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五十五

译序言说：文章的源流久远了。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的说法，解释它的人说：“所谓文章，就是顺着义理形成文采。” 这样看来，艰涩、曲折、隐晦、偏僻的文字，似乎应当受到淘汰而不予收录。然而孔子亲自删定《诗经》《尚书》，齐国、秦国那些高峻奇僻、峭拔严厉的篇章，以及《盘庚》那种曲折聱牙的文字，都保存下来而没有删去。到了《国风》分化而称为《离骚》，楚人借诗讽谏君主，往往努力采用缠绵迂回、隐晦曲折的言辞，使自己隐藏起来而少暴露意旨；因此，“辞达”的说法也不能完全适用。譬如天象，日月清明安宁是常态，雷电、霰雨、阴晦、风云搏击是变化；譬如山势，曲折平坦是常态，羊肠小道、鸟道以及陡峭拔起的山峰是变化。总之，变化本身也是常态。诗歌的变化发展到任华、马异，已经极端了；文章的变化发展到樊宗师，也已经极端了。他们都只知道变化，却不知道变化也是常态。喻公却独独不是这样：他的文字即使险峻，也一定不会使人跌倒；即使深奥，也一定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总是用来使人心悦诚服、使义理畅通，滋润而流畅。因此，认识喻公却没有完全了解他的人，会惊异于他的奇特；能够完全了解他的人，则会说喻公的实际内容完全无愧于“通达”。如果一定要以柔曼靡丽的风格要求喻公，恐怕就会觉得他不足；但柔曼靡丽，是江左的声调文辞，中原人所不屑取法的。唉，假如树立文章只是追求表面丰润，难道不如树立文章而重在筋骨吗？少极只管实行这一点，有刘子威、袁履善二人，可以前去向他们求证。《彭户部〈说剑余草〉序》彭润玉先生，从诸生身份贡入礼部，凭选拔任用的资格分派到宣城任教。他的儿子梦祖考中进士，任户部郎官，后来弃官归家，接受了父亲的封赠。因此故人有时称他为户部君，有时也称他为博士君。先生喜欢写古文辞，时间越久，晚年兴致越浓。万历戊子年，我在白下重新起复任官，先生特地从全椒渡江来访，请原全椒县令佘君作介绍来见我。他拿出近期所作的诗一卷、文一卷，名叫《说剑余草》，请我作序。我又从佘县令那里见到先生以前的十二卷文集，名为《无氊堂》，把两部合起来阅读，这才知道先生造诣深厚而且广博。他的诗都婉转曲折、工整精妙，能够抒发感情而又与才华相合，不损害诗格。至于七言律诗，尤其有如斫轮中鹄般精准巧妙的功力。像序、记、书、传一类文章，古朴的意味与蓬勃的生气相互辉映，可以上追西京、大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比；即使说不是近代轻易能够做到的，也不为过。我曾屈指计算明朝兴起直到现在，能写古文辞的人不下数百上千家，其中卓然成名于世的，也可以数十上百家。总的说来，他们都是朝廷与山林中的杰出人物；若要举出博士、广文中可以称道的，则不过临川聂大年、我郡黄应龙、戴章甫、陆象孙三四位君子而已。聂大年、陆象孙以诗歌见长，黄应龙、戴章甫以文章见长，但都仅仅勉强立足而达到这种成就。若凭借儿子有名位、优厚待遇、富有家产的人来衡量博士、广文的品格，像钟惺那样评论人物，也说不出一个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做博士、广文的人，势必长期困顿于诸生阶段。诸生所学，不过剽窃前代儒者的余绪，稍加拼凑组织而已；想把功夫分给古文辞，诸生的学业就会疏漏；用古文辞来间杂其中，学业又会混杂。再加上岁月磨损、消耗精力，刚得到一个官职，有了空闲才想呻吟着从事古代作者的事业，却不知道自己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因此，山林中的杰出人物，必定是没有做过诸生的人，或者虽做诸生却没有做到最后的人。至于有了儿子而被称作封君的人，他能实现志向也往往已经很晚了。