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溪易传卷二十七

译谨慎保守机密，不把它说出去。”孔子说：“创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心理吧？《易》说：‘背负东西又乘车，招来盗寇。’背负，是小人的事；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会想夺取它。上面的人傲慢，下面的人暴虐，盗贼就会想攻伐它。怠慢收藏就是教盗贼来偷，修饰容貌就是教人来淫乱。《易》说：‘背负东西又乘车，招来盗寇，这是招致盗贼的原因。’” 唉！我学习《易》到这一章，才知道圣人忧虑世事的心竟然如此深切周到！为什么呢？因为圣人不把自己所有的东西藏起来，而是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通过《易》发明出来。圣人所有的东西在哪里呢？答道：就是本性所显现的东西。这种本性所显现的东西，就是伊尹所说的先觉。有了这种先觉，所以把启发后觉当作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圣人忧虑世事的心。那么，看到天下的幽微、看到天下的变动，圣人的先觉就在这里吗？所以卦象和爻就是由此建立的。那么圣人为什么殷切地创立象和爻呢？答道：是为天下后世的言语和行动而设。使天下后世言语没有过失，行动没有妄动，这就是从象和爻中得到的收获。这正是圣人创作《易》的本心。事物的道理寄托在幽微深远之处的，是天下的幽微；在纷繁错杂之处显露征兆的，是天下的变动。圣人都能看见它们，明白得如同观看火焰。因此，三个奇爻的乾卦用天来模拟它，三个偶爻的坤卦用地来模拟它；至于震为雷、巽为风之类，它们所模拟的无不各自恰当；凡是事物本来应有的情状，如马、牛、龙、鸡之类，也都各得其所取的象。《易》之所以有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事情恰好遇到适宜的时机，就在当时成为通达；例如乾卦九二出潜离隐，就是天下文明的时机；观卦六四观国尚宾，就是适宜以宾礼接待王的时机。凡属这类情况，圣人都洞察其中的所以然，并据此实行典礼。所谓典礼，就是时势应当如此便如此，不失去上天所安排、所叙列的秩序。圣人又担心人们不明白这些，于是系上文辞说：这样做就是吉，反过来就是凶，分别剖析判断，明确告诉人们。《易》之所以有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象所说的是天下最幽微的道理，例如“田获三狐，载鬼一车”之类，近似恢诡谲怪，似乎应当令人厌恶；但圣人的意旨正由此完全显现，所以不可厌恶。爻所说的是天下最剧烈的变动，例如“上下无常，变动不居”之类，其相互推移、相互更易，似乎容易紊乱；但吉凶的道理正由此得到判断，所以不可紊乱。张横渠说：“《易》谈论天地、阴阳、真情和虚伪，以及最幽隐的事，却不可厌恶。”诸子纵横驰骋地发挥言辞，穷尽高远、探究幽深，但懂得德性的人厌恶他们的言论；所以言语本身并不以艰深为难，重要的是君子乐于取用它。苏东坡说：“刚柔相交，上下相错，六爻在其中进退，其进退屈伸，不能预先确定；但顺应它就吉，违逆它就凶，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极其变化之中有恒常的守则，不可紊乱。‘先模拟而后发言’，是模拟这个象而发言；象是事物之象，模拟它而发言，言语就有具体对象了。‘先讨论而后行动’，是讨论这个爻而后行动；趋吉避凶的道理，已经在爻中判定。讨论这个道理而行动，行动就只在适宜的时机。言语有具体对象，行动又合乎时机，那么说与不说、动与静都合乎道。这就是模拟和讨论的功效。这样就能成就变化了，有什么困难呢？因为变化就是易，易就是天。我们的言语和行动若与易相契合，就是与天相契合。所以说‘通过模拟和讨论来成就变化’。那么，我前面所说圣人创作《易》、创立象和爻，是为天下后世的言语和行动而设，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叙述古人创立象和爻的意旨后，于是举出《易》中的

译七爻来具体说明。所以中孚九二、同人九五，是说明君子的言语和行动；大过初六、谦卦九三，是说明君子的谦逊谨慎；乾卦上九的亢，是违背谦逊，于是又重复《文言》的文辞来警戒它。

译节卦初九说明能够谨慎守密而无咎，又设下不能谨慎的文辞来加以警戒。至于解卦六三，是小人不知谦逊谨慎而放肆地施行暴虐傲慢，所以圣人直接说：“创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心理吧？”无非都是为天下后世的言语和行动而设。君子在幽隐之处修养自身，而他的感应会显现在千里之外；他的动机极其微细，而影响却极其广博，这就是不可不极其谨慎的原因。所以圣人用居处在家中、发出善言或不善言来表示警戒。然而说到言语后又接着说行为，是因为言语和行为正是内外相符的表现。所以后文说：“不出户庭，无咎。”又说“祸乱产生的地方，言语成为阶梯”，可见言语确实是行为的外在表现。枢机这种东西，所联系的事情虽然极其细微，但一经发动，昏明、中正与否就随之而来，所以说它是“荣辱的主宰”。孟子说：“不真诚，没有能够感动别人的。”又说：“极其真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未有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若没有一件可惭愧，那么真诚所感通的地方，哪里还会有远近上下的区别呢？这就是它能够感动天地的原因。言语和行为达到感动天地，就是所谓通过模拟和讨论来成就变化。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出仕还是退处、发言还是沉默。同人卦六二居柔位，守静于下，有时退处、有时沉默的象；九五以阳爻居刚位，在上位，有时出仕、有时发言的象。两者似乎并不相同，然而六二内心正直的诚意，先得到同人的响应，这就是所谓两人同心。因此能够断除九三、九四两刚爻的阻隔，最终彼此相遇。所以说：“其利断金。”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内心相同，言语也必然相同。因此彼此气味相投，不分上下远近。所以又说：“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就是此爻有“后笑”之说的原因。大过卦初六处在阳刚过盛的时代，一根柔爻居下而不触忤外物，可以说能够自我谨慎。因此有借用白茅承托物品的象，就像把器物放在地上，既安稳又平正，也就可以了；又用茅草来承托它，自然没有过失。所以说：“谨慎到了极点。”意思是它处在大过之时，却能够谨慎过度。天下万物，如果因为它微薄就弃置不用，那么所谓贵重之物又凭借什么存在呢？大概贵重之物以低贱之物为根本。因此说：“茅这种东西，质地微薄，但用途却可以很贵重。”又说：“按照这种谨慎的方法行事，就不会有什么失误了。” 这样看来，谨慎而不失误，初六具备这一点。