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函书别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函书别集》卷二礼部侍郎胡煦撰《易学须知》须知周公命爻用一初字,其原皆出于先天圆图。凡九皆东阳,凡六皆西隂。因在方加之始,故以为初。是初之一字,既明其发原于太极,又以见三十二卦咸得而资之。故曰其初难知。至于上爻,各成其体,各具一象。故曰其上易知。须知初之一字最有闗系。盖卦之方成,尚未有象,不能定诸位,止可考诸时。故前靣有太极,唯此一初字始能标之。后面有二三四五上,唯此一初字始能统之。须知时则以前统后者也,位则以上临下者也。须知八卦圆图,初加之一画,皆从太极天心流衍而出,原具生生不息之妙,故周公命之为初,而孔子彖辞因遂有来徃内外之説。其上下则谓隂阳之位,终始则谓隂阳之时也。此八字见于彖中,后儒每多错防,故误认为卦变。然此八字又由一来字而始,故孔子欲人察来,即周公用初字之义也。须知初加之两仪已在太极之外,然非此两仪,则太极无由以显,故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然非此两仪,则后此之四象、八卦皆无由以生,故孔子谓:「一隂一阳之谓道。」而周公遂以「初」字标之,言「初」,则后此之无穷不可量矣。须知,凡言来者,皆指内卦,而初则来之始也。凡言往者,皆指外卦,而上则徃之终也。须知卦在初爻,尚有三十二卦可通;二爻有十六卦可通;三爻有八卦可通;四爻有四卦可通;五爻有两卦可通;到得六爻始定此一卦之体。故曰:初难知而上易知。须知初爻出自太极,原属两仪,由是而二、三、四、五至于上爻,又是从八卦、四象、两仪反而约之,以定此一卦之太极也。所由曰:“成之者性也。”何云定此一卦之太极?如上之一爻无卦可分,是独得者也,专一不分,故象太极。五则两爻共之,与两仪同;四则四爻共之,与四象同;三则八爻共之,与八卦同;二则十六爻共之,与重仪同;初则三十二爻共之,与重象同矣。须知,凡来皆自太极而来,凡徃皆谓其外出,故执卦变、卦综者误也。盖此来徃字,皆説卦体方成,隂阳摩荡之妙,非説此卦成体之后也。若其体既成,则确不可易,安能割彼卦之爻,安于此卦,如后儒卦变之説乎?至于文王序卦,颠倒两卦而连为一处者,正谓有隂则必有阳,有朝则必有昏,有此则必有彼,是欲人颠倒其妙,以穷尽观玩之法,非谓卦变非而卦综是也。果有是综,则孔子当言之矣。大约来氏之为此,止欲证卦变之误耳。然亦不可误解错综二字,至以错综论卦,其误仍与卦变相同。须知错综二字,原是指数而言,本上参伍字来。参伍者,九六之合,乾坤相须之妙也。干之用九而不用六,坤之用六而不用九,皆参伍中之义也。天地之气在天地之间,原相合而不可分,特自其用时,乃始分别隂阳耳。故当隂重阳亢之时,皆各有偏用之气,若重隂而得阳九之用,阳亢而得隂六之用,皆参伍之既和,故不言九六而言参伍。参伍者,数也,故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天地以合而有功,故遂以参伍言之。参与伍皆阳九之生数合之则成少隂之八所以明阳有为隂无为之义也然参伍者又十五也参其伍,寓一竒二偶,天生地成之义;伍其参,寓九六分居,参天两地之义。唯参伍而始有错综,唯错综而九六始有分合。错综之义,大矣哉!须知初上九六二三四五八字之解,而三百八十四爻之义俱已全备其中。须知初不言下,不言一上,不言六,不言末,而九六字或上或下,莫不各有精义,详见原爻。须知二、三、四、五之数,仅详于中四爻,而初、上则异。以初非数之所能始,以上非数之所能终也。须知中四爻别为二三四五者,皆因每爻各兼有时位二义,必不可分,故以初之一字引端于下,则知必有中末者存也;以上之一字引端于上,则知必有中下者存也。须知中四爻独纪之以数者,以上爻象天,下爻象地,其中所生之万物,非数莫之纪也。又因爻中之时位,皆莫不有数存也。须知《易》中凡言徃来,皆是敎人观象认取主爻之法,又以明成卦之由,在此一爻也。须知每爻皆可通为四爻,故有见有伏,有动有变。若但止于一爻,不能相通,何得谓之为易?何得有隂极变阳,阳极变隂之事?须知有十六阳卦之説,以一卦兼统四卦,一爻兼统四爻,而六十四卦已备于此。须知六十四卦之中,有阳卦十六,隂卦十六,阳卦而杂隂卦者十六,隂卦而杂阳卦者十六。第隂不得阳,则全然无用,故以十六阳卦为主,而见伏动变,皆因之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须知系传用一索字,皆兼交与生之两义,其中有一徃一来之两象,一与一取之两法,故可旁通四爻,不知者遂疑为卦变。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函书别集》卷二,礼部侍郎胡煦撰《易学须知》。须知周公给爻命名使用“初”字,其根源都出自先天圆图。凡九都是东方之阳,凡六都是西方之阴。因为它处在方位推演的开始,所以称为“初”。“初”这个字,既说明它发源于太极,又表明三十二卦都由此资取。所以说“其初难知”。至于上爻,各自形成自己的形体,各自具备一个象,所以说“其上易知”。须知“初”字关系最为重大。卦刚开始形成时,还没有确定的象,不能确定各爻的位置,只能从时序上考察。因此,前面虽有太极,只有这个“初”字才能标明它;后面虽有二、三、四、五、上,只有这个“初”字才能统摄它们。须知时序是以前面的统摄后面的,位置则是上面的临摄下面的。须知八卦圆图中,最初增加的一画,都是从太极天心流衍而出,原本具备生生不息的奥妙,所以周公命名为“初”,孔子的彖辞也因此有了来往、内外的说法。所谓上下,是阴阳的位置;所谓终始,是阴阳的时序。这八个字见于彖辞,后世儒者常常错误地理解,因而误认为是卦变。但这八个字又从一个“来”字开始,所以孔子要人观察“来”,正是周公使用“初”字的意义。须知最初增加的两仪已经在太极之外,然而没有这两仪,太极便无法显现,所以张子说:“没有两,就没有一。”但没有这两仪,后面的四象、八卦也都无法产生,所以孔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公于是用“初”字来标志它,说到“初”,那么此后无穷无尽的变化就不可计量了。须知,凡说“来”,都指内卦,“初”就是“来”的开始;凡说“往”,都指外卦,“上”就是“往”的终点。须知卦处在初爻时,还有三十二卦可以相通;处在二爻时,有十六卦可以相通;处在三爻时,有八卦可以相通;处在四爻时,有四卦可以相通;处在五爻时,有两卦可以相通;到六爻时,才确定这一卦的形体。所以说“初难知而上易知”。须知初爻出自太极,原属于两仪;由此经过二、三、四、五直到上爻,又是从八卦、四象、两仪反过来逐步约束,以确定这一卦的太极。因此说:“成之者性也。”为什么说这是确定这一卦的太极呢?例如上爻没有卦可以再分,是独自取得的,专一而不分,所以象征太极;五爻由两爻共同构成,与两仪相同;四爻由四爻共同构成,与四象相同;三爻由八爻共同构成,与八卦相同;二爻由十六爻共同构成,与重仪相同;初爻由三十二爻共同构成,与重象相同。须知,凡说“来”,都是从太极而来;凡说“往”,都是指向外而出,所以把它执着地解释为卦变、卦综,都是错误的。这“来往”二字,说的都是卦体正在形成时阴阳摩荡的奥妙,并不是说卦体形成以后还会变化。如果卦体已经形成,就确实不可改变,怎么能割取那一卦的爻安置到这一卦中,像后儒所说的卦变那样呢?至于文王排列卦序,把两卦颠倒而连接在一起,正是说有阴必有阳,有早晨必有黄昏,有此必有彼,是要人通过颠倒来穷究观玩的方法,并不是说卦变错误而卦综正确。如果真有这种卦综,孔子就应当说明了。大概来氏创立这种说法,只是想证明卦变的错误。然而也不能误解“错综”二字,甚至用错综来解释卦;那样的错误仍与卦变相同。须知“错综”二字,原本是指数字,源自“参伍”二字。“参伍”说的是九六相合、乾坤相互需要的奥妙。乾用九而不用六,坤用六而不用九,都是参伍中的意义。天地之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原本相合而不可分,只是在发挥作用时,才分别出阴阳。因此,在阴气过重、阳气过亢的时候,各自都有偏用之气;阴气过重而得到阳九之用,阳气过亢而得到阴六之用,都是参伍调和,所以不说九六而说参伍。参伍是数,所以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天地因相合而成就功用,所以用参伍来说明。参与伍都是阳九的生数,合起来成为少阴之八,用来说明阳有为、阴无为的意义。然而参伍又是十五:以参配伍,其中包含一奇二偶,寓有天生地成的意义;以伍配参,其中包含九六分居,寓有参天两地的意义。只有参伍,才有错综;只有错综,九六才有分合。错综的意义,真是广大啊!须知“初、上、九、六、二、三、四、五”八字的解释,其中已经完整具备三百八十四爻的意义。须知“初”不说“下”,不说“一”;“上”不说“六”,不说“末”;而“九”“六”二字或处于上位、或处于下位,无不各有精微义理,详见各爻原文。须知二、三、四、五这些数,只在中间四爻中详细标明,而初、上二爻则不同:因为初不是数所能开始的,上也不是数所能终结的。须知中间四爻分别称为二、三、四、五,都是因为每一爻各自兼有时与位两种意义,必不可分。所以用“初”字在下方起头,就知道其中必然还有中、末;用“上”字在上方起头,就知道其中必然还有中、下。须知中间四爻单独用数来标记,是因为上爻象天,下爻象地,天地之间所生的万物,非用数不能加以标记;又因为爻中的时与位,无不包含数。须知《易》中凡说“往来”,都是教人观察卦象、辨认主爻的方法,同时用来说明成卦的原因就在这一爻。须知每一爻都可以贯通为四爻,所以有见、伏、动、变。如果只停留在一爻,不能相互贯通,怎么能称为“易”?又怎么会有阴达到极点而变阳、阳达到极点而变阴的事情呢?须知有“十六阳卦”的说法,是因为一卦兼统四卦,一爻兼统四爻,而六十四卦已经在其中完备了。须知六十四卦中,有十六个阳卦、十六个阴卦,有十六个以阳卦而杂有阴卦的卦,有十六个以阴卦而杂有阳卦的卦。只是阴若不得阳,便全然没有作用,所以以十六阳卦为主,而见、伏、动、变都依托于它;这是因为地道没有成就自身的功用,而代替天道完成终结。须知《系辞传》使用“索”字,兼有交与生两层意义,其中包含一往一来的两个象,以及一取一予的两种方法,所以可以旁通四爻;不了解的人于是怀疑这是卦变。
须知内外之説,即在徃来二字之中。但解诸卦之成,皆各先有体卦,自当知徃来之义,皆指用爻言也。徃来既明,则内外之体自定;内外之体既定,则上下之义益明。然而终始微显之义,亦即在其中矣。须知有看爻之法,如卦有微显,初则必其微焉者也。卦有上下,初则必其下焉者也。卦有始终,初则必其始焉者也。卦有尊卑,初则必其卑焉者也。卦有深浅,初在下则必其深焉者也。六爻之时位,由此而推,莫不类然。又须知始终之在卦爻,有因震巽而言始,有因艮兊而言终者,不可不察也。须知上爻为穷极,将反之爻,谓其无有上于此者,然后谓为上也。若更有上于此者,则此爻乌得为上?若对初而言之,则此爻即其终矣。故卦止六爻。须知卦至五爻而下,四爻皆其所统,故以为君位。卦至六爻而一卦之精神全聚于此,以卦气自下而升至上,则其归结处也。上之为言,谓自五爻以下皆下焉者耳。不以上为君位,以其处于天位,非人之所能至也。五则上卦之人位,故以为君。凡在上者皆可统下,故姤之二爻便有包初之説,而萃至九四亦有不当位之讥。其余诸爻可类推矣。须知六之统下五爻者,天之无不覆也。九五之为君者,上奉天而下统人也。四之统下,宰臣之分理也。三之统下,百司之分职也。二之包初,于蒙姤见之矣。须知八字看爻之法,又须知因卦论爻之法。即如初之一字,不过谓成爻之始耳。然而在干则以潜为隐,在恒则以浚为深矣。在比则以为自始至终之无异,在讼则以为后之不永所事矣。皆是因卦异象,原不执一,故三十二阳爻亦遂有三十二种象,亦遂有三十二种道理。隂爻亦然。须知执卦变以论徃来,是全未解初上二字之义。但知彰徃察来,是説先天图。则彖中之徃来,宁非图乎?又须知隂阳之在图中,亦复各有徃来。所以説卦发明顺逆之故。须知《易》中原无卦变之説,孔子韦编三絶,作为十翼,《周易》中何妙不具,岂独遗此卦变,须后人之补缀耶?汉儒之有卦变图也,只因彖辞中每説徃来上下内外终始,不解其故,误认为卦变耳。不知徃来上下八字,是説于初成卦时,隂阳二用摩荡之妙,因九用于六,九遂为主于卦中,而称之为男;六用于九,六遂为主于卦中,而称之为女。圣人教人观象以审择主爻,故择其所用之一爻,观其徃来上下于卦中,遂有徃来上下内外终始之説。不能静会及此,而误为卦变,宜乎《周易》之晦也。此与太极二字,止是极赞两仪之先,原有此等妙理,而后人误以为圗筮策之数,本由分二象两説起,而后人遂添除一,以象太极,言之似若可听,推之亦似有理,要皆非孔子之所有。岂圣人之遗漏尚有不到者乎?故解释经文者,但当据孔子之经以解经,孔子未之言,断未敢尊传而灭经也。须知体卦之説,谓乾坤为大父母,而六子之成,皆各具乾坤之一体,其与体卦不同之爻,方为动用之爻,故彖中之徃来内外,无非指此动用而言,但明体用,自觧卦变卦综之误。须知徃来内外,原是教人观象之法,用以审择主爻者也。苟非动用之爻,何必分别徃来内外?但觧体静而用动,便自明了。须知诸卦既出于乾坤,则诸卦俱以乾坤为体。故三男皆坤体,非坤体则无以显干之用;三女皆干体,非干体则无以显坤之用。须知隂阳之气行于卦中,以成一卦之体。其原固出于太极,而在卦象则即以乾坤为太极。《周易》以乾坤居首,此之谓也。盖六十二卦莫非乾坤既交所成,故凡言隂阳徃来,非九之用于坤,则六之用于干。其两爻相同者,则静而为体者也;其独异之爻,则来交而为动用者也。体静而用动,体内而用外,不相假也。汉儒之説卦变,专言否泰,虽説在三隂三阳卦中,然非三隂三阳,亦莫不各具乾坤之体。或亦去圣人之世未逺,而洙泗遗教犹有存焉者乎?须知周公之命爻,孔子之观象,皆必考诸时位者,无非乾坤动静之义。须知时之为义,出于天运之流行不息,是乾道也。位之为义,出于地势之髙下不齐,是坤道也。何非隂阳之义也?须知天道流行不息,原不可定诸其位,止可考诸其时。地道静镇有常,故不待征诸其时,已可证诸其位。须知干以神气为用,流行不息,乌得而窥,故止可考之以时。地以形器呈能,髙下不齐,人所共见,故均可正之以位。须知爻之位定于卦中,而时则流行于六爻者也。须知时之气行于爻中,而位则因时而成定者也。须知初命为初,便以时之义定于将欲成卦之始;上命为上,便以位之理定于六爻既成之时。须知有位中之时,又有时中之位,故言时可兼位,言位可兼时也。卦之中,四爻不言中,末不言中下,便具时位兼有之义。须知二、三、四、五兼有,时位故但纪之以数。盖数固既可征时,亦可征位者也。
