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第十四

译穷尽天下的道理来说，就是仁罢了。仁不足，就用义来补充。世道治理得好坏兴衰，取决于义的大小；而一个时代延续得长久还是短暂，则取决于所积累的仁有深厚还是浅薄。纲纪、刑法、政令，都是由义产生的。天下有道，那么大纲小纪全都出于正道；次一等的情况是大纲正而小纪不正，这还不妨碍社会得到治理；如果大纲不正，即使小纪正确，也救不了混乱。所谓大纲，就是风俗、人才、兵备和财粮。质朴胜过华饰，是治理的根本；华饰胜过质朴，是混乱的开端。国家兴起，没有不是先充实根本，然后才趋向文华的。文华发展到极端，就会成为奢侈、僭越、奸邪、虚伪，于是日益走向混乱。天下不可能没有正直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邪恶的人。在君主所处的地位上，正道胜过邪道，是治理的根本；邪道胜过正道，是混乱的开端。邪道胜过正道达到极端，就会形成请托公行、谗毁嫉妒一同兴起，于是日益走向混乱。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兵备，也一天不能缺少财用。使用得合乎道，是治理的根本；使用得不合乎道，是混乱的开端。这两者的弊端，就会成为滥用武力和搜刮财赋，于是日益走向混乱。天宝末年、宣和末年，病人有医坊，孤独者有人供养，教育和养育有专门官署，宫观祠庙有固定俸秩，也可以说小的制度已经建立了。然而仍然不能免于成为乱世，完全是因为大纲不正的缘故。自古帝王，有的逐渐兴盛昌隆，有的衰败后重新振作，有的中断后又恢复延续，都是长期积累造成的结果。唐尧虞舜和三代，以及汉、唐的情况，难以一一列举。秦国征伐六国，六国尚未灭亡，秦却先灭亡。景帝、文帝遭遇弑逆之事，晋朝传了四代便灭亡〔前人所说“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就是这个意思〕。梁武帝喜好佛教而亡国，但残余势力又重新振作。到唐代传至八代，宰相与国运始终相随，仍然是因为慈爱节俭。因此，施行在人的智力和力量能够达到的地方，是人为；施行在人的智力和力量不能达到的地方，是天意。仁是天道，义是人的责任。人力确定时可以胜过天意，天意确定时也能胜过人力。孟子说：“不仁而取得天下的，从来没有。”我却说：“不仁而取得天下的，也有。”但不仁而使国运长久的，我从未听说过。有人说：“您的话是世俗的说法。”我说：“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古人并不追求故意标新立异，只是反复强调仁义罢了。”六经记载唐尧虞舜和三代的道理，遭遇秦火焚烧，书籍已经不完整。汉、魏以来，学者讲论得很详细了。如果再喋喋不休地说，我恐怕反而会陷于穿凿附会。两汉以来，史书齐备，可以反复查考。汉文帝有容纳天下的气量，汉宣帝有统治人民的才略，然而比不上三代，是汉武帝造成的过失。蜀先主有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心志，唐文宗、唐明宗有追求恢复古代治理的风气，然而都各有过失，足以作为借鉴。有人说：“前辈评论英雄，说到曹操、刘裕、苻坚，他们取得天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您却一句也没有提到，为什么呢？”我说：“所谓合乎天地、顺应帝王的人，是说他应当成为百姓的君主。如果只是争夺土地而交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交战，杀人满城，不顾是否正义顺理，这就是百姓的仇敌。我难道还忍心谈论他们吗？”最后的评论，就像《左传》对于家族的评论一样。《西汉论》。

译汉高帝出身平民，夺取天下，当时人把这比作争逐麋鹿，只是幸运地得到了它。然而他刚进入关中，就秋毫无犯，与百姓约定法令三章，这与发放粮食、散发财物有什么不同？天下安定以后，他制定的规模格局卓越非凡，已经有了四百年的气象。孝惠帝在位时间短，吕氏窃取并掌握国柄，功臣和外戚环伺四周，没人敢把她怎么样。譬如强大的世族，凭借兼并的力量，丈夫死亡、儿子年幼，主妇凶悍残忍，即使有豪奴悍婢，也仍然屏息等待时机。她的余威至今还在耳边。孝文帝慈爱节俭，出于天性。当时汉朝兴起二十多年，贾谊就想改革制度、削弱诸侯、控制外族。幸亏贾谊的策略没有实行，于是终于相安无事。假使文帝没有贾谊，他也不失为守成之主；但如果文帝完全实行贾谊的话，后果将不可胜言。大体说来，文帝的德行气量超过贾谊，所不及的只是才干。即使如此，有贾谊辅佐他是可以的，疏远贾谊也不对。假使贾谊多活几年，自己悔悟前日的言论，那么他也将成为伊尹、管仲一类的人。到了孝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七国于是反叛。