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第二十

译元好问撰 唐代文章经历了三次变化，到了五代，衰败鄙陋到了极点。由五代发展为辽、宋，又由辽、宋发展为本朝，文章的兴衰，是可以考察的。宋代有古文、辞赋和经解。柳宗元、穆修、欧阳修、苏轼等人，斩断摧毁俗学，付出一分力量而取得百倍功效。从天圣年间开始，到元祐年间为止，此后唐代文章才振兴起来；但那些似是而非、空虚而无用的文章，又在宣和、政和末年重新出现了。辽代把科举当作儒学的最高境界，借取抄袭，牵强拼凑，比五代更加衰败。唐代文章奄奄一息，如同败军的气势，终身不能复兴，也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本朝初年承袭辽、宋旧制，以词赋、经义选取士人，能够参加这种考试的人，选官部门认为这是显贵的科目、荣耀的仕途所在，人人争相趋赴。经传注疏只是金陵学派的余波，声律只是刘、郑一派的余光，原本已经可以取得高官厚禄。至于成为精通经学的儒者、成为文章名家，实在还没有闲暇顾及。到了翰林蔡公正甫出自太学，承继大丞相家传之学，又接触宇文济阳、吴深州的风流文采，唐宋文章的流派才得到正统传承，于是各位儒者跟随唱和。大概从宋代以后的一百年、辽代以来的三百年间，像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这些人，不能不说是豪杰之士。至于不被利禄所惑、不沉溺于流俗，慨然把仁义、道德、性命、祸福之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深入研究六经，从容游览百家，年幼时如此，壮年时如此，老年时仍如此，怡然自得、心境通达，直到死去才停止的，只有我闲闲公一人。公讳秉文，字周臣，姓赵，闲闲是他的自号。世代都是磁州滏阳人。祖父赵隽，因为公的显贵，追赠正议大夫、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伯。父亲赵甫，追赠中奉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李右司为他撰写墓志，叙述先世以来的情况很详细了。公幼年聪颖，读书如同早已熟习。十七岁参加乡试，二十岁考中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章宗明昌初年，调任安塞主簿，因考核成绩最好升任邯郸令，又升任唐山令。遭逢父丧，因荐举者以及提刑司廉察荐举，起复任南京路转运司都句判官。遭逢太夫人某氏之丧，又因荐举者起复，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他上书议论宰相胥持国应当罢免，宗室完颜守贞可以重用。又说刑狱、征伐是国家的大政，自古没有大臣认为不可而君主独自认为可行、最终竟能实行的先例，因此获罪于讥讪而被免职。不久，起复任同知岢岚州军事，随即转任北京路转运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连续多日阴暗昏晦。宰相张万公入宫应对，皇上回头对万公说：“你昨天说天日昏暗，也由于君主用人不能分辨邪正，非常有道理。赵某从前因议论政事而被降职授官，我听说他有才华，擅长书札文章，而且敢于进言。我并不是要抛弃他而不用，只是因为北方边境正在用兵，姑且试用他罢了。”泰和二年，改任户部主事，升任翰林修撰，考核期满后留任，再任原职。卫绍王大安初年，北方军队进入边塞，声势颇为强盛。卫绍王召公与待制赵资道讨论边防，公说：“如今大军聚集在宣德，宣德城小，营寨列在城外；夏季暑热多雨，器械败坏，士卒又生病，秋天如果遭受敌军攻击，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可以派临潢的一支军队深入敌境，攻打其空虚之处，那么山西的包围自然会解除。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卫绍王没有采纳。那年秋天，宣德守帅把战败的消息报告上来。十月，出任宁边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平定州。前任政令严酷，不论盗贼大小都用棍棒打死。听说赦令将要到来，先把盗贼打死，然后才颁布赦令，于是盗贼反而更加增多。公处理政事总是采取宽厚的办法，以用拷打树立威势为可耻。