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二

译为政第二，共二十四章。

孔子说：“以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共”音同“拱”，也写作“拱”。）“政”字的含义是正，是用来匡正人们不正之处。（辅氏说：“这是解释‘政’字的含义。如果像第三章所说‘政是指法制禁令’那样，那就是指政事的实际内容而言了。”）“德”字的含义是得，是内心有所得而不丧失。（《语录》说：“德是自己内心得到了这个道理，比如想要做到忠，就得到了忠的道理；想要做到孝，就得到了孝的道理。”又说：“一般人做好事，只做一两件，也只是勉强为之，并不是真正有所得。所谓得，是指行为熟练而内心对此感到安适。”我按：旧说认为‘德是践行道义而在自身有所得’，现在解释为‘内心有所得而不丧失’，不说是身而说是心，因为心比身更切近。）北辰，即北极星，是天体的枢纽。居其所，是指它静止不动。共，是归向的意思。是说众星从四面旋绕而归向它。（有人问：“北辰为什么是天体的枢纽？”回答说：“天是圆的且在运动，包裹在大地之外；地是方的且静止，处在天的中间。所以天的形状，一半覆盖在地上，一半环绕在地下，并且向左旋转不停。其枢纽不动的地方，就在天的南北两端。称之为极，就像屋脊称为极一样。然而南极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所以周围七十二度常常隐藏不见；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所以周围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北极星，正处在常见不隐的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位而不动。它旁边的经星随着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旋转，交替隐现，都像是环绕而归向它。”《语录》说：“北辰是天的北极。天像水车，北辰就是轴心，水车转动而轴心未曾动。”又说：“北辰是中间没有星星的地方，那一点点不动，是天体的枢纽。北辰本身没有星，因为人们要以此为极，不能没有标记，所以就在它旁边取一颗小星，称为极星。天体的枢纽，就像门楣一样，又像轮藏的中心，外面转动，而中心却不动。”问：“极星动吗？”回答说：“极星也动，只是它靠近北辰，虽然动却感觉不到。现在人们用管子去窥视极星，看见它动来动去，只在管子里面，没有动出去。以前人说北极就是北辰，都只是说北极不动。直到本朝人才推算出北极只在北辰旁边，而极星依旧在动。）以道德治理政事，就能无为而天下归附，其象征就是这样。（《语录》说：不是想要用德去治理政事，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只是德修于己而人自然感化。然而感化不在政事上，而在德上。因为政是用来匡正人们的不正之处，难道无所作为吗？但人们之所以归附，是因为德。所以不待作为而天下归附，就像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

程子说：“以道德治理政事，然后才能无为。”（《语录》说：“这不是全然不为，而是以德治理则自然感化，看不见有作为的痕迹罢了。”辅氏说：“不能以德治理政事却急于无为，那就是怠惰废弛罢了。以德治理政事则并非不为，而是遵循天下的道理而行所无事，所谓的法制禁令，本来就在其中了。”）范氏说：“以道德治理政事，就能不动而教化，不言而取信，无为而成功。所坚守的极其简单却能驾驭繁杂，所居处的极其安静却能制约躁动，所致力于的极其少却能使众人信服。”（辅氏说：“范氏正是推演程子的意思，至于说化、信、成，以及御烦、制动、服众等，则是并举其效果而言。”蔡氏说：“查《集注》凡三言无为，并不是淡泊无为，而是以道德治理政事，人们自然看不见有作为的痕迹罢了。”）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诗经》三百十一篇，说三百，是举其大数。蔽，是概括的意思。“思无邪”，是《鲁颂·駉》篇中的词句。凡是诗中言善的，可以感发人的善心；言恶的，可以惩戒人的放逸之志，其作用归结到使人得到情性的纯正罢了。（《语录》说：如正风、雅、颂等诗，可以激发人的善心；如变风刺淫等诗，极不好，可以使人知道戒惧，不敢去做。大体上好诗是士大夫所作，一等刺诗只是民间小人所作。人读好诗，固然知道劝善；若读不好诗，便悚然戒惧，知道此心不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知道心之放逸，所以读诗的人便思想纯正无邪。诗的作用就是这样。又说：情性是贴切思，正是贴切无邪。若好善恶恶都出于正，便防止了无邪。若果真是正，自然没有虚伪，自然无邪；若有时不正，自然入不得正途。胡氏说：因为诗言善而善心有所感发，因为诗言恶而逸志有所惩戒，这不是作诗者，而是读诗者。有人认为三百篇的诗，其言辞都出于思虑之正，即使是淫奔之诗也认为是刺奔者而作，这是因为本章之义不明故也。盖好善恶恶，人之至情。为善而发于歌咏，则令闻益彰；为恶而发于歌咏，则遗

译气味更加深远。所以诵读《诗经》的人，因为诗歌中的善恶而产生感发、惩戒、勉励之心。然而它的言辞含蓄委婉。辅氏说：含，指隐含；婉，指委曲。大抵诗人作诗，主旨在于讽咏规劝，所以言辞不直截了当地说破，而常有隐含委曲之意。比如《凯风》讲孝，只是自责罢了，不直接说孝应当怎么做；《北门》讲忠，只是自叹罢了，不直接说忠应当怎么做。其余都可以类推。而且有的只是针对某一件事而抒发感慨。语录说：比如讽刺淫奔的诗，只讽刺淫奔这件事；比如讽刺暴虐的诗，只讽刺暴虐这件事。如果寻求直指诗歌整体精神的，就没有比这更明白且详尽的了。语录说：《诗经》三百篇都没有邪念，但只是逐件事没有邪念罢了。只有这一句话，是从整体上说的。又说：只是说“思无邪”这一语，直截了当地看出诗教的本意，是完备地包含了那些零碎的意思。黄氏说：直指，就不是含蓄委婉了；全体，就不是单一事件了。直指所以明白，全体所以详尽。就人心的思虑而言其没有邪念，所以说直指全体。所以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只有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其大义，他启示人的用意也非常深切了。黄氏说：三百篇的《诗经》也很多，而一句话足以概括其大义，言辞简约而道理详尽。○程子说：“思无邪，就是诚。”语录说：程子不是不含蓄，只用了这两个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这类地方，必须教人看得透彻。思无邪，就是诚，是表里都没有邪念，彻底没有毫发之不正。世人固然有在外表修饰的，但内心未必能纯正。只有到了思虑也没有邪念，才可以称为诚。辅氏说：诚，是天赋予人的实理，在人则称为实心，也就是所说的全体。只要没有一丝邪念，那么心就没有间断、没有亏缺，就可以称为诚了。范氏说：“求学的人必须务求知道要领，知道要领就能坚守简约，坚守简约就足以穷尽广博了。《经礼》三百篇，《曲礼》三千条，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说：‘无不敬。’”辅氏说：知道要领，就从要领处着手去做，这就叫守约。既从要领处着手去做，那么所知所行渐渐扩充展开，自然能穷尽广博。这与博闻的博不同，博闻是从听闻方面说的，这是从实践方面说的。先博闻然后能知要、守约，能知要、守约然后能尽博。