当时只有叛乱的诸侯国，没有叛乱的百姓。后来到了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六经，修订郊祀，改定历法正朔，制作诗乐，整顿音律，渐渐有了三代的风气。假使武帝最终任用董仲舒为宰相，就达到三代的境界了。有人说，元朔年间的政令，大多由董仲舒提出。然而这些都只是三代的文饰形式。董仲舒说：“君主要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又说：“仁人只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利益；只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这些全都是孔子的心意，也是三代的实际内容。假使武帝懂得端正内心、阐明大道的实际意义，自然也不会有晚年的灾祸。但武帝甘心于经营四方夷狄，奢侈无度，难道果真能任用董仲舒吗？他凭借文帝、景帝积累的财富，穷兵黩武，征伐不止，到晚年户口减少一半，几乎达到亡国的程度，只是还没有亡国，已经是幸运了。有人说：“武帝开通西域，斩断匈奴的右臂，发泄高帝平城之耻，洗雪吕后傲慢书信的侮辱，纠正文帝姑息的弊端，这些谋划都取得了成效，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我说：“前面不是说过吗：‘不谋求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不计较功劳，才是最大的功劳。’凭武帝雄才大略，完全遵循文帝的慈爱节俭之道，难道还只是延长国祚四百年而已吗？所以帝王的过失，没有比喜好杀戮更大的。老子说：‘凡是做得过分的事情，都会回到自身。’楚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怎么能不牵连到自己呢？’ 最终发生了戾园之祸。幸亏高帝、文帝的恩德仍在人心，托付后事又遇到了合适的人，拥立昭帝，建立宣帝，于是重新安定。有人说：“那么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领，不是人才吗？”我说：“也不是。武帝并不是真正了解卫青、霍去病的才能，只是因为他们是卫皇后的亲属而偏爱他们罢了〔拿李广利征伐大宛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自古帝王改变旧有制度、果断地任意行事，是从武帝开始的；他与秦始皇相差不远，只在于是否灭亡之间罢了。”到了孝宣帝，知道民生的艰难，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具有统治人民的才略。然而考察他所谓以严厉达到太平的做法，几乎看不见真正的根据。信赏必罚，是五帝三王都不改变的原则，只需讨论是否恰当罢了。如果一定把诛杀赵广汉、韩延寿等人说成严刑峻法、借此摧折奸邪的胆量，那只是宣帝过分的举动，也不是霸主的政道。可惜啊，若没有这些事就好了。至于任用赵充国击破先零，反复讨论屯田的谋略，那就充分体现了帝王的谋略。元帝、成帝以后，没有什么值得讥刺的。刘向、扬雄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儒，我知道宣帝不能任用他们。《东汉论》。

译善于治病的人，一定要知道脉象的虚实、病势的大小，以及治疗应当采用逆治还是顺治。病势轻微就用逆法，病势严重就用顺法。寒热、通塞，也要根据病情选择时机。因此病尚未消除时，又产生其他疾病，就要反复权衡是否适宜，慢慢加以控制。这样以后，病才可以除去。东汉自明帝、章帝以后，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政权落入外戚手中。孝和帝与郑众诛杀窦宪，宦官开始掌权。从这里开始，就像人刚刚得病，饮食仍和平时一样，疾病停留在皮肤肌肉之间，四肢还没有感觉。等到孝安帝接受王圣、樊丰的谗言，诛杀杨震，就像人渐渐不喜欢鱼肉的味道，反而嗜好泥土木炭，病还可以医治。第二年诛杀王圣等人，就是治疗见效了。后来梁冀擅自废立皇帝，唐衡、左管等人掌权，这也正是汉初陈平、周勃交相合作的时候。李固、杜乔二公如果稍微忍耐片刻，皇帝一定会对梁冀愤怒，那时就可以图谋铲除他。不久单匡等人果然诛杀梁冀，五侯又重新恣意横行，于是将要有人接着这个势头谋求进取；这就是以通治通、以塞治塞的道理。最终陈蕃、窦武相继被诛，党锢之祸兴起了。这是病势严重却没有顺势治疗的缘故。此后群臣想把宦官全部诛杀，宦官除掉了，汉朝也灭亡了，譬如旧病尚未消除，又增加了其他疾病，病情已经危急，应当通过饮食和药物逐渐调理。一旦使用猛烈的药物，人的性命就会丧失。