不到一个月，盗贼便销声匿迹，任期终了也没有发生犯罪。年成饥荒，他拿出俸禄中的粮食，带头劝导豪民捐助，用来赈济贫困，依靠这些粮食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等到接替者来任职，百姓中的老幼都攀住车马送行，依依恋恋不忍诀别。已经出了城郭，又有人拦住挽留他，经过再三周旋才得以离去。入朝任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不久又兼任提点司天台、太常少卿。崇庆二年春天，太白星白昼经过天空，公上密封奏章，谈论天人关系，并且说当年八月应当发生有人更替王位的变故。当时驸马都尉南平父子掌权，恼怒公把这看作妖言，扣下奏章不予通报。到了预言的日期，卫绍王出居卫王府，果然如公所说。不久授任翰林直学士。宣宗贞祐初年，中原仍然连年遭受兵祸，公说当时可以实行的事情有三项：一是迁都，二是疏导黄河，三是实行封建。大意是说，中原没有古代北方的险要，燕地就成为临近边塞之处，皇帝巡幸山东较为便利。山东是天下富强之地，而且海道可以通行，辽东又连接上京。宋朝建国时，黄河水曾经从曹、濮之间开通滑州，大名、东平、沧州、景州汇合后单独流入大海。如今河道改向南方，经过徐州、邳州，河水流经之处低于堤北二三丈，具有如瓶水倾下的便利；可以派人察看旧堤，逐渐修筑，黄河恢复旧道，那么山东、河南就能连成一片，即使敌军进入，也可以凭借它阻挡并作为固守的屏障。三代实行封建，外族不能取得中原的利益。秦朝废除诸侯而实行郡县制，没有外患，却有不到期限便发生的内祸。譬如秦朝销毁兵器，如今百姓家中不得收藏弓箭，就是这种情况；毁掉名城，如今腹地州军不设置楼橹，也是这种情况。在太平时期似乎没有忧患，等到弊端发作，天下便有土崩瓦解的形势。秦代的陈胜、吴广，汉代的张角，唐代的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这样。房管因为安禄山叛乱，请求把诸王派出分置于各道。安禄山听说后说：‘天下不能得到了。’如今即使不能恢复三代旧制，也应当分封皇子宗室，设置在各道担任节度使。这样山东有大河的险阻，有宗室维系的坚固屏障，又没有燕地靠近边塞的忧患，一举便能得到三项好处。第二年上书，请求替朝廷镇守一座残破的州城。皇上认为公是宿儒，应当留在身边，不宜补任外职，没有准许。贞祐四年，授任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转任侍读。兴定年间，授礼部尚书兼侍读、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第二年，主持贡举，因为被同僚牵连获罪，削夺一官而退休。皇帝有诏说：‘你过去曾经请求告老，如今就成全你吧。’公居家以后，皇上礼遇他的待遇并没有稍微减少。

译当时皇帝命公以禅语作歌诗，派中使问他：“你的精神比往年怎么样？”没过几天，又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兼任的官职如旧。公入宫谢恩，皇上说：“你的年纪虽然很高，但因为文章的缘故，仍须再起用你。”公也认为自己身受深厚恩典，却没有什么可以报效的，愿意替天子开通进谏之路，扩大圣明的思虑。每次进见，他都从容地对皇上说，君主应当勤俭，慎重对待兵事和刑罚，这样才能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皇上赞许并采纳了这些话。当今天子即位后，公又以年老请求退休，改任翰林学士、修国史。公认为皇太子继承德业之初，应当亲自研习经史来补益自己，便进献《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部。开兴改元春正月，敌军从汉中袭击荆襄，京师戒严。皇上命公撰写赦文，用来宣示悔悟和哀痛之意，公针对事实陈述义理，文辞和感情都表达得十分充分。城下之战中，国家用来感动人心、振作士气的方面，公也出了力量。当时公已经年老，每天都为时事忧虑，即使吃饭、休息片刻也不能忘怀。每当听说有一件事可以便利百姓，或有一个人可以提拔任用，大事就写入奏章，小事就向当权者进言，殷切郑重，不能自已，终于因此得病。夏五月十二日，享年七十四岁，在私人宅第的正寝中去世。当时军国事务多有变故，朝廷的赙赠祭奠没有达到大夫的规格，士人相互吊唁，里巷中的普通百姓也知道有国家衰亡困苦的悲叹。