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译《奉贺少师元辅华亭徐公寿序》。少师、元辅华亭公辞去宰相职务五年后，享年七十岁；第二年正值圣天子改元为万历，门下士王某才得以在堂上捧酒祝寿，献上一段颂词。在此以前，众位荐绅大夫人人都歌颂华亭公的功劳，认为嘉靖年间天下的命脉几乎断送在奸人的手里，是华亭公默默地延续了它，因此直到今天百姓仍然安宁；这样说来，天下三代人都在拜受华亭公仁德长寿所带来的恩赐，公怎么可以不举杯呢？我私下认为，各位荐绅大夫能够知道公的功劳，却不知道公之所以建立这些功劳的艰难，这才是最难的。所谓嘉靖年间的奸人，倚仗县官给予的非同寻常的宠信，凌驾于公之上，肆意作奸。公表现清廉，他们便说公是在显露别人的贪墨；公表现公平，他们便说公是在揭露别人的险恶；公尊重贤者、斥退不肖者，他们便说公是在收买人心；公直言敢谏，他们便说公是在为众议树立旗帜。他们用尽各种办法窥伺公，而自己却多方经营来巩固宠信，在内廷结交来培植援助。公虽然曲意周旋应付他们，却不能完全收敛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躲避他们的嫉恨。公以孤独而真诚朴厚的忠心，只凭希望得到君主信任这一念而没有遭祸，天下贤士大夫暗中有所依恃，得以自安而不担心大难；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一件事。天子既然已经识破奸人，把他们置于法典、加以擢用以示惩戒，公担任首辅后，似乎可以共同收束局面而听从天子；但天子的威势有时不可测，圣明也有时突然显现，或许表面上赞同公来试探我，或者故意含糊其辞来掩盖自己的破绽。公对于人才和政事的曲折情形反复斟酌，宁可暂时违背人主的旨意，也不敢违背天下公认的是非。天子有时欣然接受并加以推演，有时像是不得已而暂且接受；公的志愿这才开始有十分之八九得到伸展，朝廷内外也因此得到治理，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二件事。肃皇帝病危时，旧日政令和典章中有些不容废除、改变的事项，若由君主主动提出，就会被认为是请求改换父亲的意见；若由臣下提出，又会被罗织成更换君主的罪名。公取用遗诏，依照遗诏施行，天下纷纷受到感化而归向正道，终于不能再用“改父”“易君”的说法来议论。这时肃皇帝的圣德更加光明，足以与成汤相比；然而修怨结党的臣子仍然能够借机摇动政局，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三件事。庄皇帝初年，言路更加广泛开放；然而那些锐意求取名声的人各自都想有所成就，争相攻击宫府中的宦官，把他们说成自负君主恩宠的私人势力，宦官也时常出来与他们抗争。公在内考虑，担心朋党；在外考虑，担心激变，时常把握两端加以裁断，使国体和国威同时伸张而不偏重一方；然而强悍的臣子仍然不能不借此机会修饰、经营自己的怨仇，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四件事。汉代以前的事情姑且不论，即使说到唐、宋，受君主长期委任而名望德行厚重的人，也没有超过房梁公、韩魏公的。梁公始终侍奉一位君主，所以能够顺利施展才能；魏公侍奉三位君主而没有遭遇猜疑，所以能够直行其志。试着拿公来与他们相比，其中的难易本来就不能同日而语。即使众人交口称颂公的功劳，轮流更换仆役来计数也难以数清；然而他们不知道公的功劳为什么如此伟大。肃皇帝在位时，士人中有谁没有因为奸人而败坏风气？公在细旃之上振作高尚节操，于是贿赂在数千里之外渐渐消失，风气从此逐步树立起来。边将中有谁没有因为奸人而离心解体？公执政后，不但没有亏待将帅，对于廉洁而贫困、不能自存的人，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来资助，使他们感动哭泣，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重名，边将的气势也一天天振作起来。言路中有谁没有因为奸人而缄口不言？公温和地触犯龙颜，安抚他们，委婉地解除暗中的阻隔，终于使他们感奋而以身殉职，国家的是非也日益明白。公家和私家的财物，北方供给敌人，南方供给倭寇，上面供给六宫，下面供给权贵之家，难道没有被耗尽得像洗过一样的吗？公执政六年，才逐渐使府库稍有恢复。还不止如此，天子想要更换三件事，公三次加以守护，使国本坚固，黄门宫中关于储位的歌咏也绝迹了。他晚年三次想要巡幸楚地，公三次加以阻止，车驾停止前往，苍梧之事也因此平息。这两件事，是梁公、魏公所不可能拥有的功劳。如今卿大夫安心戴着冠冕，士人安心穿着宽袖衣，男子安心务农经商，女子安心从事女红，哪一个不是接受了公的恩赐呢？公在嘉靖、隆庆年间为天下造福，使天下在万历年间获得安宁。所谓万历，就是国运长久无边，这本来就是为公祝寿。公怎么可以不举杯呢？可是公却似乎心中不安，说：‘您不要夸奖我。我过去担任政府官员二十多年，依靠肃皇帝的明圣才得以摆脱谗言，我本来没有一天忘记退职。幸而终于退职，又担心不能拥有这样的山林生活；依靠庄皇帝的仁圣才得以摆脱灾难，如今仍然战战兢兢。我又哪里知道什么功劳呢？’我拜了两拜说：‘我正是因此再次郑重地向公祝贺。天下把功劳归于公，而公自己却不知道有功，这正是公之所以成为公的地方。’公在位时没有一天不想着退职，如今公已经退职，天下难道能有一天忘记公出仕的功劳吗？假如圣明的君主思念公的功劳，像召见师尚父那样召公入朝，亲自袒衣割牲，在先师之堂向公询问政事，那么即使公到了九十岁，扶杖入朝，又怎么能终老于这山林之间呢？公说：‘说得好，这就不必再劳烦您说了。再过二十年，您来等候我，为我写一首抑诗，彼此互相勉励，也就可以了。’我再次拜谢，接受他的辞意，写成这篇序文，于是返回。《寿太宰扬公序》【代拟】。公考中进士时，刚满二十岁，便以县令考核第一入朝，掌管职方。天子所倚重的长城，已经默默寄托在郎署之中。中国真正看重的，不只在大司马本人，而在大司马属下的一名曹郎。公出任甘凉监督时，下压羌人，上压制骄悍的将帅，以边镇重任寄托于身，声势隐然重于朝廷。公任小官，小官便显得重要；公在外任职，外任也就显得重要。从此一次次拜为少司马，出巡边地；两次统帅蓟辽；两次统帅宣大；三次进入大司马之职；两次进入大冢宰之职。君主在东边有急事，就派公到东边；在西边有急事，就派公到西边；在内地有急事，就派公到内地；在外地有急事，就派公到外地。第一时刻不能把公分成两个人使用，然而公却能够揣度、牵制敌人。公刚到东边，敌人便突然转向西边；公刚到西边，敌人又突然转向东边。十万支响箭，只因公一纸檄文便徘徊畏缩，不敢靠近。公任大司马时，天天幸相互相纠缠，监察百官，唯独对那些观望迟疑、接受将帅贿赂的人侧目而视，有时却有所不追究；然而君主不敢压制天下公议而罢黜公。人主与幸相之间精神相通，唯独对公似乎有所阻隔，不能完全信任。公的声望终于达到两次担任大冢宰，在世庙末年、穆宗时期以及今上初年，精诚贯通于君主；世人所称的华亭、江陵两位贤相，为公主持其内心，而公则整饰其外在表现，彼此如同心腹。

译辅臣遇到政务折冲便听取公的谋略，五卿仰赖公而接受谋划，统筹均衡的职责，大概是从公开始真正实行的吧。公如今春秋六十五岁，而天下以公来衡量轻重，已经四十年了。能够使一方不遭兵乱，这是公成为一方百姓的性命所系；能够使四方边境不遭兵乱，这是公成为四方百姓的性命所系。公总理百官，封疆大吏和统兵将帅，都竭尽心力储备钱粮、抚养吏民，并以此作为日夜操心的事务。大概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年少者得以长大，壮年者得以衰老，老年者得以安享天年，本来都在拜受公的恩赐。公又从少保升为少傅，升至少师，国家给予文臣的品秩，以三孤为最高；而虚设在公之上的官位又不设置，公不也等于履行了太师的职务吗？从前成、康年间，召公已经担任大冢宰，却谦退下来而称太保；毕公已经称太师，却只担任大司马。他们大概是不敢同时占据两个尊贵职位。然而两位公都长寿百余岁，左右辅佐周室，使周朝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太平境界。如今皇帝垂衣拱手而治，把两种尊贵的重任都推给公；公又精力强健、尚未衰老，所以要辅佐君主、统筹政务，难道会有终止吗？公为天下收罗、安排人才，即使是败革、木屑、溲勃这样的细小事务，也没有遗漏；我某人正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私下跟随天下士大夫之后，向公献上这样的祝辞；至于公应当怎样答谢天下人的祝愿，就不必等待我某人了。公姓杨，是蒲坂人。