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曰第二十

译尧曰第二十

共三章

尧说：“唉！你舜，天命的历数已落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如果四海百姓陷入困苦穷困，那么天赐的福禄就会永远终结。”

这是尧任命舜并将帝位禅让给他的言辞。咨，是感叹声。历数，指帝王相继传承的次序，就像岁时节气有先后一样【有人问：“历数的说法，如果像后世谶纬之学那样，该怎么办？”回答说：“帝王相承，其次序就像历法中的年月日时，也有先后的顺序。然而圣人之所以知道这顺序属于这个人，也是根据这个人的德行来知道的，不像谶纬之说，仅仅因为姓名出现在图录中就以此作为依据】允，是诚信的意思【语录说：“这是真正地执守”】中，是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的意思【有人问执守中道就是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回答说：“圣贤所说的‘中’有两个含义：所谓大本，是指喜怒哀乐尚未发动时的理，其气象就是这样；所谓中庸，是指理体现在事物中而没有过分或不及的地方。说‘真诚地执守中道’，大概是从其在事物中的体现而言，如果是天下的大本，那就无法执守了。况且圣人的道，有时停止有时行动，难道专门以静止不动为是而固守它吗】四海百姓困苦穷困，那么君主的福禄也就永远断绝了，这是告诫的话【辅氏说：“天禄，是指天赋予君主的崇高富贵。就像臣子一样，有职事就有俸禄。天生百姓并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那么君主的职责就在这里了。如果四海百姓有困苦穷困，那就是君主失职，那么天禄自然应当永远断绝了”】

舜也以此命禹

舜后来将帝位禅让给禹，也用同样的言辞任命他，现在见于《虞书·大禹谟》，比这里更详细。

说：“我小子履，敢用纯色牛和纯色羊，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子我不敢遮蔽，都明察在帝的心目中。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

这是引用《商书·汤诰》的言辞，大概是汤已经放逐桀而告谕诸侯的话，与《尚书》文字大同小异。“曰”字上当有“汤”字，履大概是汤的名，用纯色牛和纯色羊，因为夏朝崇尚黑色，没有改变其礼制。简，是明察的意思【语录说：“善与罪，天都知道，就像天检阅数过一样。你的善，在帝的心目中；我的恶，也在帝的心目中”】说桀有罪，我不敢赦免，而天下贤人都是上帝的臣子，我不敢遮蔽，都明察在帝的心目中，只听从帝的命令，这是叙述他最初请求天命而讨伐桀的言辞【辅氏说：“桀有罪，我不敢赦免，是因为作为天吏而执行天讨；天下贤人都是上帝的臣子，我不敢遮蔽，都明察在帝的心目中，只听从帝的命令，是不敢有一丝一毫利于天下之心”】又说君主有罪，不是百姓造成的；百姓有罪，实在是君主造成的，表现出他厚于责己、薄于责人的心意，这是他告谕诸侯的言辞【辅氏说：“之所以表现出他厚于责己、薄于责人的心意，大概是用自身来教导。汤说：‘万方有罪，罪在我身上。’武王说：‘百姓有过错，在我一人。’确实是不关其他人的事，这大概是说实际道理如此。后世以私心窥探圣人的人说：‘这是圣人用道来讨好天下。’圣人难道会有这种心吗！侮辱圣人的话太严重了”】

周朝有大赏赐，善人因此富有【赉音来代切】

这以下叙述武王的事迹。赉，是给予的意思。武王攻克商朝，大赏赐于四海，见于《周书·武成篇》。这里说所富有的都是善人。《诗序》说：“赉，是用来赏赐善人的。”大概源于此。

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在我一人身上。

这是《周书·泰誓》的言辞。孔氏说：“周，是至的意思。说纣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的仁人多。”

谨慎地权衡度量，审慎地制定法度，修明废弃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

权，是秤锤；量，是斗斛；法度、礼乐、制度，都是指这些。

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归心。

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是指封黄帝、尧、舜、夏、商的后代；举用隐逸的贤人，是指释放箕子的囚禁，恢复商容的职位。这三者都是人心所向往的【辅氏说：“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是为了顺应天命而不忘记前圣的功绩；举用隐逸的贤人，是为了顺应天理而不废弃天下的人才。这是民心归附的原因”】