译须知内外的说法就在“往来”二字之中。但解释各卦的形成时,都先各有体卦,所以应当知道“往来”的意义都是指用爻而言。往来既然明白,内外的形体自然确定;内外的形体确定后,上下的意义就更加清楚。然而终始、微显的意义,也就在其中了。须知观察爻有一定的方法:卦有微显,初爻就必定是微的一方;卦有上下,初爻就必定是下的一方;卦有始终,初爻就必定是开始;卦有尊卑,初爻就必定是卑下;卦有深浅,初爻处在下方,就必定是深的一方。六爻的时与位,都可以由此推求,无不如此类推。又须知始终落实在卦爻中,有因震、巽而言始的,有因艮、兑而言终的,不可不仔细体察。须知上爻是穷极、将要返转的爻,所谓“上”,是说没有比它更高的位置;如果还有比它更高的位置,这一爻怎么能称为上?若与初爻相对而言,它就是终点。所以卦只止于六爻。须知卦到第五爻时,下面四爻都由它统摄,所以把五爻作为君位。卦到第六爻时,一卦的精神全聚集在这里;卦气从下而上升到上爻,这里就是归结之处。“上”字的意思,是说从五爻以下都属于下。不把上爻作为君位,是因为它处在天位,不是人所能到达的地方。五爻是上卦的人位,所以把它作为君位。凡处在上位的都可以统摄下位,所以姤卦二爻便有包容初爻的说法,而萃卦到九四又有不当位的讥评。其余各爻可以类推。须知六爻统摄下面五爻,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九五作为君位,是上承天道、下统治人的位置。四爻统摄其下,是宰臣分理政务的职责;三爻统摄其下,是百官分掌职事的职责;二爻包容初爻,在蒙卦、姤卦中可以看见。须知用八个字观察爻的方法之外,还要知道依据卦来论爻的方法。例如“初”字,不过是说爻形成的开始;但在乾卦中,它以“潜”为隐,在恒卦中以“浚”为深,在比卦中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差异,在讼卦中则表示以后不能长久从事此事。这些都是因卦而有不同的象,本来不能拘泥于一端,所以三十二个阳爻也就有三十二种象、三十二种道理,阴爻也是这样。须知执着卦变来解释往来,是完全没有理解“初”“上”二字的意义。只知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这是在说先天图;那么彖辞中的“往来”,难道不正是在说图吗?又须知图中的阴阳,也各自有往来,所以《说卦传》阐明了顺逆的原因。须知《易》中原本没有卦变的说法。孔子韦编三绝,作成十翼,《周易》中还有什么奥妙不具备,难道唯独遗漏了卦变,要等后人来补缀吗?汉儒绘制卦变图,只是因为彖辞中常说往来、上下、内外、终始,却不理解其中缘故,才误认为是卦变。不知道“往来、上下”八个字,说的是卦刚形成时阴阳二用相互摩荡的奥妙:九用于六,九便在卦中成为主爻,称为男;六用于九,六便在卦中成为主爻,称为女。圣人教人观察卦象来审慎选择主爻,所以选择所用的一爻,观察它在卦中的往来上下,于是有了往来、上下、内外、终始的说法。不能静心体会到这里,却误认为卦变,《周易》之所以晦暗难明,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与“太极”二字一样,本来只是极力赞美两仪之前已有的奥妙;后人却误以为是图、蓍策之数,认为它本来由“分二象两”说起,后来又增加“除一”来象征太极。这样的说法看似可以听从,推演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都不是孔子的说法。难道圣人还会有遗漏、没有达到的地方吗?所以解释经文的人,只应依据孔子的经文解释经文;孔子没有说过的,绝不敢尊崇传说而抹杀经文。须知体卦的说法,是说乾、坤为大父母,六子卦的形成,各自都具备乾、坤的一体;与体卦不同的那一爻,才是发动、发挥作用的爻。因此彖辞中的往来、内外,无不是指这一动用之爻而言。只要明白体与用,就自然能解释卦变、卦综说法的错误。须知往来、内外,本来是教人观察卦象、审慎选择主爻的方法。如果不是动用之爻,又何必分别往来、内外?只要理解体是静、用是动,便自然明白了。须知各卦既然出自乾坤,各卦都以乾坤为体。因此三男卦都以坤为体;没有坤体,就无法显现乾的作用。三女卦都以乾为体;没有乾体,就无法显现坤的作用。须知阴阳之气运行在卦中,形成一卦的形体。它的根源固然出于太极,但落实在卦象上,就是以乾坤为太极。《周易》把乾坤列在卦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六十二卦无不是乾坤交合而成,所以凡说阴阳往来,不是九用于坤,就是六用于乾。两爻相同的,是静止而作为体的;独自不同的那一爻,是前来交合而作为动用的。体是静、用是动,体在内、用在外,二者各有其位,不能相互代替。汉儒的卦变说专门讲否、泰,虽说的是三阴三阳卦,但不是三阴三阳的卦,也无不各自具备乾坤之体。或许他们距离圣人的时代还不远,洙泗的遗教仍有保存吧。须知周公给爻命名、孔子观察卦象,都一定要考察时与位,无非是在说明乾坤的动静之义。须知“时”的意义,出自天运不停流行,这是乾道;“位”的意义,出自地势高低不齐,这是坤道。哪一样不是阴阳的意义呢?须知天道不停流行,本来不能用位置来确定,只能用时序来考察;地道静止安定而有常,所以不必等待在时序上验证,已经可以从位置上加以证明。须知乾以神气为作用,流行不息,哪里能够直接窥见,所以只能用时来考察;地以形体显现其功能,高低不齐,是人共同看见的,所以都可以用位来确定。须知爻的位置确定在卦中,而时序则流行于六爻之间。时的气运行在爻中,位则因时而确定。把最初的一爻命名为“初”,就是以时的意义确定卦将要形成的开始;把最后一爻命名为“上”,就是以位的道理确定六爻已经形成的时刻。须知位中有时,时中又有位,所以说时可以兼指位,说位也可以兼指时。卦中间的四爻不说“中”,末爻不说“中下”,正具备时位兼有的意义。须知二、三、四、五兼具时与位,所以只用数来标记。因为数既可以用来验证时,也可以用来验证位。
须知时位皆无截然可分之界,特约其大概以为三候三等耳。亦如先天图中之卦,原无截然可分之界,故邵子有遇巽逢雷之説,而予亦有缝卦之图也。夫时之相续不断,原不可分,固己位何以不可分也?当知《周易》所言止是一个物事,即如六爻所成,亦止是一个卦体耳。须知干阳不息,所以谓为大明终始,若不得隂,则涣散奋发而无能自固,必与隂遇,始有位之可言。故位也者,坤之所以承阳而有功者也。所由谓为六位时成。须知干之彖辞,全説天命之谓性,干之文言,全説率性之谓道,自坤以下则专言道也。盖干彖自元字説起,至于利贞,便説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贞由元而亨出,则是太和亦由元而始矣。保合二字虽据人物言之,确是言赋畀之时亨于乾元者如此,故上文提明乾道变化四字,至于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一节,此元亨利贞四字仍是干之四德,不可指人言。其善长嘉防等则言人所赋之性,有此四等,以发明干德耳。至于下节先提君子二字,然后言仁礼义等之徳,方是説人之受性命赋于天,故亦克与乾道同此四德。然止説性之所具,非真有仁礼义之可见也,故曰「足以足以」云耳,与《中庸》至圣章言「足以」相似。故下文又曰「君子行此四德」,此处方提「行」字,则上文不是説行可知矣。上提君子,明首节之释干徳,此提君子,又是明上文止于言性,而此方説情之发也。然将言人所禀受之性,而便曰「善之长者」,此与孔子释元説「万物资始」相似,盖「长」之为言,即最先之称,又次少无穷皆在其后之谓也。「资始」之始正是此义。既是説性,则性中之虚明本无所着,何为开口便説出「善」字来?盖縁赋畀之始全是太和,乌有太和而不善者乎?且「善」字原指后面之四徳,特因仁义礼智于此发源,故于禀受之始指其最先之源头而言。之因遂以此为长之者也,所由曰善之长也。又因嘉防义和事干,皆由此而生,故遂长之也。因受性之始,全是太和,全然是善,故子思克承家教,作出《中庸》,便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下文又曰:“发而中节。”夫发而中节,则其善可知,而所以能发而中节者,则率性之谓也。率性者,顺其太和长善而出之者也。若非率诸其性,安得有节之皆中乎?孟子私淑诸人,深得率性之道,故断断乎谓性为善。此圣贤一脉相传,不差累黍者也。若后儒之言性,则不免失之驳杂。须知体仁节,言仁、言礼、言义,至事干宜可言智,而不言智者,盖智愚之人皆因事而见,此节方説性中之徳,故但曰足以干事云尔。譬如三月之婴,非不具有至性,然于婴时欲指之为智人、愚人,则万不可得,必待学习之后做出事来,方始知为智人、愚人。然其所由得称为智人者,实由于所性而具之一点灵明,故説性中之德遂説出足以干事来。夫性中既具有智之一德,而终不免为愚人者,不学不习之故也。故圣贤教人,首重学习,职是之故也。须知《周易》首乾坤,不与《连山》《归藏》相同。明谓乾坤即《周易》之太极,其下六十二象,莫非乾坤二体所成。须知《周易》起头,打从乾道説起,便是理性命之大原。须知《周易》首干説出元之亨,而用九一节,专説元亨,又説羣龙。后面小象又説乾元用九,至于坤卦,止説利、永、贞,便见《周易》贵阳之义。须知干不是天,坤不是地。盖天地者,乾坤之象也。须知乾卦彖象文言,字字皆説交坤。盖干阳之体,本自流行不息,原无位之可言。得有形者附丽之,乃始有初末防盛、内外上下位置之可考。所由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也。坤之説入交干,亦然。故卦辞遂标得防二义。须知干之一元,便是太极。孔子之彖因元字无可称説,故止以「大哉」赞之。大则无所不有,而特不可以名言罄耳。须知干之一元,止以大哉赞之。则乾元之不可称説也,明矣。其下曰「万物资始」,亦止借所生之万物仰而遡之,谓其始于此耳,非能言元中之妙也。子思未发之中,用一中字,亦是指其位而证之。其説出喜怒哀乐,仍如孔子之説万物耳。然未发而已发之理,悉已全具,则其无所不包,亦可想矣。故元也,中也,太极也,皆是物也。太者,尊上之称;极者,无以复加之谓,止如乾元之赞大云耳。后世目之为图,误之误矣。然河洛二图,先天四图,俱在也。其有能画太极者,谁也?
译须知时与位都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只是约略其大概而分作三候、三等罢了。先天图中的卦也是原本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所以邵子有“遇巽逢雷”的说法,我也有“缝卦图”。时序相续不断,本来不可分,位置又为什么不可分呢?应当知道,《周易》所说的始终只是同一个事物;例如六爻所成,也只是一个卦体。须知乾阳不停息,所以称为“大明终始”;但若没有阴来承接,便会涣散、奋发而不能自我固守,必须与阴相遇,才有可以谈论的位置。因此所谓位,就是坤承受阳气而成就功用的地方,所以说“六位时成”。须知乾卦的彖辞,完全是在说“天命之谓性”;乾卦的《文言传》,完全是在说“率性之谓道”;从坤卦以下,则专门谈道。乾卦彖辞从“元”字说起,至于“利贞”,便说各自端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贞由元而亨通地发展出来,这说明太和也由元开始。“保合”二字虽然依据人物来说,实际上是说禀受赋予之时,在乾元中亨通如此。因此上文先提出“乾道变化”四字。至于《文言传》中“元者善之长也”一节,“元亨利贞”四字仍是乾的四德,不可以指人而言。其中“善长”“嘉会”等说法,是说人所禀赋的本性具有这四种层次,用来阐明乾德。至于下一节先提出“君子”二字,然后说仁、礼、义等德,才是在说人的性命禀受于天,所以也能够与乾道共同具备这四德。但这里说的只是本性中所具备的内容,并不是真有仁、礼、义可以直接看见,所以说“足以……足以……”罢了,这与《中庸》至圣章所说“足以”相似。因此下文又说“君子行此四德”,到这里才提出“行”字,由此可知上文并不是说实践。上文提出“君子”,是说明首节在解释乾德;这里再次提出“君子”,则是说明上文只说本性,而这里才说情感的发动。然而将要说人所禀受的本性,便称为“善之长”,这与孔子解释“元”而说“万物资始”相似。“长”就是最先的意思,也就是说其次、再次以及无穷的内容都在它之后。“资始”的“始”正是这个意思。既然说的是本性,本性中的虚明本来无所执着,为什么一开头就说出“善”字呢?这是因为禀赋开始时完全是太和,哪里会有太和而不善的呢?况且“善”字本来指向后面的四德,只是因为仁、义、礼、智都从这里发源,所以在禀受之初,先指出它们最初的源头。因此便把它称为“长”之始,所以说“善之长”。又因为嘉会、义和、事干,都是由此产生,所以说它能够统摄、长养这些德性。由于接受本性的开始完全是太和,完全是善,所以子思继承家学,作《中庸》,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下文又说:“发而中节。”情感发动而合乎节度,那么它的善就可以知道;而之所以能够发动而合乎节度,就是“率性”的意思。率性,就是顺着本性中的太和与善端而发出。如果不是遵循本性,怎么能使一切发用都合乎节度呢?孟子私下以古人为师,深深领会率性的道理,所以断然说本性是善的。这是圣贤一脉相传,丝毫没有差错。至于后世儒者谈论本性,则不免失于驳杂。须知“体仁”一节说到仁、礼、义,到了“事干”本来可以说智,却没有说智,是因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要通过做事才能显现;这一节所说的只是本性中的德,所以只说“足以干事”罢了。譬如三个月大的婴儿,并不是没有最纯真的本性,但在婴儿时期若要指认他是聪明人还是愚笨人,是绝对无法做到的,必须等到学习以后做出事情,才知道他是聪明人还是愚笨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为聪明人,实际上是由于本性中具备的一点灵明。所以谈性中之德,便说出“足以干事”。本性中既然具有智这一德性,却最终不免成为愚人,是因为不学习、不练习的缘故。因此圣贤教人,首先重视学习,原因就在这里。须知《周易》以乾坤为首,与《连山》《归藏》不同。这明确说明乾坤就是《周易》的太极,下面的六十二个卦象,无不是乾坤两个体所形成的。须知《周易》开篇从乾道说起,这就是说明性命大本源的道理。《周易》首先说乾卦,阐明元的亨通;“用九”一节专门说元亨,又说群龙。后面的小象又说“乾元用九”。至于坤卦,只说利、永、贞,由此可以看出《周易》尊崇阳的意义。须知乾不是天,坤不是地;天地只是乾坤的象。须知乾卦的彖辞、象辞、《文言传》,字字都在说乾与坤交合。乾阳的本体本来不停流行,原本没有可以言说的位置;得到有形之物依附之后,才有初末、微盛、内外、上下等位置可以考察,所以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坤卦的说法涉及与乾交合,也同样如此。因此卦辞便标出“利”“贞”二义。须知乾的一元就是太极。孔子的彖辞因为“元”字无可称说,所以只用“大哉”来赞叹它。所谓大,是无所不有,只是不能用言语完全说尽罢了。须知乾的一元只能用“大哉”来赞叹,那么乾元不可称说,就很清楚了。下面说“万物资始”,也只是借所生成的万物向上追溯,说它们的开始在这里,并不能说明元中的奥妙。子思说未发之中,用一个“中”字,也是指其位置来作证明。他说到喜怒哀乐的发出,仍如孔子说万物一样。然而未发与已发的道理都已经完整具备,那么它无所不包,也就可以想见了。所以元、中、太极,都是同一个事物。“太”是尊崇、居上的称谓;“极”是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意思,只如同乾元被赞为“大”罢了。后世把它看作一幅图,是错误中的错误。但河洛二图、先天四图,都确实存在。至于谁能够真正画出太极呢?
