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干第六
人有恶攻其短者，先生曰：“是止者也。人立志前进，必期自全，故乐人指其阙，恐有阙也。人无志不前，自谓已全，不乐人破其全，恶闻其阙也。”
诘士倧曰：“胡氏正名之说，不曾认得书之主脑，告天王、方仙之事，必是孔子作卫贵戚大臣，或婚姻与国，方得。今仲子所问，是卫君待子为政，岂有卫君用夫子，而反废之者。且卫君未用之前，夫子力不能废，既用之后，夫子为臣，辄为君，岂有臣告君之理！则卫名何以正也？”倧不能对。问：“瞆以弑母之人，决不当立；辄已立十二年，不易去；且拒父之人，断不宜君，然则非告天王立郢，卫名终不可正也？”曰：“‘必也正名’，是圣人本领，后人梦不到，子路正谓出公用子，则出公为子之君，夫子虽圣，不应废君，闻‘正名’一语，故怪叹之‘奚其正’！犹言这名如何正的，非何必正名之解。”倧曰：然则夫子必格其非心，而以天理感动出公，使之悔悟谢罪，迎入其父，退就世子之位，名斯正矣。”
曰：“然。”倧曰：“弑母之贼，何可君也？”曰：“道理原是随时处中，就天王而言，则瞆可废，辄则惟知吾父而已；犹南子当诛，瞆则不得而诛也。”
夫子教伯鱼为周南、召南，“为”字不可以读讲混过，若如宋人读讲之学，则人不为二南，何至“一物无所见，一步不能行”？如“正墙面而立”，人即为二南，岂便四通八达乎？为者，歌其诗，奏其乐，则效其义意，率修其事实也。如为关雎于房中，其词韵之温雅，律吕之和平，既足以感一室之和，而学雎鸠之挚而有别，有圣夫必有圣妇，有贤夫必有贤妇，方是“君子好逑”，一忧一乐，皆在德不在色，寤寐反侧，方有著落，琴瑟钟鼓，方有韵致，方能“刑于寡妻”，方是“乐尔妻帑”。否则不能行于妻子，乌能“宜尔室家”耶？为葛覃于宅中，其辞气之谨饬，律度之周详，既足以召一家之瑞，而学其勤俭，则富贵者将谓古人固如是也，何敢逸以侈也？贫贱者必谓国妃且如是也，何敢怠且奢也？而家事理，家积盛矣。学其孝敬，则男有尊，而行不敢自专；女有刑，而严于舅姑，而家法立，家道齐矣。否则“休其蚕织”，其为父子兄弟无法，淫于而家，祸起萧墙矣，乌能“宜其家人”乎？称此以推，二南为之，真是四通八达，不为正是“正墙面而立”。圣门所谓学诗，与“为”
字同。
淫僻之念不作于心，惰逸之态不设于身，暴慢之状不见于行，鄙悖之气不出于口！四者吾志之，而未能一焉。
修辞之功，全在未言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
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甲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如汉举孝廉，而得曹操，人皆以为选举之害。不知大奸如曹，而犹环顾汉鼎而未敢迁，正因来自选举，犹有顾惜名节意。后世文人，全无顾惜矣。
论孟之终，皆历叙帝王道统，正明孔、孟所传是尧、舜、三代之道，恐后世之学，失其真宗，妄乱道统也。后世乃有全废“三事”“三物”之道，专以心头之静敬，纸上之浮文，冒认道统，尸祝孔、孟之侧者，可异也哉！
遇人能不言，言时能徐发，则口过远矣。
萧治台言，其叔时怨子弟，子弟默然受；言终，子弟辨无过，辄自认误。先生曰：“ 君子也。人己兼照，平恕以施者，圣人也；施不无偏，忤物还自返者，君子也。”
士倧问：“气、数流转乱，天虽欲治，不能也；气、数流转治，天虽欲乱，不能也。
”曰：“子以气、数与天岐而二之，不知天矣。理、气皆天也。但三代前理、气厚，气、数流转之中，尝生维挽之人，而裁成辅相之；三代后理、气薄，气、数流转之中，但生随气升降之人，而参赞维挽不复见矣。气、数者，无作用之天也；圣贤者，有作用之气、数也。气、数无作用，故赖乎圣贤；圣贤亦气、数，故不离乎气、数。”曰：“善人而贫贱夭，不善而
