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三
亦必究其归趣。 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 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译也一定要探究其最终的旨趣。当今世人治学，必须不阅读任何奇异的书籍，只读孔子门徒所传的经传，就跟着学习他们所学的内容，练习他们所练习的，这样大概就不会离正道太远了。即使是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先生的语录，也不可以轻视，否则很少有不因水流浑浊而诬蔑其源头清澈的。朱熹年轻时，因为误在释教、老庄上用功，于是沾染了它们的气息，而我们五百年间对圣道有大功的大儒，却不能洗刷这条歧途的污秽，这难道不是宋、元以来学者的不幸吗！我仔细玩味朱熹的语录，也有恍然领悟性学本旨的地方，但无奈没有曾子、孟子那样的人从旁指点，终究不能分明地离开彼方进入此方，所以糊里糊涂又仍然归于周敦颐、程颐所说的理论。有人说：“领悟学问的宗旨如此困难。您的天资也和人一样，却说自己独自明白孔子的学问宗旨，我更加疑惑了。”我说：这自有原因。我自从二十岁遭遇家庭变故，颇为有志于学问，兼读朱熹、陆九渊两派的语录，后来因为心疾，没有收获而萎靡不振。到了甲辰年，我三十岁，结识了王子助先生，于是专攻程颐、朱熹的学问。乙巳、丙午两年，稍有日渐进步的趋势。丁未年，在辛里任塾师，每天和孩子们讲解课业文章，学问于是退步。到了戊申年，遭遇父亲、祖父、祖母去世的大丧事，在庐墓中哀痛毁损，荒废学业几年，忽然知道我不适宜承担主丧的重任，哀痛稍减。既然不读书，又不接待客人，坐卧在地炕上，猛然冷眼旁观，觉得程颐、朱熹关于气质的学说大大不如孟子性善的宗旨，于是慢慢考察他们的学问，原来并非孔子的旧说。因此我不避讳朱季友那样的罪名，而提出存性、存学的学说，为后两千年的先儒补救参杂的小过失，为前两千年的圣贤揭示被遮蔽的本源。如果不是丁未年荒废学业，戊申年遭遇丧事，我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进步，望着程颐、朱熹而担心自己赶不上他们，又哪里有空暇去问他们的学说是否有误呢！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 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覆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 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余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余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余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
译至于那些追求大道却走偏的人，厌恶传注诵习的烦琐，认为不立文字就能识心见性；不假借修行就能造道入德；守着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谛，借用儒者的言辞来粉饰佛、老的说法。求学的人贪图其简便，诋毁圣贤，抛弃经典，狂妄叫嚣，偏颇固陋，自以为悟道。这是朱子极力抨击陆九渊门徒过失的地方。然而从孔门的角度来看，除了“抛弃经典、狂妄叫嚣”之外，其他的过失，恐怕朱子门徒也不能完全避免。
他对于读书，必定要求学生辨析音韵训诂，校正章节句读，玩味文辞，探求义理，深入研究思考以探究其中的难点，平心静气以听取他们自己的心得。然而对于修身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慎独处时的戒惧，未曾不反复强调，大概也是希望学者穷究天理、反省自身并持守恭敬。跟随求学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来质疑问难，意思有不明白的，就委婉详尽地告知而不曾疲倦；问题有不切中要害的，就反复告诫而不曾隐瞒。致力学习笃实，喜悦就表现在言语上；进道艰难，忧虑就显露在神色上。讲论经典，商讨古今，往往直到半夜。即使疾病缠身，诸生问难辩论，就仿佛沉疴离体般轻松；一天不讲学，就警惕不安常以为忧。提着衣襟前来求学的人，远至四川、蜀地，文章辞藻的传播，流布到海外。可惜先生苦心孤诣，这半幅文字已经叙述得很详尽。试问像孔门七十弟子那样，成就了几人？天下得到治理太平的有几代？阐明践行我的道义而使异端顿时熄灭的有几分？我们的夫子承继周末文胜的时局，洞见道义不兴盛，不在于文辞不详尽而在于实务不修习，奋笔删定繁文，保留现今所有的经书，取足以阐明道义，而教学专门在六艺，务求实用。他与端木赐、宰我、卜商等弟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的言论尤其少，所以学者用功少而成就多。五代时期，武臣执政，诗书被束之高阁，到了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儒者出现，挖掘精微奥义，鼓动一时，自认为是快事。只有安定胡瑗先生，独自知道救弊之道在于实学而不在于空言，他主持太学时，设立经义斋、治事斋，可以说深深契合孔子的心意了。晦庵先生，本应救正程门末流的过失而独自尊崇孔子的经典，用六艺以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导门人，使通儒众多，恩泽遍及百姓，佛、老熄灭，这才是他的本事。却只拘泥于章句如此，能说什么呢！
