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四十

译《重刻晋书》序 最初撰写《晋书》的，有何承天、崔鸿、臧荣绪等人，共十八家。到了唐贞观年间，诏令左仆射房玄龄与许敬宗、褚遂良等人删定编纂，共成帝纪十篇、志二十篇、列传七十篇、载记三十篇。史例由敬播负责，天文律历由李淳风负责，典章故事由志宁负责，纪传由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负责。至于宣武帝的两篇本纪，以及陆机、王羲之的传记，由天子亲自下诏评述，最称文辞雅正、叙事详备。议论者却认为，《晋书》所记晋代不过一百年，不能抵得上东汉的一半，文字却多出一倍。各篇载记中僭越称王者的雄武姿态，以及凶悖妖祥的变异，往往超过事实；但《世说》《语林》《幽明录》《搜神记》等材料也没有废弃不用。遵循正统的人把它贬为稗官野史，严谨考核的人又把它排除为诬妄之史，于是这部书稍稍受到屈抑。自从正统之说流行，晋与秦、隋都被贬为偏统，读书人应试时甚至不能概举其大略；学士大夫虽然自称好古博学之流，内心畏惧它繁多，表面又挑剔它的瑕疵，以不值得诵读为由，甚至对左史、班氏以下，以及范晔、陈寿的著作，都有不能应对之处，更何况《晋书》呢？至于李延寿的《南北史》，也是如此吗？我私下不敢这样认为。我认为晋朝固然不能与汉、唐相比，它的德政、礼乐也确实不敢企望赵宋；然而自舞阳侯掌握国政，经过四次更替才传到武帝，篡夺者本人没有称王，称王者也是迫不得已，因此与陈桥兵变的突然不同；南渡以后，君臣又稍稍能够表明自己的正统，洗刷聪明才智之士蒙受的耻辱，不至于像建炎、开禧年间那样孤弱，《宋史》更不用说了。其中最为明白显著的，莫过于唐朝。然而《唐书》本纪大多近于裁剪而失之简略，列传大多近于精炼而失之艰涩，虽列举人物和事件，却不能使人跃然如亲眼看见；这部《晋书》当然不能没有夹杂采录、轻信传闻的问题，但读起来能使那些事迹仍像新近发生，人物仍然富有生气；与陈寿、范晔相比虽有距离，难道竟会低于《唐书》吗？如今《晋书》的刻本只保存在南国子监学宫，又因为年代久远而多有脱漏讹误，学士大夫苦于难以阅读，因而更加疏远，不再研治。我邑周太学生若年氏，偶然在友人处见到宋代秘阁本，欣然请求借来交给刻工。从头到尾共用两年时间，直到将要耗尽钱财才完成十八卷。忽然暴病而死，家人叹息说：“这些不过是烧火的材料罢了。” 他的家人顺从这种说法，准备把书稿交给火丁进士【缺】焚烧；此人与太学生交好，叹息说：“我不能截断我朋友的志愿，抛弃一代人的事业。”于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周氏家人，用来完成刊刻。刻本归来后，又组织工匠继续刊印。唉，这也实在不容易啊！从今以后，熟悉晋朝历史、又知道晋朝有这部书的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了。如果还有余力，推广到李延寿的《南北史》也可以。因此我不推辞他们的请求，为这部书作序。《郢垩集》序 范君起初任云间司理，又受到各台的委任，所到之处都以廉洁公正、通晓大体著称。等到我接近他，发现他是恭谨厚道的长者；和他谈论古今之事，又见他连续不断、如串珠般清楚。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部文集给我看，说：“希望借助您的文字，使我不至于辜负自己。”我读后，看到其中有骚赋、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诗若干篇。我私下认为，自东汉以后，到了永嘉之乱和长江南北分裂，才开始划分南北。北方每天忙于骑马上阵的事业，没有时间调和宫商、梳理经纬；但感叹悲愤所发出的声音，成为悲歌慷慨之作，气势完整而骨力刚劲。南方则凭借山泉石林的闲余，利用舟楫往来的空暇，背着隐囊、握着斑管，吟咏花鸟，组织成句，组织成篇；但也难以避免文风柔靡、事业流于肤浅。大约过了二百年，到隋朝时，南北才重新合一，文章的声调也随之合一。又过了将近五百年，到宋朝末年，南北再次分裂，文章的声调也随之分裂。虽没有立即成为元朝，但地域已经合一，文风声调却没有完全合一。自明代李献吉、王仲默直到李于鳞，才凭借北方完整的气势来修饰文辞；而我吴地的祝昌谷也稍稍裁减南方的藻饰文辞，树立骨力，或许可以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了。范君是河洛之间的人，考中进士后，距离诸生时期的文章创作还不久，但他所写的骚、赋，宛然保留着楚地、蜀地的遗风。他的诗作本来还不必讨论它究竟是在建安之前，还是在徐庾之后、子安之前吧？突然翻阅，仿佛展开锦绣、采撷文采，接近南方的绮丽；仔细品味，却不失所谓的深沉。柔靡并不一定损害气势，华丽也不一定损害骨力；用南方的风格来规范北方，很少有不相合的。大概范君把文集命名为《郢垩》，所谓《郢垩》，就是等待郢人来修改。凭范君鼎盛的年纪，不被簿书事务夺去时间，而每天这样从事古文古诗，他若能融会贯通南北分合的关键，向上比肩二三位君子，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是把它读熟以后，就没有什么需要再修改的了。

译《瞿文懿公集》序 自西京的文气衰薄，经过六朝以来，昌黎公韩愈出世，奋然使文风发生了一次巨变。然而当时仍有所折衷，稍稍保留了它的宏伟绮丽，使人看出，要达到庐陵公欧阳修的境界是很困难的，于是文辞的华饰也被洗涤殆尽。士大夫们不论所趋向是否相同，往往都认为这种文风平易、简约而明白。兴起而成为庐陵乡里的作者，杨文贞公是其中的代表。文贞公在翰林院时，曾在仁宗皇帝居东宫时侍奉他。皇帝亲手拿着一部书交给文贞公说：“这是欧阳氏的书。”并命有关官署刻印它，用来作为执笔作文者的准则。文贞公本来天性就接近欧阳氏，而且他的乡里前辈又喜爱并仰慕欧阳修的学说，得到皇帝这句话后更加自信，因此形成了庐陵之学，把杨公比作欧阳修的风气一直没有衰减。宪宗朝时，我吴郡以文献之邦著称，只是文风渐渐转向藻饰；吴文定、王文恪凭制科之业接连取得大魁。假如他们在文章上稍加修饰，天下人一定会像景仰日光那样归附他们，但二位公仍能笃守这种文风。以文定的详和、文恪的精整来说，虽不免有小的增损，但都没有违背文章的法则。距二公去世约六十年后，他们乡里的作者称为瞿文懿公。文懿公的时候，我吴郡的文辞华饰达到了极盛，而公又凭制科之业接连取得大魁。天下人所愿意像景仰日光那样归附的作者，恐怕没有低于文定、文恪二公的，而文懿公又能笃守他们的学说。他安居时所得的境界，宛如左右逢源。对于一时流行的华饰文风，他固然未必能完全革除，但在以平易简约驾驭文章方面，功效已经不小了。不必说那些以华饰为名的文章，即使自负承袭西京文风而凌驾昌黎、庐陵之上的人，历代也不过数人，然而往往受不了过分雕琢的弊病。耳闻目睹这种议论，隐约使人感到这是对太平之世的忧虑。试取公的文章加以评论，它的气势舒缓从容而不急迫，文辞通达明白，没有晦涩地炫弄造化的技巧；有时含蓄而不全部显露，在人情物理之间引出常理，却不完全防备事物的变化；若说它不是太平之世的文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有幸与公同榜，而年纪最小；按辈分看，公是我诸位父辈一行的人，但公不嫌弃我，间或引我一起谈论文事。我当时正拘拘然只知顺从体裁，而公却宽和自如，仿佛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固定格式。如今我全部得到他的著作，读后才稍稍窥见其中的端绪，于是像上面这样为他评论编次。公曾辅佐留守，参与铨选，主持礼部事务，掌握史局的权柄，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名臣。我曾应他儿子汝稷的请求为他作传。刊刻公集的是汝稷，而公的门人耿中丞定向留任令震臣，出资帮助刊刻。汝稷博学，品行修整雅正，擅长名理之学，称得上不愧为公的后代。卓光禄诗稿序 起初，我的二哥敬美与卓光禄交往时，屡次称赞光禄是侠士而又是儒者；我心里不愿把他安置在赀郎一类人之中。今年三月，光禄经过我的弇园，风神俊爽，善于谈笑，我本来因为二哥的缘故已经对他另眼相看，同他饮酒时，他又能作文字之饮；酒兴渐浓，我谈到诗，他的谈论诗歌轻快流畅，能使人开怀，于是拿出一卷诗给我看，说：“冒昧借您一句话，作为我执笔作文的规戒。”我推辞说自己没有才能。过了一会儿读他的诗，不必说它的格调所由来，他的才情实在斐然可观。光禄住在塘栖，离钱塘不到百里；向北通往吴会，只隔一衣带水，因此常有长者来往，而黄淳父、周公瑕等又时时同他唱和，能够自致于古人而不被纨绔子弟的习气所夺，正是这样。我曾经奇怪，前朝末年，江左如倪瓒、顾瑛一类人，不仅凭豪举自矜，他们的才艺文翰往往能够蓄养许多名士，并从名士中聚集其长处；名士们也争相愿意做他们的门客而不自行退避。凭借国家崇尚文教二百年的教化，江南富豪中有些人凭借家世声望取得一官，便用自己的官位和财富强行招致宾客，把他们当作奴仆来狎玩；财富积累起来而无所事事，不肯以自己的爱好来排遣，便逃入声色犬马之中，于是表面上借仰慕古人的名义从事图籍器玩，在其中垄断牟利；问起他们所说的古道，却根本不懂。光禄的财富虽不能与豪富相比，但他所接交的那些像豪富的人，几乎没有不是名士托身之处的，几乎没有不是因酒相交的；他所撰写的文字，几乎没有不是诗，而他的诗又几乎没有不是古诗，这难道是豪富所能强行招致和聚合的吗？我听说倪瓒、顾瑛当时有杨廉夫，年老后成为他们诗社的主持人；可是杨氏嗜好声色，所游集之处必定耗尽钱财。倪、顾二人勉强供奉他，始终不感到疲倦。我的诗比不上廉夫，而我也已经老了；幸而平生没有其他嗜好，将来如果扶杖登门，参加光禄的诗社，能否被推举为主持人呢？因此写下这篇文字，放在诗稿前面。黄定父诗集序 黄定父原是江都的诸生，进入太学后，本来应当取得官职，却辞谢而不再应试。他年轻时作诗，便以诗名闻于郡中，因此江都许多豪客和浮慕文名的人争相邀请他加入诗社，不敢同他讲究平等的礼节。在此以前，欧祯伯任江都教授时，江都诸生陆无从先后凭才艺来拜访我，自称故人，却没有人能够举荐定父。今年夏天，定父戴着斗笠、穿着木屐，肩上挑着一个瓢来拜访我。坐定后，他从瓢中取出若干首诗，说：“为什么在您出生之后，我却不能得到您一句话的许可呢？”我读后称赞了很久，他又进言说：“幸而已经承蒙您一句话的许可，为什么不再借您一句话来为我这个晚辈增加分量呢？”我想寻找可以使定父增重的理由，却没有找到。虽然如此，我私下有一句话要请教：您的江都是旧日的扬州。扬州的疆域横跨江南江北。自从吴、魏势力强盛而扬州分裂为二以后，江南凭借世家迁客、佳弟子而号称为士绅文翰之地；江北则争相取得土地，各自委置人员，以设置烽火台并驻居军队，大概到了六朝更加严重。唐朝兴起，划分沟堑而使它重新合为一体，江都日益雄壮重要，却又不能胜过繁华豪奢的习气。刚离乳不久，精美酒食、肥甘肉食便接踵而来，能够动摇眼目、吸引耳朵的事物有万般样式，哪里还有闲暇谈论诗书呢！如今把我江左的一郡拿来作例子，它的财富连你们那里十五分之一都比不上，而文士却多出百倍。定父竟想同一两个执笔者组成偏师，去参加诗文之盟，为什么呢？既然已经认为江左贤能，就应当采撷它的绮丽来写作；但读定父的诗，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的乐府以及五言、七言古诗，致力于使气势完整，并反过来探寻古代作者的源流。近体诗有时淡远，有时壮阔，大多从胸臆中自然流出，不沾染华丽辞采。定父参加诗文之盟的，只是一支偏师，却高峻自立而不屑随从。当他写《邾莒赋》时，也真是雄健啊！所以我为他作序，同时期待定父将来在诗坛执牛耳。

译钱东畬先生集序 德靖年间，海盐有一位钱东畬先生。他任盱眙县令时，盱眙的官吏百姓都像师长、保傅和父母一样感念他；他训练士卒、修缮城池，以抵御强盗，齐、刘军队的劲敌，因此故人魏恭简公赠诗给他，把他比作能够成就张睢阳事业的人。先生入朝后任南北曹属郎，皇帝准备修治八骏之役，他和同舍郎一起竭力谏诤，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但先生反而迟疑退让，以疾病为由请求免职。等到他再次出仕，任南祠部郎，直到北比部郎，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实际政绩，其中任临江太守时尤其著名。先生治理临江，并不只求小有成绩，而是把一切事务都以惠爱施行，事情也都办成了，考核成绩最好，正当升迁，却因为不能曲意迎合上官，被调往偏僻之地思南，最终请求归乡。归乡后，临江的官吏百姓请求为先生立祠。先生归乡将近二十年，对乡里的恩德不止一端，八十多岁时去世。去世后，乡里的父老和诸位博士弟子又请求为先生立祠。先生擅长写文章，尤其喜爱吟咏。学习先生诗文的人，见到他便认为他是才士；诵读他在南曹所上的奏疏的人，见到他便认为他是直臣；了解他治理临江、盱眙政务的人，见到他便认为他是循吏；同他称述乡里后进的人，见到他便认为他是善人君子。然而终究没有人能够仅凭某一方面来概括先生，而先生自己也颓然自守，不愿以某一方面的名声为人所知。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年，世贞以参政身份巡行宣抚这一地区，不但寻求先生的遗迹而不可得，就连所谓贤能的儿子，如永州太守钱芹、仪部郎钱萱，也已不在人世。又过了十年，先生的小儿子诸生钱籥，带着他的儿子、乡进士钱应晋，拿着先生的遗集来请求我作序。不久我得以看到其中一两篇，便起身叹息说：知人实在不容易啊！德靖年间，执笔作文的士人意气用事而以先入之见自守，自称是正宗；那些想凭华丽辞藻来夺取正宗地位的人又有多少？但先生不求符合他们的藩篱门户，而是直接把天然流溢出来的文思写成文章。先生所师法的只是自己的本心，那两家都不能占有他。只是他的文调从容舒缓，不至于弦音急促、琴柱逼迫，不写得局促窘迫而文理错乱；合于正道的地方，在杜甫、郎士元之间出入，下不流于元稹、白居易的浮浅。至于其他文章中所作的序、记、传、说，不必说东西两京的精要，也确实继承了庐陵、临川的遗法。文中子称古代名震一世的人为振奇之才，却惋惜他们思虑艰苦、言辞艰涩，甚至说他们有傲慢、荒诞、破碎、急迫、怨恨、怪诞、愤怒等弊病，似乎并非一人全都具备，而是各有所失；他确实有不满之处。先生难道能够免除这些评论吗？先生的诗，我的朋友彭君辂已经作了评论；他的文章，则薛君应旂已经作了序。我的序怎么能超过这两位呢？即使有所超过，又怎能称得上真正了解先生，最终不仍是以某一个方面来概括先生吗？重刻《吕氏春秋》序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国故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共同撰写的书。书成以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的店铺门前，说：“有谁能增减一个字，就赏给他千金。”但最终没有人能增减一个字。这部书如今颇为流行，传刻已久，不可能没有讹误，于是云间徐太学益孙等共同校订，重新刻印，并向我请求作序。我读这部书，从未有一次不合上书卷而三叹。穆叔把立言列为三不朽中的一项，执笔作文的人似乎因之稍受屈抑。然而子桓曹丕在鼎革之际以雄豪之气开创局面，却并不以自己的功业自矜，反而把继承世业、成就不朽盛事的事情全都归于文章，他确实看到了其中的道理。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运用子母钱的计术，辗转进入秦国而获得志愿，把秦国整个国家掌握在股掌之间，挟持秦国的强大力量向东进攻，像剖瓜一样分割天下；位居相国，号称仲父，封为通侯，拥有十万户食邑。他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却反而孜孜不倦地想成就一家之言，同诸儒生争胜，以割取后世的声名；这还不算完。吕不韦本来就是庄子所不屑谈论的人。庄子的见识已经达到要齐同生死、消除物我差别，把一切有为的事迹都归于空无；但他也同样孜孜不倦地务求成就一家之言，衡量辞采，若文章不工整便不肯罢休。所以，古代所称的立言之人，没有一个不是被求名之心驱使的。况且以吕不韦的诡谲奸诈，他难道真的参与并领会了道吗？他的门客也只求彼此以权谋奇术相高，混杂在鸡鸣狗盗之徒中；即使偶尔采纳圣贤的美好言辞来文饰自己的文章，到了半夜心神稍稍安静时，把这些话拿来同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验证，难道没有使人污秽羞惭、汗流浃背的吗？只是他们的机心一触发便形成机巧之言，在申不害、韩非的苛刻剖析中，在张仪、苏秦的巧辩游说中，有时竟不知道它们为何能够彼此契合，这本来就是他们一贯的情形。况且吕不韦所设置的千金之赏只有两次作用：第一次使秦王耳聋眼瞎，割取了秦国的权柄；第二次使一代士人耳聋眼瞎，割取了自己的声名。他虽然得到它却又险些失去，虽然失去却最终仍防备着能够得到。不韦固然是商人的儿子，却也实在雄强啊！徐先生和他的两三位同伴都能写文章，爱好古书如同口渴，仰慕先圣“不因人而废言”的道理，于是把这部书刻印流行。正所谓芙蓉花开在淤泥中，只管采花就是了，淤泥本身不必过问。沈开子文稿小序 昆山的沈氏是最著名的文献世家。从先祖郎中公直到提学公的儿子，世世代代都善于接受经术教育，考取甲第。提学公的儿子沈开子，才开始以古文辞著名。开子为人气概豪迈，非常强盛；他把科举的一第看得如同草芥，认为低头就可以拾取。他写古文辞，便想超越宋代文风而更上层楼，对于三吴地区绵软柔靡的文风没有一样看得上。然而最终由于命运多舛而没有成就，后来稍稍把爱好转移到狭邪之地，终于因病而死。他的著述也随手散失。我虽因故交的儿子而对待开子，曾经一两次同他接触，但对他的心意很是粗疏。然而退下来拜访他的兄长仲蔚时，没有一次不津津有味地谈论我对开子的喜爱。开子去世将近十年，他的朋友陆楚生亲自拿着他的十多篇文章，请我作序并想刊刻流传。我曾读黄淳父文集中的《答开子书》，黄氏说开子的五篇文章，序、解像庄子，索像《禹贡》，图书像左氏序传，像司马子长；又说在弘德年间，学士大夫洗去了百年来的懦弱习气，如今却没有主持文坛的人，准备把这个责任交给开子。淳父一向自负而珍重自己，不轻易答应别人，但他对开子的推重赞赏竟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开子给淳父的信还在，而所谓五篇文章本来却不在集中，我搜读求取，也没有找到；那些所谓相似之处，也还没有看出来。不过他的文章在辞气上雄健劲拔、骏发奔放，虽然还没有完全洗去师门的语言风格，总而言之也有自己的所得，或许可以使后人看到文豹的一斑罢了。唉，士人生逢其时而不得志，又不能享有长寿，直到连自己所凭借以求不朽的著作也散失了，这才真是困穷啊！楚生想凭开子文章中的一斑使后世重新重视开子，或者借助我的一句话来替开子作更长远的打算，也太迂曲了。至于借此表达朋友对他的称誉，那就可以了。

译游宗谦诗稿序 游先生年纪四十多岁，却以弟子的礼节来拜见我。我极力推辞说：“我所不敢厚颜承受的，有如太阳一般明白。”坐定以后，他对我说：“我曾经跟随林兆恩先生学习，却没有满足；后来又游学于何维栢先生门下，仍然没有满足。如今能够师事徐中行先生，先生本来坚决推辞说不敢当，他却又拿出若干首诗，说：‘您用什么来教导我呢？’我稍稍读了它们，只觉得有清新泠然的新声，却并不悖离古道。由他的文辞，就可以知道他所遭遇的困穷；然而他往往能把困穷的变化写进语言，使人恻然思索而生怜悯，宛转含蓄而有余味。于是我对他说：‘您所师事的林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是谈论性命的人。我不知道他深造到什么程度，大概想把一切都归于虚无。您所游学的何先生，则以高尚品行闻名天下，在他那里修饰文辞反而是浅陋的事。如今您舍弃他们而来师事徐先生，所谓虚无却接近于追求名声，舍弃了所追随的高尚品行而沉溺于雕虫小技。况且您所作的打算，有一位徐先生就够了，又为什么还要借助我呢？’游先生说：‘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对于所谓虚无之理，每天都敬奉在心，却还没有真正得到。高尚的品行，我只是仰慕它，却不能同它相互作用。我写诗时，触发于兴致，表达于赋体，寄托于比喻，于是充实满足，仿佛有所获得；而我的性情又仿佛彼此发生了作用。如今有人咀嚼藜藿、穿着粗麻衣，却不以此为厌倦，是因为他所沉溺的东西另有所在。困厄穷苦直到死亡，死了也不畏惧，是因为寄托在声名上的东西还没有消亡。执着于相似之处而自以为尊贵的人，是趋炎附势者；没有进入那个境界就轻易互相鄙薄的人，是迷失后又重蹈旧路者。您为什么要把雕虫小技看轻呢？’我说：‘说得好。’游先生过去有两部刻稿，都题名为《辟支巗》。辟支，佛经解释为独觉。游先生大概有所寄托吧？于是到了这时，他的谋划已经完备，取前后两部稿子加以删削，刊刻成书。他说：‘难道敢凭这部书向后世求售吗？贫士置办不起行卷，我只要刻一次，就能立即得到数百上千卷，拿它作为礼物，向天下能执笔作文的人递上名帖，请他们加以删改。即使如此，没有您的话，也就无法为我介绍。穷人手里拿着一块璞玉给人看，看到的人无不以为只是石头；陵阳君把它封存起来，后来又认定它是玉，它才成为玉。我很为他的心意悲悯，所以最终辞去他的弟子礼而为他作序，原因就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卷〕 徙倚轩稿序 今年夏天，白屿金先生从建业寄给我一部诗稿，都是五言、七言近体诗。他说：“我老了，您还是替我作篇序吧。”我年轻时就听说先生以乐府著名，德靖年间一时声名喧腾，以至于远、实甫又重新出现。先生曾经到过我居住的乡里一次，我姑且同先生谈乐府，他就谈乐府；稍稍谈到人间之事，也就谈人间之事，并没有显出不悦。过了很久，我才得到先生的一两篇作品，感到非常快意，因为我在所作的粗浅文字中曾再三致意于此。到了今天，我私下才窥见先生造诣的大约十分之五。古体诗暂且不论。德靖年间，承接北地、信阳的创始之功，执笔作诗的人写近体诗，谁不以开元、少陵为趋向？到了后来，渐渐厌倦了剽窃模拟的习气，先是流于初唐，再流于梁、陈月露之作；拙劣的人又跳到空谈义理。于鳞在济南兴起，一振文坛，即使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先生始终同这种风气相伴六十多年，却丝毫没有染指于变迁流转的调子，时时守持自己的造诣，务求使意趣充足于形象，使才情合于格调；放开来可以歌唱，收敛起来可以讽诵。即使遇到豪放的诗，他也使其失去徒逞气势的弊病；遇到华丽的诗，他也使其失去徒饰辞采的弊病，而先生的诗自始自终安然自得。从前僧人齐己喜爱韦苏州的诗，于是作成韦苏州的诗句去拜见他，韦苏州每次都不赞许。齐己后来拿出自己亲自起草的作品，韦苏州才大为赞叹，说：“为什么要舍弃你自己的本色，反而希求像我呢？”如今天下不作济南公王世贞这一派诗风的人，大概很少，因为知道必定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先生。先生有一座轩名叫“徙倚”，小得只能容下双膝，于是用它来命名自己的诗集。我为他作序，并且同他约定说：“八年以后，您作一篇和卫武公《抑》诗的作品给我看，请再让我得到一篇可以授受的文字。”先生所作的其他诗和乐府，应当还会有流传的作品，相关说法都已经在前文说明了。云间二生文义小叙 云间有两位年轻人，范显先和范鳦先；年长的刚满二十岁。他们各自拿着所刻的四书文义来请我校正，并请求我写一句话放在书前。当初鳦先十六岁时，曾用长笺向我自我介绍，言辞极其卓异诡奇而不合常规，大意是要舍弃世俗而以千古圣贤为师，却唯独不能舍弃我；于是我严厉规劝他，说：‘你难道能够立下稿本，居住在岩石之间，穿草衣、吃树木，就这样自得快乐吗？为什么不稍稍遵循法度，参加制科考试呢？’范生则从他的两位父亲到长兄，都凭经术显贵，而他心中反而厌倦经书；除先秦两汉诸家的著作外不肯读。后来父兄相继去世，他心意恍惚而不得自得，于是同鳦先交游，又得到我的话，便一起作时文义，终于能够成篇。读他们的文章，范生的文章尤其精练刚劲，富有典范法则；鳦先生则能把自己的语言写到出人意表。暂且不论他们的造诣还没有完全合乎要求，总之都没有丧失自己的源流，又不违背经传。二人退下去作客时，有人对我说，立言可以用来谋求不朽；这难道是他们能够不朽的吗？训诂之学，已经不是圣人本来的意思，何况那些把时文割裂并加以藻饰的人，竟还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时文，向上不能达到圣人的本意，向下又异于古文辞，只是希望得到有司一次荐举；它的意义所以称为‘时’，就在这里。圣人的精神含藏其中，像牵引着却还没有发出；我忽然把它发掘出来，使先秦、两汉的筋脉和步调能够在我的手中出入，却不让人察觉。把乳汁比作醍醐，差别当然很远；但从乳汁变成酪，再变成酥，从酥中取得醍醐，便没有不是醍醐的。用美玉制成的瑶琏盛醍醐，它仍是醍醐；用陶制的瓿盛醍醐，它仍是醍醐。所以善于写时文的人，没有不解释经义而驾驭古文的。客人问：‘那么二位年轻人为什么要把它刻印出来呢？’我说：‘你难道没有见过陈正字吗？他宁愿舍弃价值百金的琴来警醒宾客，又把文章散作一百篇，大概一天之内就使洛下为之倾倒。唐代凡是著名的士大夫，如昌黎、香山一类人所说的行卷，大概就是古代的诗文，而今天的时文。士人迫切希望被人知晓自己，实在太厉害了！二人把文章刻成行卷，送上百千份并不困难；即使合乎时尚而有了解我的人，那固然值得庆幸，而能发现其中不完全合适之处并加以批评的人，借助他山之石，又何尝不是幸事？因此我非常惊异二人的文章，却又担心他们过早成就，私下希望批评他们的人多于了解他们的人，于是作序来勉励他们。’

译两都纪游小序 莫山人公远喜欢作诗。他的诗有时忽然创出新意，有时突然形成新的调子，专门写别人不曾经过、不曾说到的地方。与山人交好的人说，他的诗源出于岑嘉州。常县尉惟山人，也自称接近岑参。山人年轻时不曾另谋生计，常常穷得灶火都冷了。年轻人得到山人的一句诗，便拿来拍掌取乐；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诗往往有佳作而为之刻印。后来他游历两都，士大夫倒屣相迎和闭门相待的情形大致相当，而山人作诗的兴致更加浓厚。从登高眺览、酬答赠诗，到羁旅栖止、牢骚困苦的情状，无不托付于诗韵。我的朋友宋廷尉望之，意气高傲得不可一世，士人却唯独推重山人及其诗，并请冯观察为他作序。某位当涂县令为之刊刻。扬子云的辞赋已经宏丽无比，而他所谓玄学的著作，只有一个桓君山能够笃爱。虞仲翔是骨相、眼光都卓异磊落的人，他感叹举世没有知己，甚至想把青蝇当作吊客；如今他却有了知己。二三位君子能够了解山人，这样看来，山人也不能算穷困了。山人的集子于是题名为《两都游纪》。诗本来不可说是纪事，难道也是因为把眺览酬赠、羁栖牢骚的情状托付于诗韵，详尽写出它们，而附属于少陵所谓的诗史吗？朱邦宪集序 邦宪家住黄浦，离我的乡里一百多里；他所交游的都是豪杰贤者和长者，唯独同我的交往较晚。交往虽晚，但文酒之交却最为深厚。没有多久，他来拜访我，请我为他传述事迹；没有多久，邦宪去世；又没有多久，他的儿子某等刊刻了他的遗诗文数百篇，请我作序。我同邦宪交往不过十年，然而从开始到结束，竟像隔了一世。至于足以说明邦宪为人的材料，大概也已经齐备了。邦宪作诗，虽然不专门学习高适、岑参，也时时进入钱起、刘长卿的境界；但他的意趣清雅、声调和谐，远离拘谨困苦与粗豪放纵这两端。至于他的文章，不只是接近东京文章，而且几乎赶上东汉初年到竟宁末年的风格；短小的文章峭拔精削，也不在柳宗元之下。有时我等候邦宪早晨起床洗漱完毕，门外的鞋子总是摆满了，又有许多人来请托和答谢。乡里社中集资，他总是居于首位。三老有疑难，一切居间调解纠纷，都交给他办理。邦宪稍稍到了日头西斜、太阳下山的时候，便沉沉地沉浸在酒杯酒勺之间；不知道他在三余之暇如何考订经传，竟能精审核实到这种地步。他所作的诗和酒间谈论，多半慷慨激昂，胜过舞衣歌扇；大体得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气势充沛，而辞句有时不能没有拖累。既然如此，他怎么又能使意趣清新、声调和谐到这种地步呢？邦宪虽然没有得到官职，但因为他的名声很高，接连有人来拜访，请他写文章；邦宪又不忍心拒绝，必定让来人满意而去。邦宪的事务和饮酒十件中有九件相关，他又怎么能够雕琢文章、达到如此工巧的境界呢？古人作诗作文，大多不能相通；所谓工巧，往往要逃到穷谷荒野，闭门枯笔之后才能得到。上天赋予邦宪的才性，为什么如此不同呢？邦宪最要好的朋友是沈明臣，这部集子大多由他校勘。明臣有时对我说，邦宪虽然不能放下事务和饮酒，但他执笔染翰时，同斋居时没有不同；只是篇章写成后让人批评，随听到一句话便改动，直到不工整为止。邦宪实在谦虚啊！他所谓的事务和饮酒，是轮番应接而精神并不受累的事。这就是他能够成就一家之言的原因吗？有人说我很像邦宪，暂且不论像不像，邦宪能够有我这样的朋友，也足以称得上有知己了。王参政集序 这就是永嘉王公阳德的诗和文章。起初公年轻时考中乡试，一两次困于公车考试，便辞谢而不再应试，转而在旸岙中读书。他所读的书，除了经史之外，从《山经》、地志直到星历、堪舆之学，没有不广泛涉猎的；他的大旨是不愿凭雕虫小技而使自家著名。后来被兄长强行劝迫，参加射策而取得上第，先后两次任剧县县令，入朝任尚书兵部郎，出任三辅地区长官，升任江南节制，所到之处都有显著的循良能干之声。我在江南任职时，正值罢任郧镇之间，拜访王公同他交谈，谈到兵政、漕运粮饷、国家大防、朝廷典章，他都明白得如同指掌。谈到前辈的风操功业和气节概况时，他的言语又隽永芬芳，仿佛香气留在齿颊之间。再谈到山林沟壑、名胜之地，便使人鼻端仿佛吹来阵阵烟霞，生出游赏的想象。稍稍谈到《齐谐》《夷坚》一类奇怪的事，他也自得放浪而忘记疲倦。至于评论文章诗歌，古人认为这是可以不朽的事业，他虽然常常喜爱此事，却间或像是不能完全投入其中。他在乡里最为友善的是康从理；在魏地所认识、所赏识的是魏懋权；在我的州里则是曹子念；在吴地所敬重的是俞仲蔚。若不是对这门学问精深，不容易作出这样的鉴识。王公离任后，子念才亲自拿一部书交给我，使我得到所谓诗文而读完它。这才知道公并不是不擅长文章，也不是对评论衡量之事不能尽心，而是大旨不愿凭雕虫小技使自己的官声著名。读公的诗，难道一定要用六朝以及初盛唐的格调来衡量吗？只是他的诗大多调子流畅、和谐而合宜，与我的性情偶尔相投，间或有自然声响发出而达到精深境界的作品；如果说它不如嘉、随二州诗人的语言，恐怕很少有人会同意。公的文章尤其不拘拘于古法，但根本在于平日积蓄，裁断出于见识，切实详尽而周到，从天然法则中悠然流出，当然不是刻肝镂骨、东施效颦的人所敢企望的。于是子念认为我说得对，请我作序。公的功业已经很高，嫉妒他的人不能胜过他，便诬陷他说沉溺诗酒而忽略正事。公笑着辞谢众公，说：‘他们咬我，原是应当的；只是我不能作诗，而且平素也不饮酒。公文簿牍之事，从鸡鸣开始一直延续到乙夜，毫不停息；酒到了嘴边便瑟缩着想逃开，整日也不能喝完一小杯。我本来甘愿这样做，可他们为什么要诬陷我沉溺诗酒呢？’我对子念说：‘公的文集流传后，难道天下又会因为公在酒量上很大而误解他吗？只是公无论出仕还是不出仕，既然又不饮酒，那么这些日子全都应当是公写诗作文的日子。即使只是雕虫小技，也不会辜负公了。’

译休阳史序 休阳，就是休宁。为什么称作休阳？因为记载的是它的起始。什么起始？起始于汉代。为什么称作《史》？因为采用史书的体例。史书体例有两种：纪、传、志、表是详备的体例，编年是简略的体例。凡是志书，便采用纪、传、志、表的体例。巢父称作《休阳史》，既然是史书，就采用编年体例。编年体例有两种：《左氏》采用编年，是为了记事；《春秋》采用编年，是为了明示法则。《休阳史》写休阳，采用的是哪一种呢？如果说是为了记事，为什么又采用明示法则的体例？它比《左氏》简略，比《春秋》详细。想来大概采用的是《竹书纪年》的体例。休阳只是县邑，为什么又涉及郡呢？为什么又旁及其他县邑呢？想来大概采用的是《春秋》记载盟主、诸侯的体例。它为什么不采用明示法则的体例呢？天下已经成为一家，法则掌握在上面，所以不敢采用《春秋》的体例。既然是记事，又为什么不采用《左氏》的体例呢？因为要修饰文辞。它修饰文辞，为什么裁剪安排胜过其他呢？巢父喜爱使用奇特手法，真是太过分了。他曾经拿诗文来拜访我；事情没有结束，又拿《休阳史》来，说：‘天下或许有知己吧！即使没有，又怎么办呢？’大概他自己作的叙述，还寄望于后世。我姑且把它收藏在天鄣山。宋诗稿序 杨亿、刘筠兴起后，便有了西昆体；欧阳修、梅尧臣想用平淡来改变和裁削它，黄庭坚出现后，又有了江西诗派；眉山苏氏在其中傲然俯视，最被称为雄豪，但也不能没有利钝。南渡以后，陆游、杨万里等人的诗也逐渐文采斐然。宋代以后进入元代，诗风稍稍用轻俊来替代。明朝兴起后，诸位先大夫的作品不能不兼采六朝、唐代二代的成就；而从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到显德、弘治、正德年间，古体、乐府自东京以下直到三谢的作品，近体诗自显庆以下直到大历的作品，都是无须谈论的。六朝、唐代二代由此受到抑制。吴兴慎侍御子正却独自选取《宋诗选》刊刻，并请我作序。我过去曾跟随二三位君子，是后来抑制宋诗的人。子正为什么还要刊刻它？我为什么又接受子正的请求来为它作序？我之所以抑制宋诗，是因为爱惜诗歌的格调。然而一个时代不能废弃，人人不能废弃，篇篇不能废弃，句子可以废弃的恐怕还不止前面几位公；这句话说的是格调之外的价值。比如把食色这类重要欲望同礼这种轻微的事相比，哪里只是食色更重要而已呢？医师不会因为有参苓就抛弃溲勃，大官不会因为有八珍就抛弃胡禄，关键在于能善于使用它们。虽然如此，把彼物作为我物来使用可以，把我物作为彼物来使用却不可以。子正并不是想替宋诗伸张，而是想善于使用宋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刊刻元诗呢？子正是有所等待吗？还是因为元诗轻俊而富有声泽，不能抵得上宋诗的充实呢？这样看来，信阳的评论确实准确。他说：‘宋人看似苍老而实际上疏略粗陋，元人看似秀美峻拔而实际上浅薄庸俗。’这大概就是对宋、元二代诗的定论吧？后来的读者只要知道子正用宋诗来抑制元诗，而何信阳没有把宋、元诗收入这一选本，也就可以了。《弇州续稿》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二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台中奏议》序 明朝兴起后，进谏的道路在嘉靖末年颇为受阻。当时侍御张公巡按山西，独自上疏请求召回原来的谏臣吴时来、董传策等五人，认为他们能够揭发严嵩父子的奸邪，具有曲突徙薪的功劳。大疏上呈后，触犯了权贵，张公被逮捕关入诏狱，受廷杖六十，贬为编氓。没有多久，到了隆庆初年，天子根据遗诏，把曾经直言进谏的人全部召回恢复官职，进谏之路才开始大为舒展。张公再次起用为御史，感激皇恩，又自认为遇到世所罕有的机会，于是所条陈的国事，其中重要的如恢复殿名、勤于圣学、责成宰相、重视缇骑帅臣，都明确地击中要害。不久出任三辅巡按，孜孜不倦地考察闾里百姓的疾苦，两次上疏请求蠲免和省减赋役。其中最困难的一件，是上疏请求特意召回原来的谏臣石星，当权者以张公违背明诏为由，在皇帝左右进谗，张公几乎又被逮捕。最重大的事情，是他纠举强悍宰相的奸诈欺罔，请求依法处置；天子于是压抑私恩，强行把那人罢去。海内一致认为张公难道真是汉代御史张纲的后身吗？不然，怎么能触犯当权者的气焰到这种地步？张公从此升迁，掌管尚玺绶，辅佐太仆寺，仍然迟疑退让，认为升迁太快而请求紧急回乡。然而那位强悍宰相又重新起用，终于按照大计考核的惯例把张公罢逐了。张公曾经论劾故陕西巡抚，使他没有按惯例成为副宰相而罢职；后来那位巡抚接连显贵并掌握权力，张公从此不能振作。即使了解张公的人，也只能被成例所阻挡，徒然弹指叹息而已。所谓成例，大概是每六年考核京官和朝官并加以斥退贬谪，这是通常的成例；至于因为朝代鼎革、灾异，或因言官的奏疏建言而考核官吏，便称为非常例。所谓非常例也本来就是成例，明白的人还怀疑这是借机形成报复；可是如今用来考察张公的理由，却没有一项符合这些情形。一位宰相掌握吏部大权，说：‘请让我得到一位言官，来决定他的去留。’另一位宰相主管御史台，说：‘不行，岂不是会使他对平素所怨恨的人甘心报复吗？’御史台的主张虽然没有实行，但天下人归附于御史台的正直，而不归附于宰相的正直，这又怎么能算作成例呢？只知道大计考察是成例，却不知道大计考察以后将人抛弃而不再收用也是成例；不知道没有故意原因而进行的考察不应算作成例。如今不拿成例来阻止报复，却拿成例来阻止蒙冤的人，为什么呢？元祐年间的贤臣攻击元丰年间的党人，不能获胜；那些人在绍圣年间掌权后，为使元祐党人心甘情愿，流放贬谪无所不用，但也没有立即使他们终身禁锢；即使禁锢了，也没有不能解除的。凭张公讲学明理、把一个官职看得像破鞋一样的品格，即便没有得到重用，他所提出的建议对国计的补益也不浅；他的文辞，也差不多可以同元祐年间的刘器之、陈了翁相媲美。这足以流传万世。计算张公的奏疏，大概有数十篇，唯独他过分推举我，实在超出情分。然而我不敢因为私交而替张公惋惜；我所惋惜的，是国家的体统，以及那些像张公一样而一同不再被任用的人。

译念初堂集序 嘉靖年间，掌管外制诏令的人专门用骈偶、割裂、绸缪的方式来写文章，辞意对君主表示嫌疑，对执政大臣则一味谄谀；于是朝廷推举公和二三位学士共同讨论，而公所起草的文章最为简约精要、淳厚古雅，追本于经术，文采斐然，颇有两汉风范。当时馆阁中的士人争相用诗酒来装饰太平，唯独公不这样做，致力于详细分析国家典故，直到边防、财赋等重大事务，都明白得如同指掌；因此他表现于文章中的内容都明白切实、直击要害，意味隽永而丰厚。公一共主持文衡一次，三次统领南北成均，心中一定要得到真正的人才以供世用，所以反复提携、教诲他们的，无不是切近实际、敦厚力行的学问，这些都记载在各种说部中，可以考察。公既不屑于被花鸟月露役使，而对于一时雕虫、叶玉一类的技巧，也惭愧而避开，仿佛不同的道路；但他有所发自本性而归于文明，因此内在充足于实际，外在也充足于文采。我年轻时喜欢读古代文章家的著作，私下认为西京以前，谈论义理的推重孟子，工于抒写情感的推重屈原，明察世事的推重贾谊；这难道是有意修饰辞藻吗？可是他们的辞藻何尝不工整厚重。那一股气在内心中充满而神采洞彻，夜间存想，仿佛在夜气初平、天将破晓以前剖取玄珠；至于先见之机与齐同万物的妙理，在《吊屈原》《鵩鸟赋》两篇中所发出的内容，也大略可以由此推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后世开始分歧，把学问分成两三派，各立门户互相争高下。辞章说不胜了，就归结到义理；义理穷尽而无所得，又重新趋向辞章。舍弃事实只谈义理便空疏，舍弃义理而防守事实便鄙俗。他们所以分歧并分成两三派，是因为并没有真正达到自己所承受的学问境界。公所达到的境界是真实的，所以能够默契贯通而没有隔阂；能够默契贯通而没有隔阂，所以兼收并蓄而没有偏失和短处。公大概可以成就大业了吧！了解公的人还认为，公没有在经筵侍讲，不能用文章来辅佐君主；没有担任内阁及六部大臣，不能用文章来决定国事，在圣人的德政中辅佐皇猷，这些方面大概有所缺憾，因而替他惋惜。我却不这样认为。孟子退处之后写成《孟子》七篇，荀卿、文中子也都有著述，以为后世若有王者兴起，难道不会从我的言论中取用吗？饮河的鼠只求填满肚子，公的文集流传之后，天下和后世难道会有不能填满肚子的人吗？凭一时显扬公，作用是有限的；凭后世显扬公的言论，作用却是无限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公今年七十岁，精神矍铄超过壮年；即使有西河之痛，也不至于像子夏那样因丧子而过分伤痛，仍能笃信圣学到这种地步。从此以后，都是化生的正途了。我虽不敢说自己守持玄理，公的造诣难道能与玄理相等吗？公字子难，别号稚川先生；他所命名的文集叫《念初堂》。《陈子吉诗选》序 子吉以太学生身份参加京畿考试，于是夺得经学科目的第一名。子吉本来凭经术进身，又擅长古文，喜欢作诗。当时故相兴化李公见到他，认为非同寻常，便同他讲论钧礼，称为上宾。各种应制诗篇、笺表，大多由子吉起草。可是子吉晚年命运多舛，多次参加公车考试，总是被报罢。只是他所作的诗却更加精工。李公被元相任用后回到乡里，常常称病，使掌故谢绝宾客；来客代理接见也不敢单独会见，唯独子吉出入幕府，自由如常。李公将要为他的诗集作序并刊行。今年秋九月，子吉经过我的弇园，拿出来给我看。我过去在吴兴与子吉相识已有十年，却还只把他看作经术之士，不知道他会作诗，更不知道他的诗竟精工到这种程度。若非子吉来访，我几乎错过了他。诗道在弘正年间开辟，到隆庆、万历之际，已经盛大而达到极点。然而其中高明的作品，以气格声响争高下，却不根植于真实感情；骤然吟诵，仿佛合于宫商，仔细阅读，仿佛经纬俱全，慢慢寻求，却什么也没有。至于低劣的作品，也不过是巴人下里之曲罢了。唯独子吉能够在二者之间斟酌，使格调总足以防护情感，质实总足以驾驭华饰；所谓仔细寻求而确有内容的作品，往往出在声色之外。他在五言古诗和近体诗方面，尤其可以称为长城。然而他带着束脩来见我时，过分谦抑，把自己少年时喜作骚赋、乐府，说成被经术夺去了兴致，后来又被应制诗和骈偶之语夺去精力，不能大力从事学问，认为这是操觚之士的惭愧。刚脱去生员的青衿，便假称以文辞通达；戴着幅巾、穿着宽衣，就冒充山人，放言谈论汉唐文章。他们哪里是真有这些本领，不过姑且用来使自己快意罢了。子吉才华很高，却过分谦抑，为什么呢？子吉所说的慥慥长者，不就是这样吗？于是我的太守张君把他的诗刻印出来，说：子吉，将来会因此受益吗？这样就可以了；而我知道这些木版不会白费。《真逸集》序 这是我吴地人毛文蔚、字豹孙的诗。豹孙的祖先中，曾祖父由科举起家，做到御史中丞；各位孙辈都拥有巨额财产，彼此以服饰饮食、车马声色相夸耀，而豹孙内心厌恶这些，穿破衣、吃粗食罢了，却不顾问家产，家产反而渐渐旁落。他年轻时擅长经生义理，久而久之也厌倦了，努力写古文辞来表现自己，希望等待后世知音。吴地是天下最大的府，富有豪杰贤者和长者；豹孙虽然不常与他们往来，但间或同其中才俊交游，也多能称述他们。蜀郡张中丞巡行部属时，曾召集各位名士，在他家门楣上题字表彰，以显示其卓异。豹孙得到“真逸”的称号，于是就把自己的诗命名为《真逸集》，并请我作序。我曾说，诗所谓格，就像器物有格架；也有止境的意思，即说事物到了这里便止。如今天下以诗闻名的人，没有比得上我们吴地的；吴地的诗大约有三类：下等的只求取巧，用拼凑典故的办法，因而落入容易的旧套，根本谈不上达到格调；上等的探月胁、穿天心，专门写人们从未说过的东西，务求超越诗格，却不知道归宿在哪里；至于才思敏捷的人，奔逐于声情，以快捷取胜，越是接近表面，越是落到格调之外。豹孙却稍稍不同，大体上调和华饰与质实，约束题材和景物；遇到事物触发兴感，不从别人那里取法，而从自己内心取出，因此有稳定的声调，却不越出诗格。至于五言古诗和近体诗，更是文采斐然、意味隽永。豹孙所作诗共有数百上千首，文章也与此相称。想到他居住贫困，不能全部付梓，便只刊刻其中尤其奇异的诗，骚体一首、七言诗一首，也附在这里。过去华阳陶隐居得到“真逸”之名，所编文集叫《真逸》，与豹孙同享这一称号；但流传到后世而保存下来的诗，连百首中的一首都不到。豹孙的诗本来就不少。

译《茶陵颜氏族谱》序 颜氏的先祖从春秋时期开始。可以考见的，是鲁郡公颜真卿亲自撰写的《王友碑》中所说：颜氏出自小邾子；孔门中通达的弟子有七十二人，其中颜氏有八人，但没有说明分别是谁的后代。到了汉晋，颜氏在经术、政事、文章方面人才辈出；到齐代，御史中丞颜见远因哭泣和帝去世而气绝，于是以忠义显名。到了北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不肯署名支持隋文帝辅政的诏书，又奉诏寻找并守护旧玺，不交给外人，因而再次以忠义显名。到了唐代，颜真卿与从兄太子太保颜杲卿倡导义师抵抗安禄山；颜杲卿在河北被肢解处死，家中跟随他死难的有十多人；颜真卿后来再次抵抗叛将李希烈，缢死，又是以忠义显名。到了宋代，安抚判官颜雷歘跟随大帅郭子仪守卫潭州，多年挫败胡元之军，城池将要失守时，全家自焚而死，于是又以忠义显名。一千多年间，颜氏中精通经术、政事和文章的人本来不少，但最显著的，世世代代都称为忠臣。唉，忠臣之所以成为忠臣，本来已经不顾自身了，哪里还能顾及子孙呢？颜杲卿、颜雷歘二位公，一人死去而全家殉难，因此能够不绝后代的，只剩一线气息罢了。然而这一线气息延续下来并开启后代，渐渐昌盛、渐渐显明，颜氏的支派于是遍布天下。唉，天意是多么深厚笃实，仿佛亲自降临！如今茶陵的颜氏，是颜雷歘的后代；居住在梅院的，是攸县这一支；居住在南冲的，是露水这一支；居住在盘陂的，是墟塘这一支。大小几千上百人，都能以祭祀礼仪为事；出仕后历任内外官职，也都以能干的官吏著称。元代杰出的文宗颜元，又能制定家规来整齐族人；明代杰出的思想家颜孔，又依式加以扩充；他的儿子、州别驾颜志邦，又能汇辑先世至今的族谱，并请我作序。世人给宗谱作序，往往夸耀门阀、记载功勋；这些我都不谈，只谈颜氏以忠义立身的艰危。希望后代即使不遭危难而仍然存在，也不要把忠义看作可畏惧之事，而应当好好实行，使这种传统世世不断。俗话说：天下太平就有良臣，天下动乱就有忠臣。如今天下已经极其太平，所有姓颜的人，时时仰望墙上先世所作的忠义事迹，把忠义用于为良臣，也是可以的。颜氏过去有黄门侍郎颜之推的《家训》，族谱遗失了，也没有列入颜氏诸人及颜杲卿的传记。我家有善本，全部赠给别驾，请他刊刻。《金华府志》序 除二京之外成为大藩镇的有十三个，其中浙江最为重要。浙江的大郡有十一个，居上游的有三个，其中金华最为重要。金华这片地方的建置起源，在秦代不过是一个县；后来疆域逐渐扩大，人口也渐渐增多，已经分割为若干属县，由郡统领。至于“金华”这一名称的由来，则从梁武帝时开始。后来有时称郡，有时称州，而州中最著名的叫婺。婺星是女宿的星名，女宿所统辖的是扬州分野；扬州分野中名城数以几十、上百计，而金华以这样一个小郡相应，地位之重要，难道不是十分显著吗？宋绍兴甲戌年，洪文安公洪遵来任通守，编纂府志。元至正改元时，瞻思以佥廉访事身份来分署，又续修此志。然而其大体只是草创，尽力采集记述罢了，各属县也还没有全部编入。到了元末明初，天地磅礴之气偏集于此，文明之气独自开启；各旁近县邑前来归属的，连同郡城一并编入乡里，像亭邑这样的有数百处。山仿佛培土而增高，河仿佛疏浚而加深，平原低湿地仿佛开辟而广大。当时的杰出才俊，如黄文献、宋文宪、王忠文等，又纷纷起来为它增饰，于是金华以郡名闻于天下。到成化庚子年，周宗智来任太守，又续修了一次。大约过了近百年，如今太守王侯懋德到任，政事成就之后又续成三部府志，感叹说：“周志以前的部分已经核实了，我担心还有遗漏的文献；周志以后的部分每天都有新的资料，我担心终于散失而无从记载。”于是同僚丞廷龙、倅之梦、司理键商议，又把修志之事请示抚司马徐公、按察御史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学乔公，都答复准许。下令金华县，聘请左给事中陆凤仪主持编纂局，把任务交给章一阳等十名诸生。大体上由陆君搜讨资料，而王侯实际主持其事。经过一年，志书成稿，共三十卷；从建置到艺文，共分三十八类。王侯认为我过去任兰溪县令时新近与金华有联系，便托人请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府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物，史志详于人物而略于地理。如今这部志书所记分野、灾祥、山川、土田、官师、人物，文理井然，三才的道理都齐备了。过去杞、宋作为夏、殷之后裔，是天子封国降临承继的国家；至于它们的礼制，孔子能够谈论，却因为杞、宋的文献不足以征信而受到阻碍。如今一个小小的郡，依靠越地所分得的文献，近二千年间渐渐昌盛、渐渐显明，这是谁的力量呢？君子说，金华能够凭文献著名，是从洪公开始的；帮助他的，是瞻思和周宗智。金华能够凭文献称冠，并且世世代代不废，则是王侯、陆君以及当时卿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些话。

译《南桥徐氏族谱》序 徐氏的先祖以医术显名。其始祖从公熙、秋夫到道度、叔向。叔向之后，居住在南方的有文伯、嗣伯、雄；居住在北方的有成伯、之才、之范。他们虽然历任内外官职，统辖二千石，显贵的身居高位、享有声誉，却不愿舍弃医术，甘愿以方技使一家闻名。雄的后代传了几十代、上百代，才开始成为南桥徐氏。徐氏中有郡医学提领徐德，又凭医术在当时闻名。从此以后，提领的儿子徐振宗，提领的孙子徐子旸，子旸的儿子徐可豫，世世代代继承医业而没有废弃。可豫尤其被称为神奇。传一代成为院使徐公枢，历事五位皇帝，赐金印紫绶，告老还乡后以高寿终老，皇帝下诏赐祭并安葬。再传为院判徐公彪，凭六品官获得任子资格；他的幼子徐墱入宫供职于中秘，屡次升迁至水部员外郎。他的叔父徐埙由史职转任武职，成为锦衣卫千户。诸孙中的俊秀者有徐鏔、徐鋘、徐鎜，曾孙中的俊秀者有徐源，相继在太医院学习并任官。徐济考中科试，先后两次出任岩邑县令，又任大府训导。从此南桥徐氏更加在州县之间有声望，离开医业而从事儒学的也渐渐多了。儒学中杰出者有徐益孙，成为太学生。益孙曾经考察并总括祖先的事迹，感叹说：“炎帝治理百药，解除百姓的疾病；轩辕氏与岐伯讨论医道，所成之书可称为经，与《周易》并列。医术所起的功效真大啊！我们徐氏的先祖熙公，把医道传给子孙，使南北两支都显达。大约传了几代便中断，断绝之后由提领公继承。到了院使公，蒙受皇上的宠爱，功业显赫，有些是台辅大臣也不敢指望的。如今以后，穿着宽衣博带而从事儒业的人兴盛起来，而徐氏的医道却渐渐消亡了。况且我们徐氏世代并非缺少文献，怎么能任其散失而没有记载呢？”于是亲手创立族谱。从熙公到雄公，作为远祖，称为“创始”；从徐德到第十二世，称为“世系”。提领公以后有声名的人，列举他们的事迹，称为“贻”。院使公以后皇上所赐的制诰、御诗，记为“恩纶”。各位名公大夫所作的墓志、述文、表、传、记、序、歌、诗等，列为“征信”。其他传承下来并称述后代的，归入“世系”；另有辨析疑传的文章附在后面。这样族谱编成后，徐氏所谓的文献就清楚完整了。从前我家有才华的先人徐少卿、徐同卿，出身寒微而做到高官；然而徐之才还说他们没有学问和才能，叹息道：‘终究恐怕会同《广陵散》一样失传。’这大概是为家声衰落而悲伤。从今以后，徐氏的后代进则从事儒业，退则从事医业，只要存心爱护万物，成就自己的名声，并使声誉流传后世，就都有族谱可以凭依。不要让徐氏的事业成为徐之才所讥诮的那样。益孙与我友善，具有史家的才华；这部族谱，也可以看作这种才华的一斑。《文起堂续集》序 我郡张防于十多岁时成为诸生，到现在总共三十多年，从未有一天废弃笔墨写作的事业；无论有所撰述，还是游戏之作，一经问世，人们便喜爱并传诵。因此刊行的文集有十多种，其中最宏伟华美的叫《文起集》，共十多卷；现在这部是它的续集。张防于仰慕周武王、姜太公的风范，所作箴铭一百多章，最为古雅而切合义理和事务，放在《楚书》《汲冢》中也难以辨别。其他赞颂以及责己、戒子、赠妇等篇，也同样如此。至于他答复袁太常的书信，以及写给少卿、中散的文章，从胸臆中发出，更是文采斐然。防于文思才藻举世无双，各种随手酬答的文章，运斤成风，舒缓深厚而意境寂寥，遍传海内；即使鸡林的商人，也很能仰慕喜爱它。然而这部集子或许还没有把他的文章全部收尽吧？为什么呢？曲调越高，和唱的人越少；魏文侯因此担心听曲睡着，高帝因此轻视文士，这不过是世俗罢了。我的看法是，这部集子一旦完成，其他文集就应当捧着盘盂跟随在后了。防于有《秣陵游稿》，曾请我作序，实在是这部集子的一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章〕 《梁伯龙古乐府》序 凡是有韵的语言，能够配合管弦乐器的，都叫乐府。风、雅衰微之后，铙歌、鼓吹兴起；听者仍恐怕困倦，于是燕、魏、齐、梁的曲调产生，丝弦不能完全和谐，歌者以人声断句来宣发情感。绝句的曲调婉转而不能长久，于是《花间》《草堂》的峭丽鲜明之作出现。花间、草堂的曲调不能入耳，于是北方声调刚劲；北声不能长久留耳，于是南音兴起，伯龙所作的就是南音。只要不是荒芜不毛之作，轻薄浮浪的游女也都能学习吟诵。然而伯龙心中不高兴，说：‘这哪里足以使我著名！’如今古乐府和今词，从根本到末流相距很远。古乐府的声音发自自然声响，文辞依托真实感情，古来本来没有二者分离的情况。于是伯龙稍稍取法建安、六代的作品加以仿拟，作成若干首。伯龙才力常常有余，所以不能完全返回乐府的本源；他的质朴又不能完全驾驭文饰，所以时时出入古今之间。然而有时用正面语言表明志向，有时用婉转言语引发感情，一概归于和平雅正，也差不多可以洋洋盈耳了。有人还说，司马相如的赋胜过班固、扬雄的文章，尚且要等曲终之后奏雅，何况伯龙呢！我不敢同意这种说法；不取其末尾的雅正，反而责怪它开头的曲折，这是法家刻薄深峭的说法。伯龙毕竟还知道返回古乐府。柳永、张先的才华，难道就一定在伯龙之下吗？只是他们安于偏嗜而不知道节制，所以机巧之徒把柳永称作“三中”，把张先讥为“三变”。他们大概想为自己辩解，却不能做到。黄庭坚比这两人贤明，却至于借佛理作禅偈，来解释他确实悔悟之意；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像伯龙那样用古乐府来反省呢？所以我说，伯龙还知道返回古道。

