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二
当时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养深远，烛理甚明，混迹同尘，知之者鲜。行年八十，志气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向意儒学，日新圣德，延礼此老，置之经筵，朝夕咨访，裨补必多。至如裁决危疑，经理世务，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 无论其他，只“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一语，非大贤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纯粹与否，宏深与否，非仆所知。然朱子则已讥其入于禅矣，禅则必不能纯粹宏深，纯粹宏深则必不禅也。至混迹同尘气象，五经、论、孟中未之见。非孟子所谓同流合污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诸语，恐或皆孟子所状乡原光景也。
译当时的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没有不尊重并信任他的。”又说：“先生修养深厚，洞察事理非常明晰，混同世俗，了解他的人很少。年纪八十，志气没有衰退，精力连年轻人恐怕都赶不上。朝廷正致力于儒学，日日更新圣德，延请礼遇这位老人，让他担任经筵官，早晚咨询访问，对朝廷的裨益补充一定很多。至于裁决危急疑难，处理世务，就像烛光照物、计数计算和龟甲占卜一样清晰明确！”
无论其他，仅“内心积累纯粹而宏大深远”这一句话，不是大贤以上的人能做到吗？其中是否真的纯粹、宏大深远，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然而朱熹已经讥讽他堕入禅宗了，既已入禅，就一定不能纯粹宏大深远；若纯粹宏大深远，就一定不会入禅。至于混同世俗的气象，在五经、《论语》、《孟子》中未曾见过。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同流合污吗？顺着这种格局去推想，所谓夷旷、简易、平淡、和乐、可亲等词语，恐怕都是孟子所描绘的乡原（伪善者）的景象吧。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尝观孔子殁，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惓恋无以加矣；余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迄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殁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 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 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著
译陈氏渊说：“伊川先生从涪州归来，看到门人弟子凋零衰落，大多信奉佛教，只有龟山先生和杨时（谢丈）没有改变。于是感叹道：‘求学的人都流向了异端邪说！只有杨、谢两位君子在不断进步。’”
我曾观察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如同失去了父母，悲痛哀伤到了极点；又为他们备办礼仪、营建墓穴，送终之礼也到了极致；又都在墓旁结庐守孝三年，眷恋之情无以复加；剩余的情感又体现在不忍与同门师友分离，相对痛哭都失声哽咽。他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如此深厚，道义如此重大，大概就是这样。直到后来宋代程、朱两派，以师生关系著称于天地之间，不仅自认为真正继承了孔子的道统，即使当时的门人也认为他们是当今的孔子，后世景仰他们，也认为差不多是孔门那样的师生关系了。然而他们去世时，不过是一次祭祀、一篇赞词，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对此心存疑惑已久，也认为他们生前荣耀、死后哀悼的情形一定另有记载，只是自己见识浅陋没有看到罢了。万万没想到伊川先生在世时，门人弟子就已经如此辜负他了！与涪州分别才多少日子，就突然门人凋零，相继跟随佛教去了！又谁知道那些被称为杨、谢不变的人，最终也流向了禅宗呢！那么真正继承程子道统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因为二程失去了古代圣人教人的成法，空谈相结不如实学相交那样深厚吗？或者程门弟子跟随佛教，也可能是他们的老师向来所施行的教化离佛教不远吧。程子批驳佛教的话说：“极其接近道理而大大扰乱真理。”我认为不是佛教接近道理，而是程子的道理接近佛教。试看佛教创立教义，与我们儒家的道理，遥远得像天与渊，分明得像黑与白，相反得像冰与炭，它们不相望，就像去燕国和去越国方向相反，哪里说得上极其接近道理呢！孟子说：“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要反思自己的智慧。”伊川在这里只是感叹学者流向异端，却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孔子的教化，也缺乏自我反省。
问：“龟山晚年出仕，这是不可理解的。他受召是因为蔡京，但在朝廷上也没有大的建树。”朱子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可以追究当时没有大的建树。但如果自己身处当时，不知道当时应当建树的是什么事情。”有人说：“不过是选择将相最为紧急。”朱子说：“也只好说选择将相确实是紧急的，然而不知道当时有什么人可以做。当时将领只说种师道，宰相只说李纲，然而本来都已经任用过了。况且自己说出来，他们也不一定听从，根据当时的事势也没有可为之处，不知道有大圣贤之才的人怎么样罢了。”
