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译太师梁文康公集序 我从霍先生那里听说：‘已故太师梁公真是贤能。’毅皇帝时，秦王想取得关中的牧地，暗中贿赂、结交佞臣宁氏，便上疏请求。请求之后，各位大臣、给事、御史无不坚持牧地关系重大，不应让秦王取得，极力阻止佞臣宁氏从中用力。各位大臣害怕，逐渐引退避让。皇帝非常愤怒，催促梁公起草诏书。梁公起草说：‘这片土地肥沃丰饶，是西部边疆供给刍秣所用的地方，已经有数十上百年。如今如果赐给秦王，秦王务必谨慎，不要把土地变成奸人扰乱国家的资助。’皇帝惊问：‘牧地原来很重要吗？’于是作罢。我向来已经认为梁公此事奇特，但对霍先生偏爱乡里显达之人的说法，仍不能没有疑问。后来我又向各位太史先生求证，确信不疑；过了很久，逐渐多读梁公的文集和其他传记，才反过来说，霍先生所知实在太少。世人本来不了解，轻率诋毁梁公，难道只是因为他没有最终完成南巡之事吗？大概皇帝向来眷恋金陵的风土，想停止南巡却没有借口，恰逢宗伯以郊祀请求。皇帝说，郊祀是高皇帝定都之地，为什么不可以？梁公已经进言说没有人能够重新制作礼仪，配位又在北方，谁敢迁移？于是此事停止。皇帝最终因郊祀日期迫近而出发。当时江彬掌握重权，常带领射生、佽飞等宿卫，内心猜疑，屡屡伺察皇帝的机会；梁公委婉地输诚款曲，缓解并挫败他的谋划，使他没有叛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后来梁公终于与新都公联合，捕杀诛除了江彬。毅皇帝驾崩，梁公奉诏迎接今上到安陆；今上即位，按例应当推恩迎驾之臣，梁公却极力称病请求退休，即使没有获准，也不自行申说。绛侯确实贤能而刚强，还想私下替代王提议请求；梁公岂不是远远胜过绛侯吗？梁公任首辅时，给事、御史每有一两项指摘，他都欣然接受，不再辩解，意思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损伤朝廷的恩典。后来他受到台谏的羞辱，还这样替对方设法保全。况且梁公不向人夸耀廉洁，执掌政事十多年，归来后想建造几顷田宅，求取少量资财也得不到，只好作罢。长沙、震泽诸位先生的声名文华传遍海内，梁公与他们相比，议论文章一点也不逊色；然而别人以文章求见，多数得不到答复，偶尔答复，便立即抛弃稿草。如今保存下来的文章，确实醇厚典雅，称得上盛世的风貌，在诸位先生中尤其少见。唉，梁公为什么竟是这样的长者！我读《岭南志》，先朝大臣不多，只有一位丘文庄公。文庄公辅佐孝宗，身处太平盛运，为当时所仰慕喜爱；但他的施政与学问相互配合，也不能与梁公相比。梁公后来崛起，处在艰难局势中，却能从旁化解，以委婉方法调剂，确实有所补益。学士大夫平时相互谈论，毅皇帝朝中权贵和悍将联手，引诱蛊惑官员，而士气刚强，没有稍稍减弱，这主要是梁公的力量。即使岭南人喜好称道文庄之学，又怎么能舍弃梁公呢？梁公去世，只三十年，他的孙子孜搜集诗文合为若干卷，把稿本交给我；孜年少而地位卑微，却只因我虽愚直而不才，便请我为它概括编缀大要，使后世有所考察。陆吉孺集序 陆氏从您的祖先起，世代以擅长文章著称，到您已经四代了。然而自曾祖父文量考中进士任参政，祖父安甫以进士身份去世，父亲象孙只是诸生，而且文章困顿却更加奇异；您最终早夭，也没有参加进士考试。您活了三十三年而已。王世贞说：我年幼时便跟随别人学习读书，那时就侍奉陆君。陆君为人温润丰茂，善于谈笑，对来客无不推心置腹，所以客人常常喜欢到陆君那里去。当时陆君从博士弟子中以经术入选，渐渐厌恶这种道路。有一次参加考试，顺便探看他的藏书，多是先秦古文书籍；但他每次考试总是少有收获，也不加以顾惜。陆君常常依靠外家交游，乡俗把诸生考试分为上下等，并依等第施礼，因此认为陆君不合礼，渐渐疏远他。陆君傲然说：‘即使更降低对我的礼遇，难道就能压低我的才能吗？’他修治文辞，所以文章多有愤激慷慨、幽忧不平的内容，但并不常常如此。在吴地，他与善于文章的二仲交好；查▯钦是乡里最擅长文章的人。我以陆宇清先生为师，其次是邵弁、陆明谟、陆明羽，这些人都豪迈耿介，蓄积才学，树立高标，见到陆君便自惭失色。酒席间若不召请陆君，大家便不欢。陆君天性不饮酒，端坐安静；偶尔与客对弈，神采奕奕，常常胜过客人，而在旁边观看的人却像完全不懂。他又能写古隶书，得到钟繇、梁鹄的书法法度；行书、草书也刚劲飘逸而有法度。他所作的文章，即使只是草稿，客人到案前欣赏，也会拿走。陆君去世后，我搜集整理他的遗诗遗文，仅得到若干首，不过是他一生作品的十分之一；因为数量太少，也就没有选择。唉，郦炎、王融、王子安、李长吉最终都缺少良好的考证和传述，上天抑制这些人，又有什么理由呢？近来吴中昌谷至死都与陆君并称，陆君这样也足以不朽了。世贞又说：颍川陈太丘世代都以增贵的人物著称，竟有‘公惭卿，卿惭长’的话；看看平原世代积累的门阀，不是已经衰落了吗？但陆君文采事业伟大修长，声誉蔚然而美好，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假使长安的士人都成为贵人，谁不是世世代代受到膏沐滋润？只是让陆君父子与他们互换处境，才会如此。南中集序 守最初任柳州的柳县令，距离京师八千里之遥。他之前的柳州守令多是被贬之人，被称为罪不足以辱没斧钺的人，如柳宗元等人，本来就被列入罪人名籍；他们居住在那里，不能自我排遣，心怀怨愤郁结，往往寄托于篇章来抒写不平。守由郎官考选优等而升迁，难道不应在尚书启事中受到称许吗？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只是想安定当地百姓，日夜像坐在席上哺乳婴儿一样养育他们。柳州任期满三年，应当更代，仍然没有使嫉妒他的人满意；又因事迁到澄江、征江，距离京师又有一万一千里。古书所谓罗伽、杂甸、僰、僮、夷等地，沐英将军披荆斩棘，手自剪除竹林荆棘，率领椎髻、通译侏儒之人，才逐渐使他们服役归顺，接近中原。即使再有人把这里称为罪人名籍，也没有听说有澄江守这样的罪人。然而守神色充实，处之自若。守治理澄江，没有改变他在柳州时的治理方法；百姓更加信任、思念他，即使嫉妒他的人也终究不能胜过他。守超越中二千石的官秩而离任。此前，守每天早晨坐在郡府，巡行各属国的夷人，查问吏民疾苦，片刻之间便办理妥当；又眺望罗藏山、玗札涌等群峰的胜景，以及盘江曲折流转、含情含态的景色，便写成诗篇。诗大多温厚典雅，没有丝毫显露在外物形色之表；间或有一两处借物起兴，寄托自己不得已而思念君主、亲人的心情罢了。那些因怨愤而偏居一隅、不肯自我引退的人，即使在幽暗偏僻之地肆意削磨，委曲求全地模仿，技巧足以夺取天地造化的变化，难道还在哪里容易改变这种风气吗？汉代的士大夫先生们本来就不能忍受长沙。明朝兴起以后，教化广大流布，越过滇、巴等边远而非人所居的境地，冲破深远昏暗之处，使光明灿烂，文采斐然，人人趋向文章；从长沙以南，何止胜过从前千百倍。守所采录的风咏、记述，呈给太史、太师二位，次序依然如旧。难道他的文章竟会被横遭废弃、困顿愁苦的粗浅议论所评价吗？守是我王氏族人，字汝康，由进士逐步升迁，如今任河东转运使。

译《李氏山藏集序》。我，是吴地人。年轻时曾跟吴中人谈论诗歌，后来便厌倦了这种风气。那些巧笑美目、倚门盼望欢乐的人，难道自以为不如南威、夷光吗？然而也无可奈何，只因客人洗去了她的本质而斜眼看她。我曾想遍观中原南北、上下各地的绝艺之士，却始终不能如愿。因此听说大梁有个李献吉，在北地游宦，便把家安在那里。大梁人人学习古歌诗，后辈又追随李氏的踪迹，称述李氏的诗学。于是狡黠的人瓜分其成果，像苍蝇一样攀附袭取，把他的声名标榜传播，作为自己的所有，却忘了自己的根本，只一味推尊李子业。我曾同如今的大卿李公谈到一两句北地诗学，说：‘我只是依次接受他的诗法。’子业的诗简洁精炼而温婉，自然流露出人的真情，所以多有深沉回旋的情致。这种情致常常超出字句之外。然而他也常常先写成诗句，再求取大卿公的意见；还没有等到子业修饰发掘、从自然本性中显现出来，大卿公便以外物的变化来推动它，使气势充沛奔涌而动，无所不至。因此他的诗多有瑰伟雄丽、像箭矢般劲健的气势，饮石梁也还有余力。他冲放奇幻的姿态达到极致时，有时横向撞击，有时顺势决裂；有时砰然震响，有时交错摩荡，仿佛彩虹霞光流过天空，卷舒无定；又仿佛应龙的角高耸，时隐时现；仿佛苍鹰盘旋摩空；又仿佛骏马追逐日影，蓬蓬然奔驰；仿佛土囊决口，尘土飞扬而形成阴霾。他的气势充沛、奔涌而动，众人还以为那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尚未成材的材料吗？即使是倕那样的巧匠，也没有什么需要雕刻的地方，宋人也没有可以增删琢磨之处。《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所以才相似。’大卿公像北地李献吉，实在太相似了。他的深厚，难道只是能射中靶心而已，几乎是把胸中的幽蔽都括取并洞见了吗？即使让离朱洗去尘蔽来观察，也不会有所疑虑。大概大卿公考中进士以后，几次从家中起任为二千石官，又因为任王国官属，不能入朝任九卿，于是慷慨叹息说：‘唉，我难道要因为一时的遭遇而换掉百世的事业吗？’回去后对侄子蓁说：‘把我的诗文分别刊刻保存，藏在嵩山、少室山之间，不要让北地先生在地下沾沾自喜。’我哪里能够窥测其中深意，不过接受他的文稿罢了。《俞仲蔚集序》。我所交往的平民朋友有三人：俞允文，字仲蔚；谢榛，字茂秦；卢柟，字次楩。谢榛、卢柟本来都是河北人，任侠好义，往来于燕赵之间。燕赵的读书人一向称道他们；仲蔚却喜爱居住乡里，又多病，一生病就不出门。应酬客人、养活家人，常常要数着米下锅；早晚连饭都无法置办，就只能煮粥罢了，最终也不能有所求取或拜谒。仲蔚平日所作所为，只是以桑木为门轴、以破瓮为窗，吃藜藿，穿粗布衣，直到死去也不以为厌，而他把自己寄托在古文辞上，尤其坚定。吴中少年听说乡里有名人，便一天比一天相互推重、相互剽窃而不停，替丑妇嫫母修饰容貌，夸扬其直处来推销。仲蔚却不屑一顾。他对我说：‘你来到我面前，是想成为黄初年间那样的人吗？’他的气度洋洋，即使不能与人并驾齐驱、只能执鞭随从，也感到欣喜。仲蔚又渐渐厌弃唐代以后的书，虽然不能全部屏弃，也只搜取一二，打算共同从事扫除弊习之事，并不是平素所仿效爱慕的。因此，吴中少年越发每天贬低仲蔚的文章和声名，使他不能在市井之间奔走于南北。即便如此，海内还有二三位君子不鄙弃我，我能同仲蔚相互欢娱，直到老去，也就满足了。假如不能这样，却使仲蔚最终抛弃旧业，屈从那些少年，婆娑放荡，白首而行路遥远，难道他还能重新使洛阳纸贵，并以此消磨自己吗？然而，为什么又竟然如此默默无闻呢？说的就是仲蔚。五父有个人，得到一只梦中见到的鼎，斋戒之后才出来给客人看。客人说：‘哎！主人难道是拿没有鼎来戏弄我吗？’于是把鼎的孔穴涂黑，聚集金属熔化后加以修补，按照自己的意思添上新的装饰，拿出来售卖，商人和苍蝇一样聚集。经过五父的人，斜眼看了看却不正视，说：‘这种纹饰昏暗模糊、斑驳不明的东西有什么用？这不是它本来的形体，贵贱不同。’于是争辩由此发生。仲蔚把十卷文集交给我，我得以寓目，替他改编为四卷，其中有赋、诗和杂文若干篇。赋，我不知道它的渊源在哪里，难道是楚人的遗风吗？五言古诗有深沉的志趣，是潘岳、陆机中的杰出之作吗？可以知道它并不流于齐、梁的绮靡。七言古诗华丽而有法度，五言律诗富有深思，长篇庄重，五言、七言诗悠远而隽永。至于文章中的赞、铭、尺牍，连七子见了也会惊惧退避吧。《卢次楩集序》。王世贞说：‘我看卢柟所遭遇的事情和他的相貌，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后来稍稍得到他的古诗歌行，读后觉得很是不同；至于读到他的各篇赋，却没有一次不茫然自失。屈原一派的文章，忠诚而有爱，含怨而不发怒，悠然具有《诗经》的风格吗？司马相如致力于写得绮靡华丽、宏大博洽，旁征博引，广泛譬喻，最终归于雅正。扬雄说这是从神化境界中来的吗？可是自东汉以后，几乎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各位儒者先生号称擅长文章，为什么取来他们的著述，只姑且押韵写成这样的赋呢？即使卢氏所作《幽鞠》《放招》等共二十篇，大体不能脱离津梁筏渡而登高，但其中大旨还是可以讽诵的。它穷尽天地的纲纪，采摭人物的变化，以及飞走屈伸的形态，纵横铺陈；像宋玉、景差这类二三位能作文的人，也只能在左徒屈原门下缓慢随行，难道他们会在卢柟之前另有居室吗？文人本来就喜欢自负意气，这大概是常态。卢柟家中一向富裕，凭资财成为太学生，喜欢击剑、纵酒、辱骂席间的人，曾经赤脚去见县官。后来又讥刺县官，县官怀恨，详细罗织罪状，严重诬陷卢柟，并借杀人之事将他下狱。此前，次楩负责治场收取杂物，有个役夫因私藏麦子被当作盗贼，鞭打了数日，役夫被墙压倒而死。县官变了脸色说：‘哼！遭了这件事以后，你还能赤脚来见我吗？’于是催促备齐狱案，判定罪名，押赴市曹处死的已有好几次了。每次总有上天保佑，事情得到奏报而停止；而谢榛曾经认识卢柟。次楩带着自己的著作到京师游历，贵人拿来诵读，哭着说：‘卢生快要死了！这不过是因一杯酒、一点小怨恨而死，难道真会杀人吗？这就像象因焚烧而毁掉牙齿，孔雀、翠鸟因羽毛而被捕杀，实在相类似啊。’最后命陆君替他申辩，减轻死罪。卢柟躺在镣铐枷锁之间，按日诵读并读完先人的著作。差役把他捆得很紧，又加以五刑刑具，杖楚交错落下，他只是闭眼呻吟，仿佛神魂已经往来于岷山、湘水之间。出狱以后，他极其贫困，家中空无所有；妻子儿女因饥寒先后死去，于是更加神志昏昧，时常向酒店妇人赊借余酒。许多人觉得他奇异，却不索取偿还；酒醒便打开书卷，继续写赋来自我排遣。我所选取的次楩作品，有赋二卷、诗一卷。