译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道，音同‘导’，下文相同。道，就是引导，意思是走在百姓前面。辅氏说：前一章‘道千乘之国’，以道为治理者，是指治理者的意图而言。这里以道为引导，是说用政令和德行来引导百姓罢了。读音虽然相同但意义不同，不可以互相替代。政，指法制禁令。辅氏说：法制禁令，都是为政的工具。齐，是用来统一百姓的。引导他们而不顺从的，就用刑罚来统一他们。免而无耻，是说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愧之心，虽然不敢做坏事，但做坏事的心思并没有消失。《语录》说：‘用法制禁令来引导，其中含有猜疑防备的意思，所以百姓不顺从。又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看不到德行而畏惧威严，只求眼前免于刑罚，而做坏事的心思始终存在。’

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能归服。礼，指制度品节。辅氏说：制度品节，指五礼的秩序。胡氏说：品，是尊卑高下的差别；节，是界限等级的区分。格，是至的意思。《语录》说：至，是真正有所达到的地方；有勉强做的，就是没有达到。意思是说，亲身实践来率领百姓，百姓本来就会有所观感而奋起；而对于其中资质深浅厚薄不同的人，又有礼教来统一他们，那么百姓就会以不善为耻，并且进而达到善的境界。《语录》说：浅深厚薄不同，本来说的是其中资质禀赋和信服向往的程度不齐。虽然用德行感化，自然有不肯信服向往的，也有做得过分的，所以用礼教来统一，必须让他们都达到同样的标准。所谓‘贤者俯身就能达到，不贤者踮起脚也能达到。’又说：观感深刻而深厚的固然好，如果浅薄的人，必须有礼教来约束，那么百姓看到我们的礼教，必定以不善为耻而达到善了。另一种说法：格，是正的意思。《尚书》说：‘纠正他的非分之想。’我认为：政，是治理的工具；刑，是辅助治理的方法。胡氏说：政，是治理的工具，是治理所不能缺少的；刑，是辅助治理的方法，是用刑来帮助政令所不及的地方。德行和礼教则是产生治理的根本，而德行又是礼教的根本。辅氏说：礼就是德行的一部分，但从制度品节来说，则与德行有内外之别、本末之分。它们互为始终，虽然不可以偏废，但是政令刑罚只能使百姓远离罪恶；德行礼教的功效，则能使百姓每天向善而不自知。所以治理百姓的人不能只依赖末节，还应当深入探究根本。辅氏说：政令、刑罚、德行、礼教的作用，虽然有本末先后之分，但实际上互为始终，不可偏废。而从德行礼教的功效来说，又应当以长久为要。要求它们在一天之内见效，恐怕不如政令刑罚那样能迅速统一外在行为。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心所向往的叫做志。有人问什么是志，回答说：‘潜心于此，并期望必定达到，就是志。’《语录》说：‘就像人想要去某个地方，就是志。’陈氏说：‘之，就是向的意思，是说心的正面全部朝向那里。’这里所说的学，就是《大学》的道理。有人问《大学》的道理，回答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学说都记载在《大学》篇中了。’立志于此，那么念头常在此，而为之不厌倦。《语录》说：‘志学二字最有力，必须意念常在于学，才行。’又说：‘现在的学者谁不学习？只是不能称为立志于学。如果真的立志于学，那么自己就停不下来。就像人在寒冷的月份，自然向有火的地方去；在炎热的月份，自然向有风的地方去。侍奉君主就从恭敬上去，侍奉父母就从孝顺上去，一直做到彻底。’

三十岁能有所自立。有自立的能力，那么坚守就牢固而不需要再刻意立志了。《语录》说：‘立是心自己安定下来，事物不能动摇，但还算是守住。’又说：‘志是要求一个道，还是两件事物，到了立的时候，就是脚下已经踏着了。’又说：‘志是趋向那里去求取而还未得到，这时志就尽了，不需要再立志了。’问：‘恐怕没有不惑就能守住的人。’回答说：‘这有三个阶段，从立志于学到立，是知道方向而大体能把握得住，是守的事；不惑是把握里面的道理，是知的事，在这里就能进步；从不惑到耳顺，是知的极致；不逾矩是不需要守而自然牢固，是守的极致。’陈氏说：‘是说有自立于这道理之中，已经踏上实地而卓然无所偏倚，所坚守的牢固而不被事物动摇，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这样。到了这一步，物格知至而意诚心正身修，已经实实在在地获得在自己身上，而不需要再刻意立志了。’

四十岁不迷惑。对于事物所应当的样子都没有疑惑，那么知识就明了而不需要再刻意坚守了。《语录》说：‘不惑是随事物上见这道理合是如此。’又说：‘不惑则见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陈氏说：‘凡于事事物物之所当然，大如君当止仁、臣当’

译止于敬、父亲应当止于慈、子女应当止于孝之类，小到坐着应当像祭祀时的尸主那样庄重、站着应当像斋戒时那样肃穆、看东西应当想着要看得清楚、听声音应当想着要听得真切之类，都透彻地认识到其纲领条目和等级节制的实质，而毫无疑惑。到了这一步，就会豁然开朗，如同在光明之中看清万事万物，所认识的道理更加明晰，因而不再需要刻意去持守了。