大过卦初六是谨慎过度，所以说“谨慎到了极点”；谦卦九三是厚重过度，所以也说“厚重到了极点”。而且能够削减自己的劳绩，把功劳归于德，这难道不是因为胸中有所积蓄吗？如果胸中毫无积蓄，就会十分轻薄。至于谦厚的君子，却不是这样：我虽然有劳绩，却好像从来没有劳绩；我的功业虽然成就了，却好像从来没有成功。不能降低自己而处于他人之下的人，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因此圣人推究并说明他内在的积蓄，说：“从德而言，它是盛大的。”又详细观察他外在的表现，说：“从礼而言，它是恭敬的。”谦卦九三处于众人之下的高位，有成就功业的劳绩，如果不能以谦恭来守住这个高位，怎么能得到善终的吉祥呢？只有谦逊厚重到了极点，圣人才深深赞许他。知道圣人深深赞许谦卦九三，也就可以知道圣人深深告诫乾卦上九了。为什么呢？“亢”正是“谦”的反面。九三恭敬而保有职位，上九却身居尊贵而没有职位；九三使万民服从，上九却高高在上而没有民众；九三能够凭功劳处于他人之下，上九却使贤人在下位而没有辅佐。因此九三谦逊而有善终，上九亢极而有悔恨。言语和行动相互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说：“言语，是行动的表征。”节卦初九不出户庭，不只是身体不出去，言语也不出去。言语不外泄，就是隐密，可以说是谨慎了。如果失去这种警戒，君主就必然会失去臣子，臣子也必然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必然会导致功业受害。这种谨守节制的方法，必须在事情开始时就做到。所以上文有关于“枢机”的比喻。《易》的创作，难道只是为了让人知道盗贼吗？它只是说：谦逊谨慎一旦丧失，就会有暴戾傲慢的行为，也就免不了被盗贼乘隙侵害。因此解卦六三，上面傲慢、下面暴戾，就是招来盗贼的原因。圣人所谓“知道盗贼”，不过如此。孟子说：“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解卦六三所说的，就是自己招来祸患。六三处在众人之下的高位，六阴以刚狠的状态居于此位，并不适合据有它。所以爻辞有“负且乘，致寇至”的说法，系辞把这种人称为小人。推究其所以如此，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有暴戾傲慢而没有谦逊谨慎罢了。把财物收藏得傲慢，是教盗贼来偷；容貌姿态放荡，也是教人淫乱。所谓教导，就是招致。这样看来，人的言语行动，怎么能不尽力谨慎呢？这就是圣人作《易》时，必定要后世之人取法卦象、依据爻义来言语行动的原因，大概是担心他们的过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因此我说：圣人作《易》，树立卦象和爻辞，是为天下后世的言语行动而设的。唉！人的言语行动，怎么能不尽力谨慎呢？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根蓍草；把它们分成两组，以象征天地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四根四根地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置闰，所以要两次归扐，然后再挂一根。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相合。天数共二十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依据。乾卦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周年的日数。上下两篇的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因此，经过四次营求而成就《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卦，形成八卦便只是小成。由此推引伸展，触类旁通而扩充它，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就都完备了。彰显道而使德行神妙，因此可以用它应对万物，也可以用它辅助神化。《易》有自然的道理，因而有自然的数。这个道理确定而不可改变，所以这个数也是如此：奇就是奇，偶就是偶，同样确定而不可改变。这个道理相互承接而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数也是如此：奇由偶成，偶由奇成，同样相互承接而发挥作用。这个道理运行不穷，所以这个数也是如此：开始便有终结，终结又有开始，同样运行而不穷尽。

译这样看来，数产生于理，理寓含在数中；数所产生的地方，就是理所在的地方。因此《易》取天地之数，把它作为大衍之数。所谓天地之数，就是一、三、五、七、九，这是五个天数，相加为二十五；二、四、六、八、十，这是五个地数，相加为三十。二十五和三十相合，就是五十五。圣人说：“这是五十五之数，把它运用于天地万物之间，本来就足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然而如果依据这个数来作《易》，其中可能有不协调、不相合之处，所以就从天地之数中去掉五，作为大衍之数。但所谓去掉，并不是真正把它去除。数开始于一，完备于五，小衍为十，是两个五；大衍为五十，是十个五，那么五已经包含在其中了。王辅嗣说：“推衍天地之数，所凭借的是五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数有体有用：一是数的体，体是不动的；四十九是数的用，用表现在分二、挂一、揲四、归奇的过程中。王辅嗣又说：“实际使用四十九，所以那一根不使用。” 不使用却正因此而发挥作用，凭它使事理贯通；它不是具体的数却包含数，凭它使卦象成就，这就是《易》的太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数，可以在揲蓍时看见。揲蓍的方法是：把四十九根蓍草分到左右手，成为两组；分成两组后，从左手中取一根蓍草，挂在小指上。挂好一根后，先把左手的蓍草四根四根地揲数，将余数归到指间；再把右手的蓍草四根四根地揲数，也把余数归到指间。两次归扐之后，再挂一根。因此三次揲数成一爻，十八次揲数成六爻。每一爻是阳还是阴，都根据揲数所得余数的多少来确定。因此第一次揲数的余数不是五就是九，第二次、第三次揲数的余数不是四就是八。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次都是少，为老阳；三次都是多，为老阴；两多一少，为少阳；两少一多，为少阴。老阳为九，老阴为六，少阳为七，少阴为八。假如在四十九这个数上增加一根或减少一根，都不能完成揲数。这就是大衍五十之数必定只使用四十九的原因。然而揲蓍的方法必定说“象两”“象三”“象四时”“象闰”，是为了说明圣人制定法则，从来没有不遵循天理的自然规律，并不是人为虚构的。所以《易》的创作，以阴阳为根本。