译《谢茂秦集序》。茂秦既然为卢柟的事情申辩，出狱以后，士大夫争相愿意结识他。河朔少年家家传说这件事，茂秦也时常喜欢举说此事。他游历燕地的诸篇，大多经过历下先生李攀龙重新订定。有名望的人因为脸色或言语触犯他，他就立即转身离去，因此从前的少年们心中觉得奇怪。更不要说鲁朱家、郭解尚且不如他，就是褚防的那些商人也不能算这样的人。后来茂秦年老，贫穷得不能另谋生计，稍稍忌讳再谈任侠之事，却更加喜爱作诗。我没有其他要评论的，只谈论他的诗：古代诗人中称为布衣的，最不超过襄阳孟浩然和孟郊。孟浩然的才华不足以达到王维的一半，只是善于使用短处罢了。他写景常常传达感情而发出，所以略有胜处；他的气势先于志意而索取，所以大大不如王维。然而作为偏师出战，仍能轻易抵挡众多诗作，并在文坛上脍炙人口，直到今天吟诵不衰。孟郊那些琐碎之作，在明朝兴起以后也可以数得出来。世人所说的孙山人一类，其文章大概只能偶尔见到一二篇。这难道真能配得上作者之称吗？士大夫一向喜欢装饰岩穴隐士，自己抬高声价，追逐声势；而他们的言辞又因接近俗众，最终只要突然博得耳目所及之处的称誉便满足了。谚语说：‘人的容貌和荣名，哪里会有终结呢？’ 谢生身材矮小，像个粗鄙老汉；又因为人们只看见他的外表，忽然把他同古代人物相比，众人一定大为惊骇，以为是在欺骗我。假如他穿上古人的衣冠，或者让孟浩然一类并非古代的诗人与他在丛台之下逐字较量，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让劣马跑在后面。茂秦原有诗集流传于邺地，其中七言古诗多有散漫迟缓、可以商榷之处。又有些诗把人间贵人写得过分显赫，我厌恶这些，删去了十分之七；留下的便都声势浩大、雄浑爽朗，音节密合，宫商协调，意象稳妥恰当。我曾这样评论：‘茂秦的诗，像长乐卫尉的军队吗？击打刁斗，明设斥候，幕府办理军务，车马旌旗秩序井然，如此而已；但也可以说不会失败了。’ 《尺牍清裁序》。书信，是辞命一类的文章。过去在春秋时代，使者车马相接，箭矢飞扬、刀刃交错，也没有废弃彼此酬答；言辞婉转，读来令人欣悦。因此文章的草创和润色，本来就不止一人完成；谋划于野外、治理邦国，是首要事务。然而出使疆外、临机决断，因事变而制定策略，寄托在使者口中传达，不取决于装载书信的笔墨。离开这种情形以后，书信便兴盛起来，作用也很大。因此鲁仲连用箭书说服聊城，百丈城墙自行崩溃；李斯在秦廷上奏章，千袋金帛全都退回。司马迁在毳帐中排遣郁闷，司马相如在蚕宫中发扬声名。实在是因为书信可以舒畅人与人之间的胸怀，抒发今昔深藏的情感；有时扬弃沉滞的弊病，有时剖析疑难事务，有时诱导人趋向正道、开启闭塞，有时解除诅咒、沟通婚媾。它可以在寸管之间驱使张仪、苏秦，在尺牍之中组织丘明、倚相那样的辞章。思想一来如河流奔涌、泉水喷发，辩说一起如云气蒸腾、雷电交作。盛大极了！然而这些文章都雍容宽厚、典雅宏博，浩荡而繁富；若鸿雁张开双距，浮云低垂，水路仿佛有险阻，鱼腹般的狭道又让水中臣民任其沉浮。至于黄麻诏书、薄薄的纸札，缄封如苏合香、坚固如蜡，寥寥数行却遥传千里，所积蓄的不过寒暄，专门表达问候慰藉；只因事情而发端，借一件物事寄托情意，以笔代舌，以墨代面。醉意沉酣中写下零碎直率的话，似乎害怕显露自己的颜色，却像隋侯之珠忽然投来般明亮；寄托情怀，如春日之丝袅袅不断。因此即使山河变迁，漆胶也更加牢固；反复徘徊吟咏咀嚼，情意和事情更加绝妙。明月仿佛依偎在怀中，白云停住而不飞。这就是晋代宾客清谈的深致，也是齐、梁纤巧言语的最高境界。西蜀杨用修年轻时游学于金马门，晚年戍守碧鸡，倾倒浮提的玉壶，持着太乙的藜杖，搜集渔歌、野史，猎取稗官小说，积累了多年。于是汇集成这些篇章，共十一卷，命名为《尺牍清裁》。有的依据原本抄录，有的删削繁复积累；已经见于《文选》等书的，不再重复收录。即使其中有如丽砂、的砾之类的碎金，也仍是谢氏的珍片；即使有玄圃的峥嵘玉石，也足以掩盖琅琊的群玉。有人拿来给我看，我非常珍爱它。只是可惜其中时代、姓名往往有错误，遗漏的典籍也不少。于是我略加订正，并增补修葺。又把自唐代至今、辞语接近雅正驯熟的文章附在后面，编成二十四卷，收藏在匣中。唉！古代典籍已经遥远，清美的声徽多有隐秘；陈遵惊座的十吏，递送刘南昌的一百函书，都曾流传照映于前史，成为美谈。如今这些都没有了，更何况下等的作品。我既然惭愧于只见豹之一斑，难道能免于鲁鱼之误吗？所以这也只是沿袭蔡中郎极其偏爱王充之论的旧例，同样不过是你家子云可以拿去盖酱瓿的事业罢了。《重刻〈尺牍清裁〉小序》。杨用修编纂的《尺牍》只有八卷。我起初为它增补，得到二十八卷，颇为流行于世。世间有蔡中郎这样的人喜爱它，只恨不能把它作为帐中的秘藏。然而我时时觉得仍有遗漏，既已交付刊刻，最终匆忙间没有再来得及补救。后来防归自太原，在幽忧之余，稍稍有了空闲。于鳞一旦骤然去世，成为异代之人，邮筒永远废弃，风流仿佛被一扫而空。青灯下悼念孤影，不能没有山阳之感；摊开书帙在晴日晾晒，又增添了蜀州之叹。俯仰今昔，责任在后死之人。高文大篇，已经可以刻在琬琰之上。现在还想让那些相隔遥远时互道寒暄的言谈、尺牍往来的情致，依附于群贤而得以不朽。于是扩大从前的传本，最后收入当代士人，共一千七百五十一条，一十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二字。前后共得六十卷，比我原先刊刻的增加了十分之六，比杨用修的本子增加了十分之九，也可以说十分浩博了。对于前面所说春秋时代寄托文字于使者口中的作品，因为珍惜其婉转雅正，也略加收载。它们取意十分精巧，用法像规矩一样严整，难道不是盲史官替它们润色过吗？先秦、两汉的文章，质朴而不被文采拖累，华美而不掩盖情感，实在最称得上笃守古风。东汉文章宛然具备三代的形体，也是这种文体的发端；但稍稍涉及繁文，便略有伤于谄媚言语。晋代长于辞锋而短于笔力，偶尔得到一两篇佳作，其余多使我抱有茂先未能理解的遗憾。齐、梁以后，大多喜爱缠绵，有时涉及俳偶；如果只顺着笔墨斑斓之处看，仿佛可以窥见豹纹，若一定要取全幅锦绣，反而更加伤于浮艳。隋、唐以来，文章滔滔任意挥洒，不知道应该怎样裁剪。近年各位贤者，稍有名声、能够恢复古风的，也还没有卓然达到正始的境界。文章到了尺牍，便被称作小道；其中有事有法，才华高的人尚且难以写好，何况其他文章呢？杨用修最初把它命名为《尺赤》，没有根据，有人或许认为古代‘尺’‘赤’通用罢了。考察起来，只有汉代《西岳石阙铭》中说高二丈二赤，但这也很偏僻。况且汉代所谓尚书下达尺一之书，天子赠给匈奴尺一牍，匈奴回报尺二牍，所说的都是尺。因此改作《尺牍》，又在末尾补缀几句话，以等待那些谋划于野外的贤者采择。

译《何大复集序》。敬皇帝在位时，教化美善而兴盛昌明。当时各位先生从事文章，声名显赫而受到极大尊重。学士大夫本来都欣然称说，彼此仰慕；唯独北地李子因为那不是自己所喜爱的，谢绝而去。没有多久，又有信阳何子。何子虽然出道稍晚，但才质敏捷秀美，各有瑰丽长处，两人相当；然而李子得到何子相助，因而更加显著。鄙人的话，哪里懂得仁义而不是趋向功利呢？那么，这两位君子从草野中拔取并倡导古文，既没有父兄师友的旧日基础，却要夺取天下已经趋向的利益，自己树立德业，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从建国初期算起，可以举出的诗人不过一甲子；大历以后文章无可举说，东汉以后又是谁的力量呢？然而两人的门徒不能长久沿着老师所以成功的道路前行，只罗列辩论之语，以好胜为能；而其他那些容易取巧、厌恶津梁的人，往往偏袒何子、攻击李子，这又似乎并不是何子的本意。文坛百鸟聚集，而二人高飞，有的拨转身形，逆着羊角风横空而上；有的顺着风放肆翱翔，他们同样都能飞行九万里。李子以风为源，何子以雅风为源，所以不断变化来彰明志向。再看李子作品的深沉、莽放、激昂、雄壮，低沉呜咽而悲凄，忽而端正、忽而奇崛；端正如山岳峻厉，奇崛如海上飓风，这就是李子啊！这本来就是少孙所概括的要旨：随着感情取象，触及事物便类比联想，无所不达；文思如璧玉旋转、玑珠飞驰，文采如霞光水波，情绪如风摇曳，像春花徐徐开放；骤然看来似乎浅近，反复体会却更加深厚，恐怕没有谁能超过何子而居其上。何子作文，刻意学习左史、韩非以及刘向一家的文章，大体在诗文中如雁行一般；关中的康氏、乔氏是他的乡人，樊孟氏则深深惋惜何子的志业未能因年寿而完成。世上那些谈论经纶、击掌谈功勋的人，为什么要因为何子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而轻视他呢？假使何子不死，称为有名的公卿也就罢了。他所削除污秽、振兴衰败习气、扶助昌运、开启中兴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论经邦治国，谁能比得上这些呢？何子的外甥袁灿来对我说：‘王先生何不替何子为他的遗言作序？’王先生说：‘何子是文采彬彬的大家。换句话说，有亲近相助的人就可以长久。李子得到助力而长久流传，何子的功业使李子更加伟大；两人的功业对于天下来说，实在伟大啊。’ 《赵霸州集序》。我的同年王子多次向我谈起从前霸州太守赵君的事情。起初赵君任太守，负责考校诸生；王子当时正跟随诸生，年幼而贫穷，又从小在田野间长大，不习惯见显贵之人，因恐惧而试卷还没有写完一半，太守从旁边斜眼看他，过了很久才离开。王子更加恐惧。太守坐下召集诸生，当面责骂说：‘你们竟敢和你们的长官开玩笑，为什么这样考试？你们可以停止了，我已经把你们这一群人全都取用了。’又询问为什么要停止考试，王子便把情况告诉了他。诸生人人喧哗，不能满足。太守于是整治房舍，安排王子住宿；王子洗浴之后，太守拿出精美的饮食给他吃，又取出自己携带的书教王子诵读，并进一步使他熟习。后来把王子推荐给某御史，那人只听信传闻，轻视王生的名次，把他放在末等。太守愤怒地责问御史说：‘把我的王生还给我，你回去吧！王生诚然还是未长成的驹马，只是看看他的汗血，已经能够日行千里了。’御史突然取出王生的文章阅读，惊讶而道歉，果然如太守所说，愿意改列王生为高等。从此其他御史多次考校王子，他总是名列高等。诸生渐渐停止喧哗，时间一久，反而人人更加厌恶这种做法。王子后来终于考中进士。王子考中进士后，备办衣冠前去拜见致谢太守。太守却面露不悦，说：‘我所期望你达到的，正如太阳一样明亮；但即便这样，我还要说：这仍不足以成为可忧患的成就。’ 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言论。你的容貌盛美而气概果决，从今以后，所不知道的只是寿命长短罢了，为什么不努力呢！不久，太守被罢免，离开解州。赵君担任太守时已经年老，却日夜吟诵书籍不停；所读多是先秦古文家的著作，又喜爱吟诗。他教导官吏百姓，也时时推行古代的方法。官吏百姓长久受到他的约束，后来渐渐习惯并喜欢这种治理；但他因为简明刚直，不能被下级官吏熟练执行，于是被罢官。赵君罢官居家后，更加吟诵先秦古文家的著作，喜爱吟诗。他交游的人很多，并不孤僻。一天，王子急忙拿着赵君的文集交给我说：‘我从前说赵君的事业已经结束了。’后来我间或派使者询问他的家人，只剩年老的妻子和小儿子，没有留下别的遗物，只留下诗文十分之一二，交付刊刻，却把这件事托累给你。我推辞说自己才力不敏，王子便说：‘你难道不是善于笃实报答的人吗？’史书大概说，河南吴公治理天下，政绩为第一；他曾经在皇帝面前推荐洛阳的贾谊，使贾谊得到尊重，但后来却不再详细记载吴公治理太平的事实，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失传，史官的昏昧实在太厉害了。贾谊号称汉代名臣，著述不少，为什么把吴公视为草芥而弃置不记，使史书毫无叙述呢？贾氏的薄情实在太严重了！桥玄先生大概是赏识孟德曹操，却像儿子一样蓄养蔡邕了。孟德所托付的知己之情，不过是在哭墓时写了一篇文章，而且其中还只是具备戏谑说腹痛的话罢了。桥玄死后，蔡邕为他作碑文、作颂，这是当然的；然而像王子这样尊重他的遗言、称道他的事迹，实在很难得！即便如此，我大概还要鼓励王子不要忘记赵君的期望，日后前进，辅佐谋划国政，建立功勋，封侯列户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他迟疑退缩，孙叔敖不敢担当，若不是魏无知，怎么能有这样的成就？或者不用经术，而以从容镇定之才身居朝廷，如钟兴回答说‘我的老师是丁恭’，使丁恭的后代得到封赏吗？这样，王子对赵君的笃实报答才算完成。赵君文集有诗一卷、文三卷，流行于世。世间应当有知音，我不再评论，只说明王子对待赵君就是如此。