当时被称为大儒如龟山的人，既然自己没有将相之才，又没有保举人才。后世追论，也没有可信的人，不过是种、李两位公罢了。那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棺木尚新，他们所培养的人才都在哪里呢？世上有只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能做将相的圣贤吗！
有人说“选择将相最为紧急”，为什么不直接说“当时龟山就是好的将相，可惜没有被信用”，而只说“也只好说选择将相”，大概身份地位也有所不容许诬蔑吧。唉！儒者不能为将，不能为相，只会选择将相，将相都让什么人做呢？最后又说“当时事势也没有可为之处，不知道有大圣贤之才的人怎么样罢了”。这是明确将经世济时之事让给圣贤去做，还能称之为道学吗？至于李公称字，种公直呼其名，这是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的地方。这种遗风直到今天，士大夫羞于与武夫并列，秀才带着弓箭出门，乡人都感到惊讶，甚至子弟骑马射箭武装起来，父兄便认为他们不成材。这样下去不回头，四海溃败软弱，什么时候才有尽头呢？难道没有看到孔门无事的时候，弓矢、剑佩不离身，武舞干戚不离学校吗！孔子身为司寇，堕毁三都，会盟夹谷，无不崇尚武事。子路在卫国作战，冉有、樊迟在齐国作战，其余各位贤人的气象都可以想象得到。学问丧失，道义晦暗，到了这种地步太严重了！孔门的实学，也可以恢复了！
问：“龟山当时为什么出来做官？”回答说：“龟山做人也苟且，这时难免为了俸禄做官，所以随便就接受了”等等。问：“有人怀疑龟山对世道没有补益，徒然纷纷扰扰，或者认为大贤的出处不可以这样议论，怎么样？”回答说：“龟山这次出行固然有毛病，但是后人又何曾梦想到他的地位呢！只有胡文定用柳下惠‘拉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来比喻他，极好。”
我曾经说宋儒是理学的时文。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难免为了俸禄做官，所以随便就接受了”，这三句话把杨氏压制在乡党自好者以下了。后面有人说“大贤的出处不可议论”，又引用胡氏的话把他比作柳下惠，并且说“极好”；又怎么突然把他推崇为圣人呢？大概讲学的先生只喜欢说体面的话，不像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都有定见。龟山接受征召，就像燕雀处在堂屋，完全看不到汴京灭亡，徽、钦二帝被俘；直到梁折栋焚之后才知道金人入侵宋朝。朱子评论龟山，就像戏局断案，也不管圣贤的成法，只是随口褒贬。驳倒龟山以伸张我的见识，可以；救出龟山以保全讲学的体面，也可以。
上蔡为人英明果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每天有课程。他所著的
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译《论语》中记载的门人遗留的言语，流传于世。若要推崇上蔡先生，便说他的“克己复礼，每日都有功课”。后文又要说程门众人见解都不亲切的原因，又说这是“没有头绪也没有结尾，不曾尽心”，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此处实在令人疑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著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著家礼一书，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
译上蔡先生直接指出，穷究事理与保持恭敬是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这最符合明道先生教导人的纲领。朱子称赞“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我却认为这“穷理居敬”四个字，正是各位先生自我欺骗、自我误入歧途的原因。为什么呢？“穷理居敬”这四个字，从文字上看非常美好，但用实际来考察，却把读书当作穷究事理的功夫，把恍惚间体会到的道体当作穷究事理的精髓，把讲解和著述当作穷究事理的事业；把端坐静思当作保持恭敬的仪容，把专一不旁骛当作保持恭敬的功夫，把舒缓安详庄重当作保持恭敬的作用。看世间那些醉生梦死、奔波忙碌放荡不羁的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大儒的气象了；但如果对照孔子的门徒，那么读书只是获取知识中的一件事。而且书也不是仅仅诵读完毕就算了的，说要“学习《周南》《召南》”，说要“学诗”、“学礼”，说要“学《易》”、“践行礼制”，这是读了就立刻去实行的。说要“广泛地学习文献”，大概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等在天地间显著存在的，都是文献，都是应当学习的。说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大概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宗庙祭祀、朝会盟会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没有不有礼节的，没有不是约束我的。凡是事理必须追求精熟到极致，这才叫“穷理”；凡是事情必须追求谨慎周全，这才叫“居敬”。上蔡先生虽然贤能，恐怕他没有掌握这个纲领。不然，哪有“居敬穷理”的人却流入禅宗的呢！
明道先生认为上蔡先生诵读记忆过多是玩物丧志，大概是说他的心意不在理会道理，只是以夸耀博学、竞相奢靡为能事。如果明道先生看史书不差一字，那么意思自然不同。这正是为了自己修身和为了他人表现的区别。谢良佐记问非常广博，明道先生对他说：“你却记得这么多，可以说是玩物丧志了。”良佐身上出汗，脸都红了。明道先生说：“这就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子教学还不依赖书本。我翻阅到这里，肃然起敬，认为这正是明道先生优于伊川先生、朱熹先生的地方，而且也不曾不喜爱谢公的志向。假如朱子读了这段记载也为此汗流浃背、面红耳赤就好了；他却曲意解说，说谢良佐是夸耀博学、竞相奢靡，不在理会道理，又引用程子看史书的事来证明，总是不想贬低记诵这一条路，恐怕对自己读尽天下书的志向有妨碍。不知道道理并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图记忆许多以求理会道理，就会丧失志向，不能把程子看史书一字不差的事混为一谈。