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握着筹算、掌握牟利的门路，搜刮乡里来为子孙谋划，就一定会放纵自己享受鼎食美味、拥抱姬妾，呼卢饮酒、飞白取乐，尽情享受当年的快乐；即使这样还恐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在笔砚之间劳作呢？先生专心喜爱古文辞，开始时没有让诸生的学业夺去这种爱好，后来又没有让封君的享受夺去这种爱好。他的著述如此丰富而且日益更新，实在是应该的。古语说：“用心专一不分散，精神就能凝聚。” 果真如此吗？我近来偶然读到梦祖的诗，认为他又使先生的成就更上了一层。父子之间能够彼此知己到这种程度。先生的诗集，深不可测。书名叫《说剑余草》。庄周不过是一位隐士，他所写的《说剑》，却能使人挽起衣袖、想着奋发。陶潜的诗，是多么冲淡旷达啊！他吟咏荆轲的那一篇，对于剑术的疏略，慷慨激昂，寄托了深意。既然如此，那么先生的壮志，难道只是局促地寄托在一个文苑之中吗？

译大中丞顾公抚辽奏草序 御史中丞、通州顾【缺】卿担任户部郎时，就因为才干出众，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谋划平定邵武党斗乱民。不久升任广东参议，直到按察副使。他因随军征讨山防有功，却被忌妒他的人排挤回京。过了很久，才补任云南按察佥事，平息顺宁、大候二州土酋之间的构陷。诏令召回顾公任浙江参议，两年后又召回任按察副使，并督理霸州军务。浙江发生骄兵叛乱，抚臣铜梁张司马秘密捕杀了他们。司马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上奏请求留顾公在浙江作为自己的辅佐。十天之内，骄兵的首恶全部伏法。皇帝诏令给顾公加三品俸禄，仍以原官督理蓟州军务。霸州、蓟州都是天子东、南、北面的门户，顾公都因才干出众而被任用。顾公到任时，正有稻田使者在那里，他与稻田使者共同防守，兴修水利，招募农民耕种。奉行这项政务的官员有十多路，只有顾公所治理的地方已经显现出数倍的收益。辽东巡抚职位空缺，诏令推举贤能且熟悉边务的人，顾公于是越级升为右佥都御史前往。他上疏竭力推辞，说自己过去在藩司、臬司任职前后略有成效，都是借助他人成事；自己提出的谋划，又多未等到完成便调往浙江。这次浙江的任职，实在有愧于同事。有人因为小小的嫌隙而受到牵连，自己却独自得到越级升迁，心中很不安。我诚心希望以原来的官秩做县官，守卫蓟州边疆，并且能够彻底推行稻田之利。皇帝下了优厚的诏书却不准许，只把稻田事务交给接替顾公的人。顾公到任后，恰逢北兵大举入侵，便与征北前将军、太保、宁遂伯李公共同防守讨伐。顾公负责谋划，李公负责勇战，大败并重创敌众，斩首数以千计，掳获骆驼、马、牛、羊一万多头。顾公叙述胜利情形，委婉曲折，如同画出来一般，却竭力把功劳推给宁远，请求不要奖赏自己，说奖赏自己不足以激励战士。天子因此首先录用宁远，顾公与总督王公也都升迁。顾公由佥都御史升为副都御史，所受赏赐也按等级递减。顾公在辽东时，辽地遭遇大水，千里之地成了水乡。顾公请求开放海禁，商议免除防务相关的赋役，得到批准。顾公又同总督王公、大将军李公详细列举辽事艰难的原因，认为大势有四点：边疆绵长、敌寇众多、兵力不足、粮饷微薄；他绘制图表，附上说明，一同呈上，其中关于如何救济挽救边事的谋划十分详尽。天子看到顾公的奏疏，交给大司马、大司农商议，没有不是早晨上奏、晚上就获准的。顾公从此更加发扬舒展自己的各项建议和措施，大致都相继实行。自顾公在辽东以后，士兵吃饱，战马奔驰，辽东于是凭借重兵冠绝九边。议论的人只知道以战功推重宁远，却不知道使宁远振作士气、磨砺爪牙的人，实在是顾公的力量。我看近世善于谈论边事的人，在西北推重杨文襄公应宁，在东北推重翁襄敏公仁夫，在南方推重王文成公伯安。杨文襄详尽而不够深切，翁襄敏文雅而不够畅达，王文成兼有畅达和文采，却不够核实。