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六

译《徐太仆南还日纪序》徐先生辞去太仆卿职务回乡，路上走了三十四天，每天都有记载，并用诗歌附在后面，共有一百一十首诗。王先生读完后感叹道：“世人说古今之人彼此不能相及，难道真是这样吗？我从前相信‘处境困穷然后文章工巧’的说法，向古人寻求，找到了柳柳州。柳州的文辞确实工巧，但大体不过是描写他的山川风物的险怪、贫瘠罢了；他的情感不是流于悲伤思念，就是流于怨恨悔恨，不能超越自身处境而达到所谓通达的境界。直到白少傅在江州，以及他在匡庐所作的《庐山草堂记》之类的文章，才开始有了变化。江州同柳州相比，姑且不论工拙，仅就立意舒展、气势昂扬来说，就远远超过他了。至于寄给杨汝士的信、《浔阳听琵琶曲》，用来叙写骚人、逐客濒临死亡而尚未死亡的处境，是何等感慨深沉、曲折委婉啊！”他又说：“古代的怨愤没有超过屈原的，到了《远游》几句话，才略微显露其体势；通达没有超过陶渊明的，到了《咏荆轲》一章，才稍稍显出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只知道体势的妙处不能完全掩盖、只知道通达中有怨愤、又知道怨愤中有通达，以为这样就足以穷尽两家的精微，却没有觉察自己其实离他们还很远。” 徐先生任御史，号称执法严明，主持京畿学士大夫的考核；即使出任外台辅官，仍身着金紫服色，却因为处理事情、使用文章，稍有触犯便有人把他的官秩看高而把他的职权看低，使他在骊马、牝马和牧养马匹的事务之间徘徊，还不能满足，直到夺去他的官职才罢休。徐先生所遭遇的处境，难道比柳州差吗？可是品味他的文辞，却从容舒放，很少有可以摘取出来的不平之语；只有有识之士从《咏老剑》《哀马负犁》中隐约看见类似陶渊明《咏荆轲》诗的作用，而终究没有流露怨愤。徐先生的诗雄奇，记事精妙，世间本来就有识得他的人。至于他的平和旷达、自得其乐，内在有真实的境界，外在却没有固定的处境，实在不能用江州和柳州的高下去衡量。因此我没有推辞他的请求，为他写下这篇序。《李氏在笥稿序》先帝在位时，我和归德李君子中前后在山东治兵，彼此相处十分融洽。不久，我们各自逐渐拿出所作诗歌，读后已经互相欣赏。李公谈论诗人，喜欢说蜀地杨用修；我则喜欢说北地李献吉。我出生较晚，大概没有赶上李献吉的时代；李公对于杨用修虽然稍晚，但曾经以大夫身份任职于蜀地，在阳阿倡导歌唱、以《薤露》相和，彼此更加契合。李公拿出李献吉遗失的诗作，隐去姓名来考我；我也用杨用修的遗诗回复李公，两人都能辨认出来，于是又大笑作乐。没过多久，李公受谗言困扰，我也被家难牵累，一同罢职离去。大约十年后我再次起用，任晋地按察使，经过归德，夜里拜访李公；他拿出酒杯为我祝寿。我徘徊顾视彼此的头发鬓须很久，为庆幸自己和他都还活着，而忘记了我们的踪迹谁隐谁显，心情十分畅快。后来询问当地老人，核对存亡，又感到格外悲伤。李公并不因为我不肖，反而继续拿出他所作的诗，直到刊刻成书的文章，题名为《在笥稿》，并全部拿给我看。我还没有读完，就肃然起敬。随后又深感惭愧，所惭愧的是，我的成就并没有比从前增加。李公才华极高，下笔无不畅快，却不愿把才力纵情发挥到极致，以免超过我的文格；他研习汉魏，旁及齐梁，直到大历，无不探究，却不愿在语言上全盘铺陈，以免堵塞我的性情；他的思考境界无处不到，却不愿超出事物之外，使人无法理解。总的说来，他使文辞切合境界，声调协调于耳，色泽协调于目；古朴的作品不因此变得卑下媚俗，今体的作品也不借惊异来炫耀，认为两家诗文的成就本来就应当如此。李公最喜欢谈论杨用修，却能够不拘谨地模仿杨用修；他的文思条理畅达，用来冲破郁塞，而我回头看自己对于李献吉，也没有达到这种境界。鸾鸟、鸿雁的翱翔，与鲂鱼、鲤鱼在水中的游动，本来就是水陆之间彼此亲近、相互羡慕的姿态；而鸟的羽翼、鱼的鳞鬛，没有不相似的。然而不能因为形似便把它们混同命名，因为气息有相通之处，形质却各有界限。李公很喜欢我的言论，便命我执笔，把这篇序放在文稿卷首。《环溪草堂集序》华亭沈翁先生离开楚省任所时，才五十多岁，贤德厚重而声望很高，早晚本应升迁；但只要遇到他认为不可以接受的事情，就立即自行辞职。天下士大夫都推崇他的志节，又惋惜他的才干，因此每年都有人慰问、荐举他。沈翁不肯出任，当权者也各自按照自己的好恶，姑且成全沈翁难以进用的节操。到了如今皇帝即位初年，大规模征召年高德劭、声望卓著的人，又首先把沈公的名字上报，最终因为年高而特进太仆卿，致仕归乡。沈翁前后所作诗文数十万言，共若干卷，因他的居所命名为《环溪草堂集》，请我为它作序。这时沈翁已经八十岁了。我是后来者，在这条道路上见识很浅，本来无力参与这件事，于是私下听取一两位长者的教诲，认为士大夫如果只求著书立言的名声，却不肯用心思考，拾取陈腐言语、拘守前人遗法，那就不用说了。那些在文坛上卓然杰出、雄视一世的人，从唐代大历以后直到嘉靖、隆庆年间，屈指可数。所谓在文坛上卓然杰出、雄视一世的人，这些人的才华通常有余，而志趣有时不足。才华有余，所以言辞宏大华美而多有情致，最终能够自成一家；志趣不足，所以不能没有感慨跌宕，有时偏执深入而少有中和节制。以不足的志趣遇上有余的才华，所以离名声似乎更近了，离真正的文道却实际上更远了。沈翁执笔作文时，拿出才华便足以凌厉一世，而他自己看待自己却总是惭愧不足，仿佛赶不上别人。他任官虽然显贵重要，但正值国家崇尚文教的时代，朝廷却不能让虎观、天禄那样的清要之地容纳沈翁，反而屡屡让他困于闲杂官署和事务繁剧的郡县。沈翁本来无论到哪里都能把官做好，但还未老便总是请求归去。归去之后不再出仕，天下人不能完全发挥沈翁才干的情况屡屡发生。沈翁正安然处在不争的地位，甘心生活在无所凭待的境界。他所作诗文，有的雄健超逸、奔放不羁，以穷尽才力；有的瑰伟奇异，以尽情表现变化。总之，不流于情感便归于本性；通达而合乎趣味，声调和平；放纵心意所向，同外物境遇相协调，不再产生偏激乖戾的弊病。后世若有人把嘉靖、隆庆年间称为盛明时代的文章，沈翁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位吧。沈翁已经八十岁，笔力仍然健旺而不衰，而且内心确实喜爱写作；我或许将来有机会读完他的全部著作，所以不推辞而为他写下这篇序。

译《秣陵游稿序》幼于从束发起就做诸生，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秣陵游览，都是因为应试；后来逐渐升入国子监上馆，游览的时间便可以达到每年一半。凡是幼于所作的游记，一定有诗；诗一定写得优美，优美的作品一定传给士大夫先生们。最后一次则是为了拜访前国子祭酒姜君。姜君任祭酒时，曾把幼于当作弟子看待，却唯独对他内心喜爱而表面严肃，同他宾主相对，击掌慷慨谈论霸王的事业。没过多久，姜君因为刚直抗争触犯世俗，又触犯汉法，罢官回到丹阳隐居，闭门谢客；客人也相互引避，后来甚至隐去姓名，削除门籍。幼于却奋然带上三个月的粮食，拿着弟子名刺，前往他的居所拜谒。姜君勉强起身，继续谈论从前的话题，十分欢喜。幼于所作的诗，有几篇叙述姜君的德行、抒发自己的情怀，在其中多次表达心意，大体是哀怜姜君贤能而又想使那些身为门下士、最终却处境鄙薄的人感到惭愧。不久，他又在其间登上钟山，漫步台城，领略雨花、献花等名胜；面对浩瀚的大江和苍茫的淮南景色，纷纷化入他的笔端。六代远去，千秋到来，历历落落、郁积不平的情怀，全都用诗歌抒发出来。至于朱雀、长干一带以名花、美月著称的景物，也因他的游览而增添光彩。幼于的游览日益深入，他的诗也日益精进。而歙县某位生员更加迫切地想把它刊刻流传，于是我错误地被认为了解幼于，便说不是这样。我说，士人平日称颂国士、知己，一旦受到恩变，便感恩得无以为报，这是常情。不幸一旦发生变故，去寻找这个人却再也找不到，像牝牡分离、鸟羽散失一样，向来如此。幼于其他方面姑且不论，难道不近似徐孺子、何蕃那样的风范吗？难道要用声名来求取幼于吗？回答说：借助大人物来成就自己的名声，我是不敢相信的。《古今诗删序》李攀龙字于鳞所编的《古今诗删》完成了，过了几年便去世了。他去世后，新都汪时元谋划刊刻此书，跋涉数千里来请王世贞作序，说：“这难道只是两位先生对诗有深厚的意味吗？如果有存留下来的诗，还有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我推辞说自己没有才干，随后长叹道：“唉，难道不对吗？可是，也许正是如此！”孔子曾经说删定《诗经》《尚书》，至于删削《春秋》，则取决于自己的判断；他对于诗，也未尝不是退下来同周、夏、商三代相比较。当三代盛盛之时，国都中的音乐奏起，畅通天地之和，歌咏盛德大业，合起来称为雅、颂；乡野百姓遇到事物触发情感，像青萍末梢的微风一动便传遍大地，于是称为风。只是它们顺从人的本性而蓄积情感，和顺肃穆，也就同雅、颂相近了。三代以后，天下多有感慨而少有称颂，所以诗歌处在下层而不在上层；风的作用广泛，雅颂就衰微了。孔子确实为此感到悲伤，所以说“删”。删，就是删去不正的，使它归于正。可是论者说，一两首散佚的诗，难道没有可以符合德音的吗？郑风、卫风中那些淫靡华丽、放荡的歌辞，却让君子恶心，而小人、奸邪之徒津津乐道；受警戒的只有一个，受到诱导的却有十个，怎么能不怀疑孔子删诗的取舍呢？难道是因为秦火之灾、鲁壁文字讹误，毛亨、辕固生这些人不能亲自接受周、夏三代的传统，于是随意作说吗？可是于鳞删诗却不是这样。他所远取的诗，虽号称有数千年历史，最近的也不过是风而已；他所取而称为雅颂的，百篇中本来就没有一两篇。而于鳞所取，也只是因为辞句工巧、不违背诗体罢了，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古人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兴、观、群、怨等作用都具备之后才称为诗的标准。因此保存这些诗却称为“删”，所谓“删”，就是删选之后留下来的部分，是仿佛不得已才保存下来的。孔子对于诗，尚且不能废弃周、夏三代的传统；于鳞只凭自己的见解裁定，却突然命名为“删”，那些被于鳞删去而不甘心的人，难道不会反唇相讥吗？不过，假如于鳞凭个人意愿轻率地贬低古代作者，这种情况偶尔有；但于鳞不舍诗格而轻率地抬高古代作者，则没有这种事。正因为于鳞不轻率地增进取舍，所以这部书得以保存，成为一家之言，并可以作为后世执笔者的规范，这也就差不多可以了。于鳞最擅长的是世贞，我托付给他的《诗删》中保存于鳞作品的不少，不过只是戊午年以前的作品以及其他唱和诗篇罢了。于鳞这个人向来自信，洒脱而少有同道；他的家在济水以北偏僻的地方，因此可以知道，他同当今贤士大夫交往很多，而真正见到的很少。问怎样才能继承于鳞的志向呢？回答说：只要代代增益，不失去他精益求精的本意罢了。

译《易意疑二编序》孔子读《易经》，竟把编联竹简的皮绳弄断了三次。他说：“再给我几年时间，等我彻底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凭圣人天赋的聪明已经达到极致，却还要同《易经》相抗衡，哪里需要长久深思呢？等读到《圆神》，才知道《易经》贡献的学说，后来才稍微有所窥见。《易经》的体制不固定，而它的作用又随时变化、没有穷尽。想用我们有限的见识去应对它，将会左右应接不暇。因此不相契合，就到老也不能得到它的根本；相契合，就会使人快乐得忘记生死，这是自然的。以孔子的圣明，尚且不能迅速领悟《易经》到这种程度。至于商瞿、馯臂、子弓、田氏，以及杨氏二何这类人，只是拘谨地守着老师的学说，历经几十代传授也不改变。他们难道能够完全契合自己的内心吗？不过是认为老师传给我的、我接受的，我口中说出的、耳中听到的，做到这样就够了。到了伊川先生，才称得上得到了《易经》的义理；到了紫阳先生，才对卦象、占筮有了清晰认识。明朝兴起以后，更加尊崇、扩大他们的学说，把它推广到学校。天下儒生学习《易经》而不遵循二位先生的，就被罢黜而不予任用。那些儒生群起仰慕，头戴章甫，每天学习它，难道不也只是像商瞿、馯臂之流那样守着老师的学说吗？吴江孙化光起初也以国子博士弟子的身份学习这种学说，但在居安乐、玩味学问之余，不能满足于此，努力提出自己没有老师传授的见解，以探究《易经》无固定体制的奥妙。仿佛有人启发他、为他打开门径并加以指示，他的心意便不能停止，于是写成若干卷学说，命名为《周易疑》。全书外编共十卷，大略分为九项：其中四项阐明图书极义和体例，作为上卷；五项记述筮法以及阅读《易传》的方法，作为下卷。外编十卷，大略阐发卦爻辞的意义，有时折衷讨论大旨，并不一定全部出自自己。至于内编四卷，才是先生自己最为自负的部分；上可以揭示四位圣人的奥秘，只是姑且谨慎，不敢轻易把它刊布出来。这些内容只能让人从言语中窥见。先生因为研究《易经》而成为进士，学士大夫得到他的首编、外编后，都爱慕它，便交付刊刻，并请我作序。我有幸得以浏览，因先生的疑问而深受感动。他对于伊川、紫阳先生的学说，起初并不相抵触，只是在象数、占筮之外，把义理尚未完备的地方阐发得意味深长；又洒脱而不拘泥，不显得固陋狭隘。馯臂、商瞿之流拘谨地守着老师的说法，历经几十代传授也不改变，难道就能没有疑问吗？他们不知道，所谓没有疑问，只是没有得到自己为何相信它的根据罢了。古语不是说过吗？相信已有的相信，是相信；怀疑应当怀疑的，也是一种相信。有笃定的相信，然后才会产生细微的疑问；有细微的疑问，然后才会产生精细的思考；有精细的思考，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孙先生难道不要对“疑”本身产生疑问吗？也应当把内编稍稍刊出并流传于世。世上真正能够相信《易经》的人，只有孙先生。传播《易经》，不要像秦代那样只把它当作卜筮之书，幸而没有被焚毁；也不要像明代这样把它尊大得如同日月，却反而用它来玷辱儒生求取功名的事业。孙先生可以说是不使《易经》蒙受侮辱的人。

译《海漕奏议序》我闭门居家而参与政务时，潘君允端因为海运漕粮的事情来问我，说：“这件事现在确实由大中丞王公主持，而王公在齐藩任职时，就曾精辟地谈论过此事，已经作出了决定。”我平日仰面对屋梁叹息：“天下这样大，突然把如此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关系社稷的至大计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辨明，只有王公奋然打开自己的囊橐和锁钥，这是多么勇敢啊！如果眼睛没有熟悉二百年的掌故，便会以为这是凭空臆造；如果身体没有涉足数十里之外，便会以为这是冒险犯难；没有见到利益的巨大，便喋喋不休地天天攻击它的损失；不知道穷困时应当改变，便拘泥小节地奉行旧常规，凭这些，怎么能轻易谈论海运漕粮呢？”当时大司农奇公考察王公的计划，准备试用他，奏请发放帑金三万两，约定春季运粮十二万石抵达。士大夫们斜眼看着王公，想知道他将会是什么样子，能否使事情不受文书责问。王公征募的江南船只到齐后，船户像鱼贯一样接受约束，前往长风大浪之中；众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摇头退缩，王公却亲自安抚勉励他们，于是人人争先恐后。王公只用眼神指挥、符令传达，仿佛熟悉海情的三老、长年，又仿佛驱使风伯，早已同它彼此呼应。大司农考核王公前后的计划，没有一项不是可以上报为国家长远大计的；应当封赏某位守庐官，我私下赞美王公的功绩，又谋划着把它昭示后人，于是把王公前后所上的奏疏、议论汇集成册并合刻刊行。我有幸得以浏览，便起身叹道：“王公不就是所谓社稷之臣吗？即使让留侯张良借来前面的筹策，苏秦、苏轼之类的说客击鼓游说，贾长沙、陆敬舆执笔，刘士安从旁辅佐，最终又怎么能改变这个结果呢？”他陈述海运漕粮的利弊，分析得细致入微，连最顽固的成见也难以抵挡；更可贵的是，他善于说明天下大势。他大略说：“唐朝定都燕地，有险要可以凭借，却没有水路运输的便利。有险要，所以天宝、贞元年间能够利用它；没有水路，所以咸通、大中年间承受其贫困。宋朝定都汴梁，有水路运输的便利，却没有险要可凭。有水路，所以景德、元祐年间享有全部便利；没有险要，所以宣和、靖康年间受到祸患。国家定都燕地，北面有居庸、巫问作为城防，南面通向大海作为池苑，险要和水路兼备，却为什么反而自行堵塞它的便利呢？定都燕地而利用海运，就像凭借左臂从腋下取物。元人用了它一百多年，这是梁、秦所不能企望的。如今全国都等着漕河供给粮食，为什么呢？一个人发出大声呼喊，万只船桨都停下来；腰脊、咽喉这样的比喻，不能不加以考虑。” 这篇奏疏一出，即使那些斜眼看待王公的士大夫，有谁不会心悦诚服、闭口无言呢？王公前后的各项计划，没有一项不是可以上报为国家长远大计的，正是因为他预先就筹划好了。因此说：“非常的谋划，百姓会感到害怕；等到取得成效，天下就安宁了。”连接数十万大军，在千里之内抵御敌人，并将其击败、降服，当然是伟大的功劳。然而这仍如同切除毒疮、抚平创伤；海运漕粮用来辅助漕河，使国家不再忧虑腰脊咽喉的问题。人一天不吃饭就会困乏，七天不吃饭就会死亡，这项功劳难道能同毒疮创伤相提并论吗？元朝拥有天下时，把整个台省交给清瑄等人，黄金虎符，万户以下官员的任免出入都由他们掌握，在东南广泛征募，没有人过问。清瑄最终因为权势和私利而败亡；但国家费用充足、百姓没有受到骚扰，问题在于用人，而不在事情本身。到了衰败末世，政事疲弱，轻视并抛弃财赋之地，君主只能对着贼人的口鼻仰面喘息，最后同贼人一起失败，事情和人都丧失了。如今负责海运漕粮事务的，有王公和潘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得到合适的人了吗？只是委托是否专一，报赏是否优厚，能否鼓舞、扶持并成全他们，使他们不受迷惑、不知疲倦，做到名实相称而不误国事，全在朝廷诸位君子罢了。王公名某，字新甫，刚过强仕之年，历任各藩、各按察司长官；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便投劾辞归，隐居在临海山中，著书数十万言，全都讨论帝王经世济民的谋略。天子认为他非同寻常，便起用他。潘君是上海人。

译《楚辞序》刊刻《楚辞》十七卷。前十五卷由汉中垒校尉刘向编集，尊奉屈原的《离骚》为经；又把屈原另作的《九歌》等篇，以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东方、严忌、王褒诸人的作品，凡是推演、辅助屈原的意思而沿用其声调的，都编作传。第十六卷是中垒所作的《九叹》，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前后各篇都由王逸疏通典故，撰写章句。最后一卷则是王逸所作的《九思》，用来附在中垒之作后面。太史公哀悼屈子的忠贞而推重他的志向，认为他的光辉可以同日月争辉，甚至认为他好色而不淫荡、怨愤而不混乱，足以兼有《国风》《小雅》的长处。班固却认为这种论断过头了，说屈原显露才华、炫耀自己，在危国和群小之间争斗，借离间、谗毁和强暴来逞强，不是合宜的人；由于愤懑无法容忍，便沉江而死。自从太史公和班固的论说相继出现以后，后世那些自命中庸、垂衣束带谈论性命的人，心里不能完全满意于屈原；而有志之士、仁人君子出于本性却受制于事务，他们内心的感慨不平无所寄托，于是更加悲悯屈原的遭遇，更深入地体会他的作品。所以，即使那个人是楚人，也把他的作品当作楚辞；或者那个人不是楚人而辞章具有楚地风格，也把它算作楚辞；辞章即使不完全是楚辞而文意相近，也把它算作楚辞。像刘向编集、王逸疏通的情况，比比皆是。班固自认为不同于太史公，大体是想求得自己所说的屈原能屈能伸、如龙蛇变化的道理罢了，终究不敢贬低或抬高屈原的文章来赞美他，只说“宏大、博广、华丽、典雅，是词赋的宗主”。然而中庸之士纷纷怀疑它为什么可以称为“经”，大概因为他们说：“孔子删取各国风诗，把它们同雅颂相比，剖析日月精华而把它们分为五类，这怎么能这样称说呢？”这种说法不对。孔子曾经想放弃郑声，又说：“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到了删诗时，却不能把郑、卫之诗全部排除；如今士大夫从儿童时代学习直到头发斑白，也不敢废弃它们，却以为孔子唯独废弃了楚辞。孔子如果废弃楚辞，是想排斥它僭越王者之制，这还可以理解；但何至于连方城之内的楚地作品都一概排斥呢？大概只是因为楚地有用竹筒占卜、妖异淫靡的风俗，文辞像蝉鸣一样绵缓，声音像鹧鸪一样奇异，认为不足以配合钟磬金石罢了。假使屈原在孔子时代所说的《离骚》存在，即便不敢同清庙雅乐相比，又怎么会低于齐、秦二风呢？孔子不是说过：“诗可以感发志意，可以表达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屈原，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所以，孔子如果没有遇到屈原也就罢了；孔子若遇到屈原，一定会采录他的作品，列入《楚风》。能够接近屈原的，大概就是宋玉。我的说法是：班固得到了屈原显露在外的部分，却迷失了隐微深处，所以轻率地诋毁刘向；王逸得到了屈原隐微的一面，却忽略了显露的一面，所以轻率地把其他作品比附为屈原。轻率比附和轻率诋毁，过失是相等的。这样看来，真正尊奉屈原为宗主的，只有太史公罢了。我的朋友、豫章宗室宗臣用晦，得到《楚辞》的善本，刊刻出来，请我作序，难道也是对屈原和刘向意旨有所感发吗？明朝兴起以后，君主正笃厚亲亲之恩，推崇文教；公卿大夫修习文业，安享其成，无须深长思索。用晦即使不能默默不言，也不过是推演所谓雅颂而加以扩充罢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作序之意。《五岳山房文稿序》王先生说：隆庆年间，有一位淮阳太守陈君，字玉叔。我不认识玉叔，却认识他的父亲宪大夫公，是博雅而德高的长者。后来玉叔同我的弟弟仲懋交游，我逐渐了解了他的为人；又从仲懋那里得到他的诗，最后玉叔把文章拿来给我。我读后，前后有三次为之心悦诚服。明朝兴起以来，世代都崇尚士大夫垂衣束带、从容有礼的事业；士大夫作诗作文，继承明代正始之音，和谐典雅。至于文章，各人却都固守门户、互相倾轧，最终各有胜负，却没有谁能真正胜过对方。这是什么缘故呢？崇尚法度，便被法度所役使，裁剪文章而损伤气势；追求达意，便被意旨所驱使，放纵而舍弃通达的途径。害怕思考困难，就任凭内心写成，只取浅近的部分，喧哗自得；以为名声容易取得而感到羞耻，就故意钩曲艰涩来探索，专门剽窃奇异之语，自以为非同寻常。他们互相倾轧而始终不能真正胜出，是因为各自都有据以自负的地方，却不善于用正确的方法取胜，所以终究不能取胜。我则从自己的意旨出发而走向法度，意旨一到，法度也随之而来；法度完成，意旨便融会其中。意旨没有固定方位，法度却有具体形体。意旨到来极难，表达出来却像很容易；法度运用很容易，窥见其中的奥妙却像很困难。这就是所谓彼此互相发挥作用。左氏是法度先于意旨，司马氏是意旨先于法度，但没有谁不是二者相互为用的。难道看不见造物主对万物的安排吗？飞走、飞翔、矫健高耸的万物，各有法则而不失去本真；等到风姿、神采、精气流动而成为生气，更没有不足。有人看见剽窃模拟而略微得到相似之处，便把相似当作真实，说：“我就是司马氏、左氏了。”那么所谓生气在哪里呢？有人任凭接近才能的东西，一下笔便自以为焕发光彩，说：“何必使用司马氏、左氏呢？”却不知道自己对于飞走、飞翔、矫健高耸的法则究竟怎样。玉叔的文章，无论研究达到什么极致，大概可以接近司马氏、左氏吧？不压抑自己的意旨来迎合法度，不歪曲法度来牺牲意旨，裁剪之中有扩展，放纵之中有操守，那么也已经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玉叔三十岁时事业已经成就，却始终不以此自满，派一个普通人来见我，说：“将要请您指正。”这不是为了求我虚饰吹扬大人物。唉！玉叔之后，继续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守住这篇明白的文章，就可以完成了。玉叔向来早年显贵，平日自称五岳山人，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因此命名为《五岳山房文稿》，共十一卷。

译《太宰杨公献纳稿序》这是少师、蒲坂杨公从前任吏部尚书时所进献、陈述的奏稿。肃皇帝在位时，北方边境正告急，杨公一次统帅宣府、大同，再次统帅蓟州、辽东，留下了统辖军务的奏议。后来南方又因倭寇告急，杨公两次出任大司马，留下了兵部奏议。天子正处于年高力衰之时，唯独听取杨公的意见。杨公所筹划的事情，早晨上奏，晚上便得到答复；因此敌人多次迁移王庭到大漠以北，倭寇首领也先后授首而死。故相子弟贿赂官吏，官吏便把受贿形成风俗。天子同皇后商量徐公，找到杨公这样的忠诚清正、明察廉洁之臣来作表率。杨公开始时停止兵部职务，改任吏部。一进入吏部，燕地士大夫每天早晨都战战兢兢；官署奉行职务而不敢为害，回去后便闭门养静；苞苴贿赂被当面拒绝，数百里以外天下的台、府、监、司都惴惴不安，只害怕那三尺法令。杨公专心致志于百姓，不向内顾虑。杨公的主要意旨在于选拔、提升天下贤能的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肃皇帝时，操切专断的权力在皇帝手中，杨公便委婉地疏通其意；庄皇帝时，君主无为而行、对事情不置可否，杨公便直率地用言论使其志意得到落实。我没有能力为杨公效劳，只是私下看到奏疏中论说人才、表彰被埋没的德行，言辞流畅而意味深长；其中有批评弹劾之处，严峻得仿佛霜雪般寒冷。然而，他的本意始终不让所夺取的胜过所给予的。有所给予，这个人才乐于为朝廷效力；有所夺取，这个人便自爱而害怕公议。夺取不胜过给予，天下可用的人才就不会显得不足，而才干也总能有余。因此，给事中、御史封章弹劾某人时，多半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因为他们认为不唯唯诺诺、不参与弹劾就必定会受到暗中中伤。杨公没有受到这种指责，只要考察那个人的志向、品行同国家大体有不合之处，就坚持己见。给事中、御史不敢因此说话，所以事情一定要听杨公裁定；退下以后又没有不佩服他的裁断的。即使给事中、御史说得不当，而皇帝有所责骂，杨公也必定委婉周旋，尽力为他们解说。皇帝不听，给事中、御史因罪罢去，杨公不久就一定在奏事中重新举荐他们。皇帝仍不听，杨公又像起初一样坚持；时间久了，皇帝没有不实行杨公所推荐之事的。天子考核国家财用，就舍弃户部而询问杨公；筹划边防，就舍弃兵部而询问杨公。杨公竭尽赤诚来应对，毫不自疑。即使不在其职而任两卿之官，也不敢以职务不同来质疑杨公；事情紧迫时，也没有不接受杨公筹算的。巡抚大臣远在万里之外，又是平生未曾接触的人，一旦因获罪而引退，杨公若有挽留，话语一定切中要害；有时用含蓄的言辞示意，有时托借事情申明规诫，无不如同提着耳朵当面教诲。甚至杨公列举两辅、十三部以及各郡国的官员空缺，并逐条说明要害，陈列利弊、地方风气和民间习俗，明白得仿佛指掌可见。杨公后来因为长期刚直而触犯新贵，辞政离去。天子思念他的功效，又从民间起用他，以太宰身份治理大司马事务。如今皇帝即位初年，杨公重新掌管吏部，因考核成绩优异晋升少师。杨公再次任吏部尚书时，距离第一次任职没有多久，官场上竞相进取而事情已经稍有变化。国家典章也有出入，杨公极力坚持；他所削减、培植的官员，只各自取其最为突出的，人人都自我磨砺、改正。杨公三任大司马，两任太宰，辅佐光亮三位皇帝，天下都把杨公的进退看作轻重。即使四方夷狄窥探，也因知道杨公安在而往往徘徊退避，不敢发作桀骜之气。杨公真是国家的柱石啊！巡抚吴地的张中丞肖甫得到杨公的奏稿，谋划刊刻流传，用来警戒百官，并教导那些继承杨公志向的人，于是请世贞作序。世贞推辞说自己没有才干，却又私下想到：诸葛武侯的忠勤，姚文献的开创济世，裴晋公、韩魏公的宏大持重，千年以后读他们的书，尚且还想为他们执鞭而不可得，何况杨公正处在我的时代，我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杨公大概厌恶援引上奏而常常有所回避。如今皇帝更加倾向于任用杨公，用他在机密近侍之地匡正君心；这种不用明言也能彼此理解的境界，大概又更进一步了吧！我本来就踮足翘首，盼望着这件事。《青藜阁初稿序》起初希仲任尚书仪部郎，所上密封奏章总有数千万言。我得到后伏案诵读，感叹道：“世上竟真有晁错、董仲舒这样的人吗！”假使我有一天得以参与细旃席上的末议，哪里还能片刻安睡呢？不久，希仲所上的事情交给大宗伯处理，皇帝不很采纳，只升任他为尚宝卿；他内心厌恶，请假回乡。后来他陆续拿出所作诗歌，题为《青藜阁初稿》，请我校勘。不久，新都士人有人替他谋划刊刻。希仲来信说：“这不是我的志愿啊，这不是我的志愿啊！”然而我不阻止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计较名声，而是想让它接受诸位先生的裁定，希望将来能得到改正。希仲的五言、七言近体诗，写长安的许多篇章大都宏整秀丽；七言诗轻快而自有雄气；唯独五言古诗，寄托情兴在建安、阮公之间；至于写谢灵运风格的篇章，如谢监所说“初日芙蓉”，真不知道应当把他置于上下何处。七言绝句若遇到李供奉、王江陵，便可以挽臂进入诗林了。嘉靖、隆庆以后，天下本来有很多诗人，也有许多人能够了解诗人。至于同不同意我的话，姑且不论；我只论他为什么把诗集命名为《青藜阁》。意思是说：“青藜”，是汉代中垒校尉刘向遇到太乙老人的故事。中垒本是宗室子弟，位列九卿，入朝辅佐尚书，身为皇室亲信，不能说不得志；然而他在官场上屡次受挫又屡次起用，所上的奏书也多次上呈而多次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他感慨忧虑外戚势力过大、宗室国家如鱼受困，郁抑失意，无法排遣，只好寄托在《九叹》中，仿效《离骚》来表达志向，实在令人怜惜。希仲出身民间，徒步登上九卿之列，因为他所掌管的宗室亲戚的财用陷于困窘，仁义都屈曲而不能胜任，想用自己的方法改变并救济这种状况。他的言论十分激切，旨意十分美善，只是顾虑到并不十分被人理解。希仲果真是没有用心吗？中垒校尉的职责在内，却忧虑及外；希仲的职责在外，却忧虑及内；二人都不能不说是忠臣。然而，假使这两位君子收敛才华，只寄托于空言，把它们称作文辞或诗歌，天下人也就群起而称他们为文人、诗人了；这件事在当时尤其值得思考。如今皇帝年少而圣明，辅佐者千载难逢，君臣相继，明良相遇，以这种形势对待希仲，即使作诗也没有什么不可。至于所说的或许将来会有不同际遇，我本来就把它交给各位先生来负责了。

译《东壁遗稿》序 我小时候曾随侍先恭人，回到她的父亲刘翁家。刘翁认为我奇异，叹息说：“看见这个孩子，使我想起蒋生。蒋生就是他妻子的弟弟焘仰仁。仰仁原任乐亭县令，父亲去世后才出生，十一岁补为郡中秀才，十四岁参加应天府乡试，声誉驰名于公卿之间。又过了三年便去世了。在他未死时，曾梦见上帝召他担任丹台记之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因此没有被录用，只把这件事秘藏起来。他死后，又不止一次托梦给他的母亲。当时祝京兆祝希哲是他的外兄弟，曾把这件事叙述得很详细。”刘翁对我说完蒋生的事，又拿出一部文集给我看，说：“这是蒋生参加公车考试的文章。自从国家设置四种标准来考取公车士人以来，其中最接近义理而又远离格式束缚的，没有超过经书义。自从有了‘经书义’这个名称，文章便分为古今；至于论说、表章、策问，也不过属于古文辞一类。士人又日益降低文章的标准，以迎合经书义，统称为‘时文’，与古文相比就更加遥远了。成化、弘治年间，我们郡中只有吴文定、王文恪二位先生精通这种文章，偶尔还用古意来写。如今看蒋生所作的文章，他的才气固然没有超过二位先生，但也并非完全背离古法；如果他没有早死，将来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 京兆祝希哲的记载虽然近于荒诞，是君子很少谈论的事，但我听说：王子晋十五岁时就向师旷显示自己将成为宾于上帝的人；林杰六岁能作文，十六岁又有驯服仙鹤的奇异之事，而他们应当化去的年限都是十七岁，大概与蒋生正好是三个人。难道天地间美好灵秀而奇异的气息，虽然借给人身，却很快又吝惜收回吗？还是所谓十七岁的人，多数璞玉尚未雕琢，而丹台帝辰的职务更适合他们呢？今年春天，我与蒋生的侄子按察使子徴在楚地相遇，当年所说的那部文集已经流传于世，他请我为卷首作序。子徴是不忍使蒋生的姓名默默无闻；我却说：你如今在岳阳做官，岳阳常常有谪仙人经过，假如询问而得到所谓丹台记，那么即使这部文集流传下去并与吴、王二公并列，也不过是尘土草芥罢了。《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序十三首 《新河集》序 《新河集》中收录的颂文，歌颂大司空朱公功绩的，大概有几百家；文章大概有几十万字。虽然这些文章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是极力颂扬朱公的功绩，认为朱公建功不易，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世贞接受这些文章后叹息说：“如今群起颂扬朱公的人，难道不是从前群起诋毁朱公的人吗？如果是同一批人，那么前后的差别为什么竟如霄壤呢！”嘉靖末年，黄河决口向东流去，从华山进入飞云桥，截断沛水而流入昭阳湖。于是沛水倒流，经过湖陵，直到谷亭，长达四十里；其南面又在徐州泛滥成灾，全都冲坏了漕运。天子听说后很怜悯，向群臣询问，得到朱公，以大司空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前往治理各条河道。漕运中丞、监司、守令全都受他节制，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一切事务。有人说疏浚旧河方便，朱公独自说：“不是这样。黄河决口，就像大盗一样。汉武帝耗尽天下力量，直到皇帝亲自沉下璧玉和马匹，随从官员背负柴薪石块，后来才勉强制服它；还为此修建宣房宫，作歌来夸大这件事。议论者仍认为不如避开它方便。所谓避开方便，就是不让黄河与漕运争夺河道。如今黄河已经与漕运争道了，却还想掩盖黄河的危害，把它引导成漕运的便利，这就如同把大盗引进屋里。” 所以，形势不允许躲避，就逆着水势抵挡它；形势允许躲避，就顺着水势迁移它。关于迁移与抵挡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中丞盛应期曾经建议另行开凿河南阳，转向南方，向东到夏村，再向东南到留城，以沟通漕运。这项工程中途废止，朱公后来寻访并找到了旧河道的遗址，高兴地说：“这里迂回，能够避开决口；距离又近，可以用于漕运。”防治工程需要役夫大约九万多人，钱财四十万余，粮食也与此相当。他分条上奏，得到批准。那些主张疏浚旧河的人纷纷责难朱公，说：“黄河的水性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到了旧河道就不能到新河道吗？如今朱公凭空开凿新河，劳费十万人的力量，耗损官府数十万缗钱，粮食也相当于这个数目，却一旦放弃而交给决口的河水，不知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损失。”当时天子的心意不能没有动摇，只有朱公仍坚定地处在治河的工具、泥土和闸堰之间，与士卒共同甘苦。那些弯腰劳作、手足磨出厚茧的众人，不向他诉苦，反而歌颂他。天子明察得知实情，于是稍稍更加信任朱公。过了一年工程告成，黄河也被分流，去年的漕粮按照约定运到。诏书多次下达，赐金、升官并加等。过去群起诋毁朱公的人，转而歌颂他了。从此历经三朝，君主越来越看重朱公。宫殿和山陵有事时，朝廷召朱公北上；河道再次发生问题时，又借调朱公南下。朱公将要以司空之职总理百官了。于是他汇集郡中公卿大夫和士人的言论，把它们刻印出来，说：“我不敢像前人那样夸大功绩。孔子那样圣明，从政也免不了受到毁谤；公孙氏那样贤能，为郑国效力也免不了受到毁谤。况且我哪里知道这件事的开端？我听说汉朝将军赵充国说过：‘我年老了，爵位也已经到顶，难道还会嫌疑夸耀一时的事情来欺骗明主吗？军事，是国家的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老臣如果不向陛下明白说出用兵的利害，谁还会再说呢？’在进用时被怀疑功劳，退处时又被怀疑名声，却不因此回避，而务求做实事，用来昭示后来那些忧虑国家社稷的人。为什么从前臣子的忠诚笃厚恳切到了这种地步？如今才知道，国家面对黄河决口，也不过在迁移与抵挡之间作选择；黄河对于漕运，是有害的，不能把它说成漕运的便利。担当事务贵在勇敢，任用人才贵在专一，这些道理都在这部集子中了。因此世贞也不认为这会使朱公感到嫌疑，便为它作序。”

译《张肖甫集》序 世宗在位时，肖甫任县令；我当时在滑县，跟随当地大府的长官任职。攀龙已经由科举高第升为八郎，户部又有郎中行臣防和我，世贞也在其中。当时攀龙等人急于谈论诗歌，而肖甫渐渐兼通吏治。他任滑县县令时，政绩清明，成为天下最好的县令，不久便调任离去。大约过了二十年，我出任副都御史，整饬魏地军务；此后换了一人，肖甫接任。后来我又升任山西按察使；此后再换一人，肖甫接任。等到我居家守制时，肖甫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来巡抚我们吴地。我们一两次来往，像平民朋友一样饮酒欢聚，他间或拿出所作的几卷诗文给我看，说：“你认为怎么样？”我接过来读过，才完全明白这就是肖甫的文章。文章与吏治，最终看来仿佛天壤之别；然而它们内在的精微相通而无所不包的，都是人情物理。因此，辞士写文章，所见无不是文章，必定要追求提高思想、超越物情之外才感到痛快；法吏制定法律，所见无不是法律，被束缚在法律条文的末节，却不能探求物情变化的精微，才觉得安心。他们不必说彼此完全不相通；只是辞士的文章偏于追求高远，法吏所作的法律拘泥于条文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所以，假如把尹翁归、朱博之类的人交给文士来写，必然知道这不合于文辞；即使把千里之竹、百吏的文牍交给嵇康、阮籍、李白、孟浩然诸公，恐怕他们也没有空闲去辨析。估量肖甫的仕宦足迹遍及天下，所到之处声名赫赫，流传在官吏百姓之间；但他的大旨不受法律困扰，因为只要合乎人情物理就足够了。他任职的足迹遍及天下，山川地理、地方风俗、登临览胜和酬答应对，每天都呈现在我眼前，他也每天对此作答；说到法律便写成文章，按照法度发声便写成诗，篇章大的从容宏阔，小的幽静简约。虽然他所探取并结撰成篇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都不愿脱离物情之外而求快。境界有未能到达的地方，就努力伸展自己的意思去与境界相合；声调有不协调的地方，就宁可委屈自己的才华去迁就声调。因此肖甫的才华总是有余，而他的心意无所不尽。就他能在我们这一群人之间调节分寸，去掉过分之处而独称为通达明白的人来说，当然不只是文章方面如此。肖甫家在铜梁，是蜀人。蜀地兼有岷山、峨眉的秀美，汇成大江，因此多有以文章闻名的人，如司马长卿、扬雄、王褒之类；但在政治谋略方面却很少有成就。难道他们也是因为追求把思想提高到物情之外吗？如今士大夫称道公卿的事业，没有比西京更高的；他们谈论文章，也不能不推崇西京。肖甫正当盛年，事业还没有达到尽头；他将来怎样进一步探究文章与吏治之间的关系，以使自己流传后世，我本来就每天等待着。现在也因此略作论述，写下这些话。《凌玄旻〈赫蹏书〉序》王子说：我曾经为吴兴凌大夫作过书牍集序。过了几年，又为凌大夫的孙子玄旻作序。所谓“赫蹏书”，为什么称为“赫蹏”呢？考察《汉书·赵后传》，说箱子里有两枚包药的东西，称作“赫蹏”。应劭解释说：是薄而小的纸。玄旻所作的书信，大的有数百上千字，却称为“赫蹏”，是表示谦抑。为什么我又一次为凌氏作书牍集序呢？凌氏从先人到玄旻，擅长文章的大概有好几代，但只有玄旻和他祖父最为著名。估量玄旻和祖父的其他文章有十多种，唯独书牍最为著名。书牍为什么比其他文章更著名呢？人本来有相隔千里、远如胡越的时候，大则不能抒写心中赤诚，小则不能问候寒暖。得到一封尺牍，就仿佛亲眼相见，这是把笔当作面容。有的人突然口舌迟钝，不能用言辞交流，回去后借一封尺牍呈上，就仿佛彼此契合，这是把笔当作口舌。所以其他文章的功用是方正专一的，书牍的功用却是圆融灵活的。意思没有说尽，文章就停止；繁简随着情意的浓淡来摹写，不勉强表现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因此，其他文章的体制是方正的，书牍的体制是圆融的。书牍之所以比其他文章著名，是有原因的。玄旻写其他文章本已很工巧，但他特别喜爱自己所写的书牍，既谦称其为“赫蹏”，却又请我作序，说：‘不幸遭遇霜露之病，假如有一天我突然去世，谁来为我订正文章、评定言论呢？’ 玄旻年纪才二十四岁，放下文章而去求医问药，有什么病不能治好，却这样忧惧不安呢？担心死后的事情，而我年长玄旻一倍，又能有什么可图求的呢？即使如此，子产不过是小小的郑国人，却凭一篇辞令写得好，使晋国、楚国把郑国看作宾国而不敢轻视，直到今天人们诵读它仍未衰绝。玄旻这部作品中有许多贤豪长者，若不是有值得人们折节相交、奉事他们的地方，难道不是书牍的力量吗？即使玄旻不完全借助书牍来使天下后世了解自己，那么人们了解玄旻的根本，不正在这里吗？

译《检斋遗稿》序 唉！上天本来有确定的安排，难道也有不确定的时候吗？君子幸运时便遇到它确定的时候，不幸时便遇到它不确定的时候。然而所谓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少，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多呢？成化末年，李孜省窃取天子的权柄，万眉州暗中依附他。天下士人的正气，日益在这两个奸人的门下削弱了八九成。适逢天子刚即位，正想有所改革，台谏官却噤声不敢首先发言。只有麻城李君凭一名进士的身份独自奋然上书，大意说君主的法度不可败坏，权力不可向下转移；应当裁抑宦官，扩大言路，整顿纲纪，统一风俗；并推荐前尚书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说他们可以重用；又说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宁司理王公纯直言敢谏，应当加以褒奖显用。当时宦官恼怒，假借诏令召公进入左顺门，严厉责问；公不为所动，因此分条答辩，论说十分明白，仍然获罪，贬为咸宁县丞。不久，三原公被任命为太宰，贤者又被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公任主事才十多天，就因为吉舍人文疏触犯权贵，被逮捕并牵连贬为兴隆卫经历；兴隆原是鬼方之地。公不鄙视当地吏民，反而为他们清理污弊、据理上奏，台省官员都答复说可以。当时天下人仰慕公的风采，把他比作景星庆云，认为他早晚将掌握大权；然而公竟因入朝祝贺，走到商河时溺水而死。他志向相同而最为贤能的邹先生智，由庶吉士贬到石城，因寒冷而死；丁先生玑，由中书舍人贬职，后来稍稍升迁到蜀地按察使，也因溺水而死。宦官和大臣能够窃取天子的权柄，贬斥公等人；至于所谓冻死、溺死，却不是他们能够安排的。不久之后，天子大为觉醒，熟悉政务，老成贤哲被任用，大家共同修明虞舜、夏禹时代君臣相得的事业。即使想有所建言，也不能拿出超过一时的才智；对于已经形成的政事，只能罗列细小过失，即便有所指摘，也不能有大的批评；想要以忤逆而获得高名的人，已经失去了骊龙颔下的宝珠，无法凭借修长的鳞片来成就自己的名声了。在这种时候，贤者的天命刚确定了十多年，又改变了。因此，当上天的安排尚未确定时，不只是小人巧妙排挤、严厉诋毁，往往与天意相合；天意也会巧妙地借他们之手行事，就像使公以及邹、丁二位先生死亡一样。假使公不死，也不过是弘治年间的一名大臣而已。到了今天，人们听到公的姓名仍会悚然惊惧、毛发竖立；读他的文章和遗事，惋惜悲痛；他的光彩充盛，精神流行于三楚而没有消亡，上天也不能不说是有确定的安排。公所作诗文，都明白婉转而有情致。他的奏疏、公文，切中事情而直截恳切；即使屡次遭遇贬谪，邻近之地又有鬼魅般的人物和侏儒般的蛮语，也没有丝毫不平之气，更不以迁客自高，放纵而荒废职务。然而，他一贯的刚直节操和志向，仍隐隐流露在笔墨之间，自然也无法掩盖。公去世将近九十年，世贞任职楚地时，公的孙子某拿出他的文集，请我作序，我因此得以完成这项工作。只是世间传说公考中进士时，万眉州曾让他的孙子文璧邀请公到家中，题画鸠，公作诗讥刺得十分明显，万眉州因此对公恨之入骨。如今这首诗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难道是遗失了吗？还是有所忌讳而删去了呢？世贞才智不敏，姑且叙述此事，并由此感叹：上天的安排是否确定，不足以使贤者忧虑，却足以使世道忧虑。《古四大家摘言》序 周朝衰落后，天子的统绪散乱；列国的经统也散乱，各家诸子的言论各自坚持自己的强项而相互争辩。百姓日益陷入战争，士人日益沉溺于琐碎的辞辩，但总的说来，不过是分析利害，在蛮触般的细小争端中竞比长短而已。只有庄周、列子、御寇等人出现，跳出了一切争辩之外。庄子的文章浩荡纵横、变化迅疾，权变诡谲而千变万化；列子有时出入其中，又略加裁剪。到汉代，淮南子出现了；他的言论不完全出自一人，所著内容兼收道术和世事，最称杂博，而文章最为雄健。至于左氏，则采集编次鲁国史书，按照自己的方法贯串起来，作为《春秋》的辅翼，天下谈论记事文章的人都尊奉它。汉代又衰落，逐渐流变为六代文学；六代文学被人认为是舍弃璞玉而显露雕琢，却不知道文气越来越浅薄，也越来越走向衰败。韩愈、柳宗元所说的振兴六代衰颓，想追赶四位先秦作家，却仍然没有达到。宋代，庐陵、临川、南丰、眉山几家又稍稍改变文风；他们以为已经舍弃渡河之筏而终于渡过了津口，却不知道创作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低下。明朝兴起后，弘治、正德年间的学士先生又稍稍改变文风；他们不述说先秦和西京以外的文章，以为这是溯流而寻得源头，却不知道仍然落入了小径。所谓古文，不能凭借高深的气势压服众人的志趣，而一时轻快敏捷的士人喜欢宋代文章容易构造、名声容易猎取。然而这种风气到了嘉靖年间尤其盛行，晋陵更为严重。福建人施君某来任郡守，便拿出亲手编纂的《庄子》《列子》《左氏》《淮南子》四家文章中最精粹的部分，交给诸生华露刊刻。他说：“我哪里敢说这部书足以包罗先秦、西京文章呢？我只说它足以作为范例，难道敢凭此废弃宋文吗？只是希望学习宋文的人知道宋文从哪里来。”学习宋文的人因为它容易而追求容易，想求简易却得不到文章的根本，最终必然厌恶徒有其名的简易而不能符合实际，必然失败，没有不后悔的。宋文所由来，并没有别的，就是这四位先秦作家的遗法。施君又说：“学习宋文的人难道会因为《左氏》的虚饰、《庄子》《列子》的荒诞、《淮南子》的驳杂而讥笑我吗？”我并不是拘谨地为义理设置条框；他们难道会因为我删削文章而说我割裂原文吗？我只是不想让文章的瑕疵成为别人指摘我的理由。华生已经刊刻此书，准备奉施君之命来向我请序。施君在晋陵的惠政显著而不可改变，我屈指数来，私下以为没有比这一举措更大的功劳了；如果能使学习宋文的人进一步探求古文，晋陵的学士大夫将会为他立尸设祠来祭祝。

译《郭光禄〈南征实录〉序》嘉靖末年，那真是我难以说出口的时候啊！天子在北方急于应敌，士大夫便装饰言辞谈论敌情；南方倭寇紧急，士大夫又粉饰言辞谈论倭寇。上面也只把他们的粉饰当真，局势稍微紧急，士人便骤然受到重视；局势稍稍缓解，士人便被忽视。而且，称为将相的人，彼此亲近时就结党，彼此疏远时就争斗嫉妒；亲近时趁困难借机施加恩惠，嫉妒时趁困难借机施加恶意。爱恶之情压倒一切，天下有才望的人，早晨铸成声誉，晚上便销毁声誉，自己还没有察觉。当时我的朋友中有郭君静甫。郭君任御史，大司徒想增加三吴的赋税，郭君据理争辩，强硬而急切，因此触犯权贵，被调出任闽中县令。不久召入朝任都官部郎中，破格升为驾部郎中。当时正商议大举驱逐倭寇，司空赵某原是权相严嵩的门客，自称得到皇帝的信任，挺身请求受命担任元帅，统率军队，皇帝批准了。严嵩想迫切成就赵某的功劳，又担心他不能支撑，因为郭君多次谈论军事，器重他，便让他辅佐赵某谋划。郭君日夜兼程赶到军中，鼓舞官吏士卒，先后击破倭寇，焚烧杀戮，俘获大酋海等人，缴获以万计。赵某上奏推荐郭君，朝廷却只按文官资历任用，升为光禄寺丞。军中那些怯弱之人，暗中请求议和；那些妄图借机谋取私利的人，又都因为对郭君不利的缘故，彼此串通，在严嵩面前捏造郭君的隐私过错来陷害他，于是郭君的军事事务被罢免了。严嵩既借言官之口贬谪郭君，又按照考功法核查罢免他；事情还未完，又指使给事中、御史搜罗郭君的罪过，却没有找到什么实据，最终仍然夺去他的官职，让他回乡。郭君回乡后，闭口不再提南征之事，更加种植花木，引泉叠石，花钱购买书籍来自娱。又过了十六年，我北上，郭君亲手拿出一部书请我作序，说：“请您为我作序，我只是想记载南征的始末。”这正是他从前闭口不谈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如今又提起，他便抚摸自己的头发说：“已经斑白了，难道是因为我厌弃世事了吗？光禄寺不过是一个掌管膳食的官，御史不过是小小的默默之职；即使能够得到它们，我难道忍心拿七尺之躯去换取五品官吗？浙江的战事，只是姑且尽到臣子的本分罢了。如今我蒙受皇上的恩惠，恢复原来的秩禄，得以在渔樵生活之上寄托余生，已经超过我的愿望了。我哪里还需要喋喋不休呢？只是用兵是国家的大计。暗中求和，几乎等于把老虎放进藩篱以内；授予那些谋求私利的人借贵近之人的名义来攻击任事大臣的机会，豪杰之士难道不会因此离心离德吗？况且天下人知道严嵩器重我，却不探究后来的事情，便说我是严嵩一党；严嵩知道司空赵某表面上许诺我，却看不见他的内心，便说我是司空赵某一党；司空赵某表面上许诺让我作战，内心其实胆怯，却把我当作炫耀他的人，反而联合起来憎恨我，这岂不是彼此自相矛盾吗？” “我之所以写下这部实录，是想留给将来，作为东南军事大计的依据。”我听后悚然起身，说：“嘉靖末年，那真是我难以说出口的时候啊！”即使如此，君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了，请把书稿交给我吧。《檇李往哲列传》序 如今天下称论文献，只有我们吴郡居第一，钱塘居第二；但嘉兴处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土地平坦宽广，盛产水稻、禾苗、蚕桑、丝织刺绣和各种手工业，衣食供应天下还不完；至于人物，从明朝兴起直到今天嘉靖、隆庆年间，也越来越文雅有才了。然而记载郡志的书籍，大多残缺不全；恰好该郡人戚元佐，凭文学才华在兰台、建礼等典籍中任职多年，后来以尚玺大夫身份请假归乡，闲居无事，于是更加搜集考察故家收藏的碑铭典籍，以及自己耳闻目见的资料，分别为人物作传叙述编次，共若干卷，题名为《檇李往哲列传》。《春秋》记载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涉及明代以前的人物，是因为年代太远；年代越远，越容易失实。戚君认为，本郡前代名人如为义而死的程中丞，建立功勋的项襄毅、潘司寇，擅长政术的郑庄简，以及精通文学的吕文懿、屠宫谕，学士大夫大都能谈论；然而往往只是沿袭传闻，并不能掌握他们的要领。至于那些地位显赫、名望崇高、权势巨大的大臣，有时相互结党，迎合自己的爱好；其他整饬廉政、安抚百姓、成为官吏表率，直言进谏、恪尽职守，归乡后贫困生活、老死田野的人，不论他们的事迹如何，即使向人说起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过问。这就是戚君感到忧惧而写下此书的原因。从前王仲宣作《英雄记》，本意是想使当时的人物在古代襄阳《耆旧传》、汝南《先贤传》之后获得声望，又想使自己的地方在天下获得声望。戚君生于檇李，能够使檇李的人物在明代更受重视，使明代的檇李在天下更加重要，这难道不是志向雄伟、超过古人吗？戚君不只核实史实，还能把它们妥善组织成文，典雅而宏丽。司马迁虽然长于衡量人物得失，但他叙述战国游说之臣和侠义豪烈之士，写得光彩跃然，仍不如《春秋》诸世家的简略记载。班孟坚记述西京人物，功劳多在子骏；后世兰台、龙门的宾客，如果有人继承并光大他们的事业，那么檇李就不必再费笔墨删定了。《潘润夫家存稿》序 济南有个李于鳞。于鳞极力称许的人，除了王生六七人之外，就是他的同乡许殿卿、潘润夫、袭克懋。殿卿原来与王生交好，后来在于鳞去世时，王生从岭右被召回，经过广陵，一天之内便认识了克懋和润夫。王生一方面为逝者悲伤，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与于鳞极力称许的人在世间相逢。过了很久，润夫把自己的几卷诗交给王生作序，说：“冒昧借先友的声望，希望在您的笔下获得不朽。唉！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吴中盛产文献，街巷中到处都是诗书，但只喜欢推尊当时显赫而地位尊贵的人。一个徐庾出现，句句都说月露；一个元白受到尊崇，人人都写长庆体。沿着爱好形成格式，沿着格式形成风俗，便不可挽回了。”润夫被于鳞称许后，天天与他唱和；但往往随着兴发便竭尽自己的才华，随着遭遇便竞相表现自己的情致，各自在宽广的大道上驰骋而不互相冲撞。因此，读润夫的诗，知道是润夫的诗；即使写的是润夫的行事，也已经成为润夫的诗；这样，济南的诗便没有阿谀陈套之气了。这不是很好吗？润夫从县级官职起家，多次升迁，历任卿、京兆牧，直到担任转运使副职。他本来就是隆庆、万历年间的循吏，难道会因为这些雕虫小技而沾沾自喜吗？把文集题作《家存稿》，并交给王生作序，难道也是急急忙忙地谋求名声吗？这是为了表明：他懂得欣赏于鳞，却不必依附于鳞才能流传。殿卿、克懋各自有文集，大概也都是这种情况。