至于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也都洞察精微。文词、字画，骚人墨客耗尽心神，曾抱怨其难；到了先生，未曾刻意用心，却也都符合规矩法度，可为世人效法。天文、地志、律历、兵机这几项，如果洞察精微，都需要日夜讲习的努力，数年验证的功夫，不像理会文字可以坐着获得。先生既然掌握了精微，为什么门人记录言行的详细，没见他是如何用功的！况且谈到国势不振，感慨到流泪，也是悲愤到了极点。那么当时所急迫的，哪有超过兵机的呢！正应当诱导门下弟子，成就几位士人，使得像子路、冉有、樊迟那样的人参与其事，那么楚囚相对哭泣的态势就可以避免了。然而他平日除了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没有别的道理，除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没有别的功夫，在朝廷处理政务，除了正心诚意之外没有别的言论，以至于乘坐轿子出来，轻浮的年轻人拦路进献厌闻的讥讽。虽然没有担任要职，但历经四朝，在外任职九次考核，在朝廷任职四十年，他所提出的建议可以大概看到。不要说孔、孟暂时效法鲁、滕，能像子游、子贱、子路那样治理邑县的景象吗？所以三代圣贤，亲身行政业绩多有实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是虚语，那么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察精微”，恐怕也只是在文字上理会罢了。
先生出现，而从周以来圣贤相传的道，一旦豁然开朗，如同大明高悬中天，清晰呈现！”扬子云说：“古时候杨朱、墨翟塞路，孟子辞让并辟驳他们，廓然清朗！”韩愈驳斥说：“杨朱、墨翟盛行，正道废弛，孟子虽然是圣贤，没有得到职位，空言没有施行，虽然切中要害有什么补益！然而依赖他的言论，现在的学者尚且知道尊崇孔氏，崇尚仁义，贵王贱霸而已，那些大经大法，都亡灭坏烂。所谓在千百中存留十之一，哪里在于他能廓然清朗呢！”孟子辟驳杨朱、墨翟而杨朱、墨翟果然熄灭，尊崇孔氏而孔氏果然尊崇，崇尚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然崇尚，王果然尊贵，霸果然卑贱。至于大经大法，如分封爵位、分封俸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须举行的，明白就明白，实行就实行，不是后世空言可比，正是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扬子云赞颂的一句话颇为容易，朱文公议论它。现在朱子出现，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子、扬雄，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多于西汉，标榜溢出于东京，礼乐的不明依然如故，王道的不举依然如故，人材的不兴依然如故，佛道的日益昌盛依然如故。实学不明，言论虽然精妙，书籍虽然完备，对世间有什么功绩，对道义有什么补益！然而依赖
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译至于当时的讲学，朝廷仍然以四书、五经来选拔人才，周公、孔子的文章不至于完全湮没，有志于求学的人沿袭他们的足迹，以主敬、静坐来探求大道，不至于完全信奉佛教、道教的教名，与这两家鼎足而立罢了。如果问自周代以来圣贤相传的大道，那么早已断绝失传很久了。黄氏竟然说“一旦豁然开朗，如同大明高悬中天”，这哪里只是不足以等待百世后的圣人，恐怕后世像韩愈那样雄健的文人，也难免会对此提出非议。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 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著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 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余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
