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译《周是脩先生集序》建文初年，皇帝厌弃马上征战的事业，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登临金华、白虎之地。于是解大绅从贬谪之中被起用，杨文贞和泰和周是脩先生由荐举而起用；两位被荐举的人都以王府属官身份进入史局。他们和胡光大、金防孜、胡若思、梁用昭等诸公交好，都是江右人，又都是同官，彼此切磋古文辞。是脩先生年齿稍长，他的诗文与文贞一样，都善于写清新俊逸、温厚敦实的语言，并不专门夸耀才华。燕师南下时，金陵诸公都相约以死报国，然而都没有做到，唯独先生从容穿戴好冠服，在学宫尊经阁自缢。文皇继承帝位后，追究并残酷惩罚死难者。轮到先生的姓名时，忽然说：‘他享受了国家的俸禄，只是尽了自己的心而已，为什么还要追问呢？’于是唯独先生保全了遗体，也保全了他的家族。对于先生遗留下来的诗文，禁令也唯独宽松。然而经过离散逃亡和艰难困苦之后，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文贞际遇风云，登上宰辅之位；先生死后四十一年，才开始为先生撰写墓志，并略微流露出自己的歉意。于是先生的文集逐渐流传，有人刻印发行，我过去曾经把它读完。万历年间，改换年号后，朝廷下诏追赠表彰过去死于建文之难的人，在各郡国祭祀，并抚恤、保存他们的后人。金陵是先生殉难之地，后来得到群祀；泰和是他的故乡，又有专门的祭祀。先生的裔孙应鳌，以进士身份起家，任丹阳县令。我经过丹阳治所，县令拿出先生的文集交给我，请我作序。先生诗中所谓清新俊逸、温厚敦实，与文贞都得到虞、扬一带的遗风余韵；更不必说同一时代的诸位诗人，有的雄健博大，有的流畅而有裁制，总之都是和谐的太平之音，与诗歌正格没有太大差异。骤然拿来阅读，还不敢分出甲乙高下。可是刚一听到先生的名字，精神气色忽然像王者的眼睛睁开而明亮，舌头仿佛有津液而润泽。诸位贤人的作品并不是不好，只是有的黯淡沮丧，有的索然离散，总不知道它们的根源在哪里。孔子不是说过吗：‘诗可以激发情感，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又说：‘兴起于诗。’这难道只是因为诗辞，也许还因为作诗的人吧？先生的文章不能和文贞相比丰富，但也自有文采；诗歌如此，文章也可以类推。我本是浅薄之人，哪里能够为先生的文集作序？姑且因县令的请求，抒发我愿意执鞭随从先生的心意罢了。《邹彦吉〈羼提斋稿〉序》彦吉任黄州太守时，编次在黄州以前的诗，命名为《鹪鹩稿》，嘱托我作序。去年客行溯长江，礼拜玄岳，因他所著《纪防编》得到赋和诗若干首，命名为《玄岳游稿》，又嘱托我作序。如今偶然在高座寺遇到他，他把近来所作的诗全部拿出来，编成六卷，分为若干篇章，不到二百首，各种诗体大致齐备，命名为《羼提斋稿》，又嘱托我作序。到此已经是第三次嘱托，有客人讥笑我说：‘说得还不够重复吗？’我谢绝说：‘不是这样。从前为《鹪鹩稿》作序，是称述他的进步，因为他还另有所期待；这就像季子听到《豳》诗，认为那是事业开始奠基的时候。为《玄岳游稿》作序，是赞美他的适意，因为其中有所寄托；这就像季子听到《豳》诗说“多么盛大快乐而不过分，这是周公东征的时候吗？”如今为《羼提斋稿》作序，就是因为他的成就已经完成。这就像季子听到《颂》诗所说的“各种声音和谐，八方之风安定，节制有法度，守持有次序”，大概差不多了。我也可以没有什么更多的赞誉了。赋只是其中的一斑，却有子建、安仁遗留下来的声韵；五言古诗，是谢灵运、颜延之的俊逸；七言歌行，是青莲的奔放；近体诗则有右丞、嘉州的婉转华丽。总的说来，他的诗处在元嘉以后、大历以前的风格之间；然而他自得之处，重要的是有超出这些表面风格、不受格律束缚的地方。先确定格调，然后等待情感触发，以抵御卑弱；精心构思，然后发为文辞，以抵御浅易；积累学问，然后修饰辞藻，以抵御浅陋；触发灵机，然后形成句子，以抵御雕凿。这四点不具备，就不能称为诗。彦吉为人孤高洁净而自信，谨慎认可别人，少有谈论道术的人。他从福建解除学政任职归来后，闭门徜徉于六艺的园圃中，因此能够自行达到他的造诣。对这四点深入造诣而自有所得，长久以后进入源头，哪里能够难倒彦吉呢？我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年轻时忽略了，年老后又受人驱使，把笔墨当作束缚自己的绳索，哪里足以担当为彦吉作序呢？文集以斋为名，斋以羼提为名，梵语意为忍辱，对世俗之法有益。不过，我担心世上的人会纷纷起来驱使彦吉。《王孟起诗序》建康是古代帝王的都城。自司马氏南渡以来，直到元嘉、大明年间，君主逐渐能够停止抵御边疆的劳役，转而从事文学；士大夫因此有了三谢、颜、沈、江、鲍诸人，到了唐代又有李供奉、王龙标等贤才。