译《拟骚序》。黄子第二次起用时，家居选部郎，事业已经受到尊重。然而他有所坚持，触犯了大臣；大臣一向继承绛侯、灌夫那种嫉恶之意，黄子已经看出其中端倪。黄子把怨愤藏在心里尚未发作，恰逢跟随皇上临幸承天，正要派使者祭祀屈原。黄子于是写了《问湘灵》。没有多久，黄子终于因为从前的嫌隙获罪而罢官。罢官以后，他估计自己既然废弃，便不再被任用，而才华很大又无所寄托，于是更加擅长文章。因而写作《相人》《大野》《嘉树颂》《少述》《愿言》《齐别神》《田父》《山中》《离思》《揪誓》，共十八篇，文章一万多字，命名为《拟骚》，即摹拟《离骚》。黄子摹拟屈原写辞，难道可以不写吗？这不是有所感触而偶然作成的吗？屈原并不是真的忧虑自己不能遇合，而是忧虑楚国将要成为秦国的属国，楚王却不肯回头。如今天下统一，皇上神圣，谋划国事、议论政务的臣子大大小小都不缺少任用。即使黄子不能使日月的光辉更加增益，任不用黄子，也不会使日月的光辉稍有损害。黄子为什么还要作《骚》呢？即便如此，我每次读贾谊《吊屈原赋》，没有不反复读它而叹息的，知道其中自有感慨。他所没有完全明白的是，屈原遍历九州而辅佐君王，在他那个时代，衣冠之族无不称道大汉。否则就向北逃往胡地，向南逃往越地，同样都是走向死亡，只是死得悖谬罢了。他的文章大概是哀伤屈原本来可以不死却选择死亡，又哀伤自己不能成为像屈原那样虽有才而不死的人。贾谊只是被贬谪的人，文帝本来并没有始终弃置他；但那些依靠明确的法令、亲身任事而罢官归田的人，皇帝不再起用；即使不是亲身任事而罢官的人，也要多次被推荐才起用；即使多次被推荐而没有有力援助的人，也仍然不能起用。这样说来，黄子又不能成为贾谊了。贤者处在世间，没有不经历晦暗困顿而后通达显耀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所遭逢的情况不同。贤者的常态，是屈原所遭逢的情况；贤者的变例，是贾谊和黄子所遭逢的情况。生在世间，幸而成为男子，想要有所表现，时机就会到来；常常担心自身不能遇合，既然遇合了却又被坎坷夺去，于是抱持志向而像尺蠖一样屈曲，睁眼看世途不平的孔窍，几乎与天籁相接，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即便如此，假如屈原没有上官大夫、子兰参与议论国事、出面应酬宾客，那么楚国不被秦国吞并，长久保持为楚国，天下称颂屈原的人，也会把他与子文、孙叔敖并列为三人。既然如此，《骚》为什么还要归于屈原呢？黄子懂得这一点。我说：当初我进入齐地，看见那里的山色苍茫，土风蓬勃，料想那里的声音一定高傲偏激、志气骄纵；可是黄子的《骚》深沉幽微，实在是楚地的风格。读黄子的《骚》，觉得他的气势外扬而节操深沉，是燕赵间悲歌慷慨的男子。接触它，便如和风吹拂、春阳舒展。事情本来就不可以这样轻易相信吗？《李氏拟古乐府序》。伯承从燕地亲手带来一部书交给王世贞说：‘我所拟作的古乐府上下两卷，从《铙歌》到谚语，共有若干篇。自从我吟咏诗歌以来，其他诗体人人都谈论过了；我估量没有涉及乐府，唯独公择看见后大加称许，还请求得到这部书。天下哪里能够人人都成为公择呢？我当面质问诸家，百件之中也不能举出一二件，看来乐府蒙昧已久了。又为什么要让后人拿着朱笔、铅粉来为难我呢？既然如此，烦请您为我作序吧！’然而伯承已经把序写完了，内容十分详细，不需要王世贞再作。世贞只记得自己考中进士时，曾跟随伯承游学，喜爱伯承的五言、七言近体诗。过了很久，更加喜爱伯承的五言、七言古诗。分别后又过了很久，伯承才把乐府诗拿给我看。历下李攀龙认为这种写法奇妙，多次要求世贞重新唱和，调整其高下、清浊、长短、徐疾，无不曲尽其相似协调之处。可是伯承稍稍把意象置于声调之前，时常有意偏离声调。然而他的结构安排，是合中有离；与其说离而后合，不如说本来就是离而求合，这就是伯承的深意。伯承在序中说：‘近代名公把古人的事迹加以注释议论，辑录押韵，分类编成定案，所希望舍弃这些的，难道会是伯承吗？’这句话值得玩味。他又说：‘《鼓吹》《铙歌》文字艰涩、错杂刺促而不足阅读，世贞从前本来就怀疑它们是因为错简造成的。’ 有人说，其中还混杂保存着妃豨节奏和铙鼓的声音。即便如此，《巫山高》难道不是三言诗的精华吗？《蒲苇冥冥》难道不是四言诗的变化吗？‘驽马徘徊鸣，临高台以轩’，以及‘桂树青丝双珠玳瑁’，难道不是五言诗幽微精妙的体现吗？‘驾六飞龙四时和，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难道不是七言诗雄健飞扬的表现吗？为什么要厌弃这些表现形式，只因文字艰涩错杂就加以诋毁呢？至于指责昭明太子所遗存的作品，抛弃好的篇章也就罢了，却偏偏不举《庐江小妇相逢艳歌》，而举出《木兰》中的隐晦语句，这不是我平素所熟习的做法。姑且借此答复伯承，看他是否愿意进一步教导我。人们所知道的伯承其他诗篇，极像王维、孟浩然，间或有进入沈佺期、司马相如境界的。伯承姓李，名先芳，是濮地人；公择姓王，名遴，是渤海人；于鳞姓李，名攀龙；世贞是吴地人。

译《于大夫集序》。于大夫拿出他的诗文若干卷，嘱托我为它作序，并且说：‘希望借助您的文章，使我在后世有所闻名。’我推辞说才力不敏。癸酉年冬十月，我卸任楚地按察职务向东而去，在距离武昌十五里的地方乘船。江上刮起大风，怒涛拍打天空，声音隆隆，像雷霆震响。桅樯的影迹全都消失了，忽然有一叶小舟像要沉没在波涛之间；船上有一位伟岸丈夫，虎颧虬须，戴着竹笠，穿鹿皮裘，拿着名刺自通姓名说：‘武陵于某。’我过去因吴明卿认识过他的姓名，见此很是惊异。于君坐定后说：‘先前想向东到吴地拜见您却不能；您幸而辱临楚地，我想见您又不能；如今您要离开楚地，反而可以见到了。’即便如此，洞庭湖在江上形成的怒涛，比这里还要强一倍，而我于某所见到的，往往一两只船必定是在捕鱼。如今我到您这里来捕鱼，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更加惊异。于是叫人拿酒来，整夜交谈。所谈论的文章，从先秦、西京、建安、开元以来文风的升降，到诸子百家的旨趣；直到佛、道二家的虚寂异同，因果、权术、经学、医药的粗略，山川的奇瑰，风俗的强悍，神鬼幻变的形状，侠客博徒的嗜好，以及稗官、街巷俗语所记载的事情，纷纷而来，彼此响应，无法穷尽。用大杯酒给他灌下去，他便醉了；醉后便歌唱，歌声冲破幽深苍茫而上，即使借大风怒涛的强力揉压，也不能压过它。大约过了三日三夜，船才开行。我尤其不忍心同于君分离，想和他一同下行九江，泛舟彭蠡，尽览匡庐、五老山的胜景；但船夫报告干粮已经吃完，于是只好分别。第二年冬天，我从太仆卿任上出任郧镇巡抚，经过睢、蔡的旧地，那是于君曾经做县令、太守的地方；相隔二十多年，当地士民仍然能够谈论他的政绩，仿佛刚刚发生。凡是于君所施行的政务，不一定完全采用国家的法令和古代循吏的旧法，而是遇到事情便兴办便利之策，往往把其中的妙处发挥尽。他上报吏治考核必定列为最优，皇帝的诏书早晚就要下达；但他不忍心以千石官的重任夺去太夫人的一点心愿，最终挂冠归乡。等我到了郧地，又听到有人谈论从前孙中丞山甫的事情：孙山甫曾把于君留在郧馆供养一个月，同他切磋理学，到了极其深入的地步。我私下奇怪，我们在江上谈了三日三夜，于君为什么没有谈到这些呢？过了很久，我稍稍知道他要拜访太和，于是按照山甫接待他的旧例礼待他，请他前来；我们饮酒，谈话也像江上一样激烈，于君更加显得脱落世俗、超然物外。谈到睢、蔡的政绩，他却不回答。偶尔谈及时政和军事谋略，他有时慷慨得头发竖立，叹息、斥喝、弹指，似乎要吐露胸中的奇异见解；刚说到一半，却突然收住，好像在言语上有所戒惧。一天我搜查他的行囊，得到他编纂的诸位先生格言，读后发现其中孙山甫的话尤其多；而其大旨就在于实学实行，以求达到伦理纲常的极致。即使是世人所仰慕称说、千古不传的秘诀，于君也一定亲自体察验证，果然有所契合才记录下来；他写给我的书信还没有把这些完全说尽。我因此心中真正佩服于君，而于君也没有全盘回答我的敬意，只拿出他所谓的诗文，嘱托我作序。于君才华很高，气势很完整，虽然不完全拘守古法，但外在足以充实形象，内在足以充实意蕴；文章不使质朴受损，声律不流于浮薄，按照古人的标准来衡量，也很少有不合之处。于君正值壮年，正要凭自己的力量建立功业，却把一郡官职弃如敝屣；失去配偶后，空屋中独自寄身于僧人兰丹馆的租屋，出入禅学、玄理，对于一切有为之事，仿佛心中都不再牵挂，却还不能放下诗文，这是为什么呢？于君已经进入道境，本来不需要我的言语；我也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他，只是姑且因他的请求，叙述他请求作序的缘由，日后再拿去询问孙山甫，看他认为如何。《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五。明，王世贞撰。文部。序十三首。《李愚谷先生集序》。和长兴相比，潘安仁在运用众多事物方面实在笨拙得多。究竟称他什么地方笨拙呢？我曾向北游历燕、代之间，看见各位将领训练士卒，合计以万数；其中又夹杂老弱，击金铃便前进，击鼓便后退，坐起进退交错有节，旌旗的色彩纷然杂陈，还没有见到敌人，喧嚣之声已经先发。再往西有新秦的士卒三千，他们骑兵与步兵排列如刺绣，强弩布置在前，长矛排列在后；众人的眼睛随着一声指挥，众人的耳朵随着一通鼓声，便突然向敌人冲击，却不容易被击败。若按万人计算，其中精锐的三千人已经足够；但不能再增加三千人，三千人中已经包含了使用万人的作用。世上本来有善于以少胜多的人，李先生作文，号称名家已有数十年，我不知道他的由来，或许近似龙城先生的风格吧？李先生作文，号称名家数十年，却始终不敢凭借才华超越先民的法度；意思到了，言语就发出，意思穷尽，便立即停止，大体不愿使辞藻胜过意义。像这样，后来的少年们剽悍简略而又追求博大、缀辑铺陈而又追求华丽的作品，难道能少得了李先生吗？李先生确实少而精巧，所以我为他的遗文作序并刊刻。李先生名舜臣，礼部会试第一名进士，曾任吏部官、国子监师、太仆卿，却屡次被斥退补任外职，最后终于被废弃不用。他任官时简约安静而能自守，正如他的文章一样。

译《王明佐防岱集序》。王明佐，字起初叫治，后来改名元治，最后改名逢年。明佐年轻时磊落不羁，蕴含奇异的气概。他还是诸生时，本来已经厌薄科举功业；而他的家世接受翰林先生的教诲，明佐却独独不喜欢翰林先生的说法。他作诗崇尚所谓风雅，搜求苏轼、李白、建安诗人和曹公父子的作品，旁及陶渊明、谢灵运、包照、齐梁诗文，以及开元近体诗、《骚》《楚辞》、蜀地文章；又多学习《左氏传》《庄子》《列子》《申不害》《韩非子》和司马迁的史书，擅长弓术，搜集汲冢古书和《越绝书》。三十岁时所读的书已经有数百千万字，所写草稿也有数十万字。然而他时常参加有司的考试，每次名次都很低。到了庭试，考官诘问明佐：‘你写的是什么话？这些话从哪里来？你是拿什么来欺骗长官的？’乡里少年此前已经不能不稍稍轻视明佐；等到有司阻扼他，便越发轻视他。明佐一向喜欢张扬自己的名声，凡是不肯认可他的人，他便大为怨恨，罢试离去。他投奔同乡周虞部，住在京师。虞部仰慕雅士，因此善待明佐，时时替他惋惜并称道，又借机引见给我。饮酒之间我们意气相投，欢快中又恨相识太晚。燕地中最幸运、最接近我的，有所忠一类的两个人，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同明佐的大人旧有关系，便投书自荐，极力诵说他的伟丽文章。明佐估计仅凭书信不能打动我，便一定会亲自投履、手持扫帚来叙说旧交，空出左边的席位，并且把我推荐到上林苑中。可是两位贵人误以为明佐是吴地人，应当携带重礼前来办事，于是向我请求引见。明佐贫困，远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便没有答复。明佐最终醉后大骂而去，处境更加困窘，于是返回吴地。过了很久，明佐将要再次北上，而我正待罪在青州治理军务，亲手收集他的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若干篇，写信送给他。他把信丢入沂水中，最终没有送到，我也不知道信中说了什么。我因此写信约明佐同游岱山。明佐回信后，便北上到岱山等候我。我每天向吏士辞谢，整理行装等待明佐出游，又机巧地推辞，像有意躲避一样。明佐到了燕地，仍然像从前一样困窘，只能典当衣物换取食物和浆水，家中人穿粗布衣；一次在雪中给人送饭，所穿的鞋已经破旧不堪，鞋底以下的地方，难道还算看得见人的脚吗？丞相读到他的文章，惊异地说：‘这真是能够和《柏梁台诗》相和的人，我将要征召他，使他有衣有食。’明佐最终却推辞不肯前往。丞相能够让他坐在自己的上座，尊称他、教导他，而不把文章当作役使我的工具吗？淮阴有个鲁道，不知是怎样的人，只是喜欢同明佐交游。明佐起初不能不对我有所期望，后来鲁道已经详细得到我沉溺水中的情状，便删汰他的诗，亲手编成书帙送给我，说：‘连城的璞玉、明月中的蚌珠，本来就是珍奇之物；它们能完整地行走、流传吗？昆蹄良马昂首等待修饰，珊瑚在铁网中流光闪烁，万物往往要有所寄托以后才能显著。’ 我惭愧于他的情意，于是命人刊刻。不久遭遇家难，只好弃官从事奔走。金华公当时掌握文章评选之权，正同我共同研究禅学，也就把这件事转托给他。明佐前后经历的穷困到了这种地步，谚语说：‘努力耕作不如恰逢丰年。’他所取的名字，大概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有一天得到机遇上吗？实在令人迫切怜悯。只是他的辞章绵密华丽、宏博连绵而不枯竭，像陆机、陆云的文章宝藏充盈丰足，本来足以驱使程卓、呵斥阴邓，更不必说其他人了。顺着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加速度，只是风势激荡罢了。考击洪钟，分辨鞞鼓和铎声，哪一种处于下风，声音便会低沉收敛。世上本来没有完全失聪的人，明佐的声名也将由此确定下来。《宗子相集序》。唉！这是广陵宗臣子相的诗。文中昌吴国伦为他作传，吴郡王世贞为他作序说：“从前建安年间，曹氏父子如龙奋起，公干与之并立；到了潘岳、陆机，文采流衍；太冲质朴修洁；沈佺期、宋之问绮丽；必简卓然；李白、杜甫并驾齐驱；龙标又超脱而出。古代在文辞方面的豪杰，往往志趣有相合之处，却不肯相互屈服；气势有不相投之处，却能彼此为用，这难道全是人力造成的吗？大概也有造物者暗中安排吧！往日我和李攀龙于鳞在燕地交游，子相果然带着吴国伦和天目徐生来访。子相才高气盛，十分自负，曾跟吴国伦一再谈论诗歌，争论不胜，便把酒盂打翻，又咬破了它。回来后终日终夜苦思，直到咯咯呕血。每当他用尽心意时，精神和才华相互交融，天赋自然流露，敲击它清越得合乎五声，诵读它爽朗得如风露从腋下袭来而直入咽喉。若是用尽心意仍不止，那么天地间未必已有的道理、千古未必说过的话，他也偶然能够创得出来。以于鳞的才力，尚且不敢完全抛弃规矩法度而另创新奇，何况我王世贞呢？唯独子相时常不屑这些，说：‘宁可有瑕疵，不可只是美玉般的空饰。’又说：‘良马在驾车，精金藏在筐中，即使可以咬断嚼碎，也不能因此废弃它奔驰千里的能力。’ 我没有什么可以反驳子相的。那些赞美子相的人说，他超越了渡河的津梁和筏子而更进一步；年轻时非难子相的人说，他想渡过河流却连筏子也丢掉了。然而这并不是子相的本意。充分发挥我的构思，达到我的才力边界，再同外物境遇暗中相合，我就取其完整的美处；若不相合，便姑且取其美处而任其瑕疵。字不能拖累句子，句子不能拖累篇章。我常常把上等的骏马依次驱驰在天下中下等的马匹之间，即使有一次不能胜，也不能再有第二次失败，如此而已。如今他的篇章都在这里，即使公干、太冲、必简、龙标稍微贬低自己，附在诸贤的骏马之后，子相会甘心吗？子相尤其擅长文章笔墨，他的力量足以破除冗杂腐朽，成一家之言，夺取当今读者的眼目；但他最大的旨趣，正在北地李先生那里。子相的诗本来足以无愧于诗法，却常常委屈诗法来伸展自己的才华；他的文章本来足以充分发挥才华，却又常常委屈才华来迁就诗法；而且他又没有享足寿命便去世了，悲哉！悲哉！然而这样也已经足以不朽了。世上那些以建立功名、追求显达为尚的人，常常讥笑文士，说文章没有丝毫实际用处，唯独子相不是这样。他任考功郎时很有声望，因为不能依附权势，后来没有多久便出任闽藩属官。当地发生海盗之事，他安抚官民，调度兵粮，谋划经营成为一方之冠。后来他又辅佐按察使，成为儒生的师表，死后家家祭祀。人们哭悼他时，子相却一向闷闷不乐。他说：‘麒麟、凤凰，难道能和鸡犬一样使用吗？如果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不能成为圣明时代的人才。我厌弃做鸡犬，准备离去了。’于鳞十分赞赏他，作诗说：‘只因一句麒麟凤凰之言，便三次叹息而加餐。那一类人持论，大概就是这样。’

