文明，任按察佥事，以狂草著名，品格最低。又有邵文敬，任郡守，因“半江瑟瑟半江红”一类的诗句而被人称为邵半江。他的书法稍微接近南安，也是同一流派的人。詹和，字仲禾，钱唐人。仿学赵吴兴的书体，像得非常相似。他曾写赝品书法出售，又另外伪作李怀琳、杨补之的字，卖给不识字的人，所得很多。钱文通溥，其弟钱布政博，都是华亭人。钱溥的真书、行书出自宋仲温，但少了些姿态韵味。陈白沙献章喜欢把秃笔扎起来，写擘窠大字，其中也有一两笔写得好的。他称赞张南安“好到了极点，也俗到了极点”，似乎颇有识见。当时有个李士实，任右都御史，因宁藩之事获罪伏法；他的书法尤其瘦硬险怪而丑陋，但一时名声很大。这两个人都免不了写恶劣的字。李文正东阳的真书、行书用笔颇为秀润，晚年又增添苍老之气，但仍免不了俗气，只有篆书相当好。明朝兴起后，懂得篆法的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云、金太常湜。到了李文正，他自负已经得到书法家的妙诀。乔少保宇、景中允旸继承了他的风格，但都不如金陵的徐霖。徐霖可以与元代周伯琦相匹配。李文正官位显贵以后，每写一张诗歌书法，立即可以得到数金；如今却连几环钱也卖不到了。姜立纲是永嘉人，因书法在内阁任职，官至太常卿。他稍稍改变二沈的体势，改成方正整齐；就他的体式来说，可以说工整到了极点，但仍免不了俗气，如今却盛行于世。真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任道逊年轻时以神童被举荐，也官至太常卿，但成就又在姜立纲之下。吴文定公宽的真书、行书体完全取法眉山苏轼。《书述》称，他不以书法著名，却贵在能使作品高雅、去除俗气；遇到特别合适的作品，实在值得赞赏，只是不能写出《醉翁亭记》《表忠观碑》那样的体势罢了。李应祯，字贞伯，原名甡，长州人，历任官职至太仆少卿。他擅长悬腕疾书，有人求字时常常发怒而不答应，因此传世作品很少。祝希哲是他的女婿。《书述》称赞他：“他的资质和腕力本来就很高，所以特别背离众人；既远离群体，也抛弃根源，有时从枝梢上翻出新意，却已经离开本性，抛弃筋骨，另立一种取悦眼目的风格。”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奴书”理论发展到的地步。我所见到的作品，往往像书吏的笔墨，但吴地人极力推重他。自从我发表评论以后，他的书价渐渐降低了。只有《大石山联句》和钟太傅《荐季直表》写得较好。王文成守仁的行书用笔也爽利劲健，但结体之处很疏松。湛文庄若水仿学陈白沙，天然气韵不如陈白沙。只有署书稍有骨力。徐霖，字子仁，正书、行书都精美，尤其喜欢把墨用得浓厚；书法神采灿然，只觉得骨力不足以承载丰润的笔墨。同时有金琮、字元玉，行草取法赵吴兴，老练劲健而可爱。金琮之后有王逢元，字子新，学习《圣教序》、欧阳询、虞世南、苏轼、黄庭坚等各种书体，非常精熟；写到径寸以上的大字，幼弱的毛病全都具备。以上三人都是金陵人。陆文裕深年轻时写小楷，精密谨严，自称有《黄庭经》和《乐毅论》的遗意，但仍不能脱离赵吴兴。行草取法李北海，也兼有赵吴兴的笔意。晚年尤其精妙，我曾见他在砑光吴绫上书写《南迁诸诗》，风骨遒劲秀美，神采奕奕，光彩逼人。夏文愍言凭借才华俊逸居于首辅之位，天下人因此重视他的书法。精美的碑石和法帖，人们把它们看得如同合抱的大玉璧。他死后情况便顿时不同了。他的正书、行书也遒劲秀美，只是肥厚过度而显得滞重，老成过度反而显得幼稚罢了。榜额匾署之书尤其值得观赏。周尚书伦是昆山人，行书取法豫章黄庭坚和赵吴兴；写到径寸以上的大字，颇为遒劲，但苍劲粗疏，不很工整。张电是上海人，因书法在内阁任职，官至礼部左侍郎，受到世宗宠幸。张电的书法极其圆熟妍美，但他所取法而显贵的，也只是姜立纲的体式罢了。我们吴郡的书法名声传遍天下，而华亭尤其受到推重。沈度官至学士，沈粲起初任翰林官，后来官至大理少卿；张天骏官至尚书，张电官至侍郎。当时人说：“前有二沈，后有二张。”吴兴还有一个凌晏如，因书法被授予中舍，升任吏科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我见过他临摹《洛神赋》《金刚经》，都很有法度。

译许侍郎成名写真书、行书，用笔颇为简洁劲健，但结体疏松而丑陋，只是北方人中稍有些意趣罢了，却突然获得了名声。许中丞宗鲁稍微精到一些，偶尔有《圣教序》的遗意。朱九江说：“藩宝应是宝应人，颇能临习晋代法书，特别喜爱祝希哲的书法，又融入自己的意思写出，婉丽秀美而潇洒，姿态极好，但结体法度失之疏松。” 王参政慎中是晋江人。他的行书、草书颇为遒劲飘逸，但不懂得书法的八种基本笔法，仍未脱离尘俗气。杨修撰慎一心服膺赵吴兴，但运笔迟滞，手指好像僵硬木强，却又颇为自负。罗文恭洪先的书法颇为秀润，出自《圣母帖》，只是丰腴有余而骨力不足，有浓丽妩媚，却缺少苍老之气。丰吏部道生，原名坊，家中收藏的古碑刻很多，便一一临摹，从大篆、小篆到古今隶书、章草、草书、行书，没有不通晓的；但笔势颇为滞重，不能尽如人意。如果遇到他中年得意时写的残篇小碑，突然看到，必定会以为是古人作品。陈鸣野鹤起初学习真书，略取钟繇之法，只写成了像蒸饼一样的字；后来写狂草，纵横如同杂乱的柴草，张尚宝却非常喜爱。杨秘图珂起初也学习二王，后来更加放纵飘逸，用柔弱的笔写疏朗的字，完全没有风骨；这些都属于所谓的南路体。马司业一龙本来用笔流畅迅疾，但缺少文字的根源和法度，浓淡、大小错杂得无法辨认，拆开来看也不能成章。有个罗鹿龄，比马一龙稍有变化，写得圆润秀美，却多用俗笔；这两个人都自负地认为自己用的是正锋。方贡士元焕在山东写行书、草书，自以为雄伟有力，实际上疏野粗放，几乎具备各种恶劣的路数。署书稍好一些，但也只是没有可以称尊的地方罢了。当时有张书绅、苏洲二人，都不知道是哪里人。张书绅的行草像方元焕，只是稍微增加了圆润锋利。苏洲写方丈以上的大字，浓墨如沉下数斛，信手飞笔，很快便写成，矫健而有气势。他偶尔为李王书写大字，也写得不错。只是他的真书、行书多是俗套的写法，形体丑拙，却又十分自负，实在可笑。以上三条，都是近来书法中的恶劣路数。吴中丞维岳是孝丰人，正书、行书取其丰润妩媚，但缺少遒劲。无锡王问有很高的声名，写行书、草书和署书。他本来没有明确的师承，但风骨遒劲，笔势流滑，字体纵逸，往往与高相隐藏的风格相似。《醉翁亭记》的笔法也是这样。无锡有个俞宪，也能写署书，但行笔不工整。天下的法书都集中在我们吴地，而祝京兆允明最为杰出，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于他。祝允明年轻时学习楷法，取法钟繇、二王、智永、秘监、欧阳率更、褚河南、赵吴兴；行草则学习王献之、智永、褚河南、怀素、张旭、李北海、苏眉山、黄庭坚、米襄阳，无不临写得极其精妙。晚年变化出入，难以捉摸，风骨灿烂，天真纵逸，完全可以与赵吴兴并列，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只是传世作品很少，其中有些拘谨而未能化开的作品；又有一种行草，俗笔被别人错误摹写，真假混杂，颇为可厌。文征明的小楷师法二王，精工到了极点，只是少些尖峭之势，也有取法率更的作品。他年轻时的草书师法怀素，行书用笔仿效苏轼、黄庭坚、米芾和《圣教序》；晚年取《圣教序》加以损益，又增添苍老之气，于是自成一家，只是绝不写草书。王宠的正书起初取法虞永兴、智永，行书取法王献之，最后又增加遒劲飘逸之气，巧拙并用，合而成为雅正的风格，神采奕奕而动人。文征明胜在法度，王宠胜在韵味，不能比较优劣。三位君子之下，还有陈淳，字道复，以字行世。他的正书起初学习文征明，想要取得风韵，后来成为妩媚侧逸的行书。作品出自杨凝式、林藻的老笔，纵横有可赏之处，但结体多有疏松，也是南路书体的开端。吴中诸位君子中，我所知道的有王司业同祖，他是文太史的外甥。其正书、行书有一定的体势而稍显滞重；袁提学▯的行草也疏朗飘逸。王吏部谷祥的正书、行书取法赵吴兴，虽然老练劲健，却缺少雅致。文博士彭教谕嘉的小楷，都足以继承家法。彭嘉的字丰腴圆润，彭嘉的字俊秀而轻佻。行草方面，彭氏有怀素、孙过庭的法度，但失之率意柔弱；临摹、双钩都可算我朝第一流。陈方伯鎏的正书出入钟繇、颜真卿之间，但骨力不足以承载丰肉。行草写到径尺大小才开始遒劲，署书则越大越好。陆少卿师道中年时的小楷取法《化度寺碑》《麻姑仙坛记》，清丽可爱。彭年孔嘉的小楷取法欧阳率更，精工极了；大字则取法颜鲁公、柳诚悬，方整遒劲，行笔却与苏眉山相差较远。许太仆起初真书、行书、草书都圆熟，只是缺少锋棱。周天球公瑕的楷书有两种：一种取法《宣示表》的变化，丰肉超过骨力；一种出入赵吴兴，又增加妩媚之态。黄姬水淳父的正书起初以虞永兴为宗，行书本来取法王履吉，晚年更加率意。张贡士凤翼的小楷仿效《曹娥碑》，精雅而有情致，只是有时过于矜持拘谨。王稚登百谷的书法出入于淳父、公瑕之间，又增加尖峭之势。昆山俞允文仲蔚的小楷极得褚河南的法度，又以颜真卿、柳公权的筋骨来支撑；遇到写得合适的作品，实在值得赞赏。不过他的行笔很像褚河南，稍写大些便兼有黄庭坚、米芾的风格，但失之轻佻放纵。王逢年舜华本来有笔力，但杂乱地运用各种笔法，于是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云间莫布政如忠的行草风骨明朗，也擅长署书；他的儿子莫是龙小楷精工，胜过婉媚，行草豪放飘逸而有姿态。古隶在明代特别稀少，听说云间陈文东颇有合于古法的作品，但我没有见过。只有文太史征仲能从钟繇、梁鹄那里探究古代遗法，一扫唐人的笔意。他的儿子彭继承了这种风格，也遒劲雅正，只是稍显率意轻易。我本州的陆旅携是文氏外甥，深得其中意味，可惜三十岁便夭折，还没有看到他的最终成就。他年轻时天天从事翰墨，我没有明白多向他求取作品，实在以此为恨。文征仲常自负隶法，认为不让古人，但篆书有所不足。不过我得到他的一本《千字文》，也处在赵吴兴的堂庑之间。陈道复写篆书不很用心，却自有天然情趣。王禄之稍有规矩，也善于安排结构。周公瑕也很熟练，但免不了率意。过去我经过青州，听说有高唐、齐东二王，深通玉箸篆以及大篆、小篆，都是著名的笔手。本朝书法，应当以祝希哲为第一，文征仲、王履吉、宋仲温、宋仲珩次之；陆子渊、丰道生、沈华亭、徐元玉、李贞伯、吴原博又次一等；其余的人似乎还没有入品。

译我们吴中自从祝希哲、文征仲之后，简直家家临池学书，人人染练习字，法书的踪迹遍布天下，没有人敢与之抗衡。云间虽然有陆子渊在声息寥落之后振兴这一法门，但由于门户森严，学习他的人很少。四明的丰人翁自负为书法渊薮，可是形体既不美观，加上性情乖戾，令人难以亲近，传承踪迹很快就断绝了。马负图凭狂放的书法突然得名，所以徽州也有人学习他；既然招致大雅之士的讥笑，终究不能长久。维扬一带有时也流传朱子价的楷法，传了两代以后，便疏慢肥弱，种种弊病都由此产生。番禺士人近来颇有成绩，如黎郎中惟敬在四种书体上各有心得，梁礼部思伯的楷法也精美，都远远得到了文征仲的结体法度；后来的学者接踵而起，成就不可限量。我们王氏墨池一脉，已经被乌衣、马粪完全夺尽，如今衰败不振；还可以希望的，只有我的弟弟罢了。我眼中有辨识笔法的能力，所以不敢不承担品评书法的责任；我的腕中却像有鬼，因此不能承担亲自书写的责任，姑且用这话来自我解嘲。《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明代王世贞撰。说部。《艺苑巵言附录四》。绘画的笔力可以保存五百年至八百年，之后神韵便消失了；一千年后就完全失传。书法的笔力可以保存八百年至一千年，之后神韵便消失了；一千二百年后就完全失传。只有文章能够历经万古而长久保持新意。书画可以临摹，文章如果临摹就会变丑。书画有固定的体式，文章没有固定的体式。书画未必有实际功用，文章却有功用。体式所以容易看见，功用所以无穷无尽。书法功夫完成以后，挥洒书写时进入心中的不过是极短的一刹那。绘画功夫完成以后，凝神构思时进入心中的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诗文即使已经达到成就，临到创作时布局构思，也必须完全进入心中方寸之间。由此可知，书画之士大多长寿，确实是有原因的。到了暮年，正应当依靠文章来排遣寂寞，不把它当作谋生资本，只用来调适心意。作品完成之际，也自然会有文采。由此才知道欧阳九并没有欺骗我：年轻时学习没有成就，老年时才思枯竭，所以只能这样自我叹息。书法本来有时代高下，魏晋最为崇尚。六朝比不上魏晋，正如宋元比不上六朝和唐代一样。绘画却不是这样：魏晋、六朝、唐、宋、元，各个时代的人物、山水、花鸟都各自成佛作祖，并不受时代限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可以说记载得详尽完备了。诸葛武侯父子、王右军和王大令，世人不知道他们也善画，难道是因为功业或书法名声掩盖了他们吗？张彦远说：“上古的绘画，笔迹简略、意境淡雅而端正，顾恺之、陆探微一流就是这样。中古的绘画，细密精致而达到华丽，展子虔、郑法士一流就是这样。近代的绘画，灿烂而追求完备；当今的绘画，杂乱而没有法度，是各种工匠的作品。”他又说：“自顾恺之、陆探微以后，画迹保存得很少，很难全部说清。” 只有看吴道玄的作品，才可以说六法俱全、万象无不具备，仿佛神人借手创作，穷尽了天地造化。对他的推尊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宣和画谱》记载吴道玄的画非常多，都是神佛像，士女画不过十分之一二，山水画于是完全没有传世声息了。人物画以形貌为先，气韵超越形貌之外；山水画以气韵为主，形貌蕴含在气韵之中，这才算合于佳作。如果形似而没有生气，神采过度脱离法度，都是毛病。画家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玄，好比书法家有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后来又称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这就好比书法中的钟繇、皇象、张芝、索靖。按照最初的评论，也不完全如此。谢赫《画品》把一品列五人，陆探微排在第一。他说：“穷尽事物的道理和人的本性，技艺超越言语和形象，包容前人而孕育后世，自古至今独立无比，不是一般的褒贬所能称赞的。”只是把他的身价推到上上品之外，没有别的话可以寄托赞美，因此姑且列为第一等。曹不兴列第二，说：“曹不兴的作品几乎没有再流传的，只有秘阁中藏有一幅龙而已。观察它的风骨，他的名声难道是虚假的么？”卫协列第三，说：“古代绘画的粗略，到卫协才开始精密；六法之中，他几乎兼擅各项，虽然不能全部完备，但形迹颇得壮气，凌驾群雄，是一个时代绝无仅有的笔墨。”至于顾恺之，则列在三品中的第二等，说：“骨体精密，笔无妄下，只是形迹赶不上意境，声名超过实际。”李嗣真的《续画品》则把陆探微列为上品中第一，张僧繇列为上品下第二，卫协列为中品上第一，曹不兴列为中品上第四，顾恺之列为中品上第五；但他所提升的人物又有许多无法理解。姚最列出齐、陈以来的画家，而张僧繇排在第七。然而姚最又说，顾恺之的美，独自压倒往代；荀勖、卫协、曹不兴、张僧繇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如同背负日月，仿佛得到了神明之助。那些怀抱美玉的人，只能徒然悲叹曲高和寡、绝唱难继；能够分庭抗礼的人，至今没有见到。谢赫说顾恺之声名超过实际，实在令人叹息。张怀瓘说，顾恺之构思精微，胸襟神思不可测；即使寄托于笔墨，他的神气也飘然在烟霄之上，不能在绘画之间寻求形象来比拟他的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没有固定的形迹，以顾恺之为最。用书法来比喻，顾恺之、陆探微好比钟繇、张芝，张僧繇好比王逸少，都是古今独绝，哪里可以拘泥于品第？谢赫贬低顾恺之，并不是确定的鉴定。张彦远说，顾恺之的笔迹紧劲连绵，回旋超忽，格调飘逸轻快，风移电疾，意在笔先，笔尽而意犹存，所以能够保全神气。陆探微精密润媚，新奇绝妙，名声高于宋代，同时无人可比。张僧繇用拖曳、斫拂的笔法，依照卫夫人的《笔阵图》，一笔一画都另有功力；钩勒锋利如剑，森然可见。吴道玄古今独步，前面没有顾恺之、陆探微可比，后面也没有来者。他仿佛借人手而得天造，英灵无穷。众人都在细密的眼睑之间下功夫，只有我能使笔墨纵横离披。绘画的人都谨慎追求形似，只有我能脱落平庸俗套。弯弓挺刀、直柱架梁，都不借助界笔和直尺。画风和云鬓，几尺之长也能飞动；毛发从皮肉根部生出，力量强健而有余。几仞高大的画，有的从手臂起笔，有的从足部先画，巨大雄壮而奇诡怪异，皮肤和脉络相互贯通，比张僧繇更进一步。由此说来，论画法典范应以顾恺之为首，论精神神采则推尊吴道玄；卫协在格调上古雅，陆探微在功力上新奇，可以说是四位圣人。张僧繇等人的境界，用书法来比，大概就像皇象、索靖一流。谢赫把顾恺之列为三品中的第二等，李嗣真把顾恺之列为中品上的第五，姚最列举齐、陈以来的画家，而把张僧繇列为第七。朱景玄记录唐代名画，却遗漏曹霸，不能让他列在二王之后。刘道醇撰写《画继》，把巨然仅仅列入能品；撰写《五代名画补遗》，却把韩求、李柷、张图、朱瑶的人物画都列入神品。宋代的王瓘、王霭、孙梦卿、赵光辅、高益、武宗元，也有类似情况。人本来就有幸与不幸，只能依靠时间久了以后才能确定评价。王瓘一时之间受到极高赞誉，似乎可以继承吴道子，但他的遗迹永远断绝，实在令人深深叹息。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笔锋秀拔，墨法精密，这是营丘李成的画法。山石坚凝，杂树茂盛，台阁古雅，人物幽静闲适，这是关仝的风格。峰峦浑厚，形势雄强，笔法均匀，人物屋舍都质朴，这是范宽的作品。这些话似乎也大体说到了要领。

译南齐谢赫说：“绘画有六法：一是气韵生动，二是骨法用笔，三是应物写形，四是随类赋彩，五是经营位置，六是传模移写。”骨法以下五项可以学习而达到，气韵却必须出于天生。宋代刘道醇说：“绘画有六要、六长。气韵兼具力量，是第一要；格调、制度都老成，是第二要；变化奇异而合乎情理，是第三要；设色有光泽，是第四要；来去自然，是第五要；学习老师而能舍弃老师的短处，是第六要。粗疏简略却追求笔力，是第一长；偏僻艰涩却追求才气，是第二长；细巧精致却追求力量，是第三长；狂怪奇异却追求理趣，是第四长；少用墨色却能追求染色效果，是第五长；平直描画却追求绵长，是第六长。”明白这六要，又审察那六长，自然能够有所领悟。宋代郭若虚说：“绘画有三种毛病，都与用笔有关。一是板，指手腕软弱、笔墨呆滞，完全不懂得收放取舍，描绘事物平板狭窄，不能圆浑；二是刻，指运笔时心中疑虑，心手相违，落笔作画时妄生棱角；三是结，指想走却走不动，想收笔又不能散开，像事物凝滞阻碍，不能流畅。如果不能穷尽这三种毛病，只举出其中一端，很少有人能专心用功，必然要劳心费神。” 元代饶自然说：“绘画有十二种忌讳：一是布置迫促稠密，二是远近不分，三是山没有气脉，四是水没有源流，五是境地没有平夷险峻，六是道路没有出入，七是石头只有一个面，八是树木少画四枝，九是人物弯腰曲背，十是楼阁错杂，十一是浓淡失当，十二是点染没有方法。如果这十二种毛病都能去除，也许就可以达到六法。常言说：画石头像飞白，画树木像籀书。又说：画竹竿像篆书，枝像草书，叶像真书，节像隶书。郭熙、唐棣画树，文与可画竹，温日观画葡萄，都是从草书笔法中得来，这是绘画与书法相通的地方。至于书法中的篆书、隶书体势，如鹄头、虎爪、倒薤、偃波、龙凤、麟龟、鱼虫、云鸟、鹊鹄、牛、猴、鸡、犬、兔、蝌蚪等形体；书法的笔法如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高峰坠石、百岁枯藤、惊蛇入草；比拟其姿态则有龙跳虎卧、戏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等到读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李阳冰《上李大夫书》，就会知道书法尤其与绘画相通。张彦远是顾恺之、张僧繇的功臣；刘道醇、郭若虚是李成、范宽、关仝的功臣；米元章、沈括是董源、巨然的功臣。吴道子稍被米元章贬低，大小李将军又被郭若虚挑出毛病；他们虽然各自尊重自己所知的人，也不免带有偏意。人物画从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郑法士发展到张僧繇、吴道玄，是一次变化。山水画由大小李将军，是一次变化；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又是一次变化；李成、范宽，又是一次变化；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又是一次变化；大痴黄公望、黄鹤山樵王蒙，又是一次变化。赵子昂近于宋代人物画，胜过宋人；沈启南近于元代山水画，尤其突出。这两个人对于古人来说，可以说已经具备各家的大体面貌。大小米、髙彦敬以简略取韵，可以列入逸品，却还不能算真正的当家大师。倪瓒以雅淡柔弱取得姿态，也适合列入逸品，却还不能算一代宗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花鸟画以徐熙的作品最有神韵，黄筌的作品最为精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启南用浅色水墨作画，实际上出自徐熙，却更加简淡，神采仿佛焕然一新。到了道复，色彩渐渐没有了。张彦远说：古代的妇女手臂纤细、胸部束紧，这是从周昉以后才稍有变化。古代的马嘴尖、腹部细，这是从韩干以后才稍有变化。他又说：古代画山水，有时水面不能泛舟，有时人物比山还大，只专注于显现自己的长处，并不拘守世俗的变化。沈存中又说：书画的妙处，应当从精神神韵来观察，很难从外在形貌器物上求得。我家有王摩诘的《雪中芭蕉图》，这是心手相应、意到笔成，所以穷尽画理而进入神妙，确实得到天意。谢赫说：卫协的画虽然不能完备地表现形迹，但气韵凌驾群雄，是一个时代绝无仅有的笔墨。合起来看，那么我郡那些诋毁陆探微、谢赫的人，也不足以使自己的看法令人信服。王摩诘观看《霓裳按乐图》，能够判断出画面所奏的是第三叠第一拍。沈存中观看相国寺高益的《奏乐图》，指出琵琶弹拨下弦并没有画错。吴正肃根据画中的猫，看到猫的黑色瞳孔像线一样，红花张开，花色干燥，由此判断出正是正午。宣和帝考察画孔雀，指出孔雀先抬起右脚是错误的。这些虽然属于绘画的道理，却与绘画的情趣没有关系。张彦远又说：吴道子画仲由，便给他戴上木剑；阎立本画昭君，已经让她戴上帷帽。却不知道木剑是晋代才创制的，帷帽则到本朝才兴起。举出这些凡例，也正是绘画的一种弊病。比如，幅巾流行于汉魏，羃离起于齐、隋，幞头始于周朝【折上巾是军旅中所戴的巾，就是今天的幞头。用整幅黑绢向后包裹头发，俗称幞头。武帝建德年间裁成四脚】；巾子创制于武德年间，褶服、靴衫，怎么可以随便施用于古代人物像呢？衣冠、组绶，也不应长期用于今人身上。芒屩不适合塞北，牛车也不是岭南所有的。详细辨别古今器物，考察各地风俗是否相宜，指明事物、描绘形状，就可以考验绘画所表现的时代。有的人只熟悉南朝，不见北朝人物；熟悉塞北，不认识江南山川；游历江东，却不知道京洛的盛况。这就不是绘画本身的弊病了。考察这一段话，对作画的人有很大意义，不可不知道。郭若虚因此说：汉魏以前才开始戴幅巾，晋、宋时期才使用羃防。后周用三尺黑绢向后包头发，名叫折上巾，通称幞头。武帝时裁成四角。后魏、隋朝，贵臣穿黄绫袍、戴乌纱帽、系九环带、穿六合靴，次等则用桐木黑膝制作巾子，包在幞头里面，前面系两脚，后面垂两脚，贵贱都可以穿戴。

译唐太宗平日戴翼善冠，贵臣戴进贤冠。到了则天朝，用丝葛制作幞头巾子，赐给百官。开元年间才改用罗，又另外赐给供服。宫内的宦官使用圆头宫扑巾子。唐末用漆纱包裹它，于是成为今天的幞头。三代都穿襕衫。秦始皇时以紫、绯、绿袍作为三等服色，庶人穿白色【此说还不能作为定论】。唐高宗以后，百官穿紫服、系金玉带；深浅绯服系金带；绿服系银带；青服系鍮石带；庶人系黄铜、铁带。五品以上佩鱼袋，后来改为龟袋，不久又恢复为鱼袋。又规定文官一品以下佩手巾、▯袋、刀子、砺石。睿宗朝，武官五品以上佩七事跕蹀，开元初废除。晋代处士冯翼穿布制大袖衫，四周用黑色镶边，下面加襕，前面系两条长带，隋、唐朝廷内外都穿这种服装。三代以前都赤足，后人开始穿木屐。伊尹穿草鞋，秦代兼用丝、皮制靴。唐代宗朝，凡在宫中侍奉宫人的，都穿红锦靿靴。这就是郭若虚论说绘画中衣冠制度的不同。他说三代以前都赤足，并不对。冠履制度从轩辕时就很详细了，怎么能说赤足呢？古代戴冠而不戴帻，汉元帝时才把头发束起，用帻蒙在上面。王莽头顶秃了，才开始在冠顶加屋；袁绍开始制作缣巾，魏武帝裁制成帛裌。林宗折巾角，文若制成分岐。南渡后的永明年间，把纚改为羃防；白帢、练布从王丞相以后盛行，小冠宽衣在晋末更加流行。晋人放达旷纵，在宴席上穿木屐，不过木屐还有露卯、隂卯的区别。妇女的髻、紒样式不一，元康以后盛行用五兵作装饰。束发逐渐放松，后来甚至披到额头。我在《巵言别录》两卷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像郭若虚所论，遗漏错误很多，画家不可不审察。如今的画家，君主就画成戴翼善冠、穿黄袍、系玉带而没有挞尾；宦官则画成今天的衫帽。贵官戴汉代冠，其他士大夫戴唐巾，不再顾及时代。难道只是汉光武帝东封泰山时，观礼者中有僧人；梁武帝郊祀时，随从只骑马而已吗？三代和两汉都使用马车，魏、晋直到梁、陈都使用牛车。元魏的君臣有乘马的，也有乘牛车的。唐代即使君主、妃后，也不是骑马就是乘步辇，除郊祀以外不乘车。考察张彦远论画说：“失去自然之后才有所谓神，失去神之后才有所谓妙，失去妙之后才有所谓精。精本身就是一种弊病，于是成为谨细。自然是上品中的上等，神是上品中的中等，妙是上品中的下等，精是中品中的上等，谨细是中品中的中等。”宋代邓椿说：“自古鉴赏家把品第分为三等，叫作神、妙、能。只有唐代朱景真编撰《唐贤画录》，在三品之外又增加逸品。后来王休复撰写《益州名画记》，便把逸列在首位，而神、妙、能依次列后。朱景真虽说逸格不拘常法，可以借此表明贤愚，但逸品之高，难道能附在三品之末吗？不如王休复把它列为首位更为恰当。”他的意思似乎也是承继张彦远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张彦远的论说大致喜欢标新立异，不很合乎道理。画达到神的境界，技艺便完备了，难道还会有不自然的吗？如果有一丝一毫不自然，就不能称为神。至于逸品，本来就应置于三品之外，怎么可以排在神品之上？只是不能拿它同妙、能比较高下罢了。宋代大小米，元代高克恭、倪瓒，云山、眉山、竹石等画，足以列入逸品。郭若虚说：“佛道、人物、士女、牛马，近世不如古代；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古代不如近世。怎么证明呢？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元以及阎立德、阎立本，都纯厚、庄雅、端正，出于天然本性。吴道子的作品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号称画圣。张萱、周昉、韩干、戴嵩，气韵、骨法都出人意表，后世学者始终不能达到。所以说近世不如古代。至于李成、关仝、范宽、董源的遗迹，徐熙、黄荃、边鸾的踪迹，前面没有可以师法的，后面也没有能够继承的人。即使二李、三王之类重新出现，边鸾、陈庶之流再次出生，又将如何在其中下手呢？所以说古代不如近世。这句话也可算定论。然而人物画以吴道子为圣，山水画以营丘为神。由此推论，宋代仲期应当推尊李伯时，元初一定要让给赵子昂。因为这两位虽然不敢凌驾于吴道子、李成之上，却能兼取两家的长处，正是这个缘故。” 吴道子、李思训以前的画家，画得真实却流于庸俗；荆浩、关仝以后，画得高雅却过于空虚。如今高雅的画道还存在，真实的功力反而成了弊病。夏文彦论画分为三品说：“气韵生动，出于天然，别人无法窥见其中巧妙的，叫作神品；笔墨超绝，设色传染得当，意趣有余的，叫作妙品；能够得到形似而不失规矩的，叫作能品。”这样说来，神品就是自然。夏文彦又说：“唐代及五代的绢素粗厚，宋代的绢轻薄细密。御题画作中真伪相杂，我检验过，没有不相合的。” 沈存中说：“董北苑多画江南真实的山，不追求奇峭。僧人巨然继承并阐发董源的画法，都达到了精妙的道理。大体说来，董源和巨然的画笔，都适合远看。他们用笔很草率，近看几乎不像物象；远看则景物灿然，幽深的情致和深远的思绪，好像看到了奇异的境界。我不能多见两位的真迹，每次看到沈启南的画笔，便私下思量他们的妙处。这位老人不只是鼻梁高隆，也时时有青出于蓝之处。” 画家所说的大小李将军，指的是李昭道和李思训。画格本来很看重李思训，但世人只知道有小李将军，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曾在徐封那里见过小李将军的《海天落照图》，真是妙品。后来它被一个权贵夺走，再次进入内府，听说已经烧毁了。大体说来，五代以前画山水的人很少。二李一派虽然极其精工，却未免伤于板滞细碎。王右丞开始能够发掘景物之外的趣味，但还没有穷尽。到了关仝、董源、巨然一辈，才以真实的情趣表现出来，气概雄伟深远，墨色光晕神奇。到了李营丘李成，山水画才达到极致。营丘有高雅的癖好，流传于世的画极少。范宽继承他，光彩焕发，足以并驾齐驱。此外如高克明、郭熙一类，也都卓然不凡。南渡以前，独以李公麟、伯时为最受推重。伯时的白描人物，远师顾恺之、吴道子；牛马则斟酌取法韩干、戴嵩；山水出入于王维、李思训之间，似乎达到了董源、李成尚未达到的地方。

译综合考察古人的论说，画家以顾恺之、陆探微为圣，以吴道子为神。吴道子兴起以后，前面的张僧繇、阎立本，后面的周昉、韩干，都应当退让。然而用本朝的标准衡量，即使这几位同顾恺之、陆探微并列，也不失为价值连城；吴道子稍差一些，他的价值又能怎样呢？巨大的壁画、高大的屏障，适合寺院，不是素室中收藏的东西。胡神袄像径长一丈、累寻之高，不是雅士所喜爱的。怒目、掀唇，突然如火奔雷，也不是世俗之内所欣赏的。即使瓘霭、求祝、图异之流，画史流传称誉，认为他们已经有所得，受业于吴门，也只能说接近而已。如今不仅没有遗迹可寻，向鉴藏家询问，也如秋风吹过耳边，完全没有回应。不仅如此，假使王摩诘、李思训去掉题款而只看画迹，恐怕也不能胜过王叔明、黄子久；假使李中正、高克明除去款识来评论，价值一定在李伯时、吴兴赵子昂之下。这虽然是习惯形成爱好、爱好形成风气，探究其缘由，也不能完全非难。但其中还没有出现像孔圣那样集大成、如奏金声玉振的人。自从元人擅长美饰，沈启南振兴声誉，文氏多方助益，远离俗气的人另行鉴赏，喜欢简易的人争相从事剪裁点缀，六法渐渐湮没，实在令人长叹。唐代的人物、马匹画，韩干固然光彩夺目，但人物不如周昉，马匹不如曹霸、陈闳。宋代花鸟画最著名的是黄荃父子，然而远远不如徐熙。画虎最著名的是包鼎，然而远远不如赵邈卓。这在当时已经有定论，只是后人偶然不知道罢了。如果韩干晚年之作，画马一定不在陈闳、曹霸之下。有两个名字而其实是同一个人的，是范中正、范宽。中正性情落拓而迟缓，有人把他看作范宽，后来便用范宽的名字题识。宣和秘殿收藏的画中也有这种情况，但妄为题识的人不知道这一点，竟把没有款识的古画题作“臣范宽进”，不知道范宽不敢用“范宽进御”的名义。只有一个款名而实际有两个人的，是钟隐。钟隐是天台人，师从郭乾晖，他画猛禽、荆棘尤其精妙。李后主李煜收藏的很多，但李煜自己所作的画也题作“钟隐”，大概是借钟山隐者之名来寄托自己。米元章不知道有钟隐，凡是画猛禽、荆棘的都归给李后主，更是可笑。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每次醉后先把沉墨泼在图障上，然后根据它形成的山石、林泉、云霞舒卷来描画，自然而然如同天成，顷刻间仿佛造化所成。张璪画松石山水，用手握住两支笔，一支画生枝，一支画枯桩，把四时运行的变化驱遣到笔端。他所画的山水高低错落、秀丽绝伦，咫尺之间层次深厚，几乎像断开的丝线却又相互联属。这两个人，一个被各家推为逸品，一个被众论称为神品。然而依我看，看到一时纵横挥洒的形状，难道能不令人惊目吗？寻究六要所依据的根本，却还不能使人真正心醉。后来读到张彦远的记载，说他收藏王洽的遗迹颇不少，却也没有见到超绝之作。《名画杂记》说：“王墨【就是王洽】”，又记载李灵省，也近似这种画法。南渡以后，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四家都进入祗奉之列，各自建立了画艺声名。画家虽然把他们称为“残山剩水”，但可以说是精工的极致。有人说四家是梅道人吴仲圭。画家中眼里不把前辈放在眼里、自我标榜极高的，没有比米元章更甚的。这位先生虽然有气韵，不过是偏于一端的学问，半日的功夫罢了。然而他仍然不得不推尊顾恺之、陆探微，恐怕是爱好名声，未必真正相合。米友仁没有失当，虎头、吴仲圭略有功力。仲圭的画法来自董北苑、巨然。文与可画竹，是竹画中的左氏；苏子瞻却像庄子。又有息斋李衎，也以画竹闻名。所谓“东坡的笔法精妙却不真实，息斋的竹子真实却不精妙”，说的就是这个。梅道人开始穷究竹画的各种变化，但流传久了，真迹赝品混杂。我朝王孟端、夏仲昭可以列入能品，却没有得到其中的风神。近来这已经成为画家避开拙劣、免除俗气的一条专门途径了。赵松雪赵孟頫、梅道人吴镇仲圭、大痴老人黄公望子久、黄鹤山樵王蒙叔明，是元代四大家。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是逸品中的人物。盛懋、钱选次于他们。赵松雪还擅长人物、楼台、花树，描绘精妙绝伦；到了高彦敬等人，只是直接写意、取其气韵罢了。如今人们极其推重这种画法，宋代画体因此发生了变化。高彦敬像米芾父子，但另有韵味。黄子久师法董源，晚年稍加变化，最为清远。王叔明师法王维，浓郁深厚。倪元镇极其简淡高雅，看似柔嫩却苍劲。有人说宋人画容易临摹，元人画难以临摹；元人还可以学习，唯独倪元镇无法学习。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却还没有理由驳倒这种说法。《职贡图》是梁元帝镇守荆州时所作，开头画各代人物，后来画蜑人，共三十多个国家，就是萧翼带去给僧人辨才看的那一幅。《王会图》则是在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时，颜师古请求仿照《周书》的《王会篇》，命阎立本绘制，称为《王会图》。唐武宗会昌年间，黠戛斯来朝，李德裕请求续画《王会图》。阎立本又有《西域图》，兼画当地山川，其中有容貌奇异的伽梨，共九国，里面有狗头大耳鬼国。用脩说梁元帝有《职贡图》，而阎立本没有，这是不对的。宣和内府收藏有阎立本《职贡图》两幅，另有《异国斗宝》一幅，就是所谓狗头大耳鬼国。《西园图》相传为顾恺之所画，内容是魏太子清夜游，梁代诸王题跋，褚河南装裱；它从张丞相弘靖家进入内府，崔监军潭峻将它带出，转入王丞相涯家，流落到郭侍郎那里，令狐丞相又重新收入内府。如今流传的《西园图》，是王晋卿请李检法公麟所画的苏、黄、米、秦诸公雅集图。明朝兴起后，擅长丹青的何止几百家？然而最有名的，不过十分之一罢了。他们所画的山水、人物、花草、禽鱼，不过几种，而我们吴地大约独占其中大半；即使把各地光彩夺目的画家都算上，也比不过吴地。姑且记在下面：画院祗候，到宣宗朝才兴盛。宣宗也很擅长绘画，而这时戴文进被征召入京，却独自遭人进谗而放归，贫困而死。文进名璡，钱塘人，死后人们才开始重视他，以至于把他看作本朝第一人。文进的画法源自郭熙、李唐、马远、夏珪，但精妙处多由自己发明，俗话说是既属于行家又有锋利之处。