若要说全面具体、汇集成篇的，就只有顾公了！顾公与我相交较晚，却最了解我。癸未年冬天，我同如今的相国太原公一起闭门谢客，有志于治理天下之外的边方事务。顾公劝我不要从事笔砚之事，劝太原公不要出仕应世。如今太原公已经拜为相，建立了辅政的功绩，而我也错误地出了一次仕，不仅不能听从顾公的教诲，反而又被笔砚之事牵累，还替顾公犯了浮艳文辞的禁戒。顾公在蓟州以前所兴办建立的事情，不能亲自向上陈达，往往寄托在公文移牒中。丁亥年以后，他借驿站上递封事的，又不知有多少。我所叙述的，只是顾公的一斑。顾公对于出仕救世和经营世务这两方面，似乎能够融会贯通。我将同太原公借此为自己解嘲，希望顾公不会认为我们写的是浮艳文辞。

译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序 自从太史公写作《史记》，又在书后另写世系传记，是想说明自己作史的意图，推究本族世系，尤其详细记载显达贤能的人。班氏的史书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此后像范晔、沈约之类，虽然有的文章详略不同，文辞有工拙之别，总的说来，都只是仿效太史公为父亲司马谈作传、班氏为父亲班彪作传的做法。这便是两部史书草创时所依据的体例。周朝衰微以后，《春秋》《战国》列名为世家；汉初，两姓诸侯王列名为表，其中本源始末和派系关系，都清楚可考。家谱由此开始。休宁的吴氏，原本是姬姓。他们的先祖从太伯开始，传了几十代，国家灭亡，便以国名为姓。自长沙忠武王以后，历代都有显达贤能的人，没有断绝。吴氏在徽郡有几万户，休宁独自占了一半。休宁南面叫凤山，是从唐代左台公开始的；西面叫龙江，则是从吴媪开始的。凤山这一支人口繁多，不能自行解决衣食。有个吴媪，嫁到婺地，才干出众，带着遗孤在那里居住。他们披荆斩棘、衣衫褴褛地开辟山林。西迁的吴氏于是有了家业。传了四代，选择饶地居住，转而成为茗山吴氏。茗山吴氏到此才开始有了宗族。明朝兴起时，茗山吴氏已经草创完成家谱。东山赵子常为它占卜，认为吴氏的后代必将兴盛。然而大约一百七十年过去了，仍然默默无闻。最后才有吴广文子玉。广文的父亲是隐君某，博学而擅长古文辞，感慨地有志于先世的事业，取出旧谱重新编修，整齐排列世次，几乎已经完成，却在三十九岁时去世。当时广文还在幼年，常常抱着遗书哭着说：“我如果不能拿起笔来完成先人的遗志，就像还没有到二十岁一样。”他读经史、艺文等篇章，总计数百千万字。他所撰写的著作，十年后名倾一邑，又十年名倾一郡，再十年名倾海内。学士大夫都说：“吴先生是当今的太史公、班氏。”广文惶恐自谦，哪里敢当，于是拿出隐君的遗书加以校订，说：“姑且借此来规范我自己，希望吴氏的德业不要坠落。”书稿完成后，题名为《家记》。之所以不称为谱，是因为它不只是家谱已有的内容，也是吴氏的史书。“称为记，是谦逊的说法。”这部记共二十卷，大体有十二项采用太史公、班氏的体例。它的序例文辞，则采用左丘明的语言。各篇为吴氏《家记》作序的人，都说：“吴先生是当今的太史公、班氏。”吴先生推辞这种称誉，把功德归给隐君，于是说：“隐君就是吴先生的司马谈和班彪。”弇州先生也说：“吴先生听说这件事，请我把这些话写在卷首。”序作者：少师、大冢宰、赠特进太傅蒲坂杨襄毅公录序。万历元年十月，少师、吏部尚书杨公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还乡，皇上没有批准，说：“这是先皇所任用来辅佐我的人。”准备统摄协调各种政务，诏书前后下了两次，杨公请求更加迫切，皇上才准许他乘驿传车回乡，赏赐宝钞、绢帛让他上路，并说：“卿当振作精神，好好服药，也许早晚会痊愈，好继续辅佐我。”第二年八月，杨公病情更加严重，在蒲坂故里住宅去世。皇帝得知后震惊悲悼，停止临朝，命有关部门援引旧例，赐祭九次，选择墓地安葬，特赠太傅，谥号襄毅。杨公下葬以后，过了很久，长子、今任少司马的俊民以大理少卿的身份遇到覃恩，得以追赠父亲特进。