所以说毒药只能治去六七分病，正是这个道理。我曾认为，西汉大臣宽厚博大而有谋略，可以决定国家大事，但不如东汉士大夫有气节操守，所以陈平、周勃、霍光最终成就了功业。他们的弊端，是培植交游、安享俸禄，王莽便凭借小偷般的智谋，坐在那里窃取了神器。东汉士大夫忠义有操守，足以镇定衰败的风俗，却不如西汉大臣有谋略，所以李固、杜乔诸公只凭虚名互相推重，使奸雄不敢觊觎。他们的弊端，是矫激过分，以致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总之，谋划挽救天下，哪里是浅薄平庸之人所能做到的呢？《易经》蛊卦说：“甲日之前三天，甲日之后三天。”解释的人说：“甲属春，代表仁；庚属秋，代表义。”蛊，是事物败坏而需要治理的时候；治理蛊乱的道理，不能急迫。在卦象中，一阳生为复，二阳为临，三阳为泰，四阳为大壮，五阳为夬。夬，就是决断。以五个阳爻决断一个阴爻，却还要告诫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顺，因为柔弱的阴爻凌驾于五个刚爻之上。”那么圣人的意思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孔子毁坏三桓的城邑，不是急于求成吗？”我说：“史书失传的事情很多。” 《孔子家语》杂出于后世王肃的学说，并不是圣人的谋略。圣人的谋略，不会像这样急迫。”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的事情，解释者认为其中有实行诛伐的意思。鲁国自宣公以来失去政权，到了三桓势力已经很久了，孔子劝止说：“已经做成的事情不要再谈论，已经完成的事情不要再劝谏，过去的事情不要追究。”谁说孔子主持政务，一个月就把三座都城毁掉了呢？《易经》说：“顺势而行并适可而止，这是观察卦象得到的道理。”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李固、杜乔处在梁冀废立皇帝的时候，难道应当成为胡广、赵戒那样的人吗？”我说：“李固、杜乔正色立于朝廷，如果经过孔子的评判，应当列入三仁之中；我还遗憾他们正直有余而谋略不足。胡广、赵戒谨慎却没有阻止，李固、杜乔能够阻止却不顺势而行。顺势而止，才是陈平、周勃那样的做法。陈蕃、窦武等贤人，仍然像赤身露体去磨虎兕的牙齿一样，到了那里只会被消灭罢了，有什么功劳呢？《易经》说：“遇见恶人，没有灾咎。”孔子见南子、佛肸、公山、弗扰，召请他时也想前往；圣人并不拒绝与恶人接触，这就是陈寔送张让下葬的原因。然而，如果有陈寔那样的内心就可以；否则，难道可以见到宦官就称作贞正吗？《魏晋正名论》。

译桓帝、灵帝不配做君主，实在太严重了！他们所要铲除的党人，天下的善人全都在其中。善人是国家的纲纪，怎么可以杀掉他们呢？善人被诛除，奸雄便生出觊觎之心，何况还有曹操这样鬼鬼祟祟、狐媚取容的人呢？此后，像孔融那样轻慢放言的人被杀，像荀彧那样劝曹操接受九锡的人被杀，豪杰既然尽数消灭，国家也随之灭亡。其余那些怯懦、谄媚、依附的人，举整个社稷送给别人也不感到羞耻。当时中原人物中，只有陈长文最为杰出，然而他成为辅佐魏室建立政权的功臣，在汉室看来却是贼臣。扼住祖父的喉咙夺取他的食物，却把依靠父亲说成孝顺；连凶暴叛逆的事情都不做，谁说陈长文忍心做这种事呢？欧阳修说得好：“魏、晋以来，辅佐新朝建立政权的功臣都可以贬斥断绝，因为他们对原来的朝廷怀有二心。”司马迁、班固以来，写史的人为什么这样放荡而没有法度呢？《春秋》记载齐豹为盗，又把三个叛乱者直书姓名，是为了憎恶他们。陈寿既然把陈群之流列在《魏书》中，晋史却把弑君的贼臣贾充列在《晋书》之首，那还要史书做什么？如果用《春秋》的法则来约束他们，陈群、贾充之流应当附在汉、魏贼臣传中，并且应当写道：“汉群臣把皇帝禅让给魏”〔凡是军队能够左右、控制某人，叫作“以”〕，这样或许能使乱臣贼子知道害怕。把孙彧列为《魏传》之首，为什么呢？天下大乱，群雄竞相起兵，拥有拨乱之才的，除了曹操还能有谁？汉朝的禄命既然已经尽了，等到天下人心悦诚服而归附他，上可成为周文王，下也不失为汉高祖、汉光武，他与强行索取九锡、最终篡位相比，哪个更好呢？这就是孙彧的志向。把羊祜、杜预列为《晋传》之首；至于王祥，虽然名声是孝友，但身为三公，对国家灭亡没有补救，应当附在王导传的开头。其余司马机、陆云之流，应当列入文艺传；嵇康、阮籍之流，应当列入玄虚传；王衍主持国政却不经营世务，是造成祸乱的阶梯，应当附在奸臣传中。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虽然名义上忠于本朝，然而起兵反抗顺命，以诛杀君主身边的奸恶为名，这种先例不能开启。应当写道：“魏国的诸葛诞、王凌、毌丘俭以广陵反叛。”仍然希望他们有保存魏国的心，所以书中称“魏”。如果是司马师，那就已经不再有魏了。