须知《周易》是个浑沦完全的,只“元亨利贞”四字尽之。盖乾坤而外,所有六十二卦皆乾坤之利而贞焉者也。乾坤之利贞,皆乾坤之元而亨出者也。坤之元亨,又附干之元亨而见,故坤亦亨干之亨,元干之元也。《周易》以乾坤居首,隂阳之义也。然隂不得阳,则蠢而不灵,故《周易》既首乾坤,而干又在坤前,《周易》贵阳之义如此。后儒之释经也,每逢一卦之利贞,另説出一种道理,是未知《周易》之卦,无非乾道之元亨利贞所布濩而醖酿者也。须知干之一卦,专重元亨,故用九一节专释元之亨。至于彖辞,既以“元亨”二字各释之矣,而又于大明节补説大明终始”,释亨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乾道节既释利贞矣,而又于首出节补説首出庶物”,释利贞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盖干以始之故也。须知元是干之蕴含者也,亨是干之发动者也。须知利是通利之利,与利刃之利相似,非利益之利也。通利是用之无阻,自我之及物言;利益是从而増加,自彼之益我言也。若説利于,正是谓正;则利不正,则不利矣。非易防也。自干以下诸卦之利字,皆是此防,如利有攸徃,利渉大川之类是也。须知贞者,成也,是干徳之究竟也。生成万物,实出坤体,本属坤徳,而兹以为干徳者,盖非干以始之,则坤无由以成其终,故贞亦遂为干徳,而坤则以为无成代终也。须知坤之一卦,专重利贞,故用六一节止説利永贞之事,以释利贞而已。其动作有为,皆干阳之妙,坤特承之而已。盖坤以终之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须知《周易》所重,唯此元、亨、利、贞四字,而六十二卦之理已完。则此四字中,每有一字,便具无穷妙理。故每字皆各自为句,不可以二字相连。如説「大通而利于正」,则止成两义,且不可以发明干徳,非《易》防也。须知元之在干,是静正而其出不穷者也。亨则静中之动,是其发越者也。利则发越之无阻,行健之健,正出于此。贞则干已合坤,坤徳翕受,含生而布化者也。浅而喻之,元则未发之中,亨则其发也,利则发而无阻,贞则所中之节也。须知乾坤之外,六十二卦得干之利贞者多,得干之亨者则少矣,得干之元者则絶无之。然所有之利贞,虽皆乾元之利贞,特既各为一卦,则但就本卦之量以为量,而不得如乾元之利贞大而溥矣。其得亨字者,唯三男为真,是干之三索者也。故震有震亨之説,坎有维心亨之説,艮卦亦宜説亨,然已为阳之止矣,故不言亨,而于遯卦补言之曰遯亨。盖遯卦艮山在内,是方成之阳徳也,仍有三阳在外,是不止者也,故亦言亨。此外诸卦所有之亨,则又各因本卦以为量,而并不得与震坎同矣。至于屯、蛊、随诸卦,虽皆説元亨利贞,然皆一事之元亨利贞也。其元字有见于爻中者,善其爻而已矣,非干之元也。乾元则太极之谓也。须知「元亨利贞」四字是干之四徳,不可搀入一毫人事。须知干之彖辞,全是赞干之四徳,不可説作圣人。盖「大明终始」与「首出庶物」两节,皆指干徳而言。因后人不得其解,故误以为圣人之元亨利贞也。须知用九之説,正是用其刚,不可説不用其刚。盖九之方用,正是九阳当权得令之时。若説干化而坤,便已灭却乾象,何得有羣龙之可见?须知六龙之説,就干之本卦而言;羣龙之説,就干之交坤,成就六十四卦一百九十二阳爻而言也。盖隂不得阳,则蠢而不灵,故六十四卦莫非干阳之所成。《周易》首干,先儒以为贵阳,此之故也。须知孔子文言曰:「乾元用九,便是説九之得用,方从乾元出也。只是一元方亨之际,尚未有利贞之可言,安得曰干化而坤刚化而柔。」须知周公説此,用九一叚,是因六十二卦皆由干阳游厯而成,正万物资始之妙,原不为六爻俱动者补一占辞也。故下文説出“无首吉”,便是説万物已得所资了。须知用九用六之説,是明六子皆出于乾坤,即大父母之谓也。须知天下治也,政是説羣龙之见。天下之万物殊体异形,莫不由干阳变化而生,故以羣龙言之。然必推本乾元,又是説所由以能亨者耳。与孔子两仪之上补説太极相似。须知乃见天则,便是説亨,由于元才,从中出最相切近。盖乾元者,万物之大始,即《周易》之太极也。须知周公曰:「见羣龙。」孔子曰:「天下治。」盖六十四卦,即乾元之天下,而羣龙之见,即干之资天下以始,而使之治焉者也。须知羣龙之见,便是利贞之事,便是各正性命。须知,乃见天则。只是干之方亨,尚未离元之説。须知天是乾元初亨首出庶物之物,干以不息为用,天则之而为健行。今正在方亨之时,故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须知无首之説,是离了乾元之义,只划清亨字界限,以发明阳九之大用耳。
译须知《周易》是浑然完整的,用“元亨利贞”四字就可以概括。乾坤以外的六十二卦,都是得到乾坤之利而成其贞的;乾坤的利贞,都是由乾坤的元而亨通发展出来的。坤的元亨,又依附乾的元亨而显现,所以坤也亨通于乾的亨通,以乾为元。《周易》把乾坤列为卦首,这是阴阳的意义。然而阴不得阳,就会蠢滞而没有灵性,所以《周易》虽以乾坤为首,乾又排在坤前,《周易》尊阳的意义就是如此。后儒解释经文,每逢某一卦的利贞,便另说一种道理,是因为不知道《周易》各卦无非是乾道的元亨利贞所布散、酝酿而成。须知乾卦专重元亨,所以“用九”一节专门解释元的亨通。至于彖辞,既分别解释“元亨”二字,又在“大明”一节补说“大明终始”,说明亨通是由元而来,以显示元的广大;“乾道”一节既解释利贞,又在“首出”一节补说“首出庶物”,说明利贞是由元而来,以显示元的广大。这是因为乾负责开始万物。须知元是乾所蕴含的内容,亨是乾发动、发用的状态。须知“利”是通达便利的利,与利刃的“利”相似,不是利益的利。通利,是作用没有阻碍,从自己施及事物来说;利益,是由外物增加到自己身上,从对方使自己受益来说。若说“利于正”,正是说有利于守正;如果不正,就不会有利。这不是《易》的分际。从乾卦以下各卦的“利”字,都是这个意义,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之类。须知“贞”就是成,是乾德的最终完成。生成万物实际上出自坤体,本来属于坤德;现在把它作为乾德,是因为如果没有乾来开始,坤就无法完成终结,所以“贞”也就成为乾德,而坤则以无成自身、代替乾完成终结为其道。须知坤卦专重利贞,所以“用六”一节只说利、永、贞的事情,用来解释利贞而已。它的动作和作为,都是乾阳的奥妙,坤只是承受它。因为坤负责终结,地道没有成就自身,而代替乾完成终结。须知《周易》所重视的,只有元、亨、利、贞四字,而六十二卦的道理已经完备。因此这四字中的每一个字,都具备无穷的奥妙。每个字都应各自成句,不可以把两个字连在一起解释。如果说成“大通而利于正”,就只成为两个意义,而且不能阐明乾德,这不是《易》的分际。须知元在乾中,是静正而其发出无穷的状态;亨是静中之动,是它的发越;利是发越而没有阻碍,健行之健正由此而来;贞是乾已经与坤相合,坤德收摄承受、含育生命并施行化育的状态。浅近地说,元就是未发之中,亨就是它的发出,利就是发出而没有阻碍,贞就是发出后合乎中正的节度。须知乾坤以外的六十二卦,多数得到乾的利贞,得到乾的亨则较少,得到乾的元则完全没有。然而其中所有的利贞,虽然都是乾元的利贞,只是既然各自成为一卦,就只能按照本卦的范围来衡量,不能像乾元的利贞那样广大而普遍。得到“亨”字的,只有三男卦是真正得到它们的,因为它们是乾的三次求索。所以震卦有“震亨”的说法,坎卦有“维心亨”的说法,艮卦也应该说亨,但它已经是阳气停止之处,所以不说亨,而在遯卦补说“遯亨”。这是因为遯卦内为艮山,是正在形成的阳德,外面仍有三阳,是尚未停止的阳气,所以也说亨。除此以外各卦所有的“亨”,又各自以本卦的范围为限,不能与震、坎相同。至于屯、蛊、随等卦,虽然都说元亨利贞,但都是一件事情中的元亨利贞。其中“元”字如果在爻中有所显现,只是使该爻为善而已,并不是乾之元。乾元就是太极。须知“元亨利贞”四字是乾的四德,不可以掺入一丝一毫的人事。须知乾卦彖辞全是在赞美乾的四德,不可以解释成圣人的四德。因为“大明终始”和“首出庶物”两节,都是指乾德而言。后人不能理解其中含义,所以误以为是圣人的元亨利贞。须知“用九”的说法,正是使用它的刚健之性,不能说成不用它的刚健。九开始发挥作用,正是九阳当权、得令的时候。如果说乾变化为坤,就已经把乾的象消灭了,那又怎么会有群龙可以看见呢?须知,所谓“六龙”,是就乾卦本身而言;所谓“群龙”,是就乾与坤交合而成六十四卦、一百九十二个阳爻而言。阴若不得阳,便愚钝而无灵性,所以六十四卦无不是由乾阳生成的。《周易》以乾卦居首,先儒认为这是尊崇阳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一点。须知孔子《文言》说:“乾元用九”,就是说九得到运用,正是从乾元中产生的。只是乾元刚开始亨通之时,尚且还不能谈利贞,怎么能说乾变化为坤、刚变化为柔呢?须知周公讲“用九”,是因为六十二卦都由乾阳运行而成,正体现了万物资受其始的妙理,并不是为六爻全部发动另补一条占辞。所以后文说“无首吉”,就是说万物已经得到它们所资取的根本了。须知“用九”“用六”的说法,是说明六子卦都出于乾坤,也就是所谓大父母。须知“天下治”,正是说群龙出现。天下万物形体各不相同,无不是由乾阳变化而生,所以用群龙来表示。然而还必须推本于乾元,这又是说明万物之所以能够亨通的根源。这与孔子在两仪之上补说太极相似。须知“乃见天则”,正是说亨通由于元,二者从中产生,最为切近。因为乾元是万物的大始,也就是《周易》的太极。须知周公说“见群龙”,孔子说“天下治”。六十四卦就是乾元所统摄的天下,而群龙出现,就是乾把万物资给天下,使天下得到治理。须知群龙出现,正是利贞的事情,正是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本性和生命。须知“乃见天则”,只是说乾正在亨通之时,还没有脱离元的意义。须知天是乾元开始亨通、首先产生众物的形象;乾以不息为功用,天效法它而健行。现在正处于刚开始亨通的时候,所以说“乾元用九,乃见天则”。须知“无首”的说法,是脱离乾元的意义,只是划清“亨”字的范围,用来阐明阳九的巨大功用。
须知周公发明圣圣相传之道,只此“无首”二字最精。周子之“无极”,政从此出。然以“无极”説在太极之上,与以“无首”説在亨字之中,亦微有不同。然后知圣言之妙也。须知干之“无首”而吉者,谓乾元一亨,万物各得所资而已。其在卦象,六十二卦皆资元以成始,所以谓为天下治天下者,统资元之万物而言之,“治”也者,即谓其各正性命,资元以成也。若屯、蒙以下,皆资乾元者也。比而“无首”,不得所资,安得不凶?盖自乾元之一施而论,必“无首”而后见其能施;自诸卦之所受而论,若“无首”而即不得所资矣,故吉凶异也。须知干之六爻皆得称龙,不必俱动者也。故一爻动,龙也;六爻动,龙也;一百九十二阳爻,龙也。若只作本卦六爻俱动説,则孔子在彖辞中固称为六龙矣,何得谓为羣龙乎?须知用九而见羣龙,只是乾元流衍,无所不遍。参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是也。须知用九是説亨,见羣龙是説利,无首吉是説贞。譬如子在母腹中,与母相连,有资于母;若其既生,则无资于母,故无首吉,是言贞也。须知干用用于坤坤用用于干须知「天」之一字,止是「干」之象,非谓天即干也。今观「乾元」之彖曰:「统天矣」,下文又曰:「乘六龙以御天矣」。既曰「统天」,又曰「御天」,则必有统之、御之者,在天之外也。其在「大象」曰:「天行健」,非谓天即干也。是即天道以为之象也。下文「君子」句,亦非谓效法「干」徳也,是即人事以为之象也。故曰「字」之上安一「象」字,而人不之察,何也?须知「大哉乾元」,「大哉」二字是圣人将欲发明元中之妙,而却无一义可言。只因既亨以后,生出如许之万物,莫不仰资乾元,故特以「大」之一字赞之。下文虽説万物,只説万物所仰赖者在于此耳。而「元」字本义,究不曽粘着丝毫。须知云行雨施,止是説元徳初亨,此时尚未有万物,故止言品物如云一般般排列出来。流形,云者,俨有动荡之形,可令人瞻视者然也。此形字即形上之形,与形则着之形相似,不可以体质言也。须知大明终始,节因上文,既已释元,又且释亨,惧人将元亨看作两截,故此一节补説亨之实,由于元以见元徳之大耳,非指圣人而言也。此节何尝有圣人两字?观他开口便提出大明来,大者阳之体,明者阳之色,便是説干终始。云者,谓自资始以至于利贞,皆干阳之布濩也。六位时成,谓干阳之所歴,无弗遍也。位本坤之六位,因阳徳无形,必丽于有形者,然后其数可征。干既交坤,所生之六子,莫非干徳,故云然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谓乾元之赋畀,当一亨时,虽至小至细之物,莫不以全理畀之也。此理最精详,具函书。须知乾道节本言利贞之事,而复提乾道于其上,总见利贞之事,亦莫非乾元之亨也。然保合太和,止説赋畀一边,以发亨中之妙,尚未到人物上,故利贞二字,亦止是干徳。须知四徳既已释完,而又补説首出一节,总因开口一句赞元之大,故释下三字,遂处处回顾元字,大明节见亨之由于元也。此因上文既释利贞,故此一节又説利贞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非为圣人言也。首出庶物,谓在庶物之前,即资始之义。万国者,尽乎地面所有之土,即指坤之全体而言。因阳九之大用,至于利贞,必借坤而见,故遂以坤象言之,而称説万国。何尝有圣人乎?凡孔子之彖,皆所以觧释卦辞者也。卦辞有人事,则圣人解释人事,此干之卦辞止是干之四徳,无故而添出圣人诸彖俱无此体。须知三男皆干之用于坤,三女皆坤之用于干,皆是言乾坤之交。故乾卦皆言亨入坤中之事,不知此妙,则乾卦皆不得觧,坤卦亦然。须知,干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即是彻始彻终之事所由,曰“大明终始”。须知地道无成,而代终以始之者,大明终之者,大明也。惟其无成代终,所以止言得防。须知干之三画止是一画,如小畜之初九曰“复自道”,九二即曰“牵复”,泰初曰“以其彚”,九二即以初为朋,又如需之三人来,讼之三褫説在一爻,皆因乾道健行不息,原无可分,仅可考其初中末之三候而已,故干之画一以象阳,实坤之画二以象隂虚,职是之故也。须知《周易》以干居首,全是贵阳之义。故其立卦之法,亦莫不依干而成。如干固三连矣,坤而曰六断者,谓干而六断之也。兊曰上缺,谓干而缺其上也。巽曰下断,谓干而断其下也。离曰中虚,谓干而虚其中也。坎曰中满,谓干而实于坤中也。震,起也,干之始也。艮,止也,干之终也。非干则诸卦无由以成,所由谓为贵阳也。先天图,震始艮终,而诸象已全。孔子释后天图,亦曰“出震成艮”,皆此干阳之终始也。