译《徐汝思诗集序》当初我离开青州北上时，曾与汝思告别。到了平原，汝思为我饯行，话说得十分悲怆。他回头看着自己的序文说：‘难道要让我充当使者来谈论军事吗？’不久，他果然因议论军务违背御史台旨意，被娄姓御史弹劾而离职。海内谈论文章的人，颇为纷纷称许汝思。汝思一向也很自负，认为自己在一生中当独占鳌头，要在文坛树起赤色旗帜；至于治理所任之地，即使有能吏之名，他也很不在意。汝思既然不得志，便多次带兵北上，巡视边境，于是慨然产生封狼居胥的志向。大司马按照功劳簿本应给他封爵，但嫉妒汝思的人，以他的才高为难，反而抓住他不善于掩饰行迹这一点，趁机用流言毁谤他。因此汝思终于因这件事受挫而死。汝思将死时，嘱咐家中长辈说：‘我的诗不幸写到半途就要停止了。估计没有人能传扬我，这一定要向北到齐地拜访于鳞，向东到吴地拜访元美吗？吴地较近，大概先去见元美。’于是他的家人收集汝思遗诗四百多首，写信对我说：‘幸不要忘记延陵的情义。’我推辞不得，只好替他删去杂芜的篇章，选得一百五十多首，交给刻书人。汝思大多写五言、七言近体诗，所以我不另作总论，只论他的近体诗说：‘唉！’ 诗歌由古体变为近体，是风气造成的。虽然如此，《诗经》不是说过吗？万物有其形，而各有法则。近体诗有格律，格律就是法度。法家严峻而少有恩情，音乐也有律，律同样是音乐的法则。它的收放、纯正、明晰、延续，都有条理而不可混乱。因此推尊盛唐。盛唐诗歌，气韵完整，声调铿锵而平和，色泽绚丽而典雅，力量深沉而雄健，意趣融合而不露痕迹，所以说盛唐就是诗歌的准则。如今写文章的人天天喋喋不休，偷取元和、长庆年间的余绪，仿效并奉为祖述；气韵因此日益稀薄，意趣纤弱而外露，歌唱起来没有声调，观看起来没有色彩，按触起来没有力量。他们还不自我醒悟悔改，反而高高举起、放眼远望说：‘我为什么要以盛唐为准呢？即使杜少陵，也不过是土渣罢了。’汝思过去同我谈诗，对此本来就非常痛恨。我推想汝思所撰写的作品，已不是逐句推敲、逐字摘取的作法；不是盛唐的作品，他就不写了。我曾对汝思说：‘你是越地人，想去秦地，就一定要渡过长江，经过汴水、洛水，叩关向西而行；如果在有江的地方停下，在汴水停下，在洛水停下，都不能说已经到了秦地，但说不是通往秦地的道路也不可以。你如果真想去秦地，却向东南走，使车轮和船桨损坏，带着行囊越过五岭、八桂，徘徊在牂牁、雕题之间，那么道路会越来越深远，离秦地也越来越远。’ 汝思击节称赞说好，并说：‘宁可做有瑕疵的玉，不可做有斑纹的石头。’如今汝思的诗都在这里，像《登岱》《云门》《泛海》等篇，声音流畅，仿佛还保留着古诗的遗响。难道他想超越大历而上追更古吗？唉！本来不必讨论汝思是否到了秦地；说汝思不是秦地，难道反而就是通往秦地的道路吗？《戚将军纪效新书序》闽中汪中丞的使者来对我说：‘戚将军用兵如神，他所著的《纪效新书》，您难道不愿意说几句话吗？’我过去曾跟王宪使讨论并叙述戚将军用兵的情形，说：‘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又说，戚将军善于使用众多兵力；又说，戚将军善于利用失败。’于是又说，戚将军善于利用胜利。问他善于用兵的情形，便说：‘朝廷自己急于处理海防事务，把天下的力量全部调来制服海盗。’东南地区大约十名士卒也不能抵得一个倭寇，而戚将军从偏校起家，率领一千多名乌合之众，攻入倭寇巢穴并斩杀消灭他们，像割除枯草一样。即使不谈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如今各边的大将所统兵力不过三千人，势力不足以另有所举；只有戚将军任大将时，至多统率数万人。他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贯彻到全军，使军队凛然如同出自一人，这一点更不用说是善于使用众多兵力了。戚将军所派出的士卒，有时不幸偶然被敌人击中而以失败告回，戚将军仍更加整治军队，神色自如，常常利用其中的破绽来迷惑敌人；敌人懈怠时，他便暗中鼓舞我军士气，突然投入使用，以成就大功。所以戚将军的失败往往是胜利的开端；其他将士见小胜便志气稍稍骄溢，见大胜便志气大大骄溢，天天拥戴鲜艳华丽之物，把胜利的外表显示给下属；下属也争相说阿谀之辞来取悦上级，贪图安逸懈怠。因此他们的胜利往往成为失败的开端。’ 于是戚将军更加整治军队而神色自如；即使不幸敌人获胜，也不能凭胜利来压倒我们；即使我军获胜，敌人也不能利用自己的失败来欺骗我们。如今戚将军从偏校起家，屡次升迁至大都督，佩两枚印信，统制三道，大小战事可数十至百次，所杀所俘的敌人以万万计，说到东南名将，没有谁能和戚将军匹敌。于是他拿出一部书交给我说：‘这是戚将军所著的《纪效新书》。’我读了这部书，全书共六卷，从编组队伍到水兵篇共十八篇。精深之处，探究无间，操持无形，像庄子的言论那样精要玄妙；粗浅之处，教授搏击技法，考察营垒，分配水军、布置陆军，细密而条理完备，像陶朱公经营产业一样；它明辨赏罚，确定章程，考核严明而决断坚确，像韩非议论刑名法术一样；侦察发现敌寇，隐伏出入如神，像季主、君平那样预知未来。我于是起身叹道：‘如果朝廷真能任用戚将军，那么向北使赤地洗濯海水，封狼居胥，取得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难道他的作用只限于东南吗？’我曾经奇怪，汉武帝时攻下朝鲜，扫平滇、笮、瓯、闽、南三越，行动迅速得像伸手承接蜩蝉一样，最难对付的只是匈奴；而大将军、骠骑将军凭轻骑越过大漠，多次取得胜利，这难道全是天幸，并非由他们的努力造成的吗？可是，太史公为他们作传，除记载俘获、封户之外，大都简略而没有详载；我猜想，是因为这些人以文章奇才闻名天下，心中怏怏，又屡遭奇异的命运，不愿让武士看见自己的长处。读到汉武帝想用孙武、吴起的兵法教骠骑将军，而骠骑将军不肯接受，说：‘不必学习古代兵法，只看我的方略怎样罢了。’这才知道骠骑将军和大将军的细微差别。他们本来长于技击而短于法术；即使不完全依靠天幸，对后世又有什么可以显现的呢？像孙武、吴起、穰苴、韩信、诸葛亮等人，发掘自己的心得，形成一家之言，已经超过这一层了。他们深微幽奥的义理，往往使披甲戴胄的武士看见也不能学习，使执笔作文的人能够学习却不能运用。至于那些浅薄地罗列名实的人，怎么能废弃戚将军的书呢？虽然如此，兵法是暗中使用的计谋，却公开说出来。俗话说：‘我能去，敌寇也能去。’戚将军恐怕也稍微把尚未公开的内容隐藏起来了。将军名继光，是东莱人；中丞名道昆，是徽州人。闽中的战功和戚将军共同享有，且又掌握文章之权，急切地想用我的话彰显戚将军。王宪使名道行，并不认识戚将军，却独自谦让地推许戚将军贤能，这些事都值得记载。

译《凤笙阁简抄序》代理晋陵太守的凌君，把他尊父比部公的书信抄本拿来，请我作序，说：‘这是先父的遗志。’蜀人杨用修曾收集书信，从春秋时代到陈、隋为止，合编成书。我私下稍加订补，又按自己的意思为它分别体裁，颇能说明这一原因，所以不再称为第几篇，只说明我为凌公作序的缘由。文章果真与时代不同吗？我又怎么敢强行比较呢？即使说到东汉的书信，往上推到更早时期，大篇幅的宏大铺陈、广泛譬喻，畅达有力，往往足以表明心志；细到单句片语，也没有不委婉华丽、文质相称的。晋人对于文辞和事理似乎不太擅长组织，难道不是质朴掩盖了文采吗？六朝文风柔靡，沦为排偶，这是文采掩盖了质朴。我曾说，晋人长于口才而拙于笔墨，六朝人笔墨浓艳而志意浅薄，这并非空话。杨用修收集书信没有涉及唐代，说明唐以后已经没有真正的书信了。虽然如此，世上佩带绅带、执笔作文的人，为了自我尊大而改变语言，却不知道如何裁剪，只听从里巷俗语；至于公文移牍，也只是相邻近似罢了。他们号称爱慕古说、厌弃时文格调，却只尊崇苏轼、黄庭坚，以为文章没有开端便突然奔涌而出；其实他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又同把秦地的舟和晋地的章甫帽运到瓯越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特意稍加推广，选取那些方法上不太违背正道的作品，使它们表面上进入世人的爱好，暗中却改变世人的趋向。书信是用来沟通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意思不能传达，就应努力营造语言；语言不能写得文雅，就应努力裁剪意思。大致如此，就够了。凌公的旨趣我还来不及当面请教，但他的书信如今都保存着：大篇幅几百字并不嫌多，短篇几十字也不嫌少；详尽而恳切，简洁而丰润，差不多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之文了。凌公如果确实擅长言辞，我的朋友济南李攀龙、歙县汪道昆、吴郡俞允文，也都一向以书信著名。李攀龙没有什么不加以洗濯锤炼的；汪道昆、俞允文虽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仓促之间也不写苟且草率的话。我所采录的书信没有涉及诸位还在世时的戏作；俞允文如果幸运地身体健康、饮食无碍，难道不会使我的书变得寥寥无几吗？如今大概连同凌公，正好是四人。凌公名约言，曾任郡县官和曹郎，颇有声望；因儿子显贵而辞官，后来尤其精进于佛、道二氏之学。他的文集题为《凤笙阁》，是因为那是他当时游居的地方，所以用来命名他的书。《皇甫百泉三州集序》从前唐宋时期，朝廷士大夫中被称为获罪而贬谪离职的人，往往被屈居为荒远郡的佐官，或安置在员外之职。他们虽有俸禄，也仅够供养妻子儿女。上级不以治理才能要求他们，下属也不把他们看作能干的官吏。因此他们很少被钱粮、法令、簿书和期限等事务烦扰，其余时间足以作为创作的条件，于是把全部功力用在诗歌上。即使诗写得精工，也不过借此抒发羁旅孤独、无聊寂寞和胸中磊落不平的思想罢了。山川的奇丽，他们偏要写成险恶；风日的和畅，他们偏要写成惨凄；以至气候物候稍有不同、民俗稍有差异，也要写成瘴气、疫病和魑魅魍魉，仿佛一天也不能居住。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君子的作品，探幽入微，穷尽变化形态，当然自有其精工之处，不会因为我的议论而被废弃。但总的说来，其中有超出叹老嗟穷、忧惧谗毁讥刺之外的吗？有能像《诗经》中的风诗那样，使人感发、聚合，并且能够怨刺的吗？明代则不同，士大夫被贬谪的，只是稍稍降低官阶品级，并不限于地方的远近。上级对他们稍加礼遇，却不废弃他们的职事；下级把他们当作按资历升迁的官吏对待，也忘记了他们被贬的缘由。他们对外既有职务牵累，对内又没有什么大的忧虑，难怪这些人擅长办事而不擅长写文章。明代诗歌确实不足以比拟唐代的精工，但在臣子的节操方面，也已经修养得很好了。然而我为什么还要反复指出它的不满之处呢？因为推崇唐代，就会使《诗经》风诗的意义改变；推崇明代，就会使天下再没有风诗作者。我们郡以诗歌闻名天下，到嘉靖年间最为兴盛。嘉靖年间诸位著名诗人中，唯独皇甫氏最突出。皇甫氏兄弟四人中，唯独子循先生最为杰出。先生年轻时就通达朝廷仕籍，三公九卿都屈尊行礼相待；岳牧上奏、皇华采菽等典礼和哀荣之事，都以不能得到先生一言为惭愧。先生既有才华，负有盛名，却秉持刚劲的节操，常常与人抵牾。因此从虞部郎开始，便被贬为黄州佐官；稍后升为南司勋部郎，随即又被贬为开州佐官；后量移婺州，最后升任滇中按察使而罢职。黄州原是楚地富饶的大郡，又邻近天子汤沐之邑；开州属魏地，是三辅之地；婺州属越地，越地又是天下首要藩镇。当权者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但他们安置先生的方式，确实已经胜过唐代。先生也不因为被贬便厌弃吏道；他做官时，始终不肯迎合时俗而委屈自己的诗歌。他的诗写得精工自不必说，但总的说来，志意稍有触动，就一定引申其分际来疏通胸中的狭窄；气势稍有阻塞，就一定广泛譬喻来宏大其意趣。他写山川、风日、物候、民俗，偶然借这些境遇来接触我的心意，却不把心意拘限在这些境遇上。先生诗歌之所以精工，是从穷困中取得精工，并不是把精工用来表现穷困。我不知道他在风诗作者之前还是之后，但对于所谓兴、群、怨，大概反复诵读，已略有所得。先生在江左储备才力，取法大历。他任虞部时，有《虞部集》；任司勋时，有《司勋集》；中年寄居白下，居于佛寺，有《禅栖集》；任滇中按察使，有《南中集》；归来后，有《还山集》。他所任而获罪的地方共有三州，具体情况在自叙中已详述，这里不再赘述。