说“象两”，是说象征阴阳二气的分化；说“象三”，是说二气分化后，有阴有阳，而阴阳之中还必有中气；说“象四时”，是说二气已经分化，中和的为春秋，达到极点的为冬夏；说“象闰”，是说四时积累而成一年，经过三年便设置闰月。闰月产生于日月合朔而周天未尽的气，所以用归奇的数来象征它。然而置闰的方法是十九年七闰，其中三年置一闰，五年置二闰，所以大体上是五年两闰，又用两次归扐来象征它。庄周氏说“《易》用来引导阴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吗？大衍之数既然根本于天地之数，所以接着又讲天地之数。天数有五，地数有五，是说天地之数有奇偶的分别；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是说天地之数有奇偶的会合。张横渠说：“一、三相间，这叫相得；各有相合，是彼此相对而合，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太元》也说：“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 天数二十五，是五个五；地数三十，也是五的六倍。这是分别来说。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是合起来说。天地之数不离五十五，所以二气有盈有虚、四时有生有杀、万物有出机入机，都以此为根本。变化由此数而成。所谓运行鬼神，就像《月令》所说孟春之月，其帝为少昊，其神为勾芒之类。于是有的执规而主持春季，有的执衡而主持夏季，有的执矩而主持秋季，有的执权而主持冬季，这就是鬼神依据此数而运行。程河南说：“《易》中所说的鬼神，就是造化。”又说：“变化说的是功，鬼神说的是用。”揲蓍的方法得到五与四，就是老阳；它的策数一爻为三十六，是四九相乘的数，所以是乾之策。得到九与八，就是老阴；它的策数一爻为二十四，是四六相乘的数，所以是坤之策。以六爻计算，乾卦六爻每爻三十六，策数就是二百一十六，即三十六乘六；坤卦六爻每爻二十四，策数就是一百四十四，即二十四乘六。用乾坤六爻的策数计算，所以说：“总共三百六十策，正好与一周年的日数相当。”因此说：“相当于一周年的日数。”再以上下两篇的策数计算，凡是取法于乾而称九的爻共有一百九十二，取法于坤而称六的爻也有一百九十二。阳爻一爻的策数是三十六，用三十六乘一百九十二，得到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爻的策数是二十四，用二十四乘一百九十二，得到四千六百零八策。两篇合计，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数从一积累为十，从十积累为百，从百积累为千，从千积累为万，这是自然的道理，恰好与万物的数目相当。所以说“相当于万物的数”。对于象征两、三、四时、闰月，称为“象”；对于相当于一周年的日数、相当于万物的数目，称为“当”，说明各自有不同的意义。“营”就是求。使用蓍草的方法，是用四来揲数；成就《易》的数，也是用四来求。因此老阳之数为九，用四求它，策数为三十六；

译老阴之数为六，用四求它，策数为二十四。至于少阳之数为七，也用四求它，策数为二十八；少阴之数为八，也用四求它，策数为三十二。阴阳老少，是六爻的根本。所以说：“经过四次营求而成《易》。”至于乾坤的策数三百六十，以及上下两篇的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也都是用四来求的。乾的阳爻六个，六乘九为五十四，用四求得二百一十六；坤的阴爻六个，六乘六为三十六，用四求得一百四十四。把乾的五十四与坤的三十六合起来，为九十；再用四求它，就得到三百六十。上下两篇中阳爻一百九十二个，其数为一千七百二十八；阴爻一百九十二个，其数为一千一百五十二。总计为二千八百八十；再用四求它，就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些数都是用四求得的，这就是《易》这部书所以由“四营”而成。所谓“十八变而成卦”，就是三变成一爻，积累到十八变而成一卦，由此可以知道。《易》开始于八卦。当八卦还没有重叠时，屯、蒙、师、讼之类的卦义只是隐约存在而没有完全显现。这个时候，《易》的大业还没有全部完备，所以说“小成”。等到推引伸展八卦，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于是触类旁通、扩充发展。近取法于自身，远取法于万物，凡天地之内的一切事物都不舍弃；治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也都可以随时取用而完备。圣人用来垂示法则、树立教化的内容，也在这里全部具备，这就叫“天下能事毕矣”。确实可以说完备了。因此，彰显道理、使德行神妙，是《易》的功用；它所产生的效果，表现在应对万物并辅助神化上。神而未显现的，是道；现在说“显道”，就是阐明幽隐。显现而不神妙的，是德行；现在说“神德行”，就是使微妙者显明。《易》作为《易》，在显明处也包含秘密，在幽微处也有所彰显，这就是它作用的奥妙。正因为如此，从它显明的一面说，它有应对万物的功效，始终清楚明白，所以说“可以用来应对”；从它神妙的一面说，它有助成神化的妙用，始终深远幽微，所以说“可以用来辅助神化”。唉！谁能想到圣人根本于天地之数创作《易》，其功用竟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所做的事情吧？”《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用言语的人重视《易》的卦辞，用行动的人重视《易》的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易》的象，进行卜筮的人重视《易》的占。因而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向《易》询问并以言辞求决，《易》接受询问而作出的回应就像回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未来的事物。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把卦爻交互参验而产生变化，错综安排其数，通晓它的变化，于是成就天地间的文理；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万物的象。不是天下最具变化的东西，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易》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受到感应，便贯通天下的事理。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几微的工具。正因为深，所以能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察几，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加快却自然迅速，不行动却自然到达。