于是司马把杨公所得敕命二通、诰命十八通、敕谕【缺】十【缺】通、谕祭文九通，汇编成册。又把故太师徐文贞公撰写的神道碑、太保吕文懿公调阳所撰的墓表、前太师张居正所撰的志铭、太师张文毅公四维所撰的行状，以及各有关部门覆奏请求的奏疏，全部附在后面。这样一来，荣耀与哀悼的情谊就完备了。我们吴中督理兵务的李君把书刻印于郡中，并奉司马之意来请我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任尚书郎时，曾在朝班中远望杨公，风采如玉山耸立。后来考察他的事迹，便是韩愈所说的龙虎变化、不可测度，是杰出的人物。后来他又以通家子弟的身份命令我，我所感受到的却如春风晴日，没有什么不被照拂而明朗。那时南北各地争相侵扰，蚕食我国咽喉腹心之地，边疆防务和储备事务使官员智力俱困，难以支撑。天子正亲自执掌大权，每天雷霆般的威势在上方震响，而掌权的大臣暗中操纵皇帝的喜怒，把它作为施威施福的手段。在这个时候，朝廷内外的希望独自寄托在杨公一人身上。杨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才力来应对局势，四处出兵，向西、向东北、向东，统率数万疲惫士卒。士兵奋勇作战，原本低矮的城墙、浅薄的壕沟，忽然像变成了坚固的金城汤池，敌人都徘徊逃遁，不敢进犯。偶尔与敌交战，斩首、俘虏没有不达到数百上千的。杨公三次入朝主持中枢，北面筹划边防，东南统制倭寇，西南防御苗獠。明光殿的奏疏早晨呈上，晚上就得到准许，没有一件不符合皇上的心意。一纸命令传到万里之外，各地奉若神明，不敢违背。虽然掌权大臣在旁边窥伺，等待杨公的破绽，却始终找不到。此后他历经三朝辅政，有时主持铨选，有时仍掌中枢，有时再次主持铨选，都同宰相相互配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宰相贤明时，杨公就直接行动来伸张自己的志向；宰相嫉妒时，他就委婉周旋来保全自己的操守。所谓宰相，是说他有时气势压制当时，杨公却负重而行，有时又能胜过对方，所以始终光明磊落、神色自若。他的官职，从太子少保开始，遍历东宫三师，直到皇帝近臣中的三少；他的俸禄是正一品，勋阶为柱国，阶品为特进。子孙中有许多贤能显贵的人，如少司马及进士俊士、都督府都事俊彦、都督府同知俊卿、胄子俊臣，以及诸孙翰林检讨元祥以下，总计十多人，接连继承美德，没有断绝。评论者多称美杨公在当时的际遇，认为君臣相合。唉，君臣之间的关系，大概难以说清。世宗皇帝具有圣明威势，而宰相在中间周旋，作为他的臣子，能有几个比得上杨公？如果不是这样，便只能说是人与天相合。但所谓“人”，集中体现的只有杨公。杨公正是纯正的心志同才干相合。远处的事情姑且不论，杨公的同乡在唐代有裴晋公，他的俸禄、地位、声名、德行以及出将入相，大体都与杨公相似。只是杨公所处的是敌患艰难的时代，而裴公所处的是敌患较易应付的时代。可是裴公最终取得的成就不过是平定蔡州，而且始终不能在镇魏公屡次出兵时实现自己的志愿，屡屡受挫，这差别又是多么大啊！

译裴公身居上相之位，多次被位居其下的人牵制，如皇甫镈、李逢吉、李宗闵之流，时时对他侧目而视。宰相之位动摇，尚未坐稳，难道位居裴公之上的人全都是贤能的吗？只是裴公安心任事，而杨公却受到怀疑。裴公的后代没有显达者；郭汾阳、李西平的后代却显贵，只是他们粗疏不文，所以不能把三位公卿家族的盛况全部记载下来，刻在美玉碑石上。除了史书传记之外，几乎没有文字流传。以杨公今天的事迹同三位公卿相比，他们与天相合的程度又如何呢？君子认为杨公确实是能臣，杨公的儿子如司马诸位，也确实是能继承家业的后人，所以我不推辞，接受文简，回复司马。大司马赵公燕石集序 嘉靖年间，我任尚书郎时，在御史台结识天台赵公。当时赵公正值壮年，身居显位，却常常降低身份礼待后进，从未稍稍显露得意之色。同舍郎中有一位应明德，时常对我说赵公是位长者，这是他的天性，并非故意做作。