所重视的是百姓的衣食、丧事和祭祀

《武成》说：“重视百姓的五教，只有衣食、丧事、祭祀【蔡氏说：“五教，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五典的教育。衣食用来养生，丧事用来送死，祭祀用来追念远祖。五教三事，是用来确立人伦纲纪而厚植风俗的，是圣人非常看重的”】

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诚信就能使百姓信任，勤勉就能建立功业，公正就能使人喜悦【说音悦】

这在武王的事迹中没有明确记载，恐怕是泛论帝王之道。○杨氏说：“《论语》一书，都是圣人的微言，而他的弟子传承守持，以阐明此道。所以在终篇详细记载尧、舜咨命的言辞，汤、武誓师的意思，以及施用于政事的内容，以表明圣学所传承的只是这一条而已，从而彰显二十篇的大旨。孟子在终篇，也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的次序，都是这个意思【辅氏说：“记录者以此作为终篇，那么他对后世的考虑就很深远了。圣人的学问，始于格物，而终于”】

译国家治理好，天下太平，根本与枝节都得以并举，本体与作用都不被遗漏。它的施行有秩序，它的成效有验证，这固然不像那些异端邪说那样空谈玄妙，辗转迷惑，自以为穷尽了神妙、通晓了变化，却不足以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的做法。

译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事政治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而不耗费财用，役使百姓而不引起怨恨，追求仁德而不贪婪，安泰舒展而不骄傲，威严庄重而不凶猛。”子张说：“什么是施惠于民而不耗费财用？”孔子说：“顺着百姓有利的地方去使他们获利，这难道不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哪里还会贪婪呢？君子对待人，不论人多还是人少，不论势力小还是大，都不敢怠慢，这难道不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庄重他的目光，严肃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是四种恶政？”孔子说：“不加以教导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事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命令下达迟缓却限定紧迫的期限，叫做贼；同样是要给人财物，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

虐是指残酷不仁，暴是指急躁没有循序渐进，致期是指苛刻地限定日期。贼，是伤害的意思。前面迟缓而后头紧急，因为耽误了百姓而一定要刑罚他们，这就是伤害他们。陈氏说：“暴与贼意思相似，如何区分？上句是指工役等事，下句是指约束立限输纳及禁止等事。”犹之，是说均之。均之以物与人，而在出纳之际，却吝啬而不果断，那就是有司的行为，而不是为政的体统，所给的虽然多，人们也不会感念他的恩惠。项羽派人有功应当封赏，刻好了印却犹豫不忍给予，最终导致失败，也是验证。语録说：“只是告诫人迟疑不决的意思。如果应当赏赐就赏赐，应当做就做，如果在迟疑怠忽之间，涩缩吝惜，就会误事机。如李绛劝唐宪宗速赏魏博将士，说：‘如果等待他们来请求然后再赏赐，那么恩惠就不归君主了。’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有司在出纳之间吝惜而不敢自专，却是本职当然。人君为政大体，则凡事皆不可如此，应当处事果决为之。”尹氏说：“告问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备者也。故记之以继帝王之治，则夫子之为政可知也。愚谓孔子论为政之方，莫详于此，故门人取以附前章之后。夫子之为政，盖与帝王若合符节也。”

孔子说：“不懂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

程子说：“知命，就是知道有天命并且相信它。人如果不懂天命，那么见到祸害必定逃避，见到利益必定追逐，怎么能成为君子呢？”语録说：“学者所以学为君子。如果不懂天命，就做不成君子。死生自有定命，如果该死于水火，必须在水火里死；该死于刀兵，必须在刀兵里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说虽甚粗，然所谓知命者，不过如此。若这里信不及，才见利便趋，见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也？”又说：“这是最粗浅的。此处人都信不及，便讲学得待如何，亦没安顿处。今人开口亦解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者，盖缘只见得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辅氏说：“程子‘知而信之’之说甚善。此政孟子所谓‘知而弗去’者是也。若知而未信，则知犹未至也；知而信之，则如人之知东西南北，无一毫疑惑之心也。命固天之所赋予也，然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气而言者。此所谓命，则指气而言，谓贫富贵贱、穷通得丧，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学者必知此命而信之，始有个地盘可以进修。见害亦不苟避，见利亦不苟就，故全得在我之义理，然后可以为君子也。不然，陨获于贫贱，怵迫于利害，伥伥然无容足之地，其何以为君子乎。”