有人问：“上蔡先生说横渠先生以礼教人，他的门徒后来境界低，只沉溺于刑名、度数之间，实行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见解，该怎么办？”回答说：“看上蔡先生说得偏颇了，这都看不透礼的大体，所以容易偏颇。如上蔡先生批评横渠先生的不对，认为想要端正仪容、谨守节度，这是自我修养，怎么能废弃这个呢！如果专门去理会刑名、度数固然不对，但完全废弃这个也不行。”
宋代儒者除了胡子之外，只有横渠先生立志实行井田制，以礼教人，才符合孔孟的正统。谢氏偏要把它说坏，讥讽“他的门徒后来境界低，沉溺于刑名、度数”，认为这是横渠先生以礼教人的流弊。那么教人就不应当以礼吗？谢氏流入禅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二程平时教导杨时、谢良佐等人的情况，从这里也可以想见了。玩味“实行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见解”这句话，横渠先生的教法真令人钦佩啊。“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不可以让他们知道”，“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整顿他们”，这是圣贤百世不变的成法。即使是周公、孔子，也只能让人实行，不能让人有所见解；火候未到，即使强行让人有所见解，也没有用。孟子说：“实行它却不显著，习惯了却不察觉，终身遵循却不知道道理的人，是多数。”这固然感叹知道道理的人少，而我正是在这里佩服周公、孔子的恩泽深远。颁布三重教化来教导人，使天下世世代代遵守它，后世有像孟子那样的贤人得以通过实行、学习而显著察觉，即使是愚笨不肖的人也在我们的道中一起实行、学习，正符合《中庸》所说的“实行它而成为天下的法则”，历经八百年仍然存在，几百年来没有衰败。这是周公、孔子的“下梢头”原本就是这样低，而他们的“上梢头”也没有高。制定礼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的心意，即使是亲近贤能的召公也不能完全知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服习遍三千弟子，而“一贯”的奥秘，即使是聪颖的端木赐也没有听说过。跟随了半生，还以“多学而识”来认识夫子，那么在未闻性道之前，端木赐与三千弟子难道不以文礼为道吗？那么横渠先生的门徒，即使都认定刑名、度数为道，有什么妨害呢！朱子既然看到谢氏的偏颇而知道横渠先生是对的，就应当考古稽今，与门徒讲解并练习，让人按照节文，家家实行典礼，这才是他应该做的。为什么尽力诵读著述，虚度岁月！等到老了喜好礼，又只想著一部《家礼》，多次修改才完成，后来又多自己嫌不妥当，没来得及改正就去世了，他的门徒杨氏固然曾经代为遗憾。考察实际情况，及门诸公不知道是否效法，而朱子家中的祠堂丧礼已经多有实行不当，失去周公、孔子遗意的地方了。难道不是言易行难吗！
尹彦明见到伊川先生后，过了半年才得到《大学》、《西铭》来看。这个意思
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译好，但也有弊端。大概是要先涵养他的气质，涤除那些许多不好的念头，就像《学记》所说的“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的意思。这种想法固然好，但确实有弊端。因为天下有多少书，如果半年间都不让他看一个字，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天下那么多书呢？所以彦明最终后来的功夫反而少了。伊川虽然失去了孔子教学成法，还知道不能立刻对人讲高深的道理，还知道不能完全依靠书本，所以推迟半年才给门人看《大学》和《西铭》。到了朱子，则一定想要人读天下那么多书，这是把道完全看在了书上，把学问完全看在了阅读上，他的教学之法又不如伊川了。我认为《大学》可以立即给他看，至于《西铭》，即使是天资聪敏的人，再推迟几年给他看，也不算晚。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 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 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 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
译和靖在涪州被召见时，祭祀伊川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不背离老师是有过的，但对世道有益则未必。”因此他说：“学者仅仅能守住我的言语，就已经不容易了；稍后却又自行转移改变了。”
我阅读《甲申殉难录》，读到“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时，没有不凄然流泪的！等到阅览和靖祭祀伊川时所说的“不背离老师是有过的，但对世道有益则未必”这两句话，又不禁放下书卷长叹，为百姓感到悲伤惶惑很久！周文王、孔子用六艺教导人，记载在经传中，子罕言仁、命，不谈论神，关于性与道的道理不可得闻，孔子说“我想无言”，以及“博文约礼”等话语，出自孔子之言及各位贤人所记载的，昭然可考，而宋儒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专门致力于讲读，阐发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明看到他的门徒都流入禅学而不醒悟，和靖自觉对世道无益而不醒悟，甚至想找一个能守住言语的人都不可得，其弊端不是非常明显吗！至于朱子追述此事，似乎对和靖有遗憾，但也并不醒悟。那么，我们的道不能施行，难道不是气数使之如此吗！
问：“伊川的门徒如此众多，后来更没有一个人见得亲切。有人说游定夫、杨龟山也不久亲近受教。”回答说：“这也是这些人无头无尾，不曾在上面尽心，也各自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彻。比如邵康节从头到尾，竭尽终身的力量而后得到，虽然不能没有偏颇，但就他的道理而言，所谓成就而安定了。比如周茂叔先生资质禀赋本来就较高，他也去仕宦，只是他的学问，自是一开始就直接到达，所以有成就。我看，这道理如果不是拼死尽命去理会，终究不能理解。”