译沈周字启南，别号石田，是吴地相城人。他的父亲也擅长绘画，能够振兴雅趣、去除俗气。到了启南，才达到精妙境界；北宋直到元代的名家，他都能一一变化出入，而对于董北苑、僧巨然、李营丘尤其得其心传，稍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发挥。遇到得意之处，恐怕各位名家未必就能超过他。启南有一种本色，虽不很受称许，却因名声很高，年代一久，赝作纷纷流传。原来李伯华把他的画评为第三等，还说它僵硬、枯涩。我于是拜访李伯华，把沈周的画全取来观看，却没有一幅真迹，因而大笑而出。近来吴中名士更加推重启南，争相购买，佳作大量出现，他的价格于是与宋元诸名家相等，识者并不认为过分。有人说启南仿效各家笔意，都能胜过真迹，唯独不像倪元镇，大概是因为老笔超过了他。杜堇起初姓陆，别号古狂。他画界画楼阁、人物，严整高雅，深有古意；山水、树石不太出色，也是白描中的第一流；花卉颇为精雅。吴伟，江夏人，别号小仙，入宫供奉于仁智殿。他画人物，取法吴道子，纵笔挥洒，不太在意工整，却奇逸潇洒，动人心目。山水、树石都用斧劈皴，也十分遒劲紧健，适合画在祠堂墙壁和屏障之间。至于手卷、单条，恐怕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传承吴伟画法的人，以平山张路最有名。然而他不能得到吴伟秀逸之处，只有遒劲罢了。北方人推重他，把他的画当作至宝。真迹、赝品混杂，丑陋的仿作者实在很多。吴伟本人也未能免除这种恶劣画风的牵累。唐寅字伯虎，吴地人。乡试考取第一名，因事获罪而到官府受审。伯虎才华很高，从宋代李营丘、范宽、李唐、马远、夏珪，到前代吴兴赵孟頫、黄公望等几位大家，没有不研究透彻的。他运笔极其秀润缜密而有韵度，只是稍显小弱。文待诏文征明看见前代待诏，说其画法出于赵吴兴以及王叔明、黄子久之间，又有董北苑的笔意，大体也有不少来自沈启南。遇到合作得意之处，单行小幅画也神采气韵俱足，俨然有生气，确实值得欣赏。唐寅已经名重海内，而市井小民为牟利仿造的很多，流传远近，百幅中难得一真。世人也不懂得分别，大致把他与伯虎相提并论，可以称为伯、季。周臣别号东村，也是吴地人，所得宋代郭熙、李唐、马远、夏珪的画法尤其深厚。他的用笔同唐寅相比也很熟练，只是所谓行家之意更胜一筹。唐寅每逢应酬，多跟随周臣放笔挥洒；开始落笔就像周臣的人，可以说是在文进之外又承接了一派。仇英，号十洲。他出身于漆工，平常以绘画为业。周臣认为他不凡，便教导他。他对唐、宋名人的画无不临摹，而且都有稿本。他临摹时能够逼真到夺走真迹的神采，连米襄阳也不足以同他相比。他曾替周六观画《上林图》，其中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帜、车辇、军容，都是揣摩古代贤人名家的笔法，斟酌而成。可以说是绘画艺术的极境、艺林中的盛事。假使仇英稍能用自己的意思加以发挥，那么凡是他挥洒的作品，何必还要依赖古人呢？陈淳字道复，长洲人，后来以字行世。道复擅长诗词和书法，年轻时画画也学习元人，十分精工。中年忽然在米芾父子、高尚书之间斟酌取法，只作写意画。他画花鸟尤其有深趣，只是浅色淡墨，时间久了逐渐消失。其子陈括画花草似乎胜过他。吴中又有张灵，字梦晋，擅长小幅竹石花鸟；周官擅长山水，在白描方面尤其精绝。吴延孝擅长花草，但因早逝，所以传世作品很少。谢时臣别号樗仙，很能画屏障大幅，有气概，但也不免有丝理方面的毛病。这也是兼取戴进、吴伟两家画派的人。王吏部谷祥，长洲人，因为仕途失意而弃官，多次被推荐都不肯起用，天下人因此推重他。吏部年轻时画写生，设色渲染有法度，受到士林重视。中年以后完全不肯落笔，世间流传的作品全是赝本。陆治字叔平，是吴地的生员，有风度情调而且极其耿介，已经将近八十岁。我同他友善。叔平擅长写生，能够得到徐熙、黄荃的遗意，只是不如道复那样精妙而真实。他画山水喜欢仿效宋人，同时时时发挥自己的意思，风骨峻拔削劲，构思如云霞涌叠，但也不免显露出路径。我对他说，再过两年一定会大成，我非常赞许他。文待诏的侄子文伯仁，年轻时传承家学，时时以巧思加以发挥，画横披大幅，很有青出于蓝的声誉。晚年自足自得，偶尔走入偏路，声望也稍稍低于文待诏。文待诏的次子文嘉画山水，清远而有倪云林的情趣，士林很看重他。钱谷字叔实，也同我友善，完全具备沈周的画法，只是功力稍差一些。他曾同我画《池上篇》《西园图》《溪山深秀》，共两卷，明朗而幽深，各自有情致。吕纪，宁波人，因为被推荐而入宫供事于仁智殿，官至锦衣卫指挥。吕纪画禽鸟，如凤凰、鹤、孔雀、翠鸟、鸳鸯之类，都有法度，生气勃勃。当时极受贵重，如今随着时代趣味变化，声誉渐渐降低。他的同乡传摹他的画作，用来绘制屏障出售，越发令人厌恶。林良也因被推荐而任锦衣卫百户，入宫供奉。林良取水墨画烟波中时隐时现的景象，以及野鸭、大雁啄食和悠然自得的姿态，颇有清淡意味，却没有神采。同时有个孙龙，更加如此。叔平有重操守、好洁癖的性情，晚年更加突出。有一个贵官的儿子，通过某位相识的人请他作画，叔平替他画了几幅，对方于是送来价值几十金的礼币致谢。叔平说：“我是替那位相识的人作画，不是替您作画。”当即退还礼物。我遭逢父母丧事而居丧守庐，他便来吊唁。几个月后，我收到他赠送的《桃源图》，大幅纸上写着：“区区三年功力，只是用来博您一笑罢了，不敢有所求。”后来他又托我认识的人来表达心意，想求我为他作传。我一向推重其为人，答应了他。叔平于是非常高兴，带着礼币拜谢请求。我文章写成，等待修整完毕，叔平带着随从来到墓地。我回报致谢并邀请他，他留到整日整夜。他住处十分萧然，我叫来羊和酒同他痛饮。从此他每次从洞庭回来得到我的诗，便分作十六景画来赠给我。又替我临摹王安道《华山图》四十幅，都有精妙情致。我本来并没有敢请他作画。凡是叔平的画，强求他反而一定不能得到真正的佳作，只有不勉强他，才有时可以得到。刘完庵珏的画也十分精绝，有前代人的风格。张静之宁自以才情著称，恐怕还不能算真正的名家。

译白石翁沈启南性情博爱而旷达，有人拿沈翁的赝品来求题，他也欣然题写，从不计较，因此沈翁的赝迹遍天下。到了晚年，他亲自收藏自己的真迹，也有收到临摹本的。弘治年间，给事、御史都被逮捕，太宰屠公滽请求让各曹郎署共同办理此事；学士杨公守阯上书争辩，认为应当上疏释放被逮捕的人，不应迁就而助长君主的过错，再以处理事务为借口。沈翁听说后，心里很赞许杨公的作为，作五言长篇五百字讥刺屠公。后来有厌恶沈翁的人把这件事告诉屠公，屠公便依原韵寄诗给沈翁；虽然借此自我解嘲，却完全不介意。沈翁感到惭愧，又依韵作诗致谢，从此两人便成为知己。后来屠氏得到沈翁的画很多，前后不断赠送财物给沈翁，人们都称许他们二人贤德。嘉靖初年，周东村周臣的画刚有声名，而严嵩任南京吏部尚书，索要他的画，他多次不能满足，甚至命令巡抚派人拘捕，周臣几乎遭遇锁押之祸。他恳请有势力的人从中调解，事情稍有缓解，却仍被追到南京，为严嵩画了两个月，抵偿画价，疲惫不堪地回来。孙滁阳任河南巡抚时，对张平山张路发怒，张路没有按时前来，孙滁阳诱骗他入桚，张路便用左手手指、右手画钟馗。恰逢左辖经过等候，张路恳求他，才得以解脱。张路感激左辖的恩德，用毕生功力画了四幅画来酬谢，因此颇有名声。同样是画画这一技艺，人的遭遇是否顺遂，竟然差到如此地步。文待诏称沈启南为先生，常对人说：“我的先生不是人间人，是神仙中人。”即使有百个文某，又怎么敢企望呢？看沈启南得意的作品，确实应当像这句话所说。我的弟弟有一天问文待诏：“道复曾跟随您学习书法和绘画吗？”文待诏微笑着说：“我的道复只是跟我学习科举文章罢了，他的书画自有门径，不是我的门徒。”可见他心里对此很不满意。文待诏一生有三类人的书画请求不肯答应，分别是亲王藩王、宦官权贵和外国人。但从他的子弟、旧交、宗族亲戚那里买到的，也不少。正德末年，文待诏困居于生员身份，而唐伯虎以山人为生直到老年。宁庶人仰慕他们的书画，用金钱并以卑下的礼节聘请他们。文待诏推辞不去，唐伯虎去了，却看见宁庶人已经有谋反的迹象。于是唐伯虎假装清狂，宁庶人派人来时，有时放纵饮酒，箕踞而坐，肆意谩骂，甚至显露污秽。宁庶人说：“果然是狂人吗？放他回去。”唐伯虎回去两年后，宁庶人反叛，唐伯虎已经去世。文待诏从此声名更加显著，被推荐起用，参与修撰国史。北方同馆的同僚向文待诏求画，不以礼相待，文待诏多不答应，他们便散布流言说：“文某应当到西殿供事，为什么要侮辱我翰林？”这话被文待诏听见后，他更加不高兴，决意归乡。归乡三十年，声名更加显赫，天下人奔走拜访求画，没有一天空闲。他居住的地方，比卿相府第还受重视。杨君谦《吴中往哲记·风雅类》说：沈氏有两位先生，哥哥名贞吉，号南斋；弟弟名恒吉，号同斋。他们是相城的世家，都擅长唐律诗，也擅长绘画。每作一首诗、画一幅屏障，一定要经过数月甚至一年才拿出来，不能用钱帛购买，所以越是难以得到，越受重视。在家庭之间，彼此唱和酬答，下至仆役，都熟悉文墨。两人都活到八十多岁，启南就是恒吉的儿子。王百谷把这两位老人同启南一起列入神品，稍微有些曲意逢迎。山东李伯华开先家中收藏明代绘画几百幅，曾拿出来给我看，没有一幅是真的，却肆意把它们分等品评，妄加评论驳斥，还刊刻流行于世，真可说是盲人看场，足以供人讥笑辱骂。《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宛委余编》卷一 我过去有《艺苑巵言》六卷，其中第六卷对作者的生死存亡没有褒贬，只是从书史中搜集一些浮泛的言语，稍微有些可以考证的价值，至于有些杂乱而对文字没有帮助的，就想舍弃不录。因为把它看作自己的敝帚，不忍心丢弃，便又留下来。后来因上书获罪，被拘系在招提寺中，没有其他书可带，偶尔从佛、道二藏的遗编中得到一点波澜，或有时追绎自己腹中旧学的残余，合在一起另外编成四卷。游历晋地以后，又每天有所记录，于是再增补为十卷。最后归居故里，又得到六卷，命名为《宛委余编》。宛委，是黄帝藏书的地方。唉！孔子教导门人说：“弟子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又接着说：“要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学习《诗》而且旁取鸟兽草木的名称作为可贵之处，那么用鸟兽草木的名称来传述《诗》的人，十个人中难道不会有一两个有所补益吗？即使那些士大夫先生们拱手谈论性命之学，说：“我用一贯通所有道理”，又有什么能不被我超过的呢？唉！唉！是我错了，我竟然沉溺于这些末节之中了。王世贞叙。朱鹭，是鱼名，也叫乌鱼。乌，也就是鹭的仪态容貌。乌转为鸦，鸦又转为雅。“食茄下”中的茄，是荷，原文应当作荷茎。黄姑就是河鼓，后来转声称为黄姑。古人把牵牛星称为河鼓。如今星历家把牵牛、河鼓看作各自的一颗星。晨风、海月，名称都很古雅。晨风是鹯。海月像水母却不是水母，大如镜子，白色而正圆。它的柱状部分像搔头，味道很好。王勃说“落霞与孤鹜齐飞”。宋人说落霞就是飞蛾。想来飞蛾或许有这个名称；如果王勃的赋把飞蛾对作孤鹜，那会是什么景象呢？现在世人总称鞋履为鞋，有时称履，有时称鞋。考察《古方言》说：叫作不借。朝鲜洌水一带叫作防角。南方江淮之间统称为麤梁。徐州上邳、沂水一带叫作防角，有的写作屣，有的写作防【下几切】，有的写作緉，有的写作▯。它们的名称就是这样不同。不借是草鞋，不落是酒杯，不托是防饦，不律是笔。笔又名聿，又名弗。军持是净瓶，绕梁是乐器。枤名为扶老，鸟也叫扶老，虫名叫寄生。军装也叫寄生，鹯叫晨风。马也叫晨风，木名叫长卿。蟛越也字长卿。草叫屠苏，屋叫屠苏，冠帻叫屠苏，酒也叫屠苏。藁砧是丈夫，石阙是碑，这些都是方言。琵琶有大小之分，忽雷是马，忽雷驳也是马名。鳄鱼也叫忽雷。赵后名叫飞燕，张平有一条狗，也叫飞燕。又有一种红阳飞燕，是马。仙人名叫王母，函山的鸟也叫王母。句践名为越王，海中一种像▯的海味也叫越王。梁王名为彭越，海中的小蟹也叫彭越。相马之人名叫博劳，鸟也叫博劳，声音也叫博劳。见《乐府》和《谣》。仲由字子路，熊也叫子路。见《续博物志》。将要离别时赠送芍药，芍药也叫可离；相互招呼、赠送文辞，没有文字就没有一个名称叫当归；想要使人忘却忧愁，就赠送丹棘，丹棘又叫忘忧；想要消除人的愤怒，就赠送青裳，青裳又叫合欢。后人折柳赠别，折梅寄给远方的人【见《古今注》和《董子》】。屈轶可以指示奸佞【见《论衡》】；帝休可以使人不忧愁【见《山海经》】；芍药可以养性【见《博物志》】；皋苏可以消除愤怒【见王粲书】；甘枣可以使人不迷惑【见束晳《发蒙记》】；树有长生【见《邺中记》】；木有无患，果实确实可以去污垢【见《纂异文》】。果树中有隐夫，树木中有女贞，又有平仲；君迁子药有长卿，简子树有长生，万年有灵寿，君子有女贞，端正都是美好的名称。宾连、阔达，平露、紫脱，华平、恒春，都是吉祥的名称。有面树，就是南方的桄榔。酒树，就是椰树。肉树，就是端溪的猪肉子。它大如杯子，烤熟后食用，味道像猪肉而且很美味。椰树像酒树，汁液甘甜但味薄，也不值得饮用。像顿逊国那样，把树叶的汁液取出后停放几天，就成了好酒。枸楼国有仙浆，是从树腹中取出的。又有青田核，把它放入水中，片刻便变成酒，这才是真正的酒树。还有酒山，是南昌国的仙山泉水；有酒泉，是凉州地方的水。又有枳椇子，味道甜美如饴，能使酒味变淡。如果用它的木材作屋柱，一屋子的酒都会变淡。相思子有藤本的种类，和龙脑相宜，能够使香气不消耗。《搜神记》说：这是韩朋墓上的树木。《霍小玉传》中也有这种说法。苹婆应当写作频婆，它同末利一样，起初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读《翻译名义》说：“频婆，汉语是相思；末利，汉语是柰花。”大概都是梵语的音译。栴檀本来是香名，佛家解释为“离垢”，如今的檀香又沿用了这个名称。又有频婆，是如今北方土地所珍爱的果树，古代却很少见于经籍，只有《楞严》等经书中有它；有人说元代时传入中国后才盛行。考察《洽闻记》称：唐永徽年间，魏郡人王方言曾在河中沙滩上拾到一株小树，把它栽种下来，长大后原来是林檎。果实大如小黄瓠，颜色白如玉，中间夹有朱红色，味道非常美。王方言把它进献给唐高宗，种在苑中，称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有人称它为联珠果。皇帝赐王方言文林郎的官阶，又称它为文林果，俗称苹婆果。考察可知，这才是真正的频婆果。《广志》说，林檎像红色柰子，又名黑檎，也名来擒。如今频果只产于北方，淮河以南绝对没有。广固本来有林檎，怎么会有频婆果呢？夜合花开放，香气充满庭院。如今人们把百合称为夜合，似乎不对。考察可知，夜合本来像梧桐，枝条柔弱，叶子繁茂，彼此交结；一名合昏，一名青裳，也就是合欢。嵇康曾把它种在屋舍前。如今百合花也早晨开放、夜晚合拢，但它是草本，香气尤其浓烈。“卢橘夏熟”这句话，注文已经解释错了。杨用脩根据《吴录》《地理志》说：朱光禄任建安郡守时，庭院中有橘树，冬月把树覆盖包裹起来，到第二年春夏，果色变成青黑，味道格外美，说这就是卢橘。然而这并不是上林苑所种的卢橘。考察《魏王花木志》说：卢橘，蜀地有。给客橙，像橘却不是橘，像柚而有香气，冬夏花果接连不断，有的像弹丸，有的像拳头，一年四季都能食用，也叫卢橘。蜀地的树移栽到上林苑，本来很容易。

译右军王羲之的帖中有“日给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有杜恕的《笃论》说：“日给子的花同柰花相似。柰结果实，而日给子花落；又好像是不结果实的。”卢循送给宋武帝益智粽，又送给远公。考察顾微《广州记》说：“益智的叶子像襄荷，茎像竹箭，果子从中心长出，一枝有十个果实。果实里面有白色硬骨，把它剖成四片去掉，取外层果肉用蜜煮成粽子，味道辛辣。” 自从太史氏说司马长卿所记载的草木鸟兽往往超过实际，后人便相沿对此产生怀疑。于是把“卢橘夏熟”“答遝离支”等话都认为是增饰。考察《西京杂记》记载：梨有太谷、细叶、缥叶、金叶、瀚海、东王、紫条、紫李、青李、芳李十种；枣有弱枝、玉门、青华、赤心、西王、棠枣、梬枣七种；栗有▯、榛、瑰、峄阳四种；桃有湘核、金城、绮叶、紫文、秦桃、榹桃、霜桃、胡桃、樱桃、含桃十种；李有青绮、青房、同心、车下、含枝、金枝、颜渊、紫李、绿李、朱李、黄李、羌李、燕李、蛮李、侯李十五种；柰有白、紫、绿三种；樝有蛮、羌、猴三种；椑有青、乌、赤叶三种；棠有赤、白、青、沙四种；梅有紫叶、紫萼、同心、丽枝、朱梅、燕梅、猴梅七种；杏有蓬莱、文杏二种；桐有椅桐、梧桐、荆桐三种；林檎十种，枇杷十种，橙十种，安石榴十种，楟十种，白银树十种，黄银树十种，槐六百四十种，千年长生树十种，万年长生树十种，扶老木十种，守宫槐十种，金明树二十种，摇风树十种，鸣风树十种，琉璃树七种，池离树十种，离娄树十种，白俞、椈桂、蜀漆树各十种，柟四种，枞七种，括十种，楔四种，枫四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年〕 后来又说：从上林令虞渊那里得到群臣献上的草木名称二千多种，后来失去了原本，这些只是凭记忆记录下来的。茂陵富人袁广汉的园中有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以及奇异的兽类、怪异的禽鸟、江鸥、海鹤，全都没收入上林苑。太液池中有鸣鹤，还有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池中有洲煔树一株，树围大约六十围。五柞宫有五柞树，树荫覆盖数十亩。《三辅黄图》说：汉高帝时南粤王进献龙眼树，汉武帝从交阯移来荔枝一百株栽在上林苑，建造扶荔宫。宫中有菖蒲一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树一百本、蜜香和指甲花各一百本，龙眼、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都一百多本；其中荔枝只有一株特别茂盛，却忽然在一天晚上枯死，守护的官吏死了一百多人。草木多到二千多种，那么司马相如所说的确实不是虚妄。那些贫寒的读书人再也不知道前代帝王的富盛，便不肯相信，真令人发笑。《亢仓子》说：“适时生长的禾，茎秆长，穗子大，谷粒圆，糠薄，米粒饱满而香，舂起来容易变白，吃了能使人强健。失时的禾，芒长而茎小，穗尖，多秕而青涩。适时生长的黍，穗不带芒而长，米多而糠少。失时的黍，根大、茎华而叶肥，穗短。适时生长的稻，茎秆繁茂而长，穗子像马尾。失时的稻，茎细而不茂盛，糠厚，容易枯死。适时生长的麻，节疏而色泽明亮，麻茎坚实而根小。失时的麻，枝蔓繁多而茎短，节高而叶易生虫。适时生长的豆，茎长而枝条短长参差，豆荚每群二七个，枝多节多，叶茂实繁，称起来重，吃了能使人恢复元气。失时的豆，中心茎长而蔓条浮弱，叶虚、根疏、节少，豆荚小。适时生长的麦，茎长而穗颈聚集，每行二七穗，麦芒薄而色泽有光，吃了使人肥壮有力。失时的麦，容易使人胕肿多病，苗弱而穗短。这是农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适时与失时的说法，其他事物也有这样的情况。各种土壤的优劣，分为五粟，其次为五沃，再次为五位，再次为五蘟，再次为五壤，再次为浮。” 上等土共有三十种，物类分为十二等。中等土称为五怸，其次为五垆，再次为五壏，再次为五剽，再次为五沙，再次为五塥。中等土共有三十种，物类分为十二等。下等土称为五犹，其次为五▯，再其次为五殖，再其次为五觳，再其次为五凫，再其次为五桀。下等土共有三十种，物类分为十二等。各种物产大概都是根据土地来确定种类，所以不会遗漏土地的利益。儒者说，圣王在世时有▯脯、蓂荚、屈轶、觟防。▯脯是厨房中自然生出的肉脯，薄得像▯的形状，摇动它便生风，能使食物寒凉而不腐败，这件事极其可笑。蓂荚生在台阶旁，每月初一长出一荚，到十五日长满；十六日开始一荚一荚落下，到月底全部落尽。圣王不必查看历书，就能知道朔日。宋之问所说“节晦蓂全落”，就是这个意思。屈轶就是所谓的指佞草。觟防是一角羊。皋陶审理案件时，对于罪行可疑的人让它去触碰，有罪便触碰，无罪便不触碰，就是今天所画的獬豸。又有仓兕，是水中的兽。一身九头，善于倾覆船只。师尚父渡孟津时，用它来号令众人，命令大家迅速渡河。王充对此都有辨析。五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石芝中红色的像珊瑚，白色的像脂肪，黑色的像漆，青色的像翠鸟羽毛，黄色的像紫金，都光明透彻，在昏暗的夜里能够照亮。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中还有石蜜芝、石桂芝、石硫黄芝。木芝有威喜芝、飞节芝、樊桃芝、参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华芝、黄蘗、檀树芝。草芝有独揺芝【没有风也会自动摇动】、牛角芝、龙僊芝、麻母芝、白符芝、隐晨芝、朱草芝、五德芝、龙衔芝。肉芝则有万岁蟾蜍、千岁蝙蝠、千岁灵龟、风生兽、千岁燕之类。菌芝形状像宫室，或像车马，或像龙虎，或像人形，或像飞鸟，五种颜色没有固定。以上五种芝服食后都能使人长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种：龙僊、参成、燕胎、夜光、玉芝。霍山有五香芝。良常山有萤火芝。神山有黄龙芝。此外还有人芝、月芝、山芝、火芝、凤脑芝、金兰芝、隐晨芝、紫朱芝、朱草芝、赤云芝、月精芝、黑芝、金芝、万年芝、夜光芝、白云芝、云母芝、华芝、鬼芝。

译这样看来，大观、政和年间王钦若、丁谓、蔡京等人进献的，都不过是鬼目一类的东西罢了。《禽经》说：“风鸟飞翔就会起风，雨鸟起舞就会下雨，霜鸟飞行就会降霜，露鸟高飞就会有露。”风鸢属于霜鸟，即鹔鹴；露鸟就是鹤。雨鸟则是商羊，这些都是鸟名。这四个名称非常奇异。又用肫来预兆风，用鼍来预兆雨。肫就是江猪。喜鹊知道风，蚂蚁知道雨。五彩的鸟，有鸟冠像凤凰，名叫狂鸟，见于《山海经》。鳹鶨，俗称痴鸟，见于《尔雅》注。破镜是凶恶忤逆的兽。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就是枭。按照这种说法，枭吃母亲，破镜吃父亲。拥剑是一只螯一边特别大的蟹。狸又名不来。射狸，意思是因为它叫“不来”，所以射它。狐疑、狼狈都是著名的兽名。犹豫，犹是一种兽。《尸子》说：五尺长的狗叫豫。《说文》说：陇西一带俗称狗子为犹子。《尔雅》说：犹像麂，善于攀登树木。“无恙”中的恙是一种虫；“无它”中的它是一种蛇；流离是一种鸟；焉是一种鸟；能是一种兽。能又收入“才”韵，指三足鳖。乙是一种燕，又有一种说法说乙是鸿。琉璃本来也叫流离，见《汉书》。率然是一种蛇，果然是一种兽。▯丝没有根却能生长，蛇没有脚却能行走，鱼没有耳朵却能听，蝉没有嘴却能鸣叫，龙用角听，牛用鼻子听。石脾进入水中便干燥，离开水便湿润。独活有风时不动，没有风时反而自己摇动。鸺鹠白天昏暗、夜间明亮；防在白天潜伏、夜间活动。南倭海滩上的蚌，泪状物附着在壳上时会显色，白天隐藏、夜间显现。沃山的石头滴水后会显色，白天显现、夜间隐藏。睡莲白天开放，夜间缩入水底；梦草白天缩入地下，夜间又出来。蜗牛能够制伏即且，即且能够吃巨蛇，巨蛇能够吃大象，喜鹊吃猬，猬吃鵔鸃，鵔鸃吃豹，豹吃驳，驳吃虎。其他如玄龟吃蟒，飞防能截断猿，狼虱能咬鹤，青▯能吃虎，吼能制伏狮，鸨能抵御猛禽，这些都是以小制大。所谓禽兽之间的制伏，关键在于气势。獬豸能触邪，又名神羊；穷奇能驱逐妖怪，又名神狗。这正好是工整的对偶【见《山海经》】。荀子说：“鯈防，是浮阳中的鱼。”我怀疑它就是所谓的阳鱎。金遇到伯劳鸟的血就会昏暗，铁遇到鸊鹈的脂膏就会光洁，石头得到喜鹊的髓就会融化，银遇到雉的粪便就会枯败；翡翠粉能使金蟹败坏，漆遇到人的气息会坏，犀角破裂。蚕只吃东西而不饮水，二十二天后变成蝉；只饮水而不吃东西，三十天后蜕变。蜉蝣不吃不饮，三天就死。人吃礜石会死，蚕吃它却不饥饿。鱼吃巴椒会死，防吃它却会肥壮。各种鸟，吃了对人有益的有：吃黄鸟能使人不嫉妒，吃鴢能有利于生育，吃▯鹃能治中暑，吃▯▯能使人不卧床，吃肥遗能治疫病，吃鸓▯能治痔疮，吃数斯能治瘿病，吃嚣能治腹痛，吃又能治痌病，吃鶌鶋能使人不饥，吃▯能治垫槖，吃▯能使人无所畏惧，吃鵸防能防止魇梦。当扈能使人不眴【眴即眼花】；白鵺能治咽喉痛，又能治痢疾；防渠能治▯【指皮肤皱起】。佩带鴖、鸓和防鵌，都能避火、避兵；青耕能避疫。各种兽，吃了有益的有：狌狌善于奔跑，吃类能使人不嫉妒，九尾狐能防蛊毒，天狗能治瘅病；防能治腹病【腹▯即腹病】；蠪蚳能使人不昏眩，獜能防风病。佩带猼訑能使人无所畏惧，讙和天狗都能抵御疾病，防防防能避火▯；用羊脂涂抹，可以治腊病【身体皱缩】。鱼类中，吃了有益的有：吃鯥能使人不生肿，吃防能防蛊毒，又能使人不痴。赤鱬能治疥疮，文鳐能治狂病，冉遗能使人不昏眩，鱃、滑和防都能治疣。何罗能治痈，脩辟能治白癣，儵能治忧病，防能治狂病。訾能使人不骄傲，鲋能治呕吐，箴能防疫病，蟞能防疠病，茈能治防病。佩带鳛鳛能抵御火灾。东方有两眼相连的鱼，叫鲽；南方有两翼相连的鸟，叫鹣；西方有肩并肩的兽，叫卭卭距虚。鲲是小鱼【见《礼记·内则》注】；蜚鸿是蠛蠓一类的小虫【见《史记》高诱注】。《霍小玉传》中有叩头虫。按《异苑》说：有一种小虫，形状和颜色像大豆，命令它叩头，它便叩头；又命令它吐血，它也照做，然后请求放掉它。稽颍每叩头七十次便发出声音。傅咸有《叩头虫赋》。又有一种虫叫螠，喜欢在▯发上缢死，所以“缢”字旁边仍有“益”字。螠又名缢女。万物的性情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丹铅余录》说：宋代官用的蜡烛，燃烧时烟雾形成五彩的楼阁、龙凤纹，不知用了什么药物。我私下认为是蜃脂形成的，详见《同昌公主传》。苏轼诗中说：“金赍玉鲙，饭炊雪，海鳌江柱。”刚离开泉州时，有人问苏轼，拿荔枝来比拟，说：“江瑶柱可以与它相敌。”郭璞《江赋》说：“玉珧海月，土肉石华。”《晋安海物异名记》说：“肉柱，肤寸，味美如珧玉。”《临海异物志》说：“玉珧柱，它的甲壳美如珧玉。”我非常羡慕它的滋味，却没有机会见到。问过一些人，有人说：“就是稍大一些的瓦垅子。”己巳年我遇到原奉化县令徐献忠，才知道详情。他说：“奉化四月间，南风刚起时，江瑶有时会上来一两次，可以得到三四百枚，有时连续几年都不上来。它像蚌而稍大，里面的肉腥而硬，入口不好，只有四片肉牙最好。长约一寸，圆径约半寸，白得像珂雪。用嫩鸡汁煮熟它，一沸腾就要立即起锅，稍久味道便尽了。甘甜、鲜美、脆嫩，美味无法形容。”这就是所谓的江瑶柱。如今海味不很受重视，江瑶柱实在很少，所以如此。福建的西施舌、蛎黄，宁波的酒蚶，辽东的鳆鱼最为上等；龟脚、蛏、吐铁、黄螺一类次之。然而吴中沿海有沙里狗，一说叫沙里勾，形状像彭越而呈黄色，用纯甘酒浸泡，味道远胜于各种海产。《临海异物志》称它为沙狗。《宋书》说，宋明帝嗜好蜜渍鱁鮧，用银钵盛放，一顿能吃几钵，却不知道鱁鮧是什么东西。读到一部小说说：“是乌鲗鱼的肠子。”有什么好处，能使明帝如此嗜好呢？后来我得到《齐民要术》中制作鱁鮧的方法：取石首魦鱼、鰡鱼等三种鱼的肠、肚和鱼胞，洗净沥干，放白盐，盐量比通常略多一倍，装入器皿密封，放在阳光下：夏天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天一百日才算制好。成熟后加入姜、醋等调味。书中又说，汉武帝追逐夷人到了海边，闻到香气却看不见东西，派人寻找，原来是渔父把鱼肠造在坑中，取出来食用，认为味道鲜美。考察起来，汉武帝虽曾渡江到海边，却不曾追逐夷人；“夷”这个名称恐怕也是附会。至于制作鱁鮧的方法倒是说得很详细，至于乌鲗鱼肠的说法，实在还没有弄清楚。