他的先祖连续四代担任汉朝宰相，子孙相继，有人以文科、武科考取大魁；长者巡视宣抚、督率缇骑，其余的人都考中进士，家业声名隆盛而未曾衰替。《寿方伯无锡秦公六十叙》。长江以南的山险县邑有十多个，唯独无锡为首；无锡的显贵家族有十多个，唯独秦氏为首。秦氏中才华出众而考取科第、名列朝籍的有十多人。至于出任方岳、统领大镇，卓然被称为名臣的，只有三人。百姓仰望公，说公能作诗，又有循吏的声望；可是公未能享受部下为他祝寿。端敏公凭借高龄德望辅佐三朝，五次担任常伯，一次辅佐太子，终于升为太保，到了八十岁才获准退休，直到今天人们还艳称他。最后一位就是我的同年虹洲公。公正值盛年时，天子从郡邑考核第一的人中起用公，把他放在夕郎之首，使他凭借自己的见解和是非判断辅佐朝廷议政。公只要提出一次评论，几乎满朝相互顾视，脸色都为之改变。后来公任用、兼掌将作大匠，功绩超过参银台，辅佐巡抚，掌管大鸿胪；一次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满意，便出任按察司副职。然而他仍然把天下士绅聚集之地，例如两浙，交给公治理，并让公统率军队。从此公屡次升迁，主持这些事务，直到如今的官职，渐渐比过去更加尊贵显重；后来又因一纸言辞而被罢职归乡。天下士人认为公未能达到端敏公的地位，是才能未尽施展；公的族人也以端敏公的盛况不能再次见到公而感到遗憾。然而公独不这样认为。公归乡后侍奉封通参公，恭敬谨慎地尽子弟之礼。通参公已经心情舒畅了。后来公又和颜悦色地侍奉太夫人。征召歌伎、艺人来帮助太夫人欢娱，我有幸得以亲眼看到。公的夫人也受到他的感化，同样具有《螽斯》所说的多子多福之德。公抚爱各位弟弟，情意深厚周到；各位弟弟也受到感化，有阳道州那样的风范，争相修养德意，为公进荐。公在惠山南面的别墅有泉石之胜，独自占据其中的佳处。乘坐青雀船，沿途鼓吹相随；头戴乌纱、身穿锦袍，眉目秀美、面颊红润，远远望去，简直不像尘世中人。公六十岁时入朝，为太夫人举杯祝贺长寿，并出门宴请宾客。早在端敏公在世时，公本来就日夜侍奉在旁；端敏公因为精力不能胜任，才获准退休归乡。归乡后仍然对国家忧虑，把人世间的欢乐留在外面，而自己内心却为之阻隔。公即使最终不能完全施展才能，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从前苏学士苏轼替丞相韩忠献王写《醉白堂记》，彼此申明意趣，互相称美；然而其中的褒贬仍不能没有偏重，因为世人能够得到韩公，却不能得到白公。白公分居洛阳时，只和他的孤甥、侄子居住。公上奉太夫人，下抚诸弟；他作为亲子的子弟和虽非亲生却如同亲子的子弟，森然如美玉翠竹般满眼皆是。这样一来，根本不必再从宗族中征求，秦氏所指的子弟已经数以百计了。即使不谈端敏公与白公相比，又哪里会逊色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公的女婿华生说：“公本来就是仰慕白公的人。”所谓公仰慕白公，是因为他在饮酒之处箕踞而坐，慷慨激昂、酒意上脸，反复诵读自己所作的诗文而不停止。且不说公所撰写的文章，单看这种情状，俨然就是一位醉吟先生，于是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文。为吏科右给事中云峰许君六十岁作叙。万历改元的第二年正月初三日，是前吏科右给事中云▯许君悬弧之日。此时许君六十岁，他的母亲某太夫人也七十九岁了。各位缙绅大夫都赞许许君，却惋惜他未能充分得到任用，平日常说：许君还没有厌倦承明之时，刚五十岁，凭文章书札辅佐君主，赏罚天下，正可想见他的风采；可是一天因有所触忤，便弃官归乡。即使许君富有而喜好行德，也只能把德行施于乡里；敏捷而有经世济民之才，也只能用在馆舍园林、泉石以及酏脯浆炙之事上；壮年有力，也只能供自己早晚应酬宾客之劳；燕游观景的闲暇很多，也不过用于杯酒花鸟而已。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私下认为，古代能够使天下人的才能充分施展而不留余力的，没有比得上周代；天下人能够自己充分施展才能而为君主所用的，也没有比得上周代。礼制规定，五十岁才称“艾”，开始任职掌政；六十岁才称“耆”，可以接受指使，所谓指使，是劳心智而不劳体力；到七十岁才退休，但又规定可以乘几杖安车出行，并允许妻妾随行，以对待那些未能获准退休的人，大概是诱使他们尽力到死才罢休。等他们衰老了，四方经营事务的士人中，有人羡慕安卧床榻的生活，却不敢归去，还要以“嘉许我尚未老”为说辞。

译至于《诗经》所说“王事靡盬，不遑将母”，那种情形就更加令人怜悯了。然而他们衡量得失、感到不平时，敢于怨怼，却不敢以私事请求；困顿无聊到了极点，宁可心怀怨恨和思慕，也一定想从君主那里求得满足。因此，士人出仕时，一方面说是舍弃自身，另一方面说是背弃双亲，连亲人也不得真正拥有了。自明朝兴起，朝廷不再只用一种办法来求得士人尽力效用；士人既被任用，又致力于疏通关节、放宽限制，不困乏士人的力量，士人也借此机会满足自己的私愿。生病了可以请假侍奉亲人，有奉养、安葬、迁居等事，有县官急务，又时时借考功令来表示宽严，因此士人的出仕和退处通常各占一半。士人看重国家，就出仕而有所表现；看重自身，就退居而自得其足。幸运的是，明代士人与周代士人相比，所受重视互有胜负。如今许君须发浓密而飘逸，面色红润，面颊丰满，视听强健，饮食行止都像少年人。假使天子想到万机烦琐，分出一两件事来烦劳您，您还能不精神滑损、心神摇动而显出耗损，并且长久保持今日这样的壮健吗？许君每天三更时分起床，先问太夫人睡得好不好；听老园丁报告竹子、仙鹤都平安无恙，便打开《南华经》、展读《净名经》，心意尽兴便停止，不再做其他事。他把珍贵甘美的酒食留给太夫人，剩下的常常和宾客共享，大概宾客醉了，许君也陶然自乐。那些感叹从事仕途才是唯一贤能之举、逼迫自己没有闲暇奉养母亲的人，听了许君的话，难道不会茫然若失吗？许君欣然笑道：“您真是太会作文了！我寂寞无聊，姑且说我像樗树一样，以此保全天年，这倒是有的。以前我任给事中时，遇到弹劾论奏，正赶上天子坐在甘泉宫，白天漏下三刻还没有答复；听说太夫人为此推开了筷子。晚上漏下三刻还没有答复，听说太夫人终于连觉也不睡，徘徊等到天明。我当时惴惴不安，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太夫人。如今幸而中途废弃仕途，我们母子能够安心吃饭、晚些起床，不必担忧朝夕安危，这本来就是皇上的大恩赐了。于是我进屋为太夫人举祝长寿之杯，然后才招待宾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为大总宪上海潘翁八十寿作序 自高皇帝建立极大的功德，为后世开创昌明广大之治以来，其中最盛的没有超过孝庙，而孝庙在戊午年以后尤其盛。继孝庙而兴盛的，也没有超过世庙即位之时。世庙即位后，前两年为壬、癸；继世庙初即位而兴盛的，也没有超过如今乙亥这一年。主上年少而秉有圣明神武之德，贤能的公卿大夫各自洗涤志业，勤于施政；年年丰收，中外政务和谐，兵革很少使用，太平和谐之气充满天下。御史大夫笠江潘翁在谢政后的第十三年，多次被荐举，一次起用、一次未应；再次晋升官秩至极品，终于在世庙初即位时成为八十岁的老人。壬年被荐举入省，癸年被荐举入南宫，后来历任中外官职，成为名臣，直到今日的官位。而潘翁出生的年份，正是孝庙的戊午年。圣贤降生与天意相合，不一定完全一致：有顺应天意而彼此补助的，有违逆天意却彼此成就的；有享受实际福泽的，有享受名义虚誉的。上天难道不想让圣贤完全得到顺遂、享受实惠吗？然而上天所形成的气运难以厚重，所安排的命数又容易奇特。孝庙的治理本来就远超汉文帝、汉景帝，几乎可以同三代相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 当时，明智的人没有完全施展洞察力，有才干的人没有完全竭尽力量，朝廷没有完全发挥谋略，治理百姓也没有完全动用民间的积蓄；凭借那敦厚充裕的积累，便显现于贤者身上，于是有了潘翁。潘翁刚过换牙的年龄，天下的形势就发生变化了。天下所发生的变化，与潘翁尚无关系，而潘翁每天取经传中的格言训诫、精妙解释来充实自己的内心。等到学业成就、终于遇到壬癸年，他也终于考中进士。潘翁成为进士，安于做贤能士大夫，又过了十多年，世事再次略有变化。天下的变化每天都涉及潘翁，而潘翁并不顾虑。天下人习惯于轻薄狡猾、投机求进，潘翁却安静自守。天下人习惯于贪取财利、巧于钻营，潘翁却耿介自守。天下人习惯于逢迎取巧、曲意迎合，潘翁却正直自守。然而最终不能把这些非分之举丝毫加在潘翁的正直之上；潘翁历任中外官职，只因公事获谴而稍受贬斥，随即又起用。