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六礼部侍郎胡煦撰

译男女再相互交合，便形成六十四卦。刚柔杂合的形体，就是天地所结撰的形体；神明的德性，就是阴阳相合的德性，是潜藏在形体内部的。续说如下：“无形的《易》包含在两画之中，称为‘缊’，所以兼有形上之道的称谓；有卦象的《易》在两画之后展开，称为‘门’，所以涉及阴阳合德的事情。” 前面把神明的德性置于万物之前，是说明作《易》兼容并包；这里把神明的德性承接在天地之后，是说明作《易》具有判断和报应的作用。【胡煦按：把乾坤说成两画，是从卦图中看出来的，最为确切。】神明的德性先于万物，是从隐微处说到显现的神明德性；神明的德性先于天地，是从有形之处说入无形之理。它的命名虽然复杂，却没有超越其类别【《说文解字》作“▯”】；考察它所取的类别，莫非是衰世的用意吗？伏羲最初作画，只有四幅图，便足以传示先天之道。当时还没有把图展开为卦，怎么会立即有卦名呢？现在要知道卦名产生的时代，就应当考察其命名的意义。六十四卦的形体各不相同，名称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很复杂；但总的来说都取法于伏羲的先天之图，没有超越先天之理的。又都根据本卦的体象确定名称，没有超出本卦体象的。因此说“不越”。如果把命名的意义同当时的世道合起来考察，就知道这些名称并不是伏羲时代便已经有了。如今看“师”“讼”“鼎”“井”，以及宫室、衣裳、杵臼、耒耜等，都不是嗜欲尚未开、民情浑厚蒙昧的时代所具有的，由此可知，这些都是后世圣人深怕世道衰微，借此挽回气运，所以才有这样的用意，并因而命名为这样的名称。“名”所指的是卦名，不是爻名，因为这里说的是开卦之时，而不是开爻之时。“衰世”不是指文王，也不是指《连山》《归藏》，因为早已有人把卦图展开为卦，不能把《连山》《归藏》说成衰世之作。看其中一个“意”字，便知道作《易》的圣人把维持世道的心意寄托在卦爻中，并不是说到了真正的衰世才开始开卦命名，以维持世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推崇、追论古人的方法。《易》彰显已经过去的事，考察将要到来的事；使显明的事物变得微隐，使幽隐的道理得到阐发；开图而确定名称，辨别万物，端正言辞，作出断语，这样就完备了。这一节中用“开”字作了一次转折，正好说明卦图与卦的分别，可见伏羲卦图和文字卦各有其所在，各自发挥其妙处。然而卦图和卦都是《易》，所以上文用“易”字统摄它们。“往”是从现在向过去或向后推究，“来”是从先前追溯而来。“来”说的是源头，“往”说的是最终结果。《易》中所说的往来本来没有两种道理，并不是说往就是已经过去，来就是将来。卦辞在内卦称“来”，周公在外卦称“往”，是根据已经有了内卦来说外卦。彰，是显著的意思：从四爻到上爻，卦体已经形成，两仪、四象、八卦向外展开，已有形体可以看见，所以非常显著。来，是追溯来源并详加考察的意思：卦的形成必然先从内部开始，两仪、四象、八卦之所以开始形成，必定有其来源，所以必须考察。《周易》本是传授道理的书，太极不可以直接言说，所以伏羲把它的意义寄托在圆图中央的空处，这就是两仪的来源。孔子的《彖传》在内卦都称“来”，这里又要求考察“来”，就是考察它的由来。“彰往察来”是从卦图的内外来分别说明。下文用“而”字转折，又是另一层意思：四象、八卦的形体既然在外部形成，已经显然可见，却还必须追溯到两仪尚未兴起的来源之处；这样，外部显现的事物便可以由此而变得微隐。万物资始的根本极其幽深，最难考察认识，却又必须由两仪、四象、八卦一直推究到亨通、利贞之后；这样，隐藏在内部、难以察觉的来源，也可以得到阐明。

译“微显”是由外部引入内部，“阐幽”是由内部引出外部；这四个字合起来，是从卦图的内外来说明的。以上说的是伏羲尚未开卦的图中，内外相互依存的深意。“开”，是说后世圣人作《易》，必须开显卦图，才能形成六十四卦。《本义》认为“而微显之”的“而”应在下文，又认为“微显”应该倒置，还认为“开而之”的“而”可能有误。现在看上文说命名、考察类别是衰世的用意，就可知道“开而当名”是在作《易》时说的。必须先开显，然后才能命名；那么尚未开显时，必然还没有名称。由此可知，“开”字既然在“彰往”八字之下，“彰往”八字必定是说尚未开显的卦图。但尚未开显的卦图上面却加了一个“易”字，是因为把伏羲卦图看作作《易》的根本，所以也就称卦图为《易》。又有人说，伏羲卦图本来就具备变易之理，文王于是取其意义，命名为《周易》。所谓“当名”，是说圆图初次展开，出现六十四个卦象；如果不给它们命名，就会杂乱而没有纲纪，于是依据卦画阴阳的多少、上下位置及其中蕴含的意义，使名称与卦体相当，如乾为健、坤为顺、坎为险、离为丽。前面说“杂而不越”，“不越”就是与卦体相当。“辨物”，是辨别卦象并用具体事物来比拟，如天地、山泽、乾为马、坤为牛、乾为首、坤为腹。“正言”，是用言辞标示卦德，如元亨利贞、利牝马之贞。“断辞”，是用断语决定吉凶，如利建侯、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以及各种“不利”的说法。名称确定了，事物辨别了，言辞端正了，吉凶断定了。《周易》的妙处足以发明伏羲卦图的深意，于是完全具备，《易》这部书也由此产生了。这就是文王《易》的妙处。