译五十岁便懂得天命。

天命，就是天道运行而赋予万物的东西，是事物之所以应当如此的根据。懂得了这个，就知道他的认知达到了极其精微而没有疑惑的境界，这也就无须再多说了。

六十岁便听得顺耳。

声音一进入耳朵，内心就通达理解，没有任何抵触违逆，这是认知的最高境界，不用思考就能得到。

七十岁便随心所欲，却不越出规矩。

从，是顺从的意思。矩，是画方的工具，用来作为法度的标准。顺从内心的欲望，却自然不超出法度的范围，安然地实行，不勉强就能符合中道。

译（此心）失掉了。在日常生活中用力摒除私欲，将本心扶持出来。理是本心所应当知晓的，事是本心所应当去做的，不要埋没了它。可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至大至小，都要靠本心去践行。人心本来自有许多道理，不需要逐一安排进去。圣人设立许多条目，只是要人将自家心里许多道理剔刮出来罢了。○黄氏说：“圣人的身体就是法度，并不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权宜的法度去教导别人。”○辅氏说：“一疪不存，是说德性纯粹；万理明尽，是说心体光明通透。学问达到圣人的境界，那么渣滓就化尽，体用同源。心就是体，欲就是用；体就是道，用就是义。声音就是天地中和的声音，自然可以作为音律；身体就是天地正大的形体，自然可以作为法度。”○莆田黄氏说：“心体与欲用，道与义都是统一的。因为它浑然在内，好像有所确立，所以说它是体；因为它由体而发于外，变化无穷，所以说它是用。道是说它具备这些而拥有这个体的原因，义是说它随事而恰当于用的原因。人只是心有所放逸，那么虽然有心却不是其本然的体，不是本然的体就不是道了；欲有所私，那么虽然没有不用却不是其本然的用，不是本然的用就不是义了。所以学问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心就是其体，欲就是其用，体就是其道，用就是其义，是说功夫到此各自得其本则。”又说：“圣人这样说，一是显示学者应当优游涵泳，不可以越级而进；一是显示学者应当日就月将，不可以半途而废。”【辅氏说：“学者的毛病，只有急迫和懈怠两种罢了。当他急迫时，就务求强探力取，越级而进；当他懈怠时，就又先求功效、计算功劳，半途而止。这两种情况都是因为等级不明，私意横生，反复相因，所以最终不能有所成就。现在圣人为他们明确次序，而又以自身处境为例，使学者知道圣人的学问尚且循序而进，有始有终如此，我们怎么可以急迫呢？我们怎么可以懈怠呢？急迫之心消除，就能在义理之中优游涵泳；懈怠之心消除，就能在光明之地日就月将，而忽然不知不觉地进入圣贤的领域了。”】我认为圣人天生知晓、安于践行，固然没有积累的渐进过程，但他的心从未自认为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因此他日常之间必定独自觉察到自己的进步而别人不及知，所以根据近似的情况来自称，想要学者以此为准则而自我勉励，并不是心里实在自认为圣而姑且以此为退托。【语录说：“圣人这话固然为学者立法，但当初必定也有这样的意思。圣人自觉见有进步之处，所以这样说。”○黄氏说：“圣人天生知晓、安于践行的资质，固然不需要学习，而他进行学习，又何必等到十年、十五年才进步一次呢？”回答说：“天下的道理，只有认识得深、说得笃实，然后喜好得深切。常人之所以不深切喜好学习，是因为不知道学习的滋味。圣人天生知晓、安于践行，看到义理在人身上的重要性，不亚于饥食渴饮的急切，那么知道后必定学习，学习后必定喜好，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十年、十五年才进步一次，也是圣人内心达到这个程度而自信罢了。学问虽然已经到达，但不敢自信，必定反复参验，有理由看到其必然无疑，然后才有自信。解说者认为圣人是立法谦辞以勉励人，那么圣人都是架空虚诞的言辞，难道这是圣人正大之心吗！所以集注虽然以勉励人为辞，而又以独自觉察进步为说，也可以看出来了。”○辅氏说：“圣人天生知晓、安于践行，哪里有积累的渐进？现在却说这样，就知道圣人的意思必定有所为。所以程子认为是勉励后人，为学者立法罢了。虽然如此，但并不是心里实在自认为圣，说已经不需要这样说，姑且为学者设此言。所以集注在章末详细论述。”】后来凡是说谦辞之类的，意思都与此相同。

译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仲孙氏，名叫何忌。无违，是指不违背道理【辅氏说：“事物各自有其当然的道理，不可违背”】

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

樊迟，是孔子的弟子，名叫须。御，是为孔子驾车。孟孙，就是仲孙。孔子认为懿子没有领悟而不能追问，担心他误解本意，把顺从父母的命令当作孝，所以告诉樊迟来启发他【辅氏说：“孔子只说无违罢了，如果不是善于学习、通晓伦理类别的人，怎么能知道这是不违背道理呢？懿子既然不能追问，就会执着于这两个字，不顾义理，只顺从父母的意愿，只听从父母的命令，这样既使父母陷入不义，又使自己陷入不孝。樊迟是知道学习的人，他一定会追问并辨析，所以孔子特意告诉他来引发他的提问”】

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礼节侍奉他们；去世后，按礼节安葬他们；祭祀时，按礼节祭祀他们。”

