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溪易传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童溪易传》卷十六　宋代王宗传撰 【坤下离上】晋。康侯用以获得众多的赐马，一天之内三次接见。彖辞说：晋，就是前进。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内卦坤顺而依附于大明，柔顺者前进而上行。因此康侯获得众多的赐马，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晋卦合坤、离二卦而成体，离的光明在上，坤的柔顺在下，上面光明，下面柔顺，文明的君主处在上位，具有顺德的臣子相继归附于下，这是王者宠爱礼遇诸侯的时候。晋的意义就是前进，如同“需”就是等待。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是坤与离的卦象，用来说明晋；柔顺而依附于大明，是坤与离的卦义，用来说明晋；柔顺者前进而上行，又是取六五一爻，用来说明晋。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万物都仰望它，这是大明在上的象，所以说具有顺德的臣子在此时能够依附大明之君，共同成就安定百姓的功业，因此说“柔顺而依附于大明”。就爻而言，六二从王母那里接受大福，六三使众人的信任之志向上行，都是这个意思。“柔进而上行”，是说六五以柔顺之道前进并处于上位；而离的中爻正是乾坤相交索取而成，也实际来自坤，如今居于五位，所以说“柔进而上行”。文明的君主处于上位，顺德的臣子得到依附之处并蒙受君主的恩宠光辉；六五又以柔顺之道行于上而通达下，所以说“因此康侯获得众多的赐马，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诸侯，是王者与之共同安定百姓的人，所以称为康侯。处在晋的时代，所谓诸侯，各自以顺从的姿态奉承上位，没有异心，也就是所谓治理时代的臣子。马有在地上奔驰的才能，又有承奉上位的德性，所以王者赐给他马；而且多到繁盛众多，是为了称许他的才能，表明他的同类纷纷而来。不只是赐予这样多而且厚重，又在一天之内多次亲自以礼相待，可见宠爱礼遇之隆重达到了这种程度。做诸侯的，要修养什么才能从大明之主那里得到这些呢？回答说：因为他能成为治世的臣子，有安定百姓的功劳。所以《易》在这里谥称他为康侯。所说“一天之内”，正是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的时候。《诗经·崧高》第三章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第四章说：“王锡申伯，四牡蹻蹻。”第五章又说：“王遣申伯，路车乘马。”这首诗是为宣王能够建立国家、亲近诸侯、褒奖申伯而作的。《烝民》诗第三章说：“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第七章说：“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 又说：“四牡彭彭，八鸾锵锵。”周王命令仲山甫，去修筑东方的城邑；诗的末章又说：“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前往齐国，愿他快些回来。这首诗是为宣王能够任用贤者、使役能人而作的。至于《韩奕》诗，第一章说：“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第二章说：“四牡奕奕，孔修。”并且写韩侯入朝觐见，带着介圭朝见周王；王赐给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第三章又说：“其赠维何？乘马路车。”