译《苏长公外纪》序 如今天下以四个人的姓氏来称举文章大家，只有苏公的文章最为通畅爽利；而他所撰写的论说、奏议一类文章，在当时最为切近。因此操觚作文的人很少有不学习苏公文章的，但喜欢品评是非的人对苏公也不能没有一点贬抑。然而假使天下真有能够完全读尽四家文集的人，万中也未必有一个。苏公才华极高，积蓄极博，发而为文极其通达，又极其容易。凡三家文章的奇特之处，都尽在文集中；苏公的奇特之处，却不能尽在文集中。所以天下若有能完全穷尽苏公奇才的人，亿万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苏公没有写尽的韵文，词作方面温庭筠、韦庄也要让他；雄健豪放而诙谐方面，侯白也要退让；高雅的文章以及书信、题署方面，黄庭坚也要逊色；隽永的游戏文字和书法方面，他是颜真卿、李邕的难兄难弟；写古木竹石方面，他是文同的畏友；遁入佛门方面，裴休、杨亿的禅学也要退让。用这些方面衡量那三位大家，难道有一项能胜过苏公吗？没有。当苏公在世时，即使荒僻州县，儿童妇女也无不想见他一面；他的言论流传到北方幽州、朔方，向东到三韩，向西到羌戎，向南越过鸡林、马人之界；而要禁止他的言论的，竟是广厦细旃之上的朝廷。公开与他对立的，是谈论经术道理的人；急忙奔走、急于置他于死地的，也是一时有才智的贵臣。唉，真是奇怪！等到苏公去世很久以后，广厦细旃之上的人对他的厌恶渐渐转为喜爱，学士大夫直到今天仍然仰慕谈论他而不衰。即便如此，若问谁能完全了解苏公，那么除《论》《策》之外也没有多少了。这就是我说亿万人中未必有一人的原因。我年轻壮年时，曾与王世贞于鳞学习古文辞，对于四大家的文章实在不能融会贯通。晚年才渐渐安于其中，不要说苏公的文章，即使他的诗最被称为雅正、变异、杂糅，虽不能成为我的规范，却也足以为我所用。他感发而趋赴节义、聪明才智洋溢散发而形成的风调才技，有时正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取苏公年谱和传志的概要保存下来，又搜集苏公的短小言论，以及诸家对他的评论、记述和琐碎资料，一一附录，约编成十卷，命名为《苏长公外纪》，放在山房几案上闲暇时，每天抽读一卷，佐饮一杯，其滋味并不比山珍海味差多少。《皇甫百泉庆历诗集》序 百泉先生从二十岁左右诗道成熟，到后来四十多年，作品都完成在世庙年间；当时已经有刊行的诗集了。从隆庆改元到万历年间，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他的名声更加隆重。天下想得到先生文章的人更加迫切，带着币帛请求题赠的帖子早晚充满门庭；一等他外出游历，捧着纸笔跟在他后面的人便接踵于道路。先生慢慢倚着几案，有时在酒席间应答，他们都满意而去。先生所作诗文，无论征引事典还是寄托意旨，虽然纷纷而出、不可穷尽，却没有不精确切实而雅正恰当的。那些拿题目或韵脚来难为先生的人，虽然成群而来、不可计数，却不能找到一处瑕疵。他所作体裁有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等多种，却都没有落入开元、大历以后的旧套。因此那些求文的人又时时想窥见先生全部作品，而先生估量自己无法应付，才开始谋求刊刻。书刻成后交给我，请我作开导粗浅之言。我曾说，古代那些精于写作的人，年轻时常常强行耗费有限的精神，去追求登上难以达到的境界；有时又借助外界遭遇，开凿自己不受雕琢的天性，因此往往不能享尽本来应有的寿命。幸运而能老年，智慧穷尽、无从构思，气力耗损、不能充实志向，所以才华往往又不等到寿终便消尽。从西京、东京到建安六朝，只有扬中散、扬子云、颜光禄、谢灵运活过七十岁。然而扬子云逃避现实而寄托于玄理，谢灵运逃避现实而寄托于饮酒；他们没有觉察自己的智慧已经穷尽、气力已经耗损，只姑且以雕虫小技自娱，那是壮夫所不屑为的，而枝蔓之才也已经晚了。至于江淹才思枯竭、谢孝贞思路耗尽，则又在他们之下。拿先生来看却独独不是这样。当先生的伯、仲、季三位兄弟相继凭文章闻名东南时，前面去世的已经近三十年，最近的也有十多年，而先生独自挺立，像鲁灵光殿一样，那么他的精神自然还没有穷尽。六十年间，若不是有重大事故和忧患，他没有一天废弃读书。他吸收时仿佛输送，发出时仿佛倾倒，又怎么会穷尽先生的智慧、耗损他的气力呢？先生把“庆历”寄托为年号，因为那是二位圣主的年号。如今万历长久无疆，而先生的诗正像太阳升起、河水充盈一样不断增长，他的篇卷应当多到不可胜数。我姑且作序，等待它们继续出现。《伐檀集》序 我所友善的张将军平日说话木讷，仿佛难以出口；但当他统率悍卒、拉开强弓、跃马顾盼时，却有凌驾广武的气概。至于让亲友畅饮，举起大杯，鲸吞牛饮，酒杯飞转不停，他俨然就是高阳酒徒。酒后耳热，慷慨谈论天下事；有时心中有所不平，便翻白眼骂座，众人渐渐躲开。这样的人本来不应当能作诗；即使作诗，得到一两句易水悲歌，也不过是头发竖起、骨气飞扬，勉强附会于燕赵诗人而已。然而他所读的书，必定在西京以后、开元以前；论诗格调，务求达到武德、贞观，而稍稍用齐梁的月露之辞加以柔和；他的语言务求出自常人未曾说过的地方，宁可有瑕疵的玉璧，也不要完整的珷玞。这些话存在天地之间，人人都能得到，但人人又只是彼此耳朵抄袭，像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要淘汰而使它精炼，创新而使它新颖，若没有深沉剖刻的思虑，很难达到。如今我把所谓精炼、新颖的作品归给张将军而不归给别人，究竟对不对呢？唉，士人本来就不可只看外表。我平日常奇怪，那些脱下铠胄、插戴貂尾的人，大多不能作文章；即使有作品，也像沈约口授之文、曹学佺险峻之作，偶然触发，仿佛呓语中侥幸说中罢了。前代只有孟德，后代只有处道，文章光彩朗朗，戈矛之间仿佛有盘龙般的正始风流；但转眼之间又因文章而败亡。如今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所以张将军不必治理军队，能够利用闲暇作诗；只是这样一来，他只能以诗人的名义闻名，而所谓统率悍卒、挽强弓、顾盼凌人的气势，也只好收敛到低声细语、吞吞吐吐之中了。然而假使张将军凭一个诗人的名义闻名天下后世，他本来会甘心吗？为什么呢？他轻视同僚，几次跟随我在东海之滨游历，不因我的失意卑微而产生厌倦之心，可见他确有真正的嗜好。诗共六卷，命名为《伐檀集》，大概因为他的书斋名为伐檀；羁留淮地所作的诗另附二卷。将军名元凯，曾督运，统领千艘船，又两次掌管卫所印信；他几次起用又受挫，也说是因为诗的缘故。

译《史记纂》序 以栋已经把《史记评林》刻印流行，我也为它作过序。现在又有所谓《史记纂》，这是为什么呢？后世研究太史公有两类人：编列纪、传、志、表，纲举目张，汇成一代史书的，这种工作不容易做；摹写句子、摘取字词，纵横交错地编成一家之言的，世上本来不乏其人。《评林》流行以后，从馆署到郡邑学官，没有不研究太史公的。也许它仍然篇帙太重，不能流传到远方吧？费用太大，不能惠及贫者吧？编排太繁，不能便于阅读吧？以栋对此忧虑，所以序中略于辞采；文辞虽好却缺少法度的，不敢收入；只有赞美而不能发扬太史公精神的，不敢收入；只有提点而没有关节、眼目、骨架和照应次序的，也不敢收入。这部《史记纂》，使读书人稍稍能够学习古书，使执笔者获得寄托耳目的地方；不必广泛探求，文章法度就灿然齐备，枢机也跃然若有所悟。因此《史记纂》流行之后，研究太史公的人不一定都要是显贵亲近、有权有势者。有人说：以栋难道不是把文章割裂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是昭明太子的开端，也是真文忠公的汇流。精于冶金的人把金属熔化，提取其中精华，便能把普通铁器炼成镠金；精于酿酒的人把酒澄清，取出酒母，于是即使清水也能酿成美酒。这就是作文的重要原则，也是以栋用来惠及天下士人的心意。至于编集材料而成一代史书，则有初编的《评林》在那里。《杏山续集》序 我任郧地巡抚时，所辖内乡有一位李先生，真是个卓异奇特、不合常人的人。守门人先进去通报，说是乡贡士，出来见他时，只见金印紫绶光彩照人，白发如霜，骨相如鹤。稍稍交谈，他谈论千古事业，滔滔不绝，如串珠般流利自然，仿佛都是自己见解。他的《杏山集》我读过，其中五言古诗最为遒劲高上，俨然有建安、康乐的风韵；七言歌行出入于杜甫、李白之间；近体诗则仿佛武库中兵甲森然，光彩刺眼，但气势总是完整，用典总有余裕，偶尔发出一句独到之语，往往出人意表。我十分惊奇，不久便告辞离去。后来我拜谒太岳玄帝宫，他写信告诉我：我整理衣服登上天柱山，向西眺望是峨眉山，稍向北如同二华山；东方所居住的王使君，都是人间巨观。先生又作歌诗数章，语言更加奇异。住了很久，我解除郧地巡抚任职，刚到均州，先生已经在江岸等候了。在酒席间慷慨交谈不停，不久忽然病重昏厥，几乎危殆，急忙呼喊取药。服药醒来后还说，病虽然重，尚且可以走千里；况且我已经老了，哪里还能再见王使君？谈到半夜才分别。又过了将近三年，我乡徐中丞入朝任司寇后回乡，先生托他带信给我。又过了三个月，先生再次专程派人送信来，慰问我的困厄。这些信使我的感动更加深切，于是我把箱中的续稿几乎全部拿出来给他看，才发现赠答、怀念、寄托之作全都在其中。只是他的遣词更加精工，用事更加广博，铿然有声，仿佛庖丁进刀时发出的声音；又仿佛骏马奔驰在康庄大道上，丝毫没有失蹄。以我在世上不得意，晚年反而更加刚直卑污的处境，先生却有与我深相契合之处，把不朽之事托付给我。先生即使防备我，又哪里能使他不朽呢？如果先生的文集流行后稍有异同，那么是因为他居于江左吗？江左之气激越而清峻，所以往往篇章较多而累赘字句较少；中原之气雄壮而质朴，所以往往累赘字句较多而累赘篇章较少。总之，不能拿此地代替彼地。先生过去曾有官府封赠，称为大夫；为什么还自称乡贡士呢？因为公车任用尚未完成便厌弃离去，后来又不能完全释怀；同时他的心意不愿以官府封赠来抬高自己，那么又为什么要以乡贡士来抬高自己呢？所以舍弃那些称号，把书题作《杏山续集序》。《心赋》序 《心赋》是永明禅师寿老所作。梵语称为“质多耶”，又称“波茶震”；丹语所谓“心佛”，指的就是觉，觉悟此心而已。真心之外，都是妄心。天竺古先生说法四十九年，到最后却说没有一法可以宣说。未觉悟时，万语也不算多；觉悟之后，一个字也不算少。唉，寿老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话呢？这是为了给求学的人提供方便。古先生四十九年的说法，本来是一法，而各种经典用了不同名称。求学的人若追逐名称，反而更加远离真理。寿老作这篇赋，是要说明古先生所说的其实无法可说，并非一颗妄心；学人若能觉悟此心，便无所谓心，也无所谓非法。他所采集的见闻似乎广博，文辞似乎详尽，其实只是用反说来归于简约。为什么用有文采而押韵的形式呢？古先生施教，多借梵音发出哀慈之声，使人从听觉根门进入道境。中国人的学习，则开始依托文字来流传。听觉根门比视觉根门更容易入道，寿老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把一切都摄入韵文，使听的人容易专精入道，使诵读的人对文辞更有滋味。此赋流传之后，学人把妄心当作真心的情况，我知道可以避免了；但若把识心当作觉悟，我就不能没有隐忧了。天下人向佛求佛，马祖便开示说：“即心即佛。”然而人又不免向自己的心求佛，于是马祖再次破除这种执著说：“非心非佛。”如今“非心非佛”的教法大行，而“即心即佛”才是真正的所得。唉，悟到这一点之后，才可以读寿老的赋吗？如果已经悟到这一点，又哪里还需要读寿老的赋呢？从前宣律师注释《楞严经》，让那咤进入兜率天，请弥勒为他印证，之后才成书；我没有可以请来印证的人，只能在自己的心中求证罢了。《弇州续稿》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四十三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译《少保张文毅公集》序 张文毅公在南宫考中进士时，是第一名；后来被选入中秘书读书，也居第一。天下执笔作文的人，都争相趋附于他的门下；而公反倒亲自努力研究自己的学问，稍稍考察千古治乱的原因，又旁及国家礼乐制度和章程，把贤者所认识的大道看得极其重要，对一切文章技巧都不放在心上。估计不得不应酬时，也一定内在穷究义理，外在穷究事务；文章写成后若对世道没有益处，便不撰写；稍稍不合古法，也不撰写。因此公的文章一出，从士大夫到读书人，取而阅读的都能饱足而去，喜欢妄加褒贬的人也闭口无言，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因为它能够穷尽义理和事务，又合乎古法。然而公从未有一天因别人的爱好而改变自己，舍弃正道去从事雕虫小技。我还记得二十岁左右时被公选拔为士子，却不能多次见到公，也不敢突然把自己的作品进呈。公偶然看见我，说：‘这篇文章，大概有内容、有法则了，不是你们这些少年卖弄才华的东西。’随即又皱眉说：‘少年人想做的事情，给他们的时间尚且不够，哪里有工夫从事雕虫小技？’大概公想到自己身居禁署，担任掌管文史、优游闲适的职务，君主安然端坐、清静无为，自己却不能承接顾问来舒展志气；他对吏治仍然庞杂感到遗憾，对武功不能振兴感到叹息，对天宪权力旁落感到忧虑，对百姓生活多艰感到怜悯，这些忧思片刻也不能放下。任职不久，公受到朝廷大用，天下正擦亮眼睛等待看他的作为，公也振奋起来，仿佛有所作为。然而又没过多久，公便去世了。况且天子对于公，并不只是暂缓任用而已：他入中秘书读书，因病请归，学业尚未完成便任编修；编修任职刚过一年便任赞善；赞善尚未到考核期限便任谕德；有战事使节之任，便越过谕德升为学士；有治理河道的重任，便越过学士升为少宰；有心腹重托，便越过南六部、八座而大拜为相。估计当时诸公没有能赶得上他的。然而假使使命没有最终完成，他任少宰和大拜为相，都会受到掌握国政者的压制。他最后日日夜夜受困的，正是不能从事雕虫小技之类的文章。公终于因此郁郁而终。是人为的，还是天意呢？公本来专心研究自己的学问，深通理性，却厌恶声名，不愿有所撰述，以至于经纬天下、裁成万物的志向，都受到压抑而不能完全施展。最终长久流传下来的，反倒是他不想流传的作品。公刚毅而富有大节，风采堂堂，在公卿之间有不采藜藿的气势；他的才用虽然没有完全发挥，却前后两次主持公车考试，又两次主持南畿考试，一次主持武试，一次教导吉士。他的门人中若有人能完成公的志向，也就差不多了吧？古人所谓上等之臣，难道一定要在公本人身上全部实现吗？我在公门下最为年少，又最为不肖。公的文集流传于世已有三十年；他的儿子礼部君某，托他的密亲颜倅某重刻文集，并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我也将老了，长期沉沦而一无所见，正为辜负公当年的话而惭愧，哪里还敢再用雕虫小技来进献呢？即便如此，我还能够沿着公的心意为它作些说明。公的诗集二卷，文集四卷，应制诗、笺表之类约十四篇。天下人急于得到公的文章，竟然只有这样寥寥几卷，是因为公本来不轻易作文，性情又严肃冷峻，多拒绝而少答应。携带束脩润笔之资，到车门前便被拒绝的，已经有好几次了。这也是我尤其感到惭愧的地方。《山泽吟啸集》序 我任尚书刑部郎官时，同舍郎济南李于鳞、吴兴吴峻伯、天台王新甫等相互唱和作诗。上海孙君元之由进士来任职，元之与我是同乡，不久便被推荐为新淦县令而将赴任，我应当赠他一言。当时朝廷士大夫已经彼此告诫不要作诗，认为作诗就会妨害吏治；我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他的，姑且举《豳风》中能够把政事写入诗歌的例子，来勉励元之。元之此后两次更换县令，治理大县而考绩优异，入朝也任刑部郎官；我则出任山东按察司副职，不久便罢官归乡。元之任刑部郎官不久，也辞官居乡。从此二十多年没有音信，我因事经过上海，拜访元之。元之面色更加红润，谈论古今更加娴熟，只是颇不再谈诗了；然而偶尔从一两个朋友那里得到元之的篇章读看，没有一次不觉得爽朗而有情致。今年初夏，元之忽然来信，拿着他五世祖节轩公的《山泽吟啸集》共六卷，请我作序；其中还附有元之父亲如山公的《观国吟集》。节轩公以诸生身份入贡朝廷，名列第一，任望州教授，不久便拂衣归乡。他平生喜爱吟咏，下笔总是奇特；当时乡里的先生，如徐武功、钱文通，稍稍把他视为前辈；张南安、吴文定诸公则是他的后辈，衡量他们的诗，没有能超过节轩公的。然而在节轩公的时代，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他的名声和诗作，诸位先生为什么这样呢？莫非是节轩公在诗歌上内在充实，只是不去经营声名；内心自得于欣赏，也不在意别人是否看见吗？以至于他把俸禄官位视同脱下的鞋子，得到一个官职没多久便总是离去；历经五代，仍然像符契一样相承，这种心意大概可以由此推想。虽然如此，元之能够轻视自己的官职，却不能像他的祖先那样把自己的诗隐藏起来；他不求像祖先那样获得声名，却又不忍心永远隐藏祖先的诗和名声，我不敢把他与武功诸公相比。但我年轻时还能作诗，便作诗赠给元之；年老时又能顺着元之的心意为节轩公的诗作序，或许还算贤于前人吧？至于如山公，前有节轩公彰显他的美名，后有元之传播他的盛名，虽然作品不多，我知道他不会泯然无闻。因此没有推辞他的请求，姑且如此作序。

译《万姓类谱》序 先王根据人的出生赐予姓，并分封土地、命定氏。那么，姓是统系的标志吗？氏是因为尊贵才开始有所区别的吗？杨用修解释这些经书时，引用黄东发的论说，认为五帝时代百姓没有姓，贵而为官的人才开始有姓。“百姓”这个名称，是为了区别于普通民众的变化。说姓字从“生”、从“女”，姓就是女子出嫁后有所区别。因此有姚、妫、姒、姬、嬴、妘、姞等姓，它们的偏旁都是女。自从命氏之说流行，周代王族、诸侯公族以及卿大夫的别子，往往各自创立姓氏。隋唐以前的贤人智者，也常常轻率地因自己的见解而背离本源。有因义理而改的，有因读音而改的，有因字形而改的，有兼因读音和字形而改的，有仰慕古人而改的，有担忧祸难而改的，有因一件事情而改的。他们这样率意改姓，即使再过两代，若不是士大夫先生，谁还知道源流？这些人彼此残害、互相扰乱，又有谁能够阻止呢？如今世人对于姓氏的辨析实在太过分了：区别姓氏以通婚姻，区别源流以尊宗族，区别祖先以分族属。刘姓的郡望最多，分为二十五王；其次是二十一处张姓；再次是十四处李姓；又其次是十一处，但并不是因为郡望不同就彼此通婚。他们不相互通婚，本来是如此。然而彭城刘氏不把弘农刘氏列入谱系，琅琊王氏不把太原王氏列入谱系，清河崔氏不把南阳崔氏列入谱系，赵郡李氏不把陇西李氏列入谱系，各自以自己的郡望作为宗族。既然尊宗而彼此疏远，若不由谱牒贯通源流，就不能成为同族。同族则亲近而有区别，通婚则因疏远而格外严谨。如今世人对于姓氏的辨析竟然如此过分，即使先王也不能再增加什么了吧？大概自唐宋以来，姓氏谱牒不下几十家，而吴兴凌大夫才把它们合为一部。它分别列出各姓的源流和郡望，逐条铺陈；凡是能够凭姓氏显名的人，都附载其中。凌大夫说：‘我不是为了炫耀繁华，而是想让那些探究源流的人油然而生同宗之情，不要彼此残害；坚定自守，不至于互相扰乱，这对于世道或许有一点补益吧！’即使如此，拿这部书来考察古今显名的人，把它称作《姓史》也是可以的。凌大夫名某，壮年时辞去郡守官职，归乡著书，自成一家之言；这部书也是他卓然不凡的作品。《周易韵考》序 研究《周易》的人，自从伊川氏传授义理、紫阳氏传授数理以后，其他注疏几乎全被废弃。我的朋友张防于独能在这两种传注之外，援引旧说、发明幽微，作成《三易说》，已经流行于世。防于又说，古代卜筮之书没有不押韵的。龟卜之辞，如懿氏占卜嫁女、楚丘占卜生子、晋献公占卜娶姬、秦徒父占卜战事；《易经》的卜辞，如晋史占筮成王、东方朔和管辂射覆、京房和焦赣系属卦爻辞，都音韵流畅，可以诵读。为什么到了文王、周公所作的《易》，反而不是这样呢？难道是崇尚古代而不敢论说吗？还是拘泥于方域而不能贯通吗？或者相信简牍文字而不考察口舌和齿音吗？于是他订正其中正确的韵脚，搜遍各种史籍；凡是古韵以及可以叶韵的，也都援引采用。这样，文王、周公的卦爻辞将近十分之九，孔子的彖辞、象辞也得到十分之六。书名叫《周易韵考》，请我作序。我认为，古代通晓诗歌的，难道只有《易》吗？《尚书》的文辞也是如此。尧、舜、禹相互禅让时，少则几句话，多则几十句话，又和益、稷、皋陶等相互训诫，都有韵，最后还以赓歌结束。所以《乐记》说：‘歌，就是把话说得悠长。’心里有感受便说出来，说还不足以表达，所以把它说得悠长。乌漆漆的竹简以及鸟兽虫鱼形的篆书，笔画繁多，难以立即辨认；而耳提面命、从声音传入的内容，就容易顺畅地接受。那小小的西竺尚且认为梵呗的声响比经典的教化作用更深，何况《易》用来阐明阴阳，而阴阳的作用贯通五音十二律，圣人所系的言辞难道不可以讽诵歌咏吗？世人自称研究《易》，平常只是拘守训诂，所以凭文辞取得功名；其中最高的，也不过玩味消息盈虚的道理，用来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两方面就把他们的研究穷尽了。即使是所谓《三易说》，尚且不能读完一半韦编，哪里有时间考订韵脚？即便如此，我深切怜惜防于的用心，姑且略写它对经世的作用，不要因为它玄奥难懂，就把它视为覆瓿之物。

译《华孟达集》序 无锡有个华孟达，一天之内写了数百上千字的信来作自我介绍，并附上他的诗文三卷，说：‘如今天下称龙门，必定会说到您。龙门两侧夹峙而上，直达霄汉；西来的水流奔腾万里而下，冲击三级石阶，石屑如霜雪，声响如雷霹。鲤鱼中有加倍寻长的，经过这里一次，神灵便从鳍鬣间升起，上帝享用它，封爵为应龙。但我的鲤鱼却不同，您幸而把它淘汰掉吗？我将离去攻治自己的毛病，您又能幸而姑且记下它吗？我将离去更加锤炼自己的资质，以等待将来。’我既然对他的话感到惊异，便略读他的书；其中有与同族人往复的文字，也大致这样说：‘同族中有人爱慕作古文辞，我便鼓励他作古文辞；他想刻印流传，我却不敢这样做。我说：‘我与古代文辞的衡量标准还相距很远；左丘明、司马迁、庄周、屈原以及建安、李杜，是我近处的老师；北地、济南是我取法的榜样。但不要说王子当世无人可比，我将依从折中之道。’我更加惊异，于是替他读完了诗文。诗歌体制出入中古，越过长庆而接近永嘉，清楚冲淡，有悠然自得的意味。文章尤其峻拔洁净，裁剪简约时，是骃邕一类的小文；铺陈畅达时，则有昌黎、河东的宏盛法度。至于书信，萧洒超出人的意料。这就是孟达目前所达到的境界。孟达的见识超过这个境界三舍，难道仍然有所等待的只是才华吗？他的才华几乎达到这种境界，难道仍然有所等待的只是学问吗？学问是充实才华的，才华是通向见识的。我姑且把这些记下，孟达姑且听取。即使如此，孟达若因我的话而相信自己可以进步，也是可以的；这部书也将要刻印流传了。它为什么要流传呢？是要把它交给人们评击。过去文信侯为《吕览》在咸阳公布，在书上写道：‘有谁能增删一个字，我赏给他千金。’但没有人敢增删。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暗自讥笑他。异代的扬子云听说后惊叹：‘可惜没有让我去，我将把那些金子席卷而归。’这又是一层笑话。为什么笑呢？因为文信侯存心欺诈，而子云看清事情太晚。如今孟达处在贫贱之中，名声还没有立即成就，不足以威压人的耳目、改变天下人的真实判断；人们若信任他，便是真正的信任。仍然能够批评攻击他的地方，都是孟达可以不朽的根基。这是什么时代呢？这是龙门众多的时代。孟达屡屡称赞有文才而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究竟是鲤鱼，还是龙门呢？请让我质问此事而不因意见不同否定他们，于是把这些话放在卷首。《汪禹乂诗集》序 禹乂小时候，家境已经稍稍富足。徽州的风俗重视祖先留下的财富，人们都相继说：禹乂难道不善于守住并归拢财富吗？禹乂笑着说：‘我不能装饰冠剑、连接车骑，去结交游乐的公子以求名声。读书人要施展志向，凭的是科举功名。’于是闭门读书，通晓经术，成为有廪膳的生员，在多次考试中名列前茅，获得俊秀的声誉。到了乡试，他总是压过他的长兄，又因为豪放的缘故使次兄的产业减少。禹乂叹道：‘我怎么能坐着等到白头，只希望被选为博士呢？大丈夫只要不死，何至于局促地老死在一隅，与樊哙一类人为伍？’于是放下书本游学太学，参加考试，和诸生较量利钝。禹乂最终厌弃科举而作诗，估量余下的财产还有多少，赶快买来先秦、西汉、东汉、建安、六代、开元、大历诸名家的著作。读它们时，连睡觉起床、饮食休息、枕席漱洗都没有适意的时候；至于不是名家的书，他就像与之成为师友、互相较量高下。他所作的诗，一切忧喜悲乐以及可怪可惊的事，只要内心有所感慨，便立即发露出来。禹乂作为生员读书时，当地风俗已经暗中讥笑他；他后来放弃生员，又放弃太学生，穿上山人的服装，家境更加贫困。然而他时时手拿一册诗集，遇到来往的客人，客人车骑冠剑、仪态从容，十分显贵，惊讶地问禹乂：‘为什么不去谒见吏部的选官？’ 禹乂叹道：‘我是山人。’客人又问：‘你二哥的产业，难道已经多年积累，远不止从前了吗？’禹乂举起诗集说：‘我的产业全在这里了。’客人也笑着离去。禹乂作诗，既能遵循古昔法度而不超越格调，又广泛准备材料，征引事例务求核实；诗的声色相配，意象协调。他起初把诗拿给陈六水先生看，认为不足，又拿给汪司马先生看，后来又拿给王子看。王子对禹乂说：‘你回去告诉曹地那些看重祖业财富的人，他们往往也能谈论诗。’隆庆、万历年间，帝王的功业显著，诗歌兴盛；你的郡中如果有能谈诗的人，那么天下就没有不能谈诗的人了。然而天下谈诗的人，是因为地位显贵；你的乡里谈诗的人，却是因为家业显贵。如今你舍弃家业而作诗，家业日益轻微，诗歌日益重要。那么，你已经不是你乡里的人了。’于是我拿着他的诗集为他作序并赠言：‘努力吧！你的产业全在这里，而千秋万代的声名正在等着你。’

译《王世周诗集》序 起初我和世周的父亲沂州君在京师交游，关系很好。世周刚过童年，便束带受经，拜师学习，因此又与我的弟弟敬美交游。敬美比他大四五岁，每次所作的经生文章，才华都很突出，人们把他和文考、子安一流的人相比。又过了几年，世周忽然从燕中来，颇为厌弃科举之业；他在燕中所得的诸生资格，也将放弃，渐渐拿出自己的诗作。大都爽朗俊逸，不作平庸之语。那时沂州君年老，困在文书事务之间，不肯归乡。我内心本已惊异世周的才华，却不能不为他惋惜，作诗一章赠给他，想借此呼唤沂州君并勉励世周。又过了几年，沂州君已经去世。世周完全放弃经生之业，诗作却日益进步，家境一天天衰落，他却全不在意。偶然遇到人，如果客人不招呼他，他便不再询问姓名；即使知道对方是谁，也不能作寒暄，言语神色仿佛与对方毫无关系。遇到酒食送来，他举杯拿匙立刻吃尽；慢慢询问他时，只听见喉咙口中含混地发出声音，大概他片刻也没有停止凝神深思。世周本来不愿向人显示自己是名人，别人也无法给他定名；有一天他收集了若干卷诗，来请我指教，并希望我在卷首说几句话。我读后，觉得他的诗文已经文质彬彬、各体兼备了。小赋出自梁苑、邺中的传统，以月露般的润色滋养，自成一家。乐府尤其长于抒写情事，仿拟古作的篇章轻快活泼，击掌而歌的小语，清冷的辞句足以沁入肺腑。古选诗既不失节奏，且时时独具造诣。歌行尤其奇逸，确实有青莲鼻梁高隆的风骨；七言律诗、绝句潇洒超逸，几乎要以五言小诗倾覆长城。然而当他得意时，也达到了钱起、刘长卿的境界。大概莫廷韩、张仲立的评论已经大致完备了。明代兴起以来，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之间，作者如林；除北地、济南占据正始诗坛之外，像蛇珠昆玉一样的作品，没有比吴中更盛的。但人人自成一家，语言各有格调，正体与变体纷然交错，识者为此忧虑。唯独徐迪功、昌谷以偏师夺取旗帜，前面没有可以抗衡的营垒和相互争主的盟约，这不就是世周吗？不就是世周吗？汉代人亲眼见到杨子云，名位、相貌都很相似，尚且说他的《太玄》不能流传，何况世周这类人，哪里能相信我多说几句呢？即便如此，世周既不求声名，我也不求使世周声名更重，只是各自记下他所成就的罢了。敬美离开世周后考中进士，逐渐通达显贵；他的诗也早已写成并得到我的序，应当拿去与他质证。《插柳全孤诗》序 记述金华的人，大概有胡廉一公。廉一公名麒，字德仁。他的祖先从汴京迁居金华兰溪。父亲惟二公入赘刘家，于是定居汤溪。当时惟二公客死外地，廉一公年仅十三岁。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凤，一个叫麟，刚刚换牙。廉一公从小喜爱读书，行事循规蹈矩，却能不放弃节俭勤劳，以此兴起家产。他侍奉母亲刘氏尤其孝顺，抚养两个弟弟十分慈爱。不久，凤夭折。廉一公更加挂念弟弟麟，为他娶妻，刚过一年便遭疫病。廉一公日夜守在汤药之间，向上天请求以自身代替弟弟受病；祈求不能使他平安，便又向天说：‘先人有三个儿子，次子夭亡，已经没有后代了。幼子又将夭亡，幸而他的妻子怀有遗腹子，已经五个月。麒如今幸而有两个儿子，愿意减去一个儿子来成全遗腹男，姑且延续幼弟的一线生机。’到了预定日期，弟媳果然生下男孩。三个月后，弟媳因乳痈病死。廉一公极其悲痛。过后又害怕起来，说：‘难道会因为这一个孩子而累及他吗？’他与妻子江氏商量：‘我的次子虽还在吃奶，可以寄养他人；幼弟只有这一个儿子，怎么能让他寄养断奶呢？’江氏说：‘好。’于是把他的次子寄托给邻家母亲喂养，而江氏亲自给幼弟的儿子喂奶。廉一公时时察看江氏的心意，见她不太尽力，便故意对她说：‘你也听过卜者的话吗？这个孩子命中注定显贵，是我们两个儿子赖以兴家的根本。’估量江氏的心意稍有动摇，又对她说：‘你听说过树倒了还能生长的吗？’她说：‘没有。’廉一公说：‘我想用这件事来验证此子的显贵，所以选择一个日子，在井旁的土地上把柳枝倒插下去。’到了春天，柳枝果然繁茂，他便笑着向江氏夸耀说：‘这孩子果然没有违背卜者的话。’江氏于是早晚更加恭谨地奉养这个孩子。又过了很久，廉一公又生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叫荣，以博学、文章和品行著称。大约又过了二百多年，胡氏族人已达四万多人。大宗是廉一公的后代，麟的子孙也占四分之一。胡氏历任内外大官的有好几人，在《金华志》中以名声品行著录的也一样多。如今在郡邑学校中取得上舍资格的有七十多人。即使天下称为文献世家、鼎贵富盛的家族，大概也没有比胡氏更盛的。因此太保杨文襄公实为他们作诗并作序，廉一公的耳孙、前任通守某又征集我吴地能作诗的人写诗，并嘱托我作序。我私下听说，古代舍弃自己的孩子而把兄弟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晋代没有超过邓伯道的，唐代没有超过元紫芝的。伯道躲避战乱时，估量自己的儿子不能和兄长的儿子一同保全，便把自己的儿子绑在树上，丢下他离去。既然不能两全，舍弃他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绑在树上？这已经超出人的常情了。紫芝的兄长有个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他的父母贫穷，不能置办乳母，于是紫芝亲自给他喂奶。过了几天，乳汁流出，孩子便能进食。男子怎么会有乳汁呢？这已经超出人的常理了。廉一公救治病人的行为，虽然比二位君子稍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他能够运用仁爱的医术，大概还处在情理之间吧？紫芝因为来不及救护亲人而停止，伯道的妻子因为误伤亲戚而停止，妾也于是跟着被斩断了后嗣。对于贤者，不能没有责备。至于上天用来报答廉一公的方式，与对待那两位君子相比，为什么相差如此悬远？这又不能拘泥于常理来解释。我曾经为《金华志》作序，又因为通守君多次殷勤地同我交游，所以不推辞，记下了这些话。

译《何仁仲诗序》。已故少司寇何吉阳先生，谈论道理最为重要。嘉靖年间，人们称许先生时，以道德为首，其次是政事，再其次是才干，而诗歌又排在后面；唯独先生的儿子仁仲，能够得到先生诗歌的精髓，并且进一步加工润色。己卯年秋天，仁仲请求我为先生的神道碑作志。第二年夏四月，仁仲从陆路奔走二千里，到我的草堂来拜访我。坐定以后，他拿出自己前后所作的诗若干卷让我阅读：如卞氏之璧、隋侯之珠那样，希望它们能够光泽润美；如沅水的芷草、澧水的兰草那样，希望它们芬芳而洁净；如九疑山的山岭、三湘的水流那样，希望它们磊落而浩瀚。仁仲于是说：‘诗稿已经刻印了，冒昧地想借先人的余荫，请您写一篇文章为它作序。’接着又说：‘我并不是想求速成，而是想借此求得增益。诗集一经刻印，就要接受世人的批评。’我对仁仲说：‘你要寻求增益，不必依靠我；至于接受批评，必定是在燕中。燕中是天下才士汇集之地。从前执政者依照考功法考核、持守标准，束缚士大夫，谁也不敢不避讳声律；如今已经不必避讳了。从前我和两三个朋友稍稍讲论诗业，退下来却被庸俗官吏按照丹书上的条文绳之以法；如今也不以此为罪了。不用说那些执笔作文的人，连一般人也能谈论汉唐台阁文章的俊美高雅，并且趋向二李、何、徐的风格了；’ 即使是布衣中的豪杰，也能轻视太初、茂秦而不再以他们为宗。虽然如此，那些见识狭窄、听闻浅陋的人，年轻时偶然得到一句不同寻常的话便感到快意，于是放纵自己的长处，眼中没有古人；却不知道，符合古人的地方，是古人一向谈论的；不符合古人的地方，是古人所不屑谈论的。他们的见识不足以探究二始，便骤然认为作者的格调低下；学问不足以穷尽三余，便骤然因事理而怀疑作者；思考不足以深入九渊，便骤然只从小路来窥测作者。这样的人连自己飘荡、沉溺、沦落、坠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有能力批评你呢？至于为你作防护，应当怎样精心求取呢？有建安、开元在，虽然如此，也不过是反求于心罢了。你能修治并继承父亲的事业吗？进一步求取的话，有洙泗在，虽然如此，也不过是反求于心罢了。过几年，等你的道业成就后拿给我看，我再请你让我为它作序。《编注王司马宫词序》。《诗经》三百篇，往往出自妇女之手，而宫廷内的作品尤其完备。难道是因为善行便成为教化的开端，恶行便成为祸乱的枢纽吗？确实如此。那些女子因求偶而作《关雎》，因思念而作《卷耳》，因持守而作《螽斯》，因遭变故而作《柏舟》，用来寄托劝诫就足够了。至于副笄六珈，以及天子、帝王，不过是容饰盛大的描写。发展到有泚、有茨，上下禽兽杂聚的程度，这些作品与宋玉、司马相如所称述的相比，又怎么样呢？圣人于是采集并编排它们，称作‘风’；所谓风，是说它们可以用来讽谏教化。又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书，史书能够记述事变，却不能立即深入人情。诗歌能够兼及事变，就称为诗史，杜少陵就是这样的人。然而杜少陵早年疏远卑贱，晚年又被废弃，寄食于西方诸侯，足迹不能到达京师；他所记载的，不过是政令的弊病以及兵乱离散的变化罢了。只有王可、马建生在贞元以后出生，凭借宗室身份而分别与宫人有交往，对宫廷内情有所熟悉，于是记述其中的事情，得到诗辞一百首。穆、敬二朝助长淫乱，暂且不必说；凭借元和年间的成就，能够在藩镇中实现志向，尚且有这样的作品；凭借太和年间的锐气，却不得志于宦官权势，也同样有这样的作品，这实在令人深深叹息。至于王建诗歌的词句和格调，我不能辨析；但就赋体和起兴而言，大致具备二者。他在宪章文辞之间所说的，已经很详尽了。假使孔夫子降低标准而采录这些诗，能够承接《国风》的作品，难道会少吗？无锡顾玄暐，是深谙《诗经》作者讽谏原则的人。他年轻时侍奉世父太保公在京师做官，近在玉清宫行走，听闻天子的声音；但当时即使叩问温室树，也不敢回答。晚年读到王建的这些诗，心中有所感发，便为它们作注。因此，不论王建诗中所写的事情和情感，已经没有丝毫遗漏遗憾；至于旁征博引、曲折譬喻，还有超出诗歌表面的地方，这与刘孝标对于刘义庆，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玄暐的儿子某拿来给我看，我说：‘应当合在一起实行，合在一起实行。把它看作宫词，也可以；把它看作宫廷史，也可以吗？不是这样吗？确实如此。’ 《白坪高先生诗集序》。我做郎官时，就听说白坪高先生是嘉靖年间的名臣。先生刚刚超过二十岁，便考中进士，而且一向已经喜爱作诗。先生一生的行迹，没有不经历的地方；他的诗也没有不相伴随的经历。然而大体上被仕途夺去了精力，因此能够穷尽诗歌变化，却不能使这些变化回归自然。后来先生辞去豫方左辖之职，归来后天下人都弹指叹息，惋惜不能完全了解先生的才用。而先生内心却沾沾自喜，庆幸自己能够长久拥有天地间的时日，并最终把自己的适意寄托在诗歌上。先生作诗，外在受到境遇触发，内在由情感发出；不受题材役使，不被格律困窘，意兴到了便舒展开来，意兴尽了便停止。我不知道他是否穷尽了诗歌的变化，却知道他能够由变化发端而进入自然境界，这一点本来就很富足。王子说：‘我大概是跟随先生的儿子、桐乡令某，得到先生的诗的。先生是蜀地内江人。我听说蜀地，玉垒山包围连接着岷山、峨眉山，重重险阻、陡峭山坡，高耸入天的山冈遮蔽阳光，中间劈开两条江；嶙峋险怪的山岩把江水束缚得百折成险，潜流、喷泉、瀑布，盘旋的水涡和细碎的水声，稍稍平缓下来便形成锦官城的美景，简珠瑖英、金沙银砾的光彩由此显现。山水秀美而孕育人物，人物又秀异而成就文章，像司马相如、扬雄，以及近代的杨慎，大概都把山水的形态写尽了，形成奇诡华美的景观，达到极致。’ 在一千八百年间，陈正字用冲淡的风格调和诗文；其次是眉山苏氏兄弟，宛如平缓树林的曲折延伸、烟云的轻柔飘动，以及平湖的广阔平静，舍弃险峻而趋向平易，去掉雕饰而保存质朴。若论气韵与司马相如、扬雄相比，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排列先后。如今若拿先生与杨慎相比较，谁不会惊讶？然而难道能因为司马相如、扬雄，就废弃陈氏、苏氏吗？先生有时能够写出杜少陵的语言，但更多得自二家，晚年又有些像白香山。谈论儒家道理，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宽广地立于方寸之内；谈论老庄、佛教，表面质朴而意味隽永，悠然地超出方寸之外。七十五岁以后，我所不知道的只是先生又活了多少年，但我知道先生的诗作还没有停止。桐乡令说：‘好，请把它刻印出来，为先生的诗集作序。’

译《大业堂尺牍序》。玉叔已经把他家父宪副公的著作全部刻印了。后来又刻印他的尺牍，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有人说：‘为什么要刻印你的尺牍呢？’全书完成后，我叹息道：‘这件事难以言说啊！我大概明白其中的缘故了。嘉靖年间，国家多事，南北用兵，掌管边疆的臣子不足以承当皇上的意旨，甚至停下大司马的出巡，让左司马代行其职。宪副公从其他部门的郎官中选拔出来，调任职方左司马；各方屏息凝神，只听从宪副公的安排。各边疆大臣，从督抚以下直到监司，有所咨询请示时，往往同赤囊、白羽的军情文书一起送来；宪副公筹划事情，众人便依计响应。当时担任督抚的人，内心忌惮宪副公的志向，表面上却称宪副公尊贵；宪副公有时用委婉的话引导他们听从，有时用严正的言辞给他们以约束。他深思熟虑、苦心经营的地方，有些不是移檄文书所能说尽的；相隔不过几步，却像面对面向万里之外的人陈说。事情接受部署而告成，又像回声响应一样迅速。从前刘穆之、朱龄石承担军国重任，文书堆积如山，刘穆之一天之内就能完成一百封答札，朱龄石省略一些，也能完成八十封左右，而且都以此为快。我不知道宪副公与刘穆之相比，是否可以看作朱龄石那样的人，大概已经可以并列而行了。即便如此，这两个人与宋公相比，内心才思又怎么样呢？’ 宪副公以一个职方郎官的身份，处在权相父子相互争斗的夹缝中：事情对父亲有利而对儿子不利，就会危及父亲；对儿子有利而对父亲不利，就会危及父子；对事情本身有利而对父子不利，就会危及宪副公。因此，他百般委曲调和，其中还有许多是尺牍无法说尽的；他往往受到排挤，才智也受到压抑，大概只是凭职方郎官的身份得以免祸，而刚刚被量移，攻讦排斥就接踵而来。宪副公归来后闭口不再谈论旧日政事，但天下仍有人为他惋惜。莫方伯子良经过这里，为厅堂题名说：‘大业，记其感怀。’玉叔刻印尺牍，并把‘大业堂’附在书名上，大概也是为了表达子良的意思。即便如此，天下人对他的惋惜，也不如我对他的了解。至于其他叙述寒暄、谈论风雅，足以与晋人所说的长者相比，就没有什么需要等待我再说的了。《项伯子诗集序》。嘉靖年间，我在燕中谈论文学艺术，有一位故友王揖，字元肃，屡次称赞项伯子贤能而且善于作诗，我当时便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不久，我罢职归乡；项伯子才由贡生出身，得到上林苑中的一个官职，却立即辞去。后来我再次起用，出任吴兴太守，属下很能访求、考察项伯子的品行，往往如同王揖所称赞的那样；项伯子也似乎知道我，却总是自行引退躲避。等我离开吴兴以后，项伯子不时托人传话想来拜访我，未能如愿，最终竟然去世了。项伯子在江南最为著名的，是项氏一族；他的先人中有襄毅公，以器识、事业和功勋冠绝朝廷内外。他的子孙凭科举和门第做官，屡屡通达显贵，人数多得难以屈指计算。然而项氏作诗，却从伯子才开始。伯子的事业一向富足，有弟弟仲、季；伯子笃爱书籍，仲、季也爱书籍。仲考中进士，唯独伯子没有中进士；季凭善于积累著述而起家，唯独伯子不能凭积累著述而起家，又因为喜爱诗歌而受到很大挫折，但始终没有人能够真正压倒他。他废弃了儿子的产业，钱财耗尽，先是靠母亲供给饮食，继而借贷度日；废弃了住宅，便迁到墓田旁的屋舍居住。然而有客人来访，他总是立即接待；能作诗的，就以诗相酬，不能作诗的，就以酒相待，也从未顾及缺酒的羞耻。伯子作诗时，二李的诗道还没有传来，因此不受格律束缚，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性所接近的事物，面对境遇而抒发出来。大体说来，山林之中的辞章清淡，朝廷廊庙之间的辞章丰盛；缘情而作的辞章婉转，征引事理而作的辞章严谨。我不知道它与古代相比怎样，但距离大历、长庆年间已经不远了。伯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某收集他的诗作，按照原来题署的部分编成《市隐》《游燕》《墓庐》等，共若干卷，请我评论。我于是题名为《项伯子诗集》，并作序来答复他的心意。某也喜欢作诗，功力不能像他的父亲那样，但当时的风气已经上承王揖；他任沂州上佐直到去世，待人和好客也大致相近，只是诗歌还不能完全达到其父的程度。他有个儿子叫伯稠，才华出众，我也曾经为他的诗作序。《弇州续稿》第四十三卷。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第四十四卷。明代，王世贞撰。文部。序。

译《汉书评林序》。凌际叔对于世间的事物没有什么嗜好，唯独喜爱书籍；在所喜爱的书中，最喜欢司马子长的《史记》，其次是班孟坚的两部史书。他不只是喜爱这些书，而且能够精心研究它们。凌际叔研究司马子长的《史记》时，把古今各家用朱墨批注、训释考证以及增删进退其史事的成果，凡数十家、上百家，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名为《评林》。《史记评林》完成后，喜爱这部书的士大夫纷纷聚集到凌际叔门下。凌际叔更加自得，便按照评论《史记》的体例来评论《班史》。又过了大约两年，《班史评林》也完成了，共一百一十九卷。有人说王世贞也熟悉这部书，便斋戒后拿着书来请我作序，请我写一句话标明它的宗旨。我读完以后，叹息说：‘如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亡了，后世难道就没有史书了吗？不是没有史书，而是人人都没有能力撰写史书了。为什么没有能力撰写史书呢？因为孟坚所写的史书，并不全是孟坚自己的史书。元后至前太史公的部分，是与前人共同完成的；始元以后，是与叔皮共同完成的；十篇志书，是与十位大家共同完成的。志书固然不必说，其他如本纪、列传，有的增繁而有所损减，有的删略而有所增益，有的沿袭旧文而加以裁剪，有的质朴而加以润色；对于这些地方，班孟坚怎么能独自作出折中裁定呢？帝纪雍容而有法度，列传整齐洁净而丰富显明，已经文采斐然，足以与太史公并列了。’ 才华不一定比得上太史公，所以有的人虽然屈居其后，却也能争先；见识不一定比得上太史公，所以有的人走向不同的途径，便产生诋毁责难，这是形势使然。历来研究《班史》的人，前前后后有许多人；起初有服虔、应劭、郑德明、韦昭、苏林、如淳、晋灼、蔡谟等人，到了唐代颜师古，才算精密而完备。研究《班史》大致有三方面：书中文字艰僻而不易认识，如古文奇字、转借通用字之类；史事年代久远而不易考证，有的又不是出自一家一人；对于这两方面，就必须旁搜典籍加以考订。还有其中义理深奥而不易通晓的，就必须精心思考来训释。因此，从服虔、应劭直到颜师古，他们的功劳最为重要。叙述事情有宾主、本末、节次和统属，有伏笔，有照应，有开头，有收合，其中有极严密的法则。像杜当阳研究《左氏传》那样，凌际叔专门能够窥见其中隐微的意义，这是第二等功夫。再往上，是探究篇章的旨意，衡量篇章的得失，考察文辞；有时提出自己认为可疑或可信之处，有时提出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地方，先加以褒扬而不止，又进一步辨析褒贬。这是宋代学者所创，而明代学者所擅长的。选择史事、组织文辞来阐发其意义，力求形成一家完整的说法，这是宋代学者所长，也是明代学者所继承的。有见识的人说，凌际叔一定会大力删削其中的内容；可是凌际叔并没有大力删削。大概是不如宁可删过头而遗漏，也要过头地保存吧？这说明凌际叔还具有深厚宽厚的仁心。谈论者说，西汉的史学事业，只有班氏能够在东汉承继下来。从此以后，历经六代，那些闭口不言、执笔作文的人，在史书方面不能借助班氏的文章，便把文章写成史书吗？所以文章俚俗而枝蔓，杂乱而失去内容；在文章方面又不能借助班氏的史书，便把史书写成文章吗？所以辞藻华丽却浮靡，表面浅薄而不能立足。大概七百多年，文气才又蓬勃起来。昌黎、河东在传记写作上，内心仰慕班氏；《毛颖传》《叔段》《大尉》之类，可以看出一二分。然而拿《顺宗实录》和《龙城录》来衡量，为什么又如此衰弱不振呢？宋代学者只能在言语上寄托这种理想，却不能在笔法上实现。到了我朝明代，才又有文采斐然、足以称道的人。如今又有凌际叔，左右提携，超过东汉的史乘，能够在司马迁、班固之间抗衡，这样的人实在屈指可数。假如考察司马氏而记述古代《史记》的遗意，那么建武以后遗留下来的事情，仍然可以清楚考察；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谁能与他抗衡？退一步说，即使只是感慨一代之事，我太祖高皇帝的功德远远胜过汉高祖万万倍，文献方面即使略有不足，也不低于汉宣帝、汉武帝以及叔季之世。当年班孟坚开始撰写的，不过是私人史书；官府不忍心依法治罪，反而加以褒奖资助，供给他笔墨纸张，让他在兰台继续撰写，最终成为官修史书。如今世人号称古文极其兴盛，难道金匮石室中的副本没有一两部流传到民间吗？如果有人能够整顿完成这项事业，上接班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不能替凌际叔完成这件事；希望后来有人继承，不要让后世认为明代没有人才。

译《琅琊法书摹迹集》序 炎汉以后，有世代承袭的爵位，却未必有世代承袭的官职，因此宗族门阀之说稍稍衰落，而江左一带的士族略有振兴。然而论其盛况，没有超过王氏的；而王氏中又没有超过我们琅琊王氏的。琅琊王氏自太保睢陵公兄弟凭借声名德行显贵受重，又有许多贤能的子弟，但当时势力仍不能超过太原王氏。江左的社稷几乎要倾覆时，丞相始兴公几乎不能保全家业，而同族子弟却鼎然而起，夹辅朝廷，因此琅琊王氏的地位日益重要，太原王氏才不能与之抗衡。前后总计五代三百多年，台阁、三公、枢密等重任，很少再落到别的家族。朝代虽然更替，王氏私门的屏障却一如既往。至于书法只是一种技艺，但王氏也因此冠绝古今。北方有司徒濬冲、太尉夷甫，直到少司空子渊；江左的书法事业本来由丞相开始，而在右军、大令那里达到了精妙的极致。所谓同族子弟前后临池学书而成名的俊才，不下四十人。当时太子詹事元礼曾说：“崔氏所谓雕龙之才，不过父子两三代罢了；从没有七代之中名德相继、每个人都有文集像我们家这样的人家。”确实如此！只是所谓七代，前面从始兴公算起，却没有包括睢陵公及睢陵公之子；后面只算到本人，也没有包括少司空和司空之父文侯咸明，所以才称为七代。如果全部列举，算作七代的其实大概有十一代；旁支中寄居外地的显贵，如魏司空宣简公、恭懿公的从子司空文宣公国章、司徒文献公文舒以下，也不止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经过一千多年而未衰败，我亲自经历并看见的，只有我们吴郡的王氏和姚江一带的王氏彼此相望，渐渐凭自己的寒素出身而成就富贵；至于不论名位，在道术文学上，似乎也有能够稍稍开拓一二的，只是临池学书的事业终究没有毁坏而且没有振兴。近来仲氏和他的嗣子器防显露于家传笔札之间，我因此慨然感念前人，便搜尽箱笼中所藏的秘本：宋代摹刻的定武、淳化、太清、秘阁、临江诸帖，命善于摹写的章藻等人摹录，共十卷。右军独占五卷，其中还有一些笔迹不十分惊人绝妙而且颇有驳杂。通人另成一卷，大令有两卷，始兴至元礼合为一卷。隋僧智永自称是右军后裔，另成一卷；其中右军真迹一件，唐摹本两件，宋摹本一件，大令真迹一件，也摹录附在其中。记得唐万岁通天年间，凤阁鸾台平章事石泉公曾在宴请太后时谈论八法，并谈及家世而引以为荣。石泉公于是把丞相直到少司空的手泽，代代相传的共九人、二十八件，全部搜集起来献给太后，太后又留下了摹本。宫中又加以装饰，拿原来宫中出产的法锦、美玉来制作装裱轴头，并命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作序，然后把它归还。石泉公在当时这样宠爱、荣耀我们琅琊王氏，并夸耀王氏墨池书法的盛况，就是如此。如今能够考见的仅有九纸。我不自量力，便暗中取《宝章集》的意思而续作此集。难道敢拿零落残败的遗迹，去冒犯本朝的美盛吗？况且即使刻上石碑的都是真迹，接受摹拓的都确实是定武、淳化、太清一类法帖，摹写者又都是名手，我还认为这是反复转摹、已经远离原貌的，更何况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如此呢？然而，如果使后人因为优孟而想到孙叔敖，因为颍士而追念鄱阳，那么还可以从盛大规模的征信中得到一点凭据吧？周代的子孙修整祖庙、陈列重器，如《大训》《河图》之类，都把它们列入其中，以表示不要忘记先世留下的手泽。这部书不敢说保存了手泽，说它保存了典范法度，也就可以了。《刻陈生注〈阴符经〉〈道德经〉序》《阴符经》旧传说，黄帝与蚩尤交战不能取胜，退兵后感应九天玄女，玄女把太上道君所撰的经书赐给他，于是天下大定一百年，后来黄帝成仙而去，这部书的来历便无人知道了。到了显庆、贞观、永徽年间，已经有虞世南、褚遂良的石刻本。至开元年间，李荃假托骊山老姥的传授为它作注，因此从此以后为它作注的共有数十家。至于《道德经》，则旧传老子像龙公一样，在周定王时期将要向西出函谷关，被令尹喜挽留，于是写成五千言。他的门徒列御寇、庄生也大体能够举说它，但往往与原文不相合。到了汉文帝时，河上公为它作注，才开始大为显扬。有人说“河上公注”本是讹传；然而从此以后为它作注的人，几乎是《阴符经》的三倍，而且往往都不能完全探究两位圣人立言的宗旨。两位圣人的宗旨，形势好像险峻，趋向却极其平坦；言辞好像偏激，内涵却极其完整。凡是书中所说的“私”“欲”“翕”“夺”“盗”“贼”“杀”“机”，拿给拘泥方术、谨守文字的读书人看，他们一定会认为非常怪诞，甚至是在欺骗自己。于是刺讥、诋毁根本的议论兴起，两位圣人的宗旨便积郁而不能宣明。幸而有能够解说的人，拘泥于方内的人得到它，便多半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讲到谷神、玄牝、雄雌、黑白、窍妙、子母的精微，他们也都认为粗浅而不去探究。更低下的，便把它贬低成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的说法；拘泥于方外的人得到它，便全部归结为安身立命；即使讲到慈爱、节俭、不争先，以及克敌制胜、取得天下，也硬要把它说成精微之理。更低下的，则归结为采炼、吐纳。这样一来，两位圣人的宗旨虽然似乎略有显露，最终却仍然郁结有余。我家迁入道观，住了三天，正好从外面回来，守门人拿一部书给我看，说有一个穿道服、身材魁梧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说：“替我送给王子，他读了之后一定会寻找我。”我读后果然觉得奇异，原来是他所注的《阴符经》。我派人寻找他，在隆福、招提、丙舍等处找到他，同他交谈并请他饮酒吃饭；他又拿出自己注的《道德经》，并说：“我姑且用它来印证自己的心意罢了；现在请您为我印证它。”我读了一两遍，觉得文辞很雅正驯顺，不违背常轨，也阐发了各家未曾阐发的内容，有的浅显，有的深奥，仿佛能够调和方内与方外；即使所厘定的章句，也不必完全沿袭河上公、李荃的旧说，有时分开，有时合并，总有独自清楚而切中人心的地方。