当潘翁位居八座时，天下所以发生变化的那些人正在任事，也不能仅凭一时喜怒而轻率地吹嘘或贬抑他；潘翁也不能因为一件事触忤他们，便立即把他们置于爪牙之下。潘翁亲眼见到那些人的败亡，又辅佐代行者振兴有位者的风气，整顿纲纪。天下几乎越过壬癸年，接近戊己年那样的治理。潘翁虽因年老而归乡，但各位公卿大夫仍规劝他改变志向，稍稍加以遮盖，如今已到了乙亥年。君主本来挂念潘翁，认为他年老，不愿再烦劳他办事；而他的长子掌管南台宪务，屡次显露风采。长子出任繁剧郡守，又不只是用惠政、文法、节制、廉洁和宽慈来治理百姓，百姓像孩子一样仰慕他。次子转任中都官，至今已经主持漕运四百万三年；大农寺一切利赖所规划的海运粮饷，都成为成例。几个弟弟和孙子，也都文雅而显贵。天下不能长久太平，而潘翁独自遇到了三个最太平的时代，并且因出生、任用和享受福报而回报上天。上天不能长久借福于人，却偏偏在这些关键时刻借给潘翁，使一切仿佛契合而不相违，又仿佛避开了灾祸。况且士人稍稍以文学自命，往往就不得志于仕途，世人也随声附和地仇视他们。又有人说：苦心雕琢文章会精力动摇而不能长久，刻意求巧会机心外泄而被人看见，造化会忌惮这种行为。嘉靖、隆庆年间，天下谈论文章家，哪里有能够舍弃潘翁的呢？潘翁对于福分，取得它就像东海若取蹄涔之水，每天求取也不厌倦；对于文章，发抒它就像敖仓发放稊粟，百次施发也丝毫不觉得耗损。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天意。潘翁出生不久，他所在郡的少师徐先生也接踵而来，与潘翁同中癸未进士，历任中外官职。后来徐先生成为上相，而潘翁以亚相身份掌管中执法，所谓辅佐代行者，振兴有位者的风气，整顿纲纪。徐先生如今也先后归乡，各自凭自身在百里之内成为天下轻重所系。两家的高大乔木遥遥相对，子孙代代兴盛，好像二室山、二华山高耸并立，不能分出高下。徐先生如果带一杯酒来拜访潘翁，并且把我的话指给他看，也许会觉得其中很有意味吧。

译为滨州副守北塘金翁八十寿作序 嘉靖年间，我曾侍奉祖父住在御史官邸，当时北塘金翁担任金吾巡徼之职，祖父与他互相代理。金翁按乡里辈分坐在上座，祖父徐公掌管金吾职务，也没有妨碍。过了一段时间，事务更加繁重，祖父退下来说：“此人不是能够只看外表来了解的。”不久，金翁触忤另一位御史，金翁按道义不肯受辱，便上书说明情况。天子因此贬黜那位御史，而金翁照旧掌管金吾。又因辅佐将作监有功，加官一级。京城于是异口同声称赞金翁是刚正不屈的官吏，恰好滨州的任命也下来了。金翁却又适合治理滨州，不久便辞官归去。当时金翁声音洪亮、头发浓密，还未衰老；他的根本主张是：士人得到一项官职，就应当尽力施展，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能畏缩地看上官长短；如果志向不能实现，就应当离去。一个乡里人只要修养自身，不做不应做的事，做到得志时成为有声望的循吏，困穷时成为受人称道的善人，也就足够了。因此金翁归乡后，又在乡里获得声望。金翁起初做太学生时，才三十多岁，已经修建寿藏，并栽种梓树以及其他松柏、女贞之类。到如今将近五十年，树木从幼小长成高大茂盛、盘曲虬结，墓舍旁的房屋也扩建了；如今金翁有五个儿子、五个女婿，个个文雅整齐、衣冠显盛，其中显贵的甚至担任方岳之职，被称为重臣。金翁每逢年节常常以游乐为事，走到寿藏处便徘徊着命人置酒，微笑着相互说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竟能活到今天，而这座虚置的墓丘还空着。树木从幼小长成高大，诸子孙从壮年到了老年，又从少年到了壮年，而我仍旧如此，这难道不是上天的幸运吗？我五岁丧父，十三岁时就荒废了研习诗书的学业和科举之路。我不敢奢望成家，更不敢奢望有一官半职；后来能够跟随我的乌程君、长汀君而没有受到吏谴，也已经超出我的本分了。乌程君、长汀君，是金翁的长兄、次兄，先后担任大邑长官。嘉靖年间，长汀君享年八十多岁，乌程君也七十多岁，而金翁也活到了八十岁。”这时，长汀君的儿子都事允升来请我说：“希望您说一句话，作为季父的华美褒辞。”我从祖父那里听到称赞金翁的话，算来已经隔了两代。况且金翁归乡时我才开始做官，做官后归乡，归乡后又出仕，如今将老而金翁仍旧如此，这不是很奇异吗？金翁兄弟并没有诗书传统，却又起而担任大邑长官，成为循吏；用剩余的财产扩充家业，使子孙成为缙绅，侄孙一辈有数十人。男子做到这种地步，也足以自豪了。男子不过是不讳言死亡罢了。金翁三十岁时就修成寿藏，到了八十岁却离它越来越远，岂不是可以称为豁达的丈夫吗？于是我编次他的话，交给允升，让金翁看到。我请求归去后，年年举杯为他祝寿。

译封朝列大夫李太公八十寿作序 起初，方伯君任虞部郎时，受封的大公还不到六十岁，但已经奔走于学士大夫之间，夸耀谈论他的事。不久，方伯君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因为刚直而受到左迁之幸，便率赵公拂衣归乡，在田间奉养老父，十分快乐。偶尔有所不足，便说：“儿子难道终于不能凭金印紫绶为父亲祝寿吗？”太公听见后制止他说：“难道要改变操守，成为随时逢迎、圆滑投机以迎合时势的人吗？何况我所不足的并不是金印紫绶。”过了十年，天子重新安置鼎臣，时机成熟，太公才催促方伯君说：“大丈夫应当乘时建立功业、显露才能。”方伯君出仕后逐渐升任河南参议，因皇帝诏令恩典，封太公如同他的官职。此时太公七十多岁，已有金印紫绶，方伯君也屡次升迁至今职。方伯君任晋地按察使、守吴兴、任山东按察官时，所到之处都建立卓异功绩，提出建议、规划创制，在缙绅、官吏和百姓中流传；太公时时向左边看着自己的服章说：“推究这些美好教诲，希望可以因此不辱没我自己！”方伯君又有一个儿子某，二十岁左右便高中进士，入内阁中书读书，后来升任太史。方伯君赴岭右道京山里任职时，早晚朝见太公，不忍离开；于是上书坚决请求辞职归乡，以奉养老父。太公虽然年老，仍掌持家政，而且办理得更加周全；到这时才停止，把家政交给方伯君，但仍时常骑马巡视田地，仆人有不称职的便加以鞭打。方伯君多在城西竹林舍奉养老父，与亲善故人握槊、下棋，间或奏乐唱歌助酒。太公饮酒十分欢快，鼻息怫然作响，不能不有所震动。方伯君于是开始在太公卧室里铺设竹席，陪伴太公睡觉。太公过了很久才习惯，说：“有你在，我越发能依靠你鼾声如雷；而且早晨起来能喝甜粥、力气强健，难道不都是你的功劳吗？”这时太公已经八十岁，孙辈中名某而受《诗经》教育的有三人，都昂然成才，在有关部门名列前茅。太公出生于弘治乙卯的前一年；献皇帝把国都安陆迁后，又提升安陆为承天，使其地位相当于京兆、京山，也终于列入赤县。太公出生以来，三代都生活在被称为君主汤沐邑的地方；那广大深厚、清明昌盛、炽烈融和的德泽，唯独施于李氏之家，以开启太公，而方伯、太史以及各位孙辈的显达也没有尽头。太公不催逼方伯君早日显贵，而从容等待他的成就，竟与预先写定的契券没有差错。方伯君没有因为中途受挫就放弃使太公显贵，也没有因为晚年才通达就放弃奉养太公，或许可以称为真正的人子了。方伯君说我是他旧日的同僚，请我辅助祝寿；太史也时时来陪太公坐在堂上。方伯君正率领诸孙出来，太史所带来的上等酒和大官的食物，用来祝愿长寿，已经足够了。还需要我说什么呢？难道太公是楚地贵人，喜欢美芹、嗜食菱角，因而要靠这些传续家业吗？所以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文章交给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封君赵左山翁七十岁叙 赵翁在昌乐县学任廪生时，凭经学造诣很有成绩，多次名列诸生前茅，大家都说他考取科第很容易，但他最终却没有中第。按旧例，诸生由秀才取得科第容易，而成为贡生较难；因为学使者每年按时考试，诸生有得有失，而赵翁却屡次考试，屡次都名列诸生前茅。于是赵翁成为贡生，取得完县训导的职位。他所教导的完县诸生中，又有一些离去后考中科第。御史下文书称赞赵翁职守修明完备、富有才干器识，褒奖慰劳非常优厚。按照资格本应升迁，他却又拂衣辞官归乡。他归乡的某一年，他的儿子侍御君考中进士，被授予行人。按法令不能封赠父亲，于是赵翁借天子登极的貤恩，依照儿子的官职受封。又过了一年，侍御君以行人中的优等入翰林，而赵翁也年满七十。上天所以吝惜赵翁的，只是没有给他一个进士科第；但让他做了诸生，能够按资历长久积累，进入春官之列。赵翁虽只是诸生，却没有一天不享受俸禄。仕途没有显达，不能以官职师范吏民；但最终却成为诸生的老师。自身不能成为进士，虽以此为恨；然而有儿子成为进士，所得超过了自己。按行人的法令不能封父亲，而赵翁作为行人的父亲，却独自因儿子之故受封，在七十岁时坐在堂上享受荣显。如今侍御经过昌乐乡里，穿着彩服在堂下拜见父亲，举杯祝父亲长寿，难道不是极大的快乐吗？况且我听说，侍御将要巡按河东盐政。