伊川门徒很多，后来更没有一个人见得亲切，不是因为伊川所教导的人所学都失去了孔子的实学之故吗！朱子却说“是这些人无头无尾，不曾在上面尽心”，试看游、杨、谢、尹各位，果真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的人吗？又说“各自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彻；康节竭尽终身的力量而后有得；茂叔也去仕宦，只是他资质禀赋高，一开始就直接到达”；那么，难道一定要人不仕宦，不做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才可以得道吗？
谢氏文集，很有好处，他的文字极其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满雄壮。上蔡虽然有过头的地方，也自是说得透彻。龟山的文字却怯弱，似乎是天生容易领会。游、杨、谢各位当时已经与其老师不相似，却像别的一家。谢氏阐发得较为精彩，但多不稳妥。和靖的话语却实在，但意蕴短浅，不像谢氏那样发扬光大。龟山的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他的文章大体照顾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却又全都反了，因为他只依傍语句去，都不透彻。龟山年高，谢氏四十七岁，他的文字大纲立得住脚，多有处说得好又切中，若有长寿，必然进步。游定夫的学问无人传承，没有语录。
怎么只议论人的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不是失去了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所以没有实事可以称举吗？现在有人议论各位先生专门在文字言语上用功，或者说只在言语文字上论人品，必定会群起喧哗说，“那些大儒，不止是这样。”但考察其实却竟然如此！比较欧阳修、苏轼各位，只是多了讲论性道的话语，内地静敬的功夫罢了。试想三代以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者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这种口吻比例吗？唉！恐怕不止冰玉相悬那样差距大了！
上蔡的学问，初看觉得无碍，很喜欢他。后来细看，终究不离禅的见解。
我对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是这样。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然见了伊川，然而这种念头熟了，不觉时常发出来。游定夫尤其严重，罗仲素时常也有这种意思。
圣人教导人六艺，正是使他们习熟天理。不然，虽然谆谆教导无限道理，到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的念头。
一天，议论伊川门徒，说“多流入释、老”。陈文蔚说：“只是游定夫如此，恐怕龟山辈不如此。”回答说：“只看《论语序》便可见。”
朱子议论游、杨流入释、老之处不知所指，但既然废弃了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那么他们所谓不入释、老的又果真是指什么！我曾议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是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那么他们所谓的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罢了。现在看朱门师弟一生致力于文字光景，恐怕不免被游、杨所不屑吧。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最后都流入禅学去。必定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〇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我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
”，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著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译“这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是静敬吗？程门弟子本来就已经努力实践了。难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吗？朱子已经说过填补这些很难，暂且不去做了。难道是日常的德行和言语吗？恐怕礼、乐、射、御、书、数这些用来尽尽子、臣、弟、友职责的东西既然都不做了，那还有什么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呢？考察他与门人每日每月所做的事，就只有训解经传，纂修书史，生死都以此为准。他所谓的‘下面著实功夫’，未必是孔子所说的‘下学’吧。”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 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著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 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 元祐、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 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