于是钟山、大江的雄奇，天阙、栖霞的秀丽，全都收入文人的笔墨之中。然而那些人多是河朔的粗人、吴地的乡人、蜀地的俊才；称作寄居在此的名士，和土著相比百人中也没有一个。难道所谓雄奇秀丽，不能全部由人物表现出来吗？大概到了明代，高帝定鼎，使此地成为天地的枢纽，九州八荒的精英都聚集于此。于是山川的雄奇秀丽逐渐化为人物的杰出，而缙绅先生则有大司寇顾华玉、司仆王钦佩、陈鲁南、太常许仲贻、佥臬陈羽伯、如今的大名守姚【缺文】等；山林中的俊才又有金元玉、徐子仁、盛仲交等。大体上他们还不能和诸公相当，而如今王孟起最后出世；他的处境在仕途与隐逸之间，文章也参杂取舍当时的文法，不能立即脱离旧习，去追赶弘治、嘉靖年间的盛况。然而他年轻时便作诗，晚年更加专心喜爱。如今他的佳作，放在钱起、刘长卿一派旁边，不至于被矍圃之见淘汰；再降而与景傅、事香山的老诗人相比，我本来知道他能够挽臂同游诗林。如今执笔写作的人，扼腕谈论建安、开元；突然看到我为孟起诗作的序，一定会大为惊骇，认为我赞许太多、否定太少。假使我苟且迎合少年的爱好，只追求表面的声影，我宁愿选择这样做，也不愿选择那样做。孟起与我同姓，他的命名大概兼取了我的名与字中的一个，并非偶然；所以因詹吏部东图的请求为他作序。

译《阮生诗集序》我晚年到了金陵。金陵原本是贤能缙绅、游客布衣聚集的地方。到了戊子年适逢大比，士人中能够执笔写古文辞的，也聚集起来，以我这个浅陋之人居先接待。车门一打开，戴着高帽、衣着单薄的人便像蚂蚁一样攀附而来，挥汗进出。袖中的诗卷多得不能全部读完，忽然有一位少年，面色白皙，身材丰厚，礼貌恭敬而神情温和。看了他的名帖，才知道是乡进士阮子自华；又询问他的家世，才知道他是嘉靖年间函峰中丞的儿子；打开他的箱子，里面有若干卷诗，他说：‘您如果能赏评我一番，使我接受您的考察就好了。’我当时心情匆忙，只随口答应了他。大概十天后，阮子已经离开去了彭城。他接连写来数百上千字的信，重申先前的请求说：‘您若不为我作序，我将埋没在彭城，不再到公车求仕了。’我正好事务稍有空闲，打开诗卷，仿佛从盛夏烈日中走来，雷电雨雹交相落下；既感到清爽痛快，又被它的纵横气势震慑。又仿佛置身大卤之地，面对十万之众，车马奔驰，士卒奔走，狂风夺势，轰鸣冲击；旗帜悠扬的意味虽不容易寻求，也足以雄伟。然而这十万大军中，能够作战的有几人，不能作战的有几人？所谓雷电雨雹，究竟是清爽痛快的成分胜过震慑人的成分，还是相反？你的诗句出自胸臆，因机感而发，应当接受我的欣赏，却不必完全按照古人的标准衡量。精神气韵有相合的时候，也有相离的时候；相合便超出常人之上，相离便偏离常人的轨道。你姑且再等待吧。宛地的良马，左边的前蹄有孔而且流汗如血，必定能日行千里。按时喂养它，放纵它驰骋，等到壮盛以后再给它套上嚼子缰绳；假使它步伐协调而驾驭控制得当，谁说它不能日行千里？否则我怕它跌倒。玉还只是璞玉时，卞和已经把它视为宝物；琢磨砂石的工匠还没有来得及加工，便急忙把它献到秦王庭前，我怕它仍然像从前一样被砍断双脚。你姑且等待吧。阮子的朋友陆景成说：‘先生并不是因为您才显贵，而是想借先生的指点，得到使自己显贵的方法。况且您所作序的人很多，不一定都是名士，也不一定都有名句；但您答应阮子的请求如此容易，为什么偏偏为难阮生呢？’我笑着说：‘你认为容易，是因为喜爱而真实，还是认为困难，是因为喜爱而真实？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喜爱就算规劝，那就可以了。替我告诉阮子的书箱：我作序后十年，如果我还没有死，一定能够仿照新息铜人，按照旧式铸成新像，并把你的名字刻在苕华之璧上。’ 《谈氏文献录序》《谈氏文献录》是什么？是记录谈氏文献的书。称为“文”，是什么意思？其中有天子的文章，列在前面的有诰十一篇、敕命七篇、敕和敕谕十一篇；有祠堂考订礼制的文章，其次是《愚虑草易》中的文章，其次是遗稿、摘稿、逍遥集、长啸集，其次是存稿中的诗文，其次是科举考试、制科中的文章，其次是杂言方术之文。称为“献”，是什么意思？有以才德进献而在朝廷出名的，有进献而在乡里出名的，有因儿子而显名的，有在乡先生社中显名的，这些都是谈氏的俊杰；他们的文章，也都是谈氏的精华。谁来编次这些呢？是谈氏后人思永。思永说：‘我们谈氏的先祖从郯子开始，出自遥远的后裔，以礼乐教训鲁国。有人说古代的谭、谈二字相通，谭子逃奔莒国，所以有谭姓；谭就是谈。但我哪里知道谭氏的事情？我只知道锡地有谈氏罢了。锡地谈氏则从宋代五经博士公随宋室南渡开始；进入明代而显达，则从御史愿学公开始。直到如今，绵延兴盛，已经有若干代、若干人了。然而向北不能比肩崔、李，向南不能列于王、谢之后，这是我的罪过。’ 我不能像薛宗起那样凭片言只语振兴自己的宗族，姑且替他记录这些文献，希望这样可以使谈氏有所闻名。’我说，思永的话似乎有道理，但为什么要记录你的考试文章呢？他说：‘这是我的敝帚，幸而被主管官员选取，又因其他嫌疑而被弃置不用。