译《黄淳父集》序 甲戌年春二月，我入朝掌管太仆寺，经过淳父那里。当时淳父已经病重，却勉强起身迎拜，说：“我大概将要死了，冒昧把使我不朽的事情托付给您。”不久便呜咽着说不下去了。又过了三个月，淳父去世。他的儿子某拿着他的文集请我作序，说：“这是先父的志愿。”淳父从年轻做秀才时起，就以古文辞著称，同时也没有荒废秀才应试的学业。他多次参加考试，总是被黜退。最后一次不如意，便辞去秀才身份回乡。淳父既不穿儒生的衣冠，也不穿隐士的衣冠，只穿楚地服装去拜见达官长者，神态自若。他所作的颂、雅、骚、选、赋、诔等体裁，起初专门追求精美华丽、宏阔博大而自我欣赏。中年在白下任职后，文风稍稍改变，趋于淡泊，辞藻典雅，然而他的心意仍不能不追求工巧。晚年更加以写得工巧为乐。淳父的精工之语一经写出，各郡中以能诗著名的人便争相传抄，纸张也因此贵重。嘉靖、隆庆年间，即使东南各地的诗人，也没有谁能在淳父之前屈指称先。淳父绝口不提考中进士的事，但内心不能没有遗憾，于是寄托于飞升和炼丹之术，想稍稍伸展自己的志向；可是每次实行都没有成功，最终郁郁而死。他平时计算衣食，不能维持一年；可是前后收藏购置的古代敦彝、法书、名画，即使号称好古好事的人家也不能超过。淳父性情耿介，天性至孝，其他品行还有很多，我不一一叙述。谈到他的诗，我说：“士人从事文章写作，没有比我们吴地更多的；但这种风气沿袭江左，渐渐柔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风土清秀温柔，所以文辞也随之柔美。北地、武功诸位先生从中原兴起，自我磨炼文格以求合于古法，却不能完全摆脱豪迈疏宕的气息。我们吴地有徐迪功，曾一遇见他们便结交，并与他们调和取舍，已经达到文质彬彬；可惜早早去世了。至于淳父，他能够调和二者。文章不必完全废弃旧法而后能创新，文格不必亦步亦趋仿效古人而后能不低下。因遇到事物形象而有所表现，因自己的见解而建立法度；技巧不累及体格，豪放不损害韵味，这才可以说是调和。”如今吴地下士人与中原士人互相诋毁，吴地文风偏重轻快俊秀，却不能不推重淳父的精深；中原喜欢豪放，也不能因为自己粗疏而认为淳父的细密有害。淳父确实能够调和。淳父的父亲五岳公，是博学雅正、知名的士人，他所著的书也由我作过序。五岳公的学问博杂贯通，淳父则长于专门深入；因此我谈论淳父，尤其没有隔阂。” 《类隽》序 自汉代以来，学士大夫以经术和品行互相争高，不肯拘泥于琐碎的学问；即使像啬夫那样凭借伶牙俐齿，也会遭到斥责。然而，贰负的形象在中山被表彰，三觞的踪迹流传于洛水，人们却不能凭空臆测回答，只能叙述自己家族兴起的缘由。齐、梁两朝的君臣既然专事辞藻的组织雕饰，不能运用独到的思想，于是一时流行的文章大致有两种：奉诏应制，巧思迟缓的反而败给粗拙迅速的；征引事例，铺陈多的反而胜过简略少的。到唐代设置博学宏词科，文章的使用就更加急迫了。因此白居易轻视这种文章，他的书中说：“白仆仆，是被役使的意思；又一说是白襆，仿佛取白布来包裹衣服。”然而学士大夫往往出身田舍，远离金匮石室的藏书；壮年忙于生计，晚年又困窘于余年，力量不足以得到藏书，即使得到，也只能奔走于东西南北，追逐朝夕之需。惠施的五车书纷然杂陈，又怎么能用来充实后来的车乘呢？所以善于编类书籍的人，正如善于经营货殖的人；他们的作用在于把少量资料扩充为大量用途。我的朋友郑山人三十多岁时，就厌弃经生的学业，抛弃它而闭门写古文辞。吴中号称街巷间充满诗书，山人借贷了许多书，分段时间接受它们，往往都能背诵。到了中年，他所作的古文辞在中原得到称誉。赵康王听说后聘请山人，刚一交谈便认为他贤能，说：“先生不就是所谓能够行走的秘书吗？”于是催促安排驿舍，供应美酒、好肉和丰盛饭食。宴饮完毕，又说：“先生替我编成一部书，大体仿照徐坚的《初学记》、欧阳询的《艺文类聚》。”供给他笔墨纸张，又拿出许多自己收藏的书，每呈上一篇，赵康王都称赞好并加以勉励。山人先后被两府征召到北都京师，拜见少师华亭徐公并与他交谈；徐公也更加认为他贤能，说：“这是我心中暗自有志于此，却没有达到的事业。”于是对山人说：“采集唐代以前的材料不要遗漏，遗漏便可惜了它的遗存；宋代以后不要广泛收录，广收便会厌恶其杂乱。宁可选取稗官奇闻，不要像史书那样平庸；宁可采用街巷间雅正的材料，不要采用儒生式的鄙俗文字。”山人拜谢接受教诲。又过了二十年，书编成，题名为《类隽》，因为所收各类材料没有不是精隽的。此时康王早已弃世，徐公也辞去首辅回到故乡；山人年老已近九十岁，却仍没有荒废这项事业。一天，他把书稿交给我说：“我的事业已经与赵嗣王商议，准备刻印了。您喜欢发表一家之言，请评论一下我的书是否得当。”即使如此，他把我看成什么人呢？我推辞说自己才智不敏，他却说：“书编成之后容易松懈。豪杰之士不能无事可做而把全部力量用在学问上；但如果能使道路上的普通人也多少接触它，立即取得、立即有所回应，又没有腐朽如司马相如笔锋的弊病，那么只有您才能做到。” 凭借这部书的功劳，可以说康王确实是一位贤王。刘孝标作《类苑》，梁武帝凭借君主的尊贵身份，不能亲自推许赞扬它，却召集许多学士编成《华林要略》来抬高它。康王不吝惜赵氏的财物，写信共同为山人提供笔墨纸张，使这部书得以完成。山人赞美康王，康王确实是贤王。山人的名字叫若庸，常自号虚舟，是用来表明自己寄寓无定的意思。

译《戴金吾〈御戎策〉序》我任尚书刑部郎时，戴君伯常正因被选拔任用而担任金吾缇骑长，偶尔来往交谈文章，十分投契。后来我渐渐听说，他负责审理金吾狱讼时，旧相夏某因触犯权贵被捕，按罪当死；严嵩恨夏某极深，便把这件事交给戴君，想使戴君替自己出气。戴君推辞不接受。大司马聂贞襄公又因平阳守的案件逮捕戴君，戴君以师礼事奉他，与他谈论王阳明良知之学；聂公的部将陆撼之威逼他，戴君也不为所动。我一向认为戴君贤能。后来我出任青齐巡抚，罢职回乡，再次起用任藩臬，才入朝掌管太仆寺；与戴君分别二十年。戴君也因军功屡次升迁，成为大校，进而升任副将，却又被罢职。戴君已经六十多岁，但头发仍黑而有光泽，面色润泽；与我促膝坐在狭小的屋子里谈论天下大事，连续不断，毫不疲倦。后来他拿出一部书给我看，说：“这就是我用来记志的文章。”原来戴君刚任缇骑时，中原已经受到敌人侵扰；敌军两次大举入侵，杀掠三辅的官吏百姓数十万、上百万而去，而我们竟不能取得偏师或别部将领的一次胜利；交战时畏缩不敢合战，防守时兵力分散，处处显得薄弱。戴君分条提出十件事，准备上奏。其大意是想拿出国家数年的储备，训练十万精骑，在内地设置几十处埋伏，等待敌军深入，诱使他们进入伏击圈，乘机重创，歼灭其军众，追击到王庭，使敌军丧胆，不敢再来侵犯。“敌人所凭借而强大的力量，其中有一半是我方投降的士卒；这些人难道没有父母、房屋和产业的牵挂吗？应当重金悬赏招募其中有才能的人，使他们充当将领；让其中弱劣的人务农，十年以后还想把他们全部转化为良民，以符合剖开藩篱、建立大家的道理。不要说儒生见到这些会怀疑，即使老将也会掩耳离去，认为这种话过于夸大，不是任事之言；然而其中使弱势转为强势、使劳苦转为安逸、权衡主客变化与离合机密的精妙作用，只有我自己说得出，也自己相信它一定有效。聂公以及相国徐公、赵公后来先后能够了解我，因此我得以稍稍升迁。大帅陆某暗中威吓我不要贸然上书，我也想到诸位公卿未必能完全理解我，即使上书，也会被认为是希求进身；可是我的心意正十分畅快，实在不能停止，于是遍考三代直到明代，凡是历代备边事例的得失长短，以及各边文武官员上公车奏报军计的材料，总是查问并追究到明确，直到完成为止；最后按照奏疏所说的主旨作出判断，并加以详尽说明，共四十卷。”我说：“您的书编成了，官职却被罢免；将来一旦官府有紧急事务，借重您而把关外的军务托付给您，您还能作伏波将军那样扶鞍而精神矍铄吗？”戴君回答说可以。然而关外的寄任不过是一名将帅而已，最终也不过是斤斤计较于工匠、官吏、百姓筑板、修墙、建障、设烽堠之间。“等到率领轻骑追击敌人，以斩获几级来换取微薄的赏赐，那些事情我本来就有做不到的地方。况且让我被一个关外将帅的职务束缚，大司马还不如采用我的书，把它交给大司马去实行，或许能够发挥惩戒敌人、进行有限征伐的作用。如今单于正修习呼韩邪的旧事，向往教化而自称外臣，又有什么地方需要借助我的书呢？只是我听说，岐伯、秦越人，是天下谈论医药方术的人所推为神妙的；然而他们遗留下来的书籍简奥而多有隐秘之处，不深思的人不足以领会。假使让他们与李杲、朱震二三人比较医术和疗效，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医术之人学习他们的书，本来就容易把它用于治疗疾病。如今佩弁戴鹖、从事武事的人，口里能谈韬略，手中熟悉孙武、吴起，却不能真正探究如何运用。假使将来边疆事务危急，却不把我的话当作无用的文饰，希望它还能够得到验证吧。”我本来惋惜戴君怀才不遇，又赞美他的志向接近厚重而且忠心有余，因此为他叙述编次这些话。《王少泉集》序 楚国在《春秋》时代是大国，但它的言辞却因孔子删取《诗经》而绝少流传。到了《诗经》十二国风衰废之后，屈原才开始以《离骚》振兴楚辞。他的门徒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共同推阐光大楚辞，大约过了一千多年，又有孟浩然以及杜必简、杜子美，作为楚辞的祖孙一脉，重新凭诗歌显名。又过了几千年，到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王稚钦出现，张、廖诸公继起。张公以气势雄伟著称，廖公以文辞逞能，稚钦最号称高华，但也不能不受才气牵累。稍后少泉王公出现，独能调和其中的偏弊。王公在意境方面不是不能深厚，而是不愿使思致放纵到意念之外；在物象方面不是不能穷极，而是不愿使它越过眼见的范围。才华不愿耗尽，便以规矩约束它；文辞不胜繁靡，便以质朴驾驭它。因此王公的诗文一出，那些喜好奔放驰骋的作者，都茫然自失了。我起初在燕中任郎官时，和王公的侄子、原御史王宗茂同年，又素来友好；他拿王公的文集让我读，认为若说它属于当今，便是当今人没有可以比拟的；若说它属于古代，又是古人中从未见过的。询问以后才知道是王公的作品。王公写诗作文，不作贞元以后人的语调，却能摆脱摹拟，洗去旧的路径，超然于成法之外，不能用一家一派来概括他。王公和稚钦都因科举高第入读中秘书，没过多久便离开那里担任其他官职，所以没有受到文坛习气的沾染，自己达到古人的境界，而王公尤其擅长操守品行，长于气节风概；他任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事迹。然而他只经历两次升迁便做到佥都御史，后来因办理公事而罢官。我读到王公文集后过了二十年，任官经过楚地，在里中拜访他。王公身材高大，面色白皙，胡须飘然，已不像尘世中的普通人了。他拿出比从前多了一半的文集给我看，说：‘我已经退隐了，还用得着文章吗？虽然如此，也不能因为身处我这个时代而使你失去这部文集，就姑且用它记下我所达到的境界罢了。’我哪里足以了解王公所达到的境界？只是读它时意境深沉，诵它时声音铿锵；委婉而有章法，宏阔而典雅，奇特却不艰涩，或许接近《诗经》中那些古代诗人的遗风吧。张、廖二公姑且不论，王公早年显达，类似宋玉、唐勒、杜必简；但他不作绮丽的词藻和淫靡的声调来求取君主欢心。他遭遇困顿、不得志，又像正则屈原和子美杜甫；但没有怨恨叹息、感慨不平之气来表现对时局的违逆，而天子最终也终于能够了解王公，使千年以后的人不至于因王公的作品而废卷叹息。王公是楚地京山人，名格，字某，少泉是他的别号。最后天子下诏任用王公，但因他年老，不再强行进用，只授为太仆少卿，所以我这样说。

译《青萝馆诗集》序 于鳞曾经选定子与的诗作，得到其中十五分之一而刊行，并且答应替他作序。但不久于鳞便去世了。伯玉作序，大意说：‘人们说李、何二人过去相互欢悦，最终却因为名望高而成为敌对的两国。子与严肃地侍奉于鳞、元美，简直要把他们当作尸位上的神灵来祭祀。二人巡视中原，也首先推举子与和元美。’我王贞不才，又过了七年。子与所作的诗日益丰富，将要续成一编，与原集合刊；而他自己重新审视于鳞所选的诗，却更加苦恼，只是心中怦然，一定要推举我来为他作序。我的话如果完全不合作者的心意，自然不必说。即使稍微合乎作者心意，他想借此使天下后世相信，而天下后世本来已经防备着伯玉的序，也在窥伺它的后文，那么一定会说：‘这是伯玉啊！于是又只是替人说大话，坐享成稿罢了。’或者苏代曾说：周地轻视媒人，是因为媒人会对双方都说好话。像子与之于于鳞、元美，不是因为名望高而彼此为敌，反而是相互撮合，以成就名望。若因伯玉的序而怀疑我，又因我的序而怀疑子与的诗，那还取什么裁断呢？于是子与的意思仍不停止，说：‘不是要靠你来撮合名望，而是要凭你的一句话成为文艺界的公论，希望我可以因此自信罢了。’我记得初次认识子与时，子与已经成年，并且有了显赫大人的名声。但他一旦见到于鳞而喜欢上他，便完全放弃自己原来的学问而去学习于鳞。即使有所构思而未完成，最多也接近建安和三谢、开元大历的风格，不能超出这些范围；即使成篇而未流传，也应当得不到于鳞的首肯。凡是过去与子与唱和的人，有的拉他回来，有的约束他，有的讥笑他，而子与却傲然不顾，这样三十年如一日。那么子与的自信还有谁比得上呢？估计子与一生所作的诗，如今被选定的只有十五分之一，而所谓十五分之一，又全是他认识于鳞以后所作的。他认识于鳞以前、曾经被士大夫传诵的诗，我还记得一些，子与却删削掉了，毫不吝惜。子与难道一定要靠我的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自信吗？伯玉又多次说：‘孝宗时有李梦阳、何景明，又以徐祯卿相辅。应当说子与继承了他们，就像二徐一样。’只有献吉为昌谷作序时说：‘才大而尚未变化，今天操笔的士人为什么还替昌谷痛惜呢？难道是因为他还没有变化吗？’我却认为，昌谷所欠缺的是才力广大，不是变化。昌谷大概是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吧？是偏于一端而达到变化的人。至于子与作古体、近体诗，材料宏富了，气势完足了，意象协调了，声律与内容平衡了，或许可以说是达到‘充实而有光辉’的境界了。有句话说：活到六十岁，便有六十次变化。子与刚满六十，从今以后，每一天都是变化的一天，也将是进入变化境界的一天。我王贞不才，请拿着书简等候着看吧。《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明代王世贞撰 文部 序十三首

译《少保王公督府奏议》序 我王贞不才，任晋地按察司官员时，当时少保、蒲坂人王公以御史大夫身份统督云中、上谷诸镇。适逢套地大帅俺答的孙子巴罕鼐济闯入边境请求投降。不久，我因服丧离职。多次从田间听到驿站传来的邸报：大帅因为鼐济的缘故与边境议和，捆缚叛人并在北阙下斩首示众；远方藩属接受官吏和封号，请求世世代代依照属国的礼制相待。王公也从大司马、宫保等职历经四次升迁而到达当时的官位，朝廷给他世袭俸禄，亲军、锦衣卫、太学上舍的待遇也给予两三次；至于赐给蟒纹、绣服、虎蹄等物，功臣和外戚也不敢奢望。天子既施用威势和恩德，使过去臣服于任何人的臣民归顺，告祭太庙并举行饮至礼，以此教化四方；那些通过梯航、重译而来的国家，彼此相望于道路。王公独受上等赏赐，君主用来宠信、光大王公的恩典不止一件。天下人人本来都称颂王公的功劳，却还没有完全知道他取得功劳的缘由。直到我入朝担任九卿之列，凭世交子弟的身份拜见王公，才得到王公所著《督府奏议》，伏案读过，便起身叹息说：‘天下人能称颂王公的功劳，却不能称颂王公取得功劳的由来。天下人只知道王公不用交战便使敌人屈服，能够轻易收取功效，却不知道王公使敌人屈服，其中的困难本来是交战的百倍。’ 当鼐济刚刚进入边塞时，边吏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孤苦的孩子，对国家大局没有什么影响；只有王公赶紧向皇上进言，说这是可以囤积待价的奇货。俺答于是急切要求赎回他，我们便借机进行交易，告诉俺答：只要把叛逆赵全等人捉来送还我们，就优待鼐济并放他回去，暗中抓住他爱护幼子的心理来控制他的行动。其次，如果俺答并不急于赎回鼐济，我们便按照汉代扣留质子的办法安抚、接纳他，让他招来旧部，居住在边塞附近。等俺答年老将死、杭台吉即位，势必不能完全拥有俺答的部众，然后就用一个屠耆谷蠡的秩位羁縻安置鼐济于塞外。他若同杭台吉联合来与我们交好，便使双方有利而共同保存他；他若不肯同我们交好，我们就兴兵从旁辅翼杭台吉，既不失去兴灭扶危的名义，又能从内部收取他的力量。奏报得到许可，大概还没有等到王公发出第二套谋略，强敌父子以及其他部族，就像被按在我们的手掌上一样，只能听从我们的驱使。然而当时敌人正拥兵十万逼近边境，不能没有所求取；而老将贪图俘获，不愿停止用兵，任意制造恐吓、疑兵和虚声恫吓；朝廷大臣拘守旧见，议论纷纷，迟迟不能决定。外有不可测的敌情，下有不一心的将领，上有意见不一的朝廷议论。王公认为不早作决断，大事就会失去，所以对外张扬兵威以威胁敌人，对内显示忠信，挺身直言争辩，压倒满朝的议论，事情这才得以决定。假使王公一旦面对生番部族，就像廉颇、霍去病、卫青一类人那样，驱赶着粮车和精锐骑兵践踏蒲类，越过皋兰，杀戮温禺尸，日日追逐取胜，不过是发布军令、申明约束、用片言决定事情，只听从一柄麈尾的挥动罢了。所以我说：王公使敌人屈服的困难，本来是交战的百倍。王公镇守边地总共三年多，前后上奏的疏文，累计有数十百万字；他不只是能够抓住敌人的要害，使权力始终在我方而不在敌方。至于训练士兵，实际选拔材官，排斥奸邪盗贼，防备要害之地，各种可以鞭挞惩罚、压制敌人的措施，无不具备，使敌人明白知道与我方议和的好处以及侵犯我方的危害；这些话本来都有清楚的记载可以考察。假使王公果真一旦面对生番部族，像卫青、霍去病、廉颇一类人那样，驱赶粮车和精锐骑兵践踏蒲类，越过皋兰，杀戮温禺尸，日日像汉代那样取得胜利，那么王庭南北遍地白骨、青磷燃烧的尸骸，难道全都是匈奴、丁零一类人的吗？中原所耗费的，不过是几个大县的财力；通过一次互市便可以坐收十万匹马，敌人群马空空地回去，我们把马养在苑圉之中；我们一箭不发，便坐看敌军日益衰弱，使他们每天贪图穿好衣、吃美食，游乐嬉戏而忘掉战事，不必劳苦于修筑坚城、巡夜击柝，却能使百姓安稳地处在席褥之上，这种功劳又岂止是交战功劳的百倍呢？我曾读赵营平所上的屯田奏议，以及李太尉的《防昌集》，其中论述羌寇和河北利害，清楚得如同指掌；我以为，即使不谈孝宣帝、武宗，明君即使只是中等资质的人也能辨明这些道理，何况是隆庆、万历时期所称的明君贤臣呢？晋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国，荀林父凭借败逃残余的军队，只在曲梁击败一个赤狄部落，却获得赏赐，并让狄人千室成为他的属民；士贞伯也因此拥有瓜衍县。魏绛由于无终部落的请求，接受虎豹皮来请求和好，而晋国稍稍在郑国取得胜势，于是便把郑国的歌钟、镈磬、女乐的一半赏赐给魏绛，使他享受金石之乐的供奉。王公以陪臣身份，天子用来宠信、光大的待遇，我估计并不过分。我王贞不才，借王公部属的缘故作这篇序，希望后世知道防御外敌要极其明智，然后才能有上策；这篇文章或许可以同赵营平、李防昌的作品一起显著流传吧。

译《章给事诗集》序 自古有人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而诗又是其中最精粹的部分。我私下认为，可以从诗歌认识诗人的为人：如陶靖节的言语淡泊高雅而超然深远，青莲李白的言语豪放飘逸而自得，少陵杜甫的言语宏阔奇特而境界丰富，左司的言语幽深冲淡而独有造诣，香山白居易的言语浅近率真而崇尚通达。这还不必论他们如何张扬门庭、树立声望，以高下作为境界；总之，诗歌从内心发出，便是其人的真实表现，即使不必从史书验证，也已经十之八九了解其人了。后代人喜欢剽窃摹写，似乎只求苟且猎取一时的喜好，思想错乱而格调驳杂，没有取法性情的真实；得到他的言语却得不到他这个人，得到他的诗集却得不到他所处的时代，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考中进士时，和同舍郎李伯承一起作诗，颇有声名；章君景南当时任行人，外出时跟随一个仆人，骑着瘦马，穿着破衣，匆匆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他是官员，和他交谈也不知道他能作诗。偶尔一次来往，章君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席门之内飘出一缕香气，我这才知道有这样一位君子。我们煮茶相对而坐，向他索取几篇诗作，一同吟咏品味，恍惚如置身陶渊明、韦应物之间，从此已经厌恶我们这些人专工藻饰了。稍微同他深入交谈，发现没有什么不是诗；慢慢观察他的眉宇神情，也没有什么不是诗。然而章君后来以郎官高第补授给事中，当时皇上忌讳谈论册立太子的事，章君却首先上疏请求册立太子，触犯禁忌，几乎遭遇奇祸；不久他以疾病为由辞职，归卧金华山中。我既然突然得到章君这样的朋友，又突然失去他，日夜还希望他重新出仕建功，章君却去世了。章君死后，他乡里的士绅先生爱惜他这个人，共同请求在学校中为他立祠；爱惜他的诗，又共同刻印流传。过了二十年，他的儿子某托我作序，我这才把诗全部读完，然后知道章君的诗并不只是章君的诗，而是陶渊明和韦应物的诗。有些诗取法达到篇章整体，便不拘泥于句子；有些取法达到句子，便不拘泥于韵脚。意境从有形进入无形，景物处在浓淡之外，格调处在离合之间。他之所以合于陶、韦，虽然是章君苦心经营的结果，却连章君自己也未必知道。陶、韦的言语潇洒超脱于世俗之外，仿佛同世事相去甚远；然而陶渊明的壮志不能实现，便发泄在歌咏荆轲上；韦应物的壮烈行迹不能掩盖，便记载在《逢杨开府》一诗中。他们虽然只是借此稍稍表现自己，但总的说来都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章君的壮志，独能用在请求册立太子的禁忌之事上，天下人没有因为只是空言而轻视他，这就尤其值得尊重。我因此详细写下这些，想让后世知道有能够用内心的声音作诗的人，章君就是这样的人吗？章君就是这样的人吗？《华阳馆诗集》序 大中丞宋公望之把他所著的《华阳馆诗集》交给我，地点在郧中，说：‘你替我作序吧。’我过去任尚书比部郎时，宋公由县令高第被授为御史，曾间或一两次来同我谈论诗歌。宋公气质充实而才华高超，所造作的语句必定使满座惊异。此后他出任盐河中道按察使，因病辞归；越级升为廷尉丞，出任一方州牧，任佥臬，又升为副职；两次受挫，两次起用，入朝辅佐太仆，又辅佐廷尉，直到现在的官职，共经历十多个任期。从年轻到壮年，又到老年，将近三十年。他所经过的地方，有秦、晋、梁、燕、赵、魏、闽、蜀、吴、楚，路程数千万里。他旅途中的山水，有的高低起伏，有的牢骚曲折，姿态各不相同。宋公时时得到这些，来增益我所见江山的奇诡独特；险峻绝妙的土地、风俗、物候，其中有艰难奇异、曲折参差之处，不可穷究。宋公又时时采撷这些，来增益我的奇思，而内心并不因此混乱。凡是宋公的诗，遇到最让他满意的事物，不加以夸扬，有超旷而没有得意自矜的神色，所以没有放纵的声调；遇到最使他不满的事物，也不屈服，有感慨却没有不平，所以没有急促的节奏。铿锵的地方，合于金石之声，但宫调和谐，商调随之；灿烂的地方，都是天地的色彩，但意境有所造作，形象便随之显现。因此，平和与宏阔爽朗虽然相互发挥作用，却始终以平和为主。评论诗的人说，宋公的五言诗出入于建安诗风，这从《拟李都尉》以下的作品中可以品味出来；七言诗有唐初四杰的风采，这从《帝京篇》中可以吟咏出来；近体五言、七言，大体都有王右丞、嘉州的情致，间或进入刘文房的境界。我认为这只是得到宋公相似的外貌罢了。宋公诗歌造诣的由来，以及它怎样从灵机中产生又进入境界，即使宋公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嘉靖、隆庆年间，宋公既未能完全得到时运的际遇，天下的事情又时常有碍于眼前的，于是不得不寄托在诗歌中，化为讽谏。如今宋公更加显贵，侍奉圣明的君主和贤明的大臣，君臣相得、欢欣兴起的和乐之声已经和谐了。清庙中的琴瑟，朱弦而声音疏越，一人倡导，三人叹和，除了宋公还能是谁？除了宋公还能是谁？歌咏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我虽然不敏，也将拿起笔来跟在宋公之后了。

译《少保雨川葛翁行历图像》序 王世贞任尚书郎时，葛翁才五十岁，已经由少宰升任南京大宗伯了。从朝班中远望他，本来就十分润泽而头发乌黑。当时王世贞上疏请求罢官归里，过了很久，才在朝廷内外沉浮起落；自以为已像换了一个时代的人。葛翁辞去宗伯归乡，天下人虽然想要伸展葛翁的志向，观察他的政绩和晋升，却不得不强行起用他；葛翁再次升任大司徒，归乡后又被起用为大司寇，直到御史大夫。王世贞入朝掌领太仆时，他的同僚正是葛翁的孙子葛昕，因而得以侍奉葛翁。葛翁主持台省二十年，而居家食禄占其中十分之七。即使不说葛翁，王世贞自己也已经头发蓬乱而斑白了。天下人忌讳说葛翁老去，却艳羡他的壮年。葛翁深沉少言少笑，只是他出入之时，众人都已经注目于他，借此把他看作高山巨海，能够支撑天地、养育万物。雨泽所施布聚合之处，葛翁反而谦退，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君主强行挽留并加以褒奖赞美，不止一次。于是太仆拿出葛翁的画像若干册，给王世贞看，并指着说：‘这是他还是诸生、接受经学教育时的像；这是他听取各县赋税颂辞时的像；这是他任郎官、在礼署起草诏令时的像；这是他领受诏书、选拔培育众多人才时的像；这是他言语温和、巡行宣达政令时的像；这是他言辞刚正、任按察官时的像；这是他以中丞身份开府时的像；这是他辅佐统帅、调和军政时的像；这是他在南方使神人与人事和洽时的像；这是他任地官、掌管财政时的像；这是他第二次赋闲归田时的像；这是他掌管国家禁令时的像；这是他执掌中丞法权时的像。’ 葛翁前后经历将近二十次任职，他的容貌也从幼年到壮年、强盛之年，逐渐走向老年。他的服饰从青衿到冠服，从黄、黑、银、青直到金紫；他的头发也从青绿、乌黑、斑白直到全白。我不能把它们全部辨认清楚，稍微可以辨认的，只有任少宰时和任中执法时的两幅画像。太仆多次对我说：‘古代善于描绘人物的画家，除了敬君、延寿以外，没有谁能超过韩干、周昉。韩干、周昉描绘汾阳王郭子仪，妙处达到连他的性情也一并表现出来。然而天下那些没有亲眼见过汾阳王的人，突然把画像给他们看，他们却不能指出这是什么样的人。至于诵读他退朝后从容自得的情态，便能描画出他的优游自得之风；诵读他身穿赤舄、举止庄重的诗句，便能描画出他处变而不失常态；观览“雝雝肃肃”的诗章，便能描画出他保养和气、履行敬慎的样子；歌咏“赫喧瑟僩”的语句，便能描画出他的威仪和敬畏。即使相隔千万里，即使相隔百代之后，打开文集而想见其人，连同他的容貌神态，也仍然鲜活跃然。怎么可以没有你的话呢？’王世贞谢罪说自己不敏，对太仆说：‘您只是描绘您的祖父罢了，难道仅此而已吗？’那么我的话又有什么可借助的呢？即使不凭借我的话，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是借葛翁由幼而壮、由强而逐渐老去这件事来说罢了。他的头发由青绿而乌黑、由斑白而全白，是变化的容貌；他的服饰先有青衿、后有冠服，先是黄、黑，继而银青，如今又成为金紫，这是变化的装饰。他那晶莹如冰玉、纯粹如黄金、坚劲如铁、茂盛如松柏的品德，本来七十年始终如一。再过数百年、数千年仍然崭新，这大概就接近《诗经》《尚书》中所称许的周文王、卫武公了吧？不久，王世贞借山南的旌节出任外官。第二年，葛翁任满六年，按照规定应当晋升品秩，却迟疑不肯上计，多次请求告老还乡。天子不忍葛翁离去，又不愿违背他的请求，特授太子少保，驿马传送他归乡。至于继续供给车舆、廪禄，这项待遇在六卿中，自葛翁登第那年起废止，四十五年后才重新举行，也真是盛大的恩典啊！王世贞当时事务简少，便追述并整理他所说的话，送给太仆，作为赠给葛翁的文字。虽然如此，葛翁已经闭塞外物、专心修道，而且更进一步进入道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我的言语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防名山记》序 友人观察使何君振卿，胸襟旷达明朗，心神放纵于尘世之外，尤其深知仁者、智者游赏山水的乐趣。他从做诸生时起，跟随计吏，在朝廷内外升迁历任，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一半。然而何君所谓的快乐并没有衰减。何君凡是遇到佳美的山水，必定游览，必定有吟咏、歌唱、叙述之类的作品，却仍然觉得不能满足心愿。一天，他叹息说：‘严夫子曾说，一个州有九处游览胜地，他已经游了其中八处。以天下著名而可以游览的地方来说，他尚且不能不为还有一处未到而遗憾，何况我所游历的地方仅有天下的一半。我已经疲倦了，却一定想凭我的年岁走遍我能走的地方，再凭我的双足看尽我能看的景物，也很难做到。’又说：‘但愿我有少文那样的绘画技艺，把天下山水画在我的墙壁上，并且还能让车舆载着我同游丘壑，那该多好啊！’然而我的屋室可作墙壁的地方有限，天下著名的山水哪里只是十处百处、千处万处呢？墙壁不足以画尽天下山水，和我的双足不足以走尽我眼中的景物是一样的。后来他豁然开朗，说：‘我得到办法了。’于是搜集古今名家俊彦记载游览胜地的文字，从大都、留京，到五岳极远之处，再到罗施、鬼方等地域，列出若干山，水也附在山后；从汉代应劭、唐代柳宗元，一直到今天，列出若干作者。从《汉官仪》一类的记载，到诗序和题写在墙壁上的文字，共有若干篇。其中有的文章不能得到全文，有的事情不能专门叙述，便选取韵味最优美的部分，排列并分品为三类：一类叫“胜纪”，一类叫“名言”，一类叫“类考”。全书只有十七卷，文字却已经五十万余言。何君写成这部书以后，日夜侍奉他的父亲；虽然朝廷多次推荐、多次起用，他也不再肯出仕为世所用。他时常展开书卷读一读，那些过去游览过的地方，仿佛又回来了，又仿佛正同旧日友人相会；那些没有游览过的地方，也恍惚像亲身经历、亲眼遇见一样。然而从此以后，探求奇异、仰慕新奇的人，接踵来到何君门下，询问所谓记载山水的书。何君承受不了这种繁多的请求，便把书刻印出来应付他们，以扩大他们的爱好，并嘱托我作序。我本来曾经做官，辗转于燕、齐、晋、楚、吴、越之间，但我的足迹还不能赶上何君的一半。除了岱宗、太行、匡庐、庐山、两洞庭、张公、善权、桐庐之外，那些胜景还不到何君所见的十三分之一。虽然错误地自称和何君有同样的爱好，却不能完全抛开官府的道路，同樵夫渔翁一起穷尽山水的深处。只有我所积存的几十篇游记，虽不能全部超过何君，偶尔也有超出何君所见范围的，于是全部拿出来归入此书，并叙述这样做的缘由。唉！读何君的书，便可以不必亲自游览山水了。得到他所说的高远、幽深、深邃之境，同自己的心灵相互谋合，也可以不必再读其他书了。若把山河大地一切都看空，那么所谓高远、幽深、深邃，也都只是陈迹，何君的书也可以不必存在，我的这篇赘文也可以不必存在了。姑且把这些话回复何君，不知何君是否会点头认可我？《吴汝义诗》小引 休宁人吴子行想刊行他的先人吴汝义的诗，请我的朋友俞仲蔚代为前来请求我作序。我曾读徐吏部学谟所著《汝义事状》，其中说吴汝义凭借侠义刚烈的品性在江淮之间闻名，他所作的诗跌宕雄奇，具有《诗经》诗人的风致。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百多篇罢了。汝义虽然喜欢用吟咏使自己适意，往往却又多有厌弃，不再保存诗稿。他只活到三十四岁便去世；当时子行才十三岁，心中不忍使父亲默默无闻。于是他既能奔走数百里请求徐君撰写事状，又能在诗稿多被弃置之后，竭尽搜求、借取、请求的力量，前后大约二十年，才得到所谓一百多篇。作诗难道一定要多吗？即使杜少陵也这样说，真是知晓诗理的话啊！汝义对于诗，是为了使自己的性情舒展，并不一定要借诗寄托自己的名声，所以诗稿多被弃去。子行不忍使父亲默默无闻，在办法穷尽、无人挽救时，便想用父亲所厌弃、原本不想取得的名声，姑且寄托自己无穷的思念。他那种明朗、旷达、纯厚、真挚的心意，在父子之间相互伸展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从前晋人感慨蓝田晚年，赞美他说，人不能没有年寿。王羲之的官位际遇还比不上蓝田，于是又说，人不能没有儿子。如今凭汝义这样的才华，而成就仅仅如此，本来是受年寿限制；但如果子行像不忍父亲默默无闻那样，一定替父亲流传名声，那么或许也足以称为有这样的儿子了。所以我不推辞，作这篇小引。《永慕堂诗》叙 何子佐任昆山令三年，政绩已经完成，便抽空来拜访我，说：‘先君子离开我已经若干年，先太孺人离开我也已经若干年，却如同只过了一天。因为我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于是劳驾张令氏为墓碑题表，尹宗伯氏又劳驾为堂题写匾额，各位士绅又劳驾为堂作诗；先生能否屈尊替我作序？’死去的骨骸尚且将因此不朽。王子神情庄重，过了一会儿说：‘您的堂匾题作什么呢？’他说：‘永慕。’王子起身说：‘题得好啊！您的先君子离开您已经若干年，先太孺人离开您也已经若干年，而您却如同只过了一天，这确实是永远的思念。来，听我告诉您：我起初学习《孟子》，读到书中称赞大孝子终身思慕父母，把五十岁仍然思慕父母的情形只归于舜，而不涉及其他人，我对此很疑惑。既然人人都有父母，难道只有舜一人这样吗？后来学习《檀弓》传，读到子张除丧后去见孔子，孔子把琴给他；子张调弦，琴声和谐，弹奏后有了成声，于是起身说：‘先王制定礼制，我不敢不做到极致。’子张是贤人，孔子没有责怪他做得不够，而姑且允许他达到这样的程度；我这才突然明白舜的情况。况且人刚死时，内心惶惶不安，好像有所穷尽；下葬以后，心中惊惧，好像有所求而没有得到；已经下葬，心中惶惶不安，好像有所盼望却没有到来；服丧期满小祥时，心中感慨；大祥以后，心境空阔，这说明哀痛逐渐减轻。像子张，是情感因礼制而受到阻塞，而礼制又为情感伸展留下余地。伯鱼长久为母亲哭泣，孔子听见后说：‘是谁在哭？’弟子说：‘是鲤。’孔子说：‘唉，太过分了。’伯鱼听后便停止哭泣。像伯鱼，是礼制替他裁度，而情感因此受到压抑。为什么何子不让情感夺取礼制，最终也不让礼制压抑情感，而是用内心坚持到底，难道不是近于贤者吗？虽然如此，我还没有说明何子怎样善于运用‘永慕’二字。孔子称赞舜说：‘舜大概就是大孝吧！’接着又说：‘他的德行足以成为圣人，至于他那种敬畏谨慎、勤力耕田、恭敬尽职的行为，本来也是不可与他相比的。’那么孝子献身于世的目的，是使父母得到荣耀。假使季路没有孔子作为他的依归，而他治理蒲地，只像公若所说的那样不过是没有受过教化，那么早晚享用五鼎之食又有什么凭借呢？何子佐昆山，还像季路治理蒲地一样；他的名位本来还没有到尽头，他树立德行而使父母显赫光荣的道路更没有到尽头。何子也善于运用他的‘永慕’了！王子把这些话告诉何子后，眼泪不断流下；说到后来，舌头僵涩，嘴唇闭塞，不能把话说完。

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王子遭遇了奇特的感情。何子名渭，是防昌人；处士何君名正绪，具有深厚而不显露的德行，乡人尊敬他而不直呼其名，称他为少巗先生。《两朝锡命卷》序 国家褒奖内外大小官员，从黄绶官以上，都可以凭自己的政绩为父亲加封，封号同自己的官职，考功令中有明文规定。黄绶官在京城，只有御史；在外地，就是县令，都不容易获得封赠。御史多因出使办事而来不及考核升迁，有时又因进言触犯时忌而离职，往往就罢免了；县令如果不是台使者推荐达到两次，往往便以不合格报请罢免。即使被推荐达到两次，又会因升迁太快而来不及考核，因而罢免。县令获得封赠后被召为御史，若考核为最优，又会因品级相同而停止封赠。唯有德兴舒公起初考中进士，授为钱塘县令，政绩有声。当时天子正在修建庙宇、施恩推恩，推举嘉奖勤劳任事的人，舒公的父亲已故平庵翁便获得了与舒公官职相同的赠官。过了很久，舒公由比部郎改任御史，巡按楚地。如今的天子又修建庙宇施恩，平庵翁再次进赠为御史。士绅大夫交相赞美说：‘舒公能够两次为父亲取得这种难得的封赠。’然而舒公原来的县邑，县人自己却没有得到这份荣耀。有一次，他对任楚地廉访使的王世贞说：‘天啊，我生得太晚，而奉养父母的日子已经很少；又不能凭一个官命让父亲穿上章服，却只是空有封赠之名，这有什么益处呢？况且父亲已经去世，我能够使难办的事变得容易，却不能在他活着时使难办的事变容易。大概在正德、嘉靖年间，被称为善于学政的人，莫过于李空同先生、邵康僖公；他们一向少许诺人，却独独把我父亲看作国士。’ 父亲年轻时穿着青衿、被誉为俊秀，拿起笔奔向大江以西，又有谁能居于我父亲之上呢？可是他每次参加考试都不顺利。多次应试而多次失利，最后因眼睛昏花而离开诸生身份。离开诸生后，眼睛有一天突然恢复清明，于是慷慨叹息说：‘造物主巧妙地同我作对，我又能说什么呢？’他出外寻找明爽开阔的地方，得到东山山麓，建起一座轩。轩的南面是树林，树林外是河流，河流从轩后流出，环绕着一座山峰；山峰高高耸立，直达天际。父亲说：‘这里可以养老了。’便在那里种田种高粱，在水塘里养鱼。父亲说：‘这里可以招待客人了。’于是作歌赋诗，使用旧日程夫子的韵脚，和诗的人不下几十、上百家；父亲只选取其中一些，自己吟咏以获得愉悦。父亲在家中所做的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事极其深厚，却不能越出乡里使自己的名声显达；在乡里所做敦厚和睦、修养情谊之事，不可胜数，却不能越出国境使自己的名声显达，这又是多么困难啊！我王贞不才，任县令和台史，只升过一次官，天子并没有因为我供职无状而弃用我。五年之内我两次蒙受恩典，并及于我的父亲；别人难以得到的，我却容易得到。我的父亲长期困于诸生身份，直到去世也不能考中一次，而别人容易得到的，我父亲却难以得到；想到这些，我至今仍心中怦然，悲痛凄楚。王世贞稍稍上前解释说：‘这正是用来安慰您的地方。孔子谈到周公时，曾多次称赞他是通达孝道的人。他所谓的孝，是用特殊的礼制追祭先公；所谓的通达，是把这种礼制推行到诸侯、大夫、士，使各人按照自己的身份尽力尊崇父母罢了，并不是一定要使九泉之下的尸骨重新活起来，长出血肉，再给他穿戴衣冠。平庵公用心经营诗书学业，并非时间不长，只是多次被推荐又多次落选。正如俗语所说的“白首若新”，他对家庭所建立的德行，乡里不能尽知其名；他对乡里所建立的德行，国家不能尽知其名。天子在公卿之上执掌深沉玄默的政治，哪里还会知道有平庵翁呢？可是诰命中所说的“洁身自持，砥砺品行，和睦宗族，敦厚人伦”，就好像亲自涉及平庵翁生前的事迹；追究这些事情，难道不正是因为舒公勤劳于王室，推举并嘉奖他父亲德行的由来，使天下人明白知道舒翁有这样的儿子，舒公有这样的父亲吗？翁虽然已经去世，从此也不会朽灭了！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尊崇父母，难道一定要让父母亲眼看见吗？’舒公神色稍稍舒展，回头对王世贞说，希望他能张扬、光大天子的恩宠，退下后便和吴地善于作诗歌的人一起歌咏此事，并为诗集作序。

译《冯母张太夫人节寿诗》序 已故茂才冯公与张太夫人诀别时，亲手拉着她说：‘你要为我殉身吗？’太夫人说：‘难道不是殉你的心愿吗？如果我死了，谁来代替我履行你作为儿子、我作为父亲的责任呢？’大概冯公诀别后，太夫人悲伤昏厥，不愿独自苟全。后来她又说：‘已经有了说定的话，为死者而死是可以的，为活着的人而活也是可以的。我不忍心看冯氏活着的人陷于困境。’当时冯公的父母已经年老，只有一个儿子，今大夫孜才三岁，他的另一个儿子敏还在母腹中。太夫人出来在堂上哭着说：‘要跟随丈夫去吗？如果没有我这个未亡人，谁来代替你作孩子的母亲？’进到内室又哭着说：‘要跟随丈夫去吗？如果没有我这个未亡人，谁来代替你作孩子的父亲？’刚停止哭泣，便更加日夜劳苦经营生计，把自己生活中所有多余的财物都拿来奉养冯公的父母，又把奉养父母后剩余的财物用来供给大夫及所谓遗腹子；让他们都跟随外傅学习，修习文业，渐渐都有文雅成就。冯公的父亲去世后，只剩下他的母亲某氏；她年老而甘心接受大夫的奉养，忘记自己寡居而孤独。大夫的兄弟年幼，太夫人共同以正道训导他们，使他们忘记自己是孤儿。冯公诀别后，太夫人头上不戴一寸珠玉，身上不穿一缕绸帛，三十年如一日。隆庆二年，大夫考中进士，恰好朝廷有诏令表彰天下守节而贞烈的妇女。大夫上书宫阙，陈述事实，有司复核没有差错，皇上说：‘准许！’于是按照旧例表彰这位节妇的门第。大夫由进士出任我苏州的太仓守，官秩相当于二千石。太夫人没有因为儿子显贵而接受尊贵称号，而仍以节妇身份前来就养，已经六十岁了。大夫谋划给太夫人设宴祝寿，请她入席；太夫人却推辞不吃，说：‘家门不幸，使我得到这个名声；如果我接受你的酒宴，又把你的父亲置于何地呢？’大夫坚持进献酒食，她才请先给冯公的母亲敬酒，说：‘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到地下跟随你父亲，是因为婆婆还在；婆婆幸而健康，饮食起居，是她赐给我这些年寿。’她刚饮完一杯，便又把酒敬给大夫，说：‘我之所以没有立即到地下跟随你父亲，是因为你们兄弟还在；你们幸而有所成就，使家门显赫、声名远播，是你们赐给我这些年寿。’但又说：‘那么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呢？’接着说：‘不要把功劳归给我。天子特别采纳你的言语，并用表彰来表扬我，我拿什么报答你？只管一心精诚地侍奉天子，不要使你因我而感到惭愧。子州的百姓，是你的孩子；你就把抚养我的方式用来安抚他们，不要使我因为成为你的母亲而有所遗憾，这就够了。’大夫拜了两拜，说：‘请让我接受您的教诲。’于是州里的士绅读书人都沐浴在大夫的恩泽中，并且赞美太夫人的德行，像王某这些人，合写诗歌颂扬此事，嘱托王世贞为它作序，以等待太师裁定。又 隆庆二年，大宗伯上奏说：‘进士臣孜的已故父亲去世时，诸子年幼，母亲张氏二十九岁，臣孜只有三岁，弟弟敏还没有出生。臣的祖父母尚在，母亲张氏扶养侍奉他们；她含血立誓要活下去，所以没有立即到地下追随丈夫。后来臣的祖父也去世，只剩祖母在家，家事衰落，内无强近的亲属。母亲张氏日夜辛劳谋生，用劳动所得供养祖母，又督促臣孜努力学习，使臣得以成为诸生，参加大对；臣敏也勉强穿上衣冠侍奉祖母。如今臣已八十多岁，臣母张氏将满六十岁，符合表彰条件，应当得到旌表。臣冒死请求。’诏书说：‘交给御史，御史交给郡县，按事实核查。’大宗伯又上奏说：‘进士臣孜的母亲张氏守节以报答亡夫，有《柏舟》诗中女子那样坚守贞节的操守；侍奉婆婆，具有古礼中修身、引过自责的孝行；用义理教导儿子，有孟母三迁般的训导。张氏在妇德三方面都没有毁坏名节，代替丈夫抚养子女并终其一生，应该特别旌表她的家门，以作永久的示范。’诏书说：‘可以。’于是下令御史和有关官署，按照旧例制作棹楔等旌表之物。张氏成为节妇。第二年，进士孜任太仓守，张氏因节妇身份被称为太宜人。太仓的大夫士人都认为这很合宜。太仓守怀着仁心，不把这一寿礼归给自己的守职身份，而归给太宜人，以此为她祝寿。诗人有人说，王世贞就是为大夫士仁的太宜人胡氏所作的诗吗？我说：您既然作诗，难道偏偏没有看过《周南》吗？教化达到《周南》的境界，就到了极致。然而为什么开篇要称颂女子的德行呢？因为教化男子容易，教化女子困难。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祝颂胡氏长寿呢？我说：您既然作诗，又难道偏偏没有看过《鲁颂·閟宫》吗？那是赞美鲁僖公的诗，说“鲁侯燕喜”，接着又祝愿他的母亲长寿，说“宜”。大夫、庶士和邦国都拥有这种福分，已经多多接受福祉，直到黄发儿齿；这大概是因为士人爱护自己的家庭，胜过爱护国家，所以急切地希望得到太宜人的教化；他们爱护太仓守的内心，胜过爱护太仓守本人，所以急切地希望太宜人长寿。从今以后，愿太宜人的饮食越来越好，使我们这个州能够长久拥有贤能的长官；将来为此事歌咏吴地乐歌的人，或许就不会愧对《江沱》《汝汉》了吧？这样看来，太宜人果然给太仓守带来了仁德。