过了两天，暂时把灵柩安葬在开阳门外二百步处，等待正式安葬。公累积官职至资善大夫，勋位为上护军，爵位为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先娶刘氏，后娶郭氏，两人都封为天水郡侯夫人。公去世之前，有一个儿子，名似，候补御史台掾。三个女儿，长女是刘氏所生，嫁给汝州防御推官高可久；次女嫁给卫州行部郎中石玠；次女嫁给省知管差除令史张履三，三个女婿都是著名进士。他所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诗文号称《滏水集》的，前后共三十卷，《资暇录》十五卷。公深入考察佛、道两家的学说而得到它们的旨趣，曾经写文章认为，对世俗有害的只是它们的教义；两家的门徒也乐意与公交游。公曾替他们写文章，如碑志、诗、颂等，多达几十篇甚至上百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晚年整理自己一生的诗文，凡是涉及佛、道两家的作品都不收入其中。大体说来，公的文章出自义理之学，所以长于辨析，充分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便停止，不用固定的规范束缚自己。七言长诗，笔势纵横奔放，不拘守一种格律；律诗壮丽，小诗精妙，多用近体形式写成。至于五言古诗，则深沉抑郁、顿挫有致，像阮嗣宗；真淳简淡，像陶渊明。拿其他文章来比较，有些或许不像。书法则具有晋、魏以来的风格，草书尤其神妙绝伦，几乎是天赋灵机所达到的境界，不是学习所能达到的。如今宣徽舜卿出使河湟，夏人多次询问公和王黄华的起居情况，朝廷于是让公作为回访使者，后来又停止不行。公当时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公下葬时，独子赵似带着向公求学的门人来请求撰写墓铭，因此能够考察公的仕进与出处，也私下有所感叹。道的传承可以由一个人完成，但弘扬它却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唐代韩昌黎公、宋代欧阳公，身为大儒，关系到道统的兴衰，尚且有皇甫、张、李、曾、苏等人辅佐扶翼，然后那些只逞小聪明的人才无从提出异议。公极为真诚平易，与人交往不故意设置界限，主持、倡导我们的道统将近四十年，却从未以大名家自居。公历仕五朝，官至六卿，平时的供养生活如同寒士，不知道富贵是什么。他生长在河朔，骑马闲游，不依靠教育，也没有经过讲习，却继承了濒临断绝的圣学事业，行走在与世俗背道而驰的领域，竟没有一个人推崇尊敬他。这些文章和书法，对公来说只是余事，他自己认为不过是白白耗费时间精力；世人只知道珍重它们，却不知道更应当珍重他的道吗？桓谭曾说：‘凡人轻视眼前而看重遥远，亲眼见到扬子云，所以轻视他的著作。如果让他们后来又读到贤善之人所称道的作品，那么它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桓谭的话如今确实应验了。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也有所等待吗？铭文说：道统中途断绝，勉力承担权衡裁断之任，一旦划分藩篱，便把冠帽和鞋子颠倒放置。公从河朔兴起，上天把经学托付给他；挺身站在衰颓的潮流中，成为世间的砥柱。宽和从容地求索，饱览学问而前行；如同春风中在舞雩台下起舞，仿佛看见目标而趋步前进，内心与义理相合。把道理默默寄托在言语中，阐发大道的全部内容，起初却没有人帮助我。漫漫长夜终于天明，大梦终于醒来，天地的根本和边际豁然显露。致力于求知并身体力行，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在道德上以它为柄，在治理上以它为器具。我们的道难道不对吗，难道只是因为文章而得到际遇吗？自身已经完备而无所等待，依靠义理而无所畏惧；忧虑国事、爱护君主，白发越多而志向越坚定。藏书于名山，京师藏有副本。后世礼乐兴盛时，应当表彰公的墓。