左丘明因为失明而被废，却有《国语》流传；司马迁因为受腐刑而被废，却有《史记》流传。这两人的才干都足以记载国家、天下、古今的文献，而我只能把它施用于一个谈氏。可是，这正是我所以要记录它的缘故，因此不忍心抛弃。’我于是对思永说：‘这部书编成以后，谈氏乡里的屋脊好像更加高耸，坟墓上的树木好像更加高大，这难道不是因为这部书吗？即使不是如此，千百年后山谷变迁，而谈氏文献仍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也全是你的功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译《吴江吴氏家乘序》各家为族谱作序的人说：“谱就是史。”我却说：“史就是谱。”史书的兴起，没有比司马迁更完备的了。司马迁记载黄帝、三代，直到春秋列国；西汉的世家，没有不详述其由来的，至于《自叙》则更加详细。其他同姓、异姓的诸侯，功绩没有可记载的，也一定要明白写出他们的世次，编成年表。班固沿袭这一做法，直到范晔以后，才不能推见世家、年表的本意而将其略去；但写《自叙》时，却没有不追溯自己的始祖，到了高祖以后才清楚可考。至于修撰唐史、编列宰相世系，虽然就史事说不很雅正，却使后来的名门大族、显贵公卿想修谱时，都从这里取得依据。所以我说史就是谱。明朝兴起以后，东南一带宦官显贵的后裔，已经不能再考察先人的德行；三公九卿往往从寒微的士人中产生。吴越、歙州、闽地之间，姓氏实在繁多，年代久远的，甚至彼此不能相通；金匮石室中所藏的史料，又只采用《左传》编年体的条例，记载大的事件。于是史不能兼具谱的作用，谱也不能进入史书；修谱的人，浅陋的安于遗漏，夸饰的热衷于铺张，族谱的作用又渐渐衰微了。如今得到《吴江吴氏谱》：吴氏以国为姓，在北方著名的，有大司马公；在南方著名的，有司空公，这些都不能全部考知。我所知道的，是宋代有太尉某，到了端平年间，千一公才开始定居吴江，这就是吴氏的第十一世祖。千一公有三个儿子，叫万一、万二、万三。三位公都很孝顺友爱、努力务农，但还没有显达的人。又过了四代，出了孝子公璋；璋的儿子是宫保公洪，洪的儿子是宫保公山。总计有八人曾任藩岳、郡守等二千石官，四人登甲第，六人中乡试，还有赀郎、上舍生若干人。一百二十年来，他们身着缨帽、官服和儒服的盛况，光辉照耀整个三吴，几乎可以称为世家。嘉靖初年，族谱已经草创而成但还不完备；如今他的后人承光，竟能慨然把它重新修订，于是吴氏作为吴氏，显赫而清楚；记叙次序也井然有理。大体上，卷首先列玺书，其中诰命二十六道，敕命二十二道，敕及敕谕十七道，谕祭文五篇；接着是谱传，记载千一公昭及其后人若干，万一公穆及其后人若干；又接着是文献，收录志铭、碑传等若干篇，凡是族人自己撰写的，也附在后面，又有若干篇。至于栾、赵二氏追思先祖，二武、韦、陶诸家述说祖德，即使只是微言小咏 也没有遗漏，承光的用心实在很勤劳了。我琅琊王氏的尊贵，在晋、宋、齐、梁之间就很显著，到赵宋时更加有名；至于明朝的显贵，则从我的世祖父工部公开始，他确实与宫保公同为成化乙未进士。两家的高大乔木彼此相望，直到今天，吴中甲等的姓氏、鼎盛的家族，没有能超过他们的。我因此应承承光的请求，为此作序并归结于此。至于尊奉始祖、分辨支源、敦厚亲睦、遵循情谊的道理，各位作谱的人大都能说到，便不必劳烦我了，我也将修治自己的族谱。《刻大藏缘起序》从前我佛薄伽梵统治世间、阐明教化时，以大慈悲的力量摄受诸天、龙、鬼神、人和非人，使他们都聚集来接受这大法门。佛子、菩萨、阿罗汉随缘参悟发明，赞叹显教、密教圆融通达的妙理。大约四十九年间，他所说的话何止百千万言，所度化的人因听闻声音而悟道的，何止百千万众。薄伽梵迁化后，大迦叶、阿难陀相继兴起，继承并阐明佛法；他们还担心登坛所说不能流传久远，死后精微的言语会湮没，渐渐失去真实意义，于是共同结集编成篇章，用梵音寄托在梵文中，又把梵文写在贝多罗叶上。上至国王宫廷，下至婆罗门之家，远至娑竭龙宫所藏，没有不转相抄写、广为流布的，于是大教盛行，如同太阳正悬中天。过了一千多年，震旦的文明日益昌盛，缘分也渐渐成熟。所谓菩萨、阿罗汉，多有降生到这里的；竺法兰、摩腾于是带来了《四十二章经》。后来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等人为姚秦君主翻译佛经。因为汉人学习梵语、书写梵字非常困难，佛法就难以广泛流传；用汉语译成汉字、传达佛法却容易得多，佛法也因此流布开来。到了唐代，法师玄奘西行天竺诸方，于是把各部佛经以及慈氏所撰的唯识诸论全部带回，整理为三藏，朝廷还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翻译。改朝换代以后，又得到房融所译的《楞严经》，佛教经典才完备了。然而佛法言语既然繁多，传抄也不容易。