酒宴结束后，赵翁踞坐着问道：“我是嘉靖、隆庆年间的老文学，今天你要带着盐政文书出行，准备采取什么办法？”侍御详细回答说：如今的天子虽然年少冲幼，圣明神武却远胜汉孝昭帝；相国的学术比子游、子夏之属高出十倍百倍；御史中没有桑大夫那种沾沾自喜的人。我将借用面前的筹策，请求在盐务之外，承受皇上的恩德，分条上奏减免不胜任的事务，以帮助百姓解除急难。还没说完，赵翁大为欢喜，说：“赶快准备车子出发吧！我即使饮百杯也不推辞，只是为了让你父亲在田里安享快乐罢了。”太守某于是为他编次这些话，作为祝寿文字。少司马公汪伯子五十岁叙 俗话说：“绛侯、灌婴没有文才，随何、陆贾没有武略。”即使不问随何生平寥寥可数的几句话，单看陆大夫的《新语》，《春秋》所记的言辞也未免过于高亢粗率而不雅驯，哪里还谈得上武略？明朝兴起以后，北地、信阳、历下诸位先生以文章成名，尚且不能继承白虎观、青藜阁之后，完成经生的技艺，哪里有空考虑折冲御侮呢？假使经生的技能既能传承，又能兼通兵家、纵横家等各家学说，而县官却不把一座关隘、一尺刀刃交给他，反而归咎说“文士没有用处”，岂不是冤屈吗？我虽孱弱而不能自立，却不敢相信文士对天下无用；这一点，可以从汪伯子身上得到证明。伯子束发以后便研习古文辞，精通三坟五典、丘索以及先秦、两汉诸子之学；无论言谈举止、举手投足，还是片言只字、短短文札，没有一样不是雅正娴熟的。有人以为他不熟悉吏事，可是伯子初次试任县令，就成为贤能的墨绶官；升任郡守，就成为贤能的二千石；任郎官、司马部官时，便凭军事之事乘机领会司马的意旨；出任中丞属官，巡视闽地海上军队，功劳次第超过中丞；不久升任中丞，统辖各路大将，于是倭寇首领相继授首，沿海筑成的京观多得数不清。调任郧襄镇守，安抚楚地，贪官望风解下印绶，小民安居乐业。

译入朝辅佐大司马，核查东北辅郡边防，实际共三镇；各镇都有密封奏事，所减省的耗费以数万计。大体原则是：力量一定要归于关隘，关隘一定要归于险要，粮食一定要归于士卒，士卒一定要归于编伍；统帅的防备要向外，不要向内；士卒的勇气应当用于公事，不要用于私斗。像这样前后写了数万字，天子认为奇异而采用，著为成法。伯子归来后代理统领禁兵，整肃威严，有赵营阳、李临淮的风范；与伯子平日谈吐举止、举手投足而习染其雅正娴熟的人，根本想不到他是统兵将帅；他在旗鼓之间挥袖发号，显出令人不敢侵犯的神色，也不能说他只是一个文士。过去孔子任掌管俎豆礼仪的职务而辞绝军旅，原是想借此折服卫君；到了夹谷之会，却能凭借礼仪在俎豆之间制伏敌人，同时又强行开辟出渊博深厚的学问，时时施展出来，哪里有空分别文武呢？那么我对北地诸位先生斤斤计较，是因为他们认为伯子的学问浅薄吗？礼制说五十岁称艾，开始任掌政务，而伯子到了这个年纪，已经做了少司马。天下危急时，注意将帅；天下安定时，注意宰相。伯子起初所展现的武功，都是已经能够借危乱达到安定的。假如君主有一天选择毕公来辅佐周公，除了司马之才还取谁呢？这时又可以从伯子身上观察文章之道了。伯子的亲戚黄舍人榜，认为我熟悉伯子，便来信说：“《诗经》不是说过吗：‘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只有您像他。将有事相请，我已听到您的命令了。要赞颂伯子，最合适的人没有超过您。谨以我所听闻的情况回复您。” 为戚大将军祝寿作序 从前，天子认为戚大将军在福建的功业已经完成，急忙传召他到北部边疆。大将军经过汪中丞处，讨论北方边事，认为难以支撑的地方有五项。他说：如果天子不把某看作无能，让我在军中任职，就不能不把某所认为便利合宜的办法全部授予我。于是借用筹策，分条说明难以支撑之处和便利合宜的情况，中丞写成文章，叙述得非常详细。大将军从福建回来，天子果然任命他为蓟镇统帅，也颇多采用便利合宜的办法行事，但并没有完全按照大将军的意见。于是他指出敌骑十分强盛，终究难以用骑兵与之争战。便根据自己的想法参用古代车战之法训练战车，又用南方短兵器的战法训练步兵，使战车抵抗锋芒，步兵夹护战车，骑兵承接步兵；有利时骑兵追击败军，不利时战车殿后自卫。敌人渐渐听闻这种战法，退缩而不敢进犯，进入边塞后便请求通好。到这时，敌军营舍错落在我方储胥之间将近五年，而大将军更加能够利用这段时间经营边务。他的办法是：用墙垣代替洞穴，用墩台代替山陵；我方把墙垣筑得高而坚固，稍稍疏松武备，诱使敌人以为可乘。各处多增士卒，士卒储备的长久干粮是平时的五倍，箭石是三倍；险阻之处设置突出的木桩，敌人不能厚集兵力而以薄弱兵力攻我。我方依凭高处，箭石不到一顿饭工夫就能传递到百里之外。大将军又在各营城中多建房舍，供士卒居住；房屋材料不烦劳县官，木材取自树林，石料取自山中，并亲自充任陶师，教人烧制瓦砖。士卒来报告劳苦，他只用一句话抚慰，就像给人披上丝绵。天子于是渐渐认为大将军贤能而加以重视，多次下玺书褒奖，赐予防蹄、鲛绡等物，年年不断。他的官位升到左都督，已经没有可加的了，便授予他的子弟官职来安慰他。大将军大概从束发时就从军，经历了数十上百次战斗，南方扫平倭寇，北方抵御敌人，天下谈论他的事迹而惊骇，认为他已不是当世常人。即使号称熟悉大将军的人，也因为他是宿将，便以为他将要老去，却不知道他当时才四十七岁。今年秋天，幕府白偃羽正设酒大宴各部曲；各部曲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大将军，便跑到我这里，请求我写一句话祝寿。我以时机不当推辞，他们说：“一定要等大将军合适的时候才得到您的话，难道不是错过时机吗？”况且蓟边的官民，自从有了大将军才开始脱离虎口，知道活着的快乐。大将军一天不厌弃我们，就是赐给我们一天；大将军一年不厌弃我们，就是赐给我们一年。我们怎么敢忘记呢？我无法推辞，便写下这篇叙文说明缘由，并说：“替我们向大将军致谢！”此时正进献酒食，希望他保重自己。今后直到此事终了，还有未尽的岁月，而皇帝每年都将慰劳他的辛苦。大将军询问边防计策是否有利，于是便在军中设置号令，统辖各位将军，成为国家的虎臣。适逢天下太平，匈奴、西域亲近归附，敬畏他的威信。像史书所称的辛子真那样，本来已经是极好的结果。即使大将军率军染红瀚海、犁平车师、在燕然山顶刻石纪功，哪怕功业丰厚，我所祝愿大将军的心意也不在这些方面。《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卷 《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译序十一首 奉赠太保相国养翁严公及元配一品吴夫人共同祝寿序。嘉靖年间，天子举行祭祀，在甘泉宫修治斋所来恭敬迎见上帝，当时许多文学侍从之臣被选入内应制撰文。如今的相国严翁由侍读拜为学士，屡次升任大宗伯；他独以恭敬敏捷合乎皇上心意，于是升任大冢宰。严翁以这不是自己所熟习的职务为辞，皇上不许，便召集百官告诫说：“你们不要凭借你们所窥测的来迎合我的好恶，只管竭尽你们的才力而已。”又告诫属官说：“我不因与你们有亲与疏而任用职务，只竭尽我的心力而已。”公卿大夫早晨朝见严翁，傍晚便修习《羔羊》篇中五章所表现的操守，风化很快传到数千万里之外。严翁更加得到皇上的简拔和眷顾，入内阁辅佐大政；然而他更加畏惧谨慎，战战兢兢如同身穿布衣。后来想到先父太保公、太夫人年高而且将近病困，便请求归乡。天子内心认为严翁贤能而重视他，又担心伤害他的志愿，仿佛说：“朕怜悯你劳苦于机务烦琐，准你归去寻医服药，等待日后召回严翁；顾念到能这样做，也就是尽忠了。”他急于得到亲人，反而把所谓日后召回暂缓；病情很快痊愈。太保公、太夫人极尽志意和物质方面的奉养，过了几十年才辞世。万历改元这一年，严翁六十三岁，元配吴夫人也六十岁。各郡国的守令以及居乡的缙绅大夫，整治羔羊、雁、酒、帛等礼物来荐贺，严翁却推辞；再次荐贺，他仍再次推辞。这一年，他的年家子某从楚地回来，便上前说道：“严翁难道忘了所受的特殊恩数，不肯张扬皇上如《皇矣》所说的眷顾，而自处于俭约吗？”我于是请借面前的筹策来申说：自国家施行考功令以来，词曹之臣尤其严格磨勘。严翁由侍读拜为学士，继倪文毅之后没有第二人。以王文端那样的贤能，负有重望，拜为太宰，因此反而不得入内阁；如今严翁既拜太宰，又入内阁。严翁之前的内阁大臣，没有能够同时奉养双亲的；即使李文达、刘文和，也只有父亲健在。如今严翁却有双亲。文达因为长期掌握枢机，不能归乡奉养双亲；如今严翁却能够归养。按旧例，归养以后没有再受封赠的；天子想到严翁屡次升迁却没有及时封赠，便以特别恩典封太保公、太夫人。严翁又一次主持京畿考试，又主持南宫考试；所谓南宫考试，前后两次分任主考，选拔出的棫朴之材先后成为清庙栋梁。家中有儿子成为乡进士，也有诸生颇有声望，年少的孩子蓬勃成长，充满庭阶。严翁与吴夫人端庄地面对他们，和气所感，祥瑞福气全都汇聚；即使不想称庆，能够吗？严翁脸色稍稍和缓，却更加局促不安地谦让说：“我哪里知道什么荣耀，正感到惭愧呢。”他寻求获得这些荣誉的原因却找不到，又惴惴不安地寻求承受这些荣誉的办法，却不能做到。唉，我哪里知道？王世贞说：“这正是我为严翁祝庆的原因。”造物者喜爱谦逊，造物者喜爱生长。如今严翁已经贵显富贵到了极点，却更加局促谦让。这好比一艘能载万斛的船，而所载还不到一半。天地生育万物的心，本来就和蔼而充满生机。对于树木来说，木星充实；对于人来说，仁德使人兴旺；木星充实就有福，仁者长寿。严翁所得到的福庆，本来就没有限量。于是我赋咏《烝民》第四章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说严翁具有这种品德；又进上第一章，举杯祝贺说：“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严翁举杯一次。到了宴饮、进献肴馔时，又吟诵《采蘩》《采苹》之诗，来赞美吴夫人的德行，然后才离去。