译《续汉书·礼仪志》说：仲秋时节，赐给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手杖，杖端有玉鸠。鸠是一种不会咽食的鸟，大概是取它不会噎住的意思。《风俗通》却说，汉高祖在京索一带战败，逃进草丛中，当时有鸠在草上鸣叫，追兵没有怀疑，于是得以逃脱。即位后制作鸠杖赐给老人，这种说法恐怕未必可靠。象胆按照四季所在的部位不同而在四足中移动，熊胆也在四足中移动；鱼胆春天靠近上部，秋冬靠近下部；蚺蛇的胆会随着击打而移动。以兽为鸟名的例子：张平的狗叫飞燕，王铎的矮脚狗叫花□，宋代的狗叫鹊。又据《周处风土记》说：狗有青鹯、白雀；秦皇的马叫铜雀、晨风；汉文帝的马叫紫燕；豫章王萧嶷的马叫飞燕；《尸子》中的马也叫紫燕；黄子的马叫黄鹄；曹洪的马叫白鹄。以鸟为兽名的例子：鹬叫鱼虎，杜宇叫谢豹，鵅是怪鸱，叫训狐，又叫训猴；鴗叫天狗，又叫鱼狗，怀疑就是鱼虎。西域的大鸟叫駞，齐国宫廷的一足鸟叫商羊。以鸟为官名的例子：少昊时用鸟来纪官。历正叫凤鸟氏，掌管分；玄鸟氏掌管至；伯赵氏掌管启；青鸟氏掌管闭；丹鸟氏为司徒；祝鸠氏为司马；雎鸠氏为司空；鸤鸠氏为司寇；爽鸠氏掌管事务；鹘鸠氏治理百姓，合称五鸠。五种工正称为五雉。汉代有执金吾，金吾是鸟名。魏代把各曹奔走办事的人叫鳬□，候官叫白鹭，骑将叫飞鸿。以鸟兽为官名的例子：唐玄宗封白色和绿色的鹦鹉为白衣使者、绿衣使者。齐高后主封鹰为凌霄郡君。隋炀帝封芙蓉鸥为碧海舍人。司马休之封骓马为扬武将军。齐萧太祖封赤马为龙骧将军。北汉刘主封黄骝马为自在将军。唐玄宗封骡为骡将军、白骡将军。鱼鹰、鱼虎、蜜蠧、蝎虎、蝇虎、鸿豹，都是因吃某物而得名。鸿豹就是鸨。鴈奴、虎仆，是因它们承担役使而得名。由鹿、雉媒，是因为用它们来诱取鹿和雉。吴归命侯时，把吴平家所生的鬼目菜当作灵芝，授予吴平侍芝郎的官职。然而郭璞所注《尔雅》说：“江东有鬼目草，茎像葛，叶圆而有毛，像耳珰，红色，成丛生长。”《广志》说：“鬼目像梅，南方人用来佐酒。”《南方草木状》说：“鬼目树，大的像木子，小的像鸭蛋，七月、八月成熟，黄色，味酸，用蜜煮后滋味柔美，交趾各郡都有。”这样看来，鬼目的形状有时是草，有时是树，有时是果实，与灵芝很不相像。吴代所生的，其实是菌蕈一类，不一定就是鬼目。宋天禧、宣政年间，灵芝多到几万株，人们都对此感到怀疑。我在世宗朝亲眼见过，五色而极佳的很多。到了世宗末年，奸人王金在崇文门外堆积巨木，放在阴湿处，再把药物涂上去，便长出灵芝，随着药物长成五种颜色，献上去后就得到了官职。这是前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以人名命名的药物，草木类有石韦、甘遂、王明白昌、栾华、封华、黄辨、苌楚、连翘、黄环、刘寄奴、陈思岌、桃朱术、周盈、傅延年、阴成生【都是菊花】、玉女、唐蒙【都是菟丝子】、马董【就是葳蕤】、房慈、方盖【都是防葵】、随脂【就是麦门冬】、牛遗、马舄【都是车前子】、诸薯【就是薯蓣】、林兰、杜兰【都是石斛】、马辛【就是菥蓂子】、孟推【就是青葙】、王连【就是黄连】、石鲮、石蹉【都是滑石】、屈人【就是蒺藜子】、戴糁【就是黄耆】、牛勒【就是营实】、黄德祖【就是淫羊藿】、黄文【就是黄芩】、石能、鲁果、能【都是石龙芮】、长孙【就是王孙】、黄良【就是大黄】、丁历【就是葶苈】、房图【就是桔梗】、盛椹【就是旋覆花】、陈知白【就是何首乌】、东方宿【就是羊蹄草】、铫弋【就是羊桃】、离娄【就是防茹】、石长生、陆英、蒲公英【都是蒲公草】、檀桓【就是蘗根】、赵李【就是李子】。海药有石决明；金石药有曾青、阿婆、赵荣、孔公蘖、殷蘖；虫药有单姥；果实有平仲、君迁、简子；带有番名的药有婆罗门【就是仙茅】、那耆、悉诃、梨勒。以官职命名的药物有防羌使者、胡王使者、葛上亭长、鬼督邮。马通说：“马勃是一种药草，也叫马勃【生长在园中长期腐烂的地方】。”鸟有白头翁【见《诸葛恪传》】，药物也叫白头翁【古人用它与苍耳子相对】。兽叫射干【就是狐】，树木也叫射干，药草也叫射干。人吃钩吻会死，羊吃了却会肥；神仙吞服巴豆会死，而防吃了却能长大；鱼吃莽草会死，人吃了却有美味；狗吃木鳖子会死，人吃了却没有毒。药物中有防妇、蛇婆、蛇公。《本草》说，海南出产益智，花和果实都长成长穗，分为三节。果实是否成熟，可以用来预候一年的丰歉。作为药物，它能治气病、利水，却不能增长智慧。卢循寄给刘裕的益智粽，就是这种东西。嵇含《南方草木状》说：“像笔毫一样，长七八分，味辛，混在各种调味品中，也可以加盐晒干。” 陈所敏说：“鸂鶒能够控制水，所以水中的寄宿之物没有能伤害它的；鸩能够走巫步，能禁制蛇，所以吃蛇；啄木鸟遇到蛀虫，能在洞穴中用嘴画成符字，蛀虫便自己出来。乌鸦有隐藏的巢，所以猛禽看不见它；燕子衔泥常常避开戊日、己日，所以巢不会倾塌。鹤有长水石，能够在巢中养鱼，而水不会干涸。燕子厌恶艾雀，艾雀想夺它的巢，便把艾草衔到巢中，燕子于是躲开。以上都是鸟类有智慧的例子。”巫步又叫禹步，大概因为禹为百神所畏惧，而且走路艰难跳跃，巫师便仿效这种步法，用来号令百神。

译叶寘《笔衡》说：杨廷秀考察河豚名称的来源，古书中没有见到记载。叙述此事的尤延之说：“左太冲《吴都赋》中有‘王鲔鯸鲐’，刘渊林注说：‘鯸鲐鱼形状像蝌蚪，大的长一尺多，腹部以下白色，颈部以下黄色，背上青黑色，有斑纹。性情有毒，即使小獭和大鱼也不敢吃。蒸煮后可以食用，肥美。’据此考察，关于河豚，没有比这里说得更明白的了。”杨廷秀查验后没有发现不同，于是感叹说：“尤延之真是书籍的厨师。”按《本草》记载，八种鱼可供食疗；我查到鯸鮧鱼有毒，不可食用。它的肝能杀人，因为腹中没有胆，口中没有鳃，所以知道它会害人。若中了这种毒以及鲈鱼毒，都可立即把芦根剁碎，煮汁饮用来解毒。又据说，这种鱼在水中游行时，有时自己撞到东西，便愤怒地胀大，浮在水面上，被乌鸦和鹞鹰吃掉。这样看来，鯸鮧就是鯸鲐，鯸鲐就是河豚了。然而《本草》第二十一卷中陈藏器又说：‘河豚味甘性温，无毒，主治补虚、祛湿、调理腰脚、消除痔疾、杀虫。江、河、淮水中都有。’如今没有听说河豚有治病的功效，而它的肝极其美味，也未必会杀人。它是否就是鯸鮧、鯸鲐，无法知道。然而除了河豚之外，没有听说还有另外两种鱼；古人流传下来的说法，也不过是影影绰绰罢了。偶然和客人一起吃这种鱼，觉得味道鲜美，于是把这件事写下来。陶宗仪记载：回回地区出产一种药，名叫火失刺把都，形状像木鳖子而较小，能够治疗一百二十种病，每种病都有相应的汤药引子。又说西域有老人绝食，只服蜂蜜，一个多月后大小便全都变成蜂蜜；死后用石棺盛满蜂蜜浸泡并埋葬，满一百年后便随之制成蜜剂。用刀切取七份服食，医生认为其疗效神奇。当地称为木乃伊，汉语叫蜜人。唐诗说：“红豆生南国，又豆蔻梢头，二月初。”按《岭海虞衡志》说：“红豆蔻花丛生，叶子细长像碧绿的芦苇，春末开始开花。先抽出一根花梗，有大苞片包着；苞片裂开后露出花，形成一穗，有几十朵花，淡红娇艳，像桃杏花的颜色。花朵重时下垂，像葡萄，又像火齐珠串，也像剪彩的鸾鸟枝条。这种花不结果，和草豆蔻不是同一种。每朵花的花心有两瓣并列，词人借此兴发，称作比目、连理，也可以据此证明用‘修’字来指豆蔻花是错误的。”贝壳直径达到一尺便算珍宝，形状如红色闪电和黑色云气，叫紫贝；底色白而有红黑色，叫朱贝；青色底上有绿色花纹，叫绶贝；黑色花纹上有黄色图案，叫霞贝。紫贝能治病，朱贝能明目，绶贝能消除气障，霞贝能制伏蛆虫。黑白各半的叫伏贝，能使人减少欲望，不可接近妇人；黄唇防齿而有红色斑驳的叫濯贝，能使人容易惊恐，不可亲近儿童；红色贯穿脊部的叫瞬贝，能使胎儿消失，不可接近孕妇；红色肉、红色壳、红色脉络的叫彗贝，能使人健忘；红鼻青唇的叫醟贝，能使儿童愚笨、妇女淫乱；脊上有纹、唇部有句纹的叫碧贝，能使儿童偷盗。贝壳中央红色而圆的叫委贝，能使人意志坚强。以上见于《相贝经》。《爱月斋丛抄》因为没有见到这部书而感到遗憾，所以记下其中几条。锦鸡有两种品类，服色也不同。郧中有很多这种鸟，我当时观赏它们，于是写成一篇赋。后来考察《禽经》，说朱黄相间的叫鷩雉，注释说：“背毛黄色，腹毛红色，颈毛绿色而鲜明。”如今锦鸡的颈毛像金黄色，稍有不同。又说：“腹部有彩色花纹的叫锦鸡。”注释说：“形状像鸠鸽，胸前五色斑斓，像孔雀羽毛。”如今锦鸡大小约同雉，不像鸠鸽。大概古代的传注也有很多错误。鹦鹉的嘴有红、黑两种颜色，我起初以为只是品种不同。考察蔡绦《铁围山丛谈》说：西瓯地区的鹦鹉，雏鸟初生时嘴是红色，中途变黑，一年多后又变红，此后不再改变，这是雄鸟，叫鹦鹉喙；嘴一直黑色而不变，这是雌鸟，叫木戾。木戾不见经传，我怀疑就是《方言》中所说的名称。然而用红黑嘴来辨别雌雄，确实正确。鲳鱼与众鱼相合，因为像娼，所以得名。▯鱼，是鱼类的生母。各种鱼将要产卵时，总是用头冲撞它的腹部。苏东坡诗中有“通印子鱼”。庄季裕辨析说这是错误，认为它指莆田县通应侯庙前的鱼；四方人误传为子鱼。鱼大到可以容纳印章的最好。然而郭延生叙述《征记》说：“城阳县南面尧母庆都庙前有一池鱼，鱼头之间有印纹，叫印颊鱼，非告祭祠庙的人不得捕捉。”这样看来，苏东坡所引用的也不算错。《抱朴子》说：“不灰之木、不热之火，就是所谓有温泉却没有寒火，并非如此。”又说：“没有身体的头，没有头部的身体。”至于没有头的身体，《夷坚志》等书凡是记载“无身之头”的地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麝香、野猪、运日、鸟蠳、龟、蜈蚣，都吃蛇；鸩鸟吃蝮蛇，鸩鸟又叫昙。藜床，是因为藜可以做杖；桃笙，是因为笙可以做竹席；阿锡，是因为锡可以织布；藻井，是因为井可以指称板；玉卮无当，是因为“当”可以指底。天鸡就是莎鸡，蜚鸿就是蠛蠓，蒲芦就是蜾蠃，蛤就是虾蟆，白鱼就是衣虫，王孙就是猴，白鸟就是蚊，赤鸟就是萤，都是用大名称呼小东西。蝘防就是牛，是用小名称呼大的东西。贝多树的叶子很大。《拾遗记》说：“外国有这种树，叶子可以用来写字，长五六寸，宽约五寸。叶形像琵琶，却厚而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树，就是贝多树。宾连阔达是祥瑞之树，形状是枝条层层相连。《孙氏瑞应图》说：“君王嫡庶有序，男女有别，宾连阔达便生在宫房。”《京房易传》又说：“君主有德，生下圣子，树木就会生长在屋顶和朝廷上。”我认为朝廷的屋宇，怎么能生出树来？如果这样，恐怕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太戊时桑树生在朝廷的事，史书有明确证据。又如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在清暑殿的鸱尾中，不到十年皇帝便去世，国家混乱，后嗣几乎灭尽。《宋书》记载了此事，所谓瑞兆难道不是虚妄的吗？余甘子，《临海异物志》说：“形状像梭子，与橄榄是同一种果实。”陈祚畅《异物志》说：“大小如弹丸，放大来看，纹理像定陶瓜片；刚入口时像苦味，咽下后忽然变甜，盐藏尤其美味。”这样看来，它的颜色和形状与橄榄稍有不同，味道却完全相同。如今天下橄榄很多，却完全没有余甘子。

译《周易》说：“苋陆夬夬，中行无咎。”注释认为它就是今天的马齿苋，是感受阴气较多的植物。《月令》说：仲冬大雪后五日，荔挺出。郑玄注说：荔挺就是马薤。《广雅》说：马薤就是荔。俗文称它为马蔺。《易统验》玄图说：荔挺不出，国家多火灾。蔡邕章句说：荔因挺然而出。高诱说：河北平泽生长这种植物，江东也有不少。种在庭院台阶旁，只叫作早蒲，所以不知道它是马薤。讲解礼书的人于是把它当作可以食用的马苋，俗称马齿。江陵有一个和尚，脸形上宽下窄，面貌像马苋；他的伯父刘縚因此叫他荔挺法师。这样看来，荔、荔挺究竟是马薤、马齿还是马苋，似乎从来没有确定的说法。“滋兰九畹，种蕙百亩。”十二亩为一畹，九畹正好与百亩相等。古人所画的兰，都是今天宜兴所产的兰。兰草漫山遍野，只有漳州、建州的兰花香气和颜色特别出众，价格也贵。今天人们把兴兰叫作兰，把漳建兰叫作蕙，这又不对。楚地根本没有像漳建兰这样的兰蕙，怎么能说有百亩呢？按《本草》说，董草也叫蕙草，叶叫蕙，根叫董。另一种说法认为它就是今天的零陵香，零陵香属于芸香，但恐怕也不确切。古代有木兰，没有玉兰；如今有玉兰，却没有木兰。我们吴地的木兰堂，花树最为雄伟。陆龟蒙诗中所说“洞庭波浪渺无津，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就是指它。那棵树到宋末才枯萎。杨备诗说：“木兰枝密树仍高，堂下花光照节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这样看来，它的花又似乎是深紫色，不是纯白色。如今吴地的玉兰，多用辛夷嫁接；辛夷紫色，玉兰白色。玉兰在南方遍布山谷，而且都是原生的，但唐宋人的诗却绝不提到它，为什么不能和薝卜、素馨相提并论呢？难道木兰、玉兰本来是同一种植物，过去是紫色，如今变成白色？植物的气性随时代变化，也许有这种情况，姑且记下以备考证。我以前写过桄榔面树，说大的树一棵能产面一百斛。又据《吴录》说，交阯望县有一种攘树，树皮中有像白米屑的东西，晒干后用水淋洗，像面粉，可以做饼。蜀志说，莎木峰顶生叶，能出面，一棵树出一石，味道像桄榔面。又《广志》说，梼筛做成食物时像面，否则像磨下的碎屑，煮饭则滑软。《尔雅》说：“萍、蓱，其中大的叫苹。”又说：“革是藾萧。”郑樵辨析说：蓱是水中的浮萍，江东叫它薸，就是这种东西。苹是水菜，叶子像车前草，《诗经》所说“于以采苹”就是它。革是蒌蒿，也就是藾萧，《诗经》所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就是它。郑玄又说：“蒟酱叫浮留。”刘渊林《蜀都赋注》说：“它沿着树木生长，果实像桑椹，成熟时正是青色，用蜜收藏后食用，味道辛香，生长在巴蜀和岭南。”司马相如出使蜀地时曾求取它。它的形状像荜拨，所以有“土荜拨”的名称。如今岭南人只取它的叶和藤，和槟榔一起食用，叫作蓼，却不用果实。按今天人们叫它“窭叶”，《西南夷传》说：“南越人食用唐蒙枸酱。”晋灼注说：“枸读作矩。”徐广注说：“枸又写作蒟，读作窭。”树木像谷树，叶子像桑叶，用叶子制作酱、醋和羹。刘德说：“果实长二三寸，味酸，取来做酱和羹。”小颜说：“枸沿树而生，果实不会长到二三寸，味辛，像姜，不酸。”这些说法就是这样不同。昔邪草又叫乌韭、垣嬴、天韭、防韭；生在屋顶上的叫屋防，生在屋阴处的叫垣衣，生在石头上的叫乌韭，生在地上的叫地衣，生在井中的叫井苔，生在墙上、抽出茸茸枝叶的叫土马鬃，生在水中的叫陟厘，生在石头上的叫石花，生在海中石头上的叫紫防，松树上的苔衣叫艾纳。把艾纳调和香料焚烧，烟会直线上升。元代的钱某号称艾纳，就是取自这个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郁金香是一种草。十片叶子为一贯，把它们用来煮。它用于制作鬯酒，是百草中的精英，把它合在一起酿酒，用来降神。后世所谓的郁金变成了姜黄，用来制作燖沈臭。有一种说法说它出产于大秦国，像红蓝花。不知道三代时大秦国何曾与中国交通往来呢？植物会随着时代变化，也许郁金逐渐失去了香气，也许它的品种已经断绝，而姜黄只是外形相近的东西罢了。宜男草，人们又说妇女佩戴它便有利于丈夫和生子，这是不对的。《广州记》说：“小男孩、小女孩把它佩戴在手臂上，可以避邪止惊。它的花生长在粪秽的地方，花头像笔，紫色，早晨开放，傍晚凋谢。小孩叫它狗溺台，又叫鬼笔，实在不是什么好草。”这里的园林中雨后会生出一种东西，极像它，名叫鬼脚指，我怀疑就是这种草。诸葛亮出师时，命令军队所到之处都种蔓菁，说它有六种好处。它又叫芜菁、须、薞芜、葑苁，见于《尔雅》。春天吃苗，夏天吃心，秋天吃茎，冬天吃根。宋代时，三蜀和江陵人仍称它为诸葛菜。大体上它像菘菜而有根头，南方人种它，三年后就会变成菘菜。有人说河朔一带最多；我多次游历那里，却从未见过。灵寿杖，颜师古注说：这种木材像竹子，有节，长不过八九尺，周围约三四寸，自然形成杖的形状，不必削治。《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七。明代王世贞撰写。说部。《宛委余编》二。冬至时，初阳之云从箕宿出现，形状像树直立；春天，少阳之云从房宿出现，形状像积水；春分时，正阳之云从轸宿出现，形状像白鹄；谷雨时，太阳之云从张宿出现，形状像车盖；立夏时，初阴之云从觜宿出现，形状像红色珍珠；夏至时，至少阴之云从参宿出现，形状像水波；寒露时，正阴之云从井宿出现，形状像冠缨；霜降时，太阴之云从鬼宿出现，上部像羊，下部像盘曲的石头。见《易通卦验》。立春时是条风，春分时是明庶风，夏至时是景风，立秋时是凉风，秋分时是阊阖风，立冬时是不周风，冬至时是广莫风。见《易纬》。初春到夏天，每隔五日称为一种花信风，先是梅花风，最后是栋花风，共二十四番。见《岁时记》。六月有黄雀风，见《风土记》。九月有鲤鱼风，见《提要录》。三月有鸟信风，五月有麦信风，见《国史补》。又有雄雌风，见《宋玉赋》；离合风，见《陆机要览》。向上旋行的叫扶摇风，弯曲上升的叫羊角风，见《庄子》。梅雨后有一个月的凉风，叫舶棹风；海上的大风叫▯母风；这种风开始时缓慢，后来急促，叫链风，见《岭南录》。清明时，大月支八月的风叫葡萄风，见《金楼子》。有杏花雨，见《提要录》；又有桃花雨，河朔称为泼火雨。三月有榆荚雨，见《氾胜之书》。三月三日有留客雨，见《陆机要览》。五月有分龙雨，见《续博物志》。七月有洒泪雨。七月六日有洗车雨，见《岁时杂记》。九月有黄雀雨，见《提要录》。风神说：“孟婆与▯母相对，正好。”又说，风母像猿，被打死后遇到风便会复活；雷公像猪，冬天蛰伏在地下，挖出来就能得到。这两种东西都可以食用，用来作对偶非常贴切。它们的形状也相似。杨用修记载：安宁州的潮泉，一天三次涌出、三次回落；连州水下游有斟溪，一天涌出一千次、干涸十次；贵州城外有漏汋，一天盈满一百次、干涸一百次，与漏刻相应。可以说是奇闻，于是记下它。庄子说：“生在水土交界处，就变成鼃蠙之衣；生在高陵土堆上，就变成陵舄【一名车前，一名掔舄】。陵舄得到郁栖【虫名】，就变成乌足【草名】；乌足的根变成蛴螬，叶子变成蝴蝶。蝴蝶变化成鸲掇【虫名】；鸲掇经过一千天变成干余骨【鸟名】；干余骨的唾沫变成斯弥【虫名】；斯弥变成食醯【酒面上的蠛蠓】；颐辂【虫名】生在食醯中。黄軦【虫名】生在九猷【老虫】中；瞀芮【虫名】生在腐蠸【也是虫名，《尔雅》说：一名守▯，一名忿防】中；羊奚【草名】变化于不箰。久竹生出青宁【虫名】，青宁生出程，程生出马，马生出人【未详】。列子又有这样的说法：羊肝变成地臯，马血变成转邻【音燐，是鬼火】；人血变成野鹞，野鹞变成鹯，鹯变成布谷；布谷很久以后又变成鹞。燕变成鸽，田防变成鹑；腐烂的瓜变成鱼，老韭菜变成苋菜，老母羊变成猿；鱼卵变成虫。亶爰的兽类自己孕育而生，叫作类；河泽中的鸟看一眼便生出来，叫作鶂。纯雌的叫大▯，纯雄的叫穉蜂，其余与庄子的说法相同。” 黄鱼变成鹦鹉；泡鱼大的有斗那么大，身上有刺，变成豪猪；有斑纹的沙鱼变成虎【见《倦防杂记》】。有情之物变成无情之物，如妇人变成石头、山蚯蚓变成百合；无情之物变成有情之物，如腐草变成萤火虫、陈麦变成蝴蝶。鲧变成黄熊，望帝变成杜鹃，褒君变成龙，牛哀变成虎，黄母变成鼋，徐伯变成鱼，其他类似的事多得无法记载。暴雨突然降下，虫蛇发生变化，变成鱼鳖。岁月推移，气候变化，万物也随之改变。虾蟆变成鹑，雀变成蜃蛤。蚕吃桑叶，老了吐丝结成茧；茧又变化成蛾，蛴螬变化成复育；复育转变成蝉。《志》中说，娄县的石首鱼变成鸟，罗州的鱼变成鹿。石首鱼小的，一名防水，一名春来。我们娄县人如今没有听说它会变化，这两个名称也没有听说过。奚仲制造辂车，见李尤《铭》。黄帝制造指南车，又制造华盖；太公制造曲盖，殷高宗制造雉尾扇，这些都见于崔豹《古今注》。关于指南车，沈约《宋书》说是周公制造的。记里鼓车，沈约《宋书》没有记载制造者。刘宋高祖平定姚▯后得到一辆，每行一里，木人便击鼓一槌。考察柳子厚有《记里鼓诗》。秦文公制造以旄头装饰的骑兵，见《列异传》。《玄中记》说是秦始皇制造的。黄帝制造旗帜，见《列子》。黄帝制造旃，又制造冕；鲁昭公制造弁，这些都见于《世本》。黄帝制造几，见李尤《铭》。舜制造五明扇，见《古今注》。兴制造铠甲；兴是少康的儿子，见《世本》。蚩尤制造戈、防、殳、矛，见《吕氏春秋》；又制造剑和铠甲，见《管子》；凿齿制造盾牌，见《山海经》。挥于制造弓，夷牟制造箭，他们都是黄帝的臣子，见《世本》。荀卿子说：倕制造弓，浮防制造箭。《山海经》说：少皞生股，他最先制造弓箭。黄帝制造弩，见《古史考》。鲧制造城郭，禹制造宫室，都见《世本》。神农制造市场，见《古文》。伶伦制造权和度量器具，胡曹制造衣裳，都见《吕氏春秋》。太公制造九府钱，见《汉书》。神农制造耒耜，见《古史》；《世本》说是倕制造的。皇甫隂制造楼和犁，见《魏略》。夙沙氏制造盐，见《世本》。仪狄制造酒，见《吕氏春秋》；《战国策》又说：帝女仪狄制造酒，鲧驾牛车，相士骑马，腊制造车驾；三人都是帝尧的臣子。见《世本》。又宋▯说：韩▯侯制造驾车之法。苍颉创造文字，是黄帝的史官，见《世本》。舜制造笔，见《博物志》；又说是蒙恬制造的。蔡伦制造纸，见《东观杂记》。尧制造围棋，乌曹制造博戏，见《世本》。齐武陵王晔制造侧楸棋局，见冯鉴《续事始》。老子入胡地后制造摴蒱；黄帝制造蹴踘，见《博物志》。刘向制造弹棋，见《西京杂记》。曹植制造长行棋局，就是双陆。胡王制造握槊，也就是双陆。都见后魏李邵《序》。汉武帝制造藏钩游戏，见辛氏《三秦记》。晋代挚卫尉制造四维戏，用纸做棋盘、木头做棋子，见李秀《赋》。

译周武帝制造象戏，见《后周书》。纣制造粉，见《博物志》。尹寿制造镜子，见《玄中记》。帝俊的八个儿子创作歌舞，见《山海经》。又《孟频帝王统录》说：阴康氏创作舞蹈。《吕氏春秋》说：这是陶唐氏创作的。岐伯制造鼓吹，见蔡邕《初志》。神农氏制造琴，见《世本》。《礼记》说：舜制造琴。《广雅》说是伏羲，庖羲制造琴，见《世本》。《史记》说：帝命泰女制造瑟。《山海经》说：帝俊的儿子晏龙制造瑟。蒙恬制造筝，见《风俗通》。考察《礼乐书》已经有筝，恐怕并非始于蒙恬。武帝开始使用箜篌，见《史记》《续汉记》；又说是灵帝制造的。考察《释名》说是师延制造的。帝喾命抃卜制造鼓和鞞，见《吕氏春秋》；又说倕制造鞞和鼓，炎帝的臣子伯陵制造钟，见《山海经》。黄帝创作《清角》，见《国俭赋》。女娲氏制造箫，见《礼记》；《风俗通》说是舜制造的。女娲氏制造笙，簧随制造竽。女娲是臣子。商辛制造埙，苏成公制造篪；苏成公是周平王时的诸侯。这些都见《世本》。丘仲制造笛，是汉武帝时的人，见《风俗通》；也有人说埙、篪、笛早就有了。黄帝制造釜和甑，见《古史》；神农制造釜，见《周书》。孟庄子制造锯和凿，见《古史》。夏少康制造箕和扫帚，见《世本》。夏代昆吾氏制造瓦，乌曹氏制造砖，都见《古史》。伯益制造井，见《博物志》。公输般制造石磨，倕制造铫，都见《世本》。蚩尤制造冶炼技术，见《尸子》。神农制造陶器，见《易》；《尸子》说是昆吾制造的。雍文制造舂米器，是黄帝的臣子，见《世本》。《吕氏春秋》说：赤翼制造杵。伏羲氏制造网，见《古史》；《世本》说勾芒制造网和罗，勾芒是伏羲的臣子。詹何制造钓鱼丝、钩和鱼饵，见《刘子》。黄帝制造船和桨，见《易》。舜制造瓦棺和土堲，见《古史》。夏禹制造伺▯，就是观察水势的竿，见《古今注》。

译黄帝制造斧和钺，见《舆服志》。黄帝制造刀，见《洞防记》，又见《二仪实录》。蚩尤制造陌刀，舜制造防鹿箭筒；防防也见《二仪实录》。五两是候风扇。《淮南子》说：《綋兵书》说：用重八两的鸡羽，树立五重旗，把羽毛系在旗顶，叫作五两。筌，是船中的床，用来铺放物品；样柯，是系住船筏的东西。郡中出产这种木材，因此以此得名。见《华阳国志》。汉武帝命宫女画八字眉；梁冀的妻子孙寿把翠眉改成愁眉；卓文君的眉色像远山，人们仿效她，称为远山眉。魏武帝命宫女用青黛画眉，眉毛相连于心而细长，称为蛾眉妆。五代宫中有开元御爱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凤池院尼姑和童子有浅文殊眉。唐明皇命画工绘制《十眉图》：一叫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叫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三叫五岳眉；四叫三峰眉；五叫垂珠眉；六叫月棱眉，又名却月眉；七叫分梢眉；八叫涵烟眉；九叫拂云眉，又名横烟眉；十叫倒晕眉。东坡诗说：‘成都画手创制十种眉，横月眉和却月眉争奇斗新。’ 唐末妇女涂唇，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金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狸狸、晕小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等名称。发髻起源于燧人氏，当时把头发相互缠绕而不加系缚。女娲氏用竹子制作簪，赫胥氏用木头制作梳子。尧用铜制作簪，舜用象牙和玳瑁制作梳子。周文王增加珠翠和翘花，称为凤髻，又称步摇髻。秦始皇时有望仙髻、参鸾髻、凌云髻。汉代有迎春髻、垂云髻；西王母降临汉武帝宫中时，随从梳飞仙髻、九环髻。汉元帝宫中有百合分髾髻、同心髻。魏武帝宫中有反绾髻，又梳百花髻。晋惠帝宫中有芙蓉髻。陈宫中有随云髻。隋文帝宫中有九贞髻，隋炀帝宫中有迎唐八寰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高祖宫中有半翻髻、反绾乐游髻。唐明皇宫中有双环望仙髻、回鹘髻。贵妃创制愁来髻。贞元年间有归顺髻，又有闹扫妆髻。汉梁冀的妻子创制堕马髻。长安城中有盘桓髻、惊鹄髻，又创制抛家髻和倭鬌髻。王宪还梳解散髻，斜插簪子。周弘文年轻时戴锦绞髻。这两人都是男子，尤其可笑。春申君的门客穿着踏珠鞋；秦始皇有望仙鞋；汉代有伏虎头履、绣鸳鸯履；东晋有凤头履、聚云履、五朵履；南宋有重台履；梁代有笏头履、分梢履、立凤履、五色云霞履、汉履。妇女的鞋头呈圆形，男子的鞋头呈方形；晋太康以后，妇女也都穿方头鞋。旧式木屐的屐齿都通到木板上，称为露卯。太元年间，忽然不再贯通，称为阴卯。帻，是古代地位低贱、不能戴冠的人所穿戴的服饰。汉元帝额头上有高耸的头发，开始用帻来遮束。王莽头顶秃了，又在帻上加了屋形部分。汉末王公名士大多放弃正式冠服，认为幅巾雅致，因此袁绍、崔钧虽然是将帅，也都戴缣巾。魏武帝爱惜财物，仿照古代皮弁，裁剪缣帛制成▯，用颜色区别贵贱。▯就是帢。没有岐的荀文若戴巾时被树枝挂出了岐角，于是便不再改动。巾用葛布制成，形状像▯，但横着佩戴；古代尊卑都可以戴。尚书、八座、三省侍郎戴白帢、低帻，出入掖门。两宫的当值宦官戴乌纱▯，士人在闲居宴饮时也都戴帢了。王丞相戴白帢、穿綀布单衣。江左以后，白纱帽遂成为君主的服饰，臣下不敢随便使用。考察《五行志》关于服饰妖异的记载，傅玄议论说：白帢是军队的装束，不是国家礼服。干宝认为它像缟素，是凶丧的象征。《南齐书》也说：白帢和单衣称为素服，是举哀临丧时穿的服装。起初制作白帢时，在前面横缝一道，以区别前后，称为颜。永嘉年间逐渐去掉这道缝，称为无颜帢。帽本来是纚。古代有冠而没有帻；冠下面有缠，用缯制成。后世把帻加在冠上，于是裁剪纚制成帽。永明年间，萧谌创制博风帽。后来又制成后面有裙边的破后帽。末年，民间制成倚劝帽。建武年间，帽裙遮住头顶；东昏侯把它截断。东昏侯时期，群小又制造四种帽子，依照形势命名：一叫山鹊归林，二叫兔子度坑，三叫反缚黄离喽，四叫凤凰度三桥，都属于服饰妖异。吴孙休的衣服样式是上长下短，衣领层叠五六重，而裙子只占两重，是上面有余、下面不足。魏晋武帝太始初年，衣服上部俭约、下部宽大，穿衣的人都使下摆压在上衣之外。元康末年，妇女的衣服露出两裆，加在交领之上，是内层显露到外面。晋永嘉年间，妇女束发，发束得更加松弛，发髻扎得不牢，不能自行竖立，头发披到额头上，只能自然露出。吴地妇女中盛妆的人把头发束得很紧，并把鬓角削剪得超过耳朵。晋惠帝元康年间，妇女的首饰中有五兵佩，又用金、银、玳瑁之类制成斧、钺、戈、戟，代替簪子。晋朝末年，人们都戴小冠，衣裳却宽大，彼此以风流相仿，连舆台之人也形成了这种习俗。太元年间，公王和妇女一定把鬓发梳得松缓、发髻倾斜，作为盛妆。由于用发很多，不能长久佩戴，于是先在木架或笼子上装好，称为假髻，也叫假头。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女结发时，把头发分成三股，抽出其中的发环直向上，称为飞天紒；这种发式起于东府，后来流传到平民百姓中。汉梁冀制造平顶軿车，戴低下的帻、狭冠和折上巾，手持遮身的扇子，穿狐尾单衣。他的妻子孙寿创制愁眉妆、堕马髻、折腰步和龋齿笑。周弘正穿红禈，梳锦绞髻，张腿坐在开善寺门边听经；后来又穿绿色丝布裤、绣花假褈，为刘显饯行。这些都属于所谓服饰妖异。天宝初年，贵族和士民喜欢穿褶服、戴小冠；妇女则插步摇钗，衣袖窄小。杨贵妃常把假鬓作为首饰，又喜欢穿黄色裙子，这接近服饰妖异了。当时人编歌说：‘义髻抛到河里，黄裙随着水流。’