除了四通八达的大都市以外，贫穷卑贱的人很少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有些家庭一生都不能见到经典，即使见到也无法自己取得。因此，才开始知道把经书刻在木板上印行，流传也更加广泛了。不过，各部经典流传后，见到的人都顶礼供养、焚香诵唱，佛像也越发受到尊崇；但经卷简册厚重，想携带到远方就有所不能，反复诵读也不方便，想用朱笔、铅笔校注、标点也有所不敢。于是开士密藏开始发心，仿照弘道比丘尼刻经故事，按照儒书的惯例募资刻印；尚书陆与绳、太史冯开之共同赞助，成就了这件大因缘，二位又各自为它作序。太史所说，梵夹经书以恭敬奉持为佛事，如今刻印经书以流通为佛事，他的言辞明白而周详，我还有什么可赘述的呢？只是我过去曾怀疑观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具备八万四千烁迦罗头、母陀罗臂，以清净宝目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无处不应；随所应化便随时具足，我认为世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如今从刻印经书这一件事来验证，确实可以推知其中的道理。所谓百般应化，是化身；不动不变，是法身。刻印经书，就是法身；流传经书，就是化身。过去刻印圆满，如今刻印既圆满又充足。把眼睛当作耳朵，这就是观世音；真如不动，就称为观自在。有人说，观世音转化为菩提达磨，实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如今却拿刻印经书来比拟他，岂不是不恰当吗？并不是这样。当同泰、永宁年间，南北君主沉溺于有漏的果报，拘泥于粗浅的文辞，因此经教的作用越来越繁复，影响也越来越远，所以达磨出现来挽救这种弊病。传了五六代以后，“即心非心”的教法大为流行，一些好奇的人甚至焚烧佛像、抛弃经书，把七佛的名字写在袒露的衣服上，后来发展到猖狂放纵，连达磨的遗迹也一并失去了。大概棒喝的教法走到了尽头，教典与宗门两方面都受到挫折。如果观世音再次转化为达磨，难道不会考虑用什么办法再次救治吗？我不敢贸然说密藏就是观世音的转化，但他大概能够不违背观世音的本意。又有人说，现在是末法时代，薄伽梵曾经授记过；想着不久以后经书就要归入娑竭龙宫收藏，那么为什么还要刻印呢？即使刻印，难道还会有像迦叶、阿难那样能够传达佛法真印的人吗？这也不对。继慈氏之后成佛的人，不正是我的瞿昙所授记的吗？只要奋力一跃站立起来，就能超越三劫。怎么知道末法时代中不会有龙女出现呢？那位龙女难道不正是受过授记的吗？密藏，你要努力啊！所有为密藏结缘的人，也都要共同努力。

译《题姜氏家乘后序》《姜氏家乘》是什么？就是姜氏族谱。吴地各支姓姜的人，文献都保存在这里。姜氏的先祖，著姓于四岳；到了太公望，号称师尚父，占有海岱之地，世世代代做东方诸侯。等到陈氏兴起，姜氏渐渐衰微，但在隋唐之间仍然显贵，号称名族。至于我们吴县的姜氏，则从宋代枢密副使姜遵开始，后来不时有显达的人。传到十三世，出了明代汝州别驾姜信，早年考中乡试，仕途并不十分通达，却颇以政绩著称。他的孙辈姜济没有做官，但也有文才。两代人交往的，多是吴地的学士大夫，有志传、题像、饯送、说解以及诗歌之类一百多篇。如今他的后裔孙谧〔缺字〕又编纂成谱，我按照惯例把这些附载进去。若按朝廷仕籍考察姜氏，姜氏没有登科做官的人；若从文献中寻找姜氏，那么姜氏之所以为姜氏，便清清楚楚了。战国之际，姜氏成为公侯的，几乎有三十代；如果不是太史公的世家、年表加以记载，几乎就会寥寥无闻，不再知道有姜氏。如今以一位枢密副使的后代作为世次，近二十代都清楚得如同在掌中；他们的文章也都灿然可观。唉！杞也是侯国，因为是大禹的后代，孔子还感叹它的礼制不足以考证。既然如此，今天的姜氏，难道只是比从前的姜氏贤能而已吗？姜氏还像从前的杞国那样，只是由散乱变得整齐，由微弱变得不湮没，这就是族谱的力量。《潘景升东游诗小序》潘景升跟随我游历，每次见面必定拿出他所作的文章和诗，我因此得以窥见他的进步。到了戊子年秋天，他在金陵右司马府拜访我。当时景升正与同伴相互追逐，在鸿都门学习写作，不久长期没有取得成效，便匆忙离去。我那时事务匆忙，没有来得及询问景升。今年二月我再次游历金陵，他已经刻印了近期所作诗歌若干首，名为《东游篇》。景升家在黄山、白岳之间，又喜欢游览金陵胥台、虎林的山水，本来就是他席间常谈的景物。到了这里，他又渡过钱塘江，寄居四明。四明山面临大海，山中孕育着东湖，古刹名胜到处都是。景升与两三位朋友尽情领略舟车、杖履所能到达的胜景，触景发为诗歌，往往清新高远、含蓄有致；如《金阊》《銮江》等曲子，能够采用宋、齐乐府的声调，又出入于建安诗坛。近体诗的成就，也不低于大历诗人。虽然山水胜景有所启发，但景升深入游历、独自探得山水灵秀的地方，自然不止于浅尝辄止。