译赠右谕德爱荆先生六十寿并为夫人祝寿序 我从前在上舍认识爱荆王先生，当时先生因为乡里的赋役之事，正接受考核；他出入学士大夫之间，我私下观察他，称他为“夫己氏”。这位贵人先生留着美髯，身材高大修长而且面色白皙；他致力于读书，降低身份礼敬文士，品评推举人物而少有失当，时时超出同辈，如同鸡群中的鹤；即使同辈也不敢轻慢地亲近先生。不久，先生有儿子元驭，高中进士，先生当时还不到五十岁，却由上舍授任鸿胪寺序班，后来因元驭为编修而受封，官职与元驭相同。从此我日益亲近先生；先生的容貌并未显老，礼数却更加谦下，车马仪仗没有增加，门庭也没有扩大，于是学士大夫更加疑惑：先生难道不是贵人吗？又过了十年，元驭更加受到重用，任太子右谕德，先生也因元驭的官职受封；次子家驭也考中进士，再升为仪部郎。我再次拜访先生，先生容貌仍未显老，礼数却更加谦下；他自我贬损，比受封编修时更甚。学士大夫中不是旧日相识的人，突然同他说话，竟不知道他是贵人；他还来问我。我说：“这正是成为贵人的原因。”难道您没有见过能载万斛的船吗？它开始时有巨大的船身、重叠的舵、强劲的桨，飞檐般的楼船和高大的船室，远远望去巍然沉重。如果以为它不能再增加承载，就再加一千斛，船身吃水不过增加咫；再加一千斛，吃水也不过增加一尺，所以它的承载量才如此宏大。先生贵在外表似乎不贵，不贵之中又有真正的尊贵；人们心里认为他不贵，事实却显示他尊贵，以尊贵来怀疑先生是不对的；心里认为他尊贵，事实却显示他不贵，以不贵来怀疑先生也不对。先生所承载的东西实在广大。这时先生已经六十岁，他的配偶吴夫人也将近六十；仪部郎请假归乡，举杯为先生祝寿，而谕德因史事将要上朝，未能获准请假，便请割取大官珍贵的食物和御赐美酒送给先生和吴夫人，并嘱托我写下此序。我在隆庆、万历年间，曾因八十岁为故相李公作寿序，又因七十岁为今相张公作寿序；如今为人父母者，到了先生与吴夫人六十岁，已经是第三家了。周代以前，世代有世臣；当时卿大夫年老不能再执政，才轮到儿子，所以父亲有爵位，儿子却不能反过来使父亲有爵。即使唐代以前，也没有议论荣耀先人的事。晁大夫、薛丞相、张太尉的父亲幸而赶上了这种荣宠，但他们离开公卿之门归去后，也只是田舍翁而已。元驭做编修，先生便是编修之父；元驭做谕德，先生便是谕德之父。吴夫人在家中于是称为太君，这不是远远超越古代、超过百倍了吗？有人说，隆庆、万历年间，得到天地间和谐之气的人很多；因为胜运所致，所以多有显贵、荣宠、长寿的父母，而儿子成就德业，使父母安康。父母安康而使儿子安心于政事的，有两位相国；他们尤其显赫光明。王先生与吴夫人到了七十岁、八十岁时，我还要另行撰文论述。封刑部郎明斋刘公及李安人荣寿序。明斋公做吉安诸生三十年，跟随他学习经术的有数千人，其中后来离去而显达的又有若干人；但公仍旧朴素自守。后来公有儿子某，能够运用公的经术，考中进士，任比部郎。诸生相互看着说：明斋公竟然可以称为比部郎的父亲了吗？公却没有显露喜色。儿子的政绩考核列为优等，按其官职封公；诸生又相互看着说：明斋公竟然也终于成为比部郎了吗？公更加没有喜色。他写信告诫儿子说：“你为什么要凭自身的显贵使我显贵？我见过乡里人因儿子而贵，却不因儿子的声名而贵，十分鄙视这种人。即使只能因儿子显贵，也宁可只因儿子的声名而显贵。”此后，郎官平日思考时事，感慨不能自持，想以自身承担责任。公听说后又写信告诫说：“你将要成就仁德吗？还是要成就名声？事情临到而能取得合乎道理的结果，叫作仁；主动追求事情以使自己显扬，叫作名。况且你没有见过善于射箭的人吗？他对准靶心、审察时机，不发则已，一发就一定射中中心、射破靶心；如果茫然仓促地发射，没有不成为败箭的。”郎官拜谢接受教诲，并在考试中以明辨章程、通晓机务而著名，皇上特意授予监察御史。公也得以称为御史之父。于是御史来拜见我，请求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父亲显露喜色的了。如今他已经六十多岁，母亲李安人也与他同寿。想来您是否可以写一句话使这件事更加重要呢？”我推辞而不能获准，便对御史说：“您的父亲不是说过吗？您所做的事已经到达极致。皇上正从冠冕和帷帐之外倾耳注目，您凭才智被擢升为端右之官，在这个无所隐讳的朝廷中奋力任事；往小处说，这是天下的小福，往大处说，这是天下的大福。明斋公难道能不显露喜色吗？更不用说明斋公、李安人明智而白皙，像才俊之母一样，难道会不增加饮食吗？御史的官职不足以使明斋公尊贵，因为公本身太虚静高远了。安人如同德曜，与公共同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富贵太和之中彼此忘怀。您不是凭御史之官使父母喜悦，而是因为御史能够实现志向而使父母喜悦，这是最顺理的事。即使没有我的话也可以。国家有史官张柱史万，屡次称赞明斋公；公曾跟随家人学习阳明先生的学说，又接受东廓先生的教诲。公内心看重道义而轻视外在荣华，这是天性使然，并非有所缘饰。否则，二位先生的门徒，难道没有可以借官位和子孙来使公显贵的人吗？又怎么能够窥见明斋公的门径呢？”

译习易庵封翁及刘孺人共同祝寿序 天与人相互偏爱，真是厉害啊！我是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对此有所感慨。当时君主崇尚文治，前后相继的相国因此得到极高显贵。各位词林之臣一旦掌管史笔，大官的膳食立即送到，每天饮用美酒、享受精美饭食，又有防蹄、檿丝等物慰劳功成。稍稍进入经筵，地位更加尊重，凡有所陈请，往往能够得到特别批准而不拘成例。休沐、请假时，常常设置驿站横加赏赐、另行加赐种种礼物，有些连公卿都不敢奢望；前后优待的典例，甚至以七品官的资格给予三品官的优厚待遇，也不认为这是过分宠幸，荣耀震动整个朝廷。士人各自援引本分而谦退，浅陋的人甚至互相指点，说他们是君主的私人。其实，他们不是君主的私人，而是上天的私人；那么为什么称为上天的私人呢？如今谁不希望俸禄能够延及父母？但屈指计算隆庆、万历以前九卿之列的人，有几个能够使父母得到封赠呢？只有少师、今江陵张公，故相赵郡郭公、扬州李公，以及我的吴郡严公，凭一品官秩使父母同时年高而平安无恙，其他公卿则没有这样。可是这四位公，都是所谓由词林显达的人。我在甲戌年入朝掌管政事，才得以跟随习检讨先生交游。先生有父亲，号易庵翁；有母亲，称刘孺人。易庵翁做诸生时研治经术很有成效，却五次参加有司考试，五次都未被录取。有一天读《易经》有所领悟，感叹说：“《易》的道理，我自己本来就有。世间哪一样不是消长进退呢？”于是自号易庵，停止举子业，不再从事科举，而教导他的五个儿子。到习先生在戊午年考中乡试，学使者认为易庵翁贤能，赐给他冠带；他把冠带藏在箱中，说：“不要拿冠带来做什么。”习先生考中进士，入翰林院读中秘书。曾经迎接易庵翁和刘孺人来奉养父亲，却让刘孺人隐藏身份耕作，说：“我怕长久积累的根本一旦萌芽就会消减，也怕进取到了极点便接近退步。”后来习先生掌管所谓史笔，凭恩典封易庵翁如同自己的官职，刘孺人也得到封号。但易庵翁当时仍戴白色宽博的粗布帽，穿粗布衣服，一如从前。即使刘孺人由习先生奉养，也不让多吃精美饭食，说：“我怎么能先于丈夫享受大官的膳食呢？”然而习先生在朝廷上的地位更加尊重，习翁、刘孺人也身体强健、十分安适。易庵翁所谓《易》的道理，到这时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难道这只是上天偏爱人，人也实在能偏爱上天。上天不能施行没有尽头的增益，而习翁凭少取来承受它；云：封吏部郎解州孙公及配侯安人寿序。隆庆、万历年间，天子多次向臣下推恩。孙仲直君任中书舍人时，便凭此官职封赠他的父亲为解州公，母亲侯氏为孺人。不久，孙君因舍人考选优等进入吏部任郎官，历任考功、验封，转任文选郎，又依照他的官职封赠解州公，母亲侯氏晋封为安人。