译于是我对陈生说：“您难道是钟士季吗？为什么拿四本书的说法来威吓我，扔下我急忙离去？”陈生笑着说：“不是这样。认为我所说的话值得看重，不如认为我的人值得看重。”我说：“既然认为您这个人值得看重，就请留下。”于是我们分别离去。过了几个月，陈生又来了。我完全了解了他的为人：他曾经是廪膳博士弟子员，在科场中很有声望，并且已经取得贡生资格，却因口语失误而落选。后来又为躲避仇家逃到海上，依靠替人染写删削文字为生；出入两家学说之间十年，之后才完成这部书。于是我又对他说：“您对于大道，暂且不论；凭您的才干，如果处在开元年间，朝廷用老氏之学取士，把它和六经相比，您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入选者。否则，跟随郭汾阳，以《阴符经》参加武举考试，您也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入选者。如今为什么困顿到这种地步？难道您要让老年只做一个黄冠道士吗？”陈生于是大笑说：“不是这样。我因为没有采用老师的教诲而遭受祸患，又因为采用老师的教诲而幸免。即便如此，这部书讲的是应对世事的方法，所以我用它来印证自己的心。您想得到它超度世人的方法，为什么还要用方内的标准来期待我呢？”我无法回答，退下后便记下了他的话。《朱在明诗选》序 我在丁卯年到宫阙前候诏时结识了应试入京的靖江朱在明公。那时在明年轻俊逸豪迈，很有风采操守，家中收藏着小二史。他在饮酒时能作吴音歌唱来压倒众人，大家十分欢快。从此以后，我虽然勉强振作起来出仕，却屡次请假；在明也屡次因出使公务回来，便到东海边访我。我渐渐看到他的诗。在明虽然不常作诗，但每得到一首，便能脍炙人口。最后，他由大官丞出任内史，在王国中不得志，便拂衣归去。恰好我也解除了山南节度使之职，归途中在明来访我的次数更加频繁；我已经看完他的诗，他把诗集交给我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替我作一篇序。”在明的才气很高，气势很畅达；发而为诗，语言十分秀美，声调十分飘逸，像风声泠泠，余音不绝。总的说来，他以适合当时的情趣为准，不完全受古人程式限制；然而拿它同古人作品相协调，哪一篇又不协调呢？靖江夹在大江之间而成城邑，它北面是淮南各城戍，苍茫而丰厚；南面是京口、毗陵、吴郡，秀润而艳丽。西边接着三峡九派的江流，东边与大海潮汐相接相应，吐纳日月，孕育奇珍、产生异物。在明居住在那里，是极其显贵的家族子弟，资财足以称雄于田园池苑，射猎垂钓的乐趣足以使人忘记老少；但他到了中年便谢绝任侠之事，转而同四方之外的贤豪长者交游。他又能够探究千载以来的事业，写成自成一家的文章，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有人或许说，在明酬答唱和的篇章很多，为什么会寂寥到这种程度？其实不是这样。如今天下才士大夫结伴谈论文学，必定推尊唐代；而唐代篇章最丰富的，只有少陵、香山二家，其次才是李供奉、元武昌罢了。即使他们极尽玄妙英灵之气所承载的境界，一个人也不过十多篇。初唐、盛唐四杰的全部作品，也未必足以使洛阳纸贵；崔员外的《黄鹤咏》高高标举，却没有和作；杨东川的《兰亭》之语压倒当时英才；孙主簿说云中精骑三千足以抵挡疲弱士卒数万，这难道是以数量来衡量高下吗？如今假使让在明同元稹、白居易比试著作数量，或许他无暇顾及；但若把他放在优游员外、杨东川之间，他也必定像彩霞升腾般卓然高举了。我却要说，在明既然很早便弃官，优游自得而无事，更应当进一步苦心极力求变，以达到不可穷尽的境界；否则就应该把一切洗涤荡空，同众人一起印证太上所说的道理才好。我已经隐居了，所以为您作序只说到这里。《叶雪樵诗集》序 无锡是天下有名的险要大县，它的文化足以领袖一代，富室的财力足以超过州郡；车船往来聚集，却不喜欢作诗吟咏。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才渐渐有人涉足诗歌，而平民中只有我们雪樵先生。雪樵先生对于吟咏，大概是出于天性：饥饿时仿佛借诗充饥，口渴时仿佛借诗当酒，寒冷时仿佛借诗作衣裘。对于天下万事，没有什么能与他的爱好相抗。雪樵先生本来贫穷，自从擅长作诗以后，贫穷更加严重。他住在偏僻贫陋的巷子里，当地人没有谁来问候他。然而外郡的贤豪长者接踵而至，终于找到他的住处，同他结交，日夜畅谈，然后才离开。后来当地稍有声望的富豪听到他的名声，仰慕他，礼请雪樵先生，空出左席等待他。雪樵先生便坐在左席上，主人斟白酒，他就饮白酒，直到饮尽；随后纵论古今名胜和治理国家、建立不朽事业的大道理。富豪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惭愧之余故意用轻薄态度对待他，又用别的话讥刺他。雪樵先生发怒，不肯接受，说：“唉！小子，你想用外表来蒙骗老夫吗？”说完拂袖起身，头也不回。雪樵先生因此更加困窘，只有本地士绅中的方伯秦梁、御史胡孝二位先生真正懂得诗，渐渐把他当作宾客，相互酬答唱和。秦先生甚至想刊刻他的诗集流传，可是不久二位先生相继去世。雪樵先生仰天叹道：“唉，我难道竟是鸺鹠一类的人吗？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不祥的人！”秦先生的儿子、太学生某人，认为雪樵先生是他父亲的门客，向来受到父亲的敬重，于是按照从前的约定，大量拿出家中财物刊刻诗集；书成后，友人王穉登为它作序，累积数百上千字，极力推重雪樵先生，文辞修饰得很美，却绵延迟缓，仿佛没有完结。雪樵先生反而心中不悦，说：“我有什么才能，竟承受王君这样的宠荣？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天下人没有不趋向王君七寸笔管的；所谓抬举我就使我上天，压抑我就使我入地，难道不是太厚待我、使我侥幸了吗？”即便如此，假如现在真像王君所说，那么青莲、少陵又凭什么超过他呢？有人已经对我说，诸位即使想勉强让我说几句话，也足以使雪樵先生不朽。雪樵先生生在江左，却完全能够摆脱江南绵弱艳柔的习气，而努力使自己的气质完整。无锡本来不喜欢吟咏，雪樵先生又没有老师朋友切磋磨砺的力量，却能努力与古调相谐；他的气质完整，所以句子工整而不拖累全篇；他的声调和谐，所以篇章精工而不受格律牵累；畅达处能沉着收束，华美处能以质朴驾驭。天下并不难有才，难的是有才而没有东西调剂它。雪樵先生大概知道这种调剂吧！王君的文章足以使雪樵先生受到重视，而又因为重视雪樵先生才写成这样；我这短短几句话，实在不足以增加雪樵先生的分量，雪樵先生又为什么要取用它呢？大概也只是取用其中的调剂罢了。雪樵先生姓叶，名某，字茂长。他其他方面的品行也很详美，我所涉及的只是他侠义刚直这一点罢了。

译《陈于韶先生卧雪楼摘稿》序 明朝兴起以后，谈论文学的即使不计几十、上百家，也往往各自承袭时尚形成文格，而在嘉靖末年尤其兴盛。我在燕京任郎官时，颇能同各位名士交游；其中最兴盛的是庚戌年参加公车考试的吴兴徐子与、武昌吴明卿、广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实，他们以气节情谊相互激励振奋，往来交游直到日日夜夜，没过多久，豫章余德甫、铜梁张肖甫、郢上高伯宗、我们吴郡的徐子言也加入进来。我们共同整治饮酒、作诗、挥翰的雅事，这六七位君子并不因为我不才而拒绝让我参加。唯独阆中陈于韶先生，我只见过一面便失去联系，匆忙之间也记不清他的相貌。后来于韶入朝任郎官，接续诸君子结盟交锋，才力所至，几乎成为主盟之人；而我因出使东游，漂泊宦海而未能归来。于韶出任地方官时，面对武林的强烈烽火、彭蠡的狂风怒涛，只用一篇长檄便将其扫平，使文士不必再以此为耻。而我又遭逢家难，像屈曲的虫一样伏居田野。自从我错误地被推举为备位，中外事务多有缺失，于韶又饱受诋毁中伤，已经离开江右节度之职很久了。说来我和于韶，不要说我不敢与他相比，就是两人的行迹也好像巧妙地彼此错开。今年辛巳年夏天，我因在却扫庵居住了两年，有一艘从蜀地来的商船，带出了于韶的书信和礼物。信写完后，还有《卧云阁诗》十卷；我看见后全部读完，惊讶而叹息说：“唉，是我浅陋啊！生在世上有陈于韶这样的人，我竟不能认识。”危险啊，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的幸运！不然，几乎就要失去于韶了，几乎就要失去于韶了！如今天下那些紧握权柄而谈论文学的人，没有不认为开元、大历以后，文学的要旨不能再有超越。明代自弘治、正德以来，也不能超过嘉靖末年。即使嘉靖末年几十、上百家兴盛，真正有名、足以主盟文坛的，也屈指可数。诗实在太难说清了！为什么呢？工于事的，便排比阻塞而伤害感情；工于情的，便婉转绵密而伤害气势；气势畅达的，便峻厉直露而伤害思致；思致深沉的，便沉着简洁而伤害姿态；姿态胜过一切的，便妖冶绮靡而伤害骨力。顾虑格调的，担心辞藻；保护辞藻的，又担心格调；能够切中心意的，往往加倍；只求和谐悦耳的，又会使内心惭愧。确实很难兼备啊！然而并不是诗本身难，而是难在能够兼备这些方面。之所以难，大概难在才力。于韶作诗，从古乐府到近体诗，不下十余种体裁，没有哪一种不达到极致；因此他一生的游历感慨，都寄托在吟咏讽诵中，没有什么不能充分表达。至于我前面所说的几方面，他没有一项不兼美。上天确实放纵他的才华，又加上岷峨、川巴的秀丽，只是稍稍吝惜他的际遇，而用岁月加以丰厚，这哪里可以浅尝辄止地看待呢？很少有人能够窥见其中的奥妙啊！各家为于韶所作的序，往往拿他的伯父玉来作比，认为两人在文章的经纬方面大略相当；但那不过是因为乡党宗族关系才这样相比。伯玉处在清峻的一面，于韶处在雄健的一面；伯玉善于运用小巧之处，于韶善于运用宏大之处。可惜啊！如果不是偶然已经无可相比，那么就只有蜀地的寓公少陵氏了。我既然已经为于韶所用，便替他作这篇诗序。我私下认为，我虽然认识于韶较晚，却能够读完他的诗，不能说不是幸运；于韶认识我很晚，而我正有戒除绮丽辞语的禁忌，却被于韶打破了。三尺长的侧理纸和七尺长的不律笔奋力写作，像延津双剑相合一样，这难道不是幸运吗？于韶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从于韶那里得到的，便是前面所说的张、余二甫，也时时受到他的影响。《水竹居诗集》序 大鸿胪、麻城周先生把一部诗稿寄放在我山中，说：“我听说能够评论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请您替我试着说说，请洗净我的眼目，也接受您的删削。”我当时正有笔砚，戒备自己不能推辞，便反复诵读而不能停止，于是兴奋地叹道：“美啊，盛美啊！《诗经》三百篇中，最兴盛的作品，大抵都承受文王教化的熏陶；而江汉之间号称南国，在这些方面所得最深。然而乡野农夫、织布女子，难道能够刻苦钻研声韵名实吗？可是他们脱口而出的作品，却汇聚了天下最至正的规范。王者的遗迹消失以后，诗风便下降了；但详密的《离骚》、简略的乐府、纤丽的建安五言诗，仍然没有完全废弃。后来诗歌的质朴和妖冶，既表现在月露般的绮丽对偶中，又在严整程度上超过初唐四杰，于是质朴之玉被雕琢了。质朴之玉一经雕琢，诗歌的用途更加广泛，体制反而更加不确定。偶尔有一两位研究经术、谈论性理的人，把诗看作无用之物；否则就借口辞达，来文饰自己的浅陋。这两种人彼此攻击，却谁也不肯退让。如今周先生，正是深于治经术、谈性理的人，只是有时吟咏，用来寄托不得不发的情感罢了；他本来不借助腐笔刻叶来求功，也不以左右准绳为范式。然而天才流溢出来，竟然像大国的辞赋；构思独创，又突然像偏师出击那样强劲。有时骤然鞭策风云、驾驭雷霆，有时已经收束，却像庆云祥风一样；不专守一门，不沿袭旧路，这不是古人所说的质朴中自有文采、文质彬彬的君子吗？难道南国文王的教化，经过二千五百年仍然存在于江汉之间吗？”周先生是著名御史，任职视察江左学政；因秉持正道触犯当时权贵，长期沉浮于外任，后来渐渐得到进用，终于位列九卿，通达显贵。然而他仍把诗稿题作《水竹居》，表示不忘隐居。他的其他文章和奏疏稿若干卷，另行刊行于世。

译《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我从束发起便喜爱谈论诗歌，所交游的天下豪俊，没有谁不是凭诗歌而受到推重的。随着年岁增长，我渐渐看到他们的论著；各位豪俊都乐于推行自己的诗作，稍有不请我作序的，已经很少了。我不能擅长阿谀奉承，不能让人人都把我的文章看得极为珍贵而艰难地请求、思量着辞谢，几乎要烧掉笔砚；最后却为胡元瑞作了这篇《绿萝馆诗》序。元瑞说：“您所能肯定我的有一件，您最值得遗憾的和我没有辜负您的各有两件。您真是幸运啊！我把自己的破扫帚献上，希望得到您一句华美的评价，这件事可以肯定。您答应我并立即给我宠爱施荣，即使哪一天您变得不可测，这也是很值得遗憾的事。我虽然认识您较晚，却还有幸赶得上您；如果最终没有得到您的恩惠，使后世怀疑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并不相称，这更是很值得遗憾的事。即使您过分赞许我，而我竭尽脚力去求实现您的赞许，您没有用弹劾批评来辜负我，我也会警惕地把您当作磨刀石；难道我还会辜负您，不让您看出我的成色吗？”我于是对元瑞说：“不要急迫，请暂且停下来，让我替你作序。”我从我弟弟那里认识元瑞，不过半年；自从元瑞把诗作进呈给我，我每次看到都不曾不击节叹赏。上天并不吝惜给人以才华，人却偏偏只取用其中平庸的；气的流行本来没有选择，人却偏偏取其混浊、怯弱而相互依附的。古人并不向后人隐瞒格调，却有人只取其中下等、中等的；上天也不吝惜把声色供给我们的诗歌，可有人取声音中的蛙鸣喧噪，取色彩中的黝暗斑驳。形象每天与我接触，我却淘汰其中精粹英华的；感情从我心中发出，我却不使它出自自己的肺腑。这样来作诗，又这样向人宣称：“我擅长作诗，我擅长作诗！”这究竟算什么呢？元瑞才力很高而气势充沛，形象一定同意旨相称，感情一定按法度畅达；歌唱它，声音合于宫商而能穿透金石；收取它，色泽淡过星汉而能舒展云霞。拿它同开元、大历的格调相比，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弟弟说：“在我之前的作者，能够涵容广大与纤微、滋养万物并同于我的，所以我推重献吉；然而不能替他隐讳的是，他有时像污泥断绝、尘埃飞空，‘卿云烂兮’，所以我又推重昌谷；然而不能替他隐讳的是，他有时像轻声鸣响的鸾佩琼玉，万象都成了唾沫，所以我推重仲默；然而不能替他隐讳的是，他有时雕琢羽毛、刻画树叶，舍弃旧陈而追求新奇，所以我推重子业；然而不能替他隐讳的是，他有时急促地鞭风驾雷，以险峻为绝妙，所以我推重子相；然而不能替他隐讳的是，他有时疏淡融和而超越鳞次层叠。这样大概差不多了，但仍时时可以看见各自独到之处。至于在我之后的作者，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了。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啊！如今以事实验证，怎么会这样完全相合而没有差错呢！” 如果不是已经没有人来纠正我，从前鞠傅称赞田光说：“他的智慧深沉，勇气沉着；不深、不玄、不沉、不坚，就不能深入其中；从沉着深厚中发出，自然而然便完整了。纯粹得像大钧铸造万物而看不见工匠，像美玉在夜里发光而隐藏了雕琢痕迹。这大概就是《诗经》三百篇、西京、建安的美盛吧？这部诗集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根基，却还没有完全达到。您的国君有懂得您的人，请他刊刻此集，并把我的话拿去作为质证。” 《徐鲁庵先生湖上集》序 从前周室衰落而文章日益兴盛，兴盛到了极点，几乎遮蔽了质朴。然而并不一定要有淫乱浮荡、败坏性情的言辞，以及奇邪偏颇、坚硬而无根的议论；老子仍然想使它返回本真，说：“大丈夫处在真实之中，不居于华饰。”我们的孔夫子也坚持这一点，说：“文章方面，我还可以和别人一样；至于退居其后、亲自实行君子之道，却不敢自比，并且赞美那种难以达到的境界。”文章是治理天下的大业，也是能够不朽的盛事，难道因为它是小事便把它看作无用吗？世上那些小人的文章，既不探究文章产生的根源，又不能达到它最终的功用，只求苟且完成一时的写作，难道不只是老子的矫正超过了正道，连我们的孔夫子也将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吗？如今天下号称太平无事，不像衰落的周代那样；百姓放弃干戈之业，改而称说诗书，在尊俎冠带之间周旋作揖礼让，超过二百年，文章也随之兴盛。文章的兴盛稍稍舒展而形成色泽，就一定探取六雄，援引先秦，依据西京、东京，来摄取其中的要领；慢慢调和五音，又奉屈原为祖、以扬雄司马相如为父，和建安、黄初的俊才交游，勉强追踪颜延之、谢灵运，再加以约束修饰，偶尔又放纵驰骋，最终归向开元、大历的渊薮。后来又放纵而出，牵连沉沦，彼此相随，以月露为声响，以沈约、温庭筠、邢昺之类为组织文章的手段；然而还喧嚣地说：“我宁可磨损三寸笔毫也不肯下笔成墨，我不做宋代人的文章。”总的计算天下所谓的盛况，没有比嘉靖、隆庆年间更盛的；嘉靖、隆庆的盛况，没有比江左更盛的；江左没有比我们吴郡更盛的；吴郡的险要大县是吴江，吴江的俊才是徐鲁庵公。徐公考中进士，入秘书省读书，出任夕拜司谏；在嘉靖末年直言进谏，不到两年便辞官离去，退而耕种吴江的田野。天下人艳羡徐公的名声，私下以为他的著述一定符合所谓盛世文章的标准，然而徐公偏偏不是这样。徐公生来没有别的嗜好，只独爱读书。他爱读六经、诸子、史书，尤其深究《易》以及三礼和诸圣贤精神心术的宗旨；他都能探究幽隐、剖破要害，然后写入书中。书写成后，附近县邑的士子少年有的未必完全喜爱，但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徐公为人谦恭，是位长者，出仕与退处多有避让而少有进取，宽厚地把自己置于不争之地，善于隐藏自己。然而偶尔有所持论，便一定努力守住自己的见解，不迎合世俗，例如表彰让位而贤许由，主张均分统绪而贬抑赵氏，考辨宋代而认为王安石正确、归于周历，标举吴地祭祀而贬抑范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让商汤、夏禹一类的人拿着官府文书，自认为能够推究可见而达到幽隐之处，读到徐公的文章，难道会有不吐舌、收手而叹服的吗？否则，凭徐公避开世俗行迹，便说他孤高峭拔、忘却世事；那么他在论述邮道以及江左徭役时，又为什么如此忠厚恳切而通达国家体制呢？况且徐公不是不能写华美文章，也不是厌恶华美而勉强去掉它，只是想探究文章的根源，并达到文章最终的功用罢了。嘉靖、隆庆之后就是万历年间，执掌政事的大臣本来担忧文风过盛足以酿成衰败，因此多次在公车诏书中说：“宁可质朴，不要藻饰；我所看重的，只是士大夫明白道理并能切合实用。”那么徐公虽然已经去世，未能完全伸张自己的主张，也一定会有与时相合之处吧？如果只把我们吴郡所谓嘉靖、隆庆间的盛况当作标准，那就算了，也就没有必要谈徐公和作这篇序了。徐公名师曾，字【阙】；他去世后，郡中父老和诸生推举他，在学宫祭祀。

译《俞仲蔚先生集》序 我在嘉靖癸丑年因维扬案件结识俞先生，并以诗相赠而结交。三年后的丙辰年，又遇到三辅案件，便稍稍刊刻俞先生的诗使之流行，并为它作序。又过了二十四年，到今上庚辰年，俞先生因年老多病去世，我为此悲哀，后来又记述了他的葬事。第二年，郡丞刘君某谋划把他的诗文全部刊刻出来，并交付钱财；歙县人程汝义又拿出全部财物相助，托我作序。我所评价俞先生，前后虽然不同，大意是说：他的五言古诗能够步趋建安以下的传统，到了齐梁体制也能错落变化而不违背格调。七言歌辞飘逸纵放，有时深沉，有时浅近，不拘守一家。唯独近体诗稍显羸弱，但绝句有时自然触动人心。文章以东京为主，间或用晋宋语言；表面不一定俊美，但骨力存在；铺陈不一定华丽，但质实胜过辞藻。他写泉石最能合乎本色，难道不正是平民诗人中高举的旗帜吗？自从我的评论发表后，俞先生的文学地位渐渐确定。唯独对于他的隐居，天下人虽然都仰慕喜爱，却没有谁能说出它的品格。上等的隐士，出生后便遭受挫折，压低声名，忍受辛勤，在鹿麋之外苦心自放；樵夫牧童可以同他亲近，却不能敬重他；贤达之士只能在意念中想象，却不能寻踪访迹。然而俞先生原本是士绅子弟，年轻时也曾入学为博士弟子，只因屡次考试命运不佳，后来才放弃功名。他体力柔弱懒散，又有头风病；耕作不能像鹿门的庞德公那样受人雇用，也不能像皋桥的梁鸿那样交游，不能像禽息、向子平那样高隐，却长久寄居在一个十室之邑中。平日常说：“我不迎合别人，也不躲避别人；我不厌弃世人，也不侮慢世人；我不靠声名取得声名，也不靠匿名来钓取声名。”不过如此罢了。俞先生因为多病，双脚不能走出百里之外。即使这样，不能游历五岳，难道不胜过游历五侯之家吗？况且隐居到了俞先生这样的程度，也已经足够了。何必一定要把所有行迹都合并抹去，然后才称作上等隐士呢？有人说俞先生集子中酬答赠送的诗，多是官场中显贵者；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其中缘故。大概我以诗与俞先生结交，而我所友善的吴兴徐子与，徐子与的游历道路遍及天下；从此仰慕喜爱俞先生，争相想得到俞先生的文字。俞先生没有拒绝，却也不曾借此求取什么。后来有大夫带着旌旄来拜访俞先生，俞先生没有拒绝，却也没有求得回报。俞先生年轻时贫穷，常常只能吃半碗杂豆，有时甚至隔日才能做饭，但丝毫不取非分之物。晚年声望渐重，有人出于情谊送东西给他，他也不作虚饰之辞；所送大的不过一束帛，小的不过几件器物和食物罢了。从前许玄度隐居在永兴南幽，有人前来求见，四方诸侯派来的使者也有赠送礼物的；有人拿箕山隐士的故事来讥笑他，他却说，竹筐、丝帛、苞苴等礼物比天下的珍宝还轻，以此为自己辩解。传述奇闻的人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便抹杀他的栖隐逸居，这些又哪里足以拿来高下俞先生呢？俞先生离开诸生身份后，曾为许多高士作赞，以寄托自己的宗旨；但他所持的论点中，唯独不喜欢郭林宗那种舍弃自己而迎合天下人的好恶，认为平民身份却侵夺大司徒的权柄，是不恰当的。总之，俞先生虽然没有最终完全在隐遁中自我隐藏，却差不多能够持守公允的衡量，所以借程氏请我作序的机会谈到这些，等待后来为文苑隐逸作传的人加以折衷评定。《弇州续稿》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四十五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壬午江南武举序齿录后叙》万历壬午年秋天，御史和兵使者联合吴郡、云间、晋陵、京口四郡，选定善于骑射、决断勇猛的士人若干名。经过三次考试，我州最优秀、名列第一的是徐某氏；他说应当像诸生会试那样编列名录，未获准许，便又把众人集合起来，按年龄并列爵位、籍贯和世系，请求兵使者办理。兵使者随即遵照他的意思，向不才的王世贞询问序文。不才对徐某氏说：你们来到这里，前任御史和兵使者说你们确实有才干，将要把你们推荐给天子，采纳你们的谋略，利用你们的武勇。身穿镂饰胸甲，背着弓袋，手持锋利的矛，只把敌人当作仇敌，只求年轻力壮的人，又何必谈论年龄呢？如果在一呼一吸之间披甲执羽、争先登城，以铠甲横冲直撞，胜利者取得功劳，又哪里用得着谦让呢？徐某氏说：是这样吗？不是，不是。您难道独独没有观察晋文公吗？文公是有名的霸主，狐偃、赵衰是有名的谋士。他整治军队，打算迎接周王回国时，考察众人，没有谁不符合任用条件，却仍然没有立即任用他们。直到他们年少、年长都合乎礼法之后，才任用他们。年少、年长合乎礼法，这同一场战争有什么关系？可是文公却急切地把它放在首位，用来激励远近之人。因此，刚强而不知礼的子玉，刚一交锋便全军溃败；等到他死后，世世代代仍利用他留下的教训来主持齐国与诸侯的盟会。所以，在饮酒庆功的时候，士燮向书让功，又向各位将帅让功。接受赈济之时，原季把谋主之位让给别人而甘居其下。那位七士匄作为中军的辅佐，说伯游年长，便把职位让给他。即使像栾黡那样放纵骄横，两人也都不敢产生嫉妒争竞之心。等到子孙衰微，廉将军想凭借自己的勇武胜过蔺大夫，然而蔺大夫最终只用一句话便使他屈服，两人反而相互谦让。难道要同祖龙所称道的王将军相比，说王将军已经老了，而李将军果然势力强盛，值得任用吗？最终捆绑荆王的，究竟是谁呢？抛弃礼让、崇尚首功、尊重年轻人而轻视老年人，这是继亡秦之后的风气，已经接近狄人的习俗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我不才，无法回答，只说：‘您的话说得很有条理，请擦亮眼睛等待将来你们遇到缓急而被推举出任主将的那一天：年长者贡献谋略，年轻者贡献力量。刀兵交接时，年轻者冲锋陷阵，年长者持重镇守。论功行赏、升迁职位时，年长者就称说自己老了，不能任事；年轻者就推辞说自己阅历尚浅。这样雍容谦让、尊长敬老的风气洋溢在将士和貂蝉冠服之间，难道不只是士绅中的俊杰才如此吗？况且，难道只有晋国和我们吴国的先民本来是纹身、梳椎髻的地方吗？泰伯确实因为让国而祭祀，吴王僚、光也相互禅让；百战以建立国家，而季札又在他们之间退让推辞，却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 你们所说尊长谦让不可废止，确实很有道理。徐氏的父亲宁阳令君，曾和先司马一起做过诸生。后来在文社中，徐氏归隐田园；我又多次与他共饮，往来交游，差不多可以算是世代讲学的关系了。这份记录按年齿排列，也是为了修续世代讲学的情谊，所以我不能推辞，替它写在末简。

译《报庆纪行》小序 汉代有两位司马，都曾任侍从官，掌管文史职务。其中一位防守江淮，探访会稽的禹穴，泛舟沅湘，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学，最后又有出使蜀地的经历。另一位则从蜀地向西南通往夜郎，平定卭筰、冉駹、斯榆等地；两人都能借助山川的胜景来激发文章，因此声名高大，遮蔽天地。然而在他们当时，却没有听说留下一句话来记述所谓的胜景。到了钱唐宋代，范致能、陆务观等人才开始写纪行文章，但文辞又多杂乱猥琐，不相称。我本来就感叹它们不相称。如今得到信阳王太史所撰的作品，凡是沿途经行所见、离合聚散、宴饮酬答、地方风俗和名胜景物，都如同灿然在掌握之中。幸好没有被那两位司马抢先，也没有落入第二等的境地。与范致能、陆务观相比，他们难道不也只能瞠目落后吗？或者说，汉武帝时天下正疲于征讨，而司马氏出使蜀地，都是带着军队行动，甚至有寝食不甘的艰苦，哪里有空闲洗砚濡笔从事著述呢？至于范、陆所处的时代，他们出使北方，以淮水为华夏边界；前往楚地，则以长江划分南北。即使让他们洗砚濡笔从事写作，他们的气势也会先于笔砚枯竭；因此写得猥琐杂乱、不相称，也是理所当然的。王太史离开疏远之职而侍奉君王，充任法从官已有十多年；因为皇子的大庆典，停止在经筵讲学和史馆执笔，奉命出使两个藩国。藩国的贤王手持扫帚迎接，修筑宫室让他居住；他乘船乘车行程万里，没有丝毫边地警报来使他忧劳，又得以取道方便，回到故乡，在太夫人面前举杯祝寿。这真是太平盛世的伟大时际，比起古人不知胜过多少万倍。因此，他排遣感慨牢骚和困顿抑郁，发扬和平典雅的声音，使天下后世诵读它时跃然产生想要亲历那个时代的感情，都在这部纪行中体现出来了。太史渡过长江来弇园拜访我时，我当时还能够煮羹、烹雪水、剖桃来做东道主；如今我迁徙到荒野之地，已经不能这样了。不过一丸墨汁还足以蘸润我潦倒的几句话，为太史的纪行作序；过了这一次，我也做不到了。太史不要再来搅扰我了。《曾子清孙武子注疏序》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懂得用兵之理的，没有超过孔子和老子的人。孔子解释《易经》说：‘地中有水，这是师卦；君子因此容纳百姓、蓄养众人。’又说：‘刚健居中而有呼应，行走于险境却能顺利；用这种道理来治理天下，百姓便会服从。’老子则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得已才使用它，以恬静淡泊为上。’又说：‘以正道治理国家，以奇谋用兵，以无为取得天下。’又说：‘行动却看不出行动，推拒却不显出手臂，抵御却不显出敌手，执掌却不显出兵器。’又说：‘祸患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轻视敌人，几乎会丧失我的宝物。’这些话大概也是精深的用兵原则吧！其次就没有比得上孙武的了。他说：‘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而不是靠交战，使敌人的城池陷落而不是靠攻打。’又说：‘预见胜利若不过是众人都能知道的，就不是最高明的胜利；战胜后天下人都说好，也不是最高明的胜利。善战者的胜利，没有智慧的声名，也没有勇武的功劳。’像孙武这样的人，差不多才算真正懂得用兵之理。此后，即使强如项籍、勇如韩信和白起，也只能说懂得军事事务，不能说真正懂得用兵之理。为孙武作训释注解的，共有十多家。既然连强如项籍、勇如韩信、白起的人都不敢归入懂得用兵之理之列，那么这十多家注家难道就能说真正懂得用兵之理吗？这十多家，只得到了谈论兵法的言辞，却没有得到这些言辞所依据的道理。所谓依据，就是道理。我的朋友曾子清，年轻时曾游学为诸生，在商城山中读书，学业有成，正要参加公车考试，却忽然厌恶地说：‘这只是拘谨浅陋的文士所用的东西。’于是他跨上铁裲裆，驰骋烈马，左右开弓，能射三石弓，佩七尺长剑，五步之内无人能阻挡。他又厌恶地说：‘这不过是一个人敌的本领，大丈夫应当学习万人敌。’于是把古代兵法全部学习起来。当时天子正在对岛夷用兵，大将军的幕府认为子清贤能，便征召他。子清慷慨长揖，脱下士绅衣冠，换上武士服装。第一次见面便取得金紫官服，第二次见面便取得偏将军印。几次在肉鲵的岙屿困住并擒获贼寇，按功劳本来已经多次应当封爵了。然而他被嫉妒者罗织罪名，多次上书自我申辩，才得以解脱，仍以偏将军身份等待任用。自子清等待任用以后，天下那些任用人才的人往往以礼相邀。稍稍同他深入交谈，便大惊说：‘如果和他共事，他一定会坐在我的上面；这必定是要坐着支使我。我又怎么能亲手把通侯的绶带授给这位先生呢？’子清料想自己终究不会被任用，便又回到商城山中，更加旁通佛教经典。三年前，我住在弇州园。子清挑着伞来拜访，于是我们一起畅谈西竺古代先生的教法和菩提达磨的心宗，议论纵横交错，像群蜂飞起一样，不能穷尽。我以为他真是遗世独立的人，几天后才领会到他的宗旨。他大概从来没有一顿饭不想着用兵，于是我起身向他道歉说：‘我不过是剃发的僧人，没有定水来熄灭您的心火，反而扬起尼连河的尘土，助长它又有所不能，所以只好离开。’今年我已经迁居恬憺观，子清又来拜访；他谈论西竺之学更加精深，间或拿出一部书，说是《孙武注疏》，给我看，说：‘勉强替我读一读。’我读完合上书，对他说：‘您为什么要羞辱我？我早晚将成为枯槁之人，难道还要唤起我的壮心，引诱我去受羞辱吗？不过，我从前认为孙武懂得用兵之理；我不敢说您已经懂得用兵之理，但如果说战胜项籍、韩信、白起，我敢说您已经懂得孙武的道理了。世上如果有人任用您，拿着这套道理去做，足以安定天下；否则，您的注疏流传并得到任用，用来安定天下后世，也可以。您做您的事，我做我的事罢了。’在座有人讥讽子清说：‘等到福建任用偏将军时，您却没有出一个计策，便要剪除这些贼寇，然后才吃早饭；又不出一个计策，就想先于文冈把敌人离散，难道是您当时还没有学成熟吗？还是如今只会空谈呢？’ 我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我姑且替您谈谈孙武。孙武的著作在吴王阖闾时显名，不久便任用他攻破郢都，功绩清楚地记载在史籍中。然而他为什么两次败给秦国的救兵，既不知道军队已经疲惫，又不知道凭借奇兵取胜？为什么在檇李之战中，又把吴王阖闾置于越国之手？郢都之战，是吴王阖闾因习惯胜利而骄傲，伍子胥又逞强泄愤、滥用武力；檇李之战，是吴王阖闾轻视越国，自以为强大。他对孙武，大概只是采用了他的办法，却没有完全采用他的道理。既然采用却没有完全采用，孙武尚且会受挫，何况子清呢？’又有人说：‘孙武本来就说，胜利没有智慧的声名、没有勇武的功劳，子清怎么会有这些呢？’我仍然没有回答。

译《冯祐山先生集序》我十八岁时成为州里的诸生，已故府主冯公和冯公的儿子、如今的按察政敏功生与我同岁。冯公每次考诸生经义，常常评定甲乙，因此和我相处得很愉快。当时，冯公以著名谏官的身份被举荐，出任外官，多次更换大州大县，有清廉能干的名声；加上仪貌伟岸秀美、谈论慷慨，见过他的人无不认为他将来可以位列三公。然而冯公性情特别高朗，不能忍受卑琐，侍奉上官只任职两次升迁便离去。冯公离职回到平湖故乡，离我家不到三百里，闲暇时我曾徒步两次去见他，在他的别墅山池中饮醉后告别。最后一次我解除郧地节制职务经过他那里时，冯公已经得到按察政绩，但病势沉重，仍勉强出来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恐怕不能再见了，这叫我怎么办呢？’神情仿佛有所嘱托，不久冯公果然以高寿去世。安葬之后，我才从按察政手中得到冯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读完后叹道：‘世人竟这样不能了解冯公吗？不要说世人不能了解，即使我不才虽了解他，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到如今才差不多完全了解他。’起初我辞去诸生学业时，就喜欢写古文辞，和一两个朋友坦诚谈论西京、建安的文章事业，认为后世无人可以相比；如今执笔写作的人往往也能举出那些文章。大体说来有两个方面：柔美华丽的辞藻占上风，便被认为有才情；但弊病是使人浮薄而不能振作。感慨激昂、声势凌厉的辞藻占上风，便被认为有风骨；但弊病是使人气势外溢而多逞竞。这两种文章如果匆匆略读，会以为不可能不是太平盛世的声音，但真正使天下太平的内容却并不在其中。冯公所撰写的文章和诗歌，格调方面本来无需再论；我有幸略窥一二，其中如弹劾邪曲的文章，简洁峭拔、正直深刻，和刘子政、蔡中郎筹划政事的文章有什么不同？都几乎切中要害。又近于陆敬舆、苏眉山所写的叙记、志传，含蓄而疏畅，其中又以庐陵一派为多。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温厚典雅，深沉流畅，传有钱左司、刘随州的余韵；归根结底，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文辞只要通达罢了。’假使有识之士反复诵读，想找出其中所谓不可能是太平盛世的声音，恐怕也找不到。近来大宗伯屡次向皇上进言，想大力纠正文体；而岭表策士却在文章中极力谩骂写作者，认为他们的文章艰涩僻塞，那么为什么表面上反对、暗中却赞成呢？他们自身陷于艰涩僻塞，恐怕更严重！为什么不取冯公的文集加以尊崇，颁布为法令，使文风回转而趋向太平，这一定是合宜的。所谓‘差不多完全了解’，是说几乎已经了解，却还略有未尽之处。冯公有计然之术，可以使国家称霸，却仅仅用来安顿自己的家庭；有容成子的道术，可以使人长生，却屈而仅用来祛除疾病，这些话我曾听说过。人们匆匆忙忙，始终不能追问冯公为什么说自己‘差不多完全了解’。冯公去世后，他的乡人建祠并在乡里为他作记；他任职过的州县，人们也在州县为他建祠祭祀。按察政又无法抑制对他的思念，便为他刊立碑表，使他的声名更加光大。这样做的不止一处，这部文集也因此流传于世。周全的事已经做尽，真正了解冯公的人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再做的了。《方鸿胪〈息机堂诗集〉序》我从甲戌年在燕地结识方先生时起，先生就已经以文章闻名。当时他任考功郎，考核百官的名实，我不敢凭雕虫小技上前求教，但内心十分仰慕。郧襄战事时，我又两次写信表达殷勤问候。不久我罢官回乡，先生转任选部，主持考核；因公正而不能得到执政者的意旨，后来升任礼部佐官，言官一旦找到空隙攻击先生，先生便辞职离去，隐居隆中近几十年，才勉强起任大鸿胪，分司建业。这时他才派人把自己所著的《息机堂集》送给我，请我写几句话作序，并说不要吝惜褒贬，希望我读后加以删改。我不敏，伏案读先生所写的诗。至于五言、七言古体，虽然不以繁富见长，也不刻意追求模仿他人、拍掌叫好的表面相似，大体上气势完整、文辞流畅，才华使它自然流出，格调使它自然收束，不能简单地把他归入大历以后。至于近体诗，声调铿锵，色泽苍然，不张扬却高远，不低抑却深沉，本来就是中原山川所钟灵的作品，也是盛世的声音。先生是南阳人，北面是洛阳，东面是汝南，大概都是伏羲、公旦所指出的天地中央；南阳连接在其中。山川秀美，有丹霞、大胡、列仙留下的踪迹，桐柏山高耸入天，淮水从其下流过，形成四渎之一。人才兴盛，则有吴、邓、岑、贾、卓、褒德等人，以武略政术辅佐英主，建立平定、安抚、镇守的功业；其后代人才也不断出现，如张睢阳守节而死，名声光明，直上云霄。只是南阳独独不常出文士，大概只有张平子、岑嘉州而已。难道是因为一时诸贤都艳羡功名显赫足以不朽，便没有心思从事笔墨吗？还是天地的美好灵气尚未完全发泄，仍在等待时机呢？如今天下可以说极其太平，即使没有完全推举文士，也不至于禁止诗书。天地中央的英灵既然聚集在这里，先生难道不能凝聚并承受它们吗？离先生的州县较近的，有大梁的李献吉、高子业，信阳的何仲黙，都是铮铮有声的人物。先生不要只满足于自己：无论写作其他文章，都应在古文方面融会而趋近建安，在近体诗方面淘汰浮艳而逼近王维、杜甫；由此再向上，舍弃这些方便的筏子，探问《诗经》风雅的渡口，又有什么困难呢？我老了，内心惭愧于所谓雕虫小技，也将放弃它了。如果一定要让我作序，请向先生同乡张助甫求证，看看他认为怎样。

译《徐天目先生集序》徐天目先生，就是已故江西左布政使徐中行。家住天目山南面，因此自号天目山人。先生在豫章去世时，遗稿大多散失；我的弟弟敬美赶去办理丧事，搜集起来只得到十分之六，于是交给他的门人郭造卿。大约过了三年才送到；当时张司马肖甫镇守浙江，便由郭造卿刊刻流行。先生的侄子徐咏等人说，了解先生没有谁比我更深，应该写一篇序。我本来已经厌倦笔墨，又听说那些考策诸生的人说：天下大概有一些文章家，口中吟诵先秦，讲究声韵而鄙薄大历；一旦执笔，便说是千古盛事；一句话稍有相合，便说是屈原以来未曾见过的秘传；意思偶然相同，便喋喋不休地说是在振兴中原、鞭策当世。起初倡导这种说法的只有一两个人，后来应和的有几十人，再后来人人都能这样说了。那些说人人都能做到的人，实在荒谬，竟因此迎合时俗来讥笑我。难道这真是那一两个人吗？我年老而健忘，忘了前面的话；于鳞或许算其中之一。然而除于鳞之外，这一两个人中如果没有先生，也没有我。不但于鳞已经去世，先生如今又去世了，而我又替先生作集序，不必说不能替先生重振声誉，反而因此受到讥诋；既然如此，即使作了序，又有谁相信呢？徐咏等人说：‘不是这样。那些本来就知道我们家先生的人，您作序并不会增加什么；那些不知道我们家先生的人，您作序也不会减少什么。不要说是我们家先生首先倡导的，即使是您倡导而我家先生应和，谁又说不可以呢？况且您善于评价我家先生，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嫌疑而避开、不替他留下生前的声名呢？’我无法回答，于是对徐咏等人说：‘还等待我的话做什么呢？你们家先生所作的碑文中，最能显示他的文章和见识的，没有超过《何信阳碑》的。大意说：鄙人的言论，怎么知道文士往往品行很少，于是就以此概括天下人呢？贤者认为不能和节义之士并列，于是投笔叹息。士人能够经纬天地、弥纶三才，其次能够扩展宏大谋略、润色伟大事业，再其次能够忧虑时政得失，使主文、讽谏、劝戒之道彰明。节义只是其中一支，为什么说不能并列呢？那么，他所谓士人善于文章，就如农夫使用耒耜、工匠从事贸易一样；把自己的本业看得如此轻重悬殊，难道合适吗？先生虽然重视文章事业，却从来没有自高自大、夸耀自己，也没有结党同调、攻击异己，彼此坚持、互相摘取而不能相让；像他所说的那种恶劣情形，先生绝不存在。我和先生相交三十年，他一生从不因市井得失而改变脸色，不作仰天白眼的姿态，谦逊自守，广泛爱护、容纳众人，亲近仁者，和煦待人。’ 他所遇到的人，如果有一个能够执笔染翰，便倾心侍奉他，不一定要各方面都相同，只要有一点合乎心意即可；一开口便激赏并提携他，也不一定非要是同一流派。自己有所撰述，拿出来一看，只要合于古人，他就惭愧地说：“我还不敢当那个执鞭随后的弟子。”如果再进一步写出古人未曾说过的内容，他便更加怀疑，说：“恐怕离经背道了吧？”于是急忙加以纠正。这两点使先生在文章上确有实在的胜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声名。如今他的文集完整地保存着，其中各首诗都抒发真情而止于合乎性情，运用譬喻、象征来寄托意旨；有的清新和畅，有的深沉雄健，舒缓的姿态、急促的节拍，变化多端，但都按照左边引导、右边校正的法则，没有不合乎规范的。他议论的文章，辨析清楚而不激烈；叙事的文章，峻峭而能简洁；抒发意旨的文章，畅达而归于典雅。至于和西汉相比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但自东汉以下，应当再没有比先生更贤能的人了。况且屈原不写近体诗，而先生和于鳞又不写《离骚》一类的文章，难道他们始终就彼此不能相见吗？怎么能说还没有可比之处呢？那些堆砌古文奇字，只求惊骇眼目、刺激情志的文章，用这个标准去苛责于鳞，或许还说得过去。先生的文集完整地摆在这里，即使让他袒腹承受非难和攻击，也都击中了要害。唉！像这样，又还有什么难以倡导的呢？先生以文章成名已经三十年了，但天下人相信他的为人，不会因为忌妒的缘故而废弃对他的称誉。长者去世那天，我不能前去料理棺殓；他的乡人到乡里的场所哭吊，前后任职的官吏和百姓也在当地哭吊，曾经受到他一顾一盼的客人，急忙赶到丧所哭吊，大家都如出一辙。文士中很少有人像信阳氏那样反复感叹，先生对此难道没有深切防备吗？古语说：“本来相亲相合的，后来变成争斗，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呢？”如今那些骤然显贵的人，往往受到别人的排挤；他们表面上谦让，却传播绛灌一类人的朴实作风来为自己树立根基；那些一味逢迎的人又不断为他们增添声势，放肆议论，挫败与自己相争的对手，以表示亲近，这就是其中的缘故。怎么能不加以辨明呢？虽然如此，先生的这部集子流传于天下后世，必定有明白可见的价值；即使各自传播，也不会彼此冲突，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说得太多了，我实在是多说了。

译《张伯起集》序 张伯起是吴地人，比我小一岁。当初我任郎官，奉命出使后回到吴地时，乡里已经盛传伯起的名声。吴地谈论古今文章，推重王文恪公；谈论诗歌，推重徐迪功；谈论书法，推重祝京兆文待诏。后来有一天，这些声誉都集中到伯起身上。伯起拜见待诏时，祝京兆还年老而健康。每当伯起登门，祝京兆总是倒穿着鞋出来迎接，挽臂交谈、促膝而坐，完全以“你”“我”相称，还反复感叹自己到晚年才得以结交伯起。我所交好的彭年、孔嘉，常常对我说：“我们不遗憾伯起不认识您，只遗憾您不认识伯起。”然而我最终匆匆忙忙，始终没有机会认识他；又过了几年，才开始和他订交。相交之后，我们十分投合而欢乐。伯起的才华不能全部施展，于是创作乐府新声。天下人喜爱伯起的新声，超过喜爱他的古文辞。伯起却平淡地对此不屑一顾。他所作应试文章，从诸生升入太学上舍以后，多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但仅凭这些成绩得到京兆推荐，到了公车应试时，却总是被报知落选。因此没有人不称赞伯起的才华，同时叹息他的困顿。伯起对此又平淡地不屑一顾。唯独在古文辞方面有所构思创作时，他更加精工。各地岳牧、令长上任或任职时，如果得不到伯起写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父亲；得不到伯起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荣耀子弟和兄长；得不到伯起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荣耀弟弟。吉凶庆吊之事，如果得不到伯起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可以扩大和彰显其声势。因此伯起的构思创作日益繁多，他的文章流传也日益广远。有人说，凭伯起的才华，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如果尽情施展华丽的文辞，便可以凌驾于六朝文士之上，并为三都赋那样的作品大加鼓吹；如果施展辩才，便可以使仪、秦奔走，并役使犀首；如果施展诡奇的文思，便可以同庄子、列子、邹衍、慎到等人并列宾主。高雅的可以陶醉于月露之美，浅近的也不会失去烟花般的雄健气势。但为什么偏偏拘守这些绳墨呢？我替伯起回答：“我不知道。我从自己的真情出发而止于性情，从自己的意旨出发而止于声调，反观自身觉得畅快，拿它同古人相比又相合；我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况且文辞贵在能够达意，这是孔夫子的训诫。一经一纬，文理宛然已经形成，再加以组织铺饰，我不敢这样做；一宫一商，音调悠然已经形成，再增添繁声，我也不敢这样做。这就是伯起的主张。有见识的人说，伯起不是难在没有才华，而是难在有才华却不求把它全部发挥出来；不是难在不能成名，而是难在不肯用巧计设饵去猎取名声。我也这样说。近来是庚辰年，伯起又应公车征召，想到母亲年老，便不肯前往，说：“怎么能因为取得一次科第，就改变我奉养母亲的清贫生活呢？”从此闭门谢客，除扶侍母亲之外，常常收敛视听，在清静中探求内心的端绪；对于玄牝、橐钥的关窍，似乎也有所领会。当时我的名声已经被视为抛弃家庭、无所闻达，我却对此十分惊异。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所写的若干卷全部汇集起来交给我，说一定要请我吝惜几句评语，以惠及他的身后。我暗自奇怪，伯起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唉！魏文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威势没有不能施加的地方，尊贵富有也达到了极点，却唯独对文章这一方面慨然说道：“治理天下的伟业，是可以不朽的盛事。”丰儒因此笑他，这却是不值得笑的。若一定要依靠义理而求不朽，怎么能够接续六经呢？况且不能出仕立功，便思考凭什么流传后世，这也是常情。我姑且写下这些来回答伯起。有人说：“您这是自己为自己的讥嘲辩解罢了；您不能像君苗那样焚烧笔砚，伯起将要责怪您了。” 《兵车心见》序 嘉靖末年，天下北方多有骑兵作战，南方则有水师活动。士大夫大多喜欢谈论兵事，而见识没有比戚少保、俞都督更高的。他们都曾多次拜为大将，建立过楼船水战的功劳，却极力称说车战的好处，并且遗憾没有机会亲自抵挡敌人。我当时没有办法反驳，退下来思考此事，始终不敢自信地认定他们说得对。我认为，在平坦广阔的沙地和大平原上，行军时使用偏箱车，驻止时使用武刚车，用来作战、用来防守，确实有这样的好处。然而即使有陈涛斜那样的战场，倘若不幸遇到包原一带的险阻，左边是竹林，右边是险阨，前进受迫于井陉，后退又受阻于阴陵，我们凭什么施展呢？可是这两位将军是名将，难道会欺骗我吗？今年春天，故友的儿子王元周寄给我一部书，说：“这是扬郡丘大夫所著，书名叫《兵车心见》。”我这才妄自猜想，原来二位将军不过是说说车战而已，几乎要吐唾沫而不去看它。过了很久，我慢慢读到其中的论说，才惊讶地说：“这不是车，而是盾。盾是各种战器中的一种，为什么却可以称为车呢？因为它虽不是车，却能独享车战的好处。车的形体是方的，作用却偏于一面；盾的形体是圆的，作用却广泛。它取得车战的好处，除去了车战的弊害，因此勉强借用‘车’的名称。车本来就不能把这些作用全部具备。如今我们以偏师面对强大的敌军，敌人从四面进攻我们，我们便并列成阵来应对。前锋举着茅旗，担心不能掌握战机；后军以强弩为翼来加强力量，箭道都对准同一目标。我们面面都是车，身上又披着羽甲；首先登上险要之地，能够防御强弓暗中射来的箭和伏兵突然发出的刀刃，使敌人丝毫不能损伤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像一辆车，腾跃着驾驭飞黄马向前，像暴风和闪电一样奔驰突进，不必依靠铠甲，也能避开敌人的追击。骑兵也是车，可以手持轻刀凌波而进，深入敌船，焚烧积聚的物资，斩取敌人的首级，不借助楼橹也能抵挡箭石。船也可以是车。所以书名为《兵车》。不过，贵在善于使用它；不善于使用，始终也只是一面盾牌而已。丘大夫精通的是它的形体，神妙之处在于它的用法。百炼精钢制成的镠，既轻又坚，中间做成相连的环节，分合之间没有缝隙，这是它的形体。机关、刀刃、火炮，没有不能穿透、烧灼的；矛、槊、刀、剑，都锋利而坚实，这是形体的余用。无极五行、偃月龙蟠，变化开合，顷刻之间呈现万种形态；使敌人的进攻失误于防守，使敌人的防守失误于进攻，这就是它的用法。丘大夫能够精细地说明这些。因此书名叫《心见》。《心见》，说的是独自创制的意思。丘大夫曾经自称这是神明传授的。为什么称为‘心’呢？心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神明所寄居的地方；神明也不是从外面来到这里的，而是心的精华凝聚而成的。这部书写成以后，说是神明传授可以，说是独自创制也可以。有人说：“如今皇上圣明，蕃部进献珍宝，越裳、肃慎相继来朝，经过翻译而来朝拜，既然如此，五兵都可以收藏在武库中。丘大夫正在淮南有循吏的声誉，为什么不迂回进入朝廷，取得颍川那样的褒奖、德政之封，反而要做这种喋喋不休、喜欢生事的事情呢？”事实并非如此。轩辕氏并没有因为杀死蚩尤，就焚毁虎符兵书；太公也没有因为剪灭殷纣，就废弃《六韬》。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丘大夫讲求预备衣袽，是在告诫人们防备意外。我又说：“您的话说得很漂亮，但谨慎些，不要使我击打唾壶；唾壶一旦击缺，少年人就要窥伺嘲笑您了。”难道以学习道术自命，却仍然怀有惨烈争胜的志向吗？我于是说：“我学习道术，所以才得到这个道理。像老子所说的龙一样，您轻视敌人而丧失了宝物。宝物，就是保全。这个盾是为兵车而说的，也可以用来说明养生。”王元周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并私下转告丘大夫。

译《冯咸甫诗》序 诗歌果真对世道没有益处吗？上等的诗，不能用于演奏清庙之乐、完备疏越之瑟，如唐山夫人、邹子乐那样用数语承担一个时代的盛况；下等的诗，公车考试不拿它来考核士人，不能像钱起、李肱、褎然等诸生那样，偶然一旦进入仕籍，便受到绛侯、灌婴一类人的虎视眈眈，稍有触犯便伺机攻击，影响大的就削去资格，影响小的就斥退，不让他们痛快地施展便不停止。然而学士大夫却更加喜爱诗歌，其中爱得最深的人，拿它来自我取乐，把天下的事情看得没有什么值得承担；而才劣的人甚至借此树立门户，反复逞口舌之能。我有幸活着回到故乡，本来将要焚弃笔砚，金华胡元瑞却带着他的诗来拜见我。我看到他的诗风格高雅畅达，宏大华丽而内容充实，喜爱它，又担心他来求我写一篇序言。我于是大略考察近代名家的得失，勉强替他加以调和，并不敢有所褒贬。那些一味替元瑞说好话的人，显得沾沾自喜；那些不替元瑞说好话的人，则满面怨怒。这两种态度都过分，使我不能不惩戒自己的言语。云间冯咸甫又带着自己所作的诗来拜见我，我再次看到其中和平畅达，能够在深浅、浓淡之间斟酌：高处不至于浮泛，低处不至于软弱；只要再加以深思，就可以与高岑相互揖让，并且踏入钱起、刘长卿的境界了。想到咸甫和元瑞都还滞留在公车考试之外，怎么能像左师那样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使他们共同发扬诗歌的盛况呢？今年三月，元瑞从燕地来，正赶上我病得很重。我倚着几案询问他说：“天下参加计吏考试和随同参加考试的人都聚集起来了，如果不把全部精力用于吏道和应试文章，难道还有一句话能够合乎你的心意吗？”元瑞首先屈下一根手指说：“汝南张观察助甫。”我回答：“从前是我所畏服的人。”他接着又屈下一根手指说：“云间冯先辈咸甫。”我回答：“近来是我所偏爱的人。”我问元瑞还有没有别人，元瑞说：“即使有，也不敢马上告诉您。”我不觉推开几案站了起来。五月，咸甫也从燕地来，拿出新编的诗集来求我写序言，和元瑞一样。我对咸甫说：“我想使你沾沾自喜，难道不会反而使你再次受到怨怒吗？你姑且替我去见元瑞，请他不要吝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广泛寻求变化。你按照规范而努力使思考深沉，又有什么古人不能达到呢？”虽然如此，我已经老了，在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了；名声将追随着你奔走，就像影子传随形体一样，难道不可畏惧吗？你还是把心神寄托在文章之外，稍作休息为好。大概和咸甫一同来的，还有诸生章子敬所作的诗句，意趣也清新雅致，可以作为风雅之作；他很赞同我的话，并把这些话记下来了。《陶懋中〈镜心堂草〉序》苏子瞻先生为自己的文章所作的比喻真好：文章如同万斛泉水，取用不尽，只是随着应当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这句话，庄子、司马子长在诗歌方面本来就很丰富，李白大概可以接近这种境界。苏先生大概偶然得到了其中的道理，却还没有完全穷尽它。一般人的文章，由内在情境触发而与外在情境相接的，十成中通常只有二三成；由外在情境来到内心而相接的，十成中通常有六七成。这种相接凭借的是自然，而不是我个人的安排，这就是随应当流行之处而行。意旨尽了便停止，不由我去牵缀增饰，这就是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我从开始执笔写作时，就已经把这个道理作为准绳；后来有一两个一起从事文章、彼此切磋的君子，都极力在锤炼铸造、雕琢镂刻上下功夫，力求像创作者的法式。等到真正的法式出现，却不能没有稍许搜求。人的巧思不能同天成的巧妙相匹敌。人能够认识它，也能够评论辨析它；可是读到他们评论辨析的言辞，往往像掉进荆棘的沟堑，不能施展天成的巧妙，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巧思外表看似艰难，实际上容易；天成的巧妙外表看似容易，实际上艰难。会稽陶懋中，是苏先生一流的后继人物。他十五六岁侍奉先父文僖公时，所作制科经义已经完全压倒同辈；但懋中在六经之外又深感厌弃这类文章，便进一步诵读诸子、《左传》《国语》、先秦诸家的言论和东西二京的文章，以下直到大历、开元年间的韵文，仿佛美酒在腹中酝酿，成熟后便喷涌而出，放纵横溢而不可遏止，芬芳之气袭入人的口鼻，争相夸赞它的盛美。等到他考中进士，任职郎曹，在刻烛击钵限时作文之余，勇气足以使韩愈、孟郊奔走，使卢仝等人的声名被掩没，正如周弘禴氏所称道的那样。我虽然已经病废而居住乡里，仍时时听到他的声名。又过了十年左右，懋中来任常州通判，带着他刻印的《镜心堂草》来拜访我，赠我若干篇诗文，文章也同样出色。按照我所听闻的情况，像周氏所说的那样，若要把这些文章装满五辆副车都还装不下，他却仅仅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懋中删削取舍的缘故，有人说不是。他的文章随天性而发，随天性而止，正是所谓在应当流行处流行，在不得不停止处停止。懋中作诗，从乐府《铙歌》十九首以下，没有不加以比拟的；然而其中离合开合、运笔收放，往往显露出他超越骊黄牝牡等外在形式的旨趣。近体诗以及其他文章，尤其明朗畅达而有气势。万斛泉水，只要稍稍澄清源头，不让浊泾侵扰混杂，它对于苏先生来说，岂止是偶然得到这种境界呢？又哪里只是偶然得到而已？陶氏的先世，世代都不是平庸之辈；那些以节操气概、治政才术、文章事业显名的人，前后相接。懋中刚过二十岁任庶官时，便想上章弹劾权贵；后来被牵连而出任外职，并不以此为薄辱。他每到一处任职，都能建立声誉和实绩；如今他在文章方面尤其卓异，没有使家声衰落。只是我听说，你们乡里的前辈有王文成公，他常说：“假使我把这三件事全都废弃，却去追求至高无上的境界，怎么样呢？”这样看来，我对懋中就更加有所期待了。

译《国香集》序 闽地兰花很多，赵时庚、王贵学二位都是闽人，所以先后能够谱写兰花的专著；关于兰花的事，他们已经说尽了。我的老友张应文又能够续写《兰谱》，他所谈论的兰花之事大大超出了前两部谱录，并且又写了歌诗、古体诗、近体诗几百篇来夸饰它。正如杲禅师悟道后妙语纷出而永不穷尽一样。张君是我们吴地人；郦道元是高阳人而作《水经注》解释江南水道，欧阳永叔是庐陵人而谱写洛阳牡丹，张君的情况也不过如此。我不能像嵇含那样通晓岭南花木，本来也不十分喜好这些事，只是独独喜爱兰花，却不太懂得它的习性和培育的道理。朋友赠给我的兰花，到了冬天总是枯萎败坏，我也只能任其如此而已。如今从张君的兰谱中稍稍懂得了其中的事理，只是我住在城中，力量不足以得到这些花。近来仿佛另有所得，只是手头有陶靖节《栗里谱》和他的诗各一编，《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各一编，蔡君谟《茶录》一编，用来辅助张君的两部兰谱；每天和它们一起徜徉在峭拔青翠、郁郁葱葱之中，间或吟唱陶诗，口渴时便随意拿起茶水谱来阅读，觉得此身仿佛进入阳羡，吸饮中泠泉水一样。慢慢翻阅张君所编的兰谱，吟咏其中得意的句子，鼻中习习闻到芬芳，两腋仿佛生风飞举，产生了自己成为天际真人的想象；又何必一定要左边拥着陈良紫，右边侍立鱼魫白，然后才觉得痛快呢？有人说：“兰花的传述从屈子的《离骚》开始，您为什么不取《离骚》而援引陶靖节，并且不怕惹怒菊花呢？”我说：“不是这样。兰花是君子，无论尊贵地生长在大国，还是卑微地生长在幽谷，它所散发的香气都不会改变。屈子的才华胜过兰花，但志趣并不相同，所以我取陶氏来相比。如今的菊花虽然美丽，却不是陶氏所爱的那种菊花，因此不能同兰花相伴；兰花也不受嫉妒，否则难道不能有东篱的几枝菊花来陪伴我的九畹兰花吗？我取兰花来比陶氏，取陶氏来比兰花，这正是屈子也不能嫉妒的，何况是菊花呢？”张君认为我的话说得好，便把它记录下来，写在书简开头作为序言。《弇州续稿》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四十六 明代王世贞撰写 文部 序