译韩愈曾说：“孔子的道，宏大而广博，门下的弟子不能全面观察并完全认识，所以学习它而各自得到与自己本性相近的部分。”这种说法很好。看来人的资质是确定的，他做学问也只是在自己资质所崇尚的地方增添一些小小的优点罢了。所以做学问的人贵在广泛听取意见并全面观察，寻求一个恰当的地方，不贵在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现在看孔子门下的各位弟子，除了颜回、曾参之外，其他人的言论都有毛病。
平时讲学主张变化气质，这里却说，“他做学问也只是在资质所崇尚的地方增添一些小小的优点罢了。”大概各位先生认为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这里要说各位贤人各自得到与自己本性相近的部分，所以说“气质已经确定，只增添一些小小的优点”。况且下面说“做学问贵在广泛听取意见并全面观察，寻求一个恰当的地方”，如果有这种妙法，而各位贤人只是固执己见去寻求，固然令人遗憾；然而我们的孔子也不为他们指点一下，为什么朱先生如此大智而圣门师徒如此大愚呢？那么朱子所见的道与所做的学问、所推行的教化，与圣门是另一回事，这就很明显了！至于寻求各位贤人的短处，又为什么不切实体验各位贤人的造诣如何，我们与他们相比如何，只是议论他们的言论有毛病没有毛病呢？我认为不仅七十子的品格造诣不可轻易议论，即使是两千九百多人，既然经过圣人的陶冶，也不容易说。自从战国时期纵横家议论纷纷之后，加上秦人的焚书坑儒，汉儒的训诂，魏晋的清谈，历代的佛老，宋元的讲读，而七十子的身份地位长久不明于世了。我曾经说孔子如同太阳当空，不仅使众多星星不显其光，即使明月五星也不出色，如果是在下旬的夜晚，一颗行星明亮照耀，四方国家仰望它如同太阳一样。所以孔子去世后，大家推崇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崇卜子夏为圣人。当时七十子精通六艺，日日达到仁的境界，倘若有一人出现在后世，都足以倡导一代学术，使人仰望为圣人，不是周敦颐、程颢、程颐以下各位先生可以比拟的。近法干王子说：“后儒稍微有不纯的地方，议论宗庙典礼的人动不动就说要黜退。圣门如冉求的聚敛，宰予的短丧，怎么可以配享祭祀？”我说：“贤弟没有思考啊。冉有固然有亏欠的地方，他的学问却很实在。就像这个案子即使缺了一角，仍然是有用的巨大器物，怎么可以舍弃呢！所以圣门一人推崇政事，一人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空谈标榜，书本上看起来完全。”王子说：“对。”
延平李氏说：“罗先生本性明达而修养，行为完美而纯洁；充实以广大，体现以仁恕；精深微妙，大多达到极致。汉唐诸儒没有近似的人。”
又是一个圣人！宋代本来有很多圣人吗？
陈氏协说：“先生可以说是有德有言的隐君子了！李公侗传承他的学问。公去世后，既没有子孙，他的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开始搜访，得到公所著的《遵尧录》八卷，进献给朝廷。这本书四万字，大意是说艺祖开创基业，列圣继承正统，如同舜、禹遵循尧道而不改变。到元丰改制，都是从王安石开始，创立功利之图，逐渐导致边疆的侮辱。这是他田间不忘君主的心，哪里像沮、溺那样索隐行怪呢！”
元祐、元丰的冤狱，始终没有公正的舆论。总之荆公想要强宋的本意是好的，而方法未尽善。苟安的人竞相成为敌人，洪水没有功绩，于是归咎于崇伯。然而即使任用濂、洛的群哲，恐怕也像四岳群牧无法对付洪水一样，不是神禹啊。
周氏坦说：“看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切实如此。”
原来是用这种功夫，难道不令孔子哀叹吗！但凡从静坐读书中得来的识见议论，就像望梅止渴、画饼充饥，靠它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说：“李延平先生隐居山里，在水竹之间结茅屋，谢绝世事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
试看孔子之前有“谢绝世事”的道学吗？
先生跟随罗仲素学习，讲读之余，整天端坐，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什么样的，而寻求所谓的中。像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才知道天下的大本真的在这里。
以前孔门固然有讲诵，乃是诵读所学，讲解所学。如诵读三代的礼、讲解三代的礼以学习礼，诵读乐章，讲解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习乐，没有专门以讲诵为学的。至于整天端坐以验证未发气象作为求中的功夫，更是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的。现在宋家各位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没有别的功夫，于是知道天下的大本真的在这里。唉！果真是天下的大本吗，果真是天下的理无不自这里出来吗？为什么孔门师徒那么多事呢！
先生资质刚劲独特，气节豪迈；而充实涵养纯粹，不再有棱角。精纯之气，通达于面目，脸色温和言语严厉，神定气和。言语沉默动静，端庄安详闲适；自然之中，似乎有成法。平时温和谨慎，对于事情好像没有可否。等到应酬事变，以义理决断，则有截然不可侵犯的。
先