译果斋李氏说：“先生所达到的道的极致，探究他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只是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推致知识，以反躬自省来践行实际。而‘敬’，又贯通在这三者之间，所以能成就开始并成就终结。因此他所说的‘主敬’等等，在内则没有二心、没有旁骛，寂静不动；在外则庄重严肃，如同面对神明等等。他所说的‘穷理’等等，逐字探求其训诂，逐句探求其旨意等等。开始通过熟读，使书中的言语都好像出自我的口；接着通过精思，使书中的意旨都好像出自我的心。从表面通达内在，从支流追溯源头，探求其精微之处，如同分辨黑白；辨别其细节，如同数一二等等，然后才算有所收获。至于树立论调来驱使圣人的言语，穿凿附会来妄求新意，或者援引经典来互相纠缠，或者假借名义来互相混淆等等，认为这是求学者的最大弊病，如果不痛恨并断绝这些，就终究没有进入德行的希望。大概自从孔子、孟子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像这样穷理如此精深的等等。等到他理明义精，修养深厚积累盛大，充实为德行，发挥为事业等等。入朝侍奉君主，就一定想着让君主成为尧、舜；出外治理百姓，就一定让百姓成为尧、舜。李氏这篇赞语，体用兼备了。我不必详细辩驳。只希望求学者拿朱子的‘主敬穷理’与孔门直接对照，拿朱子的事业与尧、舜直接对照，那么他们学问宗旨的稍微差异就明显判然了。总之，对于宋代各位先生，我不敢苟且求全。只是宁可天下没有学问，也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的学问；宁可百世没有圣人，也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的圣人，大概这样学问才是真学问，圣人才是真圣人罢了。
言论风旨所流传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都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而其中‘考察先圣而不违背，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疑惑’的，是因为订正群书，确立为准则，使求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从而进入尧、舜之道，这是他的功勋特别显明盛大的地方。‘考察先圣而不违背’等语多么宏大，却归结到订正群书上吗？朱子之所以尽力于此，以及当时后世之所以笃信信服于此，都是因为孔子删述的缘故。不知道孔子是学成了内圣外王的德行，教成了一批治世的人才，鲁国不能用，又不能推荐给周天子，于是出来周游列国，周游是学教之后不得已的做法；等到年老而道不能实行，于是回到鲁国删述以传世，删述又是周游之后不得已的做法。战国的说客，舍弃学教而学习周游，是不了解孔子的周游是孔子的不得已。宋儒又舍弃学教以及当时行道，而从年轻时就学习删述，教导弟子也不过如此，虽然讲究礼乐，也只是想著书传世，不是想在自己身上亲眼见到，这又是不了解孔子的删述是孔子的更加不得已。况且孔子的删述，是删去繁乱而只取足以阐明道的，正担心后人追逐虚浮繁杂，失去实际。宋儒却多做注解，相继增益，不几乎决开孔子的堤防而引导泛滥的流水吗！这本书之所以更加兴盛而道之所以更加衰微的原因就在这里。
先生搜集辑录前代儒者的学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判断，汇合区别分类，文从字顺，精妙地把握了圣人的本旨，昭示了此道的目标。又使求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其次读《论语》《孟子》以穷尽其蕴奥，然后会通归结于《中庸》。尺度权衡已经确定，由此来穷尽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家之书，那么就没有道理不能精研，没有事情不能处理了。先生昭明书旨，耗费了大量心力，然而所昭明的只是书旨，不能说得到了我自身的道。因为四书、诸经、群史、百家之书所载的，原本是穷理的文字，处事的道理。然而只把读经史、订群书当作穷理处事以求道的功夫，那就相隔千里；把读经史、订群书当作就是穷理处事，说道就在这里，那就相隔万里了。现在李氏因为先生解书得到了圣人的本旨，于是说昭示了此道的目标；因为先生使求学者读书有序，于是说将没有道理不能精研，没有事情不能处理。唉！宋、元以来效仿先生汇合区别分类，精妙地把握圣人本旨的，不已经有十多人了吗？遵循先生读书的顺序，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次《中庸》、次穷尽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家，不已经家家诵读，户户讲究了吗？而真的没有道理不能精研，没有事情不能处理吗？譬如学琴一样：诗书好比琴谱。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以算是学琴吗？所以说把讲读当作求道的功夫，相隔千里。更有一个妄人指着琴谱说，这就是琴，辨别音律，协调声韵，调理性情，通达神明，就是这个东西这件事。谱果真是琴吗？所以说把书当作道，相隔万里。千里万里，为什么说这么远呢！也譬如学琴一样：唱歌得其调子，抚琴娴熟指法，琴弦求中音，徽位求中节，声音求协律，这叫做学琴了，还未算是习琴。手随心意，音随手出，清浊、疾徐有常规，鼓琴有常功，演奏有常乐，这叫做习琴了，还未算是能琴。琴器可以亲手制作，音律可以耳朵审定，诗歌随心所欲，心与手相忘