它所命的名称小，所取的类别大；它的防范深远，辞意有文采；言语委曲而切中事理，所说的事物铺陈详尽而含有幽隐；借助人们的疑惑来帮助民众行动【“去声”，郑玄说或许应作“式”】，以说明得失的报应。上节“当名”八字，是说正在作《易》；这一节又从“当名”“辨物”“正言”“断辞”推广说明。所谓“称名”，本来属于“当名”；“取类”，本来属于“辨物”。“小、大”的说法，是把“当名”和“辨物”合成一层意思，与“微显”“阐幽”所说的往来相似；“防远”“辞文”本来属于“正言”；“曲中”“肆隐”本来属于“断辞”。但吉凶的判断就在正言之中，所以正言和断辞也可说是一层意思。所谓称名小，如用鼎、井这一件事物来命名卦，用讼、噬嗑这一件事情来命名卦，并不在于广大；所取类别大，如乾坤所象征的天地、父母、金玉、布帛等，扩大其象征范围而不能穷尽。这是“当名”“辨物”的妙处。“远”说其深幽，“文”说其光彩，这是正言兼顾微显的地方。直截而能切中事理，稍有委曲就不能说是切中；不能切中，就不能称为“中”。这是正言的妙处。辞意虽然完备，却少有不可测的神妙，也就不必铺陈罗列；言语委曲而切中，则没有什么不能切中；所说的事物铺陈详尽而幽隐，则没有什么事物不能贯通。这就是神明的德性。因此，可以根据民众心中的疑惑，判断吉凶悔吝。这是断辞的妙处。“中”是说悔吝、忧患、疑虑都没有差错；“肆”是完备、陈列。所谓帮助行动，就是遇吉知道应当趋近，遇凶知道应当躲避。总之，是把违背义理而导致失误、顺应义理而获得成功的报应显示给人，使人不至于迷失所应遵循的方向。这就是文王、周公的《易》所以发明伏羲卦图深意，并成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维持世道、挽回气运变化的书的原因。以上是第六章。它说文王、周公的《易》本于伏羲卦图，同时卦图和《易》又各自具有一层意义，不可不加以区分。所以文中用一个“开”字，由此看出当时是中古时代：嗜欲尚未开显，各种事务尚未兴起，不必拆分卦爻，也不必有名称，先天四图已经足以传授先天之道，成为心学的开端。由卦名产生于衰世，便可知道伏羲时代必不是衰世，伏羲的卦图也从未开显为六十四卦；卦图与《易》的分别，都是后世圣人的事情。然而《周易》实际上并不在伏羲卦图之外，所以用一个“开”字来区别。应当知道，全部《周易》都是先天之学。现在试着看通过揲蓍求卦，每三次变易形成一爻，不过是蓍策数量的多寡罢了，分别成为阴阳、老少，有什么具体形象可言，却不能说是先天吗？文王、周公的卦爻既然是先天的，就可知道文王、周公的《易》全都出自伏羲卦图；怎么能不明白卦图与《易》因何分开，又怎么能不明白卦图与《易》因何相合呢？《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怀有忧患意识吧？这是承接上一章“衰世”的意思来说的；有忧患，就是衰世的意思；“兴”是追溯它的开始。上文以命名为衰世，以伏羲为中古，那么因为有忧患而作《易》，就一定不是在中古时代。这里说“兴于中古”，是说作《易》的根源从伏羲的先天卦图中产生。它和上一章在“彰往”之上加“易”字相似，所以说中古时代已经有忧患，并不是说三《易》的制作仍然发生在中古时代，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履是德的根基，谦是德的把柄，复是德的根本，恒是德的坚固，损是德的修养，益是德的充裕，困是德的辨别，井是德的立足之地，巽是德的制宜。【马融本“修”作“循”。】这里说明卦德与人的修养有关。九卦都依照经文的次序排列。履就是礼。上天下泽，各有确定的分位而不改变。以礼修德，就能亲身实行、踏实践履，有所依据；也像树木先立根基，然后才能逐渐向崇高处发展。把柄是用来持握物体的；谦能持守礼制，使自己居下而尊重他人，也是行礼之人应当执持而不可丢失的东西。复是天心显露，正是天道将要显现的征兆；善端的萌生，全都由此开始，犹如树木有了根株，枝叶自然畅茂。善端既然产生，却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失去；如果没有恒久坚守，就不能使它牢固。但即使守住善端而不失，也未必已经完全去除人欲，还应在忿怒、欲望刚刚萌发时不断削减，直到完全消除，这就是进德修业的方法。不过也不能以一点小善自我满足，必须迁善改过，每天增加善行、减少过失，德才开始充实宽裕。但德性即使平常时很充裕，到了身处困境时，尤其足以检验平日修养的功力。处困而能亨通的是君子，困穷便放纵泛滥的是小人。因此必须有所辨别。井具有恒常性而不移动，是德的立足之地。人若能使德性坚定不变，守持不移，所以说是德的地基。不过德性成就在自己身上，实际应用时却未必都正确。巽是顺应事理并深入其中，才能够制宜处事。【胡煦按：上经三卦与下经六卦相配，前后都依照经文次序。】