生前的侍奉、死后的安葬和祭祀，侍奉父母的始终都具备了。礼就是道理的节度与文饰【辅氏说：理是指前面所说的不违背道理的理，礼则是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的礼，是先王依据事物的道理，加以品节而形成的规范，让天下人实行的。起初说无违，只是总说不可违背道理；后来举出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来说，那么先王既然已有定制，所以直接说按礼行事】人们侍奉父母，从始至终，专一于礼而不随便，这样对父母的尊敬就达到极致了【黄氏说：如果不合礼，就是不用君子之道对待父母，就是违背义理。○陈氏说：必须深入探究按礼侍奉父母的正意，始终按礼侍奉父母，就是尊敬父母的极致。然而怎样才是按礼侍奉父母，其中的节度文饰细微曲折有多少事，都不能不讲究】当时三家僭越礼制，所以孔子用这话警示他们，然而语气浑然，又好像不专门为三家而发，这就是圣人的言语【或问：三家僭越礼制，有考证吗？回答说：三家殡殓时设置拨，那么他们安葬时就僭越而不合礼了；祭祀时唱雍，那么他们祭祀时就僭越而不合礼了。他们生前侍奉的僭越虽然不可考证，但也可想而知。他们做这些事，心里难道不认为这足以尊荣父母，是最大的孝吗？哪里知道一旦违背礼制，反而使父母处于僭叛不臣的地位，而自己陷入最大的不孝呢！孔子因为懿子问孝，知道他有爱亲之心，所以用这话告诉他，希望他能有所感发而自行改正。虽然如此，圣人难道是为了说险恶的话来击中人的隐衷，而胁迫人向善吗？也是顺着道理而言，而人情事变自然无处遁形罢了。唉！这就是圣人的言语啊！○语录说：圣人的言语，都是人人通行的，不像别人说得只适合一个人做，其余人都做不得。所谓生前侍奉、死后安葬祭祀，必须专一于礼，这是人人都应当这样的，然而其中也是警示孟氏，不可不知道。○蔡氏说：违背礼的情况也很多，有苟且侍奉父母而违背礼的，有因节俭侍奉父母而违背礼的，有因僭越侍奉父母而违背礼的，哪里数得尽！仔细体味无违这一语，浑然都涵蓄在其中，这才是圣人的言语啊】○胡氏说：人们想要孝敬父母，心意虽然无穷，但本分则有限，能做而不做与不能做而做，都同样是不孝，所谓按礼行事，就是做那些自己本分内能做的事罢了【语录说：“做那些自己本分内能做的事，只是合该做的事。诸侯用诸侯的礼侍奉父母，大夫用大夫的礼侍奉父母，就是合该做的事。然而这句话在人看来如何？孔子当初是从三家僭越礼制上来说的，比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中要害。当初却没有胡氏说的意思。就现在来说，有一般人因陋就简，不能按礼侍奉父母；又有一般人牵于私意，却不合礼”】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父母只担忧你的疾病。”

武伯，是懿子的儿子，名叫彘。说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只担心他有疾病，常以此为忧。做子女的体察这一点，而以父母的心为心，那么凡是用来保全自身的行为，自然不容不谨慎了，这难道不可以称为孝吗【我认为集注下一个凡字，大概不只是谨慎疾病而已】旧解说做子女的能使父母不担忧他陷入不义，而只担忧他的疾病，这才可以称为孝，也通【语录说：“前说佳，后说只说了一截，盖只照管得不义，不曾照管得疾了”】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只是说能供养父母。至于狗和马，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尊敬，那供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养读去声，别读彼列反】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吴人】养，是指饮食供奉。狗和马依赖人而进食，也像是被饲养，说人饲养狗马都能做到供养，如果能供养父母而敬意不到，那么与饲养狗马的人有什么区别？极言不敬的罪过，所以深深警示他【或问：“父母至尊亲，狗马至卑贱，圣人的言语难道这样不伦吗？”回答说：“这是设戒的言语，所以特意用尊卑悬殊极大的例子来阐明，以便深刻指出能供养而不敬的人的

译罪过啊】○胡氏说：“世俗之人侍奉父母，认为能够供养就足够了，因亲近而施恩、因宠爱而倚仗，却不知道这逐渐流于不恭敬，那就不是小过失了。子游是孔门的高足弟子，未必会达到这种地步，圣人只是担心他爱超过了敬，所以用这话来深切地警示启发他【辅氏说：‘胡氏的阐发非常明白切要。况且供养不一定能做到恭敬，但恭敬就一定不至于不能供养。如果只把能够供养当作孝，那就很容易流于不恭敬。私人的爱或许胜过而正当的道理丧失，礼法不足而轻慢亵渎产生，其危害有说不尽的。《礼记》说：‘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那么侍奉父母难道可以只是爱而不知道恭敬吗】

译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晚辈代为操劳；有酒饭，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可以算是孝吗？”

“色难”，是指在侍奉父母时，只有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饭，指吃饭。先生，指父兄。馔，指给他们饮食。曾，是“尝”的意思。大概孝子如果有深厚的爱心，就一定有温和的气象；有温和的气象，就一定有愉悦的脸色；有愉悦的脸色，就一定有婉顺的仪容。所以在侍奉父母时，只有保持和悦的脸色是最难的。仅仅服劳奉养，不足以称为孝。旧说认为顺承父母的脸色很难，也讲得通。

程颐说：“回答孟懿子，是说给众人听的。回答孟武伯，是因为他这个人有很多令人担忧的事情。子游能够供养父母，但或许在恭敬方面有所欠缺。子夏能够遵循道义，但或许缺少温润的脸色。孔子根据他们各自资质的深浅以及所缺失的地方来教导他们，所以说法不同。”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不违背，好像很愚笨。等他退下后，考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足以发挥我所讲的道理。颜回其实并不愚笨。”

颜回，是孔子的弟子，姓颜，字子渊。不违背，是指心意不相背离，只是听受而没有提问质疑。私，指闲居独处，不是进见请问的时候。发，指阐发所讲的道理。我听老师说过，颜回深沉潜默、纯粹精一，圣人的格局他已具备。他听到孔子的话，默默领会，心中融会贯通，处处透彻明白，自然有条理。所以整天讲学，只看到他从不违背，像个愚人罢了。等到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发现他在日常动静语默之间，都足以阐发孔子的道理，坦然遵循而没有疑虑，然后才知道他不愚笨。

译孔子说：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

译这是大概的看法。做善事的是君子，做恶事的是小人。【语录说：“大略且看这个人，是做善事的人，还是做恶事的人。”○黄氏说：“兼看君子和小人。”】

观察他做事的动机。

观察比看更为详细。由，是从的意思。事情虽然做善事，但心意所从来的地方有不好的，那么也不能算是君子了。【语录说：“如果是做善事的人，又须观察他心意所从来的地方。如果是本意认为这是自己事情所应当做的，无所求而去做，这才是为了自己。如果认为可以求得别人的知遇而去做，那么他所从来的地方已经不好了。”○黄氏说：“前面做小人的，不再观察了，所观察的是君子。”○胡氏说：“有名义上是君子而心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又观察他心意所从来的地方。”】有人说：“由，是行的意思，是说用来实行他所做的事的。”【语录说：“实行他所做的事，只是就事情上仔细看过。不如心意所从来的地方，只就他的心术上看。”】