译《陆氏伯仲集序》陆仲子象孙，年老后辞去景宁教谕之职，归返梓里。他所著的前集、后集、续集若干卷，已经流传。郡守兴化萧君极其欣赏他的文章，于是又通过仲子得到他哥哥伯子肖孙所作的诗文，以及仲子尚未刊行的作品，把它们刻印出来。萧君已经亲自作了序，又嘱托我续写在后面。我读《吴史》，看到虞仲翔说自己已疏松筋骨、衰老无用，死后只要有一人知己，即使把青蝇当作吊客，也不会遗憾；我私下总觉得他的胸襟太狭窄。等读到太史公自叙，说想把自己的书藏在名山大川中，我又觉得，名山大川本来就足以使作品不朽，何必深深秘藏、长期阻塞它，使它同土石一样无声无息呢？然而他所观察到的世间作者，大多只在顺风扬声的地方求得声名：用黄金作见面礼，以白璧作回报；在三尺长的赫蹄纸上，写世人惯常说的话和自己不肯说的话，世人反而争相惊叹，认为奇异，而作者自己最终也没有办法夺取那种地位、显出其中的瑕疵。我所思考的，通达鬼神而世俗不懂其声；可比金石而没有人肯出价。我不能趁自己眼目尚明时使世人了解我的见识，却想冷冷清清地到千百年后已经藏在山川中的地方把它发掘出来，寄希望于不可测知的人，使他了解我。这件事极其迂远，而其中的情怀又极其深切激烈，实在值得思量。假如天下竟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直到向后世天下寻求知己，最终忽然有一个人了解我，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啊！陆氏兄弟本来都是名门子弟，年轻时喜好学习，其中仲子尤其才华出众而不受拘束。他谈论大同一带的边防，胸怀封狼居胥、赭蒲类那样的功业。后来多次参加科举却未能中选，他的才学日益纯熟，文章日益宏大，诗歌日益豪放，但也更加穷困潦倒、不得志。他在酒席间慷慨谈说平生，娓娓道来，常常流下几行眼泪；有人把他看作狂人，竟没有人能够怜惜并真正了解他。伯子循循然践行忠信，谈说古代典章很有可听之处，不作浮夸怪异、诡奇瑰丽的言论，乡里人多信任喜爱他。那些怀疑仲子的人，本来就无从了解仲子；而那些信任喜爱伯子的人，又因为轻视伯子的文章，所以不能把他的声名传播到乡里之外。伯子尤其困窘，刚得到一个校官职位，便因贫病不能赴任而死。仲子稍后两次担任校官，得到微薄俸禄，当权者也似乎有可能了解陆仲子，但最终只是拿空话诱骗他，而仲子也终于年老归去。年老而又贫穷，厌倦了以笔墨抒发心志来显露我杜德权，不敢再希望天下还有知己。此时萧君正以文章显达，声名赫赫，受到当世称誉，却独独屈尊礼敬陆仲子，甚至从伯子已经朽坏的遗稿中取出他的言论，使之声名流传。这种超凡的见识和高雅的志趣，该是怎样的境界啊！从前刘孝标的同族兄弟子弟共有七十二人，都能写文章，大家推举孝标为第一。幸而他遇到了梁武帝这样亲自执笔、重视文章的君主，梁武帝却故意压抑、屈抑他，使他困顿贫苦而不得志，后来又召集各位学士编纂《华林徧要》，借此抬高他的声名。陆氏从他们的祖父起，世代承受文章之学；如今兄弟二人共同振兴家学，又各有儿子擅长他们的学说。即使不论孝标与他们相遇的先后，也足以称美了！萧君比你们家那位武帝贤明得多。请再替我告诉陆仲子，他一定不会像仲翔那样叹息。伯子如果没有知觉，那就罢了；伯子如果有知觉，大概也不会再对名山大川重重感慨了。至于我，又哪里能算真正了解这两位先生呢？《金台十八子诗选序》刻印《金台十八子诗》时说：所谓金台，是记述燕地旧事。所谓十八子，他们并不是金台人，为什么称作金台十八子？因为他们聚集在燕地并在那里创作。书刻成后，嘱托我作序。我读这些诗，觉得都铿锵有声，如同金石。于是写道：唉！诗难道可以停止吗？诗，是人的精神从内心发出而形成的声音。精神由和谐之气发出，天地的和谐便随之响应；精神由叹息之气发出，天地间的变化便全部显现。因此，诗在《雅》《颂》中表现和谐，在《风》中表现变化。《风》发展到表现变化，便达到极致了。虞代开创了它，殷、周两代使它畅盛，各诸侯国又完备并把它推向极致。然而它对于天地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王子说：我曾经在金台，跟随各位大夫、士人作诗，那时大概多是描写风云变幻。天子气势充沛地更新政局，征召任用俊杰。嘉靖、隆庆年间，政治兴盛，几乎达到和谐境界了。这就是十八子的诗声所以和谐的原因。刻书的人是谁？是某人。他说：明朝兴起将近二百年，鸿昌、茂明的教化积累到今天。各位大夫、士人和儒者，衣冠整肃，目光高远，探究性命之理，同时广泛采纳治国方术，已经足以显扬了。俗话说：天下有道，人的行为自然会枝叶繁茂。我这个后辈还有什么可叙述的呢？况且这十八个人都是贤者，又哪里需要借助我来流传呢？我只是为了记述我自己的志趣罢了。王子说：好。你不要把十八子的言论看得比十八子本人更重要，也不要把十八子看得比你自己的志趣更重要。你只是写你自己的志趣罢了。

译《太保刘文安公荣哀录序》已故太保刘文安公凭借优等科第成为太史，任宫属、学士，担任南北秩宗；又以太宰身份主持留铨，以大司马身份掌管留钥，三十多年后才获准退休。天下人并不是因为刘公尊贵显达而称许他，反而惋惜他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刘公享年七十八岁，天下人也不是因为刘公长寿而称许他，反而惋惜他的离世。我在他去世那天，天子震动哀悼，破格追赠太子太保，破格赐予祭祀四次。有司为他专门建立祠堂，并在郡邑学校中列入从祀。天下人并不是因为这些特殊典礼而称许刘公，却仍然好像觉得有所不足。于是刘公的儿子司农君采集皇上赐给刘公的诰敕、谕祭文辞，以及各位荐绅大夫撰写的碑铭、传、诔、哀挽、记、序，直到他生前受赠、送行的诗篇，以及往来的书信、公文，也一并附录其中。大概是把刘公从世间所得的荣誉和天下人共同惋惜他的情感合在一起，取子贡所说‘生荣死哀’的意义，编录并刊刻成书，命我作序。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在朝廷侍奉刘公，无法亲自瞻仰他的容貌、承受他的教诲。然而读到这部录文，恍惚间就像亲眼见到了他。其他方面姑且不论。仅说刘公任秩宗时，天子想让太后庙中的谒见事务交给他办理，他援引祖训坚持不可，前后三次上奏，最终此事被停止。凭借天子的威势和贵人的阿谀随从，最终却不能夺取刘公的操守，难道不也是一位刚正不阿的社稷之臣吗？唉！假如刘公还在世，我愿意替他执鞭随行，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刘公确实贤明，司农君也确实孝顺。我曾读史书读到郑君守护楚国使节，独自不肯替汉王在名籍上记载这件事，实在是多么伟大壮烈啊！他的孙子当时凭才智显达，官至九卿，太史公又与他交好，却竟然不能举出他祖父的名声。当时身为郑君的孙子，却不能奉守大王父的名讳，并把他的事迹告诉太史公，又是多么疏略啊！我没有来得及在司农君那里侍奉刘公，只不过一两次见过他。然而读到刘公的录文，便恍惚像亲眼见到他，甚至愿意替他执鞭。刘公是刚正不阿的大臣，本来并不比郑君逊色。我能像太史公那样详细记述他吗？司农君已经对我说过：孝子能够成就自身，使自己的名声显扬，从而使父母显赫。我生来无能，不能有所建树来光耀先父，并且掩没他的遗德，使它与我一同默默朽坏；我实在凭什么活着呢？先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依靠皇上的恩典才得以善终。我对于先父的遗志没有一件不去完成，对于名家之言没有一家不去登门请教，大约经过几十年才写成这部书，也实在艰难。因此我说：司农君是孝子。唉！天下人只是为刘公感到惋惜罢了，刘公所得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凭刘公家中孝标那样的才华，以及同族子弟的聪慧和文采，没有谁比得上刘公，却一生仕途坎坷，终于困顿而死。刘公一旦施展他的学问，遇到贤明君主，便终于位列三公。死后有爵位，身后有尊名。中垒校尉孜孜不倦地著书，备具《七略》，却困厄于国师之手。刘公若不肖，几乎也要随着渐台的大火一同毁灭。幸而刘公有司农君这样的儿子，使他的著述更加彰明，并且发扬光大。如今这部录文流传后世，后来的读书人仰慕刘公、讲习刘公的著作，难道只会有我王世贞一人吗？所以我说，刘公所得的实在很多。司农君名承恩，刘公的名讳见于录文中。《客越志序》故相国袁公凭文章显名，在嘉靖末年尤其受到推重；然而他生性尊贵而很少肯轻易接纳人，却唯独把我吴地人王百谷看作天下少有的奇才。百谷坐在袁公的大席上，对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但大体上只是为了推扬风雅，并不参与其他事务。其他宾客等到袁公对百谷面露喜色，才敢稍稍谈及别的事情，各自得到袁公的认可后离去。不久，百谷因父亲去世奔丧回到吴地，袁公也病重去世了。当时宾客大多自行躲避，甚至不敢自称是袁公的门人，唯独百谷带着酒，冒着暑雨，和交厚的管生一起奔赴袁公丧所，悲痛哭泣，并整理袁公遗文带回，交给各位学士大夫，使他们喜爱、仰慕并传说此事。百谷所经过的嘉禾、武林、萧山、山阴直到四明一带，路程总计九百多里，得到志一首、祭文一首、诗八十五首。百谷所作的志，极像应劭记述会稽山封禅之事的文章，只是时时用晋人的雅言加以修饰；其中谈到当地的土风民俗，恍惚如同渔人从桃花源出来后所作的叙述。他接触到的荐绅先生及其酬答应对，又仿佛是与延陵季子、夷门侯生交游。至于山水的秀美，他用润色委婉的笔法加以描绘，便又使文字像丹青一样鲜明，活灵活现，仿佛具有生命。诗歌暂且不论它所取法的对象，总的来说，都是取其独到的构思、委婉而周详的表达，工巧而峭拔；写到山川土风，又仿佛把它们的色彩铸成金石，并把声音传了下来。各位学士大夫诵读百谷的文章，更加仰慕喜爱，认为此事伟大，便把它刻成一部书，来向我索取序文。俗话说：见识少，怪事就多。把百谷曾经往来酬答袁公看作高尚之举，说到底也不过是南方一个年轻人的寻常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的；我所喜爱的只是百谷的文章罢了。百谷说武林以东的山水实在非常奇异，使人神清气爽，仿佛要飞起来；然而我不能为了这番名胜向东行去，也不能写出像百谷那样的诗文，只好向百谷求取两编，把它们收藏在竹席之间，时时抱膝吟咏，希望群山都能像宗少文所说的那样一齐回响。百谷会答应我吗？