译上面的三卦直到复，说的是德的根本大体；下面的六卦直到巽，说的是施行德用的关键。来知德认为，履以下七卦都说持守自身，井则说把恩泽施于人。胡煦按：根基，是说后面还可以增加；把柄，是说内心有所持守；根本，是说大体已经具备；坚固，是说各种感受都不能动摇；修，是说去掉多余；裕，是说补足不足；辨，是说智慧产生；地，是说本体安定；制，是说作用得以施行。龚括苍说：三卦所陈述的是初德，其次是德体，再次是德用。胡云峰说：孔子只是偶然就九卦而言，但上经自乾至履为九卦，下经从恒开始到损、益也为九卦；上经从履至谦为五卦，下经从益至困、井也为五卦；上经从谦至复又是九卦，下经从井至巽也是九卦。上经从复开始的八卦，转为下经的恒；下经从巽开始到未济的八卦，又转为上经的乾，并不是偶然的。由此可以看见文王的心意。总共十卦把乾放在其中而不明说，因为乾是君位。没有离卦却暗中包含离卦，是在晦暗中运用光明。履和顺而达到极点，谦恭下而尊贵显著，复虽然微小却能辨别万物，恒处于复杂环境中却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充裕而无需刻意造作，困处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位而能施惠迁益，巽权衡适宜而不露形迹。这里说卦德的精妙。履是德的根基，本来就顺合人情而不违逆，所以称为和。然而它完全是天理的节文、人事的仪则，又是极其恰当的道理。谦是德的把柄，似乎应当自处卑下而且不显露自己；然而人们反而更加敬重信服，最终必然显著，所以说尊而光。复是德的根本，是一念善端的萌发，似乎非常微小；但阳明之用并无大小之分，既然显现天心，便能照察阴邪，辨别各种欲望。事情纷杂交错，必然容易令人厌烦。恒是德的坚固，即使处在横逆纷杂的环境中，所守反而更加坚定，自然不会厌倦。凡事艰难，就必然不容易。损是德的修养，开始惩治忿怒、抑制欲望，克制自己最难；练习久了，便逐渐变得平易。凡事物充实增长，都不能没有施为；益是德的充裕。迁善使善行日益增长，改过使过失日益减少；既已充实增长，就不必再特意有所作为来求其增长。意思是说，天施予、地生养，其增益没有固定的范围；凡是增益之道，都随着时势一同运行，所以说不必刻意造作。【胡煦按：凡是充实宽裕的，各自取用便已足够，何必还要安排？迁善之道，德性充裕，迁善者便不劳心安排；改过之道，德性充裕，改过者也不劳心安排。】穷困的人往往受到阻滞而不能通达，人一穷困便容易不通。困作为德的辨别，是说自身虽处穷困，却能乐天知命，道理未曾不通。【胡煦按：这里应当是困心衡虑而知识日益开通。】所谓居其所，是说恒常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迁移；这与运动不同。井作为德的立足之地，本体安静，而功用所及却能广泛应对、没有穷尽。所以本体虽然安静，作用却未曾不动。【按：说到功用，“地”字的解释，应当像来知德所说的“轻重适均”为“称”；称是人所能看见的。】巽作为德的制宜，能够顺应事理，就能因时制宜而合乎适当；性情深入而潜伏，又使形迹不显露，所以称为隐。这九卦的才性和德性各不相同，却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因此能够成为修德的助力。履可以用来调和行为，谦可以用来制定礼制，复可以用来自我认识，恒可以用来专一守德，损可以用来远离祸害，益可以用来兴起利益，困可以用来减少怨恨，井可以用来辨明义理，巽可以用来施行权变。这里说卦德足以适用于实际。人有礼就安定，无礼就危险。履和顺而达到极点，所以人可以用它来调和自己的行为。兑有喜悦之义，所以说和；礼以敬慎、谦逊、辞让为根本，因此谦可以用来制定礼制。震有行动之义；阴道柔弱昏暗，善端复生便转为阳明，所以说自知，指见到天地之心，也就是颜子所说的知几。德性不能恒久便会三心二意，能够恒常便始终如一，所以可以用来专一守德。损能够惩治忿怒，便不会激烈到伤害自身；损能够抑制欲望，便不会因贪利而招来祸患。迁善改过，每天趋向高明，逐渐达到美、大、圣、神的境界，还有什么利益能超过它呢？困作为德的辨别，宁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他人宽厚，所以能减少对人的怨恨。井作为德的立足之地，而安居其位又能迁益施用，于是本体建立、作用施行，自身安定而利益广泛，所以能够辨明义理。巽作为德的制宜，既能权衡适当又能隐藏形迹，便不会失去轻重适宜，也不会拘泥于固定的道理，所以可以施行权变。这就是九卦能够在忧患中处置事情而恰当得宜的原因。以上是第七章。前一章讲图，是解释伏羲的《易》；这一章讲卦，是解释文王的《易》。从第八章以下详细讲爻，是解释周公的《易》。《易》这部书，不能离开；作为道，它不断迁变。它的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之处，周遍流行于六个虚位之中，上下没有常定，刚柔彼此变易。它不能用固定的典常法则来约束，只能随变化所趋而适应。从这里到第十章，都是解释周公的爻；第十一章专门说明卦的主要作用，第十二章兼论卦和爻的主要作用。“不可远”，就是不可离开。它周遍贯通天下古今的变化，又切合人生日用的常道；人们用它来修养德行、扩充事业，用它来安居和欣赏玩味，都不能离开它。“道”就是一阴一阳的变化之道；“屡迁”就是不执着于一个固定方面。下面所说的，便是这种不断迁变而又不可离开的情形。阴阳变化运动，起初没有固定的处所；六爻的位是虚的，任凭阴阳周流其中。阴阳往来如同暂寄其间，都不是实有固定之物。大概九代表乾，六代表坤；乾主动，坤主静；乾有所作为，坤无所作为。乾以神妙之用运行，所以可以表现为时；坤以有形之用运行，所以可以确定位置。所谓“位”，就是坤所具有的方面。乾阳在其中游历，或上或下，开始形成卦体，所以说它周流于六个虚位之中。称阳为“实”，并不是说它果真就是实体；正如果核的仁在中央称为实，把东西贮藏在器物中也称为实。坤的六个位，若没有阳来充实，就仍然只是虚位，所以称六个位为“六虚”。“刚柔相易”，是说刚所处的位置柔也可以居之，柔所处的位置刚也可以居之；又如刚变成柔、柔变成刚，也都是这个意思。“典要”是说不能用固定的法则来约束它，它只随着变化所趋而行。它的出入都有一定的尺度，使人知道外内的戒惧；又使人明白忧患以及事情发生的缘故，即使没有师长和保傅，也如同面对父母一样谨慎。【旧本没有“无”字】

