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峰第七
礼、乐、射、御、书、数似苦人事，而却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壮；读讲文字似安逸事，而却耗气竭精，丧志痿体而日病。非真知学者，其孰能辨之！
王契九问：“取士乡举、里选，行之滋弊。”先生曰：“犹胜时文。如一邑方举一人，一方有不肖之耆、约，党酒食贿赂之家，而登其子弟，将三方皆不肖乎？即皆不肖矣，他邑独不得一良耆、良约乎？三四举而得一贤，或三四邑而得一贤，所得不既多乎！当不至如时文，百千举而不见一贤也。况选举复，则士饬其行。试观周代盛时，士习之美，不可及矣；虽极其流弊，以至战国，亦第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而已。今世求一修天爵而要人爵者，岂可得哉！”
谓边之籓曰：“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今子病目，既废读讲学习功，当亲师访友，求所以寄心适志；乃惟闭户寂处，乌得不身日闲而心日妄乎！当急改图。”夏希舜父、叔构争，先生谓曰：“为子侄处父、叔闲，须劝父让产以友弟，劝叔勿争以恭兄，乃其职也；若从父拒叔，不惟非所以为侄，亦非所以为子矣。汝不见余处某弟乎？以彼无状，予岂不能罪之？顾宗族之闲宜无校，况胞兄弟乎？且人各有命，争多未必即富，让少未必即贫。若兄弟之情一伤，不可复悔，可不念乎！”
彭永年言：“行井田法，易扰民生乱，不如安常省事。”先生曰：“古先王之井田浚沟，岂天造地设，不劳民力乎！又如大禹掘江、淮、河、汉，岂果神怪效灵，一呼而就乎？盖古人务其费力而永安，后人幸其苟安而省力，而卒之民生不遂，外患叠乘，未有能苟安者也，故君子贵怀永图。”
学者须自敛饬，如不识字人，方好；又须有气量包人，尽人而不尽于人。
观南宋纪至理宗崇故理学，曰：“此其所以为理宗也，此其所以为宋之理宗也。盖使崇生理学则必有裨益，然生理学好裁抑君非，驳折同类以自见，理宗乌能用之，其臣乌能容之！惟崇奖死亡，收美名而不受绳尺，此其所以为理宗也。使崇故帝王，故帝臣王佐，则必有取法。且古儒道若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艺，不可文袭，理宗乌能窃之，其政乌能似之！惟崇奖其本朝之故理学，讲究其制作，刊引其著述，而易省其伎俩，此其所以为宋之理宗也。”
靳氏子自言十一岁弃书勤家，及其家众和好状。先生曰：“是即道也。自世儒远人以为道，而道不明。今汝安父兄而劳家务，是谓尽子弟之职，在家为干子，在国为劳臣，是为道中人矣。”
与刘焕章言礼曰：“吾侪当礼法涂地之时，而毅然从事，固将求合于理也，非以苟异于俗也，亦非以礼自我出也。务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远不谬圣，近不悖王，斯可耳。若不究时王之制，古圣之礼，一有增减，岂求合于礼者哉！今俗惑于异端，狃于贪昧者，莫过于‘天地三界’之牌，莫甚于家宅六位之主，吾侪穷居，非有生民政事、宗庙会同、国邑边疆之务，止此学、教、修、齐数事。其修、齐、学、教止有冠、昏、丧、祭数端，所宜酌议。”
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之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大乡长之显有功德者升邑令郡守，或备参辅，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递，或超擢，而又立里史、邑史、郡史以谨戒之。死则有德者配社祠，有功者配道神祀，每五世有继进者则祧之；大功德则进里祀者配享於邑，邑祀者配享于郡，郡祀者配享于国，以激劝之。虽流弊，犹足定百年之太平也。
今人废学，只是将道理让于古人做，不知古人亦人耳，凡古人可行者，我亦可行。如一旦奋然自新，立志躬行，何道不可能也。
或言“读书不能记”，
译礼、乐、射、御、书、数看似是艰苦的人事，却能使人格物致知，存养身心，日渐强壮；读讲文字看似是安逸的事，却会耗散元气、竭尽精神，丧失志气、痿弱身体，日渐病弱。如果不是真正懂得学问的人，谁能分辨其中的差别呢！
王契九问：“选拔人才采用乡举、里选的方式，实行起来弊端很多。”先生回答说：“这仍然胜过八股时文。比如一个县刚刚推举出一人，一方如果有不贤的乡老、约正，以及靠酒食贿赂得势的人家，而让他们的子弟入选，难道三方都是不贤之人吗？即使都是不贤之人，其他县难道就得不到一位贤良的乡老、约正吗？经过三四次推举能得到一位贤人，或者经过三四县能得到一位贤人，所得到的贤人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不至于像八股时文那样，成千上万次推举也见不到一位贤人。况且选举制度恢复，士人就会整饬自己的品行。试看周代兴盛时期，士人习尚的美好，是后世无法企及的；即使其流弊发展到极致，到了战国时期，也不过是说‘修养自己的天爵，以求取人爵’罢了。当今世上想找一个修养天爵以求取人爵的人，难道还能得到吗！”