孔子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说的就是这个。” 前一章说《易》寓于数中，这一章说圣人之道寓于《易》中。所谓《易》，就是变化；所谓变化，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只是担心人们不知道罢了。想知道《易》的神妙，除了变化之道，还能从哪里知道呢？所以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所做的事情吧？”卦辞、变化、卦象、占筮，这四者就是《易》的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神所做的一切便都可以知道。圣人之道也不超出这些，所以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是非、当否各有相应的指向，是《易》的辞；用言语的人重视《易》的辞，那么言语必然有法则。趋向、躲避、取舍，不可拘泥于一端，是《易》的变；用行动的人重视《易》的变，那么行动必然合乎法度。描绘事物而与事物相宜、不能掩饰的，是《易》的象；制作器物的人重视《易》的象，那么器物必然适合使用。吉凶祸福各按同类相应，是《易》的占；用卜筮的人重视《易》的占，那么占筮必然能够知晓未来。这些无不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圣人重视它们。所谓重视，就是阐明这个道理，垂示法则、树立教化，使天下后世觉悟那些不知道这些道理的人。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向《易》询问并以言辞求决，《易》接受询问而作出的回应就像回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未来的事物。这里说的是重视《易》的辞和《易》的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说的是重视《易》的变和《易》的象。君子在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的时候，还不知道是非当否所在，难道可以不考察《易》来作出决断吗？向《易》询问并以言辞求决，就是向《易》求取决断。假使《易》的卦辞不是圣人所重视的，君子又怎么会用言语向它询问呢？然而向《易》询问并以言辞求决，如果不是凭借自己精诚专一的心，深知《易》值得信赖，那么即使有所询问，也只是徒然发问。现在说《易》接受询问而作出的回应如同回声应声，必定是因为内心默契于《易》，而不只在于言语问答之间。否则，远近幽深之处的未来事物怎么能够知道呢？举凡无不知晓，难道曾经没有丝毫间隔吗？所以说是“至精”。朱子发说：“精益求精，叫作至精。”所谓“参伍以变”，是纵横十五，即天地五十五之数；把七、八、九、六错综起来，总数为三百六十。从天地来看，阴阳以三五相参，一五相间，以变化为候的有七十二；以二五变化为旬的有三十六；以三五变化为气的有二十四。

译三百六十五日循环一周，又重新开始。所以乾卦的策数三十六，是三个六再加二；坤卦的策数二十四，是两个六再加二。三乘二十四、二乘三十六，都等于七十二；三乘七十二为二百一十六，得到乾的策数；二乘七十二为一百四十四，得到坤的策数。三画卦经过三变而复返，六画卦经过五变而复返。贯通六、七、八、九的变化，刚柔相互变换，于是成就天地间的文理；穷尽五十五之数，刚柔各有确定的体，于是确定天下万物的象。没有文理的形成，就不足以成就万物；变化再变化，就叫作“至变”。行动开始于作为，作为开始于思虑。有思虑、有作为的是人；没有思虑、没有作为的是天。谁能做到有思虑、有作为，却没有人的局限和牵累呢？只有《易》罢了。《易》虽有思虑，根本却在无思；虽有作为，根本却在无为。五十五之数合于太极，寂静无声，其中的一根不动。万物无不涵摄于其中，一有事物感应它，便散开而成为六、七、八、九的变化，天下事物所以如此的道理，没有不贯通的。所谓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知道未来事物，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精，就是精微地把握这个道理；所谓变，就是使这个道理发生变化。神妙之中又有神妙，叫作“至神”。因为精微，所以能够穷究深奥；因为变化，所以能够参与几微。《易》是圣人亲自体认它，用来穷极深奥、研察几微的。天下人的心志隐藏在无形之中，如果不是推求而见、达到最隐微之处，怎么能够全部贯通呢？而《易》是最精微的。天下的事务来去无穷，如果不能曲折周详地把握其中的道理，怎么能够成就它们呢？而《易》是最具变化的。迅疾而快速、行动而到达，有思虑有作为的事物都能如此，而《易》则达到神妙。不加快却自然迅速，不行动却自然到达，是穷极深奥、研察几微所产生的效果，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如此，却自然如此。所以说，《易》中有四种圣人之道。子发的解释，可以说已经阐明得很清楚了。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孔子说：“《易》是做什么的？《易》不过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容天下的道理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它贯通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决断天下的疑惑。所以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六爻的意义，通过变化来告诉人。圣人用这些洗涤内心，退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以神妙知晓未来，以智慧收藏过去，谁能做到这样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戮的人，正因为这样才能明白天道，察知民情。因此兴起神物，用来引导百姓使用。圣人用这些斋戒，使神物的德性显明。正因为如此，闭合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实体叫作器，制定并加以使用叫作法；使出入都得到便利、百姓都能使用，叫作神。因此《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因此，法象没有大过天地的；变通没有大过四时的；悬象而显明没有大过日月的；崇高没有大过富贵的；备具万物、使其各得其用，制作器物来给天下带来便利，没有大过圣人的。探寻幽微、搜索隐秘，钩取深奥、达到远方，用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努力之事，没有大过蓍龟的。