译《彤弓集序》《彤弓集》，是汇集三吴地区各位荐绅先生文章的集子。为什么命名为《彤弓》？取《诗经》中‘诸侯功成而天子赐给他彤弓’的意思。为什么编集它？是为了赞美郭公。为什么赞美郭公？因为郭公能够消灭海岛夷寇，并以自己的部众组成吴地的卫军。自壬子年海夷之难兴起，参与抗战的下游戈船将军大约有十多人，却只有都督齐戚公、蜀郭公最受称道。郭公贤明，所以带领一支特别兴起的军队，跟随都督刘公征讨闽地盗寇，多次攻陷坚固阵地，率先登城。后来又与戚公分兵，赶赴利所，俘虏斩杀超过常数。后来又谋划袭击敌巢，将其彻底摧毁。大司马评定郭公功劳超等，任命他为副帅统领吴地军队，于是他便代替刘公而死守。恰逢海岛盗寇乘着汛期大风大举来犯，当时侍御温公巡按太仓，与兵使耿公共同防御，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又独独推举郭公。郭公率领部下奋勇向前追击盗寇，余皇炮将敌军轰散，敌众蜂拥聚集在沙滩上。有人对郭公说：‘海岛盗寇在陆地上没有能够抵挡他们的人。’郭公说：‘不是这样，盗寇能在陆地作战，我也能在陆地作战。况且如果你们所不能抵挡，难道还会让他们上陆吗？’他回头对将士说：‘磨利你们的刀刃，加厚你们的铠甲，只听从我的旗帜所指向的地方。’于是命令士卒张开左右两翼，从两侧包抄，自己则冲击敌军中坚，喊声震动天地，每个人都能以一当百。盗寇于是大败溃逃，全部被俘获并杀戮。捷报传来后，郭公推让功劳，温公、耿公都增加官阶，赏赐金帛各有等差。这一战中，郭公部下的士卒大多是蜀地老兵，战功最高，战力也最强，同时又最受郭公军令约束。这些老兵与市民杂处治理，连一根毫毛都没有侵犯。因此吴中荐绅先生更加赞赏郭公，争相捧着酒杯上前为他祝寿。后来又得到若干首诗、若干篇文章。友人殷无美把它们编集起来，认为王子应当作序。王子推辞说自己才疏，便说道：‘我读《彤弓》这一组诗，读到“我有嘉宾，中心贶之”，以为诸侯能够发扬光大天子的赏赐，用来厚待宾客，确实可称美。等到读《车攻》，才知道功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萧萧马鸣，悠悠斾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这难道只是一个将领怒吼跳荡、独自任事就能做到的吗？其中整肃从容、严明廉正，在敌人尚未形成之前便加以制服，大概全在事先谋划周详啊。’因此各位荐绅先生谈论郭公，虽然人人所说各不相同，但总的都称赞他善于用兵。凭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记得的事情来看，前后没有像郭公这样名实相副而不虚有声誉的人，这又是多么少见啊？仲山甫的诗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有吉甫来作颂，固然很好，难道不也是因为仲山甫本人有足以当之的德行吗？郭公如今晋升为南粤统帅，将来会更加显贵。天子修明并追念伏波将军在海上的功业，催促丞相、御史把彻侯的印信送到南粤。各位荐绅先生因此在铙歌鼓吹中献颂，说道：‘难道不是吴人之后吗？难道不是吴人之后吗？’ 《吴公宴沙头古梅下诗序》前任尚书、礼部郎中、孝丰人吴公袭芬，是杰出英才的后裔，在掌管礼仪的官署中任职，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声望如鼎中实物般将要显著而盛大。恰好因公事派遣，出任我这个偏僻州郡的佐官，一月便有成效，破格升任雄郡的副职。各位荐绅大夫：观察曹公、季公，太史王公，泉牧周公，都督杨公，比部曹公，侍御张公，中书舍人吕公，金吾吕公，以及在下兄弟，共十一人，早早迎接，频频向前陪坐，时时亲近请教。我们私下悲叹如同失去二位天使般失去了您的言论，又因三秋之久的分别而悲伤。吴公于是回望那些拦车挽留的人，叹息着远远让飞扬的旌旗回转。恰逢分任侍从的史君选择郊外佳处，在沙头以北发现一株古梅。它的根盘曲如龙，枝干奇拙，时隐时现，伸张抓攫，像伏卧的虬龙脱离泥垫；树干隆起而枝条披离，树皮皴裂剥落形成纹理，像修长的鳞片突然张开；下方的枝条像网状的羽毛铺覆大地，上方的枝条像高耸的伞盖直达天空。清香冲破疾风，姿态婀娜，香气传得更远。繁密的花朵点缀空中，明亮得像清晨上林苑中的日光。它胜过同心陇首的梅树，却令人感叹仍然飘落着轻柔的花瓣；花影摇曳，哪里能遮掩夷光般的舞姿？翠色枝叶委地，发出细碎声响，仿佛忽然唤醒罗浮山的梦。它独自亭亭而上，洁白如玉般挺立。三株秀美的梅树排列在后面，整齐得像粉妆的兄弟。吴公于是命人置酒，排列帷帐屏障，铺开美玉般的筵席，传递羽觞；酒浆和烤肉纷纷送来，又继续行罚酒的筹令，羌笛也不时吹奏助兴。谈笑戏谑使胸怀尽情舒展，仿佛置身瑶岛之下，又像在冰壶之中洗涤魂魄；酒色映红了面容。过了一会儿，天色还没有染上卵黄色，薄暮低垂回旋，人却难以入睡。游赏兴尽之后，高声歌唱自然发出，诸公也纷纷应和。于是使月影临风的歌声超过扬州，压倒了法曹的声响；玉柱般的琴声和金杯交映，使江左失去了总持那样的艳丽。芍药只能用来相互戏谑，桃李也惭愧于自己无言。吴公再次命令我为此作序。唉，人的形质脆弱而时序刚劲，万物长存而人的寿命短暂。桓司马因此悲伤，庾开府也由此抒发叹息。然而夹池的修竹，已经不再留下青色；兰亭的茂林，也只剩下荒废的遗址。到上林苑去考察完整的树木，到金谷园去寻找遗落的花卉，只能在依稀的落照之间看见，在寒烟之外已经荒芜湮没。邹枚、司马相如等人，用华美的辞藻装饰言语；太仆、右军等人，使手指所写的文字像金石一样坚固。春秋时光不断流逝，读者却惊异于它们仿佛仍然新鲜。山陵高地都已变迁，诵读它们的情意应当还在。因此可知，召来和风所喜爱的事物，甘棠树不可砍伐；魏文帝迁都的文章能够不朽，这确实不是虚言。吴公欣然一笑，感慨地命人驾车；幸而江南水乡尚未遥远，不必烦劳驿使，如果美人相互思念，便可以继续传递旌旗书信。《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明代王世贞撰写。文部。序十四首。

译《东白草堂集序》。先皇帝在位第十七年，给事中顾公上疏陈述五件事情，触犯了皇上的意旨，受到廷杖，流放为上谷的流人，刚直的声名震动天下。顾公成为流人大约三十年，如今天子下诏召回各位上书言事的人，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于是顾公启程出仕。他所著的《东白草堂集》有若干卷，嘱托我王世贞得以阅览。我年轻时学习王通氏的著作，怀疑他过分讲究声韵的法则，轻率地给人加上君子、小人的称号。等到读到所谓唐代卢、骆、沈、宋诸人的诗，他们组织事理不能说不精密，辞藻也不能说不文雅，文质相称；然而往往长于抒发情感，却不善于约束性情。他们显达而进入朝廷，被列入廊庙之中，便多半夸大自己的遭遇来表明得意，气势常常轻浮飞扬而凌驾他人。不幸遭受挫折、困厄、放逐而死，有的追溯自己所以能够获得名位的缘由，于是言辞中多有诽谤；有的夸说自己所建立的事业，于是言辞中多有高亢。更差的，有所求请，言辞中便多有谄媚；那些自视高明的人无所顾忌，言辞中便多有荒诞。即使他们的文辞精工，能够曲尽困厄、放逐的情状，仿佛可以使自身达到不朽，并使天下后世反而羡慕他们的穷困，然而博达、超旷的人，早已暗中鄙视其中的浅薄，并预先看出他们一旦跌倒便再也无法收拾的结局。顾公任给事中、巡按蜀地时，郡守县令背着弓弩在前面开路，天子的亲弟弟也不敢自称王者，只能屈身接受审讯。他当时得意的情形应当怎样呢？可是顾公的文章和平厚重，仿佛没有什么可以依恃和夸耀的；等到因为一篇奏疏违背皇上的意旨而被流放，在三十年郁结愤懑的处境中，他所经历的困厄本已远远超过所谓卢、骆、沈、宋诸人，而他的文辞却更加平正。大概到了《六哀》《五幸》《四欲》《五忆》等篇，忠厚而深切，孝友而敦实坚固，读来内心不由得产生深长的爱惜之情。王通氏的著作确实很有意味啊！顾公之所以长久受挫而最终得以复出，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对于顾公来说是世交子弟，却没有能力为他效劳，只因顾公的嘱托，勉强为他叙述大意。至于顾公诗歌的评论，子循先生已经详细论述了。《比玉集序》。《比玊集》是同年刘按察子威和他的朋友魏茂才季朗相互唱和的诗篇。集子编成后，我为它作序，说明事情的开端。按察任南防时，刚直不阿，常常得罪人，在州郡间沉浮将近二十年，最终却因病请求调任按察。那时，季朗已经成为诸生，算是后进之士，但按察独独折节与他交友，两人欢然相处，没有间隔。推想按察之所以称许季朗，大概是因为仰慕古代先达长者的风范。汉武帝贵为人主，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怅然叹道：“我难道偏偏不能和这个人同时代吗？”志趣相合，便能与千古人物相交；知音难遇，便要等待百世之后。古代君子在当时不能实现志向，甚至想从千百代之后的先贤中寻求满足。我恰恰幸运，能够在一生中遇到这样的人，却在贫困、显达、年长、年幼之间仓促计较，难道不是大错吗！北海相孔融把身心寄托给祢衡，中郎蔡邕把鞋子遗给王粲，司空陈群把心意寄托给诸葛亮，隐侯沈约赏识任昉的言论。他们确实急切地唯恐失去这样的人。不过，季朗难道不也是迫切地想得到按察的赏识吗？难道没有见过伯牙弹琴时凝神专注、手指与琴弦相和，自以为已经进入道的境界吗？瓠巴为他调弦，钟子期为他称赏，这以后他的喜悦便可想而知了。纪昌向飞卫学习射箭，直到在道路上相互射箭，箭矢相触而尘土都不飞扬，这才相信自己的技艺可以和飞卫匹敌。我读二位的诗，至于古代的郊庙乐歌、饶歌，以及各种相和曲，没有不加以比拟的。五言诗从西京、建安开始，到了《玉台新咏》和《后庭花》的歌咏而变得紊乱。七言歌行，仿效杨炯、骆宾王，有时沿袭李贺。近体诗虽然较少，却大抵在广泛取材方面宏富，在建立格法方面严谨，在构思上险峻，在用字上精巧；宫商声调和谐，纵横相应，文采斐然，真是一时的盛况啊！谁能把它们分开呢？二位的才华各自足以自信，造诣又都合乎法度到了这样的地步，难怪彼此投合而不愿相互隐瞒。季朗正当盛年，按察也正当壮年而未老，二人一起抛开尘世，专心致力于千秋事业，足以大快当日。如今他把我看作不才之人，却终于让我得以寓目，这又怎么样呢？《浮淮集序》世宗在位时，有六七位大夫在燕中讲学，我不才却错误地被认为有才，私下承接了他们的学业。不久，他们相继获罪，被斥退或贬谪，有的自行离去。天下执笔作文的人都避开他们，只在言语之外保持距离，唯独南海欧大任先生喜爱他们的言论，认为足以相称。我欧先生对书籍无所不读，大体上除了西京、建安直到开元以来的文章，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他的门前鞋履往来不断，并不是因为那六七位大夫不值得相交。欧先生受经学于南海诸生中，声名很大，最终却没有中第，于是游历燕地。他一天之内便使燕地士人倾倒，但始终没有人能够推荐他。后来他任学官，江都以淮河以南，很少有人雅重仰慕欧先生；他默默不得志，便更加放纵自己的力量于文章之中。他的文章日益高妙，不过料想也只是用来使自己快意罢了。后来我勉强起身到江都，六七位大夫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也有两三批人在十天之内来到江都。欧先生非常高兴，拿出一部文集给我看，说：“这就是我自己用来快意的东西。”我的书斋四周种着苜蓿，以亩来计算；清晨景象萧条，连下十天雨，苜蓿间竟没有一条泥泞的小路，这是因为车马足迹稀少。我这部集子编成后，书首已经结满蛛网，清晨开始为它拂拭的人就是你。你来为它作序吧。我终于读完，便说：“欧先生难道也知道世道吗？” 世人通常看重显赫的职位，而欧先生做官只有一命，只任学官。世人急于求取才能功名，北方准备抵御匈奴，南方准备防备粤地，而欧先生却拿着五寸笔管，从事校勘著述的工作。世人喜欢仰慕侠士和长者，与他们交游，而欧先生所想结交的，唯独是那六七位大夫。唉，我眼看着你一天天走向困穷啊！”欧先生说：“不是这样。我从前向彭城而下，渡过淮河后向南走，茫茫然仿佛葫芦漂浮，毫无用处；即使剖开它做成五石容量的酒樽，也只能泛泛漂泊在江湖上，不知最终停在哪里。它难道是因为自认为有什么价值吗？一定要等到有了价值以后才称心适意，那也已经晚了。况且从前司马子长二十岁时游历江淮一带，登会稽，窥望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困厄于鄱薛、彭城，当时哪里有六七位大夫足以了解他呢？只要我能够长久做我自己，就已经足够了。”于是把他的集子命名为《浮淮》，我为此序述他的心意。淮河以南有宗子相臣，是六七位大夫中的一人，却早早去世。御史下檄文命欧先生采录淮南贤大夫的事迹，欧先生又下檄文给各县学官，却唯独遗漏了子相。欧先生心中不快，说：“难道可以在我这一代反而失掉子相吗？”于是为宗臣作传，进呈太史，并收入集中。唉，欧先生没有辜负淮地。

译《申考功集序》古语说：“长远的谋划往往屈服于短促的寿命。”我更加曾为此叹息，如今更不免深深嗟叹。从前我任西曹郎官时，和同舍郎申君友善，申君时时拿他所写的文章来同我辩难。我默默观察他，只见申君意气自负而深沉厚重，不轻易流露，像河朔的节义侠士。那时各曹郎官争相逞强，喜欢离职去做美官，却没有人能够称述申君的长处。过了很久，申君渐渐升为兵部郎，不肯向大帅严嵩低头，曾上书想有所进言，结果下狱而被贬去。不久，严嵩的罪行败露，家族被诛，天下士大夫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申君，都乐于谈论他。吏部得到美官缺额，往往拟定申君，常常担心他轻视这个职位。然而申君更加隐藏自己，多次起用，又多次称病辞退，最终没有离开考功郎，困于疾病而死。唉！假使申君还在，即使不是袁司徒、华相国那样的人，哪里能够安然忘掉太丘陈寔和陈蕃呢？不过如此罢了。申君多次被起用时，我正遭遇家难，困居海上以渔牧为生，完全没有被征召。申君曾问及我，直到今上即位的第二年，我才勉强起身游历魏地，而申君已经先去世了。我祭吊之后在他的故乡徘徊，不忍离去。遇到申家舍人，听他说申君品行笃厚，恭谨孝悌，有郎中令洗马那样清洁厕所的故事，于是又为他编叙这些事，上报朝廷，列入祀典和学官。申君家中收藏书籍万卷，所著文章也相称。然而他的乡人质朴至极，没有人能够说出他的文章好在哪里。我稍稍取来阅读，见他立论根本在义理，通晓政术，句句切实而能见到事理。他取意却多有收束抑制而没有完全发挥，才力十分丰富而且善于办事，但不愿以工巧损伤气势。他的气势总是充沛有余，在法度上有时有所放纵取舍，却不至于越出法度之外。谈到学问，他无所不窥，却不愿拘拘然模仿前辈而自成一家。唉！假使申君还在，不论他的政绩卓异、成为大明著名的公卿，即使再加以磨琢，难道还不能照耀十二乘之地，使魏国显赫起来吗？申君受到短促寿命的压抑，实在不止一件事。我祭吊申君之后，读他的文章，又向西北游历邢、赵之间，看见太行诸山连绵横亘、盘曲郁结，苍茫高大而多有险峻，不知它们绵延几千里，像屏障一样挡住大卤。整个魏地承受着它们，水土相接，枣、柿、梨、栗、黍、稌、桑、麻的物产，使远近的人衣食无缺，也不必向外求取。这正是申君文章的由来，也是申君之所以成为申君的原因。《梁园集序》《梁园集》是济南许殿卿所作的诗集。殿卿官至周左史，他寄寓大梁时所作的诗，命名为《梁园集》。大概梁孝王治理东苑，方圆二百里，其中有兔园，池塘两岸有修长美好的竹子，水边有鹄、鹤、雁、鸭；当时枚叔、邹阳、公孙乘、严夫子、司马长卿等才士大夫，坐在右边几案旁，被称为上客，接受竹简命令作赋，距今两千年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然而孝王的苑囿实际在睢阳，集子所说的梁园，是今天的大梁，也是为了记述梁地的旧事。从前殿卿和同乡李于鳞交游，彼此唱和的诗最多，名为《海右集》。推想殿卿的诗友遍布天下，他愿意相交的却只有于鳞，于是离开他去做王府官员；各位藩王、彻侯都没有人肯引荐资助他，他居处默默不得意，便更加专心于诗歌，并把交好对象放在千载以上的古人身上。凡是他不能从于鳞那里得到、却想托付给枚叔、邹阳、公孙乘、严夫子、司马长卿的，无论是他的言辞还是志向，本来都值得怜惜。如今游士大夫在夷门箫吹之间寻找这座园子，当然早已失去了；而睢阳附近烟荒草蔓、隐没在焦峣坡陀之间的遗迹，也无法用眼睛指点追数了，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依凭的只是邹阳、枚乘几位君子的言辞吗？再过两千年，游人和士大夫又怎么知道不会因为殿卿的集子，而到大梁去寻找所谓的梁园呢？集子编成后，许殿卿请我作序，我便说明殿卿命名集子的缘由，并对他说：“于鳞如今也游历大梁，已经可以称作梁客了。” 《清海编序》先皇帝乙丑年，倭寇来侵犯太仓，聚集在沙处，不久便在沙处被歼灭。我不才原本是太仓人，对太仓的事情最为熟悉。开始时，侦察报告说有余皇三人，于是江南、江北的楼船将军把他们包围，四面捆缚。可是众人见形势像是坐困其中，谋划迟疑，没有人敢首先放兵进攻。江北军中发生突然暴乱，先行溃散，人人更加恐惧，更没有人敢率先出击。侍御史、洛阳人温公在宜兴巡按，一昼夜之间驰赴太仓，调集粮草军饷完毕，便依据军兴法令对各位将军说：“大校某某负责堵住贼人的掠夺路线，某某负责堵住贼人的逃跑路线；如果接受我的防守安排却让贼人有一个士卒渡过西岸，处死；如果让贼人有一条船向东逃走，主将处死。”接着又下令说：“选定日期，清晨吃过干粮，就在贼人所在的城郭进攻。田将军任副将。士卒扰乱行列的处死，应该首先冲出却退却的处死，贼人丢弃的财物谁敢取用也处死。”又说：“再过三天还不能攻下贼营，贼人就会死；大将军我将拿着我的斧头，破开巨浪而来。”各位将军大为恐惧，合力向前进攻，贼人被大败，余皇全部被缴获，捕获俘虏三十六人，斩获数百首，溺水而死的也有同样数量。大概温公到达并督军之后，中丞以及其他台使才来到。上奏时，温公推辞并把功劳推给诸公，说：“按御史的规矩，不能谈论自己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吴中各位荐绅先生和官吏百姓纷纷编歌谣，把功劳归给温公。温公略微听到后，又向各位荐绅先生、官吏百姓辞谢说：“按御史的规矩，不能谈论自己的功劳。”我却独自认为，温公的功劳实在奇伟。第一次交战时，主将应当率军前进，这是温公扫除内盗、使嘉定和常熟成为群盗聚集之地以前所做的事，也是温公功劳的由来。倭寇之所以多次蹂躏我地而依恋不肯离去，是因为内盗给他们做向导。有内盗引导，他们总是主人而我们是客；没有内盗引导，他们本来是客而我们始终是主人。倭寇失去内盗，困在沙处，已经落入温公掌握之中。所以我说，这就是温公功劳的由来。过了三年，即隆庆戊辰年，温公以中丞身份持节巡抚赵、魏，我起任旧职，跟随在公的幕府中办事，才得以向他说起这件事。温公微笑说：“有这回事吗？从前已经以御史不能谈功劳，但我哪里敢有一天忘记各位荐绅先生和官吏百姓呢？”不久，我因改任较近而向温公辞行南下；御史中有人攻击温公。皇上本来心中赞赏温公的功劳，对御史却感到为难，于是下诏调任，温公便回到洛阳乡里闲居。各位荐绅先生和官吏百姓所作的歌谣在吴中盛行，且托我为它作序，想把它赠给温公，说：“温公真是君子啊！即使不因我们众人的赞誉而重视温公，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指摘就突然轻视温公呢？” 难道称誉人的人卑贱，而指摘人的人尊贵吗？唉！他们进用时好像被水浸润，遭弃置时却好像被遗忘。难道只有温公如此吗？我不才又怎么能使温公受到重视呢？我早晚也将回去了。