，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译手指与琴弦相忘，私欲不在心中萌生，太和之气常存于室内，感应阴阳变化，化育万物通达天道，于是称其为能弹琴。如今手不弹奏，心不领会，只把讲解诵读琴谱当作学琴，这就像站在河边眺望长江一样，所以说相差千里。如今眼不见琴，耳不闻声，只把琴谱当作琴本身，这就像指着蓟北谈论云南一样，所以说相差万里。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搉，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著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人心者惟有书。则宜追求其一切养德之具，而亟亟与同人讲习之，以经书为佐证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于书，其余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时患在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为万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适丁文墨浩繁之时，而不能删削其烦乱，反从而训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学者，孔子也，而顾未得孔子之心，未尽合孔子学教之法。吾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为曾、孟，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为殷、周，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 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 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叠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叠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疴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
译从洙水、泗水以来，在广博地学习文献和以礼制约束自己这两方面达到极致的人，只有先生一人罢了！”
“广博地学习文献，用礼制来约束自己”，这是孔子学派继承尧、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的实际功夫，也是彰明美德、亲近百姓，百世不变的成功法则。但是，孔子学派说“博文约礼”，程颐、朱熹也说“博文约礼”，这确实让人不敢轻易分辨，然而实际上有不待分辨就能判定的地方。
比如孔子学派的“博学”，包括学礼、学乐、学射箭、学驾车、学书写、学算术，乃至《易经》、《尚书》没有不称为“学”的；《周南》、《召南》则称为“为”（实践）。所说的“学”和“为”，既不是后世读书讲论所能混淆的；礼、乐、射、御、书、数，也不是后世章句训诂所能依托的。况且对于孔子门下弟子所称赞的，当时人们所推崇佩服的，师生之间所商讨切磋的，诸如“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等章节，都可以考证，这就是孔子学派的“文”，孔子学派的“学”。
程颐、朱熹的“文”，程颐、朱熹的“博学”，李氏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必赘述。孔子学派的“约礼”，大的方面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宗庙祭祀、诸侯会盟，小的方面包括饮食、起居、衣服、男女之别，孔子向老聃问礼，在大树下练习礼仪，公西华对《曲礼》精通熟练，孔子都谦逊地承认他的才能，可以说他是礼圣；子言、曾参等贤人，细微之处必定谨慎。用这些来约束自身，也就用这些来约束内心，出仕就用这些来约束天下，所以说“用礼制来整齐百姓”。这是历代圣人体现大道的功用，百世进入大道的实际功夫。所以《中庸》中伟大的圣人之道，以至于发育万物，崇高至极于天，叙述君子的功业，充分阐述了尊崇德性、追求学问。而其中直接指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并且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明显是以这三千三百条礼仪作为至道。如果除此之外另有顺应本性，另有笃实恭敬，那么子思也就得罪了圣门了。这就是孔子学派的“礼”，孔子学派的“约”。