译《学斋占▯》说：古代有冠而没有巾，并不是完全没有巾，只是巾只用来覆盖尊、罍、瓜果，不戴在头上，所以六经只说冠。下至虞人，也戴皮冠；乡野老人也戴黄冠。这说明有簪导才成为冠。至于罪人，才去掉冠而加黑幪。汉代的冠，贵人有通天冠、远游冠、方山冠之类；武夫有鵕防冠；闲居时有竹皮冠、鹿皮冠之类，这些都是冠，用簪固定。所谓巾帻，逐渐只戴在执事和贱人的头上，如厨人戴绿帻。到了晋代人轻薄浮靡，才有接防巾、白葛巾、漉酒巾；但这种风气起于后汉郭林宗折角巾。到了近代，反而把巾当作礼服，不戴巾而戴冠被认为不合礼。又如朝服中的幞头，本是后魏狄人的制度，到后唐又加上长脚，和伶人优人的低贱服饰相同；直到今天士大夫还安然接受，竟没有人议论它不合礼。至于鞋，古代有舄、履、屦而没有靴，所以“靴”字不见于经书。到赵武灵王时才把履改成靴，直到今天仍穿用。本朝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曾把靴改为履；到高宗时，力图纠正政和、宣和的错误，又把履改回靴。冠和履这两件事，反而使今天的道士能够窃取它们的形似。至于上衣下裳，各有长短的制度：衣服只到膝部，裳就是裙子。如今的祭服就是这样。后魏因骑马出行方便，于是把裙子接在衣服下面，做成横幅缀在下部，称为襴。现在的公裳就是这样。这几种服制，学士大夫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改革。我之所以详细记载晋代和六朝服饰的差异，不只是为了让人看到当时风尚的不同，也是希望善于绘画的人不因画错而受到有识之士讥笑，并使鉴赏绘画的人不被别人欺骗。如今公、侯、伯所戴的貂蝉冠，考察起来属于武冠，又名大冠、繁冠、建冠、笼冠，就是古代的惠文冠，因为是赵惠文所创制的。也有人说“惠”就是蟪，因冠上的纹饰轻细如蝉翼，所以得名；这就是今天的笼巾。汉代侍中、常侍在冠上加金珰，并以蝉作装饰，插上貂毛，用黄金作簪杆；侍中插在左边，常侍插在右边。用金是取其刚强、百炼不损；蝉居高处而饮清露，口在腋下；貂内里争斗凶悍而外表柔软华美，所用大概是真貂。因此有‘貂不足，狗尾续’的说法。如今则用丝绳弯曲制作，上面只有缨。现在的蝉饰有三等：国公用玉，侯用金，伯用玳瑁。如今文臣所戴的冠，就是古代的进贤冠。但古代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与现在略有不同；现在是后面高、前面低。梁代制度规定，君主开始加元服时用五梁；三公以及公侯用三梁；卿大夫、关内侯和千石以上官员用两梁；其余用一梁。现在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依次递减，直到九品和杂流，都是一梁。冠前缀有一只小型妆金獬豸，称为豸冠，内外台臣都可以戴。考察古代獬豸冠高五寸，以纵向竹筒展开，用铁作柱卷，也似乎与现在不同。汉代天子不能拥有四匹毛色纯一的马，贫穷的诸侯有时甚至乘牛车。“钧驷”就是毛色纯一的四匹马；这样说来，天子也有四匹马。曹公用骑兵征战，所以重视牛车。到了晋代，牛更加珍贵，甚至有蹄角莹润、称为八百里驳的牛，又有一天能走七百里的牛。像王君夫、苟道将等人所有的牛，江左以后又有当时著名的快牛：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沈约《宋书》说：天鹿是纯灵之兽，五色光彩通透明亮；角端每天能走一万八千里，还懂得四夷的语言。白泽是黄帝时的异兽；趹蹄、后土之兽也都属于神灵，能够说话。▯是幽隐之兽，能够驱除灾害。飞兔、騕防都每天能走三万里，是神马。天鹿恐怕就是天禄、辟邪，但形状不相称。角端在元太祖时期出现在西域，元太祖时耶律楚材曾引用它来阻止出兵。《者马赋》说：‘它们的名字有汗血、山子、桃骖、绿耳、金喙、腾黄、驺吾、吉光、蒲稍、启服、野麋、蛾鹿、白蚁、鸡斯、蜚鸿、母儿、遗风、騕褭、兹白、纤骊。’考察黄帝有一匹马叫飞黄，又叫腾黄；还有乘黄、吉黄、翠黄、紫黄，形状像狐狸。又有飞兔，每天能走三万里；騕防每天能走一万八千里。散宜生贿赂纣王的马叫鸡斯。又有犬戎的吉疆、义渠的兹白【能吃虎豹】。周穆王传说中的八骏是：一名赤▯，二名盗骊，三名白义，四名逾轮，五名山子，六名渠黄，七名华骝，八名绿耳。我有史道硕所画的马，名字相同；又有名叫翠龙的，见扬雄《河东赋》和王子年《拾遗记》。它们的名字依次是：一绝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逾辉，六超光，七腾雾，八挟翼。恐怕是因为没有见到周穆王的本传，所以说法不同。唐侯有骕骦；画本中又有含阳、红骠、黄鹄、晨风、绿蛇、紫燕。秦始皇有七匹马：一追风，二白兔，三蹑景，四追电，五飞翮，六铜雀，七晨袅；又一匹叫神凫。唐侯有骕骦。项王有乌骓。汉文帝从代地返回时有九匹马：一浮云，二赤电，三绝群，四逸骠，五紫燕，六绿离，七龙子，八驎驹，九绝尘。后来得到千里马，却把它退回。汉武帝有天马、西极马和汗血天马；东方朔献的马叫步景。宣帝有象龙。昭烈有的卢。魏武帝有绝影。吕布有赤兔。张飞有玉追。曹真有惊帆。曹洪有白鹤。魏文帝有鲜卑黄耳，又把纤骊赠给孙权。陈王献给魏文帝一匹大宛紫骍。

译齐高祖有龙骧。赤冉闵有朱龙。刘琬有骐雄。元琛有追风赤▯。吐谷浑有青海骢。隋文帝有狮子骢。唐太宗从民间得到它。太宗有六匹马：拳毛騧，平定刘黑闼时所骑；什代赤，平定王世充时所骑；白蹄乌，平定薛仁杲时所骑；特勒骠，平定宋金刚时所骑；飒露紫，平定东都时所骑；青骓，平定窦建德时所骑。平定窦建德后又得到骨利干的十匹马：一腾霜白，二皎雪骢，三凝露骢，四悬光骢，五决波騟，六飞霞骠，七发电赤，八流金騧，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唐明皇有照夜白，又有玉花骢，以及大宛红、紫、青、黄、丁香、桃花六匹叱拨。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骢、如意骝、望云骓。秦叔宝有忽雷驳，郭子仪有狮子花，就是九花虬。宋王明有一图，列叱拨八种：红耳叱拨、鸳鸯叱拨、桃花叱拨、丁香叱拨、青叱拨、骝叱拨、榆叱拨、紫骝叱拨。魏王继岌挑选蜀马二十余匹，名称有：麝香騟、锦耳骢、骆十二趂、日骢、徧界玉、防冰騟、长命骝、孙儿骢、笼菘白、八百哥、掠地云、锦地龙、雪面娘、月影三、玉尾騟、撒沙骝、天花骆、旋风白、窣地娇、六尺金、衔蝉奴。杜重威的马叫吉祥坐。景延广的马叫肉胡床。宋太宗有碧云騢，宋仁宗有玉逍遥。鸟秅国出产小步马，越睒出产越睒骏马。马左脚白色，叫馵；黑马夹杂白毛，叫鸨，就是所谓乌骢。红马黄鬃，叫骐；黄马黑嘴，叫騧；黑马白胯，叫驈；黄白相间，叫皇；纯黑，叫骊；黄而带赤，叫黄；青白杂毛，叫骓；黄白杂毛，叫駓；赤黄，叫骍；青黑，叫骐；青黑色的骊马带斑纹，叫驒，就是连钱骢。白马黑鬃，叫骆；红身黑鬃，叫駵；黑身白鬃，叫雒；阴白杂毛，叫▯；阴沉的浅黑色，就是今天的泥骢；红色夹杂白毛，叫騢；胫毛粗长，叫驔，指胫部有白毛；两眼白色，叫鱼，因为像鱼眼；青黑色的骊马，叫駽，就是今天的铁骢。《周书·王会》所记载的国名和物产，也有许多奇异荒诞、不合常理之处。青马黑▯，叫母儿。稷慎进贡大麈【像鹿】；秽人进贡前儿【像猕猴，直立行走，声音像小孩】；良夷进贡在子【人头，能看见它的腹部，烤它时发出霍霍声】；扬州进贡禺禺鱼【名称解释不详】；发人进贡鹿【像鹿，奔跑迅速】；俞人进贡虽马。青丘进贡九尾狐。周头进贡煇炫【羊】；黑齿进贡白鹿。白民进贡乘黄【像骐，有两只角】；东越进贡海蛤。欧人进贡鳝蛇。姑于越进贡纳口。姑妹进贡珍且瓯文蜃。若人进贡玄贝。海阳进贡大蟹。自深进贡桂。会稽进贡▯。义渠进贡兹白【白得像白马，有锯齿，能吃虎豹】；史林进贡尊耳【身体像虎豹，尾长三尺，能吃虎豹】；北戎进贡闾；阎以进贡隃冦。渠叟进贡防犬【能飞，能吃虎豹】；楼烦进贡星施【装饰旄】；十卢进贡牛【小牛】；区阳进贡鼈封【像猪，前后都有头】；规矩进贡麟。西申进贡凤鸟。丘羌进贡鸾鸟。巴人进贡比翼鸟。方杨进贡皇鸟。蜀人进贡文翰【像皋鸡】。方人进贡孔鸟。蛮杨进贡翟鸟。仓吾进贡翡翠。又，伊尹替汤制定各地贡物：正东方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湔文身，进贡鱼皮制的鞞、鸟鲗制的酱、鲛▯和利剑。正南方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进贡珠玑、玳瑁、象牙、文犀、翠鸟羽毛、菌鹤和短狗。正西方有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阘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进贡丹青、白旄、纰▯、江历、龙角和神龟。正北方有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梨、其龙、东胡，进贡骆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和良耳。《穆天子传》中记载的狗名有：重工、彻止、雚猳、来白龙、狗兽、白狐、玄貉、赤豹、白虎、狻猊、野马、卭卭、距虚、牥牛、豪马、豪牛、豪羊。鸟名有：鹳、鸡、白鸟、青雕。草名有：雚苇、莞蒲、茅萯、蒹葽、荅堇、木禾。树木名有：模堇、姑繇。《史记·世俘解》说，武王狩猎时捕获虎二百零二只，猫麋五千二百三十五只，犀十二头，牦七百二十一头，态一百五十一只，罴一百一十八只，猪三百五十二头，貉十八只，麈十六只，麝五十只，麋三十只，鹿三千五百零八只。武王征伐四方，总共攻克九十九国，割下敌人的左耳一亿零七千七百九十九万，俘获三亿零二百三十人；总共使六百五十二国臣服。这虽然是夸大而不合常理的话，但武王灭殷以后，分封同姓和异姓功臣，建立了数十多个国家，这些事情一定有所依据，只是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材料了。那些浅陋的儒生没有学问，反而认为后世没有史书，我不相信。如今人们的俗书把“鮆鱼”写作“鲚鱼”，这是不对的。《尔雅》说：“鮤，就是鱴刀。”注释说：“就是今天的鮆鱼，也叫鲂鱼。”考察《山海经》说：“浮玉山，向北可以望见具区，苕水从它的北面流出，水中有很多鮆鱼。”郭璞注说：“鮆鱼身狭而薄，体形修长，长着胡须，另一个名称叫刀鱼，太湖中这种鱼很多。”苏轼诗说：“可知江南的风物吗？桃花流水中鮆鱼肥美。” 江鮆、湖鮆都有鱼子，海鮆没有鱼子。河鲀个头大，斑鱼个头小，形状相同，肝都很美味。有客人开玩笑说，海鮆是江鮆、湖鮆的二妾，斑鱼是河鲀的孙子，这话虽是戏谑，却也有道理。动物中最瘦的，是蜈蚣；最轻的，是蝴蝶。《岭南异物志》记载，有一种东西像蒲防，经过海面将要靠近船时，人们争相用东西打它，打碎后掉在地上，仔细一看，原来是蝴蝶。海人去掉它的翅膀和脚，所得肉有八十斤，吃起来极其肥美。葛洪《遐观赋》说：“蜈蚣大的有百步长，头如车箱，剖开取肉，白得像葫芦。”《南越志》说：“大的蜈蚣，皮可以▯皷，肉晒成肉脯，比牛肉还美味。”

译《月令》说，仲夏时鹿角脱落，仲冬时麋角脱落。鹿在夏至时脱角，是顺应阴气；麋在冬至时脱角，是顺应阳气。鹿肉性温，以阳为本体；麋肉性寒，以阴为本体。以阳为本体的，阴是末；以阴为本体的，阳是末。所谓“末”，就是角。因此，麋茸补阳，对男子有利；鹿茸补阴，对妇人有利。王楙所著的书对此说得很明白。如今人们不但一概把它们当作男子补精益血的药剂，连麋和鹿也不能辨别了。洪武乙卯年夏五月丁丑日，皇上驾临奉天门，召见翰林院臣僚，拿出元代内库收藏的一枚巨大桃核给他们看。桃核长五寸，宽四寸七分，正面刻着“西王母赐汉武桃”和“宣和殿”十个字，涂着金色，中间绘有龟、鹤和云气的图案，背面刻着“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记”，字数与正面相同。皇上命学士宋濂作赋。宋濂接受命令后说，庚子年实际上是宣和二年，这些字疑似宋徽宗所书；又因为王母献桃的故事详细见于张华《博物志》第八卷《史补》类，其中说“桃有七枚，大如弹丸，送给皇帝五枚，自己吃了一枚”，而《汉武内传》说桃子像鸭蛋，圆形而青色，因此对此有所怀疑；又引用蔡京所记“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颇为巨大”，认为这件事确实可信。文末又说，宋徽宗本纪记载，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于是把宣和殿改为保和殿；到了宣和四年壬辰夏四月丙午，才下诏将三馆藏书置于三和殿，以及太清楼、秘阁，重新使用“宣和”之名。如今这枚桃核上的字刻于庚子年甲申月，却不写保和而仍沿用宣和之名，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怀疑。何况丁酉日属于庚子年的癸未月，月末的日期尤其无法考核。我认为这枚桃核不是汉武帝时期的东西，字也不是宋徽宗所写。杂书记载海外有很多大桃，或许有人得到那种桃的遗核，只是仿照它刻字，假托为此物吧？宋濂的记载就是这样。考察《玄中记》说：“木果中大的，有积石山的桃子，像十斛的笼子那么大。”《拾遗记》又说：“汉明帝时有人进献巨大的桃核。”这种桃在霜降后开花，到盛暑时才结果。《邺中记》说：“石虎苑中有勾鼻桃，一个重二斤。”《神异经》说：“东北荒远之地有桃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宽四尺，果实直径三尺二寸。”这样看来，巨大的桃核确实不是王母遗给汉武帝的桃核。秦中最好的果实叫偏桃仁，燕地最好的果实叫巴旦杏仁。“巴旦”大概是元代人的说法。如今杏仁很多，而偏桃仁却逐渐少了。考察《岭表录异》说：核桃出产于毕占国，果肉不能吃，当地人多收集桃核，送给汉朝官员以显示珍异。它的形状薄而尖，顶端歪斜，像雀嘴；敲破后吃桃仁，味道酸，像新罗松子，性热，可以入药，与北方所产桃仁没有不同。如今巴旦杏也不能吃果肉，但杏仁的味道比榛子甘甜，比榧子松脆，确实是上等佳品。《抱朴子》说：河上姹女并不是妇人；陵阳子明并不是男子；禹余粮并不是米；尧浆并不是水。俗人见药方中使用龙胆、虎掌、鸡头、鸭蹠、马肺、犬血、防尾、牛膝，都说是血气之物；见使用缺盆、覆盆、釜防、大防、鬼箭、天钩，就说是铁瓦一类的器物；见使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妇、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长卿，就以为是人的姓名。元太祖西征到印度时，遇到一只巨兽，高几十丈，角像犀牛，能说人话，对他说：“这里不是皇帝的世界，应该赶快回去。”耶律楚材进言说：“这种兽名叫角端，是旄星的精灵。圣人在位时，这种兽会捧着文书到来，一天能奔驰一万八千里，灵异如同鬼神，不可冒犯。”考察《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那里的兽有麒麟、角端。”张楫说：“角端像牛，角可以做弓。”郭璞说：“角端像猪，角长在鼻子上，可以做弓。”李陵曾把这种弓十张送给苏武。颜师古说：“郭璞的说法是对的。”《史记》写作“▯【音端】”，《汉书》《文选》都写作“端”，那么角端应当是北方地区的一种兽。耶律楚材只是权宜地编话来应对罢了。不到一年元太祖就去世了，这难道不是神异之物吗？郭璞又注释麒麟说：“麒像麟而没有角。”《毛诗》疏说：“麟是黄色的，角端的角顶有肉。”陶九成也据此解释角端说：“像麒麟而没有角。”这未免太粗疏了吧？按照郭璞的解释，如今画成一只角的才是麟，不是麒。《郡国志》说：大宾县是汉代布山县的土地，有一种堂牛和蛇同住一个洞穴。牛喜欢盐，乡里人用皮包住手，涂上盐伸进洞里探取；牛会防备他们，出了洞以后就不能取它的角来制作器物。另一名称叫糖牛。又《山海经》说：鸟和鼠同住一个洞穴，这座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尔雅》说：鸟叫鵌，鼠叫鼷。郭璞注说：鼷像人家养的鼠但尾巴短，鵌像鵽而较小，颜色黄黑，洞穴深入地下三四尺，鼠在里面，鸟在外面。胡承乏说：甘肃永昌卫的山中也有这种奇异现象，鸟呈灰白色，另名本周儿；鼠如郭璞注所说，另名苦术兀儿。《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八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宛委余编》三 《史记》记载，宰我做齐国相国时发动叛乱，夷灭了自己的宗族，后人认为这是把阚止弄错了。《韩非子·难言篇》说，宰予不能免于田常，这件事在当时就已经有记载了。又说虙子贱、西门豹都没有战斗，却死于他人之手，那么这两位也不是正常死亡。《淮南子》说，齐简公专门任用大臣宰相，所以使田常、鸱夷子皮得以完成他们的祸乱，使吕氏断绝祭祀而陈氏取得国政。太史公说，范蠡到齐国后改名换姓叫鸱夷子皮，齐人听说他贤能，便任他为相。范蠡认为长期享有尊贵名声不吉利，于是归还相印，散尽千金离去。这样看来，范蠡做齐相以后，又为田常谋划事情，事情成功后才离开。考察《说苑》说，宰我夜里埋伏士卒，准备进攻田成子，并向士卒下令：“看不见旌节，不许起兵。”鸱夷子皮听到后把这件事告诉田成子，田成子于是举起旌节，使宰我的士卒起兵来攻，便把他们打败了。吴起任西河郡守时，想进攻并迁徙秦国的亭邑，于是把一根车辕放在北门外，并下令说：“有谁能把它搬到南门外，就赏给上等田地和上等住宅。”没有人搬它。等到有人搬走后，吴起便按照命令赏赐他。不久又在城门外放置一块石头，像先前一样下令，人们争着去搬。于是吴起下令进攻亭邑。商鞅徙木的赏赐，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人们只知道商鞅因搬木而奖赏，却不知道吴起也曾因搬东西而奖赏。季桓子挖井时得到一个土缶，里面有一只羊。他派人问孔子：“挖井得到狗，这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依我听说的情况，应当是羊。土中的怪物叫坟羊。”这样看来，孔子是认为土中没有狗吗？考察《尸子》说：“地下有狗，名叫地狼。”《夏鼎志》说：“挖地得到狗，叫作贾。”晋太兴元年、四年，以及隆安初年，都曾有人在地下挖出狗。假如孔子处在这些时代，难道不会答错吗？孔子又说：“木石的怪物叫夔、蝄蜽，水的怪物叫龙、罔象。”吴国先主砍伐樟树时，树中出现一个脸像人而身体像狗的东西。陆敬叔说：“考察《白泽图》，说木精叫彭侯，形状像黑狗，没有尾巴，可以煮来吃。”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又要答错了。楚悼王去世后，贵戚大臣发动叛乱，进攻吴起。吴起逃到楚王的军队中，叛军埋伏袭击吴起的同党，于是射杀、刺杀吴起，箭和刀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安葬以后，肃王即位，命令令尹把参加叛乱的人全部诛杀；因吴起而被夷灭宗族的有七十家。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派人刺杀苏秦；苏秦没有死，受重伤后逃走。齐王找不到刺客，苏秦将死，于是对齐王说：“我如果死了，请把我车裂示众，在市场上说‘苏秦替齐国在齐国发动叛乱’，这样我的刺客一定会自己出来。”齐王于是照他说的做，杀苏秦的人果然自己出来了，齐王便把他诛杀。像吴起和苏秦这样，虽然本人死了，却能够报仇。哭泣于秦国朝廷而救楚国的人，《左传》认为是申包胥，《战国策》认为是棼冒勃苏。这不是两个人，而是《战国策》的错误。吴国公子庆忌想为王僚报仇，却被要离杀死。夫差将要灭亡时，公子庆忌多次进谏，想杀掉不忠的人，却被夫差杀死。一件事见于《史记》，一件事见于《左传》。这么说，吴国难道有两个公子庆忌吗？《说苑》说：“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师触龙却阿谀奉承而不停止。”荀子说：“曹触龙对于纣来说，可以称为国家的叛贼。”赵国又有左师触龙劝说太后、长安君做人质的事情。这样就有三个触龙，两个阿谀奉承而一个忠诚；而且有两个触龙都任左师，也是奇怪的事。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字子犯，任上卿，称为咎犯；他的孙子晋平公以咎犯辅治理国。晋国也有两个咎犯。宋国的子罕和田恒等九人，对上逼迫君主，对下扰乱政治；借助外部势力来扰乱内部，亲近下属来谋害上层。又说，宋君在子罕那里失去了爪牙，齐简公在田常那里失去了爪牙，却没有及早夺取他们的权力，所以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这样看来，子罕这个人，左氏认为是贤相，韩非氏却认为是弑君的贼臣。荀子说，韩国的张去疾、赵国的奉阳、齐国的孟尝，都可以称为篡夺权力的臣子。注释说：去疾是张良的祖父。这样看来，去疾扰乱韩国，而张良却能替韩国报仇，大概是替前人的过错补救吧。汉代儒者说：“禹的母亲吞食薏苡而生禹，所以夏的姓叫姒；契的母亲吞食燕卵而生契，所以殷的姓叫子；后稷的母亲踩到巨人的脚印而生后稷，所以周的姓叫姬。”禹和契是逆生，母亲背部开裂而出生；后稷是顺生，母亲没有撕裂，也没有剖开。逆生者的子孙逆向死亡，所以桀、纣被诛杀；顺生者的子孙顺向灭亡，所以赧王屈服。这说法非常可笑。桀也不是被诛杀而死的。王充为此辨析，反而使说法更加支离。夏禹、伯益撰作《山海经》，书中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神农撰作《本草》，书中却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周公撰作《尔雅》，书中却说到张仲孝友。孔子撰作《春秋》，书中却记载孔丘去世。左丘明撰作《世本》，书中却有汉高祖、燕王喜。《汲冢琐语》竟记载秦望碑。李斯撰作《苍颉篇》，书中却有“汉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韩覆畔讨灭残”等话。司马迁撰作《史记》，书中却有班固的叙赞。刘向撰作《列仙传》，赞语却说有七十四人。佛经传出以后，又有人撰作《列女传》，他的儿子刘歆补成此书，书中却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梁妇人、嬺传等内容。颜氏认为这些是后人混入的，不是原文。然而《山海经》《本草》《尔雅》恐怕也不是禹、神农、周公所作。孔子三代之内都曾休弃妻子。曾子休妻，是因为蒸藜没有蒸熟；孟子休妻，是因为她行为恶劣。考察《礼记·檀弓》，曾子父子都曾休妻；但《颜氏家训》说：“曾参的妻子死后，他对儿子说：‘我比不上尹吉甫，你比不上伯奇。’于是终身没有再娶。”恐怕另有依据。《太公金匮》说：“武王讨伐殷时，丁侯不来朝见。尚父于是画了丁侯的像，射它。丁侯生病，派使者请求归附。尚父便在甲乙日射他的头，在丙丁日射他的眼睛，在戊己日射他的腹部，在庚辛日射他的股部，在壬癸日射他的脚。丁侯的病于是痊愈。四方夷族听说后都害怕了，越裳氏进献白雉。”按照这种说法，太公岂不是一个吃斋饭、用邪术的茅山道士吗？这是诬妄之说，哪里能够相信！

译王充说：“尧把天下让给舜，鲧是诸侯，想得到三公的职位，但尧不听，于是恼怒他的猛兽，想用来作乱。”鲧怎么会有这种事？王充为何妄自引用它？虙子贱治理单父而身体消瘦，有若对他说：“从前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诗，于是天下得到治理。”这样说来，子贱弹琴，本来就是有若教他的。齐国人进攻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吴起娶齐国女子为妻，鲁国因此怀疑他；吴起便杀掉妻子来表明自己不亲附齐国。鲁国最终任他为将，他率军攻打齐国，大败齐军，见于《史记》。另外，吴起是卫国人，曾让妻子织组，织出的幅面比规定的宽度窄，吴起让她重新织。妻子说：“好。”织成后再次量度，果然仍不合尺寸，吴起大怒，休掉妻子。妻子的弟弟在卫君那里很有权势，于是凭借卫君的重视请求吴起，吴起不答应，便离开卫国进入楚国，见于《韩非子》。公叔任相国，想把魏国公主嫁给吴起，却又想加害吴起，于是听从仆人的计谋，对武侯说：“吴起是贤人，而我国弱小又和强秦接壤，我私下担心他没有留在这里的心意。”武侯说：“怎么办？”仆人说：“试着把公主嫁给他；如果他没有留恋之心，就一定会推辞。” 公仲召吴起前来，让公主故意恼怒并轻视公仲。吴起看到公主这样轻视魏国相国，便辞别武侯，于是武侯怀疑他。吴起出逃到楚国，见于《战国策》。把这三件事合起来看，做吴起的妻子，不也太难了吗？《淮南子》说：“桀被囚禁在焦门时，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掉汤；纣被拘禁在宣室时，后悔没有在羑里杀掉文王。”纣被拘禁在宣室的说法，确实没有听说过；宣室本来是汉代的斋殿，不应当拿它来命名囚禁之所。《淮南子》说，武王攻克殷后，想在五行山修筑宫室。注释说五行山在上党。杨用修引用《列子》，称太行为太形，按照“形”字的读音来解释，这也是一个证据。《古乐录》记载，卞和进献玉给楚王，楚王让乐正子查看，乐正子认为那是石头，于是卞和被砍断了脚。这个乐正子，就是传说中下堂时伤了脚，三个月不出门，仍然面带忧色的人。又有传说，尧时十个太阳同时出现，烤焦禾苗、杀死庄稼，于是后羿射下九个太阳；后来后羿的妻子偷取长生药，进入月中成为嫦娥。这些事虽然荒诞，却非常可笑。我曾戏作《荆玉篇》，其中说：“跪行向前内心自伤，乡野之人怎敢奢望陵阳。只好凭借寄给乐正子，三个月为什么不下堂。”又在《古意》的末句中说：“不相信雕弓能摧毁九日，却留下明月隐藏嫦娥。”可以供文人一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阮嗣宗诗说：“西边的道路通向咸阳，赵、李二人相互经过。”注释说赵、李是李夫人和赵飞燕，大错特错。有人说是赵飞燕、李平，都是汉成帝宠幸的婕妤；但她们不应当与婕妤一同出行。班固《汉书·谷永传》又有“替赵、李报恩雪恨”的话，注释说：“小臣赵、李二人，从微贱而得到尊贵宠爱。”杨用修又说就是赵季、李款，但二人都是阳翟的大侠，为什么会一同被杀？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能确定。谚语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事情的含义本来很明白，但牵强附会解释的人，竟把池鱼说成姓名，把王谢说成商人，甚至牵扯到乌衣国。又孔子说公冶长身陷牢狱，小说却说公冶长懂鸟语，因而被鸟误陷。沈佺期把这件事写入诗中说：“不知道黄雀的话，怎能免除冶长的灾祸。”这些说法都很可笑。李密为祖母陈情而辞官，后来却因为升迁迟缓而心怀怨望获罪。方望劝谏隗嚣称王，后来又拥立刘林，最终因此而死。李回秀为母亲休妻，违逆妇人，晚年却成为张阿臧的私夫。刘殷是孝子，却把两个女儿送给刘聪。太保房玄龄的妻子为丈夫患病而剜出自己的眼睛，后来却以妒忌闻名。唐太宗用毒药威胁她，她也不害怕。臧质镇守盱眙，难道比耿恭差吗？孔顗的清廉节操，难道有愧于羊续吗？袁顗的才气，也不低于他的舅舅蔡兴宗，却最终因为参与叛乱而被诛杀。人本来就不能只根据早年或晚年评价。平陵人方望写信告别隗嚣，范蠡收回越王勾践所责备之事，乘小船游于五湖；咎犯向晋文公谢罪，也曾在黄河边徘徊。凭他们二人的贤能，足以在两国勒石铭功，尚且还要隐退以承认过错，请求辞职归隐；方望没有功劳，本来就应当如此。方望听说乌氏有龙池山，山中有小路向南通行，与汉地相连；山旁不时有奇人出没。他想趁闲暇广泛寻访这些人，希望将军努力去做。即使是鸱夷子皮，也不能超过他吧？然而后来竟拥立刘林为天子，自己做丞相，最终遭受大辱而死；如果死者有知，能不被西州那些强健的魂魄所嘲笑吗？梁冀让马融写飞章弹劾李固，说：“用胡粉涂脸，搔首弄姿，这虽然是诬陷之词，但确实是当时的风俗，也有人这样做。”何晏手上从不离粉。又《五行志》说他喜欢穿妇女的衣服，把这看作服饰上的妖异。颜氏《家训》说：“梁朝全盛时，贵族子弟没有不熏香衣服、剃脸、敷粉施朱的；他们驾着长檐车，穿着高齿木屐，坐在棋子方褥上，倚着斑丝隐囊。”大概从唐代以后，才不再涂朱施粉。古人不知道隐囊的形制，看了这段话就可以意会了。古字“穏”都写作“隠”，疑心这里的“隠囊”就是“穏囊”。《阴符经》是秦汉人伪造的，李荃为它作注，又假托骊山老姥来使自己的学说显得神秘。杨用修于是说《阴符经》是李荃所作，这是不对的。李荃是开元年间的人；永徽年间，褚河南褚遂良曾奉命抄写一百卷。如今养生家仍然尊崇这部书，把它同《素问》《参同契》相比。“惊帆”是魏国曹洪给船命名的，指骏马；“驰马”是吴国孙权给船命名的，指快船。这两件事正好相反，却又在同一时代相对出现，很奇特。船又有鸣鹤、飞鸟、青鹢、秃鹙、苍隼、鹦鹉、鸜鹆、鸭头、鸿毛等名称，都是鸟名，见于《西京杂记》《晋令》《宫阁记》《吴志》《蜀王本记》《舆服杂事》等书。白鹄、青雀，见于《梁元帝诗》。

译杨用修记载，魏国的苏则和吉茂一同隐居太白山，后来苏则做了侍中。侍中亲自省察皇帝的起居，所以说他是在执掌虎子。吉茂见到苏则说：“做官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就只能执掌虎子了。”苏则笑着说：“我确实不能仿效你那样迟迟不进，赶着鹿车。”考察汉代有谚语说：“做官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就只能让车生耳朵。”这是说重较车。吉茂用反语戏弄苏则，说他不能乘重较车，反而只能执掌虎子。苏则也用韵语回答。茂陈晦伯辨析杨用修的说法，反而更加不明白。考察“虎子”，是便器。汉代侍中亲自省察皇帝起居，免不了要捧便器。汉代孔安国因为是儒者，特许他掌管皇帝的唾壶，朝廷以此为荣。鹿车是柴车，车中只能容下一只鹿，所以得名。汉代闲散的郎官乘鹿车，见《赵憙传》。吉茂认为苏则虽尊贵却卑微，所以嘲笑他。苏则说：“我虽然卑微，却不如你迟滞。”他以虎子对鹿车，又借用了“做官不能更进一步，车便生耳”的意思，并不是把“重较”反过来说。王充有几篇辨析避讳的文章，言辞虽然繁琐粗鄙，也足以看出当时的风俗。大的禁忌有四项：第一，忌讳把住宅、坟墓和田地向西扩展；向东则不忌讳。第二，忌讳受刑成为徒隶的人，不许他们上祖父的坟墓。第三，忌讳妇人生孩子，认为这是不吉利。将要举行吉礼，或进入山林、远行、渡过河川湖泽时，都不与产妇家往来；产妇之家也被人忌讳，过了一个月才能进入屋内。江北产妇不出房门，甚至狗生小狗，也要把产妇或相关之物放在住宅外。江北忌讳狗而不忌讳人，江南忌讳人而不忌讳狗。第四，忌讳在正月、五月生孩子。至于地方习俗中细小的禁忌，如忌厉刀、忌坐在井上承接屋檐之处、忌倒挂帽子、忌仰卧睡觉、忌用筷子互相递接、忌扫除等，数不胜数。挖墓、建住宅、盖房要择日，开垦田地、修治园圃不择日；洗头要择日，洗澡不择日；裁衣要择日，制作帽子不择日。如今也沿袭这些习俗。学习书法忌讳丙日，说仓颉死在丙日；不在子日、卯日举行音乐活动，说殷、夏在子日、卯日灭亡。如今小孩剃头也避开火日、丁日。《荆楚岁时记》说，五月忌讳把床铺和席子拿出去曝晒，也忌讳登上屋顶。传说夔只有一只脚，庄子又有“夔羡慕蚿，蚿羡慕风”的话，世人便真的认为夔只有一只脚。只有《韩非子》把这件事说明白。鲁哀公问孔子：“夔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夔是人，怎么会只有一只脚？他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只是特别通晓音乐。尧说：‘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于是让他做乐正，并不是说他只有一只脚。”又有人说黄帝有四张脸，尸子对此作了说明。他引孔子的话说：“黄帝把像自己的人分别安置在四方。”这是说四方各有一人像黄帝，并不是真有四张脸。古代所说的金鸡放赦，直到今天仍是在五凤楼上，由金鸡口中衔着诏书放下。《三国典略》记载，司马膺之说：“考察海中有占天鸡，星辰一动就应当有赦免，所以帝王用金鸡来宣布赦令。” 商雒鼎有十四件，蔡君谟拿这件事询问刘原父，刘原父不能回答。吕氏《考古图》所载古器铭文有“十三月”“十九月”；牧敦铭文说“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十三月”，也许是闰月。至于十四月、十九月，就无法知道了。有人认为君主即位后服丧，过了一年仍未改元；但总的来说，古代没有这种礼制，大概无法解释。《尚书》典、谟时代，君臣都自称“朕”。到了屈原，还称“朕皇考”。秦朝制定制度以后，臣下才开始不敢自称“朕”。然而在称谓之间，仍没有严格区分。马援筛酒款待士卒，士卒都伏地称万岁。姚期呵斥守门人说：“退下！”汉武帝下诏给山涛说：“山太常虽然居于谅闇，谢鲲却说他端坐在朝廷。”薛宣自称垂拱而承受成功。蔡邕、杨赐的碑文都说统领大麓之重任。潘尼赠诗给卢景宣说：“九五思飞龙。”孙楚《王骠骑诔》说：“突然登临远方。”陆机父亲的诔文说：“亿兆人归心，敦厚地叙理百官。”姐姐的诔文说：“顺应上天的和气。”晋代《曹摅》说：“一县人都称他为圣君。”司马相如传记说：“临邛县令每天前往拜访相如。”《魏相传》说：“佩剑上朝奏事。”《霍光传》说：“猫头鹰在殿前鸣叫，树上有黄色的东西。”《霸郡国上计吏长史》说：“同辈先上殿。”自六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宋孝武帝削减诸王的制度，这种禁令才开始严格，见《江夏王义恭传》。桓谭《新论》说：“太原百姓因为介子推的缘故，隆冬也不生火做饭。”如今陆翙《邺中记》说：“并州的风俗，是冬至后一百零五日为子推节，三天不生火，只吃冷食，制作干粥。”范晔《后汉书》说：“周举升任并州刺史，发文到介子推庙说：‘春季寒食，持续一个月，老少都不能承受；如今只实行三天。’”《琴操》说：“介子推被火烧死，晋文公哀悼他，下令百姓五月五日不得生火。”所谓“隆冬以及五月五日”，恐怕是记载传闻时弄错了，如今应以一百零五日为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日、百五日〕 《左传》说“一介行李”，杜预说“行李”是使者。唐代李济翁说应当写作“行使”，宋代方勺说皋陶任大理，有一本写作“大李”。《天官书》说荧惑星为“李”，徐广注说：“对外掌管军队，对内掌管政事。”又有《黄帝李法》，颜师古注说：“李是法官的名称，李与理相通。”大概是因为人将要出行时要整理行装。《左传》又说“行理之命”。班孟坚《西京赋》说：“天子于是登上属玉之馆。”李善引用服虔的注释说：“用玉装饰，因此得名。”这解释未免太浅陋了。“属玉”是水鸟的名称。天子因为柏梁台遭火灾而用厌胜之术，所以御苑中的许多楼观都用水鸟命名。“观”就是“馆”。见《西京杂记》。这个词并不十分冷僻，服虔的注释却如此。“蹇产”，《西京赋》的注释认为是高大貌；《上林赋》则说是弯曲婆娑的样子。王褒《四子讲德论》的注释认为是舞动的样子。然而老子说“婆娑”，也可以指病态。“翠粲”，《子虚赋》张揖注说是衣服发出的声音；嵇康《琴赋》则说是鲜明的颜色。“轇葛”就是“胶葛”，一种注释说是上清之气，一种说是杂乱的样子，一种说是广大的样子。“崥崹”，一种注释说渐渐平缓，一种说险峻高耸。“葳蕤”，《子虚赋》注说是羽毛装饰的样子，《封禅书》注说是委顿的样子，《南都赋》注又说是羽毛装饰的样子。这些解释都是随着文句临时训释，并不是真有确切考据。有人注释谢灵运诗“天鸡弄和风”说，天鸡是鸟。郭璞《江赋》说到“天鸡”时，却说它是“黑身”，又名“莎鸡”。考察《诗经》说：“莎鸡振动翅膀。”这是昆虫。然而《江赋》所说的“天鸡”“晨鹄”“鴢鷔”“鸥▯”，显然不是小虫。