阮籍登上广武山而叹息，大概是有意匡正当时的乱局吧。然而他替司马师等人撰写九锡表，名义上说是魏，实际上已经是晋了。应当写道：“晋国的阮籍登上广武山而叹息。”《春秋》的法则是，诸侯即位未满一年称“子”，满一年后称“公”。被废、被弑的两位皇帝都即位超过一年，史书却称他们为邵陵厉公、高贵乡公，这是什么道理呢？即使不加给贼臣以尊贵的谥号，也应当按照被废皇帝的身份，加上正元、正始的年号。至于元皇帝，是被司马炎篡夺，假托禅让之名，再加给他谥号。司马炎的篡夺，是魏国的仇恨。假使魏帝有灵，他会接受仇敌强加的伪谥吗？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名分难道正了吗？言语难道能顺当吗？”应当写道：“司马师废掉正始皇帝，司马昭弑杀正元皇帝，司马炎篡夺景元皇帝。”此后，宋夺取前朝，晋、齐相继夺取前朝，宋、梁相继夺取前朝，齐也都假托禅让作为名义。这虽是由于天道好还，也有其风俗传统的来由。既然如此，重视名节的士人，由此看来，难道可以不重视吗？难道可以不重视吗！《蜀汉正名论》。

译孔子编定《诗经》，把《王黍离》列在《国风》中，是因为周王室衰微卑弱，已经降低身份而同于诸侯国。《春秋》记载诸侯使用夷狄礼仪，就把他视为夷狄；夷狄如果进步到采用中原礼仪，就把他视为中原之国。西蜀是偏僻落后的国家，先主、武侯有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心志，应该称为汉。所谓“汉”，就是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说法。除此之外则不能这样称。书中写“汉中王即位为帝”，为什么？是为了表明他自行即位。昭烈帝是汉帝室的后裔，有诸葛公这样的王者辅佐，正是王者的辅佐之臣；趁中原没有君主，于是登上帝位，以寄托远近人心的希望，这是合宜的。然而仍然有遗憾。当时蜀中传言汉帝遇害，昭烈帝穿着丧服命令三军说：“曹操父子逼迫君主、篡夺帝位，我奉密诏讨伐贼人，在道义上不能与他们共戴一片天空。”当时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还在他的指挥之下，正可以谋划平定中原的大业。假如汉帝还在，我这件事不能成功，退一步也应当终身以汉中王的身份向北面称臣。处在存亡危难之际，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事情不能成功；舍弃我还能有谁呢？上可以成就三王那样的举动，下也不失为汉光武；与曹丕、孙权同样僭越称帝相比，哪个更好呢？书中写“蜀国进攻吴国，在夷陵交战，蜀军大败”，为什么？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人人都知道蜀国进攻吴国是不对的，却不知道吴国谋害关羽也不对。假使吴、蜀相持，而刘晔的计策得以实行，吴国大概就危险了！胜败本来不值得评论。先主与关羽情谊深厚长久，按义理应当为他复仇，他不考虑失败，却听到了诸葛瑾的话：“关羽与你先帝的亲疏如何？你们都应当仇恨此事，谁应当排在先后？”这样一来，愤怒怨恨的心情也可以停止了，但他却不能停止。我这才知道克制自己是多么困难。书中写“汉主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为什么？古人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三代以上，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凭此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其他事情需要忧虑了。看先主把后事托付给孔明的心意，三代以后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心志，到这里又出现了，伊尹、商汤的德行也不过如此。有人说：诚固然是上天的德性，但人的虚伪怎么办呢？曹氏父子把后事托付给司马懿，也已经做得极为周到了，最终却还是被篡夺，这果然是在推诚相待吗？我说：“曹氏父子欺骗孤儿、图谋九鼎，哪一件事是真诚做出的？假使有孔明却不任用他，到了托孤时只说‘你不要辜负我’，即使庸愚之人也会笑他，怎么能与先主、武侯相比呢？”仁人只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自己的利益。以义而来的人，就以义来对待；以利而来的人，就以利来对待。义与利的区别，已经存在很久了。有人说：“那么，先主借荆州、驱逐刘璋，果真都出于诚心吗？”回答说：“假使先主的一切作为都只是为了扶助汉室，那么这也是削弱强者、欺凌衰亡者的做法；只是他不忍心片刻之间便登上至尊之位，所以使人”不能没有遗憾！