偶尔我把这些话同他的乡里前辈方司徒说起，方公欣然赞同，却独自说：“景升是太学中恭谨的学生，举止一丝不苟；但他的诗中有许多燕姬越女戏谑挑逗的言辞，这难道不会损害他日后在缙绅间的声誉吗？”我回答方公说：“景升真的会有这样的作品吗？” 古代有才华的文人墨客，志向有所不能实现，就一定借助诗文抒发自己的郁闷；才华有所不能充分施展，又借助诗文驰骋自己的文采。齐梁文学之所以一时辉煌，青莲、少陵也不能废弃这种传统。即使让景升改换文风，也很容易；不过这样一来，凭什么称为景升呢？”司徒没有话来反驳我。我于是把这些话记在篇首。《华补庵先生诗集序》嘉靖年间，无锡有一位华从龙先生，二十岁时便以县学诸生的身份游学太学，前后将近二十年；后来凭《尚书》经魁的身份被顺天府推荐，又过了十年才成为进士，学业已有五十多年。他任郎官不到六年便自行免职，大约在湖山文社间徜徉了又十多年，最终以考察寿命终老。先生本来就喜欢写古文，不因研习经术而废弃古文，因此仕途晚达，但古文辞名声很大。无锡与我郡相邻，本郡本来就有许多著名士大夫，如文徵仲父子、祝希哲、陈复甫、许元复、陆叔平、彭孔嘉、周公瑕、袁鲁望之流，有的年长而与先生交往，有的年幼而与先生交往，彼此褒贬评论，无时不相过从。先生的父亲叫海月翁，精通计然之术，起家后资产等同于富户；先生却能按照义理把家财散给别人。大概直到先生去世，五服内外的宗亲、姻亲没有不受他润泽的；居所四周的乡里人，也没有不说他给了我们粮食的。我郡的名士大夫，都因为先生的缘故，不担心借用阳家鹔鹴之裘，而先生的钱囊已经空空如也，快要垂下来了。先生的诗，多得益于文氏诸君子，所以我不愿用刻削锤炼来推高他的格调、穷尽他的变化；总的说来，他的诗和平而含蓄，语言必定切合实际，和蔼可亲，确实是盛世遗留下来的声调。我的先人大司马公与先生同在辛丑年中举。我二十岁时侍坐先生身边，他把我看作小友；不久我私下跟随他任职郎署，后来因出使办事归来，在先生的绿云窝饮酒。他的眉宇、襟怀气度和谈笑神情，已经不像尘世中人了。从此我与他结下姻亲友好的关系。我曾私下说，我家右军五十多岁便辞官不出，先生早早退隐，近似于他而又没有争竞之心，甚至超过了他。郑公家中有四百顷田地，却常常缺少粮食；先生好客而不计较家产，近似于郑公，却又不以名声自高，胜过了郑公。至于先生洒脱自在、逍遥而不流于佛教却又有禅意，差不多可以同白香山的诗相称。至于真休园、菰川别业，吞并履道里的三四处宅园，不过稍稍供蛮素等人赏玩罢了，但也足以由此看出先生。先生所著诗文共有数十、上百卷，大多散失，现存的有《句吴集》《近游集》《北游集》《江州集》《改南集》《真休集》。他的儿子司谕明伯、鸿胪存叔等，能够学习先生的诗，却不能刻印；直到他的孙子太学生之充才开始刻印，并向我王世贞请求作序。唉，先生已经去世了，世上仰慕先生而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从这部诗集中寻求他；如果寻求之后仍不能完全了解先生，那么还有我的这篇序在。

译《巨胜园集序》镇国中尉唐孔炎的父亲，食邑在南阳，同我书信往来已有十多年。他有个儿子叫器封，尚未成年，写出的文章就非常奇特。我当时见到孔炎的诗不多，几乎想采用我家旧例，舍弃浑厚而趋向刚劲。孔炎并不以此为怪。他所收藏的古法书、名画之类，都请我品评题跋。今年春三月，他忽然把自己所著的《巨胜园诗集》刻印后寄给我。我读后，十分惭愧过去对孔炎的轻率判断。自从我和历下诸生研习北地诗派的创作，仰慕并追随这种风格的人无不才华宏大、文采斑斓，声名如金石般响亮，自以为可以附会古人；但才情并不充裕，写景的材料又少，只追求雄奇苍茫的景象，而忽略淡荡优柔的韵味，有识者对此叹息。孔炎是长淮以北的人，他的诗调和谐而情致清秀，运笔必定妥帖，押韵必定稳当；高处可以追步王维、岑参，低处也不失钱起、刘长卿的水平，更不用说我们东吴诗家，即使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的爱好，也足以同于鳞携手入林了。集中诗歌四次写到我，但我只见过其中一首，另外三首没有见到，我过去轻率地看待他，确实是应该的。在朱邸中，洪都用晦最早与我友善；前前年我为他撰写先辅国墓志，第二年为宗良诗集作序，今年又为孔炎诗集作序，而且将来还要为孔炎的儿子器封的文章作序。把我看作丁敬礼对待陈王、陶隐君对待刘俣，差不多还不算辜负孔炎吧？有人说孔炎的诗集偏重近体诗，认为还不完备。古代有人凭一首五言诗成为长城，有人凭一首绝句成为宫词名作；专擅一端的圣手，难道一定比各体兼备的人稍差吗？孔炎不知道是否会赞同我的话。《张孟奇广陵怀古诗序》天下所艳称的古迹名胜，函谷关以西是长安，长安稍东是洛阳；长江以南有金陵、姑苏、钱塘，江北则有广陵。广陵本来就是东南的大都会。当大业年间，荒淫的君主轻易抛弃星拱环绕的京城，把游乐之情寄托在这个地方，耗尽海内的财力来装饰它。