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第八
吾辈第八
先生曰：“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强、把辔，活血脉，壮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实所以‘厚生’矣。岂至举天下事胥为弱女，胥为病夫哉！”
过霍侯，思三代下论人平允者尠。如殷高宗、尹吉甫恶至杀其子，而犹不失为中兴之贤君、相，盖杀子是其一恶，大端之人品，自不可诬者，天下不可无高宗、吉甫也。冉有、子路、宰我过至聚敛、诬死、短丧，而终不失为孔门之贤弟子，盖聚敛、诬死、短丧是其一大过，大端之才德，自不可诬者，孔门不可无三子也。后世不务实践，论世亦不论实征，好责备古人以市其识，而以不能诛妻夷霍侯。噫！霍侯其易及也哉。
赴易，同友人行。指途人谓之曰：“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如彼推车者、荷担者、执鞭者、趋役者，虽加数十年学问之功，兼以师友之薰陶，岂即能为尧、舜？”友不能答。先生曰：“孟子非谓‘钦明’、‘浚哲’、‘知如神而仁如天’，斯为尧、舜之德也；非谓‘时雍’、‘风动’、‘地平天成’、‘万物咸若’，斯为尧、舜之事也；若然，则颜、曾以下恐难言之，况彼碌碌者乎！只就各人身分，各人地位，全得各人资性，不失天赋善良，则随在皆尧、舜矣。如推货者不饰贾，不伪货；鞭役者不罔上，尽下分，斯皆尧、舜矣。此‘人’字，自圣知至庸愚，王公至隶胥，千万人都括尽，‘皆可以为’四字，是将生、安、学、利、困、勉，用学问之择执与不用学问之择执，千万等工夫都包尽。”
刚主与张自天言，孝继母，任是十分合理，只不得于父母，便不是理。又谓母子断不可异处以相避。如今日问安而骂也，明日复问，推之后日皆然；今年骂也，明年复问，推之后年皆然，是父母终日骂，终日问，尚有亲亲情谊。若各安一方，母亦不骂，子亦不受，虽小得安靖，而此一“疏”字，不孝大矣；况十分承顺父母，亦可冀其回头乎！
仁、知、勇，古今之达德也，立德、立业俱在于此。如西汉萧何“仁者不忧”也，张良“知者不惑”也，韩信“勇者不惧”也。
李晦翁先生云：导幼子以正。示之以正，示之以忠，教行谊不教文章，所就自不犹人。錂按：先生此言，深得训幼子之法，依此教子，何患乡无善俗、世乏良材耶？
刚主谓李毅武曰：“学不徒读。如读一部论语，不徒读，只实行‘学而时习之’一句，便是读论语；读一部礼经，不徒读，只实行‘毋不敬’一句，便是读礼经。如师教我曰‘
汝南行’，我即南行，不学其说，师无不喜；若不南行，亦学其说曰，‘汝南行’，师必不喜也。”
高台臣问曰：“大学‘明明德’，朱子或问以为‘心者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
，性之德乃是‘仁义礼知’，毕竟明德是心乎？性乎？”先生曰：“心也，性也，明德也，一也。大学言心，即性也；中庸言性，即心也。‘性’从‘心、生’，正以其‘虚灵’也，正以其‘具众理，应万事’也。不然，则死心矣。‘明德’之德从‘直、心’，正以‘虚灵
’，故不假造作，不假矫揉，当爱者直爱之，当断者直断之，当敬当辨者，直敬之、辨之，此其所以为‘具众理而应万事’也。不然，则屈心非德矣，则不虚灵，非‘明德’矣。‘尧舜性之’，‘明德’也；‘汤武反之’，‘明明德’也。若如彼解，则心于仁、义、礼、知之外，别有所具之众理乎？心于恻隐、羞恶、辞让之外，更何以为‘应万事’乎？”台臣曰：“今日乃解‘明德’矣。下手工夫全在‘知止’乎？”曰：“不然。下手到底在明、亲。明德者，诚明者也。其余都被引、蔽、习、染昏此明德，所以在明之，明之是大学工夫也。一人昏其德为昏德，众人昏其德为污俗。只自明我德，便是小学，必并明天下民之德，方是大人之学。所以在亲之，亲之是大学工夫也。明必明到十
译我们这一辈人第八