译《寓目松楸》卷序 有的人活着时从未见过祖先的坟墓，指着高大的坟丘给他看，说：“这是您的先人安葬的地方。”他便为此叹息流泪不止，这可以说是孝子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因眼前的境物而产生的。亲自培土，亲手栽树，葬事完毕仍不能舍弃，攀着柏树号哭，连草木都仿佛变了颜色，鸟兽也似乎改变了性情，这可以说是大孝的感情吗？这种感情是寄托于境物而深厚的。因境物而产生的感情，只是偶尔发作，发作后随即停止；寄托于境物而深厚的感情，仍有所等待；有所等待，就仍然有间歇。孟子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把它推而广之，认为终身思慕父母才叫大孝，并把这种大孝归于舜。舜接待四方宾客，进入大麓之地，和尧共同治理天下，哪里能天天修行庶民奉养父母的礼节？瞽瞍去世后，舜穿着祭服，整肃礼仪、度量衡，按时巡行接受诸侯的报告，来治理尧遗留下的天下，又哪里能天天在父母墓前修行庶民洒扫之礼？孟子只是探究舜的内心，知道他始终怀有思慕之情，说：“舜本来就不会用那些事情来替代这种思慕。”舜背负瞽瞍逃走，沿海居住，终身欣然快乐而忘却天下；他一生都欣然快乐，那么一生始终忧戚而思慕父母的心情也一定存在。如今我在司理龙君那里见到了这种情况。龙君说：“我不谷刚满六岁便开始读书，那时我父亲以德行被乡里长者称誉，我母亲辅佐他。” “我不谷出门时，父亲总是庄重肃然，从未不亲自在庭院中教导我；我回家时，父亲总是和悦庄敬，从未不亲自在室内教导我。我们两人难道只是养育了我吗？实在是成就了我，使我达到今天的地位，只可惜我已经来不及奉养他们了。我又不能保全自己，被君主的制度束缚，得到这个官职，离开了祖先的坟墓。只有一株松树、一株楸树，是我亲手栽种并浇灌的。我怎么敢忘记呢？当年我考中进士，按照旧例随诸位考官游览，诸位考官游兴很高，那就是所谓曲江的杏花，而我看见它们却把它们当作松楸，悲伤流泪。后来参加铨选，得到任职大郡的机会，许多人折柳为我饯行，我又把那些柳树看作松楸吗？他们把这看作黯然的离别。我在大郡任职，面对诉讼双方，能够在棠树下休息听讼，却忧伤地避开案牍，好像把那里看成下邑的松楸。我怎么敢忘记呢？有人对我说，龙君政绩非凡，不久就要入台；入台以后，栖乌之柏也将被看作松楸吗？于是我就没有建功立身的心意了吗？从此以后，官位更加显贵，三公之位如槐，九卿之位如棘，难道龙君竟然会因追随松楸而骤然停止进取吗？君主和亲人本来是一回事，龙君又怎么能只顾亲人而把君主放在后面呢？”于是，龙君的门人、殷都人张文柱等几人，庄重地来拜访王子，说：“我每天侍奉龙君，他所说的每句话没有不涉及松楸的。” “因为他所见的一切没有不是松楸的。古人有‘不忍劬劳’一句话，后来竟至于授诗时废弃《蓼莪》。龙君却一天也不忍忘记松楸；不忍听到和不忍忘记，难道有区别吗？其实都是为了表达哀痛。于是王子推演孟子所说大孝的旨意，把这些话赠给龙君，并且对他说：‘龙君难道真的会因为松楸而停止进取吗？况且您本来就是世间的楩楠、豫章啊。’” 《吴氏纪哀》序 嘉靖癸丑年夏天，中书舍人国伦上奏说：“先臣在我还是诸生时便弃世而去，不幸的是，我的母亲和兄长又先后去世。当时我正是诸生，生活贫困，才能浅薄，想求借贷也无处可得，不能依照士人的礼制为他们安葬。每当想到这些，心中就像被丝线割裂一样痛苦。如今有幸蒙陛下提拔我掌管内制，每天享用大官的俸禄和醖酿，我私下惭愧自己奉职没有成绩，不敢因私事请求。近来我的妻子又去世了，内心更加悲痛，精神昏乱，言行错谬，哪里还担当得起重任？希望获准暂时离职，料理先臣及母兄的坟墓，并把妻子的遗骨归葬合祔。我即使死了也不会泯灭，愿天子怜悯身边的近臣，允许我停止值班数日，前往办理此事。”于是，舍人便奔走拜访诸位贤达大夫以及与他交厚的人，得到墓志、铭、诔、祭辞等文章若干篇，命名为《吴氏纪哀》，并请王世贞作序。舍人是楚人，楚人善于哀悼，真是太厉害了。大概屈原任左徒时，为楚怀王撰写诏令辞章，遭受谗毁而退居，因宗国日渐削弱、自己的忠心不能被明察而伤痛忧愁，搔首踟蹰，作了《离骚》。凡是天地间传播声音、形成形色的一切，以及进入耳目之中的一切，他都统统归结为哀痛，最终造成了沉湘的悲剧。他的门人宋玉、唐勒等人，又一起推演阐明他的旨意而加以伤痛，从《九辨》开始，扩展到《大招》《招魂》，哀痛达到了极点。” 两千年来，天下本来就把善于哀悼归于楚人，而舍人确实也善于哀悼。然而当今皇上正通过公车征召舍人，准备把辞命之事托付给他；他的官职相当于左徒，却并没有像子兰那样的嫉妒谗毁之人从中作梗，为什么还要絮絮叨叨地悲叹，自我不能排遣，反而把哀哭写成长歌呢？舍人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上面是哀悼风木之感，下面是哀悼扊扅之情；这种哀痛出于天与人的相合，发自内心，本来不像屈原那样只是寄托在君臣之间的进退取舍上。我无法消解舍人的哀痛，只是认为，舍人的哀痛对逝者没有什么益处；如果要有所补益、为逝者伸张，那么不如专心纯白，努力取悦天子，笃实求学，砥砺品行，在内成就自身。将来皇上若能想到他的德行，恩诏传达到泉下，使逝者的名声为世人所知，这样世间岂不是美好了吗？至于只作楚人式的哀悼，舍人本来就是楚人，我却不希望舍人只作楚人式的哀悼。” 《叹逝录》序 从前刘彦度年少时便才华出众，和族兄士光志趣相投，人们说彦度神采俊逸、超然出尘，如同云中的白鹤。后来彦度渐渐患病，士光住处竭尽心力为他治疗，却无法挽救，最终去世。士光十分悲痛，作赋数百上千言，感动了神灵和人，使生死都为之改变。关系敦厚和睦，疏远的人也会变得亲近；交情长久坚定，活着的人也不会惭愧，何况感情出自同一根本，恩义深厚如孔、孺，兄弟友爱的悲痛兼有师友之情。哪里像凌氏兄弟哀悼凌玄雨那样呢？凌氏世代承受文学传统，到了玄旻兄弟，文才更加兴盛。玄雨的志向没有达到万古流传，年仅弱冠便去世；才华足以驰骋千里，却只留下如汗血马般的才能表象。他轻易取得朱紫之位，衣襟却不能长久保持；青汗染在竹帛上，名声却不能传出。住处和袁著相邻，虽然年少时超过王寂的声望，却仍如天庭中的玉石被推重。柯凌德几乎成为中书舍人，国香渐渐萎蔫，吴地人才也因此稍受屈抑。这就是众多士人缠绵悲痛的原因，而玄雨的兄长尤其悲伤得如同血泪俱下。然而，无论阳碑阴碣，最终都同样会随年岁和山谷陵谷而变化；楚些吴歈，声音也同样会像金石一样传响。法言保存在家塾，遗文传播于艺林。千百世之后，人们知道有像季那样有才华却早夭的人，有像伯那样贤能的朋友；埋藏美玉于便房，只能徒然听到长久的悲恸；抚弄金徽于灵几之前，还要惭愧自己没有文章。” 可叹啊，玄雨，你可以安然瞑目了。那些美好而仍然活着的人，更应当谨慎自勉啊！这就是序。《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序十四首

译《山西乡试录》后序 隆庆四年庚午，《试录》编成，我因职事在后面作序，说：“《传》中有这样的说法：庚位于西方，象征秋时万物坚实成熟。午在太阳运行中处于正中，在数字上属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会。古人说尧、舜、禹的出生都在午时，这正当天下文明兴盛之际，所以一时之间贤人圣人纷纷出现，交相辅佐；上天不吝惜大道，河图洛书也显现出来了。大概五位大臣的职事得到修治，万世不变的政事、礼乐也都井然有序。今岁是庚午年，晋地在西方，正合庚位；万物坚实成熟。再向西经过蒲坂、平阳、安邑，都是尧、舜、禹建都的地方。稍向西南，便有水流汇聚的荥河、温洛，正是河图洛书显现的地方。天子正值午运，充沛地想要彰明自己的治理，想同天下贤士大夫共同完成，于是下诏各郡县增加贡士名额。太学已经采纳国子祭酒的意见，增加两都解额各十五名。天下谈论经义、研习文章的士人，谁不想把内心洗涤得清明，显露自己的长处，以回应君主鼓舞人才的深意？何况山西是尧、舜、禹过去建都的地方，正独自处在文明兴盛的中心呢？我浅陋鄙薄，不足以参与这项盛事，只是想到自己以一名校官应御史征聘而来，能够纵览山河表里之盛以及前面所说的帝王遗迹，已经非常欣喜了。” “稍后进入考场，又看到百位执事官员兢兢业业、整饬周密，来恭敬地完成皇上的深厚意旨，实在隆重而完备，于是又激动得不能入睡，担心自己无法相称。再后来看到诸位儒生的文章，都文采斐然，裁制得当，文采与质朴不违背正道；他们陈述古代义理，判断利害得失，恳切明白而切中要害，于是又欢快踊跃，慰劳自己而不知疲倦。解释经书并阐发其旨意叫作‘义’，辨析志趣而合乎理叫作‘论’，表达情意并传达到上面叫作‘表’，判定法理并使之见于经典叫作‘判’，陈述见解而适合实用叫作‘策’。这五者没有一样失当，用万物作比，正是所谓万物坚实有成。假如舍弃这些而只猎取声名、讲求对偶修饰，搜采辞藻，竞相炫技，把全部精力花在雕琢微末之处，却称它为文章，即使是南方边远之地有所谓文章，我也不取。只凭耳目观看的人，不仅会看到实际事物，还会拘泥于山川的险要形势，于是以为那里的人深思而俭朴。读柳先生的文章，看到其中所说大卤的金、屈产的良马、北山的木材、猗氏的盐，便以为山西的秀美没有聚集在人身上，而是聚集在物产上。观看雁门以北军马雄盛，便以为那里的人多出将领。这些都不是熟悉晋地掌故的人。霍宣成、狄梁公如同沐浴太阳，司马文正如同补缀苍天，裴晋公、文潞公都是国家的柱石，难道不是显赫地彰明了宰相的功业吗？” “司马迁之于史学，柳先生之于辞章，河汾王通、范仲淹之于训释著述，本来各人的成就不同，但总可以称为文章。虽然如此，我私下还想向这些士子进一言：你们难道不应更加深入了解尧、舜、禹的传统，以及稷、契等大臣所见闻并通晓的道理吗？应当专心致志，求取最高的立身之道，施行并宣扬功业，希望能够辅佐天子施行文明之治。这样岂只是使晋地看重我，也会使我同样因此增光。”

译《湖广乡试录》序 万历年间改元之年，秋八月，又到了举荐天下士人的时候，巡按湖广监察御史舒某按照旧例，发檄文命教谕某某以及某某主持考试。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负责提调；按察使某、佥事某负责监试。进入考场后，百位执事官员接受约束，御史尤其谨慎。于是汇集提学副使某所选士人二千八百多人，分三场考试，录取其中优秀者九十人，连同文章一起进献。我因职事为卷首作序。起初我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感到奇怪，认为它夸张而少有实情。楚国虽然广大，哪里至于能同天子的上林苑相比？但我稍长以后，逐渐熟悉楚地的图经地志，才知道神州之内五岳，楚地占有其中一座；比五岳还更加尊崇的山，楚地又占有其中一座。那些所谓高峻参差、遮蔽日月、交错纷杂、直上青云的形势，难以一一计数。岷山、峨眉山引导水流，从万里之外汇聚成洞庭湖，浩瀚得仿佛连接天际。大地元气的秀美凝结成丹青赭垩，雌黄、白色矿物，以及瑊玏、玄厉之类，呈现出瑰异奇特的形状。因此我反而遗憾《子虚赋》没有把它写尽。大地灵秀，便会产生杰出人物，这是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周朝东迁之时，南方分野有仲山甫、尹吉甫出现，弘扬将相功业，振兴衰微的国势。” “功业成就后，又相互歌颂；原本只是乘柴车、穿破衣的楚国，有了斗穀、孙叔敖这样的臣子从左右扶持，后来终于成为霸主。这难道也是《棫朴》《思齐》所留下的影响吗？士人本来就有因时而兴起、等待时机的情况吗？孔子南游到楚，虽然没有实现使周朝在东方复兴的愿望，却率领弟子共同讲明皇王之道；六经的大旨、七十弟子一类的人中，楚人占了五分之一。楚国从此被称为有文。于是楚人仅凭《变风》《变雅》的旨意，创立规矩法度，写成《楚辞》以及赋体，出现了屈平、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直到襄阳杜氏，楚地文才的变化才达到极盛，对楚人的称誉也非常显著。只不过，天下的文士即使足以张扬楚地声名，也没有听说他们把孔子的道理推衍为公卿将相的事业，为什么呢？如今我才力不足，有幸承担这次差事，得以私下观察楚地山川风俗，又有幸参与考察诸生的学业；那种高峻、深广、珍奇之物层层迭出，仿佛乘着巨大的风暴，登临名山，进入大海探寻宝藏。即使不说被选中的士子个个文质彬彬、名实相符、切中要害，他们尚未完全显露的才华，也已经茂盛充足，足以供将来选用。这样看来，楚地秀异的人才大概已经得到验证了。自明朝兴起，不再只用骚赋一端来衡量士人，而是以尊崇经学、通晓时务为根本，希望由此得到人才；县官让诸生遵循孔子的法度，也已经多年了。” “对于所谓经学和时务，上面固然精心求取，下面也已经有人勉强得到它们了。为什么不再想想怎样把后续事业做好呢？仲山甫、尹吉甫，是周末辅佐国家的人；斗穀、孙叔敖，是楚国偏方的雄杰辅臣。他们以下的人，有的甚至不知道经学是什么，却都能凭借自己的才能成就君主的事业，显扬自己的名声。何况如今圣天子掌握天命，具有深沉睿智，把权柄交给股肱良臣，辅佐完成治理教化；而你们的乡土处在江沱、汝水、汉水之间，距离周文王晚年的时代不过四百多年，难道还像成王、康王之时，深受《周南》《召南》的教化吗？诸位诸生，只管努力吧！孔子的事业施行起来，颂扬之声便会兴起，天下人奉之为和美如清风；像《周南》《召南》这样的诗篇，必然不会成为牢愁离骚之类的作品。” 《浙江乡试录》后序【周侍御请作，后来没有刊刻】隆庆庚午年，《浙江乡试录》编成，我因职事应当为最后一册作序，于是扬言说：“有句话说，宿沙虽然善于捕鱼，如果让他到山上捕鱼，即使十个宿沙也做不到。我如今有幸来到水乡，在诸位士子的乡里考察人才，又承蒙让我成为诸位的诱导者，难道能像秦人那样只作旁观者吗？况且您们没有听说过先越王勾践的时代吗？那时越地东面不能抵达海边，南面不到五岭，北面不到檇李，但越民手持戈矛、被称为君子的有六千人。在这些被称为君子、以谋划国家为贵的人中，种、蠡、泄庸、计倪、苦成、皋如之辈只有七八人。他们凭借谋略把弱小的越国操持于股掌之上，并在江淮以外称霸。如今浙江之地本来是昔日越国的三倍，人口是昔日越民的百倍；在家中握笔等待任用的人，是所谓君子的十倍；出来参加有司考试的，又不少于六千人。至于参加考试而被任用、被任用后希望在天子朝廷施展才能的，最多达到九十五人。唉，何等兴盛啊！近年来，县官北面急于应付敌人，南面急于防御倭寇，抚摸大腿而追念古代将相大臣；朝廷内外都借荐举文书来搜罗人才，早晨上任，晚上升迁，而浙江又是各藩之首，衣冠礼仪甲于天下，却没有出现像前面几位君子那样卓然显明的人，为什么呢？” “如果用圣贤大人的学问来要求这几位君子，那当然不相符合。但如果谋略丰富便使国家富足，力量强大便使国家强盛，有所要求就一定回应，像烛光照物、手指指示一样清楚；考察他们的谋略是否切合当今县官所急需的事务，又会怎样呢？诸位士子咀嚼孔孟的精华，把它们写在纸墨之间，固然已经明确切中要害；但考察他们平日的志趣，境界低下的以猎取科名、沾取俸禄为目标，境界高的则昂首扬眉，谈论性命之学，穷究幽微玄妙，把当世的事功看作无足轻重，贬低它的劳绩；把当世的文章看作泥土草芥，贬低它的思考。他们自负不在孔孟之后，但衡量功绩、考察才能，却不能稍微比得上种蠡、泄庸、计倪、苦成、皋如七八人，我私下实在替诸位士子惋惜。浙江在先前八十年左右，乡试中被荐举的人，大概有三位：孙忠烈燧、胡端敏世宁、王文成守仁，他们先后成就了江西的功业，在天下显扬名声。再往前八十年左右，乡试中被荐举的是于肃愍谦，他手握寸管而建立中兴功业。再往前八十年左右，乡试中被荐举的是刘文成基，他改换国运而辅佐英主，留下开创大业的功勋。这些人的事业难道能超出经学、论、策、制、表的范围吗？他们所擅长的地方，难道又能完全抛弃训诂、典故和骈偶吗？” 记诵之习，后来出仕而成为宗庙社稷的祥瑞，使天下荐绅先生争相称美，并把功效归于培养、考选他们的主试官。想在一天之内穷尽浙江的人才，在一次考试中穷尽诸位士子的一生，我是不敢这样做的。从今以后，希望诸位士子不要致力于空洞的言谈，而要以孔孟精微的旨意为根本，彻底研究它的实际功用；同时时时采纳种、蠡几位君子谋划越国的方法。将来替县官辅佐朝廷，处理机密政务，像斧头决断、雷电迅疾一样，发挥余力，安定南北边疆。我能够把这些话私下告诉三位主试官，难道不是非常幸运、非常荣耀吗？

译《湖广乡试录》后序 丙子年，楚地乡试录编成，我因职事应当为最后一册作序，于是起身叹息说：“唉，盛大啊！从前在周文王的时代，君主的纯厚美德没有止境，教化遍及江汉，江汉是楚地上游。所以诗中说：‘想那众多贤士，生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生育贤才，才是周的栋梁。’但那时楚地本来还没有所谓乡试。到了周朝末年，楚国君臣乘柴车、穿破衣，开辟山林；不久便天天陷入战争，凭借武力凌驾上国。将领们忙于乘坐宽大的战车、披挂铠甲，哪里有时间学习礼乐艺文？然而楚人都能使自己得到任用，使天下人羡慕并注目，称他们为‘楚材’；又能使自己在言辞方面有所成就，擅长处理事务的文章叫‘楚书’，擅长抒发感情的文章叫‘楚辞’。楚辞流传之后，后世执笔的士人奉它为模范，不敢废弃。汉朝兴起后，逐渐尊重吏治之道，贤良、孝弟等荐举，间或一年举行一次。六朝时先重视富贵之家，抑制寒门，但人才仍然世代不缺。到了唐朝，才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以此网罗世间豪杰。所谓科举，在礼部考试较详，在乡试则较略。楚地分为六道：山南荆、荆南鄂岳、武昌潭、湖南郴隶桂、蕲隶洪。” “各道的考试事务分别归属所属的连率，上等取其名次，下等取其文章，再下等取其势力。而所考的又不过是诗赋的末流。然而当地人才仍然代代不缺。大概到了明朝，才开始把六道合为一体，包含二岳，连接七泽，每三年考尽这一地区的人才，并且把考试做得更加详备，用来考察经术，辨析古今，阐发时务；精细的如诏令，粗略的也有比详。考试本来举行一天而不止，又增加为两场，两场仍不够，又增加为三场。糊名、易书的办法建立以后，势力和文章都被排斥。自从在楚地举行乡试至今二百多年，楚地显达的人，坐而论道、起而施行以及作为腹心、抵御外侮的事迹，历历可考。大概到了隆庆、万历之际，楚士被任用以及楚地得到人才的成效，都达到极盛。虽然如此，我对此仍然悚然怀有余惧。如今楚地是大国，南方的金、大贝，隋珠、翠翘，都是贵重的宝物；竹箭、箬竹，织锦、缟帛，郑国的钟、鲁国的大屈，都是贵重的器用。然而只要一看便能辨识，辨识后便加以任用，而且各得其职，这是因为它们的贵重显著。至于和氏之璧，外表浑然只是石头，不要说众人会经过而忽略它，即使工匠也还没有能够辨识它。” “和氏璧剖开以后，光彩才开始显现，才有人认为它奇异。然而即使从三户之墟得到它，也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安置。君主听说后为它开辟道路，把它交给国中工匠，加以琢磨；再次剖开后，斑驳的石皮黯然失色，便用锦绣包裹它，进献到清庙，以瑚簋之类的美好称号来尊崇它，于是其他珍宝以及贵重器物都默默退居一旁，没有能与它相比的。诸位士子，你们难道也有璧吗？还是仅仅属于南金、大贝、竹箭、箬竹这类始终被视为珍宝和器物的东西呢？我从诸位士子身上能够得到的是璧吗？还是仅仅是所谓始终被视为珍宝和器物的东西呢？璧若没有遇到工匠，璞玉仍然存在，将来还会有人能够辨识它。工匠若没有遇到璧，天下后世将怎样评价我？这就是我悚然恐惧的原因。诸位士子如果是璧，我私下有话要告诉你们：希望你们收敛光彩，不要成为世人的忌恨；积蓄并提高自己的价值，不要被世人轻视；不要厌恶琢磨的艰苦，不要让世人轻易看轻。将来诸位士子中如果有人担负工匠的职责，也希望他推及我这种悚然恐惧的心情，不要使拥有璧的人轻易失去它；即使没有失去，也不要不加以充分任用。至于南金、大贝、竹箭、箬竹之类，本来就是诸位士子中很多人所具备的，我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译《山西武举乡试录》序 隆庆庚午年秋八月，我已经因为遴选而随同计士出发。不久，有司请求举行武试，于是召集各道士人若干名。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恰逢总督御史大夫王公、巡抚御史中丞石公会同出兵北上攻击敌人，敌人逃走了，我才得以利用这个间隙考试武士。开始考试时，佩贝带、插鵕翿，骑马披甲、边射箭边奔驰的人有四百多人，十人中取八人晋级，说：‘好啊，能够驾驭缰绳而又能编组成阵。’第二场考试，分队上场，成对发射，十人中取六人晋级，说：‘好啊，这是技艺，箭穿透靶心，还留有余力。’第三场考试，披甲的人收起弓，捧着自己以文章表达的学业前来献上，十人中取一人晋级，说：‘好啊，陈述古今，判断成败，明白得如在手掌之中，确实无愧于心腹干城之臣。’于是我又自己怀疑说：‘如今朝廷内外的议论正致力于求实而轻视虚文，只需拿戈击贼，哪里用得上这些文章呢？’我却以文章考察他们，而诸位大夫又用文章应试，难道不可以吗？虽然如此，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先代有晋文公吗？当时他刚从邻国敌手那里取得国家，突然想增强兵力，向西匡扶周王，向南惩治楚国；身处赤狄、白狄之间，谋划军队主帅时，暂且把五位才士放在后面，派他们辅佐置曲、跃超距的郤犨，却不询问他们，理由是：‘有一个喜爱礼乐、笃厚诗书的人，郤縠就是这样的人。’” “又举荐宾敬有礼的冀缺，让他担任下军将领。当时如果只贪图眼前的小胜，谁不会觉得奇怪，认为这种安排孤高而难以相合呢？然而晋文公凭借这些人称霸天下，如同符契相合，世世代代都被称为盟主；诸大夫的后代也世世代代担任将领。至于郤克让功给燮，栾匄让出统帅之位，大概接近于宾敬的冀缺；而新筑之师、鄢陵之战中，韩厥、郤至向齐、楚两国君主所说的话，又是多么委婉恳切、深厚周至啊！显然就是礼乐诗书的遗风。若晋地士人能够被我选拔出来，他们所称的材官、良家子，难道不是郤縠、冀缺和五位才士一类的人吗？世代显贵的士族，生来就享受官府俸禄的人，难道不是士燮、栾匄一类的人吗？我不以郤犨、郤颉的标准要求你们，却反而凭文章选拔你们，为什么呢？是希望你们得到礼乐诗书的实质，明白人与万物的伦理，通晓政治方术，以便将来在朝廷内外、出仕退处之间都能发挥作用。如今国家正处在崇尚文治的时代，却并没有因此落后于武备；天子敲击战鼓而思念将帅之臣，奉行诏令的人精心谋划以求得人才。然而形势仍不能不把文、武分成两途，是因为走这两条道路的人不能兼通六艺。称为荐绅的，往往略去射、御；称为披甲戴胄的，又忘记礼乐。”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武官废弃了其中四项。所以一时之间虽然卓然有名，被称为名将，但也不过把才能和力量用尽在一支军队的任职上；赏罚、进退、财粮出入等事务，都不能参与或处理。为了确保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势不得不把重要性归于文官。文官六艺中又废弃了两项，所以能够做大帅的人，只能谋求有利形势以等待敌人，却不能亲临战阵，在顷刻之间决定胜负。要使文官能够统兵，武官能够任相，关键就在最初进用人才的时候。《诗经》不是说过：‘文武兼备的吉甫，是万邦的法则’吗？从今以后，晋地若有才臣出世，光彩显赫、明朗远扬，成为万方的法则，这难道不是我发掘出来的吗？” 《湖广武举乡试录》后序 万历元年冬十月，御史舒公按照惯例考试楚地武举，武举录也按期编成。我负责边角事务，以序文排列在末尾；在这之前的八月，楚地士人中束带穿儒服、手执笔管等待荐举的，录取优秀者九十人。如今这些武士拖着组绶、手持弓箭，矫健有力；初试时骑马射箭，射中靶子的有若干人；复试时步行射箭，射中远处箭靶的有若干人；三试时，射艺经考校、又能以文章合格的只有若干人，和先前录取的文士相比不过一半。上面对待你们这些人，也是严格而谨慎的。那么，所谓以文章合格，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勇猛之人不披甲，骑马奔驰搏击，箭势如风雨；拉满弓如满月，响箭如雷电；提一把剑冲出，五步之内无人能挡，在气势上也足以自我雄强。为什么还要取那些琐碎的文章呢？不是这样的，我且用楚国的事情告诉你们：养叔射箭时，蹲下身来发箭，箭力穿透了七层铠甲。楚王不高兴，说：‘明早射杀敌人，显示自己的技艺，然而最终还是凭借他的技艺使君主脱离险境。’吕锜把脖子伏在弓袋上，用一支箭回来报命，楚王却没有因此和缓脸色。交战时遇到郤至，他一定下车免胄，快步趋行，然后赞美郤至有礼。像公子围那样强盛，甚至凌驾盟主，乘坐大型战车，树立头盔刀刃，锋芒逼人，赋诗却一次不合，后来到达的还有几个国家。” “屈将军抵御齐国，正是所谓方城、汉水的险固，一句话说出，齐国的盟约便形成了。像这样，文章难道可以停止吗？况且所谓‘论’，是辨析往古成败；所谓‘策’，是决定利害得失以及国家计谋、边疆事务的适宜方案；之所以要求这些，是想考察你们将来能否任用，并不是取用俳优对偶、声律辞藻之学，来资助你们饮酒吟咏。楚人不是说过：‘一把剑只能敌一人，不如学习能够敌万人的学问’吗？这就是三场考试之所以更加严格谨慎的用意。如今天下号称太平无事，宰相的功业独自兴盛；假使先前录取的九十名俊士全都出仕，彼此前后共同在万里之外以一张尊俎之席上的谋略折冲，又哪里还会有你们这些武士的事情呢？我听说，天下安定时注重宰相，天下危急时注重将领；安定时不忘危险，这一古训难道不是清楚而显著吗？假如文士的作用显著，并且不把才能完全局限在折冲御侮上，即使达到汉代班氏史书所说的左将军辛庆忌那样，成为国家的猛将，遭遇敌人也不会失败，凭借威名流传两代，岂不是也很令人欣慰吗？所以我陈述御史公的意旨，并以这些话勉励你们。”

译《殷氏族谱》序 殷氏的先祖出自成汤。汤姓子氏，国号商；从他的孙子盘庚迁都殷地以后，国号也称殷。殷朝灭亡后，微子在宋建立国家，他的公族中有华氏、向氏；在鲁国做官而成为圣人的，是孔子。大概自宋王偃灭亡以后，他的子孙分散居住，有的姓宋，有的姓殷，有的姓商。大约有六个姓氏显著存在，而称子氏的却很少。司马迁的史书于是说有来氏、空同氏、稚氏、髦氏，却没有提到华氏、向氏，为什么呢？到了汉代，殷氏显达的人只有谏大夫殷封晋；从源流以后，殷氏人才文采斐然、兴盛起来了吗？因此，所著《殷氏谱》被刘孝标注《世说》时屡屡称引。后来迁到润州，又从润州迁到歙县，族谱也中途废弃了。殷氏支派日益繁多，却很少有人能举出自己的来历。即使不论其他地方，远在歙县的殷氏，每天相互往来，却能辨明彼此出自哪一支的，也很少。大概隆庆、万历年间，有一位殷氏御史大夫养实甫。养实甫受到任用后，平定百粤大盗，堵塞他们的巢穴；天子嘉奖他，赐给卿爵，加授上公服饰，并授予他的子孙环卫官职，世世代代不得断绝。养实甫于是叹息说：‘天子对我们殷氏的宠爱和恩典，已经达到极点了，可为什么我们仍然使先人的德行默默无闻呢？’ “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我到哪里去找孝标所称引的族谱来继承它呢？”于是又说：“润州以前的世系，我能够推求它的开端；歙县以后，我能够把它详细考证出来。”于是开始编写族谱，大体分为姓氏、本原、世系三项考证，这样殷氏的族谱就完成了。又进一步推广考察范围，增加世德、闺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事、遗迹、里社九项考证，这样殷氏的事迹也就完备了。养实甫的族谱编成后，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读完全部内容后叹息说：“唉，这难道只是殷氏族谱吗？或者也可以说是殷氏的历史啊！殷凭借八百年的天下成为宋，宋又以六百年的公国继承它；其间贤人圣人代代兴起，有十多人。孔子以大圣人的身份亲自成为殷人的后裔，却说‘我想看看殷朝的制度’，所以他前往宋国而没有到达，这就足以证明了。孔子又说‘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今文献足够了，我就能够加以考证了。然而殷朝的历史本来已经亡佚，孔子没有为它撰述，是痛惜自己生不逢时。殷的子孙多得不可胜数，而养实甫独因功勋显赫而在明代显名，算是遇到了自己的时代；又能趁此机会创立这部族谱，使成汤的后裔不因子姓衰微便终于湮没于天下，明白无误地知道殷氏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功劳难道浅薄吗？” 至于辨别亲疏、阐明隐微、探究根本、敦厚亲族的道理，族谱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可以赞颂。《陈氏族谱》序 左氏有句话说：‘先王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授予氏。’大概那时有许多世代为臣的家族，因此宗法能够在其中起到权衡作用，同政治制度相辅相成而不废弃。太史公写史时，给人撰写传记；其中有爵位而世代不衰的，特意命名为‘世家’，这难道也是授予氏族的遗意吗？至于江左的贵姓，则从王氏、谢氏开始；顾氏、陆氏以及朱氏、张氏紧随其后。江左归入隋朝以后，王、谢两姓的尊贵稍微减退，而崔、卢、李、郑四姓的显贵兴起。魏孝文帝为此赞叹并借重他们，到后期，即使唐文皇以天子的尊贵地位想要压过他们，也不能做到。然而这些人都是凭借姓氏而尊贵，不是能够使姓氏尊贵的人。五代时期，中原日日陷于战争；到了靖康年间，全部沦陷于敌人。士大夫脱离刀兵，逃到吴越、闽、广之间，抱着遗留下来的书籍教诲子弟，等到出仕后在太平时代发挥作用。因此，天下所称的贵姓渐渐不在北方，而在南方。荐举、征辟、科举的制度施行以后，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文采斐然的读书人，是诵习并效法孔子的那一类人。士人有的早晨还住在白屋，晚上便进入朱门；他们的子弟学习先人遗留下来的书籍，继续显达。因此，一个姓氏之所以尊贵，渐渐不在纨袴子弟，而在诗书传家。” “这就是能够使姓氏尊贵的人，而不是凭借姓氏而尊贵的人。如今东南著名的诗书家族，没有比闽地更多的；闽地的家族，又没有比陈氏更盛的。我都同陈氏的优秀人物交往友善。今年大中丞公某巡抚关中，拿出一册书给我看，说：‘这部族谱，是我大哥太仆芹起草的，我加以润色。这是家父中宪公的志愿。’我读后知道，他们的先祖是光州固始人，跟随王潮进入闽地，定居在福清南阳村。传到第三代，有一位名泰的人迁到长乐江田。传十四代，公文海又迁到古县；再传八代，成为中顺公某、中宪公某；再传一代，成为今天的中丞公及他的伯兄中丞某；再传两代，成为县令儁长祚。这是其中最为显著兴盛的一支。留在江田而显达的，有给事某、提学洙；从江田迁到闽地青铺而显达的，有太仆聫芳；从古县迁到闽地南台而显达的，有兵部时霖。闽地四支陈氏都出自固始，也都是能够凭自身才德使姓氏尊贵的人。君子由此可以知道，诗书的恩泽流传得多么久远啊！况且陈氏先祖出自虞舜氏，世世代代都称为侯国，作为宾客侍奉夏、殷、周三代；到后来，其后裔承继梁朝的国运，使中原的衣冠士族都为之倾倒。” “但中丞公认为年代太远，无法凭证，只从公泰开始考定。于是首先推究这一宗旨，用来辨别亲疏而统合同族，追溯始祖而修明亲族和睦，记载陈氏之所以成为陈氏的缘由。凡是我所称述的，都不是中丞公本人的旨意。虽然如此，凡是陈氏后代，能够继承并彰明诗书传统，致力于用自身的人品使姓氏尊贵，而不要借助姓氏使自己尊贵，那么即使这样传承百世也可以。”

译《吕氏族谱》序 吕氏的先世是我们吴郡人，其中居住在郡城乌鹊桥的这一支最为兴盛。元末遭逢兵乱火灾，迁到常熟的沙溪。沙溪吕氏冒用外姓曾姓，渐渐繁衍为曾氏两代，才开始富裕。后来除去曾姓恢复吕姓，经过吕氏一代，才开始显贵。如今显贵的，就是评事君吕道爔。于是才开始商议编修族谱。此前以曾姓编谱的说：“是故宋丞相吕公亮的后代。”后来恢复吕姓编谱的又说：“不是公亮，是丞相吕防正的后代。”评事君全都驳斥说：“我只知道我们是从乌鹊桥迁来的罢了。吴地旧有吴大帝时期的孱陵侯吕防，既然是吴地的吕氏，难道不都是他的后代吗？但我怎敢贸然传述呢？我现在编谱，只知道是沙溪里的吕氏罢了。”评事君的谱大略说：“从我祖先所能知道的上代，到你们这些后代，编谱是为了显示世系的合一，作《世系图》。从我自身的来历开始，至于有幸成为嫡系的，只编谱以显示嫡庶区别，作《正脉图》。世系明白以后，至于各人的配偶、子女以及生卒年月，又编谱以显示详细情况，作《世表》。这三项都是用来统领我族谱的。我们吕氏先祖的德行深远玄妙，如果不是这些先人，谁能树立敦厚的德行而使我的后人兴盛呢？”我记述这篇大传，是为了表明我先父有幸得到显扬，也表明我和诸位弟弟有幸承受美好的恩泽；把它记下来，希望可以用来勉励后人吧。记载恩荣：这是因为我的先人促成两个姓氏的婚姻，使内外子孙都得到光荣和启迪，大概世世代代都能承受福泽。记载婚姻：过去披发在野外祭祀，知礼的人认为这是夷俗；如今略微采用士人的礼仪，使它区别于寝室中的私礼，并教导后人尽孝。记载家祀：我幸而有俸禄盈余，能够拿圭田剩下的沟洫之地，来供养我们族谱所记载的人家；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不从亲亲之道开始。记载义庄：吕氏的食指已经很多，难道敢说只要庶众富裕，就可以忘记教化吗？记载宗范：古代人死后迁徙不出乡里。如今我族郁然如乔木，人们都指着这地方说是吕氏的宗祠，希望它能够守护下去。记载居室：墓地就是安葬之所，使我们吕氏死后有归宿，并且让樵夫牧人远离这里，难道不是应当在此加设藩篱吗？记载墓地。这八项，我不敢把它们称作族谱，只把它们附在族谱末尾。王子说：“这部族谱编成之后，吕氏难道只是有了族谱吗？吕氏还将有政教了。先王时代，氏族区别开来，宗法由此产生；宗法产生，便崇尚根本、修明亲睦、辨别嫌疑、明察细微，仁义的功用全都由此产生，于是肃然成为天下的表率。评事君虽然早年显贵，任侍中，供职于文史部门，未能请求担任郡邑长官，稍稍发挥才用；如今族谱编成，宗法竟这样彰明，难道还只是寄托于空言吗？评事君又是大宗，他的几个弟弟中，担任进士、金吾、别驾、郡幕的，还不止这些人。” 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长官视为贤能，对评事君的听从毫不怀疑，所以我不为吕氏族谱作序，却为吕氏的政教作序。《荣泉李公族谱序》俗语说：人因为族姓而显贵，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吗？保有姓氏、接受氏族称号的，哪一个不是出于神明？然而贤者是因为自身微贱而使族姓显赫，不肖者却是因为族姓显赫而使自身卑微。重、黎以官职为氏，豢龙氏以技艺为氏，潙汭氏以出生地为氏，都是根本微贱而由此显赫的例子。田氏第五支因迁徙而显达，棘氏因枣树而避开仇家，都是根本显赫而由此衰微的例子。李氏的先祖曾任黄帝的理官，也称李官。后来不姓李而归入李氏的，有因指树为姓的，也有被赐予国姓的。由李姓改为他姓的，有精通吹律的京房；柯布条在不同世代分别居于成纪，终于成为鼎甲。于是李氏在南方与王、谢并列，在北方压倒卢、范。宋氏有人考察后认为应当在阳武建宅；明朝兴起后，居住在阳武的李氏有一人名宣，任凤翔倅，因获罪被判戍边，迁到顺天府大城。到了李公仲良，家族才开始兴盛。仲良有六个儿子，其中叔父李文振最为贤能，有隐逸的德行而不出仕。文振有四个儿子，其中叔父李公芳最为贤能，年轻时便显贵，任侍中，娶王府山虞泽衡的女儿为妻，佩金貂、任左珰，恩宠少有能与他相比。他谨慎缜密、详慎周密，恭谨谦和，仿佛不善言辞。每日像防子孟那样思量法度，内心深沉而光明，炳然廉正；谨慎地取法勃鞮吕彊的操守，通晓《左史》，广泛闻知、博识万物，又有司马子长的风范。他写诗和平敦厚，属于《小雅·巷伯》一类。他同吴人王某交好，偶尔拿出自己的宗谱给我看，说：“我的先君从凤翔迁来，沉沦于农民之中，显贵者很少。自从我这一支出了大城，才渐渐知道有李氏。”族谱就是一家人的历史。我幸而承受先人的遗泽，得以侍奉帷幄，享用大官的俸禄，却不能说清先祖发端于何处，实在非常惭愧。从我以前的世系，族谱已经记载得很简略；从我以后，则可以继续编续。王某说：“族谱追溯本源、规划后代，和睦宗族、区别生派的内容都具备了。”我读李氏族谱，知道贤者确实能够使族姓显贵。公的别号是荣泉，字宗远。公的长兄名标，曾因父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哭泣哀思，感应有异鸟和白兔出现，这是古人所称的孝弟力田之人。按照礼法，可以附记在这篇序文中。

译《天台四教仪序》《四教仪》是天台智者大师举出佛教的宗旨和教法，普遍摄受一切善知识而作成的。为什么称为四教？就是顿、渐、秘密、不定。什么叫顿教？佛成就正觉之初，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以及宿根深厚的众生说《华严经》，八部众宣说圆满的修多罗，权教和实教都畅达显明，这叫顿教，即顿悟。什么叫渐教？佛针对三乘根性，先说四谛、十二因缘、事六度等教法，接着说方等部的《净名》等经，又接着说《般若》等经，这叫渐教，即逐渐觉悟。什么叫秘密教？佛在大众之中，有时为这个人说顿教，有时为那个人说渐教，彼此隔绝而不能互相知道，所以叫秘密教。什么叫不定教？佛用一种声音演说佛法，却能使众生从渐教中获得顿教的利益，或从顿教中获得渐教的利益，所以叫不定教。除顿、渐、秘密、不定之外，还有藏、通、别、圆四教。什么叫藏教？经、律、论三者如河流各自流行而互不妨害，叫三藏教。什么叫通教？利根菩萨通达三藏教，并通向别教、圆教，所以叫通教。什么叫别教？独觉和菩萨不同于前面的藏教、通教，按次第修行证悟，所以叫别教。什么叫圆教？这是通教、藏教菩萨的因果顿时圆满，一切法圆融无碍，所以叫圆教。这样说来，教法岂不是有八种吗？为什么又说四种？前四教是纲领，后四教是由前四教派生出来的。为什么说五时？又为什么说五味？顿教只有一时，好比太阳初出，光照高山，就是《华严》时。在譬喻五味中，如牛初出乳。渐教有三时：一时如太阳照幽谷，是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时期；在五味中，是从乳汁制成酪。又一时如太阳照平地，是说《方等》《净名》的时期；在五味中，是从酪制出生酥。又一时如太阳正午，是说《般若》的时期；在五味中，是从生酥制成熟酥。到了《法华》，顿教和渐教融会贯通；它既不是秘密教，也不是不定教，大概只有妙而没有粗，如太阳高悬正午，四周都没有斜影；在五味中，是从熟酥制成醍醐。这就是五时五味。天弢居士说：我读天台仪中所谓五时五味八教，大概归根到底只有四种；再概括起来，不过是顿、渐两种罢了，而把两者融会为一，也不过是一种。渐教包含佛在世的四十一年，全部数说起来，即使有百千万言也不能穷尽；顿教则一句话已经有余；至于融会贯通，连这一句话也无须使用。道达到融会贯通便到极点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虽然如此，我却担心世上的聪慧之人借口顿悟而急于求成，不肯渐修。我开始读达摩慧大师的著作，觉得他的境界超绝，简洁高远，仿佛已经超出尘世。在他尊严的表率之下，当时南阳、永嘉、百丈、南泉、马祖、赵州等人，彼此心心相印、默契相通，仿佛远远胜过阿难在世时那些虽能总持佛法而烦恼尚未尽除的人。然而自从诸位禅师出现，顿悟的义理明白了；顿悟义理明白以后，天下真正能够顿悟的人反而少了。如今一见便契合、偶然触及便通达，这些人所满足的，是见解和智巧；他们从见解和智巧中取得满足，并不是依靠实践的力量。大概他们也有宿世的德性，于是奋然用力追求，敦厚坚固而不停止，等到时机成熟，突然彻悟，那才是悟。若知道自己正在悟，便不是真悟。所以求学的人，应当通过渐修而行，最后在顿悟中得到；即使因顿悟而得道，也不能废弃修行，这样才可以在道上不断前进，而这大概就是智者大师的本意吧。怀云等诸位大德认为居士对这种教法有些微妙的胜解，因此让我为它作序并刻印。《校正诗韵小序》沈休文依据四声制定韵书，自称自屈原以来，这个秘密从未被发现。陆韩卿向他提出质疑却没有成功，斌道人加以阐发，才使它明白。后来有位珙法师，又按照喉、舌、齿、唇、牙来改列为五方，于是纤细详尽之处全都完备了。所以诗歌有四声，从沈休文开始；文字有反切，从神珙开始。然而传述沈休文韵书的人说，它虽然精妙而且有辨析，却常常同各篇赋不合。自唐人创作五言、七言律诗以后，才独自都以它为祖法，从此限定韵部成为后世的重事。元代周德清裁断驳正，稍微有些成就，却竟想用三声取代四声，君子都讥笑他。诗歌既然不能不取法唐诗，押韵就不能不依沈氏韵书，这是当然的。我们吴郡的汤先生子重，曾忧虑广韵诸家过于繁杂，而且不便使用，于是约略编为二卷，仍为它作训诂，并让彭先生孔嘉书写。孔嘉起初学习《黄庭经》和庙堂书法，所以结体法度圆美而有姿态。这部书流行以后，士大夫吟咏风花雪月，同时又旁通于临池书法之业，岂不是非常幸运吗！诗句有韵，就像书法有结构；平正险绝虽然裁制不同，但都以和谐自然、毫无痕迹为高，其道理是相同的。诗从韵律进入，书从结构进入，而构思都已经完成大半了。所以我遵从二位先生的意见；而汤先生的孙子、左给事中汤元衡，又同我交好，因此作序并刊刻此书。《鸣铗集小序》兆孺今年从华容出发，在黄州休息后经过鄂州，又向西经过郢州，历经襄阳登上玄岳，投奔郧地而停留在那里。总共半年，诗作完成并有了名目，集子名叫《鸣铗集》。为什么叫“鸣铗”呢？兆孺本来有自己的家业，偶尔出游远行，是为了自我排遣；到了所投奔的地方，没有固定的主人，主人也没有固定的期限，有时吃了一顿饭就被送走。难道他是孜孜不倦地留恋鱼和车这些供养吗？他像冯谖先生一样，难道不是自恨才华郁积而无从舒展，仿佛干将、莫邪还在匣中吗？兆孺曾在上庠领取廪米，本来可以取得官职，却自行放弃了，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兆孺住在我的传舍最久，渐渐同我谈论上下古今，纵览经史。他不甘心接受雍门养椒那样的奉承，而我所守的官职法令森严，又正赶上代理左辖，想到没有什么正当利益可以出卖，早晚将要辞去，也没有“二窟”藏在身边等待兆孺来凿取，我该怎么办呢？我搜查他的箱笼，没有找到他所说的蒯缑，却得到他的诗集。翻阅它，看到其中深沉的光彩，读起来像敲击金石，又像苍龙飞舞、应龙长啸，这难道就是他所说的东西吗？因此为它作序。

译《朝鲜词翰小序》天子派韩太史出使朝鲜，滕生为他作介绍。等他回来时，看看袋子里没有别的装载物，只有朝鲜那些戴冠束带之人的诗文手书一编罢了。关于诗文，我不知道它们依据什么法式，难道已经脱离了兜离、侏离的声调吗？其中合于中原的，渐渐有了宣德、成化年间的声调。关于书法，我不知道它依据什么法式，难道不是虫书、鱼书、鸟迹一类吗？却大有吴兴书家的风格。滕生难道是因为厌恶家中的膳食，才喜爱海味和野鸭吗？他不过是看到了文物之美，以及想把它列在各属国之上的意思罢了。如今四海之内都奉行正朔，南粤已经归首，天子大举奏乐举行九宾之飨。东方藩国的人庄重地陈列声诗，前来进献的诗歌中，洋溢着箕子的遗风。即使韩太史也还要再次采录，难道只是滕生一人会这样做吗？所以我不推辞，写在卷首作为序语，认为后世征求同文教化的遗迹，这可以算其中的一斑吧。《四书文选序》如今读书人学习经术的，不再询问词赋，把它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而稍有名声、能够写词赋的人，又一概把时文看成簪缨废物而抛弃，认为它没有用处。这些看法都不对。自从隋朝把进士考试中的明经和词赋并列，直到宋代熙宁年间，才废黜词赋而不用；所谓明经，也不过像射覆一样猜取答案罢了，它不能使质朴与文采相辅相成，本来是必然的。明朝兴起后，才开始分三场考试，每场各以限定日期考士：用经书义考察理解，用论考察见识，用表考察文辞，用策考察积蓄的学问。然而大体上最重视第一场，因为考察义理是政治的根本。至于题目和命意，有时完整列出经文来窥测考生截取的意思，有时摘取经文来穷究其中的文采。上面对下的要求越来越变化，文辞也越来越工巧，大约到嘉靖、隆庆时期，已经灿然可观了。因此，如果说唐朝用诗取士，所以诗写得好，那么省试诗除了钱起、李肱之外，为什么那样拙劣呢？如果说明朝用时文取士，所以不能写古文，那么济之、应德二人，他们距离古文又有多少呢？凡是论、表、策最接近古文而且容易撰写，经书义稍微远离古文，所以难以写得工整。天下在论、表、策上下功夫的不过十分之三，在经书义上下功夫的常常十分之七，却仍然不能达到要求。我所填辖的郧地，统辖将近六郡，而各地读书人推求取得科第的，不能抵得上我们吴郡的一半。时文之中，经义占五成，书义占四五成；治经的人各自专治其中一经，而四书则共同研习。所以我选取其中精美的，刊刻出来给诸位读书人看，并不是想让读书人剽窃其中的言语，而是想让他们借鉴文章法式，领悟义理所在。《弇州四部稿》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 明代王世贞撰 文部 序十六首 《天言汇录后序》淮南旧日已有刻本，收录明朝兴起以来的诏敕，从太祖高皇帝到肃皇帝为止；即位诏令以及其他敕谕、国书之类，也略有附载，不过是全部文献的千百分之一。臣年轻时喜爱学习典故和功令一类的书，常常从各曹官署以及旧家家乘中得到所抄录的材料。黄某又同一两位夕郎交好，凡是内外制诰的草稿以及金匮中的副本，见到就抄录。于是续录肃皇帝末年的诏令，一直到穆宗皇帝和当今皇帝两朝；至于高祖、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等时期，有的命武将统帅、派遣大臣训诫整饬一方，有的抚慰安定荒远地区的言辞，也全都具备。于是按照世代次序分类排列，总括编成一书，名为《天言汇录》。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结绳而治的时代，已经遥远得不可追复了。三代盛世，民风淳朴，政事简约，所以言辞简略。到了衰世，民风浇薄，政事繁多，所以言辞详尽。然而所谓盛世的治理，尚且不能数千里之外都达到；到了衰世，也不能超出数百里。因此，即使言辞详尽，也未必能涉及远方；而对于远方，本来想详尽记载，却确实无法做到。自汉代以后，疆域日益扩大，民风日益浇薄，于是政事不得不繁多、言辞不得不详尽，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如今圣明之德已渐薄，而海内海外在文字制度上相同，几乎同日月一样普照四方；四岳、九官、十二牧伯所办理的事务，一天两天之间就可号令万民。即使人主想要任意施恩宽赦、加惠于百姓，难道可以只用一条简短的命令就说尽吗？那些授予符节、分镇一方的地方，彼此犬牙交错；大小上下事务相牵相连，诏书的用墨，非尚方供给便不够用了。高皇帝神圣明察于天下，没有什么不能照见，亲自掌管诏令文书。到成祖、宣宗时期，才完备设置侍从之臣，执笔代天子发言；但往往仍取决于皇帝亲自裁断。因此洪武年间的制度能够奔走施行于九州，河西的官吏士人都惊叹天子的明察能达万里之外；而永陵时期由整顿开始到最终悔悟，山东父老有愿意暂且不要死去、以观看德化成功的人。前后本来就像符节一样相合啊！从前王通氏搜集汉代七种诏制来续写《书令》，到了今天，要续写通史，除了我大明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臣不才，只知道谨慎抄录这些材料，等待后人而已。

译《纶音世贲录后序》我家自琅琊渡过长江进入江左以来，世世代代都承担皇帝心腹近臣的寄任；到了宋代稍有衰替，而先司谏出身孤寒，受到思陵的知遇。他虽然因为多次直言而触犯丞相秦桧，晚年处境困顿，然而仍然出任一方长官，官秩为中大夫，最后以八九十岁的高龄去世。他有两个儿子，同榜考中进士，历任监郡、录中等职；这两道告身，就是司谏和他的次子所接受的。自司谏传至第五代，到了梦声，沿着文书办理昆山学政的事务，于是定居昆山。他的后人能够不废弃祖业，但内心鄙薄元代的德政而不肯出仕；到了永乐年间，渐渐有声望的人出现，大概到成化、弘治年间，身穿青紫官服的人才相继出现。按旧例，因考核成绩优异而闻名，或遇到庆典恩泽，六品以下，自己有敕书，父母也有敕书；四品以下，自己有诰命，父母也有诰命；二品以下，自己有诰命，祖父母也有诰命；三品以上因功劳显著而闻名，死后有祭祀，配偶也同样受到祭祀，祭文也一并颁下。由郎署以上直到公卿，因奉使出行的，小事有敕书，大事有敕谕。王氏受到这些赏赐的有四十多人，制诰一类的文书有七十通。我私下听说，英明的君主爱惜一个皱眉、一个微笑，所以臣下得到这些东西，都把它们看得十分贵重。因此诗中说：“王者的言语像丝线，发出以后就成为纶；王者的言语像纶，发出以后就成为綍。”华美衮服所代表的恩宠，有时还抵不过片言只语的赏赐。我家自从世祖父携带书籍、徒步赴公车而取得官位以来，相继受到赏赐的所谓四十多人，有的赏及本人，有的赏及子孙；甚至闺门之内，有的因丈夫而受恩，有的因儿子而受恩，全都凭借某种行为感动了君主的视听，得到那种比华衮还显贵的宠荣。唉，也真是盛大啊！只是我的族人众多而且愚昧，很多人不能说出先祖的德行，甚至把它们全都当作无用之物，因此我把这些全部记录下来，刊刻在义田的学塾中，让那些做子孙的看到：感念国家浩荡的恩典，就只想着怎样报效；追念祖先光辉的功业，就只想着怎样继承下去。这样，王氏的声名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吗？臣不才，希望大概还有这种可能。《王氏金虎集序》自叙说：“王氏世代凭政治才干显达，我年幼时就喜爱听闻名人、名卿大夫的事业。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在京师将近十年，亲眼所见却大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武官凭武力进身，文官通过经学治理政务；这不是因为某些人独自凭自身就能在世间建立赫赫声名，大概也只是命数罢了。退下来后自我反省，我性情疏放、骨体刚直，不能弯曲迎合、柔媚取容；若舍弃本性去迎合一切功名之家，那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江南人筋力柔弱脆薄，不能忍耐刀枪驰马的治理，又不肯拾取伊洛一带的遗风，放慢脚步、苟且求得速成罢了。” “这时有濮阳人李先芳，很友善地对待我，但他又同济南人李攀龙交好。于是我把攀龙介绍给我，李攀龙和我两人相处得十分欢洽。间或相约说：‘文章是天地的精华，是可以不朽的盛大事业。如今世人所仰慕、讨好贵人的人，沾沾自喜，夸耀他们粗浅的才华，反而损害我们精微的文章，认为文章对世道治乱没有益处；可是即使是季札所陈说的兴衰大端，又有什么缘故呢？’” “君子得志时，精气发散而成为功业；不得志时，精气收敛而成为文章，这是屈伸的重大变化，也是同权变相通的。我私下有志于《诗》《书》，却还没有达到。诗歌变化而有屈原的骚体，至于司马相如则靡丽华美，达到了极点，可谓圣妙。” “这是《乐府》三诗之后的变化；五言古诗，大概有苏武、李陵的风格，而以黄初时期为法度的极致。七言诗在《燕歌行》一类中畅达，而以杜甫、李白为法度的极致。律诗在唐代兴盛，而以大历时期为法度的极致。文章变化而有左氏所写的战国文章，而以司马迁的史书为法度的极致。生也有意于此吗！” “于是我们两人更加日夜切磋古文辞，众人都大声喧哗辱骂我们。即使濮阳也渐渐产生疑虑，引退避开了。后来徐中行、梁有誉来了，接着宗臣来了，又有吴国伦来了；这些人都在天下人面前慷慨自信，不随意认可他人，唯独称许我们二人可以传之千古。” “所以说到文章，它能够使亲近者疏远、疏远者亲近；说到文章的功效，又能够使远者接近、近者疏远，这些都不是我个人能够做到的。然而我过去已经有一时的声名，后来名声日渐削减，仕途也日渐衰薄；做尚书郎满九年，仅仅升为按察使，治理青州、齐州的兵务。这大概是命运想用我不熟悉的事情来困顿我吧。唉！即使没有遭到司命嫉妒而削去官职，让我同南山下的农夫、猎人争夺寸阴，也不可能把我派去驾驭魑魅、吟咏《山鬼》；我也自有可以取乐的地方。困顿又在哪里呢！” “只是想到天下的事情还不可预知，岳中有盗贼，河陆之间盗寇像刺猬一样纷纷出现；我感念子卿答任安的书信、陈王敬礼贤士的问答，于是取出过去所写的文章，编次抄录下来，等待日后删削。” 确定为赋一卷，四言古诗一卷，古乐府三卷，五言古诗三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四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六言、七言排律二卷，五言、六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传一卷，序记五卷，志铭行状一卷，书、赞、诔、祭文及杂著一卷，尺牍三卷。题名为《金虎集》。金虎，是西方的精气；西方在四时中属于秋季。我任秋官郎时，官署在西方。这些著作都是那时写成的，所以取这个名称冠在集子之上。难道也因为其中大多是抒发郁结、收敛精气的作品吗？若是这样，便同春天繁花灿烂、油然生发的景象相反了。《王氏金虎别集序》我因疾病几乎死去以后，才逐渐删改编次自己所作的诗文，相关的话已见于前面的序文。庚戌以前三年所作的，大约删去十分之九；壬子以前二年所作的，大约删去十分之四；最后到丙辰年，十篇中已不到保留两篇。我这个年轻人茫然无知，只以自己的内心为准，担心对不起那几位先生。虽然如此，吴生已经替我作了决定。他说：“错杂编排你的篇章，可以凭臆测分辨年代。”先前我不是没有面露喜色，然而一敲击它，便发现不合宫商，匆匆读一遍也就结束了；再读时，已经没有余味。即使其中应当删去的只有一两篇，难道扬雄会对人人都如此吗？你就把删削它当作功劳吧，不要让后世有机会看出你的缺点。吴生已经替我作了决定。魏收的文章容易得到，投到洛阳便有人争相传阅；长吉的仇家把他的遗稿聚集起来烧掉，以此为快。唉！这不是因为他们爱那两个人，而是认为不能说不爱那两个人。子相却坚决推辞说：“你对破旧帷帐也太没有根据地珍惜了，姑且收藏起来吧。”至于不把它传播到洛阳而烧掉，那是以后的事。全书诗三卷，词一卷，杂文二卷，题名为《金虎别集》。