译兴化李映碧家收藏有旧抄本，他自己说是从我们吴地的市集中得到的。石门吕氏传抄此本，又重新抄写出来出售。这个本子与那一本偶尔有一两句多出的地方，似乎李映碧所得的是赵公的原本；但这个本子是后人认为文字繁冗而有所删订的。壬辰年秋冬交际，连日下雨无事可做，我花了几天时间将它与何焯的记本校对。这一年中秋以前，抄本寄到京师，于是阅读公文九卷，把其中显然可以知道的错误改了几处，也有毛本正确的地方，一并校正。【以上两条，是何义门的朱笔跋语】借汲古阁抄本影写，又借朱竹垞太史本相互校对；两家的本子都有错误，几乎无法阅读。然而朱本确实胜过毛本。哪里能够得到原刻本，改正它的讹字，那就痛快了！康熙癸未年仲夏，小山记。【何小山跋语】【以上三条，都是陈氏抄本】蒋光煦《东湖丛记》。《礼耕丛说》说：上章涒滩年夏天，刘疏雨拿出这个本子给我看，说：“看它字迹峻拔清洁，乌丝栏明亮洁净，不是毛抄本不能这样，实在值得珍藏。”我因为山馆珍藏本不敢借出，只取了次一等的本子来读。今年春天经过他那里，小疏又拿出来给我看，光彩焕然如神明，顿时恢复了旧貌；由此知道他将它视为珍宝，准备传给后世，不忍让它与其他书散失。考察其中避讳的字，可以确定是本朝初年所抄录的，而且全篇结构多采用帖体，与今天流传的《中州集》出自同一手笔，毫无疑问是汲古阁的底样。闲闲公的各种古体诗，以《离骚》为根本，参杂庄子、列子、荀子、扬雄的文风，非常像苏轼、黄庭坚，却又混入佛、道思想。《归潜志》说：“公生性喜爱佛、道，晚年很怕士人议论，便删去其中主张佛、道二家的文章；但篇章之间道教符箓、禅门偈颂交错引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各史书的评论也平平无奇。遗山说：“公的文章长于辨析，充分表达想说的话，不受格式束缚，也似乎有不能称心之处。”只有《游华山诗》是元裕之《龙山诗》的脱胎之作，《新体戒谕》是赵钦叔《百官诏》的蓝本，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与各位名士交游，众人推重仰慕他，把他的作品奉为科举文章的规范，就是如此。再考察古诗，《遂初园八咏》只记载了六首，但《记》中还列有“悠然台”“味真庵”两项，难道是原本缺失，还是抄写时脱落了呢？此外，如《送杨叔能关中诗》《日省斋铭【遗山跋】》《吊杨善渊诗【续夷坚志】》都没有见到。至于《裕州学记》中有“把孟子、曾子升入堂上，唯独子思子所传的《学》《庸》没有配祀”之类的话。考察《礼志》说：“大定年间才开始把孟子迁到颜子之位，至于曾子，完全没有升配之事。”这确实是胥氏抄手把“曾子”二字颠倒抄写造成的错误。又据第二个本子卷首有杨文献的元序，这个本子却只有前面的传和后面的铭罢了。如今抄录呈上，以便精抄补入；读了大约几遍，估计改正、删去、补入的字约有二百个，可惜案头没有其他书可以验证，遗漏疏漏在所难免。考察《滏水集》《藏书志》记载，何义门学士亲手校订的本子共二十卷，何以如此？按墓志和《中州集》都说前后三十卷，那么应该还有后集十卷。如今北研所记载的刘疏雨所藏汲古阁本没有说卷数，而我收藏的曹倦圃侍郎家抄本也有二十卷，版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书”八字；检视其中有《日省斋铭》，其余缺少的内容也正相同。又考察曹本卷首杨云翼的序说：“赵公自己选择所作的文章，分为二十卷。”这与《藏书志》所记载的也相同。而第二十卷题为《米元章修静语录》，引文后有一篇跋说：“闲闲题写这幅帖，说元裕之认为这些话多触犯忌讳，而且不想给人看。某死后可以刻在石上。看他说的话，原本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至于谈论禅，也确实有很深的领会。难道是拿米元章自比吗？”公在辛卯年之后一年，即壬辰年五月十二日因病去世。如今这幅帖卖在河朔人家，玩味跋语，也应当是金、元之间的人所写，绝不是后人添加的。可惜不能得到刘本、何本来互相验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附录。●《滏水集校札记》上。参校的各个版本。秀水曹倦圃溶抄本，本书以此本为底本。长洲何义门焯《小山》煌校本，由陈遹声过录。定州王文泉灏校本，《张王林过录》。新城王晋卿树柟刊本。仁和朱修伯学勤抄本。毕节路访岩朝霖校本。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一卷。