按旧例，由舍人升任郎官者，因品阶相接，不再重复封赠，唯独仲直得到再次封赠。解州公以及侯、安人这些应当受封的人，有的不能赶上亲自奉养父母，有的虽能奉养却不能与父母相伴；而解州公、侯氏、安人都身体强健，没有其他忧患。仲直任舍人时，把下发给解州公、侯、安人的诰命，以及织有文采的缯帛，亲自从署中送到郎官验封、考功两司；他们所受的恩泽，也都是郎曹替他们请求，天子命词林法从之臣起草诰词，再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所以褒美荣耀，震动海内。当时的缙绅大夫又乐于谈论此事，争相为他们歌咏、颂祝不止。仲直还认为这些不足以称道，而我贞甫公罢除困居乡里务农，竟从数千里外寄信嘱我作文，难道是因为我有足以令仲直满意的地方吗？文人的言辞容易修饰，近于虚妄，人们以为不如乡野之言质朴；贵人的言辞多能取悦人，近于称誉，人们以为不如卑贱者的言辞真实。这样说来，想从乡野求取、从卑贱者那里征询意见的人，难道就是仲直吗？不过，这是因为他承受了父亲解州公的指示。起初，解州公与他的伯父、叔父共三人，都接受儒士家庭的教诲。他们的父母年老了，解州公忽然叹息说：‘我们三个人全是读书人，可读书人怎么能靠笔舌从早到晚谋生？又怎么能奉养父母？即使三人都读书做官、出外游宦，又有谁能像我一样使父母欢娱？我宁可务农，让这两个人安心读书。’于是他便以耕作为业，表面上务农而已，却没有失去儒者的操守；又善于顺应时势、积蓄利息，加上有上天的幸运，稍稍有了余财，于是伯、仲二人不必忧虑生计，儒业也逐步完成，依次受到岁荐，入太学游学；又不必忧虑父母的奉养，洗沐、饮食、甘美之物都具备了。解州公平日常说：‘范希文是怎样的人呢？我不能得到俸禄的余钱，只能凭耕作的余利来幸运地有所盈余；我的族人稍微少些，幸而容易周济他们的饮食，使他们不至于挨饿，供给他们衣服，使他们不至于受寒。男子想着成家，女子想着出嫁。我宁可自己不得饱暖，也要把装钱的袋子弄得像洗过一样空，也不敢让先辈的后人因贫乏而受困。’于是乡里人都称解州公贤能。解州公之所以得到贤名，侯氏和安人也成全了他。安人治理家务，督促奴婢辛勤劳作，紧张操持，从不间断。女红做到半夜也不请求休息，漂洗丝絮，手指冻裂如龟背，也不诉说劳苦；头上不戴厚重的首饰，衣服不拖到地上，以此来辅佐解州公供给洗沐、饮食、甘美之物，专心奉养两位尊长。两位尊长忘却衰老，直到最后；太夫人忘却自己守寡，仿佛从未改变。解州公的伯兄有六个儿子，都以儒业为生，解州公便为他们建造房屋让他们居住，说：‘不要妨碍读书。’自己有两个儿子，也都教他们读书；他看待这两个儿子，不超过看待侄子的程度。解州公在外面努力，侯氏、安人在内主持家务；他们乐于奉养父母，族人羡慕，乡邻也都归结为贤德，那么事业为什么一定要弃农而求仕呢？又怎会借助显贵而有文名的人，才值得我来作文呢？然而仲直因为思念父亲和侯氏、安人，一旦上疏辞官归里，大概是为了修成父亲和侯氏、安人奉养父母的事业；而我稍有出仕，稍有升迁，做到中执法、掌管藩政，姑且不论我的文章是否文采可观，但我已不算卑贱了。公又有什么可以借助我的呢？只是公既然曾学习儒者的言论，也应当知道范希文侍奉宋朝的方式吧？范公两次进入谏官机构，两次阻遏西方寇患，一次参与国家大政，五次主持著名州郡，恩惠遍及天下，然后才及于宗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天下做公卿的人很多，解州公和侯氏、安人听到这些话，应当放下拐杖起身，催促仲直说：‘我们二人真是太幸运了！《诗经》不是说过吗：“上天赐给我来牟，帝命天下普遍养育；不要区分这疆那界，要在此时陈明常道。”夏朝的事业仿佛已经实行了。我们没有在乡里废弃德行，而你若能使天下人都受到德化，也就可以了。’ 赠常熟令连侯防奬序 我读《汉史》到元康、神爵年间，未尝不再三感叹。因为汉宣帝极其明察地治理政事，每年一两次下诏奖励勤于办事的官吏，从二千石到六百石以下，增加官阶、赐予爵位，这样的事屡屡发生。早期任职的人不会因畏惧困难而退缩，任职久的人也不会因事情容易而懈怠。作为百姓的牧守，不使他们轻视自己所治理的百姓，仿佛一年之中，君主亲自坐在朝堂上鼓舞他们。因此天下称道吏治，归于元康、神爵年间；称赞能使吏治达到这种程度的人，没有谁超过汉宣帝，其次便没有谁超过明朝。如今与君主分治百姓的人，是守、令；与守共同治理、最接近百姓的人，是县令。县令离开读经做诸生的时候，大概还不到一年，便昂然立于吏民之上；一县百姓的生死、贫富、伸屈，常常都由他决定，难道不是责任重大而且关键吗？所以县令初到任，稍稍显露才能，督抚便发檄文表彰他的特别之处，以示奖励；任职稍久，才能完全显著，督抚便上露章荐举他，以示升进；再久而政绩已经成就，便替他加官其父，超过常格授为给事、御史，次等也授郎署之职，以示报答。以县令任期衡量，大约是三年；奖励的制度日益更新，所以官员的精神也日益振作而忘却懈怠，属下看待他们也日益敬畏而不敢轻慢。明朝的治理很像汉朝。常熟是吴地的大县，户口数十万，每月审决案件大约数百件，钱粮、城池和兵役事务，抵得上中原的大郡。然而隆庆末年，广平人连侯来任县令。连侯年轻，所谓离开诸生身份还不到一年。他外表文弱，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但一登堂，左右环顾，属吏抱着案卷退避，不敢抬头仰视。他说话仿佛难以出口，但一到剖析打击奸猾之徒，案件不用说几句话便立即裁断，众人以为神明。早晚接见乡里的缙绅先生，折节恭谨，但他们也不敢突然以私事进言。他所审决的案件，无论大小，一天之内便办完；拖欠税粮的，无论远近，立即追取办妥，不让人诉说劳苦。等到替百姓争取漕运事务，扼住武帅的喉咙加以抑制，使他闭口不敢再侵犯。又抽暇到学官修习古文礼乐之事，文雅有序。御史姚君观察后认为他贤能，但考虑到连侯的政绩还不深厚，便加以表彰，文辞十分娴雅优美，说：‘再过些时候，我将上露章荐举你。’一县的士大夫、吏民欢呼喜悦，连侯受表彰时说：‘再过些时候，御史就要上露章荐举我了。’太学诸生章衡等请求我作文祝贺，难道是因为一篇御史的旌表文使连侯显得重要吗？连侯的贤能，难道也会因一篇御史的旌表文而显得重要吗？即使我的文章不佳，写得好，连侯也应当把它看作草芥。不过，若说一篇旌表文很重要，连侯却不能因为一篇旌表文便奔走求取。全县的人欢呼喜悦，连侯受到表彰，本来就值得重视。如今的天子圣明而年轻，明察万机；贤能的公卿修习丙吉、魏相的事业，综合考核名实，应当超过元康、神爵年间。连侯千万也要更加珍重自勉啊！我不才，曾经在广平任职，广平人吴公如今做我的郡守，威严显赫，如同汉代的吴公，被天下称为第一。将来连侯的政绩成就，我修习班固、管仲的事业，便可以说郡守和县令同时出现，广平有两位君子，超过汉代的循吏了。连侯一定不会因为我的文章不佳而把它视为草芥。诰封少师太虚公元配一品张太夫人七十序 万历三年乙亥，张太夫人年满七十。此前，万历元年癸酉，相国江陵公凭借元辅的德行辅佐天子，使天下安定；中外缙绅、衿韦之士，不能不私下为他歌咏、颂祝，因此纷纷奔走请求为太师公庆贺七十寿辰。江陵太师公又多次推辞谢绝，不敢承当那些本来并非自己能够达到的赞誉，十件中接受不了一二件。第二年，相国年登五十岁，又预先告诫缙绅衿韦中能写文章的人，不要用浮泛的辞藻来奉承我。卫武公九十五岁时，他的诗也是用来自我规诫，而不是颂扬；这就是在告诫我：不要以你的颂辞来对待我。于是缙绅衿韦中能写文章的人全都收敛了，而天子推究太师公福德的根源，制作五彩龙纹服赐给太师公，又增加发给尚方的金钱，补足六珈、瑱、揥等服饰的资费，使太夫人与他相称。又过一年，便是今年乙亥。相国辅政更加见效，天子每天拱手而坐，讲论经术，朝夕思慕二帝三王的盛治；各国百官承受教化，边远地区和唐虞时代不来朝贡者，也无不转变方向、改变服饰，向四方归附。胡人、老人、羸弱者和幼儿都伏卧在这片土地上，不敢妄动，即使相国更加谦抑，不肯接受缙绅衿韦之士的颂辞，难道我们还能始终闭口不为太夫人说一句颂词吗？何况我有幸与太师公同朝进用，难道也不与宗庙社稷有丝毫关系吗？于是我贞私下预先听闻此事，退下来思考怎样颂扬太夫人，却始终不能得到合适的话。大凡可以颂扬的，一定是因为有所不足。丈夫在外有所不足，妻子便使其名声显著；年少时有所不足，母亲便使母仪彰明。因此，像孟母断机来成就丈夫的学业、三迁来成就儿子的教育，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功德显著了；但人们用来称颂她为妻、为母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唐虞时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后稷没有谁能超过；到了后世，歌咏他的功德还觉得不够，便又推究他的根源，所以《诗经》说：‘当初生育人民的，正是姜嫄。’姜嫄孕育圣贤的德行，即使用更仆难尽其数，也难以说完；作为她的子孙，难道不想铺陈她的盛德吗？然而能够称道的，只是说：‘先祖姜嫄如同上天降临，生育时胎膜不破，胎衣不裂，没有灾难，没有祸害。’这本来就是人伦常道；但成为姜嫄的功德，有后稷一人便足够了。所以谈论功业，要通过姜嫄来谈论后稷；观察德行，要通过后稷来观察姜嫄。如今海内仰望听闻相国的辅政功业，便会想到归功于太夫人的义方；乡里人看见太师公治理乡里的政绩，便会想到归功于太夫人的内助；