译这一节讲卦爻的实际应用，历来都从人的方面来解释。玩味其中“使”“知”“明”三个字，以及“出入以度”和“外内”等语，应当断定是在卦爻上说的。因为去“知”、去“明”的是人，而使人如此的则是卦爻。“出入”是从交易、变易处说的，例如由下往上叫作出，由上爻穷极而返回下方叫作入；又如阳变阴，则阳入而阴出，阴变阳，则阴入而阳出。从复到乾、从姤到坤，都有一定的程度。“以度”，就是不遗漏，也不逾越。“外内”是从定位来说的，即入而来居于内，出而往居于外。一出一入，一内一外，其中有当位和不当位的各种变化，使人知道这些情况，哪里能不感到戒惧？韩康伯说：“说明出入的尺度，使人知道外内的戒戒。”这里的“出入”犹如行藏，“外内”犹如隐显。遯卦以远离时势为吉，丰卦以幽隐而致凶，渐卦以处于高显为美，明夷卦以处在黑暗中而利于守正，这些都是关于外内的戒惧。按：“明”字和“知”字意义相同，也仍然是依照“使”字来解释的。意思是说，卦爻中所显示的吉凶祸福昭然明白，所以这也正是导致忧患的原因。“无有师保”以下两句，也是说要使人达到这种状态，好像说不必等待教诲，自然会亲近爱敬父母而没有止息。看其中一个“又”字，上下两段本来就是两个意思。来氏把上段解释为畏惧、下段解释为亲爱，是正确的；也有另一种说法。下段承接上段而来，“明于忧患”正是“使”字所包含的道理。“无有师保”两句，正是知惧的实际表现。开始时，顺着卦爻辞来推求它所指的方向；最终既然有一定的典常，如果不是这样的人，道理就不会凭空自行运行。这是对使用《易》的人说的：人在开始观察卦象时，顺着卦爻辞来推度事情和道理的发展方向，那么卦爻出入的尺度以及忧患的缘故，自然能够明确地看出其中确定的道理。说它不能成为固定的典要，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典常。“既”字是相对“初”字说的，表示究竟、最终。“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就是说，要把道理神妙而清楚地发挥出来，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以上是第八章。《易》说到审察爻时，运动和变化彼此相循，出入进退与人事相通，所以这一章便从人事方面来说明。《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起始，考察其终结，以此形成卦体。六爻彼此错杂，正是各自所处的时和物。这段话是说圣人最初创作《易》、观察卦象并确定卦辞的方法，所以以《易》书作为开头，说明这部书由何种道理形成。“质”指卦体：初爻是卦的开始，上爻是卦的终结，由初爻到上爻，才形成完整的卦体；这样内外卦才齐备，贞悔才完整。“六爻相杂”，是说卦体中所具的爻，有刚柔、上下、多寡和变动的不同。刚柔不一定全都相同，始终也不一定一致。大体说来，刚柔形成实体的是物，始终没有定准的是时。所谓时，例如复之所以为复、夬之所以为夬，姤之所以为姤、剥之所以为剥，便是这样。爻位所象征的物，虽然有确定的形体，但既然属于时和物，就处在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的状态中。前面所说的，例如乾卦的龙是物，但其始终、内外不同，因此有潜、见、飞、跃的差别；渐卦的鸿也是物，但其始终、内外不同，因此有磐、陆、木的差别。卦是爻的体，爻是卦的用；体有确定性，而用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初爻的情况难以知道，上爻的情况容易知道，因为它们分别代表本和末。初爻的辞要斟酌拟定，上爻则最终完成其意义；所以说终了之处本来就容易知道。

译这段文字说明了推究起始、考察终结以形成卦体的意义。初爻和上爻就是始和终。卦的初爻，事物的端绪刚刚显露，大多幽隐而难以知道；卦的上爻，整体形态已经形成，便显明而容易看见。初爻刚从太极中出现，变化的征兆才开始发动，形体还不完整，所以说难知。孔子因此称它为“察来”。上爻是卦的末端，卦象已经显现在有形之中，卦已经形成，卦体已经显著，所以说易知。孔子因此称它为“彰往”。卦到了五爻，还有一爻没有完成，后面仍有阴阳、动静的分别；等到上爻完成，才有确定的卦体，明显地昭著于外，所以容易知道。“本”指初爻，“末”指上爻。依此来说，初爻固然是根本，但初爻的由来必定还有更大的根本存在，这是圣人传心的秘密。正因为初爻难知，所以圣人作《易》时，对于初爻的辞也一定反复商量、斟酌拟议，观察其中幽深隐微的妙处，不敢轻率下辞。正因为上爻易知，所以不必再费心拟定，只须根据初爻的卦象和占断来完成它的终义。例如乾卦初九说“潜”，便显得不可知；上九说“亢”，便显然可见。复卦初九所说的“几”，以及上六所说的“迷复之凶”，也是同样的道理。侯果举噬嗑卦初爻和上爻的例子，从人事方面解释，也有道理。至于把各种物象错杂起来、撰述各种德性，辨别其中的是与非，那么不从中间四爻考察，就不能完备。前面根据《易》书，阐发了六爻相杂而各依其时、物的意义，也已经说明了初爻和上爻的意义。至于散见于各爻、能够形成具体象征的，是物；错杂地显示在爻中、而万物的情状已经可以类推的，是德；在爻中综合组织起来、而神明之德已经贯通的，也是德。