译原教方内【何本“方”下有衍出的“外”字】；五者【曹本“者”下衍“之”字，何本作“以”，定州王本作“耳”；以下凡直接称“王”的，均指定州王本】；五常【考察：“五常”见于伪《泰誓》，《庄子》《韩非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则始见于《白虎通》和《论衡》】；扬子以身系诸道德仁义礼【曹本误以“身”为“曰事”，王本“曰”下又衍“五”字，朱本无“曰”字，均非；按《法言·问道篇》“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今据此订正】；于佛老【曹本“于”误作“为”，今从何、王、朱三本】；先王后王【王本作“孟子先性，荀卿后性”】；性道教说性恶【恶，何本作“非”】；之传【“之”下何、王、朱三本有“所”字】；义利【王本“利”作“理”，非】；前贤【王本“贤”作“圣”，非】；优乎【曹本“优”下衍“游”字，王本衍“者”字，今从何、朱二本】；好大【何、朱本“大”下衍“人”字】；欧阳【曹本作“欧”，何、朱本误作“韩”，按下文说“欧苏”，此处应作“欧阳”，与下文“苏氏”相对，今从王本】；之杂【曹本误作“深”，今从何、朱二本】；如其【曹本误作“杂而”，今从何、朱二本】；而后【曹本误作“以”，今从何、王、朱三本】；寻常【曹本“寻”误作“循”，今从何、王、朱三本】；学兴【何本作“与”，非】；此又【曹本脱“此”字，今从何、王二本】；所谓【何本无“所”字，非】；中说只如权衡亦中之类【何本将这八字作注，非】；之正理【曹本脱“之”字，今补入】；以涉【何、王、朱本作“似”，非】；气质【曹本“气”下衍“形”字，今删】；胞胎【曹、何、朱三本“胞”上均衍“老”字，今删】；际也【何、朱本作“佛”，非】；且于【何本作“只”，非】；亭亭【何本作“停停”】；不偏倚【曹本脱“倚”字，今从何、王、朱三本】；所以【曹本“所”下衍“以中”二字，何、朱本作“言中”，均非，今删】；即尧舜【曹本脱“尧舜”二字，今从何、王二本】；诚说人固【朱本作“入”，非】；近自不欺于妻子始【曹本误“自”为“曰”，误“于”为“自”。今从何本。自身行家自家行国【曹本作“身自行家家自行国”，今从何、朱二本】；运周【曹本误作“用”，今从何、朱二本】；其心【曹本作“诚”，今从何、朱二本】；成物【何本作“务”，非】；至矣【朱本作“圣”，非】；尽矣【曹本作“未尽也”，今订正】；而成【朱本作“诚”，下同】；之迹【何本作“道”，误】；庸说；天叙【何本作“序”】；子思子【陈本下无“子”字】；之丹【何本作“井”，非】；美则美矣【曹本脱上面的“美”字，今补】；糠糟【曹本作“■〈米冓〉”，误；朱本疑为“糒”，也不对，按《庄子》作“不如食以糠糟”，今据此订正】；之过【曹本脱“之”字，今从朱本】；和说；旻天【曹本脱“旻”字，今从何本】；不正【何、朱本作“至”，王本说一作“序”】；黄河九昭；导之【曹本误作“之道”，今从王本】；发圣【曹本脱“发”字，今从王本】；企之【何、王本作“跂”】；踦之【王本作“绮”，非】；障以【何本作“陆”，非】；因作【何本作“应”】；发源；其形【何本作“形其”，非】；闲汝【何本作“开”，朱本作“闭”】；不人【何本作“人”，非】；见其【何本作“鬼”，非】；迄反【曹本误作“乞”，今从何、朱二本】；洑流；形必【曹本脱“形”字，今从何、王、朱三本】；养斑【曹本作“班”，今从何本】；何溽【何本作“辱”，非】；十袭【朱本作“什”】；潮汐【曹本误作“沙”，今从何、朱二本】；化道；霜降【朱本作“举”，非】；为椎【王、朱本作“推”，非】；壑初【曹本脱“初”字，今从何、王、朱三本】；竦辔【朱本作“谏”，非；王本作“御”】；圣门【曹本误作“门”，今从何、王、朱三本】；通塞；云中【何本作“雪”，非】；岿宫【何本作“蘬”，非】；侯愈【朱本作“悆”，非】；匡俗；竟之【曹本误作“诧”，何本作“諚”，均误，朱本作“定”，今从王本】；避碍；斄牛【曹本误作“犁”，何、朱本作“牦”；按《庄子》作“斄”。今据此订正；而饥【“饥”，朱本作“讥”，非】；揭兮【曹本脱“兮”字，今从何、朱二本】；入海，日月【“月”，曹本误作“用”，今从何、朱二本】；归墟【“墟”，何本作“墟”，非】；通天，扬鞭兮【曹本脱“兮”字，今补】；持斧【“持”，何本作“待”，非】；精兮【曹本脱“兮”字，今从王本】；糳招【曹本脱“糳”字，今从王本】；夫人【“夫”，曹本误作“天”，今从何、王二本】；此心【王本无“心”字，非】；咏归词，何悲【“悲”，曹本误作“怒”，今从何、王、朱三本】；操之【“操”，曹本误作“探”，今从王、朱二本】；惟曾【“惟”，何本作“撰”，误；王、朱本作“娱”】；乐天【曹本脱“乐”字，“天”下衍“命”字，今从何、朱二本】；不滓【何、朱本作“下泽”，王本“滓”作“择”，均非】；方舟【曹本误作“芳”，今从王、朱二本】。○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