译《王氏海岱集序》丙辰年冬天，王子来到青州任职。青州南面的军队已经被消灭，他又调发另一支军队；黑衣亡命之徒尚未得到朝廷文书约束时，王子刚刚到任。他发兵三千人，于是裹带干粮出征。第二年春天，盗贼抵抗官军很厉害，芦苇丛中的郡中豪强无论大小都来接受命令，却暗中勾结盗贼，在使者门上挂着一张薄纸写道：“军队早晚要起兵，起兵就要取你的性命。”王子采用钩距之法侦查，盗贼前后都被迫首领投降。又有开矿的战事，恰好矿脉已枯竭，便上奏停止。又有岛上盗寇的战事，军队已经驻扎海上。又同台官巡行莱山一带的夷地。又修筑颜神城；戊午年颜神城修成后，又巡视海上军队，修葺壁垒，搜集兵卒、补充车辆；回去在高博之间治理水患，使因缺粮而流离的人返回。又同台官在泰山办理事务，盗贼时时兴起，却总能擒获首领；到了第二年春天盗乱大为平息，于是进一步修筑青州城，教骑兵练习射箭，方圆三百里以内的良家子弟都来跟从学习射箭。三个月后，发兵一千五百人南下剿除奸猾的首领，我余下的人只能屏息自守。青州的官吏百姓勇于斗争而又好争讼，逞强斗气，务求互相倾轧；他们的仇家隐藏真实原因，反而罗织其他隐秘事情，牵连亲属作为诉讼借口。那些亲属愤怒，估量直接报仇不足以泄愤，便错误地把仇人的亲属中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举告到郡邑；郡邑不能逃避，使者也不能轻易逃到台官那里，因此每天公庭上都挤满了人。前任使者并不是因为卧病而告退、没有留下空缺；但各类官员的车马在道路上相望，那些不合时宜而来请托拜访的人数不胜数。他们还要窥探王子任职时是什么样子，难道不把驿传之人累得疲惫而死，并且在案牍之间还能够跟长安少年谈论闲雅的言语吗？王子渐渐学会了做官，每天心中想着政务，到了正午便停止处理公文；下午便读书，欣然自得。属吏报告说王子任期将满，却没有一个行李随从，怕因此违背玺书而使使者忧虑。王子说：“除掉这些多余的东西，剩下的不过是我的身体罢了。”王子不喜欢超过千石的官位，也不求以显赫的官声闻名；他所喜欢的只是写诗作文，并不喜欢别人议论这些。历下的士人多有深沉浸淫的思绪，王子便同他们上下讨论内心的疑难，以此奉行自己的志向；文章从机心发出，只要不违背古法便停止。没多久，王子遭逢家难，悲愤激烈，作上疏请求退休，得到答复准许，正准备隐匿行迹，混在佣工保役之间；白天无事，便渐渐编次自己的言论，汇成一卷。读后叹息说：“唉，这不是我的志向啊！这不是我的志向啊！”扬雄说：“用绳墨衡量司马相如的赋，难道可以说它来自神化之中吗？”赋写成以后，他反而更加轻视它，说：“雕虫小技，壮夫不做。”虽然如此，他辛勤地把精力藏在玄理中，难道不如辛勤地把精力藏在赋中吗？为什么呢？即使所作的是玄理之赋一类的文章，天子幸而怜悯他、解除他的困难，赐给他田园乡里的闲暇；只要一天不死，必然会有所成就。应当如此的人，大概不会止于写玄理之赋。王子旧有一部集子，名为《金虎秋官》。又因为任职的官署在西方，现在这部集子名为《海岱治青州》，这是大禹所记载的地域。全书包括四言古诗、拟乐府一卷，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五言、七言律诗、排律、绝句四卷，赋七篇，记、序、表、志、辞、祭文、尺牍五卷，合计十二卷。

译《幽忧集序》王子任尚书郎时，曾与一位因触犯法令而死的诤臣素有交情，便大力为他料理丧事，因此触犯了权相的心意。因为青州盗贼很多，权相便把他困在青州。盗乱一旦平定，又谋划把他安置到极远的边疆，使他狼狈地困在亭障之间。王子本来以为自己不能幸免了。于是写了续《九辩》和挽歌三章，过了很久。家父的灾难发生后，王子放弃官职，准备上书北阙代父请求；但父亲认为这样将招来祸患，坚决阻止他。王子只得收敛行装，穿着短衣，租住在城西小巷的偏僻处；去拜访从前认识的有权势之人，却常常有人一见他来便惊慌躲开，没有人替他办理事情。袋中粮食的余下部分，只用来供养衰老的母亲；他叹息、长吁短叹，连吐露一句话也怕产生得失。可是两三个旧友仍然弯腰步行来往，有时把腊丸之类写成韵语来安慰慰问他，他不能不应和一首。又常常整夜辗转不能入睡，屡次想到过去的灾危和将来的祸患，忧愤到了极点，仿佛梦呓和病中说胡话，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起身便把它写下。这就是现存的深沉烦闷的短歌、自责的《终风》以及答和于鳞、明卿、子与等人的篇章。合起来共二卷，命名为《幽忧集》。刚刚编成，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免于祸患，王子服丧归家。从此也不能再过问这些事了。服丧期满以后，他逃隐在田野间。偶然听说天子严厉地把权相交付司法部门，抄没他的家产，心情才渐渐平复。晒书那天，偶然看见这些作品，拿起来读，哽咽得不能成句，只好姑且在卷首题写几句。王子本来两次应当死去，却终于没有死；最后本来可以死了，却又不能死。他珍惜先人的遗留，希望苟且保存一线生命。如今即使死去，最终也没有可以归罪而处死的对象了。当时王子求生的意趣已经断尽，却还残存着一些生存的时光。所谓想哭又不敢哭，想流泪又近于妇人，所以不得不寄托在文辞中；但他的文辞十分鄙陋，不能称为工巧。有人说，屈灵均早晚就要投水而死，却能写出千古无人能说出的言语。如今像这样的文辞，为什么反而如此鄙陋呢？亲人的灾祸和自身的灾祸，相比起来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徐庶说过，心中已经混乱了。而且我之所以不想去掉“幽忧”这个名称，是想让后世子孙知道我背负着对天地的重大罪责，并不是为了计较文辞的工拙。《弇山堂识小录》我在舞象之年，就已经很喜欢谈论国家、公卿大夫的事业；但因为坐在生僻偏远的地方，虽然家世承受官职，却没有机会得到这些知识。长大后，承蒙被公车征召，任职于掌管文书的小官，又不能看到郡国上报太史的副本。偶尔跟随侯家贵人出游，看到那些人穿着华丽衣裳、乘坐高车，纵马驰骋，究问起来却不能说出自己的先世以及凭什么取得侯爵。更不用说侯家之人了，即使本人一两次做到九卿、二千石，举止从容，饱食终日而昏昧行事，甚至白发苍苍还处在石渠、天禄阁之间，职位名号也算相称，问到自身经历也就如此，估计不能使前人的耳目有所进益，难道不令人感叹吗？难道是因为温室殿中谨慎沉默的缘故吗？这样或许说得通；但皇帝有一天坐在白虎观，召集群臣讨论高深文章时，又能拿什么来报效充实呢？按旧例，山陵修成后，翰林臣修成实录进呈，便取出稿草焚烧。这些稿草本来确实称作焚稿，却往往流传民间；然而其中不过是抄举各曹旧档，而翰林先生凭自己的意旨判定是非，这样的人前后相接。各种碑刻玉石上记载的墓志铭，没有不是贤者，大体只因官位或子孙而有高下差别；至于稗官小说，大多出自被贬之人和奇异文士之手，其中一半是发泄怨恨的声音和耳闻流传的虚妄，拿舜篡位、伊尹诛杀之类相比，和齐东的野谈、汲冢出土的伪书有什么不同呢？这样说来，天下难道就没有史书了吗？我荒谬地不自量力，希望有所论著，成一家之言，终究仓促未能完成；后来偶然出任外台，专管军务，居处贫穷，没有供给大官笔札和修史的资费，又害怕触犯“不尊重而没有凭据”的戒条，于是犹豫了很久，取出书、草、志、传十二类著作，全都删削稿本，等待日后再作处理。其他所见所记、不涉及个人好恶的，共二十四卷，另编为一帙，用来接续东观、西京的史书。俗话说不贤的人只能记住细小的事情，我姑且就做一个记载细小事情的人吧！起初从嘉靖丁未年到戊午年，共十二年，所得材料名为《丁戊小识》；后来又有所增益，书成后收藏在弇山堂，重新题名为《弇山堂识小录》。《明野史汇小序》世间流传着《孤树裒谈》，不知道作者是谁。有人说是已故太宰建宁公所作。它大体摘录各种野史，并以历代庙号相系。又有《今献汇言》《皇明典故》，同《裒谈》互有出入；其中没有收入的材料很多。我常常从民间抄得这些材料，于是汇集成书，共一百卷，名为《明野史汇》。为什么称作“汇”呢？因为它汇集的是野史、稗史。史书有遗漏，就到野史中寻求；这难道不是君子所应当做的吗？野史的弊病有三种：第一，心怀仇隙而多有诬陷，所记人物不能称为公平贤明，只把褒贬寄托在个人嫌隙上，如《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第二，轻信传闻而多有差错，作者生长在民间，不知道官府事务，听到错误传闻便加以记述，如《枝山野记》《剪胜野闻》之类。第三，喜好怪异而多有荒诞，有时编造幽怪惊人的事情来迎合读者的爱好，未经考核便记录下来，如《客座新闻》《庚巳编》之类。它们的弊病相同，但产生弊病的原因不同。错误和荒诞的记载没有作者的私心，诬陷性的记载却有作者的私心。没有私心的，读者偶然听到便容易辨别；有私心的，读者轻易接受便难以纠正。唉！我既然只是搜集枝叶，却不加删削，这难道不是我的罪过吗？《皇明名臣琬琰录小序》起初江阴曾经刊刻《皇明名臣琬琰录》，从洪武到成化，各位名公大夫的志铭、传、行状都具备。它称作“名臣”沿用宋代旧名，成化以后便不再流传，而且当时也有许多遗漏。我于是同杨祠部豫孙更加广泛地搜集。后来我在做官期间所得的材料最多，甚至武官、宦官中身份尊贵的人，以及平民中的贤者，也都收入其中。人物以千计，卷数也超过一百。我年轻时就仰慕并称述前代名公大夫的事业，只是不能探访石室、窥见国家的藏书；流传到民间的，偶尔看过一两篇，却不敢据此妄加判断。所谓琬琰，就是家史。国史出于人手，容易任意取舍而善于掩饰真相，但它叙述典章、记载文献，不可废弃。野史出于个人臆测，容易失去真实，但它考察是非、削除忌讳，也不可废弃。家史出于宗族私家，容易夸饰事实，但它延续宗族世系、表彰官场功绩，也不可废弃。国家史书用来草创纲要，野史用来讨论考辨，家史用来润色补充，这大概可以接近史书的端绪了吧！至于如何删削取舍，就等待君子来裁定。

译《大狱招拟小序》这是为那些应当编入传记、写入爰书的人而作的。我于是把它记录下来。古语说：“不熟悉做官吏的事务，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难道那些审理裁决的案件，竟要把它们写入史册，称作律令吗？不过是想考察一二罢了。明朝兴起后，太祖制定法制，十分周密。京兆地区的案件，从笞刑以上，没有不归司寇管理，并交付廷尉审理的。无论大小案件，都不能凭个人意愿先于法律办理，也没有人敢违抗或接受贿赂。然而，楚共王的弟弟围和方城之外的尹，量刑轻重却并不相同。我自成年以来到燕中任职，法制已经多次变更了。天子圣明，洞察法律条文之外的情形，偶尔有想从重处理而嘱托监史从轻裁判的，只要稍加宽缓，监史就会获罪受贬；即使痛哭谢罪，也不会立刻改判，只有这样才算完事。杜周的话说得好啊！所谓三尺之法究竟在哪里？前代君主认为对的，就写成律法；后代君主认为对的，就制定成法令，不过是当时认为这样做对罢了。但有一两个经术之士不能深文巧诋，因此文辞和论断并不相称，显得不够华美。这样也能让后世看见事情的真实。丙辰年秋日题。《世说新语补》小序 我年轻时得到一部《世说新语》的善本，心里已经很喜欢它。每次阅读，总嫌它很快就读完了，又奇怪这部书只写到后汉而止于晋代，认为六朝那些君子既然持有这样的言论和风范，难道就没有一两件值得称道的事吗？后来终于得到何氏的《语林》，大体上仿照《世说》而稍加扩展，写到元末。不过其中事迹和文辞杂乱出现，不够雅正，大致只是《世说》的余波罢了。至于《世说》的长处，有时在一句话中造成风致，有时从一件小事中显出巧妙，有时借美好的事情表现风教，有时因讥刺而通向赞美，常常使人短暂吟咏便精神振奋，长久思考仍不能穷尽。何氏大概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治理燕赵诸郡国的狱讼时，稍有空闲，便查取行囊中收藏的书，发现这两部书都在其中。于是略加删定，把它们合在一起并按类别编排。大概《世说》删去的不过十分之二，而何氏所采录的也不过十分之三罢了。我平日常说，宋代的经学儒者往往责备清谈导致祸乱，却不知道晋、宋对于江左来说是一样的；难道要把披甲戴胄的人赶去做经生吗？这样岂不是要把披甲戴胄的人赶去清谈吗？那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剑侠传》小序 凡是关于剑侠的事，经书训诂中都没有记载。其大概源流出自《庄周氏》以及《越绝》《吴越春秋》。有人认为那只是寓言中最雄奇的一类罢了。至于太史公评论荆轲，说：“可惜啊，他没有讲究刺剑的技术。”可见太史公是认为剑侠确实存在的。不然，凭项王那样的武力，怒吼叱咤，千人都为之倒下，怎么会说他没有成就呢？学习剑术的人，是先王所遗弃的民众。然而，对于城社中遗留下来的潜伏奸人，天下都不能制服，交给司败处理，却反而让一个普通人实现了志愿。像专诸一类的人，也不过是粗略的例子罢了。这种说法又怎么可以全部废弃呢？但想要使天下人的愿望得到满足，司败不能做到，却由一个普通人做到，君子也可以从中观察世道。我家收藏的杂说中，关于剑客的事情很多，偶尔有触动内心的，便汇集摘录成卷。时常展开阅读，用来排遣胸中的郁闷。至于那些好事之徒，竭力把这些说法神秘化，说得到这种剑术而不施展，就可以立即飞升。这不是我敢相信的。《少阳丛谈》序 我带着公文，任秋官郎时，曾把燕地的丁戊小识记录下来，虽然记录了，却没有正式编志，也不敢加以辨正。后来侥幸获得俸禄，长期沉浮于刀笔之间，耳目所见所记的事情逐渐增多，时常触动内心。只是身处耳目严密之地，言语受到限制，没有人让我发表高下。没过多久，我出任青齐的节使。齐地虽然号称强悍粗野、难以治理，但案件少而且道路偏僻，因此公务往来简略，常常闭门用笔按次记录所接触的事情，称为《少阳丛谈》。“少阳”是齐地的别称。“丛”是聚集，也是杂出的意思。为什么称作“谈”？因为是用笔记录的谈论。王子说：“我对于《少阳丛谈》有记述，也有辨析，比单纯的见闻记录稍有进步了，然而还不敢把它流传出去。”全书积累共二十卷，于是记述其编次。伟大的帝业，树立高远的文治，润色宏大的功业，凭借贤明后代以安定遗留的祸根，使丰盛的萌芽不再产生忧患；这里保存着关于国家旧事的谈论。只有诗歌大体遵循古道，警戒过失而忘记布施；像竹简上的文字一样光辉灿烂，后王据此制定法令，哪里会有恒常不变的法则？这是谈论奇异的典制。只有树木有高大的，穹隆直上青天；只有鸿雁借旋风，像羊角风一样盘旋于国家、家族和个人之间，怎么会不是这样？这是谈论盛衰。盛世与衰世由人才决定，人才的有无又由时世决定，就像明镜不会混杂。于是说：国家的大政在下层就会混乱，在上层就会得到治理。这是谈论国家大政：皇帝尊贵如天，雷霆般施行威势；掌管刑狱的官员以刑罚辅助教化，难道那些人就是这样的吗？我怀念老成之士。这是谈论西省的事业：已经称得上士人加倍，亲自跟随君主居处，平日享受荣华；在危难中挺身而出，未死者光明如星辰。这是谈论死难之事：后代子孙不加慰问，叛逆藩王跳梁，帷幄之臣却值得称道。可叹那些众多官吏，既然已经安心尽职，关键在于此，又有什么可责怪的？这是谈论壬午之事：皇帝放纵豪强凶悍之人，他们乘时而起，如鸟张翼；骑马时调弓倚身，文书檄文刻在铜牌上，燕地碑碣再次高耸而未被磨灭；心中有所感怀，便拍击军鼓，于是记载他们的功绩。这是谈论英明谋略：文采斑斓，记录清楚，是一代人所凭借的。至于乖戾浮薄之人，鬼神诛杀又能惩罚什么？国家失去人才而向民间求取，情况更加严重，怎么能征召呢？这是谈论史学的针砭：真宰的精气散布为文章，用来装饰皇家，也有六书和绘画、史学来辅助，技艺完成便可以成就。我记录其大概，显出灿烂的国家光华。这是谈论高雅技艺：功勋积累便成为尊贵，尊贵积累便流于奢侈。有刚烈而盛大的才士，他们产生于绮丽的文采；圣人的谋议所说的，要用礼来整齐他们。这是谈论军事戒备：麒麟的子孙兴盛，亲属众多；有严肃的日常教诫，却看不见广大的天恩，管叔、蔡叔于是残害王国。这是谈论宗室变故：法网宽大而疏漏，官吏张牙舞爪，狡猾者和困窘者相互投奔，劫掠者成为逃亡者的聚集处，因此太叔最终攻打萑蒲。这是谈论盗乱：上天侵害中原，祸根在其中萌发；若没有圣明的武力，谁能承担驱除残贼的责任？就像剥卦与复卦循环往复，没有终点。这是谈论外国：虞初、《齐谐》《诺皋》《夷坚》之类的记载，在圣贤之宗那里都被斥为不正，因此只是防备性的言论；阴阳的变化，谁能够抗拒呢？这是谈论玄怪。【这部书已经删去原稿，其中有些内容散见于其他篇帙，只保留篇名来表明此志罢了。】

译《古今谥法通纪》序 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声的。君主有名号，也有谥号。《春秋题辞》说：“名号，是功业的表征；谥号，是品行的痕迹。”所以名号中有美称，而品行中也可能有恶行。谥号体现的是《春秋》的褒贬义理：一个字褒奖，便如同华衮加身；一个字贬斥，便如同斧钺临头。孟子说：“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改变它。”况且谥号中有美恶同字的，如灵、武、共、庄这一类。所以说谥号体现的是《春秋》的义理。皇称为太昊、庖牺氏，炎帝称为神农氏，这些是名号。黄帝之所以称“黄”，帝尧之所以称“尧”，帝舜之所以称“舜”，都是谥号，都是在改朝换代以后追尊的。君主有谥号，从黄帝开始。夏代崇尚忠实却没有完整实行，只有大禹有谥号；商代崇尚质朴却没有完备实行，只有成汤有谥号。后世君主同时有两种谥号，从成汤开始。商代诸帝以甲、乙作为称号，实在何等质朴！但武丁有“武”的谥号，又加上“宗”，称为“高宗”；太戊称为“中宗”，都是用来表彰功德的。君主有庙号，从中宗、高宗开始。西汉称“宗”的，只有文、武、宣、元几位；到了东汉，便都称宗了。君主没有庙号的情形绝迹，从东汉开始。癸被称作桀，辛被称作纣，都是在改朝换代以后追加贬谥。周代有幽王、厉王，是他们的臣子不得已而施加的，所谓到南郊称天并为君主定谥。秦始皇发布诏书给天下说：“不要让臣下议论君主、儿子议论父亲。”从始皇一直延续到千世万世，然而不到三代国家便覆灭了。幽、厉的谥号不能改，秦代的制度不能废，都是有道理的。商汤灭掉残暴的国家，自称说：“只有我最勇武。”天下于是称他为“武王”。楚国有义帝，也沿用了这种称法。君主有尊号，从商汤称“武王”开始。周代追尊王季为王，却不给他谥号；汉代沿袭这一做法，生前没有享有天下而死后冒用君主谥号，从魏曹氏开始。周代制度规定，卿大夫有爵位，所以有谥号；士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吴、越不给臣下谥号，是夷狄之道；秦、楚不给臣下谥号，是华夏制度尚未纯备。齐、晋、卫的谥号，到卿为止；大夫以下没有谥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相当于天子的士。鲁国的谥号延及大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周公的后代，使用王者的礼制。郑国不给臣下谥号，是因为它只是伯爵之国；宋国是公爵之国，它却不给臣下谥号，为什么呢？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很快废除了给臣下谥号的制度，天下也都这样做了。然而有的人死后没有谥号，生前却有称号，如武信、文信、武安、刚成之类，这说明当时厚待生者而轻视死者。后世封爵不再以封地命名而以德行命名，从战国开始。西汉有谥号，是因为有爵位；东汉也因有爵位而有谥号。但东汉更加谨慎，所以西汉承袭侯爵者没有不获谥号的，东汉即使创立侯爵也有不给谥号的。晋朝渡过长江以后，下诏规定没有爵位但贤德的公卿也可以获得谥号；无爵而有谥号，从晋代开始。《白虎通》说：“夫人没有谥号，是因为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然而《春秋》记载蔡共姬有谥号，是因为她贤德。却不知道周穆王盛世时，哀悼贤淑之人已经先有谥号了。妇人有谥号，从周穆王开始。太子属于元士，士没有谥号，所以太子本来没有谥号。晋惠公改葬世子申生时给他加谥号，共后世沿袭了这种做法。太子有谥号，从晋国申生开始。臣下而有三个谥号，是卫国给公叔贞、惠、文子三种谥号；明代又因而扩展到方士。生前预先赐予谥号，是卫侯给北宫贞子、析朱成子的做法。这两种制度都是卫国衰敝的表现。处士有谥号，从苻秦给张忠公、公孙永谥号开始。私下自定谥号，则从《春秋》记载黔娄开始。《春秋》记载那些出奔而在别国做官的人有谥号，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类。崔杼谥为武，栾盈谥为怀，他们本人已经被杀，家族又被灭亡，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难道是旧臣追赠的谥号，还是左氏编撰的呢？宦官有谥号，从北魏开始。方术之士有谥号，也从北魏开始。公卿大夫的祖父有谥号，从元代开始。王世贞说：“我哪里忍心说呢！我哪里忍心说呢！”谥号到了元代，滥用到了极点，这可以说是用羊的本质披上虎皮；况且那些人只致力于表面上的质朴，又何必使用文饰呢？所尊崇的是什么名声和事迹？有什么品行可言？明朝兴起后，才逐渐制定了划一的制度：从皇帝、太子以下，凡亲王用一个谥号，郡王、公、侯、伯以及文武官员用两个谥号；亲王、郡王只要不是因罪恶而死，就没有不给谥号的。郡王的支子，即使是将军、中尉，虽然贤能也不给谥号。新封的公、侯、伯，只要不是因罪恶而死，就没有不给谥号的。承袭公、侯、伯爵位的人，如果不贤，以及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如果不贤，就不给谥号；三品以下官员，不是大贤也不给谥号。这不也是文质相称、井然有序吗？然而用一个美德字来统一谥号的制度，也一天比一天改变了。因此我详细叙述有关人物、事迹和谥辞，共若干卷，并为它作序，希望后世掌管国家大政的人能够有所考察。

译《古今法书苑》序 伏羲画出八卦，是人文由此萌发；圣人取象于夬卦，以代替结绳记事；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完全泄露了其中的神妙，于是分析为六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并从旁产生不同名称，用来考察百官、治理万民。显赫的六经，是依据也是证明。第一，论述书法的源流。仓颉创制古文，省略后称为籀文，意义并未违背；籀文省略后成为小篆，到了秦代隶书兴起，于是有次仲削减篆书的八分，保存其中一二。仓颉之后，秦隶又省略成为汉隶；隶书趋于圆润，现今又稍加修饰而增添丰美。李斯极力发展，钟繇将其分散为章草，张芝创制草书，伯英最为突出。伯英使草书充分发展，穷尽变化，展现各种姿态；今草在其中有所增损，以形成稿书和行书，不流荡也不滞涩，观赏性日益优美，实用性日益接近而又远胜于单纯的传达。第二，论述书体。用笔如天，流动的美如地；阴阳既然生成，便建立形势，有物便有法则，与字体一同达到圆满。舒展而不懈怠，严密而没有间隙；骨力总要胜过肉质，法度必定符合意趣。第三，论述书法。汉史本来划分书法为九品，刘昭以人品相比附，韦续又沿袭此法，直到长文，再加以评论；虽然还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但贵在尊重前人的见闻。第四，论述书法品第。籀书、斯书已经遥远了，而元常、伯英首先脱颖而出，到了右军才集书法之大成；献之刚健秀美，邕书平和清雅。唐代还保有国风，宋代却像《黍离》所写的衰乱，那里没有君子，这些书法又从哪里取得呢？第五，论述书法评论。丑怪一类的议论起于萧梁，袁昂等人加以详述；若总、若芾，纷纷杂出而无法计量，以形似求取真有，其中含有抑扬褒贬，好比敷粉涂脂却显露出雌黄。第六，论述书法评论的模拟。崔瑗、张芝如玉，逸少好比黄金；钟繇、索靖照耀艺林。中等书法只看得见眼睛，上等书法能打动内心；打动内心便产生嗜好，低下的书法只能传入耳中。价值连城的赏赐可以向天子请求，中等书法即使十家财富也抵不过一幅片纸。第七，论述书法估价。临池学习书法的人，代代相继而不绝；精妙的可以进入内室，次一等的只能登堂；差远的隔着藩篱，近的也只能窥见宫墙。有的吟咏追慕“八法”，有的赞叹前人的遗迹，传播声诗，抒发文采，如杜甫、韩愈，使书法事业增添光彩。第八，论述文章。第九，论述诗歌。右军清正纯真，却被书法技艺遮蔽，为什么载入国史时只称赞他的书法，而不称赞其他方面？用心仰慕，以手追摹，千古以来都为之流连。僧祐略述书法传记，彦远广泛辑录，宣和列举书体，到陶氏才完备。第十，论述书法传记。绢素的力量不能保存千秋，书迹流落民间而没有被收藏；崇尚文教的人珍视它，王府将它汇聚，但遭遇劫难和战火，能够保存下来的，如同河图、天球一样珍贵。第十一，论述书法遗迹。从前大禹铸造九鼎，以及铸造金钟，蛟脚、鹄头等文字，紫金熔融；商代质朴，周代文饰，以刻画虫书为工，大小二篆都以此为宗。第十二，论述金石书迹。大禹已经把文字刻在岣嵝山，周宣王又有岐阳之猎。峄山、琅琊的刻石稍稍改变了前人的踪迹，受禅、劝进等碑刻在后来开启了隶书。然而想到太丘的书迹，是因为要廓清中原；而喜爱征西将军的书迹，竟卧看三日而不忍放手。兰亭真迹引发争论，淳化阁帖争相购买。七尺长的美玉，不靠脚却能自行传播。第十三，论述石刻书迹。子墨客卿说：“世上能够尊重书法的人，认为这六种义理的精华光辉灿烂，能与日月一同照耀吗？能像山岳耸立、河川流动，像飞走之物和高大乔木那样各得其所吗？那些急于书写的人，把书法等同于粮食、蔬菜、布帛，又说文字相同的作用能够遍及中国并施行于蛮夷吗？那些轻视书法的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技艺，终身耗费精神却对时世没有益处吗？这些说法全都不对。”题为《古今法书苑》。《古今名画苑》序 考察“画”这个字，是形的意思，也有人说是田界，像田地的边界；又说是挂的意思，因为把色彩挂在物象上。那么伏羲画八卦，是否就是绘画的起源呢？“画”与“畵”相通，“卦”有挂的意思，也可以这样思考。自从六书之学流行，便有人说：“画不过是六书中的一种。”但其实不是这样。颜光禄解释说：“描绘事理成为卦，描绘形状和标志成为文字。”所谓绘画，就是把形状描绘出来，与文字鼎立为三。况且有仓颉便有史皇，神禹告成功的事，见于文字的有钟、雕戈、岣嵝山石；至于绘画，则把九州进贡的金属全部铸成鼎，描绘各州的山川、万物和神怪，放置在魏阙之上，这不是对文字简略而对绘画详尽吗？其实也不是这样。懂得其理的人说：“圣人立言，与文字互为表里。”语言本身没有固定形体，以文字作为形体。如今百官借此治理，万民借此明察，八方借此统一，六经借此记载，都是文字的作用。文字的作用圆融，所以广大；绘画的作用方正，所以有所局限。虽然如此，它们的极致没有不相通的。所以文字有古文、大篆、小篆、古今隶书、行书、草书；绘画则有人物、山川、宫室、鸟兽、虫鱼和草木花卉。书法中的圣者有籀、斯、钟、张、崔、蔡、羲、献；贤者有杜、师、梁、卫、索、晋以及六朝诸贤，直到欧、虞、永、褚、旭、素、颜、柳这一类。绘画中的圣者有顾、曹、卫、陆、张、道子、成；贤者有墨、朂、顾恺之、逵、【原文疑】、二阎、展、董、尉迟、二李、维、昉、仝、董以及六朝诸贤，直到荆、范、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这一类。它们的法则也没有不相合的。如今看见古代圣贤的美好品德，难道不会欣然产生向他们看齐的愿望吗？看到淫乱邪恶，难道不会爽然产生戒惧之心吗？欣赏仙人、释氏的逍遥，却不能把情怀寄托于尘世之外吗？即使只看到小乘关于报应的说法，难道不会警惕地在内心自我责问吗？山峦郁然高耸而深远，水流悠然广阔而清澈，难道不会使我的性情和心灵喜悦吗？飞鸟走兽像活着一样，难道不会触动我的天机吗？所以五代以前，绘画有赋体的，有兼具赋体和比喻的；五代以后，绘画有赋体的，也有兼具赋体和兴寄的。若拿它们与诗歌相比，都属于《风》《雅》《颂》的遗意。因此，绘画的用途虽然比文字狭窄，但其体制并不逊色。我对于这两种技艺，虽然不能在手上掌握，却还能用眼睛领会，而且一向喜爱其中的道理，所以略加访求法书，按例采录古今有关绘画的论述，如谢赫、张彦远一类人的作品，汇录成若干卷，称作《名画苑》，并为它作序。《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 明代王世贞撰 文部 记八篇

译《游云门山记》从青州南门出去，差不多五里，有一座山叫云门山。山脚平缓，山势两次隆起变得尖锐，向上将近宛处，有一个中空的洞，穿过山背向上。远望它像镜子，又像射箭的靶子，正好与郡斋相对。天晴时闪闪发亮，下小雨时便烟雾蒙蒙。它随着时令不断把景色呈现在几案席前，仿佛希望我来游览，却一直没有实现。后来学宪吴峻伯向东巡行海上，路过青州，我才得以有空跟随他。峻伯前往时正值春天，积雪刚刚放晴，还没有完全消融。道路十分泥泞，轿子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间艰难前行，抬轿人肩膀互相支撑，后脚踩着前脚，台阶因此只剩一半。像猿猴相连一样攀登了很久，才到达山洞。洞高一丈多，纵深是高度的两倍，横宽却稍窄。我和峻伯于是舍弃轿子步行，从洞旁穿过，踏着一百多级台阶到达绝顶。只见巨大的盘石层层重叠，可以排列坐下数百人。向东望去，青葱浓郁，云气蒸腾，天地都分辨不清，这大概是大海的气息吧？西南方群山相连，绵延不尽，有的像斧头劈开，有的像剑刃，有的像骆驼，有的像狻猊，有的像率然，云雾在其中吞吐，与初升的太阳相互映照。山色晶莹玲珑，云雾掩映缭绕，呈现出万般紫翠。向下俯视郡城，城墙垛堞历历可见；雪宫的楼台在松柏间时隐时现，好像翡翠鸟在兰草枝头嬉戏。我命人摆酒，峻伯已经分别取韵作成七言诗一章，我们互相歌唱。我一向喜欢吴地歌调，按羽声吹唱，歌声直上云霄，又缥缈地缓缓落下，与天籁在空旷山谷中相互应和；万木仿佛随着节拍奏响，我觉得群山秀色时时袭到人的衣襟。我向峻伯劝酒，他喝急了便踉跄着沿原来的山洞下山，转而走西边小路追赶，竟又发现一处小龙洞。弯腰进去，深约四丈，中间裂成一道山涧，水流深清不枯。旁边有一张石床和枕头，可以仰卧。我于是和峻伯躺着饮酒，十分欢畅。过后彼此说道：“爽鸠氏的快乐可以再有吗？牛山上流泪的事情太卑下了。”其中有晏子的回答。虽然如此，东方人所说的牛山，既然不能撇开齐国君臣而另作吟咏，也同样可以流传不朽。那么牛山的快乐，爽鸠氏不能独占，齐国君臣却凭借隐微的言语而独自拥有它，一直到今天。我们两个人难道也会轻易自我废弃，使自己不能流传千古吗？这天酒宴结束后便返回，第二天把诗交给山僧，让他刻在石上，并写下这篇记。《海防记》登上旧时枕海山的东门，不到一里路，有一处大搜之圃。它的南面靠近海边筑有高坛，我和防政姜良翰登坛巡视。任职五天后，才趁公文稍有空闲，出城到坛上饮酒。轻云笼罩，风神没有惊扰；海面波纹如绉纱，水势舒缓荡漾，似乎与天地相接。不久东南方升起一道巨大的彩虹，横贯天空像银桥，蜿蜒下降，仿佛伸入海中饮水。惊涛急流喷涌收缩，像有万斛珍珠贝壳飞跃喷射，又如五金在熔炉中熔化，光芒绚烂，耀眼得使人眩晕。过了一会儿，它缓缓缩回海中。很久以后，回头看见鼍矶、大小竹等岛屿，云气突然变化，峰峦岛屿全都改变形状：有的断开，有的相连；有的方，有的圆；有的陡峻，有的平缓；有的像花朵，有的像土坯；有的高耸，有的密集；有的下坠，有的险峻；有的模糊如波浪，有的斗然插入银河；有的像龙盘，有的像虎豹，形态不一。童子跑上前说：“它是不是要上市了？”忽然大风吹来，云散了，最终没有形成市集。我感慨地对姜君说：“唉！这难道是奇邪之士取得来迷惑君主、开始时像武者那样的东西吗？他们惊叹这奇异虚幻的光彩变化，感慨光景的恍惚，便以为下面真的有神仙存在，想要竭尽天下的力量去追随，最终却根本无法得到。他们不知道，这如泡沫般的身躯转眼就会消灭，成为这片海上云气已经很久了。身体和声名一起消亡的人，哪里有限呢？于是向南望田横之岛，隐约还能感到它负载着生气。然而读到鲁仲连披发蹈海的记载，看到他脱离尘世之外，就没有一次不恍惚得仿佛连自己也失去了。唉！古人所谓不死的仙人，就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姜君没有回答，只催促举杯，把我灌醉后回去。《游张公洞记》从义兴向左边泛舟，水道叫东九九，因为绵延九里。水色都呈淡青碧色，两岸山峰从旁夹拢，乔木掩映；黄云铺满田野，夕阳照来，更增奇景。后来停泊在湖汊，湖汊是通往洞口的小径。过了半夜，忽然大雨滴滴答答地落入船篷，我起身徘徊了很久，天快亮时才放晴。同行的人有我的弟弟敬美、燕地的李生、歙地的程生、本郡的沈生、张生。当时我脚有病，李生也有病，便替李生找了一顶兜子，加上我弟弟所乘的三乘笋舆，组成一队；其余三人组成一队，走了约四里到达洞口。洞口开始看去高高隆起，像一把倒覆的伞。张生曾经游过这里，告诉我应当从后洞进入，不要从前洞进入。之所以不能从前洞进入，是因为前路宽阔，一眼就能把景色看尽，再没有可观之处；而走尽后穿过横向关隘，险窄的地方很多，走到中途后悔也不能到达，于是我决定从后洞进入。许多火把在前面引路，开始弯身进入一个孔穴，像鱼贯一样向下走，越下越滑，台阶又陡，脚掌无法完全落下，只能等前面人的脚趾抬起，后面人的脚趾才跟着抬起；拥挤时便用肩膀相互支撑。上方太窄，肩膀也不能完全容纳，就这样走了几十、上百级，渐渐看见前面的人像烟雾中的鸟，又听见仿佛瓮中的说话声；火把一举起，便发出巨大的叫声，令人惊绝。巨大无数的钟乳石都向下垂挂，形状如崫、甗、锜，玲珑晶莹，无法用言语描绘。大体颜色像渔阳的美玉，却比玉更加润泽。向西南稍走是大盘石，石柱蹲踞其上，旁边有所谓的石船、丹灶和盐廪。向东稍走，地势倾斜低下而潮湿，沿着痕迹走去，越来越湿，也越来越低洼，无法探究尽头，这就是所谓仙人田。回头看进入的洞口，不知有几百丈，只像正午太阳中的水沫一样微微发亮，时隐时现，走了很久，道路几乎断绝。下方洞道只有不到二尺宽，我伏身爬过去，前后共走了一百多级台阶，忽然洞中豁然开阔，可以容纳万人坐下。向下垂挂的钟乳石更加奇异，呈五色天然丹砂般的灿烂色泽，耀眼刺目。大的像玉柱，有的下垂到地面，距离地面只有一尺左右；有的向上怒发，距离顶部也只有一尺左右；有的上下两端几乎相接，只差一根头发。石头形状有的像潜伏的虬龙，有的像跃起的龙，有的像奔跑的狮子，有的像蹲踞的大象，有的像莲花，有的像钟鼓，有的像飞仙，有的像胡僧跪拜，数也数不尽。当时我的双脚更加疲惫迟钝，勉强振作精神向上走，到达石台俯视时，洞中明朗壮丽的景色到这里已经看尽。所带的酒肉在途中误失了，只好呼唤水来饮用，于是出洞。所谓张公，就是汉代的张道陵，或者有人说是张果，这些都不对。张道陵在蜀地的事迹很著名，许远给逸少的信中称说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等汉末得道之人多在那里，这里难道也是其中一处吗？王子说：我先前看到的石床、丹灶、盐米廪和棋局，只不过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勉强命名罢了，怎么能说是仙人的遗迹呢？怎么能说是仙人的遗迹呢！

译《玉女潭诸游记》从张公洞出来约半里，找到史氏的废弃院落，在那里休息。这里就是原来的天申宫旧址。随行所带的酒肉送到后，大家互相慰劳，饮酒吃饭。稍有空闲，抬头看旁边石壁陡峭高达十多丈，下面有一眼泉水，呈深青色，舀来喝很甘甜。客人说：“沿着这里向西可以到达玉女潭。”我于是起身，在蔓草中蹒跚前行，但砌石铺成的道路像鱼鳞一样紧密，十分平整，说是史氏修治的。走了约三里，牌坊上的题字很雄伟。到了那里，道路修整得更加整齐，修竹茂密，松树葱郁，山色青翠陡峭，极目望去没有尽头。有一座老氏宫，主持的是两名僧人，他们请我纵观宫内，那里是上祠的斋戒居处。过了很久，沿石阶上行几十步，稍稍转向南边，便是玉女潭。水潭方圆各约五丈，不因旱涝而溢出或干涸，水深而澄澈，可以数清头发。大石梁斜斜覆盖在上面，没有覆盖到的地方有十二处。黄叶不时落下，发出铿然声响。李生把绳子系在石头上投下去，深处竟有五丈，绳子也看不见底。我叫人取酒，举起一杯。潭下的僧人引导我走了约百弓，到达琼树所在。树干盘曲高耸，仿佛不让白日照入；树干像几条虬龙盘绕而下，抓住树根时，向上攀援的枝干相互抵触，显得更加怒张，鳞甲般的树皮和枝叶张开奋发。这就是唐人独孤及所称“日日思琼树”的树。估计它的树龄可以和我虞山的古柏相比。旁边有一块巨石昂首突出，鼻梁高隆而突兀；两个洞穴圆睁睁的，水深绿色，像一双眼睛，回头看它令人惊惧。僧人于是引导我到史氏庄中吃饭，那里也有厅堂和斋戒居处。四周环绕如璧，称为八卦斋。后楼凭临其上，可以从缝隙中远望太湖。守门人傲慢地对我说不能上去，于是我停止了。史氏就是今天的太仆恭甫。僧人间或告诉我发现玉女潭的经过：史氏当初在山下行走，榛莽杂草隐约之中仿佛有东西可见，觉得奇怪，便砍除藤蔓，潭水才显现出来。它的右边是虎窟，里面有很多虎和人的骨头；史氏招募猎人把虎赶走，在上面建亭。史氏所得的土地共有十多处，其中龙湫、钧阳洞最为优胜。我到这里就听完了。于是穿好衣服前往龙湫，走了一里多到达。龙湫是石涧，横向二丈多，纵向约六丈而稍窄。三面都是陡峭石壁，壁上多呈青绿色；泉水积成深潭，清冽甘寒。一只小船翻覆在那里。僧人说船可以进入洞中，只是没有几十个人不能再划回来。我看同行的士人中有勇力的人，便招募他们，又给船夫三镮钱，七人脱衣泅水，船于是被拖了回来。随后沿陡峭石壁下盘旋进入，石壁越来越陡绝，抬头只见一线天空微微发亮照入，石色和水色相互争呈碧赤。我大声呼唤取酒，张生叩击船舷歌唱，歌声清冷地回荡在崖石之间，我想暂且留在那里微醉。后面等待进入的人嫉妒而急切呼喊，于是只好勉强出来等候他们。慢慢走到钧阳，那里也是水洞。洞内空旷，可以容纳百人，流水从石间潺潺流出。旁边又找到一个洞穴，弯腰进去后更加开阔明朗，石头更加奇异，水声也更加壮大。这大概是游人不能随时知晓的地方。僧人又说：“某某地方也可以游览，只是那里逼仄低下，像舂米一样。”于是返回。《游善权洞记》从湖汊出发二十里，在蜀山住宿。又走三十里，天刚亮到达义宁，贴着城南向西走，叫作西九，也是九里，只是道路曲折。县城像两腋被水浸着。又走五十里到达善权洞，早晨前往。出洞后走不了几步便是大路，约二里到达寺庙。道路两旁都是古松柏，苍老的树皮斑驳纵横，树冠高得看不见边际。进入寺门一百步，有一座高阁叫圆通阁，下面有许多古碑刻。中庭也有许多古松柏。大殿叫释迦文殿，唐大中初年创建，十分瑰伟。殿中有三根大柱，上面有雷火文字，据说临摹佩带它便可以治好疟疾。僧人引导我进入别室，拿出茶和笋给我吃。过了很久，引导我到三生堂，观看祝英台读书的地方。随后又转向东北，出寺后称为小水洞。上面有飞岩像伞盖，大石覆盖其上，中间有一个像弯月的孔穴，水从其中潺潺流出。唐代李蠙司空说他在这里读书时看见白龙从洞中升起，后来李蠙显贵，寺庙就是因此而修建的。从小水洞又转向东北，上山不到一里到达善权洞。洞口左边峭壁陡起，古树纷纷弯曲，像发怒的虬龙；树根从石缝中分开长出，随后又成为大树。当时已是深秋，满山沟都开着金灯花，交错绚丽如同锦绣。洞门由巨石耸立，中间豁然开裂，可以容纳万人。钟乳石向下垂挂，奇异雄伟，格外绝妙，多呈苍青和赤色；色泽不如张公洞，却比那里更加开阔。左右石壁陡峭，有的形状像盐堆、米堆、仙人床、丹灶，僧人一一指给我看。又有仙人掌从钟乳石间伸出，向下垂着，像招手的五根柔荑，颜色洁白胜过美玉。还有石柱高约二丈，粗大十围，颜色也像渔阳玉。沿石柱向左转，景色更加优胜，洞内空旷没有尽头。稍稍寻找旧路出来时，我的脚已经疲病，蹒跚着走到前面靠着巨石，呼唤取酒助兴，于是自己振作精神向北下山。草木遮蔽，泉声铿锵。又向西南下行几十步，山阴处是水洞。抬头看刚才游过的洞，仿佛阿房宫一样宏大。洞内深暗，走了一里多还没有走尽；奔涌的泉水从外面流来，在乱石间争先穿行，发出轧轧的奇异声响，不时溅起白色如金的水沫射到人脸上。崖石洁白而方正，高低整齐，像经过绘制规划，这就是所谓仙人田。又排列火把前进，直到洞的尽头；下面是深碧色的水潭，亭亭然深不可测。但依我推测，应当与小水洞相通，否则水就没有流出的地方了。起初我探查上洞时，脚下不时发出铿然声，又有轰然声像钟响，原来是下洞空旷，水声传上来的缘故。等到我走下洞时，钟乳石向下滴水像下雨一样，原来是上洞传下来的水。洞中上方隔开了天空，空际仿佛连着天下的空旷，不知是否还有地面，实在是最大的奇景啊！我听都穆先生说过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所谓洞天福地，大多浮华艳丽而名不副实，即使不及善权洞十分之一，那为什么名声还如此寥落呢？唉！昆仑山的天柱，位居《山经》之首，距离遥远，反而不在祭祀典籍之中；峨眉山是昆仑山的次峰，是震旦第一名山，不能列为第二。太室山只是小丘，祭祀它不过是常例。虽然如此，难道又只是山水的问题吗？

译《游太山记》我在戊午、己未年间曾三次因为公务到太山，稍微值得记述的是第二次。第一次游览是在正月晦日，我从清源拜谒台返回，与海道宋大武一同在使院夜浴。三更时起身，打开堂屋北门远望，只见像拖着一匹白练从山脚一直到达绝顶，又像聚集了几百斛萤火，囊中光芒闪烁不定。询问后才知道，当时士女正在向元君行礼，提着灯笼鱼贯而上；隐约还可以听见他们的颂祝声。天刚亮便进山，只见阴云笼罩，浮云在眼前出没，十步之外什么也分辨不清，只觉得抬轿人的后脚趾高，而我的身体向前弯曲。即使到达绝顶也什么都看不见，而且寒冷得厉害。宋大武急着想返回，在酆都宫休息，催促摆酒，连饮数杯后皮肤才不再起鸡皮疙瘩，之前实在后悔了。到了六月初一，我和御史段君巡按太安，段君约定三天后登山，但同行的各道人员很多，估计无法乘轿骑马，我于是和防政徐文通商议，请求在段君之前两天先登，他答应了。当天晚上大雨，第二天雨停后，从太安出发约二里便进山。当时禾麦刚刚成熟，黄绿交错如锦绣，微风吹来阵阵饼饵香；树梢浓荫笼罩着山色，心情十分舒适，却没有遇到可以询问掌故的人。从这里起，山路全都曲折盘旋，沿着山势蜿蜒上行；山峰高峻险绝，仿佛彼此要吞噬。旁边溪涧很多，泉水在嶙峋的石间交错流淌，发出悲鸣，和笳声相互应和。走了很久到了回马岭，才退下肩舆，改走山腰。又走四里到达御障岩，也叫御仗，是宋代永定陵东面封土、停止仪仗卫队的地方。岩前有巨大的山涧，涧底白石平整如砥，色泽像玉；岩壁陡峭，上面有庙，山顶颇为宽阔，嘉树环绕，鸟鸣啁啾，很是可爱。再走约三里到黄现。黄现这个名称不知由来，有五株松树，就是所谓的五大夫松。它们因受石隙限制不能长得茂盛，只略具盘曲如虬蛇的形状，看样子是生长了二三百年以上的树。没多久便到了百丈崖，崖壁凹陷深得像屋子，旁边有石洞，洞口斜着向下，里面漆黑，深处无法测知。走过石璧峪，便是十八盘，难道这就是应劭所说的“两从”吗？前人搀扶后人，后人牵着前人，能看见前人的鞋底，前人能看见后人的头顶，就像画中层层叠叠的人物，大概不是这里吧？如今道路更加整修完善，而且还有人抬轿，正所谓走五六步就要休息，脚步急促而又频频停下，不避干湿；前面明明看见是干地，两脚却无法同时通过，好不容易才免于跌倒。从这里起，称作十八盘的地方共有三处，其中穿过山腹的关隘叫天门。登上去以后，罡风蓬蓬地吹来，几乎要把人吹落；道士穿着羽衣，奉着乐器来迎接，在云气中时隐时现，也是一大奇观。再走一里多，便到了元君祠。元君不知起源于何时，有人说就是华山玉女。天下来祈福求祥的人，都赶到这里。祠宇相当宏伟，每年收入的香钱以万计，用来供县官分发。祠的右边是御史居住的地方，后面有一块约三尺高的石头，刻着李斯的小篆两行。还有一方石池，长宽深都约二尺，也说是玉女洗头的盆子。从这里向左转上行一里多，叫岳帝祠，简陋得容不下多少香火。祠后峭壁直插云天，左边是开元帝所作《纪太山铭》，唐代隶书，字径约二寸有余，笔势仿佛飞动。可惜碑下三尺左右的地方，被拓碑人冬天生火熏蚀，所以不完整。右边是苏颋的《东封颂》，字形很秀美，还能辨认，但又被闽人林防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损坏；另有颜鲁公的题名，被方元焕损坏。诗文固然不如被苔藓泥土埋没遮蔽的碑刻那样还可以洗出保存。从这里更加向北上行数百步，就是山顶的玉皇祠。祠前有一根方形、黄色的石柱，纹理细密，约一丈高，这就是所谓的秦始皇无字碑。此石不是山中所有的，有人说里面有碑石，外面只是包裹着它。根据李太宰裕的记载说：石头埋植在土中，形状像方形却又不是方形，四面宽窄都不相同。仔细观察，石上总共十二行，每行十二字，大多无法辨认。如今的石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李公说它在《开元铭》东面十多步处，那么肯定不是这块石头。只恨当年没有在当地访求拓本，使前人的遗迹渐渐湮没。又转向东走，稍稍下行一百步，再上行一百步，有石室覆盖在上面，高度和玉皇祠相当。里面有一块黑色石头，大约一丈见方，光洁润泽可以照见人影，说是汉武帝收藏金泥玉检之地。传说封禅坛中升起白云，说的就是这里。石室前的地面稍微开阔，就是所称的日观、秦观、越观诸峰的地方：大概五更起身观看日出，便叫日观；向西望见秦地，便叫秦观；向南望见越地，便叫越观罢了。后来人所指的某峰某峰，全都是妄说。当时雾气浓重，不能久坐，又没有看到什么景物，只好像春日里怏怏不乐那样下山。恰好徐君到来，叫人取酒谈诗，非常快乐。三更时睡下，约定五更起床观看日出。但我们睡得太沉，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精神恍惚而不得意，只好勉强和徐君扶杖寻找昨天所看过的地方。天刚放晴，太阳渐渐显出光色；东南方向极目所见，微微发白而摇曳的地方，以为是海吗？正北向西，隐隐约约有一抹苍碧，像长城的垛口，便猜想是太行、恒山、崧山一类的山。到了稍远处，只见淄水、渑水、济水、泗水等千百条河流层层叠叠如带；近处的群山都像小土丘，只有徂徕山稍高，俨然如一座横卧的大山。我们瞪眼远望了很久，便和徐君谈起来。传说中的吴门白马，我本来不敢相信；如果说“登泰山而小天下”，难道是在欺骗我吗？不久，群山各自升起一缕白云，像从坟墓中冒出，稍稍升高便大如席子，总有数百道，狂奔相遇，便彼此合拢。它们不断升起，狂奔相遇也没有停止。顷刻之间，整个大地都变成了白玉铺成的地面。抬头看时，天空青碧明洁，上下呈现不同的颜色。叫人取酒和徐君对饮，自以为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奇景，所谓“野马絪緼”，果然是真的。不久有人来报告段君到了，同行的有按察政使张丈希举、副使李君嵩、佥事王君遴、张君师价。于是我们在他的官署置酒，又把酒席移到玉皇祠南面的柏树下。记载说：汉武帝所种的一千株柏树，大的有十五六围粗，如今连十分之一也不到；小的树木，疑心就是那些老树的孙枝。酒喝到中间，我们散步到舍身崖，缺口约三尺宽，下面俯临数千仞的幽暗云气。张丈缩脚不敢向前；王君席间慷慨谈论军事，也同样缩脚不敢前进。张丈回头说：“您拍着手腕谈论军事，没有谁敢反驳，怎么自己也不敢前进呢？”