译看见众多孙辈绵延不绝，便会想到归功于她燕翼贻谋、福泽后代；谋求善美的婚姻、赞美子孙的骏美，也会想到归功于她。正如《小星》所说的次序，太夫人本来安然处在大和至顺的境界，忘记自己对世间所施的德行，也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天下人既然都在心中把这些归功于她，我又怎能不在心中颂扬她？这难道也像周人称述姜嫄那样浅近吗？太夫人诞生的月份是孟夏。这一月，天子正坐在明堂左个，饮酎酒，依礼乐举行庆贺赏赐；六宫进献蚕茧，长信宫赐下黄金以及绣帢、襌纚、阿锡等赏赐，也正向西经江陵道路而来。相国正掌握天下枢机，做天子的老师，难道会无所事事而没有时间奉养母亲吗？太夫人难道也能忘记膝下的亲情，而每天只侍奉太师公吗？大概是因为江、沱、汝、汉之间还没有完全受到后妃德化的感化，所以她亲自率领众人，以内助太母的阴教吧？从此二南之化完成，风教才由此兴起。二南的风诗采自太师，后来颂声才兴起。到那时，我又怎敢推辞呢？请允许我暂且执笔等待那一天。赠顾母太夫人九十序 天子的侍医顾君，把母亲太夫人年满九十的事情告诉了我。各位荐绅先生、大人举杯为她祝寿，已经把少保相公的文章张挂在厅堂墙壁上。少保向来尊重贤者，在文章声名方面人人都使他更加显达，羡慕欣喜，争相效法，写下数万言祝辞。顾君多次宰杀鲜肉、合奏音乐，在厅堂上下宴请宾客，以感谢宾客并供太夫人观赏，也用来夸耀这一盛典。我与顾君是同乡，承蒙他高雅地选择我作宾客，又辱承他强令我作文。按理说没有什么能再增加的了，但我不敏，私下听闻太夫人早年一二件事。当初舍人公豪迈行事，资财不合规制，也不等待时机，强行借助有力者，受到接连侮辱，便把产业弃置给别舍，恰逢年成歉收。顾君与兄长太常丞孤苦无依。太夫人漂洗丝絮，帮助两个幼子外出求学；那时不用说节俭，甚至还要计算每个人的口粮。太夫人日夜抱着孩子哭泣，担心活着的人陷入困苦，无从报答地下的先人，哪里还敢希望有钟鸣鼎食的奉养呢？后来太常丞凭善书起任中秘官，又因黄帝家言征召，顾君兄弟如雁行般相继显达。太夫人接受太常丞奉养，脸上却少有喜色，平日说：‘把酒杯放在堂角，斟满便会倾覆；如果一点微薄的产业也装满了，又怎么能够持守呢？’不久太常丞果然触犯轻微法令，追究其隐情，竟与《范蔚宗传》所载相类似。顾君非常悲痛，迎母亲到家，跪着奉上粗粝的饮食；宴饮结束，便在盘前起舞，作婴儿姿态。早晨起床便慰问母亲的病苦，长媳亲自洗涤厕所、衣物等一切与太夫人共同使用的东西，没有丝毫遗憾。太夫人因此甘心满足，忘记了死亡的忧患。顾君游走于公卿之间，凡到所交游的人家，没有不倒屣相迎的，坐上也都欢然融洽。考虑到诸公卿的尊贵威严，顾君并非仅因交游之故，而是在岁时伏腊常常携带大官膳食以及水陆珍品，经过挑选后奉给太夫人。过去汉代娄护善于结交五侯，每日馈送奇异食味，合在一起称作五侯鲭，见于传记。按理说，顾君的卿母尚且健在，却没有听说他被举为孝廉，原来他本来就是侠客豪士。他的内在操守哪里敢与顾君相比？我过去接触顾君，知道他十分豪爽，饮酒时大声呼笑，响彻四座；自从太夫人随他居住，便再也听不到急促的声音。他用蒲草编的鞋垫在行走，遇到子弟宗族的丧事，便含泪饮泣、整理仪容去见太夫人，举止从容。甚至对奴婢也足以相互告诫，不许他们轻易让太夫人听见看见外界之事。太夫人在顾君家奉养了数年，过了八十岁，反而显得年轻，这难道不是因为心中没有忧郁和怨恨吗？闲暇时她还反复告诫顾君：‘还记得我当年漂洗丝絮时的情形吗？’老妇人疼爱小儿子最深，其他没有什么可嘱托的，只愿自己活到老，能有后代像你这样孝顺我，就足够了。各位荐绅先生的祝辞很少能说到这些，世贞于是说道：‘太夫人春秋九十，年寿很高，是因为有德行才享有这样的寿命。顾君侍奉太夫人，是因为有志向。她那谨慎修身的伟大品行，难道不是已经清楚地闻名于世了吗？

译寿李子鳞母太夫人序 历下有一位李生，研治毛氏《诗经》，脱去布衣后任尚书刑部郎。李生能写古文，是一位奇士。他与我交好，闲谈时说到自己过去贫困的情状以及太夫人的事情，未尝不簌簌落泪。李生说：‘我九岁时失去先父，两个弟弟还很幼弱。当时先父已经娶妻并有子女，太夫人是后室，而祖母杨氏年老，又亲近前妻之子，担心我们长大后分产会使家产减少，便希望我的母亲改变心意。我母亲日夜抱着几个孤儿哭泣，说：“天啊，我竟然爱惜这短暂的生命吗！”既然几个孩子颠沛困顿，不能报答地下的先父，于是自己发誓约束，不再过问门外的事情，只侍奉祖母杨氏，更加恭谨，像新妇初入门时一样，前后八年。杨氏去世后，前妻之子因为受宠而逐渐败坏家业，更加怨恨有我们这些孩子。太夫人再三叹息哭泣说：“天啊，他最终竟忍心断绝李氏家族吗！”于是她放弃产业，拿出租金去购买可出售的田地三十租，过了一年仅剩十租；又因债息拖累，只好再次放弃产业，搬到学校旁边租屋居住，家境更加贫困。那时我逐渐长大，稍稍取得遗书来读。太夫人亲自辛勤做女红、漂洗丝絮；两个幼小的弟弟则替人做佣工来供给家用。母子几个人轮流承担生计，合并两天的粮食才够一天食用。’ 那年我侥幸被有关部门推荐，乙巳年请求告假回乡，穿戴冠服，带着两个弟弟在堂下拜见，置办酒席，希望奉陪太夫人片刻欢娱。太夫人却神情悲伤，闷闷不乐；酒席停了很久，她才说起先父和贫困时的事情。我听李生说了这些，感到悲伤，又私下认为太夫人砥砺操守、平和行事，能在顺逆之间安然承受甘苦，颇有丈夫气概。不久李生又来对我说：‘太夫人如今五十七岁，诞辰将近。我认为没有什么能使她称心的，若能得到您一句话为她祝寿，怎么样？’我说：‘你为太夫人祝寿，是要隆重地穿戴冠服吗？’他说：‘是。’我说：‘要备办水陆珍品、甘美饮食吗？’他说：‘是。’我说：‘要尽力率领弟弟、弟媳以及各位孙辈，排列在她面前和身后吗？’他说：‘是。’我说：‘那么太夫人也会像乙巳年那样神情悲伤了。’李生脸色惶恐，仿佛不敢再回答，说：‘不用担心。您从前考中进士归来，除此之外没有凭借别的东西树立声望；您去见太夫人，她看见您富足便忘了自己贫困的日子。安逸容易使人忘记过去，所以她的悲伤，是替您悲伤。您如今做官，恭谨砥砺品行，博通古事，擅长文章，修整并光大先父的事业，太夫人难道还会悲伤吗？况且太夫人是贤者，她不会因人情而损害公理，这是当然的。’ 于是李生脸色稍稍舒展开来，我又上前告诉他说：‘事情还没有完，你为什么不更加努力呢？你的成就和太夫人的寿命，都会一天比一天更高、更明朗、更显著。’海内把李母和孟母并称，河东氏还不必说。我每年都能得到你的文章来为她祝寿；否则，等你的官位更高、家产更厚，每年岁时伏腊都更加丰盛，穷尽多种道路和力量，考击钟鼓举行仪式，带着玉佩、紫绶的官员俯身拜谒，像家人行礼一样为她祝寿，而太夫人仍然神情自若。你认为这算孝吗？李生惊惧起身，拜谢而归，把这些话告诉太夫人。太夫人说：‘好。’

译王母米太宜人七十寿序 王子明辅受到方伯的宠幸，他的父亲水亭公六十岁时，我已经替他写过六十寿序，又替水亭公表彰墓志，逐渐听闻米太宜人的内在德行。又过了十多年，到万历乙亥年，米宜人七十岁，明辅派使者从晋地到楚地，走了数千里，请王子作文说：‘当日太宜人六十岁时，我不敢以此辱烦您，是因为先大夫还在；如今先大夫已经去世，我不才，不敢最终掩没太宜人的德行。我任蜀藩时，先大夫已经去世，有俸禄却不能赶上奉养；太宜人赶上奉养我，却又不能凭俸禄奉养她。我内心一直惶恐奔忙，却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太宜人的。太宜人嫁给先大夫后，仅一年便失去公公；她侍奉婆母梁氏，恭敬谨慎，从未不被称赞。有人说：筐、箩、鼎、锅，这些家务由谁主持？难道是小儿媳吗？当时伯氏独占家务又吝啬，太宜人便自己舂米、洗衣来供给自己，婆母怜悯她，替她提供衣食。后来应当随先大夫到京师谒选，她便脱下簪珥，拿到邻居张姥家抵押，另外买酒肉两次为婆母祝寿。婆母惊怪地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些酒肉？难道是割舍了伯氏的财物吗？”这时我还不到一岁，婆母暗中知道她是从张姥那里取得的，估量簪珥尚有余价，便又让她从张姥那里买来锦制襁褓和小儿衣物。’ 太宜人也感到奇怪，说：‘婆母怎么会得到伯氏的东西？