先生说道：“我们如果恢复孔门之学，学习礼仪就周旋跪拜，学习音乐就跳文舞、武舞，学习驾车就挽强弓、握缰绳，活动血脉，强壮筋骨，这是‘利用’，是‘正德’，而实际上也就是‘厚生’了。难道至于让天下的人都成为柔弱的女子、病弱的男子吗！”
路过霍侯，想到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评论人公正公允的很少。比如殷高宗、尹吉甫恶劣到杀了自己的儿子，却仍然不失为中兴的贤君、贤相，大概杀儿子是他们的一个恶行，但大体上的人品，自然是不可诬蔑的，天下不可以没有高宗、吉甫。冉有、子路、宰我过错大到聚敛财富、诬陷死者、缩短丧期，却最终不失为孔门的贤弟子，大概聚敛、诬死、短丧是他们的一大过错，但大体上的才德，自然是不可诬蔑的，孔门不可以没有这三位。后世不致力于实践，评论世事也不依据实际征验，喜欢苛求责备古人以炫耀自己的见识，并因此不能诛杀妻子、流放霍侯。唉！霍侯的过错是容易达到的啊。
前往易州，与朋友同行。指着路上的行人对朋友说：“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像那些推车的人、挑担的人、执鞭的人、奔走服役的人，即使加上几十年的学问功夫，再加上师友的熏陶，难道就能成为尧、舜吗？”朋友不能回答。先生说：“孟子不是说‘钦明’、‘浚哲’、‘知如神而仁如天’，这才是尧、舜的德行；不是说‘时雍’、‘风动’、‘地平天成’、‘万物咸若’，这才是尧、舜的事迹；如果这样，那么颜回、曾参以下恐怕难以说到了，何况那些平庸的人呢！只就各人的身份，各人的地位，完全发挥各人的资质，不丧失天赋的善良，那么随处都是尧、舜了。比如推车卖货的人不装饰虚假的价格，不卖假货；执鞭役使的人不欺骗上级，尽力做好下属的本分，这都是尧、舜了。这个‘人’字，从圣智到庸愚，从王公到隶胥，千万人都包括尽了，‘皆可以为’四个字，是将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用学问的选择执着与不用学问的选择执着，千万种功夫都包括尽了。”
刚主与张自天谈论，说孝顺继母，任是十分合理的，只是得不到父母的认可，便不是理。又说母子断不可分开居住以互相回避。如今今天问安而被骂，明天再去问，推之后天也是这样；今年被骂，明年再去问，推之后年也是这样，这是父母终日骂，终日问，尚且有亲亲情谊。如果各自安于一方，母亲也不骂，儿子也不受，虽然小得安宁，但这一个“疏”字，不孝就大了；况且十分顺从父母，也可以期望他们回头吗！
仁、知、勇，是古今通行的德行，立德、立业都在于此。比如西汉萧何是“仁者不忧”，张良是“知者不惑”，韩信是“勇者不惧”。
李晦翁先生说：引导幼子以正道。给他看正道，给他看忠诚，教他行为道义不教他文章，所成就的自然不比别人差。錂按：先生这话，深得训导幼子的方法，依照这个教子，何必担心乡里没有好的风俗、世上缺乏良才呢？
刚主对李毅武说：“学习不只是读书。比如读一部《论语》，不只是读，只实行‘学而时习之’一句，就是读《论语》；读一部《礼经》，不只是读，只实行‘毋不敬’一句，就是读《礼经》。比如老师教我‘向南走’，我就向南走，不学他的说法，老师没有不高兴的；如果不向南走，也学他的说法说‘向南走’，老师一定不高兴。”
高台臣问道：“《大学》‘明明德’，朱子在《或问》中认为‘心者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性的德行乃是‘仁义礼知’，究竟明德是心呢？还是性呢？”先生说：“心、性、明德，是一回事。《大学》说心，就是性；《中庸》说性，就是心。‘性’从‘心、生’，正是因为它‘虚灵’，正是因为它‘具众理，应万事’。不然，就是死心了。‘明德’的德从‘直、心’，正因为‘虚灵’，所以不假造作，不假矫揉，该爱的直接爱，该断的直接断，该敬该辨的，直接敬、直接辨，这就是它之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原因。