末章又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受北国，因以其伯。”这首诗是为宣王能够赐命诸侯而作的。至于《江汉》诗，第二章说：“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已平定，王国大概安定了。第三章说：“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第四章说：“王命召虎，来旬来宣。”又说：“肇敏戎公用锡尔祉。”第五章又说：“▯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这首诗又是为宣王能够命令召公平定淮夷而作的。把这四首诗合起来考察，申伯、仲山甫、韩侯、召公，在周宣王时代都属于所谓康侯；而宣王又能施行这样隆重而周到的宠遇礼仪，那么周家王业之所以能够再次兴盛并光耀四方，固然是诸侯的力量所致。然而追究其中的根本原因，实在是宣王使他们做到的。所以《诗序》论《崧高》说：“能建立国家，亲近诸侯，褒奖申伯。”论《烝民》说：“能够任用贤者、使役能人，周室因此中兴。”论《韩奕》说：“能够赐命诸侯。”论《江汉》说：“能够命令召公平定淮夷。”所说的“能”，是把功劳归于宣王。像宣王这样能够如此宠遇诸侯，在《易经》的《晋》卦中，就是所谓文明的君主；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灿然的文明德泽达到下位呢？象辞说：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这就是晋；君子因此自我彰明光明的德性。大地，是阴暗昏昧所在的地方。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就离开了阴暗昏昧之处。所谓阴暗昏昧之处，是什么呢？放在人身上，就是昏然无所觉知的境地。既然处在毫无觉知的境地而昏昧不明，那么即使父亲也不能教诏儿子，即使兄长也不能晓谕弟弟；若不是内心自己能够明白，如同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渐渐一天天进步，就不可能做到。所以说“君子因此自我彰明光明的德性”。人的本性本来光明，有时不能立即明白，一定是有所遮蔽所致。如今处在晋的时势中，进步有一个渐进过程，由昏暗开始，终于达到光明；对于我所说本来固有的光明，不失去它的光明，这就是自我彰明光明德性的意思。程氏说：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是向外彰明德性；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自己，所以说“自昭”。初六，前进又前进，却又受到挫折；守正则吉。没有人信任，也要宽裕自处，就没有过错。象辞说：前进又受到挫折，是因为独自行走在正道上；宽裕自处而没有过错，是因为还没有接受任命。

译晋，就是以柔顺之道前进。以柔顺而前进，就与六五具有相同的德性。初六的前进，却与九四处在相应的位置。九四在晋卦中，并不是所谓以柔顺前进的，所以称它为鼫鼠；初六与它处在相应之地，就难免有嫌疑，因此告诫说“前进又受到挫折，守正则吉”，又告诫说“没有人信任，也要宽裕自处而无过”。意思是，在应当上升前进的时候，初六本来就应当痛切地自我抑制，独自行走正道，不要与九四有所牵涉，这样才吉祥。“没有人信任，也要宽裕自处而无过”，是说不要与九四彼此信任。既不与九四相互信任，就独自行走自己的正道，自然有回旋余地，不像鼫鼠那样既贪婪又畏惧，所以能够宽裕而没有过错。否则就会窘迫束缚、急促不安，仿佛没有容身之处。“还没有接受任命”，是说我既然痛切地自我抑制，独自行走正道，进退都有余地，那么自己没有过错，别人也看不出过失；只有尚未接受任命的人才能这样做。