因此，天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上天垂示象征而显现吉凶，圣人取法这种象；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易》有四象，用来显示；系上卦辞爻辞，用来告知；用吉凶加以确定，用来作出决断。《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佑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履行诚信而思考顺从，又尊崇贤能，所以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 这一章又说《易》寓于数中，圣人以此为根本创作《易》，而它的功用表现在治理世事的变化、把法则垂示给后世；天人之理都不超出这里。仿佛有某种力量辅助它，所以最后举出大有卦上九的爻辞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唉！圣人运用《易》的功效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程河南、张横渠以及前辈都说，这段话应当放在“天数五、地数五”之前，是简册编排失去了次序。但张横渠又说，圣人对于经书，也不愿用一种说法把意思全部说尽，担心人们容易知道以后便不再研究，所以有时放在这里说，有时放在那里说，最终一定会显现出来，只是让学习者专心思考这些内容。由此可知，前辈谈论经义是很严谨的。从天一到天五，是天地的生数；从地六到地十，是天地的成数。程河南说：既然有上面的五个数，就有下面的五个数；上下两个五合起来，成就阴阳的功用、万物的变化和鬼神的作用。朱子发也说：万物处在天地之间，不离五十五之数；圣人即使不明说，难道能够逃脱这个数吗？《易》之所以为《易》，没有别的，就是对于万物加以开启，说明它们所以如此的道理；对于事务加以成就，顺应它们本来应当如此的情形。天下之大，没有什么超出这个范围；道覆盖一切，这就是所谓“包容天下的道理”。朱子发说：“包容天下的道理，就是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舟车所通行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都必须依靠这个道理，然后得到覆盖和容纳。”这话是对的。《易》之所以为《易》，如此而已；舍弃这些，哪里还能称为《易》呢？所以说“《易》是做什么的”，又说“如此而已”。圣人掌握这个道理，就用它治理世事的变化。因此，天下人的心志本来似乎不容易贯通，《易》有开启万物的道理，圣人完全掌握它，天下人的心志便无处不贯通；天下的事业本来似乎不容易确定，《易》有成就事务的道理，圣人完全掌握它，天下的事业便无处不确定。当天下人的心志尚未贯通、事业尚未确定时，在取舍的方向、行动与安定之间茫然无措，不知道应当跟从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疑惑的呢？等到天下人的心志因圣人而贯通，天下的事业因圣人而确定，心中想做的事和日常应当做的事都清楚明白而没有疑惑，这是谁的功劳呢？

译实在是圣人能够决断他们的疑惑，才使他们达到这种境地。因此又说“用来决断天下的疑惑”。凡是事情所以如此，都是圣人从《易》中有所获得而形成的，所以接着讲蓍、卦的德性和六爻的意义。凡物圆就能运转，方就会停止；能够运转而有无穷作用的，其中必然存在所谓至神之物。因此说：“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能够停止而有确定形体的，一定是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当然已经无所不知了。因此说：“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蓍的作用是六、七、八、九，任其自然变化，人不能参与其中，不是神妙是什么？卦既然设立，上下内外都有不可改变的定位，而道理实际寓含其中，不是智慧是什么？至于六爻的意义，则通过变化来告诉人，使人知道吉祥可以趋近、凶险可以躲避，并没有什么故意隐藏的说法，这就是所谓“易以贡”。韩氏说：“贡，就是告知。六爻通过变化告知吉凶。”张横渠说：“圆融而神妙，所以能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方正而有智慧，所以能确定天下的事业；爻辞的告示，所以能决断天下的疑惑。”人的心，是应对万物的主宰。内心有所牵累，应对万物就不能扩展开来而大公无私；内心不能扩然而大公，也就不同于《易》了。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受到感应，便贯通天下的事理，这就是《易》。圣人借助蓍、卦和六爻，洗去内心的牵累，使这颗心扩然而大公；《易》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易》。因此，退藏于幽密之处而不穷尽的作用，默默存在于自身之中。程河南说：“密是作用的根源，是圣人的妙处。”又说：“道是形而上的，形而上的就是密。”这样看来，退藏于密，就是《易》所谓无为、寂然而不动。妙用的根源默默存在于圣人之心，发动出来便成为作用，应对万物而没有穷尽。因此，以天下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以天下人的忧患为自己的忧患；天下百姓有吉祥可以趋向，圣人只担心他们不能趋向；有凶险可以躲避，圣人只担心他们或许躲避不了。百姓的忧患就是圣人的忧患。所以说“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这就是《易》所谓一受感应便贯通天下事理，也是神蓍的德性。吉凶隐藏在尚未显形之时，圣人凭神妙来知晓未来，那么神妙就在圣人身上，而不只在蓍上；认识到卦的德性，吉凶已经在事情显著之后才显现，圣人用智慧保存过去，那么智慧也在圣人身上，而不只在卦上。所以《系辞》说到这里，极力称述圣人的神妙与智慧，说：“谁能做到这样呢？”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戮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啊！称为聪明睿智，那么卦的智慧如果不是圣人的，谁能拥有呢？称为神武而不杀，那么蓍的神妙如果不是圣人的，谁能拥有呢？圣人的德性如此无所不备，所以我所说的蓍卦之神妙与智慧，都在圣人身上，并不专属于蓍与卦。耿希道说：“说神武而不杀，为什么呢？公开彰显神武而不免于杀戮，是为了使人知道畏惧。现在凭神妙知晓未来，尚未发生的吉凶预兆先显现；凭智慧保存过去，已经发生的警戒留在后来。难道一定要等到被杀之后才知道畏惧吗？”荀子说：“怠慢、轻忽、掠夺、抛弃，就用灾祸来照示他”，说的就是这个。