不然，就是屈心非德了，就不虚灵，不是‘明德’了。‘尧舜性之’，是‘明德’；‘汤武反之’，是‘明明德’。如果像那样解释，那么心在仁、义、礼、知之外，另外有所具备的众理吗？心在恻隐、羞恶、辞让之外，更凭什么‘应万事’呢？”台臣说：“今天才解开了‘明德’。下手工夫全在‘知止’吗？”回答说：“不是。下手到底在明、亲。明德者，是诚明。其余都被引、蔽、习、染昏了这明德，所以在明它，明它是大学的功夫。一个人昏了他的德叫昏德，众人昏了他的德叫污俗。只自明我的德，便是小学，必须并明天下百姓的德，才是大人之学。所以在亲它，亲它是大学的功夫。明必明到十
分，不如尧之‘钦明’，舜之‘浚哲’不止也，还尽力去明；亲必亲到十分，不如尧、舜之‘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不止也，还尽力去亲，故曰，在‘止于至善’。盖至善便是吾道之极也，中也。不及一项人，终是迷惑错乱；太过一项人，终是张皇奔驰。能知此当止处，则未至自不肯止，既至自不肯求，便有主张，有归宿，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台臣又问：“中庸‘致中和’如注解，则孔子之心正矣，当时之天地何不位？孔子之气和矣，当时之万物何不育？以为必须与天下共立其大本，共行其达道，立纲陈纪，礼陶乐淑，方是‘致中和’。将尧、舜方尽得之一部中庸，帝王方有其事以全其用，儒者但有其心，而存其体矣。”先生曰：“孔子‘致中和’于一身，而一家之天地、万物位育矣；‘致中和’于七十子，而七十子家之天地、万物位育矣；‘致中和’之政，以宰中都、摄相事，而鲁国之天地、万物亦几位育矣，岂儒者而徒有其心乎？”
译做到“分”的程度，不如尧的“钦明”、舜的“浚哲”那样不止步，还要尽力去彰显；做到“亲”的程度，不如尧、舜的“百姓昭明，黎民于变时雍”那样不止步，还要尽力去亲近，所以说，在于“止于至善”。因为至善便是我们大道的极致，也就是中道。不及的一类人，终究是迷惑错乱；太过的一类人，终究是张皇奔驰。能知道这应当止步的地方，那么没达到时自然不肯止步，达到了自然不肯再追求，这就有了主张，有了归宿，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台臣又问：“《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如果按照注解，那么孔子的心正了，当时的天地为何没有各安其位？孔子的气和了，当时的万物为何没有各遂其生？我认为必须与天下共同确立根本，共同践行大道，建立纲纪，用礼乐教化熏陶，这才是‘致中和’。大概尧、舜才完全实现了《中庸》的全部，帝王才有其事来成全其用，儒者只是有其心，而保存其本体罢了。”先生回答说：“孔子将‘致中和’体现于一身，而一家的天地、万物就各安其位、各遂其生了；将‘致中和’体现于七十弟子，而七十弟子家的天地、万物就各安其位、各遂其生了；将‘致中和’的政治理念用于治理中都、代理相事，而鲁国的天地、万物也就几乎各安其位、各遂其生了，难道儒者只是空有其心吗？”
或以未列青衿，自憾为废人。先生曰：“不然。吾闻心不思道德，身不蹈礼义，乃为废人；若不作秀才，只废八股业耳，未为废人也。”
三代第九
先生曰：三代后留心于天地之升降，生民之休戚，吾道之兴废者，曾未闻一人焉；况致力于升降、休戚、兴废之际者乎？乌得睹一二人以慰吾望，乌得效一二分，以杜吾志乎？
一日独坐斋中，欲入内，思先正云“人君一日亲贤士大夫之时多，见宫妾妇寺之时少；则德日进”。学者自治，何独不然？斋中即独坐，庄对墙壁箴、铭，亦俨然诤友之在旁矣。
之田杀步屈。思步屈何罪？以至贱妨贵者之养，即罪矣。故蟊、螣生苗中，先王欲思田祖之神，秉畀炎火；豕、鼠妨稼，先王祀猫、虎使食之；甚至鱼、鳖生河海，与人并育不相害，而伏羲网之，孔子钓之。盖天地之性人为贵，杀至贱以养至贵，义也；取之有节，用之以礼，斯仁行其中矣。此圣人造乾坤、差等别之道，异于佛氏假慈悲而颠倒错乱者也。