我出任青齐按察副使，因家中遭遇变故而归，而赵公历任左右司直，直到担任留都大司寇。他清白的操守、持平的原则，为天下所共知。当时赵公的父母年过八十，仍然康健；他的父亲已经因赵公考核优异而被封为与赵公官秩相等的官爵。赵公于是诚恳请求退休回乡奉养父母，前后两次上疏才得到批准。恰逢先帝更新朝政，对大臣百官有所升黜，朝廷内外的台省谏臣争相称说赵公贤能，不应让他老于山林。皇帝特别下诏起用他，让他担任原来的官职，转任南京大司马，参与赞襄机务，寄托信任十分深厚。赵公既然依恋地留在两位尊亲膝下，不忍离去，便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用温和的诏书答应了他。然而赵公到了第二年忽然患病不起，而他的两位尊亲仍然健在。士大夫没有不把他视为国家的珍宝、家族的栋梁，因他一时过早去世而替皇上和赵公的父母惋惜，并且更加悲痛的。赵公起初以忠诚立身，最终以孝道终老，可说两方面都保全了。赵公去世那一年，我重新被起用为浙江行省参议，又过了二十年才升任现在的官职。后来我经过毗陵，遇见赵公的次子某别驾君，他拿出赵公所撰《燕石集》，共四卷，交给我让我完成校读。于是我感叹说：“赵公真是长者，赵公真是长者！”我虽然比赵公小十五岁，但赵公当年接待我时，我凭借执笔作文的小技艺在京城放肆，京城中各位擅长此业的公卿，没有不拿出自己的长处来相互推许，而赵公却谦恭自持，仿佛并不知道这些事。善于询问他人的人，也不知道赵公擅长这种技艺。应君本来喜爱古文辞，但他称赵公为长者，也从不说赵公擅长这种技艺。如今读赵公的诗，都是和平明朗、清爽开阔的风格，具有朱弦疏越般的声调；五言古诗和近体诗尤其可以称为长城。至于文章，典雅简洁刚劲，有太羹不和的古朴滋味，余味流连于齿舌之间。那些才气横溢而自称有才、文辞艰涩而自称有调的人，自然都退居下风了。赵公不以自己的技艺来命名诗文，使执笔作文的人无法给他的技艺命名。等到遗稿保存下来，题名为《燕石》，赵公难道真是石头吗？归根结底，他始终不愿凭借自己的长处来炫耀自己；始终不离开长者的本色，就是这样。赵公名大佑，字世彻，乙未年考中进士。别驾名叫成孚，过去曾任嘉定司谕，与我交好。他温和敏捷，文章也有父亲的风范。《风士录》序 《风士录》是什么？侍御李公巡按我们吴地四郡，乘轻车经过各地，以公车考试的文章考察士子，选录其中优秀的，以此来移风易俗。“风”是什么意思？这是因《诗经》的“风”而得名。列国有各自的风，吴地的风体现在《诗经》中，原本轻柔绮丽，以华美见长。如今华美而有实质；从事公车文章的人，原本应当纯正雅正而有法度。现在却有人只凭才气而过分，争以险僻语言和奇特声调相胜。近日大宗伯为此忧虑，向皇上进言，要求各省和南宫选拔人才时，必须取那些通晓经术、合乎正道的人；否则即使有才而奇特，也不予录取。于是拘谨软弱的士人也时时混杂其中，而轻快俊逸的少年人反而受到压抑。那些轻俊少年都相互惊讶，说大宗伯的隐微意旨，是想抬高中州而贬低吴地；仿佛越地还不知道他所推举、足以作为后进典范的人。其实故太傅王文恪公、尚书瞿文懿公，都是吴人；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是晋陵人，晋陵也属于吴地。大宗伯所贬低的是今天的吴地，而他所抬高的其实是昔日的吴地。侍御公又为此忧虑，难道过去的情形还没有改变，如今将要强行改变，而从前又两头失误吗？因此轻车经过各地，首先把考试士子作为要务，等考试完毕，看到士子的文章，之后的欣喜就可以想见了。有人说：风气改变得真快啊！天子批准，大宗伯请求，不过一年多，风气就能这样完全改变吗？姑且不论三位公卿所说的是什么，文章已经文质彬彬，既有质实又有文采了。吴守石君请求把这些文章刻印出来，说这是旧例。李公说：“刻印的篇数只须省去三分之一，刻得太多，如果只是为了迎合诸生的爱好，便可以说是在取悦他们、改变风气，实际上还没有达到目的。”大约只收录了一百多篇。