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 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译先生道德纯粹完备，学术通达明澈，在当时的世人中寻求，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然而他不追求被世人知晓，也未曾轻易向人谈论，因此在上位者既不了解他，求学的人也不认识他，所以他在仕途上未能推行其道于当世，在退隐时也未来得及将其学说传给后世。而先生却正在田野之中安享他所喜爱的事物，悠然自得，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这大概就是所谓“遵循中庸之道，隐遁世间不被知晓也不后悔”的人吧，先生大概就是这样的人！综合这两段来看，延平先生真是一位孔子啊。听到恶行就相信，听到善行就怀疑，这是小人的行为；我即使不贤，怎么忍心把自己当作小人呢！只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也是几百年才出现一位大圣，不过有几个人辅佐他。像尧、舜得到禹、皋陶，孔子得到颜回、曾参，就像那样艰难，而出仕必定为天地建立太平成功的功业，隐居也能一年形成聚落，二年形成城镇，三年形成都城，或者以自身教化三千弟子以成就天下的英才，断没有圣人白白诞生于世的情况。何况秦、汉以后的一千多年间，气运乖戾淡薄，寻找像仲弓、子路那样的人才尚且不可多得，为什么偏偏在偏安微弱、向契丹称兄、向金、元称臣的宋朝，之前居住在汴京时，生出三四个尧、孔子，六七个禹、颜回；之后南渡后，又生出三四个尧、孔子，六七个禹、颜回？然而前面有几位圣贤，在上没有看到扶危济难的功绩，在下没有看到可以担任宰相或将军的人才，拱手将两位皇帝送给金国，将汴京让给豫地！后面有几十位圣贤，在上没有看到扶危济难的功绩，在下没有看到可以担任宰相或将军的人才，拱手将少帝托付给大海，将玉玺交给元朝！多圣多贤的时代，竟然如此吗？唉！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 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 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 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 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氏所谓至精至妙者，而其实洞照万象处皆是镜花水月，只可虚中玩弄光景，若以之照临折戴则不得也。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觅之，管能预知，以手画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几，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北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盖镜中花，水中月，去镜水则花月无有也。即使其静功绵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与于吾性广大高明之体哉！故予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盖无用之体，不惟无真用，并非真体也。有宋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也。
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
译先生年轻时豪爽勇猛，夜里喝醉了酒，骑马奔驰数里才回家。后来他修养得性情徐缓，即使走两三里的路，也总是像蛇行一样缓慢步行，就像在室内从容行走一样。有人问：“先生是如何修养的？”回答说：“先生只是暗中修养思索。他的涵养自然与众不同，真正可以说是‘不被外物所战胜’的人。”
孔子只要遇到值得怜悯或尊敬的人，就会立刻改变脸色；有时停留很久，有时行动迅速，看似被外物所左右，但这正是圣人。佛教徒对待父子兄弟也不动心，可以说“不被外物所战胜”，但这却是异端邪说。
古人说“整天没有急促的言语和神色”，他真的是这样。普通人叫一个人，叫了一两声没来，声音一定会变得严厉；先生叫人没来，声音也不会比之前更大。普通人去近处一定慢慢走，去远处一定走得稍快些；先生去近处也这样，去远处也只这样。又比如坐的地方墙壁上有字，我每次也总要起身看一眼；如果是先生则不然，他坐着的时候固然不看，如果想要看，就一定会起身走到墙下看。他不被外物所左右，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走远路不加快脚步；叫人没来，声音不加大；坐着的地方有字，一定不坐着看；天地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不要说“可以快就快，可以慢就慢”的孔子不这样，即使是伯夷、柳下惠也绝对没有这样的气象。
先生起居有常，不做费力的事。仅“不做费力的事”这五个字，不仅赞美了延平先生，也将宋代一代大儒的形象都描绘出来了。子路问政，孔子说：“先以身作则，然后辛勤劳作。”天下的事都是我们儒者的本分；儒者不费力，谁费力呢！试看我们的孔子，这位生来就知道并安于道的圣人，从儿童嬉戏时就练习祭祀礼仪、升降进退，稍大一点就精通各种鄙陋的事务，成为老师后，与各位弟子揖让进退，鼓瑟，练习歌唱，舞羽籥、干戚，射箭，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世济民的事情，大概没有不做的。等到他周游列国，坐席来不及暖就迁移，他做费力的事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他只是一个平民。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身为上公。但也多才多艺，吐哺握发以接待士人，制礼作乐以教化百姓，他一生做费力的事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他身当国政，为周朝开创了八百年的基业，他的人才到了末流，还足以供五霸使用。即使是平民，将三千人散布于天下，维系了两百年的国家命脉，士风的败坏，还足以供七雄使用。所以说“儒者是天地的元气”，因为无论在上位还是在下位，都能造就人才，以辅佐世道、恩泽百姓，参赞天地化育。至于讲读著述以阐明道理，静坐主敬以涵养性情，不肯做一件费力的事，虽然口谈仁义，称述孔孟，他们与佛教、道教相差多少呢！
先生的厅堂书室，整齐潇洒，放置物品都有固定的地方。他的行为举止与人无异。也曾被任希纯聘请为教授，进入学校任职，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显得颓然自在。真正得到了龟山先生的法门。
在这个时代身任教授，怎么能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呢，又怎么能以“颓然自在”作为德行的表现呢？他与龟山先生混迹同尘，是一样的。难怪朱子称赞他“真正得到了龟山先生的法门”。