译须知周公阐明圣圣相传的道理,最精妙的就是“无首”二字。周子的“无极”,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不过,把“无极”说在太极之上,和把“无首”说在“亨”字之中,还是略有不同。由此才知道圣人言语的精妙。须知乾的“无首”而吉,是说乾元一旦亨通,万物各自得到所资取的根本而已。从卦象看,六十二卦都资取元而成其开始,所以说“天下治”,是统称万物都资取元而得到成始;所谓“治”,就是各正性命,资取元而成就自身。屯、蒙以下各卦,也都是资取乾元的。至于比卦,若“无首”而不得所资,怎么能不凶?从乾元施行一次来说,必须“无首”以后,才能显出它能够施行;从各卦所承受的方面来说,如果“无首”便不得所资,所以吉凶不同。须知乾卦六爻都可以称为龙,并不一定要六爻全动。所以一爻动是龙,六爻动也是龙,一百九十二个阳爻也都是龙。如果只解释为本卦六爻全部发动,那么孔子在《彖辞》中本来就称为六龙,怎么能说是群龙呢?须知“用九而见群龙”,只是说乾元流布延伸,无处不遍。《参同契》说:“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就是这个意思。须知“用九”说的是亨,“见群龙”说的是利,“无首吉”说的是贞。比如孩子在母腹中,与母亲相连,必须资取母体;等到出生以后,便不再资取母体,所以“无首吉”说的就是贞。须知乾的功用施用于坤,坤的功用施用于乾。须知“天”这个字,只是乾的象,并不是说天就是乾。现在看《乾元》的《彖辞》说“统天矣”,下文又说“乘六龙以御天矣”。既然说“统天”,又说“御天”,就必定有统摄、驾御它的东西存在于天之外。《大象》说“天行健”,也不是说天就是乾,而是取天道来作为卦象。下文“君子”一句,也不是说效法乾的德,而是取人事来作为卦象。所以说,在“字”上特意安置一个“象”字,人们为什么不能察觉呢?须知“大哉乾元”中的“大哉”二字,是圣人想要阐明元中妙理,却又没有具体义理可说。只是因为亨通以后产生了这样多的万物,无不仰赖乾元,所以特意用一个“大”字赞美它。下文虽然谈到万物,也只是说万物所仰赖的根本在这里,而“元”字的本义,终究没有被牵连进去丝毫。须知“云行雨施”,只是说元德刚开始亨通,此时还没有万物,所以只说品物像云一样纷纷排列出来。“流形”是说仿佛具有流动、荡漾的形态,可以让人观看;这个“形”字,是形而上的“形”,和“形则著”的“形”相似,不可以按照具体形质来解释。须知“大明终始”这一节承接上文:上文已经解释元,又解释亨,恐怕人们把元、亨看成两件事,所以这一节补充说明亨的实际,说明亨由于元,从而显出元德的广大,并不是指圣人而言。这一节何曾有“圣人”二字?开头提出“大明”,大是阳的体,明是阳的色,正是说乾的终始。“云”是说从资始直到利贞,都是乾阳的布散。所谓“六位时成”,是说乾阳所经历之处,没有不遍及的。位本来是坤的六位,因为阳德无形,必须依附于有形之物,之后其数才可以考察。乾既与坤交合,所生的六子没有不是乾德的,所以这样说。“时乘六龙以御天”,是说乾元赋予万物的时候,在一开始亨通之际,即使极小极细的事物,也无不被赋予完整的义理。这个道理最为精微详细,具载于《函书》。须知“乾道”一节本来讲的是利贞之事,却又在上面提出乾道,总的说明利贞之事也无不是乾元的亨通。不过“保合太和”只说赋予万物这一方面,用来发明亨中的妙理,还没有说到人物,所以“利贞”二字也只是乾德。须知四德已经解释完了,又补说“首出”一节,总是因为开头赞叹元的广大,所以解释下面三个字时,处处回顾“元”字。“大明”一节说明亨由于元;这里因为上文已经解释利贞,所以又说利贞由于元,以显出元的广大,并不是为圣人而言。“首出庶物”是说处在众物之前,也就是资始的意思。“万国”是指大地上所有土地,即指坤的整体。因为阳九的巨大功用达到利贞,必须借助坤才能显现,所以用坤的形象来说明,而称为万国。这哪里有圣人呢?孔子的《彖》都是解释卦辞的。卦辞若有人事,圣人才解释人事;乾卦卦辞只说乾的四德,无缘无故添出圣人,是其他各卦的《彖》所没有的体例。须知三男卦都是乾的功用施用于坤,三女卦都是坤的功用施用于乾,都是在说乾坤交合。所以乾卦全都讲亨进入坤中的事情;不了解这个妙理,乾卦就都无法解释,坤卦也是如此。须知乾开始能够以美善和利益使天下受益,正是贯穿始终的事情由此而来,也就是所谓“大明终始”。须知地道本身不能成就事物,而是代替乾来完成终始;能够大明其终始的,是乾。正因为坤不能自成、只是代替乾完成终始,所以这里只说得到防备。须知乾的三画,实际上只是一个连续的阳画。比如《小畜》初九说“复自道”,九二就说“牵复”;《泰》初九说“以其彚”,九二就把初九看作同类朋友;又如《需》卦说三人来,《讼》卦说三褫,都把意思说在一爻之中。这都是因为乾道健行不息,本来没有可分之处,只能考察它开始、中间、末后的三个阶段而已。所以乾卦的画一以象阳,实在是由于坤卦的画二以象阴虚。须知《周易》把乾放在首位,完全是尊崇阳的意义。所以创立卦象的方法,也无不依照乾而成。乾本来是三画相连;坤说“六断”,是说把乾六次截断。兑说“上缺”,是说把乾的上部缺去;巽说“下断”,是说把乾的下部截断;离说“中虚”,是说把乾的中间虚空;坎说“中满”,是说使乾在坤中充实。震是起,是乾的开始;艮是止,是乾的终结。没有乾,其他各卦就无从形成,这就是所谓尊崇阳。先天图以震开始、以艮终结,而各种卦象已经完备。孔子解释后天图,也说“出震成艮”,都是乾阳终始的意义。
须知《周易》立象之法,止有两种,非借天道以为之象,则借人事以为之象。即如坤卦之辞,除「元亨利牝马之贞」为正言坤徳,其下六句则分两叚。君子三句,则象以人事而发,坤之所以利也,故得主之下「利」字独为一句。西南三句,则借天道而发,坤之所以贞也,故下曰「安贞吉」,「安」即贞之定也,「吉」即无首吉之吉,正言贞也。须知先迷后得主,为句,非以主利为句。观文言中,“后得主”而有“常得主”,连读可知矣。后儒添“利”字,未达其防也。须知乾坤一交而成坎离,坎即含胎之坤,离即已虚之干,故坎之一卦独言时用。以后天诸卦由懐胎之坤而始,莫非干阳之大用流行,故后天一图遂以坎离终始之,而正位于南北,明其可代乾坤而已。须知坎之六四,亦是樽酒、句簋、贰句、用缶句,非樽酒簋句、贰用缶句也。盖此六字,止言人情相接时,其所用礼乐不必过厚之象,所用者少,而所通者大,故曰「纳约自牖」。此即蚁穴可以溃隄之义,故小象曰「刚柔际也」。因此为两坎相接之爻,又在刚柔相接之际,故也。不知觧者何故遗了坎象,专言人事?如作三字一句,乃忽截下句之簋字,附于上句,成何道理,成何文法?须知,凡爻之象,莫不本卦徳而言之。如鼎之言鼎,井之言井,坎之言水,离之言火,是也。须知《周易》未经秦火,皆不宜妄改一字。如《坤卦》之“顺”字,《萃卦》之“顺”字,皆不宜改为“慎”字。须知六十二卦,无有一卦无阳爻者,凡皆羣龙之所见,而九阳之大用也。先天后天二图,皆具此义。须知《周易》与《连山》《归藏》不同者,以干之大用流行,无所不遍;若坤不过借位而已,故曰“六位时成”,而又曰“地道无成”也。须知贵阳者,隂不自主,而从阳者也。今观人之生子,从父姓而不从母姓,堪舆理气之説,廕及子孙,而不能廕及女甥,此即贵阳之真义也。须知阳动而隂静,易之隂阳爻既从动中生出,则阳之为用也神矣。所以《周易》贵阳。须知彖辞中徃来上下全是教人观象之法,即如命爻首尾分别,初上其中始叙以数,命爻设象,亦大可思矣。若概置勿论,则不得其觧矣。须知明明説道理者,止説得一事之道理透彻。若是拟象,则可以无所不包。即如圗书,象也;先天图,象也;卦爻,象也。其中精蕴,经四圣表章,而犹未易殚。下及文之卦辞,周之爻辞,孔子之彖象文言,亦莫非象也。如但执定一事之道理觧防,岂能周天下之道乎?须知观象之法,切不可拘,但当领畧大意,防其神焉可耳。须知读拟象之书与文字义理之书絶不相同。盖文字义理之书可以虚实字眼相间为文,且能低昻其声韵,故读之易觧。若拟象之书,必须知一字一义,逐字领防,乃可耳。如「潜龙」二字便是二义,「见豕负涂」便是四义,要皆由干初与暌上而定。非精求意义而防其神理者,那易辨此。须知乐读易读之书,而不察难穷之义理,大抵皆易厌易倦而自画者也。纵能读人人可觧之书,究其所得,亦人人能到之域耳。恐圣贤遗教之心,不是如此。须知《周易》为上古之书,其时文字未甚,非拟之于象,则无穷之防不可以达其,何以遗教?须知卦爻拟象,是文周不得已之苦心。一见得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而象中之包涵无尽;一见得先天四圗为伏羲开天之易,而象中之包涵无尽。若卦爻之情,但説得一事透,何能应变无穷?于是乎括之以象,故象中之义,蕴累求而莫之殚也。须知乾坤而外,凡所取象,皆各有象中之理。如雷风为天地之气,在人要他何用?然而象中之理,即人而存,不可不察。须知《周易》中一爻一象,便可该天地间万事万物。其或直言人事,即此人事,莫非是象,亦当与金车玉▯同观。盖所明者,止是卦爻之理,而此等人事,原不足尽卦爻之所该。故圣人教人有观象玩占之法。须知圣人因八卦之体而推为广八卦,非欲因此一卦以求尽事物之变也。夫事物之变,曷可胜穷?止欲人每看一卦之象,皆各各回看卦徳,用以求此一卦之真性真情而已。若此卦之性情既得其真,即卦中未备之象,皆可因此卦徳一一推求而出。须知设立广八卦,便是教人观象之法。故此一卦虽有不一之象,皆当回顾本卦,止作一件事理。防能将所有诸象融成一个道理,则此一卦之性情方出。须知六十四卦止得六十四象,乃一卦之象既定,及至逐爻逐位,又各有逐爻逐位之象。象其可以拘执论乎?须知一爻之中,有以一象论一爻者,有兼数象始论一爻者。睽之上九,亦可见矣。不防众象之神,而统于一,何能达此爻之防?故广八卦中诸卦之象,不一而足,皆当如睽上之象同观,然后各卦之性情始定。
译须知《周易》建立卦象的方法只有两种:不是借天道来作象,就是借人事来作象。比如坤卦卦辞,除了“元亨利牝马之贞”是正面说明坤德,下面六句分为两段。“君子”三句,是取人事来说明坤的功用,所以在“得主”下面的“利”字单独成句。“西南”三句,是借天道来说明坤的贞,所以后面说“安贞吉”;“安”就是贞的安定,“吉”就是“无首吉”的吉,正面说明贞。须知“先迷后得主”应当作为一句,而不是把“利主”作为一句。看《文言》中“后得主”后面还有“常得主”,连起来读就可以知道。后来的儒者添上“利”字,没有领会其中的防义。须知乾坤一交合就形成坎离,坎就是含胎的坤,离就是已经虚化的乾,所以坎卦独自说“时用”。后天各卦都从怀胎的坤开始,无不是乾阳的巨大功用流行,因此后天图便以坎离作为始终,并把它们正位于南北,以表明坎离可以代替乾坤而已。须知坎卦六四也是“樽酒、句簋、贰句、用缶句”,不是“樽酒簋句、贰用缶句”。这六个字只是说人与人相接时,所使用的礼乐不必过于厚重;所用虽少,所沟通的意义却很大,所以说“纳约自牖”。这就是蚂蚁洞穴可以使堤坝溃决的意思,所以《小象》说“刚柔际也”。这是因为此爻是两个坎相接的爻,又处在刚柔相接的交界处。不了解解释的人为什么丢掉坎象而专门说人事?如果把它作三字一句,就突然截取下面的“簋”字附在上句,成什么道理,成什么文法呢?须知,凡是爻的取象,无不根据本卦的卦德来说明。比如鼎卦说鼎,井卦说井,坎卦说水,离卦说火,就是这样。须知《周易》没有经过秦火焚毁,所以不应妄自改动一个字。比如《坤卦》的“顺”字、《萃卦》的“顺”字,都不应改成“慎”字。须知六十二卦中,没有一卦没有阳爻,都是群龙出现,也是九阳的巨大功用。先天、后天两图都具备这个意义。须知《周易》不同于《连山》《归藏》的地方,在于乾的巨大功用流行无所不遍;坤不过是借位而已,所以说“六位时成”,又说“地道无成”。须知尊崇阳,就是阴不能自主而依从阳。现在看人出生后随父姓而不随母姓,堪舆理气之说可以荫及子孙,却不能荫及女甥,这就是尊阳的真正意义。须知阳动而阴静,《易》的阴阳爻既然从运动中产生,阳的功用就神妙了。所以《周易》尊崇阳。须知《彖辞》中的往来、上下,全都是教人观察卦象的方法。