不懂礼，就无法立足于世。

不懂礼，那么耳目不知道放在哪里，手脚不知道如何安放。辅氏说：“礼谓三千三百之礼文，是乃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苟不知之，则耳目真无所加，手足真无所措。一视一听，手持足履，皆冥行妄作而已矣，将何所据而能立乎。”

不懂言语，就无法了解人。

言语的得失，可以知道人的邪正。辅氏说：“言者心之声也，故因言之得失，则可以知其人之邪正。系辞所谓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孟子所谓诐淫邪遁云者，皆是也。此其工夫密矣，固非臆度意料者之所为，必先格物穷理，然后能之。”尹氏说：“知斯三者，则君子之事备矣。弟子记此以终篇，得无意乎？学者少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不几于侮圣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黄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礼，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则利害不能动乎外，而后可以修诸己；知己则义理有

译修养内在，然后才能观察他人。知道天命却不能了解自己，未必能安于天命；了解自己却不能了解他人，未必能对自己有所裨益。这三句话虽然简略，但其意蕴无穷，将其列在《论语》的末尾，其旨趣深远啊。」○辅氏说：「知道天命，那么自己就有确定的见解；知道礼制，那么自己就有确定的操守；知道言语，那么他人就没有隐藏的情状。能做到这三点，那么对内足以成就自己的德行，对外足以穷尽他人的情状。所以尹氏认为君子的事业完备了。」

译《论语纂疏》卷十

（经部，四书类，《四书纂疏》之《孟子纂疏》）

《孟子纂疏》序说

《史记·列传》记载：孟轲【赵氏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的后代。《汉书》注说：字车。另一种说法字子舆。○赵氏名岐，东汉京兆人】是驺国人【驺也写作邹，本是邾国。○我按：邹地在汉代属于鲁国驺县】，师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伋。○《索隐》说：王劭认为“人”字是衍文。而赵氏注以及《孔丛子》等书也都说孟子亲自师从子思，不知是否属实。○《文集》说：《孔丛子》虽然是伪书，但和赵岐不知谁先谁后，暂且保留此说。○辅氏说：子思的门人中后来没有显赫名声的，而孟子真正得到了子思的传承，那么怀疑孟子亲自师从子思的说法是对的。而朱熹集注两说并存，大概自古圣贤本来就有听闻道理而明白的，不必等待耳提面命而后获得。再从《中庸》一书来看，用来传授心法，开示深奥义理如此完备，那么当时的门弟子中难道没有见而知之的人吗？孟子从而接受传承，愈发光明，也是应当有的】。学问通达之后【赵氏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书》。程子说：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所以知道《易》的人没有比得上孟子的。又说：“王者的遗迹消亡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又说：“《春秋》是天子的史事”，所以知道《春秋》的人没有比得上孟子的。尹氏说：由此而言，那么赵氏说孟子只擅长《诗》、《书》，哪里是了解孟子的人呢？○辅氏说：赵氏只引用《诗》、《书》而这样说，并非对孟子的道有真知灼见。至于程子关于知《易》、知《春秋》的说法，都是根据孟子的言论而得出的，不是真正对孟子的心与道有体悟的人不能做到。五经虽然不同，其理则一，而且当时距离孔子不远，孟子必定都一一理防得透彻，又怎会在其中有所长短呢】，游历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前往梁国，梁惠王不采纳他的言论，于是被认为迂腐遥远而脱离实际【按《史记》：梁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才到达梁国。其后二十三年，正当齐湣王十年丁未，齐国人攻打燕国，而孟子在齐国。所以古史说孟子先侍奉齐宣王，后来才拜见梁惠王、襄王、齐湣王。唯独孟子将伐燕视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都不合，而《通鉴》】将伐燕之年定为宣王十九年，那么就是孟子先游历梁国而后到齐国拜见宣王了。然而考异也没有其他依据，又不知谁是对的。○辅氏说：“详细考察朱子的说法，那么应当以《史记》、《古史》为正确，伐燕实在是湣王时事，恐怕是后世传写误将湣王写成宣王罢了】。在这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楚国和魏国任用吴起，齐国任用孙子和田忌。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能。而孟轲却讲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德行【辅氏说：“这是太史公所见，大致与韩子论其所传相似”】。因此所到之处都不合意，退下来而与万章等人编次《诗》、《书》，阐述孔子的意旨，写成《孟子》七篇【赵氏说：“共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说：“孟轲的书，不是轲自己写的。轲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录轲所说的话罢了。”我按：两种说法不同，《史记》的说法较为可信。○韩子名愈，唐代邓州人。○《文集》说：“问序说认为《史记》近是，而在《滕文公》首章注中说：‘门人不能尽记其辞。’又第四章注中说：‘记者之误。’如何？”回答说：“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不是缀缉就能完成的。《论语》便是记录缀缉所为，不是一笔写成的文字”】