译我笑着说：“这正是兵法，只是诸位没有察觉罢了。没有前进的生路，却有退后的生路，这就是王君不敢向前的原因。”王君也大笑，于是和段君告别，约定第二天沿路寻访山中的各处胜景。到了五更下山，又下起大雨，大雨连着昼夜不停。我起初和徐君住在同一处，而张丈、王君所住的房屋倒塌漏雨，于是搬来和我同住；但屋内的积水也将近二尺深。只好铺设长几，把枕头和席子放在上面，小吏赤身涉水来送酒菜，我们纵谈天下内外的事情。张丈又不时夹杂些雅致的玩笑。下了四天雨才开始稍稍停息。夜里睡觉疲倦得很，王君苦苦吟诗，像寒蝉一样，又不时提着我的耳朵告诉我他得到的诗句。我不胜其扰，勉强起身察看，只见天空碧蓝清澈，像洗过一样；一百多颗大星，比酒杯大得多，清清楚楚地映在屋檐角上，几乎可以仰头摘取。天刚亮又下起大雨，州府供给的物资已经用尽，于是动身辞别段君，和诸位一同出发。当时天气很冷，身穿绢布衣服多至五层，也不脱下；有人还向道士借木棉袍穿。下天门后，雨停日出，每经过一处十八盘就脱掉一件衣服，到了御障岩，衣服几乎脱尽。当时岩旁飞瀑争相奔流而下，总有二十多丈高，水涛翻滚、雪沫飞溅，像争斗的蛟龙吐出蛰伏之物，玉色的水鳞四处飞散，珍珠般的水沫成群喷吐。我的兴致突然发作，无法遏止，赤脚站在磐石和流泉之中，叫人取酒，接连干了几大杯，放声长歌，声震林木。诸位都认为壮观，有人应和，有人走近来取酒喝。过了一会儿，报告段君到了，我们一同到酆都宫设小宴告别。第二年四月初一，我因巡视部属的道路经过莱芜，因防家大人有边疆事务，事情刚平定，便到太岳来求神，于是抽空登山。将近五更时，扶杖登上日观峰。不久，东方的天色稍稍分辨出来，回头看我和随从，衣服都被映得通红。已经看见石室和各处碑碣全都发红，才看见一线红光从东方昏暗的云气中升起。回头看山的背面，仍然昏暗。大概这时鸡已经叫了三遍。又过了一会儿，太阳徐徐升起，云气仿佛君王的旌旗、霓裳和仪仗，隐约像有侍从簇拥随行。于是群峰和城郭全都显现出来，山上的景观也和世间所见相同了。我三次登山，才算看完这里的胜景。然而我亲眼亲耳所见，像回雁峰、鸡笼峰、莲花峰、明月峰、丈人峰、独秀峰，东西神霄崖的百丈崖、马棚峰，鹁鸽峪的石经，桃花峰，马蹄石的牛心峰，龙口、试剑、龙纹，虎阜洞的吕公洞，白云峰、遥观峰，以及泉水中的白鹤泉、水帘泉、白龙泉等以奇异宏伟著称的景物，原本还不到一二处能够深入探访。历史上以封禅告成的君主共有七十二位，而结绳记事的时代占了一半。天地之间的人文如此繁盛，后世博学的人尚且不能列举其大概，辞赋不能不写，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吗！距离我这次出游已经十七年了，但当时所经过、所看到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早晚之间。我从太和年间开始有所撰述，于是连同这些一并记下。后来这两次游历各有诗作，都是七言律诗，共十首。

译《历三关记》。我进入魏地的第三天，向东北走了九百多里，拜谒台州、易州，接受按察制置。真定的龙泉，原是各关隘在九月催促传递文书时应当经过的地方；快马走小路返回，先到龙泉，十日傍晚抵达曲阳。五更起身，天气寒冷。途中拜谒北岳庙，庙宇几乎占了城的一半，古树高耸入云、盘曲繁茂，有数百株。门边有一块横卧的石头，洁白而润泽，称作岳神飞来的石头，据此祭祀。我还记得孝庙时，马端肃公曾上言说，北岳旧在浑源州，就应当从浑源州祭祀；倪文毅公在礼部却不能采纳这个意见，人们以此为憾，还说石敬瑭割让这座山给契丹，宋朝不能收复，于是借口飞石来掩饰自己的鄙陋。然而真定在汉代是常山郡，也就是恒山所在之地。读墙壁间李克用的题石，知道这座庙在唐代已经著名，当然不是宋代才开始的；这些姑且搁置，等待考证。出城后稍向西北走，只见层层山岭郁然高耸，不知有几千几百座；最远处像一条银色城墙。当地人说那是五台山的积雪。难道夜里所谓的寒冷天气，就是当时下雪了吗？五台山距离县城三百里开外，其他山都不积雪，唯独五台山有雪，也就可以想见了。又走几里，遇到一条大溪，宽将近半里，流水淙淙，只是水浅，可以涉水提衣而过。这就是所谓的龙泉，是从五台山流下来的。又走几里，稍稍进入山中，群山都在中间裂开，形成前面那条大溪；我们沿溪左岸行走，右边被山挡住。溪水冲刷山脚，每走半步就要向左挑担绕过被冲出的地方，过去后又靠近水面涉行。像这样走了一百二十里，大致是山稍稍避开溪流的地方便有房屋，再稍稍远离溪流的地方便偶尔见到一两块田地；最后山势避让得稍宽，便形成一县，名叫阜平。阜平四面阻塞，南门外有二百多户人家，城中仅有二十户左右。十二日早晨离开阜平，再次渡过先前的大溪，沿溪行走约五里，转过山的另一条小路，与溪流分开，又遇到一股泉水，是附近群山汇聚而成的。泉水时而改道流淌，发出呜咽声，多有凄凉之音；道路越往上越险峻，时时看见人家，石田贫瘠，但也还能耕种。走过三十里，遇到一座岭叫鞍子岭；过岭以后山势才舒展宽阔，山下泉水纵横流淌，已经分辨不出南北，但另取山背的道路下行，仍会回到大溪。龙泉一带的群峰苍翠，起初像滴着五台山的积雪，近看则像玉石。差不多又遇到一座山岭，曲折前进，两山渐渐逼窄，苍翠的颜色仿佛将要相接。石岭上的山峰突兀怒起，嶙峋刺天；左边山岭稍宽，奇石有的像骆驼，有的像狻猊，有的像人，有的像鸟，间或突出，仿佛正在搏斗；红色的楸树、黄色的杂树夹杂在绿树之间，点缀山壁，像锦绣一样。不久又遇到所谓的龙泉，泉水冲击石间，发出琮琤的奇异声响；石头纯白，大小都像玉，大概从鞍子岭开始就是这样。又走四十里，才到关隘。越过关隘上行十多里，叫长城岭。长城大概就是边塞，是进入五台山的道路。回来时趁月色赶路，在陡峻湿滑处跌倒了好几次。二更时才到县城，疲惫不堪。十三日早晨离开阜平，准备前往平山，又渡过先前的大溪，才见到宽阔的田野。不到五里，再次进入山中。山势比龙泉一带险峻处稍逊，但有时像蛇一样蜿蜒上行数百步，忽然又从高处坠入深谷，山谷便颇为宽阔。这样的地方有两三处，像弯曲颈项的葫芦。泉水到处都有，有时拂过石头流过，行走最为劳苦。因此当地人饮水，大多严重患瘿病。起初我经过曲阳时，十个人中有三个患瘿；到阜平，十个人中有五个；上到龙泉，十个人中有六七个；到了这里，十个人中没有不患瘿的了。走三十五里得到温泉，左室是一处汤池，右室又是一处，水稍热，清澈明亮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没有硫黄气味，也没有礁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空寂的山中，真让莲花汤相形见绌。夜宿查头集，这里属于灵寿县界。十四日早晨出发，大雾笼罩群山；左右两边像被劈开一样明亮，仿佛要刺伤我的眼睛，肩舆在脚下飞快前行。走了很久又遇到一座山，旁边临据大溪，水流极其湍急。从这里起山势平缓开阔，不太陡峭，走八十里抵达平山。距平山八里处住宿，那里有滹沱河；晋地的木材顺流而下到真定，就在这里装载。十五日从平山出发，走十多里渡过一条河，山脚四处升起白云，像铺开的锦缎，稍稍逼近便蓬勃散成雾气。从此以后，虽然不断上下山路，却不知道险峻。将要到井陉时，沿着大溪行走，巨石平整如砥。中午越过井陉，进入旧关；关隘是通往山西的大道。两山夹峙，都是缓坡，渐渐向上，走三十多里才到关山；靠近关隘处山势陡峻，也不时遇到奇石。越过关隘向右转，与大道分开，大概是我所巡视的关隘，防止敌寇闯入境内。沿着城墙上行，越发陡峻，肩舆不能到达山顶；登临其上，内外群山尽收眼底，苍翠的山岭层叠千重，时而和云气一起浮沉，像银色波浪被风吹起，恍惚无边。过了很久才下山，马脚摇晃不稳；我不时想到上天把淮阴侯韩信授予成安君赵歇而不加任用，成为千古赵氏的遗恨。然而淮阴侯善于使用秘计，能用木罂渡河，俘虏魏豹；山脉背面曲折绵延千里，又怎么知道他不能像阴平道那样悬绳而下呢？回到旧关，从另一条路转向左边，二十里便是娘子关，道路非常崎岖。中间有一座岭像剑脊，两旁都是深壑，看得人眼花心惊。将要抵达关中的房舍时，回头看房屋渐渐密集，流泉琮琤，穿行在斋舍厨房之间，还有水碓、水磨之类，我心里十分喜欢。关旁有一条大涧，北面汇聚处可以容纳万人，水向东流入崖下。左崖峭壁高达数百仞，右崖是崩塌的岸壁，仿佛被劈开；中间巨石有的像大象、骏马、骆驼，数也数不清。我们奋力前进，和泉水相争，水声与石声在铿锵声中交杂；走过关隘返回县城，又走了约三十里，全都沿着泉水。泉水即使严冬也不结冰，据说是温泉，也可以用来调和药饵。总共涉水十多次。泉水在两山之间，左边山势走尽就涉右边，右边山势走尽再涉左边。泉水遇到山便奔腾，山势也更加险峻；山越险，泉水越奔腾，景色就越壮胜。我的双脚和眼睛好像互相嫉妒：脚稍稍放慢，就觉得眼睛没有奇景可看；眼睛看到了奇景，双脚就像被枳木刺住一样。石壁中有的形成孔穴，有的形成幽深洞窟，有的像粮仓，有的像船只。水声有时像琴笙，有时像钲，有时像松风，有时像歌唱，有时像集市喧闹，形态多达百千种，所以不能拿旧关来比拟。我当时疲惫不堪，仍勉强振作，尽情观赏后才回来。井陉这三关所防守的，本来只是赵国的守地。龙泉稍稍靠近敌境，所以最险；第二险的地方又远离敌人，敌人势必不能进入。敌人进入晋地，就会掠夺晋地安置营舍；晋地贫瘠，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敌人必然不愿进入。敌人掠夺晋地，装满辎重和马匹，已经疲惫，力量也必然不能再深入。敌人不进入，而魏国却以虚名来替赵国守关，这就是赵国用空名把利益让给魏国。敌人不进入，而赵国又得到了魏国的使者，便有两个主君。究竟听谁指挥？两边都响应就会疲惫，两边都推诿就会废弛，这实际上是赵国替敌人招来魏国。敌人最终进入，而魏国只以虚名主持防守，却没有一名士卒跟随；并且东西相隔三百里，顾及魏国就会失去赵国，顾及赵国就会失去魏国，这就是魏国替赵国承受祸患。所以说，三关不隶属于魏国最为便利。

译《历黄榆马岭记》。我经过三关返回邢州内丘，住宿一晚。清晨从内丘南门出城，改走另一条路，走了约四十里，遇到起伏的土山。又走几里，转到山脚，那里是黄寺使者驻屯的地方。官署依寺门而建，占去寺院三分之一。前面有伏流泉水，像济水汇聚成池，池中有一座亭子。转向右边，越过山岭，遇到一条大涧，两山夹峙；流泉冲击巨石，发出铿然声响，黑色的巨石像大象一样，层层排列，仿佛俯身饮水。沿涧行走约二十里，到了一个村子，叫米花。越过米花村几里，遇到一座岭，开始与泉水分行，山岭更加高峻。忽然向下坠入山谷，像一口井。山地大多是土，没有奇石，稍微可以开田。忽然有一片苍翠山峰从山背上耸出，像屏障一样，中间有几处缺口，足以架笔询问；当地人说：“这就是所谓的龙霄山。”又穿过一两座山岭，走了很久，山势越发收束狭窄。两壁陡立数百仞，奇石向下攫取、争相突出，肩舆几乎与猿猴相接，曲折盘旋才上去。走几步便跌跤，又走了十多里。山势忽然向两边退开，形成巨大的深壑，可以驻扎数万人。旁边稍高的土丘上，居民搭屋居住，有一百多家。突兀堆垒的高地有两处，其中一处有寺，另一处叫宋家庄堡，也是使者驻屯的地方。堡距黄寺约六十里，向西北距黄榆岭七十里，向西距马岭五十里，向西稍偏北距锦绣堂岭四十里；这个堡控制着各条道路，大概是通往太行的要道。我在堡中住到四更，乘着月色起身，准备前往黄榆岭。走了五十多里，大多是夹杂乱石的大涧，以及高低起伏的土山，我非常厌烦。本以为这里的胜景比不上龙泉的一半，谁知越过一座岭后稍稍下山，山势四面退开，圆得像圆规画成的形状，道路仿佛要断绝。徐徐斜看前面的旌旗，像仙人左元放施法一样，穿过山壁进入其中；逼近后得到一条小路，仅能容马通过，两侧山崖直上云天。石色秀美峭削，仿佛太古遗留下来；水声淙淙不绝，水流在狭窄处急促翻腾，泡沫从中石间升起，经过十多次回旋转折，每一转都发出声响。抬头看，天空也随着山势迂回；颜色有青、有苍、有赤，因为山色映照，泉水更加雄奇，石头也争相显示胜景。其中有一块横卧的石头，长约数丈，宽约一半，润泽得可以刻碑。走过半里左右，才出了峡谷，崖壁又渐渐开阔。远望右边的山崖直入天际，向西延伸而上，像连城的天然城墙和敌楼，悬壁高达千仞。忽然有泉水倾注而下，像一根水柱；得到阳光时如美玉，映着天空时如琉璃，无光时则呈白色。银色飞瀑截断道路，左崖上只有鸟道，曲折百转向上通往关隘。奇石秀美，形态万千，我的脚几次跌倒，气息逆乱，但时时在心里说：龙泉的胜景竟然不能比上这里的一半，几乎想把那段记载夺过来归自己。到了关隘，肩贴着峭壁，旁边便是巨大深壑，不知有几百几千仞深。关口横着一条涧，架桥渡过；渡过后向右转上行一里多，到了山顶，以为山路到这里就完了。登上山顶向西北望去，高出一倍的山有十座，高出数倍的有百座，更高的多得无法穷尽，直到视野尽头才停止，确实可以称为“太行天下脊”。又说上党，是上天所赐的高地。回去住在宋家庄堡，按照礼仪祭祀军旗，返回顺德，暂时又回到大名；十天后再次驻屯黄寺，又到宋家庄，才登上马岭。马岭的道路比黄榆近十分之三，险峻却少一半，水泉很多，夹杂着石头，足下如被枳木刺住。晚上住在关隘，大风骤起，轰鸣震响，仿佛要把三晋席卷起来抛向东海。我睡在石室中，惴惴不安，不能入睡。五更时风停了，起来察看西城关；两山在中间断开，像被巨灵神用斧头劈开，向下看空旷寂静，深不见底；桥道从中通过，西边狭窄得连马也不能回旋，真是天险。随后回到正东面，看见红日抹出一线，慢慢从巨大的蒸笼般的云气中升起，千山仿佛被烧红了，我久久凝神观看。戍守的人说那是锦绣堂，大体和马岭相似，但道路狭小，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于是命令张倅前去查看，重申约束事项后便作罢。《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明，王世贞撰。文部。记六首。

译《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太湖位于吴郡北面、晋陵南面，吴兴在其东面，三方周围五百里之内，有大小山峰七十二座，其中两座洞庭山最为突出。然而这些山离吴地不到一百里，而吴地离我在海上的居所却有一百里之远。从前，汪中丞伯玉在丙寅年四月邀请我一同前往，没有成行。伯玉于是和吴地的少年们游览，自有记文，后来过了七年；到了秋季九月，我和弟弟敬美服丧将满，准备带着季瞻、美曹甥、子念、李生、时养一同游览。乡人张生、黄生也跟随观览。前一天从胥门出发，周子公瑕的船追上我们，于是从横塘经过枫桥，叫陆丈叔平和我们同船。公瑕实际上是为了饮酒，到了胥口山，我们一同拜谒山庙，谈论古代节士侠客的感慨之事，过了很久才下山，买了三条湖船，一条用来载我们这些人，两条用来装载仆从、菜肴和酒。不久月亮从东方升起，我们便放船停泊在湖口，湖面上下白茫茫没有边际；不时可见淡青色和金色的光辉交相闪耀，惊涛中远山的黛色隐隐约约地出没。于是叫青衣童子斟满大杯，叩击船舷歌唱，曹公作《短歌行》为之助兴，直到酒喝尽才睡下。天刚亮便邀请一同渡湖的人，公瑕本来害怕涉水，不想同行；我们两兄弟故意强迫他，他更加害怕，假装披散头发伏在枕上，以楚地哭声传到外面；两兄弟越发逼迫，他的楚声也越发响亮。陆丈已经七十七岁了，年轻时曾隐居洞庭山，所以另有“包山子”的称号。他奋然对两位弟弟说：“不要为难周郎，我替你们撩起衣裳，走在诸位前面。”于是便离开住处。公瑕已经渐渐离开湖口，太阳还在曾泉，和煦的光辉照耀着湖面，仿佛行走在镜子中；苍翠的山色随着船帆相互迎送。过了很久，湖面渐渐开阔，没有风却有波浪；不久风力稍强，船帆行驶更快，经过的山岭没有片刻停留，心里非常畅快。然而低头看船舷，时时有水花溅上衣襟，把衣服打湿。太阳稍稍西移，船抵鼋山。根据范氏志书，山上都是青石，温润光莹，敲击时发出如金玉般的铿锵声，却被浙西人过度采掘，剥去了表层。如今采石的事仍然如此，但山体还没有凹陷。我于是提起衣裳登山，在灵官祠吃饭。祠右有一块约三丈高的磐石，奇树从石缝中长出，纹理斐亹可爱。吃完饭又登船，走二十里抵达镇渎桥；弃船步行数百步，找到东岳庙，向左转上行约百步，便是所说的林屋洞天。山上像覆盖的陶敦，下面缺口像半个瓦瓿；弯腰进去，里面更加宽阔，但积水形成泥泞，水深将近二尺，众尼姑没有谁敢向前。我曾读《吴志》《五符》《真诰》中对这里胜景的记载，感慨地想亲自遇见一次，于是决定脱去头巾，穿单衣、犊鼻裈，赤脚缠好绑腿而行，叫人买酒壮胆，随从举火把引路。不到百步，便见到玉乳。玉乳向下垂在右边；有一条狭窄的裂缝，叫漏天，阳光照在衣服上，像闪电一样。水越来越深，石头越来越低；狭处超过弯腰的程度，就必须屈膝；水面稍稍能够伸膝时，背部又要顶住洞顶。石乳仿佛在敲打火把，烟气熏得眼睛睁不开，但还可以勉强进入。只是难道不会在返回时疲惫困顿吗？于是选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命敬美题名，然后出来。年轻而轻捷的人走在前面，能够通过狭口，看见所谓像厅堂、像床榻的地方，以及下垂的石乳，青紫色的东西都像宝玉一样；但最终不能抵达隔凡，只好返回。隔凡，就是前人题写的洞穴尽头，洞底全是水。翻过洞脊，便到了中湖。回来后略感疲惫，便用酒浇解。等到月亮出来，兴致又发作，徘徊在洞口，于是提起衣裳取道上行，到达曲岩。曲岩左边临湖，湖中多乱山，不能把整个水面都看完，但环境格外幽静。四面全是奇石，嵌空玲珑，有的仰卧，有的层层排列，形状奇异。沿石缝穿下去，在藤萝葛蔓间攀行小道，从竹林中经过；竹子成万株，粗的都要两人合抱，发出琤琤煌煌的声音，像碎玉裂金，使耳目应接不暇。穿过百姓人家时，火把和月光交相混杂；宿鸟惊飞扑腾，村犬发出像豹子一样的沉闷叫声。黄云覆盖田垄，承受彩色光辉，成为锦缎般的波浪，我们高兴地看了很久。沿山而行到屏岩，抬头看见穹窿般的山势，不是人工砍凿，而是天然削成；于是另寻道路上行，看见阳谷洞，洞道陡直向下，昏暗得无法测知。叫人举火把进入，走到只能容一人束身处便停下，张开双腿坐在磐石上，作《青天之歌》。向上进入云表，瞻美几次斟满大杯，和一名同行的道士亲近饮酒；道士被逼饮酒而不能胜任，便逃走了。我们也跟着停止游览返回，大约已经三更。天亮起身，租赁肩舆；不能乘舆的人便扶杖同行。走了二里多，得到石门，沿山脚道路前行，乔松无边无际，苍翠之色沾染衣服。转了几道弯，才看见寺院匾额写着“包山”；有人说鲍靓曾居住于此，也有人说寺院因被山包围而得名，并不是洞庭山的别名。寺僧原来认识叔平，为我们准备食物，又摘下新橘，剖开时还青色，却甘甜鲜美。穿过寺后走了一里多，到了毛公坛。毛公不知是哪一时代的人，这是他炼丹的地方。丹井埋在草中，像狐穴一样难以辨认。房屋已经荒废，只剩台基和门址。四面看去没有其他奇景，只有山势回环相抱，气息积聚不散，是道士可以寄居休息的地方。叔平心里不想前往，上方寺的轿夫强迫他同行。篱笆间橙树、橘树像绣品一样。沈氏墓旁有几十株古松，大的要几个人合抱，似乎不比西湖九里松少。到了寺中，寺已荒废；有一名僧人从外面回来，按照施主礼节接待我们，颇为严肃，说这里荒芜不宜居住。我们打算登缥缈峰，但路还很远；到销夏湾询问，也没有适合主持事务的人，而船已经移泊销夏湾，加上石公山的胜景还没有来得及探访。我们赶紧回船，傍晚抵达石公山，踏着石阶上山。到了山顶，便在那里休息。太阳将要落下，仿佛沉入虞渊。太阳大得像紫金色的钲，慢慢垂落，只剩一线回光，照在湖面上，湖水仍然沸腾般涌起。霞光和彩虹般的旌旗之类景象，仿佛随在太阳后面，过了片刻仍有一半横亘空中。少顷，月亮从东方升起，起初像弯钩，转眼变成玉玦，又变成金钲；颜色正黄，圆面还不到太阳的十分之一。湖波承接月色荡漾，成为一盏盏长灯，光辉闪烁不定。回头望船坞，白色水光如同白昼。湖内外的群峰全都显露出来，那些猫鼠般大小的小岛在水中沉浮不定。想到平生所见没有超过这里的，急忙叫人取酒祭奠。敬美从山的左边回来，夸说那里的胜景，津津乐道不已。我想前去，但天已经黑了，只好勉强住在百姓家。到了秦氏家五更时，忽然大风骤起，风卷着浪，仿佛要侵入卧榻。天刚亮便起身，吃完饭后想到山左的胜景，于是独自走在乱崖间的小路上，几乎要走到尽头。不久黄生来了，说那里已经有人走过留下了踪迹，我们便一同踉跄前往探问。所谓剑楼，先找到一条峡谷，缩着肩膀进去；到了中段更加狭窄，再也不能上下，十分狼狈，只好返回。再转向右边，才真正到了剑楼。众人认为我体重较大，难以通过；我鼓起勇气攀抚石崖，争着走鸟道，像猿猴一样向上攀登，忽然穿过漏处从山顶出来，大为惊异，便对众人说：“我这样的登山，怎么样？

译难道像高延宗在晋阳作战一样吗？”又沿另一条路下山，看见几处削立的石壁，更加奇异。到了王文恪题写“连云障”“归云洞”的地方，拂去苔藓，纵目观看了很久。仰卧在草间，用酒和肉干缓解疲劳，然后慢慢回到船上。船夫说剑楼又叫风洞；考察《南史》，台城有西洞，方言中“洞”就是巷道的意思。洞口狭窄得像浮萍的末端，风从中出入，本来就很雅致，何必叫剑楼呢？船帆从它下面经过，船夫喊“石公”，山谷也仿佛回应“石公”。这也是洞庭的一处胜迹。船稍稍抵达明月湾，垂柳排列生长在水中，像旗帜。旁边有巨大的平石，可以容纳百千人，除此之外没有奇景。于是张帆驶向销夏湾，风更加急，船舷时时贴近水面。子念拥被躺在舱中，张生疲惫，也躺下了。瞻美几次叫人取酒自行解闷；酒行稍稍缓慢，面色便发青，叔平勉强作长篇言语。没有被吓住的，只有我们兄弟和时养。黄生斜眼观察，见我们安然，他也就安心。销夏湾在洞庭诸胜中最为突出：大概两座山向旁边伸出，中间汇成湖泊；缥缈峰在后面，莫厘峰在前面。这里地势宽广平坦，有良田，橘柚、桑柘、梨树、栗树等物产丰富；居民有数千家，全都能够自给自足。蒋太学就住在这里，听说我到了，便派使者出来迎接。我于是弃船登岸，经过乌砂泉，舀起泉水喝尽一瓠。走过田间约二里，到太学家中饮酒。蔡丈人来访，就是伯玉记中所说的九十岁老人。他把已故翰林九逵看作自己的弟弟。如今耳朵已经完全聋了，但步履精神仍未衰退。他的儿子孝廉伯玉，捧着手杖，弯腰行走在旁侍奉。面对客人更加恭敬谨慎，令人感念。太学早已准备好宴席，宰杀鲜牲，备办酒醴，直到我们醉饱；随后一同在山间步行，拜访蔡丈人，又经过九逵的故宅，谈说遗闻旧事，感叹当年的风流再也不能复现。我们在太学家饮酒，停宿一晚。第二天，商议登缥缈峰。蔡丈人即席作诗赠给我，又把自己扶持的竹杖送给我，说：“用这根杖帮助你登山吧。”孝廉背着东西先走，步行到太学；我们这些人乘竹舆同行。走了五里多，发现不能再乘舆，便扶着丈人的竹杖，又走了一里多，登上绝顶。四面远望，空阔明朗，精神飞扬，仿佛出了宇宙之外。孝廉指着湖中给我看，说：“这里是莫厘山，是马迹山，是长沙山，是若横山、若阴山、若翟山、若厥山、若叶山、若余山、若冲山、若幔山，山中都有居民。这些都称作名山。”他指向湖外三面像玉玦一样的山，说：“这里是灵岩、天平、岝嵓、阳山，是标志吴地的山；这里是卞山和长兴一带的山，是标志吴兴的山；这里是惠山、锡山、阳羡一带的山，是标志晋陵的山。”又指着群山的支脉说：“东面是七贤山、金铎山，还有若龟、若鼋、若洞、若庭等山；西面是绮里、谷堆、木笔、若华等山。”我当时心神恍惚，无法分辨，只能连连答应。太学派快脚人去取紫云泉来试饮，甘甜清冷，远胜乌砂泉。曲折向西走到西湖寺，寺院将要荒废，有个僧人打算修复它，勉强说着自家的话，又指着旁边的小池说：“这里比湖面高的地方不止一寻一丈，实际上却与湖水通气。湖中波涛激荡时，这里就像鼎水沸腾；湖面平静时则不会。”吃完饭到东湖寺，寺院整齐华丽，是西湖寺的两倍。此时僧人不在，我们擅自进入后园，在竹石之间盘桓，随后出来到资庆寺，在桥边休息。从缥缈峰到资庆寺的道路，没有一处不随着湖面的高低起伏。向外望去，像梵天世界，银色波涛拍击天空，金碧色的远山如簇拥般相互环抱。渔船有几百只，像大雁排队一样整齐。向内回望，许多大沟壑之间聚集着村落，房屋千间如鸟翼张开，万片屋瓦像鱼鳞一样排列。枫树变红、丹枫含苞、树叶转黄的时候，山色点缀在青翠之间。资庆寺的胜景超过包山和两湖。走出资庆寺，道路渐渐险峻，不能再乘舆。越过竹坞岭，上下都十分陡峭，幽深山谷中松树茂盛，阳光照不进去。还没有天黑，天色已经昏暗；怪石绊脚，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喘息，走了很久才稍稍得到平地，便叫肩舆赶来。蒋氏家的街鼓已经响了。第二天，我们放船到西湾脚下，那里叫小洞庭，观看奇石中所谓的龙头石，双眼呈深青色。其他奇石有的像罗刹，有的像裂开的鹘鸟，有的像搏击的猊兽，形态各异。峭壁插入空中，船夫说秋季水涨时不会完全露出这些奇景。水位下降二尺，便会露出空洞幽深的石景，石牙像兽角一样伸出，令人惊骇注目。我们饮了几轮酒，张帆到东洞庭，弃船步行村中小路；道路尽头见到长圻寺，便在那里住宿。寺也是萧梁时期修建的。僧人法名解空，还可以交谈；给他酒喝，他竟喝到大醉。第二天，同行的诸位学生商议，莫厘山太高不能登，缥缈峰以及其他名迹胜景又不能全部游览；半西洞庭的瞻子刚从云南回来，派人捎信，说他已在胥门等候两晚。于是挂帆经过莫厘山，恰好船夫为我们唱起棹歌，山谷中回荡着数段应和声，这种鼓吹之盛不是石公山所能比的。回头望西山，隐隐在云际吐出山色，仿佛雨后天晴，依依不舍地挽留我们。这些曾经拄杖穿鞋走过的地方，忽然落入梦境，我因此感到惆怅。于是稍稍整理游历的事情和诗歌记下，并把访问陆丈、游天平等诗篇附在后面，共得到三十四首。王子说：我看见所谓两座山都是中空的，真是洞庭山啊！林屋洞向下通到深峭之处，恍惚幽暗，难怪学士大夫喜欢用雅语称说。然而按照记传所说，洞庭山可以通达峨眉、连接罗浮、连到岱岳，那样一来，大地中就没有不是山的地方了。又说吴王夫差派灵威丈人穷究洞庭十七日，也不能把禹书中的灵异文字全部带回来，难道不是拿人力不能穷尽的事情来夸耀吗？等我登上石公山，观看日月出没，心情顿时爽然，觉得以前的想法自行消除了；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全都可以在这五百里湖面之间看见。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说并不虚妄。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境界是有限的，而天地是无穷的；所谓能让日月在这片湖中出没的，只是我的视野罢了。即使是十岳、九州，又怎么能与这不同呢？湖中有个地方叫蠡口，是范蠡泛海而去的地方。山中有叫甪头、夏村、绮里的地方，是四皓隐匿的地方。四皓进入地肺山，吃紫芝终老，他们的墓如今还在大河以北。范蠡回到会稽，开始带着妻子儿女泛海而去，这些名称又有什么证据呢？洞庭山古来就说没有遭受兵祸，到了嘉靖年间被倭寇侵扰一次，又时常遭受大盗侵袭，天地间淳厚的气息已经消散了。不然的话，这里离我家不到二百里，我本来应当在这里终老，怎么能低眉弯腰，去做那种奔走尘世的游宦呢？

译《游东林天池记》。我在七月前往楚地，走到彭泽时，看见有一座山秀出云表，叫匡庐山。我当时心想到了九江，一定能痛快地游览一次；但因为长期被石尤风困住，忽然遇到顺风，船尾和船中的人面色都不再停留，我也没有人可以托付，便径直张帆离去，后来非常悔恨。十月调任岭右，借休假返回，又到了九江。兵备按察使尚君前来拜访，谈到匡庐山，兴奋地说：“这次总可以跟随您周游了。”我坚决推辞，他便派两名骑兵替我准备行装。九江丞、德化县令也各自带着吏员前往。第二天清早吃了干粮，带着玉山的程生以及本郡的张生、姚生、黄生游览。出城向北，刚走几里，就听见草间流泉的声音非常悲切。到了桥边，悲声转为尖厉；不知不觉已进入山路，轿夫的脚步更加向上，小喘着走了二十里，天色渐明，和残月相接。路旁有木牌，题写着“太平兴国宫”，就是宋代祭祀采访使者的地方。宫观距官署约一里，周益公、陆务观所夸说的殿堂、钟楼盛况，已经被兵火夺去，大概没有什么遗迹保存下来了。过了很久才进入石阶道路，两旁山岭苍翠可爱，也不时看见人家炊烟袅袅。后来抵达东林寺，就是慧远与十八人结社的地方。它的正面是香炉峰，秀丽的景色直插云天，前面有一座亭子，匾额题作“三笑”。跨过一座石桥，就是所谓的虎溪。溪中也有许多淤塞处，下面长着深草，水流隐约，时而潜伏；走过溪水约有百弓远，才到达兰若寺。寺殿名叫“神运”，是晋代江州刺史桓伊所建。周陆记所说的唐代牛相僧孺题署寺名、裴相休题署殿名的两块字迹，如今都已经消失了，只有三世佛像还在；佛像都端庄严整而精妙美好，衣领尤其精致，据说是唐代塑像工匠的手笔，不比杨惠之的作品差。那里的阿罗汉像也都被称道。大殿后面的石壁陡然耸起，有几百株古树，枝叶纷披，像伞盖一样。石壁右边是远法师影堂，中间供着慧远像，旁边的十八尊像，是刘程之等六人以及慧远、慧持一辈人。再往右是方丈室，颇为整齐坚固；中间和左右六面墙上有王文成的诗，僧人用朱栏加以遮护，但左右墙壁都已经漫漶，无法读认。县里为我们设置了供应处，略饮几杯酒抵御寒意，脸色因寒冷而像陶渊明皱眉那样难看，作成一首诗便出寺了。去访白司马草堂，只看见些遗迹和传闻的影子罢了。于是沿虎溪向西，走过石桥，泉水潺潺，白石参差如齿，令人留恋。西林寺和慧远公塔都在视线之内，但看它们荒废零落，游兴已尽，不想再去，于是乘轿走了十多里，到了云峰寺，改乘小竹兜子，由四个人抬着上山，好像逆流乘坐小船一样。走了约四里，到达登高亭；又转而上行，到了锦涧桥，那里是故掷笔峰后面各股水流汇聚之处。石壁陡峭向上，共有好几道曲折，水从石壁缝隙中流下，波涛翻卷如雪沸腾，发出噌吰鍧砰的巨大声响。我不知道它与栖贤、归宗相比怎么样，但也应当是我一生中的奇观了。从桥上去就是锦绣谷，亭子高高矗立，正如谷名所说。之所以称为锦绣，是因为春天有各种花卉数以百千计，灿烂得像织锦；到了初冬，苍翠的树木还没有凋落，又点缀着红枫，也自然满眼都是雕饰般的美景。再往上是蹑云亭，又往上是甘露亭。从这里开始改为步行。当时天已经阴暗，积雪刚刚融化，山势更加陡峭而且湿滑，只能倚靠一个小吏的肩膀前行。从云隙中回头望见吴、楚一带的群山，像聚集的坟冢；溪流曲折盘绕，夹着山崖的光影，照得像数以百千计的金蛇。不一会儿雾气合拢，渐渐逼近，前后的人都看不见了，只听见有人在蓑衣和棉絮般的雾气中互相呼唤。又往上是披霞亭，再往上有一座牌坊，题作“庐山最高处”，是王文成的笔迹。寺僧指着旁边的小岩洞说：“这是竹林寺的后门。竹林寺，世人都说那里有影子而没有形体，时常能听见天上的音乐。据说圣僧居住在那里。”雾气稍稍散开，看见两座山向下垂落，像宫阙的门阙；东山尤其奇秀，层层楼阁和高高的城堞，以及像粮仓、狮子、大象一类的形状，各种各样。问寺僧，有人说那就是九奇峰，也有人说不是。不久雾气又浓重起来，便稍稍转向下行。道路平坦宽阔，从寺院左边转向南行，前面有连绵山峰遮蔽，高度约有一里，远处不知道延伸到哪里；大概都称作天池山，而寺院只是坐落在它后面的山岭低洼处。寺门和大殿用铁瓦、石柱建成，颇为壮丽，但佛像不太精美。僧人引导我们向右，登上一座阁，名叫“凭虚”。县吏拿出所带的酒和肉，摆了好几行。四面墙上的题咏都已写满，只有朝南的左边楣额还留着空白。回头看见程生用古隶书题写游览日期和姓名。下阁后又稍向西走，是聚仙亭；亭中供奉的，大概是天眼尊者、周颠仙、赤脚僧、徐道人，关于他们的事迹，见高帝碑记载得很详细。周颠究竟是圣人还是凡人，不值得讨论；天意似乎只是想借他为明王显示一种征兆，以使众人的心志归服罢了。再向西是文殊台，台由巨石凌空突出，可以向西远眺岷山、峨眉山的积雪，俯视千里大地；但被云雾遮蔽，只是偶尔稍微散开，随即又合拢，这难道就是所谓阿闪国只出现一次、不能再见的景象吗？台上所建的文殊殿也很草率，但旁边山崖的一龛中，坐着一尊狮子石像，精妙绝伦。我怀疑这块石头的雕刻师曾随莲花峰亲自见过法身，真应当使旃檀佛像中的释迦像也退让了。此时太阳已经偏西，天将下雨下雪，于是返回。至于所谓舍利塔、狮子岩、铁船峰、白云洞、莲花庵、白鹿升仙台和防御碑亭，只是听僧人指点说起而已。回去的路似乎近得多，但坐着肩舆在空中行走，处处都是舍身崖。经过东林寺时，尚君又让人置办酒席，强拉我进去；这时天已经三更了。举杯饮酒后，才出来到船上。街上的更鼓已经敲了很久。这不过是庐山的后面罢了；如果从南康进入，五老峰等名胜，我所见到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而且所经过、游览的地方，又想在一天之内全部看完，难道不会被采芝老人讥笑吗？这就像初入佛地的人看见佛显现身形，若说自己能够穷尽佛的境界，当然不可以；若说自己根本没有见到佛，也还不能这样说。记得陶征君辞官居住在柴桑，难道不是因为对庐山留恋吗？不过他贫穷，不能多费力气，又因为脚有病，只能让门生抬着篮舆，计算起来连东林寺也走不过就得停下；而望见天池山，就已经觉得它高入霄汉了。我是吴地人，离这里差不多一千多里，幸而因出仕游历得以略览此山，也算稍稍可以向陶征君夸耀了。过了三天，记下这件事给一同游览的人看。

译自均州经玉虚宫到紫霞宫住宿记 环绕均州城走了大半圈，所见几乎全是真武宫。宫名叫净乐，说是真武曾经做过净乐国太子。宫殿的延展规模不下于帝王居处。真武就是玄武神。自从文皇帝尊崇宠信他以后，道家把这些说法神化，认为真武在武当山修道，并在山顶建宫。武当山的胜景既然冠绝天下，真武之神也随之显赫光耀，成为世人仰慕的对象。恰逢春季三月十五日，我清晨经过净乐宫，在紫云亭休息。过了一会儿出南门走了二里多，便进入田野之间。两座山像鸟翼一样夹在两旁，平坦的绿色覆盖着田垄；当时积聚的暑气使人颇感困乏，一阵少女般的风吹拂肌肤，顿觉畅快，却不知道它其实正是下雨的先兆。走了一舍路，吃过饭，迎恩宫已经占去净乐宫的一半路程。又走了几里，渐渐进入山中，但道路也逐渐修成了驰道。山口像将要关闭的门，棂星门横跨其上，匾额题为“治世玄岳”，是世宗朝所建。武当山起初并不以“岳”命名。考查《郦道元水经注》，其中说：“武当山一名太和，一名嵾上，又名仙室。”《荆州图副记》说：“晋咸和年间，历阳人谢允辞去罗令，隐居此山，称为谢罗山。”后来文皇帝特意赐名为太岳，到世宗时才重新尊称为玄岳，用来与五岳相冠并列。所谓武当，是说若没有真武，便不能当此名。从这里开始，先后有修真观、元和观，共两座道观。又有遇真宫，驰道更加开阔，左右杉树、松树有万株之多，大树粗得需要两人合抱。“遇真”这个名称，是因三丰道人而来。东庑有道人的画像，道士姓张，在高皇帝时游历人间，曾在这里建造一间清静的屋舍，说：“这里不久将显赫起来。”不久他便离去，文皇帝多次派都给事中濙带书信招请他，前后十多年都没有找到，于是替他塑像，又赐给他真人诰命。如今供奉的书信和诰命还在。从遇真宫走五里就是玉虚宫。称为玉虚，是因为真武被称作玉虚师相。玉虚宫大得相当于净乐宫的两倍，壮丽程度又远胜于它。我们在玉虚宫吃饭后，出门走右边的道路，曲折向上，渐渐出现山涧沟壑。刚下过雨，时时有风吹来，衣服一会儿就显得更加单薄；不久出现陡峭的石壁，转弯到了龙泉观。石壁的南面是一个大山谷，谷口相距约三丈，中间架着一座桥，桥下水流潺潺不断。怪石高耸，仿佛相互争斗；四面石壁无处不呈现奇形，天杉和松树覆盖其上。我从前记述过的洞庭、资庆、包山寺的胜景，都远远比不上这里。过桥后小径已经断绝，前面的旗帜像是从破壁中穿出；从此都在险峻的岩石之间行走，而雨也越来越大。雨势使人强行振作精神，先前我所指点、询问道教掌故的话，因气息急促，已经无暇回答。山中的胜景也仿佛飞驰而过，舍我而去；只有峰顶被苍白的云雾笼罩，转眼间变化数十上百种。高大的树木经过雨水洗润，秀丽青翠扑入眉睫；我因此自得其乐，忘记了湿气的侵袭。太阳已经偏西，才抵达紫霄宫。宫前有一池，名叫禹迹，右边有一座亭子。池水汇集宫殿屋檐流下的水，潺潺作响。原本汇入的水已经很多，又突然遭遇暴雨，水势向上奔涌，仿佛有蛰伏之物借势跃起；几只鸭子浮在水上，水色清绿，十分可爱。进门后，雨更加急骤，衣服湿透，连贴身衣服也湿了。我回头看左右，向分别前来迎候的官吏道谢，牙齿直打颤，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于是进入道士房中，生火烘衣，从案头找到一卷《黄庭经》，读了一会儿，又命人斟酒三爵。当时雨声令人难以忍受，又担心第二天的道路，疲倦得厉害，眼睛都睁不开了，便上床睡觉。

译自紫霄宫登太和绝顶记 夜里水声不断，仿佛在梦中经过三峡。等到五更时醒来，竟完全听不见雨声了。天刚亮便起身到前殿行礼；殿后铁色的山壁横向耸上千仞，像一面屏风，名叫展旗峰。出殿后在禹迹池边休息，泉声更加猛烈，飞流呈淡青色，清丽可爱。抬头看见雨脚垂落下来，其中有些地方暂时像被搁住一样，令人害怕。但既然雨势已经止住，便督促轿夫向前。池右边是福地，为古代七十二福地之一，宫观建在上面，没有来得及探访。不久天气渐渐放晴，所走的都是狭窄小径，两边石壁直上无尽，三公峰、五老峰等山峰依次显现。经过雨水洗涤，它们更加鲜润苍翠，于是吟咏唐人“群峭碧摩天”的诗句，感叹其中指意的精妙。过了很久，山崖忽然向南面敞开，丹青色彩在幽深雾霭中时隐时现。走近看，才发现宫殿的匾额写着“南岩”。没有停留，便越过宫殿西岭；向下看大山谷，像孟诸泽一样宽广，古松长杉之类铺陈其中。从这里经过榔梅祠，地势更加高，山谷更加雄伟深邃。抬头远望，低头俯瞰，所见无不以奇景取胜。沿途经过的宫观中，道士众多，用笙管为我们引路；他们在云气中时隐时现，乐声也常被风吹得断续。有时乐声临近山崖，形成回风调；穿入低洼幽深处，又像从瓮中发出的回声。走了约半舍，遇到一条山涧，轿夫来请示说：“从这里穿过狭窄处就是旧路，应该步行登上三天门。” 如果从这里下到山涧再走另一条路，就可以乘轿，不必受苦。”于是听从他们的安排。因为下过雨，路上稍稍变得泥泞，怪石交错横在道路上，右边古木弯曲倾斜。抬头看群峰高耸，以为再没有比这里更高的了。向左抬头望去，山峰的形势更加陡峻，于是连轿子的右边在哪里也看不见了。走了很久，道路像蛇一样曲折，争夺着仅容鸟飞的小道，登上了几千级台阶，抵达太和西岭。又转而下行，泥路更加湿滑，抬轿人的脚尖总是踏空，又几次失足回头看自己的身体，才发现下方悬空几千仞，后悔还不如步行安全一些。登上太和后，在旁室休息；回头看各位道人的住所，房屋一半附着山崖，层层重叠而建，有的多达七层，像蜂房一样。罡风呼呼作响，房屋仿佛将坠未坠，十分危险，但最终竟然没有出事。换上礼服拜谒真武，于是登上绝顶天柱峰。从太和望天柱峰，似乎只高出一百丈；但实际行走起来却像有几里远。左手牵扶悬崖，右肩不断喘息，攀登不到悬崖高度的十分之一，便要喘息平定后再上。终于拜谒金殿。殿用铜铸成，再涂以黄金；殿中有一尊真武像、四尊列将像，凡是几案、座位和供奉器物，也都用金色装饰。出来后回望所谓七十二峰，其中香炉峰最高，但仍然像榻前的物件一样近小。《荆州图副记》说：“峰顶形状像博山炉，香炉峰高高耸立，远远突出。”郭仲产《南雍州记》又说：“有三层石磴。”道路上的石磴之道，名为香炉峰。这样看来，是后人把香炉峰改称天柱峰，还是因为它从属于某座山峰，才称作香炉峰呢？其余山峰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大体都罗列在四面，像前来趋拜的人，又像侍卫。此时天气忽然放晴，但雾气仍然很重，看不见汉江；三面山岭像大海挟带着银色波涛，层层涌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古语说：“众山高入云霄，山顶的白云正在面前。”这话真有意味啊！群山都像小土丘，只有东南面一座山最高，似乎不肯屈居天柱峰之下，而且朝向外面。问它的名字，说是外朝峰，原来它位于房陵官道上。山中所有的峰、涧、岩、泉之类，多得无法数清；它们的名称都是道士之流抄取别处的志书加以命名，又一概附会到真武身上。被称为真武遗迹的东西多得数不清，却都没有根据。当时分守李君元庄跟随我们，在神库后院吃饭后告辞。客人中有人说起范丫髻，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冬夏都只穿一件衲衣，每天只吃一顿饭，不吃盐和奶酪，栖身在一个石洞中。于是我们去寻访他的踪迹，果然已经到了。他外貌瘦削而精神充实，双眼炯炯有神，只穿一件像鹑鸟尾巴一样悬垂的衲衣，经历寒暑也没有污秽。和他交谈，他不能说虚妄的话，却能说出不虚妄的道理，只是也夹杂使用儒家的言论。他却说得道之后可以遗弃肉身；然而如果不能超脱肉身，又怎么能在肉身之外求道呢？我为他做了白汤饭作为供养，他吃完两碗后告别。

译自太和下山到南岩住宿记 我将近鸡鸣时起床，想作泰山日出观；两个侍从却还在熟睡，叫他们也不答应。不久听见有人咳嗽，天已经亮了。但双脚实在不听使唤，我倚着栏杆徘徊了很久，才坐上篮舆下山。一百多步无法乘轿，只好弃轿绕到天柱峰后面，那里是三天门。下行比上山更容易换鞋，但道路陡峭险绝，所以几次跌跌撞撞，腰背和腿脚都无法协调，喘息多次，双腿发抖。幸亏道士不时送来酒肉，缓解了我的疲劳。回头看中笏峰、七星峰、三公峰、千丈峰、万丈峰等山峰，参差相对，颜色美得仿佛可以吃下去。每走几步便回头，不忍在下二天门时失去它们。下二天门就是摘星桥，那里有文昌祠。读到汪司马伯玉所写的文章，十分华美，其中说国家开创并推重文治，极力赞扬高孝庙，又以刘、王两篇文章与之相提并论。伯玉大概是在自我评价吧，这不是我敢妄加判断的。又走了几百道曲折，到了昨天走过的道路。晴日呈现出美丽景色，原野山谷显出奇瑰异状，触目都是新鲜景象，也让我忘记先前所见所记。不久抵达南岩宫，新蔡人张助甫约我在望日后的第二天登太和，但他派来的候人没有带回消息，于是我在这里休息等待。饭后，有人报告说僧人不二所居的岩洞，就是伯玉记载的佛子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欣然答应，又乘篮舆前往。从宫门旁向左转，曲折上行一百步，有一块岩石，名叫歘火石，石纹像火焰升起，树木形如龙爪。其中凹处很深，旁边有灵池，水很甘美。传说这里是雷师邓君修真的地方。道士们在岩洞后面装饰了神像，像是建成寝室一样；这种美景反而因此被后来的人沿袭仿造了。于是又在山岭之间前进，穿过曲折的洞穴，沿着盘旋石磴行走，双脚相碰，走了十多里，才抵达岩洞。岩洞占据山岭中部，空嵌得像房室，共有三处；中间最宽，凿有大士像，左边空着席位让客人坐，右边放着床榻。不二头发蓬乱，白发盖住额头，身形很丰满，出来作揖说：“您是贵人，怎么穿得这样单薄？”让我坐在他的床榻上，屏退他人，附耳说道：“您从这里来，难道将来不也要从这里出去吗？为什么自己迷失了方向呢？”我听了悚然。他所说的握拳闭齿、使口水流入丹田的方法，以及一切归于空无的说法，都是我平素已经听过的。于是他引我从左边斜路向上，到了山顶有一口池，长宽不到二丈，水旱都不满溢也不干涸。荷叶田田，前后各有一池，合起来只有主池的一半，也有杂花杂树之类。蓬室方圆只容一人，一张木床正好容身；我在那里默然坐了很久。山岭左右都是大山谷，谷的尽头全是绝壁，四周没有一处不是直入云天。山色随着三次日落而变化异常。于是他退后引我穿过美箭林下山，来到前面的山涧。盘石像峡谷，水在下面潺潺流过；稍加堤岸拦护，汇成一池，茂盛的草沿着水边生长。旁边的巨石上刻着颇像梵文的字，填以红色，他还替我解释其中含义。我笑而不答。不久他又向我讲述这些建筑构造的详细情况，原来全是亲手操办的。我说：“这就是空与有吗？”他说：“我以空为有，又时时有以为空；有即是空，空也不妨碍空罢了。”他又在室中请我吃饭，蔬菜和豆豉都香美可口。不久又请我的随从数十人吃饭，人人都吃得周遍，没有偏多偏少。他竟戏谑地对我说：“刚才襄王府的宦官来送饭罢了。”临别时握手久久不能放开，还说：“不要忘了兜率宫啊。”我回头向他致谢，心想：我恐怕无法到达师父的境界，反而可能让师父坠入我的境界，又怎么能返回南岩呢？此时夕阳余照还没有收尽，于是进入真武殿拜谒。从殿后依次经过元君殿、南薰亭、独阳、紫霄等岩室，徘徊观望。群峰争奇斗雄，趋向太和，像蟠曲的蛟龙；天柱峰、金殿的光色明亮耀眼。所谓礼斗台、飞升台、舍身崖的奇异雄伟，更不必说了。道士们拍手，好像亲眼见到了玄帝的事迹。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僧人不二吗？” 他是想把一切有都归为空，却不能做到；这样难道就有了一切空吗？”于是大笑，命人斟酒几巡才停止。