初六处在下位，地位非常卑下，谨慎对待自己所给予的东西，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上面的命令还没有到来，却谄媚求进，不是善于处在下位的道理。六二，前进而忧愁；守正则吉，从王母那里接受这大福。象辞说：接受这大福，是因为居中守正。既然得到这个职位，就害怕自己没有什么能够配得上这个职位；既然得到君主，就担忧自己没有什么能够报答君主。这就是君子竭尽为臣之道的情形。在晋的时代，前进上升，在别人看来是喜事，在君子看来却是忧愁，这不是虚伪，因为受到的宠遇越厚，忧惧也就越多。吃了别人的俸禄，就一定要心怀别人的事情；乘坐别人的车，就一定要承担别人的忧患。凡是献身侍奉别人的人，全都如此。何况六二处在中正之位，上面又有德性相同的君主，自己所受到的宠遇已经很厚，难道忧惧能够自行停止吗？所以说守正则吉，是说以中正之德处于中正之位，必须这样然后才能吉祥。王母，就是六五；以柔爻居尊位，所以称为王母。六二知道忧虑、知道畏惧，凭中正而获得吉祥，正是从六五那里接受了这大福。彖辞说：“康侯获得众多赐马，一天之内三次受到接见”，说的就是接受这大福吧。六三：众人信任它，悔恨消失。象辞说：众人信任它的志向，是向上行进。六三与六五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在晋的时代，又与六五具有相同的德性。坤代表众人，六三处在坤的极点，是柔顺到了极点。凭借极度柔顺而向上与六五相同，这就是同类所归从的原因。所以说“众人信任，悔恨消失”。这是说，六三所处并非正中之位，与六五也不是正应；然而当柔顺者前进的时候，顺德已经达到极点，众臣便跟随它向上进取。六五虽然不是它的正应，却是与它德性相同的人，所以它的悔恨可以消失。有人说“志向向上行进”，怎么知道六三的志向不是进取而与上九相应呢？回答说：“六五是晋卦的主爻。”彖辞说“柔顺而依附于大明”，大明就是六五。在晋的时候，初六地位卑下而处在下位，尚未接受任命，却还知道舍弃九四而独自行走正道。六三处在臣子的高位，反而不知道只跟随六五，舍弃同德的君主而去响应刚进之爻，这难道不是没有以柔顺之道行事吗？如果舍弃同德的君主而响应刚进之爻，不以柔顺之道行事，那么众人也不会信任它。能使悔恨消失吗？一定不能。唉，这一爻又不能仅仅依据相应关系来论断。学习《易》的人，应当权衡轻重的道理来论爻，才可以。九四，前进如同鼫鼠；守正也有危险。象辞说：鼫鼠即使守正也有危险，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当。在晋的时代，各爻都是以柔顺之道前进，只有九四、上九以刚强前进，这与晋时的意义相悖。虽然如此，就这两爻来说，上九处在一卦之外，它的前进并没有逼迫六五；所谓逼迫六五的，只有九四。大概是因为九四具有火焰向上的性质，向上侵犯。可是六五是君位，在晋的时代，是所谓文明的君主；它施加于下位的宠遇礼仪已经很厚，下面的人又纷纷顺从依附于上位。九四哪里能够成为祸患呢？所以在前进的时代把它称为鼫鼠。鼫鼠，就是诗人所说的硕鼠，吃我的黍，吃我的麦，吃我的禾苗，是贪婪而又怕人的动物。《子夏传》也写作硕鼠。在柔顺前进的时代，九四处于接近君主的位置，却独自以刚强前进，这样冒进而窃居高位；而六五又有不可侵犯的势力，所以贪婪而畏惧，便有鼫鼠之象。象辞说“鼫鼠，守正也有危险，是因为位置不当”，意思是，在柔顺前进的时候，唯独以刚强前进，失去了前进的正义，所以守正也有危险，在位置上也不相称。那么在此时处于此位，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如果以六爻居四位，以柔顺之道前进，那么与这个位置就是相称的，又有什么危险可说呢？六五，悔恨消失；对于得失不要忧虑，前往则吉，无所不利。象辞说：对于得失不要忧虑，前往会有福庆。凡是经文所说的“悔”，是说在这件事上有所不足；所说的“恤”，是说对此有所牵挂。晋卦六五以柔顺前进而上行，似乎在刚健的德性方面有所不足。然而柔顺而居中，柔顺就不算过失，所以说悔恨消失。