译《御史中丞林公奏议序》御史中丞、莆田人林公亲自编次前后奏议五十六篇，合计数万言，并写信请王世贞说：“您的文章可以为它作序。”此前已经约定好了。信送到时，随信而来的却是林公的讣告。原来林公早晨发出书信，晚上便去世了，这封信大概成了绝笔。我已经设位哭祭林公，又读他的奏议，一边读一边哭道：“唉！上天夺走我的敬舆，为什么这样快？既不让他最终惠泽吴地百姓，又不让他把未说完的话全部说尽！”接着又叹道：“林公，唉，也足以死而无憾了！”自今上登基以来，下诏褒奖各位进谏言事的人，于是士大夫争相自我振作，思考怎样自效，希望对社稷有所补益，而其根本追求却在于借此显扬自己。给事中、御史的气势越来越舒展，天子甚至不能把他们的奏章全部读完；六曹官吏疲于复核，手腕几乎脱落，于是又相互追述世宗朝贵溪、分宜掌握国柄时，用刑杀和威胁箝制给事中、御史的言论，使他们沉默而无从争辩，曹吏几乎可以时时休沐偷闲取乐。可是林公在世宗朝任南台御史时，独独不是这样。分宜宰相严嵩一向庇护并偏私自己的属官，林公首先论奏祭酒某人的罪行，天子震怒，把那人交付司法；林公又弹劾分宜所极力庇护、宠爱有加的都御史懋卿奸恶万状，严嵩替他庇护，皇上只下诏知悉；林公又弹劾严嵩收受十万金、替他营造城社并挖穴的伊王，严嵩又替他庇护，皇上仍只下诏知悉。不久，皇上采纳御史邹公的意见，罢免了严嵩；懋卿和伊王后来也先后获罪，分别被发配戍边和长期拘禁。于是林公又把严嵩的儿子侍郎世蕃以及他的私交、前中书舍人罗龙文谋逆的大罪上奏，天子为此设置专案，全部逮捕他们的党羽，判处死刑，抄没家产，估计相当于县官租税的一半。严嵩贫困衰老，甚至说不出一文钱，只能寄食门客而死。天下人不论相识与否，都额手称颂天子的神武；其次则把贤能归于林公，希望他年高长寿，永远替县官扫除奸凶。林公于是因诸大臣推举，到今天才做到中丞官。林公来到江南，大吏们都吓得双脚发软、寒战栗抖，说：“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使祭酒蔡某、藩王、都御史懋卿被治罪，使前宰相严嵩和一个侍郎、一个舍人被肢解处死，那将怎样对付我们呢？林公到任后却宽厚如长者；他巡按各地，接见父老，询问百姓疾苦，把节省费用、施惠利民作为首要教令。他所条陈上奏的封事，例如请求放宽对疲困地区的征调，筹划民运，清理隐占田地，革除积弊，表彰节义，访求耆宿贤哲，豁免虚浮征收，召用贤能辅臣，无论所奏是建议兴办还是罢免，都是确凿可行的，确确实实是在替百姓谋求安定。当世宗朝，天下本来就难以进言。林公却独自把这种困难变得容易，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振作天地间的精神气象，收拢天下已经涣散的人心。当今皇帝初年，天下人自己感到喜悦，沾沾自喜地认为进言容易了。林公却独自把这种容易看作困难，深谋远虑、反复顾念，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培植天地的元气，安定天下已经聚集的人心。唉，林公真是社稷之臣啊！林公春秋仅四十岁便去世，海内士大夫和父老应当为他叹息悲伤，却又怀疑他所希望从公身上得到的事情落空了。然而即使百千年后读他的文章，仍然凛然富有生命力；不把他称为一代之士，他的寿命又岂有尽头呢！所以我为他作序，说明这些缘由，并感叹世宗年间的事情：那时并不是真正难以进言，只是在贵溪、分宜之后才变得困难。

译《瑶石山人诗稿序》天地间的灵秀逼近大海，到了尽头便形成岭南。岭南的东部最为富饶奇丽、宏阔壮美，有罗浮山、增江的胜景；空青、丹砂，文犀、瑰象，沉水香，媚川的珍珠，装饰了天下。然而在文章辞采方面，却独独寥落少有称述，为什么呢？难道所谓灵秀偏偏寄托在万物上，于是在人身上反而流失了吗？即使先朝二三位巨公大儒，发挥出来便称为经世济民的学问，提升起来便称为心学，足以为世人传诵，也只是偶尔把余力表现在诗歌上。他们所谓的诗，不过姑且寄托一时的才情，以偶然符合自己的爱好罢了，并不一定完全权衡古今诗法。我晚年得到所谓孙蕡五先生的文集，读后稍稍感到不同，认为孙蕡的言语不全合于规范，也时时运用元代声调，但华丽而有隽永情致。后来又从西曹得到尚书郎梁公实的诗，便更加惊异，认为其中差不多有太康、开元的风气，可惜不幸早死。最后得到今尚书职方郎黎惟敬的诗，便更加惊异。他的五言古诗，从建安以下直到梁、陈，无不出入其中，平和而华丽。七言歌行，有卢照邻、杨炯、沈佺期、宋之问的韵致。近体诗声调流转，具有盛唐全盛时期遗留下来的余响。如果认真考察他的文辞并加以演奏，肉声与叶声相应，正合于正始之音，铿锵而合乎宫商，大概十成中已经得到八九成了。惟敬虽然跟随故学士黄先生学习诗歌，却不专守老师一家的说法；而且惟敬以尊重自己、同我辈交游为贵。岭南士大夫执笔作文，文采彬彬，吹奏兰风、唱和郢雪的，一时之间不下数十上百人，已经可以和上国相比了。今年夏天，惟敬经过吴地，把自己所作的若干卷诗稿全部拿出来，托我作序。我为他说明缘由并说道：“我这次得到你的诗，又得到你所唱和的诗，我所说的岭南文词寥落少有称述，似乎也不能再成立了。”不过，俗话不是说：“倡优笨拙，铁剑锋利”吗？你的家乡靠近娄中，是用兵之地；你的家乡珍宝都消耗在战争中，而天地的灵秀才开始改变方向，寄托到人身上。这种寄托不是太晚了吗？”惟敬欣然笑道：“有这样的说法吗？” 《芙蓉社吟稿叙》我的朋友豫章人余德甫，任按察副使期满归来后，豫章城中有诸侯王名叫用晦，几次和他相从唱作诗歌，诗篇非常华丽。用晦有一座园子，四周种满芙蓉，在园中读书。德甫没有特殊事情，便每天往返一两次。于是他的门客吴士志某，取二位君子唱和的诗，命名为《芙蓉社吟稿》，并托我王世贞作序。我曾经研习屈大夫、曹陈王的事情，因此感叹二位君子的贤能，却又暗自庆幸他们能够相遇。屈大夫遭受废置时，忧郁失意、困顿无聊，甚至希望借助山鬼来沟通，以求取媚。陈王是皇帝的同母弟，却很少能求得自己担任一名偏将或副将的机会，西面依附大将军，东面依附大司马，冲锋陷阵，驰骋战场，冒着百死也不推辞。他们虽然各自竭尽拳拳之心，表达忧念宗国的忠诚，却未尝不是因为深切爱惜自己的才华而求得施展。深切爱惜才华而求施展，心志便昂扬，却又承受不了逼迫；求得施展而不能实现，心志便沮丧，却又承受不了忧闵。回顾过去被任用的经历，多有感慨；预想如今被弃置的处境，多有怨恨。所以他们撰写辞章寄托情怀，见于遗集所列篇章，如《骚经》上下篇、赠白马王等篇，姑且不论其文辞激切、气势壮盛，足以使千古之人为之流泪，单是天地间委积的和气，也已经索然消尽了。德甫任天子派出的外地大臣，治理八闽吏民，一旦因为一篇文辞而被罢免，本来不必完全像屈大夫那样先被重用、后来又被彻底舍弃。用晦是高皇帝的第七代孙，年轻时奉守外藩，享有数百石的俸禄，又多次因宗室政务而受到困扰，也不必完全像曹陈王那样，作为皇帝的弟弟骤然亲近又骤然疏远。他们辞藻的优美，大体上从太康以后到大历以前，也不必在章法上完全等同于二位贤人。唯独他们所寄托的情怀，正在于采撷天地的和美，交织抒写自己的快意，而不必挖掘天地间肃杀惨痛的气象，来发泄自己的不平。他们文章的专精，即使拿来面对我这一世和千古，也没有什么希求。屈大夫、曹陈王之所以借文章寄托，是因为自身遭遇无可奈何，后来才寄托于文章；德甫、用晦却没有这种情况。不过，屈大夫尚未被贬时，能够交谈的只有一位女须；被贬之后，能够交谈的只有渔父和卜人，但未必真有这些人，即使有，也忽然出现、忽然消失。至于陈王所说的四方之士离散、独自孤立相处，左右只有仆役可以应答，只有妻子儿女高谈而无人与自己讨论，想要阐发义理也无从施展，这二位贤人的困穷，大概不只是被废弃而已；他们困穷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沉湘而死，有人默默憔悴而终。不能自得而早早损伤自己的神采，德甫虽困穷却仍有可用之处，用晦虽困穷却仍有德行，那么德甫又应当怎样呢？德甫和用晦在困穷中能够彼此取乐于一时，在欢乐中又能够彼此成就于后世，这难道只是前面所说的二位贤人感到困难而已吗？还有谁能够与他们相比呢？所以我不推辞，为这部稿子作序。