对于物和德中好的方面，辨明它是“是”；对于物和德中坏的方面，辨明它是“非”。如果不合看中间四爻来寻求，那么物虽有错杂而未能穷尽，德虽有撰述而未能周全，是非虽已辨别，也没有依据来互相发明，怎么能说完备呢？“中爻”指处在中间的四爻，是相对初爻和上爻而言的。另有一种说法：“杂”是两种物象相杂并彼此互见，指的是互卦。例如乾为马、坤为牛，各有确定的物象，不能叫作杂物；泰卦下乾为马、上坤为牛，这就是它的物象，乾健、坤顺，这就是它的德性。到了中间互出震龙、兑羊，就不是牛马之物，而是杂物；震动、兑悦，也不是乾健、坤顺之德，而是撰德。鲁岳公说：“汉儒论互体，邵子也有用四爻的说法。王弼排斥互卦，正是看到了它的妨碍。” 下文所说二爻与四爻相得，正是形成下互卦的作用；三爻与五爻相得，正是形成上互卦的作用。三爻、四爻是一个卦的整体之中，二爻、五爻是上下两个卦体的中位，所以称为“中爻”。【煦】按：泰卦本来是下坤上乾，中间互出震、兑，所以到了五爻便有“帝乙归妹”的辞，这就是互卦的例子。唉！如果能够总括存亡吉凶，那么君子安身处世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杨易居读“居”为“基”，认为这一节应当放在章末，于是把它改列在“刚胜邪”之下。】“知者”【徐氏作“智”】观察卦的彖辞，就能思考到大半了。这是总的讨论一卦的卦体，合六爻来说明。“要”是归结、约取的意思。有初爻和上爻来概括本末，有中爻来辨别是非，并不需要采用繁复沉重、难以胜任的方法。唉！只要得到它的归结和要领就可以了。把万物的存亡加以约括，探究其消长的机微；把人事的吉凶加以约括，考察其得失的报应，那么事情的始终就没有隐蔽，是非也不会紊乱。君子用来安身立命的道理，便可以明确知道了。“居”并不是只说事物的存亡，也是在说人事，只是从物理方面加以说明。然而始终和是非的分别，虽然在爻中有所征验，各卦的彖传解释卦辞时已经全部详细说明了。大概六爻都是一卦所分出的部分，而彖传则是一卦的纲领。二爻与四爻所成的功用相同而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戒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举正》没有“近也”二字，认为这是古注误写成正文。】柔顺之道不利于远离君位，重要的是能够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三爻与五爻所成的功用相同而所处的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的不同。若以阴柔居之，就会危险；若以阳刚居之，便能胜任吗？这一段根据中爻来说：二爻、四爻本来都是阴位，德性相近，顺着它们的本性，都能成就柔顺的事业，所以叫作“同功”。但二爻居下体，四爻居上体，位置便不同了。正因为位置不同，所以圣人所系的爻辞，其善处也有差别。二爻的善处不一定全都带来赞誉，但赞誉较多；四爻的善处不一定全都令人戒惧，但戒惧较多。二爻、四爻同属阴位，而赞誉和戒惧不同。四爻接近五爻君位，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又有凌逼君位的嫌疑和覆餗的忧虑，因此多有戒惧。四爻之所以多惧，是因为接近君位；二爻之所以多誉，是因为远离君位。然而阴柔的本性要依靠阳刚来确立根本，并不利于远离君位。二爻却能够无咎而且多誉，是因为它柔而得中。二爻多誉，固然由于它远离君位，也由于它柔中；四爻多惧，固然由于它接近君位，也由于它柔而不中，由此可以知道。三爻、五爻本来都是阳位，顺着它们的本性，都能成就刚健的事业，所以叫作“同功”。但三爻居下体之上，五爻居上体之中，位置也不同。因此三爻的爻辞未必没有功，但凶多；五爻的爻辞未必没有凶，但功多。大概君位尊贵，有独自运用权力的地位，臣下的功劳都归于君，所以称为“功臣”。三爻的位置低下，没有专门成事的责任；如果一味作威作福，凶害就会随之而来；如果不能胜任而导致覆餗，也会留下祸患，所以多凶。三爻、五爻虽然一处多凶、一处多功，但它们所处的位置都承担重大责任。若以六这样的阴柔之爻居其位，三爻地位卑贱，固然多凶；五爻地位尊贵，也不能多功，这岂不是很危险吗？若以九这样的阳刚之爻居其位，五爻尊贵，固然多功；三爻卑贱，也不至于多凶。这样说来，五爻多功，固然因为地位尊贵，也因为它阳刚；三爻多凶，固然因为地位卑贱，却也不是因为它阳刚。合看二、四、三、五爻，就知道远近、贵贱的不同，都是物的差别：远则多誉，近则多惧；贵则多功，贱则多凶。这样，物因相杂而成，而物的是非也就辨明了。柔刚虽然不同，都是德性的表现：柔而得中则多誉，柔而不中则多惧；柔则危险，刚则胜任。这样，德因撰述而显，而德的是非也就辨明了。这固然是“杂物撰德、辨是非”的一个方面。由此推开来说，那么各种飞禽、潜物、动植之物，难道有不相杂而是非不能辨明的吗？各种健顺、邪正之德，难道有不加以撰述而是非不能辨明的吗？以上是第九章，总论六爻分为初爻、上爻和中爻，以阐发作《易》的要旨。《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其中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把三才兼备起来而各自分为阴阳两方面。【“才”字，《石经》作“材”，下文同此。】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三才之道各分阴阳而成的六爻。