韩子说：“尧以此传给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轲死后，不得其传。荀子和扬雄，选择而不精纯，谈论而不详尽【程子说：“韩子此语，不是蹈袭前人，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必定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荀子名况，楚兰陵人。扬子名雄，汉蜀郡人。○《文集》说：“这不是深知所传者何事，则未易言也。尧、舜之所以为尧、舜，是因为他们尽此心之体而已。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之以至于孟子，其间相望有或数百年者，非得口传耳授、密相付属也。特此心之体，隐乎百姓日用之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体其全且尽者，则为得其传耳”】○又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说：“韩

译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説甚道。」○文集曰：「韩子谓荀、扬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论性处説，只是泛説。其与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观之，则荀、扬为大醇耳。韩子只是説那一边，然以这边观之，则凑不着，故觉得为非。若是防説底説那一边，亦自凑着这一边。」○语録曰：「程子説荀、扬等语，是就分金秤上説下来】○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徧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逺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顔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文集曰：「问：『大是就浑沦处説，博是就该贯处説否？』曰：『韩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问：『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学得；文学者，就文学上学得；徳行、言语者，就徳行、言语上学得。○辅氏曰：「韩子但言孔门诸子，唯曽子之学独传，而有子思、孟轲，然不言其所以独传之故。故程子又从而发明之，以为曾子只縁资质鲁钝，故用功于内者深笃确实。观其启手足之言，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圣道之所以终传，而有子思、孟子之学也】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译有人问程子说：“孟子还可以称为圣人吗？”程子说：“不敢轻易说他是圣人，但他的学问已经达到了极致的境界。程子又说：“孟子对儒家道统的贡献，无法用言语尽述。孔子只讲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讲‘仁义’；孔子只讲一个‘志’字，孟子便讲出许多‘养气’的道理。仅凭这两点，他的功劳就非常大。”又说：“孟子对世间有巨大的功劳，因为他论述了人性本善。”又说：“孟子喜欢谈论养气，这些道理都是前代圣人所没有阐发的。”又说：“做学问的人必须懂得审时度势。如果不识时务，就不配谈做学问。颜回在陋巷中自得其乐，是因为有孔子在世。如果是孟子的时代，世间已经没有人，怎么可以不把推行大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呢？”又说：“孟子有些英气，因而显露出棱角。英气非常妨碍事情。像颜回，就浑厚不同。颜回距离圣人只差毫发之间，孟子是大贤，仅次于亚圣。”有人问：“英气表现在哪里？”程子说：“只要拿孔子的话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就像冰和水晶，并非不光亮，但与玉相比，自然有一种温润含蓄的气象，没有那么多耀眼的光芒。”

杨氏说：“《孟子》一书，只是要端正人心，教导人们存心养性，收回放失的本心。至于论述仁义礼智，就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开端；论述邪说的危害，就说：‘产生于内心，祸害于政治’；论述侍奉君主，就说：‘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如果能端正内心，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只是正心诚意罢了。内心得到了端正，然后才知道人性是善的。”所以孟子遇到人就说人性本善。

译心能得其正，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这种说法尤其精妙。心是本性的外在形体，心不能得其正，那么本性也就不能得其正了。一定要使愤怒、恐惧、喜好、忧患，全都遵循其自然的法则而不失去其正，然后我本性中原本纯粹至善的一面才能显现出来。欧阳修却说：“圣人教导人，本性不是首要的。”这可以说是错误的。人性之上不可增添任何事物。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遵循本性罢了。所谓遵循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如果在外面使用计谋权术，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人欲的私心，与圣贤的作为相比，天地悬殊。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纂疏卷一 宋 赵顺孙 撰