比如给爻命名时分别首尾,以初、上表示始终,又以中间各爻按数来叙述;这种命名爻、设置卦象的方法,也很值得思考。如果一概置之不论,就不能得到解释。须知,明明白白讲道理,只能把一件事的道理讲透;若用比拟取象的方法,就可以无所不包。比如《图书》是象,先天图是象,卦爻也是象。其中的精微蕴含,经过四位圣人彰显,仍然难以穷尽。下至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彖》《象》《文言》,也无不是象。如果只执着于一件事的道理来解释,哪里能够包罗天下的道理呢?须知观察卦象的方法,切不可拘泥,只应领会大意,体察其中的神妙就可以了。须知读比拟取象的书,与读讲文字义理的书完全不同。文字义理之书可以把虚字实字交错成文,也能调节声韵高低,所以读起来容易理解。比拟取象的书,则必须知道每个字各自的意义,逐字领会才可以。比如“潜龙”二字就是两个意义,“见豕负涂”就是四个意义,总的说来都由乾初和睽上决定。不精心探求意义、体会其中神理的人,哪里容易辨别这些呢?须知喜欢读容易读的《易》书,却不考察难以穷究的义理,大多是容易厌倦、容易疲惫而自我止步的人。即使能读那些人人都能理解的书,最终所得也只是人人都能达到的境界。恐怕圣贤遗教的本意,并不是这样。须知《周易》是上古的书,当时文字还不完备,如果不借象来比拟,许多无穷的义理就无法传达,又怎样留下教诲呢?须知卦爻取象,是文王、周公不得已的苦心。一方面看出《图书》是天地自然之易,象中所包含的意义无穷;另一方面看出先天四图是伏羲开辟天地之易,象中所包含的意义也无穷。如果卦爻的情理只能把一件事讲透,怎么能够应对无穷的变化?于是便用象来概括,所以象中的意义越反复探求越难穷尽。须知除了乾坤以外,凡是取象,都各自有象中的道理。比如雷、风是天地之气,对于人来说似乎要它有什么用?然而象中的道理正是依托人而存在的,不可不察。须知《周易》中一个爻、一个象,就可以概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即使直接说人事,这些人事也无不是象,也应当和“金车玉铉”一样来观察。因为它所阐明的只是卦爻的道理,而这些人事本来不足以穷尽卦爻所包含的一切。所以圣人教人采用观象玩占的方法。须知圣人根据八卦的体性推演而推广八卦,并不是想凭某一卦穷尽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变化哪里能够穷尽?只是希望人们每次观察一卦的象,都回头考察本卦的卦德,用来求得这一卦真正的性情而已。若已经真正得到这一卦的性情,那么卦中尚未列出的象,也都可以根据卦德一一推求出来。须知设置“广八卦”,就是教人观察卦象的方法。所以一卦虽然有多种不同的象,都应当回看本卦,只把它们作为一件事理来理解。只有能够把所有卦象融会成一个道理,这一卦的性情才会显现。须知六十四卦只有六十四个总体卦象;但一卦的总体象确定以后,到了逐爻逐位,又各有逐爻逐位的象。卦象难道可以拘泥执着地论说吗?须知一爻之中,有时用一个象来论一爻,有时兼取几个象才论一爻,《睽》卦上九就是这样。不体察众象的神理而把它们统摄为一体,怎么能通达这一爻的深义?所以“广八卦”中各卦的象不是一种,而应当像观察《睽》上九的象那样一并观察,然后各卦的性情才会确定。
须知八卦有八卦之性情,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之性情,爻有爻之性情,位有位之性情,时有时之性情,物有物之性情,而总备之于一象,不防其神,不得其真,难与言易。须知卦画之设,便都是象。如干之三连,以象健;坤之中虚,以象顺;坎之一阳在中,而象陷;离之一隂在中,而象丽。皆是也。文周设卦爻之辞,亦止如伏羲设卦画之图耳。皆不当于文字义理中求也。故圣人不事占筮,而即无弗前知者。既已观象而得其通矣,彼事物之至我前者,安所徃而非象也?须知六书原有象形之説,然文字始于卦图,则是文字初开便由象始,如牛、马、鱼、羊象物,鼎、井象形是也。后世溺于义理,而遂忘之耳。须知汉儒执象,全言天道,忘了人事;宋儒执理,全言人事,忘了天道。然执象者,未离浑沦包括之防,尚可俟人之推求;执理者,偏而不举,不能推此以达彼矣。故必贯天人两象而一之,然后可与论《易》。
周易函书别集卷二<经部,易类,周易函书约存__周易函书别集》>
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函书别集》卷三礼部侍郎胡煦撰《易学须知》须知《周易》一书,天地之大道存焉。故最灵最妙,无过于此。观其极细极微之物,莫不分天地之至灵,以有其生。非谓灵者灵而蠢者蠢也。▯之朽骨,蓍之腐草,皆具有前知之道,而他可知矣。祖父之骨,得其地,且可以福及云来,安得谓神灵而形蠢乎?须知《周易》之道,随人用之,无徃而不灵。圣人之前知,不假蓍▯,而神明便堪坐照,皆保合之太和,各正于一元者也。故用之以修身,而物格、知致、意诚、心正者,此之为也。用之以治人,而家齐、国治、天下平者,此之为也。用之于参赞,而位天地、育万物者,此之为也。用之于万物,而裁成其道、辅相其宜者,此之为也。故以为天地之大道也。须知《周易》所阐,全是天人合一之防,故大象率兼天人而言之,彖辞、爻辞,每合天道人事而觧之,不可误看大象。须知,凡卦之大象,上句是即天道以明此卦徳,下句是即人事以明此卦徳,非直言此等天道,此等人事也,故曰字上特标一象字,不可不察。须知读易者,读完一卦,便当深察此卦之性情,到防通时,自然有得,切不可执定一桩人事,在其意中。须知读易与五经不同。五经在周易之后,当文字义理大明时,故其文义皆有虚实承接转换之法;而周易卦图开文字之始,止有象耳。故尝一字一象,亦遂一象一义。须知《周易》无闲文,并无虚字。如“或”字本无甚深义,而三四爻多用之,初、上、二、五则鲜以三四为人位也。又以三居下而却在内卦之上,四居上而却在外卦之下,故“或之”“或之”者,不定之辞也。
译须知八卦有八卦的性情,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的性情,爻有爻的性情,位有位的性情,时有时的性情,物有物的性情,而这一切总汇于一个象中。不体察其中的神理,就不能得到真实意义,也就难以谈论《易》。须知卦画的设置本来全都是象。比如乾的三画相连,用来象征健;坤的中间虚空,用来象征顺;坎中有一阳,用来象征陷;离中有一阴,用来象征附丽。都是如此。文王、周公设置卦爻辞,也只是像伏羲设置卦画图一样,不能到文字义理中去寻求。所以圣人即使不从事占筮,也没有什么不能预先知道的。既然已经观察卦象而得到贯通的道理,那么来到眼前的事物,哪里不是象呢?须知六书本来就有象形之说,但文字始于卦图,所以文字刚开始产生时便源于取象;如牛、马、鱼、羊是象其物,鼎、井是象其形。后世沉溺于义理,便把这一点忘了。须知汉儒执着于象,完全讲天道而忘了人事;宋儒执着于理,完全讲人事而忘了天道。然而执着于象的人,还没有脱离浑然包罗的范围,尚可等待后人推求;执着于理的人则偏颇而不能兼举,无法由此推及彼。所以必须贯通天、人两方面的象而合为一体,然后才可以谈论《易》。《周易函书别集》卷二。《经部,易类,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别集》。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函书别集》卷三,礼部侍郎胡煦撰《易学须知》。须知《周易》一书中保存着天地的大道,所以最为灵妙,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观察其中极细极微的事物,无不分别承受天地最灵妙的作用而获得生命。并不是说灵性的东西有灵、愚钝的东西就愚钝;龟的朽骨、蓍的腐草,都具有预知的道理,由此其他事物也就可以知道了。祖父的骨骸得到合宜的葬地,尚且可以福泽后代,怎么能说神灵才有灵而形体却愚钝呢?须知《周易》的道理,随人怎样运用都无往而不灵验。圣人在事先预知时,不借助蓍草和龟甲,仅凭神明便足以坐而洞察,这都是保合太和、各自端正于一元的结果。所以用它来修身,便有物格、知致、意诚、心正;用它来治理人,便有家齐、国治、天下平;用它来参与天地化育,便能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用它来对待万物,便能裁成万物之道、辅相万物之宜。因此说它是天地的大道。须知《周易》所阐明的全是天人合一的道理,所以《大象》大多兼说天道和人事;《彖辞》《爻辞》也常常合着天道、人事来解释,不可错误地看待《大象》。须知凡是卦的《大象》,上句是取天道来说明本卦的卦德,下句是取人事来说明本卦的卦德,并不是直接在说某种天道、某种人事,所以特意在“字”上标出一个“象”字,不可不察。须知读《易》的人,读完一卦,就应当深入考察这一卦的性情;等到能够贯通时,自然会有所收获,切不可在心中执定某一件人事。须知读《易》与读五经不同。五经成书在《周易》之后,当文字义理已经大为明白之时,所以其文义都有虚实承接、转换变化的方式;而《周易》的卦图开启文字之始,只有象。因此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象,一个象就是一个意义。须知《周易》没有闲文,也没有虚字。比如“或”字本来没有什么深义,但三、四爻多使用它,初、上、二、五爻却很少使用,这是因为三、四爻是人位。又因为三居下卦而处在内卦之上,四居上卦而处在外卦之下,所以“或之”“或之”是不确定的说法,这个字本身并没有什么深义。看九五说
其字本无甚深义。观五曰“观我生”,上曰“观其生”,以九五为君位,既自有其生矣,上爻则曰“其生”,明上之无位也。是即“包无鱼”之义。《周易》之外,如老庄、《参同》、《龙虎上经》、《悟真篇》皆以象告,皆不当于文字义理中求也。须知《周易》之文简而该,如言初而不言中末,言上而不言下,中皆是欲人因类而推广之耳。又如六十四卦,莫非刚柔之交,乃独于屯卦言始交;诸卦之爻,率言动变之事,乃独于坤之六二言动。皆引端而不竟委者也。须知《周易》一书,若止一占卜可尽,则孔子不必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説。彼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不惮谆复言之,何为者也?须知天地之理,即在天地之气化中,不可以隂阳刚柔为粗浅而畧之;周易之理,即在图象卦爻中,不可以象为粗浅而畧之。盖形者神之寓,象者理之寓也。须知《周易》止是圣人一部格物之书,是彻始彻终之事,非但学者入门之始事故《周易》之象既格,则无物不格。繋传説:“仰观俯察,逺取近取。”邵子以“观物”名篇,皆格物之防也。须知物之可格,总不越隂阳二义。隂阳之理,显之于象。《周易》之象,如不能格,安可谓为格物?须知天人之秘在易中,诚明之防在易中,一贯之妙在易中,仁孝之道在易中,体用一如,显微无间之妙尽在易中。须知,不学《周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须知《易》有参赞位育之道,有裁成辅相之道,有范围曲成之道,总离不了礼乐刑政。故大象每质言之。至其施之于用,无过抗者抑之,卑者举之,枉者直之,屈者伸之,塞者通之,结者觧之,涣者聚之,促者舒之,怠者振之,昧者明之,乱者理之,颠者扶之而已。此道自具泰、否、损、益、睽、觧、涣、萃、谦、颐、渐、节诸卦中。至于《太元》《洪范》《洞极》诸书,拟其皮毛,犹弗似也。岂知《易》冒天下之道,如天如海,随人酌而取之,无小无大,皆有实用。其中灵妙,实难言説。故圣人体之,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学者守之,可以修身齐家;愚贱尊之,亦可以察徃知来,避凶趋吉。大哉《易》乎!而学人每置之髙阁,何耶?须知《周易》之用,尽在体中,亦如河图之成数,尽涵于生数中,故伏羲止立先天图,以后天之妙涵于先天,故也。今试看“大生广生”,皆知为天地之用,然上而天,下而地,地包天中,所可见者,皆其体耳。是则天地所生,在天地中,未尝离天地之体,出天地之外也。若诚觧此,然后知文周之易,确乎其为先天,其先天诸图,确乎其为流行不息,而必非对待者也。须知卦画不可以形器论,所以谓为先天。