译上一章所说的《易》书，是从正在创作《易》的方面说；这一章所说的《易》书，是从《易》已经创作完成的方面说。这里通篇就爻来说明，阐明天、人合一的旨趣。“广”指坤，“大”指乾，“悉备”是指乾坤之中暗含着人道。还有一种说法：“广大”是说体统浑然完整，“悉备”是说条理详尽严密。太极之理，通达于天，盘结于地，体现于人。五爻为阳、上爻为阴，天以阴阳两方面形成天象；三爻为仁、四爻为义，人以仁义两方面成就德性；初爻为刚、二爻为柔，地以刚柔两方面形成形质。内卦、外卦各有三极；二爻居中而包含三才，三极之中各有阴阳，三才之中又包含阴阳二气。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不当之处，所以吉凶由此产生。上一节讲六爻的卦体，这一节阐明“杂物撰德”的意义。“道”是说《易》道的变化运动，指老阳、老阴的变化，即阳动而变为阴，阴动而变为阳。陆绩说：天道有昼夜、日月的变化，地道有刚柔、燥湿的变化，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的变化。圣人设置阴阳、老少之爻，用来效法这些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是说爻有上、中、下的位置。凡是有形质的物，就有刚柔、大小、远近、贵贱的差别；能够据此区别等级的，称为“物”。爻本来不能直接称为物，只有在可以区别等级之后，才称为物。“物相杂”就是彼此间隔交错；没有一种物象独自显现，而是彼此间隔交错形成文理，如同青色和黄色相互兼杂。比如初、三、五与二、四、六之间刚柔相间，就是这样。“不当”不只是指阳居阴位、阴居阳位；刚居柔位，其中有是也有非，柔居刚位，其中有善也有恶，吉凶就从这里产生。所以在一次变化运动之中，同时就有物、有文、有吉凶，并不是先后依次发生的。以上是第十章，说明《易》书已经形成卦爻，其内容包括得如此周备。《易》兴起的时候，大概正当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期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处的时代吧？所以它的言辞多有戒惧。危险的，使它趋于平安；轻易的，使它走向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百物都不能废弃。始终都怀着戒惧，根本目的在于求得无咎。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从这里以下，都是以《易》书为依据，说明趋吉避凶的要旨，正是前面所说的衰世之意。“盛德”是就创作《易》来说的，说明它并不只是专门针对殷代的衰世。看下面“危平、易倾”的转化如此神妙，那么文王作《易》，难道仅仅是针对殷代吗？如果不是末世，人的情伪就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具有盛德，也就无法深刻了解人的情伪。“危”字在上面，是戒惧的意思。文王亲身经历忧患，所以《易》辞多有危惧之意。下面的“危”字是和安相对的；“危平、易倾”是说卦辞的作用：在《易》卦中，有因战战兢兢、警惕戒慎而处于危险状态的，卦辞便使它转危为平，把恭敬谨慎、足以避免失败而获得吉祥无咎的情况归于这一类；有因骄矜、轻慢、懈怠而把事情看得容易的，卦辞便使它走向倾覆，把懈怠荒废常常导致祸患以及凶、悔、吝的情况归于这一类。这些都是理势自然的结果，好像是卦辞有意使它如此。“不废”是说不能废弃“危平、易倾”这个道理。“惧以终始”是说从开始到结束都保持危惧之心。意思是圣人系定卦辞，不敢开始时使人戒惧、结束时却使人轻易，大致只是希望人始终恐惧戒慎、修身自省，以达到无咎而已。【煦】按：这一章应当以盛德为主旨。文王处在殷的末世，他的盛德显现在《易》中，所以能够扶助危局、安定倾覆，使人知道戒惧。德属于体，是创作《易》的根本；道属于用，使危险趋于平安、使轻易趋于倾覆，就是道的作用。前后都在讲道，中间又讲到盛德，可见“使平、使倾”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危平”所说的道理广大，是就君子而言；“易倾”和“惧”是就小人而言。最后归结为无咎，是兼对君子和小人说的，总的意思是吉祥可以趋求，凶险可以躲避，关键只在于戒惧以修养自身。以上是第十一章，说明《易》书的灵妙作用，以阐发趋吉避凶的要旨。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由于上一章说出了危、平、易、倾，所以《易》的神妙便可以知道了。因此这里接着说明乾坤刚健、柔顺的德性，并进而说明知险、知阻，以显示危、平、易、倾都能由刚健、柔顺加以转移。这里不说各卦，只说乾坤。各卦的阴阳，都是九、六两种作用。刚健、柔顺，是乾坤的本性；“德”，是乾坤内在所蕴蓄的东西，也就是日日更新的盛德。“行”，是乾坤万物显著而生成的过程，也就是富有的大业。“易简”，是乾坤无私的道理，完全要在作用上显现出来。“险阻”，是天地之间极其运动、极其幽深，以及高低交错并陈的事物，都从亨通和利中显现出来。险难，是平易正直的反面；阻塞，是简约顺畅的反面。最为刚健，所行就没有困难，所以称为“易”；最为柔顺，所行就没有阻滞，所以称为“简”。