有人问：“先生写的李先生行状，说‘整天端正地坐着，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这与伊川先生的说法似乎不相似。”回答说：“这里是用语太重了。现在用伊川先生的话来衡量，那么他下功夫的地方也有些偏颇。只是李先生静到了极点，自然能看到有一个觉悟的地方，不像别人。现在整天静坐，只是暂时收敛在此，胜过奔波忙碌。如果一直这样，又好像坐禅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说的话，丝毫未稳，都不难自我驳倒。如果有人以不肖之性辨及孔子教法进言，必定豁然改悟。恨我生得太晚，没能成为他的门生！静极生觉，是佛教所说的至精至妙之处，但实际上洞照万象的地方都是镜花水月，只能在虚空中玩弄光影，如果用来照临折戴则不行。我听说有一个姓管的人，与我的朋友汪魁楚的伯父一起在泰山中学仙，三年不说话。汪魁楚离家十七年，他的儿子去找他，管先生能预知，用手写字说：“汪师今天有儿子来。”后来果然如此。不久，他的哥哥叫他回去，他就和乡人一样了。我游历北京，遇到一个僧人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后来出关，仍然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大概镜中花，水中月，离开镜水则花月无有。即使他的静功绵延一生不息，他的光景愈妙，虚幻愈深，正如人终日不离镜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这与我们的性广大高明之体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论明亲有云：“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也。”大概无用之体，不仅无真用，并非真体。有宋诸先生，我固然不敢衡量，但以静极有觉为孔子学宗，则断不敢随声相和。
有人问：“延平先生为什么要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检验而寻求所谓的‘中’？”回答说：“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
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问：“此与杨氏于未发前体验者，异同何如？”曰：“这个亦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若观时恁著意看，便是已发。”问：“此体验是著意观，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观观之。” 观此及前节，则宋儒之不为禅者鲜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乱孔、孟之真者”。愚谓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乱孔、孟之似耳。
译说：“持守良久，也可以见到未发时的气象。”说：“李延平也是这个意思。”又问：“这与杨氏在未发之前进行体验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呢？”回答说：“这种做法也有些毛病。那个‘体验’的字眼，意味着已经有了思量，这便已经是已发了；如果在观察时特意着意去看，那便也是已发了。”问：“这种体验是着意去观察，还是只是平常地观察呢？”回答说：“这也是以不观察的方式去观察。”
观察这一节以及前一节，那么宋代儒者中不接近禅学的就很少了，而他们却还在攻击别人说“近来有假借佛、老的外貌来扰乱孔、孟真谛的人”。我认为，推究这段文字的意思，实际上是假借佛、老的真谛来扰乱孔、孟的外貌罢了。
某旧见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奇妙，只在日用间著实用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 原来朱子亦曾学禅，宜其濯洗不净者，自贻伊戚矣！延平谓之曰，“汝悬空理会许多，而前却理会不得。”理会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无理会，以今观之，日用间还欠理会。盖二先生之所谓“面前事”，较释氏之悬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见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贯之，其外无余；缕析毫差，其分则殊。体用浑全，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 前资禀劲特二段已极推崇，此祭文中写状，尤极酣浓不遗余力，延平虽贤，恐未能当之。昔吾寄书于友人任熙宇，因其长刀笔事，内有“萧、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语，任答书云：“凡誉人失实，即是自己离道。仆之驽下，轻诬以萧、曹，即道兄须臾之离道。”予当时读至此，悚然若魂飞，惊愧无地，自谓与任老相交，得力于此书者不浅也。朱子何其见游、杨诸公之明而推其师之侈也！抑笃服之切，不觉其过情欤？乃于静坐之说，亦明不以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好。” 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二论、家语中明明记载，岂可混哉！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 “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 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钜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