唉！哪里能够得到像王者辅佐那样的人，和他共同谈论至公之道呢？《书》记载汉丞相诸葛亮讨伐孟获，七次擒获又七次释放，这是什么缘故？从前舜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后有苗氏便来归服。学者有的对此表示怀疑。这是古代帝王端正义理、阐明道术的事情，本来不是见识浅薄的人所能议论的。有苗氏虽然违抗命令，却并不是冥顽无知之人。他们的想法是：从地位说，对方是君，我们是臣；从力量说，对方拥有天下，我们只有一方土地。况且舜退让而修德，他这样对待我们，也已经做到极致了。至于孔明不杀孟获，是因为要使他心服。假如孔明统一天下，对待孟获也一定自有办法。可惜他出师中途便去世，不能让人看到王者辅佐者的作为，所以功业只能止于如此狭小的境地。文中子说得好：“假如诸葛亮没有死，礼乐难道不会兴盛吗？”我本来不足以懂得礼乐的根本，但若说到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移风易俗的实际功业，孔明承担这些完全有余。不然，至于周旋铿锵的末节，那些区区叔孙通、太乐令夔所做的事情，哪里用得着等待孔明呢！唐论

译唐朝兴起，承接五代干戈之后，百姓憔悴不堪，都盼望安乐、休息肩负的劳苦。幸而有贞观之治，和三代相符；然而仍然喜好铺张、贪图功名，辽东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武氏已经在宫中出现了谶兆。唐朝的子孙几乎被杀戮殆尽，虽然治理达到美盛，足以开创三百年的基业，却仍不能赎偿其乐于杀人的祸患。中宗、睿宗懦弱庸常，开元年间达到治理盛况，也和贞观相符；天宝之乱发生时，唐朝兴起已经一百五十年，事物发展到极点便衰败，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然而开元末年，一天之内杀死三个庶人，天理就灭绝了。罢免张九龄的宰相之职，牛党、李党之人便像戴着狗帽一样充斥朝廷。内有妖姬蛊惑，外有杨国忠叫嚣逞凶，狐狸窝便侵入了国家的城社。假如当初不任用蕃将讨伐奚、契丹，不攻屠石堡城，不征讨南诏，使百姓的鲜血涂满边塞的野草，那么即使有末年的祸乱，也不会这样惨酷。以至骨肉流离夷地【《哀王孙》诗说的就是这件事】，妃嫔遭到杀戮和侮辱【《哀江头》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从他们所不爱的人，祸及他们所爱的人。假如没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的将领，国家就已经成为废墟了。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却使百姓涂炭、国家危殆，自己身居百姓之上，怎么能安然呢？从前殷、周的贤王，超然如同山林中的学道之士，把声色、富贵看得不足以动摇自己的心，所以能够长久保有富贵、尊荣和安宁，六七百年不绝。后世君主贪图一时的享乐，留下百年的忧患；拿那一时之乐来对照百年之患，究竟谁得谁失？然而覆车的旧辙仍相继重蹈，难道不可悲吗？有人认为，祸乱开始于妃后，形成于宦官，最后完成于藩镇。假使明皇没有奢侈扩张的心，妃后、宦官的祸患就不会发生。安禄山不过是一个牧养羯族人的奴仆，藩镇之祸又从哪里兴起呢？到了后来，姑息的政令实行，祸难频繁兴起；即使有元和年间平定蜀地、蔡州，会昌年间平定晋地、潞地的功劳，最终也没有取得山东一寸土地；如果还一味追求胜利、不肯停止，就成了滥用武力。这好比人到中年以后，身体一衰再衰，也是同样的道理。加上肃宗、代宗时期有一个颜真卿却不能任用，德宗朝有一个陆贽却不能任用，宣宗朝有一个李德裕却不能任用，从此以后，唐朝就衰败了。有人说：“前人王令、曾巩评论唐朝，说：‘不效法三代，你所谈论的为什么这样卑下呢？’回答说：‘这是读书人好大喜功的言论。’贞观、开元用仁义治理天下，也继承了三代的遗意。难道你认为不实行封建就不足以称为三代吗？藩镇是不得已才招致祸乱，何况在有条件时还要实行封建吗？难道你认为不实行井田就不足以称为三代吗？宇文融括取隐匿的田地，天下人就怨恨，何况夺取富人的财产来资助贫人呢？”回答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礼乐法度全都缺失。有人说：礼乐法度也各自随着时势而制定。你认为一定要像周公的制度那样才可以，这样一来，后世就再也没有三代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尚且不能懂得制度制作的根本，难道王令、曾巩就一定能懂得吗？这又是另一个王安石。有人说：那么先王的制度，难道治理天下的最终原则就不能看见了吗？回答说：用仁义、刑政治理天下，大略取法唐尧、虞舜、三代，再参照后代君王的制度，这就可以了。