译《五岳黄山人集序》有句话说：“丰润的玉石埋在荒谷中，说明显贵与实用难以同时具备。”又有句话说：“春天开花，秋天结果，说明文采与质朴不能同时发挥作用。”天下谈论文辞的人，便归本于孔氏，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罢了”，意思仿佛把文辞法则当作无用之物而抛弃；然而他在叙述古代典籍、《周易》以及《春秋》时，又何等光彩！《尔雅》所记，多方面博学而有记识，未必不如把各种知识贯通起来；那些空疏的人便借此逃避。可是说到陈廷的隼、防风氏的骨、商羊的舞，以及龙威丈人的秘文，又仿佛打开箱子便取出相应答案，为什么呢？古代君子，收取天地万物的精华，归入自己的聪明，才开始有学问；发挥自己的聪明，与天地万物的界限相接，才开始有言辞。广博而能约取，叫作学问；通达义理而完备法则，叫作言辞。内在达到高贵，外在达到实用，文采与质朴相称，才称为君子。大的叫经，小的叫传；发自内心的叫谟，记载行迹的叫史。和悦便作颂，怨愤便作骚；表现本性便作雅，抒发情感便作风。言辞虽然人人不同，但总的来说，没有不通达于德行和功业的。我年轻时听说吴地有五岳黄先生，博闻强识而熟习辞章，大概已经文质彬彬，自成一家之言。晚年有幸与先生的儿子姬水交游，他又不嫌弃我，把先生的文集拿来让我阅读，使我惭愧自己过去听闻得还不够。先生具有杰出人物的资质，在童年时就已经在百家学术的渊薮中耕耘、搜猎，一下笔便使豪杰折服；即使贤长者王少傅、乔太宰，也不敢自称能够与他相比，反而主动上前同先生交往。先生心中不快，便写信并带着文章拜访北地李献吉，二人相互推扬，从六代、西京以下的文章谈起，对距今嘉靖两千年的事情了如指掌。可是先生却更加不满足，认为这些仍然无益于当世，日夜考察典籍，询问耆宿硕儒，穷究古今兴衰、倚伏变化的规律；国家典章、宗庙礼制、礼乐制度，兵车、水土、赋税等方面，直到星历、医卜、农商、推究反复和支离琐碎的知识，凡是人们竭尽五官的职能仍嫌时间不够的，先生都能充分辨析。于是又更加认为，即使这些知识适合当世，也不过役使我直到衰老，并不真正相称于我。我向东走，拜谒王文成公阳明在洞天的居所，与他眉宇相接、心神相融，豁然独自悟到天道法则的奥妙；回来后写成《会稽问道录》。先生自称得到王氏的玄珠，却绝不把它告诉别人，也不建立门户。所谓《问道录》，则用十层黄色绢帛包裹起来，再也没有打开过。中间曾经应试获得魁首推荐，游历南宫，遇到不认可的事情，便叹道：“这是用来安置千里马骨头的地方吗？”我还是收束自己的欲望回去吧。先生推崇自己的德行却不炫耀，降低对自己功业的评价却不求施展；他的言辞中通达德行和功业的部分，又秘藏而不发表，只拿其中的余绪来应对天下。天下人于是也想凭借先生的余绪来穷尽先生。唉，先生难道是容易穷尽的吗？评论者说，先生的骚赋像枚乘、扬雄，论语类文章像刘向，诗传像韩愈，论辩像王充，碑诔出于东京之间；五言古诗取法建安，二谢以后沿袭齐梁；七言歌行出于乐府，时时有李白的情致；近体诗出于景龙，杂取大历以后诗风。崇尚裁制的人佩服他的法度，追求宏博的人欣赏他的博大，偏爱一端的人惊叹他的漫衍，独创新体的人又嫌他模仿。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都不能穷尽先生。我所说的“尽”，是指先生那些标举德行、蕴含功业的言辞。蔡中郎得到《论衡》的秘本，每天取来阅读，以此增益自己。先生的文集既然已经流传，我便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秘藏的了，只能和天下后世共同称述它。《玄昧先生诗集序》四川按察副使章君道华因病归乡。几年后因荐举应当重新起用，还没有接受任命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某人搜集父亲所作的若干篇诗，交给他的朋友某使，请他作序，以便流传。我虽然和章君同年中进士，曾在比部、廷尉所属的官署中相邻任职，彼此一向友善；但我稍稍以诗作给他看，他总是不回答。后来我们先后离职，我居住在吴地，两家相距一百多里。章君开始把诗投给我，大概逐渐增多，我这才知道他在诗歌方面造诣深厚。吴中能写诗的人，一向喜好靡丽，争相铺陈色彩；唯独章君崇尚气势和风骨，讲求整饬；唯独章君崇尚骨力，追求和谐优美，却唯独崇尚裁制。吴中的诗，即使高明的也不过剽取齐梁，低下的则免不了长庆以后的风气；唯独章君推重开元、大历。吴中能写诗的人不下数十上百家，大体上互相称誉，以求在四方贤豪之间树立声望、馈送名帖来抬高身价；唯独章君闭门吟诵吴语，唱和的只有四五位君子。凭我这样的不才，也得以跟随这四五位君子之后与章君交往。章君虽然错误地了解我，但我每三次经过他家乡，只能见他一两次，其中一次还称病不见；其他事情也就可以想见了。章君专心致力于诗歌时，已经在众人中被称为工巧；退一步说，即使这不能满足他的志向，也不只是如此；如果已经符合他的志向，那么便应当说…… 即使取法古人而稍有不合，也不只是如此：章君专心致力于诗歌的旨趣，正是想取得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此上媚千古；稍稍取用千古以来所谓工巧的部分，使自己感到快意。至于他同四五位君子相互唱和，不过姑且用来印证自己的见解罢了。因此，章君的名声未能遍传于不了解他的人耳中，却进入了真正了解他的人的内心。试读他的诗，能够像水势奔涌那样气势雄壮、像苍松那样骨力苍老、在裁制上卓然高深的，实在很少。章君所到之处，都以廉正、刚直、惠爱著称；他耿介而很少随意通融。他治理官事和治理诗歌一样，都足以符合自己的志向，也足以取法古人。然而他往往考取高等名次，归乡之后仍不断有人推荐他。唉，诗歌和政事能够达到这样，也足以无憾而死了。

译《孙清简公集序》我居家时听家中长老说，祖父辅佐南司马时，当时已故的孙清简公掌管留都选官事务，偶尔休沐便来往一趟，饮茶谈论，学业都已经七十多岁。留都的各位公卿遇到重大政务需要下议时，默默推重这两位老者；他们所持的权衡十分清楚，却没有一年不极力请求归老，天子挽留他们也十分诚恳。等他们年老，皇帝派驿使慰问，有些待遇六卿那里得不到，却由祖父得到；后来续给俸禄、供给扶助，有些待遇宰辅那里得不到，却由清简公得到。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将近五十年后，清简公的孙子世良从史馆出任崇明县丞，搜集祖父的诗文，刊刻流传，并托我作序。我既从家中长老那里听闻过这些事，又读清简公的文集，深深感慨那个时代。国家宏大昌盛、茂盛厚重的气象，没有比弘治时期更盛的了；当时像三原、洛阳、钧阳、华容等巨公，都能以博大沉静的方式成就事业。他们处理政务，致力于保存国家的体制，不一定要伸张个人操守；他们的论著，致力于有益国家的实际，不一定要使自己的名声华美。到了正德年间，所谓气势日益张扬外露而没有余地；当时所谓的学士大夫，禁不起年少者的批评，便果断攻击以显示操守；禁不起壮年者的思考，便精心刻削以显示名声。至于所谓诗歌，必定要极力求变以穷尽风格；所谓文章，必定要穷尽法度以达到古人境界。天下人本来就一同喜爱、争相称道，认为已经自成一家之言；但有见识的人早已忧虑那个时代被机巧所驱动，难以挽回。孙公虽然在成化年间开始做官，老于正德，死于嘉靖初年，但他最盛的时期在弘治，所以应当称为弘治人。他的诗文冲和平淡，不刻意追求辞藻；居于质朴的一面较多，淡然仿佛没有深思，这是因为他所积蓄培育而未能完成的东西还在那里。不知道他和三原等各位巨公谁更贤明，总之，悠然之间仿佛看见孙叔与人击掌交谈，使人思念弘治时代。自从两位老人分别在洛阳任职以来，谈论他们的人并不多；当时有人说左右近臣窃取皇上的喜怒而各自专政，但尚且能够修行优待老臣的旧例，正如我从前听说的那样。唉，这些事情仍然值得想见。《刘诸暨杜律心解序》自从《诗经》三百篇出现以来，作诗歌注解的人大概有几十上百家；即使有几十上百家作诗歌注解，真正懂得诗的却不在其中。只有孟氏一句话可以概括：“以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向，这样才算得到它，对吗？对吗？”所谓心意，虽然人人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触动于外境而通达于七情，这一点相同。唐代杜甫的诗出现后，学士大夫尊崇称许，认为可以接续《诗经》三百篇；但并不是说他的裁制完全协和中正，而是说他窥见了兴、赋、比的法则。为杜诗作注解的人，也大概有几十上百家。杜甫的诗最为宛转自然、附着于声律而铿锵和谐的，是五言、七言近体诗。专门研究近体诗的人，又大概有几家。自从张氏作注以后，依托虞氏而离杜甫的本意越来越远。不能考察诗所属的事实而肤浅地说它，便是鄙陋；考察了事实却说得过深，便是刻削。不探究诗句所以作比的原因，便是浅薄；一概都探究其比喻缘由，便是穿凿。这四种做法都不合孟氏所谓的理解。年轻时我游学，士大夫遇到关中王先生允宁为杜甫近体诗作解，便扬眉掀鼻、拍掌击节，仿佛把杜甫从九原之下唤起，与他上下评论；既欣赏其美，又庆贺杜甫遇到知音。但等读到所谓的解说，大概只精通开合、节奏、照映的一种正法和倒插的两种方法；而我乡里的老人刘诸暨偶尔同我研究杜诗，却捏着鼻子神情酸楚，读不完一篇，时常呜咽着赞叹一句，眼泪鼻涕不断流下。有时他愤激严厉而意气壮盛，挥动如意把唾壶敲得尽是缺口。后来偶尔拿出他的书来读，往往放纵我偏执而锋利的见解，剖析杜诗发端的奥秘。我的心意到达那里，他的志向也随之显现；不刻意穿凿，以求在古代所谓杜诗注家中争工，或许接近孟氏所谓的理解了。杜甫离《诗经》三百篇，本来就很近。至于他一生处在贫贱之中，始终食用粗劣肮脏之物，遭遇的祸患艰难大体是什么，也就可以推知了。《雅》《颂》的和平之音，不能胜过《变风》的骚动激烈。如今王先生凭借文章显达于朝廷，而老人困居诸生很久，脱去布衣后仅仅得到一个县尉职位，又因谗言被罢免，贫困多病将要死亡；他们各自从什么处境逆向深入杜诗，也就可以知道了。老人极其尊崇杜诗，认为古今无人可比，却又不能不有所批评，间或替杜诗改正、删改字句。即使我不自量力，也暗自惊讶他的狂放，然而最终没有办法驳倒他。老人名叫瑄，称为诸暨，是因为他曾任诸暨县尉。

译《惠山续集序》惠山，是无锡北面的山，也叫慧山，离县城五里左右。自从以西神为名，见于周处《枕中记》。至于山中的泉水，它的胜名始于唐代故太尉李文肃公李绅。文肃公抗拒节度使王锜，未死而归，称病隐居在山中的旧宅，以泉水为饮，觉得甘美。从侍从做到宰相、统领镇地时，他总要通过驿站把这里的泉水送来随行。自从陆羽品评天下水，给它列为第二名以后，嫉恨文肃公的张又新之流，能够把文肃公排挤贬谪到端州，却不能稍稍贬低这泉水，把它列为第三。凡是号称第一的水，如金山的中泠泉、康王谷的水帘瀑，有时互相争胜负，而这泉水作为第一，原来仍然如此。于是山的名声也因此更加显著。这里虽然没有高峻奇异、瑰丽壮阔的气势，也没有深远曲折的路径、幽邃的庭院可以惊动人的心目，但奇石幽涧、美竹嘉木，到处都不缺少。精美的寺院和别墅，棋子般分布在山前山后。陆羽所看重的，是认为能够使泉水之美增添韵味的茶：茶则南天池、北阳羡；能够发挥茶叶美味的泉水，泉水则没有超过惠山的。那些以品茶、尝泉为乐的人，不能不早晚前往。何况这里最以靠近城郭著称，又多有水楼船只，可以在烟波花月之间悠闲地奏乐游荡，大概不一定要到这座山来，才称得上游览。即使是奉使出行的皇华使者、沿着檄文在郡县间行走的人，以及旅途中因道路阻滞而停留的人，只要稍微转一下船就能到达，也不一定非要是那些品泉尝茶的人才称得上游客。后来歌咏这座山和泉水的作品，应当会更加兴盛；但自正德初年起，有个僧人圆显为它们编集，既不免有所遗漏，到今天又已经将近七十年了。县中的士人尤叔野想到他的先人文简公曾以名卿身份辅佐宋朝，退居这座山中，藏书将近数万卷；可是后继者不能把这些书的全貌整理出来，以加重其先人的声望，于是把家中收藏以及平生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文章从春申碑、家山记开始，诗歌从江文通、李文饶以下开始；凡是人物和事情与这块地方有关的，也都附带记载。总共八卷，命名为《惠山续集》，向我询问序文。我从束发之年起，南北行路必经此地，经过时有十分之七八会绕道停留游览；喝这里的水觉得甘美，又曾三次和唐人的诗韵唱和，只是叔野似乎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我曾私下说，古代名山大川不知有多少，但文辞不能胜过实际景物，便没有得到标举而流传的机会。自从大禹略记山川并将其列为贡物，又铸成象形文字的鼎，到了成周，《山海经》出现，灵均、长卿才稍稍为它们铺陈修饰。然而，过分夸大这件事的，往往流于泛滥而不切实考核。真正能够作诗来咏叹它的，大概诗歌以谢灵运为美，文章以柳子厚为精，一直到王右丞、杜少陵这些君子，才达到极致。山川不能没有人的赞美，实在太重要了！惠山原本并没有泯然无闻，自从圎显编成集子、叔野续成此书之后，竟能使读书的人仿佛亲自游览，游览的人仿佛满载而归，使山仿佛更加高大秀美，使泉仿佛更加澄澈清冽，这不也足以成为东南的冠冕了吗？因此录下三首诗以及《防俞氏园》一篇赠给叔野，并为这些诗文写在卷首作序。《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明代王世贞撰写 文部 序十一首 《少傅乔庄简公遗集序》宪宗、孝宗在位时，天下安定，皇帝不想竞逐武功，士大夫争相把力量用在学问上，以报答皇帝崇尚文教的至诚之意，其中只有长沙李太师石淙、杨太保最为杰出。太原乔庄简公，曾经在这两位先生门下受经，号称高足弟子；退居以后，又同北地李献吉、越人王伯安相互切磋古文辞，成就很大。自从乔公任尚书吏部郎、辅佐长官，主持铨选而持守公平，已有大臣的风度，世人已经不再把他看作年轻的文士了。但乔公自己喜欢作诗作文，反而越来越厉害。他历任卿寺，担任常伯，出入两京，位居八座，在处理职务之余，常常游览名山大川，以拓展胸襟；所到之处就游览，随即搜寻奇异、剔取幽胜，留下记游、咏物、题名之类的作品；又旁及书法八法，喜欢延请、谈论后进之士，从不因身份尊贵而倨傲。天下执笔作文的人都伸长脖子仰望他的风采，借着题名相互推重的人比比皆是。渐渐又有人怀疑乔公只是文士，缺少实际用途。可是防宁之事发生后，乔公以大司马身份辅佐留守重任，从容调度军粮，约束官吏士卒，使大小事务都接受他的裁决；在数百里、数千里之外就使叛逆的王震恐，事情刚刚平定，天子因为他侥幸归来，乔公又预先谋划、挫败奸计，冒死请求发给钥符，使大奸之徒在肘腋之内也惊惧屏息，不敢妄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此前，石淙公多次在西北立功，号称名将名相；伯安公擒获宁王朱宸濠，功勋第一，封为侯伯；乔公又在留都建立了安定社稷的功业，这以后，便可以知道文士也能发挥什么作用了。嘉靖初年，天子晋升乔公为少保，任大冢宰；他虚心听取意见，乔公推举德高望重的旧臣，一时朝廷内外人才济济，前后提出建议，匡正国事。然而他所持守的礼法不能容忍新贵，稍有不合就辞职退隐，高卧在介山、汾水之间。天下人赞美他的退处，又盼望他重新起用；即使从前所称的长沙、石淙、伯安诸公，在进退出处之间，也都显得远不如他。乔公任大司马时，我的祖父确实辅佐过他；我的祖父清简公任太宰时，同他往来交游，关系非常融洽。乔公有一位同乡林宗之作鉴证：我的父亲当时还年幼，曾侍立在乔公膝前，乔公对他说：“这孩子将来或许能赶得上我吧？”随后又对我的祖父说：“老人家似乎比不上我。”先父平日同我以及乔公的后人谈起此事，总是津津乐道。他身材高大挺拔，面色刚毅而端正温和，但看人时又仿佛总带着怜悯。《诗经》说：“上天降下及时雨，山川因此生出云气。”乔公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乔公去世已经三十五年，如今皇帝追录他的旧日德行，加赠少傅，赐予谥号，并改定墓葬名号。又过了两年，我暂代晋地按察使，首先访问乔公的家室，才知道乔公的血脉后裔早已断绝。我搜集他的遗文，只得到十分之一二，回来后便谋划刊刻流传。清简公的孙子世良当时任崇明县丞，听说此事后，捐出俸禄，共同承担雕版刻印的费用。全书编成，共得诗赋四卷，奏议和杂文六卷。唉！即使是宪宗、孝宗年间那些学习乔公文章的士大夫，也许会说乔公缺少折冲御侮的谋略，推辞武职；后来那些学习乔公留都事迹的人，难道不会说乔公木讷强硬、持重有余，缺少文才和谋略，像绛侯、博陆侯那样吗？这部集子刊行以后，希望能够让人窥见乔公的完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