一定是张姥家留下的余钱。’她们互相询问、慰劳，又相对哭泣。此后先大夫逐渐做了官，但官职一直被认为卑微微薄，前后都靠太宜人辅助，才稍稍具备岁时伏腊的费用；后来又谋划为我置办婚室，结果回乡时家中已经像空悬的罄一样。伯氏没有儿子，也不另行经营生计，先大夫分出俸禄供养他，仍然不够，便把全部产业抛下，独自带着妻儿逃到黎城。先大夫无计可施，太宜人才慢慢拿出她的钱袋，说：‘我之所以平时不吃一块肉，夜里点灯直到天明，来帮助您做官，就是因为料到会有这一天。’我于是得以成婚，也不至于废弃礼制，留下乡里长老的讥笑。我考中进士，多次主持州郡事务；先大夫已经弃官，与太宜人一同接受奉养。太宜人常常告诫我清廉自守，先大夫却嫌费用不足，说：‘不要嫌这两簋饭是刺史供给的，若说它微薄，拿来供养夷门守关的人，不也已经奢侈了吗？’先大夫曾经任过这个官，因此稍稍安慰我。那个逃到黎城的人后来终于病死，太宜人对我说：‘责任在你了，他留下的孤儿可以抚养。’她亲自替孩子洗浴、缝衣，抚养照看与自己的孙子没有不同，又娶名门女子为他的妻子。凡是先大夫为母亲奔赴梁地办理丧事，改变平日的哀戚而得到孝子的称誉；他外出游宦，在义丰、安庆都任卑微官职却获得能干的称誉；归来后喜欢在乡里施行德行，又得到厚道的称誉，这些都有太宜人顺势引导、以柔济刚、使家庭和谐的功劳，不能算少。我既不能凭俸禄奉养太宜人，又不能得到您的一句话为太宜人祝寿；假如太宜人因此责怪我，说老妇只能靠粥才能起身，惶恐地活着，却不能扶持一个后人，那么我凭什么借手宽解太宜人的脸色呢？王子说：‘明辅真孝啊！但为什么要把俸禄作为太宜人的心愿呢？难道没有看见以俸禄奉养母亲并不容易吗？这难道合适吗？周朝衰微时，难道没有领取少量俸禄而赶赴仕途的人吗？可是那些大夫苦于奔走服役，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闲暇奉养母亲。”所谓即使有粮食，又能得到而吃吗？甚至《祈父》一章还说：“为什么把我转移到忧患之中？”有母亲，却要让她主持饮食，这反而把柴薪和饮水也变成亲人的负担。如今你不到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多次主持著名州郡，不可谓不显达；你没有到绵上赋诗来感动母亲，虽曾因谗言被废弃，却能够终于归来，施行无方的奉养，没有出现“王事无止息、母亲亲自主持饮食”的叹息。钱袋虽空，只要勤于耕作，收获三百秉禾，便足以储备甘美饮食。’ 你亲自挑选食物进献给太宜人，她将欣然拿起匙箸说：‘难道吃鱼一定要吃黄河的鲂鱼吗？’然后又说：‘先君的思念，是为了勉励我。’你可以不必忧虑自己的心愿了。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你。

译赠冯大夫张太宜人赠封锡典序 大夫抛下守君时，守君还在襁褓中，当时大夫仍是诸生。他亲手把守君交给张太宜人，说：‘也许可以靠这个孩子长大吧？’想到我们冯氏将要断绝的微弱后嗣，忧惧之中，哪里敢奢望死后还能得到一命之荣？我这个诸生可以瞑目了。太宜人日夜抱着守君哭泣，说：‘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有一天长大呢？’借此手段勉强支撑，等到父亲守君已经考中进士。太宜人六十岁时，应该表彰她的家门，加建棹楔；但她又抚摸守君哭着说：‘我不忍心依靠你父亲的成就来成就我的名声。’后来守君任太仓三年，考核最优。督抚想留住他，便把他的优异政绩上报考功令。考功令上报天子，天子认为奇异，赐下诰命，对守君褒奖备至，并追赠诸生为大夫。太夫人也晋封。从今以后，守君将选择日期，奉上五熟釜，焚烧文书于大夫墓前，并制作冠帔进献给太宜人。于是州中缙绅先生、吏民庄重地来到守君面前说：‘难道只有大夫才能使守君成就吗？’于是有诰命说他质朴敦厚、重视人伦、树立义行、积蓄善庆以遗留给后代；诸生正是因此成为大夫。又说：‘难道只有太宜人才能使守君立身吗？’于是又有诰命说她端正贞静、秉持德行、节俭勤劳，如《柏舟》所说不改其志，持家教子早有规矩。母亲正是因此成为太宜人，并且受到表彰。又说：‘难道只有守君才能成就自己、成就双亲吗？’于是又有诰命说他和顺慈惠而有恩德，清廉公平而不扰民，施行政务宽和从容，使百姓安乐和顺；大夫和太宜人正是凭这些而显贵。守君凭借一州之长的清白操守，远在海边，而君主能够隔绝私情，像这样精确地了解他。况且国家对外臣颁赐褒奖的制度，最为隆重，也最为吝惜。不要说史院、郎署的官员，即使任职满三年而没有过失，若只是以一个名义寄居为守令，国家仍会设置百般困难：先任职资历深而后来的秩位浅，不能称为任满；任满而征收赋税没有达到额数，不能考核；考核合格而没有得到两三次荐举，也不能参与受赐典礼。隆庆年间，大宰整顿久任官员的制度，用来考察各地守令。许多守令不到年限便迁调离任，唯独守君前后任职五年，是任职最久的；他积累的荐举达到十三次，也是最为显著的。所以用来为难守君的条件，正是使他容易获得褒奖的原因。守君将以五熟釜祭荐大夫，仿佛设宴奉享，对他说：‘先前以三鼎，后来以五鼎，难道不是先前以士礼，后来以大夫礼吗？我从未想到能达到这个地步，我可以安心瞑目了。’太宜人抚摸守君，后来显出喜色，可以想见她说：‘我凭自己的儿子成就了我的名声，这大概可以了！’ ‘我可以不感到惭愧了。’过去守君谦称自己不敏，荐绅先生们又欢喜地上前说：‘天子本来就称赞守君使百姓安乐和顺。《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他有这样的父母，又借助君主的诰命来荣耀他的父母，我们这些人难道不也共同感到荣耀吗？’于是举杯相祝而分别。《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十五首 虞竹西先生集序 王生年轻时侍奉他的父亲，听父亲说，我的祖父曾与虞先生交游；祖父早年起家，做到金紫之贵，直到老年，平时仍常常称赞虞先生。后来祖父罢官，从少司马任上退下，怅然若失地说：‘我回来时头发已经斑白，难道要惭愧于元凯吗？’元凯是虞先生的字。虞先生曾参与议论蜀省事务，久已应当升迁，却因有些事情认为不可为，便投劾辞职回到乡里。刚到老年便贫困，家中产业也无暇顾及。他又说：‘敬皇帝时，治理饶乐地区的事务，被繁密的法令和牵制束缚了中外官吏；因此，公卿、缙绅、大人们对辞去国职而退下的人格外看重，而积累的困厄也并不轻易使人进用。’虞先生任夏官郎将近二十年，守着原来的官秩，后来才逐步迁为中大夫。不久，他因不平之事流露于脸色，固然是当时的情形，但也因为虞先生品行敦厚，安闲宽裕，不肯迎合奸邪和时俗的喜好。虞先生老年时，家中只有四壁，却把维持生计的粮食搜集起来酿成美酒，每天让驿舍仆人在巷中等候，遇到头发胡须斑白的人、隐士、穿儒服戴儒冠的人，不论显达与否，便都邀请来。到了晚上，虞先生难道已经老成酒徒了吗？其实他的内在操守整肃，读书神情萧散，谢绝县官的公私事务。乡党中的后辈，若以丰厚华丽的礼物私下仰慕来拜访，彼此还互相告诫，不要让虞先生察觉。我的父亲把这些话告诉我的祖父，只有《诗经》所说的‘虽然没有年老的成人，尚且有典范和刑法’可以形容。十多年后，王生所在的县邑有人跟随虞先生的孙子交游，看起来恭谨温厚，是儒者，都称赞他是虞先生的后人。交情深厚后，他拿出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章，我读完一卷，未尝不整肃衣襟表示恭敬。后来又感到悲伤：臣子坚持法度的操守若不显著，君主包容它，才会使它显著。敬皇帝任用推心置腹的臣子，钧阳公任大司马超过十年，虞先生确实辅佐他奉行其政；大小事务都能相互配合而直达君前，这是多么显著！后来一两个近幸之臣受到侵逼，想有所上下操弄，虞先生扶持钧阳公，钧阳公扶持君主，援引义理加以拒绝，如今这些话都清楚地见于奏疏。一时间海内额手称庆，赞美神圣的君主不偏幸朋党，却只称美钧阳公，竟没有涉及虞先生。虞先生又擅长诗文，摹写陶渊明、柳宗元等名家，并且得到他们文章的风格，但绝不让这种声名传播到郡国之中，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虞先生本来就自我隐晦约束，不愿让人知道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卓异的德行和高尚的操守最终竟至于湮没，他能不愧对后来的君子吗？王生说：‘自从虞先生和我的祖父去世以来，没有看见有人整理他的文章。’ 士人给车毂涂上朱色，一见面便习惯于作磬折之礼，低头闭口、抬面作仪，彼此按照贵贱相顾，这样就足够了；他们不知道虞先生对此会感到多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