译“龙钟”，苏鹗解释为不兴盛、不挺拔的样子，但始终不能解释这个词的字义。有人说它是竹子的名称，又把它解释为“籦笼”，同样没有说明它为什么表示衰老的状态。黄银和鍮石，传述者认为是同一种东西，这是不对的。《礼斗威仪记》说：“君主以金德治国而称王时，黄银就会出现。”唐太宗曾赐给房玄龄等人黄银带；当时杜如晦刚去世，皇帝想把黄银带赐给他，但因为鬼神畏惧黄银，便另赐黄金带放在灵座上。《广志》说：“鍮石像金，也有和金混杂的，淘洗后就能分开。”《钟会刍荛论》说：“莠草长得像禾苗，鍮石像金。”唐高宗上元年间，下诏规定九品官穿浅碧色服装，系鍮石八胯带。这样看来，黄银贵重而鍮石低贱。如今这两种东西都没有听说被当作货币，也很少有人用来装饰，难道是后世不再出产了吗？考察王莽制作威斗，用五色石和铜制成。李奇说：“用五色药石和铜制成。”颜师古说：“就像今天用鍮石制作的东西。”这样看来，鍮石是铸造成的。青霞子说：丹砂经过伏火炼化可以变成黄银，既能变重也能变轻，既神奇又有灵性。《方勺泊宅编》说：黄银出产于蜀中，南方人很少认识它。朝散郎颜生在京城时，有人拿十支钗到抵当库典当；它的颜色、重量都和上等黄金没有区别，用试金石检验却是纯白色。这样看来，黄银难道也是丹砂炼成的吗？石蜜并不是蜂蜜，《本草》说它就是石饴，产于武都，这种东西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如今所说的石蜜，是糖精。考察《唐书》说，番胡国出产石蜜，中国人很珍视；有人得到制作方法后，命令扬州煎煮各种甘蔗汁来制造，颜色和味道超过西域所产。《异物志》说：交趾的单滋，大的有几寸，煎煮后凝结得像冰，敲碎后像博棊。《凉州异物志》说：石蜜的滋味比浮萍甜，它不是蜂类所产，只是假借“石”的名称，实际出自甘蔗，经过变化后更加轻。注释说：煮过再晒，就会凝结得像石头，却非常轻，可以考察验证。孟光举案齐眉。考察《说文》，“案”属于“几”类。杨用修引用张衡“何以报之，青玉案”的话，认为案是青玉碗，并且说孟光只是一个妇人，怎么能举起案？杨用修把案理解成今天的桌案，把案解释成碗更没有根据。考察《楚汉春秋》，淮阴侯向武涉道谢时，汉王赐给臣下玉案盛的食物。按今天的尺度推想，大概是玉盘；下有足的叫玉案，所以《说文》把它归入“几”类。也可能是在案中另放器皿，也可能直接把食物放在案上。至于孟光，她连石臼都能举起，何况一张案呢？传说尧能饮千钟，孔子能饮百觚。这种说法自古就有；但高允《酒训》称子思说：“孔子的饮量不能超过一升。”由此推断，千钟、百觚都是妄言。考察“百觚”，本来就是夸张的说法；“一升”也不是确实的记录。《乡党》说：“只有饮酒没有定量，但不喝到失态。”这样看来，孔子本来就是善饮的人。宋代《五行志》说，谢灵运每次出入，常有几个人扶持接送。民间歌谣说：“四个人提着衣裙，三个人抬着坐席。”大概当时人出入都由门生扶持拖曳，只是谢灵运身边的人更多罢了。我家收藏有宋代拓本《右军大令像》，画中人戴簪冠、穿宽衣，像喝到半醉的样子，前后有两个门生扶持拖曳，正与这里所说的相合。古人举行吉礼崇尚左方，只有丧礼、军礼崇尚右方。左属阳，右属阴，所以丧礼用右；人的左臂力量小，右臂力量大，所以军礼用右。秦、汉以及元代灭亡以前，丞相、将军以下的官员，都先右后左。秦朝、汉朝极其强盛，元朝疆域极其广大。秦代金石文字和本纪中称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可以作为证明。唐玄宗时，把侍中改为左相，把中书令改为右相。右相由李林甫、杨国忠担任，而左相陈希烈、韦见素只不过充任其位罢了。秦始皇时期和天宝末年，也都是最强盛的时候。苏秦说临淄城中车轴相撞，以此说明那里繁盛；《乐府注》又说：“齐人本来就以车轴相撞为乐。” 涓石梁容貌美好，鬼看见自己的影子，以为是鬼而惊吓，竟被吓死。《淮南子》说，鲁哀公想把住宅向西扩建，史官劝阻他，他不听；宰折睢没有劝阻，他反而听从。孔子的马被乡野人牵走，子贡巧妙地劝说却没能要回马，马夫用笨拙的话劝说却把马要了回来。我怀疑这也是虚妄的说法。《汉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五年命令田横乘传车到洛阳。如淳说：“汉代律令规定，四匹马脚力最强的叫置传，四匹马脚力中等的叫驰传，四匹马脚力较弱的叫乘传，一匹马或两匹马的叫轺传。”然而《汉书》中凡是传车都称为“乘”，并没有这样分别。否则，文帝从代地即位，周亚夫以太尉身份向南征讨，动用到六传，难道是小而迟缓的事情吗？而且那只是四匹马脚力较弱的车。” 古代的象刑包括：墨黥【在脸上刺字或涂墨】；慅婴【凶冠上的装饰，命令罪人戴它】；共艾毕【用青白色制作韠，命令罪人穿戴】；菲对履【慎子写作“防”，用菲草或麻做鞋】；杀赭衣而不纯【用赤土染衣，衣服只染色而不加边缘】。这样也可以说是刑罚很轻了。孙绰说：海人和山客争论各自见到的奇异事物。海人说：“海中有一种鱼，额头像华山山顶，一吸气就能吸动方圆万顷的波涛。”山客说：“邓林有一棵树，树围有三万寻，高直上千里，旁边遮蔽几个国家。”有人说：“东方尽头有巨人，砍树做防杖；不能把树枝当鱼钩来钓鱼，即使拿来充饥也不够。”杨用修完全仿照这段文字，只是稍加增益。管仲刚任齐国相国时，任命隰朋为东国宾客，胥无为西土宾客；公子开方出使卫国，季友出使鲁国，蒙孙游历楚国。后来又派公子举出使鲁国，公子开方仍出使卫国，曹孙宿出使楚国。任命隰朋为大行，宁戚为大司田，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宾胥无为大司理，东郭牙为大谏。到最后，公子开方出使卫国十五年而不回家探亲，齐桓公仍听从劝告不再任用他；这可以说是善于任用和舍弃人才了。

译《司马田穰苴传》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左氏传》没有记载。按《晏子》说：景公饮酒，夜里移驾到晏子门前，前驱敲门说：“国君到了。”晏子穿着玄端礼服站在门口说：“诸侯莫非有隐微的事故吗？国家莫非有隐微的事情吗？君王为什么不按时而在夜间来辱临？”景公说：“酒肴的滋味、钟磬的声音，我想和先生共同享乐。”晏子回答说：“铺设席位、陈列簠簋，有人臣是不敢参与的。”景公说：“那就移驾到司马穰苴家。”前驱敲门说：“国君到了。”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门口说：“诸侯莫非有战争吗？大臣莫非有叛乱的人吗？君王为什么不按时而在夜间来辱临？”景公说：“酒肴的滋味、钟磬的声音，我想和将军共同享乐。”穰苴回答说：“铺设席位、陈列簠簋，有人臣是不敢参与的。”这件事可以收入传记。老聃到了西戎，便效法夷人的语言；夏禹进入裸体国，便解下下裳；墨子拜见楚王，便穿文锦、吹笙。这并不是故意违背本性，而是随着当时的爱好而变化【见《刘子名昭》】。东方朔在金马门隐遁，提出“大隐隐于朝市”的说法，其流弊以至于没有止境。所谓“通隐士”，就是何防【见本传】。所谓“充隐士”，就是皇甫希之【见《桓玄传》】。“黄扉隐士”是许寂，他在蜀地做官而喜好修炼【见《蜀梼杌》】。“随驾隐士”是卢藏用，他考中进士却没有得到调任，于是开始隐居终南山，但仍有意于当世【见本传】。“防侠隐士”是前代的何防和他的弟弟何允，他们在世间游乐【见本传】。杜甫诗中所说“投壶郭舍人”，就是那个和东方朔一起以滑稽取乐却比试不胜的人。《西京杂记》说郭舍人善于投壶，一箭能使壶中箭跳跃七十多次。颜光禄记载：汝南周璝、会稽贺徽都能使箭跳跃四十多次。所谓“骁”，是箭从壶中跃出后，又用手接住；反复投掷，反复跳跃而不落地。它们的名称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其中最精妙的有莲花骁。古乐府有《郑樱桃》一篇，极力叙说石虎把妓女立为皇后。考察《晋书·载记》说：樱桃是优童，石虎沉溺宠爱她，听信她的谗言，甚至杀死妻子。等到考察《十六国春秋》，却说樱桃是冗从仆射郑世达的妓女，太妃把她赐给石虎，石虎宠爱她，立她为皇后。又《二石伪事》说：石虎攻打中山，得到郑略的妹妹作为妾，听信她的谗言，射杀妻子崔氏，这与歌辞相合。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庄子说：“人而不学，叫作‘视肉’；学习而不实行，叫作‘撮囊’。”这四个字很奇特。孟尝君依靠门客中会学鸡鸣和狗盗的人而逃出秦国的危难，楚子任用礼遇善于偷盗的人而使齐军退却。史书称齐文宣帝在东山饮酒，因投杯而勃然大怒，召魏收到面前起草诏书，准备向西讨伐周人，震动恐惧之中常常制定越过陇山的计划。《三国典略》记载诏书全文说：“朕承受天命，志在清平四方。小小的秦陇地区，长期阻隔教化，统一之事，希望就在今日。一定要训练军队、誓告众人，使上天震动、云气降临。朕已经在汾水流域发兵，沉船于晋地，马上亲自率领将士，平定陵王的营垒，直捣长安，斩杀那些凶恶的首领。朕与梁国旧日深厚和睦，近来听说它有奸谋，竟想图谋我方。应命上党王高涣总领熊罴之士，使军队如流星、如疾风席卷而进。”君王的话，明白如日月，应当向内外宣布，使所有人都知道。齐主看了魏收的草稿，在“凶首”二字下补足九言说：“即使藏入山中、沉入水底，最终也不宽赦。”这就是那道诏书。从前有人把王右军《兰亭诗叙》同石崇《金谷园诗序》相比，说王右军非常喜欢它。杨用修曾得到全文并传播它。等到读到《修文御览》所载：“我有一所房屋在河南金谷之中，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只，鸡、猪、鹅、鸭之类无不齐备。”杨用修所记却缺少这段，恐怕也不是全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口〕 蔡琰进入胡地，成为胡人的妻子并生了孩子，回来后又嫁给董祀，而范晔把她写入《列女传》。贺知章八十六岁时患病，忽然请求把鉴湖赐给他，让他做道士，而宋祁却把他写入《隐逸传》。大概是修史的人认为违背节操的大臣和难以退隐的士人都是如此吧。杜牧诗说“叠嶂巧分丁字水”。考察《水经》，丁溪水在泗水以东；然而福建汀州的“汀”这个名称，也因为溪水形如“丁”字而来。巴江流势也像“巴”字。沛国刘显特别精通班固、司马迁的史书，当时人称他为“汉圣”。杜预精心研习《左传》，当时人称他为“左氏癖”。同样都是精通一门学问，只是一人以“圣”称之，一人以“癖”称之。“岁”写作“遂”，“尺”写作“赤”，“卷”写作某异体字，虽然古书、道经中有这种写法，但不可以经常使用。荀子说：“墨子受‘用’的蒙蔽，只知道功用而不知道文饰；宋子受‘用’的蒙蔽，只知道功用而不知道所得；慎子受‘法’的蒙蔽，只知道法术而不知道贤能；申子受‘势’的蒙蔽，只知道权势而不知道智慧；惠子受‘辞’的蒙蔽，只知道言辞而不知道实情；庄子受‘天’的蒙蔽，只知道天道而不知道人事。”杨子说：“庄子、杨朱放荡而不守法；墨子、晏子节俭而废弃礼制；申不害、韩非险诈而没有教化；邹衍迂阔而不可信。”《晋志》称：“汉世祖具有英雄的谋略，兼备文帝、景帝的资质。杨柳拂动阴翳，皮轩车记载鼓声，横渡汾河祭祀后土，登临甘泉祭祀昊天。大驾车千乘，骑兵一万匹，带着姬妾赵飞燕，设置属车，夹在豹尾之中。”这样看来，武帝时期难道又有一个赵飞燕吗？还是把李夫人误写成赵飞燕了？

译名山中收藏书籍的传说有：《嵩高山记》说，一座石室中有天然形成的书籍和饮食。九士《文括略》说，禹在会稽山的一处曲折石穴中发现了黄帝藏的书。又《水经注》说，石山中有金简玉字之书，禹打开它，得到治理水患的道理。《吴地记》说，包山中有洞庭，深远幽邃；吴王夫差派灵威丈人进入洞穴十七日，得到玉叶，上面列有《灵宝经》二卷，拿给孔子看，并说：“这是禹的书。”《吴越春秋》说，九山东南有天柱山，号称宛委山，山上承托着文玉，覆盖着蓝石；书籍以金简青玉为文字，用金银编缀。禹登上衡山，有个穿红绣衣的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对禹说：“想得到我的简书、知道治水的方法，就在皇帝之岳斋戒。”禹于是斋戒后登上石篑山，果然得到那篇文字，周游天下，让伯益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荆州记》说，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一千卷，相传秦人在这里学习，因此把书留下。《武陵记》说，天门山岩石中有书数千卷，看得见却取不出来。伏滔《北征皇天场》说，古代陶穴中藏有书二千多卷，其中有收藏道经的。《抱朴子》说：“道书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三皇内文》和《五岳真形图》的。”名山五岳都有三种道书藏在石室中：太上真人的灵宝秘文内符，钟山真人传给禹，禹重新撰定为二通，一通藏在苗山，一通交给云水洞室。《玉帝七圣玄纪》说：“旧有文字十五万卷藏在昆仑北洞。”《大洞篇目》说：“郁仪结邻藏在王屋山中的清虚洞。”《飞龙隐诀》说：“飞玄羽经藏在峨眉山。”《金太微黄书经》说：“天真三皇把八方之文藏在委羽山。”《太方天帝》把一通藏在龟山。善于相察动物的人，有陈君夫相马、留长孺相猪、荣阳褚氏相牛。又有浮丘伯相鹤，《经戚》记载高堂隆的相牛经，严助的相贝经，师旷的《禽经》，伯乐、周穆王、诸葛颖、徐成的相马经。相马的人又有：寒风吴相马的口齿，麻胡相马的面颊，女厉相马的眼睛，卫忌相马的鬃毛，许鄙相马的臀部，代羯相马的胸胁，管青相马的胸脯和嘴唇，陈非相马的股脚，秦牙相马的前部，君赞相马的后部。懂得兽语的有介葛卢【见《左传》】；懂得鸟语的有公冶长【见《冲波传》；沈佺期诗又说：“不知道黄雀的语言，却能免除冶长的灾祸”】；侯瑾，字子瑜【见《敦煌实录》】；又有广汉的阳翁仲，懂得马语【见《论衡》】；李南也懂得马语【见《抱朴子》】；詹何听到牛叫，知道牛是黑色而角是白色【见《韩非子》】；廷尉沈僧照听南山虎啸，说国家将有边事，应当选拔人丁【见《梁典》】。荀勖吃饭时，能知道煮饭所用的是劳薪，也就是旧车轴的木脚。苻朗吃鸡时，能知道这只鸡栖息时总有一半身体露在外面；又能辨别鹅的黑毛和白毛所在之处，可以说是有深奥的理解。至于玄晏吃麦子，却说是用桃、杏、李三种汁液浸渍的，那就不难知道了。史书称海西公没有失德之处，因为关于床席之事的话容易被诬陷，所以说他阴痿。被废的皇后生了儿子却不能抚养，当时人都同情她。考察《五行志》，百姓歌唱说：“青青的御路杨，白马系着紫色的缰绳。你不是皇太子，怎么能得到甘露浆？”懂得其中含义的人说：“白色属金，马代表国族，紫色是夺取正色的颜色，分明是以紫色杂在朱色之中。”海西公废掉他的三个儿子，说不是自己的儿子，用马缰把他们勒死；他们死的那天，南方进献甘露。海西公刚生皇子时，百姓又歌唱说：“凤凰生了一只雏鸟，天下没有不欢喜的。本来说是马驹，今天却成了龙子。”这首歌表面说得很美，讥刺却十分隐微。海西公不能生育，使身边的向龙和宦官交接而生下孩子，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难道海西公真的痿弱吗？还是温氏诬陷他，反而让人编作了这些歌谣？女子变成男子的事：汉末女子徐登变成男子，具有幻术。晋安丰女子周世，宁康八年时八岁，逐渐变成男子，到十七八岁时，竟能驾驭女子。宁康初年，江陵女子唐氏；刘聪时内史的女人；唐光启二年郿县女子宋氏；乾道三年永州支氏之女；庆元三年袁州黄念四之女。《括异志》说，广州萧氏的女儿大娘子也变成男子。男子变成女子的事：《华阳国志》说，武都男子变成女子，蜀王宠爱他，直到国家灭亡。汉哀帝建平年间，豫章男子变成女子，嫁人后生了一个孩子。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刘曜时武功男子；苏抚时陕地男子；伍长平，都变成了女子。《京房易传》说：“女子变成男子，这叫阴气昌盛，卑贱之人将成为王。男子变成女子，这叫阴胜于阳，它的灾咎是国家灭亡。”洪景卢认为这是用来解释和证明的，南渡以后也有这种事，却不再算作灾异。偶然因戊辰年的事情，记下此事。《京房易妖》说：“阴在头部，天下大乱；在腹部，天下有事；在背部，天下没有后嗣。”而《宋书》称：“晋代有两个女子，一个阴物长在肚脐上方，一个长在肚脐下方，都淫乱而不能生育。”《晋五行志》说：“有阴物长在头部的人，居住在扬州；有一个男子，生有两个阳物，两个都能行人道而淫乱。”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宛委余编》四 《史记》说，厉王逃到彘，召公、周公两位相国共同执政，号称“共和”。《鲁连子》说：“卫州共城县，本来是周共伯的国家。共伯名和，喜欢实行仁义。厉王逃到彘，诸侯奉戴和，让他行使天子的职权。十四年后厉王死，太子即位，共和又回到卫国。”《正义》引用此说并加以驳斥：“卫厘侯死于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余即位为君；他的弟弟和在共伯墓前自杀，共伯和即位，这就是武公。”年代并不相合，应当以《史记》所引的说法为正确。《庄子》说：“共伯在共首得到道。”司马彪说：“共伯名和修。”后来宣王即位，共伯又回到宗族，逍遥自得于共山之首。其余说法都与《鲁连子》相同。又《竹书纪年》说：“共伯和登上王位。”似乎也可以作为依据。然而所谓“卫州共城县”，两汉时期才有这个地名，那么《鲁连子》也似乎是伪书。《襄沔记》称，襄阳城内刺史宅中有高斋，梁昭明太子曾在这里编纂《文选》。现在襄阳有《文选》楼。考察梁武帝攻破台城以后，昭明太子才出生，不久就被立为太子，他何曾出任襄阳都督？《文选》是在东宫编纂的，即使在襄阳编次，也没有关系。常熟虞山的福地【俗名李王宫】有七星桧，十分奇异。里面有台志，把它说成昭明太子的读书台，又说桧树是昭明亲手栽种的，大概也属于这一类传说。太白诗说“尧幽囚，舜野死”。考察《续述征记》说：“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约半里，民间传说是囚禁尧的城。”《括地志》说：“旧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说：“从前尧晚年德行衰微，被舜囚禁。”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说：“舜囚禁尧，又把偃丹朱放逐，使他不能同父亲相见。”这也就是万章所说“尧率领诸侯面向北朝见舜，瞽瞍也面向北朝见舜”。又《史通》说：“苍梧一带民风荒陋，地气炎热而多瘴疠，即使让拥有百金的富家子弟前往，也害怕经过那条道路，何况在万乘之主将死之年，怎么能忍受巡幸那个国家？又加上二妃没有跟随，孤魂很快消尽。”像夏桀被放逐到南巢、赵嘉迁到房陵、周王流亡到彘、楚帝迁徙到郴，论其艰苦困顿，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看来，所谓“陟方之死”，大概正是文命的遗志吧？又《述异记》说：“朝歌有狱台，相传是禹囚禁舜的宫室。”《韩非子》说：“舜逼迫尧，禹逼迫舜。”大概自古就有这种议论了。曹大家说：“皋陶的儿子是伯益。”仲长统《昌言》说：“秦国、赵国的祖先伯益，就是皋陶的儿子。”考察皋陶的后代，封在六地；秦、赵都是伯益的后代。《竹书纪年》说：“禹向上天推荐皋陶，三年后皋陶先死，才又推荐伯益。”然而左氏所说“皋陶、庭坚没有后代祭祀”的说法，恐怕伯益并不是皋陶的儿子。女国没有男子，女子照井水便感孕，生下来的必定是女子。这种说法已经很接近怪诞了。《玄中记》记载，殷太戊派王英到西王母处采药，到了那里粮食断绝，无法前进，于是吃树上的果实，穿树皮，一生没有妻子，却生了两个儿子，都是从腋下生出的，成为男子。那里离玉门有二万里。宋代谢凤子超宗，宋孝武帝赞叹欣赏他的才华，说：“谢超宗很有凤毛。”洪景卢记载《世说》说：“王劭的风姿很像他的父亲王导。”桓温说：“大奴本来就自有凤毛。”有人认为“凤毛”一语始于此，但不如超宗之事贴切。王嘉《拾遗记》称“青凤吉光裘”的故事，也在桓温这句话之后，恐怕“凤毛”另有出处，只是无法考知。《旧唐书》说：李宓率兵在西洱河攻打蛮人，粮食耗尽，军队溃散，马匹在桥边被阻，被阁罗凤俘获。《新唐书》沿袭此说，称李宓在西洱河战败而死。《资治通鉴》记载则说：天宝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攻打南诏，深入敌境后被擒，全军覆没。高常侍诗集序却说：天宝十一载，有诏讨伐西南夷，由丞相杨国忠统辖；杨国忠于是上奏推荐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从交趾进攻贼人，往返数万里。天宝十二载四月到达长安。君子由此知道朝廷任用贤能，而李公尽忠效命，于是写了这首诗。李宓大概是平安回到长安，并没有战败而死；而且年份也不是天宝十三载。贤臣把名字刻在琬琰美玉上，所以称为《琬琰录》。然而《竹书纪年》说：“后来桀命令扁讨伐岷山氏，岷山氏送给桀两个女子，名叫琬、琰。桀宠爱她们，把她们的名字刻在苕华玉上；苕代表琬，华代表琰。”这样看来，刻写琬琰，并不一定是美好的事情。又说：“桀把元妃妹喜氏抛弃在洛地，让她同伊尹交往，于是夏朝灭亡。”这样看来，妹喜是因为被抛弃而导致国家灭亡，而不是因为受宠导致国家灭亡。又《国语》说：“妹喜比作伊尹，妲己比作胶鬲。” 贾长沙《过秦论》末尾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被宋代儒者讥笑，却不知道它原本出自《丹书》。书中说：“以仁义取得天下，再以仁义守住它，可以延续百世；以不仁取得天下，再以仁义守住它，可以延续十世；以不仁取得天下，再以不仁守住它，必定只能延续一世。” 钱镠历经唐朝和后梁，唐朝虽然奉行唐的正朔，但实际上曾三次改年号。第一次叫天宝，见于明庆寺院的罗尼幢和崇化寺的尊胜幢，吴氏十五年才开始发愿文。第二次叫宝大，见于九里松导胜幢和衢州《思马墓志》。第三次叫宝正，曾把落星石改称宝石山，制书中有洪氏的详细记载。这样看来，安重诲之所以削夺钱镠的爵位，大概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贾谊《过秦论》说：“儿良、王廖、杜赫、宁越。”《吕氏春秋》说：“王廖以先行计划为贵，儿良以后续谋略为贵。”注释说：“王廖谋划军事，以首先建立谋略为贵；儿良制定军事谋略，以后续完成为贵。”《吕氏春秋》又称：“杜赫凭借安定天下的主张，游说周昭文君。”又说：“孔子、墨子、宁越，都是平民出身的士人。宁越是中牟人。”《世说》说：“鞭打宁越来树立威名。”他应当是一位隐居而贤能的人。日食发生在朔日，月食发生在望日，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宋代庆元年间，一年中发生五次月食，分别有在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发生的。后来甚至一年发生八次月食，仍然不拘泥于望日，这就更加奇异了。

译汉代廷尉主管刑狱；宗正的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有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有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等名称的监狱。京兆尹以及长安、万年二县的县令也各有监狱。汉代仪注说共有二十六所监狱，光武帝将它们全部裁省。最大的监狱是廷尉、司隶所属的洛阳狱。如今我朝刑部、都察院也各有监狱，像廷尉、大理寺一样，只是审理案件的机构。锦衣卫有监狱，如同司隶所属的监狱；其余五城兵马司、顺天府、宛平县、大兴县也各有监狱，但都不是君主亲自审理案件的监狱。条脱，是臂上的饰物。见《真诰》：“萼绿华送给羊权金、玉条脱各一枚。”《周处·风土记》写作“条达”。仲夏时制作百索系在臂上，又有“条达”等编织的杂物相互赠送。繁钦《定情篇》又写作“跳脱”，说：“用什么来表达深厚的情意？在手腕上缠绕一对跳脱。”大概是同一种物品有三个名称，属于传写时的错误。僧寺称为精舍，王观国认为晋孝武帝奉佛，在殿内建立精舍，招引沙门居住，这是“精舍”一词的起源，这不对。这个词本来见于佛经，佛所居住的竹林就叫精舍，晋武帝只是沿用了它。王观国又引用后汉包咸、刘淑、檀敷的传记，说儒者建立精舍讲学。吴曾引用《江表传》，说于吉建立精舍，烧香诵读道书，制作符水。考察谢承《后汉书》，赵昱曾请处士綦母君公、杨奇到缑氏界，周磐从重合县令任上归来，张奂在扶风，他们都建立精舍讲学。可见精舍不只是佛门所用，儒者和道士都可以使用，只是不应把这个名称用于一般世俗场所。“女墙”见于《左传·襄公六年》注：“《广雅》说，睥睨就是女墙。”《释名》说：“之所以称女墙，是因为它低矮而小，比之于城墙，就像女子相比于男子。”所谓“虚牝”，是山谷中的洞穴。 《大戴礼》把丘陵称为牡，把溪谷称为牝。“博风”是屋檐两端的翼角，见《仪礼·士冠礼》的注疏。小说中有《齐谐记》，见于《庄子》；它是记载怪异之事的书。《虞初志》：虞初是汉武帝时的小吏，穿黄衣、乘辎车，采访天下异闻。《夷坚志》出自《列子》所说“夷坚听闻后把它记下来”。唐代华原县尉张慎素已有《夷坚录》。张瑞义《贵耳集》说，夷是姓，坚是名。《酉阳杂俎》说，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诺皋记》中有引用梗阳巫皋之事的内容；《甲中经》说，住在山林中的人念咒：“诺皋太阴将军。”大概诺皋是太阴的名称，而太阴是隐神中的神。俗语说：“雁门、紫塞，地方都在北方。”如今人们把北方称为雁塞，这是不对的。《荆州记》说：“雁塞北面连接梁州汶阳郡，其中东西两面的山岭接连到天边，没有尽头。大雁飞到这里就回转翅膀，只有一处稍微低下。每当大雁飞到那里，便伸直翅膀，估量可以下降的地方，然后飞过去，所以叫雁塞。”这个地方在蜀、汉之间。《三秦记》说：秦代称天子的坟墓为长山，汉代称为陵，所以后来通称山陵。《齐地记》说：不夜城在阳廷东南，古代曾有太阳和夜晚同时出现的事情，于是这座城以“不夜”为名来表示奇异。考察班固史书说，有一次像太阳一样的光在夜间出现，应当是这时城池刚刚建成。《广州记》说：在厅堂梁上画五只羊，说高固做楚王的相国时，五只羊衔着谷物聚集到楚王宫廷，所以画下它们的形象作为祥瑞。《番禺杂记》却说：广州过去有五位仙人骑着五只羊来到这里，于是得名五羊。考察五只羊衔谷物来到楚廷的故事，并不应当据此给广州命名。《番禺杂记》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蜀地人见到惊异的事情，一定说：“噫吁嘻。”晋地的音调中，尊长说：“咄！”身边的人回答：“喏。”所以李白《蜀道难》和司空图《休休亭记》都使用了这些词。宋玉的“些”、扬雄的“欵”，也都是方言。“欵乃”读作“袄蔼”，是湘中人哭舜时留下的声音。陆玑《草木疏》说：“如果可以按酒。”梅尧臣诗中多用“案酒”二字，如今俗语说“添案”，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古诗常用“流黄”一词。《机环济要略》说：“杂色有绀、红、缥、紫、流黄。流黄，大概是织机中织出的黄色丝帛。” 《诗经·既醉》一章说：“厘尔女士。”注释说：女子有士人的品行。如今世俗语言中，凡是画美丽妇人的，都称为“士女”。关于“丈夫”，《礼疏》说：“丈，是男子成年后的最高称谓；夫，就是肤，意思是他的智慧广博敏捷、能够弘扬教化。”我私下认为，“夫”字的训释在前，“肤”字的训释在后，未必是这样。赵岐注释说：“禹的钟声超过文王的钟声，因而出现追蠡；追，是钟的纽；蠡，是断绝。”赵希鹄辨析后认为不对，说：“追，是雕琢。《诗经》说‘追琢其章’。如今画家把粉滴在画面上使它凸起，还称作追粉。蠡，是剥蚀。现在人们把器物使用久了而剥蚀称为蠡。所谓追蠡，是说禹的钟上铸刻的纹饰凸起处已经剥蚀了。”这番话似乎很有道理。我见前辈诗文中称“罘罳”，自己写诗时也常把它理解为殿阁檐角上的网。考察段成式说：士林中多把殿宇的椽称为“复”，把防雀的网称为“罘罳”，可见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汉书·文帝纪》说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崔豹说：罘罳是屏，也叫复。臣子朝见君主时到了屏风处，便在下面奏报事情。颜师古则说：它连接宫阙，弯曲覆盖在重叠的墙垣上，形状像罘字，也叫屏。刘熙《释名》说：罘罳在外门，罘就是复；臣子将要入朝时，先在这里请示事情，再反复思考。按“檐角之网”的解释，不应当只有它遭灾而不连带殿宇；只是各家解释的意义始终没有弄清。况且“罘罳”二字，字形像捕兽网，而杜甫诗说“罘罳朝共落”，可见唐代士大夫确实把它看成防雀网。又《古今注》说：罘罳就是“复思”，用木板合成，也可以用土筑成，每座宫门、宫阙、殿舍都有，郡国官署前也树立它。这样看来，它就是今天的照壁。如今人们说泰山的五大夫都指五棵松树，却始终数不清究竟是哪五棵，因此感到疑惑。只有黄美引用《史记》记载：秦始皇登上泰山封禅祭祀时，祭祀完毕，突然遭遇暴风雨，便在树下休息，于是封赐那棵树为“五大夫”。“五大夫”是秦代官名，是第九等爵位。这句话足以纠正千古以来的误解。

译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下一年为天汉元年，国号改为汉。第二年十一月，在圆丘祭祀昊天上帝，遇到大风损坏树木，于是改元光天，仍称大蜀。这件事见于《梼杌》，正史没有记载，姑且记在这里。《蜀梼杌》记载，王衍十四年，俳优中有唱《康老子》的人。王衍问李昊等人这首曲子的出处，李昊不能回答。徐光溥说：“康老年老而无子，落拓不羁，不经营生业，喜欢同梨园乐工游乐。有一天家产荡尽，面容憔悴而死。乐工叹息他，于是创作了这首曲子，又名《得至宝》。”考察《乐府杂录》也说：“康老子曾经同宫廷乐工放纵游乐。家中偶然有个老妇人拿着旧锦褥来卖，他用五百钱买下。不久有个波斯人看见后大为惊异，对康说：‘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至宝？这是冰蚕丝织成的。夏天铺在座位上，满室都会清凉。’于是用千金酬买。康得到钱后，又拿去同宫廷乐工欢宴追乐，不到一年又花光了。康死后，乐人感叹此事，创作了这首曲子，也叫《得至宝》，又叫《得宝子》。”这样看来，《得宝子》这个名称，在乐府记载中才完整，唐英也没有考订清楚。“市”字，有人说：市井风俗中，通常认为人到了市场，有买卖的人应当在井边洗濯，使身体香洁，然后才到市场，这种说法恐怕未必正确。有人说：古代九百亩土地划为井田，因为井田而形成市场，所以这样称呼。又有“乡井”“闾井”的说法，是因为居住地靠近共同使用的水井而饮水。难道在城邑称为市，在野外称为井吗？如今从御前仪仗到诸王的卤簿，都有诞马。“诞”字的意义无法考证。程大昌认为应当是“袒马”，意义取自有马而没有鞍，就像人裸露身体的“袒”字。他引用《宣和卤簿图》为证：诞马使用彩色帛料，四周用一方毡盖覆盖马背，不旋转安置鞍具。这个道理或许接近实际，但既然有毡帛作为装饰，也不能算是“袒”。如今诞马却有像平常一样的鞍辔，只是用毡覆盖着。“洗马”就是在前面引导，骑马担任太子的先导【“洗”读作“铣”】。如今人们不知道“措大”这个说法。李济翁记载了“措大”的四种解释，其中一种说：士人贫困，住在新郑郊野，骑驴驮着醋去卖，城里人指着他的醋担称呼他。又说：郑地有醋沟，士人多居住在沟的东面，以甲乙作为名族的等级，所以称为“醋大”。这样看来，“措大”应当写作“醋大”吗？无论是驴还是醋，都起源于郑地。李济翁认为这种解释不对，说：“只是说他能够举措大事罢了。” 一九二九，相互呼唤却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笆边吹筚篥；四九三十六，夜里睡觉像鹭鸶栖宿；五九四十五，太阳照到门口；六九五十四，穷孩子争强斗气；七九六十三，布衲衣两头挑担；八九七十二，猫儿寻找阴凉处；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动。见《吴下田家志》，杨用修一辈的人能够引用文献加以证明。又有三伏以后流传的话：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饮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擦汗像刚洗完澡；五九四十五，头戴黄叶随风舞；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找被单；八九七十二，想着要盖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户户打炭墼。这些话很少有人知道，姑且记在这里。上元节张灯三夜，其中十七、十八两夜，据《宋野史》说，都是因为钱王入朝祝贺，上疏请求买下这两夜。考察《贻谋录》记载，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书说：“上元张灯旧例只限三夜。朝廷没有事情，天下安定，正值年谷丰登，应当放纵士民游乐。命开封府再增加十七、十八两夜张灯。”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下诏停止中元、下元张灯。这样看来，淳化年以前，张灯大概并不只在上元节。宋高祖刘裕生于丁巳年，庚申年即位。后来到了陈、隋时期，军队在丙午年渡过长江，江南灭亡。宋太祖赵匡胤生于丁亥年，庚申年即位。到了宋高宗，迁都钱塘，元军在丙午年渡过长江，江南灭亡。杨维桢说：“宋太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元太祖的降生之年和建国之年也相同。宋朝在甲戌年渡江，于乙亥、丙子年平定江南；元朝平定宋朝也相同。”周兴嗣《千字文》中有“语助者，焉哉乎也”。柳宗元文章中有“矣焉也者”，都是表示判断的语气词。蔡邕《独断》说：“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群臣上书都说‘昧死言’。王莽篡夺帝位后，仰慕古代制度，把‘昧死’改为‘稽首’。光武帝沿用这一做法，没有改变。朝臣上书说‘稽首顿首’；不是朝臣上书说‘稽首再拜’。” 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崇山峻岭”的“岭”，同张耳传中“南有五岭之戍”的“岭”相同，大概是古字。《真诰》中也说：“岭，注释为山岭。凡是山有长长的脊梁，有道路可以越过，就像马的项颈，所以古代都写作‘领’字。” 任昉《述异记》说，尧把鲧杀死在羽山，鲧化为黄能，进入羽泉。如今会稽祭祀禹庙不用熊，认为黄能就是黄熊。生活在陆地上的叫熊，生活在水中的叫能。考察鳖有三只脚也叫能，同熊很不相像。鲧究竟化成了熊，还是化成了能？《淮南子》说：禹娶涂山氏为妻，治理洪水，打通轘辕山，化成熊。他对涂山氏说：“想给我送饭，听到鼓声就来。”禹跳跃时石头误撞鼓，涂山氏前往，看见禹变成了熊，惭愧地离开。她走到嵩高山下，化成了石头。禹说：“把我的儿子还给我。”石头从北面裂开，启便出生了。这样看来，禹也曾经变成熊。会稽祭祀时废除熊，恐怕就是因为这件事，并不一定是因为鲧化熊。禹的父亲化成黄熊，禹自己也化成玄熊；他的妻子死后化成石头，妾从天上嫁给他，名叫圣姑。这些大多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但其中唯独关于禹的说法最多，所以称为神禹。《风俗通》说：汉武帝登上泰山，抽签询问即位之年，得到“十八”，于是倒过来读作“八十”，后来寿命果然达到八十岁，这是不对的。武帝实际只活了七十岁。考察武帝在元封元年封禅泰山，元封五年增修封禅，从增封到后来二年，恰好十八年，神灵大概已经默默地给了他启示。管仲和鲍叔牙相互了解得很深。到了管仲将死时，却不愿意把政事托付给鲍叔牙，说：“他的为人，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这是说鲍叔牙的器量狭小。考察《刘子》说，孔仲尼见到别人一件善行，就忘记他百般过错；鲍叔牙听到别人一件过错，却终身不能忘记，他的器量确实可以说是狭小。然而他能把管仲从死罪中救出，同管仲一起做卿，管仲让位给他四十一年而没有厌倦的神色，这难道不贤能吗？