至于礼乐，等待明智贤德的君子来制定。知人论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身边有小人更大的了。他们趁着可以钻入的空隙，投机钻营、迎合漏洞，无所不至。开始时，他们侥幸谋求一切利益，不考虑日后的祸患；到最后，竟发展到国家覆亡败坏而无法支撑。祸患没有不是以小人为根源的。小人的祸患实在太严重了：难以识别，识别出来又难以除去。所谓小人，也并不是那种贪婪如盗跖、凶害如商臣、谗毁如恶来、奢纵如栾黡的人。譬如猛虎和疯狗，人还可以捉住并杀死它们。真正要紧的是，他们把小恩小惠伪装成聪明，把矫饰的进谏伪装成忠诚，把局促回避、周旋恭敬伪装成敬慎，把内心深厚、情意深长伪装成稳重；只见小利而不谋大患，只求眼前成效而不知道长远忧虑。君主有所向往，他们就迎合其恶念而替他先行；君主有所厌恶，他们就激发他的怒气并把祸患转嫁出去。他们的欺诈足以巩固君主的宠爱，他们的表面诚信足以取得君主的信任。汉代张禹、胡广，晋代孙勖，以及惠、卢、李诸人，就是这样。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共同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不到；得到以后，又忧虑失去。假如忧虑失去，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那些患得患失的人，只要看见有利可图，便认为事情本来就该如此，根本不值得忧虑，哪里知道祸败一旦到来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呢？这好比年轻时沉溺声色，使心神受到蛊惑；到了老年，八种邪气从外侵袭，百般疾病在面前聚集，便不得不服用金石之药来暂且延长生命，而疽疮、痈肿却一天接一天地相继发生。人们都知道金石药物的过错，却不知道酒色才是最初的蛊惑。因此，王莽篡位、宦官专权、八王之乱、王安石之祸，正如金石药物造成的崩溃；几个小人的甜言蜜语，正如酒色造成的祸害。人的称心如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遗留下来的祸患常在几十年以后；想要避免后患，实在太难了！那么怎样识别小人和君子呢？回答说：很难说。虽然如此，姑且试着说个大概：小人不懂大体，却很少犯小错；只求苟且获得、苟且迎合，容易进用而难以退处。君子懂得大体，却免不了犯小错；不苟且求取，不苟且迎合，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君主若能宽赦君子的小过失，不被小人少犯小错所迷惑，而要求他们承担长远和重大的责任，也就差不多可以做到正确了。迁都论

译苏轼说过：“周王室的衰败，没有比东迁更错误的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假使周平王不东迁，就不能朝会诸侯、安抚四夷了。这样下去，哪里能不相继成为夷狄呢？事情有缓急，形势有强弱。魏武帝迁都许昌，本来不如谋取关中容易；东晋逃到蛮夷和越地，也不如守住原来的建康。无奈夷狄扰乱中原，外有侵侮、内有争乱，军队疲惫而难以应付缓急，财物耗尽而粮饷运输不能接续，还凭什么不迁都呢？大凡拥有天下的人，安定时一定考虑危险，太平时一定防备祸乱。所以长安还能保持治理，是因为后世安定时不忌讳危险、太平时不忌讳祸乱；后世却忌讳谈危乱，所以越发危险、混乱。从前周朝定都丰、镐，周公却在洛邑营建九鼎所在之都，其中大概有深意。后来有的设置东都、西都，有的设置陪都，虽然是为了预备巡幸，也同样是为了防备意外灾患。假使在太平安定时从未考虑意外之患，不幸一旦必须迁都，又怎能面对危弱局势呢？有人说：确实如此；不迁都反而会更加危险和衰弱。虽然如此，挽救的方法有形势、地势和根本三种。唐明皇幸蜀、晋朝迁都金陵，是依靠江山险阻，这是地势；周朝东迁，是依靠晋、郑等诸侯，这是形势。假使没有江山的险阻和诸侯的势力，那就应当巩固根本。上京、中都是国家的根本。议论迁都的人，有的主张迁往河南，有的主张迁往陕西，不过是依靠潼关、大河的险要罢了。可是夏人窥伺我西方，宋人窥伺我南方，万一蜂蝎般的敌人发动毒害，窥探到我们的空隙，那么关河的险阻就不足以依靠了。何况以大河作为界限，等于把根本之地整个舍弃，这可以吗？所以我认为不如暂时巡幸山东。山东富庶，天下第一。杜牧所说的“王者不得不在这里称王，霸者不得不在这里称霸”，又有利于修建海道，可以通达辽东，使兵员和粮运直接到达上京；开通黄河故道，从沧州、景州进入大海，那么河南、山东就共同拥有一道大河作为大的险阻。既有关河的地势，足以作为上京、中都的根本，又以分封诸侯来辅助其势力，一举而三者都得到，这就不是迁往河南、陕西所能相比的了。侯守论 有人问：“建立诸侯、设置郡守，哪一种更好？”