译自南岩经过五龙宫到玉虚宫记 从南岩右边转下，走半里左右就是北天门。出北天门后稍转向上，名叫滴水岩。它像肺部倒扣着，时常有一滴水落下，小池承接着，即使不下雨也不会干涸。水流有缓有急，旁边也有许多奇石和泉水。下游有桥可以渡过，景色很美，但名字不雅，叫竹笆桥；然而也没有别的名字可以替代。从此山谷更加深广，树木更加古老，高的直径有百尺，粗的要数人合抱，根部都裸露在外，交错纵横。道路上有数百上千条树根，粗大的像虬龙、蟒蛇，其次像蛇、劈开的木片和枝杈。树木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根部也一齐应和，像鳞片竖起，又像要咬人的脚趾。崖顶怪石向下俯悬，仿佛要坠落，却没有依附之处。涧中的石头又突起成大象、狮子、龙、雕和鹗等形状，仿佛都要扑抓行人。在昏暗的夜晚或幽暗的白天，经过这里，难道不会惊恐得缩起脚吗？有一处仙龟岩，横竖延伸数百尺，呈绿色玉珩般的色泽。沿山涧下行到了青羊桥，石头更加奇诡，呈现百般形状，水势也更加壮大，嘈嘈的声音像笙和镛刚刚奏响，却自有节律。下游正对着陡峭山崖，山崖向上没有尽头，水便从崖脚穿流而过。我们叫人取酒，喝完三爵，又舀水喝了一爵。从这里离开涧旁的道路，转而在山谷间行走；迷阳草丛生蔓延，无法抄近路。走了几里，才又攀援向上。山冈岭脊原本都还是土，忽然又变成石头，奇石也随之增多。而柽树、杉树、松树、柏树之类忽然全都消失，山势高大茂盛，整齐而秀丽。我说这里大概要到五龙宫了吧？但道路越转越向上，似乎没有尽头；轿夫喘息着，一次次停下来用力，终于抵达五龙宫。进门是九曲道，两边有红墙，像羊肠一样盘曲。墙外全是神祠和道士住所，美丽的树木覆盖其上，阴森交错，笼罩着阳光，仿佛走在水藻之中。台殿依山而建，独自高高突出在宫殿上方；紫盖、金锁等山峰仿佛栏杆间的物件。庭院左右有两个池子，从螭龙口中流出泉水；旁边又有五口井，就是所谓的五龙。廊庑西边还有两个池子，像连环一样，名叫日月池；日池呈深青色，月池呈赤色，据说它们的颜色也会随时变化，无法确定。吃过饭，道士捧来真武玉像给我们观看。随后又拿出文皇帝赐给道士李素希的两件衲衣，被子正合我的体形，于是我笑着说：这件衲衣既然出自尚方，却不能随鸾鹤一同飞去，和中丞紫衣有什么不同呢？听说凌虚岩、自然庵尤其胜美，但我心里不想前往，于是出宫；从此道路渐渐平坦曲折，美树和美箭草越来越多，鸟声和谐悦耳。防守所派来向上级报事的人回来，送来尚玺弟的书信，略问燕京的事情，不知不觉到了仁威观。观前的石梁叫普福桥，桥的胜景在下方，幽深处伏着泉水洞穴。向上回望，四面山峰仿佛酒瓿；山口处有缺口，从缺口走过去，阳光下草木全都妩媚。从这里又像蛇一样曲折下行数里，到了五龙行宫，坐落在宫门前，我们稍作休息。山势忽然向左右敞开，多是平坦田野，青碧色铺满田垄，道路更加宽阔；留下的仪仗也都到了，于是换衣经过华阳亭，踏过石梁，舀饮莲花池水，忽然庆幸脱离了险恶艰难的道路，也忘记了群山已经离我远去。不久抵达玉虚宫，分守君又来迎候，举杯饮了几巡，天气便突然昏暗下来，只好冒雨到迎恩宫住宿。王子说：我在山中住宿共四次，但所走的路还不到全山的十分之三；不过这也足以称雄于我一生的游历了。万物有显有晦，难道都是有时的吗？那些佛教领袖往来不绝，共有七十二处；柴望祭祀中称为岳、称为镇的，各有五座，而这座山本来默默无闻。一天遇到真武这位真主，凭借若有若无、似真似疑的迹象而格外尊崇他，于是超越五岳，把他奉为帝神。宫殿大的可以比拟建章宫，小的也超过祈年殿。仰望仙道的道士，不靠耕种养蚕而获得衣食的有数万人。四海奔走而来的男女，争先恐后，生怕错过；他们对着神宫哭泣、欢呼舞蹈，远望时像仰慕，接近时又像素来相识。他们究竟有什么根据和来由呢？真是荒谬啊！太史公曾说：“哪里能看见所谓的昆仑山呢？”近处明明有一座武当山，却不能举出来；他们将会因此认为昆仑山不存在。即使说它不存在，哪里就能由此证明昆仑山不存在呢？《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四 明代王世贞撰 文部 记十首 顾氏祠堂记 从前三川的百姓披散着头发，在野外祭祀，孔子大概因此把他们看作夷人，说：“先王的时代，不论贵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等级尽自己的孝心。”可是秦人喜好尊崇高大、制定严酷的制度，百姓不得私自建祠；即使卿大夫，经过压制削减，也嫌其与上等人家相近，便不再建庙。那些习惯于禁令的人反而把这种做法视为理所当然，却忘记了它的根本。有时执政大臣因坐在祠堂寝室祭祀而被纠察，有关官吏甚至使君主斥责县官花费公费建庙。唉，这是多么鄙陋啊！楚地风俗号称朴实节俭，但百姓沉溺于祭祀外来的鬼神，却轻视祭祀本族的祖先。蕲县顾公在还是诸生时，就已经非难这种做法，叹息说：“蕲县城中的大夫宅第鳞次栉比，那些奢侈的住宅有山节藻棁的装饰，用来供自己居住也足够了。即使借助先人留下财产的十分之一利息，也没有地方施用于丛林之社；那么为什么反而吝惜一根椽子，不肯用来纪念先人呢？这样又凭什么教导百姓尽孝并且团结族人呢？”于是他谋划建立祠堂，祭祀高祖父以下的祖先；但后来他隶属诸生，力量不足，未能实现。过了很久，顾公的两个儿子先后通过按察、问比部的职位空缺考验，成为进士，各自把俸禄余钱送给父亲，于是又合并耕作所得的余资，置办材料，召集工匠，建成若干楹房屋，择取宅地北面的位置，祠堂背靠山冈，筑堤蓄水成塘，分开干地和湿地；桧树柏树繁茂，幽深清静，正是神灵凭依之所。春秋两季的牲畜祭品相互配合，祠堂的资产又购置肥沃田地，共有数十租。族中贫穷的人，挑选来主持祭祀；取他们种的高粱酿酒，宰杀羊猪，并供应左右祭事人员的饭粥，以供给他们的生活。祠堂建成后，顾公便召集兄弟，又率领子孙后代选择吉日，把高祖父以下的祖先奉入祠堂；左右昭穆都按礼制排列，肃穆如有鬼神来临，庄严得仿佛有形体，仪式从头到尾雍容而不失礼。神尸所居的位置庄严肃整，灵风萧然。祭祀完毕，顾公便吃神祭余下的食物，举起酒杯告诫说：“唉！我们所有后代，不要坠失、忘记先人的德行；每年到了这一天，一定要亲自诚敬祭祀。我想到先人的德行，日日勤勉不懈，磨炼节操，振作心志，不要辱没先人的遗德。”众人神色肃穆，又恭敬戒惧。有人对君子说：“楚地从此应当为过去废弃祭寝之礼而惭愧了。顾公不忘亲人，是孝；合族祭祀并把恩惠留给贫者，是仁。”《诗经》说：“孝子之心永不匮乏，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楚地的大夫之家有祠庙了，顾公已经以此作了表率。他的两个贤能儿子也确实值得称道。

译张氏新泉记 顺义张君卸任职方后回乡，便在县城东北五里的地方修整园圃。园圃原来离河很远，种有千株枣树、千株栗树，以及千畦姜、韭、菘和其他蔬菜，规模相称。可是到哪里去找水呢？于是张君重金招募工人打井，往下挖了十多丈，土层却越来越干燥，烟尘腾涌，像火穴一样。工人报告说：“这里不可能有水。土又干又硬，像火焰烧过的穴洞，敲击时空空作响，好像通向天空。何不换个地方挖井呢？”张君心中不高兴，于是拿着猪和酒写文祭告神灵，大意说：“我不才，不足以向神明求取天地间最初的一滴恩赐。可是井已经挖到九仞，神灵却把水藏起来，一滴一勺都不肯赐予。从今以后，请允许我与神灵约定：那些重视虚妄、愚昧无知，不肯把心志寄托于幽隐之处的人，就罚他依旧干涸；那些主动断绝于尺寸之泽、像鲫鱼一样困于干涸的人，也让他依旧干涸。请允许我放下筐和锹吧。”祭告完毕，张君傍晚又到井边，发现土中似乎有东西蠕动，便试着用杖引导，泉水突然涌起，翻腾沸涌，大的像匹练，小的像瑟瑟声，顷刻间充满并凸出井口；水寒冷清冽，声音平静。井四周及园圃中并非张氏所有的地方，也都有人来取水。县里的荐绅先生人人都来称说张君的祥瑞。关于《易经》井卦九三爻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没有人来饮用，使我心中悲伤；可以取水，贤明的君王和百姓都将共同受到它的福泽。” 三闾大夫得到这一爻辞便叹息说：“这哪里算得上福呢？”如今皇帝圣明，像井水养育万物一样；即使怀有一种才艺的人，也希望奋发自用，何况张君，怎么会终于无人取用呢？吴地人王某路过这口井，舀水饮用，觉得甘美。张君告诉他事情的缘由，并让他写下这篇记。永平祠殷训导先生名宦记 譬如幽谷中的兰花受到谷风摧残，即使死去也不会改变香气。没有多久，低处的马勃却压过了它，难以振兴了！有些质地如柽树、榉树，声音如鸱鸮，上面依托狐狸和老鼠，下面与它们结党，竟然得到“昂霄之雄”的谥号；让仁义附着于高位，我私下认为实在卑下。至于处在低位却能振作，经历越久声名越远，这不只是因为所依托的对象不同，也确实是因为自身具有极高的品质。我前些日子在燕、赵一带审理案件，闲暇时便凭借祠堂考察历代清廉善治的官吏；实际查考祠祀对象，大多是二千石官员，否则也是千石官员，没有职位更低的。我退下后见到当地父老和儒生，向他们询问，却很难有人能举出其他例子。这不必说年代相隔遥远，即使只说到他们本人，也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而能称说的。唉，难道不是名声和实际完全错位了吗？后来我又向东游历永平。永平是古代辽西之地，我徘徊于离枝、孤竹的封域，观览先民留下的遗迹，希望有所收获，却没有实现。当地父老和儒生渐渐有人能够讲述为官清正的事迹；他们不说二千石官员，也不说佩铜印的官员，只说殷先生。殷先生只是训导，俸禄一百石，职位极其卑小。而且他是天顺、成化年间的人，不在这些父老、儒生的亲眼亲耳所及范围内，为什么还会这样称颂他呢？父老和儒生们反复起来难倒使者，这件事为什么反而容易说明呢？我并不能知道殷先生的相貌如何，也不知道他做官做到什么职位；只是我的大王父那一辈有人曾经侍奉、跟随殷先生，家族传说和众人的推测相互参照，所以大略得知一些情况。先生在奉养母亲这件事上尤其著名。当初他的母亲来投奔他接受奉养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先生徒步走在泥路中，扶着木板车；各个门人也都徒步走在泥路中跟随。母亲喜欢吃鱼，滦河的鱼很美，但河水干旱时没有鱼，先生每天早晨穿戴整齐到河边跪拜祈祷。不久河水突然上涨，得到鱼，便取来给母亲吃。直到如今，乡里有人缺少供奉，便惊叹着对孩子说：“唉，你们难道没有学过殷先生跪拜祈祷吗？”先生过去凭三礼取得高第，凡是不能讲说三礼的人，先生早晚诱导教诲他们，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支付灯油纸张费用；对于送来束脩以上礼物的人，他从未不耐心教导。永平人家家学习三礼，取得青紫官服的人比比皆是；三礼在永平的传授，是从殷先生开始的。我于是起身向父老、儒生致谢，说：“如果确如各位所说，难道不应当祭祀殷先生吗？蜀地有文翁，大概与这里的情形相互映照。”总的说来，文翁当年采用的也是殷先生的方法。殷先生在身后没有得到显达，但一定有显达的人。等到我匆忙结束审狱事务，回山东整顿军务时，结识了国史检讨正甫，因而听说正甫的祖先曾经做官至德审理相德庄王，颇有声望，却不知道那就是殷先生。我因姓氏相同而提起此事，正甫大惊说：“我哪里敢使先祖德审理相蒙受羞辱呢？后来我做太史，却不知道先德审理相的教诲。” 我在永平住了一年多，永平守纪君派人来告诉我，前任太守李君为殷先生入祠所写的文状，内容十分详尽，并且请我写一篇记。这两位君子，难道不是还在实行古人的道义吗？征集众议，是公；追问卑微之人，是义；追念久远的先人，是仁。假如殷先生屡次升迁，做到九卿，活着时就已经建有显赫的祠堂了，哪里还能够死后使父老、儒生们共同称颂呢？如今这两位君子，仍然是在实行古人的道义。这样说来，难道不该责难正甫吗？确实不应因为正甫而张扬先人的名声，但又怎么能因为殷先生后人的缘故而掩盖贤者呢？两位君子只是为了永平而这样做罢了。殷先生名讳某，武定人，后来迁居济南。李君名逊，如今任广提学副使。纪君名公巡，由给事中升任此职。

译青州兵备道题名记 青州过去没有兵备道，设立这一官职是从献牛鸾开始的。牛公起初由益都县令升任此职。武皇帝时期，大盗彦名等率数万骑兵逼近济水，三次绕行华不注山，向东践踏淄水、渑水交界一带。牛公带领子弟和亡命之徒奋力作战，将他们击退。于是奉皇帝玺书，越级升任按察佥事，在青州主持军务。所属州县十四个，又把济南府的淄州、长清、莱州、新泰等增入，共大小十八处。又可以依考功法考核各级官吏，审理死罪以下的案件。牛公任职很久，升为副使，声望最高。后来接替牛公的人，有的任副使，有的任佥事；由于所任品秩轻重不同，待遇有差别，但兵备之职本身不变，先后称为兵备使的有十多人，专门用来弹压盗贼。然而盗贼前后也多次发生，每次发生都同兵备使相抗衡，有时甚至以猖獗闻名。皇帝慰劳白虎节，究竟要这样的使者做什么呢？有人说青州在各郡国中最难治理；都城和海防之间的百姓，分不清谷子和麦子，却只顾穿鲜艳衣服、骑骏马相互夸耀，弹琴、穿着响屣，赌博、蹴鞠，真像季子所称赞的齐国风俗啊！即使有背山铸铁的工匠、背海煮盐的大豪强，也都骄横无比，挟持奸猾的属吏来驱使百姓，威势比兵备使还重，并且说：兵备使难道有我强大吗？” 百姓听从豪强，和听从兵备使相比更觉得便利。当地风俗又喜好任侠，意气激昂而不甘受挫，常常拿性命替朋友报仇，藏匿逃犯、作奸犯科，抢劫攻击、抗拒官府，铸造私钱、盗掘坟墓；这些人本来就是人人都像少年翁伯一样。兵备使已经用御史的法术和法令弹劾治理他们，本来应当使监狱和市场都不受扰乱，只需一句话就够了。平阳侯为什么能够教化他们，使他们听从？能够说齐地情况的人说，古代人对宽缓的政事就采用宽缓的办法，对严酷的政事就采用严厉的办法；难道这几位君子反而全都不如古人吗？汉代郡守可以临机采取权宜办法，破除常法，钱粮、谷物、兵器、铠甲都可按自己的意愿调集兴办；所论定的死罪，早晨报上去，晚上就可以批复，有时甚至立即处决后再上报。如今虽然错误地把兵备使说成比郡守尊贵，禁令法网密集如丛，刺探监察像刺猬一样严密；稍有不合文法，便会被法吏抓住把柄。其余像暗中窥察、深挖细查、挺着大肚子修筑城墙，也不过是中丞派遣的属官和司徒的锐卒罢了；他们拿着公文审讯，低头听候裁决，不过是侍御史廷尉属官的地位；一举翅就碰到墙角，行动仿佛笼中鸟。如今却想凭区区一州之地，昂然站在跖、蹻之上，责备汉代治理重视法令，这不是相差太远、完全相反了吗？不过贤能的人不会因为地位微小而废弃志向，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困顿而废弃才干；如果能因事情而建立功业，顺应时势而显露长处，那么这几位君子确实值得勉励去做。我王世贞任职将近三年，才得以在燕地同各位父老及荐绅先生交游，质询他们所说的难题。各位父老、荐绅先生中，间或有人称说几位君子的政绩，但他们的姓氏有的已经缺失。因此我非常害怕这些事迹散失，便采集下来刻在石上，为此写记，使它们有所保存。至于所谓某人贤、某人不贤，一字褒贬，那是史官的职责。即使是我王世贞，难道敢以不肖之身辱没在几位君子之后，而轻率地评论他们吗？

译阅武堂记 出青州东门，转向南走约一里，是一片操练场，足以容纳万人。南面有高台，依台建堂，三间房屋，名叫阅武堂。时间久了，堂宇坍塌废弃得十分严重。王世贞到任后两年，才开始筹集美好田产的余钱，召集工匠，把三间堂扩建为五间，又在后面重新修整高台，使它加高到堂高的一半。堂屋建成后，我便趁空闲带着属吏和士卒出来，检阅骑射；鼓声响起，四匹铁骢和乘黄奔驰起来，士卒不脱铠甲而驰骋，收放自如如鸟翼，纵马追逐如彩带飞舞。争着射靶的人有数千，箭射入靶中，密集得像树林；箭杆密集如刺猬，二矛重乔，左旋右抽，聚集起来仿佛邓林；箭镞上覆盖着凝结的冰霜。长矛盘旋跳跃，像闪电激射；退却拖曳如风雨，镀金的盾、矛和铠甲发出光泽；手指向空中投掷兵器，又俯身接住，敏捷胜过猿猴。刀盾拖着札甲，锋刃接近到不差毫末；眼睛没有看不见、手脚没有闪避不及的动作，显露出剩余的强力，互相搏击取乐，这难道不是击技中的雄健表现吗？不过孙卿子说：“齐国的击技，不能用来比当年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之功。”桓公固然是齐国的先君；在桓公时代，楚国乘坐高大的战车在江汉之间称雄，车钩的尖端就足以抵挡九鼎，却不能消灭骊山的祸乱；狄人确实猖獗，毁坏卫国的城池社稷；襄公留下的残余势力已经疲弱，桓公正是凭借这些条件；至于管仲大力匡正国家的法制，也不过是按轨里选取士人，连接乡中军队，敲响军国崇高的战鼓罢了。这些制度在法理上很浅近，也很容易实行；然而桓公凭借残余力量，南面遏制楚国，北面征伐山戎，在中原包容各诸侯宗族，对外安抚吴、越，使疆土到达牂柯、越过方城，远及雕题、黑齿之地；只用了六辆兵车，王室就安定下来。我手下这些官吏和士卒，既然已经使车辆相撞、行人肩膀相摩，衣襟相连成为帷幕，挥洒的汗水多得像下雨，难道还不如从前临淄道路上的人吗？他们所自负的，戴冠如雄鸡，佩长剑，能斩蛟断兕，殿后冲锋，难道还不如从前强冶绰等一流人物吗？然而他们不能替官府拼死用力攻击敌人。庚辛以来，官府搜刮尽所有困敝的赋税，供给他们向北进发；他们却在长城以南盘马而行，敌情一解除就立即停止，以求大司农发给钱粮。乍浦战役中，有六千所谓君子，一夜之间惊惧溃散，天亮前踪迹全无；我派去南方招募士卒的人，没有带回尺寸之功，只是让我辛苦查阅军籍罢了。这样，官府还能依靠他们什么呢？只看见他们在军队面前逞雄，没有见过他们在敌人面前逞雄。那些恶少子弟，备办一点酒食，愤怒地一挥手，拿起三寻长的利刃，刺入自己的脖颈也神色自若；至于那些挖坟掘墓、开山攫取鱼盐利益的人，又有什么雄健可言？南面的箭射不到大海，北面的箭越不过长城，却只凭乌合鸟散的力量充当长久防守，这不是又荒谬至极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千人〕 我曾读过管氏的著作，其中大概有所谓“七体、八经、五务、三度”等说法，并不是全都能施行。关于军队乃是治兵根本的道理，书中说得很详细。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如今各位官吏和士卒，对私事勇敢而对公事怯懦，急于小利而忘记大事。莫非是因为担任将帅的人昧于道理，没有预先修习四维之教吗？即使将帅确实如此，而各位官吏士卒不努力趁年轻辅佐、发扬先人的功业，反而让人举出盗贼的声名来给你们加冠，这也不能算善于使用雄才。我私下替各位官吏士卒感到羞惭，希望大家能够修治自己的职务，彼此勉励。《屈贾二先生祠记》【代替家父撰写】嘉靖己酉年，我巡按郡县来到长沙。这里的水叫沅湘，是从前楚国屈平自沉的地方。到了汉代，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渡过沅湘水，写赋凭吊屈平，也借此哀悼自己。如今当地遗迹中仍有称作贾太傅宅的地方；询问当地人，士大夫大多都能说出它来，却还没有祠庙祭祀。我叹息说：“唉！这怎么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表彰砥砺风教，使廉洁之气兴起、顽鄙之人受到感化呢？”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守土的官员。长沙太守某某说：“是，是。”便同僚属某丞、某倅某某谋划，拿出官府的余款，置办材料筹划营造，建了若干楹柱的祠堂：左边祭祀屈子，右边以贾生配享；采来蘅芷，斟取椒水，举行祭奠，并嘱托我记述此事。我年轻时曾读司马迁的史书，私下就为他们感慨。读书人胸怀志向、担当事业，慷慨激昂，关于功名事业的成败，哪里说得尽呢？有的人道路与时势相违，便奉身退居安逸宽裕之地，逃避是非之外；这样说到个人还可以，难道可以用来谈论国家吗？屈平出身公族，侍奉楚怀王；怀王本来就粗暴固执、吝啬刚断，子兰和上官等人又在宫中诬陷排斥、指斥他，使他远离朝廷；宫中受宠的奸人相互参杂，而怀王的爱憎又错乱乖张。一个人怀有光明纯洁的操守，又兼有卓越而无可匹敌的才艺，却想寻求亲近君王而不受祸害，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来就很难。屈平流着泪被放逐，临近死亡却更加恋恋不忘国家；他的心意正因此可悲而又值得效法。至于楚怀王，哪里敢指望他像汉文帝以及绛侯、灌婴、东阳侯等人那样呢？他不过质朴少有见识，熟悉骑马作战的事情，又看不起、厌恶儒者，难道也学习了宫中诬陷排斥、指斥人的手段吗？贾生为什么遭到这样的放逐？《吊屈原赋》中所说的凤凰、骐骥，似乎是说屈平不懂得隐藏锋芒、审度时势；但这其实也是贾谊在说自己。可悲啊！臣子想向君主竭尽忠诚，保全国家社稷，忧虑深远、谋划长久，即使显露到哭泣流涕、长声叹息，或许还会借用别的事物来作比、借古训来劝说；这对自身分寸的把握固然显得笨拙，但对于国家大计又有什么过错呢？不了解他的内心，只计较他的浅近表现，说他是自己夭折、没有享尽天年，实在错了，错了！从前楚王曾派令尹带着贵重的金玉去聘请庄生，庄生离去而不回头，说：“我与其做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的乌龟。”庄生大概保全了自己的天性，楚国又能依靠他什么呢？因此我特意为这两位先生建祠祭祀，使凡是长沙的士绅以及在此地任职的官吏，经过这里游览凭吊时，都能警醒地怀有忠君奉公、洗涤品行而不被污泥玷染的志向。退下来后，我想到自己违背诸位圣贤教训的地方，应该谨慎地发扬善行、深藏功名；至于以道德济世的最高境界，我却只能抚今追昔，借此抒发幽深忧愤的情怀。两位先生的教诲已经如此完备，这并不是我所希望后来人仅仅如此而已。

译《重修长兴令黄公生祠记》我在郎署任职时，就听说如今的大司寇黄公很贤能。辞官以后，我前往友人长兴人徐中行那里，间或同县里的父老长者交谈，他们时时称赞黄公贤能不止。黄公，是从前的长兴县令。我故意问县里的父老长者：“黄公离开县令之职已有三十年，为什么还能得到这样的称赞呢？”父老长者说：“即使不说他离开我们很久了，只要回忆黄公治理本县的政绩，仍然仿佛刚发生的一样。”他们指着县中条文教令和法制中好的，说：“这是黄公留下的。”指着稍有不完善的，说：“这是后来县令对黄公的制度有所损益的。”指着乡里百姓能够世代守持朴素本分的，说：“这是受到黄公庇护的人。”指着乡中显达贤能的士大夫，说：“这些都是接受过黄公教诲的人。”指着县城东门外的祠堂，说：“这是我们县思念黄公不止，追思他并祭祀他的地方。”指着高大而有塑像的地方，说：“这是黄公任县令时的容貌。”指着高耸雄伟的碑刻，说：“这是顾中丞记载黄公功绩的碑。”我读了中丞的文章，回来又向徐生查问。徐生说：“我的辈分本来很低，但幸而赶上做黄公的百姓，又幸而能够自称是黄公的门人。黄公刚来治理长兴时，长兴百姓私下轻视他，黄公不予理会，只是查访县中最严重的弊端和长期作恶、把持税务文书的人；这些人使县官无法正常收支，往往把持役务，成为地方祸害。” 黄公笑着对你们说：“擅长侵吞财物，怎么能混在这里？”于是把他们全都驱逐，亲自核算收支，凭一张纸就能办妥。按照旧例，各区有区长，区长负责两项税务；百姓常常苦于区长横行勒索，区长也有时苦于豪强大户拖欠连累，以至旧有家产破败。黄公于是制定期限和约定，亲自承担责任，百姓乐意到他那里缴纳赋税，豪强大户不能再同区长互相欺诈争胜。黄公前后审理的案件以千计，在公堂上列出几句话便当场裁决；但他并不多次拘泥于三尺法令，而说：‘何必让奸猾的吏员困扰我的百姓呢？’各类诉讼者接到传讯文书，按规定到应到之处，都欣然前来受审。因此黄公手下的胥吏不能认全百姓，百姓也不认识吏员，而全县治理得非常好。黄公两次入朝觐见，只带两名骑从，卖掉行囊中的书作为旅费；即使是考察长兴的大府官员以及其他显贵游客，也不敢指望从黄公那里得到额外馈赠。黄公有空便邀请儒生讲论文章学艺；对其中年幼而聪敏的，选明师教导；贫困的，便从自己的余俸中拿出钱财供给他们饮食。学生们都文雅自重，后来有人取得科举甲第，做官也很有声望。黄公做满县令六年，奉征离任时贫困得不能置办行装，县人挤满道路哭泣挽留。黄公说：‘难道能终身依靠我这个父母官吗？’于是才开始谋划建祠。祠堂祭祀黄公，三十年如同一日。我听了徐生的话，更加仰慕喜爱黄公。我回去一年，徐生带着县中父老长者来请我写文记述此事，我本来以不才推辞了。后来想到，太史公叙述晏子传时，曾希望为他执鞭驾车却不可得。我虽然不认识黄公，但幸而生在他的时代，又承蒙听到他的事迹十分详细，我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况且我年轻时就学习太史公的书，本来认为它奇妙至极。那些《滑稽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内容很是琐屑无赖，为什么唯独不载循吏传呢？河南守吴公的政绩号称天下第一，他本来曾推荐贾生，史书却不能列出吴公的姓名和称为第一的具体情状，又是什么缘故呢？这难道只是太史公的过错吗？大概贾生也有惭愧之处，所以到班固以后，记载才逐渐整齐明白。明朝兴起一百八十年来，循吏的功效不太显著于世，有人说是苛细的法令实际困住了他们；如果这样，难道像黄公这样的官吏也会被困住吗？徐生倡议父老长者重修黄公祠并写文记述，徐生似乎胜过贾生了。《诗经》说：‘蔽芾的甘棠，不要剪它，不要砍它。’各位父老长者努力吧，也替我向黄公致意。黄公的家族次公曾做到丞相，为什么不能像颍川那样呢？黄公做名闻天下的县令，入朝做有名的给事，出任有名的藩司和按察官，又入朝做有名的执法官，做有名的大司农、大司寇，如今将要任宰相之职也迫近了。不要让史册留下隐没不彰的遗憾啊！黄公也请继续努力。

译《太仓州儒学田记》武官凭借搏击猛禽般的勇力奋发，文官凭借儒学修养而显达。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仿佛榫头和凿孔互不相容，但归根结底只是还没有得到其中的精髓罢了。道理本来就有彼此不相容却相互为用的方面。有人说：汉高帝凭借骑马作战扫平嬴秦和项羽，收服百姓使他们得到安定休养，经过三代就可以实行礼乐了；加上文帝，仍然说还来不及。这样说来，它们怎么能相互为用呢？这种说法不对。凡是先王用来整顿甲胄、教化刑罚的办法，关键只在于转变和移易之间。因此皋陶不过是一名士师，却掌握法令、履行职务，戴着冠冕而不退让，因为他知道有虞氏想要用法律开启教化、养育百姓。有虞氏任用皋陶，急切关注水土尚未平治的事情，并且诛灭四凶，先除去祸害，然后把土地治理好。所以周官中任司马、司寇的人，没有不暗中借助司徒、宗伯的作用的。我私下坚持这个说法，想以此规劝世上掌权办事的人，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如今我见到了温公。起初温公以侍御史身份来巡按吴地，整顿考核百官并为他们洗濯弊病，专心使王事纯正清明，不喜欢用急切苛刻的办法，只是时时说：‘我的谋划没有别的，只是为了使百姓安定；姑且先除去妨害我使百姓安定的事罢了。’当时太仓、嘉定一带，大侠沈氏大量蓄养逃亡者、奸盗，凭借海势煮盐，巨大的船只在风浪中出没，遇到他们的人无不立即被打得粉碎。沈氏党徒持着红白丸标志，四处抢劫杀人；国门之外，环绕沈氏居住、方圆百里的地方，家家都被掏空了财物，大概十家中有九家如此。他们占有、割取肥沃田地，数以千计，自己享用；负责征税的官吏没有人敢过问。私下只求侥幸不发生别的事故便算了。温公听说后很不高兴，说：‘我奉行皇上的威德，即使在步武之外也能使外夷归服、划定疆界，难道还会因软弱而感到惭愧吗？’于是选派贤能的官吏，带着两位将帅的指示和秘密部署，把他们全部逮捕下狱依法审理，并将田地像切瓜一样分割：五成给附近百姓共同耕种，所收税粮的五分之三给太仓，五分之二给嘉定两座学宫。分给太仓的田地共六百三十二亩有余。各位博士弟子贫困疲惫，不能办理婚丧，也难以维持每日的粥食，都靠这些田租节省度日。春秋祭祀时，则取出余利，照旧整治典籍、置办礼器。于是州中父老人人都高兴地加额捐助，说：‘我们没有被沈氏鱼肉的地方，实在太少了。’温公不动声色就把他们消灭，温公对我们百姓的恩惠实在巨大。各位博士弟子又非常高兴，说：‘温公用军队征讨所得，拿来供给我们祭祀，使我们能够俯仰从事诗书，不再有忧患。若我们不能励志修身以终身报答温公的恩惠，就让日月鉴察我们。’那些田地原属沈氏的百姓也非常高兴，说：‘这里的土地都是王土。’ 不幸的是，如果把这些财产拿出来养肥盗贼，百年以后又会被鄙视为盗贼的巢穴。依靠温公的力量，一旦洗刷了旧日污秽，铲除荆棘而助成培育人才的教化。各位博士弟子和父老，用什么来报答温公呢？恰逢温公任期届满离去。如今侍御史东莱孙公将要巡行所属地区，有司按照旧例请孙公为此作决定。孙公慨然说：‘这只是前任使者的谋划和诸位大夫的力量，我怎敢忘记？’于是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以示永久流传。各位博士弟子和父老又一同来拜访我，说我病重将要废弃文事，不能为此写碑文。像温公这样，才真正能够用法律开启教化、养育百姓。《诗经》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是万邦的法则。’温公得到了其中的精髓，成为万邦的法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温公名某，字某，是河南洛阳人。他的兄弟都以文章闻名，有两部《温集》。他任期届满离去时，又因为平定倭寇有功应当升迁。赞助温公筹划此事的是前兵备副使耿公；随卿奉命办理此事的是州摄守萧君某；刻石的是博士某某。

译《黄氏祭田记》我曾读《孟子》，读到所谓‘三个月没有君主就要吊唁’的话，私下也觉得它太急切。读到‘只有士没有田产就不能祭祀’之后，才知道士之所以急于效忠君主，是为了祭祀。又读到‘卿以下的人必须有圭田’之后，才知道先王预先周详安排，完全体察他们的急切，为他们置办祭田。然而礼书说‘士有田就祭祀，没有田就荐献’，那么所谓圭田，似乎只限于卿大夫以及在朝为官的士。天下本来就有身处草野、不能祭祀的士。大概形势所造成的限制，使恩泽本来就不可能周遍，而士也有不能自行达到礼制要求的。孟子时代所谓士，表面上仿佛对世事无所作为，暗中却掌握着天下的重要力量，以此诱导各国诸侯；所谓诸侯，只是浮泛仰慕士的名声，内心却谋求他们的帮助，并不吝惜爵禄、土地来招致天下士人。双方彼此看重，迹象似乎值得记载。然而问到他们本人，则早晨在梁国，晚上到了齐国；问到他们的兄弟，则长兄效忠楚国，幼弟投靠秦国；问到他们墓中的鬼魂，则祖先在粤地，父亲在燕地。家族不能长期祭祀，祭祀也没有专门的田产。诸侯厚待士人，以及士人自我厚待的，不过是自身而已。衰落到唐、宋以后，藩镇郡邑奉行天子法令，惶惧得仿佛不能借助士人；士人于是厌弃耕种桑蚕的事业，抛弃乡井故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甚至有的七代都没有安葬，整个宗族都不服丧。他们借着经营产业、进贡谄媚，奔走劳碌遍于天下，希望得到一日的际遇。士人私下窃取士人的名望和权力，来希求上位；上位者也私下利用士人的利益和权力，以回应他们的希求。所谓藩镇郡邑，虽然不能像古代诸侯那样，也希望多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逐渐忘掉了旧制。一旦有人得到显贵地位、进入优厚仕途，有时即使家庙载入法令，祭祀设在寝室，也会被台司纠察，何况其他人呢！起初，山阴黄君在做诸生时，曾跟随宪使洪洞刘公游学，并替刘公教授诸子经书。黄君的父亲良贵君被称为国士，母亲吴氏被称为贤母；他们的声名传遍郡邑之间，却年老而贫困，直到死亡。黄君平日忧戚不乐，说：‘唉！作为人子，活着时已经无力奉养父母，死后竟不能取得一升一斗的粮食来终身供奉祭祀。即使让若敖氏的鬼魂也因无后而饿死，却只顾忘掉我的困厄，我怎么能甘心呢？’刘公惊异于他的才干，悲悯他的志向。等到刘公出任浙东行省，便拿出囊中财物一百金赠给他，说：‘你用这些钱买田，不必担心春秋祭享。’黄君已经置办了若干亩田，后来稍稍显贵、有了多余俸禄，却不愿再增加刘氏名下的田产，称之为‘祭田’，并托付给王某氏管理。他说：‘士人本来有不能完全从先王那里得到的东西，而我却偶然得到了。刘公啊，刘公如果不以一百金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对我的恩德，那么我开启祭祀用的血肉膏油，手持郁鬯，在先父的堂屋和祭器之间从事祭祀时，内心一定会惭愧不安、汗颜有余。我怎么敢有一天忘记呢？我怎么敢有一天忘记呢？您应当把这件事记下来，给黄氏后来继承我的人看。’唉！刘公不吝惜一百金的财物，使黄氏的祭祀有了田产，这件事从刘公开始。黄君不以自身先祭祀他的先人，又不使刘公的恩德湮没，反而把它显明列出；他们相互归于厚道，也远远胜过我前面所说的士人、诸侯以及藩镇了。刘公名汀，任参政后罢官。黄君名钟，如今任太仓司训，和我友善。

译《先伯父静庵公山园记》沿着麋泾向西走，叫作大王父司马公的宅第。宅第沿袭下来，稍向西偏、背靠麋泾的，是伯父静庵公的园子。进入园中，有一座翼然的松亭；再把松树柏树弯曲安排成左右屏障；又把松柏弯曲成鹤和鹿的形状，各转折两次向西，便是东山的山脚。那里有一座亭子俯临山崖，向下俯瞰。再向西稍走，是静庵中堂，有五间屋、两边廊庑各半间。出中堂转向西，又走几十步便是山堂。山堂南面有台，排列着奇石和名花异卉，东西两边修竹绵延数百步。打开堂门向北看，便幽深得仿佛另有一个天地。那里有一座大方池，池中浸着芙蓉、菱角和芡实。池左右有石门可以进入，山势分为两道桥，各有亭子踞于桥上。左边水道深入石洞，架石梁渡过，到一处山崖便止；崖前凿开盘曲的石槽，种植莲花，引水漂流酒杯，水声渺渺，从崖缝中流出。右边水道渡过桥便到尽头，又形成深涧。涧上横架巨石作为道路向西，抵达矾石山，山上覆盖白花，称作雪山。各山的辅翼都是土冈，曲折环抱麋泾，像盘旋的脊梁。万松鳞鳞、松针如鬣的山中景致，无法一一数尽。大体说来，石头善于呈现姿态，果树善于遮蔽映衬，花草善于承接观赏者的目光，亭台馆舍善于占据胜景而已。所谓石头，有太湖石、武康石、斧劈石、昆英石之类。果树有桃、李、梅、杏、橘、柚、橙、柑、樝、梨、梬、枣、橪、柿、含桃、卢橘、来禽、郁棣、杨梅、【疑：防▯】等；树木有梧桐、楸、梓、栝、椑、柏、杉、桧、黄杨、柽、榉、檘、栌、胥余、栟闾、女贞、椿、榕等；花卉草木有蜀茶、海棠、辛夷、玉兰、蕙、芷、芎䓖、猼且、芙蓉、芍药、牡丹、合欢、忘忧、青萝、苍荔等，每一种都以百千计。亭台馆舍多得再三屈指数也数不清。静庵公自从罢去藩幕职务回来，刚好三十年；期间除非身患重病，即使狂风暴雨，也未曾有片刻不来到园中。他规划营造、召集工匠修建，早晨减损、晚上增益，往往出人意料。因此园子的精美华丽冠绝东南，即使早已著名的园林，也只能退让，不能与它抗衡。我从做诸生时起，就已经跟随静庵公带着杖履游览山园。每逢春夏交替，四周苍翠浓郁，小路几乎都被遮断。刚刚裁剪过的彩霞般花叶随风回荡，幽深处漏下天光，芬芳缓缓散出。竹子高峻苍翠，清爽之气沁入心脾。各种鸟儿聚集停栖，或欢鸣，或哀诉，啁啾嘤嘤，呈现出傲然自得的神态。放开脚步纵览景色，没有一处不是情趣。静庵公又一向喜好待客，客人不论昼夜来访；有时更换商调、移易征调，丝竹疲倦便换成肉食，换席设宴谋求欢乐，醉与醒交替而来。因此，不仅东南一带称得上会做园主人，其他人也都逊色，没人能同静庵公抗衡。然而我后来北游获得一官职，久而遭逢家难，不能归来，静庵公已经去世。等到馆舍服丧期满，我才稍稍跟着兄弟们前往园中。原先所说的松柏屏障、鹤鹿造景以及其他栏杆，已经荡然无存。石头也多已倾倒崩坏，花草杂树十成中去了五六成，亭台馆舍十成中去了三四成。只是留下的石头颜色渐渐古朴，苔藓侵蚀其上，藤萝又将它们封蔽。杯棬之木得以顺遂其天性，向上直冲云霄，枝干盘曲如虬龙、蹲伏如虎，显得怪异而壮伟。行走的足迹很少到达，鸟雀更加傲慢。至于从前弦管演奏的地方，如今松风像骤起的波涛，竹林和水声彼此应和，恍惚间仿佛旧日游览的声音仍在耳边，但再去寻访，却无法重新走完了。我的从弟瞻美，是静庵公的小儿子，他在石上斟茶给我喝，我们相对叹息哭泣了很久。他心里认为，大概是因为遭遇了什么阻碍，所以不能尽力修治这座园子，以完成静庵公的志愿。我慢慢对他说：‘你没有听说过宛、洛处在天地中央，自古就称为最宏大华美的壮观之地吗？那些远处的事情暂且不说，铜池、金谷、丝障、钱埒之类的地方，最终不也都归属梁冀、窦宪、石崇、王恺等人吗？’ 大历、天宝年间，平泉庄的奇石、绿野堂的名胜、李章的石头、履道里的竹子，都足以吞没这座园子的八九成，然而毫不在意；到了宋代，李文叔所记载的园林，没有一处还归他的子孙所有。李文叔所记的园林建成不过二十年，转眼间就遭遇金人入侵，哪里只是原来的主人不可再问，连遗留的丘墟、旧日的池沼也被夷平成为一片空地，又哪里还能指认它的大概形貌呢？如今这座园子虽然稍有衰颓，但幸而置于湖海之间的寂寞乡野，厌弃它的人不容易舍弃，想要它的人也不容易找到。我本来知道这座园子长久都会为王氏所有，你还忧虑什么呢？瞻美似乎有所醒悟，随后说：‘洛阳的园林不能再复建，已经三百年了。读了李氏的记文，园子就仿佛重新出现在眼前；文章怎么可以停止呢？’园子不能长久为我们所有，我知道；而你的文章长存天地之间，我也知道。你姑且设法使我的园子重新焕发生机吧。”我说：“好。”又过了两年，文章写成。郡中人尤子请人为它绘图，我又附诗在后。《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五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记十二首

译《苏松参将梁公德政记》岁在着雍执徐之寎月，戴帽的士卒一百人来到王先生庭院请求说：‘我们是东海分掌司徒事务的士卒。近来天子特别顾念东南，把我们的将领梁公调去担任大帅，使他完全统领吴地，这是吴地官吏士卒的幸运。可是，我们怎么能一天没有梁公呢？’梁公到任后，我们的军营才开始修筑城墙。营舍屋顶露天，没有遮盖，旁边四面没有墙壁，而主管此事的人每天只想削减开支；不丰厚的郡邑赋税又不足以供养战士，士卒将要面带菜色。梁公拿出囊中的黄金、犀毗、绮缎、鹔鹴以及夫人的簪珥，卖掉它们来补助军队，说：‘县官有时想到你们缺少物资，就暂且拿来使用，不要感到困苦。’梁公每天治理军队直到晚上，从不稍作休息；他回头对你们说：‘你们饿了，我就给你们吃的；你们冷了，我就给你们衣服；你们病了，我就给你们药；如果不幸死了，我就给你们棺材。千万不要轻率狡猾，成为盗贼奸邪污秽之徒，那是国家的三尺法令。’梁公抚养我们，几乎像对待婴儿一样；但到了发布军令时，立即立表报时，军正从左右巡视，士卒并列站立，没有人敢有丝毫违抗。因此我们对于梁公，平居时即使严冬也没有不像晒着太阳；身处军旅时，即使盛夏也没有不像背负霜雪。我们确实不能留住梁公，可怎么敢有一天忘记梁公呢？您请把这件事记下来，使我们有所寄托对梁公的思念，并让它不朽。先生说：‘好。’我听到你们这些人的话谈论梁公，所以特意记下。还没有脱去粗布衣服的老人上前说：‘我是新城附近的老人。以前使者在我的田地旁筑城，并让梁公统领军队，我起初暗自忧虑。’梁公到来以后，集市难道不改变店铺的位置吗？店铺的物价还增加了一倍。马匹无处在田野中吃草，田里的草也被拿来出售。过去时时担心，夜夜枕戈待旦；过去一天也不敢忘记警戒，如今警报已经停止。您如果能对梁公有所帮助，希望不要忘记老人的请求。’先生说：‘好。’我听到你们这些人的话谈论梁公，所以特意记下。梁公原是先中丞的将领，二十岁时在越地侍奉先大夫，和其他军队的子弟较量抗击倭寇，多次【疑：防】阵夺旗，是军队先锋中的第一。先中丞多次向朝廷称说他，认为一旦有缓急，梁公可以统领十万大军。梁公稍后升任吴淞副将，已经有声望；又升任江右参将，平定岭盗，于是做到今天的官职。梁公因为先中丞的缘故，到乡里来拜访我，同我谈论天下大事，击掌慷慨，仿佛正在按图指陈说明。我说：世代居于安闲时就崇尚文治，形势紧迫时就崇尚武力。如今本郡幸好一两年没有遭遇盗寇，便习惯于把这看作小康，却让掌握文法的官吏苛急拘束，操持武官的权柄来显示才能，没想到盗寇本来正虎视眈眈地窥视我们。梁公认为这话对，所以他治理军队一天比一天整肃。梁公确实贤能啊！可是如今他就要离开你们、去做大帅了吗？众人说：‘梁公固然离开了我们，我们仍然是梁公统领的人。’先生说：‘那么梁公其实还没有离开你们。还用忧思什么呢？况且你们不知道梁公将更加显贵、受到重用、执掌大事吗？莫非把我的话当作戏言吗？’众人谢罪说自己不才。先生于是说：‘不要忧伤。从前周宣王时，王命申伯治理南方，吉甫作诗歌颂他，说：“以文武为法则，柔和仁惠而又正直。”又说：“吉甫作颂歌，诗篇多么宏大。”周王命仲山甫修筑东方城邑，吉甫又作诗歌颂他，说：“四匹马奔腾有力，八个銮铃声音和谐。”又说：“吉甫作颂歌，和穆得像清风。”那位吉甫并不因为将帅地位尊重，就避开自己接近诋毁，而是这样归美于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歌咏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要把它刻在金石上，不能有所迟疑吗？如今根据你们这些人的请求，把我写梁公的文字刻在石上；他读到后会警惕而有所触动，产生磨砺自己、更加奋发的想法。这样，他最终惠及东南的功业，也许能够同申伯、仲山甫相比。我虽然不善于作文，难道又何必像吉甫那样谦让呢？’戴帽的士卒说：‘恭敬地感谢教诲，请把它刻在石上。’ 老人说：‘梁公如果最终惠及我们的百姓，那是王先生的恩赐。’梁公名某，字某某，是人所【原文未完】《王节妇项安人祠记》我们王氏的俊秀王时雨，年仅二十四岁就早逝，留下妻子项安人，因此她正当盛年便陷于贫困，有人想夺取她的贞节。项安人日夜抱着孤儿任用抚养，哭着说：‘我之所以不能随他到地下去，是因为有这个孩子。’任用长大后接受教育，项安人便在昏暗的灯下帮助他读书，自己则漂洗丝絮。任用已经娶妻，项安人到了晚上便关门独寝；婆母把身边的婢女放在她旁边直到去世，她说：‘活着已经不幸，失去了所依靠的丈夫，我不忍再让别的身影陪伴自己。’项安人在家中艰苦经营，以善于治理生计最为著名；任用稍稍显贵后，常拿财物施舍她。所以吴中所称的节妇虽然不止一人，但衡量起来没有超过项安人的。任用成为乡贡士时，项安人六十岁，有司上报她的事迹，礼部核查没有异议，诏令特意制作棹楔表彰她。表彰之后，任用考中进士高第，授太常博士，升任仪部郎，项安人受封后才得称太安人。不久任用去世，又过了七年，项安人也去世，年八十多岁。又过了七年，县中的士大夫和老人更加仰慕称颂项安人，争相捐资建祠祭祀，并将此事禀报台中三位使者，三位使者都答复说可以。于是项安人的孙子定鼎列述建祠的情状，向某某请求写记。我听说古代所称因竭力办事而死、抵御大灾大患，或者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受到祭祀的人，从未听说为妇人女子建祠，为什么呢？君子不这样认为，说：‘男子慷慨舍弃七尺之躯，把自己托付给国家，这固然确有其事；但归根究底，是由于平日从经传、师友、诵读讲说中得到熏习。至于没有明显的外在教诲，却能从内心发出真诚志向的，正是妇人女子。妇人女子既然慷慨，爱护自己的志向超过爱护生命，舍弃一旦之命，难道不也是侠义刚烈的大丈夫吗？然而她们所发出的志向有时只是暂时的：处于贫瘠环境、志向困顿的人，往往不能坚持到底；处于富足环境、志向舒展的人，也往往不能坚持到底。因此妇人女子能够获得“节”的谥号很难。如今秦始皇极其暴虐凶残，却还贤重巴郡寡妇清，尊崇她，为她筑女怀清台；那么，怎么能说不该为妇人女子建祠呢？如今吴地风俗富足，女子很容易舒展志向：下等女子弹琴踏屣，倚着市场门招揽客人，轻佻浮荡；中等女子精于技艺，织作奇巧，衣被天下；上等女子学习诗书，举止雍容，佩带环佩。项安人，确实是其中的麒麟凤凰。祭祀一位项安人，吴地便更加知道有女子的德行，能够磨砺自己、洗涤旧习而趋近义理；这正是三位使者和县中大夫、父老的见识。我对王氏也感到荣耀，于是编次这些话交给定鼎刻在祠中，永远昭示后人。’

译《求志园记》吴城东北角是友人张伯起的园子，园子在住宅后面，以阁道通行。进入园门，香气扑面而来，杂植荼蘼、玫瑰作为屏障；把小径命名为“采芳”，表示吴地的旧称。小径曲折延伸几十步，近处有一座开阔的厅堂，把轩命名为“怡旷”，表示可以纵目游览。轩右边有三间屋，用来供奉他先父隐君的画像，命名为“风木堂”，表示感念；堂子还不到轩的一半大，却不敢把堂也命名为“怡旷”，表示对尊长的敬意。轩右边有书斋，用来收藏图籍史书，命名为“尚友”，表示以古人为友。书斋后有馆舍，馆舍临近大池，池中多有金鱼、银鱼、玳瑁色鱼以及各种细鳞鱼，命名为“文鱼池”，表示所蓄养之物。穿过池水架桥，沿桥稍向西南，有十多棵古梅，把廊命名为“香雪”，用来称说梅花的品德。伯起说：‘我们吴地以富饶安乐著称，在海内居首。我不过是夫差旧都的遗民，这里甲第名园不下几十处，随便请诸位指出，几乎都能遍数；但没有一处比得上我的园子。那些建材从蜀、楚寻求，石头从洞庭、武康、英灵壁寻求，花卉树木从百粤、日南、安石、交州寻求，鸟类从陇右、闽广寻求，而我的园子本来一样也没有。’ 然而到了早晨有旭日、傍晚有明月，春天有风、冬天有雪，这些景物是各处甲第名园不能独占、不能永远秘藏的，而我也能私下享用它们的余惠。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寻求自己的志向罢了。况且你没有看见那些在长安以东权贵显赫、执掌政事的人吗？他们在志向上仿佛无所不往，然而往往有人凭借自己的遭遇来压抑我的志向；我表面上似乎伸展，内心却受到屈抑，甚至只发泄次要的情绪，并且对眼前所见的富丽之地慨叹，把它们看成荆棘丛生、鸟雀出没的地方，听到歌声反而当作哭声，看见欢乐反而当作忧愁，却不知道这些情绪从何而来。我没有什么要向外界伸张的，却向千百代以前求取，仿佛有人在等我；向八方之外求取，仿佛有人回应我；向千百代以后求取，仿佛后世将以我为符节。这种志向，哪里是可以同那些凭豪举留下踪迹、以赏玩为乐的人谈论的呢？’王先生听后叹息说：‘您的求取真好啊。至于志向，可以让我听听吗？’伯起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王先生说：‘请您告诉我吧。’ 《王氏敕命碑阴记》先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吏部上奏说：‘中兵马副指挥臣世昌任职满三年，政绩最好，没有过失，应当封赠。’诏令说：‘可以。’于是颁给制敕，封世昌为文林郎，追赠他的父亲源，官阶同世昌；嫡母陆氏为安人；生母沈氏追赠同陆氏，刘氏追赠同沈氏。此后世昌升任东兵马指挥，又升任兖州府通判，至此致仕归乡。他将把所得制敕刻在墓道上，以夸大天子的恩德，光明昭示先人的声誉，也给做子孙的人看，并嘱托我把这件事记在碑阴。我因为正患采薪之病，未能完成。又过了几年，到今天子的二年，世昌已经七十多岁，按照诏令应当晋升阶官，便又对我说：‘老臣没有成就，放逐自己在山泽之间，却再次蒙受天子的恩典，没有办法报答，希望您最终替我记下这件事。’等我的病大好，才开始拜手叩首说道：‘先王时代，用来衡量人才和政事、平均施予报酬的制度，是何等名实相称而有分寸啊！世道衰落，政事日益繁多，于是君主托付给天下人才、让他们共同治理天下职务时，人才往往不能完全胜任职务，甚至使君主的德泽被阻塞。君主用来回应天下臣下功劳的恩赏，又往往不能完全与人才相称。’ 路上所用的马匹、繁缨、旗帜和旌旆，以及土田的赏赐，可以坐享其成、纷纷驰骋在东里宅第的人，却奔走于四方内外抵御侮辱的人，往往埋没在升斗之禄中；向上不能盼望君主的一句称许，退下又无法向妻子儿女解释。因此《诗经》说：‘王事没有止息，没有空闲奉养父亲，没有空闲奉养母亲。’又说：‘大夫分配不均，唯独我所从事的最为贤劳。’恩赏对于上层说得详细，对于下层说得简略；劳苦对于下层说得详细，对于上层说得简略。这虽然不是使国家治理平衡的政道，却也是形势造成的。大夫本来被称为贤良循吏，善于任职；但他以资郎身份被举荐，历任州郡佐官，入朝担任不知是什么的官职。所谓‘向上不能盼望君主的一句称许’，唯有先帝称赞过他。大夫深沉练达、通明事理，为什么能突然得到这些呢？国家衰落时，小臣连自己都来不及养活，更不用说奉养父母；大夫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却在诏书中受到褒奖，天子的恩德哪里可以估量！古语说：‘体察群臣，那么士人报答君主的礼就会深重。’大夫已经老了，您把这些话告诉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不要忘记这次际遇，以思考怎样报效尚未完成的事业。我每天都对此寄予希望。’

译《日涉园记》如今大都督杨公从统帅越地归来，便拿出俸禄的余钱，在住宅西南选择胜地修建园子，题名为“日涉”，大概取自晋代征士陶潜《归去来辞》中的话。陶先生任彭泽令只八十多天就离开了；他所谓的园子，也不过种些榉树、柳树，栽种蔬菜、杞菊之花，使它们在篱笆间繁茂而已。他所谓“日涉”，又不过像汉阴老人那样，早晨灌溉，晚上开垦，间或在桑榆树下休息，把这当作乐趣。如今杨公号称都督，统辖十一郡，地位在三位楼船将军之上，掌握军政，尊位不可谓不高；出入军旅二十多年，也不可谓不久；高举牙旗，建立大纛，金印紫绶、银艾相随，奔走侍从不可谓不盛重。等到他归来，他所谓的园子，前有棹楔，后有庖厨浴室，左有亭，右有榭，凉堂、深室、便房、回廊，到处都有。太湖、灵璧的奇石，红鹃、素馨，以及闽越、蜀地、两广的花卉，纷纷错杂陈列，多得无法计数。他所谓“日涉”，是守相的旌旗，学士大夫的几案和木屐，钟鼓管籥，晚上演奏、早晨余音流响，脂粉遗留的香气沾在台阶附近久久不散，然后才称作乐趣。唉！陶先生和杨公，即使不论相隔上下数百上千年，只把他们排列在咫尺之内，让一个小孩子来辨认，也一定不会认为他们相似。显贵富足的人凭借自己的所有来胜过没有所有的人，俭约隐逸的人凭借自己的无所有来轻视拥有财富的人，说他们不相似，本来就应该如此。陶先生本来就没有必要做这些事；只有杨公面对自己所谓尊贵显赫而且长久的生活，能够在一旦之间脱下鞋子般舍弃它，丝毫不为之动心，知道自己没有被外在境遇所牵累。没有外物牵累而以内心自得，那么大鹏乘着旋风羊角上升九万里，小鹌鹑早晚只在榆树、柞树之间飞跃，它们在逍遥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况且在陶先生之前，天下本来有些人凭借所有之物，在一座园子里营造丰盛景观，建高台、挖池沼，尊之为瑶苑，用圭、璧、琨玉来尊饰它，把沟谷尊饰成黄金，却不知道转眼之间就会被樵夫牧童糟践，只能在荒烟和断碑中寻找遗迹，最终也不可复得。只要把陶先生的辞赋反复吟咏一两遍，所谓“日涉”的情趣本来就会恍然如新。杨公一定不会凭借自己的所有来求胜于自己的无所有，这一点很明白。杨公同我交情深厚，认为我可以为它作记。我从青州罢官归来，修建园子在住宅后面大约已有十年，却不能守住它，被世事逼迫而出任官职。如今勉强作此记述杨公的园子，难道不是想寄托于有无之间，以文章掩饰自己出仕和退处的过错吗？然而杨公声望很高，不久必将再次出仕；我回来替公守园，也就能够日涉其中了。《复清容轩记》吴兴水道极多，划分土地筑堤防水的地方约占十分之五。城西南角景色最佳，西南角临水建造宫室的地方最多，其中以慈感寺为胜。慈感寺的景致很多，其中清容轩最为优胜。清容轩原本只是旁边的一间小屋，位于寺院左侧而独自向南，前面临着通塘，生长着莲、芡、木芙蓉之类。划桨吹笛，船行从容，竹笼鱼具散布在轩中。碧浪群山高出城墙的女墙之外，城外碧浪诸水又穿过女墙向下流去。因此这里的景色最为优美。考察县志中命名的缘由，原来元代学士袁先生桷号清容，曾在吴兴客居，读书于此，因而取他的号为轩名。赵文敏公孟頫为它题字，文敏也时常往来，在这里停留休息，仿佛把它当作馆舍，因此清容轩的名声更加显著。清容轩虽然隶属于寺院，但寺僧不能据为己有，而是供郡守、大夫、乡绅和豪贤游览，至今已经二百多年了。后来因一时不慎失火。我来到吴兴，经过慈感寺，向范太史询问清容轩的缘故，才知道了这些事情。我本来想要重新修复它，便把这件事交给郡守黄君、郡丞蓝君和司理孙君；这时有一位姓严的郡中士人慨然出来响应募捐，拿出自己的钱财，购置竹木、铺砌瓦片，不到一个月，清容轩便恢复了。虽然它的宏伟壮丽比不上从前，但山林景致从城墙女墙上下争相显现的情形，却和过去一样。起初我还没有到吴兴时，读吴兴的各种书，书中称文敏公的住宅三面环水，景色冠绝全郡。等我到了吴兴，访求那处旧址，所谓水晶宫，大概已经沉没在市井街巷和神祠之间，只能在暮烟春波中凭想象追寻，终究无法找到，因此不禁叹息。可是水晶宫旁边的一座轩，仅仅因为伯长偶然游览过、文敏偶然题过字，经历二百多年仍没有毁坏；即使毁坏了，也总能立即修复得像新的一样，这究竟该怎么解释呢？凡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就是主人；但我们的生命和所有物都有尽头，代替我们做主的人也有尽头。凡是我们不能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得已只能交付给天地；天地没有尽头，而作为天地之人的后世也没有尽头。所以骊山南面的翠微、玉华等处，改成禅室佛寺以后，才能长久保存。人们看见王珣、周颙这类人舍弃自己的住宅，把它改作寺院，便讥笑他们是献媚于佛。等我游览虎丘，远望那里，才知道它是千年宫室，也因此知道了王珣的用心。那么世上的君子，暗中贪恋自己的产业，表面上却称作庐舍；他们的居所一换主人，便湮没了原主，再换一次，连遗迹也湮没了，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于是写下这篇《复清容轩记》。