到了唐代，这里设置节度使，成为重镇，又用转运、度支的财力来供给它。于是广陵的富庶超过各藩镇，词人骚客又多为它歌咏，使它更加光彩；古迹名胜便灿然齐备了。它在五代末年遭到第一次破坏，南渡时第二次遭到破坏，宋末第三次遭到破坏，元末第四次遭到破坏，终于荡然成为烽火刀兵的战场，早晚更换主人，遗民孤苦零落。起初还号称有十万户，后来只剩下十七户。凭借我朝历代圣明君主的休养生息，以及它处在南北咽喉的位置，广陵的兴盛才稍稍恢复；但它不过是一个盐商聚集之地，至于大雅之风还没有恢复。南海人张孟奇，是当今的才子。他在南宫应试不利，奉父亲之命游学吴楚之间，常常寄居广陵，曾感慨这里的古迹渐渐湮没，名胜难以一一列举。他广泛考察文献，得到二十多件事迹，每件事都写有诗，每首诗都有序；序文雅正而简洁，诗歌华美而婉转，有赋、有兴、有颂、有风。读这些诗序，芜城、邗沟的宏伟壮丽，贤哲的道德训诫，荒淫君主的奢侈用心，仿佛都在眼前胸中。孟奇经过金陵时，把书写出来给我看，我非常惊异。不久他前往京城，把书作为见面礼拜谒汪司马；司马欣然用雅正的言辞为它写序，并且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说：“幸亏你继续完成了我这部孟奇的志业。”唉，难道孟奇认为我们两个人真能像皇甫湜之于李贺那样，使天下士人因此受到重视吗？司马才华很高，本来应当由他来评价；至于我又有什么见识呢？即使是玄晏先生为《三都赋》作注解，也未必比左思本人更贤能。况且，孟奇真的认为我们两个人使他受到重视吗？还是认为孟奇使广陵受到重视呢？

译《傅氏世系序》傅姓本来没有其他著名的郡望，其先祖是殷代的圣相傅说；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延续了一千多年。到了汉代，有阳陵景侯傅宽、义阳侯傅介子、昆阳侯傅俊、壮节侯傅燮，都凭武功显名；高武贞侯傅喜，则凭气节操守显名。到了晋代，有清泉侯傅玄、司隶校尉傅咸，凭高雅诚信显名；司徒傅祗，凭政绩显名。到了唐代，有横海节度使、吴郡公傅良弼，凭功勋谋略显名。到了宋代，有中书侍郎献简公傅尧俞，凭清廉正直显名；忠肃公傅察，凭为国死难显名。其他身居显贵、享有美誉、声名流传于当时的人，多得无法屈指计算。只是晋代以前的傅氏不以文才著称，晋代以后又不以武功著称，难道是当时君主的崇尚使他们如此吗？还是土地风气、家族习惯改变了他们呢？元代时傅氏隐居不仕。明朝兴起后，出现了太子太师、颍国公傅友德，他凭神勇出仕，跟随高皇帝夺取天下，长驱直入攻取燕都，扫平秦陇，荡平西羌。不久佩大将军印，平定巴蜀，攻下滇南。高皇帝亲自为他作铭、作诗加以褒扬。他再次受封土地，位列上公之首，娶皇帝女儿为妻，位同东第彻侯，功臣中没有人敢与他抗衡。晚年却因功成而受到猜忌，而高皇帝年事已高，无暇追究身后之事，所以一切赠谥、封赏、锡赉的典制都缺失了。从此傅氏渐渐旁落而不振，甚至不能显扬颍公。颍公有一个哥哥叫友仁，因为颍公的缘故授任冠带总旗，早早去世而没有儿子。颍公的长子叫忠，是驸马都尉，也就是所谓娶皇帝女儿的人；次子叫孝，出继给友仁。孝传给儿子傅汉，傅汉又没有儿子。于是族人保安州守傅润，便把次子傅宁过继给傅汉，使他能够承袭世职。传了四代，成为昭信公某某的一支。如今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傅时，是忠厚诚信、待人有礼的人。他任职没有过错，本应升迁，但想到母亲年老，不愿安居燕中奉养，请求告假，扶侍母亲回到杭州忠清里。他利用闲暇颇为修习艺文，春秋两季巡视祖坟，感慨叹息说：“傅氏的支派并不少，却茫然不能显扬祖先，甚至取名互不避讳，婚丧礼仪也不相通，使我们这个华贵的后裔渐渐疏远，几乎像伊川人披发祭祀一样，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于是开始考订先祖德行，确定始祖说：吴邵公的小儿子思进公的支子宗，是傅氏一支，迁居内黄，内黄是这一支的始迁地。思进公传三代到傅珏，迁到郓州须城，须城是这一支的始迁地。又传两代到献简公，迁到孟州济源，济源是这一支的始迁地。又传五代到傅孙高，迁到杭州仁和，仁和是这一支的始迁地。他的弟弟傅亮迁到凤阳，颍公承接了这一支。弟弟锦衣卫傅孝传给儿子傅汉；仁和这一族断绝后，由傅宁承继，傅宁是傅孝支子的后代。当时已经考订编次了大略，傅介的友人蔡大节写信请求说：“我才智处于中下，怎么能够光显祖先、整齐世次，使宗族严肃和睦呢？只是我不忍心让傅氏湮没，与奴仆相等。只希望凭您的片言只语，使天下把它看作敦厚的史书，幸望您怜悯我，为这部族谱写序，使傅氏能够留下声名。”我哪里能使傅氏更加显重？况且古人撰写族谱的本意，宋代诸贤已经大略说尽了，又哪里用得着我再来赘述？只是我独自悲叹颍公功劳巨大而报偿微薄。