考察他所安适的。

考察又更加详细了，安是所乐的意思？所从来的地方虽然好，但心里所乐的不在于此，那么也是虚伪罢了，怎么能长久而不改变呢？【语录说：“如果是所从来的地方既好，又须考察他心中乐与不乐。安是心中乐于做善事，自然没有厌倦的意思，那么就有日益进步的益处。如果是心中所乐的不在于此，便有时做有时停，难免于虚伪。”○又说：“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习熟的地方。他本心爱这样，虽然所从来的地方偶然不这样，终究是勉强，毕竟所乐不在此，次第依旧又从熟的地方去。平日爱倨傲，勉强教他恭敬，一时也能恭敬，次第依旧自倨傲了，心才安。”○黄氏说：“君子所从来的地方不好的，也不再考察；考察他所从来的地方好的，而想知道他安不安。”○陈氏说：“意是发端的地方，心是全体的地方。”】

人怎么能隐藏呢？人怎么能隐藏呢？【焉，于虔反；廋，所留反】

焉，是何的意思；廋，是隐藏的意思。重复说以深明它。○程子说：“在自己能知言穷理，那么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一样。”【蔡氏说：“这一章不仅可以知人，也应当可以自考。如我所做的虽然好，而心意所从来的地方果真有不好的吗？所从来的地方虽然好，而心里所乐的真有不在这里的吗？用观察人的反过来观察自己，用考察人的反过来考察自己，差不多就可以了。”】

○孔子说：“温习旧的而知道新的，可以做老师了。”

温，是寻绎的意思。故，是旧所听到的；新，是今所得到的。【黄氏说：温故，是说过去所已知的，现在又温习绎理；知新，是说过去所未知的，现在则通晓了。温故，是学的笃实；知新，是识的明达。】说学习能时常习旧闻，而每有新得，那么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所以可以做人的老师。【语录说：道理只这一个道理，理防得了，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又说：新的，只是旧中的道理，时习得熟，渐渐发得出来。且如一理，着一个人来问，只就此一理上一人与说一个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来，所以其应无穷。不可以浅近求，亦不可以苟简得。然而天下事物之理，具于人心，其纤防曲折，粲然而甚明；人心之灵，通乎事物的，其纤防曲折，亦炯然而不昧。然而人生也，未免于气里的昏，物欲的杂，其于学也，往往先得其粗，而不能尽究其纤防；先举其略，而不能尽通其曲折。小有所得而遽止，那么也不过于小有所见。若夫加温习之功，而每有新益，那么非用功之深不能。所以学者必当尽用其心，实用其力。学之博，则伦类无不通；思之精，则渊防无不照；体之实，则切近而易知；积之久，则纯熟而易辨。能这样，那么其温故也，盖不容以自已；其知新也，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夫记问之学，那么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所以《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语录说：若温习旧闻，那么义理日通，无有穷已。若记问之学，虽是记得多，虽是读得久，虽是千卷万卷，只有千卷万卷，未有不穷。○又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只缘这个死杀了。若知新，那么引而仲之，触类而长之，那么常活不死杀。○又说：且如记问之学，记得一事，只说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记得十事，便说十一事不出，所以不足为人师。○黄氏说：记问之学，所谓学而不思者也。学于人而不思，那么所学不在我，而无得于心也。因其所闻】见而有得，那么所知有限，而其应易穷也。○永嘉陈氏说：“于温故中知识，又长一格，乃不竭矣。此与记问之学正相反，记问虽多，是死”

译根本；温习旧知，是产生新知的根本

译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特定的用途）。”

器具，是各自适合其用途而不能互相通用【黄氏说：以物品来说，船不可以当作车一类就是如此；以人来说，擅长做赵、魏这样大国的老臣，却不可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一类就是如此】。成就德行的人，本体无所不备，所以用途无所不周，不仅仅是一种才能或一种技艺而已【语录说：所谓本体无所不备，人心原本就有这些充足的道理，如果熟练了，自然看需要什么，没有不周全的。子贡像瑚琏这样的礼器，只在庙堂中可用，移到别处便用不上了。像原宪，只是一个吃菜根的人，国家政治清明时，出来也做不成一件事；国家政治黑暗时，也不能拨乱反正。伯夷的清高和柳下惠的和顺，也都只做得一件事。○黄氏说：用途无所不周，显示出君子不像器具；本体无所不备，是君子之所以不像器具的根本原因。因为万物都具备于我，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人具备这种本性而生，那么万事万物的道理，没有一样不具备在这本性之中，只是被气质所拘束、物欲所蒙蔽，所以偏颇昏暗而不通达罢了。只有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使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明、没有不实的，那么心的全体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而施之于用的，自然应当无所不周，又怎么可以用器具来比喻呢】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想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

周氏说：“‘先行其言’，是在还没有说之前就实行；‘而后从之’，是在已经实行之后才跟着说出来【周氏名孚先，毗陵人。○辅氏说：‘在还没有说之前就实行，那么他的实行就专一而有力；在已经实行之后才说出来，那么他的话就实在而可信，这正是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方法’】○范氏说：“子贡的毛病，不是说话困难而是实行困难，所以孔子用这话告诫他【语录说：‘只是因为子贡多言，所以这样告诫他。如果说只要自己行得，什么都不能说，也不是道理。圣人只说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行动敏捷而言语迟钝，说话要顾及行动，行动要顾及说话，何曾教人不说呢？’○又说：‘这是针对子贡而发的。其实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如果有这样的德行，他的话自然足以阐发它，没有说不出来的道理’】

○孔子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辅氏说：‘比’必定是两两相比，此处偶然失音，应当添入】

周，是普遍；比，是偏私。都是与人亲厚的意思，只是周是公而比是私罢了【语录说：周是大而普遍的意思，比就小，所谓两两相比。没有一个人使他不得其所，这就是周。只看见与自己相同的人就亲近他，不同于自己的人就厌恶他，这就是比。君子并非完全没有厌恶人的地方，但好善恶恶，都出于公心。在国中任用一位善人，那么一国享受其治；在天下任用一位善人，那么天下享受其治。在一邑一乡之中除去一个恶人，那么一邑一乡受到其安，这难道不是周吗？小人的心思一切相反。○又说：周是普遍，人前人后都这样，心意都一样，不偏执在一处。如使老者安适，朋友信任，少者怀念，也是普遍。如这一个人应当如何对待，那一个人又应当如何对待，自己只看理，没有轻重厚薄，就是普遍。周是公的比，比是私的周，周是无所不比。如作为臣子就忠诚，作为儿子却不能孝顺，就是偏比，不普遍，只知道有君主而不知道有亲人。○又说：君子心公正而广大，所以普遍；小人心狭窄而常私，虽然也亲厚，只亲厚一边。○又说：君子和小人都是与人亲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广大，小人与人相亲时，便生计较。与我友善的做一类，不与我友善的做一类。周与比相去不远，必须分别出大相径庭之处。○又说：君子与人相亲，也有轻重厚薄，但意思自然是公】○君子和小人的作为不同，如同阴阳昼夜，常常相反。然而追究其所以分别，就在公私之间毫厘的差别罢了【语录说：问毫厘的差别。回答说：君子也是这样亲爱，小人也是这样亲爱，君子公，小人私。○辅氏说：君子和小人的作为善恶相反，真不止像阴阳昼夜。然而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公即是理，私即是欲，它们所差的只是毫厘而已】所以圣人在周与比、和与同、骄与泰之类，常常对举而互说，想要学者在两者之间仔细考察，审慎其取舍的界限【语录说：问取舍的界限，应当在思虑刚萌发之初，与人交际之始，在这里审慎决定吗？回答说：在思虑上致察固然对，但在事情上也须照管。觉得思虑上失了，便要在事情上看，便舍弃那方取此方。必须这样才行】