译《养余园记》吏科右给事中、昆山人许子，辞去官职五年后才开始修建园林，又过了一年园子才建成。园址北面临街、南面接近郊外，右边背靠城墙，左边俯瞰山岭。竹木茂密秀丽，台、榭、馆、湢等建筑错落分布，各自都有幽深清静之处，几乎容不下一点喧扰。池塘沟沼依照规矩开凿，环抱曲折，都是许子亲自谋划、亲手开辟的。县令大梁王君把正堂命名为“遂初”，取自晋代孙盛所作赋中的语句。许子居住其中，又与俞仲蔚先生商议，把阁命名为“穆如”。阁后竹子很多，清风时时从竹林中吹来。把楼命名为“栖云”，因为山中升起的云向东飘行时，常常停留在这里。把亭命名为“丛桂”，因为亭旁桂树很多，取自《淮南小山·招隐》的语意。把庵命名为“静观”，这是许子常常默坐、澄清思虑的地方。把馆命名为“贮春”，因为春天的各种景物在这里聚集。把园命名为“养余”，并向王子请托写记，想借此说明许子所谓“养余”的含义，并把文章刻在石上。许子说：“我从前曾一两次充任侍从官，出入承明之庐，参与听闻国家大计。大概从年初便忧虑到年末的计划，可是全年收入仍然不够；每天到了傍晚才进朝廷吃一顿饭，可是一天的时间也不够用。因此我虽然有幸身居显贵，却不敢把那当作快乐。县官按规定发给俸禄以后，又因为我没有任职而把它弃置不用。这样，我的身体一旦重新归我所有，我每天早晨起来观察日影，便觉得余下的日子是在接受岁月的馈赠，而岁月也仿佛成为我的余有。我田里有多余的粳米，足够做饭；有多余的糯米，足够酿酒。我的家产供养妻子儿女，除去十分之一以后，余下的足够用来制作肉脯、干肉、果品和蔬菜。我又有幸得到这块余地，稍稍拿出自己的余力来修建园林。园子建成后，我没有一天不感到舒适快乐；这样看来，我辞官归来才真正算是幸运。”王子说：“你知道什么叫你的余有吗？却不知道你所谓的余有，其实是天地所留下的余有，是你取来供养自己的东西。天地留下的余有永远存在，只是人们不知道取来养生。如今只有你能够得到它，那么称作你的余有也可以。于是我作歌说：‘园中有荒田，可以种庄稼、种蔬菜，乐在你长久拥有余有；园中有水塘，可以垂钓、撒网，乐在你能够用它自养。’歌咏完毕，又记述了这件事。《吴淞副总兵题名记》明朝兴起以后，因为要防备前朝残余势力，所以凡是谈论军事的人只详细讲西北，稍稍忽略东南。东南原本是倭寇所由以侵扰的地区。吴地是东南的首要重镇，财赋占天下的一半，北面控制长江，三面据守海口，过去由一名都指挥使治理。嘉靖年间，已故汤将军庆以总兵名义来平定倭寇，留镇京口。不久他被罢免，过了十多年，倭患又兴起。汤将军的儿子克寛以副总兵名义改镇金山。又三次更换将领后，卢将军镗移镇吴淞。又五次更换将领，才由朱公冠任职。朱公本来勇于任事，但因廉洁正直而起官，所得俸禄赏赐全都分给部下，不把它们放进私囊。他早晚整治军务，闲暇时便召集硕士大夫，一同讲习礼仪、研习《诗经》，有古代郤縠元帅那样的风度。一天，他慨然拜访我，请求说：‘从汤将军父子相继统领军队以来，直到我，前后大约已经更换了九位将领，但姓名都没有显著记载，我担心日久之后湮没无闻，无从考见，实在非常害怕。请您替我记下来。’我本是吴地人，倭患始终期间，有幸受到各位大将的保护，又有幸跟随各位大将交游，并因此私下敬爱他们的为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汤将军庆父子。汤将军勇猛敏捷，善于战斗，与卢将军镗不相上下，只是性情近于夸张，两人都喜欢乘机获取财物。他的儿子敏练，年轻强壮；刘将军显勇悍有力，长于驰骋冲荡。杨将军尚英开明通达，通晓水战。郭将军成轻捷敏迅，深得士卒之心。这两位将军都善于结交，在公卿之间很有声望。总而言之，即使其他将领各不相同，他们对于保卫国家、成为心腹干城这一点却是一样的。我已经冒昧记述了大概情况，于是又向朱公提出请求。古语说：‘天下危急时，大家注视着将领的功业；海上警报稍稍平息，国家谋划者便无不替百姓珍惜耕作的资财，商议裁撤军队。军队裁撤了，还哪里用得上将领？如果对意外祸患没有防备，国家就不能自立。’希望朱公以后仍然如此，也希望谋划国事的人不要轻易议论罢免将领，希望任用将领的人每天让士卒吃饱，却不要只追求勇武邀功，使沿海地区的敌人望风而止息干戈，带着礼物前来归附。从前汉代班固称赞辛庆忌说：‘他是保卫国家的虎臣，正逢天下太平，匈奴和西域亲近归附，敬畏他的威势和信义。’这话很值得玩味啊！愿天下太平而虎臣仍受敬重，以此为诸位祝愿。于是作《吴淞副总兵题名记》。

译《菉竹堂记》已故吏部侍郎、昆山人叶文庄公，因学问、行政和谋略高超，在英宗、宪宗年间成为闻名于世的重臣。叶公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是特别爱好书籍，亲手抄录、校订的书达到数万卷。他打算修建一座堂来收藏这些书，意思是取《卫风·淇澳》中讲求学问、自我修养的含义，把堂命名为“菉竹”。但叶公一向家产微薄，少有富余，装裱书籍又耗费钱财，最终在任官期间去世。叶公的子孙中，曾任教谕、郡丞的某某等人，虽然世代学习叶公的书，甚至成为闻名之士，也有官职品秩，却都守持叶公的清白，力量不足以建造天下士人向往的堂舍，只能因叶公的书而想望他的堂，把它比作鲁国孔氏墙中的古籍，把菉竹比作召伯的甘棠。那时人们想象其中明亮干燥而幽深严密、青翠挺拔的景象，想象书箱、缃帙和白绢书页间流动的润泽碧色，却不知道叶公所谓的堂和菉竹其实都不存在。叶公去世一百多年后，他的玄孙、乡进士伯寅才借用故居的地基，向右扩建一座堂来安置叶公的书，并使用叶公旧日的署名为堂题匾。只是所谓的竹子还没有来得及栽种；前面的轩、后面的廊庑，向阳处可以承受日光，背阴处可以遮蔽风雨。到这时，叶公遗留下来的书籍才像鸟张开翅膀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再辱没于帷房、厕所等地方。伯寅又从旁边购得古文奇书数百上千卷，作为副本收藏，心意还没有停止。凡是与伯寅友善的人登上叶公的堂，亲自接触他所说的明亮干燥、幽深严密之处，即使青翠挺拔的竹林不能马上看到，但看见堂上的匾额题署，也会想到竹子的坚贞节操和令人敬畏的气色。读到叶公遗留下来的书，又没有一次不像听到叶公的咳嗽声、窥见他寄托在书中的心意。叶公与裴晋公、李太尉相比，不知道他们的名声德行谁高谁低，只是叶公的年资和地位稍微轻一些罢了。裴晋公的堂名叫“绿野”，李太尉在平泉营造花木竹石；两家的宏伟华丽、奇特壮观、瑰丽怪异都冠绝天下，难道他们不曾祝愿这些东西永远为两家守护吗？然而不过两代，堂舍便被别家占有，花木竹石也纷纷流入贵人的园墙之内，最终都不能由原主人拥有。伯寅所建的堂，即使不论它比不上晋公之堂十分之一；竹子栽种与否，也不必拿来同平泉相比；可是文庄公遗书经过百年，副本反而越来越多，堂的名声经历五代而更加显著。这固然是因为叶公后代才干贤能，难道不也是因为叶公没有把天地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取尽，使后人还能继承，没有急于满足一时而使后来无法增加吗？我对此深有感慨，所以不推辞伯寅的请求，为他写下这篇记。至于顾名思义，进而达到像武公那样以德相称的境界，就在伯寅自己了，就在伯寅自己了。《思贻堂记》太仆卿、吴郡人顾公，曾经把自己的堂命名为“思贻”。当时顾公任给事中，正处在可以进谏争辩的职位上，不敢以自己的身份替堂舍求取荣誉。他上书谈论天下大计，触犯了当权者，被流放到离堂舍数千万里之外。于是顾公租屋居住，自称“居庸山人”。又过了三十年，今上把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全部召回任用，顾公首先受到表彰，去掉“山人”的称号，恢复原来的官职。两年之间，他破格升到九卿，皇帝用来慰问礼遇、准备进一步大用他的职位，几乎每月都有。顾公有一天辞去太仆的职务，回家把退休时乘坐的车悬挂在堂上，脸上欣喜地说：‘这座堂现在才真正属于我了。我过去漂泊在数千万里之外，实在没想到还能完整回来。我给堂命名的意思，一天也没有忘记。’他托故人之子张元▯请王世贞为他写序。顾公本来就是王世贞愿意执鞭随从的人；王世贞写信谢绝自己才疏，又向顾公请教说：‘您也听说过《诗经》吗？丰水岸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曾任用贤士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使他们安乐而辅翼后代。为了辅翼儿子却谋划到孙辈，不是太迂阔、思虑过度了吗？然而君子从中有所取法，这正是周德能够深厚长久的原因。春秋时期贤能的卿士大夫，哪里数得过来呢？’ 可是他们往往不能使自己的德业扩展成为数代人的德业。君子对此忧虑说：‘这个人还没有老便已经偷安。’又说：‘只顾自己这一代罢了。’大概到了栾黡那样奢侈浪费、剩余财物充盈以后，才可以看出什么叫留给后代。如今农夫和乡野商人，早晨起来还不能谋划晚上的事情，可是对于子孙却总想着留些什么。他们把椽木、门窗、泥瓦等细小事务一一整理，说：‘这是留给你们居住的。’在旁边的田畦、田畴和田埂上，凡是能开垦的地方无不增益，说：‘这是留给你们吃的。’一丝一缕都收藏在囊袋和橐中，说：‘这是留给你们穿的。’传记中说：‘贤者留给后人的是安定，不贤者留给后人的是危险。’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是危险之道，但如果得不到使后代安定的根本，最终也会变成危险。顾公做天子的郡邑官吏时，被称为贤良；做负责议论政事的臣子时，被称为正直；做管理牧马之官时，被称为充实深厚、难于进取而易于退处，光明磊落超出常人。他为天下积德、留给后代的事情，天下人都能说得出来。他为人恭敬谦逊，广施恩惠而少取回报；他为乡里积德、留给后代的事情，乡人都能说得出来。他断绝嬉笑怒骂，举止自守法度，亲身实行孝友悌爱；他为家庭积德、留给后代的事情，家人都能说得出来。顾公还用得着思虑什么呢？顾公所谓的‘留贻’，大概是不愿把天地的余有全部取尽，而时时拿出厚道来补足自己的不足，勤勤恳恳培植根本，渐渐积累利益，却不声张、不留下痕迹吧？顾公在安定之道上已经得到很多了，确实没有什么需要忧虑的了。我愿把这些话告诉顾公的儿子。倘若孙辈登上这座堂，想到顾公留给他们的东西，便会警惕而不安；每抬一次脚都不敢懈怠，想到应当留给后代的东西，便会油然而生敬意；每动一个念头都不愿安于浅薄。这样，顾公所留贻的德业，确实可以永远流传了。顾公大约已经七十岁了，他回复我说：‘您的话说得好啊！’即使如此，我哪里敢不自我思考？卫武公九十五岁时还作《抑》诗，并命令国人互相劝诫，以此警醒自己。对于武公这样的人，尚且称自己为‘小子’，我哪里敢不思考呢？请把您的话写下来，作为这座堂的记文。

译《竦塘黄氏义田记》黄君从舍人任上回乡后，说：‘我有幸借助先人的遗产，不至于为粥饭担忧，却又加上俸禄赏赐，怎么能让服丧期内的族人寄食于外呢？’看见家屋高大挺立，他说：‘确实是先人在庇护我，却不能使我们宗族免受风雨之忧。’因为任舍人而显贵，他为先人修整墓道，远望南阳时，又忧伤地叹息说：‘怎么能让我们宗族的尸骨暴露在外，却不能建成一座能够容身的房屋呢？’因祭祀宴饮见到子弟，又叹息说：‘如果只到我这一代便不再进步，岂不是你们用礼教来责备我的罪过吗？’于是大笔拿出自己的财物，首先建造房屋，作为堂、楼、室、仓库，共七十七所，灶、井、厕所也依照这个数目设置。聚集族人共同居住，又置办田地，每年收租谷一百石，供年老体弱、不能耕种的人取食。又捐出白银一百四十两，借给没有田产的人，收取子息，用来供给寒冷时无衣可穿的人，并按等级救济无力办理丧葬的人。又划出旁边多余的房屋作为私塾，聘请乡里的教师，教育族中幼童；收取学生的利息和田租谷物的盈余，用来供给教学。此时郡县官员都称赞黄君的举动，并撰文发扬他的事业，其中只有汪中丞伯玉的序文最为出色。黄君派人跋涉千里带信来请我说：‘这是想借助中丞旧日的文章来求得您的文字，并不是敢于再增加黄氏的声名。是想告诉子孙不要忘记先人的志向，希望将来有所考察和凭证。’唉，黄君真是仁人啊！有人却说，宗法废弃以后才有义田，而义田不如宗法公平、周遍。这话不对。封建制度改变、宗法不能独立保存，已经很久了。其大要在于，养活别人的人忘记了施恩，受别人养活的人也忘记了感恩。人们既然忘记了恩德，施恩者和受恩者彼此忘记，本来就可以公开称之为一种制度。它的弊端是使供养别人的人苦于继续施行，彼此相继而厌倦；施食给别人的人忘记了这种行为的来源，不知道劝导族人和睦。因此有了义田以后，才有劝善的作用。徽州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困苦于过分吝啬；自己计算家中不足，便把女儿嫁到乡里；乡里不足，便嫁到别的州县；多余的女儿出嫁，剩余劳力出去做佣工，剩余资财拿去经商；经商成功便迁换土地，做佣工成功便改换主人，入赘成功便改换姓氏。大概把全部家产藏金都看得很重，把一尺土地也看得很重的人，总是如此。可是又有谁能像黄君这样，捐出重资而不顾惜，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公用于宗族呢？又有谁能像黄君这样，为族人筹划婚嫁、丧葬，教导他们礼让，周到曲折而无所不至呢？不必说黄氏的德惠流布于族人，仅仅徽州有了劝善之人，也可以使迁徙的百姓稍稍减少。黄君却又不把功德归于自己，说：‘这是我祖父的志向。’ 《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这难道只是仁人黄君，难道不也是孝子吗？天下在族中倡导设置义田的人，我郡宋代有范文正公，明代有我的祖父司马公；这些人都不是为了抬高名声，所以我不推辞为黄君作记，并且很乐意写下这篇文章。《延祥上区华氏役田记》如今天下的财赋以江南最多，江南所属的各县以无锡最多，无锡各区又以延祥最多，而延祥又以上区最多。上区承担赋税的人又最为困苦。上区的田地大约有十万多亩，没有别的姓氏，全都是华氏的田。嘉靖年间，华氏有一位年长的族人、名为大人的人，和我在燕地相遇，说起应当轮到他主持征收年度赋税。各位大人有意帮助我，替我请求，郡县可以免除若干没有名目的徭役；但估计所需费用不下千金。问他费用为什么这样多，他说是因为虚粮。问虚粮的情形，他说上区百姓长期拖欠赋税，贫困者便把田产典卖给别区的豪强；豪强收取田地的收成，却把赋税留下不交，反过来向田主追索。估计无力补交，便逃往别区；负责征收赋税的人无法找到田主所在，也不敢追问豪强所收的赋税，只好年年代为补偿；若仍不能补足，也只好逃走。这样日子久了，甚至连田地和豪强所在都无法查找，更不用说田主了。我把这番话记在心中。后来翰林学士鸿山华公处理这件事，他本来是延祥人，回乡后叹息说：‘怎么能因为我的仕途显达而享用家乡的富足，却使家乡其余的人更加贫困呢？’于是倡议设置役田：服役的人每家拿出田地一百亩中的三亩，不服役的人每家拿出五亩。进士不服役，待遇稍微优厚一些，也只按服役者的标准出三亩。乡里的进士，规定不服役的人每家出田一亩。于是华公兄弟应当共同出田八百亩，带头联合华氏各家共出田二千四百亩，得到若干石米、若干石麦，用来每年补助虚粮以及收取、运输赋税的费用。负责征收赋税的人稍稍宽松了些。华公又说：‘这还不能长久维持，怎么能使我的乡里贫困，却让别区的豪强富足呢？’他的门人翁公孺叅以参政身份到任后，便详细陈述情况，请求朝廷处理；朝廷下达到御史，御史下达到翁公，翁公下达到县令，命令他们疏浚沟渠，丈量田亩，使别区豪强不能再隐匿粮税；粮税尚存的，田地和粮税一并归还，已经转移的田地，粮税也随之追还。无锡的虚粮大约有八千石，其中延祥独得二千石，负责征收赋税的人已经更加宽裕。华公又因为儿子叔阳考中进士，削减肥沃田地将近一百亩，用来补助贫瘠田地。华公又认为各处田地分散出租，不易收取租税，便让人按原数折价重新购置田地，使其不能借口田产消落而废弃。因此又命令把米麦折成白银：每石米折银四环，每石麦折银三环的一半，以此作为定额。粮价上涨时便有余钱，余钱又购买旁边的产业而逐渐增多，用来修葺世代坟墓、供养贫困族人的婚嫁丧葬，于是各项费用都有了来源。大约二十年中，延祥华氏若不是遭逢重大变故，便没有因贫困而废弃田产、迁徙别处的人。我年轻时曾听祖父一辈人说，成化、弘治年间，乡里负责赋税的三老穿着鲜衣、骑着骏马，平息乡里的诉讼，管理仓廪和谷物盈余。许多人凭此起家，甚至不羡慕富贵而愿意做官吏；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田地每年的收入总是丰厚，而官府征取的总是很少。如今即使不能恢复从前的情形，又怎么能每天削减、损耗田地的富余，把它糜费掉，使它和贫民的茅屋一样呢？东南是国家的根本，富裕百姓是东南赖以强盛的依靠。如今县官幸而逐渐减少内外供给吏员俸禄的费用，实行廉洁平正的政策，已经没有不合时宜、没有常规的额外征收了。假使其他地区都像延祥，其他州县又都像无锡，按每十年计算，剩余粮食怎么会没有堆满田野呢？我是不肖之人，也是华公的门人，曾两次到华公乡里游览，私下看见华氏家中颇为富润，和我在燕地听到的情况并不相同，便向华公询问，得知了其中缘由。华公对我说：‘你替我写一篇记，将它刻在丰碑上，用来告诫后来的继承者。’延祥役田的主人，公名某，字某，鸿山是他的别号。他曾经为国家积德，事情尚未完成便归乡，又为乡里积德，这也是其中的一件。《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六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记十首 《湖广右参政掌荆州府事汝泉赵公政绩记》荆州原来是强悍诸王的封地，又是西部最重要的冲要之地，扼守巫山、巴地的门户，南北通往梁、楚。先帝末年，道路和形势都需要大臣谋划镇抚。朝廷选拔贤良之人，汝宁人赵公由郎官考试优异而出任此职。赵公守荆州时，荆人遭遇水灾，前来报告。赵公已经捐出府库中多余的钱和仓廪中多余的粮，却说：‘怎么能让我这个不才之人安享逸乐，却让背负老人、携带幼儿的人在道路上流离呢？’于是亲自到乡村之间，按户口救济贫弱之民。分别治理舟船渡口，在将要溺水的人家设立营舍，把高处的土地建成房屋，房舍鳞次栉比、彼此相望。这一年楚地发生水灾，唯独荆州最严重；赵公到任后，水灾却没有最终造成灾害。赵公又考察水灾的原因：水从蜀江流下，向西北冲破堤防，灌入龙湾、监利、石首，茫茫一片成为大水。于是另在江中修筑一道堤坝，把木桩、竹石打入水下。堤坝筑成后，水势稍稍避开并缓慢下来，内堤又使龙湾、监利、石首的田地重新露出，来年便可以接受播种。赵公又考察水灾的另一个原因：上游虽然稍稍得到阻挡，水势减缓，但下游淤塞而没有泄水之处，于是寻找过去的九条河穴故道，先开凿最急要的虎渡、郝家两穴，再依次疏通，水流便更加有了归宿。赵公又考察百姓不能年年丰收的原因：过去因为水灾，如今水势稍稍得到治理，百姓本来有收成却仍不能过上有收成的日子，是因为百姓懒惰贫困，反而在冲要之地更加凋敝。于是他革除不合规制的供给差役，按照远近斟酌多少，每年节省六千金，使道路运输和供应更加容易办理。其中有些地方产业薄弱、没有积蓄而赋税又不均，赵公便制定催收赋税的办法，使赋税逐渐缴入，不让百姓过于困苦。赵公又考察百姓为什么已经减少供给、缓缴赋税，却仍不能受到恩泽：内有过去所说的强悍诸王困扰，外有盗贼困扰，如杨盛满一类的盗贼有六七千人。赵公首先揭发诸王暗中犯罪的几十项罪状，皇帝不忍依法处置，只把他们传送迁往凤阳。赵公又禁止盗贼，并单车到达贼巢，劝说责备他们，盗贼全都伏地称罪，当天便解散。除去其中壮丁，让他们回到南亩耕作，妇女则从事纺织；财产以上的人大多得以安坐而食，各处都有这种情形。赵公于是说：‘江陵一向号称向国家贡献人才，如今贡士却达不到规定数额，凭什么说符合皇上急切求才的心意呢？’守郡事务稍稍简省，有了余暇，便整顿学校官员，以经义督促勉励诸生；诸生都感奋自修，参加乡试计吏同行的有十三人。此前两台使者以赵公政绩卓异上报，先帝为此下诏给尚书商议，赐赵公三品服饰，使他享有三品俸禄，以示表彰。最后又一次把他的政绩列为最优，今天子特意晋升赵公为真正的三品官，让他在本省任参政，同时仍治理郡务。赵公再三推辞，不愿到省城任职；尚书下令说明仪礼，他才上省任职，同僚官吏都大为敬重。郡中的父老子弟一起歌咏他的功德，赵公又再三推辞，表示不敢当。过了一年多，原任江陵县令、后来调任别郡郡丞的渤，详细把赵公的事迹告诉我。从前班固称说，孝宣帝由微贱之地登上至尊之位，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认为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便会使下属不安。因此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皇帝就常常用玺书勉励；公卿有空缺时，就按次序从受到表彰的人中选用。还说：‘和我共同治理这些百姓的，难道不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吗？’这话很值得玩味。先帝因此增加赵公的章服，今上又晋升赵公的官职，却没有改换他的郡守职位，大概数十上百年才有一两次这样的做法，希望借此继承孝宣帝的遗意吧！我私下认为，郡守治理地方本来容易；如果不设置监司从旁牵制，凡事听其便宜行事，那么他的恩惠就能直接下达到百姓那里，他的声誉也能直接上达朝廷。如今赵公凭一个小小的郡守职位，能够把自己的精诚完全显现给上级，上级乐于任用他；又把鼓舞百姓的权力掌握在下边，百姓便乐于争相为他效力。江陵令也就是其中一人。政务比从前的郡守更加艰难，计算出来的成效却加倍，难道可以只看外表、沿袭声名吗？汲长孺开仓赈济河内，得到暴君的赏识；召翁卿开通沟渠，修建水门、堤闸，扩大灌溉，百姓爱戴他如同父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张子高逮捕并诛杀广川王的妻子和兄弟，冀州一带震恐战栗；龚少卿解散渤海的盗贼，胶东相慰劳百姓而不懈怠，流亡百姓自行登记归来；文翁在蜀郡推行教化，蜀地求学的人可以和齐鲁相比，学校世代祭祀他。以上几个人作为循吏所做的事情，赵公本来兼而有之。假如皇帝把一个方面的政事全部交给赵公，而不斤斤计较地用考核功法约束他，那么他的成就又会怎样呢？太史公在异代的晏子身上寄托仰慕，希望为他执鞭却不能做到。我虽然没有来得及亲自认识赵公，幸而一生中处在他的时代，便借江陵县令的请求来记述他的事迹。

译《重修大名守元洲张公生祠记》我在隆庆初年出仕，任大名兵备使。一次因公务间隙召来郡守属吏，考察郡中的旧事，得知已经修缮唐代狄梁公、宋代寇莱公、韩魏公的祠祀，附带祭祀汉代东郡守义主，又新建唐代沂公弘正父子的祠堂。最后，诸生、官吏和百姓拿着前任郡守张公的祠祀请求而来，说：‘这位郡守离开本郡已经十五年了，可是他的政绩却像刚刚施行一样。我们不敢因为时间久远便怠慢他；他的神明德泽，正如前面几位公，不敢因为祠堂新建便轻慢他。’我已经拜过张公祠，退下后又向诸生、官吏和百姓询问，详细知道了张公守郡的事迹。张公刚到任，恰逢有盗寇警报，烽火将要传到南辅。张公根据自己的谋划交给僚属和幕府，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储备粮草，准备铠甲兵器，把公家和私人的费用分别计算，使它们互相补助，却不造成苛扰。约束部队、发布号令，一切明白简约，士卒乐于为他效力。政务安排妥当后，又把这套办法交给各州县的将帅推行，清楚得像一条标准。城墙女墙的缝隙之间，隐约可见旌旗接连至天，大名因此成为与冯翊同等重要的重镇。郡中原本富裕，但当地人又质朴轻率，使得调发和征收赋税常常加倍。后来邢、洺两地遭水灾，有人议论要把赋税转移到本郡，公文甚至已经下达。张公竭力争辩说：‘邢、洺遭了水灾而本郡幸免，如今却把赋税转移到本郡，这就是让本郡代替邢、洺承担赋税。’ 张公身为天子的谋臣，为什么不把实际情况如实上报？皇帝于是免除本郡的赋税，并命令三个郡共同承担水灾损失。使者惭愧道歉，承认自己不如张公，最终没有把赋税转移到本郡。郡人向来不善于打官司，也不善于逃避徭役；张公只用几句话便判决双方争讼，使他们各自吐露心腹，从某时进入公堂，便在某时离开，公堂往往空得像洗过一样。至于平摊徭役，不论繁简，都按各家的力量承担，于是百姓更加互相劝勉，像子弟主动前来，不必等到规定日期集合。张公政务闲暇时常到燕地游览，初一、十五便巡视学校，召集诸生考察经术，亲自为他们诵读讲说；挑选其中聪敏的某某等人，指示他们应试作文的规矩，每天比较先后进步，后来成为进士、刺史、曹郎的有十多人。诸生直到今天还记得这些事情。这个郡幸而一向以平静简约著称，尚且不能完全展示张公的才能；但只显露出张公才能的一二分，就使我们郡焕然一新。邻郡看待我们郡，仿佛看待大府，不敢用同等礼节相交，也都是因为张公的缘故。再考察我们郡前后各任郡守，多数只是居官自我标榜，屈指数来，竟没有一个能超过张公。我们诸生、官吏和百姓怎么能一天忘记张公呢？我后来调任离开本郡，又过了六年，入朝掌管太仆事务。郡守铎和他的幕僚弘孝写信并带着礼物请求说：‘只有大夫您最了解张公，我们已经按照诸生、官吏和百姓的心意修饰张公祠，冒昧请求大夫写一句话，使它永远流传。’ 我谢绝了他们退还礼物，说：‘张公如今晋升为辅佐天子、统领百官、均平四海的宰相，即使不能把像这个郡一样的私情带给他，张公也是天子的宰相，我怎么敢为了本郡而上书援引张公呢？’诸生、官吏和百姓不高兴地说：‘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张公如今如此尊贵，我们只知道他是本郡的旧郡守罢了。况且大夫所称的狄公、寇公、韩公三位贤人，只要有一人对本郡有恩，经历数百上千年我们都不忍忘记；难道让我们百姓在张公离开二十多年后便忍心忘记他吗？张公如今固然在朝廷尊贵，我们却不知道他与狄、寇、韩三公相比谁更贤明。难道只是像颍川郡守那样，默默无闻地在治理郡务方面有所减损吗？’我听后说：‘确实如此！诸生、官吏和百姓的话是正确的。’张公是贤能的宰相，本郡曾经是他的贤能郡守所治理的地方；我只是为本郡的旧郡守建祠并作记罢了。后来有西边的使命经过瀛、莫之间，后来的使者汝贤又按照诸生、官吏和百姓的心意再次征请，我于是作记如上。张公名瀚，字子文，曾在嘉靖乙未年考中进士，杭州仁和人。

译《筑吕梁洪石堤记》我奉召北上，到了吕梁，远望那里仿佛有一座千丈高的城墙，感到惊异，原来那是新筑的堤坝。大约有数以万计的官署、公家和私人房屋倚靠着它建造。堤内则保护着数千顷成熟的禾稼，田地里的庄稼像梳齿一样整齐相望。不久，诸生、官吏和百姓中的某子甲穿戴衣冠前来拜见，说：‘我们有幸借助使者储备的物资，不至于变成水中的鱼鳖，怎么敢有一天忘记使者的功劳？只是希望您为我们谋划这件事。’原来使者到任时，徐州、邳州遭遇大水，水势冲散、溃决，淹没城邑。使者跟随大吏，南边治理邳州的堤坝，北边治理徐州的堤坝；事情上报成功，获得皇帝赐予的玺书、金帛。可是使者所负责的这道堤坝，官府却打算把它交给官吏和百姓，说：‘县官计算可用的钱币将要用尽了，怎么办？’使者争辩也没有获准，于是召集诸生、官吏和百姓商议说：‘徐州的堤坝已筑成，上游挡住了邳州的水，下游又挡住了邳州的水，那么吕梁就是水势溃决的通道。钱少，就只能筑土堤；土堤临近河流，必然容易决口。让容易决口的堤坝挡在水势溃决的道路上，等于把钱交给洪水。拖延筑堤，改在田地中修筑，那么公私房屋就会被洪水侵蚀，这又等于把公私房屋交给洪水。’于是商议修筑石堤，费用更加庞大，实在无处筹措。使者有一天晚上忽然高兴地说：‘我想到了！我们吕梁的劳役工人有一千多人，往年总要到深秋漕运船只全部结束后才能完工。如今漕运船只在初夏便能结束，工程也应当在那时完成；远地调来的役夫长途服役，和在本乡服役相比，便利与否显然不同。大约每个役夫一年可以得到六金，我请求预先发给他们，并用这些钱购买萧、砀两地的粮食。萧、砀本来粮食丰富，每石粮食应当能卖二百钱，我们再稍微增加数量。多给役夫粮食，让他们在本乡服役，他们就不会把这件事看成苦役来怨恨我们。我利用山中的石料，利用役夫的力量，再稍微调配增加一些，那么这道堤大概就能凭借这些办法建成吧！’意见上报给各位大吏，都答复说可以。使者于是选取壮丁八百人，在旁边山中采石；每天往返，四个人可以采得若干石料。其余四百人负责开辟地基；石匠一百人，每人负责筑高一尺。使者早晚慰劳他们，稍稍鞭打懒惰者，人人都自我奋发。环绕堤坝建屋的人，以及田地受堤坝保护的人，都相继捐钱资助犒赏费用。使者没有借用水衡署一两金钱，吕梁工程丝毫没有烦扰县官，而堤坝也快要建成了。诸生、官吏和百姓急切想得到我的一篇文章，以便永远昭示此事，却一直没有实现。不久，适逢大司空郭公上奏，说官吏和百姓请求留下使者，并且再用一年时间照原样加筑堤坝；而我出镇襄汉，返回吕梁时，刚系好船缆准备离开，前来请愿的人更多了，他们重申先前请求的态度也更加坚决。于是我感慨地说：‘唉！嘉靖、隆庆年间，君主把耳目交给臣下，漕运事务又委托给专任之人；那些常常破坏事务的人，深深议论便利与否来彼此为难。可是我对这些人有所怀疑，是因为各人都爱惜自己的才能。一个人如果不爱惜自己的才能，又怎么能在使者出任时谋划周全呢？势必使大司农的粮食耗尽，而水衡署的金钱也拿不出一文。南北漕运河道的要地，都像吕梁这样；大司空属下的官员，也都像这位使者一样。一个人若把国家看得如同自身，却不爱惜自己的才能来为国家谋划，难道像使者这样，仅仅改变一个吕梁就可以了吗？国家急于筹划漕运，实际上应当采用汉代河平年间的旧例，不吝惜黄金、功劳和爵位来报答王延世这样的人；如果反而使大司农的粮食耗尽、水衡署的金钱拿不出一文，那就实在应该惭愧于这位使者了。’所以我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用来劝勉后来的君子。使者由都水郎出身，名猷吉，戊辰年考中进士，是浙江山阴人。这道堤坝延伸多少里，石工修筑的年月，资费以及诸生、官吏和百姓的姓名，都详细刻在碑阴。

译《重建提督军务行台记》明万历二年，都御史臣应鳌上言：臣有幸奉持皇帝的玺书，统领大藩，按时传播天子的威德，官吏和百姓表面上共同安宁，事务暂且稍有间隙，然而实际上仍不能胜任对突然边患的忧虑。臣所统领的郧镇，北到华阳，南跨江汉，西越嶓冢而延伸到远方，东至滍水，实际分割秦、楚、梁三藩的边缘，又间杂连接蜀地，不能按时统属。军事事务停止时还罢了；所领职位名义上是提督、抚治，却不经常接受符节，不能依照军兴之法便宜行事。虽然也采用考核功绩、计吏上报的办法，但三方的抚臣实际上共同分担其事；其中狡黠强悍的人，表面接受约束，暗中却想方设法推诿抵抗，甚至借助藏匿尸体、私铸钱币和亡命之徒，发出一枚弹丸，便有许多丑类蜂拥而至，像蚊虫附着在锐刺上一样。弘治至今还不到一百年，叛乱的有十三起，杀死副职官员二人，杀死县令三人，杀死县尉，祸患还没有停止，终于发展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先前的大臣都不办事吗？恐怕也是县官任用他们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到位吧！臣不胜过度忧虑，私下认为武宗朝时，赣地确实占据江、闽、岭海的要害，多次困扰盗贼；都御史王守仁以提督军务的身份，请求诏令允许他便宜行事。王守仁因此能够招募士卒、搜检编伍，修缮铠甲、筹办资财，三年之间便铲平赣地四周的险要之处；方圆千里计算，各处盗贼巢穴仿佛被清扫一空。最终凭借这股余力扫平那些窃据名号的强悍王者，使国家不费一支箭。臣不才，不敢奢望达到王守仁的水平，只请求郧阳一切都能比照赣州的制度办理。于是下交尚书兵部议论，尚书兵部同意都御史的意见，请改玺书为“提督军务兼抚治”，请颁给军令旗牌以及象征节钺的凭信，共十种，诏令说可以。于是都御史拜受诏命，便发布檄文，檄告各道说：“荆襄，你们要把楚地披甲束练的士卒，左右两翼各六名卒长带来。南阳，你们要把韩地少府所藏的谿子、龙渊等兵器和皮革护具中的精锐士卒及卒长带来。金商，你们要把秦地的长矛、镀银的矛筒、虎皮弓袋、雕镂胸甲以及系带装备的骑兵、步兵和卒长带来。汉中，你们要把巴地的賨叟兵以及白发黄头的老兵带来。”军队集结后，便整顿前锋，考虑到不能没有居中统领和后方劲旅，又设置鱼丽、鹳鹅等阵法，亲自击鼓指挥，并且三令五申，使各部接受约束，回去整顿所属部队。士卒于是都感叹说：“我们郧阳从此有统帅了！”原来在这以前，孙公曾以抚治使的身份来镇守郧阳，率领并激励文武将士，向西讨伐大盗，想提出这个请求；但又因为想到他的两位尊长因病离任，离任后都察院如果在灾害面前有所疏忽，便没有立即实行。恰逢新任官员接连更换了两任，使院才报告新任官员到任，孙公又重新来到，这才接受诏命，把这个机构命名为“提督行台”，有关部门为此磨石立碑。石碑请求我作记，而孙公因为政绩考核第一，入朝任大理卿。他回头对接任他的王世贞说：“记下这件事，不要忘记这次改制的缘由。”王世贞道歉说自己不才，不能胜任。回来后我思考此事：成化年间，国家用尽西南的兵力，才勉强战胜那些流寇，西南地区这才开始归服。朝廷把崇山郡的流民安置在各处，仍然不足以设置总兵府；总兵府不足，又设置防守机构。然而当时的要旨在于抚慰，而不在于督战，这是为什么呢？如今天下正处于太平之中，边远地区前来归顺，郧阳四境都是重要镇区。当地百姓从曾祖、玄祖直到耳孙，都已经不知道当初创业的缘由了。既然抚治还不够，却又请求设置督军，又是为什么呢？成化年间，那些人还像困兽、饥鸟一样，想找一个可以栖身取食的地方，却没有门路。如果有人能够登记收编他们，他们就会像戴笠之人一样归附。这叫作没有明显的乱象，却有乱象的端倪，因此只能采用抚治的办法。如今天下号称太平，但文官安逸、武备松弛，祸乱的萌芽日日夜夜都在其中滋长。这叫作没有明显的乱形，却有乱端，因此不得不改变制度，设置督军。所以晋武帝销毁兵器时，山涛进言劝谏，而颖考叔退而偷安享食，都是有原因的。孙公并不这样做，而且即将离任，仍然反复说明地方上的重大防务，亲手完成事务交给我，却还只是遵循治理人的旧说和治理法令的旧法。即使这样，我这个不才之人又怎能胜任这项官职呢？重读《尚书》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以此等待后世的君子，共同认真回顾这个官名，设法践行它的职责吧。《督抚郧阳都御史题名后记》万历甲戌年，我王世贞任职郧阳行台，拜谒原任抚臣原公的祠堂，回来后抽空接见儒生、官吏和百姓，叙说这件事所以能够长存的缘由，感慨之余又有许多思考。我上书请求赐予原公谥号，礼部下议，完全按照奏书所说办理，后来回复说停止此事。于是我又抽空考察掌故，查得历任中丞的姓氏和名字，发现已故大宗伯湛文庄公曾为此写过《保厘堂记》。湛公的记文尚未磨损，还可以阅读，但堂上的匾额已经废弃很久了。我私下认为，从原公以下到我，共有六十五人，其中地位高的掌握枢要，参与朝廷议论，有的人也附列于先后名次之中；他们都以勤勉和忠诚树立节操，名声显扬于世。然而考察他们治理郧阳的事迹，即使父老也不能列举其大概，只把他们看作贤良的长者罢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原公的治理使百姓安定，大家庆幸自己脱离危险、归于平易淳厚、无所争竞的生活；而诸位公卿确实都是贤良长者，不愿用诉讼和市场上的烦扰去困扰百姓，大概都是出于原公公平安民的意旨吗？正因为如此，治理者看不见功迹，被治理者也不称说功劳。假使有一两个喜欢生事的臣子，想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求胜过前人，而父老也随即有所编造称述，总而言之，不过是续接小腿、画蛇添足罢了，不是我所愿意知道的。只是郧阳东边邻接梁地，西北邻接秦地，南边邻接楚地，而朝廷割取它的三面设置为军事重镇。它的赏罚、兴革、军赋和吏治，都与镇守之地的抚臣共同办理。百姓已经安于淳厚的生活，不再知道上级的尊严，而狡猾之徒便乘机制造空隙。官吏习惯于安逸太平的旧状，又以兼任牧民之职的艰苦为借口，彼此隐匿军情，不懂得振兴法令，一味玩忽拖延、图求自便，不能不担心意外发生，于是孙公请求提督军务的奏议便下达了。玺书又先后两次改易，已经近似节钺统帅所掌的兵政；孙公也依次举措防备，玺书又两次增补更新。只是各位中丞的题名，官位、赠谥和字号都没有记载，我于是为他们一一补充记述，又把这段说明排列在湛公记文的左边。原公以前讨伐流贼的，成化丙戌年，是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尚书身份前来；庚寅年，则是太子太保项襄毅公忠以右都御史身份前来。项公任职时，太师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抚治南阳、荆襄各郡。白公较为宽纵，放过了许多事情；项公主持讨伐和杀敌，所获功劳最多；端毅公时时加以制约，张榜晓谕逃亡者回归本业，又上疏详细说明郧阳、房县增设城邑和戍守的事情。这三位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因为他们并非专门治理郧阳，所以不敢把他们列入郧阳历任抚治者的题名中；但记载这些事情，是想让人知道郧阳之所以有这个镇守机构，并且在原公之前已有隐然起先导作用的，正是这三位公。

译《神鼎阁记》鼎为什么建阁收藏？因为要收藏这只鼎。为什么要收藏它？因为要记载这只神鼎。为什么称为神鼎？万历甲戌九月，御史中丞赵公巡视楚地，商议修筑孝感城。第二年乙亥正月，城墙建成，少参王君认为筑城应当有凭据，便趁机向西北扩展城垣，那里正是湖泽和城壕。刚开始修筑，地下突然铿然作响，众人惊异，挖掘了若干丈，得到一个匣子，遇风便化成灰烬。匣子烧尽后，古鼎显现出来：腹部盘曲，口部张大，三足两耳，周围圆整端庄，器身带有五色，空青和结绿相间，光泽与天空一样晶莹。鼎内有铭文，都是古代的颉籀文字，大小共六十字，其中不能辨认的只有十字。鼎刚出土，就有紫云笼罩它，三只青鸟不时在它上面盘旋。夜间把它放置在哪里，哪里就有光，光一直通达天空。于是王君与佥宪邓君、德安知府马守相互对视，觉得奇异，便询问当地三位老人。他们回答说：“这是养育之鼎。这个县叫孝感，千户所叫孝昌，它的出土，大概是圣主孝敬奉养两宫的祥瑞吧？”参军任某等人恭敬地上前说：“鼎有三足，象征三公辅佐君主。《易经》说：‘鼎，玉铉，大吉，无不利。’天子垂拱而听政，师保之臣以安静的教养使万物成长，即使是雉肉的膏脂也没有不能享用的；这难道不是太平祥瑞的征兆吗？” 博士和诸生说：“即使不读汉明帝永平年间有关王雒的诏书，难道还不能从公卿大夫那里得到它的道理吗？当时赐给三公帛五十匹，九卿和二千石官减半，并且在第一次祭祀的日子把它陈列在祖庙，用来表示孝敬奉养。如今为什么与那不同呢？”于是两位王君便建阁来收藏这只鼎，郡中三老和中丞曾公等人写信来，请王世贞为它作记。王世贞过去收藏过薛尚功所摹录的钟鼎款识，拿来辨读这篇铭文，全部相合；这大概是周代仲父的鼎。周代时，南宫仲担任卿士，周王赏赐他铸造三只鼎，这只是第一只。铭文说“惟十有三月”，是指闰月。周王在寒师，寒师是地名。赏赐琖玉，琖是小杯。‘作乃采对王休命’，是说事情办成后向周王报告并接受美好的命令。这本是鼎，却称作‘父乙尊’，所谓父乙，乃是周初承接商代器物的称呼。‘惟臣尚中，臣赫赫’，取自‘赫赫师尹’的意义。这明明是周鼎，为什么却称为神鼎呢？从前汉朝得到汾阴鼎，汉帝认为这是嘉瑞，群臣上寿祝贺。汉臣吾丘寿王却独自认为不是周鼎，并回答皇帝说：‘周德始于后稷，成于文王、武王；如今汉朝继承周朝，从高祖到陛下，功德更加盛大，天降祥瑞一齐到来，宝鼎自行出现，这不是周鼎。’ 既然周朝的鼎到了汉朝便称为汉鼎，那么如今到了明朝，难道不能称为明鼎吗？至于记文所说的神鼎，不烧火便沸腾，不汲水便充盈，烟雾氤氲之气由自然产生，如今固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然而它长期幽闭在未能完全实现的时代，却在太平光明的朝代突然出现，先以铿然鸣响为征兆，以云气为辅翼，又以奇异的光显现出来，这难道不也近于神异吗？天子正与公卿辅弼之臣日夜讲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取其治道而略去器物本身。由于公车、虎尊所接受的祥瑞，只报告奇异而不说祥瑞，所以灵异显赫如此。至于这只鼎，三老、博士和诸生只能在州里拍手加额而已。山岳修整贡物，河川献出珍宝，吐出金色光芒，升起高云，这不正是班孟坚在东都所歌颂的盛世景象吗？末世的颂扬之声不在下层，治世的颂扬之声也不在上层。两位大夫已经看见这种美好的祥瑞，却不敢上报，只暂且建阁收藏它。我姑且为它作记。明德本来就出现在汉水之上，实在万万无比。赵公贤、王君琁都是周地人，邓君林乔是蜀地人，马守文炜是齐地人。

译《江阴黄氏祠记》自从倭寇战祸在嘉靖壬子年兴起，到壬戌年才渐渐平息，十年之间，大规模的攻破城邑，小规模的蹂躏乡里。三吴地区没有一尺土地未受他们锋镝侵扰。三吴的富人，有的遭兵乱，有的遭焚烧，有的被掳掠，有的因家产而迁徙，有的带着自身逃窜，最终仍不能拿出自己逐渐散尽的财产来交给县官。县官迫不得已采用军兴法，直到拘捕、鞭打的命令严厉执行之后，他们的私藏才像敲碎骨头、吸取骨髓一样被迫拿出。上面的官府苛厉于下，下面的百姓怨恨上面，彼此怒目相视、互相诋毁，灾戾之气便产生了。起初，他们宁愿割舍家产来肥养贼寇，也不肯替官府出力；后来忘了贼寇毒害自己的痛苦，却没有忘记官府毒害自己的痛苦。对于贼寇以后的事情来说，这在道义上实在悖逆，在谋划上也实在拙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掩盖这件事。唯独江阴有一位黄宗周老先生，家世向来以巨富著称，而黄翁本人从儒学起家，由县学生补为太学上舍生。他一点一滴积累，因势经营获利，采用计然的办法扩大财产，所有谈论治生的人都推尊他为第一；但他最终仍以儒业起身，所以通晓经术，明白上下尊卑的分别和损益的大道理。在此以前，戊申年还没有倭寇之乱，黄翁已经与江阴县令谋划：县城靠近江边，难道不会被盗贼窥伺吗？况且城墙都是土筑的，可以挖坑攀登上去；于是计划改用砖砌，黄翁首先捐出六千金，亲自主持南面和东面工程，并带头动工，共有三百余丈，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赋役。先后负责考察的台使者拟写奏状上报黄翁的功劳，黄翁谢绝说：“修筑江阴百姓的城墙，是江阴人的本分，为什么还要上报我的功劳呢？”于是只得到表彰旌奖。过了五年倭寇兴起，战祸将要波及城池，城墙因为用砖修筑而坚固，只是缺少储藏的粮食；黄翁又输送军粮七千石，供城上瞭望处的士卒每日粮饷一千石，赈济躲避兵乱的贫民二千石。县令又商议在四座城门增筑子城，黄翁承担了其中三处，只让他的儿子、县学生黄道负责板筑。第二年丙辰，倭寇果然包围城池，贴近城墙攻打了四十天，仍不能攻破。再过一年丁巳，天子大举发兵，命尚书文华讨伐倭寇，责令各富户出钱助军，黄翁又捐出七千金。于是尚书会同督抚发文，授黄翁为苏州卫指挥使。黄翁推辞说：“吴地百姓资助吴地军队的粮饷，是本分；如果不能辞免，就把这份公文悬挂起来。”有人说黄翁认为这份公文不应当接受，为什么只捐出十分之一，难道是因为不愿接受额外征取而躲避吗？黄翁没有回答，却对黄道说：“这份公文是尚书用来诱饵的，而且是来钓我的；我的钱袋已经空了。” 尚书果然想把黄翁剩下的财产全部搜括，却不能借兴狱讼来困辱黄翁，于是夺去了那份任命文书。黄翁当初治家时，穿皂色短衣布衣，徒步行走，做事谨慎细密，吃饭不吃两样肉食；家中从不积存多余财物，没有园池、器用，也没有宠妾、声色和饮酒的嗜好。富人们暗中嘲笑他说：“这个人，大概是在替别人积累财产吧。”后来黄翁向县官捐米，前后达一万石，捐金一万四千，富人们更加嘲笑说：“这个人果然是在替别人积累财产吗？”黄翁去世后，住在城中的人渐渐追悔叹息说：“假如黄翁还在，我们这些人也许就能不让倭寇吃掉我们。”后来巡按和监司巡视各部，查到了这件事，对江阴县令说：“黄翁和百姓的力量，共同保卫了这座城，使倭寇不能夺取它。”于是当地富人也伏地相互商议，在黄翁的乡里建立祠堂，以表示报答。黄翁的儿子黄道谢绝说不敢当：“先人因为各位父老兄长的缘故，毁家纾难来保护他们；我这个不肖子孙却又因为先人的缘故使各位父老兄长劳费，所以请竭尽微薄的资财建立家祠，姑且答谢我县大夫和各位父老兄长的情意。”于是就在住宅左边建祠，在中间塑黄翁像，并以他的妻子赵氏配祀，说黄翁能够成就事业和志愿，全靠赵氏的力量。祠堂落成后，黄道率领弟弟、学生和各位族人举行祭祀，乡里人也各自带着祭牲、酒器前来拜祭，说：“没有办法报答黄翁万分之一的恩德，请让每年伏日、腊日的祭祀永不废止。” 太宰刘公听说后赞许这件事，为祠堂题写匾额“崇功报德”。黄道更加谢绝说不敢当：“先人一生没有做官，只是带领乡人分担财产来保护各位父老兄长，并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承受，也没有什么恩德可以承受；只希望您为我记述这件成事罢了。”我于是说：“黄道真懂礼啊！所谓把法施行于百姓，能够抵御大灾难的人，黄翁享受这样的祭祀本来就是应当的。这种祭祀都要请示天子，交礼官议论，得到许可后才能施行。家祭不能越过乡祭，乡祭不能越过国祭；黄道根据国人和乡人的意愿，把规模约束在家祭的礼仪之内，大概可以使它长久吧！”从今以后，黄道及其后人从事祠堂事务，应当思考怎样阐扬和光大它；作为乡人，应当感念黄翁对乡里的恩德，思考如何报答；熟悉黄翁对国家恩德的人，应当思考如何使贫者不吝惜力气，富者不吝惜财物，努力革除旧习而向上效忠。这样，黄翁不言而教的感化就宏大了啊！因此记下这件事，交给黄道刻在石上。祠堂前后共有六楹，左右房间有大士、元君的塑像，前室有文昌像，这是王翁平素所奉祀的。另有房屋供守祠者居住，作为厨房和庙役之所；还有池塘、亭子以及曲水流觞之类的设施，用来接待观赏者，这些都是黄道的意思。黄翁名銮，去世时七十二岁。黄道博学，是诸生，多次应试却不得志，后来改任尚书礼部史；将要做官时又厌倦仕途，游历江湖之间。他所作的歌诗，人人都称赞。我和他交好。