隆庆初年，我以前任观察使的身份被征召起用，奉诏陈述意见，请求录用高皇帝时的功臣，并首先推举颍公，认为应当封为王爵、为绝嗣的功臣赐后、定期祭祀，但议案被格拒，没有得到答复。又过了二十年，我被召入留都枢密机构任职，再次极力陈说。掌管爵位的人支吾着说：“颍公的功劳确实很大，但事情年代久远，难以查明，而且他的后代衰败，没有可以询问的人。封王恐怕等级太重，继承绝嗣恐怕会被人欺骗，请暂且等待吧。”皇帝下诏同意了，掌爵者便这样议定。唉！按照傅氏子孙所说的世系，傅氏作为傅氏，清清楚楚，又有什么可担心被欺骗的呢？即便如此，士人的风气也衰败得太厉害了！假使我稍微知道颍公的族人像这样世代相承，我也应当闭口嫌恶，哪里还敢屡次陈说呢？如果我是傅氏的后人，就不应当不显扬颍公。世宗元年，皇上已经采纳巡抚的意见，在云南祭祀颍公，使他世世代代享受血食而祭祀不断。《重刻〈古画苑选〉小序》我镇守郧阳时，曾想汇集书法、绘画两方面的论述，各自编成一部书。《书苑》已经编成，多达八十多卷，想要刻印，但物力和时间都接济不上。《画苑》尚未编成，于是先收集其中古雅而少在世间流行的作品，各选十多种，分别在襄阳、南阳二郡刻印。两郡地处偏僻，不能把书传到京城；后来又听说襄阳刻本已经毁于江中。恰好友人王光禄有志于仰慕古人，我搜遍箱笼，只找到《画苑》，便交给他，让他翻刻流传。光禄请我在卷首题词。我曾认为，书法本来只是小技，但记载言论、记载事迹，终究必定要借助它来流传。绘画最没有直接的功用，好比天地间的佳木美卉。佳木美卉对天地全无实际利益；然而如果大地之内全被砍伐，变成荒地，遍地只是黄茅白草，又有什么可供观赏的呢？所以，绘画的作用，对于才情丰富的人，可以把它看作无声的诗；对于喜爱记述的人，可以把它看作没有文字的史书，这确实是有道理的。至于推究源流、考证品第，把文献和实物结合起来加以记载，唐代以前虽然画家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都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这次刻书，姚刺史某实际负责校勘，按照惯例应当把他的事迹附记在书中。《弇山堂别集小序》《弇山堂别集》是什么？是王先生自己编纂的。为什么称作“别集”？凡是其中不合于经术、政体的内容，即使是雕虫小技，也不收入，所以称为“别集”。王先生二十岁入朝为官，就喜欢访求朝廷的旧典以及门阀谱牒、碑铭玉简的详细情况，大约三十年来一直如此。晚年跟随故相徐公，得以尽览金匮石室所藏的文献，私下也想借隐居山林的岁月，效法龙门、兰台，整理前代遗响，希望当代盛世的事迹不至于湮没无闻。刚想提笔写作，却因疾病阻挠；后来又自认为才力浅薄，不足以胜任，这是第一点不相称。所见的章奏、尺牍、赋颂之类，很少有足以汇辑的，这是第二点不相称。稍有不当，便可能遗祸后世，这是第三点不相称。当时倡导道学的人又说，王先生不要被笔砚役使，以致凿伤性灵；从此他断绝了写作的念头，不再创作。后来有所闻见，偶尔写在赫蹏纸上，用几只瓦器贮藏起来；不久有空闲便拿出来，编次成篇，共九十多卷，带到金陵官署中。刻书的翁生看见后感到奇异，坚持请求付刻。这部书流行后，将来对国史有所补益的，十成中不到二成；老儒、掌故用来考证的，十成中不到三成；在宾客幕府、饮酒闲谈时用来助兴取笑的，加起来十成中或许能得到四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它的作用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翁生竟想强行拿它去损耗木材，这是为什么呢？可惜我看出你连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利息都不懂。

译《艾氏族谱序》艾氏没有其他族望，其先祖艾頴在齐国做大夫，食邑在艾地，于是便以邑为氏。支派分为两支，一支叫秦，一支叫蜀。蜀这一支又分为六派，其中居住在滑石滩的，又分为四支。宋代各地的艾氏很多做了著名的卿大夫；到了明代更加兴盛。有给事中艾广、御史大中丞艾璞、少司马艾希淳、侍御艾朴、左伯艾可久，但都分散居住在各地。楚地平江这一支，也有很多人做州县官职；直到今天，大鸿胪公艾穆兄弟才大为显达。鸿胪公的哥哥叫艾科，任万安县令，做官有声誉和实绩。鸿胪公生来俊秀奇异，博学而擅长古文辞。他在郎署任职时，正逢权相固受宠而不肯为父亲服丧，大宦官在内廷替他主持此事，使他照常办事。鸿胪公奋起与现任太仆卿沈纯父一起上疏，极力论劾此事，在宫阙下受廷杖，皮肉打尽、骨头显露，被发配戍守万里之外，与鬼门关只隔一日；但他的气节反而更加旺盛，操守更加坚定。后来权相死去，大宦官被天子驱逐，皇帝表彰、召用忠直敢言之士，破格任用他们；鸿胪公却独自迟疑，没有接受诏命。他难于出仕、容易退隐的操守，成为士林的楷模。