译有人厌恶攻击自己短处的人，先生说：“这是止步不前的人。人立志前进，必定期望自我完善，所以乐于别人指出他的缺失，担心自己有缺失。人没有志向而不前进，自认为已经完美，不乐于别人破坏他的完美，厌恶听到自己的缺失。”
诘问士倧说：“胡氏关于正名的学说，没有认清书本的主旨。告知天王、方仙的事情，必定是孔子作为卫国贵戚大臣，或者与卫国通婚，才能做到。现在仲子所问的，是卫君等待您执政，哪有卫君任用夫子，反而废黜他的道理。况且在卫君任用之前，夫子无力废黜他；既已任用之后，夫子作为臣子，辄作为国君，哪有臣子告知国君的道理！那么卫国的名分如何能正呢？”士倧不能回答。又问：“蒯聩是弑母的人，决不应该立为国君；辄已经立了十二年，不容易废去；况且抗拒父亲的人，断然不适宜做国君，那么如果不告知天王立郢为国君，卫国的名分终究不能正吗？”士倧说：“‘必也正名’，是圣人的本领，后人做梦也想不到，子路正是认为如果出公任用您，那么出公就是您的国君，夫子虽然圣明，不应该废黜国君，听到‘正名’这句话，所以奇怪地感叹‘怎么正呢’！意思是说这名分怎么正，并不是‘必须正名’的解释。”士倧说：“那么夫子必定纠正他的邪念，用天理感动出公，使他悔悟谢罪，迎接他的父亲回国，自己退居世子的位置，名分就正了。”
先生说：“对。”士倧说：“弑母的贼人，怎么能做国君呢？”先生说：“道理本来是随时处于中道，就天王而言，那么蒯聩可以废黜，辄只知道我的父亲罢了；就像南子应当诛杀，蒯聩却不能诛杀一样。”
夫子教导伯鱼学习《周南》、《召南》，“为”字不可以用诵读讲解混过去，如果像宋人那样诵读讲解的学问，那么人不学习二南，怎么会“一事无见，一步不能行”？如“正墙面而立”，人如果学习二南，难道就能四通八达吗？“为”的意思是，吟唱它的诗歌，演奏它的音乐，那么效法它的义理意旨，遵循实行它的事实。比如在房中吟唱《关雎》，它的词韵温雅，律吕和平，既足以感化一室的和谐，而学习雎鸠的挚爱而有别，有圣明的丈夫必定有圣明的妻子，有贤能的丈夫必定有贤能的妻子，这才是“君子好逑”，一忧一乐，都在德行而不在美色，寤寐反侧，才有依托，琴瑟钟鼓，才有韵味，才能“刑于寡妻”，才是“乐尔妻帑”。否则不能施行于妻子，怎么能“宜尔室家”呢？在宅中吟唱《葛覃》，它的辞气谨饬，律度周详，既足以招致一家的祥瑞，而学习它的勤俭，那么富贵的人将认为古人本来就是这样，怎么敢安逸奢侈呢？贫贱的人必定认为国妃尚且这样，怎么敢懈怠奢侈呢？而家事治理，家业兴盛了。学习它的孝敬，那么男子有尊长，行为不敢擅自专断；女子有法度，对公婆严厉，而家法建立，家道整齐了。否则“休其蚕织”，作为父子兄弟没有法度，淫乱于家中，祸起萧墙了，怎么能“宜其家人”呢？以此类推，二南如果这样去“为”，真是四通八达，不这样去“为”正是“正墙面而立”。圣门所说的学诗，与“为”字相同。
淫邪偏颇的念头不在心中产生，懒惰安逸的姿态不在身上表现，暴虐傲慢的样子不在行为中显现，鄙陋悖逆的气息不从口中说出！这四点我立志做到，却未能做到其中一点。
修辞的功夫，全在未说话之前，只要在开口前先思考一下，就得力了。
选举即使不能没有弊端，而所选取的是有用的人才；科甲即使让它没有弊端，而所得到的多是无用的人。比如汉代举荐孝廉，而得到了曹操，人们都认为是选举的害处。不知道大奸如曹操，还环顾汉室鼎器而不敢篡位，正是因为他来自选举，还存有顾惜名节的意思。后世的文人，完全没有顾惜名节了。
《论语》《孟子》的结尾，都历叙帝王道统，正说明孔、孟所传的是尧、舜、三代的道，恐怕后世的学问，失去真正的宗旨，妄乱道统。后世竟然有完全废弃“三事”“三物”之道，专门以心头的静敬，纸上的浮文，冒认道统，在孔、孟旁边尸位素餐的，真是奇怪啊！
遇到人能不轻易说话，说话时能缓慢发出，那么口过就远离了。