○孔子说：“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得，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精神疲倦而无所得。”

不向内心探求，所以昏暗而无所得；不习练其事，所以危险而不安【或问：既然说昏暗且危险了，又加上无所得不安的说法，不是多余吗？回答说：罔，是心昏暗，虽然安于所安而没有自得的见解；殆，是心危迫，虽然得到所得而没有可依托的安。这固然兼内外始终而言，然后足以尽罔殆的意义。昏暗从心来说，无所得，是无得于理而终于迷惑

译“昏”是从心而言，指心中不明；“危”是从心而言，指心中不安，即不安于理而最终陷入危险。○黄氏说：“昏而无所得，危而不得安，这是将心与理合起来说的。心昏则对理没有所得，心危则对理不得安宁。”○辅氏说：“学的含义很广，虽然不专门指练习具体事务，但这里所说的学，则是指练习事务而言。只学习而不向内心探求，就会内外不协调，外表虽然勉强去做，内心却没有意味，所以昏而无所得；只思考而不练习事务，就会使理与事成为两截，理虽然好像有所得，但事却抵触格格不入而没有可以依托的安宁，所以危而不得安。”○胡氏说：“学这个字，前面已经以效法来解释了，但如果专一地说，那么思考就包含在其中，程子以时习作为时时反复思考绎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分开来说，那么思考就是思考，后章所说的‘思考不如学习’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章思考与学习相对而言，所以学只是指练习事务。然而如果不能思考，就不明白于心，难免出现行为不踏实、学习了却不察究的情况，所以昏而无所得。至于思考，如果只专求于心而没有体现在行事上，那么身心与事务就不能安适，所以危而不得安。一定要兼有这两者才可以。”○程子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五项废掉其中任何一项，就不是真正的学习。”【语录说：凡是学字便兼有行的意思，比如讲明义理，是学；一旦效法其所为，就有行的意味。○辅氏说：这里的学字却不专门主于练习事务】

译孔子说：“钻研那些异端邪说，就会带来祸害。”

范氏说：“攻，是专力研究的意思，所以加工木石金玉的工匠称为‘攻’【辅氏说：‘这就是《周礼》冬官所说的加工木料的工匠。’】异端，是指不是圣人之道而另外自成一种学说，比如杨朱、墨翟就是【辅氏说：‘事物必有开端，有末端。开端是起始，末端是终结。单说‘端’，就可以涵盖它的末端了。所以通常说一件事、一个道理，都称为‘一端’。异端，是指不是圣人之道而另外自成一种道理。杨朱认为‘为我’是义，而不是圣人所认为的义；墨翟认为‘兼爱’是仁，而不是圣人所认为的仁。这就是它们被称为异端的原因。’】它们引导天下人以至于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如果专力研究并想要精通它，危害就太大了【语录说：‘不只是说不可专力研究它，即便只是粗略地防备它，也不行。如果是自己学问有定见，去看它们的弊病，却可以。这也是自己眼目高才行，如果只是那样，也就对付不了它们。’】

程子说：“佛家的言论，比起杨朱、墨翟更加接近事理，所以它的危害更加严重。求学的人应当像对待淫靡的声音和美丽的颜色一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地陷入其中【语录说：‘问：‘为我、兼爱，它们的祸害已经说不尽了，佛家为什么又更加严重呢？’回答说：‘杨墨只是硬是这样去做。佛家最有精微的防备，能打动人的地方。’问：‘佛家为什么错了？’回答说：‘从它一开始就错了。比如‘天命之谓性’，它把这个都当作空虚来说了。我们儒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又说：‘杨墨的为我、兼爱，做起来也平淡，却不能迷惑人。只是因为释家最能迷惑人。刚开始听它说出来，自有道理，顺着它说得越深，越是害人。’问：‘为什么说佛家而不说老子？’回答说：‘老子只是杨朱一类的人。’】

孔子说：“仲由，我教给你什么是知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知【‘女’音同‘汝’】。”

由，是孔子的弟子，姓仲，字子路【鲁国人】。子路喜好勇武，大概有强行把他不知道的说成知道的毛病【语录说：子路粗暴，见到事情就自己说是明白的，比如在‘正名’这一节，就认为迂腐，所以在‘知’的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夫子告诉他说：“我教给你求知的道理吗！凡是所知道的就认为是知道，所不知道的就认为是不知道，这样虽然有时不能全部知道，但没有自我欺骗的弊病，也不妨害他成为有知的人【辅氏说：自己不知道却强行说成知道，这就是自我欺骗，怎么能称为知呢？至于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虽然对事理有不知道的地方，但内心没有自我欺骗的弊病，所以不妨害他成为有知的人。】何况由此去探求，又有可以知道的道理呢【蔡氏说：集注阐发了求知这一层意思，并且使人不满足于他所不知道的状态，然后上不失去自我欺骗的警惕，下不失去自我限制的界限，经文的意思才完备。】

子张学求做官的俸禄。

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姓颛孙，名师【陈国人】。干，是求取的意思。禄，是做官者的俸禄。

孔子说：“多听，保留那些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谈论其余的部分，就能减少过失；多看，保留那些有危险的地方，谨慎地行动其余的部分，就能减少悔恨。言语过失少，行动悔恨少，俸禄就在其中了【‘行寡悔’的‘行’读去声】。”