译“观我生”,上爻说“观其生”:九五是君位,本来就有自己的生,所以说“我生”;上爻没有位,所以说“其生”。这就是“包无鱼”的意义。《周易》以外,如《老子》《庄子》《参同契》《龙虎上经》《悟真篇》,都是用象来告示,也不应到文字义理中去寻求。须知《周易》的文字简约而包罗广大,比如说初而不说中、末,说上而不说下,都是想让人按照同类推广。又如六十四卦无不是刚柔交合,却唯独在屯卦说“始交”;各卦的爻大多说发动变化的事情,却唯独在坤六二说“动”。这些都是只举出端绪而不说尽结果。须知《周易》一书如果只是占卜便可以穷尽,那么孔子就不必有穷理尽性至命的说法。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及仁者见之称为仁、智者见之称为智,孔子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须知天地的道理就在天地气化之中,不能因为阴阳刚柔粗浅就忽略它们;《周易》的道理就在图象卦爻之中,也不能因为象看似粗浅就忽略它。因为形是神所寄托的地方,象是理所寄托的地方。须知《周易》只是圣人的一部格物之书,是贯穿始终的事业,并不只是学者入门的起点。因此《周易》的象一旦被穷究,就没有什么事物不能被穷究。《系辞传》说“仰观俯察,远取近取”,邵子以“观物”命名篇章,都是格物的道理。须知事物可以穷究,总不超出阴阳两种意义。阴阳的道理显现在卦象中;如果连《周易》的象都不能穷究,怎么能说是在格物呢?须知天人的奥秘在《易》中,诚明的道理在《易》中,一以贯通的妙理在《易》中,仁孝之道在《易》中,体用如一、显微之间没有间隔的妙理,也全在《易》中。须知不学习《周易》,就无法听闻性与天道。须知《周易》有参与天地化育、使万物各得其位的道理,有裁成万物、辅相其宜的道理,有范围万物、曲尽成就万物的道理,总的说来离不开礼乐刑政。所以《大象》常常直接说明这些。实际施用时,不过是压抑强暴者、提拔卑下者,使弯曲者伸直,使受屈者舒展,使闭塞者通达,使纠结者解开,使涣散者聚合,使急促者舒缓,使懈怠者振作,使昏暗者明白,使混乱者得到治理,使颠危者得到扶助而已。这些道理都具备在泰、否、损、益、睽、解、涣、萃、谦、颐、渐、节等卦中。至于《太元》《洪范》《洞极》等书,只是模拟它的皮毛,尚且不像。哪里知道《易》包罗天下的道理,如同天、如同海,随人斟取而用,无论大小都有实际用途。其中的灵妙,实在难以说尽。所以圣人能够体察它,便可以参与天地、赞助化育;学者守持它,便可以修身齐家;即使愚昧卑贱的人尊崇它,也可以察知过去、预知未来,避凶趋吉。《易》多么伟大啊!可是学人常常把它搁在高阁上,这是为什么呢?须知《周易》的功用全都包含在其本体之中,就像河图的成数全都包含在生数之中一样。所以伏羲只建立先天图,是因为后天的妙理已经包含在先天之中。现在试看“大生广生”,都知道是在说天地的功用;然而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地包容在天中,能够看见的都只是它的本体。这样说来,天地所生的万物就在天地之中,从未离开天地之体而出到天地之外。如果真正理解这一点,然后就会知道文王、周公之《易》确实是先天之易,先天诸图确实是流行不息之象,而绝不是彼此对待的静止之象。须知卦画不能按照有形器物来论说
今试于揲蓍观之,其所成卦爻不过蓍数之多寡而已,谓为有形体,得乎?须知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大用也。舍此,则学圣者无本领,亦无作用。
译,所以称为先天。现在从揲蓍来看,所成的卦爻不过是蓍数多少而已,说它具有有形的实体,怎么说得通呢?须知圣人的道理全在《易》象和《春秋》中。《易》象是它的大本,《春秋》是它的大用。舍弃这两者,学习圣人便既没有根本,也没有作用。
须知《周易》言天人合一之防,故为圣人之大本;《春秋》具天人感应之机,故为圣人之大用。试观其中,或天变而人从之,或人感而天应之,不是无因,特标此天时天象也。不向天人交闗处着眼,则止是鲁国之史耳,何云圣经!须知《周易》微显察来,便是追遡天人之所以然处,而《春秋》谨始慎微,便是求端于事功之所由起时。须知既显矣,而复微之者,正要从已有爻象之后,推原到未有爻象之先,正是欲人察其来处也。圣人相传之心法,正在于此。须知春秋未列人事,先列天时,盖为天制运而生人,人奉天而作事,奉之则顺,违之则逆,可征元气之潜符,感通之妙理,此即一以贯之之道,故唯《春秋》全是《易》中道理。须知诗书礼乐,皆圣道之散见者也。其发挥天人之精蕴,彻底透露者,无如《周易》。须知六经之譬喻,诗之比兴,皆仿于《周易》立象之法。须知六经、四子书,皆是《周易》道理,必须各各防通,然后可以通《易》。须知子史百家,皆《周易》之支流,其中皆有《周易》之理,必各各知其不同,然后可以通《易》。又须知天时、地理、嵗时、人事、农工、医卜,无徃而非《周易》之道理所散见,必须各各防通,然后可以通《易》。须知支干纳甲虽若最粗,而支干所由作,纳甲所由寓,皆由《周易》而起,则皆至精之府也。须知后世之五行术数,皆分《周易》之灵妙而袭取其説,然皆各有《周易》之一义,则皆《周易》至精之寓也。故曰:「易冒天下之道」。须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太极二字,是説两仪未兆之前,原有此种道理,不可言説,不可思议,故用太极二字赞之。太者,至尊至贵之称;极者,无以复加之谓。汉儒不得其觧,因两仪、四象、八卦皆有伏羲之图,遂谓太极亦有圗焉,误之误矣。太极既不得解,宜后儒之传授皆未得其理也。须知分二象,两一。句本上用字来,亦如伏羲画图,但从两仪起;文王立卦,但从乾坤起;周公定爻,但从九六起。相似而两仪之所自起,则画不成;乾坤之所由来,则説不出;九六之所由肇,则不可知也。后儒不知其妙,▯除「一以象太极」一语,骤而观之,一似有理,而不知其误也。故读圣人之经,但当以经文为正耳。盖上文止説「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指蓍而言也。既有蓍,则有象;又有五十与四十九,则有数。有象有数,皆隂阳既形以后之事。又况上文明明説出「用字来」,又皆隂阳既形一边之事,安得有太极之可言乎?言筮则止言分揲、挂扐而已,又何待重提太极乎?分揲、挂扐之后,实有刚柔太少之妙,实具六十四等之象,用以知来藏徃,此皆隂阳之事,非太极之事也。故但从分二説起耳。须知古今注易者,不止一家,其中亦各有妙处,原不可求全责备,专执一家之説。须知《周易》而外,有离太极两仪,但以数之巧合,列为卦象者,皆《易》之蠧也。是尚未知《周易》为圣人之道也。天地无二道,安容有二《易》哉?故有分得《周易》之一义者,皆当比合诸《周易》之理而收之;有显背《周易》而另为一《易》者,皆当取正于《周易》之义而摈之。须知子云之拟《易》,拟其辞之似耳,全无一毫实用。后之著作家艳其可以得名也,而《易》外之《易》,纷纷矣。不尽去伪《易》,则真《易》终古不明。甚矣,子云之作俑也。须知自来儒者,汉唯董子见得天人之理,精繁露具在,可考而知也。宋唯邵子见得天人之理合,故其所传先天四图,无妙而不与《周易》相通。若释经而悖于先天四图,岂得为知《周易》者乎?须知《易》始于数,所贵在数中之理。河图洛书,如止作数看,亦复要他何用?伏羲画出卦图,原未尝执数而比之也。今但向数里纠纒,伏羲何能离却此数,画成六十四卦?须知「易」字在《系辞》中有解为天地之「易」者,有解为圣人之「易」者,有解为《易》书者,有解为「易」理者,皆不必也。天地无二「易」,在天与在人,一而已。知此,然后可以明天人合一之防,然后知「易」为天人合一之道。
译须知《周易》讲天人合一的道理,所以是圣人的大本;《春秋》具备天人感应的机理,所以是圣人的大用。试看其中,有时天发生变化而人随之行动,有时人有所感而天有所应,这并不是没有缘由,特意标举天时天象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如果不从天人与人事相交之处着眼,那就只是一部鲁国史书罢了,怎么能称为圣经呢?须知《周易》由显察微、推知未来,正是在追溯天人与万事所以如此的根源;《春秋》谨慎对待开端、慎察细微,正是在事情功业开始发生时探求其根由。须知已经显现出来了,却又反过来考察其微妙,正是要从已有爻象以后,推究到尚未有爻象以前,正是希望人们察知它的来处。圣人相传的心法,正在这里。须知《春秋》没有先列人事,而是先列天时,是因为天安排时运而生人,人奉行天意而办事;顺从天就顺利,违背天就悖逆。这样可以考察元气潜在的符应和感通的妙理,这就是一以贯通的道理,所以只有《春秋》完全体现《易》中的道理。须知《诗》《书》《礼》《乐》,都是圣人之道的零散显现;要把天人之道的精微内蕴彻底揭示出来,没有什么能超过《周易》。须知六经中的譬喻、《诗》中的比兴,都仿照《周易》建立卦象的方法。六经和四子书,都是《周易》的道理,必须分别融会贯通,然后才能通晓《易》。子史百家也都是《周易》的支流,其中都含有《周易》的道理,必须分别了解它们的不同,然后才能通晓《易》。又须知天时、地理、岁时、人事、农工、医卜,无往不是《周易》道理的散见,必须分别融会贯通,然后才能通晓《易》。支干、纳甲虽然看似最粗浅,但支干的创制、纳甲的寄寓,都由《周易》而起,因此都是最精微的所在。后世的五行术数,都是分取《周易》的灵妙而沿袭其说,但各自都含有《周易》的一种意义,因此也都是《周易》精微意义的寄托。所以说:“易冒天下之道。” 须知《易》有太极,是太极生出两仪。“太极”二字,是说在两仪尚未显现以前,本来就有这样一种道理,不能用语言说明,也不能用思虑推求,所以用“太极”二字来赞称它。“太”是至尊至贵的称谓,“极”是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上的意思。汉儒没有得到正确解释,因为两仪、四象、八卦都有伏羲的图,于是便认为太极也有图,这是错误中的错误。太极既然没有被正确解释,后世儒者的传授都没有得到它的道理,也就不足为怪了。须知“分二象,两一”这句话,本来是承接上文“用”字而来的,也像伏羲画图一样,只从两仪开始;文王创立卦,只从乾坤开始;周公确定爻,只从九六开始。它们彼此相似,但两仪从哪里开始,就无法画出;乾坤由何而来,就无法说出;九六由何而起,也无法知道。后儒不知其中妙理,删去“一以象太极”一句,突然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却不知道这是错误。所以读圣人的经典,只应以经文为准。上文只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是指蓍草说的。既然有蓍,就有象;又有五十和四十九,就有数。象和数都是阴阳已经形成以后的事情。况且上文明明说“用”字所由来,都是阴阳已成这一方面的事情,怎么能谈太极呢?讲筮法只说分揲、挂扐就够了,又何必再提出太极?分揲、挂扐以后,确实有刚柔、太少的妙理,也确实具备六十四等卦象,用来知来藏往;这些都是阴阳之事,不是太极之事。所以只是从“分二”说起。须知古今注释《易》的人不止一家,其中各自也有妙处,本来不能要求面面俱到,更不能专门执着于某一家的说法。须知在《周易》以外,那些脱离太极、两仪,只凭数字巧合排列成卦象的说法,都是《易》的蛀虫。这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周易》是圣人之道。天地没有两种道理,哪里容得有两个《易》呢?所以凡是得到《周易》一项意义的,都应当和《周易》的各种道理相互参合而吸收;凡是明显背离《周易》而另立一种《易》的,都应当以《周易》的意义加以校正并排斥。须知扬雄模拟《易》,只是模拟卦辞文辞的相似,完全没有一丝实际功用。后世著作者艳羡这样可以获得名声,于是《易》之外的种种“易”纷纷出现了。如果不把伪《易》全部清除,真正的《易》终究不能显明。扬雄开了这个坏头,影响实在太严重了。须知历来的儒者中,汉代只有董仲舒看到了天人之理,《春秋繁露》中精微繁富的内容都保存着,可以考察而知。宋代只有邵雍看到了天人之理的合一,所以他所传的先天四图,没有一处妙理不与《周易》相通。如果解释经文却违背先天四图,怎么能算是懂得《周易》呢?须知《易》开始于数,但可贵之处在于数中的道理。河图、洛书如果只当作数字来看,又有什么用呢?伏羲画出卦图,本来不曾执着于数字而把它们强行比附。如今只在数字中纠缠,伏羲又怎么能摆脱这些数字而画成六十四卦呢?须知“易”字在《系辞》中,有时解释为天地的“易”,有时解释为圣人的“易”,有时解释为《易》书,有时解释为“易”理,其实都不必如此分别。天地没有两个“易”,在天和在人,归根到底是一个。懂得这一点,才能明白天人合一的道理,也才能知道“易”就是天人合一之道。