萧治台说，他的叔父当时怨恨子弟，子弟默默承受；话说完，子弟辩白没有过错，叔父就自己承认错误。先生说：“这是君子。对人对自己都能兼顾，公平宽恕地施行的，是圣人；施行不无偏颇，违逆事物还能自我反省的，是君子。”
士倧问：“气、数流转混乱，天虽然想要治理，也不能；气、数流转治理，天虽然想要混乱，也不能。”
先生说：“你把气、数与天分为两样，不知道天了。理、气都是天。只是三代以前理、气厚，气、数流转之中，常常产生维系挽救的人，而裁成辅相；三代以后理、气薄，气、数流转之中，只产生随气升降的人，而参赞维挽不再出现了。气、数，是没有作用的天；圣贤，是有作用的气、数。气、数没有作用，所以依赖圣贤；圣贤也是气、数，所以不离开气、数。”士倧说：“善人却贫贱夭折，不善的人却……”
富贵寿，何也？”曰：“此气、数之不齐也。如孔子之贫贱，颜子之夭折，椒山之见杀，皆气、数不齐处。故曰气、数者无作用之天也。”曰：“天若无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何也？”曰：“吾心作善念，吾身作善事，则一身之气理皆善，善与善召，而气、数之善气皆来集，此‘降百祥’之说也。吾心作不善念，吾身作不善事，则一身之气理皆不善，恶与恶召，而气、数之恶气皆来集，此‘降百殃’之说也。‘水流湿，火就燥’，惟达易者知之，此位、育所以本于‘慎独’也。故曰圣贤者有作用之气、数也。”
译“富贵与长寿，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是气运和定数不均匀造成的。比如孔子的贫贱，颜回的早逝，杨继盛的被杀，都是气运和定数不均匀的地方。所以说，气运和定数是无所作为的天。”问：“如果天没有知觉，那么做善事就降下吉祥，做恶事就降下灾祸，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我的心产生善念，我的身体做善事，那么我全身的气和理都是善的，善与善相互感召，气运和定数中的善气都来聚集，这就是‘降下各种吉祥’的说法。我的心产生恶念，我的身体做恶事，那么我全身的气和理都是恶的，恶与恶相互感召，气运和定数中的恶气都来聚集，这就是‘降下各种灾祸’的说法。‘水往湿处流，火往干处烧’，只有通晓《易经》的人知道这个道理，这就是‘安顿万物、养育万物’之所以根本在于‘慎独’的原因。所以说，圣贤是有作为的气运和定数。”
坟祭，设宴会，先生为酒史。奉祖训于上，族长率男排班。先生西向立，赞排班。班齐，再拜。乃高声读讲宴戒、宴法毕，公揖。先生乃降，亦拜祖训，归班。族长同行一揖，告坐，就北筵，坐。次行率众一揖告坐，次行同行一揖，就东筵。三行率众一揖，又同行一揖，就西筵。四行、五行仪同。辨主寿族长，佐辨者寿各筵长，皆酬，后乃旅酬。哗席者酒史唱某亲醉，退去。宴毕，公揖而退。是为馂宴仪注。
谓陈端伯曰：“作诗者皆仿李、杜，作史者皆仿班、马，作文者皆仿韩、欧，作人者偏不仿孔、孟，是可异也。仆亦为诗，不李、杜，无憾也，即以为颜某诗也可；仆亦为史，不班、马，无憾也，即以为颜某史也可；仆亦为文，不韩、欧，无憾也，即以为颜某文也可；惟至于为人，不敢不仿孔、孟也，以为舍孔、孟无以为人。”
古之人惟“三达德”、“五达道”，此外更无道德。一身智、仁、勇，足以整理一家，是谓“修齐”；一家智、仁、勇，足以型式一国，是谓“齐、治”；一国智、仁、勇，足以镇抚四海，是谓“明明德于天下”。兔罝、六月，想见一斑。“五达道”即“三达德”之设施处。今合数代而未见达德兼备之人，千里而未见达道备举之一家，可谓学衰道丧。而方且汉人以传经为道，晋人以清谈为道，宋人以注解顿悟为道，释氏以空寂洞照万象为道，老氏以奸退仙脱为道；而历代通弊，以混同不辨，仿佛乡原为德，真韩氏所谓“道其所道”，