回答说：“两者都对，也都不对吗？为什么这样说？三代实行封建，防守力量在四方夷狄；但它的弊端是诸侯势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秦朝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权力集中在一人；但它衰败时，又出现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这些都是天下人所看见、所听闻的。有人惩戒尾大不掉的过失，认为郡县制不必考察古制；又有人鉴戒土崩瓦解的失败，认为封建制可以在今天恢复。二者都是片面的弊端，都不知道挽救的方法。况且法制不可能没有弊端，弊端也不可能不变通。三代的法制有弊端，于是改行郡县；郡县制有弊端，却不思考恢复旧制的方法，这能算正确吗？建立国家必定要有一套制度，制度必定有所取法。划分郡县、毁坏名城、销毁兵器，这难道不是秦朝的法制吗？秦法有弊，却不以三代之法挽救，也就不能算善于变通。平常生活中供养自己，拔一根毛去做无用之事，壮健男子也不肯做；等到被毒蛇咬伤，砍断一条手臂来除去祸患，即使怯懦的人也会做。为什么呢？因为损失小而获利大。如今天下已经安定，上有至尊，下无异心，在这个时候，却想重新分割山河、像切瓜一样瓜分天下，建立诸侯、树立屏障，使诸侯各自专有土地、私自占有百姓、调动兵车、收取赋税，让他们反过来成为肘腋之患、互相充当唇齿，百姓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这就是拔一根毛去做无用之事。所以形势决定了不得不实行郡县制。等到太平日久，内部松弛、外部争乱，夷狄肆意侮辱，国家危殆，君主处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天下又没有勤王之师，这就是砍断一条手臂来除去祸患。因此形势又决定了不得不实行封建制。从前讨论天宝之乱时，房管请求割分州郡来封给皇子，安禄山听说后说：“天下并不属于我了。”后来太子阻止了这件事，这个建议于是搁置。此后藩镇跋扈，有时治理、有时混乱，但也维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这同样是藩镇相互牵制的力量。不得已而实行封建制，它有三项好处：诸侯世代专有自己的土地，就各自爱护百姓；爱护百姓，军队就不会离散；修筑城郭、准备器械，百姓便会各自作战；百姓各自作战，就形成我方人数多、敌方人数少，夷狄不能交相侵犯，这是第一点。夷狄没有外来侵扰，天下最终仍归我所有，这是第二点。即使有强悍凶暴的人，大小势力彼此牵制，也足以长久维持国家，这是第三点。有人说：“七国之乱、八王之祸，都是封建造成的。”你还忍心这样说吗？回答说：“我所说的，并不是说郡县制不如封建制，而是为了挽救弊端，不得已才这样说。况且郡县制的治理，可以达到大治，也可以造成大乱；封建制的治理，虽然不能达到大治，却最终也不至于造成大乱。君主权衡轻重，采取适当办法就可以了。何况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不是在大乱之后就能仓促改变的。封建子弟，并没有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那么困难，为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直论

译《传》说：“正直是德。”《诗》说：“安守你的职位，喜爱正直之道；神明听见了，就赐给你大福。”那么，正直成为美德并带来祥瑞，是很明白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明呢？人的内心没有不喜欢正直、厌恶邪曲的，只是违背这一点的人，是被某种东西蒙蔽了。贪婪的人被利益所惊惧，怯懦的人逃避祸患。试着同他们议论人物、评论曲直，凡是把错误说成正确的，一定是因为那人和他亲近而且关系深厚；否则，就是那人的权势足以使他畏惧。凡是把正确说成错误的，一定是因为那人与他疏远并且有怨恨；否则，就是那人的地位足够卑下。除此之外的议论，没有不公正的；因为不和他共同享受利益，也不和他共同承担祸害，于是勇敢的人必定表现在言语上，懦弱的人必定表现在脸色上。把错误说成正确、把正确说成错误，不过是否定它罢了。这样看来，正直成为美德并带来祥瑞，也是明白的。然而有许多人因正直而招致祸患：古人守道而称为正直，后世却为了博取名声而接近祸患。我不是他的父兄，也不是他的师友，却自称正直；这就像披头散发、戴帽束缨去救乡人的争斗。关系亲近的是父兄，合乎义的是师友。我不自称正直；这就像端坐着看同住之人的房屋被烧、被淹，能这样做吗？所以言语合乎自己的身份，行为合乎义理，我自称正直，其实不是为了正直的名声，而是守道。