译《古今名园墅编》序 我在长安任郎官，前后积有数年。除了官署中的文书事务，很想找机会看看山林泉石、园圃景致，以此尽情抒发心怀；但我的俸禄微薄，不能置办游览的器具，人们也轻视我，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作为主人，所以只常到韦园去。韦园是旧日中贵人霦的别墅，在崇文门外约六七里，开渠引来西山的水环绕园子；园中建有寺院，右边是墓地，左边是住宅，十分壮丽。屋后开凿大池，四周种满榆树、柳树，池中养着鱼鳖之类，水藻荇菜清明洁净，野鸭水鸟在其中飞翔游泳，也是一处令人快意的地方。它稍远处是▯园，寺宇宽阔整齐，有古松、长寿藤一类植物，丰碑高耸，偏房幽深，却缺少远大的意趣。城西有水头庄，几位中贵人住在那里，旁边可以泛舟，就是于鳞想要落水的地方；又有崔都尉庄，是深宅大院的侯门府邸，前面有大溪，溪中种着一万枝红色荷花，有一座亭子临水而建。溪南都是水田，庄园后面有数千竿修竹，按畦计算的菜地有十万之多。当时都尉因病一个多月不能起身，我又过了三个月再去，那里已经焕然一新，门前设置了行马，呵斥禁止游人进入，大概已经成为陆锦衣炳的产业了。锦衣死后，又归属了别人。我离开京城将近二十年，重新担任太仆寺官职，只过了半年，缇帅刘君守有邀请我兄弟去游览一座庄园。它靠近从前的水头庄，没有别的奇景，只是园中有数亩大池，四周都是修竹，可以挖笋、捕鱼来助兴佐酒，也足以使人畅快。它右边的流水从西山下流来，用水闸调节疏导。我又曾出西直门，访求谢司徒所居的朱锦衣别墅，有人说已经归冯常侍所有。那里的寺舍堂室瑰丽壮观、庄严华美，连尚方的建筑也比不上；绵延四周的墙都是青石砌成，里面所种桃、李、枣、杏、林檎之类的树，多到以万计，菜畦也以十万计，但没有奇石清池可以澄明愉悦人的心志。大体说来，京城中公侯和中贵人的园墅，如成英、黄、冯几家的园子，屈指可数，整天也游览不完。然而我曾笑着说：这些人有朝廷廊庙，却没有山林；又朝秦暮楚，不能不有杜甫《秋兴》那样的感慨。从前我出游做官经过济南，拜访德藩，游览真珠泉。泉水东西约十多丈，南北约三丈，东边有亭子临水而建；亭下琴瑟之声群起，拍掌跺脚，水声便更加连续不断地向上涌起，清空明澈、晶莹透亮，仿佛和日月争辉；金色鲤鱼有一百条，小的也有三尺长。泉的西面从宫墙下流出，形成大池，池岸都用白石砌成；池中有水殿，前后各五间。彩色的船悠然荡漾，箫鼓之声四面奏响，藩王有时慰劳赐给食物和酒，往往直到半夜。再向西是长沟，曲折地通到后园，园中有数百株芍药，高楼踞立其上。泉水流出后宫墙，推动水碓和水磨，最后通入大明湖。湖上的景色尤其明媚秀丽。我所治理的青州，也是藩王之国，后来却灭亡了；可以游览的地方，后来分治吴兴。我带着徐献忠所编的掌故，想访求芗林、盘山二沈的遗迹，却没有找到。大概那里的人都以养蚕为业，得到一丈见方的土地就种桑，因此虽然富裕，却未免太俗。只有南浔董尚书宅第后面的一座园子可以游览，然而所见只有高堂杰阁、雕饰的屋脊和朱红的水榭。池塘旁有几十株垂杨，千株牡丹、百株建兰，花开时芬芳秀美，十分可爱，却没有一座小土丘。所搬来的陈氏洞庭峰石三四块，堪称天下第一，却全都横卧在苔藓之中，这是最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钱塘只有洪襄惠的孙子有两座园子：一座在城前，建有五间堂屋，十分壮丽；山池台馆都依托在堂屋后面，一眼便可尽收。另一座在西湖胜景处，却又被陆炳这个锦衣卫夺去，借来祭祀他冒认的祖先宣公贽，并在前面立了一尊自己的生像。那座楼阁不久因事情败露而被毁弃，钱塘人至今还以此为快。至于我家乡郡城内外可游览的地方，王文恪的孙子太常有壬与徐封的园子，奇石很多，但水竹景致不相称。徐参议廷祼的园子，因吴文定东庄的旧址扩建修整而成，水竹很多，但奇石不相称。徐鸿胪的佳园，因王侍御拙政园的旧址，依自己的意思增删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真实面貌。松江上海潘方伯允端的园子，空旷而未完工；顾尚玺的露香园稍微精致，也容易建成。我所见特别出众的，不过这些罢了；总的说来，它们都只是以朝廷廊庙之气胜过山林而已。李使君颐在广西做官时，却向我极力称说靖江王府园圃的美景：独秀山被园林包围，山形像玉簪，突兀地从平地拔起千丈，盘曲的道路向上通到梵宇琳宫。山前是浩渺的大水面，有数百亩水田，渔夫呼唤鱼子捕鱼，农人插秧，优伶在万花丛中歌舞，十分欢乐。而金陵士大夫无不称道徐氏东西二园：东园胜在廊庙气象，西园胜在山林趣味，见于周公瑕所作的记和赋中。有人说周公瑕得到很多润笔费，正如《子虚赋》《上林赋》所说的那样，未必都是事实；然而也足以使它雄伟了。我的弟弟从溧阳回来后，津津乐道彭氏园，久久不止，认为它在山林中充分得到空旷、明朗、幽深、浓翠的趣味，独得其中十分之七。我从臾请他把这些写成记，如今都编在集中。弇山人说：我居住在自己的园子里已有数年，每天游览，逐渐领略它的大概，认为住在城市禁不起喧嚣，住在山谷又禁不起寂寞，那么不如寄托于园林；既可以开阔眼目、愉悦性情，又可以防止同年朋友的打扰。生何观察把《游名山记》赠给我，我很喜爱这件事，便拿旧日收藏的若干卷书投入其中，合编为一集；又仿照何君的体例，搜集古今记、志、赋、序、跋中写园林的文章一百篇，诗歌古体、近体数百上千首，凡是依傍山水而建的别墅也附录其中。编成后有人嘲笑我说：‘何君记载名山，而你只记载有名的园墅，所处不过是狭小局促的枋榆之地，难道不被九万里高空所嘲笑吗？’我便回答说：‘你不懂《逍遥游》，这是第一点。况且世人说高岸变成深谷，那只是妄人的话；真正所谓名山，是千万年景观都不改变的山，哪里需要靠文章、牧童、樵夫来指引，才能指出它的位置、追寻它的本来面目？至于园墅，转眼之间就能改换主人，不等改朝换代就能使它的遗迹消失在荒烟夕照之间。岂只是绿野、平泉如此，所谓上林、甘泉、昆明、太液，如今又在哪里呢？后来的君子如果谈论园墅的胜景，能使人眼前明亮仿佛有所看见，脚步跃动而想要登临，那么凭什么得到这种效果呢？’ 即使得到的只是文字，也已经很过分了；可是文字又怎么能停止呢？不过，凡是写山水的文章，大多胜不过山水本身；写园墅的文章，却往往胜过园墅本身。没有别的缘故，只是人的巧思容易施展，而天工的巧妙难以措置。这一点也不可不辨明。

译《任玄甫〈渌水编〉序》。有一天，我躺在弇园中，有客人拿着名刺来拜访，说：‘任先生这个人，我从门缝中偷偷看他，是个魁梧的七尺丈夫，两颊像紫玉，双目棱棱有神，我以为他是河朔的大侠。等到徐徐同他交谈，他却十分温和，而且操着吴地口音。随后他拿出自己的名帖，原来是紫丹、白药之类，都是吴地的物产；又拿出他的诗作，仍然用吴地声韵，而且十分清雅。我这才稍稍安心，和他饮酒，他的酒品又十分温厚端庄。于是笑着对他说：‘士人本来就不能只凭外貌判断啊！起初我以为你像前代那位钓鳌的公子，不然也会是个豪放任性、拔刀砍断坐席、不肯和骑奴同桌吃饭的人。像你家先辈那样的北军使者，如今你却亲近渔父和卖酒人，以吟咏自娱。’太史公赞美留侯的事迹，却看到他的画像相貌像妇人美女，于是称引孔子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叹息了三次。如果他遇到任先生，一定会握手谈论天下大事；如果谈论不能相合，也一定会恍惚若有所失。如今我正厌弃世俗，一切事情多躲避、少顺从，与太史公的心意不同，所以我正应当同任先生交往。’从此以后，任先生每年都来一次，而我正称扬他；后来人们辗转来到昙公靖那里谈论任先生，有时能见到他，有时见不到，即使见到，也不能像在弇园时那样留他饮酒。任先生对这件事的兴致还没有停止，便把他的诗全部取来，托付我说：‘冒昧地求您写一句话，使这些诗得到分量。’我读他的诗，越读越觉得好；探究其中的旨趣，却好像不能把感情寄托在所谓的名声上。郭解字翁伯，是个非常矮小的人，却以侠义闻名天下；太史公为他作传，并感叹说：‘人的相貌和声名，哪里能够穷尽呢？’太史公对留侯相貌的惊异既然如此，对翁伯又有这样的感叹，那么天下不能忘情于声名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太史公了。如今你不幸没有遇到太史公，又不幸遇到我；我正忙于挫抑声名，像躲避影子一样躲避名誉，而且最为不才，哪里能替你增加分量呢？不过据我所知，东方曼倩身长九尺，赵元叔也身长九尺。曼倩告诉汉武帝说：‘侏儒吃饱了还想死，东方朔挨饿也想死。’元叔唱道：‘满腹都是文籍，还不如一袋钱。’凭这两个人的才华，本来足以使自己不朽，却一生急切地为口腹奔波，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任先生不能忘情于声名，正是贤明的地方。去吧，我不能替你增添声名，你的声名从此自然会建立起来。《华仲达诗选序》。无锡华氏中有才俊华孟达、华仲达。孟达擅长写文章，和我友善，我已经为他的文集作过序。仲达生来明朗挺拔，却尤其孤高耿介；年轻时依靠祖父居住，不肯学习应试之文，只和诸生郁人文交好。郁生擅长《檀弓》《左氏》中的一二篇，仿作《尚书》，于是两人共同雕琢其文章，只为彼此欣赏取乐，别人都不喜欢这种文章。晚年才渐渐同我吴地的顾武部弘任交好，韩侍读也时时来往。仲达喜好谈论仙道，自称呼吸可以和神灵相通，别人都不相信，只有孟达认为这是真的。我客居一年多，才设法请到他。他的面貌清瘦，精神却十分清冷，眼睛少有的碧色，炯炯有神；同他连续交谈几个晚上，从他口中探问出来的，都是玉晨、蕊珠仙境的遗语，没有一句是方士杖头那种浅陋的话。后来他完全显露自己的诗作，果然又有飘然凌霞而起的气象。他的五言、七言古诗，有谢灵运、李贺的韵致；绝句则仿佛李白。诗有时构思艰涩，有时灵感来临便自然流畅；有时由事物比附而起，有时由情感兴发而成，有时兼有比兴而使人忘却比兴本身。大体上不能用固定的格式来概括。诗势时险时平，忽沉忽扬，譬如柏宗攻治璧玉，虽然瑕瑜并见，其中的美玉终究价值连城。沙苑的骏马，即使有踢人、咬人的毛病，也不妨碍它日行千里。我试着拿这件事对仲达说，仲达说：‘我也正怀疑这一点。灵感到来时，片刻之间便能写出千言，写成之后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不来，几个月也不能落下一句话。我究竟是我吗？又不是我吗？这些诗合于我吗？又不合于我吗？’只是过去我曾向神灵求得文思，认为自己的诗可以不朽，您还请替我删汰润色，并在篇首写一句话。’我戏谑仲达说：‘你已经想使自己的身子不朽了，为什么还要使自己的名声不朽呢？’陶弘景说，创作才华的鬼胜过顽钝的仙人，我起初觉得这话奇怪；毛仙翁得到元稹、白居易等贤人的诗，拜访韩愈请他作序，我又觉得这件事奇怪。如今世上难道又有这样的人吗？莫非玉清帝都借助尘世中的这些话来作介绍吗？我不能拒绝你，姑且替你记下大意。你暂且把这些藏起来，我早晚还要焚毁笔砚逃走。诗总共有若干首，如今保存了十分之四；我把其中稍有闲暇修订的编次出来，等待仲达自己斟酌。

译《华容刘氏族谱序》。我自从被罢职闲居乡里，将要和笔砚断绝往来；华容计部刘克和从留守官署写信来请求说：‘我们家族的祖先从鲁地迁播到楚地，至今已有十八代。只是靖康、建炎年间，我的先祖统制公刘寳，奉着他的父亲刘隆，辗转渡行，始终没有安定的居所；又遇到杨么之乱，宗族几乎被毁。统制公带着七尺长刀，奋力跟随岳忠武王讨伐平定杨么，功劳屡次上报大司马，本应受封，却恰逢岳忠武王因谗言获罪。统制公把部众全部遣散，退居后穿起斩衰服守丧，当时人们都称义而不再追问。他从此不再做官，临死时把那把七尺长刀埋在住宅北面，说这是用来作为标志的。后来有刘用▯，以义烈闻名；适逢蒙古军队劫掠华容，抓住他想让他投降，他不断辱骂，至死不改。自此以后，刘氏诸人隐伏在乡里，不乐意做官。到明朝兴起，才重新修习应试的学业。宪副公刘仁宅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台官而有声望；宪副公的儿子忠宣公刘大夏，于孝宗朝显贵重用，受到天子的眷顾恩德，恩泽遍及内外，在明代名臣中无与伦比，于是我们刘氏更加显赫。难道不仅华容要推尊他为全楚第一吗？统制公年老以后有五个儿子，其他需要供养的人口中免于兵役的也很多，统制公便为他们编写族谱并作序，说：‘记载华容刘氏，从我开始。’ 用▯公为它增补，数代以后汉英又增补，到了第十一世，天源又增补，子行简、居敬也相继增补；到宪副公时，谱牒已经十分完备而明晰。距今又过了一百五十年，子孙兴盛绵延，以千计数。如今族人聚集相见，却不能全部互相认识；给人命名，也不知道彼此避讳，因此我实在为此忧虑。于是托付给外亲中懂得史学的孙生斯亿，请他续修族谱，而我不敢擅自作主。族谱的起点便断定从统制公开始。有人说，刘氏难道不是以豢龙氏为始祖吗？汉代有同姓诸侯王表，唐代有宰相世系表，都可以追溯查考。我不敢据此附会，说刘氏的郡望最高只到二十五处；天下人又无不援引彭城为郡望。如今我只根据自己所知道的罢了。狄氏并不因狄梁公地位不高而轻贱他，郭氏也不因汾阳王地位尊贵而自夸，这正是我继承统制公遗志的地方。’我于是把其中大略全部征集起来，读后颇有感触。唉！如今海内士人，即使头发干枯，也没有不知道忠宣公的；能够举出宪副公的，已经很少；能够再举出统制公和用▯公的，就更少了。国家不可能把每个家族都完全写入私家史书，正史也不可能把每部族谱都详尽记载；族谱编成后，先人的潜在德行大概就不至于默默消失了吧！从今以后，刘氏的后代…… 知道统制公的品行义节，就会慨然发奋而不愿自薄；知道用▯公舍生取义，就会坚定自守而不愿受辱；知道忠宣父子名闻后世，就会心中明白，想要成为名臣；知道计部君编修族谱的用意，其中贤能的人将油然而生追念远祖、承受庇护的心情，其余较弱的人会想到亲睦，年少的人会想到谦让，这其中的关系难道浅薄微小吗？孔子赞《易》时说‘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者显明、幽暗者彰显，用来说明刘氏族谱，也就可以了。克和名某，他其他方面的作为也没有损害家族声誉。《郭鲲溟先生诗集序》。郭鲲溟先生起初任袁州司理，就能提出奇特的谋略，击破并瓦解大奸大恶之徒，天下听闻后都认为壮烈。后来升任吏部郎，多次上书议论政事，如裁抑邪道，弹劾中贵人，阻止和抑制侥幸进用，公平评定升迁授官，甚至请求按考功法离京试任郡职，这些意见都明白切实而出人意料，无不认为是贾长沙、陆敬舆再世，而绛灌、裴卢之流不能不侧目。出任江西省政参议后，先生飘然请假归乡，眼看将被召用，却因病去世。天下没有不推重他的品行、惋惜他的才华没有完全施展的，然而还没有人能说明先生诗歌的价值。我和先生虽然晚年才相交，自从倾盖相逢以来已经超过十五年。饮酒闲暇，手执尘尾，敲击唾壶，慷慨谈论古今之事，远至八方之外，近至乡里琐事，没有不谈到的，唯独没有谈诗。是先生厌弃诗吗？还是认为我不是合适的人呢？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某拿出先生行囊中的诗作，大约有一千多首。我惊异地读它们，发现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无所不有，其中近体诗尤其丰富，独得十分之八。诗句都调和流畅，清丽，句法稳妥而用字贴切，不显露门径，而近体诗尤其声韵流转，值得吟咏。按照编次杜甫诗集的体例考察，先生在困穷时作诗，显达时作诗，游息时作诗，受到感触时作诗，闲适时作诗，忧郁时作诗；有的用赋，有的用兴，有的用比，形式不一；至于酬答、唱和、赠送、祝颂、饯别、送行之作，不到十分之二。这些诗全都是为了自我抒发、使自己的情意得到愉快罢了。这样才知道，世人不能评论先生诗歌的原因，是见识太少；见识到先生诗歌的人，没有不能评论它的。唉，先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遇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就一定要表达自己的志向，所以他在处理政事时所说的话，即使会使人忤逆自己，也毫不顾虑；他的志向不在声名，所以有韵的诗文虽然足以使人称许，他却不肯拿出来流行。假如他果真厌弃诗文，那么先生平日居家时，应当焚毁笔砚，专心追逐微小的生计，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诗呢？我同先生交往已经很久，写文章的小名声也颇能入人耳中，却不能用一句话打动先生，并不是某人的诗文最终失去了先生。唉，果真是我不是那个合适的人吗？如今某人将把诗集刻印流传，托付我作序。有人说：‘刻印流传难道不是先生本人的意思吗？’某人说：‘不是这样。《三百篇》中并非明堂、清庙的雅颂诗，往往出自处境奇特的人和游荡女子之口，太师采集其文，圣人记录下来作为《国风》，不敢废弃。后来《春秋》成书，嬴氏失去了掌管诗乐的官职，而诗也没有因此流落民间而失传。到了陆敬舆的时代，人人双脚重叠，连话都不敢说了。以贾长沙的才华，他的牢骚和感慨，难道只有《鵩鸟赋》和《吊屈原赋》两篇，竟然如此寥寥吗？必定有人替他承担了这个责任。’先父本来就不把声名放在心上，他对于声名，当然也不会只寄托在诗歌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为什么反而把他一生寄托其中的诗文视为草芥而抛弃呢？姑且请把它刻印出来。天下很大，一定会有像钟子期那样真心欣赏的人。我说：‘好，你姑且刻印吧。’我想，中郎的女儿，难道还要胜过文园令的妻子吗？

译《湖西草堂诗集序》。江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家族推重华氏，华氏子弟的衣履冠盖遍布天下；然而他们往往喜欢谈论政术，不太涉及诗歌。从我的座主华学士先生开始，才擅长创作五言古诗和近体诗；他的诸位从弟中有善于继承和发扬的，也因诗歌而闻名。我过去已经为他们的诗作过序。于是他的从伯父湖西翁受到感发，奋然说道：‘我本来学习学士的诗，晚年收得二善，和他们唱和。二善竟能得到王先生作序，我为什么不能得到王先生作序？’于是亲自写了一封几百字的信，托二善介绍给我，说：‘我已经出生四百四十七个甲子了，老天纵然怜悯我、赐给我时日，我怎么能不得到先生一句评定呢？我还要为身后之事作什么打算？’二善也进言说：‘这件事，确实是吴人王百谷为伯父诗作序以后留下的心愿，而他心里还不满足。他说，一定要等王先生为他作传；可是王先生将要丢下笔砚了。伯父也说：‘笔砚将要抛弃我了。’你们若不能请到王先生，就不要让我再见你们。’我很惋惜他的心意，说：‘士人迫切地想要不朽，竟到了这种程度吗？’听说这位二善翁年轻时曾学习经术，临近完成却放弃了，说：‘怎么能因为这个忧虑，做一辈子老博士呢？’后来他督促奴仆耕作，收成稍有成熟就满足了，说：‘为什么还要继续追求增益，使我无边无际的欲望去供养有边有际的东西呢？’ 于是他才开始学习作诗，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喜爱。大体说来，他的诗以兴发为开始，以具体事物为止境，触景而生意，意尽便停止；不凭空凿求奇险来胜过别人，也不因此割伤自己的性灵。所以湖西翁的诗作出来后，不能一下子取得声名，但现存的诗和平、爽朗、流畅，有君子的风度；即使把它放在唐代长庆年间、宋代元祐年间，大概也不会有惭愧之色。湖西翁不凭空追求奇险来胜过别人，不损伤自己的性灵，这对养生家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年老了，精神心智的作用仍不衰退。我即使没有立即丢下笔砚，也想采用湖西翁的方法，如今却已经要丢下它了。如果能同湖西翁偶尔一道悠游，在甘蔗渐入佳境的晚年享受乐趣，岂不是非常快乐吗？湖西翁家在湖西有一座草堂，他据此把诗集命名为《骋游》。湖西翁向北游历不过金陵，向南不出吴地；况且司马相如刚壮年时，从梁苑回来便已经厌倦游历，湖西翁年老了却还要寄托于游览，难道不是有纵情驰骋的心意吗？因此我改题为《湖西草堂诗集》，并为它作序。《章子敬诗小引》。章子敬的诗，委婉而富有才情；拟作乐府诗，能够在古调中写出新语；歌行放纵奔放而自得，近体诗尤其滔滔不绝，遇到自己所擅长的题材，确实足以使精神舒畅。今年春天，章子敬请冯先辈咸甫作介绍，拿出一部诗集给我看，我点头赞许，并对他说：‘玉已经从璞中显露出来，可以期待并辨认它是琬琰，是瑚琏。现在所要做的，只是进一步雕琢，使它发出光彩。’过了不久，章子敬便把诗集刻印出来，又来拜见我。我说：‘莫非完成得太快了吗？’章子敬惶恐地说：‘不敢这样做。我是想接受您的话来加以雕琢，只是贫穷，不能像陈射洪那样写一百行书卷；友人怜悯我，替我交给刻工，说：‘凭这个可以造出百亿个化身。’’唉！借助外力是我不敢奢望的，但如果有人替我雕琢，我没有什么不接受的。’我暗自考察他话中的意旨，心想，章子敬真是贤能啊，他借助我做什么呢？我不能像皇甫玄晏那样赠送给你，只能替你奏一曲射洪琴，把你引入诸名士文集；若把它击碎，又怎么样呢？于是把这些话写在诗集的开头。

译《观世音大士六部经咒序》。向西经过十万亿万佛土，有一尊佛名叫阿弥陀佛。辅佐阿弥陀佛而推行政化，像国相，又像太子一样的，是观世音大士。‘观世音’的梵名是阿那婆娄吉低输略，又称婆娄吉低税，又称‘观自在’，梵名阿防卢枳多伊湿伐罗；又称‘观世自在’，梵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又称‘光世音’，梵名廅楼亘。这三个名称，都是因德性而标举名号，用来显明他无所不在的作用，意义本来是一致的。我们大士成道，实际开始于无央数恒河沙劫以前的一时；世尊也号称观世音，曾经度化教导他，使他从听闻、思维、修行进入三摩地，动与静的两种相状都明了而不再生起，能与所圆融，无与有同时畅达。所谓上与诸佛本有的妙觉心相合，同具一种慈悲之力；下与十方众生同具一种悲切仰望之心。从此成就三十二种应化身，进入各种国土显现身形；从此使众生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从此善能获得四种不可思议、无所造作的妙德。这是道业成就后，世尊为他印证，使他同样以‘观世音’为师号。至于《大悲经》则说，大士在千光王静住佛时接受大悲陀罗尼并持诵它，顷刻之间便化生而出。所谓具有千烁迦罗首、母陀罗臂，以及清净宝目的形象。《受纪经》说，他和大势至菩萨一起，以童子身从金光师子如来所说的偈颂中证得菩提。《宝积经》说，他在无央劫以前已经成佛，名号为正法明；因为度化众生的愿力深重，所以和曼殊室利一起不取涅槃之乐，而受生在人间，又安住在弥陀、释迦两位世尊之下，帮助他们阐明佛法、推行政化。这个阎浮提世界，与大士所应化显现的范围相比，不过是恒河中的一粒沙；而中国震旦，也不过是阎浮提中的一个聚落罢了。只是大士对这里的怜悯在圣心中格外深切，托付于机缘也格外紧迫，因此拔除幽暗、拯救灾难，显著可见的事例很多。如今四天下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士的；人们对他的神明之德，如臣下依靠大君，如赤子依靠慈父母。唯独有奸邪的僧人和腐败的尼姑，编造俚俗偈语和街巷歌谣，说大士是妙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大概是为了迎合聋人、瞎人和妇女寺尼的耳目，借此谋取布施衣钵之外的资财；这种说法一经流行便牢不可破。妙庄是什么朝代的王，内中所称的高州等是什么古代郡国，只要识得一个字的人都能辨别。可是元代有个僧人叫万松，竟然跟着附会这种说法，说这是劫以前的事情。万松并不是劫以前的人；劫以前的事情，只有我释迦婆伽婆能够说明，他不能说明。凭大士的愿力，只要比丘尼、优婆夷、国夫人、命妇、童女中有应当得度的人，大士便都现出相应的身形为她们说法。由此推论，又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只是人们相互引导，忘记了大士本来的面目，甚至给他的寺庙塑成妇女的形貌，把称呼改成姑姑、婆婆，实在可笑。大士作为宝上童子时，侍奉金光师子如来；那个国土名叫无量德聚安乐示现，连那尊佛的国土尚且没有‘女人’这个名称，何况实际存在女人呢？大士现在居于极乐国土，也说那里尚且没有女人的名称，何况实际存在女人呢？况且发愿往生西方的人，即使是女身，也会在刹那间化为男子；难道大士要成道，反而会由男子化为女身吗？菩萨的面容如满月，大概也是三十二相之一；低眉、秀美的眼睛，是因为思念、怜悯众生；宝冠、花鬘，是梵天贵人的装饰。却偏偏称他为女子，为什么呢？近来度化我的昙阳师，有时现出女子形相，也不过是三十二种应化身之一。只怕学人不能察知，因而辗转怀疑毁谤。我不自量力，在大藏经中寻求大士微妙光明的本体，得到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寻求圆通广大之用，得到的是《法华经·普门品》。把本体和作用合起来，推究其广大精微之处；再用经典证明其开端，得到的是《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极乐世界的境界和修行道路已经说得清楚，因而用来证明其终结，得到的是《二菩萨受记经》。秘密咒语虽然不翻译，但种种心印都可以奉持，得到的是《大悲陀罗尼经》和《姥陀罗尼经》两部经。这大概可以作为大士的本纪了。云间的善知识徐元普看到了这部书，很高兴，打算刻印流行，托我作引。我说：太阳高照天空，火把便失去光辉；应龙在天上吟啸，青蛙蚯蚓便停止喧叫。这些经书一旦流行，先前那些发狂喧闹、奔走妄说的人，就会霍然清醒。功德难道还浅薄吗？假使四天下都知道大士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那么认为大士是这样的，固然明白；认为大士是那样的，也知道大士才是真正的大士，只把那个形象看作应化显现，也没有不可。因此我不推辞他的请求，姑且像上面这样作引。

译《貌工来序》。《貌工来》是拟作古乐府的题目。嘉靖年间，我州的乡先生周子仪任绍兴郡通判，分署会稽，对百姓施行惠政。他又曾为当地修建三江堰闸，蓄水灌溉田地，使原本贫瘠的田地变得肥沃。周君政绩完成后，多次受到表彰和荐举，本应得到特别升迁，却因为不能把事情始终办到令上官满意，只得到云南中部一个郡守的职位，便弃官归乡。回乡几年后，绍兴太守张明道因百姓思念周君，想建祠祭祀他，却不知道他的相貌，于是让画工画下他的像带回去。当时与周君友善的人，陆伯子之、箕仲子之、裘各自写作乐府辞来铺陈赞美这件事，题名为《貌工来》。文待诏文徵明用古隶书题写在卷首，距今将近五十年。周君的儿子祥麐请我王世贞叙述这件事。王世贞考察汉代郡太守以下的官制，只有一名郡丞或一名都尉，他们的政绩与太守共同承担。而班固史书所作循吏传，往往详载太守而不及丞尉。太守的属官是县令，史书又往往详载太守而略写县令。难道是太守的政绩单独惠及百姓，而丞尉受太守压制，不能充分施展吗？如果只说惠及百姓，谁能超过县令，为什么却唯独略写县令呢？那么班氏也没有能够精心广泛采集材料，如扬子云执持不律，跟随轻车使者四处采访；他只是选取显贵重要的人来作传，难免有省略和遗漏。如今周君担任通判，不但受到太守压制，而且又谦让于丞，却能使人称颂他。他的惠政施行在分署的县邑，竟能使百姓思念他到为他建祠画像。周君当然贤能；百姓能够不忘周君，不因周君废弃官职、去世已久而仍追思并为他画像，百姓也贤能。张太守顺应百姓的追思，把周君从寂寞湮没之地显扬出来，以此勉励在位者，张太守也贤能。过去朱司农任县令时，所在县是桐乡；他离任后百姓思念他，临死还嘱咐后人一定把自己葬在桐乡，说‘你们每年按时祭祀我’，桐乡吏民后来果然这样做。周君去世，也已经超过四十年了。祥麐兄弟孝顺而有文才，他们本来就会祭祀周君，不需要等绍兴人为他祭祀。只是百姓能够在周君废弃、去世已久之后仍为他建祠画像，那么他们岁时伏腊的祭祀也可以推知。有人说，《貌工来》这个题目与事情不相称，难道不能题为《雁门太守行》或《为洛阳令王涣乐府》吗？王涣以县令身份，周君以通判身份，所行的都是县令之事，两人都得到祭祀，前后事迹又都载入乐府，这样题名有什么可惭愧的？太师还会采录它，因而把它上达给太史公了。《临邑邢氏父子赠封省台诗叙》。侍御邢先生子愿巡按吴地，经过我在山中的居所，同我谈论文事，十分融洽。后来他渐渐叙述先世的情况，请我记载，又说：‘世父担任给事中，直到升任左右给事中而奏报政绩，我的祖父赠公就应当受封了。世父升任吏科都给事中，遇到太庙恩典，又应当受封；可是祖父起初由诸生贡入，不肯接受，说：‘大丈夫不能凭一个科举名次通过公车而求取功名，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岢岚公于地下？’岢岚公是祖父的父亲，因为通过公车荐举得到官职，镇守一州，所以这样称说。我的祖父却没有得到公车荐举，只授任博野司训而死。世父服丧期满后，向皇上请求，最终获得了按照他的官职追赠祖父的封典。这时我的父亲封公正是幼子，还年少，通晓经术，却因奇病夺去了生命，未能完成学业。病好以后，便兼治岐黄医家之学。参加礼部考试，取得第二名，本应任供奉太医令；但因为世父正处于要职，不想留在京城，便到德府做良医。当时太夫人年老，封公应当奉养，便辞谢没有前往，留在家中治理家业，并抚养世父的几个孤儿，这些事见于前面的记载。过了很久，我不谷由进士授任南宫令，任满三年考绩最优，凭本官为父亲请求封典，授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皇子出生，皇恩普施，又按我的官职为父亲封赠。大概世父和我前后相接任都给事中，而我的父亲接着祖父获得赠封，也正是如此。一时间，中丞、侍御手持节符巡行部内，我们临邑人便共同夸赞这件事，在宅门乡里表题为‘临邑邢氏父子赠封省台’。给事中在唐宋时隶属门下省，御史旧称台官，如今仍沿用旧称。各位能作诗的缙绅先生作诗来记载此事，我的儿子请你为它作序。’我于是说：给事中、御史都是显要职位，却集中出现在邢氏叔侄父子身上，这是第一难；他们的职责都在于进言，因不能进言而离职的人往往得不到封赠，如今都得到封赠，这是第二难；又都因为国家庆典而受赠封，这是第三难；受赠封的是父子二人，而他们本人原来又各自有官职，这是第四难。中丞、侍御自然应该夸赞此事并为之表彰。赠公本来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官职，却没有赶上以给事中的身份得到封赠，而只是受赠；如今封公已经受封。赠公本人享用了自己的官职，却没有赶上以给事中的身份得到供养；如今封公享有了供养。那么封公所遭遇的机运，难道还不是略胜一筹吗？不过，立身行道，使名声流传后世，我的老师孔子说这是孝道的最终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能够使父母显扬。像子贡这些人，不称说官职门第，那么他们的显扬也就可以知道了。封公在一乡施行德政，田地收成的增减关系到公家钱财，却和乡人共同承担。乡人给他取名叫‘佛子’。所谓‘佛子’，是十地菩萨的位次；这样的人，难道不比御史受封更加尊贵吗？而子愿又凭文学和政术在世上显贵。子愿巡按吴地时，春风和秋霜一同吹拂，受到他安抚或惩戒的人，往往把他看作仁厚的君子；这难道又不比仅有御史之名更加尊贵吗？还不止如此，愿子还要成为君子、成为大贤。封公若能进一步得到‘君子、大贤’的称誉，那么父亲所获的七命、九命等封典，都是次要的事情了。这样才算为邢氏增添光彩，大概可以了。子愿说：‘好，请让我回去推荐家父，我们共同努力。’

译《沈纯甫行戍稿序》。纯甫考中进士，任县令时就有良吏的声誉；入朝任比部郎中，任职没有过失。他和同舍郎艾穆先生等人唱和作诗文，又有才子的声誉。当时宰相倚仗天子、尊重父辈，谋划夺取他的权力，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却没有人敢于主持公道。言官群起上疏请求留任，只有纯甫和艾先生联合上疏争辩。与纯甫联合上疏的，有吴、赵两位太史和邹进士，都被施以廷杖。纯甫受杖八十，随后被贬谪戍守高州东南方的地方，那里是左领、炎热多瘴之地。纯甫戍守共五年，宰相去世，这才被赦免归来。不久又被召回，恢复原官。纯甫有诗若干首，文章也相称，分编为两集；他戍守期间所作的，题为《行戍稿》。友人王世贞为它作序说：‘自古以来出行服役的苦楚，没有比征戍更严重的。即使周公在军中，也不能不想到斧钺兵器的残破；以至于不能侍奉父亲、不能侍奉母亲，苍天没有可以依靠、没有可以诉说的地方，为什么竟这样悲苦深切呢？那些人都是因为出兵征伐，而不是因获罪被遣，尚且如此。孔子还说这种诗可以表达怨情，并加以认可。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傅，太傅是二千石的官职，他只是因为长沙地势低湿而遥远，所以思念自己已经失去的太中大夫之位，又轻易诅咒自己的生命将死；《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中的言辞，不过姑且以旷达的姿态来文饰自己的狭窄浅薄罢了。’ 继贾谊之后，善于写文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唐代的沈佺期、宋之问和柳宗元。这三位君子都是因获罪谴责而出行的；他们失意困顿，前面有不得善终的忧虑，后面又有非分的希冀，种种情绪在胸中交战，不能自已，于是姑且寄托在诗文上。他们对于道路的艰险、气候的恶劣、世态人情的险恶，都能巧妙地描摹出来，甚至有超过事实的地方。至于山川的奇异秀美，他们必定贬低而说成丑陋；风俗的淳厚朴实，他们必定贬低而说成鄙陋；这都是心胸偏狭、意气急躁所发，君子岂会取法呢？继柳宗元之后而善于作文的，宋代有苏轼，明代有杨慎。这两位君子虽也都是因获罪而出行，却并非因自己的罪过。苏轼年老了，学问也成就了，所以能够从庄子、陶渊明那里取得适意之趣，脱口而出的文章，也很像他们。杨慎年少而学业未成，所以还能竭力从事著述，成就一家之言，却不能不借声色酒宴排遣。他所谓的逃避，本来就是苏轼所谓的适意，只是稍有差误罢了。纯甫的才华，我不知道应当把他置于谁之下。他固然不像前三位那样因获谴而出行，也不只是像后两位那样并非有罪。他扶持人伦纲常，树立国家是非，天下人都能说出这些，却不自满。他受廷杖，几乎死去；后来死里逃生而戍守边地，又遭瘴气侵袭，瘴气一到，大疫复发，几乎丧命；没有死去，也没有因此受到阻挠，仍奉承大帅的意旨，前后屡遭摧抑却不为所动。他穿着赭色囚衣，手执兵器，把二千石官看得如同深渊高天，却不至于因此哀吊自己。他像屈原作《鵩鸟赋》那样自伤，又远离双亲逃往万里之外，虽不能没有思念，却不至于呼天喊地，说自己没有父亲、没有依靠。三位君子的文章虽好，更不用说不足以与我们纯甫相比。纯甫若能淡泊自守，不被声色酒宴牵累，或许可以与苏轼并肩吧。纯甫日益显贵，主持政务，处在天子左右，我本来就知道他的淡泊自守不会不同于在外戍守时。孔夫子删定《诗经》，对于其中含有怨意的诗尚且加以采录。纯甫不作怨言，又将怎么办呢？何况我这个不才之人呢！《弇州续稿》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四十七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吴明卿先生集序》吴明卿二十六岁时，经学已经成就，先御史大夫认识他，认为他是本省第一人。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开始学习古文辞，和我及几位兄弟友善相交。第二年，他被推荐给李于鳞，于鳞极力称赞他。他入朝参与制诰，任中书舍人，过了两年，授官兵科给事中。不久，他的古文辞学成，又因中式而任藩府幕僚属官。从此两次补任郡司理，一次代理郡守，两次正式任郡守，一次督理学政，任按察副使，一次参与省政，又两次中式任官。明卿是楚人，但他任官所经过的地方有燕地以及东楚、闽粤、贵竹、大梁，足迹遍及天下一半。五十二岁归来，卧居下雉山林，差不多十年；后来买船顺流而下，进入吴地，在东海祭哭先大夫的坟墓，回来后在我的弇园休息。他的面容更加丰润，精神更加旺盛，并且把平生诗文全部拿出来，合成若干卷。我得到后全部读完，于是感叹说：文章原来是有极致的啊！所谓极致，就是法则。提高它，声调就高亢，直上而不能低沉；压低它，层次就卑下，稍稍减弱而不能高举；放纵它，就向旁边泛滥而没有止境；收敛它，就郁塞而不能通畅。把它比作音乐，轻重不协调，就不能演奏；把它比作滋味，浓淡不相调和，就不能成为食物。自从我束发以来窥探这一道理，将近四十年，而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两三次。自从有声韵之文与无韵之辞分途而又能兼擅两者的人，也不过遇到一两位。所遇到的一两个人中，明卿就在其中。他当初写五言、七言近体诗时，不刻意提高却自然挺拔，不刻意压低却不显沉滞，放纵而不至泛溢，收敛而不致郁塞；当时人认为没有多少人能超过他，遇到他的作品便没有不惊叹落后的，这就是明卿所达到的法则。明卿的近体诗达到这种境界不久，古体诗也如此；后来乐府诗也如此；结撰序、记、志、传一类文章，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所谓能兼通不同路径的人。唉！明卿恐怕已经无人能够赶上了。陪明卿出行的王行父从旁说：“您认为我的先生是楚人，楚地在德靖年间最有才子。若从我的伯父稚钦作为先导，颜、廖、童、张、孙几家父子作为辅翼，您认为可以和谁相比？”我怅惘了很久，才回答说：“以您的伯父或许差不多吧？是这样吗？还是不是呢？”前两千年，楚地有左徒屈原、宋玉大夫，他们谋划政事、撰写文辞，妙绝天下，只是著作散佚而未被记载；所记载的只有《离骚》和赋，固然足以使当时人的眼界一新，也足以流传后世。然而那时质朴的风气还没有完全雕琢，文体的变化也没有完全具备，因此未能亲自显现于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诗以及各种序、记、志、传之类文章中。明卿在各种著述方面都可称道，唯独在骚赋方面还没有继承者。把三个人合起来作为一个楚地才子，用一个楚地才子遮蔽整个楚地，已经足够了，又何必再和别人相比呢？即使如此，假如左徒屈原、宋玉大夫活到今天，他们也成为明卿那样的人，何况明卿刚六十多岁，面貌丰润而精神旺盛，他所欠缺的并不是年寿；又怎么知道他不能最终兼有屈原、宋玉的成就呢？行父说：“好。《易经》所谓‘日新’是盛大的德行，所谓‘富有’是宏大的事业。”请借这句话置于篇首，以此勉励我的先生日益更新，并助成他富有的事业。

译《龚子勤诗集序》唐代以诗赋考取士人，士人由科举入仕的，往往沉浸于诗歌之中，而他们最终大多擅长诗歌却不善于政务。到了明代，考士必须考经义，考核官吏必须考政术。大概弘德以前，一旦接受符命到郡县任职，便日夜忙于刀笔事务，没有人能够顾及吟咏之事。少数豪俊之士虽然稍稍不受考功法令的束缚，但他们最终还是长于政务而拙于诗歌。唐代诗人中只有韦左司、白香山，都连续治理繁剧郡县，都曾任我们苏州刺史；白公又任杭州刺史，都有惠民利民的政绩。他们的政务没有被诗歌夺去精力，而在诗歌方面，因此在大历、元和年间卓然出众。韦公的冲淡高雅，白公的宏阔爽朗，我不能评定他们和李白、杜甫相比如何，但本来不是‘十才子’所能并肩的。如今天下郡国中，防守雄要、交通繁剧的地方，没有超过苏州、杭州的；只有嘉兴处在两者之间，足以相抗，而守嘉兴的是无锡人龚子勤。龚君自进士及第授官后，便得到本郡的傅城令，后来逐渐升为户部郎，先后在繁忙的部门任职，都有贤能的声誉。至于任嘉兴太守，他尽心为民，革除弊害、兴办便利，揭发隐伏的奸弊；有空便邀请学士大夫讲论研究经籍，往来驿传的客人来访也从不停止。大江以南因此一致称他为神明般的贤吏，足以掩盖数十位太守、监司的声名。顾君年轻时就喜爱作诗，他的诗没有被政务夺去光彩。从他一次任县令、三次任郎官、又一次任太守以来，积累诗篇达到数百上千首，近来我才得以熟读。它的声调流畅和谐，意味俊逸，使人容易理解而难以忘怀。古体诗像韦左司，近体律诗像白香山；在他得意之作中，两者并无高下，也没有相差悬殊。史书本来称韦左司性情高洁简淡，所到之处多焚香静坐，超然于尘世思虑之外；白香山曾因直言获罪被贬外地，晚年常同僧道往来，通晓佛道之理，知足少欲，不愧于他的名号。我曾一两次同龚君交往，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为人，但从他的诗中已经可以窥见一斑。写作的人中间有偏爱韦左司的，因为韦诗淡泊而白诗庸俗；其实他们所谓的淡泊，是在淡泊中含有极其浓厚的意味，所谓的庸俗，是在平俗中含有极其高雅的情致，本来不能只看表面来判断。应当和龚君共同品味。《周氏族谱序》我们州本来是从昆山分置出来的，天下的姓氏没有比周姓更多的，而周姓中又没有比昆山周氏更兴盛的。昆山的周氏，如大司寇、少司寇、宪佥、郡牧，以及我们州任大参、郡牧的人，各自因本族显达兴盛，却彼此并不相通。然而还没有像舂陵周氏这样古老，并且最不废弃祖业的。周氏在舂陵，留居营道的，是元公惇颐一支，以道学显名；分居水明的，是金紫光禄大夫尧卿一支，以政术显名。到承直郎世德时，为避战乱南迁居住晋陵；过了两代，有个儿子名叫邦彦，又从晋陵迁到我们郡，他的医术更加精深广博。他有四个儿子，都凭词赋考取功名。第三子天骥，又从本郡迁到昆山茅家桥。从这以后，葬地在大虞浦，南北有两座坟陇。天骥生待补进士津，津生教谕大任，大任生教谕良能，又迁到太仓八府桥，就是今天所称的大桥。他享年八十一岁。良能的儿子维新，又大大以医术显名，寿命也和他一样。维新生子祯，就是坦斋翁，享年九十三岁。祯的儿子砥，就是容膝翁，因荐举历任郡府幕职共四十多年，虽屡次迁调而官秩不变，也没有官场过失，享年八十二岁。他有个儿子名康，早年去世。康的儿子名颐，颐的儿子名深，深的儿子名奎，奎的儿子名炜。炜为人厚重长者，有个儿子名应元。应元一只脚跛，但性情洒脱，喜好待客，客人来到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擅长作诗，读书且有俊逸的声名。应元的儿子名铿。从铿的先世起，世代都是嫡长子，所以在排行中最为卑幼，却独称大宗。颐之后传到铿，都是单传，共六代；因此称为叔祖父、兄弟的人有若干个，但都已不在五服以内。从砥以后，世世代代虽受儒学教育，却不废弃医术；他们的儒业被医术压过，所以不能取得官位，而医术到了应元更加显赫。应元所居住的房屋仍是良能所置办的，他的药铺匾额由赵承防、孟頫书写；我过去同他交好，时常在楼中饮酒。应元偶尔拿出容膝翁编纂的族谱，想请我作序，但我还没有答应。应元去世后，铿才让人续成此谱。唉，吴郡的富贵人家，大半是从中原迁来的，往往几代连续取得高官，财富可比素封之家，高大的屋宇鳞次栉比，炫耀人们的耳目；然而不过一代便不能保全家业，再过一代又不能保全祖坟。铿的先世从中原迁来已有四百年，迁到太仓也有二百五十年了，而铿的故居仍然巍然存在，两座坟陇仍然郁然保存；又能编纂容膝翁的族谱，使族人合为一体。族人即使不一定能拥有车马，却能乘骑盛服，恭谨有礼，具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努力务农的风气，难道不也是一种幸运吗？铿是大宗之子，应当勉励自己！只有恒心才能从事医术，只有礼义和诚信才能保持恒心。有了礼义、诚信和恒心，既可以行医，也可以治儒学。况且要使周氏世世代代不断绝，个人何必倾尽一邑之财，宗族又何必一定要清贵显赫呢？

译《澹游编序》来不疑，名相如，不疑是他的字。有人说他并非来不疑。但他从豫章经过我这里时，曾泛舟鄱阳湖，横渡长江，游览钟山、石城的胜景，长久地在金山、焦山休息，然后回去。回来后又出游，向西登上白岳、黄山的山顶，下山到山谷中拜访汪伯玉兄弟，途中遇到李本宁，便一同在西湖避暑两个多月，才来到弇园。他把袋中的诗全部拿出来，命名为《澹游编》，对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命名为澹游吗？一个人迈出脚步所到之处以外，便都是游历。虽然如此，游历却没有能真正淡泊的。圣贤寄托游历，是想挽救世道；逐求事物次序而命名的人，是想得到他所命名的东西；追逐利禄的人，是想得到他所说的利益而已。欲望从内心生起，又受到外物感动，这怎么能淡泊呢？如今所谓淡泊者的游历，就像浮萍漂在江湖上，恰好彼此相遇罢了。我过去戴着远游冠，却被束缚在一间屋子里，四肢仿佛被湿物捆住，以为天下的苦难没有超过我的。如今幸而能够穿着粗布衣服离开官场和尘俗，跟随钓鱼老人、耕田老农之后；山就呈现为山，水就流成为水，静止时是花草树木，活动时是人物，触目所见都供我娱乐，而我并不参与其中。我到现在才知道游历也有淡泊，而天下能够懂得淡泊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我很赞许他。后来读他的诗，说：‘您自称淡泊，那么您的诗为什么浓厚至此而且富有意味呢？难道其中还有求名之心吗？’不疑说：‘不是，不是。诗从我的胸臆中流出，而我也没有参与什么。您自己认为它浓厚至极，我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浓厚至极。’我于是更加佩服，说：‘真是淡泊啊，真是淡泊！’我指着我的弇园南面说，那里有我弟弟的园子；再往南有我老师的靖园，说：‘这些地方都比您先达到淡泊。您可以在这里终身了。’ 《四游集序》京山李本宁，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入秘书省读书，后来升任掌管太史事务的官职将近十年。其间曾出入燕赵之地，纵观西山八陵以及禅林、莲勺的胜景；他的宴饮送别、记事题咏之作占十分之八，游览眺望之作占十分之二。他的文集名为《北游》。后来因为失去绛灌的欢心，出任关中参政，紫微省升调他为按察副使，专门督理学政，往来三辅、秦陇之间，于是能够遍览终南、二华以及昆明、太液的遗迹。大概他任官期间所作的文章和使者采录的作品，各占十分之五。他的文集名为《西游》。后来又调任中州，因方伯父亲去世而服丧，服除后不再做官，买一叶轻舟向东，凭吊鹦鹉洲，歌咏黄鹤楼，登临匡庐山，泛舟彭蠡湖，转入山谷，拜会汪伯玉，于是住在黄山、白岳之下，在钱塘三竺、六桥一带游览两个多月，轻快地来访我东海；于是眺览之作占十分之六，期集、赠别之作占十分之四，而任官期间的作品不计入其中。他的文集名为《东游》。本宁来访我时，拿出他的三部文集，说：‘要和您告别。’并且泛游太湖，登上缥缈山、莫厘山的峰顶，观看日月出没；随后转往阳羡，探访张公、善权、玉女诸洞的幽深奇异之处，回来后接受我的书信，以补足《东游》中尚未完备的部分，然后回去。回去后，他沿洞庭湖而行，登上衡山，越过大庾岭，计划在罗浮山住宿，并且遍游岭南以西的名山大川；将所写篇章命名为《南游》。把四编合起来，名为《四游集》。这部集子本应请您作序，但听说您将要出行，便告诫自己：如果命令您作序，恐怕不能等到您回来；改日再请，又恐怕来不及等您。哪里料到我竟然能够完成这件事呢？读他的《北游》，宏大俊逸而爽朗畅达，像司马相如新近演奏的乐章；读《西游》，宏伟绚丽而深沉雄健，可以同《上林赋》争胜；到了《东游》，则精神飘逸而意志凝定，完全驱除了朝廷城市的尘翳，纳入山川的灵气，几乎达到化境。于是写下感叹说：‘从前严夫子曾说，一个州有九次游历，其中八次大概就是本宁所记的吧！但没有听说他能像本宁这样铸炼文辞、抒发胸中蕴藏。司马迁的游历差不多也不过如此。至于他自己叙述的经历，十岁诵读古文，二十岁南游，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窥视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讲习学业，观看孔子的遗风，在邹峄举行乡射礼；困厄于蕃、薛、彭城，经过梁、楚而归。于是入仕任郎中，奉命向西征行至巴蜀以南，向南略经邛、笮、昆明，回来复命。当时不知道他所记叙、所歌咏的究竟是什么地方。只是等到《史记》成书，儒林先生们似乎认为游历有助于著述。后来李白从翰林供奉任上出仕，浪游太行山东，随后下到金陵，栖居匡庐，航行牛渚，直到武昌以南、夜郎以北，没有地方不寄托他的旷达胸怀，因此他的诗在唐代达到了神妙境界；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得益于游历呢？本宁如今就是当代的太史公，而且也姓李；他从翰林供奉任上出仕后，足迹也相似，这一点我无暇辨析。他的诗和文章，比起司马迁、李白两位君子如何？想来大概兼有二人的长处。至于《南游》，我还不知道会怎样；然而所见每日胜过一日，构思每日更加奇妙，凭这一点成为这两位君子那样的人，又有什么困难呢？本宁还不到四十岁，却已官至上大夫，官位远比两位君子尊贵。我想用这点来夸赞本宁，本宁一定不会接受。