译鼻子下面、嘴巴上面叫作人中。赵孟頫说：“从人中向上，眼、耳、鼻都是成对的孔窍；从人中向下，嘴以及大小便的孔窍都是单的。三画属阴，三画属阳，组成否卦。”我开玩笑说，这话也有道理；但若以妇人来说，下面有两乳，难道也算单孔吗？《淮南子》说：墨子反对音乐，不肯饮酒于朝歌。邹阳《狱中书》也说：城邑名叫朝歌，墨子调转车头离开。然而《颜氏家训》却说：城邑名叫朝歌，颜渊不肯停留。大概是引用《论语》和《撰考谶》所说：“城邑名叫朝歌，颜渊不肯停留。七十名弟子都遮住眼睛，只有宰予回头看，于是因车子颠簸而坠车。”考察颜子不曾和其他弟子一起与孔子走不同的道路；墨翟厌恶奢侈、喜好节俭，从道理上说更接近事实。孔子说“以相貌取人，错过了子羽”，意思是认为他的相貌丑陋。等到看李龙眠所画的七十二弟子像，子羽的勇猛刚毅比季路更加突出，于是他才会“走路不从小道，不是公事从不到偃室”，以及孔子所说“因子羽的相貌而看错了他”：这是因为他相貌勇武，而行为却像儒者。《博物志》《水经注》都称子羽渡河时，携带价值千金的玉璧，河伯想得到它，阳侯掀起波涛，两条蛟龙夹住船。子羽说：“我可以用义理求取，不可以用威势强夺。”他左手拿玉璧，右手拿剑，把两条蛟龙都击杀，然后把玉璧投入河中。玉璧三次被投入都跃出水面，子羽最终抛弃玉璧离去。这样看来，子羽的勇气确实不比季路差。姑且记在这里。学习羊欣书法的人，称为“重台”。大概梁武帝评论羊欣的书法，说他像婢女学习夫人的举止，动作羞涩。《左传》说，日中过后叫“仆”，太阳偏西叫“台”。又说：“士使唤皂，皂使唤舆，舆使唤台。”台，大概是服役者中地位最低贱的人。所谓重台，就是婢女的婢女。《大戴记·公符篇》记载成王加冠时的祝辞，不只是所谓“陛下”，还说：“承接彰显先帝的光辉，严肃勤勉地侍奉高祖清庙，陛下永远与天地同寿，无有穷极。”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不符合周代制度而已；至于文辞，几乎全都剽窃仿效秦始皇的诏令，刻在碑上的文字足以令人一笑。许永子进《说文》称长安槐里有公乘，蒲江石阙上也刻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说：“公乘是百官爵位表中的第八级，意思是获得乘坐国家车辆的资格。” 韩退之的诗中说：“衙门开时龙户聚集，上日到来马人出现。”吴坰说：“长安有龙户，见到水就知道有龙；有时也会把龙引出来，不过只是像泥鳅一样。”考察这段话，应该是韩愈在潮州时写给广帅的诗，并不是说长安。马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引《传灯录》说：“毗奢利王时，国中有一类人像马一样，赤身裸体。国王运用神力，化身为蚕，织成衣服，他们才得到衣服。后来国王转生在中印度，马人感念爱恋，悲哀号哭。”如果据此认为进入中国后，上日会有马人出现，恐怕也不对。考察俞益期的信说：“马文渊立铜柱，铜柱北岸有十多家遗留下来的士兵家属，居住在寿洽。铜柱南岸与之相对的人全都姓马，至今通婚的有二百多家，语言饮食仍同中原一样，号称‘马留’。”恐怕这里说的也是马留一类。又记得一部小说说：“龙户在儋耳、珠崖，那些人的眼睛都是青绿色的，入水后能潜伏一两天。”大概就是所谓的昆仑奴。章渊说：吴兴有一个村子，村民全都姓丘。村中有一块大碑，列举他们的族属，说是左史丘明的后代。碑文说丘明做过鲁国的左史，丘弱做过邾国的大夫。它把“左”解释为鲁国史官，把“丘”解释为姓氏。这显然是六朝时没有见识的人所作，只能供人捧腹大笑罢了，哪里值得拿来作为依据呢？《左传》说都城的城墙不能超过一百雉，注释者说，一雉的城墙长三丈、高一丈。陆氏《埤雅》说，雉飞行的高度不过一丈，长度不过三丈；而且雉的习性是嫉妒同类，设定疆界，飞行不会越过自己的范围。在一界之内，就以一雉作为长度单位。汉代的广陵王刘胥恭敬供奉李颁，把府库耗尽也没有救他，因而受到诛杀叛逆的惩罚；孙主对华向十分尊贵优待，封他为王爵，却也不能延长他的寿命，使他逃过死亡。这里的“广陵”指刘胥，“孙主”指孙权。李颁、华向不见于正史。《中兴颂》中“复复”二字，分别见于《匡衡传》和何武的奏章。注释说，“复复”是依照旧例。上一个“复”读本字音，下一个“复”读“福”。《楚梼杌》说：“庄王修筑层台，延伸绵延百里，大臣中进谏的有七十二人，全都被杀。庄王采用御者的意见，这才停止修筑。于是有这样的说法：‘吴国不用伍子胥，越国便乘机攻入，为什么呢？’这显然是伪书，无疑。” 《述异记》说：曲阜古城有颜回墓，墓上有两株石楠树，大的要三四十人合抱。当地人说，这是颜回亲手栽种的树。考察颜渊去世时只有三十二岁，家贫得不能置棺椁，是门人厚葬了他。哪里有预先营造坟墓、亲手栽种墓树的道理呢？《史记》说，豫让把漆涂在身上，使自己像患了癞病；又吞炭使声音嘶哑。他的妻子认不出他，朋友却认出了他，只是没有说这个朋友是谁。《吕氏春秋》则说：赵襄子在园囿中游玩，走到桥边，马却不肯前进。青茾担任车右，襄子下车前进，看见桥下有人；青茾看出那是桥下的豫让，便躺下装死。襄子呵斥青茾说：“走开，长者，我将要办事。”青茾说：“我年轻时就同您交朋友，您将要办大事，而我若告诉他人，就是失掉交往的道义；您将要杀害我的君主，而我若不告诉他人，就是失掉做人臣子的道义。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才是恰当的。”于是退下自杀。这样看来，豫让另有一个朋友，其义气大概不比鉏麑少。宋景文说：“贾谊思考周代的鬼神之事，却不能救邓通免受诽谤。”这大概本于应劭《风俗通》所说：“贾谊和侍中邓通官位相同，贾谊屡次在朝廷上讥讽他。”因此文帝把贾谊调任为长沙太傅。考察贾谊是在文帝前四年出任长沙王太傅的，过了十多年邓通才开始得势，二人根本没有同时发生这些事情。昭烈帝继承汉统，并不只是名义上的继承，实际上也是汉朝国运的正统延续。考察《异苑》说，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兴盛时，火焰炽烈；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火势逐渐微弱。诸葛亮看了一眼，火势便重新旺盛起来；到了景耀元年，人们把蜡烛投入井中，火便熄灭了。同年蜀并入魏，这也是一个征兆。《金陵览古》说：晋孝武帝太元三年，防御射覆之术，谢安修建新宫，太极殿缺少一根梁木，有一根梅木漂流到石头城下，便取来使用，并在梁上画梅花，以显示祥瑞，于是把殿命名为梅梁殿。《会稽志》记载，大禹庙中的梅梁生出花来，直到现在那根木头还在。

译白乐天的诗说“各有文姬才”，幼子自注说：蔡邕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蔡文姬。古人说蔡邕没有儿子，把全部藏书都传给了王粲。考察《羊祜传》：羊祜是蔡邕的外孙，是景献皇后的同母弟。羊祜讨伐吴国有功，将要进爵封地时，请求把这些赏赐转给舅舅的儿子蔡袭，诏令封蔡袭为关内侯。《蔡充别传》说：蔡充的祖父蔡睦，是蔡邕的孙子。考察《蔡邕传》没有说他有子无子，这些材料可以补充传记的缺漏。而且蔡邕的女儿应当不止文姬一人。《蔡文姬传》所载《悲愤诗》的叙事，同《蔡邕传》不相合，难道是因为蔡邕本人后来接受董卓征召，而嫁给卫仲道的那个女儿被掳入关中了吗？前代史书都把司马景王当初没有救夏侯玄视为罪过。考察《语林》说，司马景王想杀夏侯玄，心意尚未决定，便问安平王司马孚：“我的才能足以制服他吗？”司马孚说：“从前赵俨葬儿子时，你来参加丧礼，半座的人都起身迎接你；夏侯太初死时，满座的人都站起来。拿这两件事相比，恐怕你还不如他。”于是司马景王杀了夏侯玄。这样看来，安平王号称长者，但他的内心用意又在始兴王之下了。《宋书》称，元凶刘劭在皇帝即位以后出生。自古以来没有“君主即位以后出生太子”的事，只有殷帝即位以后，正妃生下纣；到这里又有刘劭。考察周成王即位以后生康王；至于汉代，则没有这种情况。帝乙尚未即位时，元妃还只是次妃，生下微子；后来元妃去世，次妃才成为元妃，生下纣。微子后来被称为庶子，纣被称为嫡子。相关说法见《吕氏春秋》及郑玄注。太史公《殷本纪》则直说：“启的母亲地位卑贱，所以不能立启为太子；辛的母亲是正后，便立辛为继承人。” “苏味道是摸棱宰相”这句话，不知道出处在哪里。考察《卢氏杂记》说：苏味道刚拜相时，门人问：“天下事情正繁多，您准备怎样调和处理？”苏味道不说话，只是用手摸着床的棱角，因此被称为“摸棱宰相”。广名说：空棺材叫作“榇”，有尸体的棺材叫作“柩”。既然如此，把客死他乡而寄回的棺材称为“旅榇”，难道不对吗？如今人们如果在书信或诗句中称“旅柩”，没有不惊讶并认为它粗俗的。“跬”是一抬脚的距离，音“奎”，上声；两跬称为一步。“四尺”称为一仞。两仞称为一寻；“寻”就是伸开两臂的长度。两寻称为一常。这样说来，八尺叫一寻，丈六尺叫一常。五尺称为一墨，两墨称为一丈。又说，一只手所能盛取的分量叫作“溢”，两只手合起来捧取的分量叫作“掬”；一掬就是一升。这样说来，饮酒不过三升、吃饭只吃几升，才叫作少。若按今天的升来说，就不算小了。王僧防使用“掘笔”这个词来避讳自己的名，并不是把它当作“拙”字的讹误。“字形短而没有锋尖的笔”叫作“掘”。《幽明录》中王明儿的鬼魂说：“邓艾现在在尚方，磨十根手指，指甲都快磨秃了。”难道这也是神灵吗？又《搜神记》记载，荀序十岁时在青草湖乘船落水，船已经行了几十里，洪波浩荡，过了一会儿，有一只短头船的渔父把他送了回来。张志和《渔父词》写作“撅头船”，大概“掘”与“撅”相通。如今俗语中短小的盆子也叫“撅头”。《西京杂记》说，太上皇思念故乡丰邑，于是建造新丰，并把旧社也迁来。街道巷陌、房屋栋宇以及景物样貌全都同旧日一样。男女老幼手拉手走到路口，人人都能认出自己的房屋；把牛羊鸡鸭放到通衢大道上，它们也都争着认回自己的家。这是工匠胡宽营建的。又《水经注》说，汉中洋川是戚夫人出生的地方。戚夫人思念故乡，向东寻找洋川，汉高祖便派驿使把洋川仿制到长安。这样看来，高祖惯于使用这种伎俩了。王濬冲年轻时，父亲任凉州刺史，死在任上，旧日属吏赠送丧金数百万，他全都推辞不接受。等到他做到台司以后，却喜欢经营财利，园田、水碓遍布天下，聚敛钱财不知止境；他常常亲自拿着筹码，昼夜计算，总觉得还不够。怀祖最初任宛陵令时，接受别人赠送的旅费和家具，被州府查检，竟多达一千三百件。后来他多次任州郡长官，清廉无比，俸禄赏赐全都分给亲友，住宅和旧有物品也没有改变。汉代把洛阳写作“雒阳”，是因为汉属火德；火忌水，所以去掉“洛”字的水旁，改加“佳”。魏属土德，水遇水便流，土遇水便柔软，所以去掉“佳”而加上水旁。这见于《魏略》的诏文。胡广本来姓黄，五月五日出生，父母厌恶他，把他放进瓮里投入江中，后来父亲又把他捞出抚养。胡广后来不为本生父母服丧。胡寅年少时也不被父亲推荐，是伯父胡安国推荐了他；胡寅后来也不为父亲服丧。同样是姓氏和事迹，为什么会如此相同呢？释迦佛在四月八日出生，如今人们多在这一天诵经、做功德。考察《摄生月令》，这一天不宜远行，应当安心静念、沐浴斋戒，一定会得到福庆。又《齐人月令》说，这一天也不宜砍杀草木，适宜穿生絮所制的衣服，饮温酒，服温药。难道只是偶然相合吗？还是彼此有所引述？《续齐谐记》说，晋武帝问尚书挚虞“三月曲水”的含义，挚虞回答：汉章帝时，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到了第三天三个女儿都死了，全村人认为这是怪事，于是相互携手到水边洗涤。束晳引用《周城洛邑》说，周人在流水上漂酒。秦昭王在三月于河曲置酒，汉代沿袭此事，把它作为盛大的聚会。晋武帝赏赐束晳黄金五十斤，却把挚虞贬为阳城令。挚虞所说的“晓得道理的人不应当这样”，大概就是指此事。至于《风土记》的记载，大体同挚虞相同，但说东汉末年，郭虞有三个女儿，一个在三月上辰出生，一个在上巳出生，过了两天三个女儿一起出生又一起死亡。当时风俗十分忌讳这件事，所以到了这一天，妇女不再留在家中，全都到东边流水旁，祈求祓除不祥，洗濯自身。可是《汉书·礼仪志》说，三月上巳，官民在东流水边洁身，洗涤祓除污垢，以达到大洁；所谓洁，是说阳气广布通畅，万物已经出土，所以开始洁净它们。这样看来，上巳到水边聚会大概并不是始于东汉，其事也不是起于徐肇、郭虞二人。祓濯之事的起源，束晳也是一时附会，实际上不能知晓。五月五日出生的人，齐国相国田文、汉大将军王凤、太傅胡广、晋将军王镇恶，都极其显贵。其次，有文学才华的崔信明、以孝著称的纪迈也出生在这一天，所以这种说法不足以相信。张幼于曾经给我看一块石头，里面嵌着空洞，呈鱼的形状，他把它当作奇珍。我说这还不算奇。考察《水经注》说：石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多丈，宽十里。石头颜色黑，纹理像云母，每剥开一层就有鱼形，长几寸，鳞、鬣、头、尾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把它烧起来，会产生鱼油，气味腥臭。这样看来，那里遍山都是这种石头。

译《十道记》说，蜀中有彭亡山，后汉时将军岑彭在这里攻打公孙述，战死于山中，所以称为彭亡山。考察《岑彭本传》说，岑彭攻破公孙述的营寨后，岑彭死亡，公孙述认为这是凶兆；当夜岑彭被公孙述派人刺杀。这样看来，这座山原本就有“彭亡”的名称，预先成为岑彭死亡的谶兆，并不是战死以后才有这个名称，这一点很清楚。《殷芸小说》说，晋成帝时，庾太后临朝听政，庾氏诸人被诛杀。南顿王司马宗被杀时，成帝问南顿王在哪里，回答说：“党峻作乱，已经被诛杀了。”成帝知道说的不是党峻，便说：“若说舅舅作乱，又该怎么办呢？”庾太后用牙尺打成帝的头，说：“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成帝不说话，只是睁大眼睛久久注视她，庾氏诸人都非常害怕。因此《晋后妃传》的赞语说“用尺子的威势压制皇帝”。《庾亮传》的评论说：“牙尺垂下训诫，皇帝深深记得自己负罪。”但考察《庾亮传》的正文，却没有记载这件事，可以说记载很简略。《资治通鉴》说：“司马宗死时，皇帝并不知道。过了很久，皇帝问庾亮：‘平日所说的白头公在哪里？’庾亮回答说他因谋反已经伏诛。皇帝哭着说：‘舅舅说有人作贼就杀掉他，那么说舅舅作贼，又该怎么办呢？’庾亮害怕，脸色变了。”这似乎也不如《殷芸小说》所说的详细。应当仔细考核。《易·归藏》说，夏后启占筮，在大陵祭祀神灵并登上钧台。枚占问皋陶，皋陶说：“卜兆吉利。”《史记》说，夏后启占筮，乘龙登天，又向皋陶占问；皋陶说：“吉利。”这些记载都一定要说启与神灵交通、以自身为帝，并以王道统治四方。考察禹起初把帝位让给皋陶，没有成功，于是把他推荐给上天，但皋陶死了。禹才开始推荐伯益。这样看来，皋陶本来就没有来得及侍奉夏启。夏桀的灭亡，是因为妹喜。《帝王世纪》说：“夏桀日夜同妹喜和宫女饮酒，让妹喜坐在膝上，喜欢听撕裂丝帛的声音，于是撕裂一万匹丝帛来满足她的愿望。堆肉成山，悬肉成林，造酒池，击鼓之后有三千人俯身饮酒。”《竹书纪年》却说：“桀命令扁讨伐山戎，得到两个女子，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桀喜爱她们却没有生儿子，便把她们的名字刻在苕华玉上，苕代表琬，华代表琰，并把元妃抛弃在洛水，名叫妹喜。”两种记载的不同竟然如此。《淮南子》说：夏桀的力气能够拉直铁钩，拽着大臣推移大戏；在水中能杀鼋鼍，在陆地上能捕熊虎。《帝王世纪》说：商纣王能够倒拖九头牛，抚摸房梁便能更换柱子。《墨子》说：纣王生擒兕虎，指点之间便能杀人；费仲、恶来步行一天能走千里，徒手能够制服兕虎。《尚书大传》说：商汤放逐夏桀后，住在旷野中，士人和百姓都奔向商汤。夏桀带着五百名属下向南迁徙千里，停留在不齐。不齐的百姓又去投奔商汤，于是夏桀带着五百属下迁往鲁地，鲁地的士民又投奔商汤。夏桀说：“海外还有人。”便带着五百人一同离去。《帝王世纪》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纣王从容闾起兵到浦水，同五十个与他一同作恶的诸侯国会合，共有七十万人，在牧野抵抗周军。《六韬》说：纣王的士卒中，能够手握炭火、踏过沸水的有十八人；崇侯虎等人能够举起六百石重沙的有二十四人。由此看来，纣王军队倒戈，以及后来攻战时鲜血流得足以漂起杵，大概是他和党羽彼此交战的缘故。周朝得到大片封地、建立的制度不同于商朝，也是因为有五十个同恶诸侯国可以消灭。这样看来，夏桀失去人心本来就比纣王更严重，商汤夺取夏桀的天下也比周武王伐纣容易；但纣王遭受的祸患惨烈程度，却远远超过夏桀。《唐史》说，唐昭宗迁都以后，对身边的人说：“纥干山头冻死鸟，为什么不飞到有生路的地方去享乐？”考察《冀州图经》和《郡国志》，这里应当是纥真山。昭宗说这句话，实在可怜到了极点。墓碑上生出金子，郭璞预先占知了庾氏的灾祸。到了桓温之子桓玄时果然应验，庾氏灭亡，因此把这看成极其不祥的征兆。然而贾梁道庙的碑上生出金子，却是晋元帝在江左重新兴起的祥瑞。又考察魏国颍阳的碑，那是曹丕接受禅让的地方，后来碑上六个字生出金子。有人说，司马氏属金德；生金的六个字，表明魏朝传到六代以后就会被取代。这样看来，碑上生金都是司马氏的祥瑞，却也是原有家族的灾祸。贾梁道的后代也在改朝换代后断绝，又发生了南风之乱。后面的事情见于段柯古的记载，尤其怪僻，所以一并记下。《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明代王世贞撰写。说部。《宛委余编》卷五。《尔雅》说，唐虞称年为“载”，夏称为“岁”，商称为“祀”，周称为“年”。都元敬说，《舜典》有“岁二月东巡守”，那么唐虞也称“岁”；《禹贡》有“作十有三载乃同”，那么夏也曾称“载”；《太甲》有“三年复归于亳”，那么商也曾称“年”；《洪范》有“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那么周也曾称“祀”。考察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曾改称“载”，后来又恢复称“年”。王履吉的别号是雅宜山人。考察雅宜山旧名娜如，是元代虞伯生开始改名的。何仲默的号是大复山人，大复山又名胎簪山，所以何仲默作文、作赋以及其他作品，多自称胎簪子。孔子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享年七十三岁。孟子出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四岁。正月十五日以后就是十一月十五日；这一天白昼最长，邹地人因此在这一天停止庆贺。考察长江以北的人全都不庆贺这一天，看来似乎并不是因为孟子的忌日。王顺伯、郝德基说，姑苏其实是姑胥，凡是山和台都因伍子胥而得名。吴地乡语把“胥”读作“苏”，所以误称为姑苏，后来便成为苏州的名称。考察《续图经》记载，姑苏台又名姑余；《史记正义》说它在吴县西南三十里的姑苏山上。《山水记》说，阖闾修筑春夏两座防台；又说是夫差修筑的。《越绝书》说，阖闾修建九曲路，用来游览姑胥台。这样看来，姑苏有时称姑胥，有时称姑余，究竟是哪一种无法确定；但它始于阖闾、完成于夫差，怎么能说是因伍子胥而误称呢？姑苏本来就是旧名。只是古代用它命名台，今天用它命名驿站，而正德年间编修志书的人却在前面冠以“姑苏”，实在可笑。乐毅书说：“旧鼎返回磨室。”徐广注说：“磨，就是历。”《战国策》和《新序》作“历室”。《周礼·夏官·遂师》有“抱磨”，也读作“历”。虎丘山千人石上有颜鲁公书写的“虎丘剑池”四个大字，传说是米元章书写的，史书认为这是大字中的第一，今天的地方志也这样记载。石上又刻有清远道士的诗：“有金气腾起，化为虎的声音。”考察唐代为避唐太祖李虎的名讳，曾把“虎丘”改为“武丘”，把“虎林”改为“武林”，把“神虎门”改为“神武门”。编修《隋书》时，凡是“虎”字都写成“猛兽”。白居易有《东武丘》《西武丘》和《武丘寺路》等诗，但各家文集中也有不完全避讳的，难道是临文时不避讳吗？还是宋人校订刻书时改回来的呢？至于这块大字刻石，颜鲁公一定不会这样写，毫无疑问是宋初擅长颜体书法的人假托的。我常常奇怪，苏长公以翰林学士出任金山镇守，写下这样的机锋话，却不能完全说清。王禹偁把玉带输给山门，以为那不是三品官所能穿用的。后来考察叶梦得说：亲王、宰相都穿用金带。元丰官制实行时，皇帝想优宠嘉奖岐王、二王，于是下诏赐给他们方团玉带，并把它规定为朝廷礼制。此前皇帝所用玉带都是排方形制，所以用方团加以区别。二王极力推辞，皇帝不许，于是他们请求加佩金鱼，诏令赐给玉鱼。亲王玉带佩玉鱼的制度，就是从此开始的。然而在此以前的熙宁年间，收复熙河后百官朝贺神宗，神宗解下所系的排方玉带赐给王安石，让他穿着入朝庆贺；王安石坚决推辞，不得已才接受，诏令他第二天立即解下。大观年间，收复青唐，宋徽宗援引旧例赐蔡京玉带，仍用排方形制，因为蔡京官至太师。蔡京请求把它雕琢成方团形，又请求佩金鱼。从此何执中、王黼、郑居中、童贯、蔡攸都横遭这种赏赐。叶梦得又说：按旧例，玉带都不许用于公服。考察《舆服志》，也是这样。又说：三品以上可以使用金、玉、犀角带，大概指常服。若按我朝制度，正一品、从一品的朝服、公服、常服三种带子都用玉，有素面也有花纹，随个人喜好；尚书二品遇到特别赏赐也都可以系用，礼制似乎更加优厚。常服带通用方团形制，天子用黄色鞓，亲王用红色鞓，臣子用黑色鞓，以此区别等级。《石林燕语》说：京城士人都使用青色凉伞。大中祥符五年，诏令亲王可以使用凉伞；六年，两府官员也获准使用，因为他们有席帽，所以称为“重戴”。其他官员出了京城城门，才允许使用凉伞，但必须摘去帽子；因此所谓“重戴”，就是同时使用席帽和凉伞。可是《青箱杂记》说，宋初还沿袭唐代风俗，士子都穿袍、戴重戴帽，出门时随身带着席帽。李巽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乡人讥笑他说：“李秀才，空手去又空手回，席帽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你的身体？”考察《舆服志》则说：重戴就是唐代士人多喜爱的席帽，原本是古代大裁帽的形制，是乡野人和隐士所戴的帽子，用皂色罗制成，帽形方正并有下垂的帽檐，紫色内衬，用两条紫色丝带作帽缨，垂下来在下颌处打结；这相当于在折上巾上又加戴帽子，所以称为重戴。宋初御史台官员都戴重戴，其他官员有的戴，有的不戴。后来新进士也戴，脱去布衣换穿官服后就停止。淳化二年，诏令两省以及尚书省五品以上官员都戴重戴，三司使、副使则不戴。南宋中兴以后，御史、两制官、知贡举官以及新进士前三名获准使用。考察可知，重戴就是席帽，可以用来遮避阳光；《石林燕语》说重戴还包括凉伞，确实错误。《青箱杂记》既说士子穿袍戴重戴，又说随身带席帽，也不对。古代有席帽山，说明席帽的来历已经很久了。又说，两制官有病时必须使用一把清凉伞，这也说明凉伞只有两府官员可以使用，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用修说：古代女子出门，必定要遮蔽面容。后世宫中女子骑马，多戴羃䍦，把整个面部都遮住；头上又有围帽，称为席帽，上面垂着丝网，还装饰珠翠。隋炀帝奢侈淫靡，想看见女子的容貌，于是下诏去掉席帽，改戴皂罗制成的巾帼；席帽则涂油，用来遮雨。唐永徽年间，使用帷帽，裙帷一直垂到颈部，后来逐渐变得浅露。开元初年，宫中女子骑马时戴胡帽，精心梳妆，露出面容，古代制度就几乎完全废弃了。这样看来，男女都使用席帽，只是羃䍦的形制又稍有不同。唐代男子不去掉席帽而妇女却去掉席帽，尤其可笑。

译政和三年，因为燕王、越王宗室尊贵，出入时百官不必回避，特意赐给他们三接青罗伞一把、紫罗大掌扇两把，以及涂金花鞍鞯、茶镣等物，作为仪仗。又因为蔡京辞去两国公的封爵，特别赐给他青罗伞和涂金仪仗等物，全都同二王一样。马前的围子手有二百人，只是没有紫罗掌扇罢了。“阿滥堆”“苏幕遮”都是曲名。阿滥堆是骊山的一种鸟，唐明皇采集它的叫声制成曲子，又写作“鷃滥堆”。段成式说：“这种鸟颜色黄色，变一次成为鴘，颜色像鹙和鷩；鴘再变化，经过多次以后，胸前就渐渐变白。”苏幕遮是高昌女子所戴的油帽。陈武帝的九锡文说，妖酋震惊恐惧，立即请求灰和钉。李商隐的露布说，飞走的希望已经断绝，求取灰钉的希望也由此穷尽。宋人引用杜笃《论都赋》说：“焚烧康居，灰烬珍奇；椎击鸣镝，钉住鹿蠡。”用修引用何子元《余冬论》考证说这不对，并说曹爽被囚在狱中时曾向司马懿请求棺材和灰，这件事本来并不生僻。考察王凌投降以后，还不能测知司马懿的心意，所以请求棺材和钉子，司马懿给了他；王凌于是仰药自杀。曹爽被幽禁在宅第中，粮食用尽，向司马懿告急；司马懿给他米、肉、干粮，又写信安慰他，曹爽欣喜过望。不久案件办结，曹爽三族被诛。如今把灰钉的事归到曹爽身上，岂不是太错误了吗？长安有厨门，门内设有厨官，所以城门叫厨门。如淳说：“现在叫广门。”秦王和燕太子丹发誓时所说的厨门木制大象、象脚下放着生肉，指的就是这里。大概城门处设置木象，只是为了观看和美观罢了。彭城本来是彭祖的国家。城东北角有一座高楼，楼下称为彭祖墓。《列仙传》等书都说，彭祖被殷王忌恨，向西进入流沙，不知最后去了哪里。这里却说有他的墓，难道也是像桥陵那样，只葬了衣冠一类的遗物吗？《陈留风俗传》说，郦食其被封为高阳侯，他的后代郦峻，字文山，官做到公府掾。考察郦食其只是自称高阳酒徒，汉高帝称他为广野君，起初并没有封侯；他的儿子郦疥才开始被封为高梁侯，后来改封武阳侯。《风俗传》的记载错了。魏兴郡壻水向南流经壻山溪，又向东经过七女冢。坟墓夹在水边，排列如北斗七星，高十多丈，周围有几亩地。元嘉六年发大水，冲破坟墓使它崩裂，出土的铜器多得无法计算。得到一块砖，上面刻着：“项伯没有儿子，七个女儿造墓。”郦道元说：“世人怀疑这是项伯的坟墓。”考察《史记》，项伯名缠，封为射阳侯；他的儿子睢后来封侯，因犯罪被削除平皋侯的爵位；又有名叫它的后代，任砀郡长。到了曾孙项胜，因犯罪被削除桃侯爵位；项襄最后封其子项舍为丞相。而四个侯爵中，玄武侯一人，《史记》和《汉书》的年表都遗漏了。这样看来，所谓“项伯无子，七女造墓”全是胡说。班固的年表把桃侯写作桃安侯，没有说项伯名缠。应劭《风俗通》说，六年封楚令尹项缠为射阳侯，砀郡长项它为邢丘侯；邢丘就是桃安，恐怕不如《史记》的记载确切。汉高祖已经平定天下，还没有来得及封赏功臣，诸将便聚集在沙地中窃窃私语。按照留侯张良的建议，先封雍齿，众人才各自安心。如今考察功臣年表，曹参到陈平九人，都是在十二月甲申日封侯；张良到陈豨十三人，是在正月丙午日封侯；周灶在丁未日封侯，丁复在戊申日封侯，吕青在壬子日封侯，雍齿才同郭蒙在戊午日封侯。后来诸将陈武等人，又在三月丙申、庚子等日陆续受封。这样看来，曹参等人封侯的日期比沙中窃语早三十四天，而当时窃语的诸将，只有陈武一类二十多人。若曹参等人没有大功，哪里敢窃窃私语？我认为这里恐怕是把美名过分归给留侯的夸大说法，未必是真实的。《水经》说，沔水向东流，经过左桑，这是昭王沉水的地方。百姓在这里帮助办丧事，说“左桑”是“左丧”的讹误。水又向东流到合驿口，朝廷的驿使曾在这里会合昭王的灵柩。注释说：又有大敛口，意思是昭王在这里入殓。水又向东流，称为横桑，到了昭王灵柩所在的地方；又向东流到死沔，也说是安置昭王尸体的地方。现在南阳有诸葛祠，又有诸葛草庐，在郡城西南七里的卧龙冈上。我怀疑汉末这里处在曹操、刘备军队交战的冲要之地，并不是诸葛亮避兵的地方。后来又看到宋人的一部小说说：“南阳只是襄阳之中的一个乡名。”《水经》说，沔水向东流经过山都县东北，注入新野；山都县治所在沔水以东，沔水又向东流经乐山北面。注释说，诸葛亮喜欢作《梁父吟》，经常登临游览，民间因此把这座山称为乐山。沔水又向东流经隆中，注释说这里是诸葛亮的旧宅，所谓“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就是这个地方。刘和镇守襄阳时，命李安作宅铭，这一记载似乎可以作为依据。推算命运的人有子平术和五星术。宋景濂说，《诗经》有“我辰安在”之句，郑玄认为这是说六种事物的吉凶；王充《论衡》所说的“看见人的命禄便知道他的骨体”，也都是同一类说法。何况小运的方法，本来就见于许慎《说文》对“已”字的解释；空亡之说，源于司马迁《史记》；孤虚之术，大概是根据五行甲子来推算人的休咎。这些术数流行已经很久了。后来临孝恭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代学习这些术数的人很多，张一行、桑道茂、李虚中都精通其术。李虚中以后，只有子平尤其深入其中的奥秘。关于五星术，宋景濂认为它的说法大多本于《都利聿思经》。“都利”就是“都赖”。西域康居城在都赖水边，那么今天流传的《聿思经》，大概是婆罗门的术数。李弼干确实是婆罗门的技艺之士，而“罗防计都”也是胡语、梵语。它的术数出自西域，是没有疑问的。关于十一曜的说法，宋景濂认为古来没有；吴伯善、甄鸾、刘孝孙、张胄玄所造的历法，也只有七曜罢了。考察子平名叫居易，是五代时人。他曾同麻衣道者、陈图南交游；如今所谓徐子平，其实是宋末的徐彦升。其实并不是子平。如今天下人说孔氏，必定说是先圣孔子的后代；然而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叔，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虺，郑国子孔的孙子又叫孔张。既然先圣之后七代以来都是单传，那么汉代所谓“居于右边的孔将军”，究竟是什么人呢？洪景卢说，宋代升朝官中，有出身资格的人任太子中允，没有出身资格的人任太子中舍；所谓没有出身，大概是任子一类。近代士大夫有的竟不能明白，于是把中书舍人称为“中书”，实在可笑。这样看来，今天的中书舍人本来就应当称为“中舍”。