思周公、孔子当逆知后世离事物以为道，舍事物以为学，故德行、艺统名之曰“ 三物”，明乎艺固事物之功，德行亦在事物上修德制行，悬空当不得他，名目混不得。大学
“三纲领”、“八条目”何等大？何等繁？而总归下手处，乃曰“在格物”。谓之“物”，则空寂光莹固混不得，即书本、经文亦当不得；谓之“格”，则必犯手搏弄，不惟静、敬、顿悟等混不得，即读、作、讲解都当不得。如此真切，如此堤防，犹有佛、仙离物之道，汉、宋舍物之学，乾坤何不幸也！
离骚之人，吾钦其忠，而恶其文之妆堆；左氏之理，吾爱其静，而恶其词之浮夸，以为皆衰世之文，启后世雕刻之风，伤古人典雅之体。所称以文字祸天下苍生者，二子亦分其辜焉。
永保天禄，允祚遐昌。谁其几及，惟周文王。肃雍敬止，下上偕臧。小子罪戾，尚知景行。夙夜无愧，萃兹百祥。
壬戌春二月八日，鼓琴，足旁一小蝎，蹴之。思舜作乐致凤仪，予弹琴而召蝎。盖予有暴躁之气，正如方启蛰之小蝎，近阴气而少阳和，宜取为戒。乃更为舒徐和缓之韵，三弄而罢。
或与族人有口隙，谓之曰：“族人与吾同祖，正如吾四肢手足，虽有歧形，实一体也；一体相戕，吾祖宗之神得无伤乎！彼不知为一体，吾知之；彼不暇思祖宗，吾思之。如今碗阔于蔬，故盛得蔬；桌大于碗，故载得碗。”其人大感，拊心曰：“是吾志也。”
思周公教法“开而弗达，强而弗抑”，古人奖人常过其量，良有深心；吾坐反此，不能成人材，又不能容众，屡自怼恨，不能悛改，即此便是“闻义不徙，不善不改”。以后凡言人之短，奖人之善，必谨而书之。犯前过轻者，痛自惩艾；重则▯跪。过在家人宗族，▯跪于父祠前；过在教人交友，▯跪于孔子神位前；或遇事忙时迫，亦必叩首拜谢。
刚主少年时，有骄浮气，先生曰：“仆昔事石卿先生，尝拱手以听，先生院中游走讲论，目不一视，至二鼓，仆不敢移处；事文孝先生，侍坐，先生南面，时而指使如仆役。足下若遇诸先生，恐不能受益也。”刚主亟下拜曰：“承先生教，敢不急改。”
谓刚主曰：“吾欲三日不刑一人，而化一邑之异端；欲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亩，何道而可？”刚主三发策，靖异端，皆不出刑名文墨之套。先生曰：“贤自病后，睿思减矣。”刚主问：“三日不刑一人而邪教化，有成算乎？曰：“有。呼各门头行而开导之，使明邪正，即立为耆、约，使之更教其属，不两日皆良民矣。”问均田，曰：“亦任人耳。八家为井，立井长；十井为通，有通长；十通为成，有成长；随量随授之产，不逾月可毕矣。”
伊尹耕莘野，非义非道，一介不取与，嚣嚣畎亩，一似全无意于天下生民者；后遇成汤三聘，即“自任以天下之重”乃尔；孔明高卧，“苟全性命，不求闻达”
译有人因为自己没有取得秀才功名，便自恨是个无用之人。先生说：“不对。我听说心中不思道德，行为不遵礼义，那才是无用之人；如果不作秀才，只是荒废了八股文的学业罢了，算不上是无用之人。”
三代第九
先生说：夏商周三代之后，留心于天地气运的升降、百姓的休养生息、吾道兴衰的人，未曾听说有一个；何况是致力于解决升降、休戚、兴废这些实际问题的人呢？哪里能看到一两个人来安慰我的期望，哪里能做出一点成绩来阻止我的志向呢？
一天独自坐在书斋中，想要进入内室，想起先贤曾说：“君主一天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见到宫妾宦官的时间少；那么德行就会日益增进。”学者自我修养，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书斋中即使独自坐着，庄重地面对墙壁上的箴言、铭文，也如同严正的诤友在旁边一样。
田里杀死了步屈（一种害虫）。思考步屈有什么罪？因为它以低贱妨害高贵的养育，这就是罪了。所以蟊、螣等害虫生长在禾苗中，先王想要祭祀田祖之神，拿着它们投入烈火；猪、鼠妨害庄稼，先王祭祀猫、虎让它们吃掉；甚至鱼、鳖生长在河海，与人共同生存而不相害，而伏羲网捕它们，孔子垂钓它们。大概天地之性以人为最尊贵，杀死最贱的生物以养育最尊贵的人，这是义；取用有节制，使用合乎礼，这样仁就施行在其中了。这是圣人创造乾坤、区分等级差别的大道，不同于佛教假装慈悲而颠倒错乱的道理。