六五具有离卦光明的德性，没有什么不照耀，如同太阳升起，光辉遍及万物，却从来不以过分明察自认为光明，所以说“对于得失不要忧虑”。如果忧虑得失，那么光明照到的地方就自以为是得到，光明照不到的地方就认为是失去，这是过分的，所以用“不要忧虑”来告诫。只有不把得失当作忧虑，大君之道才无往而不吉、无往而不利。如果忧虑得失而以过分明察自认为明，天下就可能有人因此遭受祸害。比如汉宣帝核察实情，萧、韩等贤臣都受到诛戮；又如显宗聪慧明察，甚至亲自撞柱，钟离意等人便得以进言。至于德宗以刚强明察自任，怀疑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是卖直，到任用卢杞、赵賛时，终于导致败乱却不知道悔改，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哪里能使福庆及于臣民呢？所以象辞又说“对于得失不要忧虑，前往会有福庆”。说“有福庆”，就是不会有汉、唐那些君主的过失。上九，前进到角部；只适合用来讨伐自己的城邑。虽有危险而终于吉祥，没有过错；守正则有遗憾。象辞说：只适合讨伐自己的城邑，是因为正道还没有光大。

译晋，就是以柔顺之道前进。上九以刚强前进，前进到上九，已经没有可以再前进的地方，所以有前进到角部的象。角这种东西，处在动物的头部，是刚硬而锐利的，这里是说九爻居上位。程河南说：“讨伐四方，是治理外部；讨伐自己的城邑，是治理内部。”说讨伐城邑，是指自己治理内部。晋卦上九前进到了角部，已经没有可以再前进的地方，只有能够反省自己、克制自己，治理好内部，才知道以危险来警戒自己而获得吉祥。这就是没有刚强冒进之过的原因。然而在柔顺前进的时代，却以刚强前进，又必须反省自己、克制自己，之后才可以没有刚强冒进的过错，那么在正道上本来就有所亏损而没有完全光明。所以说守正有遗憾；只是以反省自己、克制自己为用，是为了挽救正道尚未光大的过失。晋前进到上九，前进到了极点就必然退下，到了上位又返回下位，这是《易》的道理；刚强者又知道变化，所以《上九》的爻辞如此。【离下坤上】明夷，利于在艰难中守正。彖辞说：光明进入地下，就是明夷。内在文明而外表柔顺，用来防备大难。文王采用了这一道理，所以利于在艰难中守正，隐藏自己的光明。身处内部的灾难而能够端正自己的志向，箕子采用了这一道理。晋是光明盛大的时代，明君在上，所以群贤都在此时一同进用。明夷是昏暗的时代，昏君在上，所以贤者在此时受到伤害。这与“光明出现在地上”正相反。夷，就是伤害。光明受到伤害，在人君就是昏暗，在贤人就是隐藏不显。光明进入地下，这是合坤、离二卦的象，用来说明明夷；内在文明而外表柔顺，这是合坤、离二卦的功用，用来说明明夷；利于在艰难中守正、隐藏自己的光明，又是取六五居五位的意义，用来说明明夷。离在坤下，是光明进入地下的象。光明进入地下，光明就熄灭了，所以叫明夷。从上下二体来说，内卦是离，所以内在文明；外卦是坤，所以外表柔顺。放在人身上，就是把文明的德性蕴藏在内而不炫耀，把柔顺的心意施行于外而不违逆。这就是传文所谓有君临百姓的大德，又有侍奉君主的小心。用这种道理来防备和抵御大难，便能够脱离厄祸而不失去明圣，这就是文王处在昏暗时代所采用的道理。所以说“文王采用了这一道理”。明夷之时，昏暗的君主在上，贤者与他切近，不敢逃离，因此利于处在艰难困厄中而不失正道，也就是能够隐藏自己的光明。落实到爻，就是六五切近上六，却以阴暗之道居于五位。箕子是纣王的伯父。当时遭逢这种家国之难，所以说是内部的灾难。然而他端正志向以自我守持，不敢逃走，也得以免除祸害；这难道不是能够隐藏自己光明的人才能做到的吗？这就是箕子侍奉昏暗君主所采用的道理。所以说“箕子采用了这一道理”。经文说：《易》的兴起，难道是在殷的末世、周的盛德之时吗？难道正当文王与纣王之事吗？因此它的文辞危险。明夷六五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孔子在彖辞中又把文王、箕子兼而解释，纣王的事情就更加明显了。象辞说：光明进入地下，就是明夷；君子因此治理众人，使用含晦的方式而保持明察。