译《岑少谷集序》岑君是岭南的正直谏臣。他的父亲名叫万，任方伯。岑君在嘉靖末年，以有声望的司理官身份入补南台，而恰逢世宗驾崩。穆宗初即位，他首先上书论述赞美圣德，陈说时弊，革除旧弊、建立新政，每一项都切中要害。至于奖赏忠臣谏官、征召年高德劭的人、表彰节义之士，更是反复致意。早晨上奏，晚上无不得到批准。至于他在白简中弹劾揭发的，必定是有权势可依恃的巨奸，是天下人不敢说的事情。岑君的声望日益提高，敌人也日益增多。他按资历久次升迁，出任绍兴太守时，他所弹劾的大臣正得势掌权，并且同宦官结交，借皇上的威势越权进行不合时宜的考察，终于把岑君的仇隙全部报复，岑君被削减官秩，外调补官，离开朝廷去任闽海八品幕官，郁郁不得志。岑君死后，那位大臣败落，其他被外调的人依次升进；直到今天，还有人能从田间破例恢复原官，而岑君最终却至死也没有复起。当岑君任职时，我兄弟隐居田间，不能了解他；但他的奏疏提到了我们，甚至说我们可以充任左右史的末员。于是我才稍稍得到他的奏疏来读，认为那是中兴时期谏官中的杰出选本。后来我遇到岑君的同乡、如今任虞部郎的欧桢伯，他很能讲述岑君的志向、操守和苦行，欣然仰慕并称说那些有文学、气节、操守的人，他所撰写的文字也称许岑君。到岑君去世十多年后，我的朋友支某某任岭南学政，慨然仰慕岑君的风范，搜集他所上的奏稿，又旁搜他的诗文，全部刻印流传，并写信给王世贞，请我作序。然而所谓诗文只有一百多篇，其中书牍占了一半；虽然都清雅而有法度，骤然看到，似乎会认为数量寥寥、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曾考察陆敬舆的奏疏，他在翰林、中书任职时所论述、建议、陈说的，大约有数百篇；而其他文集中作为诗文流传的，竟找不出一篇。难道敬舆还有所短处吗？可是他十八岁就考中进士高第，又被举为博学宏词，进入翰林，奉诏应制、唱和，敬舆哪里还会有短处？还是敬舆自己起草，又自己删削，认为雕琢辞章的技巧是壮夫不屑为之的事？不然，或许是他的家人不能守护，或许是被宦官所忌而故意散佚了。然而直到今天诵读他的奏疏，文采光彩仍焕然如新；有志之士、才德之臣都引它作为龟策和指南，时间越久越不衰败。由此可知，敬舆真正借以流传的地方正在这里，而不在那些诗文。岑君是陆敬舆一流的人物，他本来不需要借助这些来流传；所以即使只有百余篇，数量寥寥也是可以确认的。至于后来族人兴贤采风，更有值得取法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姑且为此作序。《喻邦相杭州诸稿小序》曹子念把喻邦相在杭州所作的若干篇诗文送来，我读后不觉爽然感叹道：‘咄咄逼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从前君苗看见陆士衡的文章，便总想烧掉笔砚；我也几乎想烧掉笔砚了。后来见到陆士衡的文章，我固然不能像君苗那样害怕它，但也乐于有所寄托。邦相的文章，气势雄健而声调古雅，驰骋开合，无法而又自有法度；他的议论往往出人意料，歌辞也是这样。杭州是东南的大都会，防守、试牍、讯问、文书比其他郡多百倍，使者车马往来，几乎像织布机一样密集。置酒修治馈赠，夜间送到，到了丙夜还没有完；况且还有三台、九监司这类人，都面南而坐催促期限，即使邦相分身应付，仍然不足，他怎么还能从容写古文辞呢？古代办事敏捷的官吏，没有谁比得上刘穆之。传记说他早晨发出一尺长的书牍，到中午便收到百封回函；耳听目看，口头答复，亲手批阅，又间或设宴酬酢，谈笑议论，都很有条理；但没有听说他还能写古文辞。白乐天、苏子瞻任杭州刺史时，也都以善于办理政务闻名，同时不荒废宾客交游和古文辞，已经是最为博大华美的了。然而他们官位尊贵、声望崇高，没有上级官员用期限和催促夺去他们写作的时间；这样看来，邦相岂不是尤其难能可贵吗？后世的君子一定会说：‘我看见邦相这部文集，便把笔砚烧掉了；即使如此，我也甘心。’ 《郑獧庵先生集序》徽州地势险要而土地肥沃，当地人经商遍天下，用财富相互倾轧。高而、成弘年间，才有程克勤先生出世，以古文辞闻名天下。程先生的文章宏大恣肆、辨析广博，诗也达到同样境界；但他不肯苦心精思，以求超越一代的文格。当时和他唱和的人不知有多少，也不再有能和程先生并称的人。过了一个甲子，到嘉靖、隆庆年间，汪司马伯玉才大力倡导古文。他的文格若非达到西汉京都赋以上，就不肯采用；他的语言若非达到先秦以上，就不肯述作。他左边带着弓箭，右边拿着马鞭，长驱直进于中原。于是徽州的风俗完全抛弃锥刀小利，转而从事文章，文采斐然，洋洋大观，几乎可以和从前的稷下、西湖并列为雅盛之地。大概自从有了汪司马，程先生的名声就渐渐晦暗了。今年秋天，我将辞去这里的职务，有一天从弇园弯腰步行回来。云靖有一个在路旁伏地拜谒的人，头发已经斑白，穿着楚服，摘下头巾，不停地叩头。我奇怪地问他，他说：‘我是郑绮的再从弟叔夏，郑绮是您同年中年纪最长的人。’问他来求什么，他说：‘假如我是为口腹而有所求，那么我们歙县的水也足以让我解渴充饥，又何必走一千里来拜谒您呢？’说着伸出双脚：‘这两只脚都磨出老茧了。’ 随后他拿出一叠稿草说：‘这是我祖父獧庵公的诗文，不是您，哪里能够使它流传？’我接过来最终读完，才知道他原来是程克勤先生的门客。他年纪比程先生小，程先生很喜爱他，两人唱和颇多。我估量郑公的才华虽不能像程先生那样高，但他根本道理有法度，善于持论，也有足以相当之处。我于是叹息说：‘凭您祖父的事业，在程先生当时不能显扬，如今想借这个时代显扬，实在很难。当您祖父在世时，如果当时就想显扬他的事业，一定容易；可是您祖父把它藏在箱中秘密保存，这就更加可敬。您不以困难为忧，必定想赶在自己有生之年使祖父显扬，这是非常孝顺的事。况且您的兄长是世人所称道的循吏，而您的先世又是胜国时期以死守节的待制大臣，这些都是您应当共同完成的家族责任，只是它们渐渐远去了。况且我想忍耐，您却不能忍耐。您从千里之外徒步而来，虽然如此，我又怎么能替您祖父显扬呢？您赶快回去向汪司马请教：程先生在他那个时代足以称为大国的辞赋家，而后继无人；那么郑公要成为邾、莒那样的小国，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欧虞部桢伯归岭南诗卷序》南海人欧桢伯任虞部郎中，在留都任职三年后，上书请求退休归乡；皇帝为此下令交给太宰办理。太宰爱惜他的才华，感叹惋惜了很久，便让他以告假名义离行。命令下达后，燕地士大夫中敬重桢伯归乡的人，争相作诗赠送，共有若干人。留都的士大夫大多凑钱，在龙江岸边为桢伯饯行，赠诗的也有若干人。他从京口进入晋陵，终于到达我们吴郡，拿笔唱和的人，又有若干人。桢伯顺道到东海拜访我，把箱中所有东西都拿出来，诗大约有五百篇，文章也相当于这个数量。从此向南，经过钱塘进入豫章，泛舟彭蠡，越过山岭，最后叩响五羊城的城门；那里的文士响应而作诗的，数量又不知有多少。杨巨源是唐代诗人，七十岁时辞去国子司业。丞相中有爱惜他的人，便上奏让他任都少尹，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作歌诗为他饯行劝勉。京城中擅长诗歌的人，也相继唱和。昌黎韩愈举这件事同汉代二疏相比，却说二疏离去时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实在无法知道。二疏当时，尚且不知道有歌诗来助兴送行，本来不能像杨巨源这样。到了杨巨源的时代，天下早已盛行诗歌，但除韩愈一篇序文之外，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为什么仍然这样少呢？更不用说赠送杨巨源的诗了；即使杨巨源自己所作的诗，也不能超越元和、长庆时期的水平而更上一层，他流传下来的作品又为什么这样少呢？明代兴起以来，一代诗歌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人人都称道大历，奉黄初为祖，也没有人不知道有桢伯。桢伯年轻时就擅长作诗，在岭南与黎民表齐名，岭南士人因得到这两位而兴起，人数多得难以计数。黎君比桢伯早三年归乡，回去后便去世了；如今虽不能把他从九泉下召回，同桢伯唱和，但他所激励起来的后进士人，应当不会使桢伯孤单寂寞。桢伯的年纪虽与杨巨源相当，但饮食精健，脚步矫健，精神和才智并不衰退。将来近处有越台的云，远处有罗浮的雪、大庾的梅，只要他的杖履所到之处，难道会像杨巨源那样，足迹只限于一乡，所能指顾的不过某座山、某条水、某棵树吗？估量桢伯所凭借的才力，处处都胜过杨巨源。太宰爱惜桢伯，请准许他告假归乡；这同丞相爱惜杨巨源、请求不断绝其俸禄一样，都是优待贤能、尊重文人的意思。只是我王世贞为诸位的诗作序，文辞不能像韩愈那样。桢伯如果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辱没，姑且把这篇序放在卷首，也就可以了。《汤迪功诗草序》汤迪功，就是我们吴中前辈汤珎、字子重的先生。先生比文待诏徴仲小几岁，两人友善相交。和先生年龄相仿的，是翰林蔡孔目九逵；比先生小几岁的，有王履吉、王禄之、袁永之；比他们更年轻的，有陆子传。称为文待诏门人的，有待诏的儿子寿承、休承和彭孔嘉等人，他们先后都在诗歌上竭力用功，得以列入名家，而先生在其中与他们并驾齐驱，毫不退让。各人互相唱和联缀，彼此切磋磨炼，勤勉不倦，成为青年人所雅爱仰慕的对象。先生在太学很久，按次序谒见吏部候选，本来应当得到京朝官，却因为没有权势人物作靠山，只授了一个县丞便离京而去。我任尚书郎时，先生奉檄来到京城，穿着青衫，骑着瘦马，用两尺绢遮住脸离开；他的面色黧黑、皱纹纵横，已经无法辨认。他的胡须头发猛看上去像是乌黑浓密，实际上根根收束，像白蚁聚集。他在我祖父辈面前，每次来拜访总是徘徊退立，不敢以平辈礼相待。和他谈到官场事务，他默默不答；稍微谈到诗歌，他便如风暴奔发、波涛涌起，牙颊之间香气纷纷，滔滔不绝地吐出芬芳的辞藻，大概从傍晚谈到天亮也不疲倦。因此我赠给先生的诗中有一句：‘遇到人时羞于谈做官，整日坐着只谈诗。’ 这确实是实录。不久先生便辞官归乡，又不久便去世。屈指算来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孙子少参聘尹才开始刻印他的遗集，请我为它作序。唉！从先生壮年时起，天下谈诗的人已经争相趋向北地、信阳；最后又趋向济南派，认为非黄初以下、开元以上的诗便无须论述。大概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文待诏这一家，又何必说先生呢？先生的诗虽然如此，但声响高亢而声调不和，就不能称为和谐；格调高贵而没有真情实感，也不能称为佳作。就天下人争相趋附的作品而言，匆忙读来似乎很值得称道，慢慢考核却未必全对。先生同文待诏的声调是和谐的，真情实感也是协调的，又怎么能因为浮泛的声响、虚空的格调而轻视他们，最终废弃他们呢？不只是诗，我从前同先生交往，所谓待诏一派的诸位君子也有一半相识。如今三十多年中，待诏老寿去世，王禄之、陆子传、寿承、休承、孔嘉相继去世，其他如陆叔平、俞仲蔚一流的人也死了，硕果仅存而未被采食的，只有周公瑕一人。后来的士人难道不会鼓动唇舌、张扬旗鼓，在作家领域纵横驰骋吗？然而文辞日益华丽，器识日益浮薄，想要像先生和待诏诸位君子那样诚恳厚重、具有长者风范，哪里还能得到呢？《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成德的人，尚且还有可以作为法式的典型。’所以我为先生的诗作序，同时对于所谓典型而发出我的感慨。如今刻印先生的诗只有四百篇，而且还有缺佚；七言歌行、五言律诗，散失的应当不少。题为《汤迪功集》，是因为先生官秩为八品，仿照徐昌谷的例子。另一名称是《小隐堂集》。

译《诗纪序》嘉靖年间，已故光禄卿北海冯惟讷搜集古诗中凡三百篇以前遗失而未被记载、直到孔子去世而及于秦代的诗，共十卷；汉代十卷；魏代九卷；吴代一卷；晋代二十卷。从这里往后，南朝宋十一卷；齐八卷；梁三十四卷；陈八卷；北朝魏一卷；齐二卷；周八卷。又合为隋代十卷。另有外集四卷，是仙人、真人、神鬼之类的诗篇。每个人都叙述其作品大意以及诗歌创作的缘由。后来又采集前人总论，以及品评、杂解、辨证之文，并重新记载遗佚，共十二卷。合起来命名为《诗纪》，共一百五十一卷。冯惟讷竭尽一生精力编成这部书。书成后，御史甄敬在陕西行台刻印。那次刻本不精，又没有人负责校订，错字讹误接连不断。大约到了万历年间，古鄣吴琯同乡人谢陛、江都陆弼、吴郡俞策一起校勘，又在金陵重刻。大体上吴氏承担资财，谢氏、陆氏、俞氏承担劳力。这部书于是完整无缺，毫无遗憾。于是嘱托我王世贞作序，我的序说：‘从前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各国的风诗都在其中，只是又以雅、颂混杂排列。孔子又告诫门下弟子，为什么不学习诗呢？因为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愤；从远近各地的事物到侍奉君父的方法，乃至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也都不能废弃。到了孟子，也感叹说：‘王者的遗迹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于是孔子的门徒便尊奉诗为经，不敢把其他有韵的言辞同它并列。过了一千多年，河汾王氏出现，慨然把两汉、魏代宗庙乐歌以及曹植、刘桢以下的诗作加以删选、编次，接续在三百篇之后。天下后世群起而攻击他，说：‘这是僭越。’自从王氏被认为僭越之后，天下后世终于不敢拿自己的诗同三百篇相比。唉，雅、颂固然无人敢谈，难道各国的风诗就全都出于真情而一定止于礼义吗？孔夫子所以没有全部废弃它们。如今试取汉魏诗歌中相合的作品，同各国风诗中稍稍偏离礼义的作品比较，难道真会相差很远吗？况且时代的盛衰、风俗的厚薄以及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变化，都可以大略从中看出。假如孔子生在河汾，他的取舍同王氏会怎样，虽然无法知道，但总的说来未必不会像王氏那样删选。然而自三百篇以外，竟没有一篇完整的诗歌流传；虞、夏之际，时代本来十分质朴，治理太平时有《明良喜起歌》，动乱时有《五子之歌》，世上难道没有一两篇振兴文运的作品，却一定要到殷、周才开始出现吗？孔子去世后，天下成为七国，人们本来每天都忙于战争，没有空暇顾及篇章诗什；但难道就没有一两篇可以流传的作品，却一定要到汉代才算开始吗？况且区区夷狄僭越的楚国，语言像鸟鸣一样难懂，尚且有屈原、宋玉一类人为它抒发文采；齐鲁之地衣冠宽博，宾宴雅歌，难道就没有一两个能作赋的人吗？可是竟然寥寥无闻。难道孔子以前本来有作品，只是没有被太师采集，因而有我们未曾见到的吗？三百篇所舍弃的，以及孔子以后作诗的人，是不是都在战争和秦火中散佚而不存在了呢？或者竹简、漆书卷帙重大，制作本来就困难，保存也不容易，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寥落呢？汉代兴起后，竹简改为缣帛，鸟足书改为毛笔，篆书改为隶书，似乎稍有改变；但若不是富有势力、大有力量的人，仍然不能制作，因此不能广泛收藏于市井，也不能流传到舟车所能到达的极远地方。自唐代直到五代，才开始把五经、诸子、史书一类典籍刻在木板上，交给刻工雕版，然后印刷流传。母版只有一种，而印本可以有数百上千，同一种文字的教化于是遍及四海。如今冯氏能够搜集古诗的遗佚之作，以及汉魏以后直到隋代的诗歌，经过一千多年而全部汇合编成。吴、谢、陆、俞四家，又能校订甄敬所刻的版本，重新刻印流传。这样即使不是富有势力的人，只要节省一个月的粮食也可以买到；即使不在全国大都市，从鸡林以西、玉门以东，也可以用一件包袱装载而得到。唉，更不用说这些诗都可以使人兴发感情、观察风俗、合群交往、抒发怨愤，了解远近侍奉君父的道理；总之，多少不会没有一点益处，对于鸟兽草木的名称，也应当不至于缺少认识。我非常喜爱冯氏和吴、谢、陆、俞四人，因为他们能够领会孔子的遗意，给后来的学者以美好的恩惠，所以为此作序。不过，假如孔子在我这个时代，他还希望应当删去的和应当保留的作品并存，不要像古代那样寥寥无几而无可叙述。

译《冯子西征集序》冯子文集里所写的《西征》，为什么是在他从武部调任、视察贵竹学政之后写的呢？因为那里已经是南方边界以南、直到西部极远之地，所以称为《西征》。读他的文集，武部任内的文章也都收在其中，为什么偏偏单称《西征》呢？总的来说，冯子在武部任内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好，但他的成就没有超过在贵竹时的，因此这样命名。冯子天才秀拔、明朗高峻，独自得到文章的最高境界，又以专一精深的力量追求它，终日用心经营，仿佛在同千古相接，而不再把当世放在心上。只是武部的职事不能不以事务扰乱他，又被各种应酬往来的事务束缚，所以不能完全任凭天性发挥。到了贵竹，他的天性才完全显现。因此，他写文章就像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一样得心应手。我起初读到他的三篇《纪行》，感到惊异，古人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欧阳氏是源头，范氏、周氏、陆氏如水流横溢；但他们的文辞枝蔓繁多，如今冯子却写得像雕镂一样精细，像绘画一样鲜明，达到极致时又像造化那样能准确表现万物。这确实像古代的《路史选》。《纪行》诗后还附有酬赠之作，文思从机杼般的构思中出来，又深入幽渊；五言诗尤其可以说是长城一般坚厚。它好比八珍所调成的滋味，入口甘美，越咀嚼越舍不得停下。悠远啊，真像古代的《诗选》！那些记、序，典雅而有裁制；志、传，合乎法度而舒展；表、启，华美而有规范；书牍，谨严而俊秀。贵竹时期的作品占七成，武部时期的占三成。他的疏、移广博而善辨，与奏陈事务的明晰相比，武部和贵竹时期可以说不相上下。我认为冯子的才华接近柳子。柳子离开礼部到岭南游历，冯子也很像他。不过，柳子没有摆脱忧惧谗毁、劳苦牵累以及眷恋旧习、羡慕新奇的念头，这些成了他的阻碍。因此冯子的天性是完整的，而柳子的天性则经过雕琢。如今冯子深以仕途为累，拂袖归去，隐居在泰伯、季札的故墟，说：‘从前我在武部学习，是为了有所作为，所以心中有所凭借；在贵竹学习，是为了有所作为，却没有什么可凭借。如今造物主把充裕的日子赐给我，不再用事务胶着、扰乱我，我将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难道只不过做一点雕虫小技而已吗？’我私下认为，从今以后他的天性才开始完整；不过，这一点我还不敢断定。能够使人不被世俗役使，是才华完备而德行不显露。考察冯子的言论和行为，已经清楚可见；只是他在贵竹时已经把四方之事置于股掌之间，像玩弄蜣螂一样轻易，德行的机锋已经显露出来了。冯子可以不为世所用，却不能使世人一定不用他；倘若世道将要嫉妒他而夺取他，又将怎样呢？他说：‘不得已而建立功业、发表言论，不过是同这种情形相调和罢了，也就是所谓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 《弇州续稿》第四十七卷。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第四十八卷。明王世贞撰。文部。表序。

译《同姓诸王表序》。重要啊！班固引用《诗经》说：‘辅佐之臣是藩篱，大宗是栋梁；怀有德行就能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城墙。’难道只是为了彰明亲亲、敦厚和睦的情谊吗？大概首先是广泛树立皇帝的亲信骨干，来夹辅王室，其中有深远的考虑。然而天子的名号只称王，王畿不过千里；诸侯的等级又被削减，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因此，即使是最亲近、最有功德的人，也没有两个周公那样的封爵，爵位吝惜到九命，封地仅有百里；卫、郑以下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自秦开始把天下视为私产，孤立自己而称雄，诸公子连一尺一寸土地也没有，只能拱手坐视关东诸侯的势力形成。汉高祖充分看到了秦的过失，所以让襄王刘氏封王于齐，元王封王于楚，刘濞封王于吴，如意封王于赵，文帝封王于代；他们都跨州兼郡，连属数十座城，宫室、百官的制度也同京师一样。有识之士讥讽这是矫枉过正。改朝换代以后，形势不得不分割他们的土地，降低他们的官属，又用严苛的法律责罚，削弱他们的权力。到了东平宪王，竟兼任骠骑将军；虽然因王爵的缘故，地位在三公之上，实际上却已经隐约列入臣民之中。魏、晋以后，宗室入朝任常伯，出外统领州牧，积累资历和声望，才升任宰辅。当时一字王、二字王都同样封为国王，地位没有高下。隋、唐时期，才开始以一字为国王，天子的亲子弟任此爵，列正一品。二字为郡王，关系稍疏的宗室任此爵，列从一品。直到宋代，大体沿袭这种制度。大概封国和封邑不如两汉，所寄托的政务也不如六代，只是用俸禄豢养他们，用空名器重他们，如此而已。元朝起于沙漠，自太祖以下，都把部众分在西北；有的成为游牧之国，以畜牧自娱，有的控制西域，以城郭赋税作为食邑，又竭尽府库的金帛、绵、钞来供养他们。到了世祖一系，才大略像唐宋时期，但爵秩稍高，所任事务也稍重。明朝兴起，高皇帝斟酌历代制度，形成常规，而大旨在于分封皇室本支，辅卫国家如磐石。即位第一年，册立皇太子；第三年分封诸王：秦王都西安，晋王都晋阳，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梁，楚王都武昌，齐王都青，潭王都长沙，鲁王都兖；从孙靖江王都桂林。他们都据有名藩，控制要害，以此分割制约天下。到洪武十一年，又分封蜀王、湘王等诸王国，设置相、傅以下官属，规格仅次于京师，配备精兵一万六千人，牧马数千匹。他们的冕服是九旒九章，车、旗、服饰只比天子低一等。靖江王的岁禄虽然微薄，冕服也按次等设置，但官属、卫队、宗庙社稷都俨然同亲王一样。天子的臣下，即使贵重到太师、丞相、公、侯，也不能同他们讲论尊卑。按礼伏地拜谒，可以说尊崇到了极点。亲王的支子还可以封为郡王；郡王的支子开始封为镇国将军，列从一品。镇国将军之子为辅国将军，列从二品；辅国将军之子为奉国将军，列从三品；将军、奉国将军之子为镇国中尉，列从四品；镇国中尉之子为辅国中尉，列从五品；辅国中尉之子为奉国中尉，列从六品。从此即使是旁支庶子也都可以称中尉，不作为平民。亲王的女儿称郡主，娶她的人称仪宾，列从二品。郡主以下，女儿依次称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宾则自三品至六品，都可以世袭冠带、享受俸禄，推恩可谓广泛。高皇帝既已厌恶群臣，又想到太孙将要继承帝位，而二十三位藩王都是太孙的叔父，他们各自在封国内自行处理礼乐刑政，几乎不受皇帝裁决；约束他们就会伤害亲亲之恩，放纵他们又会损害法制。于是齐泰、黄子澄按照鼂大夫的谋略进言，趁机袭击并辱杀他们；接着各位叔王都惴惴不安，人人不能自保。文皇帝凭借燕王藩邸已有的基础，挥戈南向，仅用三年就改易了天下大势。虽然这有神武绝伦、猛将竭力的作用，大概也有上天相助。高煦依仗从前的胜利，宸濠乘国家有漏洞，使用螳螂般的兵器、蛙黾般的鼓声，面对早已伏在车轼上的强敌，转眼之间便被击得粉碎。虽说顺逆之理悬殊，强弱不同也是原因。之所以说他们弱，是因为防卫没有设置，不能把一切官吏百姓收为臣属，进退机宜完全不能预先参与，数百口人的生命都仰赖县官供给。即使稍有放纵越轨、违背意志的行为，一纸文书早晨下达，晚上就会被拘系到请室；百世相传的封国顷刻间便没有房屋。然而宗室子孙繁衍不息，亲王后代越来越多，殷王的后裔美盛繁多，不止亿万。即使耗尽大农的赋税也不足以供养他们，却把他们困在一座城中，俸禄请给又不能满足，仕宦之路永远断绝，农商也不得通行。于是旁支王不能知道南面为王的快乐，支子反而产生羡慕平民生活的念头。虽然大司马九伐之法可以不必施行，但司农、宗伯的办法和谋策已经用尽，仍无从下手。于是有人请求减少岁禄，规定宫人姬妾的数量，尤其限制支子；结果只是损害天子亲亲的名声，却对国家大计没有益处。我私下认为，天下十五六个大省中，能够分封的只有河南、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西而已。四川只有一个藩王，不足以成为负担。两京直隶以及浙江西部这三个财赋之地，不可以再开设朱姓藩王府。其他地方，如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的重镇顺庆，以及浙江东南的各个大郡，可以分置周王、韩王、晋王、代王以下的郡王；其中贫困而不能供养的，分徙到这些地方居住，由官府酌量发给迁徙路费、住房和生活资助。迁徙的不是大国，百姓就容易供养；所迁徙者都是贫困宗室，宗族之中那些人也就不会留恋故土。奉国中尉以下，只给他们修筑房屋、娶妻的费用，由官府提供资装；不列入宗室属籍，不授予冠带，不发岁禄，也不限制他们居住在城内或城外。有才干的，听任他们补入博士弟子，参加科举；没有才干的，学习士农工商四业，自行谋生。年满六十岁，才授予本品服色，以示优待。各级仪宾中，镇国以上按品级给予冠服，但不发俸禄；辅国以下和普通百姓一样，却不完全断绝他们做官的道路。这样或许可以辗转维持一百年。亲疏有别，下位者不能议论上位者；这件事只能由天子独断施行，不是臣下可以参与的。《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这又是不能搁置而不详细考虑的。我于是作《同姓诸王表》。

译《公侯伯表总序》。封建制度是古代的制度，而周代最为详备。周天子只称王，王以下有公、侯、伯、子、男；不能列入子、男的，称附庸。爵命从九等到五等。封爵又分同姓和异姓，封地依据功德，而不依据亲疏。秦开始兼并天下，创立尊号称皇帝，废除封建制度。皇族没有一尺土地，却仍保留侯爵，分为三等，用来安置有功之人。列侯如武城侯、通侯之类；伦侯如建城侯、武信侯之类；都有邑名，但不称国。更低的是关中侯，有封地和食邑，却没有邑名。但他们都佩金印紫绶。列侯、伦侯甚至可以升任丞相。丞相中受到尊重的，没有超过李斯的；九卿中受到宠幸、有大功的，没有超过蒙恬兄弟的。但他们都不能沾染皇族那种尊贵，这一点大略可以推知。汉高祖胸襟开阔，把天下分封给诸子弟和大功臣为王；其次沿用秦代旧制，设彻侯，也设关内侯，共两等。只是让功臣封王，本来并不是汉高祖的本意。直到白马之盟，才只保留侯国。汉武帝收拢海内，鞭挞诛讨四夷，不吝惜通侯的印信，用来等待有功之人。即使功劳很少很小，有时也能被记录授爵。天下的土地不能再随意封侯，但国库开支却越来越奢侈，于是对侯爵严设禁令，伺察他们的过失；即便过失很小，也会被削爵。这样一来，汉高帝亲自共同创业的功臣所剩无几。封爵的诏令天天下达，侯国却没有日益增加，汉朝的土地也没有明显减少。汉武帝以后，封爵和削爵都渐渐减少；直到西汉、东汉两京时期，制度大体相同。其间虽有吕氏擅自封王、新莽增设公爵，但不久便被废除。魏朝末年，司马氏专擅朝政，才又恢复五等爵：郡公、县公、侯、伯，县子，县男，都可以称开国爵，佩金印紫绶。关内侯中有不称开国者，反而列在子、男之下。晋代直到齐、梁、陈，都沿袭这一制度。北魏和北齐都很重视设置王爵，用来安置勋旧；其中功劳更大者，另封郡公、郡侯，有时一人兼有三四个爵位。但同姓、异姓都不能封为国王，郡公、县公、侯爵也更加卑下。北周宇文泰辞去安定王，最终以安定公的爵位终身；他的儿子篡魏后，把功臣进封为晋、赵等大国公，但都称公而不称王。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到了唐代才确定制度：皇帝的子弟封亲王，列正一品；关系稍疏而有功劳的封郡王；有功的功臣封国公，均列从一品。郡公以下直到侯、伯、子、男，依次递降。赵国公长孙无忌、梁国公房玄龄之类，都可以世袭；其他因恩赐而得爵的，有的世袭，有的不世袭。自安禄山被封东平王以后，便破坏了周代的规制，越过了旧例。然而唐朝中兴以后，王、公的地位越来越轻，甚至有人佩弓袋、捧酒肉，奔走在节度使的庭院中，封爵也不再世袭。宋朝兴起，又恢复唐初的制度：宗室按亲疏次序封王；关系疏远的宗室和文武大臣，自国公以下直到子、男，往往凭郊祀恩典逐级晋升，只是用来美化名声罢了。户籍不能据此谈俸禄，爵位不能据此谈世袭，但仍斤斤计较地守着这些吝惜的制度。自蔡京封为两国公以后，公爵制度混乱了；童贯封王以后，王爵制度越发逾越。南渡以后，所谓王爵竟被宰执冒领，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之类。元朝承袭辽、金以后，王爵尤其容易取得，即使将相没有功勋德行，也可以因一笑一怒而得到。唯独汉人最高只到国公。明朝兴起时，高皇帝在建业之初，草创未暇。吴元年，才开始授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为国公；其他因死于勤王事业、镇守疆土的功臣，也有追赠国公、郡公、侯、伯、子、男的，但往往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三年，才大规模实行封建：皇帝的儿子为亲王，亲王的嫡子、庶子及从子为郡王；功臣则设公、侯、伯三等，有世袭爵，也有流爵，废除子、男爵不再设置。公、侯位居正一品以上，伯位居正二品以上；朝服用进贤冠，加笼巾、貂蝉。世袭爵持铁券，流爵则不持。当时封伯的只有两人，忠勤伯的俸禄仅相当于侯爵的三分之一，诚意伯甚至不足侯爵的六分之一，其轻微由此可知。洪武十年以后，东莞伯、徽先伯的俸禄才达到侯爵的等级。到永乐初年，伯爵才确定居侯爵之下、正一品之上，其勋阶都同侯爵相等，伯爵于是更加尊重。凡公、侯、伯的职任，入朝则掌管五府、总领六军，出征则领将军印而任大帅，或督理留都关钥，或掌管漕运纲运；只是不能参与九卿事务。总的说来，这是汉代以来最为尊崇的制度。

译《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我读高皇帝洪武三年的功令，没有不反复读三遍而感叹的。功令说：‘唉！恩厚而有裁制，合乎法则才可以长久。’当时封公的有六人，其中魏国公的功劳最大，俸禄和品秩也最重。中山侯是久经战阵的老将，却因一句悖逆之言没有封公；德庆侯有巨大的功勋，却因一件事情失误没有封公。永城侯虽受封又被贬黜，东胜侯虽受封又被夺爵；诏词大概严厉得如同斧钺。谁还敢放纵任性而触犯法律呢？然而到了吉安、江夏、临川、东平等侯，为什么又残破得如此狼藉？洪武三年以后继续封侯的，只有西番之役最盛，平定云南次之，其余则把旧有功勋交错授爵。但到了蓝氏一族被株连，几乎一扫而空。凭冯宋公、傅颍公那样的雄才，最终也不能免于因嫌疑而死；说是他们没有遮蔽法令，于是讳言其事，即使讳言，也仍不为他们设置后嗣。唉，实在可叹！太史公说，幽王、厉王以后，事迹见于《春秋》《尚书》的诸侯、伯爵，经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能够保全自身，以藩篱卫护天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笃守仁义、奉行尊上的法度吗？汉朝兴起时，接受封爵的功臣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大城名都中，能够查数的户口只剩十二三；因此大的侯国不过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过了几代，百姓都回到故乡，户口越来越繁盛，萧何、曹参、绛侯、灌婴一类人的封户有的达到四万；小侯也成倍富厚，和他们相近。子孙骄奢放纵，忘记祖先当初的节制与宠幸，到了太初年间一百多年之间，现存的侯爵五个多，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封地也消耗殆尽，法禁大概也稍微稀疏了。重要啊！所谓法禁稍微稀疏，是因为君主看不到先代取得天下的缘由，所以轻视功臣而重视土地利益；臣下看不到先代取得国家的缘由，所以容易做坏事而难以守节。明代的封国封邑很薄，不过比一位公卿的俸禄多一两倍，天子也没有什么可以从中获利的。然而到了嘉靖一百多年间，最初所封的六位公爵只剩一位，二十八位侯爵中，后来升为公爵的两位也已经绝嗣，其余二十六位侯爵都没有封地、车马和俸禄。后来封的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也只剩西平侯、武定侯还在。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天子继承明朝先世的道统，慨然下诏，太宰、大司马考察旧例，录用原鄂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的后裔，后来都封为彻侯；诚意伯刘基的后代仍为伯爵，并增加品秩。天下都欣然归于宽厚。然而当时奉行诏令的臣子不能推广皇帝的恩德，致使宋国公、颍国公最终不能同曹国公、卫国公并列，而李韩公、廖德庆公，吴江阴靖海公的后裔…… 这样寥寥一点一命之爵的恩泽，难道将来就没有希望得到后世圣主的施行吗？继承断绝的世系、兴复废弃的国家，是天子用来怀念诸侯的办法；自古以来的记载早已如此。难道这些记载会欺骗我们吗？所以我特意记下此事，并列出这一篇中封爵兴废的情况。《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序》。文皇帝在建文四年七月攻下京师、登上帝位，便把这一年作为洪武三十五年。到第二年二月，文皇帝制诏吏部、兵部，按次序评定跟随靖难的功臣，于是封淇国公等二人、成阳侯等十三人、兴安伯等十一人。随后又登记归降的功臣，增加曹国公的岁禄，封永春侯一人、忠诚伯等三人。第二年，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二人为侯，于是又追录旧功，封丰城侯一人、宁阳伯等五人。第三年，又追录旧功，晋封新城侯。到此，靖难功臣的封爵才告结束。永乐六年，评定平定安南的功劳，晋封新城侯、西城侯二人为公，增加丰城侯、云阳伯的俸禄各五百石。随后又封清远侯一人、安远伯和建平伯二人。文皇帝一世之中，共有两次大规模封爵。到了睿皇帝正统元年，评定夺门迎驾的功劳，晋封武清侯为忠国公，封太平侯一人、兴济伯、文安伯等四人；随后又封武功伯一人。从此直到各代皇帝去世，只举行过一次大规模封爵，其他因破军杀将、平定叛乱而特别封爵的，不列入其中。唉！靖难的诸将和诸臣，从藩王府起兵，凭一支小军、弹丸之地，冒着万死奋战三年，终于使宗庙社稷稳固如泰山，他们的功绩确实巨大。然而，英主亲自领兵攻坚、履险，恐怕自然有神明相助；大规模战事不过十多处，平定的军府不过三四个罢了。不要说中山侯、开平王，就是同曹国公、卫国公、宋国公、颍国公以下相比，差距又是多么悬殊？定兴侯扫平安南，固然很伟大，但怎么能超过颍川侯以下的功绩？云南、四川还曾经长期收复后又失去。如今高帝在白马盟誓，指着黄河起誓，而他的功臣很少有后代留存。改朝换代以后，所对付的不过是像细线一样微弱的敌人和芦苇丛中的盗贼，斩获几十乃至一百人，积累封爵从伯升到侯，甚至有人封公；如今凭什么让貂蝉相连、荣宠不断？拿这些同那些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孝宗以后，执政者才知道珍惜、守护名爵，不轻易授予，但又不能不顾及先后关系，没有来得及逐一厘正。可是到了新建伯擒获叛王，不烦劳天子下玺书，不动用太仓、水衡的钱财，就把叛王掌握在股掌之间；宁远伯击破西蒙古，积累斩级达到一万多。虽然他们所遇的敌人确实有弱点，但这种功绩难道能同其他彻侯相等，而缙绅大夫还要喋喋不休地留下非议吗？为什么会这样？见识少而奇怪的事情多，这是常态。又因为浅陋而不熟悉掌故，所以我特意把这些列出来，用来告诫掌管勋赏的人。

译《恩泽公侯伯表序》。古代因恩宠而封侯的大致有三类：一是外戚，如吕氏、武氏封王，以及王氏五侯、丁氏、傅氏、梁氏、窦氏之类；二是宦官，如赵高、孙程、单超之类；三是宠臣，如董贤、赵脩之类。这三类人都能干扰、败坏典章制度，改变朝廷形势，使帷幄谋划和战场功勋建立起来的功臣离心而无法收拾，使有志守节之士轻视貂蝉冠冕，不愿出仕。明朝兴起，高皇帝不让外戚家族的子弟越过三尺法度，因此王爵和庙貌虽然在扬州、徐州一带极为隆盛，但除功臣外，朱姓藩王没有两个。其他如李陇西因为娶公主而兼有爵位，但那也是岐阳侯的大功所推及。成祖、穆宗椒房亲族所受的恩宠，其兄楧贵不过任参省，后来又被夺爵。只有晚年，梁国公的铁券施给充妃的侄子显，使他出则辅佐贵邸，入则陪侍禁宫。到建文帝时又削夺爵位，有识之士认为这是错误，只是不幸如此。文皇帝入继大统时，中宫仍在藩邸，而仲氏已经先被封为开国功臣。文皇帝本来是怜悯其祸患、收纳其诚心，但掌经学的臣子仍然对此怀疑。然而中山王的功勋充塞天地，家族世享百两公的祭祀，即使如此也不算过分幸运。昭皇后的母仪影响数代，几乎可比文王后妃太姒，因此张氏得以封为二位伯爵。后来逐渐沿袭这种做法，甚至有从侯爵进封公爵的，有从保傅升为正太师的。然而昌国公掌握兵符，却不能改变君主的喜怒；寿宁侯、建昌侯能够改变君主的喜怒，却不能参与外朝政令的进退。他们达到的极限不过是富贵，享受的快乐不过是宫室、犬马、声色，能够施加的威势和怒气不过是驱使闾巷、役使童仆罢了。世宗对寿宁侯、建昌侯长期积累的奢侈愤怒，把他们捕系并加以羞辱惩处。一时朝廷肃然，又重申考功令，下令有关部门全部裁减外戚世袭封爵。只有定国公因为中山王的缘故，彭城伯、惠安伯因为昭皇后的缘故，并且一半援引帷幄谋划、战场功劳的成例；其他外戚只因依附孝烈皇后而保留一家一袭，依附荣恭皇后而地位崇高，却不许世袭。天下佩服他的公正，痛快于他的整肃，不敢因为恩薄而责怪他，这就是肃宗之所以肃正。至于宦官中地位显贵者擅权，历代严重的情况很多。幸好他们没有凿开权力的孔窍，不敢亲自冒领封爵。但正德年间的祸乱中，他们的兄弟亲属乃至厮役仆从都得到滥竽充数的爵位。嘉靖年间的败坏，则有一类是无赖方士。都不久便被黜削，接着明确写入法令，传之后世。人们明白知道这些不合适，也就可以不用忧虑了。我于是作《恩泽公侯伯表》。《追封王公侯伯表序》。高皇帝刚刚平定建业时，其他官制都还在草创，却大幅放宽爵位封赏，用来激励那些庇护君主、为义而死的人，所以对于死于国事的臣子一定有追赠。胡大海、廖永安甚至最先开建公国；那时皇帝还称吴国公，大概也不嫌他们地位相当。只是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都仍沿用元代旧制，不能列入最高等级。等到登上帝位，洪武三年才把公、侯提升到正一品以上，并废除子、男爵。又同各位功臣约定：死后，公爵封王，侯爵封公。从此以后，各功臣善终的不到一半；其他人有的因大罪触犯刑法，有的因小过违逆皇帝，也都不再追赠。都督由佥事以下直到指挥，有时因死于国事而追赠，有时因追念旧恩，往往超越等级升为侯爵；但都督同知以上还没有人受到追赠。洪武二十年以后，皇帝年高，有关部门懒于修明、举行常典，于是追赠就越来越少。永乐初年，大体仍沿用高皇帝旧制；丘淇公因为北伐失误，没有追封为王，而朱平阴承袭公爵后北伐失误，却独自得以追王。其他有开国时建立封邑、没有罪过却没有受封的；有承袭公、侯、伯爵，虽然功绩不相称却仍获封的；有都督因恩典获封伯爵的，也有立功却没有封伯的；有舍弃爵位封邑而追赠三公的；也有六卿舍弃三公而仍称原爵的。改朝换代以后，追赠不一定完全出于君主独断，政府和掌握裁决权的人上下都只凭自己的意思行事。俗话说：‘后来的君主认为正确的就成为法令。’难道真是这样吗？现在我考察这些事并列成表，题为《追封王公侯伯表》。

译《公孤表序》。三公是古代的官职。周公制定一代典章时，把太师、太傅、太保列为三公，把少师、少傅、少保列为三孤；又说官职不一定全部设置，只任用合适的人。因为坐而论道的官位体制确实尊重，选择任用也确实不容易。汉朝承袭秦制，设置丞相、大夫直到九卿，废除了三公，不再设置。到了安汉公王莽窃取政权，才自行任太傅，又用虚名尊崇原丞相孔光为太师。东汉以后，只是有时设置一名太傅，地位在三公之上，提高品秩称为上公。董卓窃政时，从相国拜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几乎造成改朝换代。晋代因避讳，把太师改为太宰，但仍在丞相、大将军、大司马、太尉、司徒、司空之下。东晋以后，除王导、谢安之外，不是宗室或尊贵之人，也不能任此职。北魏末年，太师同大丞相并设，用来优待掌握国政的臣子。北齐沿袭这一制度，太师与太宰并设。后来太师按次序升迁，太宰却按次序升为左右丞相，这就又颠倒了。宇文泰掌握国政时，开始仿照周官制度，自任太师、大冢宰，同时总领五官的权力。宇文护沿袭了这一制度，他的做法虽然表面美好，内心却是邪恶的。于是想同三代相比而更加隆盛，怎么可能呢？从隋到唐，大体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称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宋代也沿袭了这种制度，但三公并不经常设置，所谓三师又何其寥寥！太师的地位很重，于是有人认为太尉次重，有人宁愿授太傅而不授太尉。宋徽宗政和年间确定官制，才以太宰取代左仆射，以少宰取代右仆射，作为真正的宰相；太师、太傅、太保为三上公；又以少师、少傅、少保取代太尉、司徒、司空，作为三孤。这些官职没有具体职事而有品秩，用来尊崇资历深、功绩高的宰执。南渡以后沿袭不改。元人取得中原，公孤制度都照旧，又重新设置太尉、司徒、司空；只要有环卫中的微小劳绩或言辞神色上的亲近，早晨授朝官，晚上便可加官，这类事情数不胜数。明朝兴起，高皇帝才整顿厘正，废除太尉以下的官职；李韩公李善长、徐魏公徐达凭借旧日德望和开国大功被任为太师、太傅，但也没有具体职事，不设置属官和防阁。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采纳御史的建议，想特别设置三公府，最终没有实行，只设置四辅官，地位在尚书之上，聘用年高有德的儒者，有的从平民直接授任；赐座并让他们参与讨论，分掌四时，以寄托调和治理的责任。但不久又废除了太师、太傅等官职。自从魏国公徐达去世、韩公李善长被诛之后，三公便绝迹了。后来想降低标准广泛搜求人才，却很少有合乎心意的。这就是所谓没有合适的人便宁可空缺吗？建文、永乐年间都没有设置这些官职。仁宗初即位时，对群臣说：‘皇祖神圣，无须借助师傅，即使我才智微末，又怎么敢担任这种职务呢？’于是授张英公张辅为太师，黔国公沐晟为太傅，宁阳侯陈懋为太保，吏部尚书蹇义由少保升为少师，娄为少傅升至少师，殿学士杨士奇由少保升为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升为少保。这样，公孤的官职就齐备了。但这些只是寄托美称，并不一定有实际调理政务的作用。只有宣德三年，诏令太师张辅、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都停止原来所领的职务，从容参与谋议，随时应召回答政事，凡皇帝出游都随从，几乎像真正授予了职权一样。不过杨士奇、杨荣仍照旧处理内阁事务。从此以后，三公只授予公、侯、伯，文臣通常限定授予三孤。嘉靖二年，大学士杨廷和因任一品满十二年，又有定策功，被加授太傅，四次辞让后才停止。万历九年，大学士张居正任一品满十二年，才拜为太傅。后来张居正病重，又因辽东的功劳加授太师，不久去世。缙绅聚集喧哗，认为这不合旧典。然而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左都督周尚文、锦衣卫总兵左都督陆炳都是武臣，给他们加官更不合旧典，却没有人喧哗。为什么呢？如果让纨绔子弟承担调理政务的责任，让乳臭未干的人谈论治理之道，那么公、侯、伯又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文臣加授三公，如果德行不能匹配，就会被非议；功绩不高，就会被非议；年长资深而资望不重，也会被非议。因这些原因非议张居正，是可以的。若四项都具备，却不必非议。政和年间的制度，又有以太尉作为武官阶位之首的做法，我私下认为这是可以采纳的。《东宫三师表序》。东宫三师是古代的官职。汉代只设置太子太傅，秩二千石；东汉为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后来也为二千石。魏、晋以来，虽然并设三师，但往往官员不齐。大体上太师、太傅、太保为正一品下，少师、少傅、少保为正二品上。高皇帝初年，沿用前朝制度，从太师到宾客都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只有詹事以下直到坊局，才真正是东宫属官。但洪武元年，丞相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兼领少师、少傅、少保，右都督冯胜兼领詹事，平章廖永忠、赵镛兼领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兼领左右率府使、副使，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兼领左右谕德，中丞刘基、章溢兼领赞善大夫。李善长、刘基、章溢处理省台事务，每天忙得无暇应付；徐达、常遇春等各位大将又忙于出征讨伐，所以这些官职只不过是加上的虚名而已。每天给太子讲授经书的，是宋濂等人。洪武二十二年，公爵冯胜、傅友德任太师，公爵蓝玉、李景隆任太傅，公爵常升、侯爵孙恪任太保；尚书詹徽兼任少保，尚书杨靖任宾客，也没有听说他们实际掌管东宫事务。永乐初年，公爵李景隆、丘福任太师，朱能任太傅；尚书蹇义、金忠，侍郎墨麟任少詹事；学士解缙等七人都兼任坊学士、庶子、谕德、中允等官。唯独僧人姚广孝专任太子少师。皇帝北巡北京时，姚广孝同蹇义、金忠、墨麟留下辅佐太子；学士杨士奇也以谕德身份停止内阁事务，辅佐太子。从这以后，三师直到宾客仍然是虚衔，用来授予资历深重或有功的文武大臣。但三师的地位在三孤、三少和尚书之上，宾客在侍郎之上，所以我把它们列成表，以便考察。

译《赠公孤宫臣表序》。高皇帝平定江左，沿用前朝旧制，设置五等爵，用来追赠有勋劳的臣子以及死于战事的文武官员。后来有追赠王、公、侯、伯的制度，却废除了子、男爵；至于公孤官职，则完全不再用来追赠。文皇帝又沿袭这一制度，有追赠爵位而没有追赠官职的。其间只有一次特殊情况：朱长史在藩王府中辅佐，胡学士胡广在皇帝身边侍从，二人任职久而且品秩始终未到高位，所以追尊他们，但也只到尚书为止。五十多年间，大体上寥寥无几。仁宗即位，重新设置公孤官职，用来授予英公张辅、尚书蹇义等。于是姚广孝、胡广得少师，马京得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死后追赠三孤，从姚广孝等人开始。宣皇帝宠信、托付夏原吉，夏原吉死后想封爵给他却没有成功，所以特意尊崇为太师；蹇义也因此获赠太师，文臣死后追赠三公从夏原吉开始。黔国公沐斌去世时，想封王却没有相应功劳，想不追赠又说不过去，于是特意优待，追赠太师；勋臣死后追赠三公从沐斌开始。周太保周尚文去世，岳都督陈懋战死，本来应封伯爵却有所吝惜，于是一人追赠太傅，一人追赠少师；武臣死后追赠公孤，从周尚文、陈懋开始。邹济任少詹事，王汝玉任赞善，他们是仁宗旧日的东宫臣属，所以仁宗即位后追赠邹济为太子少保；东宫宾客中，文臣死后获赠东宫高官，从邹济、王汝玉开始。王一宁任侍郎，因为是内阁大臣而得以追赠太子太师，三品官越级获赠三太，从王一宁开始。凡是国家典制，开始时好像水的源头，接着便滔滔流动，再接着便浩浩荡荡；如今还能够有所裁制，是掌管这些典制的官员尽力的结果。我于是作《赠公孤宫臣表》。《柱国表序》。柱国是古代的勋官。战国时期，楚国用它来安置最高功勋者，设置上柱国、柱国，用来等待出任令尹、相国的人选；后来便绝少听闻。北魏初年，因为太尉拓跋嵩地位和声望尊崇，所以特设柱国大将军来尊宠他。到尔朱荣时，也因这一制度进号为天柱国。西魏时期，太师宇文泰以下八人，都因高等功勋拜为柱国，大概是用来彰显门第功勋、排列家族门第的。北周时期，任柱国的人越来越多，地位也逐渐轻微，所以又设置上柱国作为冠首；但上柱国品秩只为正二品，柱国则为从二品。隋炀帝末年，又设置光禄大夫，以左右金紫光禄大夫为一品、二品官阶，废除上柱国、柱国，不再使用。唐初重新设置柱国，但后来成为三品、四品的勋阶；再往上只称大夫，大夫以上称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官阶和勋阶的区别也不十分明显。元代开始又把上柱国恢复为正一品勋，加授中书丞相；其他官员即使达到一品，虽可加三公，也不能获得这一称号。明朝兴起，沿用这一制度，把它授予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以及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后来重新制定官制，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加授特进光禄大夫，再加授或追赠则称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从一品的授官，初授称荣禄大夫，加授称光禄大夫，再加授称光禄大夫柱国，并没有所谓左、右柱国。然而洪武三年，诸功臣中的国公只有李善长、徐达得授左柱国，郑、曹、宋、卫四公都授右柱国。左柱国冠以“光禄”，右柱国只称“荣禄”，而列侯都以“荣禄”冠于“柱国”之前。当时，伯爵仅为二品，勋位也仅到防军。到了永乐初年，大封功臣，伯爵升至正一品；诸伯自茹忠诚、瑺以下，都得授柱国。但这种授予也只限于功臣，所谓加授的法令不过形同虚设；蹇义以少师任满九年，也只称荣禄大夫而已。正统四年，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都以少师加柱国，文臣有柱国便从此开始了，但也只限于内阁。成化二十年，吏部尚书尹旻以太子太傅任满考核加柱国，尚书有柱国便从此开始了，但也只限于吏部。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以太子太保任满考核加柱国，各部尚书有柱国便从此开始了。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内阁，少师刘健因官阶已经很高、没有可加的官阶，便特加特进左柱国，于是文臣的阶品和勋位就与上公相等了。嘉靖十八年，少师夏言因册立上帝尊号，加授上柱国。后来世宗又要给少师严嵩加授上柱国，严嵩推辞不敢接受，说臣下没有可以凌驾于上的名位，这样做是要在名义上表现僭越放纵。世宗果然大为高兴。后来又要给少师徐阶加授，徐阶也不敢接受。万历年间，要给太傅张居正加授，张居正也不敢接受。张居正死后，才把上柱国作为他的赠官。可是言官不了解情况，说这是张居正实际上自己谋求的；甚至据此加以弹劾，还说这是有“无将”之罪，却不知道上柱国在唐代并不是很重的官职，而二品勋位所谓“正治上卿”，本来就是如此。因此，文臣达到一品并不常见，柱国也不容易获得，所以特意详细记载下来。《弇州续稿》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四十九 明代王世贞撰写 文部 表序

译《内阁辅臣年表序》内阁原本是翰林学士的官署。起初，高皇帝渡过长江，剪除荆棘，日理万机，忙得没有空闲；后来渐渐向诸位儒生学习经书。当时，弘文学士宋濂最受宠幸，皇帝在帷帐之中把政事托付给他，丞相以下没有人敢企望这种待遇。后来皇帝逐渐厌倦骑马征战，便任命学士刘基、丞相府掾属以及宋濂、濂〔疑有脱文〕，他们都最受宠幸，能够和皇帝一同起居。他们的职务大体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准备顾问而已。皇帝又常常把诏令授给他们，让他们起草诏书，宋濂独自有许多意见被皇帝长期采纳。高皇帝仿照宋制，增设华盖、谨身、文华、武英四殿，另设文渊阁、东阁二处，都置大学士，秩为正五品；征召精通经学的年长者，依次擢用来充任。丞相胡惟庸败亡后，中书省被分解，六部尚书承担天下事务，大学士被称为近臣，却没有设置属官，也没有实际管理的事务。天子当时亲自掌握威权和福祸，也没有把裁决权托付给谁。到文皇帝继位，才在文渊阁召集侍讲等七人，每天入值，左右侍奉，后来更加亲近皇帝。皇帝与他们商议的事情，群臣都很秘密。其后逐渐升为大学士，岁时赏赐与尚书相同。仁宗、宣宗朝，因担任太子经师的恩典，屡次加官至三孤，地位更加尊贵。宣宗皇帝崇尚文治，压制并削弱内廷权力，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取报施行。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因为皇帝不时召见，得以轮流入内省察，代理尚书事务，地位与杨士奇相等。大学士陈山等人有时很少参与政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专门职掌，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轻重吗？从政务体制来说，仁宗、宣宗时开始尊重内阁，到了景帝、宪宗，权力才逐渐集中。如今看来，内阁确实已经成为真正的宰相了。内阁大臣按礼制地位极为尊贵，面对各部门又没有更重的宰相来压制，他们凭什么能够相称呢？他们借皇帝的喜怒而行事，所以皇帝不嫌他们逼近自己；他们把威福间接作为自己的意志，所以臣下屏息畏惧；他们发端于六部，所以不能不与各部相涉；他们取旨后用诏书施行，所以众人不敢非议。贤能的人担任内阁大臣，虽不显露痕迹却能治理天下；不肖的人担任内阁大臣，尚未等到败亡就已经使天下混乱。这在于君主的选择。从永乐壬午年起，内阁大臣的姓名和任职年月都详细考订列出。《翰林诸学士表序》学士并不是古代原有的官职，起初只是分散寄寓在宫廷中秘省等机构中。到了唐文皇开创基业时，设置弘文馆，才开始有“学士”这一称号。武后时期又设置北门学士，间或以亲近宠幸之人充任，类似汉代鸿都门学士，但地位更加重要。后来直到德宗朝，才确定设置学士，官衔系于翰林，与中书舍人共同掌管内外制诰。但它没有固定品级，往往寄禄于其他官职。资历高的可达到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资历浅的仅为拾遗、参军，尚且不能与舍人相比。只有其中的长官一人最为尊贵，称为承旨，往往最终拜为宰相；次一等的也能做到三司、观察使、卿、监。宋代完全沿袭这一制度，又进一步提高其地位，但仍然没有固定品级。元丰改制实行后，才逐渐有了固定的秩品。元朝初兴时，规定学士承旨为正三品，学士以下依次降等。后来又把承旨升为从一品，地位相当于中书平章政事；学士相当于左右丞。高帝刚平定江南时，百事草创，所聘任擢用的人，只是寄寓一个名义以备顾问罢了。吴元年五月，开始设置翰林院，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规定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洪武九年闰九月，下诏规定承旨与六部尚书地位相同，但班次在尚书之上。十四年改为正五品，罢去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十二年二月，开始规定学士一人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为从五品，孔目一人为首领，未入流；侍读、侍讲各二人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为正八品，典籍二人为从八品，侍书二人为正九品，待诏六人为从九品，都称为属官。又设修撰三人为从六品，编修四人为正七品，检讨四人为从七品，另为史官，也属于属官。这一年，侍读开始排列在侍讲之前。建文初年，大为更改设置，但对职掌没有增损。永乐初年，仍沿用高帝旧制，不久擢用史官解缙以下七人进入内阁，参与机密、掌理诏令。可是自学士王景死后，解缙、胡广、杨荣等人仍相继掌管翰林院印信。洪熙年间，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突然升至三孤，位居六部之上，于是不再兼领翰林院。只是文渊阁的内署与各部不同，公文往来仍然由翰林院办理。制度虽逐渐变革，但仍有一二项旧制留存。例如《史成》焚毁草稿，中贵传达诏旨，仍然保留。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时，翰林公署中左边设置大学士座位三席，学士座位一席，侍讲、侍读学士在东西两边相对排列，就是这种情况。学士的品秩虽然较低，但职掌与内阁相通，所以把他们的姓名附列在后面。《中书省表序》自从周代六官制度废止以后，秦以及列国都设置丞相，地位更重的称相国，掌管辅佐天子、治理万事。汉代设置一名丞相，以御史大夫为副手。东汉称为司徒，其职权分给太尉、司空，而权力又转移到尚书令、尚书仆射。自晋至宋，有的称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长官有令、监、仆射等称号，辅佐官有参知政事、左右丞、侍郎等名目，总的来说都是替君主管理各种政务，无不统摄，所以实际就是宰相，只是名义上避开了“宰相”之称。三公是尊贵官职，用来加重资历声望；南渡以后直到孝宗，才恢复正式名称，称为左右丞相，辅佐仍称参知政事。元代沿袭此制，设置中书省，令一人，正一品，由皇太子担任；左右丞相品级与令相同，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参议正四品。高帝平定江左直到即位，仍设置中书省，但废去中书令不再设置，其余都依旧。洪武三年废除平章政事，已经领取俸禄的人不在废除之列。洪武十三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擅僭越而诛杀他，于是废除中书省，把权力分散给六部尚书，并在法令中规定：“以后如果有人请求设置丞相，文武群臣应弹劾上奏此人，将其凌迟处死。” 唉，真是圣明啊！一百多年来，天子不能只靠自己处理政务，必然要有所托付，不能不把政务归给内阁；到了嘉靖中期，内阁竟掌握了丞相的权力，并且超过了丞相；万历初年，又兼有君主的尊位和全部权力，势力太重了。这是不能不加以改变、使之通变的。因此作《中书省表》。

译《六部尚书表序》“尚书”并不是《周官》中的官名。自秦代把国事托付给丞相以后，宫廷内部设有尚书，但其长官称令、丞，已不可考。不过其职务仅仅是通达章奏而已。汉朝建立直到武帝时期，才开始削弱丞相的权力，亲自总揽政务，并设置中书令来参与尚书事务。武帝临终时，才命大将军霍光掌管尚书事务，裁决国家政务，决定万机可否，辅佐并保护皇帝，同时控制宫禁。九卿、将军、郡守来请示汇报的事情，不到丞相那里，而到大将军那里。富平侯继承霍光之后，稍稍自我抑制。到大将军王凤时，又重新沿用霍光的旧例，权力达到与君主相等，丞相只是充数而已。成帝才设置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四人，共分四曹，称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后来又增加四曹，直隶三公曹，于是成为五曹。但他们不过是大将军的属官罢了。后汉光武帝不把政务交给三公，天下的章奏都由尚书与皇帝共同裁决，于是下达给三府。孝明帝以后，天子刚即位，往往设置录尚书事，由太傅担任，有时由太尉参与。但这一官职时设时罢，而令、仆射和尚书号称八座，他们裁决各种政务，就是今天的内阁。他们还依据考功法来责问公卿，这是今天的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但当时尚书的秩禄不过千石，仆射八百石，尚书六百石，使用铜印黑绶。尚书令必须资历很深才能出任郡守，不要说九卿了；尚书甚至有人补任大县县令。因此，虽然皇帝托付给他们的事务很重，他们却不敢萌生放纵专擅之心。到了魏晋，尚书令、仆射不再外任其他官职，往往直接升为三公，如山涛、卫瓘；有的兼领开府，如荀勖，居然把自己视为宰辅了。魏代把尚书分为五曹，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晋代分为六曹，称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尚书才开始把所掌职务写入官衔。渡江以后，确定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共五部。历经宋、齐、梁、陈，又增加都官，合为六部。那时六部尚书虽把省中事务分寄给令、仆射，但不称为属官，其中吏部尤其重要。沿袭到北齐、北周、隋代，有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就是实际宰相，尚书令、仆射参与执掌；没有录尚书事，尚书令就是第二宰相，仆射参与执掌；没有尚书令，则仆射就是实际宰相。中书省主管奉行诏令，门下省主管封驳，与尚书省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执掌政务。唐太宗曾任尚书令，此后便废止尚书令，不再设置，左右仆射遂成为闲散职位。开元初年改称左右仆射，而左右丞相暂且作为美称，成为侍中、中书令年老退休时的优待阶位，政务重心归于文武二选。后来便以中书令为右相，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杨国忠担任过这一职位；左相兼任兵部尚书，李适之、陈希烈担任过这一职位。尚书的地位，大概没有比这时更重的了。但左相兼兵部尚书所掌握的权力，不及右相兼吏部尚书的二分之一，这也是君主有意造成的。至德以后，侍中、中书令又重新受到重视，因此成为给勋臣加秩的官职；两位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实际宰相，资历声望深重的，也有做到中书令、侍中的。左右仆射有时用来加秩，有时用来优待资历。总的来说，尚书省所处理的事务，如果不关系天下大政，六部尚书也因此逐渐轻微。宋初直到元丰、政和、淳熙年间，宰执的更换没有定制，而六部尚书隶属尚书省仍旧不变。元代制度规定，中书省由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办理天下政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则是各曹官，统领属官，分别掌职。尚书遇到理财事务时，便任用受权幸宠信的大臣，往往因此夺取中书省的权力，但过不了几年就会被废除；而尚书各部隶属于中书省，在官职名义上也颇不相称。明高皇帝平定江南后，立即设置行中书省，由自己亲自统领；即吴王位后，改置中书省，但六部尚书还来不及设置。洪武元年才完备设置六部尚书，都为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各有差等，并且都隶属于中书省，完全沿袭元代旧制。唯独户部事务繁重，设置三、四科，尚书不久也废止。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专擅蒙蔽而被诛杀，于是把丞相的职权分给吏、户、礼、刑、工、兵六部，大都督府分为五军府，兵部掌握其中关键事务，尚书升为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六部虽并称政府，但名位并不至高，事权也不专一，天子的威福没有向下转移，大体隐约相当于周代六官的制度，只是太宰不掌管国家财用，司徒不掌管国家教化，这是不同之处。建文帝重视左班，因此把尚书升为正一品，增设侍中为正二品，侍郎品级不变，想让他们位居五军都督府之上；但权力轻而地位高，升迁任命过于仓促，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不妥。到文皇帝即位后，全部改回洪武旧制。当时把北平原来的燕国改为北京，设置行部尚书，总管布政司、按察司事务；设置行都督府，统领都司事务。永乐四年，皇帝巡幸北京，到了滦河，经营筹划定都之业，虽然准备九卿的印信随行，但皇太子作为太子监国，大小政务全都交给他；只有封爵、大辟，以及任命三品文武官、六科都给事中的事情，才上报皇帝。户部主管粮饷，兵部主管军队，礼部主管朝廷礼仪。开始因为行在尚书夏原吉、方宾、吕震随驾，九卿印信所管事务往往命夏原吉兼摄。当时六部的政务根本仍在南京。十七年，皇太子回到东宫，以皇太孙留守南京，六部政务全部移到北京。十八年，行在六部去掉“行在”二字，留在南京的各九卿及大小官署，都称南京。洪熙元年，天子留意于丰镐，南方各九卿及大小官署都去掉“南京”二字，而六部又称行在。宣德三年，才确定恢复永乐至弘治以来的制度，内阁日益重要，六部尚书日益轻微。但年长大臣功勋稍重的，加授三孤、东宫三师；如吏部、兵部的长官，仍然能够与内阁抗衡。到了分宜严嵩掌权时，六部尚书就像外府的属藏；江陵张居正当国时，六部尚书又像各部的郎官。唉！君主不能把太阿之剑交给别人啊！我于是考订六部尚书的姓名：永乐四年以后、十七年以前，任职于南北者都列在本部；十七年以后任职于南京者，才开始列入南京各部。大概是因为把政务根本看得重要的缘故。