朱子集注

梁惠王章句上

共七章

孟子拜见梁惠王

梁惠王，是魏侯魏罃，都城在大梁【我按：魏国最初定都安邑，在汉代河东郡安邑县，到惠王时迁都大梁，在汉代陈留郡浚仪县】，他僭越称王，谥号叫惠。《史记》记载：“惠王三十五年，降低礼节，用丰厚的财物来招揽贤才，于是孟轲来到梁国【有人问：‘孟子不是诸侯，他拜见梁惠王，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所谓不见诸侯，是指不主动先去拜见；拜见梁惠王，是回应他的礼节。大概按照先王的礼制，没有做官的人不得拜见诸侯。战国时期，士人很少能自重，而孟子仍然坚守先王的礼制，所以在他所居住的国家如果不做官，那么一定是君主先来拜见，然后他才去拜见。如果是别国的君主，不能跨越国境而来，那么一定是君主先用礼貌相待，然后他才去回应那份礼节。所以《史记》认为梁惠王降低礼节、用厚礼招揽贤者，孟子才来到梁国，这是符合事实的。’○《语録》说：‘这是梁惠王招他来，孟子出仕或隐居的原则绝不会错。’】

梁惠王说：“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对我国有利的事情吗？”

叟，是对长老的称呼。梁惠王所说的利，大概是富国强兵之类【真氏说：‘孟子初次拜见惠王，惠王首先以利国为问，大概从春秋到战国，先王的道统不明，人心沉沦，只知道有利而已。’】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

仁是心的德性，是爱的道理；义是心的裁制，是事的适宜【《语録》说：‘问：德与理都从本体上说，制与宜都从作用上说吗？’回答说：‘心之德是笼统地说，爱之理才说到亲切处；心之制都是说义的体，程子所说的处理事物为义，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仁对义来说是体用，仁又有仁的体用，义又有义的体用。心之制是从义的全体处说，事之宜是从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不是指外在的事物，凡是事情到来，其中都有一个适宜的地方，这就是义。’○又说：‘仁说心之德，便见得可以包容四德；义说心之制，却只是说义而已。’○问：‘心之制是裁制吗？’回答说：‘是。’问：‘莫非是用它来制约心吗？’回答说：‘制就像锋利的斧头，事情来了劈下去，可以的从这一边去，不可以的从那一边走。’○又说：‘我刚见到一件事，便知道这件事应该这样处理，这就是事之宜。义像刀一样，它的锋刃可以割断制约他物，一到面前就判断下去，锋刃与刀身起初未曾分离。’○又说：‘事之宜虽然好像在外，但所以裁制其适宜的因素却在心中。’○又说：‘所谓事之宜，正是指事物当然的道理，还没说到处置合宜的地方。’○陈氏说：‘义从心上论，就是心的裁制决断处；宜字是裁断后事情裁断得当理，然后才适宜。凡事到面前就必须有剖判，是可是否，如果可否都不能剖判，就是此心顽钝无义了。’】这两句话是这一章的大旨【真氏说：‘孟子七篇以仁义为首，程子曾说：孔子言仁未曾兼义，唯独在《易经》中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孟子言仁必以义相配，可谓对圣门有功了。’】下文是详细阐述，之后多仿照此例。

梁惠王说：“怎样使我国得利？”大夫说：“怎样使我家得利？”士和百姓说：“怎样使我自身得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取千辆，从千辆中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如果后义而先利，不夺取（君位）就不会满足【乘，读去声；餍，音艳】

这是说求利的祸害，以阐明上文何必说利的意思。征，是取的意思。上取下，下取上，所以叫交征。国危，是说将有弑君夺位的祸患。乘，是车的数量。万辆兵车的国家，指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兵车万辆；千辆兵车的家族，指天子的公卿采地地方百里，出兵车千辆。千辆兵车的国家，是诸侯的国家；百辆兵车的家族，是诸侯的大夫【我认为：古代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兵车一辆，所以《周礼》中甸读为乘。天子畿内地方千里，总共有百万井，除去山川、沟壑、城池、邑居、园囿、街路等，实际出赋税的六十四万井，出兵车万辆，所以称万辆兵车的国家。天子的公卿采地在畿内，《周礼》称为都鄙，虽然上公不过百里，出赋税六万四千井，出兵车千辆，所以称千辆兵车的家族。诸侯的国家，是畿外五等封地，大国也不过百里，出赋税六万四千井，出兵车千辆，所以称千辆兵车的国家。诸侯的大夫采地，大的也出赋税六千四百井，出兵车百辆，所以称百辆兵车的家族】弑，是下级杀害上级。餍，是满足。意思是臣对于君，每十分取其一分，也已经很多了。如果又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那么不弑杀其君而完全夺取其位，他的心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