平易正直而坦荡，自然没有险防之情。险难之所以不属于“易”，是因为有平易者作为对照才显现出来；有了险难，就不能永远平易。简约顺畅而无阻滞，自然没有繁杂壅塞的弊病。阻塞之所以不属于“顺”，是因为有顺畅者作为对照才显现出来；有了阻塞，就不能永远简约。乾所知的险，哪里只是知道它，而且还能使一切险难都归于平易，这就是最刚健的德行。坤所知的阻，哪里只是知道它，而且还能使一切阻塞都归于简约，这就是最柔顺的德行。“险阻”虽然这里只说“知”，但没有险、没有阻的意思也已经包含其中，这正是危、平、易、倾所以能够转化的原因。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能够深入研察诸侯的忧虑【虞氏本作：坎为心、为虑，乾一之坤为震、为诸侯，所以这样说。王弼《略例》说：“侯之”二字是衍文。杨氏《易》说：“侯”应当作“民”】；能够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不断奋勉的事业，所以会有变化、言语和行动；吉祥之事必有祥瑞，观察事物就能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就能知道未来。

译“侯之”二字，王弼认为是衍文。然而《周易》没有经过秦火焚毁，应当像杨氏《易》那样作“民”字，或者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若从流行变化的道理来说，也可能应作“时候”的“候”。从字义和《易》的说法看，它承接上文“乾坤”，意思是说：知道这些道理，就能做到这一点。“说心、研虑、定、成”虽然说的是人的事情，实际上根本都在刚健、柔顺、易、简。这里说的是《易》的能力：所谓“说心”，是与人心相契合而没有违逆；所谓“研虑”，是把思考推究得深细，使微妙之处也清楚显现。因此下面才说明功用，虽然属于人事，但能做到这些，无不是刚健、柔顺所发挥的作用。前面把“能”解释为圣人的能力，用“定天下吉凶”承接“说心”，用“成亹亹”承接“研虑”，都不恰当；“定”字应当承接“研虑”，不能任意移动。“亹亹”虽有勉力不倦的意思，这里说的却是作用无穷。“成”字放在“定”字之后，是说吉凶既已确定，趋吉避凶便有了依据，所以能够成就无穷的功业。以上说的都是《易》卦的能力。前面说“危、易”都可以在《易》中转移，这里又说“定正为危易者”，意思是只有能够转移，才有可能确定。“云为”就是言语行动，说明变化和应用没有固定方式。这里又承接“研虑”和“成亹亹”来说，都是《易》的能力。内在的思考周密成熟，外在的事功便显现出来，所以能够随着变化而言语行动，不拘执于一端。用它来趋向吉利，就一定会有可以验证的祥瑞；因为祥瑞出现在变化、言语和行动之后，所以凶可以转化为吉。前文把凶也兼说进去，是不对的。来知德本于刘绩，把“吉”作“言”，也不恰当。观察事情的形象，就能知道它所承受的器量；占问事情，就能知道其吉凶的最终结果。所谓器量所承受的范围，如长短、大小、广狭之类，因为有形象便有确定的界限。知道未来，就是成就“亹亹”功用的妙处。这里“变化”两句是相连的：“象事”一句，是在卦上研察说明；“占事”一句，是在爻上研察说明。下文说“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只说易简的妙处，不分别卦和爻，也可以。天地设定了位置，圣人完成了功业。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以及百姓，都能参与并发挥作用。八卦用形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情状来说明。刚柔交错地居处其中，吉凶就可以看见了。这一节承接上文“变化、言语和行动”以及“成亹亹”来说“设位”，承接首节的“知”字，其中也兼有“能”字；“成能”一句承接第二节的“能”字，其中又兼有“知”字。“成能”和“与能”，都是成就“亹亹”事业的事情。至于“成能”，就是易简的知和能全都归于圣人。八卦用形象来告知，所以观察事情能知道器量；爻辞、彖辞用情状来说明，所以占问事情能知道未来。上一段本来说成就“亹亹”的事情，但上节“定”字本来在“成”字之前，必须先确定，然后才能成就。这一节上一段说成就“亹亹”，下面才说吉凶可以看见，是说事功已经成就之后，吉凶才开始显现。“人谋、鬼谋”说的是占问，表示显明和幽微之间没有隔阂。“百姓与能”，说明百姓能够参与其中，也就是智者和愚者都不被遗漏。又由此可见，圣人所成就的，是参赞天地、使万物各得其位而生长的大业，并不像百姓所能做的，只限于在筮占中趋吉避凶。“象”就是形象。八卦排列成列，形象就在其中，如天地、风雷，以及乾为马、坤为牛等。爻，是效法天下运动变化的东西。爻辞下面才说彖辞，兼指文王的卦辞，都是说卦爻的作用。“情”，就是卦爻中运动变化的情状，由卦爻所处的时和位显现出来。“刚柔”就是九、六，指爻而言；所谓“相杂”，是说阴阳往来，以及上下、承乘、应比的不同。由爻的承、乘、应、比关系，吉凶的情状便清楚可见。“告”，是告知这种险阻；“言”，是说明这种险阻；“见”，是显现这种险阻。吉凶既已确定，所以能够随着变化而言语行动，并且成就无穷的事业。“八卦以象告”以下，是单独承接“百姓与能”说的，不是说圣人“成能”的事情。变动，是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的；吉凶，则随着情状而转移。