在这以前，鸿胪公曾感慨平江艾氏人口日益增多，却还没有族谱；先人的事迹日益湮没，后代却日益繁盛，便想设法加以整顿。后来他拜访万安公，万安公曾写信与侍御艾朴相通，于是详细得知先世的情况。鸿胪公这才开始编纂成谱，共分六部分：一是“谱例”，是全谱的纲领；二是“世系”，从孔大夫开始直到秦、蜀两支都具备，唯独对平江一支记载最详细，因为材料核实；三是“大传”，宋代一人，明代二十五人，记载传主所知的事迹；四是“家礼”，用来显示规范；五是“族训”，用来敦厚亲睦；六是“撰述”，收录鸿胪公的奏疏和纪难文，尺牍也附在后面，以便记载重要事项。唉，从今以后，天下确实有艾氏了。当鸿胪公抗守节操、冒犯艰难时，起初根本不再知道有自身，哪里还会想到宗族？可是现在，无论绅士儒生还是市井百姓，看到姓氏而称说艾氏的人，一定会惊叹道：“莫非是鸿胪公的族人吗？”这是忠贤之族啊。从前蜀人薛宗起凭一句话抗辩魏帝，于是声望大增，魏帝对他说：“您大概就是薛宗起吧？”并非宗起本人如此。像鸿胪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振兴艾氏宗族的人。魏代时，北方有个贵族姓去斤，特别赐姓为艾，那么艾氏难道也有其他著名郡望吗？暂且记下这一点。《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五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集序 《西陵董媛少玉诗序》周元孚先生以节操气概冠绝一世，曾两次上疏，两次获罪，即使被贬谪仍然坚持直言不止。他对星历、弓箭、剑术无所不通，尤其精通并喜爱古文辞。即使当世的作者，也没有人能远远胜过他。起初，他娶安人汪氏为妻，汪氏美丽贤淑，为元孚生了五个男孩，个个都养育成人。汪氏不久去世，元孚悲痛，不想再娶。过了很久，他因感应到一个奇异的梦，才询问续弦之事，终于娶了董氏，少玉是她的字。她的哥哥是侍御董叔玉。嫁给元孚后，少玉能够抚养元孚的五个儿子，像汪氏亲生的一样；拜见公婆，又能像汪氏那样侍奉公婆。后来她辅佐元孚，管理奴仆，处理家中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像汪氏。元孚心中惊异，问她能不能读书，她说：“只认识一些字罢了。”但她见元孚时常诵读唐诗，便也诵读唐诗，凭记忆能背诵上千首。她又问元孚：“诗歌难道只有这些吗？”元孚说：“《三百篇》是诗歌的祖先。”于是她更加诵读《三百篇》，直到汉、魏、六朝各位名家的作品，没有不诵读的，才渐渐拿出自己的奇思佳句，与元孚唱和酬答。元孚更加惊异，说：“如果你写成诗，我应当为你作序并刻印，使它流传后世。”少玉急忙说：“我是你的妻子，又是你的妇人，妇人何必凭诗流传？即使流传，也会以你的妻子之名流传，天下谁不会说这是出自你的手？还为什么要刻印呢？”元孚佩服她的话，便停止了此事。元孚才华很高、气势雄健，有时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壮气；少玉却清润婉秀，往往从真情出发而止于义理，有些地方并不完全受闺阁规范的束缚。她诗兴得意时，即使元孚也恍然忘记自己有所不如。少玉因为体弱多病去世，去世时才二十九岁。元孚收集她遗留下来的诗篇，多数已经散失，现存只有若干首，于是刻印出来，请我作序。我读后说：“元孚难道没有见过《三百篇》吗？《二南》以下的诗，大多出自贞妇贤媛之手，删诗的人大概只记录她们的言语，不一定都考察作者本人，只说诗可以讽谏、可以言志罢了。到了汉代，才开始有能举出作者姓名的诗人；其中只有司马相如的妻子文君、秦嘉的妻子徐淑，能够与丈夫相匹敌。文君与司马相如不是按照礼法结合，这里不必说；徐淑的作品也寥寥无几，不能数出几章，怎么敢同少玉相比呢？少玉的诗调虽然止于唐代，却没有落在宋元以下。假如上天多给她一些年寿，使她能够上追唐代以前的诗歌，她必定咄咄逼近元孚的成就；甚至元孚的诗或许还要出自少玉之手，元孚会甘心吗？”少玉其他方面的妇德事迹，在元孚所作序文以及太史冯开之所作传记中还会详细记载。《喻吴皋先生集序》嘉靖、隆庆年间，有许多博大、刚正、明亮的显贵公卿，比如光州喻司马吴皋。他历任南北官职，负责防御边境，无论安定还是攘除祸乱，都有声誉和实绩。我曾为他作传，把他当作真正的社稷之臣。先生本来喜欢写古文辞，常常探究隐微、搜求深奥，务求写出别人不常说的内容。但他才高气雄，早晨有所请求，晚上没有不答复的，所以他撰写的文章最多，执笔作文的士人都佩服其丰富而惊异其奇特。先生去世已久，他的长子督府参军少极大致搜集了遗稿，委托我删定，说：“不以多为贵，只求可以流传罢了。”我事务匆忙，很少有空闲，大约过了一年才得以进行校订，最终只完成十分之三，便归还给参军，并冒昧为它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