言语触犯自己的身份，行为违背义理，我自称正直，就不是正直，而是在博取名声。所以，道义所在之处，就是正直所在之处；守住道义，正直的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名声所在之处，利益也会随之而来；一心追逐利益，祸害也会随之而来。正直这个名称虽只有一个，实际却有四种分别：有正直反而陷入曲邪的，有委曲自己来保全正直的，有正直而过分的，有以正直来成就正直的。他的父亲偷羊，儿子出来作证，这是正直却陷入曲邪。鲁昭公娶吴国女子为妻，孔子却认为他懂得礼，这是委曲而保全正直。国武子因为把话全说尽而被杀，泄冶因为进谏而死，这是正直却过于正直。齐、鲁会盟时，孔子登上台阶向前进；齐、梁相见时，孟子不肯委曲一尺来伸直八尺，这是以正直来成就正直。由此可以辨明是非，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有人说：君子却有不正直的时候，这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享受君主的俸禄，承担君主的责任，君子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去做，为了正直这样做是可以的。我不是众人的首领，众人也不一定听从我；对君子来说，只要尽自己的力量也就够了。所谓君子，就是无论行动、静止、说话、沉默，都不离开道义的人。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第十四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第十五 引 引 《竹溪先生文集引》《法言微旨引》《道学发源引》《笺太玄赞引》《中说类解引》《贞观政要申鉴引》《尚书无逸直解引》《送麻征君引》《竹溪先生文集引》文章以思想为主，言辞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罢了。古人不崇尚虚浮的修饰，只是因事遣词，表现自己内心想说的话而已。有时内心有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却能够用文章表现出来，这大概就是文章的极致吧？这好比水，静止时便平坦；等到被石头激荡，便形成深潭回旋，纷纷如龙飞翔，曲折如凤凰收翅，千变万化，无法穷尽，这就是天下至美的文章。宋朝灭亡一百多年间，只有欧阳公的文章不使用尖新艰险的言语，却有从容闲雅的姿态；内容丰厚而不多一句，简约而不漏一言，使读者越读越有兴味而不厌倦。这大概不是以追求奇特为尚，而是文章的气势自然如此。因而翰林学士承旨党公，天资本来很高，又辅以广博的学问，文章纯正精粹，正如他的为人。明昌年间，他以高雅的文章和宏大的著作主持一代文坛。党公还未登第时，文章名声已经传遍天下。然而党公自己说，进入馆阁以后，和诸位公卿交游，才开始懂得写文章的法则；他认为欧阳公的文章得到了正道。由此看来，党公的文章确实很像欧阳公的文章。晚年所作五言古诗，兴寄高远精妙，有陶渊明、谢灵运的风格；这又不是可以拿来和那些夸多斗靡的人谈论的。近年盗乱和丧亡接连发生，文稿几乎全都散失，我姑且搜集编次遗文，只编成十卷，收藏在翰苑中。《法言微旨引》扬子是圣人一流的人物，《法言》《太玄》是汉代二百年间的著作。汉朝兴起以后，贾谊明于申不害、韩非之学，司马迁喜好黄老之学，董仲舒沉溺于灾异之说，刘向甚至铸造黄金；只有扬子得到圣人的正传，不属于诸子一流。我已经整理编纂了《太玄》的旧有论述；《法言》原有宋氏裒集的注本，但已经亡佚。现今流传的有四种注本，柳宗元、李轨的注只解释了一两分，宋咸、吴秘的注颇有抵牾；其中十二家注本，多半承袭临川王氏，没什么阐发，而且多有诋毁违逆之辞，往往不合义理。只有温公《集解》遍采各家本子，稍微辨析四家的得失，最后用自己的意见裁断，十处中大概有七八处正确。它在篇末详细辨明扬子具备圣人的出处进退，得到了圣人的正传，实在是百世通行的公论。所以现在把《集解》作为定本。然而《法言》的写作虽然仿效《论语》，却不像《论语》那样由弟子问答，篇章先后也没有固定次序，乃是扬子亲自撰写的书。文字和意义不应当彼此毫不相连；至于它命名的意义，扬子在自序中已经思考得差不多了。有时先说义理后提出问题，有时最后以回答来结束义理，有时分离章句以发明幽微，有时在篇末说明数理；旁征远引，使隐微显明、晦暗彰著，如河流相连、脉络贯通，最终归于正道。如今所谓分章、阐发微旨，并不敢与先儒不同，只是想让一篇文章的意义彼此连贯；若有穿凿附会的罪过，我又怎敢逃避呢？万一有人能从言辞之外领会到其中的微旨，也许对启发思想有所帮助。《道学发源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