“德其所德”，而古人之道德亡矣。
谓诸生曰：“制欲为吾儒第一功夫，明伦为吾儒第一关节，而欲之当制者莫甚于色，伦之当明者莫切于夫妇。近世师弟，以此理为羞惭而不言，殊失圣贤教人之旨。且世俗但知妇女之污为失身，为辱父母，而不知男子或污，其失身辱亲一也。尔等渐去童年，得无有情欲渐开，外物易引者乎？此处最宜著紧。立为人根基，其道自不邪视、不妄思始。但保此身，便为人，便可贤可圣；一失此身，便为鬼，便可禽可兽，小子戒之！”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五臣，举人之万有不同，皆统括矣。昔蠡有徐姓，痴而哑，甚慈其子，吾以为尧、舜之一端也。傥能充此，何不可为？盖痴人亦禀元、亨、利、贞之理，而成仁、义、礼、知之性，犹吾言尧、舜事业，不惟其臣各事其一，但作知县，不愧为唐、虞一邑；作吏胥，不愧为唐、虞一职，亦便是尧、舜事业也。只孟子善言学，徐行后长，便是尧、舜，如在父兄前和顺，不反口，便是尧、舜。今教痴人徐行漫语，彼岂不能？不能者，须是禽兽、木石、水草。
冠所以重元首，故周冕华而不为靡。吾侪岂必作帝王，乃行夫子“为邦”之训乎！如每正月振起自新，调气和平，是即行建寅之时矣；凡所御器物，皆取朴素浑坚，而等威有辨，是即“乘殷之辂”矣；凡冠必端正整齐，洁秀文雅，是即“服周之冕”矣；凡歌吟必正，
“乐而不淫”，是即舞舜之韶矣。
作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更快；为德见报佳，为德而不见报更佳。
刚峰第七
刚峰集言：“为学在诚正，不先格致。”先生云：“此只由不解‘格物’二字也。不知圣人之言，证以圣人之行；不见圣人之行，证以圣人之言，此‘格’字乃‘手格猛兽’之格，‘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即孔门‘六艺’之学是也。且如讲究礼乐，虽十分透彻，若不身为周旋，手为吹击，终是不知。故曰‘致知在格物’。”
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人之共学，印证诗书，规劝功过，尽有无穷道德，不如大家共学一道之为真也。
不暴己之长，不形人之短，不扬生人之过，不发死人之私，君子人欤！
理念胜则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无不在目，则天地物我总是一般；欲念胜则心昏惑，心昏惑，眼前一物不见，不惟天地
译在坟前祭祀，摆设宴席，先生担任酒史。将祖训供奉在上方，族长率领男性成员排班。先生面向西站立，赞导排班。班序整齐后，众人再拜。于是高声宣读宴戒、宴法完毕，大家作揖。先生于是走下台阶，也向祖训行拜礼，回到班列。族长与同辈行一揖，宣告就座，于是坐到北面的宴席上。次行率领众人行一揖宣告就座，次行与同辈行一揖，坐到东面的宴席上。三行率领众人行一揖，又与同辈行一揖，坐到西面的宴席上。四行、五行的礼仪相同。辨别出主寿的族长，协助辨别出佐寿的各席主人，都互相敬酒，之后才进行旅酬。喧哗宴席的人，酒史唱道某位亲戚醉了，便退下离去。宴席结束，大家作揖后退出。这就是馂宴的仪注。
对陈端伯说：“写诗的人都模仿李白、杜甫，写史的人都模仿班固、司马迁，写文章的人都模仿韩愈、欧阳修，唯独做人却不模仿孔子、孟子，这真是奇怪。我也写诗，不模仿李白、杜甫，也没有遗憾，即使被认为是颜某的诗也可以；我也写史，不模仿班固、司马迁，也没有遗憾，即使被认为是颜某的史也可以；我也写文章，不模仿韩愈、欧阳修，也没有遗憾，即使被认为是颜某的文章也可以；唯独至于做人，不敢不模仿孔子、孟子，因为我认为除了孔子、孟子，就没有做人的榜样了。”