天人之理完备于《易》，而《易》的神妙与智慧又完备于圣人。因此，凡属于天和人的事情，圣人应当没有不知道的。福善祸淫，是天道；圣人明白其中必然如此的道理，行善得福、作恶得祸，是百姓自身的情状。圣人察知祸福所以造成的原因，只怕百姓的运用有所偏差，以至于昧于应当趋向的方向，所以借助蓍龟的神妙，来启发人心的神妙。神无所不在：在人身上就是人心，在万物中就是神物，在天地之道中就是《易》，在《易》中就是阴阳的不可测度，在圣人身上就是圣人的妙用。当这种神妙存在于万物中而成为蓍、龟时，尚且被弃置而未使用。人们说：“这不过是枯草茎罢了，是腐朽的骨头罢了！”却不知道它们是神物。圣人于是使它们兴起，《易》也由此显现。人们看见圣人使它们兴起，也只是随着圣人而取得其中所谓的道理：这样就是吉，这样就是凶。于是趋向吉祥如同口渴求水，躲避凶险如同躲避火灾，并说：“这是圣人的先知。”却不知道这是神物的先知；只是圣人能够使它兴起，把它作为引导百姓的工具罢了。那么圣人是怎样使它兴起的呢？也就是圣人用这些神物斋戒、致敬，使神物的德性显明，让百姓凡有行动，也都斋戒、致敬，不敢忽视这些神物，都知道它们的德性神妙光明，并相信它们所告知自己的吉凶。这就叫兴起神物。前面说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那么斋戒以使神物德性显明，虽然由于圣人的兴起，但神物的德性实在是神物本来就具有的。神物本来具有这种德性，即使圣人不想斋戒来使它显明，它又凭什么能够引导百姓使用呢？所谓引导百姓使用，就是神的作用。因此下文逐一说明乾坤、变通、象、器和法，最后说到百姓都能使用。神妙之理，谁能不经过门户而出入呢？门户只有一个：闭合就是坤，这是百姓的作用隐藏在无用之中；打开就是乾，这是百姓的作用显现在有用之中；一闭一开就是变，这又说明百姓的作用不能拘泥于一端；往来不穷就是通，这又说明百姓的作用不能有所穷尽。然而在闭合、开启、变化、贯通之中，什么才是百姓的作用呢？回答说：就是这个道理。显现出来的叫象，形成实体的叫器；器物制定下来便成为法。圣人体认《易》而治理世事的变化，把法则垂示给后世，没有超出这些。因此百姓利用这个道理，表现在出作入息之间。凡是借以谋生养活、取得利益的东西，谁不用它？但没有人知道使用它所以然的道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神：在人、在物、在天地、在《易》、在圣人，都有它。唉！话说到这里，谁还说《易》是没有用处的学说呢？从“《易》有太极”到“《易》有四象”，又重申圣人兴起神物、引导百姓使用的旨意。朱子发说：“极就是中，太极就是最中的意思吗？”

译四象、八卦都已经具备而尚未发动，叫作太极。《易》有太极，四十九根蓍草合在一起成为一吗？在人身上，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这便是太极。濂溪周先生说：“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到极点便静止；静止到极点便产生阴，阴达到极点又运动，阴阳互相以对方为根，分阴分阳，两仪便建立了。”朱子发说：“阴阳相匹配，所以称为仪。”凡事物有中，就有上下；有上下，就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就有四方；有四方，就有四维，于是八卦就在其中了。这是自然的道理。张横渠说：“一就是神，二就是化。因此太极就是一。把一加倍成为二，仪分为上下，所以说产生两仪；把二加倍成为四，象分布于四方，所以说产生四象。东方的天象是龙，西方是虎，南方是鹑，北方是龟，这些都是象。把四加倍成为八，八卦由此形成，所以说产生八卦。这就是《易》生生不息的道理。”卦，就是悬挂、显示的意思。把这个道理悬示给人，吉凶便有确定的说法。所以又说“确定吉凶”。《易》开始于八卦，把八卦重叠起来，卦就成为六十四个。天道的消长、万物的盛衰、人事的得失、古今的治乱，都逃不出八卦所确定的吉凶。那么《易》的大业，也就是由八卦所确定的吉凶产生的。因此《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似乎不能用一句话说尽，但它的主旨不过是不停地向人显示趋吉避凶的道理罢了。只有圣人进入吉凶的领域，所以能够与百姓共同忧患，并在天下建立伟大的功业。那么圣人的大业，就是《易》的大业；《易》和圣人的大业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下文接着说六个“莫大”的道理，兼论《易》之所以为《易》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生成卦象叫作乾，效法规律叫作坤。万物处在天地之间，哪一个不具备乾坤的法象呢？若说到法象的广大，没有大过天地的。穷尽便发生变化，变化便能够贯通，变通的道理，是人事的终始。然而若说到变通的广大，没有大过四时的。凡物有可以模拟的形状，哪一个没有这种象？具备这种外貌形象而不能掩盖的，哪一个没有这种光明？若说到悬示于天的象、显著于万物的明，没有大过日月的。天地、四时、日月，这就是《易》之所以为《易》的根据。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地位，《易》的道理就无法施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易》的道理就无法彰明。所以接着说，没有什么比富贵更大的，也没有什么比圣人更大的。天下万物，也有可以称为尊崇而高贵的事物。但说到掌握这种利益和权势来号令天下，能够使天下没有人违背自己的，若不是富有四海、尊贵而成为天子，就不能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没有什么比富贵更大。天下的人，也有能够利用这些事物的，但他们的作用还不足以使天下获利。说到备具各种物品、满足民众的使用需要、建立并制成器物，使天下共同得到利益并以此为乐的，若不是聪明睿智的圣人，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没有什么比圣人更大。然而，《系辞下》论述十三卦制作器物时，必定说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这就是所谓既有这样的地位，又有这样的人。器物和用具的制作，是圣人用来使天下人由此趋赴事务、成就功业，从而享受所谓利益的。但天下人有时未必只趋向利益，因此卜筮的建立在圣人那里仍然不能停止。况且天地的机微、鬼神的奥秘，藏在幽深隐微、隐伏遥远的地方；若要探取、搜寻、钩取出来，进而安坐而使它们自然显现，使吉凶尚未形成的征象无不确定，使连续不绝的事绪无不成就，那么它的功用又有哪一种比蓍龟更大呢？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用来为民众预先谋划日常使用”，必定要依靠这些，并且还要兴起神奇的事物。既然如此，以最伟大的圣人处于最伟大的富贵之位，制成器物来使天下获利，兴起蓍龟来预先满足民众的使用需要，那么最伟大的天地就与他合其德，最伟大的四时就与他合其序，最伟大的日月就与他合其明，最伟大的蓍龟就与他合其吉凶。