从前我曾依据“三不欺”优劣的议论，来讨论治理众人的道理。西门豹治理邺地，百姓不敢欺骗他；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魏文帝问群臣：“三种不欺，对于君主的德性哪一种更好？”钟繇、华歆、王朗回答说：“臣认为，君主任用刑罚，下面的人畏惧罪责，便不敢欺骗；君主任用察察之术，下面的人害怕被觉察，便不能欺骗；君主任用德化，下面的人感念义理，便不忍心欺骗。优劣的差别在于权衡，不只是高低的差别，而是如同钧铢那样细微的比较。”任用刑罚，固然不是治理众人的道理；任用察察之术，更不是治理众人的道理。治理众人的道理，在于具有宽厚包容的德性，而不要以过分明察作为明智。如果没有宽厚包容的德性，只是任用察察之术来自以为明，那么只会把别人不能欺骗自己当作得计，却不知道人情因此动荡不安，疑惧由此产生变化，众人又会一齐起来排挤我。这也不是好的计策。由此看来，没有什么比使用含晦更明智，也没有什么比任用察察之术更不明智。从前有人向班超询问安定边疆的防备，班超告诉他说：“凡是处在边地的人，大多不是忠臣孝子，能够察见深渊中的鱼，并不是吉祥之事。” 询问边防的人笑着说：“这不过是平常的说法罢了。”不久没有采用他的话，边地果然传来叛乱的消息。这难道不是使用含晦最为明智、任用察察之术最为不明智吗？“明夷之象”说：“光明进入地下，就是明夷；君子因此治理众人，使用含晦而保持明察。”确实是使用含晦而保持明察。凡是处在人上面的人，都不可不知道这一点。初九，光明受到伤害而飞行，垂下自己的翅膀。君子出行，三天不吃东西。有所前往，主人会有所责言。象辞说：君子出行，是因为义理上不应享用禄食。初九处在明夷的开始，是最初受到伤害的人。上六是处在上位的昏暗君主。初九与上六之间，地位卑下而势力隔绝。然而明智的人看见防患而早作考虑，所以采取飞行离去的计策。龚深甫说：“明夷的灾难在上方，而初九距离它最远，本应处下而不应处上。所以说光明受到伤害而飞行，垂下翅膀，是不应向上而应趋向下方。”所谓君子出行，是说离去而不再领取俸禄；三天不吃东西，是说既然离开俸禄和职位，便因义理而不食其禄。说三天，是表示即使饥饿而死也不顾惜。这是初九处在下位时的事情。在昏暗动乱的时代，处在下位，对国家和百姓没有帮助，力量又不能使局面复原；对于昏暗君主的作为，按照义理应当退去。如果还采取前往投奔他的计策，主人也不会信任我，又能有什么补益呢？所以说：“有所前往，主人会有所责言。”以伊尹五次前往桀那里为例，最终不能使桀改变而趋向善，只是加速了桀的灭亡。商代的三位仁人，正是所谓周王室的至亲，却不能改变商辛听取意见的态度，不能避免宗国覆亡；那些疏远的臣子又能怎么样呢？能够免除祸害，已经算幸运了。这就是初九君子在义理上应当退去而不顾惜的原因。六二，光明受到伤害，伤在左大腿；使用强壮的马来救助，吉祥。象辞说：六二的吉祥，是因为顺从而合乎法则。

译六二，是文明的君主。《彖辞》说：“内在文明而外表柔顺，用来防备大难。”《传》说：“有君临百姓的大德，又有侍奉君主的小心”，六二就是这样。它以六爻居二位，又是柔顺到了极点。孔子解释说：“六二的吉祥，是因为顺从而合乎法则。”这一爻不是文王，在明夷之时还有谁当得起呢？各家有的把初爻解释为伯夷、太公，把这一爻解释为太颠、闳夭。把初爻解释为伯夷、太公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逃避纣王。把太颠、闳夭对应这一爻，有什么道理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处在下体而辅佐九三吗？并不是。各家有的把九三解释为文王之爻，这不对。这只是拘泥于“不可疾贞”一句，便说这是文王的事情，还没有认识到爻义。九三是武王之爻，不是文王的事情。要完全表现文王小心侍奉纣王的意义，以拯救世人为志向，又能脱离厄祸而不失去明圣，除了六二这一爻，没有哪一爻能够完全体现。大腿在身体下部，是行走的器官。