思考周公、孔子应当预知后世将脱离事物来谈道，舍弃事物来做学问，所以将德行、艺能统称为“三物”，明确艺能本来就是事物的功用，德行也是在事物上修养德行、制定规范，凭空是担当不起的，名目也是混淆不得的。《大学》
“三纲领”、“八条目”何等宏大？何等繁复？而总的下手处，却说“在于格物”。称为“物”，那么空寂光莹固然混淆不得，即使是书本、经文也担当不起；称为“格”，那么必须亲手操作，不仅静坐、恭敬、顿悟等混淆不得，即使是阅读、写作、讲解也都担当不起。如此真切，如此防范，还有佛教、道教脱离事物的道，汉代、宋代舍弃事物的学问，天地何其不幸啊！
《离骚》的作者，我钦佩他的忠诚，但厌恶他的文辞堆砌；《左传》的道理，我喜爱它的沉静，但厌恶它的辞藻浮夸，认为都是衰世的文章，开启了后世雕琢的风气，损害了古人典雅的文体。所谓用文字祸害天下苍生的，这两个人也分担了罪责。
永远保有天赐的福禄，确实使国运长远昌盛。谁能接近这样的境界，只有周文王。庄重和顺恭敬止息，上下都美好。小子有罪过，还知道仰慕崇高的德行。早晚无愧，汇聚这百种吉祥。
壬戌年春二月八日，弹琴，脚边有一只小蝎子，踢了它。思考舜制作音乐招致凤凰来仪，我弹琴却招来了蝎子。大概我有暴躁之气，正像刚出土的小蝎子，靠近阴气而缺少阳和之气，应当引以为戒。于是改为舒缓和缓的曲调，弹奏三遍后停止。
有人与族人有口角，对他说：“族人与我同祖，就像我的四肢手足，虽然有形状上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体的；一体互相残害，我们的祖宗之神难道不会受伤吗！他不知道是一体，我知道；他不暇思考祖宗，我思考。如今碗比蔬菜宽，所以能盛下蔬菜；桌子比碗大，所以能承载碗。”那人深受感动，拍着胸口说：“这是我的心志啊。”
思考周公的教法“启发而不通达，勉励而不压抑”，古人奖励人常常超过其实际能力，确实有深意；我坐着却相反，不能成就人才，又不能容纳众人，屡次自恨，不能悔改，这就是“听到义理不迁移，不善不改正”。以后凡是说别人的短处，奖励别人的长处，一定谨慎地记录下来。犯前过的轻者，痛加自我惩罚；重者则跪拜。过错在家人宗族，在父祠前跪拜；过错在教人交友，在孔子神位前跪拜；或者遇事忙迫时，也一定叩首拜谢。
刚主年轻时，有骄傲浮躁之气，先生说：“我过去侍奉石卿先生，曾经拱手聆听，先生在院中走动讲论，眼睛不看一次，直到二更，我不敢移动位置；侍奉文孝先生，陪坐，先生面南而坐，时而指使我像仆役一样。您如果遇到各位先生，恐怕不能受益吧。”刚主急忙下拜说：“承蒙先生教诲，怎敢不赶快改正。”
对刚主说：“我想三天不刑罚一个人，而教化一邑的异端；想一个月不刑罚一个人，而均平一邑的田亩，什么方法可以呢？”刚主三次出谋划策，平定异端，都不出刑罚文书的套路。先生说：“贤者自从生病后，睿智的思虑减少了。”刚主问：“三天不刑罚一个人而邪教被教化，有把握吗？”回答说：“有。召集各门头行进行开导，使他们明白邪正，立即设立耆老、约正，让他们再教化他们的属民，不超过两天就都是良民了。”问均田，回答说：“也是任用人罢了。八家为井，设立井长；十井为通，有通长；十通为成，有成长；根据丈量授予产业，不超过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了。”
伊尹在莘野耕作，不合义理道义，一介不取与，在田间自得其乐，好像完全无意于天下百姓；后来遇到成汤三次聘请，就“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孔明高卧，“苟全性命，不求闻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