世上轻视公车文章的人说，经生之文多是割裂修饰，对于圣人传之后世的教诲没有发挥；论策之文多是抄袭概括，对于圣人治理世事的作用没有补益。士人不过借此应对朝廷征召，像箭靶一样等待取中，何必纷纷做这些议论？这话不对，在上位的人只是担心没有办法改变风气。改变风气而能去掉割裂修饰，就是发挥圣人的教诲；能去掉抄袭概括，就是发挥圣人经世的作用。古语说：“今天的音乐仍然是古代的音乐。”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只姑且用这些话来应付李公和石君的请求。李公巡按吴地时，正赶上大水大旱，上书为百姓请命，得到免除赋税、赈济灾民的答复，数额以几十万计。他所规划的各种养民、救民措施，涉及万方。石君能够奉行这些措施，在我们夫子“使百姓富裕，然后教化他们”的原则上，大概两方面都做到了。李公是济宁人，甲戌年进士；石君是黄梅人，庚辰年进士。

译文起堂新集序 张防有一座堂，题名为“文起”，并以此命名他的文集，其中诗文都收在里面。他的续集有文而没有诗。如今他又带来一编，名为“新集”，到我这里来，里面有诗而没有文，请我姑且替他重新作序。我最初认识张防时，他刚满二十岁，面色白皙，姿容秀美，和文征仲、王禄之等先生交往。当时张防的才气纵横奔放，无法阻挡，读他的文章如同进入武库，虽然各种兵器光彩夺目，却也不能说没有锋利和钝拙之别。到三十多岁，他才逐渐合乎法度，以清新圆润、流畅华丽为宗旨。虽然已摆脱固定的门径，但精微的构思略有逊色。这就是所谓《文起堂集》。我读“新集”，发现其中情感和事理已经调和，意境和形象已经融合，写出来仿佛自然而然，探究起来却更加深厚博大；去掉了驳杂奇异，削除了险僻峭刻，洗去了雕琢痕迹，于是张防的诗才真正成熟了。张防有所撰作，我总是替他作序。丁亥年，他选择把文稿收藏在【缺】山的【缺】处，嘱托我写一篇生平志略。如今距他六十岁还差四年，他将来所能发挥的作用本来不可估量，所撰写的作品又哪里会止于这些呢？然而我已经老了，用来使张防不朽的本领也已经用尽。玄晏先生终究不能胜过左思，陈王最终又何必借助敬礼呢？这样也就可以结束了。集虚斋书义序 从前大宗伯河南沈公说，诸生中那些以公车文章为业的年轻人，每天学习写作怪诞的文章，彼此以此夸耀，却不能得到圣贤立言的原则，应当一律通行裁正，使弘治、正德年间成为目标。因此王文恪公、瞿文懿公成了榜样。当时天下士人有的响应，有的不响应，而我们吴地是两位公的故乡，所以响应得较快。嘉定是吴地的下邑，沈公之前担任大宗伯的，是本县徐公。徐公博通经术，专攻古文辞，偶尔拿出余力来写制科文章；年轻时又曾与瞿公互有高下，所以嘉定响应得尤其迅速。如今进士李先芳、乡进士金兆登、胄子徐兆曦、张其廉、诸生娄孟坚等十一人，都是本县才俊，有的出自徐公门下，有的是徐公的女婿。他们共同切磋文章，说：“假如我们贸然就想继承明代成化、弘治以来的传统，这是不敢的；拍着胸脯、瞪大眼睛，自己附会于两位公，说‘我难道是文恪吗？你难道是文懿吗？’这是做不到的；专门追求怪诞，借此逃避新法的范围，这是不可取的；抄袭陈腐、趋于浅易，以求迎合当权者的眼光，这是我们所不屑的。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得到圣贤立言的根本罢了。”追求圣贤立言的根本，只须从内心寻求。我的儿子士骏把他们的文章一百四十篇拿给我看。我读后发现，文章尖锐却不刻薄，放纵却不骄横，驯雅却不平庸，结构步骤有节奏，咀嚼讽诵很有意味，大概可以说是从内心寻求圣贤之道了！嘉定过去本来多有才俊，但在科举方面往往不能相称。今后各县的士人，将要渐渐如霞升腾了。请替我向徐公致谢，这难道不是徐公的力量吗？王梦泽集序 楚地有一位王梦泽先生，名廷陈。正德年间，他以高等成绩考中进士，入中秘书，后来因为性情刚直，最终被废黜，穷困而死。我任郎官时，先生还在世，只恨自己不能到他门下侍奉，便独自得到他的诗文来学习，以此为快。