对边之籓说：“人心是容易躁动的，习惯于做事，心有所寄托就不会妄动，所以我们儒家时常温习、努力践行，都是为了治理内心；佛教徒则在寂静的房间里静坐，断绝事务、远离人群，以此来治理内心，不仅在道理上行不通，在形势上也不可能，所以放置念珠来寄托念头。现在你眼睛有病，既然废除了读书讲学和用功学习，应当亲近老师、拜访朋友，寻求寄托心灵、适意志趣的方法；你却只是闭门独处，怎么能不使身体日渐闲散而内心日渐妄动呢！应当赶快改变计划。”夏希舜的父亲和叔叔发生争执，先生对他们说：“作为子侄处在父亲和叔叔之间，必须劝父亲让出财产以友爱弟弟，劝叔叔不要争夺以恭敬兄长，这才是你们的职责；如果顺从父亲抗拒叔叔，不仅不符合侄子的身份，也不符合儿子的身份。你们没看到我对待某位弟弟的做法吗？因为他行为不端，我难道不能治他的罪吗？只是宗族之间适宜没有计较，何况是同胞兄弟呢？而且人各有命，争夺得多未必就富裕，谦让得少未必就贫困。如果兄弟之情一旦伤害，就无法后悔，能不深思吗！”
彭永年说：“实行井田法，容易扰乱民生、导致混乱，不如安于常规、减少事端。”先生回答说：“古代先王的井田制和疏浚沟渠，难道是天生地设、不劳民力就能完成的吗！又如大禹开掘江、淮、河、汉，难道真的是神灵显灵，一呼就能完成吗？大概是古人致力于费力但能永久安定的事业，后人侥幸于苟且安适而节省力气，最终导致民生不顺，外患接连不断，没有谁能苟且安适的，所以君子重视长远的谋划。”
求学的人必须自我约束整饬，就像不识字的人那样才好；又必须有气量包容他人，尽力待人而不苛求于人。
看到南宋史书记载理宗崇尚旧有的理学，说：“这就是他被称为理宗的原因，这就是他被称为宋朝理宗的原因。大概如果崇尚生理之学，必然会有裨益，然而生理之学善于裁抑君主的过失，驳斥同类以显示自己，理宗怎么能够任用他们，他的臣下怎么能够容忍他们！只有崇尚奖赏那些已经死亡的人，收取美名而不受法度约束，这就是他被称为理宗的原因。如果崇尚古代的帝王、帝王的辅佐之臣，那么必然会有值得效法的榜样。况且古代儒家的道，如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艺，不能靠文字抄袭，理宗怎么能够窃取，他的政治怎么能够相似！只有崇尚奖赏本朝旧有的理学，讲究其制度，刊印引用其著述，而轻易地运用其手段，这就是他被称为宋朝理宗的原因。”
靳氏的儿子自述十一岁弃书专心持家，以及家中众人和睦相处的状况。先生说：“这就是道啊。自从世俗儒者远离人伦以为道，道就不明瞭。现在你安抚父兄而操劳家务，这就是尽到了子弟的职责，在家是能干之子，在国是勤劳之臣，是道中人了。”
与刘焕章谈论礼时说：“我们处在礼法沦丧的时代，而毅然从事礼学，固然是追求合乎道理，不是为了苟且不同于世俗，也不是认为礼由我创造。务必使神人各得其所，一个人可行，人人都可效法，远不违背圣人，近不违背王者，这样就够了。如果不研究当世君王的制度、古代圣人的礼制，稍有增减，难道是追求合乎礼的人吗！现在世俗惑于异端，习惯于贪婪愚昧的人，没有超过‘天地三界’牌位的，没有甚于家宅六位主神的，我们穷居乡野，没有生民政事、宗庙会同、国邑边疆的事务，只有学、教、修、齐这几件事。其修、齐、学、教只有冠、昏、丧、祭这几项，应当斟酌商议。”
治国之道不必文、武分途，也不必区分举人、进士，只在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的担任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的担任保长之职，显有功德的提拔为大乡长，大乡长中显有功德的升任县令郡守，或备任参辅，直到三公，都通为一体，或依次晋升，或越级提拔，又设立里史、邑史、郡史来谨慎警戒他们。死后有德的配享社祠，有功的配享道神祭祀，每五世有继进的就祧迁；大功德则进里祀的配享于邑，邑祀的配享于郡，郡祀的配享于国，以此来激励劝勉。即使有流弊，也足以安定百年的太平。
现在的人废弃学问，只是将道理让给古人去做，不知道古人也是人罢了，凡是古人能行的，我也能行。如果一旦奋然自新，立志亲身践行，什么道不能做到呢。
有人说“读书不能记住”，
先生曰：“何必记？读书以明理，是借书以明吾心之理，非必记其书也。今日一种书之理开吾心，明日一种书之理开吾心，久之，吾心之明自见，自能烛照万理。譬如以粪水培灌花草，久之，本枝自生佳花；若以粪水著枝上，不足观矣。又如以毡、银磨▯铜镜，久之，本镜自出光明，若以毡、银著镜上，反蔽其明矣。”
译先生说：“何必去死记硬背呢？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这是借助书籍来彰显我们内心本有的天理，而不是非要记住书中的文字。今天有一种书的道理开启了我的心智，明天又有一种书的道理开启了我的心智，时间久了，我们内心的光明自然显现，自然能够烛照万物之理。这就像用粪水浇灌花草，时间久了，根本和枝条自然会长出美好的花朵；如果把粪水直接涂抹在枝条上，那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又比如用毡布、银粉打磨铜镜，时间久了，镜子本身自然就会发出光明；如果把毡布、银粉附着在镜面上，反而会遮蔽它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