译我过去拜见先生时，曾谈论过许多道理，也曾去修习禅学。先生说：“你这样凭空领悟了那么多，却对眼前的事情反而无法理解？道并没有什么奇妙的，只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用功去体认，自然就能明白。”后来我才真正懂得他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毫无头绪。
原来朱熹也曾修习禅学，难怪他洗涤不净，自招祸患了！延平先生对他说：“你凭空领悟了那么多，却对眼前的事情反而无法理解。”能理解眼前事物的，只有周公、孔子的道。朱熹自称不至于毫无头绪，但从今天看来，他在日常生活中还欠缺体认。大概两位先生所说的“眼前事”，是相对于佛教徒的空谈而言的。如果两位先生见到了周公、孔子，他们用来告诫的话，一定仍然像李先生告诫朱先生那样。
啊，先生啊，果然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忘却身世，只以道为凭借。精研义理达到简约，穷究深奥细微之处，如同冰消雪融，发自天机。乾坤的端倪，鬼神的隐秘与彰显，风雷的变化，日月的光辉，以及山川、草木、昆虫，人伦的极致，王道的中正，都用一个根本贯穿其中，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东西；细致分析毫厘之差，其分别就不同了。体用浑然完整，隐显清晰融合，应对万变如同浮云飘过太空。仁孝友悌，洒脱真诚明达，清通和乐，真是成就伟大。在丘林中徘徊，世间没有人了解我，悠闲自在，终年嬉戏。
前面“禀性刚劲特异”两段已经极力推崇，这篇祭文中的描写，更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延平先生虽然贤能，恐怕也难以承受这样的赞誉。从前我写信给友人任熙宇，因为他擅长写文章，信中有“具有萧何、曹参的才能，又仰慕孔子、孟子的道”两句话，任熙宇回信说：“凡是赞誉别人不符合实际，就是自己背离了道。我才能低下，被轻率地比作萧何、曹参，这也就是您片刻背离了道。”我当时读到此处，惊恐得仿佛灵魂出窍，惊愧得无地自容，自认为与任老交往，从这封信中获益不浅。朱熹为什么能看清游酢、杨时等人的本质，却对老师的推崇如此夸张呢？难道是笃信服从得太深切，不知不觉超过了实情吗？然而对于静坐的说法，他也明确表示不以为然，这又令人疑惑了。
朱熹说：“胡文定先生说：‘哪有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人！’这句话很好。”
道理已经明白却不能处理事情的人很多，宋代各位先生便说这还是道理没有明白，只教人明白道理。孔子则只教人练习做事，等到在事情中明白道理，那就上下贯通了。这是孔子的学与程颐、朱熹的学产生分歧的原因。《二论》、《家语》中明明有记载，怎么可以混淆呢！
《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对朱熹说：“他所论述的难点，都是拿着武器进入室内（意指内部攻击）。必须从源头去体认，所以好说话。”
“从源头体认”，是宋儒的错误；所以讲说多而实践少，经世济民的事业则更少。如果尊崇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原则，则正好相反。
“他起初从谦开善那里下功夫，所以都是从内心去体认。现在既然讨论难点，看到儒者的脉络，极能指出其错误之处。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没有见到像这样的人。”
朱熹虽然逃离禅学回归儒学，可惜当时指出他的错误还有未尽之处。只把补充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难点，认为要等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之后，才去理会这些，这就是错误。艺学，古人从八岁以后就开始学习实行，反而认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是《大学》的纯功夫，反而认为容易而先做，这岂不是颠倒了吗！况且舍弃了道理的凭借、心意的作用，断没有真正通透、真诚正的道理。即使强行把镜花水月般的虚幻称为通透诚正，其后也一定不能理会六艺。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心思游荡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做琐碎繁杂的事。二是稍微讲习一下，就认为已经得到，不精纯却急忙认为精纯。三是既然废弃艺学，那么他理会道理、诚意正心的功夫，必定依靠静坐读书，而且不是短时间内能奏效的。等到他壮年或衰老时，已经养成了娇弱脆薄的体质，怎么能劳累筋骨，耗费气力，去做六艺的事呢！我曾经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过，知道它的危害巨大。我的朋友张石卿，博览群书，自认为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书史，几乎没有遗漏。为年轻学子讲解书义，直到力气耗尽倒卧在床上，喘息很久，再起来讲解，力气耗尽又倒卧，可以说是非常劳累了。不仅伤害了自己，最终也没有成就一个人才。比起那时想学六艺，怎么承受得了！祁阳的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的学问，白天诵读夜晚思考，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没有一天停止，将死前三个月，已经说话没有声音。元氏的一个士子，勤奋读书导致失明。我和法干年二三十岁，又没有各位先生的博学，也几乎没有一天不生病。虽然现在颇知愤恨，期望改换门庭而崇尚务实，但也惴惴不安地担心最终不能胜任。况且今天天下坐在书斋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脆弱的，被武士、农夫所嘲笑，这难道是男子的姿态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知道是谁推崇这样的，唉！
勉斋黄氏说：“先生十四岁时，感慨地有了求道的志向，广泛地在经传中寻求，遍交当时有见识的人士，即使是佛教、道教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