译《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都察院就是古代的御史府。周官中御史掌管赞助善政、颁授法令，秦代沿袭了它。汉代更加重视，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使用银印青绶，位居上卿，对于国家万机没有不参与和统摄的。每当丞相职位空缺，御史大夫便按次序选任代理。成帝、哀帝时期，御史大夫于是成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都封侯，位列三公。后来虽然几经恢复、几经改易，但建武以后，终于确定与太尉、司徒同为三公，因此形成鼎足承辅君主的局面。御史大夫时期，设有中丞二人，在内掌管兰台秘典，接受公卿奏事，举发弹劾、审理案牍；在外督察各部刺史，与丞相、司直、司隶校尉共同察举违法之事。大司空设置后，中丞废止。献帝时，权势尊盛的将军曹操把太尉、司徒并入丞相府，命他们任职；郄虑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但不再设置中丞。魏黄初年间，建立司空官职，仍然废止御史大夫不设。历经晋、宋、南北朝直到北齐，后周另设中丞掌管御史台事务，从此御史府称为御史台。后魏至北齐，把中丞改为中尉，号称最为雄强严峻。像李彪、崔暹一类，纠察弹劾外戚权贵，威势行于朝廷各省；琅琊帝子的尊贵身份，尚且要借助赤棒的威势来壮大自己，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隋代开始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废除中丞。唐初也沿袭这一制度，有时以御史大夫的官职称为大司宪，有时以御史台称为肃政台，但职掌仍旧。开元年间，又恢复御史台，御史大夫与中丞不同时设置，两者的职责都是振肃纲纪、察访奸邪弊病。中丞的品秩虽低于御史大夫，但威势严峻超过大夫，甚至有人直接升任宰相。宋初设置中丞而不设大夫，其属官有侍御史、监察里行、知杂等，大致以三司使、学士承旨为班次，以知谏院、司谏、正言为内外呼应，以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丞郎、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升迁阶梯，以监司、州牧、郡守作为退居的职位。到了元代，尤其重视这一职务，设置御史大夫从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都作为长官。当时，济雅图帝常说：“中书省、枢密院，是我的左右手；御史台，是医治我左右手疾病的机构。”这句话说得很明白。明朝兴起后，最初的制度完全沿袭元制。当时左右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多次接受斧钺之任，出外统军；中丞刘基、章溢治理御史台事务。后来汪广洋、陈宁等人都升任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件发生，御史台只设置左右中丞，都是正二品，侍御史仅为正四品。洪武十四年才改称都察院，但当时仅为正七品，其官职有御史而没有都御史。十六年恢复为正三品，第二年升为正二品。于是确定设置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职掌纠察弹劾官员邪曲，申理辨明冤屈。所属御史分为十三道。御史巡按，直到奉其他公差出任时，都要奏请；回来后则加以考核。但御史独立于都察院之外，以表示彼此可以相互纠察。建文初年，改称御史府，设置都御史一员，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员，品级照旧；十三道御史称为左右两院监察御史。永乐改朝换代后，全部恢复洪武制度。后来都察院迁到北京，留在南京的称南京都察院，大体如同六部。左右都御史以下，担任总督、提督、参赞、巡抚各镇职务的人，起初都从本院派出，称为公差；事情办完后，有的得以替代他人，便回来治理都察院事务。后来这类人越来越多，往往从各部佐官、卿、寺、藩、臬等职迁转，也不再回到都察院，成为长期任职。表中列出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以及出镇的左右都御史。《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佥事表序》大都督府，是因枢密院而改建的机构。枢密院的职掌，实际上承袭古代太尉、大司马、诸将军的职务，但名称沿用了唐代宦官机构的旧称。五代时把它托付给亲信，其权力寄托在宰相；北宋掌握兵政，地位稍稍与宰相相近，号称“两府”。但这些职位都由士大夫担任。到了元代，则任用本族人以及以武功显达的汉人，只是往往参用一二名士大夫来帮助谋划。明朝兴起后，便完全成为武职官员的聚集之处。高皇帝平定集庆后，设置中书省，随即设置行枢密院，由自己亲自统领。功臣宿将按次序升为同知、佥院、同佥、判官，品秩都沿用元制。洪武四年辛丑三月，才开始改置大都督府，任命皇侄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各军。不久又增设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以中书参议李善长兼任司马，宋思颜任参军、经历、都事，都是一时精选的人才。同知、佥院中随军出征的，仍沿用旧制，没有改变。吴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规定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从二品，副使正三品，佥事从三品。不久，大都督因获罪被废黜，不再设置，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十月提升品阶，都改为正一品；同知从一品，副使从二品，佥事从三品。洪武三年废除副使，提升佥事为正二品。天下将士、兵马的大致数量，防守、授官、迁调、任免以及征讨、进退和军事机宜，全都归大都督府掌管。洪武十三年把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表面上似乎品秩仍与原来相同，但兵部暗中逐渐转移其权力，权势也渐渐分散。到了永乐年间，权力完全归于兵部。所谓五军都督府，不过守着空名和虚数而已。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都是用来加授给有功的边将的；佥事是为等待按资历升迁的人设置的。掌印、佥书一类职务，必定由公、侯、伯的属官担任，偶尔有实际担任都督的老将，但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表只断于洪武十三年以前，之后不再赘列。

译《中官考序》我读范蔚宗论述、编撰宦官的文字，不禁感叹宦官祸害之无穷。刁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赵谈、伯子、延年一类，只顾私事而没有干预政事；弘恭、石显干预政事却没有取得爵位，这还算是较小的祸害。赵高挟持始皇余威，祸害嫡长继承人，杀戮将相，把庸主玩弄于股掌之间，反复扶植、打击，官至丞相，爵为彻侯。等到自己面临危难时，又想把国家卖给东方的军队，以便自己称王。至于东汉京城的祸乱，正如范蔚宗所说，宦官一举一动能够撼动山海，一呼一吸就能改变霜露；顺从他们，三族便获得光宠；违背他们的意旨，五宗便遭诛灭。戴高冠、佩长剑、身着朱衣、怀揣金印的人，布满宫闱。接受茅土、分封虎符、面向南方统治臣民的人，大概有十多人。官府、宅第、馆舍，棋盘般遍布京城和各地；宦官的子弟、党附者占了州国官员的一半以上。金银珍宝充满私藏，歌舞伎乐充满内室；狗马供人食用，土木建筑披上锦绣；一切都剥削百姓来满足他们的欲望，又陷害剪除名贤来树立自己的党羽。唉，祸害也达到极点了。御史的弹劾奏章偶尔一经挑动，逮捕、流放立刻就到；有时借助司隶校尉的权力，有时凭借地方长官的威势，幸而先发制人，事情只求快意；有时也不能没有一两次胜利，但胜利还没有结束，失败便随之而来。考察他们造成的毒害，直到最后才与烈火灰烬一同熄灭。三国鼎立，司马氏取代篡夺，以及六朝以来，政事都由宦官专擅，参与掌握文武权力；虽然国运有所更替，但宦官造成的祸患却从未断绝。北魏稍稍放缓对宦官的控制，宗爱便假传太师命令，刘腾拜为司空，都肆意残杀，深谋胁迫，图谋僭越。唐代宦官权势的加重，起始于杨思勖、高力士、李辅国，他们幽禁太上皇，血染椒宫，擅自封爵为真王，称为尚父，权势重到不可挽回。后来又有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田令孜的专擅，以及田承嗣、刘季明、杨复恭等人的悖逆；即使强藩星罗棋布，祸害没有扩散到远方，宫廷深处仍然战战兢兢，甘愿与赧王、献帝一样受制。考察其始终，与汉代没有不同。若讨伐他们不能取胜，贤者便成为陈蕃、窦武，不肖者便成为王甫、曹节；计谋穷尽、愤怒达到极点，何进、崔胤都借助外兵，于是造成董卓、朱晃那样的祸端。宋代宣和、政和年间，梁师成在内，童贯在外，沉湎歌舞、酣饮高宴，终于造成靖康之祸。明朝兴起后，高皇帝神明威武，绝交朋党，不亲近私党；虽然设置各监、各局安置宦官，却不让他们兼任文武官衔，不侵犯外朝，也不让他们干预外臣政务。大约十年之间，宫廷与官府安宁无事。文皇帝初年，不能不有所私下托付，因此俨保的谗言几乎得以实行，抚监的势力也岌岌可危。监军的势力膨胀，马骐便把交阯送给了敌人。天子年幼，母后又不能居中主持，权力必然有所归属，于是王振的势力便滔天而起。他把全盛时期的天下、至尊皇帝的万乘之尊，都交付给乌合之众般突然兴起的一群人。遗憾的是他死在战场上，没能让他接受正法、让司败惩治他，反而只处死、肢解了他的兄弟子侄，全部籍没财产，这也足以舒泄胸中的愤恨。〔疑有缺字〕开创中兴，这就是英主的功效吗？可是丁丑年一项制度却替他洗刷了罪名，这是为什么？吉祥所造成的创伤，是骄横积累成怨恨，怨恨积累成叛逆。汪直挑起事端，朝廷中缧绁充满，边境尸骨堆积，难道这项制度就是祸乱的媒介吗？以孝宗的仁厚圣明，尚且不能没有李广，何况皇帝不理政务，喜欢狎游，八虎横行，三老被排斥，刘瑾独自獠牙般置身其中。祖宗的法度和德泽，几乎荡然耗尽。幸而祸患偶然从内部发作，才取得完全胜利。然而一个刘瑾死了，百个刘瑾又生出来，许多狡猾的武弁彼此勾结，内外共同作奸。若不是高皇帝神灵护佑，鼎运很快终结，明朝的事情几乎有不可言说的后果。嘉靖初年，不忘殷鉴，把宦官首领全部诛杀斥退，又采纳辅臣的密切赞助和言官的指摘，依次革除各镇监军。朝廷内外因此吐气，边疆腹地也因此恢复光彩。虽然晚年不免有所偏向和徇私，但还不至于像连续几代那样的弊病；直到今天，即使存在隐忧，却没有明显祸患。这难道不是超过景帝吗？王振、刘瑾凶狠残暴，公卿台谏像狐狸一样畏伏，亿万百姓像鱼腐烂一样受害。然而没有成为汉、唐末世的原因，是高皇帝把天下权力收归一人。即使有像王振、刘瑾那样凶暴的人，只要皇帝一次皱眉便令人忧惧，再皱一次眉便面临危亡；一张纸条半夜发下，早晨便被捆绑，左右之人无不如鸟散兽窜。所以他们能够制造祸乱，却不能造成改朝换代。虽然如此，也不可因此倚恃。我所以考订编写成上下两编，其中明显称得上贤能的，如怀恩、覃昌、云奇、何文鼎，百人中未必有一人；而像王振、刘瑾、吉祥、汪直一类的，却多得数不胜数。《亲征考序》古代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用来平定夷狄、盗寇和叛乱。虽然《周礼》的文字说要张扬整顿六军，但难道一定要天子亲自出征才称得上武功吗？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穿上战衣，战后就倒置战车、把兵器包上虎皮，向百姓表示不再使用武力。因此，君王垂衣拱手坐在安稳的宫殿中，天下大概就安宁无事了。汉高祖消灭秦朝、逼迫项羽，扫除群雄而称帝，最终却不能自我收敛，逞用余威与强悍的敌人交战。七天吃不上饭，也不能拉满弩弓，平城被围时的悲歌，天下都为之悲伤。唐太宗凭借百战百胜的智谋，拥有亿万精锐，却不能在小小敌人面前取得胜利；安市之战，几乎把自身作为诱饵。唉，实在危险啊！我高皇帝早已深刻洞察其中的原因，鄱阳湖之战以后，不再亲自驾临战场。大将于接受祭肉、筹划军政之时拜受筹策，而九州在君王赐履之下便如茅草倒伏。王者本来无敌，这难道是在欺骗我吗？文皇帝斩断神鳌之足，建立北极，与敌人争强，亲自驾驭六骏，作为将士的先导。这难道只是远远仰慕雄才大略，却近处忘记庙堂谋划吗？他也是鉴于弟子辈军队尸体载归的惨状，并且为万世作长远深刻的谋划。然而他身披铠甲，奔驰轻骑，冒犯霜露，招致不可测的祸患。向北遥望，怀抱遗弓之痛，到今天仍像刚发生一样。宣宗神武，强盛的将士勇猛有力，却去对付羸弱的属国敌人，仿佛大山压在鸟卵上一样。假使宦官王振轻率地驱使这些军队，轻易把万乘之尊交给敌人，即使远方的人宾服归顺，紫盖车回到洛阳，边尘之辱也终身无法洗清。三代更替之后仍然习惯于此而不知道警戒，轻率地听从内廷宦官和恶少，编入虎须之间，幸而从虎口逃脱，怎么可以再次依恃侥幸呢？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主的身价难道只值千金吗？居于深深的九重宫殿中，尚且不能忘记警戒之心；如今却贸然来到广阔空旷之地，把性命交付给刀锋，这难道还只是坐在堂边、身体下垂那么简单吗？所以说：“白龙化作鱼服，豫且便能制服它。”因此略记这件事：从高祖到武宗，共五代；出塞六次，平定内乱三次，以此保存为万世的鉴戒。

译《科举考序》两汉时代，任用文武并非只有一条道路，选举、征召、署理属吏、凭累积资历升迁，往往混杂进行。晋代开始重视门第，而中正制度的设置，还隐约保留着三物九等选官制度的遗意。江东一带有王、谢、朱、陈等家族，北方有崔、卢、李、郑等家族，门第势力越来越专横，再也无法挽回。隋炀帝试图纠正这种弊病，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使出身寒微、身穿粗布衣服的人也稍稍能够吐气。唐、宋沿袭此制，虽然升用人才的范围更加广泛，但途径却日益受到重视。元朝兴起时，从朔漠凭借骑马征战取得天下，当然没有完全废除宋代旧制，但省、台中的正官，都把职权任意委托给本族人。科举榜分为左右两榜，右榜列国族，左榜列庶姓；属吏纷纷进用，征召任署全凭意旨，因此吏治像乱丝一样无法整治。高帝初年，有时通过礼聘网罗人才，有时经过杖责收取，早晨还在田野草莱之间，晚上就登上朝廷席位。洪武三年，选取京畿内各地的贡士，不久还没有等到复试就授给官职。第二年才重新考试，取得进士吴伯宗等人，认为许多儒生还没有脱离研习章句，对天下大计没有帮助，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又过了十三年，才重新颁布考试条文，载入法令。二百年来，公卿大夫的仕途，都出自这一制度。改朝换代之际，显然成为名臣、达到孤卿地位的人，应该有杨士奇挑担求学、刘中敷和杨善筑墙服役的经历；夏原吉、郭进、胡俨、吴中、吕震则是凭应乡试的资格入仕，此后这样的人便寥寥无几了。时代久远，事情发生变化，法网渐渐疏漏，弊端便在其中滋生。大概到了嘉靖年间，主持科举、执掌衡鉴的人，往往与权贵之家互相买卖田产，更换购买奴仆，通过不合规定的关节取得功名，扬扬自得地与经生混在一起。宰相家的纨绔子弟，轻视玺郎，晚上拜官也不肯就任，甚至挽住万乘之尊的手臂，夺取科举第一名。谈起这件事令人咬牙切齿，听说此事令人扼腕叹息，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言官们的揭发弹劾颇为严厉，君主也稍稍察觉，但掌事者认为这样做对自己不利，便没有彻底实行。因此作《科试考》。《谥法考序》我曾经有《谥法通纪》三十卷，列举谥法大纲，并说明先王制定谥法的根本原则以及历代沿袭、变革、轻重的变化，大致已经完备。到了明代，也有相关记载，但还不够详尽，于是遍考金匮、国史所藏的资料和秘阁的典籍，再参照家谱、家乘，之后便没有不完备的了。凡是附有释义的，都是阁籍中的内容。按照惯例，大臣去世后，礼部提出谥号请求，得到皇帝批准后，内阁选取三个各由两个字组成的谥号，请皇帝自行选择，因此这里一并具列释义。洪武帝还是吴王时，诸功臣因战事死亡或有功而早逝的，都尊荣其公侯爵位，并为他们加谥。高帝一世，文臣还不能获得谥号；武臣即使做到都督，也不能赠侯、伯之爵。到了建文时，待制王祎得到“文节”的谥号，文臣有谥号便从王祎开始；小臣获得谥号，也从王祎开始。永乐时期制度很严，到太宗一世，文臣中获得谥号的仅有姚广孝、胡广等人，而“恭靖”之爵是公爵。文臣有谥号的，只有胡广“文穆”一人。洪熙初年，才大规模合计旧臣，凡劳于国事、对东宫有功、官至三品以上而获改赐谥号的有十多人，此后文臣获得谥号才逐渐增多。但宣德、正统年间仍然谨慎地掌握这一权力，不轻易给予。鲁王是嫡长子，秦王是次嫡子，高帝给他们定谥为“荒”“愍”，并在册文中说不敢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便废弃天下公议；对于宗室诸王的子弟，尚且还有这样的评判。文臣有获得荣誉的愿望，便不能掩盖他们的瑕疵；文臣以爵位来表示荣耀，以“愍”字表示其事迹，或许也包含贬责之意。妇人有谥号，除后妃之外，是从死守节的妇人开始的。公主有谥号，是从仁宗为悼念爱女开始的。乳母有谥号，是从宣宗开始的；乳母的丈夫有谥号，也从宣宗开始。方士有谥号，是从世宗开始的。谥号用四个字已经过分，方士竟也能获得四字谥号，就更加过分了。世宗末年，我又知道两件事：夏言执掌权柄时，同列大臣都得到中等谥号；到夏言本人因罪而死，改朝换代以后才重新追复，他得到的却是中下等谥号。接着严嵩执掌权柄时，他的儿子竟把谥号拿来做交易；不是皇帝特别关注的人，必须行贿才能获得，不行贿就得不到。即使得到，也不过是较差的谥号，不会得到上等谥号。到本人因罪被流放、削籍，也就不再赐谥。谥号，是君主为人物作出的春秋褒贬；尊贵的人，便称说上天降命而赐谥；不尊贵的人，便与天下共同评定。怎么能让大臣借此报私怨、谋利益呢？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大概一定要略为采纳唐、宋以来的旧例：遇到大臣请求赐谥，如果得到皇帝允许，就由翰林院掌管篆拟谥号的人议定两个谥号，交给礼科。礼科详细审议后，再次议定，呈报阁臣；阁臣复核后，取决于皇帝裁定。凡文臣二品以上，以及勋臣、亲臣中的公爵，必定赐谥；侯、伯任军府长官而又加保傅衔的，也必定赐谥。谥号可以兼有褒贬。二品以下，从卿佐直到一般官员，只要有德行、政绩和才略的，也可以赐谥。赐谥由言官请求，礼部裁定；有美德而没有过失的，赐谥即可。自国初以来直到前代，勋臣如傅友德、徐辉祖一类，文臣如章溢、唐铎、胡俨、魏源一类，武臣如刘玉、马永、王效一类，谏臣如杨瑄、黄巩、王思、杨爵一类，儒林人物如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一类，文苑人物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李攀龙一类，追赐谥号是可以的。勋臣如李善长、冯胜、廖永忠、耿炳文、丘福一类，文臣如陈循、徐有贞一类，追赐谥号，即使不能完全掩盖他们的瑕疵，也是可以的。又如于谦，改赐较高的谥号也是可以的。万安、刘吉、汪鋐、张瓒一类人，改赐较低的谥号也是可以的。凡这几类事情，都是所谓让天下人共同评议并制定法则，置于赏罚之外，不使后人能够再议论其身后之事。

译《皇明盛事述》序 我出生得晚，正值国家长期太平的末期；而且家世历来都在仕宦之列，私下有志于仰慕并谈论古代公卿将相的盛况。屈指西汉以来，功臣之家很少有能够世代入仕的，算来只有外戚王氏、马氏、梁氏、窦氏一类；虽说他们极其显贵，却不足以称道，而丞相与彻侯父子相继的，也只有绛侯周勃、条侯周亚夫以及韦贤、韦玄成、平当、平晏等两三家而已。东汉还崇尚义行而轻视华贵富厚，征聘贤者的束帛羔雁往往施于年高德劭之人，征召车马也多用于寒门；可是关西杨氏、汝南袁氏，竟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西汉的风气流传到江左而更加蔓延；北魏门阀制度互相凭借爵位封赏，声望和道德足以一人执掌朝政，出行便乘朱轮车而车骑将近百乘；九命之官戴着貂蝉冠，所用的貂尾又岂止十人。李唐的史书还有专门记载宰相世系的，宋代郊祀恩典自三公以下，推恩常常要涉及几十、几百人，因荐举而得到援引的人也数不胜数。到了元代，真正的王爵、彻侯，以及三师、三公直到三省长官，不是元世祖、元武宗等皇室的近亲，就是集赛等贵族后裔。门阀显贵、朱紫公卿虽然像蝉联不断，却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我大明一代，文武分途，清浊分明；贵至戴冕执笏的人不参与政务纲纪，不入仕途的士绅也不能开府封土。经学衰落于纨绔子弟之间，显贵职位集中于科举贤能之中，因此与前代相比，终究略逊一筹。至于天地间和气充沛、源流绵延，即使有人因品行而出身寒微，凭才能自我奋发，而家门积有富贵荣耀，行迹也仿佛有所凭借；以至于德行与福禄相互凝聚，君臣彼此契合，有的早早依附风云而起，有的长久承受日月之照。禄位、声名、寿命，显赫而善终，代代不乏其人，人人也不乏相逢际遇，其中总有值得记载的。看见万物繁茂生长，便想到大地的厚重广大；看见鱼鳞之类繁衍滋生，便羡慕海王所统辖海洋的广阔。太祖高皇帝的功德远远超过尧、舜；文皇帝的疆域，远远超过汉、唐。皇上的仁德既然宏大，圣寿又高，宗室藩屏和辅佐大臣都恭敬承事，世代相继而兴盛，这样的盛事，难道是前代可以相比的吗？所以略叙一二，置于篇首，希望使谈论此事的人知道它的根源。《皇明异典述》序 国家有典章，那么号令、庆赏、刑罚都包含在其中。为什么称为“典”？因为记载常道。为什么称为“异典”？因为记载非常之事。凡是开创国家的人，所作所为都不是通常的事；他们的功业可以宏大，法制可以长久，后人沿习之后便成为常道，所以称为“典”。自古以来拥有天下而最为盛大的，没有超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唐尧拥有天下时，选拔田野中的鳏居平民，把政事交给他；既已掌政，又把天子所任用的岳、牧、侯、伯等官员捆绑起来杀掉。杀掉之后，又破格重用他的儿子。后来还常常把祖宗留下的人民和社稷交给他。商汤拥有天下时，选拔五次被征召而逃避的伊尹，把政事交给他；既接受先王遗命辅佐幼主，又废黜他的君主，废黜后不久又恢复其位，尊称伊尹为阿衡，并用不以臣下相待的礼节待他。周文王把国家托付给渭水边垂钓的老人姜太公，使他的地位与父亲相等而以师礼相待；又把年幼的成王托付给弟弟周公，使周公执掌君位而接受诸侯朝见。周公死后，又用天子的礼乐尊崇他。典章而又如此不同寻常的，谁能与之相比？到了衰微之世，晋文公因周定王而退楚，尚且能够守住空有名义的隧礼而不肯僭用；齐桓公九合诸侯，齐国的国相也尚能守住陪臣的名分而不敢改变。这并不是衰世君主贤能，而是开创之君容易做到，形势也不同。明朝兴起后，高帝平定天下，礼乐制度必须有所损益，形势所迫，不得不有所更革。天下初创，政事草昧，各种事务只凭意旨裁定，还来不及详细讨论，到晚年才开始整齐明确起来。起初不能没有异于常规的地方。不过，虽说是异常，其实也未必全然异常。改朝换代以后，有的改革，有的沿袭，顺应时势而变通，再加以润饰，本来不必说了。其他有的由于一时的偏好而得到提升，有的没有考察旧有的清令而有所违背，有的喜爱装饰出于宴饮亲昵而少有中正，有的疑心功劳归于某人而过分看重，未能平衡；有的借无定规的建置而不一定公正，有的迎合政府意旨而未必恰当，有的言路因新进之士而开启，却来不及详察；有的部门事务迫于奉行，也来不及坚持原则。主持者感到痛快，旁观者却惊骇；授予者以为常规，接受者却以为异常。因此我把这些记录并叙述下来，其中有所抑制、斥退的事情，也附在后面。全书共十卷，留待后日作为稗官野史的一部分。《皇明奇事述》序 我已经写有《异典述》和《盛事述》两书了。《异典述》所记，是由君主造成的事情；《盛事述》所记，是由上天造成的事情。《盛事述》中的遭遇，没有不是美好的；《异典述》中的遭遇，美好者占十分之九，瑕疵也占十分之一。后来又有由上天造成、却不能称为盛事的，以及由人造成、却不能称为典章的。有的事情是人与事恰好相合，有的则完全相悖。因为它们稍有奇异，不忍舍弃，所以另行记录成卷，用来作为《虞初新志》《春明退朝录》之类的一点采择。因此不敢称为稗史。《弇州续稿》第四十九卷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第五十卷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序

译《左传属事》序 从前，孔子编成《春秋》，三家为它作羽翼。左氏曾经亲自接触过孔子，他的好恶与孔子相同，而且本人掌管国史和典故，所以记事最为详尽，文辞也很华美。《公羊传》《谷梁传》两家私下承受子夏的学说，凭借创立义例，对经学有所补益，所以士大夫大多学习它们。因为左氏而显名的人，有汉丞相张苍、诸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丞相翟方进等。贾谊甚至为《左传》作训诂，然而终究不能与公羊、谷梁二家同等受重视。中垒校尉刘歆开始特别喜爱《左传》，后来上书太常博士，说明它被压抑的情况，因此获罪。此后《左传》得以与二传一起立于学官；晋征南大将军杜预深入研究，明白阐发其学说，又加以传授，并说它有时在经文之前交代事情的开端，有时在经文之后完成意义，有时依据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求合于义理。自从杜预的传注流行，左氏学说才文采灿然，公羊、谷梁反而不能与它并称了。宋代有胡安国，凭借精深见识，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孔子褒贬的微妙意思，于三家之说中斟酌取舍。从胡氏传注流行以后，三家都受到排斥，只有写古文辞的人还喜爱《左传》，不能完全废弃它；但所谓喜爱，也只是喜爱它的文辞罢了。于是人们所说的“左氏史”，便舍弃经书而只谈史书。大体说来，史书体例有两种：左氏采用编年体，司马迁则采用本纪、列传和世家。编年体重在记事，所以人物有时简略，却仍可考见；本纪、列传、世家重在写人，所以事情容易详尽，但天下大事却不能按次序完整获得。可是自从司马迁的纪传体流行以后，后世写史的人没有不沿袭它的。当左氏之时，所谓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直到魏国汲冢出土的竹书，简略的仿佛经书，详细的便成为左氏之体。后来被司马迁的体例压倒，虽有荀悦、袁宏一类人，却不很为世人称道；能够仿效左氏编年体的，是司马迁以后司马光。司马光所著史书名为《资治通鉴》，文辞虽不敢说能达到左氏的精密，也确实有所继承；但上下一千多年，事迹分散在各年，不能整齐贯通。建安人袁枢把它取来分类编排，命名为《纪事本末》，而把左氏尊为其祖。只是还没有像袁枢这样的人出现时，我乡里的傅逊氏年轻时曾经为《春秋》作学问；由于胡氏之学显赫流行，而他内心独独仰慕左氏，读了多年才开始与左氏之意融会贯通，于是采用袁枢的方法，将它整理编排。它的大体次序是先写王室，其次写盟主，再次写列国，最后写外夷；把大事同大国相配列，小事附带记载。不必像训诂家所说的那样，设置伏笔和照应，一件事从开端写到结尾，使人一看便了然如同指掌。其他句子都为此而作，字义也都为此而考；虽不能不借助杜氏的注解，但其中乖谬偏僻之处，也加以剖析订正，一定要使它无愧于左氏才罢休。因此，拿杜氏的办法来治理《左传》，十件能得到八件；拿傅氏的办法来治理《左传》，十件不会错失一件。而且，为杜氏而作左氏注解很难，为傅氏而作左氏注解却容易。所以傅氏，是左氏的慈爱后代，也是杜氏的诤臣。汉代时，《左传》本来不能像《公羊传》《谷梁传》那样受到重视；为它作注解的，正如前面所说的三位张氏和贾生一类人，都通晓国家大体。而公羊、谷梁之学，公孙弘用来约束属下，张汤继承它而形成严峻的文法、决断事理；又有人请求让博士弟子学习这种学说，补任廷尉史。即使凭董仲舒那样的贤能，也不能免于以判例刻深断案，难道是因为编排事实容易通达，而析解义理容易走向深刻吗？假如傅氏在那个时代完成这部书，让三张、贾生看见，它对于治理汉朝会有多大帮助呢？傅氏如今虽还崇尚墨守成规，墨守学官，部使者已经按照守令的科目加以考核荐举了；对于循良之吏来说，又有什么困难呢？

译《胡子衡齐》序 胡子的书说：“《衡齐》已经写成，长洲县令曾凤仪先生将它刊刻出来，嘱托我王贞作序。”胡子为什么称它为“衡齐”？“衡”，就是平衡，是用来衡量高低使之恰当的；“齐”，就是调和，是用来调和各种滋味使之和谐的。胡子之所以称为“衡齐”，大意是说：“我儒家同其他道术争论，总是处在自己的优势上，要求对方失败，把对方看作异端；对方也处在自己的优势上，要求我失败，并讥笑我尚未达到他们的境界。不平衡之后便产生争论，争论而不能调和，就会造成祸害。”他们所谓佛、老、杨、墨、申不害、韩非等学说，都各有自我坚持的道理；我加以衡量并使之平正，再调剂而使之和谐，那么都可以为我所用。洙水、泗水之后，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濂洛之后，儒家内部又彼此争论，不求共同正确，只求互相胜过：“有人说应尊重本性，有人说道问学；有人主张以静为本，有人主张致良知；有人主张随处体认，有人主张实践仁德；源头相同而流派渐渐不同。”我加以衡量使之平正，再调剂使之和谐，那么它们的源头仍然清澈如一，所以称为“衡齐”。孔子的话，纯正的编为《鲁论》，稍有杂糅的编为《孔子家语》；其中有问答，有自述，都是弟子记录下来的。孟子的话，有问答，也有自述，都是他本人写下来的。荀子、杨子、文中子，也都是本人写下来的。庄子、列子是本人写下，同时有时假托问答。后来周子、张子，直到明代的薛子，也都是本人写下来的；二程子、朱子，直到明代的阳明子，则都是门人记录下来的。胡子作《衡齐》，是本人写下，同时有时假托问答。亲自写下它，难道没有用意吗？圣人树立形象来充分表达意旨，意旨还不能充分表达，就系连文辞来尽量说完它的话。大的方面依据道来立言，次一等的依据言辞来阐明道。依据道立言称为“经”，依据言辞明道称为“传”。胡子的《衡齐》属于传；它所谓“衡齐”的用意，则是阐明道。它阐明道，是要使人向善并规范世道。用意在于明道，文辞又有什么妨碍？用意不在于明道，对道又有什么益处？胡子的用意真是审慎啊。虽然如此，他的文辞难道没有过分修饰吗？孔子解释《易》时说：“修饰文辞而树立诚信，诚信已经树立了，文辞修饰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况且胡子的学问属于心学，只要反求于心而确实相合，即使与葱岭、苦县的学说有相同之处，也不必忌讳。难道还要有所抵拒吗？只要反求于心而相合，即使与关中、洛阳、闽地、越地的学说有所不同，也不必害怕。若能成为它的羽翼，即使是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也不妨采纳。若可借来作为弹劾攻击的材料，即使是《齐谐》《虞初》那样的奇异记载，也不必回避怪诞。因此，辨析如同张仪、苏秦，却不是为了逞强炫技；如同孔丘、季非，却不是为了苛刻逞能；如同蒙庄，却不是为了放纵。博杂如公孙侨、刘向，却不是为了淫滥，所以说：它的旨意深远，文辞文雅，言语曲折而切中，记事铺陈而含蓄。胡子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吧？我与胡子先后在朝廷任职，却没有相逢。只是听说胡子在东南倡导道学，天下有志之士仰慕而趋从他，如同流水归下。然而胡子并不树立门户，只以阐明道理为己任。虽然如此，我最终还是认为胡子的文辞过于修饰，担心天下后世的人只从文辞方面求取他的学问。那么，研究胡子的人应当怎样做呢？返求于心，只要像胡子对于先代圣哲那样彼此相合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衡齐”的衡齐。刊刻《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注的序 这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什么称为“药师”？因为用药治疗众生的疾病，是大医王。为什么称为“琉璃光”？因为内外晶莹通透，没有不能照见的地方。如今耆婆的树木、上池之水，拿来服用，就能洞见肺腑、照察膏肓；乃至汾阴的宝镜，奉持它来照看疾病，也像水中月光沁入肌骨一样，没有不立即痊愈的，这些也可以称为琉璃光吗？这些东西必须依赖外物与人相互配合，仍然有局限；只有药师的琉璃光不依赖任何外物。不依赖外物，便无所不在、无所不彻。虽然如此，天竺古代的圣人坐在莲花座上，转动大法轮，一种声音便响彻三千大千世界，一道白毫光便照彻无边世界；各种聋者、盲者、跛残者、寒病者、热病者、脏腑肺部有病者，没有不因此站立起来的，又何必专称药师呢？因为愿心成就了因缘，由因缘产生作用，由作用证得本体，所以特意标举并归属于药师。诸佛都是药师，都有这十二种誓愿；诸佛的世界都是清净琉璃世界，只是薄伽梵偶然把它举出来罢了。这部经的道理十分明白浅显，容易晓得；而居士又为它作注，是要由权宜引归真实、由显明引导幽微吗？还是要用来庄严义理，或是要用来阐发义理呢？不过，我听说，古人所谓四大并非我所有，那么是谁在承受疾病呢？承受疾病的是心。若我没有一切妄心，哪里会有一切疾病？我没有一切疾病，又何必使用一切药物？我就是药师，我的世界就是清净琉璃世界。这部经也不过是渡河的筏子、捕鱼的工具罢了。居士姓张，名应文，对于书籍很少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养生；晚年才完全抛弃这些学问，而谈论无生之理。《山园杂著》小序 我经营离薋园，它最早建成，也最为狭小，而且不能远离喧嚣；然而因为没有别的去处，所以常常寄身在那里。后来经营弇山园，才开始有山水可供观赏；我搬去一半家人，实际上同客人在那里吟咏酬答的次数，是在离薋园的十倍，于是把离薋园交给敬美弟，自己迁居昙阳观的偏舍。敬美后来经营淡圃，我间或往来于淡圃之间。弇园一年去不了一次，离薋园一年也去不了一次，于是各自为它们作记。其他岩石、溪流、池沼、山峰、台馆、亭榭之类，也各有题咏，只是弇山园记得最详细。最后我被客人追逐得无处可去，只好搬到村中的旧居；儿子骐筑起土丘，疏通污水，在土丘上搭了一间小屋，勉强取名为约圃，我也姑且为它作记并题咏。回想我住在弇山园时，客人来访一定要叫人置酒，酒喝到一半一定拄杖出游，彼此一起寻遍弇山园的胜景；客人还要指着问我：“这是哪一处水，那是哪一座丘。”我常常苦于应接不暇。如今我已经谢绝宾客，客人也不常来；即使来了，也没有人可以作主人，没有可以询问的人，所以整理出这一编，分为上下两卷，用来代替我回答罢了。我已经老了，能够在我之后留存的，是这些园林；其中弇山园最大，石头多而水面广，能够在其他园林之后留存的，也将是弇山园。《弇州四部稿》即使留存到后世，也恐怕最终还是会被废弃。如今世人并不嫌弃、鄙薄我的文章，反而时时加以品味，那么能够使《弇州四部稿》流传后世的，大概就是这部编集了。兰亭之所以成为亭，赤壁之所以成为壁，它们的胜景未必能与名称相称；然而数百上千年后仍然显得胜绝的，是会稽的书法和眉山的赋文。这部编集，我不敢私自把自己比作二位贤者；但若能不至于像金谷、绿野那样不久便湮没无闻，或许也就差可自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译《大隐园集》序。从前樊山温懿王在弘治年间申明大义，对荆地有很大的创建，积累德泽一百多年，礼乐教化的成效到今天才开始显现。王的长子升甫，升甫从小就禀赋灵异，幼年便显得聪颖早慧；到了舞象之年，就广泛阅读经史百家，以此自我砥砺，学习写作古文。他常常抚摸几案叹息说：“大丈夫既然生在世上，如果不能佩簪执笔，辅佐圣明的君主，使上位者嘉许、下民安乐，那么就只有著书立说，使自己的名声显现于后世。即使因此被那些局促浅薄的少年讥笑，说我只能仰面看屋梁，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不这样做，反而让我戴着远游冠、穿着朱履，托身在吏人之上，每天在美酒饱食之间醉生梦死，到死为止，岂不是白白浪费一生吗！”于是他完全谢绝王府中所谓的享乐，改变常态，礼聘善于作文的人；但由于地方偏僻，来客很少，能够向谁请教时，他就说：“难道我应该到古人那里去求取吗？”大概从先秦直到大历以前的书，他没有不阅读的，也没有不加以仿拟的，但并不求完全相合，说：“如果不是我内心真正认为正确的，究竟还能同谁相合呢？”升甫今年五十岁了，他所编撰的古文，各种体裁都齐备，共有若干卷。他先后两次派使者跋涉三千里送来书稿，对我说：“您是一代人的龙门。因为我的幸运，得以同您共享这一片天地；又因为我的不幸，承蒙托付宗庙社稷之重任，不能跟随您到太湖之社相聚。” 虽然形体相隔，精神却可以相通；我先前已经私下表达了内心的看法，但仍然没有完全安心。如果不是和您内心相合，我还能同谁相合呢？我读升甫的书，私下为他郁结不平的气概而悲伤，又为他果断刚健的志向而壮美。我已经全部熟习了他的言辞，又略微窥见了他的造诣。升甫所处的国家名为荆；如今这里有一块荆璞玉，刚刚开始剖解，工匠只完成了一半，器物还没有立即制成，光彩也没有完全显露，但它仍不失为一块美玉。等到它最终雕琢完成，天下人就会用价值连城的东西来相酬。珷玞制成的器物，并非不显得宏伟可观；天下人只能称它为器物，却不能称它为美玉。如今世上不成为珷玞的人，实在很少。升甫的造诣是璞玉，难道仅仅止于把它制成器物吗？还是先有美玉，然后才制成器物呢？由此我知道，升甫的志向不只是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升甫所作的古乐府，光彩已经显露，十分之五已经达到工巧；近体诗十分之八已经达到工巧；志、传、记、序等文体，十分之六已经达到工巧，这些方面的雕琢修改较为容易。由此继续不懈努力下去，若天下人不以价值连城的东西来酬答他，我是不敢相信的。我已经年老而且厌倦笔砚，哪里还能像三日聚火那样助成他的事业呢？升甫的乡里有一位陵阳君，试着去叩问他、向他求证吧。升甫虽然在人的爵位上已经尊贵至极，但心里很轻视这些，平时总戴着白帢，穿着单薄的练衣，在田野乡里间行走；他说客人只管直呼我的字，把我当作山人看待，我也没有什么可推辞的。所以我这样称说。升甫说：“我所营造的园子名叫大隐，这部集子也因此命名，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刻印《如来密因修证了义万行首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及《观世音菩萨证圣序》。这是我释迦世尊驾临涅槃之舍、登上狮子座的时候。诸大菩萨、弟子、天人，都是智慧、福德与业障汇聚之处。若询问悟道之门，七大、十八界全都可以贯通；若简择圣位，二十四地全都应当退居。这不仅是为了表明清净音的真实本体，实在还要阐明施行无畏的权宜作用。因此，我阿那婆罗吉低输菩提萨埵，能够在寂默之际仰契此理。开始时如同颜回的看似愚钝，后来则像冉有那样铿然有声。我私下看到他的叙述：在恒河沙数劫以前，承受观世音佛出世的教化，发菩提心，从闻、思、修进入三摩地。外在尘境既已消亡，内在诸根也旋即穷尽；由空、无相、无愿三空之智达到灭谛之理，超越世间，获得两种殊胜：向上与十方诸佛的觉心相合，同具一种慈力；向下彻见六道众生各自不同的境界，同具一种悲悯仰求之心。慈悲既深切，殊胜的理解又圆满，所以进入各种国土，没有一个刹土不显现其身。所谓三十二种应化身，从佛、独觉、声闻以下，直到摩呼罗伽、紧那罗、阿修罗等，无论愿意受其教化的便使其受教化，乐于解脱的便使其解脱；以方便说法，刹那之间即行应现，随类变化身形，遍满娑婆世界。所谓十四种施救，一切兵戈、水火、险路、盗贼、狂鬼等灾害，以及求长寿、富贵、子女等愿望，从粗浅处解除贪、嗔、痴三毒，到精微处获得四种不可思议之德，无不竭尽我的愿力，俯顺众生的心愿；探求其所需如同从仓囷中取物，契合其愿如同符契相合。因此世尊默然应允，放出五体宝光，远远灌注十方微尘数如来以及法王子、诸菩萨的头顶。诸如来也放出宝光，前来灌注世尊以及会中诸菩萨、大弟子、阿罗汉的头顶。天上降下莲花，五种颜色交错；大地成为法界，平等而平正；交相映照的光芒彼此交织，如同宝丝织成的罗网。梵呗咏唱歌颂之声，胜过天宫的音乐。我世尊默许仍嫌不足，又命曼殊室利牵引法王子作偈颂来为他送别。而我阿那婆罗吉低输，巍巍然、皎皎然，犹如鹫岭的标志，众峰仰望明月，明月夺去群星光彩一样。至于弟子如阿难、陈那、优婆尼沙陀等，就不必说了；菩萨如香严、月光童子等，也不必说了。从阿难等人再往上，即使是舍利弗、大迦叶、大目犍连等人的智慧和修行，也还不必说。从香严、月光等人再往上，即使是持地、琉璃光、虚空藏等人的心力圆明，也还不必说。普贤的功行宏大深厚，等同阿耨达海；药王的志愿精纯坚定，超过金刚石。大势至是阿弥陀佛右边的侍者；慈氏尊者是释迦的继承者。难道这些不同道路上的圣者还可以互相分出高下吗？何况我世尊亲自宣说法音，明明说没有优劣、前后的分别。分别说明法王子时，并没有稍稍借助条柝等事来挫抑其他圣者，只是独自指出：三摩提是从听闻中进入的，并说观世音已经获得大自在。那二十四位圣贤安然退居自己的位置，旁边观看而毫无惭愧之色，返观自身也没有争辩之心。这难道不是用斥退来表明保留，用较劣者来显出圣者吗？向上顺合世尊的隐密安排，向下开启万劫的法门。因此等级的差别不再显形，界限全都在一念之中泯灭，真是明白彻底而又圆融和谐。唉！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侧耳聆听，却无从听见；然而也不敢因为听不见而加以议论。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睁开眼睫仔细观察，却无从看见；然而也不敢因为看不见而加以议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是承接佛语而说的。观照并不执取色相，声音也不受听觉拘限，所以称为观世音，称为观自在。菩提萨埵每天显现在眼前却无人知晓，人人都亲近他却不能识认，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得到最初所发的那颗心。然而依靠佛语来证成菩萨，再依靠菩萨来证成观世音，难道不是已经到了末流吗？如今从欲界的一切圆头方足之人，没有谁不能称念这位菩萨并刻印、奉持、诵读他的名号；只是《法华经》所载的普门品之一篇，大概因为简明质朴、容易学习，言语平易、容易理解，所求福田也容易趋向。

译至于把本体和作用合而为一，使仁慈与智慧上彻上根、下达下器，并且曲折周全地成就他们，那么这些道理岂不都在这部经的始终之中吗？我私下不自量力，请善于书写梵文的婆罗门把它写下来，又召集工匠刻印，以便广泛展示给一切有情和志同道合的人。《宋太史诗集》序。友人新安汪道贯手持一部书，对我说：“这是我郡宋太史的诗。”我年老而且双眼昏花，视力已经衰退，身体也将像鱼腐烂那样衰败。如果要把它刊刻流传，必定要请本郡贤能的大夫作序，也必定要请王先生作序。我怜悯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宋太史，就是前翰林学士、承旨文宪公濂，即宋濂。高皇帝既然选定金陵作为建都之地，文宪公首先应召出仕，受到心腹重托；不久，凡是大位上的各种典礼、制度和制作之事，全都交给他办理。天子又多次下诏称许褒奖，用来鼓舞一代风气。文宪公也自以为遇到了世所罕有的知遇，不吝惜自己的学问，把所学全部拿出来为皇上效力：上至明光殿、温室殿代拟诏草，石渠阁、木天署的编撰，下至奇异之人、织布女子的细小节义，僧侣、道士的怪诞言行，远至穿雉裳的异族、鸡林的重译之人，没有不以得到文宪公一言为贵重的。前后十多年间，他写成大小文章数千篇，合起来有三十多卷；但唯独诗歌似乎还不到这些文章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文宪公在前朝隐居山中的年数计算，也已经是如今的两倍，而他的文章尚且只有七卷。我所作的诗，又不到七卷的十分之一，并且将要湮没无闻，正是老书生之所以重重叹息、急于使它流传的原因。我不能真正理解文宪公的诗，也不知道他的诗格源自何处；只是从所见的一斑中，私下窥见明朝兴起的原因，以及文宪公之所以在明朝大为显达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如今读书人一拿起笔来学习作诗，就知道有五言、七言近体诗；学习五言、七言近体诗，就知道有唐诗，却不知道唐诗由盛转衰的祸根，到了懿宗、僖宗时期已经发展到极点。温庭筠、韦庄、韩偓、罗隐等诸位君子不能有所挽救和改变，只是勉强运用自己细小的才能、偏狭的见识、浮泛的学问和苟且成篇的思路，去用花言巧语鼓动聋者的耳朵；粗浅的使人觉得事情痛快，精巧的只在情感上取悦人。那种萎靡拖沓的气象，不等诗句写完，小人便拍手叫好，而高雅博大的士人却已经掩耳叹息了。因此黄巢、齐王、白马之类的祸乱发生时，浅薄的人得不到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能免祸；唐朝于是像瓜一样剖裂成六七块，历经数代也不能安定，这难道不是早已显露的征兆吗？如今骤然诵读文宪公的诗，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取代那些诗人；但他的文辞雅正而不诡异，宽厚宏大而不逼迫，处于困窘之中却不显寒俭，经历变乱却不失稳健，舒缓从容、雍容曲折，俨然有盛世大人的气象，胸襟和境地都很宽裕。因此，英明的君主扫除乱世的阴霾，云气蒸腾、龙腾变化，最终成就功名，而天下的文章也归附于他，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汪先生说我这样评论诗不恰当。我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彼’，指的是那个时代。评论文宪公的诗，而文宪公的文章也已经可以想见大半了。文宪公的文集成于元至正十三年，揭文安曼硕已经为它作了序。序中说：‘太史，是元代的官名。他曾经被征召担任国史编修，但文宪公没有赴任。’刊刻这部集子的人，是兰溪令喻均。” 《丘谦之粤中稿》序。谦之整理他任潮州太守时所作的五言、七言古体诗和近体诗，共一百五十七章，写信寄给我说：“先生如果有幸，请为我作序。”这时谦之已经离开潮州，迁往蜀地的燕中；他寄居之处辗转迂回了几个月，书信才送到，而谦之又已经从燕中向北迁徙了。大概都是因为潮州的事情而被人指责。我回忆自己游历燕中时，谦之多次来与我交往；那时谦之以诗名闻于司农署中，到现在已经整整六年。谦之的诗日益高妙，他的名声和毁谤也日益一同加重，而官运却日益困顿。我没有时间同谦之谈论其他诗作，姑且先谈谈潮州诗。潮州自古以来就是放逐罪臣之地，去那里做官的人，不是因为公事而获罪，就是因为私怨而遭排斥；所遇到的，不是瘴气就是盗寇；将来的结局，不是死亡就是逃窜。因此，凭韩愈那样刚直强倔的性格，能够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攻击天下所必然要挽救的弊病，触犯君主最忌讳的事情，似乎他在潮州时心中毫无挂碍。然而刚一到任，牢骚、烦恼、忧虑和悔恨的念头便一齐袭来；于是上奏荐举人才，歌颂功业，夸张国家的富强事业，以希望解除君主的疑怒；又用卑下的言辞对待大颠，以避免讥讽佛教的罪责。至于他在诗歌中发露的情绪，就像厌恶潮州恶水、狂风、巨浪和险滩那样，人人习惯的事物，他却仿佛片刻也无法忍受；蒲、鲎、蚝、蛤、马甲、章举等人人喜爱的海产，他却仿佛连一勺一筷也不能入口。那种萎靡拖沓的状态，使看见的人即使有时怜悯他，也会轻视他。然而不久之后，征召、授官接连而来。如今谦之治理的潮州，与古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地风物号称淳厚美好，商贾聚集，地方仿佛缩短而变得近便，于是终于成为声望雄伟的名郡。谦之前后所作的诗，和平、华丽而雅正，高亢明亮而深沉郁盛，呈现出浓厚的太平盛世之音，也是通达之士所能看到的宏大景观。他在郎署任职时，正值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可以显现；但他也确实保持清白操守，治理郡政，并不远远逊色于韩愈。只是没有多久，弹劾攻击又接连而来。唉！鳄鱼不过是一种凶恶的顽物，尚且知道韩愈而甘心服从他。如今正值尊重文治而不猜忌的朝廷，那些具有耳目口舌、负责察听言说的人，反而不能认识一个谦之，这是什么原因呢？即便如此，我不能极力称赞谦之的诗，只能以区区像鸱鸟取食般的声音鸣叫谦之的不平，这样比拟谦之，难道不是太浅薄了吗？谦之名叫某，是丘氏，黄州麻城人。

译《邵弁〈庄子〉标解》序。如今天下寻求精工文章的人，没有不暗中熟习《庄子》的；他们一边诵读、讲说孔子一派的学说，一边见到《庄子》就加以诋毁，认为它夸张怪诞，却都没有得到其中的真实意旨。那些表面上推崇《庄子》的人，说庄子的思想往往超越宇宙之外，把一世的伦理万物都看作泥土草芥，不是孔子一派的人所能窥见；而暗中替孔子辩护的人则说，庄子遍斥十二家的学说，却不敢涉及孔子，因此恰恰是极力尊崇孔子。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庄子是通达生命的人，他所说明的生命之理非常精微，至于天机和嗜欲的深浅、真人与众人的气息差异，更是深远精密。他与君臣父子关系及六经教诲的区别，也说得明白灿然。庄子并非不知道孔子，却时时超过孔子；之所以超过孔子，是因为他的才性很高，不能承受自己无边的智慧。孔子不是说过：“探求隐僻，行为怪异，后世也许有人传述，我是不这样做的。”孟子也说过：“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所以孔子并非不能超过别人；然而超过别人并不足以成为孔子。如今《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难道一定要等确认它们全是诋毁孔子之后才怀疑吗？这些篇章的辞趣铺陈漫衍而浅薄，是公孙龙、邹衍都不会说的话，为什么却要拿它们来诬陷庄子呢？我的朋友邵弁氏长期因为经学之术而困于诸生之中，晚年才读到这部书，仿佛有所领会，于是作了标解，并以此命名。他没有把原文全部收入，只取其中精粹的部分；没有把每句话都详加剖析，只取那些我认为清楚明白的部分。挑选珍珠的人，要淘汰有瑕疵的蚌壳，珍珠才会精良；治玉的人，要雕去玉上的瑕疵，玉才会完整。唉，这就是邵弁氏的《庄子》。起初邵弁氏作为诸生，诸生都推重他，而他没有骄矜的神色；后来考试逐渐不顺，诸生私下有时欺凌他，而他也没有怯弱的神色。后来他又重新受到推重，成为年长有德的人，行为足以充当乡里的祭酒，却没有倚老自大的神色；家中烟火不能按时温暖，也没有显出以藜藿为食的困苦神色。走进他的里门，只觉畏垒然；走进他的居室，只见蓬蒿丛生；即使妇女儿童也听不到争吵叫骂的声音。人们认为邵弁氏深得《庄子》的精神。他的行为高洁，却不因此放纵任性、旷达恣肆；他的文章高妙，却致力于简约有条理，不敢远离先贤的规范，这些地方似乎都与《庄子》所不相合。真正成为《庄子》那样的人，并不一定要成为写《庄子》的人。唉，这正是他比一般人更深得《庄子》之处。

译《有明三吴楷法》序。这就是有明一代三吴的楷书法吗？为什么偏偏把书体分为九种，而楷书只占其中一种呢？回答说：大篆、小篆、八分、古隶、今隶、正行、行草、章草、大草。楷书就是今隶。为什么称为“楷”呢？楷是端正、法式的意思。篆书、八分、古隶，是楷书的源头；由行书发展为行草，是楷书的疏放；由章草发展为大草，是楷书更加疏放的形态。书法有楷书，就像房屋有栋梁一样。为什么称为“明”呢？因为所收录的书法家从洪武到万历，他们都是明代人。为什么偏称“吴”呢？因为吴地人擅长楷书。为什么称“三吴”呢？是把本郡包括在内，并附带云间，所以这样称；这仍比古代的吴地范围狭小。吴郡人共有五十八位：郡丞宋克、侍郎髙啓、太子少师姚广孝、太常卿夏防、中书舍人卢儒、尚书杨翥、少詹事刘▯、武功伯徐有贞、太仆少卿李应祯、大宗伯吴寛、翰林孔目蔡羽、应天通判祝允明、翰林待诏文徴明、国子博士徐祯卿、选部员外郎王谷祥、右布政使陈鎏、尚寳少卿陆师道、国子博士文彭、学正嘉、太仆主簿许初、少宗伯王锡爵、按察副使杨仪、袁尊尼、我的弟弟世懋、指挥使张元凯、乡进士张鳯翼、沈昌期、太学生王宠、陈道复、王穉登、文肇祉、王衡、诸生文从先、顾祖辰、陆士仁、周恭先、娄孟坚、王应宾、山人钱绅、杜琼、陈绍先、黄姬水、彭年、俞允文、周天球、周光、程大伦、王逢年、陈尔见、毛文焕、张元举、钱允治、尤道恒、王慎脩，以及僧人二位，大林、明因；女子一人，金用元，是宾客的妻子。云间人十一位：郡寮陈璧、学士沈度、大理少卿粲、太宰钱溥、南安守张弼、太子詹事陆深、少宗伯张电、奉化令徐献忠、布政使莫如忠、太学生云卿。另外，邑尉周鼎是檇李人；寄居郡中的寓公诸生华之方，是无锡人，也属吴地。楷书而小巧的，宋克已经合于其中；楷书而不完全小巧的，是克的风格。阁帖跋是钱溥的，陈氏碣是吴寛的，吕翁表是蔡羽的，辞命议是祝允明的《赤壁赋》，约斋序是文徴明的，乞休疏是陆深的，两篇尺牍是黄姬水的，《上黄御史诗》也是黄姬水的。小巧而不完全楷正的，有文东的《急就》，徐有贞的哀册，周鼎的《东原传跋》。不完全楷正而又不小巧的，有李应祯的《兰亭叙》，祝允明的《着思序》《劝农图》，以及《梅谷成趣园三记》，还有王宠的《琴操》。为什么把那些不完全楷正的也录入呢？因为它们还没有脱离楷书。楷书寄寓于行书，就像《离骚》寄寓于赋体，其中的本质仍然存在。本郡占八，云间占二，共计十类。云间因书法而显贵，本郡因书法而著名。沈度、粲、张电，都凭书法供奉朝廷而做到大官，所以说云间因书法而显贵。天下真正著名的书法家，不能不提本郡的祝允明、文徴明、王宠；其次是宋克、徐有贞、李应祯；再其次是许初、文彭、嘉等诸位君子，他们也都不是下等之才。所以说吴郡因书法而著名。然而还不只是这样。云间有陈璧、沈度、陆深，他们的著名程度，也就相当于宋克、文徴明、伍氏。本郡有卢儒、夏防、李应祯，他们的显贵，也都是凭书法供奉朝廷而来。不过，夏防、李应祯仍然为书法掩盖了其他才能而感到惆怅。唉，我对此实在有很深的感慨。德靖年间，我们吴地临池学书的人，为什么如此寥寥无几？然而祝允明为之鼓舞，文徴明为之吹扬，王宠为之起舞，他们大概可以与吴兴、莆田、双井的书家并驾齐驱了。如今在郡中试着号召说有志于书法的人，不到一天，城内就可有一千人；第二天，城外又有一千人；再过一天，七县又可有一千人。然而他们仍不能与三位大家相提并论。斛律氏射得越多，他的祖父反而越悲伤。书法不过是一种小技，为什么还要为它作记呢？回答说：大篆深奥而接近义理，是在“有”中体现“无”的体；楷书浅近而接近日用，是在“无”中发挥“有”的用。结绳记事已经不能恢复，谁能舍弃楷书？难道这只是小技吗？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译周叔夜先生集序 叔夜还是诸生时，就因文章义理受到推重。部使者和我这个不才之人，曾与他一起唱和《鹿鸣》。又过了四年，我们一同应公车征召，曹署相邻，关系十分融洽。当时我正年轻，喜欢跟宾客豪饮，叔夜却不饮酒，而且体弱多病，瘦得只剩骨头；他所骑的瘦马也同样骨立。三天便要到省中一次，看他日渐消瘦的身影，在烈日下踉跄前行；与他交谈时，偶尔谈到节操侠义，他便显出三军也不能夺取其志的神色。有时他从袖中取出所作的小词或诗，用黄庭经的结体书写；有时挥笔写散草，全部妩媚而疏宕，使人自然亲近。我曾戏谑他说：“贤者真是不可测量，竟能如此！”后来叔夜出任平度州守，人们说他有病，不能胜任州守；不久病好了，他更加勉励自己，保持清白操守。东方诸侯一致认为他比龚渤海、王胶东还要强，实在不只是超过一点。一次他入朝觐见，各县令长为同年凑钱，照例每人三镮，叔夜却只有一镮。又有一次，我们一同到座主宰相那里，估量各门生所送的贽帛，他的礼物还不到规定的十分之二，便迟疑着躲在后面，等自己过去。后来我说明了情况，戏称他说：“守岁时的俸禄，难道还不如县令长吗？”叔夜道歉说：“我奉行的是使百姓安居的原则，不忍向他们征税。” 从此以后，叔夜以治理政事的成绩成为天下第一，升任工部员外郎，监督清源陶务。他所管辖的地方一向被称为富饶而容易染污，但叔夜操守更加清白，只是他的贫困和疾病也更加严重。我奉使经过那里，得以稍稍读到他所著的书；从此分别以后，直到叔夜去世，我始终没有再见到他。叔夜和我前后都忧居，只相隔一衣带水；我曾寄给他一封不丰厚的书信，也只收到他一封回信。当时我困顿失意，不能不对叔夜有所期待。如今看来，叔夜正如蝉蜕一般脱离污浊，独立于云霄之上；而我却卷起蛤蜊来吃，谁能比得上他呢？即使叔夜不嫌弃我，我又凭什么配得上他？况且当时县官急于发挥叔夜的才能，曾从田间起用他，拜为二官，送给他文书任命；叔夜却迟疑不肯及时应召。后来我因困顿而放纵自弃，晚年才被收用，再次勉强做了大官，最终也没有成就，老来只在别人的谈论中度日。若叔夜不死，他难道还会认为我不是那种人吗？叔夜死后十多年，我认识了他的儿子绍元、绍节，于是得以读完他所著的书，共有诗四卷、文四卷。至于他的文章，我不知道应当归入哪一类，大体有三种变化。他居家食禄以后，出入于眉山一带，父子才气洋溢、文思纵横，像风驰电击，使人无法正视。写东秦、清源时，忽然收敛锋芒而以抚慰为主，像左史叶玉缕防与造物争奇斗巧；写楚地以及归田以后，则舒展自如，时而像孟坚，时而又像昌黎。固然不必完全达到孟坚、昌黎的程度，但文章的滋味悠长，法度森严。诗歌也不必完全仿效盛唐，而是在错落变化中取得成就；其声调流畅，大概有岑参、李白遗留下来的风致。叔夜又写了另一部著作，题为《学道纪言》。读它，可以看出他见闻广博、积蓄德行，虚心向人学习，大概接近老氏所说的尊重老师、爱惜资质。又时常提出独到见解，与诸说参证，哪里只是某一家的言论呢？有人说，人不可以没有年寿；假如叔夜果真没有早死，他进而达到先秦和邺中诸家的境界，哪有什么差距？又有人说，不是这样；从叔夜晚年志趣来看，他将要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淘汰掉，而归向最高的境界。所谓世人将认为这是笨拙，我却认为这是超越，那么，先秦、邺中诸家又有什么值得使我羞辱的呢？于是对他说：如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而我在三寸笔管之间纵横驰骋，想与刘勰、钟嵘相比，这对于叔夜或许还算相称；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么我所编撰的《巵语》，就像把石头投入高山还想增加它的高度，把水滴滴入秋天的积水还想增加它的广度，你认为怎么样？那人或许退下去对绍元兄弟说，心意还没有满足。我便把这些话搜集起来，置于《学道纪言》集子的开头；另有一篇序。弇州续稿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五十一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序