回到吴地后，我作《艺苑卮言》，记录他的俊逸言语和侠义气概，人人都很称道，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品格。晚年我在金陵任官，先生的孙子、颍州太守追伊，把他的文集在郡中重新刻印，叫我作序。我过去曾经通晓楚地《梼杌》等诸家的著述，私下认为春秋末期，楚国的君主披荆斩棘、开辟山林，百姓结发左衽，每天忙于战争，哪里还有空闲顾及笔墨文章？但当时已经有令尹伍举，出来总理典籍，熟习辞令。后来有屈原左徒，于是以《离骚》开创了百代宗主，宋玉、唐勒、景差之流又共同继承发扬。到了秦汉以后，偶有显著成就的人，也不能同东西两京的才士相比。到了唐代，才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的成就较为宏博，和屈原走的是不同道路，却同样不朽。至于文章、史学、议论、建言等方面可以称述的，也又十分少。明朝兴起一百五十年后，才有先生。先生刚过二十岁，天才横溢，声名飞扬于艺苑，超过宋代而更上一层，步趋开元、大历，与六代相接。他的文章从西汉以后算起，也不逊于六代。最为雅致俊逸的，是长短书信几十篇，谈到的正是司马迁、李陵的书信。诗歌没有不擅长的，华丽，而五言诗尤其堪称长城。先生既因刚直而被废弃至死，不能佩带簪笏、执掌笔管，担任县官的文章撰述之职。继先生之后的三位太史，都凭借博大、奇伟而在馆阁之间称雄；然而有韵之文同先生相比，差距不止一条道路。先生之后三十年，先生的同乡有吴明卿，先生专擅一门，而明卿则兼长多种。至于如今的周元孚、邹孚如诸位君子，正并驾齐驱驰骋在康庄大道上，难道能舍弃先生树立的赤色旗帜吗？唉！衡山、泰山、嵩山、庐山两岳，七泽、三湘，如果山峰仿佛增高而更加高耸，水面仿佛开阔而更加浩荡，那是先生一类人的气势吗？不是吗？我的文章芜杂，不能同先生相比。即使如此，颍州太守把我列在前面，而我也姑且自认为跟在骏马后面罢了。

译梅季豹居诸集序 弇山人说：我年轻时谈论诗歌，大概以盛唐为目标。后来对五言古诗不能没有疑问，等到读到李于鳞说“唐代没有古诗，只有具有古诗形式的诗”，才豁然醒悟。进一步探求，认为三谢诗的整饬华丽、陶渊明诗的闲适高雅，已经没有可以超过的了。后来读到何仲黙说“诗在陶谢时兴盛，也在陶谢时衰亡”，便私下觉得这话过分。于是再向上追溯到三曹，再向上追溯到苏武、李陵、枚乘、司马相如，之后才知道何氏的话并不过分。四言诗自《国风》以后就断绝了。楚辞有左徒之神韵，辞赋有文园之圣境，大体同走康庄大道，却在广阔道路上各自分道扬镳，本来并没有不同。后来人们竞相铺张驰骋，所谓记述繁多而志意寡薄，班固、张衡以下都存在这种情况。因此赋的用途日益广泛，而楚辞便屈居其后了。徐昌谷谈论艺文，胡元瑞的《诗薮》，能够称说这种道理；李献吉与何仲黙之间，也偶尔能做到。如今天下执笔作文的人并不少，往往喜欢近体诗容易入手，轻易取得声名，洋洋洒洒，似乎没有什么不能条理贯通。至于歌行一类，却艰难而少有人学习，更不用说和他们谈五言古诗、楚辞赋以及风雅了，没有人不想躺下睡觉。戊子年冬天，有人推荐宣城的梅季豹，说：“这个人，能够不成为只写近体诗的人。”不久季豹来拜访我，今年冬天拿出一编所谓《居诸集》给我看，里面全是楚辞、赋和四言、五言古诗。我于是抽空读完，感叹惊异地说：“世上果然有人才啊！像季豹写楚辞和赋，对于左徒、文园的风格，时时取其精华，却另有悲慨婉丽的姿态。五言诗在汉魏之间时离时合，而他合于古诗的作品，连同古诗的气度、色泽也都得到了。唯独四言诗不能窥见《风》《雅》的门径要旨；梁陈以后，四言诗的踪影就断绝了。假如季豹穿着古人的衣冠，不做金陵市井中的客人，而到弇中来拜访我，我将把他当作千载难遇的人才，哪里还敢只以‘季豹’来称呼他呢！”所以慨然为他的文集作序。文集名为《居诸》，大概表示仍有所期待，是季豹的志向。至于那些篇章中刻琢字句、题作“季豹忠臣”的，则有他的族人台祚在。