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相互取应，悔和吝由此产生；真实与虚伪相互感应，利与害由此产生。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句】或者有人加害于他【句】并且有悔、有吝。这一节说明刚柔交错、吉凶可以看见的原因，都是“与能”的事情。凡是爻的变化，必定有所通达【“煦”字疑为注文或讹字】；所以有“四通”的说法。如果滞留在一个固定处所，就不会灵活；不灵活就不能顺利。因此说：变动和通达要从有利方面说，这个“利”就是“亨利”的“利”，意思是没有阻碍。彖辞说“乾道变化”，说的就是利。所谓“因情而迁”，是因为每一爻本来各自具有不同的情状，于是吉凶也随之改变。爱和恶属于情，所以以下都在说明吉凶随情迁移的原因。吉凶在爻中，常常随着刚柔往来、初终、内外的情状而变化。承、乘、应、比各有爱恶：相爱就吉，相恶就凶。但相爱也有相互攻入的情况，就像胶漆相投，唯恐不能深入。爱而相攻，如《家人》九五；恶而相攻，如《同人》九三。远处相取，是应；近处相取，是承、乘。“情”是真实，与虚伪相对。真实相感，如《中孚》九二；虚伪相感，如《渐》九五。接近却不能相得，如《困》九三、《豫》六二。相攻、相取，属于情的表现；感，是情刚开始发动，是利害的开端；取，是情将要显露，悔吝刚开始显著；攻，是情发展到极点，于是吉凶分明。远近产生真实和虚伪，真实和虚伪又产生爱和恶，这些都属于“情随变化”。这句话是从根本上推说；远近与情、伪，也只是姑且根据浅深来分别。应当知道，在卦爻之中，它们所处的位置都有远近，它们的内心都有真实和虚伪，它们的情感都有爱和恶。远，只停留在应与不应上；既然彼此没有遇合，情势还较为缓和。若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或者有人加害于他，并且有悔、有吝。“凶”本承爱恶句，“害”本承情伪句，“悔吝”本承远近句；这里把三者连在一起说，所以可知上面三句也是连贯的。设置爻的原则，无非是“时、位、变、通”两句：说时在前，爱恶以下说位。

译将要背叛的人，说话会惭愧而闪烁；内心疑惑的人，说话会枝离而无定。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说话屈抑不伸【杨氏《易》“屈”作“诎”】。这一节与上节表面上似乎不相类，实际上是在说明卦爻的言辞包罗万象而含蓄，具有中正和平的特点。既然知道各种言辞各不相同，并且各有自己的情状，那么卦爻的迁转变化也应当各有其情状。这里是希望人们根据卦辞来推求卦爻的真实和虚伪。试从人的言辞随情而变来看：有将要背叛正理的人，内心不安，发为言辞时必然惭愧、回避、曲折，不能舒展开来。有人蒙昧于是非，不知道应当归向哪里，内心没有主见，说话必然枝离分散，在两端之间没有确定立场。去除私欲而遵循正理，是吉祥之人；内心恭敬谨慎，说话有节制，言辞并非刻意求少，却自然少。欲望发动、感情胜过理智，是急躁之人；内心没有涵养，心意容易放纵，言辞并非刻意求多，却自然多。诬陷善人、把善说成恶的人，没有真实事迹可以凭据，必然迁就附会以满足私心，说话游移无根。委靡退缩、失去职守的人，心志卑陋，言辞屈曲压抑而不能伸展。人的情状各有险阻不同，言辞也随情而变。既然如此，卦爻既各不相同，也应当各有自己的情状；那么系在爻上的辞，怎能不因情而变化，以至于有爱恶、攻取以及吉凶悔吝的不同呢？虞翻说：“辞惭”是坎人的言辞。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所以要背叛。坎为隐伏、为兵戎，所以有背叛之象；坎为心，所以惭愧。“辞枝”是离人的言辞。火性分枝，所以说“枝”；疑惑也是如此。“辞寡”是艮人的言辞，因为说话有次序。“辞多”是震人的言辞；震为决躁，又有恐惧、‘虩虩’、‘笑言哑哑’之象，所以言辞多。“辞游”是兑人的言辞；兑为口舌。诬陷善人，是说乾，乾为善人。“辞屈”是巽人的言辞；巽有诘屈之象，震的初阳进入隐伏之中，巽阴居下，所以它的言辞屈曲。这六卦就是六子。离在上、坎在下，震为起，艮为止，兑为显现，巽为隐伏。《周易》上经以坎离结束，所以下经以既济、未济结束；《系辞》上以乾坤结束，所以下以六子结束。这是《易》的大义。” 以上是第十二章。本章以乾坤的易简以及知险知阻为主旨。第一节说易简之知，第二节说易简之能。“设位成能”总括前两节，说圣人创作《易》，使人知道险阻。“变动”一节说《易》这部书能够认识险阻，并因而把险阻显示给人，使人知道险阻是可以认识的。“将叛”一节说圣人不借助《易》书，也能自己认识险阻；它向人显示认识险阻的道理，作为知险知阻的例证。险阻属于情，所以末尾只说“情”字。《系辞》上传的开篇，说圣人凭借易简之德，使天地各成其位。这里显示圣人创作《易》的根源；本章说圣人凭借易简之德，知险知阻，创作《易》而使百姓也能参与并发挥作用。这里显示圣人创作《易》的广大功用。《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六 【经部，易类，《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约注》】钦定四库全书 《周易函书约注》卷十七，礼部侍郎胡煦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