古人只有“三达德”、“五达道”，此外更没有别的道德。一个人具备智、仁、勇，足以治理一家，这就叫做“修身齐家”；一家具备智、仁、勇，足以成为一国的典范，这就叫做“齐家治国”；一国具备智、仁、勇，足以镇抚四海，这就叫做“明明德于天下”。从《兔罝》、《六月》等诗篇中，可以想见其大概。“五达道”就是“三达德”施行的地方。如今合数代来看，没有见到兼具达德的人，千里之内，没有见到达道完备的一家，可以说学术衰微、道德沦丧。而当时汉朝人把传经当作道，晋朝人把清谈当作道，宋朝人把注解顿悟当作道，佛教把空寂洞照万象当作道，道教把奸诈退隐、成仙解脱当作道；而历代的通病，是把混淆不清当作道，把似是而非、乡愿当作德，真是韩愈所说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而古人的道德就灭亡了。
对各位学生说：“克制欲望是我们儒者第一功夫，明辨人伦是我们儒者第一关键，而应当克制的欲望没有比色欲更严重的，应当明辨的人伦没有比夫妇关系更迫切的。近世的老师学生，把这个道理当作羞耻而不谈论，特别失去了圣贤教人的宗旨。而且世俗只知道妇女被玷污是失身，是辱没父母，却不知道男子如果被玷污，其失身辱亲是一样的。你们渐渐离开童年，难道没有情欲渐渐开启，外物容易引诱的情况吗？这里最应该抓紧。确立做人的根基，其道自然从不正视、不妄思开始。只要保住这个身体，就能做人，就可以成为贤人圣人；一旦失去这个身体，就成为鬼，就可以成为禽兽，小子们要警惕！”
“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五臣，举人的万千不同，都统括在其中了。从前蠡县有个姓徐的人，痴傻而哑巴，非常慈爱他的儿子，我认为这是尧、舜的一个方面。如果能够扩充这个方面，有什么不可以呢？大概痴傻的人也禀受了元、亨、利、贞的道理，而形成了仁、义、礼、智的本性，就像我说尧、舜的事业，不只是他们的臣子各事其一，即使只做知县，不愧为唐、虞的一邑；做吏胥，不愧为唐、虞的一职，也就是尧、舜的事业了。只是孟子善于谈论学问，徐行后长，就是尧、舜，如果在父兄面前和顺，不顶嘴，就是尧、舜。现在教痴傻的人徐行慢语，他难道不能吗？不能的，必须是禽兽、木石、水草。
冠冕之所以重视头部，所以周代的冕华丽而不奢靡。我们难道一定要做帝王，才实行夫子“为邦”的训诫吗！如果每个正月振作自新，调气和平，这就是实行建寅之时了；凡是所使用的器物，都取朴素浑厚坚固，而等级威严有区别，这就是“乘殷之辂”了；凡是冠冕必须端正整齐，洁净秀美文雅，这就是“服周之冕”了；凡是歌吟必须端正，“乐而不淫”，这就是舞舜之韶了。
做事有功快，有功而不居功更快；为德见报佳，为德而不见报更佳。
刚峰第七
刚峰集言：“为学在诚正，不先格致。”先生说：“这只是因为不理解‘格物’二字。不知道圣人的言语，用圣人的行为来验证；不见圣人的行为，用圣人的言语来验证，这个‘格’字是‘手格猛兽’的格，‘格物’是说亲手实际做那件事，就是孔门‘六艺’的学问。比如讲究礼乐，虽然十分透彻，如果不亲身周旋，亲手吹击，终究是不知。所以说‘致知在格物’。”
人做学问，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实行一个道理来得实在；人共同做学问，印证诗书，规劝功过，尽有无穷道德，不如大家共同学习一道来得真实。
不炫耀自己的长处，不显露别人的短处，不宣扬活人的过错，不揭发死人的隐私，这是君子吗！
理念胜则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无不在目，则天地物我总是一般；欲念胜则心昏惑，心昏惑，眼前一物不见，不惟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