译邹黄州鹪鹩集序 邹黄州，是我的中表亲彦吉。自从尚书工部郎出任黄州太守以后，他在任郎官时曾把自己所作的几十上百篇诗拿来给我看，说：“请您洗心静意来接受批评。”当时我被投来的诗稿弄得十分困惑，许多诗雷同而难以取舍；幸亏我的目光避开那些诗，读到了彦吉的诗，顿时像豁然开朗一样。我因为一向苦于采薪之劳，不能替彦吉细加褒贬，只姑且缀成几段粗浅的话答复他，虽常常出于真心欣赏，不至于阿谀，却实际上没有切中要害。不到三年，黄州属县县令沈黄冈，请求得到彦吉的诗并全部刻印。彦吉于是故意压低它的价值，题名为《鹪鹩集》，拿给我看说：“先生难道忘了我先前请求接受批评的话吗？”我读后笑着说：“我这株枯杨，枝条都已经长到肘边了，哪里还能再施加批评？况且可以施展批评的，是璞玉；如今您已经是美玉，还有什么可批评的？我从束发起游学于文学之苑，得以私下阅览作者的作品，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大概没有比隆庆、万历年间更盛的了。南方以南，稍稍有些才具和见识，号称男子从事写作，便仰面看天，惊叹隋珠和璧竟然在自己手中；其中才气雄健者，建立旗帜，张扬锋芒，树立自己的表述，形成一家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如果他们的力量足以取法古人以及近世北地、历下诸家的遗风，就都俨然像有所成就。其中不再矫揉造作而能直抒胸臆的，已经很多了。我这个不才之人却不敢轻易认可，因为我认为这些人心中先有别人，后来才有自己；这是被格式所拘束的人，不是能够运用格式的人。彦吉所作的诗，各种体裁很难一一指明，但大体都和平纯粹，悠长深厚而意味深远，有洪亮的声调和深沉的色泽，不能只从耳目所能达到的范围去求索，而其深味在口齿流转之外才显现。大概先有真实的自我，才会有真实的诗；学习他的人却不会把这一点看作通达。王维也可以归入钱起、刘长卿一类，但若据此只把彦吉看作某一家诗风的代表，就不可能了。古代善于论治诗的人，没有比钟嵘更好的。严仪说某诗属于某种格调，某代某人的诗出自某人的法度；到了今天我才明白，并不完全是这样。我认为论诗应当像《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用这三种声音来观察世道也就够了。后来又有文中子，从魏晋六朝的作品中辨别出：深沉而典雅的，是君子之作；激越而精炼的，是小人之作；琐碎的、纤细的、荒诞的、夸张的、淫靡的、鄙俗的、繁冗的、贪多的、轻捷而残缺的、空虚而诡诈的，以及急切而含怨的、怪异而含怒的，分别对应狷狭和狂放。如果像饮过上池之水以后才诊脉，十次中也不会错过一次。现在姑且拿彦吉的诗集来试验，遮住他的姓名而称说它，识者大概不会认为其中君子之作很少。不要说彦吉，即使把今天的黄州太守也按世道来考察，识者大概也不会认为治世之音很少。彦吉曾请石友周【阙】氏作序，把情况说得很详细，却错误地把善于论诗的声誉推给我。即便如此，我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假如要把千载以来的成就归于一个人，又以一个人的评判来抑扬一代作者，广泛地运用压抑来显示褒扬，巧妙地伸张偏爱来逞强批评，这就不是我敢于承担的事了。他的诗集题名《鹪鹩》，已有吴明卿氏加以阐发，所以我不再另作赘论。吴峻伯先生集序 我起初任职尚书刑部时，同舍郎吴峻伯先生与河中王学甫、天台王新甫，都凭精于审理案件、比照经义来裁断尚书章奏；其中峻伯、新甫尤其有名，且能写文章。尚书以下各官有所撰写，往往左右顾盼，若不是这两个人便不肯交付。各位公卿上书陈事、出镇地方时，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一句话，便以为羞耻。后来新甫与学甫相继升迁离去，只有峻伯留下，声望日益提高。那时济南李于鳞性情孤高耿介，很少许可别人，偶然与我幸而投契，便相互切磋，谈论西京、建安、开元的文章风格。其他同舍郎都不赞成。峻伯一见到他，却从心里认为奇异，于是降低身份与他结交。又过了几年，峻伯才由驾部郎官拜为按察副使，视察山东学政，而我已任按察副使。于鳞也从关中弃官归来，成为乡里人；峻伯多次派人去问候于鳞，他总是以有病为由谢绝，不再相见。我得以在二人之间沟通，便对于鳞说：“于鳞说，这种深入骨髓的毛病，只因为有一个毘陵人在，我又能怎么办？请替我向吴君致意吧。他怎么能舍弃自己的学问来顺从我呢？”峻伯不完全赞同，说：“如果一定认为古代正确而今天错误，谁肯成为今天的人？况且我们还依靠什么呢？我姑且把它藏在心里。” 所以峻伯去世后，新都汪伯玉写行状说：“济南因追慕古人而被称为善于作家，先生则恭谨地师法古人，但仍以师法自己的心灵为能事。他的议论以毘陵为宗旨，而独创之处也很值得称道。”所谓毘陵，就是武进的唐应徳。这确实是实录所说的。峻伯后来任江右省参政、楚地按察使，直到贵竹巡抚，他的足迹遍及半个天下；所到之处一定游览名山大川，以扩大自己的思绪；每次游览必有诗，诗必定协调情感与事实，调和声律，大概差不多可以接续高适、蜀州和钱起、左司的遗风。晚年稍稍致力于写得庄重华贵，至于才情所发，也不能完全掩盖。他的文章尤其善于从经术中缘起而建立篇章法度，往往准备材料，学习班固、范晔，并在庐陵、南丰之间取法。唉，士人一生能有一次得到恰当的际遇，能够号称有名家文章，就足够了。不要说毘陵，难道峻伯不也是文采彬彬吗？而且他想调和二人的意见，本来是正确的。峻伯为人清正真诚、恬淡简约；当他任郎官而声誉盛大时，已经预期很快会获得特殊调任。可是当时居高位者贪墨，以峻伯富有才辩为忌，因此煽动舆论，使他不得志二十年，才开始得到金印紫绶的任命。后来他屡次升迁，地位将显贵，却终于因为不善于应付言官而受阻；归乡的心情仍然淡泊自如。峻伯常说：“如果让我凭七寸笔管猎取声誉、求取权贵，表面上假托风雅，内心却浮躁狭隘，即使所说的是沈约、宋玉，或柳宗元，也终究不能凭雕虫小技而升进。”这种中正的品格，确实能够践行吗？《峻伯集》共有若干卷，其中缺少骚赋、古乐府，碑志也不多见。大概他晚年居住在玉华山南，想用余生完成尚未完成的志愿，补足尚未具备的作品；可是上天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真是可惜。学甫是我岳父一辈的人，官位最高，做到太保、大司马；新甫最高做到少司寇。峻伯稍有挫折，也曾做到御史中丞。他有四个儿子，都是才俊。俗话说：“诗能使人穷困，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译二顾先生集序 所谓二顾先生，就是九▯先生、某兀然先生。某王子说：我年轻时参加公车考试，便听说九▯先生有声望。公车考试结束后，我侥幸考中一等。过了很久，九▯先生最终困于公车考试而死。有人说：先生在制科经义方面已经走了千里之远，却被古文辞夺去了机会，所以不能驯服地接受束缚；因此困顿到被征召时，他的古文辞又寥寥无几，数都数不出来。有人说：先生并不经常动笔，一旦写古文辞便受到天下称赞，所以那些寥寥之作反而夺去了他作制科经义的时间。有人说：都不是，是酒夺去了他。王子又说：我在笔砚技艺上纵情任性，已经三十多年，知道有九▯先生，却未能完全了解他；却不知道有兀然先生。晚年我才在支硎深山中得到他的消息，原来他是九▯先生的儿子。他年轻时是诸生，不久便放弃了。只有一块几亩的田地，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衣食。与他来往的，只有陆舒枝一人。更不用说其他显达之士了，他们不知道欣赏先生的文章，即使欣赏，也找不到他的踪迹。先生有时独自坐着低声吟咏，沉默呆坐如同醉了一般，所以自称兀然子。先生作诗，只是为了徜徉自得、取悦自己罢了，不受制科经义和酒的牵制。因此他的著作比九▯先生多。我看九▯先生的作品流利平易、任性放达，天真灿烂如花，却不至于靡弱，也不故意显露骨力。他启发兀然先生，难道不也像少陵先生那样崇尚简约吗？至于颂、诔，则可以与潘岳、左思相提并论。兀然先生的诗，出之悠然，读来铿然，品味起来冲和，大概接近使天机发动、神思遨游的境界。他本人介于陶渊明、谢灵运之间，语言则像孟浩然、储光羲，也时时进入李白的境界，只是才力稍小，不能完全相称。有一位沈生，迫切想推行二位先生的主张，于是来认识我。兀然先生既然功名受挫而声誉相当，不因外在颜色得到显扬，或许是因为九▯先生被任用，而我反倒被废弃的缘故吧。沈生对此怎么说呢？孙中丞登马鞍山倡和诗小叙 《礼》说，登高能作赋，便可以成为大夫。事实上，《诗经》三百篇中，即使田官、女子，也常常能够作诗。难道那些舍弃宽博胸襟、背负仕进名册而不能担当七寸笔管的人，非要等到做了大夫才行吗？这大概是因为顺着风呼喊，声音不会因此增加长度，而能够回应的人才是关键吧？那些诗传播到乡里民间，便成为风采；传播到清庙之中，便成为雅诗或颂诗。至于像吉甫等大夫那样和穆庄重的诗，用来观察官吏和百姓，自然容易做到。大中丞孙公巡视昆山时，登上马鞍山山顶，感慨之下写成三韵二十八字，交给刘县令，使他勤勉体恤民间疾苦，把这些忧患放在心上；其中大概有深切而未尽的思绪。刘县令拜受教诲后，请求得到孙公亲笔书写，刻在石上，又与荐绅先生们一起依韵唱和。孙公让我为它写后记。马鞍山作为山，只是因为奇特峻峭，实为吴中名山之冠。自唐代贤人吟咏它以后，和诗之人世代相接，未曾断绝，但大体不过是刻画奇特胜景，留连美好春光；达者描写旷达闲适，困穷者抒发牢骚；登高远眺、怀念旧事的人，也只是把眼前景物触发的感受写出来罢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吐露言辞时，还不忘增益百姓的恩惠，像孙公这样，难道不是可喜的吗？从前吴季子听十二国的歌诗，听到唐国之歌时独自说“思虑深远啊”，难道那里还有陶唐氏遗民的风范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忧虑得如此深远呢？孙公是唐人，他给刘君看的诗中所谓“极目而关怀忧患”，其声调流畅，确实有前代的遗风。若不是有美德的后代，谁能做到这样？我没有吴季子那样辨识诗歌的能力，却仿佛孙公庄严地站在面前，不必等到西北方向的车辙远去，便得以窥见唐风遗韵，真是幸运，真是幸运。于是姑且写下这些话来应和刘县令。

译州幕刘君四膺旌奬诗序 刘君辅佐我州幕府不过两年，却四次受到各台的奖励。各台的奖励文书虽然说法不同，却无不把刘君列为首位。我从束发成为诸生起，忝居朝籍已有四十年，而居乡的时间占了十分之七。我所看见的州县官吏，从参佐以下，对上官办事大多只是苛刻催办案牍，迎合之间稍有不周便免不了遭到责骂、捶打；至于收受贿赂、请托关系，在白日市集上公开掠取，却像没有听见一样放过；甚至还因此得到好评，沾沾自喜地向人夸耀。上下互相蒙蔽欺骗到这种地步，还想求得吏治的条理，怎么可能呢？如今刘君早晨出去，傍晚回来，穿着青衫，骑一匹瘦马，在兵使者的门庭之间奔走；凡有所受理的事务，便勤勤恳恳地努力体察百姓的真实情状，只求不违背自己的操守而已。他从未说一句媚上的话，也没有故意做出一步姿态来希望得到上司的好脸色；然而上司信任他，甚至不亚于刘君自信。假使各州县的参佐都能像刘君，上司又都能像刘君的上司那样任用他，吏治哪里会不井然有序呢？这才是正理。刘君的祖先曾随靖难之役起兵，后来积累文官资历做到大司徒，并加太子宾客；父亲从光禄卿出任太仆；祖父做到太宰、大司马，并加太子少保，三代都是卓然有名的大臣。刘君自己从不谈这些，所以没有途径知道。我知道后替刘君说起，他却局促不安，不愿听，说：“出身公卿之后，却做一个奔走服役的小吏，我很惭愧。”我认为这话不对。陈太丘的后代中有拜为司空、大鸿胪的人，世人却评论说：“公惭愧于卿，卿惭愧于长。”如今刘君做官还没有多久，为什么马上就背负起清廉官吏的声誉？况且他屡次受奖，还把所得的赏金拿来置办馈赠，反而以此为羞。先公说：“不敢接受民间推荐来的一碗粥。”由此我知道刘君毫无惭色了。于是我欣然跟随学宫的博士、弟子，请求作诗并为此作序。中泠馆集小叙 楚王孙、镇国将军仲和博古多闻，通晓许多学问，嗜好文学艺术如同口渴求饮。他曾在武昌城中修治园圃，建造高楼俯瞰黄鹄矶。楼下有一口井，与长江水脉相通。仲和饮来觉得甘美，便命名为中泠，所建馆舍也叫中泠馆。中泠是天下第一泉，位于金山山麓，要用长一百尺的绳子从井中汲取。有人说不对，它在郭璞墓稍北的地方，那里有水流旋涡、冲激沸腾之处。我从仲和那里得到所谓中泠馆以及诸位贤士大夫的文章，读得疲倦了，便借枕而睡。梦见一位道士，穿着霓裳，飘然作舞，向我作揖说：“我是金山君。自从我的泉水被陆羽居士评为名泉，又为李文饶太尉所喜爱以来，凭太尉的舌头，不亚于易牙。他连上游金陵石头城下的水也能辨别，与此相距不到二百里，尚且能够分辨。何况从这里再向上游二千里，才到武昌；竟然把武昌的水冒称中泠，是错误的。”旁边一人解释说：“不是这样。自从李太尉喜爱这水，后来入朝掌管中书政务，又镇守海疆，使者每月为他送来这种水，驿站不堪其苦，于是有了‘水递’这一名目。有一天，一位异僧来拜见，说：‘您不要再让驿站为此水奔忙了。长安城中某坊的井，与中泠水脉正好相通。太尉于是取那口井的水和中泠水，混合其他水，共十多器，拿给僧人辨认。僧人只取出其中两器，说：‘这两器都是中泠水。’太尉让人品尝，却无法辨别，于是水递便停止了。如今怎么知道武昌的水不能就是金山水，而仲和的井不能就是中泠泉呢？”我回答说：“都不对。水没有不是由天一之气化生的；它们的性质不同，味道不同，然而源头从未不同。我不以甘苦来分别它，而以恬淡之心接受它，使它通达于玄膺，纳入玉池，清冷如太虚之渊，充盈如太和之府。天下的水都是中泠。不要说仲和可以据此命名，即使金山君也不能独占它，又何必喋喋争论呢！”醒来后我记下这番话，并作诗一章赠给仲和。净土羣书类选大成叙 自从佛教传入东方，起初只是用福田利益众生的说法来吸引大众。高明之士如法潜、道林之流，不能得到佛法的精髓，姑且用庄子、老子的余绪来修饰它；言辞越写越多，距离佛法本旨也越来越远。唯有慧远兄弟能够取用如来教诲舍利弗的意义，创立白莲社；菩提流支又能取用如来教诲韦提希的意义，把净土教法传授给昙鸾法师，于是净土法门大行于天下。然而如来的根本宗旨，是想兼摄上、中、下三种根器，使权法和实法同时显明。下等根器的人执著于权法，把它完全当成实法，于是只在佛土中求佛，而不在自心中求佛。上等根器的人怜悯他们，说只是即心即佛罢了。如来曾说：随着自己的心清净，佛土也就清净。而他的门徒于是把【阙】全都看作权法，说根本没有所谓净土。唉，不是没有净土。自此两家的学说互相诋毁排斥，像聚众争辩一样；能够兼收并蓄、概括两家宗旨的，除了永明延寿之外，大概很少。宋代佛学的弊病在于解释训诂的文章太多，不要说儒者，即使信奉西方教法的人，前后撰述也不下数十万字，往往枝蔓丛生而没有根本，夸张铺陈而超过事实；其中有些还想用来诋毁异说，言辞极其张狂。唉，难道这是如来的本意吗？我的朋友左冯王赐绂，独自能够汇集各种说法中精要的部分，删去繁杂之处，又创立体例，分别条理阐释，使人一打开书卷便豁然明白，跃然生起仰慕之心。我不知道王君与慧远、菩提流支相比功德如何，只觉得他的报身已经在莲花之间光彩焕发了。不过，我私下认为王君编集此书来利益他人，是可以的；若说用来利益自己，就不必了。我曾暗自嘲笑禅宗之人与奉持净土之人，他们的流派不能合一，却都讥讽佛教经典言辞漫长。如今禅宗的书有数百上千卷，净土的书也有数百上千卷，那么凭什么逃脱佛典繁冗的讥评呢？王君只须反求自己的内心罢了。“随着自己的心清净，佛土也就清净”，这不是禅宗人的话，而是如来的话。既然如此，又何必写书，更何况写成数百上千卷呢？王君曾任二岩邑县令，颇有声名，后来弃官学佛。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已经参加进士考试，却不顾家中有一亩田，游历五台、少室，向东渡江，到昙阳馆来访我；身披僧衣，行经三年，不肯回去。他们的出处大略像刘遗民、陶靖节，而精进超过他们。我很赞赏他们志行专一，所以冒昧为这部书的卷首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译潘景升诗稿序 歙地从来没有诗，有诗则始于汪司马伯玉。自从司马作诗，仲氏箎为之唱和，众多年轻才俊相继而来，数不胜数。其中潘景升最为突出。自从司马作诗以来，喜欢谈论济南、江左；等到济南已经先离开人世，诸位年轻才俊又转而趋向江左，数不胜数。景升在其中又是最突出的。江左是谁？就是我王世贞。景升初次荐呈诗稿时，题为《蒹葭馆》；后来又荐呈《白榆社》；再后来又荐呈《东游》。我看它们文采灿然，诵读起来又铿锵合于宫商。于是合上书卷对他说：“你的诗，质朴与文采已经调和，情感与事实已经协调，抑扬顿挫也都足够，可以称雄了。你今年多大？”他说：“三十岁。”那么你所不足的是体裁，稍稍未尽的是变化；而你不缺少的是年岁，又何必问我呢？曹生在旁边请求说：“确实如此。景升已经游历建康、钱唐，将要向北前往都城，恰逢声名汇聚、贤豪和文人荟萃之时，冒昧借先生一句话置于卷首，以增加我的声望。”我笑着对景升说：“是你借助我来增加声望，还是要借助我使自己增重呢？坐下来听我说：你的诗不借助我也会增重，我的话也不能使你的诗增重。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陈拾遗到京都时，凭一张古琴聚集了众多贤士豪杰的目光。等众人聚集后，他拿出自己的诗一百卷，随即把那张古琴捶碎；诗的价值便猛然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古琴的珍贵不如文章的珍贵真实。如今你的诗就是陈拾遗的诗，我的话就是那张琴，还有什么需要借助我来增重呢？我有一位朋友欧桢伯，有一位大老想任用他掌管两制，索取他所撰写的文章，得到《浮淮集》后，放在袖中三天也没有回复。后来他对亲近的人说：‘不必读他的诗，他为这部诗作序，原来只是个怪诞狂妄的人。’这话是指我。那么，桢伯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我被看轻；我又怎么能使你的诗增重呢？”景升不高兴地说：“曹生的请求使您误会了，难怪先生坚决拒绝。我是来求得益处的，不是来求声名显赫的。”既然这样，我已经把该说的告诉你了。你不缺少的是年岁；你从内在机心出发而合于法则，充实而光辉，达到广大而能化育万物的境界，全在于你自己。不要说江左，即使济南，以及天宝、景龙、建安、西京，都不过是渡河的筌具和过河的木筏。我姑且把这张琴打碎；不然你回去把我的话拿给汪司马作证。乙酉南都序齿録序 万历乙酉年，南畿乡试结束，众位考中而取得乡荐资格的人举行鹿鸣宴；宴会结束后又举行私人聚会。这次聚会不按名次而按年龄排列，又分别详细记录各家的祖父、父亲、兄弟子弟，以此表示一同升进、敦厚世代友好的情谊。大家认为我年长一天，便相继来请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于是上前对他们说：“诸位士人今天才知道谦让吗？当初你们带着书册进入考场时，人人都夸耀自己的勇气，争先求胜，就像射箭的人争先恐后要射中靶心一样。作揖登堂，下堂饮酒，大体是用谦让的礼节来矫正争胜之心，所以说这种竞争也是君子之争。如今诸位举行这次聚会，完全排除争胜之心而实行谦让，差不多比射箭还贤善了。”况且礼制重视年龄，《孟子先生》曾记述此事，把它与朝廷爵位以及辅佐世人、治理百姓的德行相配，只列出乡党这一等，却不知道君王的世子才十六岁便进入太学，与平民按年龄相待；大祀之后举行燕饮，按年龄分别安排座次，也称为序齿。可见按年龄排列的典制在朝廷、宗庙都得到伸张，没有人敢废弃，它的重要性竟达到这种程度，难道只限于乡党吗？不过，从此进入公车考试，便按射策考试的高下排列次序，年龄不再参与；穿着休服、采服，出任官职，按照才能担任大小官职，年龄不再参与；十年、九年以后，按职务考核优劣，年龄不再参与；同在一堂议论，是公认的正确还是错误，以此决定可否，年龄不再参与。只有同道结为朋友，退朝后一起用膳，众人济济一堂、和睦雍容，年龄的作用才显现出来；年龄的运用有礼而无矫饰，有厚道而无私心，从谦逊开始，以和睦完成，不过如此。至于面对仁德之事，即使老师在前也不退让，尚且如此，何况偶然相逢、勉强托称为兄弟的人呢？况且你们应试录取的地方，是高皇帝的旧都；你们的籍贯又是高皇帝的故乡。二百多年间，这里培育并升进的人不下数千万人，如今竟有三位相国，像夔、龙、伯夷那样，在旃履之士面前相互谦让，诸位士人也可以受到激励了。至于区区世代交好的旧情，完全可以略去。这就是序。

译乙酉南畿岁贡录序 我读到国家用来对待诸生的制度和法令时，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卷再三赞叹。诸生诵习孔子的教法，专心执笔从事经学文章，便把他们送入学宫，使师长加以培育；还不止于此，又特意设置宪臣来考核试验，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使他们享受学宫的廪饩，不必担忧耗费膏火。每三年考试一次，再选出更加优秀的，列名乡书；第二年又举行大试，再选出更优秀的，列入鼎甲，授予京官、州县大员，直到公卿辅相。即使未能达到这个程度，也不妨成为郡丞、州县长官。还不止于此，每年从享受廪饩时间最长的人中取二人而录取一人。享受廪饩时间最长的人，难免有日暮途远的神色；而他的前途又排在第三等，便不免退缩，稍稍沮丧。唉，这还不知道国家为何如此看重诸生。从旧例来看，诸位举子中在南宫考试最优秀的，天子才为他们亲临殿前试问。如今诸生作为贡生进见天子，也没有不由天子亲临殿前考试的，而且还交给师保、侍从之臣评阅。他们出任师长时，大宗伯、大冢宰还要再次考试；留下来在太学求学，便再接受祭酒、司业讲授经书，学业成就以后才成为选人，只是其选拔地位稍低于前面两条途径而已。即使不轻视自己而接受京兆府的考试，得到“最优”称号、列入乡书，也没有不同。这样看来，国家究竟是怎样看重诸生的呢？自从我奉玺书主持南畿学政，到乙酉年举行乡试并推荐人才，有幸参与观看人文昌盛的盛况；刚办完乡试，又举行岁贡的旧例，以选取诸生。诸生难道会认为使者只是姑且凭资历推举你们，使你们不能振作自己吗？即使使者凭资历推举，天子本来也并不以固定标准限制你们。嘉靖、万历年间，两次诏令都恳切地强调三条仕进道路的重要，这一点可以推知。诸生努力吧！远的不说公孙弘、平津侯、董仲舒、广川王，难道没有人擢升巍科、登上甲第，步入翰林木天吗？其次，难道没有人考取县令、州长或博士高第，进入御史台、监察机构和郎署任职吗？不过，这些只是他们所遇到的机缘罢了。仕进道路虽有三条，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却只有一个；仕途有显达和阻塞，治理政事的志向和方法却不应有两样。这正是我对诸生的期望。至于志同道合、一同升进、讲求世代友好的事，诸生自然可以自行充实它，并不是我的本意。冯氏家乘序 冯氏原本是姬姓毕公高的后代。其中成为晋国卿大夫的有个叫万的，万的支系后来分为魏氏；他的支裔在冯城食采，于是又分出冯氏。春秋时期有太叔，后来在齐国受谗；有亭，在韩国任职；有去疾，被秦国劫持；唐代有奉世；汉代有野王、异；唐代有伉；宋代有京；明代有胜。冯氏本来很少有其他姓氏混入，其族人又大多显贵而贤能。如今按察副使某某甫编写世谱，记载大略而不详列世系，说：“我是为了避开粉饰。”冯氏从中原迁到江左以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自从嘉禾由大匏迁到濮地以后，市井乡里的情况就清楚可考了。因此世谱从九世祖节一公开始记起。节一公以后，冯氏便日益繁盛，人口众多，一查便可全部了解。世谱以外，还有凡例、行状表、恩典、艺文和宗范，合起来共六项。孔子说：“我读宗范，便知道宗法与治理国家的法度相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亲亲之情合乎天理，长幼尊卑合乎人伦，感情融洽而法度明晰。反复思考这些道理，难道不会油然而生敦厚和睦的念头吗？遵循这些道理，难道不会肃然想到守持统一的规矩吗？”传记中说：“一家实行仁爱，一国就会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 这部世谱在冯氏各里流传，冯氏所兴起的仁爱谦让可以由此推知；在冯氏各里以及州县流传后，所兴起的仁爱谦让也可以由此推知。所以我说：“宗法与治国之法相通，是很容易理解的。”过去为世谱作传的人，有苏明允氏，他的体例严整，却失于简略；有康德涵氏、李献吉氏，他们的文辞古雅，却失于苛刻。至于某某甫编写这部世谱，即使不论文章写得怎样，至少不简略、不苛刻，我在这里有所取法。因此没有推辞他的请求，为它写下这篇序。《止止堂集序》《止止堂集》是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所著的书。集部分为两类：一类是诗文，即《横槊》一编，已经完成；一类是著述，即《愚愚》一编，也已经完成。我有幸读完这些书，起身叹息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文武之道原来是相通的。在三代盛世，公卿大夫如伊尹、周公、太公望、仲山甫、尹吉甫等人，都深入通晓道德性命的奥妙，探究圣人所谓的最高立德境界，然后把所得的余绪施行出来成为功业，宣扬出来成为文章。他们所谓的功业，是担任宰相便能任将；所谓文章，是诵读经训、发布诰令，歌咏雅颂，根本不是两条道路。秦汉以后，虽然将相的职责尚未截然分开，但他们的学问没有根基，因此实际运用时不能彼此贯通。然而营平侯赵充国议论屯田，武乡侯诸葛亮上表出师，这些都是在军事矛盾中得到的见解，哪里不是深厚而通达事理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于道，仍然有时能够暗中有所领悟。唉！绛侯周勃、灌婴没有文章，随何、陆贾没有武功。至于周勃、灌婴的武功，我还不敢妄加议论；但不知道随何、陆贾的文章究竟怎样？”元敬从少年参军以来已经三十多年，南方镇守海疆，北方防备边塞，微小的军功也被铭刻在五熟釜上，终于做到师保，官位达到人臣之极。三十年间，他没有一天不穿着铠甲、手执锐器，与士卒在箭石之下共同承担生死，哪里有空拿笔谈论文学艺术呢？如今看他留下的著作，其中文采斐然的，有军旅诗篇，气势昂扬；闲居时所作的文章，清丽婉转、声调流畅；记事文字，曲折细致地摹写；誓师之辞，落笔便直达肺腑。但这些还只是他的副本而已。著述一编，表面上像是仿效巷史、黄初年间的作品，实际上最重要之处在于推究事物人情，穷尽时代变化，洞察阴阳消长，验证人事得失；文字曲折却切中要害，放纵而又含蓄，往往发自身心实际，机密有时不能隐藏，思念有时不能忍耐，于是才在兵法中稍稍显露出一斑。我不敢仓促把他比作三代人物，但难道他会只是傅修期、杨处道那样，只能写好一篇檄文、长于一首诗吗？元敬获准卸下岭南统帅的职务，经过我居住的山中，拿出他的书说：“希望凭这些请您说一句话。”我只比元敬年长两岁，二十岁时便沉浸于笔墨，如今将要老了，正有像扬子云那样从事雕虫小技的悔恨，哪里还有余暇为元敬作序呢？不过，元敬没有我的序，也一定会流传。那么，究竟是我使元敬流传，还是元敬使我流传呢？

译《六经稽疑序》弇山人说：大梁大概有一位周代宗正灌甫先生。灌甫年轻时就具有非凡资质，以古文辞在中原闻名，但心里很不把它放在眼里。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几乎全部读过，后来叹息说：“舍弃我所珍爱的梁肉，却皱眉厌恶昌歜，究竟是为什么呢？何不从六经中寻求呢！”于是全面研治六经。孔子删定、阐述经典的教诲，本来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但孔子的弟子们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精神心术的细微处，只能各自凭自己的习见和认识传授训释，中间经过一两次转传，便越来越失真。经典在秦代遭焚毁，在孔壁中受损，传抄中的亥豕、鲁鱼之类的讹误更不必说，单是经义本身，也已经有许多地方无法由文字完全贯通了。于是汉代儒生的注疏兴起，圣人的事迹赖此保存，但圣人的内心也日益隐晦。经过一千多年，二程先生才出现，似乎能够独自发明圣人的内心，并渐渐上接圣学传统。朱氏又更加精密，直到胡氏、蔡氏、陈氏、皓氏等大儒，都各有训释。因此，圣人的心意固然不至于完全晦暗，但在文辞和事实方面，也仍有不能完全吻合之处。明代兴起后，文皇帝大规模召集馆阁大臣修订五经和四书的学业，但当时浅薄的儒生因循旧说，不能作出折中判断。虽然一百多年来学士大夫凭此求取功名，但才高而明达的人各自高举旗帜、争强斗胜，博雅之士也间或指摘其中一两处异同，以显示区别。直到今天，大概仍然纷纷不定。灌甫全面研治六经以后，各家的传、疏、训、故多达几十乃至上百种，陈列在我眼前，而由我自己裁汰取舍：如果正确，即使是世人忽略遗弃的，也不因此废弃我的正确判断；如果错误，即使是世人趋附沿袭的，也不因此废弃我的错误判断。他所研治的经文，有讹误的加以订正，有衍文的删去，有错乱的加以整理。至于《礼经》，如果不是出自圣人之笔，就加以纠正，绝不牵强附会、穿凿比附，希求人们知道自己的见解而不归罪于我。现在流行的六卷书，文理斐然，虽然不全是灌甫独自的见解，但就其所通达的道理而言，也足以称为雅正了。从前河间献王仅仅能够不吝惜财力，搜集散佚的经籍遗文，实际上很少有所发挥。刘中垒稍稍有所发挥，但道术分歧错杂，不能雅正驯顺，仍然明显是汉代贤良宗室中的代表。灌甫与他相比，应当怎样呢？大梁虽只是一座城，周代子孙众多，不能计算，全都执经接受灌甫的学业，彻底洗去信陵、梁孝的爱好，学问醇正，那么灌甫所立下的宏大功业就更可想见了。《王给事恒叔近稿序》王恒叔任给事中时，在申、酉年间上疏抗论国家大事，天子为之肃然敛容而听取，整个朝廷都受到震动。然而有一天，他请假归乡，卧居天台山中。过了很久，收集自己所作的诗文若干首，交给王世贞说：“我对于前辈所推重的三四位先生，从来没有不高度赞赏高信阳的才华和迪功的格调，同时又惋惜他们的不足。北地李梦阳的苍劲豪放，历下李东阳的矫健奇崛，难道还能够超过他们吗？只恨我出生太晚，不能在櫜鞬、鞭弭的末席从事。难道可以生在这个时代却错过它吗？您如果不立即惠赐一篇序文，就请用朱笔墨笔为我删改校订，权当绳墨斧削。”世贞自谦才力不足，恭敬地答复他。给事中一职古代有曹子桓这样的人，他是豪杰之士。曹子桓挽救当涂之君曹丕的卓异地位，使之免于炎焚之灾；吴、蜀的功名还不足以满足他，却又殷切地认为文章是不朽的盛事。他与孔融、刘桢一流人物较量文章长短；杜少陵、韩昌黎的诗文雄健罢了，他们一生的精力和意气，大略都用在辞藻之间，却把诗文看得很轻，认为只是小技；他们不尊重稷、契那样的任用，偏要在营救房琯、排斥佛骨两篇文章中显露自己，这些姑且不论。三位君子前后所学习的东西和志向虽然不同，但总而言之，文章与功业二者都应并重，不能相互废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寸〕 我从前读恒叔所上的封事，惊讶得咂指称叹，认为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丈夫感慨不能自胜，半夜之间一念奋发，早晨便捧着黑色奏囊，叩击神虎门；如果实行，天下蒙受福泽，如果不实行，万世归其声名，难道不是既简易又宏大吗？恒叔既然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获得，却不以此自我满足，反而把精力专注于旷日持久、世人并不全都喜爱的事业。假如他遇到曹子桓，二人会怎样契合呢？恒叔的诗无所不精，丽辞、歌行和古风尤其出人意外；构思时仿佛深入幽玄之境，写成后读起来却天然无痕，没有人为的路径。文章尤其接近西京风格，出入《史记》《左传》，叙事曲折周详，以险峻绝妙为功。至于谈论名理、探究禅那，往往有心领神会、神思顿悟之处。我私下认为，恒叔进于大道是很容易的；即使不这样，山中的著述完成后，再出来完成少陵、昌黎所谓的事业，难道又很困难吗？那三四位前辈，只恨没有遇到恒叔，而不应遗憾恒叔没有遇到他们。于是恒叔得到这篇文章，把它置于文集之前。

译《重刻幼幼新书序》上古圣人看待百姓，确实把他们视为一体。稍微知道百姓赖以生存的条件，便想到除去危害其生存的因素。因此炎帝刚刚制作耒耜、教百姓种植，就在五谷之外，继续研究百药的性味、适宜治疗的病症以及相互对治的方法和君臣佐使的配伍作用。黄帝时代，百姓刚刚从兵革中得到喘息，圣人便忧虑灾害、疫疠和疾病，于是岐伯、黄帝《素问》的医道显现出来。他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保护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然而圣人对于百姓，无论老人还是幼儿，难道会有两种看法吗？而且人必定先幼小而后壮年，再到老年，最后又归于幼小。关于幼儿的医术，为什么反而这样简略而不完备明晰呢？直到秦越人游历秦国，因为秦地重视小儿，才开始创立颅囟医术。张仲景的高足卫泛，推衍他的方剂，也只得到一卷罢了。至于仓公、华佗、徐氏父子的医术，神妙无比，却没有人称述他们治疗幼儿，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圣人的仁心，思虑还有顾及不到的地方，或者三代百姓不太疼爱自己的孩子吗？或许只是当时风气淳朴，人生来所得的禀赋丰厚，夭折的忧虑较少吧？可是我从小生长在民间，亲眼所见，人出生后按日计算，能够存活下来的十个人还不到七个；按月计算，能够存活下来的十个人还不到八个；按年计算，能够存活下来的就多了。然而一旦痘疹乘隙而来，十个人又有不到六个能够存活。痘疹对于幼儿尤其危险，而医书中的方剂却远远不能相应救治，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痘疹这种病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只是不知道它由什么原因产生。起初我考察前代史书，里面详细记载人的相貌美丑，唯独不说痘疹，这难道是真的吗？幼儿患病，不像壮年和老年人那样因为七情五欲而焦心劳形、招致疾病，所以不烦劳地治疗，似乎也容易一些。但孩子不能自己说出痛苦所在和患病原因；想用手指按寸口来诊察脉象，又非常困难。天下为人父母者把幼儿当作自己的子女来对待，他们的感情，对老人往往更急切，对幼儿反而稍缓。然而按事理来说，老人是必然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幼儿却是更容易被摧残、更加值得怜悯的人。由此看来，唐宋之间，凡是能够穷究颅囟和痘疹等疾病的方剂、证候，并写成书的人，他们未必是圣人，但他们用心和行医的方法，就是圣人之道。宋代原有《幼幼新书》，长沙刘帅托善于制方的人王历、王湜，搜集各家方剂，汇编次第，并由李庚为它作序。经过三百多年，书已经散佚残缺。我郡精通医术的陈以端，遵循父亲的遗志，寻找了二十多年，才得到全书。他想到此书不能广泛流传，便订正错误、删去重复，亲手抄写后交给刻书人。唉！像陈以端这样的人，不也是圣人的门徒吗？我私下听说，当今皇上安然端坐而深沉肃穆，每天勤勉地思虑百姓、防备灾害；赏赐租税，一定要使天下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然后才感到愉快。这样看来，这部书流行之后，对于暗中辅助王政的作用实在不小。因此我有所感动，写下这篇序。《吴曰南集序》观察使雩都李公对我说：他过去任宝应县令时，县中诸生有个吴曰南，年纪比他稍长。李公没有把他当作弟子来收纳，而是安排在宾客席位上；吴曰南也不敢自居宾客。两人彼此谦让，谈论古文辞，非常融洽。不久李公拿出一部文集，共分若干种，有《观槿稿》《竹西集》《白云稿》《折麻集》《水影堂编》《月舫集》，吴曰南的诗文都在其中；又拿出一篇名为《上李公》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我，托我承担校点之事。我不才，竟然读完了它。其诗辞格调清新秀丽，神采流畅，开头一定精工，结尾一定劲健，有色彩、有声调，必然显露出自己的路径。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大历、贞元时期会怎样，但置于隆庆、万历之间，显然是巨擘。文章取材尤其古雅，即使降低格调以迎合时尚，左思、司马相如那种翩翩文势，也不能被掩盖。淮南水清土沃，是最有文采风流的地方。明代兴起以后，号称操觚之才、能够追踪古代作者的人，屈指可数。宝应只是湖滨小县，却有参政朱升之，以及他的儿子、九江太守朱子价。升之擅长何景明、李梦阳，格调正大平和；子价擅长杨慎，因此境界险峻秀丽。升之的长处在风骨，子价的长处在才情；升之有体制，子价富于姿态。父子二人同时振起文坛，而文与武的运用各不相同；吴曰南却可以说兼有二人的长处。他哪里只是兼有二者的长处，而且还能折中融会。李公说：“我考察淮南各位名士，很少有合我心意的，只有一个吴曰南。先生为什么还不知道他呢？”我对于天下从事文章的人，无不听闻其声名、看见其风采；他们的姓名和文辞，我都能举出，为什么知道吴曰南却这么晚呢？这不是李公差点遗漏了他吗？即使如此，也还是好过始终不知道。李公又说：“吴曰南以岁贡的资格艰难地得到官职，后来放弃官职，在寂寞的郊野中徜徉，难道他也是大鼎不能用来烹煮小物吗？总之，他内心一定有足以自信、自得自乐的东西。”唉！既然他已经能够自信自乐，又为什么要借助我呢？李公说：“他不是借助你之后才自信快乐；但他的自信和快乐，应当因你的肯定而更加坚定。天下人知道他，多一个不算多；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不算少。”扬子云面对鸱夷，正在起草《太玄》，心意似乎无所经营；后来天下人都把《太玄》看作只能覆盖酒瓿的书，而他得到桓君山的一句肯定，我不相信扬子云不会欣然起身。于是我记录李公的话，题作《吴曰南集序》。《弇州续稿》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二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译《王承父后吴越游编序》昆仑山人王承甫最初所作的诗集叫《吴越游》；游历闽地的，叫《荔子编》；游历楚地的，叫《楚游编》；最后一部叫《后吴越游荔子编》。我已经为它作过序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承父，我所作的序也不能完全说明承父的诗。后来我同承父交往更加深厚，对他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于是写作《昆仑山人传》，心想这就能够完全说明承父了。后来承父拿出他所谓的《后吴越游》，请我为它作序。我说：“我在《荔子编》中不能完全说明承父，这是当然的。至于《昆仑山人传》，对于承父的生平已经了解了十分之九；可是承父似乎还有没有表现尽的地方，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正是因为这部诗编吗？”于是我拿来阅读，五天以后才读完。大为惊叹说：“我实在不能完全说明承父，我辜负了承父，我辜负了承父！”立即为它作序。序中说：“我从少年起谈论诗歌，从《风》《雅》以下直到近代，约有数千年；诗体格律的变化升降，大约有几十种；我所考察、借鉴的时代，像黄初、建安六年，一直到三唐、两宋和前朝，作者多达几百上千人，诗体也因此不断变化。到了明代中叶，北地、信阳、历下诸人出现，才凭一人的宏大见识，尽力采撷群体的高妙之处，兼收并蓄，好像以武力征服六雄，可以说体制完备而功力不易达到。” 但承父独独不是这样。他认为，事物和景物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是偶然遇到便收取入诗；情感和意趣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是偶然受到触发便抒发出来。他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不过承父的才华很高，功力又极深，因此句子一旦形成，色彩自然附着，声律自然协调；篇章一旦完成，作用总是绰绰有余。当诗思忽然到来、奔涌而出时，如风驰电击，纵横驰骋在广阔无边的境域之外，使人心惊神夺而无法遏止；但那种旌旗悠扬、车马侍从安然不惊的气象，又显得十分自在。等到他刻削心思来造字、琢磨字句，有时锋利峻拔，有时婉曲绵丽；骤然读来，恍然觉得新奇，反复吟诵，又恍然觉得古朴熟悉。这就是人工锤炼达到极致，犹如经过雕琢的玉与真玉相同，寻找它雕琢的痕迹却不可得。承父对各种诗体没有不精通的，歌行尤其出色，五言、七言绝句和五言律诗稍次，七言律诗又次之。他的诗集大约十卷，前五卷尚且不能完全去掉嵇康、谢灵运等人的巧饰之累；后五卷则既有茂功的不败之处，又兼有万彻的大胜，已经没有遗憾了。评论者还说，承父上不能超过景龙诗人，下不能淘汰咸通以后的弊病，以此为遗憾。唉，这正是承父之所以成为承父的地方。以承父的才华，如果浮泛地羡慕名声，拘泥形式而必定追随古人，拿自己去同三位君子争胜，那么他袭取三家而成为第四家，并不困难；但那样一来，承父之所以成为承父的地方就消失了。我年老而且厌倦吟咏，为学士大夫的诗作序也常感到窘迫。如今唯独高兴地起草承父诗序，哪里只是没有辜负承父，也是不辜负自己。这部诗集，是吴江县令徐君元刻印流传的。他认识承父最晚，却最为真切；如今凭科举高第授任御史。《余德甫先生诗集序》吴明卿来访时，带来了余德甫先生的讣告，我们一同悲伤惊叹了很久。当即有意搜集他的遗文诗作，使之流传。又过了三年，先生的儿子棐拿着朱用晦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为埋葬先生的墓石作文，我答应了，稿子已经脱稿。可是棐的心意似乎还没有满足，又从袖中拿出一部诗集，说：“这是先父的诗，您是否愿意为它作序，使它流传？”我说：“墓志中已经把先生的诗写得很详细了，而且我为于鳞作过传，也不再写序。”棐拜了两拜请求说：“从前欧阳永叔对梅圣俞，既作墓志又作序；对苏舜钦，既作序又作墓志。人们并不因为偏爱而赞美这两个人，而是把它归于永叔的友谊。您因为李先生而拒绝，本来有道理；但难道不知道还有宗、徐二位先生的先例吗？其中一定另有缘故，不然，难道是您对二位先生深厚，却对李先生薄情吗？况且墓志是兼记世系、事迹和德行的文体，称述范围比一般法式广，不能单独流行；序则是为所撰著作作序，称述范围专一，按文体可以单独流行。因此希望趁我还没有立即死去，求您答应。”我于是稍稍拿来阅读，发现先生的诗歌本来是一脉相承的，但前后大约有三次变化。起初先生加入我们诗社时，非常喜爱于鳞；他缓步张弓、抬颏紧腰的姿态，都精确地学到了。然而他自己所达到的境界，还不能超过所承袭的东西，因此一两句话写出来，便抬高了邯郸的声价，却仍然免不了蹊径的束缚。归田以后，他不再分心于其他念头，更加深入搜寻心腑，渐渐通达性灵和神思，独出一格的诗句受到于鳞赞赏。可是于鳞终于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先生。再晚一些，他运斤弄丸般运转笔力，往往同自然相合，有时像于鳞，有时像我，有时像大历，有时像贞元，总之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大体上，他突然自成一格，成为德甫；但把他放在古人中间，本来就完全不必感到惭愧。江右之地名声很大，岳山大江扬起波澜，鄱阳湖以奇丽甲于天下，名相宏儒的功业，有些是其他藩镇不敢企望的；唯独诗歌还没有得到相称的评价。诗歌的弊病起于王安石，完成于黄庭坚；这两位君子的源流并非不出自杜少陵，只是特意取其工巧和老成的相似处，又画蛇添足。王安石的工巧，是工巧而流于穿凿；黄庭坚的老成，是老成而流于生僻艰涩。又不幸有吕居仁一类人结社而奉为宗主，这种毒害深入肌髓，无法挽救。明代兴起后，大绅、子启等人狂奔而出，已经不必多说；弘治、正德年间一两个从事文章的人，似乎开始有所承接，但见识不能匹配才华，虽然艰难开路、辛勤经营，却还没有真正开辟道路。唉！先生已经去世了。即使诗社更换、诗坛改易，谁能舍弃先生而奉他人为宗主呢？先生作诗，古体、近体没有不能写得好的，近体尤其超出众人；近体五言、七言没有不超群的，七言律诗尤其精妙。我能够为他叙述大略。至于欧阳修为梅尧臣、苏舜钦怀才不遇而发出的叹息，先生当然也有这种遭遇，但不能以此来评价先生。

译《朱宗良国香集序》朱宗良是豫章诸王的后代，名叫多焉。当宗良所处的时代，同姓的诸王子侯闲居无事，豫章又没有尊贵的藩王，地方小吏不受宗正约束，便把日子消磨在鸡狗、屣瑟之类的社交场合。宗良年轻时也时常被这种风气影响，后来改变志向自我勉励，努力学习古文辞。我罢任青臬归来几年后，宗良的同族中有一人叫用晦，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我，于是我们订交。宗良年纪比用晦稍长，但与我结交稍晚，我得到他的诗也较晚。然而自从与我交往以后，他的诗进步如太阳升起、河水充盈，连宗良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境界是怎样达到的。我因病退居，不能完全谢绝笔墨之事，但那些年轻而贪求声名的人，仍然每天用轻薄的言辞嘲弄我，剽窃袭取、如苍蝇骚扰，讥讽赞誉、如蛙声喧沸，实在使人厌恶，恨不得吐弃。偶然想到宗良，便写信询问，问他能否把新诗全部寄给我。我本想按照唐人的诗歌体例为它命名为《国秀》。当时宗良正忧虑失意，郁郁不乐，便把自己所作的各种诗体全部搜集起来，题为《石兰馆稿》，共若干卷，请王先生赐下一句评论，作为将来不朽的凭借。我得到后全部读完，总体上气息清正、声调爽朗，神采完足、体态舒展；用典贴切而雅正，用字峻拔而稳妥，构思深沉却不刻露，结法劲健而余味悠长。即使不能完全抛开历下、信阳的诗歌筏子而登上彼岸，但总之，他发于灵机而终于成器的地方，是不可抹杀的。唉！李献吉在大梁时，大梁朱王府何止有数百上千人，他们敲钟列鼎、珍馐美食地款待李献吉，却没有听说有人能够承袭他的声气，稍稍显露自己的才华；我却在数千里之外偶然得到宗良，实在何其幸运！自古称说天子的贵戚，如淮南王、陈思王那样尊贵，戴远游冠、穿朱色官服，尚且不能胜过心中的郁闷，宗良的困顿实在极了。他的宏大华丽固然不敢立即希望赶上这两人，但他能以不朽之地自得自乐，心志本来就胜过他们。《石兰》是稿本最初的名称，是宗良的志向。兰是国香，请改名为《国香》，并为它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日〕 《王司业先生文集序》王司业绳武先生的诗，经过他的次子逢年删订，我已经写过大略的序。那篇序说，先生能够采集建安六朝的材料，归入开元、大历的格调；同吴中前辈相抗衡，卓然可数，却没有人能够为他命名定位。我又认为他的才华很大，只可惜始终没有得到恰当的际遇。不久，先生的次孙、德安太守王炳璿，又在中郡刻印先生的文章，并写信嘱托我，说先王父不幸没有在当时得到际遇，幸好在身后遇到我，得到我的序文。我的序文却只谈先生的诗，于是他先王父真正看重的是文章，而文章最看重的是章奏，因为章奏可以安定自己积蓄的抱负并献给君主，以有益于世，于是把全部文章交给我阅读。我大为惊叹说：“唉，我难道错过先生了吗！”明代兴起时，太祖高皇帝凭借武力取得天下，但已经有文章；当时金华、乌伤之士以学识渊博著称，杂取宋人著述，形成一家之言。改朝换代后，庐陵一派兴起，开始专门学习欧阳氏文体，虽然不能完全掌握其步法，却以典雅闻名。台阁文章的格局逐渐形成而不可改变；德靖年间，北地、信阳稍稍出现，倡导西京文章，却不能以实际成就胜过旧格局。于是双方相持不下。嘉靖末年，华州、内江诸位先生才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而改变的端绪是由先生首先发动的。先生阅读中秘书时，偶然被选中的共有二十四人，最后留下的只有七人。这七人往往从庐陵一派向上追溯韩愈，而先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又时时整治西京辞赋，并在暗中增益，因此继承西京风格的人不能完全收纳先生，却又承接了他的传统；尊奉庐陵一派的人也不能把先生完全据为羽翼。真正了解先生的人就更少了。先生还认为文章只是雕虫小技，轻视它的作用，所以再次起任宫坊、在成均任职时，慨叹不已，便把自己比作贾长沙、刘中垒，并以陆忠州自居。后来边境尚未安宁，先生上疏请求出使，携带遗金和布帛送给别部的强者，使他们成为外援。如果得到机会，便派一军出雁门，一军出居庸，左右夹击，以完成大功。他的话十分壮烈，但台谏官认为这不是他应该说的，便加以阻止。先生心中愤懑不平。皇帝长期幸临西苑，停止临朝听政，又发生几乎冒犯皇帝的事，于是先生再次上疏极力论说：天子应当深居法宫，左右前后安排执戟、传警之人，以防备非常之变，怎么可以停留在孤立的郊外，以万乘之尊试探不可预测的地方？因此他请求皇上返回大内，改元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施行励精图治的政务。当时皇上内心忌讳返回内宫，又厌恶改元，认为改元不合旧例，于是罢免先生的官职，使他屈抑而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先生前后多次上疏，内容多为国家大计，尤其擅长礼乐方面的论说。他曾请求在孔子庙庭祭祀薛文清公，又重申太学四项制度。九庙发生灾害的奏疏说：“《春秋》记载灾害时有哭灾之礼，汉代遇灾则改变服色，下令到陵墓题写神主，都应符合返回祖庙、举行虞祭的意义，不得按照吉礼办理。”又说，宗庙石室中收藏神主的地方叫宗祏，公羊高说：“神主收藏在庙室西壁，以备大汉之礼；神主收藏在西墙的龛中，龛就是石室。”如今营建太庙，应当在北壁凿石为龛，把神主安置其中，以符合古礼。前后有回复，有的只是答复已经知道此事，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长沙贾谊、中垒刘歆、忠州陆贽，有的早年被弃置，有的中途受挫，有的晚年跌倒；他们的遭遇虽然与先生并不完全相同，却都官至九卿，取得宰相之位，言论也受到君主信任采纳，从没有像先生这样受压抑而始终不能振起的，这就是命运。三位君子都凭文章冠绝天下；陆忠州凭宏辞科进身，却没有听说留下什么篇章；刘中垒的文章则尤其少。长沙贾谊有十多篇赋，如今都不是他的最高成就。先生的长处确实在这里，所以太守想请我为他的文章作序。只是我从少年起从事笔墨，偏偏不能得到其中最紧要、最重要的东西，终身沉没在耳目所喜好的事物中，因而尤其被自己的惭愧所役使；相比先生，这种惭愧更多。因此我勉强厚着脸皮为它作序。

译《张昭甫诗集序》大梁张某甫任晋陵司理，来访我并谈论古文辞，十分融洽。不久他拿出一部诗集给我看，说：“这是我弟弟昭甫的诗，我替他编次。”昭甫在大梁应试时，实际上先于我得以扬名。如今我有幸再次辅佐大郡，而昭甫还处在初入仕途的阶段。昭甫素来喜欢吟诗，既然在公车考试中不得志，这种爱好便更加深了。这部诗集已经编成，不知道是否可以借我的手推荐给先生呢？我读后说：“可以。”他又说：“不知道是否可以借先生使它流传呢？”我读了两遍说：“可以流传了。”于是他请我加以评定删改。后来他请求我作序，言语中表达出深厚的友谊，实在令人难以拒绝。我迫于司理的深厚情谊，不能推辞。序文说：河南在古代是天地的中央，周朝建都洛阳，文献也随着迁徙而聚集。当时冠带之士寄居各地，有识者便认为诗歌已经亡失；其实不是诗亡失了，而是诗道亡失了。东汉建都于此，仍然像周代一样。那时的诗虽稍有畅达，却终究不能比拟西京。五代末期，国都逐渐向南迁移，到了大梁。大梁也是中州，但没有听说有人以诗歌显扬声名。大约过了数千年，李献吉从北地来到大梁，首先倡导诗学；何仲默从信阳响应他；后来大梁本地又产生了高子业，由他加以辅翼。此后人才又寥寥无几。昭甫难道有意承接这一事业吗？我不敢立即断言昭甫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前往燕地的人车辙向北，游历越地的人船头向南，只要勤奋地继承前人事业，就没有不能到达目的地的。昭甫构思一定新颖，出语一定俊拔；他偏向一端的见解，像钟声一样警醒而动人；苦心经营之处，有时又能达到自然浑成。只是有时篇章边幅稍显不足，四声协调方面稍有欠缺罢了。这两点，高子业大约百中有一；北地、信阳却没有这种问题。创作诗歌，如同琢磨璞玉。昭甫的玉已经去掉粗璞，器形完整、玉理形成；再稍加润泽，就能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如果他努力追赶并超过三位君子，振兴衰落的宋诗，恢复东汉文章的质朴，不让千古之人再有诗道亡失的叹息，那么这样的人不就是昭甫吗？这部诗集，如果说我凭它已经完全了解昭甫，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昭甫只能达到这部诗集的程度，也是不可以的。善于相马的人，取用汗血马就可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刘某游山诸记序》刘某是松陵名门子弟，凭经学成为诸生，后来被古文辞吸引，不久又厌弃古文辞，全部放下书本不再学习，转而学习西竺佛学，后来又兼学养生之道，很能探究其中奥秘。可是他家本来贫穷，到这时更加贫困，平日常叹息说：“向子平是怎样的人啊！一定要等儿女婚嫁完毕才去游历，我恐怕就要在这个蜗牛壳般的小屋里站着枯死了！”今年丁亥年春天，云间宋生年轻而有超脱尘俗的志趣，邀请他一同去拜访齐云山，攀登黄山、白岳的高峻山峰；回来后泛舟明圣，放游六桥、三竺和两高，尽览飞来峰、石屋洞的烟霞胜景，仿佛都收在股掌之间。不久又击水渡过钱塘江，逆流而上到桐庐，游览严滩，随后登上雁宕，攀到山顶，访问天台石梁，观看瀑布，抵达永嘉才停下休息。他恍惚觉得自己遇到了谢灵运、孙绰这样的名士。每到一处必定作诗，也写游记；回来后打开行囊，拿出游记给我看，向我夸示，并说希望我为它作序。我曾说，远古以来的文章，没有比汉代司马相如、司马迁更好的了。司马迁刚二十岁，就已经登会稽山、探禹穴、窥视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讲习学业，经过梁、楚回到家乡；至于大致平定卭莋、冉駹、斯榆等地，西到沫若水，南到牂牁作为边徼，打通灵山的道路和桥梁，直达卭筰，这些是司马相如遍历过的地方，也是司马迁任郎中时与之相同的经历。他们奔驰游历一万多里，日日与夕阳一同沉落，其间名山大泽不知有多少。可惜上天还没有启发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不知道写游记，不能发掘山川的奇异，在天地之间同后世争胜；后来懂得写游记的人，又多半萎靡庸俗，不相称，只有柳柳州稍有情致，却偏居荒远边地，而且用牢骚寂寥的文章来承担它，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相遇。某某所作的游记，我不敢立即说它已经达到那种境界；所谓名山大泽，也不必借某某的文章才流传，而是某某想把自己的文章托付给它们以求不朽，这志向就很大了。故人何镗曾经把古今游览名山并写成游记的作品全部搜集起来，刻印流传于世，某某出得较晚，恐怕还在刻印范围之外。所谓不朽，将要依靠我的序文吗？将要依靠我的序文吗？《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序》为《春秋》作著述的共有四家，左氏最先出现；其大旨在于记载史事和言论，时时有发明经义之处，却不完全受经文支配。公羊氏、谷梁氏则把从孔子门人那里所得的学说，各自发挥自己的意见来解释《春秋》。大体上，他们的全书都受经文支配，却不能完全得到经文的微旨。只是公羊、谷梁的弟子能够世世代代守护各自的学说，到汉代更加兴盛，而左氏学却不能这样延续。自胡母生、董仲舒开始研究《春秋》，刘歆独自超越父亲刘向的见解，尊崇并阐明左氏之学。太常移文，左氏学受到众多议论的攻击，却没有被理会；此后逐渐有了声名。到了杜预，训释更加精密详尽，于是参照各家学说加以订正。然而杜预的实际意图，是先相信传文而后解释经文；因此，传经相合之处便用传文证明经文，不相合之处则往往修饰经文，使之迁就传文。精于识见的人仍然有所不满。到了宋代胡安国的《春秋传》出现，宋儒推崇它并奉为定论。崇尚文治的朝代却突然采用它，颁布为学官标准，天下士子都必须学习，于是三家之学都受到排斥。左氏虽然被排斥，但因为记事详尽，言辞又精妙华丽，修史的人采用它的纲要，作文的人采撷它的精华；它像日月星辰照耀天空，时间越久越加光明。至于杜预研究左氏，并不一定完全正确；而各家辅翼左氏的说法又多零散错杂，难以编排。究凌曾年少学习《春秋》，尤其精通《左氏传》。中年以后，便广泛采集诸家相合的说法，汇集编纂；对杜预所不合的地方，则加以针砭。凡是评说《左氏传》而有可取之处的，也都逐一列举。《左氏传》中错杂出现、难以考辨的人名，有的按名、有的按字、有的按谥号、有的按封号，都放在篇首。打开书卷便能找到，不仅《左氏传》的精神血脉不至于阻塞难通，而且孔夫子的意思也大约能领会十之八九了。经书用来表明志意，史书用来记载事实，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然而文中子仍说：“史书的失误，是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的。”史书记载繁多而志书记载简略；他唯独不诋毁《左氏传》，正因为志书与史书并不偏胜一方。《左氏传》以《春秋》为臣属而忠实，杜预以《左氏传》为臣属而忠实；究凌对左氏、杜预的忠诚，尤其显著啊。究凌为太史公、班氏所作的书都题作《评林》，唯独这部题作《注评》；《测义》中说“注”，又说“曰测义”，这就超越一般的评说了。因此我得以为它作序。将来在《左氏传》的故乡若有巍然高大的宫殿，究凌不会位列两庑，而会在正殿堂陛之间了。