明夷伤在左大腿，就是左大腿曾经受到伤害，这就是羑里之厄。六二属阴，所以说左大腿。然而左大腿受到伤害，而强壮部分仍然无恙，那么作为文王的根本仍旧存在，也就是说不是灾祸所能伤害的。虽然如此，对方是君主，我是臣子；天命还没有改变，作为臣子的本分，是我不敢违背的。上面承奉君主，下面安定百姓，这是我的心志，不敢不尽力。在这个时候，采用救助之道，哪里敢不尽力呢？所谓救助之道是什么？回答说：对上要救助我的君主，使他成为没有过错的君主；对下要救助这些百姓，使他们成为没有灾难的百姓。这就是我不敢不尽力的原因。这是文王竭尽臣道的方式。所以说“马壮吉”。马之所以因强壮而吉祥，只是因为它能够救助并承载人；文王的心意也是说：“我尽力向上承奉君主，向下安定百姓，是不敢不这样竭尽全力。”这是因为我有顺德，不敢失去做臣子的法则。赞述《易》的人推究他的本心，因马壮而吉祥，于是赞叹说：“六二的吉祥，是因为顺从而合乎法则。”这可以说是得到了文王的本心。所以我说，明夷之时的六二一爻，除了文王没有人能够当得起。九三：光明受到伤害而向南方出猎，擒获最大的首领；不可急于守正。象辞说：向南方出猎的志向，于是取得了大大的成功。其他卦中九三与上六是正应，在明夷卦中则成为至明克制至暗的象。九三是光明的极点，又处在下卦的上位；上六是昏暗的极点，又处在穷极的位置。这是以光明除去昏暗的意义。程氏说：“这个意义，大概就是商汤、周武王的事情吧？”正是如此。九三属于离卦，离代表南方；在明夷之时兴起，做除乱去害的事情，所以说“光明受到伤害而向南方出猎”。然而向南方出猎的志向在于擒获最大的首领，不可急于守正。上六处在一卦之上，是最大的首领；在明夷之时，它就是昏暗动乱的魁首，所以应当战胜并擒获它。所谓不可急于守正，耿希道说：“用光明除去昏暗，如同昼夜交替进退，怎么可以急呢？”按《史记》记载，盟津之战时，没有约定而会集的诸侯有八百诸侯，都说纣王可以讨伐。武王说：“你们还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可以。”于是撤军回去，过了二年，听说纣王的暴虐更加严重，于是告诉诸侯：“殷已经罪大恶极，不能不彻底讨伐。”军队渡过盟津，诸侯都来会合，武王于是作《泰誓》；所以《泰誓》一篇写成，殷就灭亡了。这就是所谓不可急于守正。如果急于以守正来处理，那么武王就是不懂天命。圣人的志向，也只是立志除去动乱、消除祸害而已。如果志向不在这里，就是悖乱的行为。所以象辞说：“向南方出猎的志向，于是取得了大大的成功。”也就是九三的志向之所以取得大成功，是因为向南方出猎。说“南”，是说它具有这样的光明；说“狩”，是说它除去动乱、消除祸害。那么，必须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德性，然后才可以做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事业。六四，进入左腹，在走出门庭时获得了明夷的内心。象辞说：进入左腹，是获得了它的心意。六爻从初六到六五，处在昏暗动乱的时代，光明者都受到伤害，所以初九说“光明受到伤害而飞行”，六二说“光明受到伤害，伤在左大腿”，九三说“光明受到伤害而向南方出猎”，六五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只有六四以阴爻居阴位，属于坤阴之体，没有光明可以受到伤害，爻辞却只说“进入左腹，获得明夷的内心”。这正是以阴邪柔顺为事，程河南所说“邪臣侍奉昏君，必先蛊惑他的内心”。各家有的拘泥于“走出门庭”一句，说这是微子离开商朝归顺周朝的意义，也错了。邪臣侍奉昏暗的君主，能够轻易获得他的心意，必定有深入其中、暗中迎合的计策。左，是阴气所在；腹，是善于容纳的地方。进入左腹，是说六四之所以被上位接纳，是凭借柔邪之道从阴僻之处进入。这样，所以能够获得昏暗君主的心意。正当昏暗动乱的时代，以小人为君主，必然也以小人为臣子；他们心志相同、彼此契合，哪里要等到深入长久以后才这样呢？