凭借这些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安定天下的事业，裁断天下的疑惑，圣人确实能够充分做到。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圣人的大业，也就是《易》的大业。难道不是这样吗？“上天生出神奇的事物，圣人取法它”，这是再次说明圣人从蓍龟的象数中取法，把它作为《易》的象数。“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这是再次说明圣人取法四时的变化，把它贯通起来作为《易》的爻。“上天垂示征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这种征象”，这是再次说明圣人从日月悬垂的征象中取法，建立《易》的象。“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圣人取法它们”，这是再次说明圣人从天地的法象中取法，画出《易》的卦。神奇的事物、变化、垂示的征象、河图洛书，都是天地用来向人显示的。圣人与民众同样忧患，难道唯独没有可以向人显示的东西吗？所以，上天把象数寄托在蓍龟这种神奇的事物中，用来向人显示；圣人于是取法这些象数，把它们作为《易》的象数，用来向人显示。天地的变化显现在四时的运行中，用来向人显示；圣人于是仿效这种变化，把它作为《易》的六爻，用来向人显示。上天垂示日月五星的征象，吉凶便显现其中，用来向人显示；圣人于是取法这种垂示的征象，形成《易》中的吉凶，用来向人显示。天地以龙图、龟书出于河洛，其中包含自然的法象，用来向人显示；圣人于是取法这种法象，画成八卦，用来向人显示。所谓“则”，是说《易》的象数与蓍龟、图书的象数，其取法相距不远。所谓“效”，是说仿效六爻的变动，所以《系辞》说：“爻，就是仿效天下的运动。”所谓“象”，是说取法事物所以如此的道理，所以《系辞》说：“象，就是像。”天地用来向人显示的东西，圣人全都从中取法，并作《易》来向人显示，所以有所谓四象。四象在万物中是木、火、金、水，在方位上是东、西、南、北，在时令上是春、夏、秋、冬，而在《易》中则是元、亨、利、贞。然而，《易》向人显示的内容，若只有象而没有辞，那么能够懂得它的学说的人也就很少了。

译所以一定要为它系上卦辞、爻辞来告知人们，把四象所以如此的道理进一步确定为吉凶：“这样做一定吉，这样做一定凶。”用一句话作出判断，使人不至于迷惑自己所应趋向的方向。这就是圣人与民众同忧患、预先防备的根本。圣人明白上天的道理，察知民众的实际情况，而伟大的《易》由此兴起，那么天人的道理就全都具备于圣人之中了。谁能够违背它呢？所以《系辞》写到这里，便引用《大有》上九的爻辞，来赞述圣人得到天人帮助的原因。天人的道理，就是诚信与顺从。天的道理运行于自然，所以所帮助的是顺从；人的内心以诚实相互感应，所以所帮助的是诚信。履行这种诚信，同时思考顺从，就尽到了人自身所应尽的道理，也没有忘记上天自然的道理；又能按照这种道理尊重贤者，这就是《大有》上九所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的原因。所谓《大有》，是盛治；《大有》上九，是盛治的极点。在盛治的时代，六五的君主以诚信发舒心志，所以所履行的是诚信；以柔顺居中，所以所思考的是顺从；上九以刚健之德居于上位，而六五能够谦下于它，所以所尊重的是贤者。君主处在盛治的极点，具备这三种德行，这大概就是能够保全极盛之治的原因吧？所以说：“因此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圣人作《易》，用来经纶世事的变化，为后世垂示法则，而天人的道理全都具备于我，所以天人的帮助，与《大有》上九所说的没有不同。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既然如此，圣人的心意难道就无法显现了吗？”孔子说：“圣人确立卦象来完全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完全显明真情与虚伪，系上文辞来完全表达语言，使它变化而贯通来完全发挥利益，使它鼓动、振奋起来来完全发挥神妙。”乾坤就是《易》的蕴藏吗？乾坤排列成形，《易》便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无法看见，乾坤大概也就接近止息了。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叫作道，属于形体之下的叫作器，使事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展而实行叫作通，把它举用并施行于天下民众叫作事业。因此，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把它们比拟为形状和容貌，取法其事物的适宜之处，所以叫作象。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它的通塞，用来施行典章礼法，并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叫作爻。穷尽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在于卦；鼓动天下的运动，在于辞；使之变化并加以裁制，在于变；推展而实行，在于通；使神妙之理明白，在于人；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在于德行。这一章说圣人作《易》，从用来完全表达语言、完全表达心意，一直到完全发挥神妙。有的说明道理，有的说明功用，《易》没有什么不能尽其所能。它从称为道、称为器，一直到称为事业，有的属于精微，有的属于粗显，而《易》在各处都有相应的意义。又从说存在于卦、存在于辞，一直到说存在于德行，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而《易》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开头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结尾却说“默默地成就它，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这就是《易》啊。难道只是空洞的言语吗？由有言语而进一步契合于无言语，就能得到圣人对天下后世所寄望的心意。程河南说：“语言贵在简约，话越多，未必越能明白道理。”杜元凯说：“言语高远，防备就能深远；文辞简约，意义就显得隐微。”大体说来，言语必须有涵养，并且含有余意。所谓“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是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难以说明的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难以传达的心意。