译《防溪先生集》序 嘉靖年间，南昌张公任左司寇，我任尚书郎。张公过去曾读中秘书，掌握文坛权柄，有“冰鉴”般识才的声誉。我除处理吏牍外，不敢凭雕虫小技进身。任职才三个月，留都多次遭遇倭寇，红白羽檄不时送上。天子心中器重张公，破格拜为大司马，让他乘驿车赴任。张公到任后，搜检士卒和战马，整治铠甲箭镞，加高城上望楼，扩大间谍网络。倭寇更加躲避迁徙，远远离去，地方于是无事。但防卒中凶悍的人因少司农军饷接济不上，喧闹起来并杀害了他。张公驾一辆单车冲入白刃交错之中，只用几句话便缓和了他们的锋势，随后从容施展奇谋，捕获并诛杀其中凶恶狡黠者，最终平定了士卒。嫉妒他的人借口需要处理机务，将他召回。又过了十多年，他终于在大臣任上去世，生前应有的荣典全都具备。张公一向不经营产业，死后家境日渐衰落。唯独著述很多，却不能没有散失。他最小的儿子繁，竭力搜集整理，仅得到十分之二，赶赴岭南请大帅、连江吴公作序刊刻。繁又赶到白下，请我作序。我过去有幸侍奉张公，哪里敢推辞？我私下观察，张公中进士以及出任内外官职，都在嘉靖年间。当时天下文章盛极一时。自何、李诸公的理论确立以后，古体诗无不以汉魏晋宋为宗，近体诗无不以盛唐为宗，文章无不以西京为宗。汉魏晋宋之后，才有下降而到梁陈的；盛唐之上，有晋代和初唐，也有下降而到晚唐的。这是诗歌的变化。西京之后，有流于靡弱而成为六朝文风的，有收敛而成为四家文风的，这是文章的变化。不是有句话说吗：万物有其本体，也有其法则；能够穷尽其法则就可以了，发生变化也没有什么不可。张公对古代诗文没有什么是专门取法的，在诸公之间也没有什么是专门依附的，却能运用自己所发明的机杼，在偶然触发的境遇中，于似有意似无意之间，得到或离或合的法度。他的诗，仿佛出自钱起、刘长卿；文章，仿佛出自庐陵。然而若想拿钱起、刘长卿、庐陵的某一端来比拟张公，终究不能穷尽他。大体说来，他温厚和平，不失治世之音；典雅有法，符合君子的风度。假使文中子要评论一时的文章盛况，对于张公难道能舍弃不论吗？或许仍会遗憾没有看到张公的全部作品。青凤、吉光的皮裘，即使烧毁后只剩一根毛，也仍价值百金；张公的皮裘还没有烧毁呢。连江公原本是大司马的属官，他与张公是旧交，这种关系不是我这无能之人敢于相比的。李邺侯的后代中也有名繁的，能够仰慕邺侯的事业，把它作为家传，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希望繁努力吧。《二酉园集》序 陈左伯玉叔先生二十岁时，侍奉先父在京师任官。他所作的古文辞一经发表便广为流传，受到士林赏识。考中进士后，任廷尉平，得以尽心从事自己的学业；他所交往的都是祖父一辈的人，天下的长者都屈尊称许先生。于是他的诗名很快显著起来。不久，他任淮安这类重要郡的太守，巡视西蜀学政，督运漕粮于河道，任按察使、布政使于闽地和西楚。他乘轻车所经过的地方，包括周、燕、齐鲁等地。他家居七泽，又都是江山名胜之处，到了必定游览，游览后必定作赋、记、序之类来抒发感受。当地的贤者、豪杰和大夫也必定以求不朽为计，请先生一一应酬，从不疲倦。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先生的恩德，便一定要索求先生的诗文为他们作序并题写门额，所以他的作品因此得以刊刻。先生的编集很多，所作序文也相应很多；当时汪司马伯玉和我贞也参与其中。先生仍认为未能满足自己的志愿，于是把前后所写的书和文章全部汇集起来，又嘱咐我贞和伯玉说：“你们二人再替我作序吧。先前是记述我的进取，现在将要记述我的成就吗？”我贞说：“是，是。天地的精华独独赋予人，而人的精华逐渐充盈，显现为语言，成为诗或文；这些都是因循天地的自然规律而形成节奏，又用来文饰天地的，只有这两种形式罢了。诗接近方正，文接近圆融，体制略有不同，但显现于作用上却是一致的。有从外在境遇触动内心的，有从内在情境向外宣泄的，来源略有不同，但形成于意旨却是一致的。意，是诗与文的枢纽。受到触动便发出，表达尽了便停止；在应当发出之处发出，在不得不停止之处停止，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大体已经说尽了。先生所遭遇的内外境况，以百千计；他写成的文字，以数十百万计。接触的事物越繁多，应对便越无穷，大概是深深掌握了发与止的枢纽。因此他的文字简约而有裁断，直率而又曲折，淡雅却不令人厌倦，悠然具有治世之音。人们都说，先生的古诗出于建安，近体诗超过钱起、刘长卿；文章有时像左丘明，有时像韩愈、庐陵，不可以一条路径来窥见其轨辙。即便如此，成为玉叔先生的根本所在，仍然是他自己。伯玉的文章宏丽而精工，应该同先生相互唱和流传，成就不朽。至于我，又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先生对于我，本来不必通过执手来表达深厚交情，而书信往来已经不亚于神交。只是我的弟弟敬美任奉常时尤其得到先生的宠爱，杂编中所说的《双凤篇》就是证明。如今我刚为先生起草序文，敬美却忽然离我而去；现在我私下与先生约定，将来一定再会。奉常的文集编成后，先生难道不能吝惜一句话，以美玉般的文章作为回报吗？那么我为先生文集所作的序，也就等同于我为弟弟文集所作的序了。

译《魏仲子集》序 《魏仲子集》，是已故司封郎魏懋权所著。为什么称作“仲子”？魏懋权兄弟共有三人，他排行第二，所以称仲子。三人先后在朝廷任职，都以文学和气节声望著称，其中懋权最有名。两次参加科举都考取高等名次，官职又最显赫。一天，他因病早逝，所以他的长兄悲悼他，为他整理刊行这部文集。替它作序的是谁？是吴郡王世贞。起初我在隆庆初年起任大名兵使时，仲子正在诸生中。太守说他是秀才，召来相见，那时他刚过二十岁。他容貌奇伟丰茂，开朗通达。问到他所学的经生之业，还没有完全明白文章体式，然而奇特的思绪闪耀不凡，已经超出常人了。不久他拿出诗来，许多诗句苍老高古，都是世人未曾说过的话。当时我正在邢州办事，便带着他和另外两三个学生同行；叫他来吃饭，坐定后饮食自如，谈论慷慨激昂，毫无顾忌。他的经生之业逐渐合乎规范，诗歌也随之共同进步。我于是给他一首五言排律，在这首诗中反复向他说明我的用意。我离开大名后，仲子屡次参加考试，成为诸生之首，在三辅一带声名赫赫。然而遇到大考总是不利；又过了很久，才以第一名被推荐参加顺天乡试；又过三年，以第三名登上南宫榜，并以第一名传胪，列入乙科。海内没有不知晓仲子名声的人。当时大丞相的势力非常张扬，仲子对此心中不平，神情和言辞都显出愤懑。他又常常在时事和人才问题上有所指斥谋议。大丞相急于收服仲子而未能如愿，后来稍稍察觉他的意图，甚至打算把仲子驱逐并置之死地。仲子并没有因为时势稍微平静便收敛，反而更加发表危言；但他的操守更加严峻，道德声望更加尊崇。天下嫉恨他的人最终不能胜过他，了解他的人于是有天官部的提拔。仲子也没有因为一次升迁就收起危言，遇到不可容忍的事，便准备大加论列申辩，却被疾病扼断了。唉！上天之所以厚重地生下仲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若无意，就不应当有仲子；若有意，又为什么这么快夺走他呢？仲子作诗无所不精，五言、七言律诗尤其高妙。大体上感情真挚，语言劲健，意旨高远，声调和谐。以他的才华，本来什么都能写，但实际上不愿用江左的浮艳辞藻掩盖河朔的风骨，大概得到了杜少陵的精髓而略去他的表面形式。文章尤其典雅简练刚劲，直抒胸臆。拿它比作赤骥、盗骊，是以日行千里的追风之势驾驭缰勒；比作毛嫱、丽姬，是洗去世间的脂粉，以本质显出美来。可惜应酬性的请求夺去了他的时间，使他不能尽数抒发胸中积蓄，追配千古，写成不朽的文章。如今所能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斑。仲子在家中，和长兄、三弟并称三位才子。他在朝廷中又与同年顾宪成、刘庭兰并称三才子。长兄名允贞，如今任光禄少卿；三弟名允孚，如今任刑部郎中。刘生大概比仲子早逝。唉！假如他们都没有突然被上天夺去生命，而能与这三位君子一同老于朝廷；假如他们不能在诗文方面成为名臣、名家，那么我的话也就没有用处了。《桂东令马君生祠记》序 马君是我世交家的子弟，过去曾同我交游。我见他精深于经术，博通艺文，心中很是关注他，却不知道他也通晓吏治。后来他困于公车考试，长久等待选官，终于得到桂东令的职位。桂东远在数千里之外，马君任满三年，正要上奏考核最优，却因其他事情触怒台官而被弹劾，得以调任别处。一个县令任职三年，反而只得到调任，我几乎无从认识他的奇特之处。等他来到白下，我经过他所任之地，看见墙间刻着生祠记碑。原来桂东的官吏和百姓一直追思他，共同建祠祭祀，又请邻县曾大理选为他的政绩刻石作记。马君对桂东的恩德，细小的事情多得无法计算，而大的方面就在于防守节制和安抚民众。他任官之初，便能颁布条例教令，整治民众的困苦创伤，逐步治理百姓的疾苦，并一一为之筹划办理。平均徭役，减轻赋税，公平刑罚，申理冤屈；百姓稍稍富足后，又教导他们礼让，提拔诸生，与他们讲论经义，文质彬彬，颇为可观。考察马君之所以使桂东官民思念不止的原因，不过是古代循吏通常实行的政事；但别人不能实行而马君实行了，这就是桂东官民所以思念不已的原因。马君遭到台官弹劾，不是因为楚地之事，而是因为江西之事。江西巡抚曾在各州县推行乡约，马君奉公委派出外回复时独自迟缓，因此巡抚怀恨而急忙弹劾他；但又不能采用其他官吏的议论加罪于马君，所以只得到调任。却不知道巡抚所说的乡约，马君早已实行了。我过去的朋友李临淮侯言恭，当时统领禁兵，任故都留守，看见马君的碑，仰慕并称赞他。因为高大的碑石难以拓印，便另外写小隶书刻在横卧的石碑上，又为它题写碑后文字，并以自己不能担任治理百姓的职责为遗憾，充分表达羡慕之情，于是马君嘱托我作序。我曾说，天下的公论，不在上层就在下层。世道太平时，上下都显扬；等到衰败时，上层多昏暗，而下层反而显明。如今天下名义上称为治平，君主正在考核名实，可上层仍有昏暗，这是为什么呢？汉代时，桐乡、中牟的颂声固然喧赫于人们耳目之间，但那里的县令后来都离任成为显贵的公卿，所以声名能够显著而且长久。马君却仅仅是一个孱弱的吏部候选官，那么桂东的官吏百姓难道还比桐乡、中牟的百姓贤明吗？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我怎么敢把当今说成完全是末世呢？马君既然成为吏部候选官，将来还应当得到一个县任。我私下告诫他说：只要不要忘记自己治理桂东时所奉行的原则就够了。

译《邹彦吉玄岳游稿》序 过去癸酉年夏天，我从京口抵达武昌，乘一只青雀船，领略江山的胜景，写了不少诗，又作了一篇纪行序。又过两年，到乙亥年春天，我承蒙任郧襄节度使，间或经过玄岳，向北门的尊神行礼，作了一赋四记。另有古体、近体诗若干篇。我的赋常常流传人口，这是我的虚誉。我私下想，自有宇宙以来，执笔作文的人，沿江而行的应当以亿计，登临玄岳的应当以万计，难道没有二三个趣味相同的人，把作品收入行囊，以抒发奇思并寄托不朽吗？然而远一些的，只有宋代陆太中务观有《江行杂录》，从武昌上行到江陵，沿道进入峡中才停止；他的记述比我更加详细。至于玄岳游览，近代有汪司马伯玉、徐宗伯子言，但都只有记而没有赋。这三位君子的诗，我未能全部看到，想来也应当与上述作品相称。癸酉到丙戌改年，已经十三年了；而我的亲戚邹学宪彦吉才开始继承此事。彦吉有江行记，有玄岳赋，又都有诗，大略看来和我的作品相等；但他的宏伟绚丽、奔放洒脱，兼具良史的法度和《诗经》的雅正情致，不是我敢于望其项背的。而且彦吉超过我的地方有四点：彦吉从事游览创作已有三十多年，足以胜任游览的精力充沛；而我当时年长，犬马之齿已接近彦吉的三分之一，已经老了，才力也将要耗尽，这是第一点。彦吉一旦遇到不合意的事，便立即离开，不再回头；他戴葛巾、穿野服，作道人装束，而我不能不受冠带束缚，这是第二点。彦吉经过齐安时，常常被父老们认出并羡慕，他们唯恐落后，追赶着来见他；而他们见到我却惊惧地离开，对我只是冷漠而已，这是第三点。彦吉同一位道人同行，仿佛支遁、许询那样相逢，往往能说出意想不到的话，而我没有这种境界，这是第四点。难道不只是我不能像陆务观那样游玄岳、子言和伯玉不能像我这样江行吗？彦吉本来就胜过我，又兼具三位君子的长处；既然有彦吉，我和三位君子就都可以废弃自己的文章了。我既然想废弃自己的文章，彦吉为什么还要迫切地让我作序？因为他知道我，也知道江与玄岳。《徐司理表异录》序 《表异录》，是松郡徐司理入朝任南度支郎后，郡人思念他不忘，共同塑造他的像来祭祀，并向他祈祷；为此作记的，是大宗伯陆公和山东按察使张君。题名《表异录》的，是广西参政徐君。为什么称为“异”？因为司理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确实是非同寻常。当东汉时期，碑记一类的文章开始盛行，但往往是装饰墓地、表达对死者的思念，还没有因感念恩德而为在世者立碑的。这样的事，是从武都太守李翕、成阳令唐扶、藁长蔡湛才开始的；他们都是郡守、县令，之所以能得到这种待遇，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充分施展，恩惠也能专门施加。至于都尉、治中、别驾一类官员，就很少有这种情况，更何况司理，便更加少见了。徐君作为司理而能独自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呢？因为司理是接近上级而远离下属的官职。接近上级，容易传达上级的喜怒，却难以了解下属的愿望和厌恶；容易沟通上级，却难以详悉下属，所以往往上级有浮泛的表彰，而下属没有真实的感激。徐君却不怕敞开心扉、舒缓诚恳地向下属求取实情；了解实情后，便奉行这些实情，并与台察官共同坚持，即使台察官盛气凌人地施加压力，以考核优劣来威胁他，徐君也不顾忌。即使说徐君家属有功无过已经足够了，而司理又多次巡视华亭县的政务，他所做的都是县令、县长的事情。他在下属那里缓征赋税、平均徭役、平反并处理冤屈积案，因此越发接近百姓而远离上级；所以荐举他的奏牍虽屡次上报，却始终没有废止。他任职六年，才入朝任郎官，而且只是南度支郎。唉，这些百姓，正是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为他立尸像祝祷，又为他作记、作序，都是合宜的。朋友徐孟孺、陈仲醇说我确实了解司理的文集，便又托我作序。司理常常跟随直指使巡视我郡，所以我耳闻过他的事。他的善政一条条都很清楚，假使我郡有思念司理的人，我尚且不会推辞作序，如今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过，若说司理入朝后辅佐铨曹，能使政务台阁显赫，我却不敢这样许诺。司理名民式，是万历庚辰进士，福建蒲城人。不称说他现在的官职，是因为大家太思念他任司理时的缘故。《尹赵同声录》序 万历戊子年秋八月，宁国尹同守立甫、池州赵司理仁甫，一同在考场主持科举事务。他们所主持考查的经学，足以胜任职守，处在帘幕之外。二位君子素来精于诗，闲暇无事时相互唱和，共得五言、七言诗歌一百六十篇。溧阳潘令征复得到这些诗，刊刻成书，请我作序。二位君子一向同我友善，考试结束后，各自把诗作作为见面礼送来。我吟咏这些诗，觉得声调和谐流畅。我偶然同潘令交谈，想起宋庆历丁酉年，欧阳文忠公在永州主持贡举，梅圣俞任都官分校；二人本来就是交情深厚的朋友，彼此唱和，多达一百余篇，当时的名士如王禹玉、范景仁等贤者也有和作，直到今天仍被视为雅谈。不过当时诸贤都在帘内，所以有人议论说，他们因吟咏诗歌而削弱了校阅试卷的力量。如今二位君子在帘外作诗，并无妨害。这些诗歌才情大多疏朗流畅而俊秀华美，不知与梅、欧相比格调如何，似乎还略胜一筹。我又听说，欧阳公在那一年锐意改变轻浮靡弱的风气，使文章归于大雅，所以黜退刘几而提拔曾子固、苏子瞻兄弟。又有程伯淳，是百世尊奉的理学宗师。今年大宗伯也急忙上书，想要改变奇诡的风气而归于雅正驯厚；不知道今年录取和斥退的情况与庆历年间相比怎样，士人的声誉又怎样？这些我不敢评论，只评论二位君子的诗罢了。又听说潘令和休宁丁令元甫都作有诗，诗都很好，不在王禹玉、范景仁之下，能否按照庆历年间的先例附在后面呢？如今天下名义上的治平超过庆历，而朝廷诸公若能修明并振兴韩、范、文、富的事业，那么文章也应当返回淳厚正大的道路；二位君子又能用雍容和谐、典雅正大的声调，在欧阳、梅尧臣之后继续发扬光大，我怎么可以不加以记述呢？作序以归还潘令。《弇州续稿》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三 明 王世贞 撰 文部 序

译《华孟达诗选》序 起初我卸下郧镇职务归来，无锡华孟达拿他的文章和诗来请求我作序。我已经认为他的志向奇特，又料想他的进步不会停止。起初我只用几句泛泛的话应付他，从此孟达多次买船来拜访我，每次一定拿诗来求教。他的诗也一定有所进步，这样过了几年，共得到一百八十多篇。按体制大体有三类：五言古诗像韦苏州，而且有时超过他；七言古诗像高达夫；五言律诗像常建、郎士元；七言律诗像李颀；绝句处于大历、长庆之间，才力不易相比。孟达作诗，以淡雅为体，以和适为用。起初并不一定都自然，经过极力淘洗，最终归于仿佛自然。然而才力不能抑制时，便间或写出奇特警策的句子；感情不能控制时，便一吐而为华美飘逸的文辞。唉，诗能够这样就足够了！建安以来，诗歌的用途逐渐减少，因此阮籍、陶渊明能够自由抒发性情。到了后期，诗歌用途日益广泛，变化也日益无穷，于是李白、杜甫的成就建立起来，天下把他们视为正宗大家，这怎么可以偏废呢？当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的时代，尚且没有废弃徐渭、徐祯卿；如今有济南的诗人，也不应废弃孟达。孟达把我看作同调之人，必定想让我为他的诗作中肯而取信于世，这却是我不敢承当的。不过我听说：韦苏州任职时，有个僧人灵澈仿作韦诗数十章，作为见面礼请求契合，韦苏州根本不理睬他。后来韦苏州看完了灵澈平生所作的诗，才大为赞赏，说：“你为什么勉强自己所学来追随我？我几乎要耽误你了！”那么我之所以赞许孟达，难道不正是希望他成为他自己吗？我过去曾向孟达推荐顾山甫，知道他们志趣相合，姑且把这件事交给他。《战国策谭棷》序 《战国策》不知道是谁所撰述。它所写的地域，从两周一直到宋国；所写的人物，从周安王一直到秦始皇；其中的事和文章，杂出于各位名卿、游士之流。太史公因袭它已有的材料，凭借它编成《史记》中的十二篇；这部书原来收藏在汉代秘阁。刘向稍加校订，定为三十三篇。鲍彪合编为十卷，鲍彪又和高诱分别为它作注训。因此吴师道把它折衷会通。它的作用延续到今天，但仍有未能明白之处。仁和张子文家三代从事校勘著述。他说别的书不过像鸡肋，唯独这部书的功夫不减于杜预。凡有疑处必定考证古书，再反复推究内心，直到其中一字不能安心为止。书成之后，众杨氏中精通校勘的人都加以传抄、题名，称作《战国策谭棷》。张谭棷请我作序，我曾学习诸位儒者前辈的言论：天下的混乱，到战国时达到极点。王畿那么广大，被诸侯蚕食得连一个小郡也不能匹敌；一千八百个诸侯兼并成七国。百姓天天陷于战争，社会风俗中有成年而没有老年、有丧事而没有葬礼的情况，持续了十多代。早晨合纵，晚上连横；小则买卖官职，大则买卖国家；力量用于明处，智谋用于暗处。权术巧诈发展到改换国姓，而人们还不知道。凶猛的毒害一旦发作，即使自身毁灭，仍能快意于报仇。即使有一点值得称述的，也不过是市场首领、盗贼、侠客之流，偶尔做了一件近似仁义的事罢了。如今天下号称极其治理、极其安定，收敛手脚而奉承一个帝王，已经十多代了。市井充满诗书，士人讲礼乐；称颂唐尧虞舜，服膺周公孔子，大概不只是齐鲁如此。假如老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尚且会以没有见到古代为遗憾，又何必使用这种权术揣摩之书呢？这就是子文家三代研究它的缘由。自皇考以上直到王父，三代人越来越精通，恐怕并不只是喜欢它的文辞。文辞对于时世的帮助确实很浅薄，然而也不能一概而论。况且诸位儒者前辈中，推谈义理而雄健有力的，谁能超过孟子孟轲呢？其次就是荀卿。假如让张仪、苏秦更加严厉，犀首一类人鼓动嘴唇谈论天德王道，若确实是从内心发出，他们爽快的言辞合乎内心，必定会更加厉害。幸而他们善于揣摩利害，深入君主之耳，因此在一时显达；不幸而与昏庸君主相合，施展恣意放纵、巧言鼓动的本领，给天下后世留下讥讽，那也不是他们才华的罪过。况且叙述战国事迹的《战国策》，在太史公兄弟之间，大概与太史公相当；左氏则可以与他们匹敌。这三位君子，产生于殷周之际，担任左右史的职务。他们一定能够曲折详尽地描摹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及帝王内心和行迹的幽微之处，使人跃然兴发感慨。可是这样的作品寥寥无几，直到今天，唉！这难道不是因为诸位儒者前辈生逢其时太晚了吗？所有收藏、谈论《谭棷》的人，都是偏袒这部《战国策》的；张子文家三代，则又是偏袒《谭棷》的。因此我不推辞而为它作序。别人了解我或责怪我，我哪里顾得上呢？

译《张孟孺诗稿》序 我的故友孟孺的祖父张将军，在嘉靖年间很善于作诗，官职显达至掌管军镇；后来同孟孺的父亲今将军左虞交好，他的诗便更加精工，但仕途稍有滞碍，中间仅任过都纲、漕运船军万夫长而已。如今孟孺将要继承家业成为将领，他的诗虽不能像左虞那样宏伟华丽，然而气息清朗、声调典雅，将来应当会有专长独到的评价。有人说：“诗歌不能给人带来利益已经很久了，即使士大夫子弟也不能凭它求得一次称意的任命；如今你却弯腰苦吟于刀兵之中，难道能够从中取得万户侯吗？”况且你父亲的显达还比不上你的祖父，你的诗又比不上你的父亲，诗究竟有什么用？如果你的诗胜过父亲，就能立即看见你仕途的滞碍。孟孺不顾这些，说：“我将到东海去，向王先生请教。”见到王先生后，他拜了两拜，请求说：“我家世代是臣属，哪里敢因为诗歌而荒废将领之业？不过，我非常爱好诗歌，难道能因为做将领就废弃它吗？先生幸而教导我。”那时我正把心思寄托在蝉蜕、虫臂等细微事物之外，哪里有空替你谋划？不过，我至今同你的祖父已经三代交往了；既然我今天对你说话，你将来是写诗的人，我也应当告诉你如何做将领。现在说，谋略就是意念，鱼丽、鹳鹅、弥缝、率然，是战阵篇章；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是阵法格局；龙渊、湛卢、谿子、大黄、粟马、脂车、组练、余皇，是军队的器材；“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军队的整齐；开合变化而不可揣测，是奇谋。做到这样以后，才能成为一支军队；成为一支军队之后，才可以谈将领之道。难道有不通晓诗歌的人也能做到这些吗？世上不缺少良将，但很少有人能把将领之道写成诗。像你的父亲，诗写得很好，却似乎不能把诗的道理用于做将领。你如果能够把二者融会贯通，就会使两方面都显扬。不过，你所统率的只有三千骑兵，敢于用力量深入敌境，也足以施展才能；只是难道没有看见韩信统兵越多越善于用兵吗？遇到这样的敌人，你的军队便会败亡。你应当训练士卒、整治战马，集中厚实的兵力以待敌；你回来后再向我质询。你的父亲孟孺又拜谢说：“谨接受教诲，请让我奉行这些道理，并把它作为我不成材诗篇的序言。” 《唐诗类苑》序 诗歌按类别编纂并以“类”命名，是从哪里开始的？始于梁代萧统。萧统分类编纂的书，大体上文章占十分之八，诗歌只有十分之一二。普通年间以后，他没有继续编；天监年间以前，勤于删汰而懒于采集，识见高明的人往往对此感到遗憾。宋代的《文苑英华》，名义上说仿效萧统，却不够周遍，也没有精选，便又低了一等。嘉靖年间，有人在楚地做官，广泛收取唐诗，刊刻为《苑诗类选》。我的朋友卓澂甫读后感叹说：“这样难道就可以停止了吗？”诗歌的体制，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唐代诗歌又没有比初唐、盛唐更美的。武德至景龙，是初唐；开元至至德，是盛唐。大历年间已经分出一半了。初唐从华丽逐渐收敛，以姿态韵味取胜；盛唐从收敛大大舒展，以风骨取胜。但诗歌所遇到的变化渐渐增多，作用也逐渐扩大。如今有幸看到这些作品，把它们汇集成书，需要什么，随手翻阅便能满足，灿然如在掌中。它就像大将军统率十万大军，分部驻扎，各营旌旗颜色不同；又像商人的大店铺，珠宝、衣服、器物各安置在自己的位置上。二者只听主人使用，本来不必翻遍全卷、逐一查阅，却能左右逢源，不也是快事吗？况且事情相同，工拙自然显露；感情相同，深浅却相差悬殊。时代的升降、才艺的长短，也可以从旁贯通、曲折引申，本来不必等到钟嵘《诗品》的品评、皎然的正论之后才辨别出来。于是有张子、象毛、豹孙等人，他们都博学通达，精于文章，和澂甫志趣相合，便承担校订工作。古体诗和近体诗共编成一百卷，题作《唐诗类苑》。书成后，嘱托王世贞作序。有人对澂甫说：“如果只是想用小小的便利来博取世俗的喜爱，那么诗歌取悦性情，以淡泊为上乘，也就足够了。何必琐屑地征引典故，像华林、北堂和白居易等人那样呢？”这话不对。孔子删定《诗经》，分别编排雅、颂、国风等类别，又区别赋、比、兴的不同，因此他说：‘可以用来兴发感情，可以用来观察风俗，可以用来会聚群体，可以用来抒发怨愤，最终还可以由此广泛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假如孔子废弃博闻，那么可以这样说；孔子并没有废弃博闻，又凭什么责难卓氏的《类苑》呢？不过，请再用博闻来促进澂甫。澂甫既然把大历分去一半，其余如元和、会昌年间的诗，正可以作为中等作品来收录；会昌以后属于晚唐的，也可以采录。不这样做，我担心执笔写作的人将来会有后话。” 澂甫说：“好，请接受您的教诲。”姑且先把您的话编次在前面，作为序文。

译《冯咸甫竹素园集》序 我一向仰慕并称颂廷尉冯公的忠节，只是生不同时，无法相遇，心中十分遗憾。又仰慕并称颂廷尉公之子京兆君的孝行，同样没有机会相见。后来京兆君的儿子乡进士咸甫来访。咸甫才气充沛，爽朗挺拔，自以为古人没有不可企及的；可是见到我却独独屈尊。我拿出他的诗稿看，他因为得到我的首肯，便请我作序。后来他又详细叙述廷尉公、京兆君的政绩德行，于是我得以为他们父子作忠孝传。后来京兆君来访，他为人笃实守行，是位长者，但也稍稍拿出一两首诗。再后来咸甫的叔父学使君来，拿出他的《南征集》，作品非常奇特，于是又得到我的序文。当我为咸甫的诗作序时，正为世道日渐衰败、文雅衰落而感慨；那时突然得到咸甫，又私下爱重胡元瑞，想仿效郄超、陆纳等人的交往，使他们互相切磋，作为将来争相主持文坛的基础；但对于褒扬咸甫，似乎仍未尽意。又过了七年，咸甫的学问更加广博，功力更加深厚，游历也日益壮盛。他把余力用来修习南宫科举的学业，三次应试，三次都被报罢，困顿也日益加深。今年冬天，他长期苦于车马劳顿，感慨地把前后诗作汇集成若干卷，另有文章约占十分之一，尺牍约占三分之一，一并附入，写信请求我作序，说自己患有如狗马般的疾病，不能再次拜见门下，只能祈求我用一句话为他定评。过了很久，他的病完全好了，但他的言辞却更加恳切。朋友章茂才子敬替他来请求，于是言辞又更加恳切。唉，我明白了。凭咸甫丰富的学养，还有什么忧患不能消除？况且他的文章正如太阳升起、河水奔流一样日益进步，又哪里是我一句话所能定评的？难道他只是认为我年老，不能等到看到咸甫大成，所以先替他作定评之言吗？如今中原的文风豪迈刚劲，江左的文风柔弱浮靡，咸甫已经能够调和二者。唐初的构思宏伟华丽而不够合乎法度，唐末的造诣精雕细琢而缺少气势；咸甫对于二者又都能够加以取舍。即使我不敢在今日就给咸甫下定论，说这就是最终评价，但想把咸甫放在长庆以后、会昌以前，难道可以吗？不过我还有话要告诫咸甫。起初我得到一块美玉，拿给国中名匠陆氏看；我又教给他制作古代樽、彝、圭、瓒的方法，器物已经制成，想要使用它，工匠说还不行。过了一个月，器物的色泽更加润美而有光，又想使用，工匠仍说不行。再过一个月，工匠拿出所收藏的古代樽、彝、圭、瓒一类器物，让离朱来察看，也无法分辨。然后工匠才欣然说色泽已经完成。咸甫的文章并非不是美玉，方法并非不是古代樽、彝、圭、瓒的制作方法，拿在手中也并非没有润泽光彩；他是否还需要再等一个月呢？咸甫即使不把我的话当作定评，也应当回去向京兆君和学使君二位请教。《姜凤阿先生集》序 弘正以后，士大夫驰骋高远，尊崇祢衡、檀道济而贬抑左思、陆机，推及司马迁以后，几乎没有值得称述的了。文质彬彬、可数的作家本来就少。于是这种弊病流变为仿佛蛟龙出水，却无所由来，施用起来也无所适当。六朝末年的习气便柔弱浮靡，徒有外表。我在其中，大体也知道取舍的方向，只是才力浅薄，不能完全合乎要求。放眼天下，真正与自己相合的又很少，所以不能不压低标准而追思宋代文人，宋代如庐陵、洪州之文，虽然不能在格调上畅达，却能在感情和事实方面畅达。不过，仍然没有在义理上畅达。想到扬雄文章越深越晦涩，韩愈文章有时离合不定，便又不能不进一步追慕濂洛、紫阳之学。并不是说它们格调更高，而是说它们不被格调所拘束。濂洛之学说理简约，紫阳之学说理详尽。详尽便容易穷尽，也容易使人理解。孔夫子的教训说：“系上辞语，以穷尽它的言说。”这里所谓辞，不过是通达罢了。他又说：“容易理解，就会有人亲近。”我晚年才找到一个差不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姜司寇先生。先生年轻时为诸生，就慨然立志学习圣贤之道。考中进士后，入中秘书读书，升入史馆，所作应制和酬答之文都很有文采。这时，毗陵公以学问在民间闻名，先生便整衣从师学习。华亭公以学问在朝廷闻名，先生又整衣从师学习。自从华亭公称许先生为知己后，先生先后出任中丞、权相，任四川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虽然都治理学政，但中间曾参与治理汴京、洛阳一带，天下人起初还以为他平素不熟悉吏事而难以胜任，先生便拿出所学从容应对，谈笑之间就把强悍而恣意妄为的王公玩弄于掌中。等华亭公长期执政后，先生入朝辅佐银台，主管国子监，才学更加充分发挥，正想在世上有所作为，却又被后来掌权的宰相以流言诽谤罢免。先生完全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只是更加努力治学，时常发挥所学写成文章，天下人争相把他作为楷模。然而人们因为先生是毗陵公的高足弟子，便以为他的学问有所本源，却不知道先生的学问是深造自得的。如今他的著作都保存着，舒展典雅像庐陵，浓厚华美像洪州；而说理的详尽，往往超过紫阳之学的层次。只是文章的起承转合、精神筋络，不免还带有毗陵公的出入变化。眉山曾说：“欧阳子的文章不是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我也说：“先生的文章不是毗陵公的文章，而是先生自己的文章。” 如今皇上正侧身礼贤，几位大臣知道先生的才干不亚于华亭公，便起用先生于家中。留在京城任太常，继而升至少司寇，且将入朝参与政事议论了。先生不得已而有所言说的缘由，我本来大略知道；至于先生不得已而建立功业，那就在于先生自己了！就在于先生自己了！我与先生同生于江左，相隔不过一衣带水，却因出仕和退隐屡有龃龉，彼此不能相遇。先后归田，已有将近二十年。我懒散孤僻，不能以百里之内的交往相通，先生却弯着腰前来沟通。大概我们彼此庆幸能够相逢，又感叹相逢得太晚。因此不推辞作这篇粗劣的引文，来充当执鞭随从。

译《太保铜梁张公奏议序》太子太保、大司马、铜梁张公肖甫，起初以佥都御史巡抚三吴，有《奏议》四卷；后来以副都御史巡抚三辅、抚治关中，都没有接受任命。又改任巡抚上谷，有《奏议》四卷。第三次以少司马督抚全浙，有《奏议》五卷。第四次以大司马总督蓟、辽三镇，进为太子太保，有《奏议》十卷。张公入朝掌管枢务以后，接替他总督的，是御史大夫王公【缺文】；巡抚蓟镇的，是中丞蹇公子上合。他们把奏议刻印出来，共二十二卷，向我王世贞索求序文。我不才，年轻时曾跟随张公交游，最出名的是能够熟习张公，不过我们彼此切磋的只是笔墨文章之业罢了。后来我渐渐懂得他治理政务的办法，又在酒席间听他慷慨谈论天下大事，窥见一二，认为治理国家的大业应当交给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了。等到他几次更换大镇，平定叛乱、消弭祸变，轻易得如承蜩合阖，变化举动往往与神明相通；不要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世间所推重的贤豪巨公，也都只能瞠目落后了。此后我才惭愧地想到，过去虽曾熟习张公，对他的了解仍很浅；如今得到他的奏议，全部读过，才恨自己近来对张公的认识也还远未深透。张公在三吴首先平定安庆叛卒之变，在上谷预先谋划抵御边患，在全浙两次平靖乱民和骄兵之祸，在蓟辽三次擒获敌王，又重建金城般的坚固防线，岂不是伟大而显赫、明白可见吗？然而看他所提出、请示、陈述、报告的事情，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了如指掌，使皇帝为之动容，使百官侧耳倾听；凡有所陈说，皇帝无不采纳，如回声随响而应。因此取得事权容易，收到成效迅速。况且不能取得内廷信任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在外部取得成就的。明朝兴起以来，将相的功业，彼此配合而被任用的，没有谁能超过靖远忠毅、新建文成伯、杨文襄、王恭襄两位少师；他们留下的文牍都清楚地载入法令，学士大夫至今还能举述。然而，靖远、新建的任用不能没有遗憾，北方两位少师的任用也不能没有遗憾；南方并不是他们才能较低，实在是任用他们的方式不同。天子任用张公，南方重要便任用于南方，北方重要便任用于北方；张公报答天子，奉命治理南方便在南方见效，奉命治理北方便在北方见效，几乎兼有四位公卿的才能而合为一人。到了讨论两镇军务时，有人主张夹攻朵颜，几乎压不住一念求功的冲动，争着想在王庭前杀戮，以此建立封侯之功。张公竭力制止，认为属夷不可轻易惊动，以免撤去藩篱；捣毁敌巢不可轻举妄动，以免迅速招来事端；两边都不可轻率出兵，以免给后世留下祸患；蓟州的工程不可不作长远谋划，以免错失良机。当时其他地方的将领正在招抚流离百姓，隐然有赵营、平王、清源那样持重的风度，而文章又宏大爽朗，足以阐明他的意旨。因此明主不必等到三次赐问，便当即作出决断。张公真是容易得到的吗？假如张公稍稍不能坚持己见，不幸而战败，那么神都百里之外就会树立一个敌国；即使侥幸取胜，仓库也没有隔夜的储粮，田野间还会有横陈的尸骨，这样做只能顾全自身，至于天下又怎么办呢？不过，以上只是我从边疆事务方面评议张公。至于论述经国之道、衡量天下事理以及文章，只有新建最为杰出，而张公可以与他相等；世间本来有明眼人，难道还要我来说明吗？那么，这两篇序文应当列在卷首，否则倒不如拿去盖酱缸了。《方侍御奏议序》在德靖年间，天下没有不知道我们郡里有两位方先生的。当时，方时举先生被时人推重，任留司吏部郎，奉行职守谨慎而没有过失；方时鸣先生则声名时起，前后历任南北台官，所上密封奏章有十多篇，全都是关系天下的大计。最后，天子想追尊生母永嘉、安仁二曹郎，便借此扩大本意，准备上疏请求。时举听说后稍稍表示赞同。时鸣当时正在台中，连续两次上疏辨明其中的谬误和隐患。二曹郎的主张获胜，很快便显贵得势，掌握政权。朝廷感念时举，使他升任太子庶子，进为太常卿；时鸣却出任提学佥事，因称病没有赴任。时举闷闷不乐，说：‘我赞成他的主张，却没有得到他的显贵；难道他是田千秋那样的人吗？’于是也称病归乡。兄弟二人共同在玉峰、淀湖之间读书，大概彼此以师友相待。时鸣先生尤其旷达放纵，能够尽情享受人世间所谓的快乐。当时天下人都仰望他们，把他们视为景星庆云，唯独绛灌一类人从中阻挠，最终朝廷不再召用，以至老死。先生去世将近四十年后，我王世贞才有机会跟从先生的小儿子太守范，完全得到他留下的若干篇奏疏，读后叹息说：‘唉，真好啊！进言的人罗列琐碎小事，不过是苟且塞责；即使不说这些，若有所想说的却不敢全部说出，也不能算善于进言。’ 即使把想说的全部说出，却没有说中事理，也不能算善于进言；即使全部说出而且正好切中科举考试的题目，能够说中已经发生的事，却不能说中将要发生的事，也不能算善于进言。像先生这样，不罗列琐碎小事来苟且塞责，人人都会认为正确。我私下读到他论议礼制的两篇奏疏，双方的论据都很有分量，来不及比较谁是谁非。然而到了想改变人主原有的意向而遵从公论时，可以说是能够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了。他所论修明德政、端正大法、革除积弊、纠正宦官奸臣、反对不奉行盩令的七件事，全都确凿地切中要害，这就是所谓既能把话说尽，又完全能够说中事理。王文成困滞于闲散官署、吕文庄和魏恭简称病休假时，世人本来都把他们看作徒有空文的人，唯独先生推许他们为正学之士，又把平定乱事的功劳归给文成。后来三位君子都受到任用，辅佐圣道，声名显著，而文成又平定了江右的大难。胡端敏揭发宁庶人罪行，反而遭到诬陷时，先生奋然为他辩救，认为胡端敏能够战胜谋略，又说宁庶人一定将要发动大事；不到三年便应验，远远超过元龟的预言。这就是所谓能够说中将来之事。唉，真好啊！我私下又有所感慨。先生的议论建立在武庙时期，例如《不奉行盩令七事疏》，措辞刚直鲁莽，有常人不能承受之处，而且牵连到他人。他主张宽大，皇帝没有特别省察，又时时触犯权贵宠臣。他的言论虽然没有被实行，但多次被贬又多次起用，仍然坚持如故。肃皇帝初年，亲自阅览章奏，号称励精图治。先生的志向没有什么不能舒展快意的。然而为什么一遭挫折，便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呢？即使拿贾太傅、陆宣公的才略来说，我也不敢说先生能与他们相等，但他的见识和气度确实也很相当。贾谊一度受到宠信，享受二千石的王者俸禄，后来任宰相又被贬谪，千百年来人们仍为他的遭际扼腕叹息。先生任官不过第五品，正当盛年便被弃置，以至老死。有知觉、有见识的人为他的命运悲叹，又应当怎样呢？不过，先生和时举各自持守自己的见解罢了。时举被任用而处于仕途，先生被弃置而处于退隐；他们都用一种处境成全了自己的正确，这难道不是都善于权衡命运的人吗？如此说来，天下所知道的两位方先生，真是兄弟啊！

译《吴瑞谷文集序》新都吴瑞谷曾经写信向我自我介绍，累积有数百上千字，我十分惊异，又遗憾未能认识他，这样已经十多年了。一天，他穿着草鞋来拜访我，在东海边把自己的若干卷文章全部拿出来，我得以读完，又更加惊异。瑞谷于是拜谢并请求说：‘并不是要请您为我向世人介绍，而是想接受您的指正。’我哪里能够指正他呢？瑞谷说，自己起初执笔写作时所推重的，只有李于鳞、徐、吴等二三人，确实左右扶持、仰仗他们，最后才得到伯玉。当面对待于鳞的文章时，认为疑难而不能理解的只有十分之二三，讥笑侮辱的却有十分之八九。讥笑侮辱的人说：‘我哪里知道所谓的文章？即使让凡将氏来辨析，我也不认识它；即使让古人来诵读，我也不会断句。突然想加批点，却没有可以批点的地方。读完整卷仍然茫然，只能脸红、咽喉发紧罢了。’认为文章有疑难的人说：‘我大致能够熟习它。可是，谈论六经，必须以孔子为准绳。自从孔子有“辞达而已”的教诲，他所传下来的，如《易》及其《十翼》、齐鲁的史纪和论说，为什么又那样内含光辉、通达事理呢？论辩没有比孟子更畅达的，修辞没有比《檀弓》《左传》更工巧的，气势没有比《战国策》《国语》更雄健的，变化没有比太史公更神奇的。怎么会使人不可理解呢？’ 可是为什么偏偏暗中述说盘庚、彝鼎的遗文，把诸子百家中晦涩、怪僻、聱牙、棘手的文字全都组织贯通起来？甚至有时舍弃事实而专事辞藻，或拿有实之事来充实无实之文，这一代人将凭借什么呢？于鳞的文章不被世俗舆论满意，又有什么妨害？即使他的著述全部保存下来，难道曾经不文采斐然、宏大典雅吗？与于鳞同时兴起的有伯玉，地位如雁行；在伯玉之后兴起的有刘子威，但他们却唯独推许于鳞，认为他是古今罕见的杰出人物；就是我们兄弟也不敢把自己列在这两位君子之后。不过，他们还认为于鳞的诗歌似乎仍在文章之上，而瑞谷却直接认为文章胜过诗歌，触犯世人的疑惑和讥笑也不回避。如今我把瑞谷的文章全部读过，才知道他对于于鳞，确实有一种魂魄撞击心中的不可理解之处，难道仅仅是像优孟那样模仿得相似、拍掌取笑而已吗？然而于鳞所研治的范围不旁及《庄子》《列子》《楚辞》、赋以及东京的碑铭金石，瑞谷却时时显露其中一斑。他一定会说：‘我虽然尊重于鳞，却不必处处成为于鳞。你说我闭门造车，出门合辙，那么这种说法我不敢赞同。’假使瑞谷能以昆吾宝刀的锋利加以润饰，完全看不出刀痕；抑扬纵送全凭自己的意志，旧有路径完全断绝，而生机流动充沛，那么与古人相比又何须退让呢？难道只是一位于鳞吗？只是瑞谷既然在古文辞方面精深，又时时把应制科举的文章掺杂进来，以至不能保住一个书生的廪生、台官、监察、监司等名位；好古的人接连称誉奖赏他，却始终没有人援助他。瑞谷心里也不后悔，说：‘我的文章流传后世，再有一个瑞谷，一定会在于鳞的文社中与吴生一同配享两庑。贤能之士济济一堂，我难道终究不会遇合吗？’瑞谷既然认为于鳞的文章胜过诗歌，诗歌应当由别人来作序，所以我不再赘述。《郭氏族谱序》郭姓在春秋时曾建立国家，封赏它的后代，历经汉、晋直到唐代，公卿将相、名贤隐士之类，多得无法尽数。到了明代更加显著。吴郡的郭姓有四五六支，时时都有显达的人。唯独我太仓双凤里的郭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迁徙到这里；原来隶属于海虞，后来划归太仓，于是成为太仓人。留在原县邑的成为海虞郭氏，因承担徭役而逃避到檇李的成为檇李郭氏。双凤里郭氏的始祖叫大秀、进德，传了三代，到璜、琚、珍。所谓三郭，都是琚这一支的后代。檇李郭氏又传三代，成为如今的茂才太来。太来年轻时学习经术，擅长写文章，往来吴中教授诸生，慨然叹息说：‘我的祖父称作寄居在檇李的寓公，如今我们却已经正式入籍了。然而不到四代便突然忘记先祖，以至五服以内的宗族冷漠得像秦国与越国那样彼此不相通。’我这个小子不敢逃避责任，于是首先前往拜谒两族的坟茔，又找到了宗族中长幼各方面合适的人，彼此共同考订世系，编成族谱，说：‘我凭逝者来了解生者，凭生者来了解逝者；由根本认识枝叶，由枝叶追溯根本，不过如此而已。’全书共有六项谱式：姓氏是根源，宗族图是世系，行状是证明，遗文是遗存，宗法是制度。郭氏之所以成为郭氏，已经清楚得如同指掌了。于是已故少保严文靖公凭海虞一支的姻亲关系为此谱作序，已故少司成李君凭檇李一支的姻亲关系作序，已故宪使张君凭双凤里一支的姻亲关系作序。可是太来的心意还未满足，他说王先生一定要凭借您的文章使此谱流传。论到族谱，没有比眉山氏、南丰氏以及近代北地祋祈氏更好的了；然而这四家的谱并不是凭族谱流传，而是凭序文流传。如今向学士大夫请作序，几乎人人都能举述；向学士大夫询问族谱，能够举述的却很少。我们郭氏之所以成为郭氏，正是靠这部族谱。使天下后世知道郭氏怎样成为郭氏，必定要靠您的序文。我推辞说自己不才，对太来说：假如你的先世有显贵人物，而你却把世系截断在明朝兴起之时，不为家中侍中作传，不去拜谒汾阳王的坟墓；不要说天下，即使吴郡有显贵人物，而你把世系截断在三族之内，不作高干邕的联宗世系，不说渤海李氏蒲山公托根于唐公，以此互相夸耀尊重，借豪门来作奸，那么你的志向已经值得嘉许了。若一定要用我的序文来增重你的族谱，又用你的族谱来增重郭氏，这不是我敢承担的。

译《王太史诗选序》我跟随先父司马在京师做官游历，先父每次向东经过太学回来，没有一次不称赞司业王绳武先生的贤能。当时先生学问深厚而声望很高，早晚将要大拜为相，却因不能忍受北方敌寇的侵扰而愤怒，想提出奇策，贿赂并联合其他部落共同进攻敌人。他两次上疏，和执掌此事的人意见不合，郁郁不得志，于是上书请求天子回宫，在象魏公布法令，和天下重新开始。执掌政事的人更加嫉恨他，只有天子也认为他的主张疏阔，便罢免先生，不再起用；先生最终困顿困厄而死。先生当初考中甲第，读中秘书时，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他身材丰厚而面色白皙，眉秀目长，看起来不像不能扶摇直上的人。然而一旦受到类似流言蜚语的中伤，便使绛灌之徒有了攻击的口实，金马、石渠的席位没有坐暖，就被中途废弃，和渔父、田叟为伴，过了十五年才重新被收用，也已经太晚了；最后又被废弃，直到死亡。唉，为什么先生始终似乎遇到机会，却又立即失去机会呢？不过，这还是小事。先生刚束发读书，就能写古文辞；不要说西京、建安直到六朝，大抵能采撷它们的材料而舒缓其格调；至于开元、大历的英华，便缀辑成韵文；昌黎、庐陵的俊逸文章，则编织成篇章。他和各位作者的旨趣都相合。而且他因为父亲受封为公，所以和文待诏一起成为吴氏的女婿。待诏以书法文章冠绝吴中，先生的八分书很像他；世人又常把先生的诗和待诏相比，甚至馆阁中的评论怀疑先生的诗太高深，而中原的评论又怀疑它太浅易。由于这两种怀疑，双方都失去了正确判断。又过了几十年，那些扼腕谈论写作的人，甚至不能说出先生的姓名，哪里还顾得上探究他的造诣呢？这样看来，先生的遭遇又应当怎样评价呢？如今暂且不论他的文章，只看保存下来的诗，往往明朗秀丽、玄妙显著，舒展从容而典雅；放在开元、大历之间，也不太容易分出高下，对后来的诗人本来就有余裕可以映照。先生有两个儿子，都有才华；长子早逝，次子写古文辞，奇丽非常，海内称道，几乎超过先生；而他的遭遇不佳，竟至于不能考取一科，吃藜菜、吞粗食还常常不够。偶尔和我谈到先生，悲愤之情更加激烈，连毛发都竖立起来；他拿出先生的诗，我稍稍为他编次评论，如上所述。凭我为先生编次诗作，又凭次子来光大他的家声；长子虽早夭，两个儿子都成为进士，有了名位。唉，又怎么可以说先生最终竟没有遇合呢？

译《管比部奏疏序》江陵相君遭逢父丧时，本来不想离开职位，而天子下诏挽留他。当时管登之刚从南武选郎任上服丧期满，等待铨选部安排，与同年赵、吴两位太史交好，约定上书，请求依照甲令罢免相君的职位，使他回家服丧。两位太史的奏书上呈后，两位比部和一名进士接着上书，几个人相继获准离职。管登之想到江陵的去留事小，而宰臣不服丧的忧患重大；几位君子的议论已经被驳回，事情也已经明白昭著，如果再加以赘述，就显然是在沽名求高，于是停止了上书。第二年，他才仔细考虑天下重大利弊，列出九条，写成万言上奏朝廷。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议政的制度，务必讲求实学，开辟进言的道路。大意是想使九卿和大官能够与阁臣当面商议可否；凡阁臣有空缺，必定从外廷大臣和翰林中参酌选用。至于所谓开辟言路，则直接指出近来把进言诸君子施以廷杖的过错。相君把奏疏读了几遍，鼻息勃然，说：‘这是不想让我总领百官吗？’那些普通僚属，希望将来能够替刚成君说情而占据应侯那样的职位，他们还要来逼迫我吗？登之在其他方面所说的公开选拔官员之法、整治巡察弊端等，又多有诋毁当权者的话，于是众人相继到相君处，散布危险的言语来倾陷登之。于是，他所陈述的关于整顿繁政、宗藩、漕运、杜绝边衅、核查科举考试等事项，全都确实可行，朝廷一概答复已知。过了很久，相君又隐约听说登之和诸君子共同谋划先前请求服丧的事情。考察登之所陈整顿巡察制度的条款，其中想要修订高皇帝的甲令，规定分巡官与御史行平等礼。御史势力强大，必定不能让他们接受这一规定，于是便出任命登之为按察佥事，分巡岭东各郡，想借此困住登之。登之果然又申明原来的甲令以及诸位公卿移文所定的约束，并且请求将他与督抚一并不隶属任何一方；前后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登之到了任所，想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没有成功，而御史弹劾他的白简已经上奏。登之最终称病归乡，主管财政的大臣便以有病为由罢免了登之。登之其实没有病。不久相君去世，诸多奸人全部败露，天子将所有违逆相君的人都召回任用，出人意外，事情牵连的人多得数不清；而登之的命运多舛，仍然处在众人嗟叹之中。我读他的奏疏草稿，叹息说：‘这是贾长沙、陆忠州一类的人啊。’他的文章被时俗压制，细微处不能修饰而能决断脉络、切中要害，就像秦越人、楚廐尹一样；不要说如今不把这类人当作医经和射诀来学习，实在太少见了。况且贾长沙被召用，是因为傅宠王的缘故，实际在京城邸舍供职，参与沟通重大政务，只是受年龄限制而止步罢了。陆忠州不久拜相，后来才被贬；然而贾长沙的主张十条有八九条被采用，陆忠州的议论却不能施行。两三个君子认为，究竟是贾长沙显达，还是陆忠州显达？三年来，屈指计算登之所提九条，只有不能使分巡官与御史行平等礼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不能推行的。他的事业已经显现成效，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实现，又何妨于登之呢？不过，凭借主上的仁厚圣明，以及公卿大夫的明察，又不吝惜宫殿之地来等待隐逸贤才，我本来知道登之最终一定会被任用。《黄汝亨作〈茅章丘传〉小叙》吴兴有茅鹿门先生，他任官所到之处，都凭才干和谋略负有声望，却被谗言困厄，不能充分施展；归来以后凭文学获得声誉，远近闻名。他的长子翁积，能够继承茅先生写文章的事业，却因为不能胜任侠义之气，父子早逝；我都认识他们，唯独不认识次子。如今章丘令荐卿写文章，能够继承他的父亲，我从其他地方看到了一斑。最近我游历白下，所接触的东土士大夫交口称赞章丘令贤能；虎林诸生黄贞父是荐卿的朋友，又因为文章使我知道荐卿。一天，他快马送信给我，共有一千多字；为章丘令作的传也有一千多字，写得很精工，说一定要请先生作一篇序置于篇首。我还记得嘉靖丁巳、戊午年间，任职青州兵使时，往来经过章丘，对章丘的事情很熟悉：那里的人口、土地、防务，规模像大郡；百姓富足而充实，没有不吹竽鼓瑟、追求享乐的，但徭役也于是成为全省最重的地方，地方大吏往往不能不向官府行贿；而缙绅豪强又时常侵夺乡里的利益。三十年来，那里已经不是从前的章丘了。如今读黄贞父所称述的情况，茅令上任之日，便削减各种浮费，数以万计；公平安排徭役，不使百姓受欺压，既宽解他们然后又教导礼义，众人相继趋向节俭；教授诸生经术和文章，文雅之风已经形成。我不知道与三十年前的章丘相比怎样；按照贞父的记述，应当远远胜过旧日。如今皇上每天坐在便殿，召集三公九卿，共同讲求小民的依靠，把责任交给郡守县令，甚至因为荐卿所著的政绩，尤其符合考功令，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年轻时曾读两汉班固、范晔所传的循吏，光彩灿然，富有生气，不禁感叹晋代以后吏治不能延续，以为是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后来思考此事，才知道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记载循吏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才。然而班、范二人的书，大多采自刘歆、荀悦、袁宏、谢承等人；贞父固然不能成为班固、范晔，难道还不能成为刘歆、荀悦诸公吗？请替我告诉荐卿：努力吧，不要让日后的功名损害你治理县邑时的成就；并且借此祝愿鹿门先生长寿：先生有了儿子，先生未完成的事业，荐卿已经替他完成了。《弇州续稿》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