正当通过因缘开始获得进用时，深入阴暗之中的计策已经施行，所以说“获得明夷的心”。所谓走出门庭，既然如此，这并不是小人凭奸巧而轻易进入，而是因为君主内心昏暗混乱，所以进入并不困难；这就是他的心意容易被获得的原因。君主的内心如果不谨慎，容易被阴邪小人侵入，天下即使想不成为昏暗动乱的时代，又怎么做得到呢？禹告诫舜说：“安定你的止息之处，只考虑细微之处和安宁之道，使辅弼之臣正直。”你的止息之处不能安定，就容易动摇、容易受迷惑，不知道把“几”和“康”作为思虑，那么辅弼之臣怎么能够正直，谄媚之人怎么会不容易进入呢？既然如此，像舜这样的大智者，禹的告诫尚且涉及这一点，何况愚昧昏暗的君主呢？

译六五，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利于守正。象辞说：箕子的守正，使光明不可熄灭。其他卦的六五，很少有不是君主之位的；这个卦却把它作为箕子之爻，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六爻居五位，内在有阳的光明，外在处于阴暗，这正是隐藏光明的意义。纣王昏暗动乱，又将有失去君位的象，不足以当此爻。箕子是纣王的亲近之臣，按义理不能远离君主；当时商家没有别的君主，所以《易》在这里以六五表示箕子，因为他能够隐藏光明，而且切近上六。上六是阴暗到了极点，于是把纣王移到这个位置；阴暗到了极点，既处在上位又有失位的象。这是《易》的微妙义理，不这样就不是《易》。上六阴暗到了极点，在明夷的时代，所以成为明夷的主爻。六五切近明夷的主爻，如果不能自行隐藏光明，就必然受到伤害。因此箕子处在这个时候，按义理既不能远离君主，忠言极力进谏又不能被听取，于是不得已采取假装疯狂的计策来免除祸害。所以彖辞说“利于在艰难中守正，隐藏自己的光明”，爻辞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利于守正”。箕子处在这个时候能够隐藏光明，所以他的光明不可熄灭。箕子的光明为什么不可熄灭呢？也只是因为：我端正这个志向来侍奉君主；我的身体可以毁灭，但这种正道不可毁灭。我的正道不灭，这就是他的光明不可熄灭的原因。唉，侍奉君主能够像箕子这样就可以了。上六，不明而昏暗；起初登上天空，后来陷入地下。象辞说：起初登上天空，是照耀四方诸国；后来陷入地下，是失去了法则。上六处在明夷的极点，是光明受到伤害的极点。光明受到伤害到了极点，为什么呢？因为它处在坤卦的终点。处在坤的昏暗终点，光明受到伤害就到了极点。所以说“不明而昏暗”，是说不明亮而昏暗，这与“隐藏自己的光明”相反。君主之道没有别的，只在于始终如一。伊尹训诫太甲说：“永远保持你的德性，保住你的职位；你的德性如果不能恒常，九州就会因此灭亡。”夏王不能恒常保持德性，皇天也不能保佑他。又说：“如今继承王位的新君刚刚接受天命，应当更新自己的德性；始终如一，这才是每天更新。”我曾经依据这段话来讨论。君主刚刚接受天命时，即使是极其平庸软弱的君主，大概也知道谨慎。为什么呢？开始做到还可以，最终坚持却很困难。这就是所谓“起初登上天空，照耀四方”。到了晚年，欲望一萌发，就认为天下没有人比我尊贵、没有人比我高贵，于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哪里还顾虑什么呢？正因为这样，君主之道日益败坏，君主的德性日益丧失，天下也日益渐渐进入昏暗动乱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来陷入地下，失去了法则”。司马温公说：“所说‘失则’，是什么意思？国家赖以建立的，是法则。” 所以做工匠的，圆规、曲尺、绳墨不可丢弃；治理国家的，礼乐、法度不可失去。尺度稍有差错，准则就会失误；网眼断绝，纲绳就会紊乱；纲纪散失，丝理就会混乱；法度败坏，国家也会随之败坏。唉！作为君子，怎么能不谨慎呢！《童溪易传》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