译元旦饮屠苏酒，从年纪小的人开始。考察《时镜新书》，晋代有人问董勋：“民间为什么这样做？”董勋回答：“民俗认为年轻人得到了一岁，所以向他祝贺；老年人失去了一岁，所以罚他饮酒。”唐诗称为“婪尾”，是因为老年人最后得到酒，杯中应当还有余酒，用来优待老人。见《庄季裕鸡肋》。至于崔寔《月令》说，过了腊日一天称为小岁，要拜贺君主和父母，椒酒从年纪小的人开始饮，那就不是元旦的事情了。“婪尾”又叫“啉尾”；一种说法认为它出自侯白饮酒的故事，酒令巡行一周，最后入座的人要连饮三杯。最后入座的人离酒最远，酒传到他那里已迟，因此让他连饮，以作安慰，取贪婪的意思。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啉”就是“燣”，像铁从火中取出一样，贵在显出颜色；这种解释尤其没有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唐太宗为魏征撰写碑文，唐高宗为李勣撰写碑文，唐明皇为张说撰写碑文，唐德宗为段秀实撰写碑文，宋太宗为赵普撰写碑文，宋仁宗为李用和撰写碑文，宋神宗为韩琦撰写碑文，大明太祖为徐达撰写碑文，明孝宗为张峦撰写碑文。我曾听孙兆孺说：“永顺、永靖两地的宣慰，以及酉阳宣抚司的百姓，直到今天还戴着白头巾。”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在为诸葛武侯服丧。后来读《避暑录》，看到它记载所见《唐明皇幸蜀图》：山谷之间的百姓都戴白头巾，认为这是蜀人为诸葛武侯服丧。居住在偏远深处的人，后来便一直没有除去。这样看来，诸葛亮的道义竟然流行到蛮夷之地，达到这种程度吗？永顺、永靖都是楚地，不知道这种风俗是最初平定荆州时形成的，还是平定孟获以后形成的？如今土官正堂都供奉诸葛像，不敢让他居中而坐；官民遵守他的三条约定，十分谨慎。赵弼撰写《文山传》说，文天祥赴义就死的那一天，大风扬起沙尘，天地一片昏暗，近在咫尺也无法辨认，城门全都关闭。从此连续多日阴暗，宫中行走都要掌灯，群臣入朝也要点燃火炬在前面引路。元世祖询问张真人后对此感到后悔，赠文天祥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庐陵郡公，谥号忠武。命王积翁书写神主，洒扫柴市，设坛祭祀。丞相博啰开始行初奠礼时，忽然狂风旋转着从地面刮起，吹动沙土、卷起石块，使人无法睁眼。不一会儿，神主被卷入云霄，若隐若现，雷声像哀怨的声音，天色更加昏暗。于是改谥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天才放晴。考察正史和文集，都没有记载这件事，作为传闻存疑也可以。文信公到了我朝景泰年间，赐谥忠烈；因为世人不知道此事，所以附带记在这里。卢多逊死后，获准归葬故乡。他的儿子卢察防把灵柩暂时安置在襄阳佛寺。将要换成大棺材时，便打开棺材查看尸体，尸体没有腐坏，仍然俨然如生。于是随着季节更换衣服，到祥符年间仍然如此。难道他也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吗？假如佛教徒得到这件事，又会把它大肆宣扬，像如今所谓的无量寿佛一样了。我曾经奇怪，苏子瞻的职衔是尚书、学士承旨、定州马步都总管，官位做到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两个学士，而阶官、勋官仅仅是左朝奉郎、骑都尉，又没有爵位和食邑，觉得很奇怪。后来读他的本传，才知道他的阶官、勋官没有升到大夫，是因为一生没有请求磨勘。考察苏子由所撰写的行状，则说他曾被封为武功县开国伯，食邑八百户。苏子瞻一生也没有把这个爵位写入官衔，所以本传遗漏了。我的弟弟曾得到一枚古刚卯，上面有细小的篆文，不能辨认。后来我又得到一枚刚卯，形制与它相同。它是纯白玉制成的，因为血色沁入，红得像鸡冠。考察《王莽传》说：“我从前在大麓任职，直到摄政之时，深思汉氏三七之厄、赤德之气已经耗尽，急切地广泛寻求辅佐刘氏、延长汉朝国运的方法，没有什么手段不用，因此制作金刀的锋利器物，几乎用来挽救汉朝。”如今百姓都说上天改变汉朝而建立新朝，废除刘氏而兴起王氏。“刘”字就是卯、金、刀三部分。正月的刚卯和金刀的锋利，都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去掉刚卯，不要佩戴；废除刀钱，不要把它当作利器。考察刚卯，是为了防止改变；大刚卯，是用来驱逐鬼怪的。“防改”就是大力开启坚固之物。服虔注说：“刚卯在正月卯日制作，佩戴它；长三寸，宽一寸四分，有的用玉，有的用金，有的用桃木。把它佩戴在中央，从中间穿孔系上丝带，封住底部，在上面刻文说：‘正月刚卯已经完成，神灵的兵器遍及四方，赤、青、白、黄四种颜色都相合。上帝命令祝融来教导夔龙，使各种疫病、刚病、瘅病都不敢侵犯我。’又说：‘在凶日制作严卯，上帝命令夔变化，顺应你的国政变化，依仗这神灵的兵器。’ 既端正又挺直，既有棱角又方正，但愿使刚强凶悍之物没有谁敢抵挡我。』」晋灼说：“刚卯长一寸，宽五分，在中央从中间穿孔，孔上的文字略有不同。”颜师古说：“如今常常在土中发现玉制刚卯，考察其大小和文字，与服虔的说法相合。”《后汉书·舆服志》说：“佩带两枚印，长一寸二分，方六分。皇帝、诸侯、王、公、侯用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都用黑犀；三百石以下至私学弟子都用象牙。上端系合丝，皇帝用縢带贯连白珠和赤罽，诸侯王以下用赤丝和蕤縢丝相系，各随印的材质而定。所刻文字说：‘正月刚卯……谨慎地使你周遍伏藏，使这神灵的武器……’，共十六字。”这样看来，所谓双印就是两枚刚卯。关于分寸和文字，也应以此为依据。陶九成却认为应以服虔的注释为依据。大概刚卯是汉代的制度，王莽曾禁止它；金刀则是王莽自己铸造的，后来又因悔恨而重新禁止。我所收藏的，正好符合长一寸二分、方六分的制度。宋代赵丞相鼎生于庚申年，继任他的韩平原生于壬申年，继平原之后的史卫王生于甲申年，继卫王之后的郑太傅清之生于丙申年；每一位宰相相差一轮十二年。宋人记载金朝朝廷的一件事实：国内从宰执、公卿以下直到判、司、簿、尉，有罪犯法的人也不能免受杖责。如果朝廷中的臣子有违背君主心意的，就脱去衣服躺在地上，命侍卫用杖打，打到一定数目便停止，称为“御断”。考察《金史》，从平章政事以下都这样。如今的廷杖，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只是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那么士大夫以下的人当然也不能免除。

译宋代的上梁文中有“儿郎伟伟”这样的说法，这是关中的方言，“们”就是这个意思，语言极其通俗。至道九年，太子中允张好问八十五岁，太常少卿李运八十岁，前任宰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都七十九岁；赐紫的吴僧赞宁七十八岁，郢州刺史魏丕七十六岁，左谏议大夫杨徽之七十五岁，前任宰相、司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都七十一岁。但因蜀地发生兵乱，未能参加宴会。第二年李昉去世，聚会也立即停止。至于洛阳社的耆英会，前怀州司马胡杲八十九岁，退休的卫尉卿吉旼八十六岁，前右龙武军长史郑据八十四岁，前益州刺史刘真八十二岁，前侍御史、内供奉官卢真七十八岁，前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都七十岁；而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因未满七十岁，虽参加聚会，却没有列入名次。洪景卢说这次聚会中有两个卢真，大概是误把“贞”当作“真”了。后来洛阳社的耆英会中，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军节度使、退休的韩国公富弼七十九岁；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七十七岁；退休的太常少卿王尚恭七十六岁；退休的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退休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已，七十五岁；太中大夫、天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樊建中七十三岁；退休的司农少卿王谨言七十二岁；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张焘，都七十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六十四岁，援引卢真、狄兼謩的例子参加了聚会，但没有列入图中。检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七十一岁，当时出镇在外，列名参加，却没有参加聚会。前一个社年长者很多，后一个社则官位显赫。白乐天还设宴招待退休的裴宾客，九十多岁；王尚书八十多岁；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刘梦得任太子宾客，都七十三岁。潞公又与中散大夫程旸、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举行同甲会，在洛阳社的第二年。杭州在正统年间，大理正郎子贞八十一岁，封吏部员外郎孔希德八十岁，礼部郎中蒋廷晖七十八岁，处士项伯藏九十三岁，孙适、郭文敏都七十三岁。另有稽勋郎中邓林、布政使姚肇以寄居官员身份参加，但年龄尚未达到要求。契丹的先祖中，有一位君主叫尼格特；一具骷髅在穹庐中，用毡覆盖着，人们不能看见它。国家有大事时，就杀白色的灰牛祭祀。它开始变成人形，出来处理政事，事情办完便进入穹庐，又变回骷髅。后来被国人偷偷看见，于是便不知失踪到哪里去了。又有一位号称沃赫的君主，戴着野猪头，披着猪皮，住在穹庐里。有事时便出来，退下后又像原来一样隐入穹庐。后来他的妻子偷走了那张猪皮，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有一位君主叫珠尔玛克，养了二十只羊，每天吃掉十九只，留下其中一只；第二天羊又恢复为二十只，都是极其怪异的事情。见《叶隆礼辽志》，但《辽史》没有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口〕 先睢陵元公，见《晋书·列传》：作为臣子的首位人物，当时的官位是太保，位在太傅郑冲之下。然而按他的实际情况考察，他从未担任晋朝的官职。书中又说：皇帝刚刚接受天命，元祥等人年老而衰，很少再能入朝。皇帝派侍中仕恺去询问政事得失以及施政的先后。元祥以年老衰弱为由，多次请求退位，皇帝不答应。这说明他始终没有答复。御史中丞侯史光因为元祥长期患病、缺席朝会，请求免去他的官职。诏书说：“太保是元老和德行高尚的人，是朕所依赖、用来使治道隆盛的人。他前后请求退让，朕没有听从他的执意请求，这不是有关官署所能议论的。”于是搁置了他的奏议。元祥坚决请求告老还乡，诏令准许他以睢陵公的身份回到私宅。这表明他始终没有入朝。咸宁初年，诏令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太傅郑冲等十二人配享宗庙并刻铭记功，却唯独没有元公。这说明最终没有把他当作晋臣。难道这仅仅是因为高贵乡公的痛哭，以及周文王不肯拜见他吗？《晋史·司马宣王张皇后传》说：司马懿躲避魏武帝征召，借口说自己患有风痹。有一天晒书，突然遇到暴雨，他不知不觉亲自起身把书收起来。家里只有一个婢女在旁，张皇后亲手杀了她，以防止她泄露消息，自己亲自做饭。后来张皇后想诛杀曹爽，司马懿又假称患风痹。曹爽党羽李胜去探视他，派两个婢女侍候，替他拿衣服；衣服掉落，他指着嘴说口渴，婢女送来粥，司马懿不能拿杯饮用，粥全都流出来，沾湿胸腹。司马仲达竟如此善于假托疾病。又据《太平御览》所引《晋书》：司马懿认为汉朝国运将尽，不愿向曹氏失节，便以风痹为借口推辞。魏武帝派亲信令史穿便服到司马懿门下窥探。七月七日，司马懿正在晒书，令史回去报告，魏武帝再次征召他，并下令说：“如果他还不动身，就可以把他逮捕起来。”司马懿害怕，只好接受征命。这与后面张皇后传记的记载相差非常大。王伯厚《困学纪闻》说：“孔庙在崇宁二年改用十二旒冕、九章服。”考察《孔氏东家杂记》，并没有这件事。直到弘治初年，因为尚书王恕的进言，才开始采用天子礼乐；嘉靖九年又恢复旧制。在郧阳迎春那天，乡民用三尺长的木头做成箍，聚土填在里面，使土坚实，然后敲击它，唱村歌并跳舞，说：“这是古代击壤遗留下来的方法。”考察《周处风土记》说：“用木头制作，前端宽、后端尖，长一尺三寸，形状像鞋。先把一块壤横放在地上，人在三十四步之外，用手中的壤去击打它，击中的为上等。”考察“壤”这个字，从土、从“襄”的省形，字的中部已经包含“一”，这与节奏和歌唱有什么关系呢？周处记载的，大概也不是事实。

译刻印《水经》的人只说是桑钦撰写的。《新唐书·艺文志》认为是桑钦撰写，又说一说认为是郭璞撰写。考察《前汉书·儒林传》说：“古文《尚书》由涂恽传授给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成帝时人。”杜佑辨析说：“济水流过寿张，寿张本来叫寿良，是光武帝改的名；向东北流过临济，临济本来叫狄县，是安帝改的名；荷水流过湖陆，湖陆本来叫湖陵，是章帝改的名；汾水流过永安，永安本来叫彘县，是顺帝改的名。”既然如此，必定是后汉人所撰。王伯厚却说：“武侯垒，是诸葛武侯修营的地方。”魏兴郡是曹魏从汉中分置的，魏兴也不可能是后汉人所撰。那些认为《水经》是郭璞撰写的人，难道是根据这一点吗？还是原本为桑钦撰写，后人凭自己的意思加以修改增补了呢？王伯厚记载姚宏说：“战国时期散佚的遗文，如司马贞引用马犯的话，称周君；徐广引用韩军进入西周；李善引用吕不韦说周有三十七王；欧阳询引用苏秦说元戎用铁制作箭。 《史记正义》所引的九门本有‘宫室’二字，康成注《禹贡》也说：‘碣石在九门’，但现在的版本都没有这些文字。”史书称张欧从未按察过他人，鼂错的父母、妻子、子女以及同产兄弟，无论老少都被弃市。廷尉欧与丞相青翟、中尉嘉上奏处理此事。于定国说：“百姓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冤屈。”而赵盖、韩杨的死，也都是他定成的案件。襄阳城靠着大江，这条江就是汉江。考察陆澄《地里记》说：襄阳没有襄水。《十道志》说，荆楚一带，水流越过山而向上奔行的，都叫作襄，所以陈水的上游也称襄水，并没有固定的名称。如今楚地中没有听说这种说法。汉宣帝把霍光等十二位功臣的画像绘在麒麟阁。考察《汉宫殿疏》说：天禄阁、麒麟阁是萧何建造的，用来收藏秘书，后来把贤臣画像绘在其中。《三辅故事》却说是天禄阁、石渠阁，并没有说麒麟阁。光武帝把邓禹等功臣画像绘在云台，也没有说是在某阁。考察《洛阳地志》说：云台高阁有十四间。唐文皇把长孙无忌等功臣画像绘在凌烟阁，凌烟阁原名戢武阁。后来昭宗迁都洛阳，宰相柳璨上奏说，四镇元帅梁王的功业冠绝古今，可以另建一阁绘像来表彰他。诏书说：“魏国奖赏彭城侯的功劳，另建纪勋之观；齐国表彰泗水侯的功绩，于是建造嘉崇德之栖。现在应当仿照新的规制，同时遵循旧典，命有关官署在皇城内选择吉地，另建凌烟阁，绘像其中，赐名为‘天祐旌功之阁’。”然而阁刚建成，篡位弑君的事情就发生了，真是功臣的耻辱。“凌烟”这个名称也不雅。秦二世就是因为想让自己的功业与南山一样齐平，才有这种说法。《大业记》记载，隋炀帝命虞世基等人编撰郡邑图志一千二百卷。卷首有图，另制新式纸张，书卷长二尺。叙述山川时，卷首有山水图；叙述郡国时，卷首有郭邑图；叙述城池宫室时，卷首有公馆图。图上的题字极细，并且都用欧阳肃的书法。欧阳肃就是率更令欧阳询的长子，他的草书、隶书当时很受推重。书法家记载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却没有说欧阳肃。大概欧阳肃在隋代声望高，欧阳通在唐代声望高。俗语说“汗青”，又说“杀青”。《风俗通》说：“杀就是治理，也就是加工竹子，制成简册来书写。”新竹有汁液，容易生虫，所以要在火上炙烤使它干燥。陈、楚一带把这种汁叫作汗；所谓汗，就是去掉竹子的汁液。索虏拓跋氏是李陵的后代，见《宋史》记载，说他们的国俗非常忌讳这件事；但《北史》等本朝史书却认为他们是黄帝昌意的后代。《太平广记》载《世说》说：“李元礼凛凛如长松下的风，周君飕飕如小松下的风。”考察《世说》，原文是：“元礼肃肃如松下风”，没有这些话。通行的说法是：诸葛亮见到殷礼，感叹说：“东吴的菰芦之中，竟然有这样的人。”他写信给哥哥诸葛瑾说：“殷礼从前继承秀才之名，今天看来是当代的侨肸。”用脩《尺牍》说：“殷礼从前继承秀才之名，今天看来是当代的侨肸。东吴的菰芦之中，竟有这样奇异伟大的人。”《晋书》记载王敦给王导写信说：“温太真离开以来才几天，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下面又说：“把那些奸臣列举出来，以周顗为首。”又说：“悬赏活捉周顗的人，我亲自割断他的舌头。”《资治通鉴》说：“温太真离开以来才几天，竟做出这样的事来？应当悬赏活捉他，割断他的舌头。”用脩《尺牍》也是根据《资治通鉴》，所以记在这里。偶然读到张伯雨赠给纳琳大监的诗，诗中说：“曾上疏请求把蜀地文翁的石室、扬雄的墨池、杜甫的草堂，都列入祭祀典制。”又替杜甫请求，获得赐谥“文贞”。虞奎章的文集中记载了这件事。考察《元史》有纳琳的传记，却没有记载此事。杜甫谥号“文贞”，也是一件奇闻。《菩萨蛮》词，《杜阳杂编》说，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双龙犀、明霞锦；该国人梳着高髻，戴金冠，璎珞披满全身，所以称为“菩萨蛮”。当时的歌妓于是创制《菩萨蛮》曲，文士也往往依曲填词，其中优秀的作品叫作《女王曲》，音调和歌词婉转流畅，流传到乐部。考察这首词，李白的文集里早已有它，怎么能说是大中初年进贡之后才有呢？董仲舒读书，三年不看园子；法真、赵昱都历年如此，桓荣十五年，何休十七年。《新唐书·卢鸿》中的“鸿”，应当是“鸿一”。这与旧史以及中岳刘真人碑中所写的相同。南齐张融说：“从前有鸿雁飞翔，飞到天边，距离遥远而难以看清。越人把它看成野鸭，楚人把它看成燕子。人本来有楚越之分，鸿雁却始终只是鸿雁。”卢鸿一这个名字，就是取自这句话。见《困学纪闻》，也可以说是喜欢求奇了。韩退之的儿子韩昶把金根车改称为金银车，被世人讥笑。韩退之的另外两个儿子韩绾、韩衮都考中进士，韩衮还做了状元。韩退之的名望像泰山北斗一样高，但世上却没有听说有谁知道状元韩衮，史书也遗漏了他。由此可知，科举功名并不值得依靠。如今吴郡的长洲，另一个名称是茂苑。只有王伯厚认为古代的长洲不是这个地方。吴王刘濞定都广陵，《汉书·地理志》说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刘濞的太仓就在东阳县。如今的盱眙县，过去枚乘劝说吴王时说：“长洲的苑囿。”韦昭认为长洲在吴地以东，大概指的是广陵的吴地。长洲作为县名始于唐武后时期，即万岁通天年间，这种说法似乎可以作为依据。《杜周传》“三尺法”的注释说，是用三尺长的竹简书写法律。《盐铁论》说法律用二尺四寸的简册，曹褒制定新礼也写在二尺四寸的简册上；所谓三尺，只是举其成数。

译《左传》说：“郑庄公出生时脚先出来，使姜氏受惊，于是姜氏厌恶他。”《风俗通》说：“俗传认为，孩子落地后不能睁眼看东西，叫作寤生。”杜预的注释则说：“姜氏醒来时，庄公已经出生，所以受惊并厌恶他。” 《论语》说到逸民，只提到朱张，并不评论他的品行。王弼注说：“朱张，字子弓，就是荀卿，是把他拿来与孔子相比的人。” 宣和年间，因为户部干当公事李宽上奏，凡是用“圣”字取名的，一律通行禁止。不久又采用给事中赵野的奏议，禁止使用“君、皇、天”三个字；后来又禁止“龙、王、主、玉”等共八个字。苏州承天寺改名为能仁寺，见《中吴纪闻》。《唐书》记载，唐武宗宠爱王才人，想立她为皇后，最终没有成功。武宗病重时，王才人在帷帐中自缢。张祜文集记载，孟才人因歌唱和吹笙得到宠幸，武宗病危，孟才人为他演唱《河满子》，刚一开口，便肠断而死。有人认为这是同一个人，有人认为是两件事。《李卫公两朝献替记》则说，武宗即位以来，王妃一直受到专房宠爱，后来因骄横嫉妒触怒皇帝，早晚之间便死了，群臣无不惊惧。这样看来，所谓才人，确实是在皇帝驾崩以前不得善终，只是与传记所记相差很大。楚昭王躲避吴军，从郢都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于是逃往郧。郧就是郧子国，在宋代属于安州，今天属于德安府，并不是今天的郧县。云中就是云梦一带，江南叫梦，江北叫云。郢原本是楚国都城，在江陵以北十二里处的纪南城，也就是所谓南郢。《阳春白雪》的歌唱就在这里。如今的承天，起初叫安陆，萧、梁、唐、宋时称郢州，也就是所谓北郢。它在楚国时期并不是都城，所以《郢曲》仍然应当归属于江陵，这才是正确的。王楙说：“唐代扬州很繁盛，通州却很糟糕。”他还引用元稹、白居易的诗，说所谓“通州是天下令人忧惧的地方，司马是人间冗余漫长的官职”，又说“折磨你的灾难就是通州”，又说“黄泉便是通州郡”，大概指的是今天维扬一带的通州。他不知道元微之所任的通州司马在蜀中，这一点从他的全集可以考察。《唐遗史》记载，贾岛在旅店中不认识唐宣宗，触犯了他，于是被贬为遂州长江县主簿。《北梦琐言》记载，温庭筠也在旅店中不认识唐宣宗，触犯了他，被贬为方城县尉。《摭言》说贾岛触犯的是唐武宗，不是唐宣宗。贾岛死在唐武宗时期，《唐遗史》的记载似乎有误。只是，一个尚未考中进士的举人却能够获得主簿、县尉之类的官职，而且都有“谪”的说法，当时的制度有些地方实在无法理解。李翰作《凤阁王侍郎传论序》说：“太子晋的后代中，有错，是魏国的将领；有剪，是秦国的将领。从秦到汉，有王吉、王骏；从汉到晋，有王祥、王览。这些是嫡系后裔，即王悦、王洽、王珣、王珉；旁支则有王浑、王戎、王衍、王经。《野客丛书》说：‘王浑、王济、王坦之、王蒙、王脩之这一类人，都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是后汉隐士王霸的后代。王祥、王览、王敦、王导、王义、王献这一派，都是琅琊王氏的后代，是汉御史大夫王吉的后代。王浑、王戎、王衍、王澄，也属于琅琊王氏，是王祥的别支。王肃、王恂、王防、王恺，是兰陵人，属于后汉王良的后代。王仪是阳城人，属于魏王脩的后代；王濬、王彝、王矩、王畅，是弘农人。晋代王氏大约有十多个支派，而琅琊王氏最为兴盛。’” “天开”被认为是灾异，汉惠帝二年、齐东昏侯和陈后主时期都出现过，可以说得到了验证。然而看见天开的人往往把它当作尊贵的征兆。我认为，看见天开而旁边的人却看不见，这是因为他自己的眼睛发生了裂隙。我每次喝醉，眼睛发热，看见月亮变成两个；这样的情形有二十多次，两个圆月都明亮有光，并没有因此成为灾异或祥瑞。由此推想，就可以明白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王肃刚进入北魏时，不吃羊肉和酪等食物，常常吃鲫鱼羹。但王肃本传说，他在南朝时喜欢吃鲫鱼羹和茶汤，到了北方，则喜欢吃羊肉和酪浆。孝文帝问：“羊肉和鱼羹相比怎么样？茶汤和酪相比怎么样？”王肃说：“羊是陆地产物中最好的，鱼是水族中最好的。羊可以比作齐、鲁这样的大国，鱼可以比作邾、莒这样的小国。只有茶汤不行，只能给酪作奴仆。”于是便称茶为“酪奴”。不同记载竟然如此。《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一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宛委余编》六 我常常看见史传称说“百六”“阳九”，却不明白它们的含义。考察洪景卢《续笔》说：“按照历法志考察，这些名称共有八种。起初进入元运的一百零六年叫作阳九，接下来叫作阴七；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都称为灾年。大体上经历四千五百六十年，其中灾年有五十七年。按数目计算，每到八十年就遇到其中的一年。这样说来，阳九应当是承接百六而言的，所谓灾年大概并不只有阳九。”后来考察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记王湜《太乙肘后备检》，则说：“四百五十六年为一个阳九，二百八十八年为一个百六。阳九是奇数，是阳数的穷尽；百六是偶数，是阴数的穷尽。”这与洪景卢所记不同，却很有道理。又说：“后羿、寒浞之乱，遇到七个阳九；赧王衰微，遇到八个阳九；桓帝、灵帝势力衰弱，遇到九个阳九；隋炀帝灭亡，遇到十个阳九；周宣王时父亲厉王、儿子幽王，遇到十二个百六；周敬王时吴越互相残杀，天下多事，遇到十三个百六；秦国灭亡六国，遇到十四个百六；东晋迁徙流离，十六国分裂，百六之数达到极点后又回到一。” 五代乱离，遇到三个百六。这就是所谓“相应”。舜、禹的太平盛世，遇到七个百六；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遇到十一个百六；小甲、雍己时期，遇到五个阳九、九个百六；庚丁、乙、武丁时期，遇到六个阳九；不降时期，遇到八个百六；盘庚、小辛时期，遇到十个百六；汉明帝、章帝时期，遇到十五个百六；唐太宗贞观年间，遇到两个百六。这就是所谓“不相应”。我曾经拿这些去考问楚地的士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又有“元二之厄”，无法弄明白。有人说就是“元元”，讹误后写成“元二”。又有人说：“杨孟文《石门颂》中有‘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躭碑中有‘元二坎轲，人民相食’。”赵明诚说：“如果写作‘元元’，文理就不通。”然而遍考各种历数书，都没有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恐怕就是进入元运的一百零六年而成为阳九，接着成为阴九，文人把“阳九阴九”说得很隐晦，才写成“元二”。姑且记下这些，等待有学问的人来解释。《灵宝经》说，阳九、百六是劫数中大的灾劫。阳数在九达到极点，所以叫阳九；阴数在六达到极点，所以叫百六，也就是阴六。小的灾劫是三千三百年，次一等的是九千九百年，大的灾劫是九九八十一万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劫的终结。又据《洞玄运会经》，天的灾厄叫阳九，地的亏损叫百六。《道迹经》说：阳九时天旱、海水涌动、陆地焦枯；百六时洪水泛滥，海陆混淆，高陵成为深渊。考察道经所记的阳九、百六，又稍有不同，附记在这里。宋代姚宏校订《战国策》四百八十多条，太史公采录了九十多条，其中事情不同的只有五六条。至于正文中散佚的内容，如司马贞引用“马犯称周君”，徐广引用“韩国军队进入西周”，李善引用“吕不韦说周有三十七王”，欧阳询引用“苏秦说元戎用铁作箭”，《史记正义》说“碣石，九门本有宫室居住”，《春秋后语》说“赵武灵王在大陵梦见处女弹奏古瑟”等，大略可以看见的，今本都没有。至于张仪游说惠王，以及韩非第一次拜见秦厉王时引用的诗，那是韩婴《外传》中的内容，后人已经无法考订了。《梁书》记载，萧琛任宣城太守时，有一位北方僧人渡江南来，只带着一个葫芦，葫芦中装有《汉书》的序传。僧人说：“三辅地区的旧老人相传，认为这是班固的旧本。”萧琛坚持请求得到它，书中有很多地方不同于今本，纸张和墨色也很古，文字多像龙举的书体，有的写作隶书，有的写作篆书。萧琛非常秘密地收藏它，后来把它送给鄱阳王萧范，萧范又献给东宫。又据《刘之遴传》：“太子命刘之遴、张纉、到溉、陆襄等人参校异同。”刘之遴上奏十条说：“考察萧范本，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郎官班固上书；而今本没有序传，称为中篇，今本只称叙传。今本的叙传记载班彪的事，按照萧范本则写作‘幼年班彪自有传’。今本的本纪、表、志、列传编排次序并不相合，萧范本则次序相合，总共编成三十八卷。今本把外戚列在西域传之后，萧范本把外戚列在帝纪之下。今本把高祖五子、文帝三王、景帝十三王、武帝五子、宣帝元帝六王杂列在各传次序中，萧范本则把诸王全部列在外戚之后、陈胜项羽之前。今本叙述韩信、彭越等人说：‘韩信只是饥饿的奴隶，彭布本来是受黥刑的罪徒，英布也不过是狗盗，彭越隐居江湖；他们如云气兴起、蛟龙腾跃，后来变成侯王。’” 萧范本说：“淮阴侯韩信刚毅勇武，手持宝剑而纵横驰骋；邦国的杰出人物，实在只有彭越和英布；后来他们如云气兴起、蛟龙腾跃，成为侯王。”萧范本第三十七卷解释字音、释义，用来帮助理解雅正的训诂，而今本没有这一卷。考察现在刻印流传的《汉书》，只有今本，萧范本本来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大体上仍然可以用来校正今本。我曾经想删去《史记》中的褚先生和司马贞部分，重新编成一部书，再用鄱阳王所进献的《汉书》卷数来校刻；只是解释字音、释义的部分已经不存，似乎也可以考察补写。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后来的考证。《孟子》所说“齐景公流泪，把女儿嫁给吴国”，考察得知，所嫁的是吴王阖闾的长子终累。终累和齐女都早死，葬在常熟县以北二里、海隅山东南岭；下葬完毕，终累化为白龙离去。齐女日夜思念故乡，哭泣不止，因此把那座城门命名为齐门，如今我郡仍流传化龙的故事。虽然这些事情怪诞荒唐，但夫差没有听说齐女做过夫人，那么终累得到齐女的意思应当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阖闾攻破楚国后，齐景公畏惧吴国，才把女儿嫁给阖闾的儿子。卑犹山是太宰伯嚭的葬地，后来勾践灭吴，因为伯嚭对所侍奉的君主不忠，便杀戮了他。《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这样记载。然而考察《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越国攻打吴国；到二十四年，鲁哀公到越国，越王得到太子适郢，准备把女儿嫁给鲁哀公，并给他很多土地。季孙害怕，派人通过太宰伯嚭送去贿赂，这件事才停止。杜预注说：“伯嚭原本是吴国的臣子。”难道是越国起初感念伯嚭在吴国内部接应的功劳而任用他，后来才杀戮他吗？

译壬寅年深秋，我游览西洞庭山，登上毛公坛，看见所谓丹井、石台的遗迹，想寻找传说中的毛公，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久进入林屋洞，寻访灵威丈人的遗迹，却不知道他的姓氏。如今看到钱氏寄来的陆广微《吴地记》，才知道毛公就是灵威丈人，名叫苌，先感到一阵快意。随后又想，这恐怕未必是真的。书中又说，般若台是晋穆侯何曾建置的。考察何曾封安成公，谥号孝；他死在晋代，而当时吴地还没有平定，何曾怎么能来到这里？又说永定寺是梁天监三年由苏州刺史顾彦先建置的，禅房寺是宋建武二年由苏州刺史张岱建置的。考察晋初确有顾彦先，但天监初年没有听说此人；当时吴郡属于扬州，不称苏州，也没有设置刺史。宴圣寺据说是梁天监三年由司徒长史、吴郡人张融舍宅建造的。考察张融死于齐代，不可能活到梁天监年间。公孙接、田疆、古冶子死于齐国，怎么会葬在海盐县以东十五里？又据古乐府记载，他们的墓在荡阴里，记载得很清楚。灵岩寺据说是晋太尉陆玩舍宅建造的。考察陆玩的官职是司空，死后追赠也只到本官，并不是太尉。又说陆玩葬在鸡笼山，在吴县西北。考察既然说是陪葬帝陵，就应当在建业的支硎山。支道林曾隐居在那里，后来得道，骑着白马升天而去。考察支道林生性喜爱马，所以山中有洗马涧，但他从来没有升天。又说从诸樊即位到夫差死去，共一百零七年。考察寿梦死于襄公十二年，夫差死于哀公二十二年，前后总共八十九年，记载都错了。秦相范雎起初只知道张禄这个名字，直到须贾到来，真实姓名才显露出来。陆逊起初名叫陆议，直到担任荆州牧时，才改名为陆逊。袁粲起初名叫袁愍孙，担任侍中时，才改名为袁粲。明代张孚敬起初名叫张璁，担任少傅时，因避皇帝名字中的嫌名，改名为孚敬。姚崇起初名叫元之，又叫元崇，最后改名为崇，三个名字都曾拜相。明代冯胜起初名叫国胜，后来叫宗异，最后改名为胜，封宋国公。史书称博陆侯霍光不学无术，却参与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并以伊尹训诫太甲的事作为明显证据，于是有人问古代是否有这样的事。霍光回答娈生兄弟的信中说：“从前殷王祖甲一次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嚚，一个叫良；嚚在卯日出生，良在巳日出生，以嚚为兄，良为弟。”许厘庄公一次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妹，一个叫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年〕 楚国大夫唐勤一次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叫贞夫，女孩叫琼华。近代郑昌时字文长，一次生了两个男孩；滕公一次生了两个女孩；李黎生了一男一女，都把先出生的列为长子或长女。这又与那位博学多闻的老儒所说的相近。为什么会这样呢？王莽时期，勃海郡人尹方二十一岁，没有老师和朋友，天性聪慧敏捷，通晓六艺。魏都叔淳于仓上奏说，尹方没有专门学习却能写文章，能够读诵、讲论义理，引用五经文字，解释文义、议论事情，能够迎合众人的心意。皇帝征召尹方，让他射击飞虫，他所射的飞虫没有不知道的。天下人称他为圣人。这样看来，尹方的才艺应当处在东方朔、公明仪之间；只是他的言论和事迹流传得不显著，一定是早夭了。祢正平的气概高出当世，像荀文若一类人物一样，几乎没有不诋毁讥刺的人，唯独与孔融、杨修交好。他说：“大孩子是孔文举，小孩子是杨德祖，其余的人都庸庸碌碌，不值得一提。”他到荆州时，唯独见到赵戬，便感叹说：“所谓剑，是干将、莫邪；木，是椅、桐、梓、漆；人，是颜回、冉耕、仲弓。”赵戬在三辅地区时，为躲避战乱到了荆州，依附刘表，但名声并不显著，所以记下这件事。蔡伯喈很看重王仲宣，当时王仲宣也在荆州，而祢正平却不称赞他，这一点无法知道原因。陆士龙的诗本来就比不上陆士衡。至于本传所载，范阳人卢志当众问陆机：“陆逊、陆抗与你的关系远近如何？”陆机说：“就像你和卢毓、卢珽的关系一样。”卢志默然。起身后，卢志对陆机说：“国家不同、相隔遥远，或许彼此不熟悉，何至于这样说呢？”陆机说：“我的父祖名声传遍海内，难道你会不知道吗？”评论者便据此判定二陆的优劣，我私下认为恐怕不应这样。武帝曾问吾彦：“陆喜、陆抗两个人谁更有才干？”吾彦说：“论道德和声望，陆抗比不上陆喜；论建立功业和处理事务，陆喜比不上陆抗。”后来吾彦任交州刺史，给陆机、陆云兄弟送礼，陆机准备接受，陆云说：“吾彦本来出身卑贱，曾被先父排斥，而且回答诏问也不妥当，怎么可以接受他的礼物？”于是作罢。这一段事情完全相同，结果却大相反，为什么呢？总之，在严格考察取舍时，觉得陆云更胜一筹。汉代告发谋反的典例中，封列侯的情况过于盛行。韩信、彭越都是吕后派人告发的。但告发彭越的舍人没有记载姓名，这个人也没有受封。告发韩信的是乐说，被封为慎阳侯，享有封国五十一年，到他的孙子买时才被弃市，封国也断绝了。告发英布的是贲赫，被封为期思侯，享有封国二十九年，没有后代。考察告发彭越的舍人，大概是因为高祖、吕后后来知道他是吕后派去的，所以没有封赏；而慎阳侯的封国竟能延续如此之久，天道似乎还没有显现出公正。石敬伦常常和王处仲一起到学校嬉戏，见到颜渊的画像，便感叹说：“如果我能和他一同登上孔子的讲堂，与普通人相比，哪里还会有差别呢？”王处仲说：“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说？子贡与你相差还比较近。”石敬伦严肃地说：“士人应当使自身和名声都得到安泰，怎么能用在窗下读书的话来评价人呢？”萧敬范任湘州刺史时，喜欢宾客朋友，常常饮宴到一天结束，宾客满席，说话谈论毫不疲倦。他曾对湘东王说：“下官遍观世人，多有不喜欢欢乐的，竟然仰面躺在床上，看着屋梁写书。千秋万岁之后，谁会传述这种人？哪里比得上面对清风、对着明月，登山泛水，尽情高歌痛饮呢？”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不能完全否定。沈休文长期担任宰辅，有志于台司之位，与徐勉最为友善，于是写信向徐勉陈述自己的情况，大意说：“今年是举行开元礼的年份，按理说应当请求告老退休，但这件事由皇上的恩典决定。从外表观察、从旁边看，我似乎还是一个完整的人，但身体形骸和气力已经不能协调，常常必须过分约束自己，才能勉强支撑。脱衣躺下后，四肢便不再相互配合；上身发热，下身发冷，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取暖就烦闷，加寒就腹泻。后一次病情缓解不如前一次，后一次发作一定比前一次严重。百日数十天之间，革带常常要移动扣眼；用手握住手臂，每月大约会瘦小半分。”