吕氏说：“疑，是还没有相信的；殆，是还没有安心的【吕氏名大临，蓝田人。黄氏说：言语有不清楚的，所以怀疑而不敢相信；行动则没有疑问了，但考察事理，心里或许不安。】”程子说：“尤，是罪过从外面来的；悔，是道理从内心产生的【语录说：说话有时伤害别人，所以多过失；行为有不到位，自己先觉察，所以多悔恨。然而这也是以多少来说的罢了，说话多过失，难道不自我悔恨吗？行为多悔恨，也必然伤害别人。】”我认为多闻多见，是学问广博；保留疑殆，是选择精当；谨慎言行，是持守简约【语录说：这一章是三截事。如果人少闻寡见，就不能参考得到正确的地方，所以闻见必须多。如果闻见已经多，而不能保留其中的疑殆，就胡乱把不对的也当作对了。既能保留疑殆，而不能谨慎言行其余部分，就一定有过失悔恨。辅氏说：学问不广博就无法达到详尽，选择不精当就无法知道要领，持守不简约就无法自得。这又是为学的始终顺序。蔡氏说：学问广博、选择精当、持守简约，这三句话已经极其明切，但人们都知道选择精当、持守简约的重要性，而对于多闻多见或许轻易读过，殊不知这也正是学者要下功夫的地方。圣人之所以好古敏求、多闻择善、多见而识，都是想要追求广博。不然，闻见孤陋，又凭什么作为选择精当、持守简约的基础呢】凡是说‘在其中’的，都是不求而自然到来的说法【语录说：比如耕种，饥饿就在其中，耕种何尝要求饥饿，而自有饥饿在其中？学习，俸禄就在其中，学习何尝要求俸禄，而自有俸禄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隐，直就在其中，本只是互相隐瞒，何尝理会直？然而直却也在其中。这类情况，都应当这样看。】说这些是为了补救子张的过失而激励他【语录说：孔子不教他求取，只说得到俸禄的道理就在其中，正是想要抹杀他那个‘求’字。】程子说：修养天爵，人爵就会到来，君子言行能够谨慎，这是得到俸禄的道理。子张学求俸禄，所以告诉他这些，使他安定

译不因利禄而动摇。如果是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有人怀疑，即使这样也有得不到俸禄的人，孔子曾说：“即使耕种，饥饿也在其中”，只是做那些依理应当做的事罢了。【语录说：“修养天爵，人爵自然就会到来”，这话说得过于严重了。本章的重点只在言行，如果言行能够谨慎，自然就会带来俸禄。辅氏说：“圣人的话只是讲理罢了，谨言慎行而得到俸禄，是常理；如果并非如此，则是理的变数。君子处于顺境而安于常道，不为了利益才去行善，也只是做那些依理应当做的事罢了。”】

译哀公问道：“怎样做才能使百姓信服呢？”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信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名叫蒋。凡是国君提问，都称“孔子对曰”，这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错，是放置、舍弃的意思。诸，是众的意思。程颐说：“提拔和安置得当，合乎道义，那么人心就会信服。”【辅广说：“道义，是天理所认为适宜的，也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合乎道义，就向上符合天理，向下满足人心，百姓哪有不服从的呢？”】○谢良佐说：“喜爱正直而厌恶邪曲，是天底下最普遍的情感。顺应这种情感，百姓就会信服；违背这种情感，百姓就会离去，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如果没有道理来照亮，那么把正直当作邪曲、把邪曲当作正直的情况就很多了。因此君子以持守恭敬为根本，以穷究事理为可贵。”【语录说：“如果不持守恭敬，怎么能穷究事理？怎么能识别人？这是提拔正直、舍弃邪曲的根本。”○又说：“必须持守恭敬、穷究事理，自己下功夫，才能看透人。如果心不在焉，那么看了也看不见，听了也听不到，就会把邪曲当作正直，把正直当作邪曲了。”】○陈淳说：“喜好和厌恶，是情感。喜爱正直而厌恶邪曲，是情感由本性发出的表现。不可没有辨别。谢氏所说的持守恭敬、穷究事理，是由此及彼的引申。其实这两者，是圣学的关键诀窍，大有功夫在其中，不可以轻视看待。”○辅广说：“持守恭敬，是穷究事理的根本；穷究事理，是持守恭敬的效果。这两者大概是互相阐发的。”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办？”孔子说：“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众人，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好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努力。”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季孙氏，名叫肥。庄，是指容貌端庄严肃。用庄重的态度治理百姓，百姓就会对自己恭敬；对父母孝顺，对众人慈爱，百姓就会对自己忠诚；好人被提拔，能力不足的人被教导，百姓就会受到鼓励而乐于行善。【语录说：“庄重只是一个字，上位者能端庄，百姓自然就会尊敬。至于孝慈，则是两件事，孝是用自身行为来表率，慈是用恩德来感结，这样百姓才会对自己忠诚。提拔好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如果好人被提拔，不好的人就被驱逐、诛杀或惩罚，那么百姓就不明白为什么被鼓励。只有提拔好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所以大家都被鼓励。”】○张栻说：“这些都是上位者应当做的事，不是为了想要让百姓恭敬、忠诚、勤勉才去做的。然而如果能这样做，那么百姓的反应大概是不期然而然的。”【辅广说：“圣人的言语和行为，凡是像这样的，都应当用这个说法来类推。即使是《大学》中诚意正心以治国平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哪里会有事先谋取利益、计算功效的心呢？”○叶梦得说：“张氏说这是上位者应当做的事，不是因为想要百姓那样才这样做。想要百姓那样才这样做，就会有时做有时停，一曝十寒，不是感化百姓的真诚。”○我认为这几种做法，都是上位者应当做的，不可以有要求百姓见效的心。一旦有要求见效的心，那么根本的源头就亏损了】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

定公初年，孔子没有做官，所以有人怀疑他不参与政治。【我认为圣人未曾不做官，只是在定公初年，季氏强横僭越，阳虎作乱，圣人退隐而修习《诗》、《书》、《礼》、《乐》，所以知道这是那个时候的事】

孔子说：“《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施于政事。’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叫参与政治呢？”