须知系辞所云变化,皆説乾元之既亨,皆是太极隂阳四象之妙,不可专在揲蓍上理防,亦不可误认为卦变。须知系辞除天一地二一章外,凡言变化,皆谓卦爻。如干兊在先天图中本为太阳,及其既分为干兊,便遂有天渊之别,此所谓变化也。然易道精微,难可仿象,故借蓍防拟议其神妙以求之。其妙在卦爻,而不在蓍,蓍特用以求之者耳。安得以蓍防之变化竟比象于卦爻之变化?安得执蓍策之变化而竟忘卦爻之变化哉?须知古者四圣之易,各自为卷,要皆根本图书,一以贯之者也。如谓易中卦爻与图书无渉,则自有周易以来,图书当不至今日而废矣。何云则图作易?不知孔子何为有徃来终始内外上下之説耶?后儒不察,有欲并先天诸图而去之者,是作易之道已不复存。四圣之易先缺其一,吾不知文王凭何卦象而作周易耶?故伏羲四图断然为伏羲之易,当如古法别为一卷。须知《河图》既为先天伏羲则而画之,又名为先天图。则文王开而成卦,作为《周易》。自无有一卦不是先天所由,谓《周易》▯拢得来,止成得一个先天大图耳。须知文王既开图为卦,亦必准图系辞。如隂阳之在初爻,止名九六,岂非圆图中初画之两仪乎?又观西南东北、先甲后甲,岂不全出于圆图乎?又观孔子之徃来、内外、上下、终始,岂不全説圆图乎?又观小畜、大畜、小过、大过及复、姤、夬、剥诸卦,孰非因卦命名,因名作彖乎?夫卦开于文王,而各系其辞,则六十四卦遂为文王之易,亦当如古法,别为一卷。须知周公因文王之卦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各系以辞,亦必参合于图书,推本于先天,别初上之宜,严内外之辨,而拟议爻中之时位,以仿像之。今观巽之九五变而为蛊,乃先庚后庚,何其与先甲后甲之防同也?无初有终,何其与终则有始之防合也?岂非原本伏羲而为之説耶?爻辞既为周公之易,亦当如古法别为一卷。须知孔子十翼,亦必原本图书及伏羲、文、周,而防通其合一之妙,以立之传也。今观彖辞,每以徃来、内外、上下、终始为言,岂非有见于文周之辞,皆其先天之秘奥乎?今观系説两传,或明河图,或明洛书,或明先天八卦,或明后天八卦,岂其于易▯无干渉,而孔子亦误缀其説乎?又观乾坤二象与蛊、恒之「终则有始」,「复见天地之心」,「壮见天地之情」,何其与先后天图不谋而合乎?此岂不明于天人合一之故,遽合天人而立之象乎?遽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説乎?此岂不明于三圣合一之防,遽取先后天图与辞变象占统以赞之乎?然观所系之小象,每自相承,则孔子十翼亦当别为一卷。须知孔子之翼,既不分别三圣,而统为之赞,则是周公之爻,即文王之卦;文王之卦,即伏羲之图;伏羲之图,又即河图洛书,安得不防成一个太极,而总命为先天也?须知序卦者,象之反也;杂卦者,义之反也。须知错综之説,非来徃之正义。然既有杂卦一传,则颠倒其爻而较量其性情,固亦观象之法也。故杂卦者,所以重明序卦而已。然使紊而不叙,安复知有颠倒之义?须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即用九用六之防也。参伍则十五矣。天地不交,则化育无自而起。故十五者,九六之合也。然九六之合,又有动有静,有用有体。如干用其九于坤,则坤为静体而不用;坤用其六于干,则干为静体而不用。故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皆由参伍起也。参伍而用则变由以起,参伍而有用有不用,故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也」。参伍者,参天两地之数也。须知《周易》道理广大,圣人韦编三絶,犹尚假年,学之自汉以下诸儒,极力发挥,尚不能殚究底蕴。若使数语便能觧説,一览便易明了,恐无是事。况自来注释,不能尽合,谬误悖乱,尤难辨别乎?此书所解,不惮引据详明,至有一象而两説、三説俱存者,诚以象不可执其中蕴括本如是其广且大也。夫《易》犹海也,饮一斗者听其腹饱而去,饮一石者听其腹饱而去,即酌无量匏罇者,亦听其腹饱而去,究于海非有増损也。然而《周易》自在也,苟有▯知▯见,皆《周易》之所不弃。如谓道理尽是焉,则【煦】也,谢不敏矣。须知《周易》原不易学,其初畧举大概,或于其中摘取支条,未必不人人能解,而究不可以为通。必须精极于穷理尽性至命,以达于天人合一之防,又能推极于日用常行、夫妇居室至粗至浅之事,一以贯之,都无异理,然后可以为通。必须从未有卦画之图书,已有卦画之先天诸图,又推极于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传,节节打通,全是一个道理,都无窒碍,然后可以为通。又必须离文、周之卦爻,使耳有所闻,目有所见,无非卦爻,然后可以为通。
译须知《系辞》所说的变化,都是说乾元已经亨通,都是太极、阴阳、四象的妙理,不能专门在揲蓍上理解,也不能误认为卦变。《系辞》除了“天一地二”一章以外,凡是说变化的,都是指卦爻。比如乾、兑在先天图中本来同属太阳,等到分别成为乾、兑,便有了天与泽的区别,这就是所谓变化。然而《易》道精微,难以直接取象,所以借助蓍策的推演来揣摩拟议它的神妙。妙理在卦爻,不在蓍;蓍只是用来求得卦爻之理的工具。怎么能把蓍的变化和卦爻的变化完全等同?怎么能执着于蓍策的变化,反而忘掉卦爻的变化?须知古代四圣之《易》各自成卷,但都以《图书》为根本,并且一以贯通。如果说《易》中的卦爻与《图书》无关,那么自从有《周易》以来,《图书》应当早已废弃,不会流传到今天。怎么能说《图书》只是制作《易》的材料呢?又不知道孔子为什么有往来、终始、内外、上下的说法。后儒没有察觉这一点,有人想把先天诸图也一并删去,这样创制《易》的道理就不复存在了。四圣之《易》先缺少其中一种,我真不知道文王凭什么卦象来创作《周易》呢?所以,伏羲四图确实是伏羲之《易》,应当按照古法另编为一卷。须知《河图》既然是伏羲取法先天而画成的,又称为先天图;文王据此开启而形成卦,创作《周易》。因此没有一卦不是由先天图所依据的,所谓《周易》只是把先天的大图加以展开整理,最终形成的仍是一个先天大图。须知文王既然展开图而创立卦,也必定依据图来系辞。比如阴阳在初爻只称九、六,难道不是圆图中最初一画的两仪吗?又看西南、东北、先甲、后甲,难道不全出自圆图吗?又看孔子所说的往来、内外、上下、终始,难道不全是在说圆图吗?再看小畜、大畜、小过、大过以及复、姤、夬、剥等卦,哪一个不是根据卦来命名、根据名称来作《彖》呢?卦由文王开启,各自系上卦辞,于是六十四卦便成为文王之《易》,也应当按照古法另编为一卷。须知周公依据文王的卦拆分为三百八十四爻,并分别系上爻辞,也必定参照《图书》、推本于先天,分别确定初爻和上爻的意义,严格辨析内外,并模拟爻中的时位来取象。现在看巽卦九五变为蛊卦,便有先庚后庚,为什么与先甲后甲的意义相同?无初有终,为什么与终则有始的意义相合?这难道不是本于伏羲而作出的说明吗?爻辞既然是周公之《易》,也应当按照古法另编为一卷。须知孔子的《十翼》也必定本于《图书》以及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融会贯通其中合一的妙理,建立《传》。现在看《彖辞》,常常以往来、内外、上下、终始为说,难道不是看到了文王、周公卦辞中的先天奥秘吗?再看《系辞》上下两传,有时阐明河图,有时阐明洛书,有时阐明先天八卦,有时阐明后天八卦,难道这些与《易》全无关系,而孔子也错误地把这些说法编入其中吗?又看乾坤二象以及蛊、恒的“终则有始”、“复见天地之心”、“壮见天地之情”,为什么都与先天、后天图不约而同地相合?这难道不是明白天人合一的缘故,才把天人合一骤然合起来建立卦象吗?难道会突然产生“穷理尽性至命”的说法吗?这难道不是明白三圣合一的道理,才把先天、后天图以及辞、变、象、占统合起来加以赞明吗?不过看各条《小象》彼此相承,那么孔子的《十翼》也应当另编为一卷。须知,孔子的《十翼》既不分别归属于三位圣人,而是统称为对他们的赞述,那么周公的爻辞就是文王的卦辞;文王的卦就是伏羲的图;伏羲的图又就是《河图》《洛书》,怎么能不把它们看成一个太极,而总称为先天呢?须知,《序卦》所说的是卦象的反面,《杂卦》所说的是卦义的反面。须知,错综的说法,并不是讲往来的正义。然而既然有《杂卦》这一传,那么颠倒各爻来比较它们的性情,本来也是观察卦象的方法。所以《杂卦》只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序卦》罢了。但如果杂乱而没有次序,又怎么能知道其中有颠倒的意义呢?须知,参伍而发生变化,错综其数,说的就是用九、用六的法则。参伍就是十五。天地不相交,就无从产生化育。因此十五是九与六的合数。不过九六的合数又有动、静,有用、体之别。例如乾卦在坤卦上用九,坤就是静体而不发挥作用;坤卦在乾卦上用六,乾就是静体而不发挥作用。所以用九就不用六,用六就不用九,这些都是由参伍而产生的。参伍而施用,变化便由此发生;参伍而有用、有不用,所以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参伍,就是参天两地之数。须知,《周易》的道理广大无边,圣人读到韦编三绝,尚且还要借助年寿来学习;汉代以来的诸儒竭力阐发,仍不能穷尽其中的底蕴。如果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一看就容易明白,恐怕没有这样的事。何况历来的注释不能完全相合,其中的谬误悖乱尤其难以辨别呢?本书的解释不怕引据详明,甚至同一个卦象保留两种、三种说法,实在是因为卦象不可拘执,其中蕴含的内容本来就如此广大。易就像大海:喝一斗水的人,任凭他喝到肚子饱便离去;喝一石水的人,也任凭他喝到肚子饱便离去;即使拿着无量大的匏尊来舀,也任凭他喝到肚子饱便离去,然而大海本身并没有因此增减。不过《周易》自有其本来面目,只要有些微的认识和见解,都是《周易》所不摒弃的。若说自己的道理已经完全正确,那么我胡煦就不敢当了。须知,《周易》原本并不容易学习。开始时略举大概,或者从中摘取枝节,未必人人都不能理解,但终究不能因此就算通晓。必须精究到穷理、尽性、至命,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又能推及日常生活、平常行为,乃至夫妇居室中最粗浅的事情,把它们一贯贯通,完全没有不同的道理,然后才可以说是通晓。还必须从尚未形成卦画的图书、已有卦画的先天诸图,一直推究到文王的卦、周公的爻、孔子的传,层层打通,完全是一个道理,没有丝毫阻滞,然后才可以说是通晓。还必须离开文王、周公的卦爻,做到耳中所听、眼中所见,没有一样不是卦爻,然后才可以说是通晓。
须知《周易》亦甚易学,其近而举之,则人人之所己明,人人之所能明者也。故《易》不告人以理,而告人以象。须知《易》有性命之説,有隂阳之説,有各卦性情之説,有人事进退之説,有吉凶趋避之説,总不越一象之所包。须各因其象以求其理,断不可忘象而致有所遗,亦不可执象而致有所蔽。须知一言之合,亦可以发明《周易》。盖《易》之广大,固无所不该也。须知全体,而微有所欠,亦不可谓之通《周易》。盖《周易》固一以贯之,天人合一,至矣尽矣之道也。须知诸爻之义,皆各因卦名而起。如睽字从目,则爻多言见;蹇字从足,则爻言徃来。又如咸言感,噬言噬,损言损,益言益,鼎言鼎,井言井。从未有外卦而拟爻者也。须知读《周易》者,必先融防卦辞、彖辞、爻辞、大象、小象,攒拢一处,以求一卦之真性情。又须离象中之天道、人道,以求一卦之真性情。此卦之性情既真,然后合诸时位及乗承应比,以观各爻之性情,始为得之。须知舍《周易》而言圣学,此外别无圣学;舍《周易》而求圣道,此外别无圣道。若看《周易》,但如散钱,未能成串,纵有微长,不至大悖,恐于圣学、圣道均未为当也。须知后儒之解《周易》,将各卦各爻皆另説出一种人事,是将一个浑沦《周易》被他説散了。若知《周易》自太极两仪以化生万物,止是一个道理,则圣圣相传之道俱在中矣。须知解经不得其防,只是徃来之义不明,不知其出于先天耳。徃来不明,则不知乾坤二用之説;不知乾坤二用之説,则不知立爻用初字之义;不知初字之义,便不知内外上下之分;不知内外上下之分,便不知来于何所,来之不明,又安问徃乎?须知,欲明《周易》中徃来、内外、上下、终始之説,当熟玩日月交光之防。仰而观,俯而察,在天犹在人也。安得以支干纳甲而忽之?须知欲明徃来之説,但当先知此是某等体卦而来,得其等爻象,徃得其等爻象,乃可耳。又当知来皆在下,徃皆在上。如贲之柔来文刚,岂不是説下卦刚上文柔?岂不是説上卦?上即谓徃也。如晋之柔进而上行,进而上是言徃也。既云上行,则必在上卦矣。既云柔进,则必以刚爻为体卦矣。凡隂阳之爻见于卦象,率以所少为主,此诸卦之通例也。只縁晋之下卦三隂相同,莫适为主,其上卦又有二阳相竞,亦莫适为主。下卦既未有主,而五之一柔独徃于上,故曰柔进而上行,进而上者徃之谓也。是即以五爻为之主也,岂谓从下而上如卦变之説乎?卦变虽凿凿可据,至此则茫乎不可通矣。不得已另设一法而曲为之説,岂一定不移之论乎?因此等爻象合诸卦变图有所不通,遂将三隂三阳之卦亦不本诸卦变,而另为一説。至有一卦从三卦变来者,安用此卦变图乎?为阐明天地中隂阳升降之气乎?为发明卦爻中隂阳变化之防乎?如蛊之自贲、井、既济而来,贲之自损、既济而来,睽之自离、中孚、家人而来,渐自涣、旅而来,皆与图中卦变不合。则是卦变虽设为图,仍为无用之具也。且必欲如此而变,比诸本卦有何道理足相阐发耶?须知徃,不是谓已过之徃日;来,非谓自他处来于此处也。譬如有人立于中路,则从前发足之地方为来处,此后所徃之地方为徃处。即据时而言,徃来其方来也,必为时之初;其徃而至也,必为时之终矣。是徃来二字,便具有时位二义。今谓徃为徃日,来为方来,止可言时,而不可言位,非易防也。须知内外之説,必先认取体卦,识得乾坤为大父母,方可。盖内外之説有二,其以下为内卦,上为外卦,此通例也。其以体卦为内,来交于体卦者为外,则未有知其故者。故先儒之卦变,必内外两象,上下皆可互易,其説始通。至于専论内卦,而或亦言外,其説不能相通,则遂竟摘内卦之爻而指为外矣。凡皆未明于体卦故也。如以坤为体卦,而干爻之或初或中或末来一交之,是体卦先立于此,故谓为内。动用之爻自外来交,斯为外矣。体卦在内而主静,来交者自外而主动。《周易》以动变为用者也。故凡一阳自外来交于坤,则此一阳为主,而体卦反不得而为主。动静之别,固如此也。如震、坎、艮皆以坤隂为体,而却主自外来交之阳爻,称为三男以从干父,是此义也。所以《无妄》有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之説,圣人教人观象以审择主爻,安得不于徃来内外分疏别白哉?