难道圣人的心意最终不能显现在天下后世吗？然而，心意所寄托的东西，虽然不能用语言完全表达，却可以从形象和比拟中寻求，这就是象。例如孟子回答问题时常常借助譬喻；这些都属于确立卦象。所以以震为雷，就完全表达了“动”的意思；以兑为泽，就完全表达了“悦”的意思。象一旦确立，即使不必再说许多话，心意自然也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不同，在于真情与虚伪的区别。所以卦以阴消阳长来表示君子与小人的道理。卦一经设置，真情和虚伪都无法掩盖。例如《复》卦显示天地之心，就完全表达了真情；例如《姤》卦说“女壮，勿用取女”，就完全表达了虚伪。或者为卦系辞，或者为爻系辞，以吉凶告知人们，引导人们趋向应归之处，这是圣人不能不说的话。文辞一经系上，先前所谓难以说明的语言也就完全表达出来了。完全表达心意，完全显明真情与虚伪，完全表达语言，这是圣人作《易》以明理，而在道理方面无不尽其所能。至于“利”，是道理显现于实际功用；至于“神”，是功用中不可测知的部分。从《乾》到《未济》，是六十四卦相互承接；从《乾》初九到《未济》上九，是三百八十四爻相互变化，这就是所谓“变化而贯通”。《易》发展到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变化而不能通达，就又会陷于穷尽。这就不是“利”了，所以最后说以变通来说明利益。六爻之间穷尽了趋吉避凶的利益，不经过变化而贯通，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横渠说：“文辞不能鼓舞人，就不足以完全发挥神妙。”因为圣人对于天下的运动，用爻来仿效，用辞来系定，广泛发挥、旁通各种道理，彻底洞察细微隐蔽之处，所以能够完全发挥利益和神妙。这是说圣人作《易》来说明功用，而在功用方面无不尽其所能。象确立，卦设置；卦设置，辞系上；一直到变化而贯通、鼓动而振奋，这些都是《易》显现在可以看见的层面。探究它的根本蕴藏，则从乾坤开始，所以说：“乾坤就是《易》的蕴藏吗？”当初开始作《易》时，三个奇爻组成乾，乾属阳，象征天而处在上面；三个偶爻组成坤，坤属阴，象征地而处在下面。上下排列成形，于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刚柔变化的道理、君子小人的道理、吉凶悔吝的文辞，都蕴藏在乾坤的奇偶之中。乾坤不画出来，那么这个《易》从哪里显现呢？所以说：“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因为乾坤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乾坤不画出来，《易》就无法看见，而乾坤生生不息的功用，怎么能不止息呢？正因为它不会止息，乾坤既然画出，《易》便从此显现。因此，超出形体之上的称为道；道没有固定的方所和形体，是使器物显现神妙的根本。属于形体之下的称为器；器有固定的方所和形体，是使道显现的依据。然而道之外没有器，器之外也没有道，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

译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属于有形之物，那么《易》的形态显现出来，大概就有无法掩盖的地方了。使之变化并加以裁制，推展而实行，举用并施行于天下，这又是《易》显现在功用上的方面。道下降而成为器，对它加以变化和裁制，它就是器，有所指向和区别，名称、形体各不相同，所以叫作变；推展而实行，它就是变，没有凝滞，运用无穷，所以叫作通。举用这种变通的功用，施行于天下民众，使他们各自尽到相互生养的道理，所以叫作事业。道、器、变、通、事业，这些就是《易》之所以为《易》的内容，有精微的，有粗显的，各自都有相应的意义。程河南说：“《易》依据爻象论述变化，依据变化论述神妙，依据神妙论述人，依据人论述德行。”大体说来，是通论《易》的道理，最后归结于默默成就、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存于德行。因此《系辞》又申述前一章的话说：“所以，所谓象，是圣人看见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把它们比拟为形状和容貌，取法其事物的适宜之处，所以叫作象。圣人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它的通塞，用来施行典章礼法，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叫作爻。”接着以卦辞承接，以变化贯通作结，归结到人和德行。圣人的心意难道没有所凭借的吗？圣人看见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而确立象，但若没有卦，天下的幽深复杂之处凭什么穷尽呢？看见天下的运动而确立爻，但若没有辞，天下的运动凭什么鼓动呢？天下的幽深复杂之处乃至无形，圣人确立这个象来象征它，又设置这个卦来包摄这个象，从而穷尽这些幽深复杂之处，那么天下的幽深复杂之处就无处逃遁了。所以说：“穷尽天下幽深复杂的事物，在于卦。”天下的运动并不一致，圣人确立爻来仿效它，又系上文辞来判断这个爻，并鼓动、振奋这种运动，那么天下的运动也无处逃遁了。所以说：“鼓动天下的运动，在于辞。”前面说“使之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展而实行叫作通”，这里又说“变化裁制存于变，推展实行存于通”，是说圣人作《易》，变化而裁制它，就存于卦爻的变化；推展而实行它，就存于卦爻的通达。那么卦象爻辞，是《易》的书；变通，是《易》的道。即使依据这部书来说明这个道，也还要存于人。所谓“使神妙之理明白”，是说这并不是停留在口耳之间的残余习惯，而是必须用内心的神明来明白《易》所以如此的道理。例如《复》初九，关键在于颜子；《明夷》六五，关键在于箕子；《革》和《明夷》，关键在于汤、武和文王。只有这样，《易》就是我，我就是《易》。如果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那么卦象爻辞又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卦象爻辞所说的内容，就是我的德行。程河南说：“譬如赞说《易》，前后贯通，所说的都确实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必须默默成就、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这存于德行之处，就是所谓自得。《童溪易传》卷二十八 《经部，易类，童溪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