《弇州续稿》第五十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第五十六卷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记 太仓州重修儒学记 太仓的学校，过去隶属于卫所。自弘治丙辰年开始设州，到如今卫学归于州已经八十三年了。祭祀孔子的殿堂，只有一座巍然独存的鲁灵光殿，其他讲堂、诵读房舍，以及博士退食的处所，大多摧毁坍塌、剥落破败。风雨侵蚀它们的角落，霜露降落在席位上。博士、教师和弟子困处草莽之中，不能按时传授学习。有人谋划修缮，想向御史台诸衙门请示，却没有成功。适逢州守张君每月初一、十五到孔子庙朝拜，感慨叹息说：“这哪里值得烦劳各位御史台？即使我不才，忝任本州长官，难道忍心坐视这里的子弟不能求学吗？”于是首先捐出自己罚赎钱财囊中的钱，交给能干的官吏办理。烧制瓦片、砍伐木材、烧砖制土以及准备椽梁栋材的费用，不到十天就办妥，不到一个月便焕然一新。于是博士、教师和弟子胡先生等人相继来见我，请我写几句话，来扩大张君的德意，并相互警戒，使之永远流传。我不才，私下认为古代在学校培养士人，没有比三代的庠、序、校更盛大的了：名义上称为学校，实质上是讲明人伦；诵读典、谟、雅、颂和卦爻；穿着缟冠、端服、鞶绅，佩戴綦带、璧璜、琚瑀；以从容周旋、咏歌击拊作为仪容和声乐。各类学士大夫大多能够举明并学习这些，而学校的弊病，也没有比后世更严重的了。教师用来教诲学生、弟子用来学习的内容，被束缚在经生的制度中，甚至连训诂注释的常规也不能守住，只能巧作诙谐偏邪的文调来苟且应付，吟诵背诵，希望将来取得青紫官服，眼睛像远望的羊一样茫然，内心摇荡不定，如同悬挂的旌旗。一旦取得志愿，便把这些学习像丢弃冠帽发束一样抛在一边。更不用说他们精神所寄托的地方了，即使连礼乐射御书数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学校又有什么可取呢？学士大夫大多也能批评这种现象，但我却私下有所疑问。即使远远不能举出夏、商二代的情况，便只说周朝盛世成王、康王时期，那么他们培养出来、留给昭王、穆王末世的人，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修习周公、召公的事业，以协调天下、安抚四夷呢？而周公、召公以及吕公、毕公等圣人，有的贵为王室成员，有的低微出身于渔钓，也并不是从青衿誉髦的选拔中获得成就的，为什么呢？还不止如此。以我们夫子的圣明，七十弟子都具备非凡资质而依附于他，按理说留在身边的都应成为圣人的继承者，出仕的都应成为辅佐君王的人；然而除了颜回、曾参之外，关于性与天道的学问，寥寥无几，难得听闻。他们大的做国相，小的做家臣，已经在公私朝廷中显示了才能，而最终成就不过是使军队充足、百姓富裕这类微小的功业罢了。西河、济南一带的学者，勉强守着一部经书的疑似之说，仍然不能停止争论。处士横议，依靠孟子才开始振作。到了后来，学校的设置，昏庸者如原氏乡里的士人，想要毁掉学校以减轻议论；贤能者则像东京的人士，以声名互相激励，却给国家留下忧患。几千年以后，忽然兴起濂洛关闽之学；再后来又兴起左江、广东、越地的学派，有的凭借超旷的见识，揭示千位圣人的真正传承；有的凭借精微的功力，探求千古以来的疑惑。这些人往往是在家庭和老师那里讲求学问，但其中的大要终究是从自己的内心获得的。难道只是依靠一座学校的力量吗？然而，沿着具体事物探求真理，由器物领悟大道，即使洒扫应对也能够通达礼乐，何况以经术为根本、以训诂为学习内容的后世之人，只要有人能够由此自得，那么成周时代培养人才的办法，也还只是末端罢了。学校建成后，张君在堂屋后面的楹柱上题写“振德”二字，我于是把它的含义推究到内心自得这一层。张君名博，字子约，山阴人，乙丑年进士，曾任户科左给事中，因贬谪屡次迁调，后来任本州州守；他治理百姓，能够使百姓富裕并接受教化。胡先生名大雅，各位博士某某依法得以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