译按照这个情况推算，哪里还能支撑多久？如果这样还不停止，日复一日，将会给圣主留下没有及时让我退休的遗憾。”于是冒昧上表报告，请求授予退休养老的官秩。如果上天再赐给我寿命，能够恢复平健，才力所能承担的事情，只听凭皇恩裁处。徐勉替他向高祖请求按照三司的礼仪办理，高祖没有答应，只增加了鼓吹而已。这样看来，沈休文是一个衰病衰老却不知道知足的人。这实在是很煞风景的事情，后世却因为“瘦腰”一句话误把它写入词调，称他为“沈郎”，又把它说成风流之病，实在非常可笑。沈休文的话把老年人的衰态说得十分详尽，所以略为保存。王莽起初把匈奴单于改称为恭奴，把善于改囊知牙斯的名字改为知后；因为他反叛，又把他改称为降奴；把服于黜高句丽改称为下句丽。武则天把突厥默啜改称为斩啜，把契丹统帅孙万荣改称为孙万斩。篡夺帝位的人，举动竟然如此相同。活着时称名，死后称讳。但汉代并不一定如此。考察樊毅《西岳庙碑》说：“弘农太守、河南人樊君，讳毅”，而樊毅当时还活着。赵明诚的著录说：“汉代碑刻中，活着时称讳的很多，不只是这一例。”又说父母去世叫考、妣，而汉代《冀州从事郭君碑》说：“哀哀考妣，追念亡灵。”卜商哭喊着为死去的儿子服丧，后来失明。《尔雅》说：“父亲叫考，母亲叫妣。”郭璞既引用《礼记》“活着时称父母，妻子去世后称考妣”，又援引其他书籍，认为考妣并不是生死的不同称谓，就像今天称哥哥为晜、称妹妹为媢一样。把这些写下来，等待后人考证。杨大年《谈苑》说：“《千字文》的题署，原是梁武帝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依韵编次。‘勑’字是把‘梁’字传写错了。当时帝王的命令还没有称作‘勑’。到唐显庆年间才有说法：‘不经过凤阁、鸾台，不得称为勑’，‘勑’这个名称才确定。根据这一点，足以发笑了。然而赵明诚竟举出后周赵文渊所书《华岳河渎碑》中‘奉勑撰’三字来辨明此事，这也没有必要。考察南北二史，君主的命令都称为‘勑’。北齐乐陵王百年因为学习书法，写了好几个‘勑’字，武成帝听说后大怒，召他入宫杀掉。又，齐废帝的宠臣徐龙驹住在含章殿，戴黄纶帽，穿貂裘，面向南方坐着，代替皇帝按图画勑。这难道是什么偏僻的事情吗？杨大年却不知道。所谓‘不经过凤阁鸾台’云云，正是为了阻止内廷直接下达的勑令罢了。” 东昏侯的三个妃子，梁武帝起初因为潘妃不肯顺从，赐她自缢；想留下其余妃子，又接受谏言把她们赐给王茂，却没有成功。已经纳了吴淑媛，七个月后她生下萧综，萧综因此怀疑自己的身世而叛逃北方。这实在可笑。萧综的事情极难处理，人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不幸吗？王粲是毕万的后代，到惠王的儿子时以‘王’为氏；王翦则是周太子晋的后代；五侯是齐田和的后代。田氏就是陈氏，陈氏的先祖是舜，所以新莽只不过把姚、妫、陈、田、王氏列为宗室罢了。自己娶王氏的女儿，又让东莱王基作为养子，纳太原王沉的女儿，也是这个意思。我的同乡陆象孙说，投递名刺既然已经写‘顿首’，就不应再说‘拜’，所以才这样。然而《周礼》辨析九拜的仪式：第一是稽首，第二是顿首。注说：‘稽首拜，是头碰到地；顿首拜，是头叩击地。’又有奇拜，即拜一次；褒拜，即拜两次；肃拜，只是俯身下手，就是今天的作揖。喜欢奇异的人有人称作‘肃拜’，却不知道这样称说是把自己处于傲慢之地；称作‘顿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若称作‘奇拜’、‘褒拜’，也说得通。《野客丛书》说，‘影’字古代写作‘景’，从葛洪《撰字苑》开始才加‘彡’成为‘影’；战阵的‘阵’字，古代写作‘陈’，王右军《小学》把‘阵’的偏旁写成‘车’；隋国、隋州，古代写作‘随’，杨坚因为它接近‘遁走’之意而去掉‘辵’旁改作‘隋’；叠字古代写作‘叠’，王莽认为‘三日’太盛，改从‘三田’写作‘叠’；古代的‘对’字，在‘丵’下面从‘口’，汉文帝认为‘口’太多而不合实际，改从‘土’；‘罪’字原来下部从‘辛’，秦始皇认为字形像‘皇’字，于是改为从‘网’从‘非’；古代‘劭’字从‘刀’，刘宋太子名叫‘劭’，不喜欢字形被解释为‘召刀’，于是把‘刀’改成‘力’。他的说法颇为新颖，也有根据；但也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至于‘帋’和‘纸’两种说法，尤其牵强，所以不再记述。《山海经》说：向西九千里，有一座夸父山，山的北面有许多树林，名叫桃林，其中马很多。既然马多，却在它的原野上放牛，也很可笑。又，《春秋》鲁文公十三年，晋侯派詹嘉守卫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国，并让曲沃的官员守卫那里，所以称作曲沃城，并不是曲沃本地。然而这样说来，这里就是放牛的地方了。沈佺期的诗有‘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今本写作‘青山’，不对。沈佺期文集有《从崇山向越裳》诗序说：‘考察《九真图》，崇山距越裳四十里。杉谷是古代的崇山，竹溪从道明国流来，在崇山北面二十五里。合水、欹缺、藤竹、明昧共有三十座山峰，夹着水直上千余仞。所谓把驩兜流放到崇山，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一统志》说：崇山在慈利县西三十里，就是放逐驩兜的地方。《一统志》记载，黄山有刘宋谢晦的庙。谢晦任荆州刺史时，曾经过黄山，回头久久观望；后来他死后，灵柩经过这里竟不肯离去，于是就葬在那里。百姓为他立庙，宋朝封他为显应公。本朝确定在八月二十九日祭祀他。谢晦是叛臣，他的始末非常清楚。宋人既不考察此事，洪武、天顺年间那些礼官和儒臣也都像是眼里没有古人一样，真是可笑、可笑。

译《淮南子》说马是耳聋的虫，用这种说法作为奇谈。”考察起来，龙没有耳朵，牛的耳朵都是实心的，它们都可以因为有角而说是耳聋。至于马，彼此能够互相鸣叫，怎么能说它耳聋呢？如淳《汉仪注》和胡母敬都说：“武帝开始设置太史公，职位在丞相之上，任命司马谈担任。凡是天下的计书，都先上报太史，再副本上报丞相。”这话是错的。太史令秩禄六百石，也有说是一千石的。司马迁自传说：“天子开始建立汉家的封禅，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不能参加这件事，因而发愤，最终将要死去。”这哪里像是职位在丞相之上的人？至于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我的先人，并没有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从事文史星历，接近于卜者、祝者一类，本来就是主上所戏弄的人，像畜养倡优一样对待，是流俗所轻视的。”又说：“我也曾厕身于下大夫之列。”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所谓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大概是上报给天子，而太史只是掌管收藏的人。陆子渊说，宋太宗平定各国后，所谓执干戈出征的武士有不少无处安置，于是把他们安置在这里，设置六馆修撰大型书籍，命宋白等人总领。所谓三大部书，就是《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除了《御览》以外，又另外编修《太平广记》五百卷。考察起来，三大部其实就是《御览》《广记》《英华》。《册府元龟》是在真宗朝修成的。《姑苏志》记载朱勔的事情。其中，《叶氏笔衡》说：黄防任两浙漕使，奉命查抄朱勔的家产，黄防故意拖延前往，还放话说：‘朱节使不是普通人可比的，罪过不过是进献花木罢了；派我去，也是因为我是乡里人。’朱家于是稍稍得以设法迁移、藏匿财物。《吴中旧事》却说：朱勔败亡后，查检他的家产，发现有个黄发勾，此人一向与朱勔不和。黄防查抄朱家后，天刚亮他就到朱勔宅中，把家里的男女妇女全都赶出去，百姓家没有敢收留他们的。两书记事竟然如此不同。替吕氏露右臂，替刘氏露左臂。过去有人认为绛侯周勃这样做是失策，王应麟却说：‘考察《仪礼·乡射》的疏文，凡是事情无论吉凶，都露左臂，所以《士丧礼》和《大射礼》都露左臂；只有接受刑罚时才露右臂。因此《觐礼》说“右肉袒”，注说“刑罚应施于右臂”，就是这个意思。由此考察，周勃诛灭诸吕的计谋已经确定，如果是吕氏一方，就要受刑，所以用露右臂来命令众人。’吴兴人陈霆却说：‘淖齿弑杀齐王，王孙贾进入市场大喊：“淖齿扰乱齐国，杀害湣王，愿意和我一起诛杀淖齿的人，露右臂！”市场中跟从他的有四百人。’这样看来，在周勃之前已经有人用露右臂来号召众人了；如今把露右臂当作将受刑，那么市场中跟随讨伐淖齿的人难道也应受刑吗？王应麟的考据，自以为得到了事情的真相，却不能不屈服于陈氏的说法。然而两人都没有真正弄清其中的情形。周勃是老将，早已知道众人的心都归向刘氏，却不能不怀疑吕氏一方有党羽。他的命令一下，如果有人露右臂，或者迟疑而没有露左臂，就立即杀掉他们来震慑众人，正如杨素、朱滔那样的举动。难道要到这时才来窥探人心的向背吗？《唐书》说，皮日休后来投靠黄巢，任学士，因为制作谶文而触犯黄巢，被杀。考察起来，皮日休后来其实逃到吴越，并得以善终；他的儿子叫光业，做了吴越国的丞相。见《陆防集》。《吴越春秋》说，楚平王称赞伍奢的两个儿子，派使者驾着四匹马，带着封好的诏函和印绶，前去欺骗召回子尚、子胥。命令说：‘向二位公子道贺，你们的父亲伍奢凭借忠信慈仁，离开灾难而获得免罪。平王内心惭愧自己囚禁忠臣，对外又以此成为诸侯的耻辱，于是重新任用伍奢为国相，封二子：伍尚为鸿都侯，伍胥为盖侯。’考察起来，楚国虽然僭越称王，但楚国的令尹、公子即使极其尊贵亲近，也没有封侯的。现在不识字的人被称为‘不识一丁’。《唐书》有‘能拉开两石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的说法。王楙考证说这是‘个’字的错误，并引用《续世说》说这里是‘个’字；张翠微《考异》也说是‘个’字，又引用《蜀志》《南史》，都说所认识的不过十个字。刘知几谈到王平只认识十个字，又认为‘十字’是‘一字’的错误，我恐怕这些说法都不正确。《庄子》说‘丁’字有尾，‘丁’的尾部向左牵引，并不是向右牵引。那么这样说来，《庄子》也可以说是不识一丁了。又《秦符坚载记》说：‘太元七年，在前殿宴请群臣，奏乐赋诗。秦州别驾、天水人姜平子的诗中有一个“丁”字，笔画直而不弯。苻坚问其原因，姜平子说：“臣下所写的‘丁’字最为刚直，不可以弯曲；况且向下弯曲的东西是不正的东西，不值得献上。”苻坚笑着说：“名不虚得。”于是把他擢升为上第。’难道当时是说姜平子被擢为上第，却又不认识‘丁’字吗？我在癸酉年到楚地去，沿江航行经过黄州，看见有人把竹木编成筏子漂浮在水上，十多家连在一起，鸡犬彼此可望，也有豆棚、瓜架之类。我取陆务观《江行记》来考察，当时的筏子还很大，可以铺土种菜，现在不是这样了。听说洞庭湖中大的筏子还可以种菜。杨用脩引用《周礼》‘泽草所生，种之芒种’。王氏《农书》说：‘这就是江南的架田。’架田又叫葑田，用木头捆扎成弯曲的田架，系在水面上，葑泥附着在木架上。葑就是菰的根，根最能牵系而且善于纠结，把土泥附着在上面，割掉蔓茎便可以耕种。江东、淮南两地都有这种田，它随水势上下、随水流东西，所以南方有‘盗田’的称呼。他又引用郭璞《江赋》说：‘播种不是人工栽培的芒种，挺立着自然生长的嘉蔬。’《江赋》说到江水却称‘芒种嘉蔬’，又说‘不是人工栽培’，又说‘自然生长’，除了葑田还能是什么？我考察嵇含《草木志》说：‘薤的叶子像落苏，但较小，性寒而味甘。’南方人把芦苇编成筏子，在水中做出小孔，就像浮萍的根浮在水面；等到长出茎叶，都从芦苇筏的孔中伸出，随水上下，确实是南方奇异的蔬菜。嵇含也引用《江赋》中‘自然嘉蔬’的话，但那只是一种菜罢了。现在把它说成葑田，恐怕是王氏先弄错了，杨用脩又沿袭了这种说法。况且郭璞的文辞明明说：‘用翠色的草荫作标志，让防风、菰草漂浮其上，菱叶荷叶鳞次覆盖，水生果实聚集分布，茎梗高耸、花蕊茂盛，花穗挺出而散布其中’，这说的显然是菱、芡、石华之类，哪里是葑田？吴中有一座门叫葑门，《广韵》注说：‘去声，是菰的根。’吴中有葑田，大概只是水田罢了。若说浮在水上的田能够连接成畛、相接成亩，未必真有这种事。

译市井巷陌的俗歌称杨业的儿子为杨六郎，即杨延昭；延昭的儿子是杨宗保，宗保的儿子是杨文广，说他们征讨南方而陷入南中，其中许多事情都是虚妄的。后来看到宋景濂所撰《杨氏家传》，才知道杨端的祖先是太原人，仕宦于会稽，成为当地望族，后来迁居京兆。唐末，南诏攻陷播州，杨端应募前往收复，于是占有了那片地方。传给儿子杨牧，杨牧传给南，南传给三公，三公传给次子杨实，杨实生杨昭。杨昭没有儿子。当时宋朝益州刺史杨延昭的儿子充任广西某使，与杨昭互通谱牒，因为杨昭的儿子贵迁显贵，于是迁入杨氏宗族。后来在播州的杨氏，都成为贵迁的后代。贵迁的儿子是光震，光震的儿子才开始名叫文广，后来传到杨粲，家族日益壮大，直到现在仍任播州宣慰使。考察《宋史》，延昭起初名叫延朗，官至保州防御使、高阳关副都部署，有个儿子叫文广，跟随狄青南征，任广西钤辖，知宜州、邕州，屡次升迁至定州路副都总管，最终在那里去世。如今《杨氏家传》所记的杨昭，是在杨延昭任广州钤辖时的那一支吗？家传不说文广，却称作延广，大概因为第三代又有一个文广，所以避讳而不提吧。《宋史》也没有记载文广有没有后代。本朝杨武襄洪的儿子杨子俊、侄子杨信能都很有威名，所以后人把他们附会到杨业、杨延昭一类人物身上，称作杨家将，却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现在从徐州向下游一百二十里就是吕梁，洪水水势险急，是漕河的咽喉。庄子所说的吕梁，在吕梁县南面的泗水上有一座石梁，所以称为吕梁。瀑布高三十仞，水沫飞流九十里，后来逐渐平缓细小。又《水经注》说：湳水从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发源，向西流经吕梁山，形成吕梁洪。那里岩石重叠、山峰层层，曲折的山涧和弯曲的岸边之间，有深邃巨大的石块高高耸立，石壁直上千仞；河水激荡，风涛飞涌如云奔驰，雷声震荡、电光倾泻，震天动地。司马彪说：吕梁在离石县西面。现在人们只知道徐州的吕梁洪，却不知道吕县、离石县还有两个吕梁洪。沈佺期《玄菟城南秋夜长》一诗，有人认为其中‘菟’字应读平声，不对。考察《袁绍典略》说：‘睢固字白菟，驻军射犬。有人告诫睢固说：“将军的字是菟，而这个县邑名叫犬菟；见到犬，按照形势必然会惊恐，应当赶快离开。”睢固不听，后来被魏太祖击败并杀死。’这样看来，‘菟’应当写作‘兔’，按‘兔’来读。《广韵》‘于’字注明去声，解释为草名，又说是北方复姓，却没有说它与‘兔’字相通，所以记在这里。太公望是汲县人，县民社宣向崔瑗发布命令说：‘太公出生在汲县，旧居还存在。您与高国同宗，太公如今来到这个国家，应当端正他的神位，以彰明尊奉祖先。’于是设坛祭祀他，这是多么迂腐啊！难道不料会被人以崔杼之事讥笑吗？宋仁宗没有儿子，有个臣僚上奏说：‘程婴、公孙杵臼共同保存赵氏宗族，使赵氏后代永远享受血食，所以后宫才少有子嗣。’于是下诏封侯、立庙祭祀，并且把这个臣僚升迁一级。前后两件事都很可笑。十二生肖取牛、虎之类，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各有残缺不全之处，例如虎没有胆，牛没有下齿，虎颈短，兔没有嘴唇，龙没有耳朵，蛇没有脚，马没有胆，羊没有瞳孔，猴没有脾，鸡没有外肾，狗没有肠，猪没有筋之类；但其中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旸谷漫录》说：‘子、寅、辰、午、申、戌都属阳，所以取相应动物的奇数来命名。虎有五指，龙有五爪，马有单蹄，猴有五指，狗有五指。丑、卯、巳、未、酉、亥都属阴，所以取相应动物的偶数来命名。牛有两爪，蛇有两条舌，羊有四爪，鸡有四爪，猪有四爪。’王充《论衡》则说：‘五行之气彼此侵害，含血的虫类互相胜负，这有什么验证呢？回答说：寅属木，它的动物是虎；戌属土，它的动物是狗；丑也属土，丑的动物是牛，未的动物是羊。木胜土，所以狗、牛、羊被虎制服。亥属水，它的动物是猪；巳属火，它的动物是蛇；子也属水，子的动物是鼠；午也属火，午的动物是马。水胜火，所以猪吃蛇【原文缺字】。’ 于是腹部胀满。这种说法尤其像是荒诞无稽之谈，都元敬已经对此作了很充分的辨析。全都…… 《羯鼓录》虽然还存在，却没有人能够传授它的演奏方法。唐玄宗最为精妙，宋璟、裴冕、李皋也精通其中的道理。宋代元祐年间，邠州有一位老人会演奏，其中有《大合蝉》《滴滴泉》《曲其人》等曲子；老人死后，这门技艺也就失传了。又有一种尺八，小说中记载酒令说：‘遥望渔舟，不隔尺八。’又说唐明皇在仙宫里因为喜欢吹尺八而被贬到人间。沈括说：‘马融《笛赋》说“笛身空洞无底，在上面削出五个孔，另有一个孔开在背面”，正像今天的尺八。’杨用脩说：‘六孔旁边再加一个孔，用竹木制成，合黄钟一均，有人称它为尺八管。’这样看来，尺八也是笛的一类。头发属于心，承受火气，所以向上生出胡须；眉毛属于肾，承受水气，所以向下生长；腋毛属于肝，所以从身体两侧生长。男子的肾气向外运行，上面成为胡须，下面成为阴茎；所以女子的阴部没有阴茎，也没有胡须。晋人喜欢服用寒食散，说服下后能使人的精神意志开朗。到了病发时却说是药性发作，反而把它看作珍贵之物。郑证也喜欢服用五石散。孙思邈说：‘五石散是猛烈的毒药，宁可吃野葛，也不要吃五石散。应当赶快烧掉药方，以断绝贻害万世的祸患。’沈括说：‘唐人的诗中常常提到吴钩。吴钩是一种刀的名称。刀身弯曲，今天南唐还在使用，称为葛党刀。’考察《吴越春秋》：阖闾已经得到宝剑莫邪，又命令国内制作钩，说：‘能制作好钩的人，赏赐百金。’吴国制作钩的人很多，有个人贪图国王的重赏，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用他们的血祭钩，终于制成两把钩，来到宫门求赏。国王问他原因，他说：‘我制作钩时因为贪图赏赐而杀了两个儿子，用血祭祀，才制成两把钩。’国王把众多钩拿出来给他看，问哪两把是他的。制钩人面对钩呼喊两个儿子的名字：‘吴鸿、扈稽，我在这里。’国王不知道其中的神异，只见声音刚从口中发出，两把钩都飞来刺入制钩人的胸膛。国王大惊，于是赏赐他百金，便把钩收藏起来。这就是吴钩名称的由来，大概是因为刀刃弯曲，形状相似。

译陆士衡文集所作《周孝侯墓碑》，在记述周处西征以前的事情时，都可以作为依据。唯独其中说：‘弓弦用尽，箭也射完，番兵相连，无法救援；左右的人劝他退兵，周处按剑发怒说：“这是我奉命出征、以死报国的日子，为什么要退？”大臣以身殉国，不是很好吗？’下面却说：‘韩信背水布阵的军队，尚且来不及用来比喻；公输盘环绕山岭的形势，早已打算与之相继。没有不翻山架壑、背负妻子儿女前来归附的。戍卒守卫边疆，农人发展耕织。’又说：‘元康九年，旧病加重，突然死在馆舍，享年六十二岁。天子按照大臣下葬、师傅之礼，亲自来到殡葬之地。’又说：‘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追赠平西将军，封清流亭侯，谥号孝侯。赐钱一百万，赐葬地一顷，赐京城土地五十亩作为宅第。’诏书说：‘周处的母亲年老，又加上身处异乡、远离故土，我每每怜悯她，供应医药、酒、米，赐给她以终其余年。’又说：‘太兴二年，岁在己卯，正月十日，葬在义兴旧原。’他娶盛氏，有四个儿子：靖、玘、札、硕。这实在非常奇怪。考察本纪，永熙七年，周处与齐万年交战失败而死，诏书追赠官爵、赏赐并抚恤他的母亲，都与碑文相同。但所谓‘旧病加重，突然死在馆舍’，是什么意思呢？惠帝、愍帝、怀帝都没有‘元康九年’这个年号，而元帝还是晋王时，追谥周处为孝侯。如今所谓‘建武元年’，是元帝即位后的第二年。陆士衡在太安二年被成都王司马颖杀死，过了十五年才是建武元年，为什么错乱到这种程度？难道陆士衡先写成文章，等周处家人在建武年间才立碑，因忌讳周处战死而改写碑文，又增加了太安年以后的一些诏令吗？传说周处有三个儿子：玘、靖、札；碑文却说有四个，最小的叫硕。《尚书》的‘尚’本来应写作‘上’，有人说读音之所以不同，是秦代臣下避讳‘上’字，所以改读作‘常’，直到今天沿袭不改。若二十八宿的‘宿’读作‘秀’，那么洪景卢认为应当按照本音读，并引用《说苑·辨物》说：‘天上的五星，按照五行运行气息，所谓宿，就是日月五星停留的地方。’考察起来，‘宿’读‘秀’，北方的读音把它读错了。大概元人的词曲都把这个‘宿’字押入‘秀’字的去声韵；至于‘宿州’的‘宿’，却押入‘徐’字，因为它接近徐州，所以另称‘南徐州’。北方读音的错误，正是这样。晋人如温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类，都喜欢六博、摴蒲。唐代名相如房玄龄、姚元之之类在地位低微时，也都玩这种游戏。韩昌黎以道学和文章自任，却尤其喜爱它。他所作《画记》说：‘我在京城非常无事，同住的人中有一位独孤申叔，和我下围棋，幸而胜过了他，就是这件事。’张籍写信给韩昌黎说：‘您常常推重驳杂而没有实际根据的说法，让人陈述在面前以此取乐，这对您的盛德有所损害。又在商量讨论时，有时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如同在私下争胜一样，也有所损害。何况还玩博塞的游戏，和人争夺财物呢？荒废时间，却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希望您断绝喜好博塞的习惯，抛弃没有实际内容的谈论。’韩昌黎回信，只说到驳杂之谈而没有提博塞，大概也是有所避讳。杨用脩说‘苴’字有十四种读音，景卢说‘委蛇’有十二种变化，都可以说是征引广博了。《左传》说‘币锦二两’，注说：‘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一两就是一匹。’这样看来，一端不能说是一匹。《公羊传》说‘乘马束帛’，束帛是指‘玄色三匹，纁色二匹’。玄色三匹取法于天，纁色二匹象征地。这样看来，现在人把一匹帛称作束帛，也是错误的。墨子说：‘楚灵王喜欢纤细的腰，所以他的臣子都把吃三顿饭作为限度，等到气息平复后才系腰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韩非子说：‘楚庄王喜欢纤细的腰，国都中许多人都饿死了。’按道理说，应当是灵王。但如果说宫中有许多人饿死，那就接近于说楚王喜爱纤细腰肢、对象是女子了。既然如此，他的臣子为什么只吃三顿饭呢？《隋书·许智藏传》说，秦王杨俊生病，隋文帝急忙召许智藏来为他诊治。杨俊梦见死去的妃子崔氏哭着说：‘本来是来迎接你的，许智藏将要到了，他一定会使你受苦，这可怎么办？’第二天夜里，杨俊又梦见她说：‘我已经想出办法了，应当进入冥府藏起来，以躲避他。’许智藏到达后，替杨俊诊脉说：‘病已经侵入心脏，马上就会发癫，无法救治。’杨俊果然几天后去世。等到考察《秦王俊传》，杨俊很喜欢女色，妃子崔氏性情嫉妒，十分不满，于是在瓜中下毒进给杨俊，因此得病，被征召回京，第二年去世。崔氏因为毒害秦王，诏令废黜，与家人隔绝，并赐死在家中。那么梦中的前妃崔氏究竟是谁呢？前后竟这样互相矛盾。魏国的史书说，洛阳虽然经历破坏和战乱，但原来的三字石经仍完整地保存着。后来冯熙和常伯存相继任州官，废弃毁坏石经，分取使用，使它大为残败。考察起来，汉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等校正六经文字，蔡邕亲自把文字写在碑上，命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后来魏武定四年迁都邺城，黄河阳岸崩塌，石经于是沉没水中；能够运到邺城的，大概还不到一半。这样看来，冯熙、常伯存所损毁的是十分之二三，沉入水中的又有十分之三四。北周大象年间，下诏把邺城的石经迁到洛阳，当时被军人毁坏，甚至有人偷偷装船运回邺城，船坏后全部沉没。保存下来的石经被打碎用作桥基。隋开皇六年，又从邺城、洛阳运入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想加以补缀，立在国学中，但没有实现。大业年间发生战乱，石经多被拿去作柱础。贞观初年，魏征才开始搜集汇聚，十块中保存不到一块，但传拓的本子还存在。赵绰说：‘唐代修造防秋馆，挖地时得到很多石经，所以洛阳人士直到今天还有石经。’又，宋初从唐代御史府挖出十多块石经，黄伯思见到《尚书》二百三十六字，董逌见到《论语》第一篇和第十四篇的一块石经，共二百七十字；第十八至第二十一篇的石经，共三百五十七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一石〕 赵明诚得到一千多个字，认为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魏代所建的，究竟如何已经无法知道。然而前代人记载，关中藩司还保存着几块石经，我曾经严加访查，却都没有踪迹。难道那些保存下来的也被拿去作柱础一类的东西了吗？我因此感慨而记下这件事。

译现在世人称三苏为老泉、东坡、颍滨。石林《燕语》却说：‘苏子瞻被贬到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是他所居住的地方。晚年又号老泉山人，因为眉山祖坟有一眼老翁泉，所以这样称呼。’苏子由从岭外回到许州，号颍滨遗老，还亲自作传。苏家有遗老斋，叶梦得的话恐怕自有根据。唐代有四位状元，崔延翰又是制科第一。宋代的三元有王丞相曾、杨学士寘、冯枢使京、金孟学士宗献、元代王宪佥宗哲。明代有商少保辂。至于欧阳少师修，只是在本州考试、太学考试、礼部考试中都得第一，廷试却是第五，并不是真正的三元。《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二 明代王世贞撰写 说部 《宛委余编》七 偶然有一次，时人作诗，其中出现‘陆通’这个姓名，众人不知道说的是谁，我说这就是楚国的狂人接舆。见《庄子》疏。然而诗中写接舆就雅，写陆通就俗，这一点不可不知道。考察何氏《余冬序录》，考订姓名相当详尽，但也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增补记下。仓颉，姓侯刚氏，见《古篆文注》。许由，字武仲，见《庄子》释文。尧，姓伊祁。少昊，名挚，字青阳。帝喾，名夋。成汤，字高密，见《帝王世纪》。皋陶，字庭坚。孤竹君，姓墨，名台，见《孔丛子》注。伯夷，名允，又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见《论语》疏。中子，名伯辽，周昙《咏史诗》应作仲辽，见《帝王世纪》。彭祖，姓籛【音‘笺’】，名铿，见《论语》疏。他的儿子名胥余，见《庄子》司马彪注。老子父亲名干，字元杲，见《前凉录》。老子刚出生时名玄禄，见《玄妙内篇》。管叔名度，见《史记》注。易牙，名亚，见孔颖达疏。逄蒙的弟弟名鸿。超是杨朱的弟弟，名布，见《列子》。伯乐姓孙，名阳。师旷字子野，见《庄子》疏。公孙弘字次卿，见邹长蒨《书》。子产又名美，见《左传》注。杜康字仲宁，见《魏武短歌行》注。孟轲字子舆，见《汉书》和《孔丛子》；又字子居，见《圣证论》。庄周字休，见《列子》注。孙叔敖名饶，见《孙叔碑》。计然又名研、又名倪，又姓辛，字子文，见《史记》索隐。文种字子禽，见《吴越春秋》。陈仲子字子终，见皇甫谧《高士传》。汉高祖的父亲太公名端，见《后汉书》注；又名煴，字执嘉，见皇甫谧《帝皇世纪》。昭灵后名含。高祖的兄长仲名喜。曹参字敬伯。申公名培，见《史记》注。项伯名缠，字伯，见《汉书》注。叔孙通名何，见《楚汉春秋》。东园公姓辕，名秉，字宣明。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绮里季姓朱，名晖，字文季。冉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以上都见《高士传》。壶关三老名茂，姓令狐，见《荀悦汉纪》。杨王孙名贵，见《西京杂记》。次非又名荆轲，见《续博物志》。伏生名胜，字子贱，见《西汉碑》。文翁名党，字文翁，见张崇《文历代小志》。张宗字诸君。杜茂字诸公，见陈忠《传记》注。杨子云所说的李士元名弘，见《蜀秦宓传》。郑子真名朴。严君平名遵，见《王贡两龚传》注。张宗字诸公，见《陈忠传》注。施延字君子，见《后汉书》注。田生字子春，见《楚汉春秋》。侯芭字铺子，见《论衡》。丁公名固，见《楚汉春秋》。卫夫人名铄，字茂漪，见《翰墨志》。绿珠姓梁，是白州人，见小传。吕安字仲悌。君苗姓，应玚的从弟，都见《文选》注。花卿名敬定，见《旧唐书》。僧一行姓张，名璲，见《续博物志》。窦滔字连波，见《武后记》。失马塞翁姓李，见《高谷诗序》。男子有两个字重叠为名的，如夏国君主赫连勃勃，吐蕃将领乞藏遮遮，国相尚婢婢，唐代琵琶客罗赫赫，乐工纪孩孩，剑客精精儿、空空儿，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元代学士承旨库库，平章政事和和。妇女有两个字重叠为名的，如隋炀帝宫婢罗罗，元稹《传》中的崔莺莺，范十郎的女儿莺莺，张建封的妾盻盻，开元年间的宫伎薛琼琼，宋宣仁太后小名淊淊，朱端朝所取的妓女马琼琼，杜牧所宠爱的妓女张好好，元稹所欢爱的钱塘妓女谢好好，画中美人真真，沈将军的妾真真，元代妓女赵真真，同时又有冯漫济的妻子赵真真，钱塘妓女苏小小，私藏千牛的女子达奚盈盈，王山所遇的仙女吴盈盈，锦官城妓女灼灼，翟素为节义而死的婢女青青，常青的姬妾红红，朱虞部的姬妾宠宠，北里妓女王苏苏、郑举举、王莲莲、张住住，钱塘歌妓杨爱爱，善和坊妓女端端，武氏妓女赛赛，张虞卿妓女英英，以及楚州官妓王英英、秦州妓女香香、范十郎的女儿燕燕，善于画妇人的任才仲的妾艳艳，徽宗宠幸的妓女李师师，义妓毛惜惜，以及张防谦的妻子罗惜惜，成都角妓丁怜怜，以及湖州妓女丁怜怜，魏鹏的妻子贾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刘讽遇到的鬼仙女翘翘，以及理宗宫人翘翘，元代名妓荆坚坚、李心心、顾山山、冯六六，辛弃疾的妾田田、钱钱。又有以两个字重叠为别号的，如金代赵学士、元代吴真人都号闲闲，冯山人号存存，近来有裘谦谦。鸟类有两个字重叠为名的，如青丘的灌灌，又有鹣鹣【同上，指字音相同】；崇吾山的蛮蛮，药山的罗罗，又有鹯鹯、周周【见《禽经》】，行扈氏唶唶，宵扈氏啧啧【见《独断》】。兽类有两个字重叠为名的，如招摇山的狌狌，姑逢山的獙獙，空桑山的轸轸，泰山的狪狪，泰戏山的防防，霍山的朏朏，枚皋所说的文文；又有南方的猩猩，北荒的蛩蛩，交州、广州的▯▯【音‘翡’】，就是狒狒；羊羊，就是螳螂。鱼类有两个字重叠为名的，如刚山的蛮蛮，洛水的庸庸【见《山海经》】，又有扬州的禺禺【见《王会解》】。妇女以五色命名的，有青青、红红，又有红绡、红线、红拂、红鸾、红娘、红儿、轻红、飞红、绛仙、绛树、绛桃、绛真、丹霞、紫光、紫缓、碧玉、绿珠、素女、素娥。又有仙女青童，《相如赋》说美人中有青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