《尚书·周书·君陈》篇。《尚书》说“孝乎”，是说《尚书》中关于孝的论述是这样的。善于对待兄弟叫友。《尚书》说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广这种心意来治理一家之政。孔子引用它，是说像这样，也就是参与政治，何必一定要居官位才叫参与政治呢？【语录说：推广这种心意来治理一家之政，因为下面有“是亦为政”的话，所以知道不是指国家政事。又说：在我身上体现孝，那么人们都知道孝；在我身上体现悌，那么人们都知道悌，难道不能施行于一家之中吗？】大概孔子不做官，有难以对那人说明的原因，所以借这话来告诉他。总之，至高的道理，也不过如此。【有人问：圣人未曾忘记天下，现在不参与政治，而他的言论如此，难道不是独善其身的私心吗？回答说：圣人未曾不想做官，但也不强求做官。何况定公初年，阳虎掌权，又不是可以做官的时候呢？然而这层意思有难以对那人说明的，所以特意用这话告诉他】

○孔子说：“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輗，音五兮；軏，音月】

大车，是指平地上载重用的车，輗，是车辕前端横木，用来缚住轭以驾牛；小车，是指田猎车、兵车、乘车，軏，是车辕前端向上弯曲钩住衡木以驾马的零件。车没有这两种零件，就不能行走，人如果不讲信用，也是这样。【黄氏说：车比喻事情，輗軏比喻信用。大车小车没有輗軏就不能行走，大事小事没有信用就不能进行。欺骗虚伪不实，别人不信任我，我靠什么行事呢？】

○子张问：“可以预知十代以后的礼制吗？”

陆德明说：“也，一作乎。”【陆德明名元朗，是唐代苏州人】○王者改换姓氏接受天命为一世。【胡氏说：“世有以三十年为一世的，‘必世后仁’就是；有以改换姓氏接受天命为一世的，本章所举就是”

译子张问道：“从这以后十代的礼制，可以预先知道吗？”

译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其中所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经过一百代，其沿袭和变革的情况也是可以预知的。”

马融说：“所沿袭的是三纲、五常，所废除和增加的是文质、三统。【马融，东汉扶风人】我按：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文质是指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质，周朝崇尚文。【《语录》说：‘忠只是浑然诚笃，质便自有文了，只是文采不盛，相比文采而言，这就是质。’○又说：‘忠只是朴实直率地去做，质则逐渐有了形制规范但还未达到文采，文则就在制度上事事增加文采。然而这也是天下的形势自然有这三种，并非圣人想要崇尚忠、崇尚质、崇尚文。夏朝不得不忠，商朝不得不质，周朝不得不文。当时也没有这些名称，后人看出如此，所以命名如此。’○又说：‘质朴则没有文，忠则浑然没有质可言。’】三统是指夏朝以寅月为正，为人统；商朝以丑月为正，为地统；周朝以子月为正，为天统。【《语录》说：‘问：三正的建立为什么不同？’答：‘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大概天运到子时才开始有天，所以叫天正；到丑时才开始有地，所以叫地正；到寅时才开始有人，所以叫人正。’】三纲五常，是礼的大体，三代相继，都沿袭它而不能改变。其所废除和增加的，不过是文章制度小过或不及之间，而其已经形成的迹象，现在都可以看到，那么从今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而称王的，即使经过一百代那么久远，所沿袭和所变革的，也不过如此，难道只是十代而已吗？【《语录》说：‘所沿袭的礼，是上天制定的，万世不可改变；所废除和增加的礼，是人制定的，所以随时变更。’○又说：‘三纲五常，从古至今不可改变。至于变易的时机和其人，虽然不可预知，但其势必变易，是可以预知的。大概有余必损，不及必益，即使经过一百代那么久远也是可以预知的。就像寒极生暖，暖甚生寒，虽然不可预知，但其势必如此是可以预知的。’○又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然不可停止，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圣人出来，也只是在这上面损其有余，益其不足。圣人做得来，自然恰好，不至于有悔恨遗憾之处。三代以下，做得不恰好，定有悔恨遗憾。虽然做得不尽善，也要是损益前人的。虽然是人的谋划，但要是大势不得不如此。但这纲常自然要坏灭不得。’】圣人之所以能预知未来，大概就像……这样，并非像后世谶纬术数之学那样。○胡氏说：‘子张的提问，大概是想要预知未来，而圣人用过去的事情来说明它。从修身到治理天下，不可一日没有礼。天叙、天秩，是人们共同遵循的，是礼的根本。商朝不能改变夏朝，周朝不能改变商朝，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常经。至于制度文为，如果太过就应当减损，如果不足就应当增益。增益或减损，要与时宜之，而所沿袭的不坏，这是古今的通义。由过去推知未来，即使经过一百代那么久远，也不过如此而已。【辅氏说：‘胡氏的说法尤其符合圣人的意思。大概时虽然有古今的差异，而理则是一而已。不说三纲五常，而只说礼与天叙、天秩，大概三纲五常，就是天叙的典、天秩的礼。至于所谓天地常经、古今通义，尤其更发明得所因、所损益的意义分晓。’】

○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是谄媚。”

非其鬼，是指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语录》说：‘比如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山川，大夫祭祀五祀，士庶人祭祀祖先，上级可以兼祭下级，下级不可以兼祭上级。士庶人祭祀五祀，大夫祭祀山川，诸侯祭祀天地，都是所谓的非其鬼。’○问：‘寻常人家所当祭的，只是祖先吗？’答：‘是的。’问：‘土地山川之神，人家所在，不当祭吗？’答：‘山川之神，季氏祭祀它，尚且被认为是僭越，何况士庶人呢？至于土地之神，人家却可以祭祀。礼说：‘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户灶也可以祭祀。’○问：‘士庶人祭祀旁亲远族，也是非其鬼吗？’答：‘是的。又如现在人祭祀什么庙神，都是非其鬼。’问：‘如果旁亲远族不当祭，如果没有后代怎么办？’答：‘如果是无人祭祀，只得为他祭祀。’○永嘉陈氏说：‘今世淫祀，如浮屠老子之类，都属于非鬼的范畴。至于先圣先师，则是所当祭而祭的。’】谄，是求媚。

见到合乎义的事而不去做，是无勇。

知道而不做，是无勇。【胡氏说：义，是事的适宜。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还不能去做，是志不能胜气。所以认为是无勇。】

论语纂疏卷一

<经部,四书类,四书纂疏__论语纂疏》>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纂疏卷二 宋 赵顺孙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