译《迟鸿台记》东明过去没有山，漳水环绕它流过，像一条游龙。然而当地土多息壤，所以容易筑台。登上台可以看见整个魏地，仿佛一面镜子；苍茫青翠的楚地从四面升起，直刺眼目，所以远望容易显出雄伟。我的朋友穆君敬甫任给事中后，创建谢工部郎，回到东明，才开始在城西修建园圃，在其中读书，所种的梨树、枣树之类，已经两抱多高。后来又因厌倦岭南节度使的事务，从考功郎任上罢归，于是在园圃南面再次筑台。台建成后，给事中又被起用，以尚玺身份出使，回来后归里。这时我入朝掌管太仆，考功郎在台南设宴为尚玺饯行，向南远望，相互说：“王子将要经过我们东明了。”我们三人鼎足而立，共同慷慨悲歌，谈说古人的事业，不是很快意吗！但我最终取道瀛州，没有说一定经过这里。后来尚玺又被公文催促，也入朝去了。敬甫惆怅叹息说：“我这位不才之人，不能与二三兄弟来往，而你们却离开了我，使我孤独地留在台上哀号，我难道能够就这样忘记你们吗？”因此把这座台命名为“迟鸿”。鸿雁象征兄弟，希望他们还会来作客吧！我听说后更加叹息。敬甫凭借鸿雁渐渐落在陆地上的踪迹，困守在简陋的居处，大概终身安于幽居之人的操守而不怨恨。尚玺在王庭受到扬名，羽翼可以用来作为仪仗；虽然出处和道路不同，但幽深坚定的节操本来就像雁阵一样。可是我仍然不能忘掉稻粱，猎鸟者还能够捕捉并烹食我。这有什么足以合乎敬甫的心意，而他一定要等待我来呢？况且敬甫的翅膀已经停息，哪里还能越过景山、渡过蓬池，在辽阔的天空之外来寻找我？我如今奔波逐逐，正感到惭愧；既然看守栖居之处的人尚且如此，我又怎敢立即把玄月当作期限，催促敬甫呢？所以因尚玺的请求，为这座台作记，亲笔写下送给他，使他早晚弹奏五弦琴，目送我远去，以便不忘山水之间的情感，也就可以了。《竹里馆记》离新安县城三里，有一处地势背靠高处、面临深谷的地方，流经那里的江叫练江，水深而静，仿佛有万仞之深。黄山、白岳蜿蜒直入云天，山脚在几十里、上百里之外，苍翠的山色却连接到眼前。这里的清水可以酿酒，肥沃的土地可以种粳稻、黍稷、蔬菜、瓜果。邑人汪惟一的产业就在这里，计算田地面积，纵横大约二十亩，其中三分之一被竹林占据。惟一于是搭建几间房屋，在竹林间读书，用竹子遮蔽自己，不再设置篱笆。房屋正对山峰，轩窗之外峭拔青翠、郁郁葱葱，使我的胸襟仿佛吐纳舒展。大概环绕练江的美景，不必全归汪家所有，他也略微得到了一些吧。惟一说：“我每天三更时起床，取阿段从江边汲来的水，煮茶的余暇，便洗竹、裁竹箨做成帽子。天气炎热时就脱掉它。有四只鹤，时而鸣叫，时而起舞。我起身应和它们，竹子全都成为我的助伴。有时打开书卷，仿佛青玉般的竹色流淌着润泽的浅黄和碧绿。初升的太阳拂过竹梢，仿佛宗炳的山水图更加青葱；微风吹来，竹林流响，仿佛宗炳的琴声更加琮琤。我放声歌唱，声音留在长离鸟的尾羽之间，不混杂于尘世喧嚣，也不落入市井凡人的耳中。我放眼看去，苍色的竹鳞、绿色的竹壁环绕左右；这种舒适和光彩，远非牛背上所能相比。至于下雪的早晨、月亮升起的夜晚，白云白天悠然安眠，凉风在夏日飒然吹拂，我没有哪一种情境不与竹子相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我不能像张翳那样逃居竹林之中以谢绝宾客；客人来了，江中的酒足以供给，就在江边垂钓；竹笋足够，竹林旁的田地又足以供应蔬菜、瓜果。吟咏、长啸、谈笑，盘腿而坐、高枕而卧，都是竹林所能提供的，而客人从来没有不得意而离去的。我和这位竹君子相伴，确实足以终身相守而不知道衰老。”房屋建成后，竹林中生出灵芝，有十几株，大的像盘子，颜色青红可爱，敲击它还有余韵。于是吴兴徐子觉得奇异，把他的馆舍题名为“竹里”，并请我作记，说：“惟一经常游历吴越之间，却心意上不能舍弃他的竹子而远行。现在得到您的文章，时时可以寄托眼目，这就是说，惟一不总能拥有竹子，而竹子却总在那里。”惟一说：“并不是这个意思。您的记文依靠我的竹子才有内容，而我的竹子也依靠您的记文才不会泯灭。这是彼此相待，还是彼此成全呢？”我无法推辞，于是叙述这些事情交给他作为记文。《华氏先贤像记》华氏所保存的先贤画像共有七人。第一位是魏司徒、安乐乡侯华歆，他年轻时与管宁、邴原齐名，由郡守考核优异而出仕；在相国接受禅让的时期，他因义理而显露不悦，爵位和封邑没有增加。如今画像上的他宽厚圆润而居中端坐，神情刚毅，有龙德之姿，仿佛还没有衰老。其次是晋代上虞县令华茂、前长岑县令华耆，他们都见于《兰亭禊集图》。上虞县令因赋诗成篇而免受处罚，长岑县令得到三斗酒；两人都可以说各有胜处。如今画像上的二人都神采朗逸超脱，具有永和名士的风度。再次是孝子华宝，他年少丧父，后来寻找父亲而不得，最终终老而死；一生不戴冠、不娶妻。孝子没有儿子，但兄弟子弟的后代后来最为兴盛，名甲天下。如今画像上的他还梳着双髻却已经老了，眉头紧蹙，仿佛有无法解除的忧愁。再次是宋大理卿华希、翰林学士华黻、参知政事华文盛，他们都历任重要职位，议论天下大计，最终以文学和政事著称。如今画像上的他们博大丰腴，前后都被称为名公卿。学士鸿山公，是当今华氏最负盛名的人，正殷勤致力于光大宗族。文献家收藏着前面五人的画像，又从龙眠所绘《兰亭图》中摹出上虞、长岑二人的画像，取列传、告身、论赞中与他们形貌相应的文字，合成一卷，并请我为此作记。王世贞说：我难道敢凭这些画像就穷尽华氏的德行吗？况且想从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事迹中求取真相，偶然得到一些，还可以推说是传作者记述得不够好，其中褒贬仍有所偏私；想从千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言论中求取真相，偶然得到一些，又可以推说是门人弟子记录时的错误。人的形貌最容易改变，丹青容易湮没，纸绢容易变色。我难道敢凭这些东西就穷尽华氏的德行吗？不过是记下我对照墙壁观看这些画像的感受罢了。王世贞又请求华公说：华氏的先祖难道没有宋国右师元吗？就是《左传》所说的瞪着眼睛、挺着肚子、走路摇摆的人；他的事迹已经无法考察，却把画像作为华氏的始祖。华公笑着说：我确实没有涉及这件事。不过，如果把他列入先祖，恐怕年代太远而容易造成诬妄；我也只是记下我对照墙壁观看这些画像的感受罢了。王世贞说：好。请就这样作记。《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七 明 王世贞撰 文部 记六首

译《仲宣楼记》自从王粲字仲宣依附刘表居于荆州，作《登楼赋》，江陵便有了仲宣楼；后来襄阳也有一座楼，同样叫仲宣楼。我的朋友襄阳少史周绍稷从当地来，修撰《楚乘》回来后，断定仲宣楼属于襄阳，论据十分清楚。他的依据是：刘表最初到宜城，采用二蒯、蔡瑁的计策，讨平各路盗贼，向北占据汉川，以此逼近中原，前后十五年，直到他的儿子刘琮才投降曹氏。刘表始终没有离开襄阳，王粲依附刘表，担任幕府参佐，朝夕共事，不应离开襄阳去登江陵郡楼。然而刘良注释这篇赋，仍认为楼在江陵；盛弘之《荆州记》则直接说在当阳。他所说的陶牧、昭丘，是因为江陵以西有陶朱公墓，碑上说那是越国范蠡的墓；又说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便可以看见。考察张华《志》，说范蠡葬在南郡华容，又说济州平阴以东有陶山，山上有陶朱公墓，那么所谓陶牧未必确切；楚昭王躲避吴国离开郢都，向北迁到鄀地，成为襄州的乐乡，所谓昭丘，也未必不在襄阳附近。赋中又说“倚靠曲沮的长洲”，注释引用《地理志》说“汉水在房陵以东，沮水发源于山中”。如今房陵确实是襄阳辖境的县邑，而沮水到郢地流入长江，所以并不经过江陵的道路。然而郦道元说沮水向南流经麦城西面，又向南流经楚昭王墓，东面正对麦城；如果据此赋中的话作为证据，那么王粲登临的楼只有一处，而后人仿建的却有三处。楼在襄阳，距离赋中所写的事情和辞句稍远，但在道理上更接近。至于襄阳必定是仲宣楼，以及江陵必定不是仲宣楼，我本来无暇讨论。那篇赋的文辞美好，后世称道它，即使像陆机、陆云兄弟那样让出文笔，也没有什么可以容我再加以赞美的。只是我独自感到奇怪：王粲所处的时代，天下一半已经被战争蹂躏，可以借以栖身的地方只有荆州；而他忧郁感伤到了极点，自称身如庄舄、心如钟仪，仿佛羡慕寻求群体的野兽和振翅飞翔的鸟儿，难道是因为刘景升将要陷入危急，而荆州社稷已经不能长久吗？等到他劝说刘琮归降曹操，甘愿替曹操办事时，内心艳羡所追随者的神武，便忘记了先前太尉、司空辅佐汉室的原因。他的文辞，大概不再是讽谏，而成了颂扬。那么，王粲所怀念的只是故乡，并不是故国和故主。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周绍稷，后来襄阳国王想扩建修饰这座楼，派使者来请我作记。如今当今天子历代都圣明，天下内外归于一统，即使是极北荒远、不生草木的地方，只要梯山航海能够到达，也仿佛就在朝廷堂皇之下，不必担心它们各自为私。国王凭借亲近贤者而拥有封国，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恭敬奉事朝廷，难道会像刘景升那样不顾宗庙祭祀，反而玷污宗室的衣冠吗？所以我不推辞，把这篇文章写在石上，让游览者仰首可以想到国家，俯身可以想到家庭，无不感到和乐喜悦。即使有人想有所撰述，以歌颂太平盛世的盛大，把它附会到登高能赋的意义上，也就足够了，实在不必再以仲宣楼的位置来衡量轻重。

译《世德庆源祠记》大概在德靖年间，江陵有两位隐居的君子。人们所说的这两人，是父子。家境贫困，父亲名以信，人称以信公，胸襟开阔而乐于施舍。每逢年末，他常扛着一把锄头到野外行走，见到白骨就聚土掩埋，并为它封土。乡里有暴死而不能得到棺木安葬的人，询问以信公，他立即替对方办理。从以信公治家开始，家中没有一斛粮、一束帛的剩余，但他常常与贫穷的人共同使用，甚至遇到寒冷而赤身的人，也毫不吝惜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有个叫赵回儿的人，在光泽王手下服役，贫困到不能承担，便卖掉自己的孩子。以信公怜悯他，把孩子赎还，并且连价钱也不追问。后来光泽王召集旧日邻里饮酒，左右侍从暗中递眼色，说这个人能够暗中积德。光泽王问明白是以信公，又惊异于他的行为与平日大不相同，于是起身捧酒祝贺以信公，并且向在座宾客遍加赞美，还免除了赵回儿的差役。郡中人于是都归附称赞以信公仁厚。有一天以信公乘小船顺流到孱陵，大风骤起，船翻了，他在波浪中浮沉，却仍自在地诵佛，漂了十里才遇到救援，安然自若，没有感到痛苦。以信公年老长寿而死，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就是东湖公。东湖公稍微修习儒术，性情耿直，不肯向权贵屈服；家产已经分割，所以更加贫困，但他乐于施舍的心反而更强。东湖公治家，大约十分之六用于对外施舍，十分之四用于家内，因此平时不能备办华美衣服和甘美食物来奉养自己，有人便嘲笑他。当时有人暴取羔羊粮食，他便写了《羔粮诗》，托陈藏器以表达志向，当时人这才开始感到惊异。东湖公有个儿子叫太虚公，也能从儒学中自我奋发，推明两位隐君子的德行；他年轻时多次考取奇才，却屡次被上司判为不利，但能够教授他的儿子太岳公成就学业。太岳公学业有成，弱冠便进入中秘，四十多岁拜相，光辅两朝，后来以经术成为当今皇帝的老师，使天下受到规整、裁成的教化，这在古今没有第二人。太岳公仕途最高做到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太虚公也依照他的官位受到封赠，以信公、东湖公也同样得到追赠。天下把德行归于太岳公，太岳公却不据为己有，说：“这是我父亲太虚公的教诲。”人们又把德行归于太虚公，太岳公更加谦退，不肯自居，说：“我哪里敢承当呢？”这大概就是两位隐君子遗留下来的德行吧！于是先后任职的台使者为他们建立“世德庆源坊”，在江陵表彰他们；太虚公这才趁着国家法令允许，以俸禄和赏赐的剩余，在家中建立祠堂，并因牌坊的名称请王世贞记述这件事。天下人所仰慕赞叹的，是太岳公规整和裁成天下的功业，认为古今无双；而追溯根源，又归结到两位老人的德行。他们所施舍的东西，估计不过是箪食、衣物、棺木、殡葬用品之类，所救济的人也只能数得出来，名声也不能传出乡里之外，好像霄壤之间完全不能相比。愚见以为，行德的人只是各自充满自己的本分罢了。两位老人对所认识的人行德，就把所认识的人全部当作施德对象；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就把力量全部用尽。即使太岳公，也只是尽了自己所知道的和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德行虽有大小不同，但都能充满各自的本分，并且都发自不忍之心，这一点是相同的。况且称为“庆源”，难道知道把它称作源头的道理吗？中国的大河分流为九条，用来灌溉九州，遍流之后汇入大海；所有谈论水利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它的功绩。水滴渗流，云雾聚集，蓄养鱼鳞虫介和各种生物所取用的水，遍布天下，万物萌动所依赖的饮食也遍布天下；所有谈论功劳的人，也没有谁能比得上它。然而它的源头来自天汉，流下昆仑山，起初只是从瓮口中涓涓流出。稍微拓宽，到了星宿海，水面浩荡，也不过是河流的发端罢了。再扩展，穿过厚地，分流后左边经过葱岭，右边流向于阗，又再次汇合注入蒲昌，返回炖煌，穿过积石山，劈开龙门，再次分流，最后遍布九州。各处得到的补益无非都是水，但不能舍弃源头而自称为河。河流之所以能成为大河，是河流自己逐渐壮大起来的。从前《閟宫》诗写鲁侯祭享后稷，盛大到了龙旗承奉祭祀；但所称述的后稷功劳，不过是种黍、稷、早熟晚熟的谷物、豆类和麦子，不过是日常农事罢了。可是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和忠厚的累积，它的支流便足以灌溉鲁国的山川土地，经过数百年而不衰减。它的源头本来就很细小，为什么又能如此深远绵长呢？拿它来比拟两位老人，不正是一样吗？我不才，私下认为两位老人的祠堂既然建成，太虚公应当在秋季带着子弟来举行烝祭。我不能仿效楚人的歌词迎送神灵，便私下取《閟宫》末章来歌唱：“松木椽子高高翘起，正寝广大宏伟，新庙光彩焕发。”用来赞美祠堂。又歌唱其中第四章：“牺牛尊排列整齐，毛色洁白，牲肉丰盛，笾豆和大房陈列完备。”用来赞美祭祀的礼仪。然后又歌唱：“孝顺的子孙有福，使你兴盛昌隆，使你长寿安康。”这是赞美太虚公不把德行据为己有、不忘先人、教化百姓敦厚，因此享有祭祀并得到福祉。最后又歌唱《生民》末章：“大概没有罪过和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告诫太虚公的子孙以及主持灌祭的人。至于把它比作河流并使它的源头壮大的人，是太岳公；天下人都知道这一点，不必等待我的说明了。

译《郧阳藏书记》郧阳古代只是一个聚落，勉强把它命名为县；到了成化年间，又勉强提升为郡；又勉强让一位都御史驻守在那里。我生来有像士安那样的嗜书癖，一天也不能放下书本。前年冬天，我由太仆卿出任镇守郧阳，也颇有带着书籍可以阅读的时候；偶尔想要校订文字，便走遍一郡数县，询问其他版本，却没有听说有别本，甚至连书名也不能举出。郧阳的诸生，除了几种经学书籍外，偶尔和他们谈到诸子、史书及百家之学，他们就非常惊讶，以为我是在欺骗他们。我私下认为，现在在郧阳做官的人，虽然不像寄居的官员和贬谪的客人那样有许多闲暇，但赋税和诉讼稍微简省，从墨刑、艾刑以上的劳役之外，往往足以利用“三余”读书，却没有能够研究仕途优游之道的书。郧阳的诸生难道没有卓异过目成诵的人吗？可是他们终究白了头，仍然像面对墙壁一样无所见闻。如今天下号称文字相同，而郧阳因为偏僻鄙陋，距离嵩山、洛阳这些藏书之国不到千里，却邻近形容如鹄、语言如鸟的民众，实在何其不幸！我既已怜悯他们，后来恰逢南北使者往来，便拿出赎罪金的余款，交给郡中，让人北上燕地，南下建业，又南下吴郡，购买所谓《七略》遗存的书籍，得到《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从衰周直到盛明时期的各种文章，共计三千余卷，关于典章故实的详备书籍也在其中。在书籍的首尾盖印作记，然后把它们归还郡中，使人收藏并加锁。凡在这里做官游历的人，以及郡中荐绅先生、博士弟子，想要考察诵读的，可以到这里翻阅，或者请求借阅诵读；读完后仍放回原处，只希望对人有所益处而没有损害罢了。考察这座城中的流寓人物，只有唐代濮恭王、泰恭王曾撰写地方志和地理书，他们所储藏的典籍超过秘阁；但二王死后把住宅施舍为寺院，遗留下来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难道是在流离播迁之际，有些东西不容易自行带走吗？我有幸处在尊崇文教的时代，力量稍能为郡中取得书籍，于是才有了这些书，希望开启后日文献百中之一的端绪，或许可以称为文物彬彬吧。至于夸大此事，把它比作宛委山、二酉山的藏书，我是不敢的。因此把这些话刻在石上，告诉后来继承我的志愿者。

译《储庆堂记》这是御史中丞、洛阳人温公的堂屋。堂屋为什么命名为“储庆”？《易经》不是说过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积累；如果时间不长久，怎么能够积累呢？温公自称说：“我的先父通晓经学，长期困顿于公车考试，后来才成为进士；又过了很久才授任行人；任行人很久后才升任户部郎，最终没有能够接受玺书的赏赐便去世了。又过了很久，我不才遵奉先父的教诲，考中进士，授任行人，都有幸跟随先父的后尘；后来任御史，任满考核，朝廷按照我的官位追赠先父，这才接受了玺书的赏赐。诏辞大略说：‘你实在是在积储余庆，以开启贤哲的后代。’大概从这时开始才有俸禄和耕作的余财，于是就在先父的旧居基础上稍加扩建。我两次承受皇上的宠爱，先以中丞的节制巡视赵、魏，不久又巡视关中，于是先父也终于得到中丞的追赠；我有两个儿子，名叫源、淳。长子考中了乡试，次子也进入学宫领取廪米，大概可以说余庆已有征兆了。我今日能够有这一切，哪一样不是上天和君主的恩赐呢？然而哪一样又不是先父积储下来的呢？先父的官位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名声没有充分彰显他的实际，施行善事而不急于求报，善行没有接近世俗所能听闻的范围；他广泛求学却很少泄露学问的秘密，广泛修养品行却很少求取名声。这就是所谓积储余庆。先父能够积储它，却不能亲自使它显名，君主又怎么会知道呢？” 君主所说的话，就是上天的话。上天在冥冥之中降下福庆，不自己显现，而借君主来显现，这是本来如此的。至于上天不亲自说话，而君主又代替它在十年以前发言，十年以后得到应验，那么这当然不只是先父不谷一人的事情。不谷哪里敢忘记呢？况且这是在于公的门庭、在高王公的堂上发生的；槐堂就是他为后代积储、获得福庆的地方，仿佛已经拿着左券一样。然而这仍然是自己做、自己说，哪里比得上君主代替先父发言呢？所以不谷把“颜”字举在堂上，希望它能使我和子孙后代一日进食、一举足之间，都不敢忘记君主和上天的恩赐，也不敢忘记先父所作的积储。您认为怎么样？我惭愧自己不够聪敏。于是说：温公所命名的这座堂，有三种美善。一定称说上天的福庆，是仁厚之人的本心；一定称说君主的话，是纯臣的准则；一定称说先父的积储，是孝子的追念。况且温公是洛阳人，我没有听说周人的先祖自姜嫄生后稷、从事农耕，直到公刘，积聚粮食、建造仓廪，到古公时才来到这里建立居所；他们积累善德，像一铢一寸那样不断增加而不厌倦，所获得的报应，经历数千百年也没有差错。世人只知道古公有堂屋居室，却不知道他的先祖为此积储已久。虽然如此，老子说过：“守持这种道的人不想使它盈满；正因为不盈满，所以能够遮蔽而不另创新成。” 所谓“遮蔽”，就是使光芒隐藏；所谓“不另创新成”，就是不求建立新的功名。遮蔽而不创新成，难道这就是积储的方法吗？然而每天减损，反而每天增加。所以说：“圣人整天行走，也不离开辎重；大概何曾有片刻忘记积储呢？”您先父，讳新公，名汝璋。我不能详细知道他的其他事迹。您考察我吴地的情况，能够主持风纪，为百姓除去蟊贼，他给吴地百姓带来的功德很大，这才是真正能够继承先父积储的人。因此我依据《周易》命名此堂的缘由，并以老子的告诫作为结尾。《翰林院侍读学士鸿山华公寿藏记》。华氏从春秋时代起世代辅佐宋国，是著名的姓族；后来有个晋代的孝子，名宝，在江南无锡安家，使华氏成为著姓又延续了一千多年，华氏族人多到仿佛可以用手指尽数，几乎有二十万人。明代的姓氏中，没有比华氏更显著的；他们的官员遍布天下，带着礼物来问候的也很多，但其中唯有学士公最显贵、最贤能。学士公名察，字子潜；父亲是封郎中公谨，母亲是邹宜人。郎中公采纳计然氏的言论起家，积累财富达千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就是学士公。郎中公本来凭借纤微之资起家，内心却仰慕儒术，又很有才华，于是让公广泛拜受各位名师的教诲，经费从不吝惜。公生来聪慧秀异、幼年便显出卓越资质，十二岁就擅长写文章，成为县里的生员，不久补为太学生。先帝元年，参加应天乡试考中；第二年参加会试没有考中，回去后学问更加深邃，于是再次考中进士高等，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吴中各位庶吉士陆君粲、屠君应埈、袁君袠，都是卓越奇异的才子；公出而与他们较量，常常互有高下，声名很快隆盛起来。但公自己忌讳、不愿凭文章技艺求进，闲暇时便和陆君谈论时事，援引经义，慷慨地互相责勉，有古代烈士的风范。过了很久，学业成就，本应授官史局，却因得罪新贵，出任户部主事，督理淮安税务，把其中的污垢几乎清理殆尽，任期将满时借病辞归。过了一年，病已经痊愈，入朝任兵部武库主事，升为职方员外郎，不久又任车驾郎中，提出裁减邮传和供给费用，每年节省以万计。当时公的文章日益高妙，行为操守也经过磨炼，屡屡因交游而获得声誉。适逢皇上开设文华殿讲席，延请诸儒辩论经义，广有裨益；选得公等十一人，任公为翰林修撰，仍保留郎中的旧秩。公极力辞去原秩，皇上答允。过了很久，校录历代皇帝《宝训》《实录》完成，升任侍读，加正五品服色，赐给金帛。当时各郡国多次上报祥瑞，有些儒臣想让公撰写颂文并上奏，公忧惧地说：“《春秋》只是记载异常之事罢了；况且皇上任用我，难道是为了什么，而竟要以这种事终结仕途吗？”皇子出生，公奉诏书到代藩传谕，没有一点私情地返回，又参加会试阅卷。第二年又册立皇太子，奉诏到朝鲜赐一品服，公举止从容、善于行礼，朝鲜上下早已注目于他；他们赠送的珍货价值数万，公却看也不看，说：“如果不能用这些东西来炫耀我的行囊，却能使陆贾那样的人更加心悦诚服，我反而更高兴。”公等人送公到鸭绿江，设祖帐拜别。后来设置东宫官属，公本应升任司经局洗马；此前皇上想援用旧典，超擢一人为内阁大臣，宰相李公把公的名字上报，同僚多害怕公而编造流言，给事中、御史又弹劾东宫官员，因而牵连到公；御史垣的言辞尤其严厉，甚至说公酗酒、宣淫、残害百姓、贪污受贿，但皇上故意不明说，内心却很看重公。

译过了几天，皇上召见宰相夏公、顾公，说：“李某曾经推荐某人辅佐朕，难道他就不应当辅佐东宫吗？况且如果连酒杯都不入口，又怎么会酗酒？”又过了几天，皇上终于借着那些难以明说的缘故，停止任命公为洗马，以此作罢。公于是请求回乡省亲，后来借口有病，回家修治住宅，在旁边修建园池，种花植竹，徜徉其中，不再过问世事。当时郎中公还健在，公百般扶持侍奉，使他得到快乐，但郎中公反而不高兴，对公说：“难道要靠变卖家产来养我吗？”公不得已，勉强起身补任旧官，不久主持应天乡试。公到这时共两次主持考试，所取的士子也两次夺得天下魁首，其中有许多后来显贵并掌权的人；他所撰写的程式文流传全国，博士弟子直到今天仍把它作为标准。不久升为侍读学士，视察南京翰林院。公考虑郎中公年老，几乎获得调任南京以便奉养父亲的机会；这时宰相严嵩正受宠显贵，他所任用的儿子严世蕃凶狠贪婪，便让门客华延寿对公说：“严老先生敬意相告，您不要坚持去南京；即使任少宗伯，我也有能力替您得到。”延寿是公的族人。公坚决谢绝，因此更加想去南京；但乡人、曾任郡守的曹生修，因郎中公被牵连进考试案件中的言语，给事中、御史又有所指摘。听说皇上下诏把公外放，公主持考试时确实最能取用人才，正如先前所说；他一点也不为自己辩解，只因郎中公年老，请求保留原官而退休。公叹息说：“古语说，天亮时就要警戒自己不要懈怠；我如今才知道该怎样处置了。”过了不久，一天夜里有近百名手持斧头的人砍门闯入，声音十分凶厉。公想到自己可以逃脱，却又担心连累两位尊长，便远远喊道：“你们想要多少才满足？千万不要惊吓我的父亲！”说着把钥匙扔给他们，任他们搜取所要之物，盗贼欢呼着离去。公从容地劝郎中公说：“父亲积聚财物本来是要留给儿子的，却因此招来盗贼，差点使儿子送命。假如儿子吝惜不给，盗贼恼怒，同样会使儿子送命；况且儿子活着，哪里需要忧虑财物呢？”郎中公渐渐释怀，过了很久，与邹宜人相继年老去世。公悲痛得形销骨立，只能勉强支撑着守丧，守庐四年，断绝荤食和饮酒，对妻妾生活也始终如一。服丧期满后，人们劝他出仕，他皱眉说：“我不能靠俸禄终养双亲，活着又还有什么希望呢？”对京城官场一概不通问，说：“从前骠骑将军不过是走在我门里的脚步罢了，而我懒得连脚也抬不起，如今却要我奔波数千里去求他吗？多么荒谬！”他又说：“我的志向很大，可道路却一天比一天偏斜；我已经老了，与其勉强去为天下立德，宁可为自己立德。” 在县里，公的哥哥光禄君年老多病将死，公替他提携各个孤儿，使他们能够成家立业。有人因贫穷而苦于服役，公替他们缴纳百金，又先给他们田地，每年可收粟麦数百石。那些贫穷到不能自行解决衣食、婚嫁、丧葬的人，也按差等领取公的钱财，不计其数。华氏从此没有孤儿无人照料。郎中公过去喜欢贬卖产业，肥沃田地多达万亩；公逐渐捐出多余的部分来救济贫民，而田地的收益用来供养自己。五服之外的人，需要车桥的、患病需要医治的、死后没有棺材的，都可以从公那里得到帮助。县里过去苦于隐匿的税田：田地收入落入豪贵之家，税却留给卖田的人；估计无力缴税，大家便相继逃亡，长期负担赋税的人因此更加困苦。公劝说县令搜查清理，减去虚报的税粮六十多石，查出隐匿田地十六万亩。其他逃亡者得以返回，长期负担赋税的人也渐渐苏醒。县里原本没有城墙，倭寇一旦发动进攻，县令因困难而迟迟不能筑城。公捐出五百金作为筑城费用，说：“城墙建成，难道只是为了保护县令吗？”众人这才奋力替县令筑城。倭寇终于到来，没有攻下城池；宠臣文华来统帅江南时，曾在官署与公饮酒，便对公说：“您难道不知道，能使故人显贵的究竟是谁吗？”公假装不懂，退下后笑道：“假如我想使贵人显贵，哪里还用等你呢？” 文华最终因被裁汰而败落；都御史大立以及御史儒守、宗防、司理仕濓，前后都自称是公的门生，见到公便说：“请诸位念在我替你们治理吴地百姓的情分上，万幸不要屡屡来打扰乡野人的居所。”乡里有家藏千金、宝物和尊贵器物，价值也有数百金的人，请求公替他们安置闲职，公看也不看，斥责他们离去。公作为座主，不愿把恩德据为己有；他家中供奉五位座主，春秋祭祀时牲醴不断，说：“取士的人占有公名，受取于人的人占有厚遇，不也是可以的吗？”公不广泛交游，但凡他厚待过的人，即使直到去世以及他们的子孙，公仍像当日一样替他们经营安排。不是他认可的人，天天盼望也得不到公一丝笑容；他厚待的人即使相隔千里，问候馈赠也从不停止。因此天下人并没有都把公归入善于交际的名士之列，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贤能。公的身材中等，面色白皙，眉疏目秀，仪态宽舒纯厚，温和而有大雅君子的风度。年轻时苦于羸弱，中年时防钱宜人去世，公便独自生活，起居饮食从早到晚都按时节度，丝毫不差。到六十岁渐渐充实，七十岁时更加健壮。牙齿可以用来咬磨，视力听力也没有稍微衰退，头发花白中还有重新变黑的。华氏大宗的墓地有七处，公逐一修葺，四时祭祀一定亲自前往；每次祭祀都备办肥壮洁净的牲畜和醴酒，而平日饮食不过三豆，宴请宾客时加倍，也不认为是特别丰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他的俭朴大概是天性如此。公作诗本来多是应制和赠送之作，以宏丽典雅著称；自从归乡后，完全不再沿袭旧有的风格，专力删去华丽色彩，加以陶冶洗练，使天然的骨力自行显露出来。诗风萧瑟淡泊、简洁深远、冲和融洽而悠长隽永，大致在彭泽、襄阳之间。世上流传的《巗居稿》就是这样。有三个成年的儿子，都文雅有才，继承家学；小儿子最聪颖，名为叔阳。弱冠便考中进士，如今任工部主事。公主持南畿乡试时，不才世贞曾蒙公举荐。前面所说的都御史大立，是翁君孺；参布政使陈鎏的儿子兼其人。文章家流传称颂公，把他比作古代的大名公和长者；公有时却不自得，说：“赞誉太大，不是我所能担当的。”但他认为我这个小子性情直率，不会迎合自己所喜爱的人，幸而我生来还算有志向。我曾读《巗居稿》，私下以为公已经超脱尘世，不屑于琐细事务。等到有机会私下了解公的事迹，才发现他竟然如此敦厚笃实、周到真切，精通人情事理。突然接触到公的言语，没有一句不是诚恳而切中事情的。慢慢叩问他，便会援引经术辨析古今，浩瀚无边。再细微地观察，直到日常行动举止，也没有一处不称职。君子从公治理政事的才能来看，只能得到十之一二；从他治理家庭、乡里的政绩来看，才可以得到十之四五。但公真正存心所在，本来不在这些方面。公不做当时儒生那样专意于俎豆礼仪，而内外操行完备，举止行动都合乎规矩。他不信佛，却能慈爱万物；心境空明，却不依老氏也能得到清静的要诀。他重视节省精神、保养年寿，差不多是贤能而通达的人了。公今年七十三岁，寿藏在县里的萧塘，墓旁种有梓树；过了二十年，不才我才记下它的大概。把文字刻在石上，却空缺墓铭，等待后来的长者来完成。

译《昭勇将军镇海卫指挥使杨公暨配汪淑人合葬墓记》。王子说：“合葬，是礼制。古代就有这种做法，从孔氏开始。孔氏葬在防地时，封土高四尺，说：‘不能不使人知道。’封土从孔氏开始。下葬时以衣冠合葬，古代也有这种做法；记载这种事情，则从杨氏开始。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要详述生平。为什么要详述生平？因为要详述合葬的缘由。为什么不作墓铭？担心没有事实可以凭证。”杨氏，就是当今都督公杨尚英。公卸任都督后，回乡来拜访我，神情感慨，恭敬地离席说：“不谷将要为先大王父修治坟墓，私下想请您写文。”此前，王父去世时，正赶上先君子年幼、先王母尚在，家境又窘迫。大概王父去世四十年后，王母才得以跟随他合葬。那时先君子已经能够做官，墓穴也大致准备好了。又过了十多年，先君子去世；不谷依赖皇上的恩典，备任环列之职，直到任节度帅、大司马，又按功劳名籍上报，王父母都得以晋升为三品并获得爵号，将要按大夫之礼祭祀了。但他们的墓却仍然颓败低下，松树、楸树的形貌也没有改变。这是我的罪过。这确实是我的罪过！谨在甲子年冬季初旬，将王父的衣冠葬在墓穴左边，并加高封土，在墓石上题写：‘这是昭勇将军镇海卫指挥使杨公暨淑人汪氏的墓藏。’ 公又说：“唉，令人悲伤啊，贫穷！先王父不能及时下葬，大概是因为遭逢火灾。不谷没能侍奉王父，但还来得及侍奉王母；她常常对孙辈们讲，王父做千户时，实际上只相当于管理一户人家。一生到死，只有一件青布袍，没有第二件。他出门也没有骑马，只带着一个步行的小仆人，佩着印囊跟随自己。然而卫所官吏和士卒相互告诫，指着他说：‘看这个瘦弱的官人，廉洁，不要轻易侵犯他。’孙辈中有人穿着有品秩的服饰，王母总是惊哭说：‘我侍奉你祖父二十多年，却从没见过这种服饰，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不谷也没有一次不叹息着跟着哭。王子也说：‘令人悲伤啊，贫穷！’虽然如此，却可以由此看出公的王父。如今我乡里的恶少年，一看到印绶就把印绶当作自己的家产；否则就骑着骏马，穿着鲜丽服饰，带着盛大的骑从，在城郭中奔驰。何况只是穿布衣、步行跟随一个小仆人，何况还是公的王父杨公呢？《诗经》说：‘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把它放在河岸边啊。那些君子啊，不白白吃饭啊。’公的王父具有这种品德。又说：‘惠及宗公，神灵没有怨恨，神灵没有忧痛。’杨公也具有这种品德。记事五首。”},{ 记述吴大夫的事迹 我过去担任尚书郎时，曾同同舍郎、孝丰人吴维岳交游；后来又接着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察治理山东，彼此游宴欢乐甚多。于是我读到他先父苕源公的行状，其中说：“不要因为与我这个不肖之人的交往，而使先父承受超过事实的赞誉。”大概我所接受的关于吴大夫的各种事迹，在行状和文章中明确合乎法度的，数也数不尽；只是其中写到他任御史时，只称作御史，写到他离任时，只称作辅相之中，却没有称说方少保。可是方少保为人沾沾自喜而喜好声誉，身居官位时尽力自为，任用的人多而进用贤能的人少，却又胜过前后几位公卿。霍尚书世代以来本来就是人们认为贤能的人，然而为什么竟与家奴刁氏一同逞其狡黠，把持守令，侵夺东南百姓的田亩呢？史传中所记载的，又有什么可以验证呢？吴大夫并不因为二公一向尊贵贤能，便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防护，从而不失为吴大夫。二公即使不因吴大夫以法绳治他们而宽免他，也还可以；为什么却急急忙忙借汪中丞之手去做这件事呢？替吴大夫防备的人，正是替二公防备的人，可惜啊！古语说：当时没有赭石来浇染黄土；假如吴大夫如今还在执掌御史，不知他头戴柱后惠文冠，冠角高高翘起、奋然挺立，会是什么样子？然而按今天的情势，用来报复御史的办法，御史只剩下死路一条了，也就不能再称作吴大夫了。吴大夫将要请求告老还乡时，尚书省中早晚都在注拟，准备授予他独坐之职；使者阻止了这件事，回来报告。大夫发怒说：“做官的又不只有车生一人，我难道会因为一个独坐的职位，就改变我这个大夫吗？” 他赶快上奏请求获准，直接拜访御史台，辞谢后离去。御史台的使者和他的同僚都不知道这件事；不要说御史台和同僚，就连他们的奴仆也不知道。唉，这件事哪里能同世上那些软弱怯懦、拘谨琐屑，却骑着烈马、在车毂上炙手取势的人谈论呢？我的朋友翁长君说：“扩大土地、肥养朝廷权贵，使他们成为豪强狡猾之民，而百姓又交相助成其恶行；御史台和按察使、守相便查办这些豪强所犯的罪过，而御史台和按察使、守相却假装瞎了，不敢追究他们所犯的罪；于是御史台和按察使、守相所对付的豪强，反而欣然把奇珍异货看作可以囤积牟利的东西。”自吴御史以后，有郭御史逐渐违逆这种积习，学习汉代的三尺法了。吴御史按察方某，霍御史、郭御史按察湛尚书；我只遗憾没有结识郭御史，后来他终于因被指控为御史而残酷侵害百姓，被免了职。记述应生的事迹 仲芳既已在朝堂受杖刑，便由四名期门卫士用鸱夷袋裹着送来，鲜血不断流下。官吏士卒看了都震慑，没有人敢问他是谁。稍微熟悉仲芳的人，有的掩鼻自行躲开，有的竟故意把他送进狱中。尚书认为仲芳昏乱迷妄、行为无道，应当处死；尚书却因罪被判轻赎。曹郎因没有奉行命令而获罪，被贬谪。狱吏中有一两人借大臣的旨意辱骂说：“嘿，你不治罪，职方氏就要替你到阴间的鬼室中治罪了。”仲芳住的狱舍非常低矮，又逢久雨，青蛙蚊虫和他分占枕席而卧。过了很久，应生才负责巡视监狱，从血肉模糊中辨认出仲芳，另建房屋，为他请医用药，慰问照料接连不断。起初仲芳的杖伤很重，左脚短了三寸，走路一瘸一拐，脚底空虚。病中出大汗，稍微好转后，已经能够换到干燥的房间，于是痊愈。王侍郎是个吉祥之人，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他与大臣有牵连，听到此事后恼怒地说：“为什么要利用我，反而连累我呢？”他辱骂元宰，像辱骂仇敌一样；既然不能立即让他在地下受苦，为什么还要让他在人间受苦，却又和他同席呢？风尚书请求查明他的主使，尚书心里知道是应生，却感到为难。有人说应生将要退让谢罪，但应生没有这样做，反而慨然说：“难道那个人会因为我不是人而更加受益吗？我早晚等候仲芳，仍然如此。”过了一年，刑期届满，应当请求复核。应生跑到尚书那里，反复说公若极力争辩，或许可以获救，不要让天下人有理由说廷尉曲解法律、反复改变判决。尚书仔细思量，认为皇上亲自掌握刑法尺度，一旦争辩失败，反而会说我催促他死亡，于是谢绝应生，只让他等待。应生退下后想亲自起草救援奏章，最终也考虑到这件事而作罢。他后来告诉我：上天大概快要降下灾祸了；如果不是偏私仲芳，他的左脚最终不会变短，而大臣害怕动摇众人，便编造说：“我不敢以自身行为增加皇上的过错，不必担忧；然而流言已经传到皇上那里了。”后来上奏判仲芳死刑，仲芳将要死时，嘱咐家人把我留下的血藏三年，届时血会变成碧色；即使到了地下，也一定有办法报答应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记两位馆人的事。我镇守北部时，听南来的人说任兵宪环身边馆人的奇事，对此感到惊异。兵宪当初任吴地丞时，倭寇突然侵扰官署，便发檄文命丞率乡兵五百人去迎击。士兵本来是市井人家的子弟，仓促应募，不熟悉战斗，遇敌便像鸟群一样四散逃走。丞正独自带着亲信抵抗射击贼兵，贼中勇敢的人奋力持长刀越沟来攻。馆人抱住丞，把他扶上马；丞刚上马，贼兵已经持刀追到身后。馆人于是径直上前徒手搏斗贼兵，连续中了数枪，手却没有松开，最终战死。丞因此趁机逃脱。我出使三辅时，遇到户部韩叔阳，他也称赞自己的馆人。起初韩叔阳以金华令入朝觐见，经过淮阴时改乘陆车，车轮隆隆地在冰上行驶。后来冰层变薄，车子破冰，韩叔阳和馆人一起落水。馆人急忙抓住韩叔阳的衣襟不放；旁边有人放下绳钩来救，绳索将要接近时，馆人大喊：“左边披散头发的在游水！”救援者于是移动绳钩，让韩叔阳先起来；辗转之间，最终失去了馆人，没能救到他。我听说这件事后悲伤不已，询问两人的姓名，却都没有问到，因而引为遗憾。唉！士人平日诵读诗书，扬眉瞪目、挺鼻高颊，拍掌称赞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何止千百？一旦事情发生，却抱头逃窜，接连不断。受到恩惠时便许诺为别人死，事情过去后却加倍回报，这并不是当初的许诺荒谬，而是因为人在生死关头感情深厚。那两位馆人，不过是卑微之人罢了，哪里有平日师友讲论义理的积累？他们的死，难道又真是为了借此成名吗？只是在仓促颠沛之际，实现了自己内心不能不如此的那一念罢了。实现了自己不能不做的事情，最终又确实有所救助，那么就不算白白送死了。记我与于鳞谈论诗歌的事。己未年正月，我因到御史台拜访而来到济上。于鳞杀了一头小猪，等我从田间回来，又捉了螃蟹，大家一起佐酒，痛快地畅谈了很久，喝完了一瓿酒。五十六只蟹也几乎吃完了。于鳞斜眼看着我说：“我出身山东农家，唯独喜爱写文章，只恨不能和古代作者一较高下。如今幸而能和您互相比较，等我们在中原并驾齐驱时，一扫万古文坛，这难道只是为了人世间吗？为什么不再评论我们各自达到的境界，却要让百年以后那些只会拿着软笔、妄加褒贬的人来评论我们的文章呢？”我连声答应。于鳞于是说：“王君，您此行将要离开我所在的济上了，何必自苦于那些琐碎拘谨的事情呢？不让我们两人各自树立旗帜的人，几乎没有。请让我替世人把这件事说清楚。我在骚赋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创作，但将来一定不会让您占先。您本来是卢柟一类的人。我拟作古乐府，稍有不合之处，您有时能够加以分离；分离之后又能重新组合，实在胜不过您。我的五言古诗不能写得很多，您写得多却未必胜过我。歌行方面，我们难道有差距吗？我把您看作以句取胜，把自己看作以篇取胜。各种近体诗没有不能和您抗衡的；如果说绝句不如我，或许可以，但妄称我的七言律诗超过您一等，就错了。您没有神奇幽深的境界，我没有平凡浅近的境界罢了。”当时我心中佩服他已经很久了。过了一会儿，我向于鳞道谢说：“我对于您，即使稍有进步，也不过如雁行并列罢了。哪里敢拿秦、齐之赋来和盟主相比？我写歌行，推敲句子、衡量字词，远不如子远您。虽然如此，您有所凭借，而我无所凭借；这大概就是我们能够相等的原因吧？您是月下的雪，我是风中流动的水。即使您再写千篇而没有尽头，而我的变化再增加十年，我也不能永远占有您的境界。”于鳞说：“好。请再说说文章：您是用心构思、取材古雅的人，技艺已经达到极致。我在取材方面有所错失，是因为世上没有通晓古文的人，所以没有获得称誉。您也不要称誉我。不过世人对您的怀疑比对我的怀疑更深；即使经过百千万年，他们对您的怀疑也会比对我的怀疑更深。虽然如此，说您的文章胜过我的，难道只是您一个人吗？还有我的内心。”于鳞非常高兴，说：“真是这样吗？我们两人虽然穷困，却足以彼此取乐了。”于是轮流起身祝寿，直到天亮才停止。过了十天，于鳞来信说，痛快极了。这一夜真可以流传千古，难道只是爽鸠之乐吗？又过了一天，于鳞趁着酒意蹲坐着对我说：“天地是偶数相配的，万物没有孤独的美，人也是如此。孔氏的时代，难道不是还有左丘明吗？”我瞪眼直视他，没有回答。李氏连忙说：“我失言了，我失言了。刚才说的只是老子罢了，他就是这样任性放诞。” 记龚可学的事。嘉定龚君汝脩二十多岁便考中进士，所有考中进士的人无不沾沾自喜，唯独龚君面带忧色。王子多次注视他，一天便请他到僻静处说：“如果不是您让我看出自己的不足，本来确实有话要请教。”说完拿出一篇文字给我看，说：“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原来汝脩的父亲名叫可学，曾是生员，才华卓异，颇有声名；从他的曾祖父司空公起，司空公过去显贵，但为人温和厚道，是位长者；他有个儿子探源公，也是一位长者；到了祖父南山公，更加致力于做长者，做长者的程度日益深厚，而家业却日益衰落。南山公无计可施，便把家业全都交给可学，说：“希望你不要断绝我司空公留下的事业，不要让它成为别人嘴里的资粮。”可学既自负有才，又认为自己应当遵循南山公的嘱托，于是日夜约束家奴，经营生计；追查逃亡的家奴到了哪里，把他们捆回来，说：“为什么辜负你的主人？否则地下相见。”田地被人侵占到别家，也重新追查夺回，故意说：“这本来就不是你应得的。”与可学作对的人假装和他交好，可学多次在别人面前称赞他们，把他们当作有才的子弟，连可学自己也信以为真。然而他的妻子刘氏因过度劳累得病去世，接着南山公也患蛊病死了。可学当时正在修治祖坟，广泛种植树木，说：“怎么能夷平我司空公的墓地，使它和小人一样，任狐狸兔子出没呢？”于是夜里有暴徒毁坏墓旁的丙舍，闯入后群殴可学，将他打死，又把他投入火中，立即烧成灰烬。可学有个干亲某人，住在县城，听说此事时，汝脩才五岁，便谋划说：“这是仇家的行为，一定要斩断我家的后代。”于是背起汝脩，一昼夜奔走一百二十里，把他送到外家张氏那里。张氏本来崇尚义气，不会轻易违背承诺，便藏起汝脩，谨慎地侍奉他。可学的朋友殷都等人把事情报告官府，查出暴徒的住处，将他们全部逮捕杀死。大概过了二十多年，汝脩学业有成，这才又恢复龚姓。唉！“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这句话果真可信吗？那么可学又有什么可述说的呢？然而伟元的孝行，却死于盗贼之手；王筠的文章才华，也死于盗贼之手。难道这两件事的意义，竟然以死亡为合宜吗？那些突然闯来、纵火焚烧、使人像被抛弃一样死去的人，也不过是偶然遭遇罢了。只是想到从司空公以下三代都是长者，却竟然因为可学而死去，以此作为报应，为什么呢？三代都做长者，却因可学而死；可学死后，汝脩最终考中进士，成为闻名之人。天道本来就是要经过很久才会作出裁定。汝脩一定要得到我的话来使可学不朽；但我的话又哪里足以使可学不朽呢？” 汝脩只需努力自勉罢了。

译《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弇州四部稿》卷七十八。明，王世贞撰。文部。纪行二首。《适晋纪行》。隆庆己巳年冬天，我调任山西按察使。第二年二月，请求放归田里，皇上不准。到了六月，任期已经超过，恰逢老母的病完全好了，我才决定从任所出发。十九日五更，趁着月色从西关出发，同乡诸公以及兵参汤公、守冯公、卫使马君都来饯行。徐丈敦复另外设席为我饯别，大家醉后仰卧休息。堂弟世望在船中，中午抵达昆山，进城辞别王令，出西关。王令前来回拜，不久徐丈从龙驾船来迎，以张丈宪臣、葛丈纶、顾丈章为祖饯，志族孙鸿胪定鼎也在座，痛饮到真义亭才分别。二十日早晨抵达阊门，进入府中拜访同年方伯凌君云翼；当时凌君刚因病调任归乡，我向他询问北方的事情，知道得很详细。乘着成子猷的船，进城辞别郡守李公，又去告别史氏老姑；当时正有兰溪戚丈，流着眼泪出来。未时离开阊门，天气很热，便到乡人黄生和定鼎那里接受饯行，寻找小船，徒步游虎丘。黄生在公石、千顷云处设小宴，在塔下略饮。堂孙进士周绍备船相随，二更时分别，醉卧在枫桥船舱中，月色已经洒满四周。二十一日已经抵达浒墅，户部李荐佳前来拜访，他过去是浙江所属州县的县令。傍晚抵达无锡，听说有两位士大夫因为不义之事前来邀求，我解开缆绳离开了那里。二十二日已经抵达常州，立即出发。二十三日半夜，离丹阳七里，水很浅，被群船堵塞。二十四日黎明才抵达，傍晚到达镇江；当时世望弟弟和几位戚友前来相送，依依不舍，不忍分别。我在水路上久经暑热，疲惫不堪，本应舍船登岸，却心里害怕陆路，于是打算把整理行装的时间停下来，游览金山、焦山。二十五日早晨，与胡守维新、滁守慷慨论辩，长谈后才告别。呼唤船只，迎着逆风破浪向东，船舷多次贴近水面，兴致起来便不能停止。中午抵达焦山，几位友人已经在那里，僧人准备了素食，我高兴地先吃了一餐。过了一会儿，拿出随身带的酒饮用，飞快传杯到几十杯也没有醉，大概我已经是第二次游这座山了。登上绝顶，拜谒焦先生祠，信步走入幽静僻远处，寻找《瘗鹤铭》并阅读它；山中的胜景全都游览到了，因此因天气炎热，完全不再前往其他地方。饮酒到傍晚，便大睡；过了四更，月亮出来，起身到山门叫酒，稍坐片刻。当时风势仍然猛烈，松涛怒起，声音铿锵长鸣、呼啸飕飗，如同怒涛吼叫；风又猛烈地吹来，冲击岩石而与之相应。即使不敢说有钧天广乐，也可以想象秦王献俘太庙时，浴铁三万、前后部鼓吹，大概就是这种声势。残月在松树顶端娇美地悬着，清澈明亮，时而又妩媚地照人。四面望去，连绵群山苍翠，时隐时现；忽然雷声震动，天色方才开启，回头看见群星，时时少了一颗，月亮也渐渐西沉。过了一会儿，东南方一线深红隐约升起，云气景物被它映照，全都变成五色。它所接受的光芒因远近而有浓淡，转瞬之间呈现万般姿态。深红色越来越高，变成黄金色，数千道光芒刺眼而来，所谓虹旌泽旗，纷纷拥护引导，恍惚间仿佛真的存在。太阳光彩灿烂，徐徐升起，大约有十多丈宽，颜色纯黄，摇动起来像熔炉中的金液。舍弟们都大为欢呼，说奇异极了，无数次举杯畅饮。辰时命人吃完饭，扬帆到达金山，顷刻之间便渡过江去。等候所带的酒还没到，便迈步登上江天阁，又登妙高台，向四面长啸，使人产生把宇宙看得狭小、凌驾于天际之外的意境。酒送到后，换到一座小阁中设席，痛饮甚欢。不久叫人把巨鼋抬出来食用，鼋的身体占满几席，颜色纯绿如玉，甚至可以照见人影。傍晚才又回到京口，在船上稍作休息。二十七日黎明，与各位朋友告别，离开京口，顺风扬帆抵达瓜洲。太阳刚刚升起，大体和昨天一样，但云气景物的光彩只有一半。于是登岸，中午抵达仪真县，遇到巡盐李御史，他曾在关外向人学习诗歌。在天宁寺遇到广东许佥事孚远，又听到一些朝廷政事，彼此泛舟长久叹息。仪真城大而居民少，遇到紧急情况不容易守卫。出西关时，已经久旱，稻禾全都枯槁，生机惨淡，我为此忧闷不已。抵达六合县时，街上的鼓声已经响起。六合城小而没有城墙，但街道市场颇为宽敞整齐，有一座不太高的长桥，桥两边的房屋也很壮丽。二十八日五更，天早而凉，在驿舍吃过午饭。太阳已经偏西时抵达滁州。太仆卿殷公迈前来拜访，我随后前去回访。谢寺前面对琅琊诸山，左右清渠遍植芙蓉花，宛然像西湖景观。停轿稍作休息，感慨追想欧阳永叔、王伯安留下的遗风。回来后拜访邵参议应麟，略作饮酒。邵公过去是越中同僚，因右参政改任河南左参政，也是新近的惯例。这天晚上风势大作，不太炎热。二十九日黎明出滁州，接下来全是山路。渡过清流关，山势很险峻难行。宋太祖曾在此处手持宝剑击中皇甫晖的头部；皇甫晖不凭险固守而轻率出战，自己逼近险地。这样一位久经战阵、勇猛雄杰的老将，只因眼中没有宋太祖，便遭此失败，这就是所谓送上首级。随后在大柳驿吃饭，未时在池河驿吃饭。池河街市整齐严肃，有一名都司驻扎，大概是军事要地。傍晚抵达红心驿，这天风势大作，没有烦人的暑气，山势开始稍稍下降，变成缓坡。三十日五更出发，没有风而天气凉爽。已经抵达濠梁驿，等候船夫很久，才渡过淮河；这里就是庄子、惠子观鱼的地方。我穿着厚重的衣服，在尘世俗吏之间奔走，虽然不是鱼，也应该知道我的快乐不如鱼。午后天气大热，申时抵达王庄驿，住在民家，暑气稍稍消退。初一日早晨出发，辰时在固镇驿吃饭。固镇有河流通往漕运水道，颇为雄伟富庶。当时南京尚宝孙公鑨因为进呈千秋表已经先到，与他交谈片刻后，他谦让地走在我前面。孙公是先朝所称道的直臣。午饭在大店驿，迫近黄昏时抵达宿州睢阳驿。初二日早晨出发，天阴而凉爽。午饭在百善道驿，再走二十里就是河南界。雨渐渐下起来，忽大忽小，把衣袖都打湿了。但因为久旱，我感到特别痛快。大概渡过淮河向北，地势较高，多种植禾、黍、豆、菽，收成很丰足，雨也时时降下，不像淮南那样土地龟裂。回头望东南天边，颇为阴暗，不知道我的家乡怎么样。傍晚抵达永城，县令左思明是耀州人。他修缮城郭，疏通沟渠，增修驿舍、桥梁道路，各项事务都办成了，百姓却没有感到劳苦，差不多就是有所作为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