译须知,《周易》也非常容易学习。就近举例来说,它讲的都是人人已经明白、人人能够明白的事。所以《易》不直接把道理告诉人,而是把象告诉人。须知,《易》中有性命之说、阴阳之说、各卦性情之说、人事进退之说、吉凶趋避之说,总不超出一个卦象所包容的范围。必须各自根据卦象去寻求其中的道理,绝不可忘掉卦象而导致有所遗漏,也不可拘执卦象而导致有所蒙蔽。须知,即使一句话相合,也可以用来阐明《周易》,因为《易》的广大,本来没有什么不能包括。须知,即使已经掌握了整体而只有一点欠缺,也不能说是通晓《周易》。因为《周易》本来就是一以贯之、天人合一、达到极致而无所不尽的道理。须知,各爻的意义都是因卦名而产生的。例如“睽”字从“目”,所以爻辞多说“见”;“蹇”字从“足”,所以爻辞说往来。又如“咸”说感,“噬”说噬,“损”说损,“益”说益,“鼎”说鼎,“井”说井,从来没有脱离外卦来拟定爻辞的。须知,读《周易》的人,必须先把卦辞、彖辞、爻辞、大象、小象融会贯通,聚集在一起,以求得一卦真正的性情;又必须从卦象中分辨天道、人道,以求得一卦真正的性情。先真正认识了此卦的性情,然后再结合时、位以及乘、承、应、比,来观察各爻的性情,这才算有所获得。须知,舍弃《周易》来谈圣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圣学;舍弃《周易》来寻求圣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圣道。如果看《周易》只是像散钱一样,不能串联起来,即使略有长处,没有大错,恐怕对于圣学、圣道也都不恰当。须知,后世儒者解释《周易》,把各卦各爻都另外解释成一种人事,这是把一个浑然完整的《周易》被他们说得支离破碎了。如果知道《周易》从太极、两仪化生万物,始终只是一个道理,那么历代圣人相传的道都包含在其中了。须知,解释经书而不得其要领,只是因为不明白往来的意义,不知道它出自先天。往来不明白,就不知道乾坤二用的说法;不知道乾坤二用的说法,就不知道立爻而使用“初”字的意义;不知道“初”字的意义,就不知道内外、上下的分别;不知道内外、上下的分别,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来处还不明白,又怎么谈得上往呢?须知,要弄明白《周易》中往来、内外、上下、终始的说法,应当熟悉体会日月交相照耀的道理。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在天如此,在人也如此。怎么能因为支干、纳甲而忽略它呢?须知,要明白往来的说法,首先应知道这是从哪一个等第的体卦而来,得到了与之相等的爻象;往去时也得到与之相等的爻象,这样才可以。又应知道,来都在下,往都在上。例如《贲》卦说“柔来文刚”,难道不是说下卦的刚爻在上面文饰柔爻吗?难道不是说上卦吗?“上”就是往。又如《晋》卦说“柔进而上行”,“进而上”就是说往。既然说上行,就必定在上卦;既然说柔进,就必定以刚爻为体卦。凡是阴阳之爻出现在卦象中,大体都以少者为主,这是各卦通行的规则。只是因为《晋》的下卦三个阴爻相同,没有哪一个适合作主;它的上卦又有两个阳爻相争,也没有哪一个适合作主。下卦既然没有主爻,而五爻的一个柔爻独自往于上方,所以说“柔进而上行”;“进而上”就是往的意思。这就是以五爻为主,难道是说从下到上、如同卦变的说法吗?卦变虽然看似有确凿根据,但到了这里就茫然不能贯通了。不得已另设一种方法,曲折地替它解释,难道是一定不可改变的论断吗?正因为这些爻象与卦变图合起来有不通之处,于是连三阴三阳的卦也不以卦变为根本,而另立一种说法。甚至有一卦说是从三卦变来,那么还要这幅卦变图做什么呢?这是为了阐明天地之间阴阳升降的气吗?还是为了阐发卦爻中阴阳变化的道理吗?例如《蛊》说是由《贲》《井》《既济》而来,《贲》说是由《损》《既济》而来,《睽》说是由《离》《中孚》《家人》而来,《渐》说是由《涣》《旅》而来,都与图中的卦变不合。这样看来,卦变虽然设置成图,仍然是没有用处的工具。而且一定要这样变化,与本卦相比究竟有什么道理足以相互阐明呢?须知,“往”不是说已经过去的往日;“来”也不是说从别处来到此处。譬如有人站在道路中间,那么他此前起步的地方才是来处,此后将要前往的地方才是往处。即使只根据时间来说,往来也是这样:刚来时必定是时间的开始,往而到达时必定是时间的终结。因此“往来”二字本来就同时具有时与位两层意义。现在把往说成往日,把来说成将来,只能说明时间而不能说明位置,这并不是《易》的道理。须知,谈内外的说法,必须先认定体卦,知道乾坤是大父母,才可以。因为内外有两种说法:以下卦为内卦、以上卦为外卦,这是通例;以体卦为内、从外来与体卦相交者为外,则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所以先儒的卦变,必须使内外两个卦象、上下两个位置都可以互相变易,这样说法才通。至于专门讨论内卦,有时又说外卦,而说法不能相通,于是竟然摘取内卦的爻指作外爻,都是因为没有明白体卦的缘故。例如以坤为体卦,乾爻或从初、或从中、或从末来与它相交,体卦先立在这里,所以称为内;发动并发挥作用的爻从外而来相交,这才称为外。体卦在内而主静,来相交者自外而来而主动。《周易》以动变作为作用。所以凡是一阳从外来与坤相交,这一阳就成为主爻,体卦反而不能作主。这就是动静的分别。例如震、坎、艮都以坤阴为体,却以从外来相交的阳爻为主,称为三男以跟随乾父,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无妄》有“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的说法。圣人教人观察卦象来审慎选择主爻,怎么能不把往来、内外分辨清楚呢?
如执卦变之説以外为外卦,则《无妄》外三刚固未尝动也,又以何为外耶?如以来者谓由内卦,则又安用此外来字面耶?且六十四卦之彖辞,从无有执内卦之爻称为外者,岂非后儒之误耶?汉儒去古未逺,多系师承指授,每遇三隂三阳而言徃来,则以泰、否二变解之,犹不失圣人观象之遗意。以此二卦先具乾坤两体故也。后儒以泰、否二象止可通于三隂三阳,此外皆不可通,则遂各变其法。至于其法既变,仍有可通不可通者,则又置法而曲为之説,自信不真,欲以遗教,岂经防乎?此所以愈逺而愈失其真也。若知乾坤为体,而或徃或来,或内或外,止以动用之一爻为主,则合上下体而论之,谓为泰、否之变可也。分上下体而论之,谓为隂之自内自外而徃来,上下于干阳之自内自外而徃来,上下于坤亦可也。不知乾坤为大父母,则不知诸卦俱以乾坤为体,岂易防哉?须知其来俱由太极天心而来,所以方来之爻俱名曰初。无一卦无初爻,则无一卦无太极。伏羲圆图初皆向内,政所以指明来处也。文王所命为初者,即伏羲初画之两仪,故知文王所有之卦,皆开伏羲之图而得之也。伏羲初加东阳西隂之两仪,悉向于内。文王命之为初,孔子谓之为来,皆是熟玩圎圗,示人以观象之法耳。若由此而渐加,斯为徃矣。逮至上爻,又寓穷则必反之义,则是自内而外,自初而末,亦皆此循环不息之机,固不独遇巽逢干相循而不已也。可知《周易》所有之卦,俱是活的,俱是先天。须知卦有终始之説,其干始坤终者,出于横图,即河图始一终十之义,所谓乾坤为大父母,中包六子者是也。其震始艮终者,阳之始终,坤之所由成也。巽始兊终者,隂之始终,干之所由成也。恒之言始,谓震巽也。因有两始,知中之所包必有两终,故兼言终而説在艮兊上去。所以伏卦必不可畧,卦本两始,而忽又言终,以周易所有之卦,原具流行不息之体,原是活泼泼地,以其皆由太极天心出也。今既由阳始而至隂始,则其间必有阳终可知。今既由隂始而至阳始,则其间必有隂终可知。又如蛊之终,则有始,则谓巽兊为隂终隂始也。巽之无初有终,为其伏震,其初尚为纯坤,以后渐长而为兑也。不明其出于先天圆图,乌得而知之?须知卦有上下之説,上谓上卦,下谓下卦,此以位论者也。柔进而上行,此“上”字又是活字,亦如外为外卦,内为内卦,原只论位。至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此“外”字又是活字,皆宜専看动用之爻,皆是教人观象之法。来氏卦综兼三画而论,则未知审择主爻与观象之法矣。须知初之在内,其义易明,而以外为上,则必将以内为下,且圆图之在外者,亦容有居下之时,何也?尝闻天周地外,又闻人首戴天,凡地之外莫非天,则凡地之外悉为上矣。其或不免左右倒侧之疑,尝闻西域算士之语云:“彼国之天南极出地三十六度,而顺天所见则北极出地四十度。”夫二极既为地轴,非此之上则彼之上矣,两地之人必不尽顺,而有倒侧者矣。又云:“凡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星髙出一度,南星低入一度;人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南星髙出一度,北星低入一度。”以此证知地形正圆,周围九万里,地心之径三万里。夫中华之与彼地人各戴天,则是所戴者皆得为上,而所履者皆得为下无疑矣。乃或疑倒侧者何以不至倾坠也?曰:“此摄之于气也。”夫地之大也,天犹摄之于中,况附地而生者乎?知地处天中,而人以所戴为上,则圆图之中者下而外者上,岂圣人之无徴者哉?须知卦虽由下而起,只是由中而出外耳,非实有上下之位,只缘文王之卦出于伏羲之图,图止有由内出外之象,非竟谓干为上而坤为下也,故初之在内者必不可以言下,而上之出外者亦只极外而将返之地,不可竟作上下之上。须知《易》有九闗,与《易大有闗系》。若能箝合得拢,方是一个活《周易》。合其一二,虽未俱达,犹可渐次相通。若九闗俱违,则无一字为真《易》矣。不知先天出于图书,则不知图书全具《周易》之妙。不知文王之卦出于先天图,则不知徃来内外八字命爻之防。不知彖辞独赞乾元,则不知《周易》贵阳之义。不知爻辞特标初字,则不知原本太极之机。不知天道人事皆是卦象,则滞而不灵,而不解天人合一之理。不知乾坤两卦为大父母,则零星无统,而不解体静用动之常。不知用九用六两节止据乾坤而言,则不知三百八十四爻其徃来上下者发源于何地。不知两仪未肇之前无可言説,则不知四圣之《易》俱始于两仪之故,而太极之图説纷然起矣。不知孔子「大哉」二字止赞乾元,孔子分二象两止説揲蓍之用,孔子「太极」二字止是极赞两仪肇起之源头,则不知不可图画者而强为之图,不可言説者而强为之説矣。此《周易》九闗也。
译如果执着卦变的说法,把外解释为外卦,那么《无妄》外卦的三个刚爻本来没有发生变动,又凭什么称为外呢?如果把“来”解释为从内卦而来,那么又何必使用“外来”这个字面呢?况且六十四卦的彖辞,从来没有把内卦的爻执定为外爻,难道不是后世儒者的错误吗?汉代儒者距离古代不远,大多有师承指授;每当遇到三阴三阳而谈往来,就用《泰》《否》二卦的变化来解释,还没有失去圣人观察卦象的遗意,因为这两个卦先具备乾坤两体。后世儒者认为《泰》《否》二卦的卦象只适用于三阴三阳,其他都不能贯通,于是各自改变方法。等到方法改变后仍有能通和不能通的地方,又只好放弃原法而曲折解释;自己都不能确信真实,却想把它传给后人,难道是经书的道理吗?这就是距离越远,失去真实越多的原因。如果知道乾坤是体,或往或来、或内或外,都只以发动并发挥作用的一爻为主,那么合上下两体来说,可以称为《泰》《否》的变化;分上下两体来说,也可以说阴爻从内或从外往来、上下于乾阳,乾阳也从内或从外往来、上下于坤。若不知道乾坤是大父母,就不知道各卦都以乾坤为体,这怎么能算懂得《易》的道理呢?须知,它们的来都由太极、天心而来,所以刚开始来的爻都称为“初”。没有一个卦没有初爻,也就没有一个卦没有太极。伏羲圆图的初爻都向内,正是为了指明来处。文王命名为“初”的,就是伏羲最初画出的两仪,所以知道文王所有的卦,都是开启伏羲的图而得到的。伏羲最初加上东方阳、西方阴的两仪,全都向内。文王称它们为“初”,孔子称它们为“来”,都是让人熟悉体会圆图,以示范观察卦象的方法。如果由此逐渐增加,就是往。到了上爻,又包含穷极必反的意义;这样从内到外、从初到末,也都是这种循环不息的机制,并不只是遇到巽、遇到乾才相互循环而不止。由此可知,《周易》所有的卦都是活的,都是先天的。须知,卦有终始的说法。以乾为始、以坤为终,出自横图,就是《河图》始一终十的意义,也就是所谓乾坤为大父母、中间包容六子的说法。以震为始、以艮为终,是阳的始终,也是坤由此形成的原因。以巽为始、以兑为终,是阴的始终,也是乾由此形成的原因。《恒》卦说“始”,指的是震、巽。因为有两个始,所以知道中间所包容的必定有两个终,因此兼说“终”,而把解释落在艮、兑上。所以伏卦绝不可省略。卦本来有两个始,却又忽然说终,是因为《周易》所有的卦本来就具备流行不息的体,本来就是活泼的,都是由太极、天心产生的。既然由阳始而到阴始,那么其中必定有阳终;既然由阴始而到阳始,那么其中必定有阴终。又如《蛊》卦的终就是始,所以说巽、兑是阴终、阴始。巽卦没有初而有终,是因为它的伏卦为震;它的初爻还处于纯坤状态,后来逐渐增长而成为兑。不明白它出自先天圆图,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呢?须知,卦有上下的说法:上指上卦,下指下卦,这是从位置来说的。“柔进而上行”中的“上”字又是活用的字,正如“外”指外卦、“内”指内卦,本来都只是论位置。“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中的“外”字也是活用的字,都应专门看它所发动、所发挥作用的爻,都是教人观察卦象的方法。来氏的卦综把三画合在一起讨论,就不知道审择主爻和观察卦象的方法了。须知,初爻在内,意义容易明白;但把外解释为上,就必定把内解释为下,而圆图处在外面的部分,也可能有居于下方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曾听说天在地的周围,又听说人的头顶承戴着天;凡在地外的无不是天,那么凡在地外的都应当是上。至于有时不免产生左右倒侧的疑问,曾听西域算士说:“我国的天南极出地三十六度,依照天体运行所见,北极出地四十度。”两个极点既然是地轴,就不是这边为上,便是那边为上;两地的人不可能全都顺正,而必定有倒侧的情况。又说:“凡人向北行二百五十里,北极星便升高一度,南极星便降低一度;人向南行二百五十里,南极星便升高一度,北极星便降低一度。” 由此可以证明,地形正圆,周围九万里,地心的直径三万里。中华之人与彼地之人各自承戴着天,那么各自所承戴的都可以称为上,而各自所踩踏的都可以称为下,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或许疑惑,倒侧了为什么不会倾倒坠落呢?回答说:“这是被气摄持住的。”大地如此广大,天尚且把它摄持在中央,何况依附大地而生存的东西呢?知道地处在天的中央,而人以自己承戴的地方为上,那么圆图的中央就是下,外部就是上,难道圣人会没有依据吗?须知,卦虽然从下方开始,只是从中央向外产生,并不是真有上下的位置。只是因为文王的卦出自伏羲的图,而图中只有由内向外产生的象,并不是说乾一定为上、坤一定为下,所以初爻在内绝不能说是下爻,而上爻出在外面,也只是到了最外、即将返回的地方,不能把它径直当作上下之“上”。须知,《易》有九道关隘,并且都与《易》有密切关系。若能把它们箝合贯通,才是一个活的《周易》;即使只贯通其中一两项,尚未全部通达,也还可以逐渐相通;如果九道关隘全都违背,那么没有一个字是真正的《易》。不知道先天出于图书,就不知道图书完整具备《周易》的妙处;不知道文王之卦出于先天图,就不知道“往来内外”八个字命名爻的意义;不知道彖辞独自赞说乾元,就不知道《周易》尊崇阳的意义;不知道爻辞特别标出“初”字,就不知道根本出于太极的机制;不知道天道、人事都是卦象,就会拘滞而不灵活,也不能理解天人合一的道理;不知道乾坤两卦是大父母,就会零碎而没有统贯,也不能理解体静用动的常理;不知道用九、用六两节只是根据乾坤来说,就不知道三百八十四爻的往来、上下发源于哪里;不知道两仪尚未开始以前没有什么可以言说,就不知道四圣的《易》都从两仪开始的原因,于是关于太极的图说便纷纷产生;不知道孔子“大哉”二字只是赞乾元,不知道孔子分说二象的两处只是讲揲蓍的作用,不知道孔子所说“太极”二字只是极力赞叹两仪开始产生的源头,就会把不可图画的东西强行画成图,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强行说成说法。这就是《周易》的九道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