程颐、朱熹的“约礼”，只是说“内心没有杂念、没有偏执，寂静不动，外表庄严肃穆，如同面对神明”罢了。他们的博约是否达到了极致，我不敢轻易断言，希望求学的人先分辨清楚什么是“文”与“礼”就可以了。
朱熹说，自从周朝衰微、教化丧失，礼乐培养德行的器具全部废弃，所以维持人心的只有经书。那么就应该追求那些培养德行的所有器具，急切地与同道之人讲习，以经书作为佐证就可以了。然而他却只孜孜不倦地在书本上刻苦钻研，对其他方面不太重视。况且李氏也知道春秋时期弊病在于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成为万世道德的宗师。然而朱熹恰好处于文墨浩繁的时代，却不能删削其烦乱，反而加以训释增补，为什么呢？朱熹想要学习的，是孔子，却没能领会孔子的本心，没能完全符合孔子教学的方法。我为五百年的士子惋惜他们不能成为曾参、孟子那样的人，为五百年的世道惋惜它不能成为殷商、周朝那样的盛世，为五百年的百姓惋惜他们不能受到教化养育，所以深深惋惜朱熹没能成为孔子那样的人。
吴氏说：“先生在经史子集之余，即使是记录杂说，举起来就能背诵。”
经史子集已经可惜他过于耗费精神了，何况是记录杂说呢！
北溪陈氏说：“先生道业巍峨而德行尊贵，义理精微而仁爱纯熟；言论平正温润，清巧切实等等。言辞简约而道理穷尽，旨意明白而意味深远。而他的心胸澄澈明朗，晶莹没有杂质，功夫缜密，浑然没有漏洞，尤其可以从言辞语气中想象得到。所以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的道，到了先生这里更加显明。所谓主宰这一时代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
试看“道业巍峨德行尊贵，义理精微仁爱纯熟”这两句话，即使是孔子也不过如此，但下面具体指出的地方，却只是立言之中的“言辞简约道理穷尽，旨意明白意味深远”罢了，说他“心胸澄澈明朗”，“功夫缜密”，也不过是从言辞语气中想象出来的。大概朱熹的身份原本就是这样，黄、李、吴、陈各位，也只能在虚词之间推崇奖掖，不能在实际上增添润色。等到总赞“主宰这一时代”这一句话，尤其是不自觉地道出了本色。大概王者不出现，五霸相继兴起，相继主宰盟会，假借仁义来彰显王者的法度，圣贤也不得不取法，所以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说：“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秦、汉以后，圣人不再生，扬雄、韩愈、王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冯从吾、高攀龙等诸子，相继兴起，主宰儒学讲坛，阐发诗书以显明圣道，天下人纷纷向往，自好之士多出自其中。所以五霸，实际德行未修，虽然天下服从他们但不敢称帝，不敢称王，只称他们为霸罢了；诸儒，实际学问未至，虽然天下尊崇他们但不敢称圣，不敢称贤，统称他们为儒罢了；他们的身份正相同。直到如今大儒相继在东林登坛，还都称为主盟，其取义确实如此！
鹤山魏氏说：“本朝兴盛，大儒辈出，声气相应，如同符节相合。说极，说诚，说仁，说道，说忠，说恕，说性命，说气质，说天理人欲，说阴阳鬼神，像这类，都是圣门讲学的关键，而千数百年习于浮华、沿袭陋习，没有人知道其说法的，到了这里豁然开朗，如同沉疴痊愈，大梦初醒。至于朱文公先
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译先生起初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见识，凌驾于众人之上，气势高亢；自从在延平李先生门下受学后，便收敛锋芒，仿佛难以承受重任，于是摒弃浮华追求朴实，由广博回归简约。等到他积累深厚而思维浑融，资历深湛而行为纯熟，便能贯通精微与粗浅，融合内心与外在，对于众多贤者的精微蕴义，以及诸子百家的不同见解，都能细致剖析，如同展示在手掌之中一样清晰。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来弘扬先圣之道，却只活到中年，论述未能定型。只有先生巍然独存，中间经历学术禁令，自信反而更加坚定。大概从《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全都为他推究阐明、演绎发挥，以至于《三礼》、《孝经》，下至屈原、韩愈的文章，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司马氏的史书，前代贤正之人的言行，也都各自为他撰写论著。然后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圣贤教化民众的学问，才光辉灿烂地中兴！”
至于天命、阴阳、鬼神等，我的愚见不足以参与议论，但认为这些大半属于圣人很少谈论或不予置评的内容，却一定要“细致剖析，如同展示在手掌之中”，这是为什么呢！至于推究阐明古人的经书，论述前代贤正之人的言论行为，这本来是我们儒者学问成就后的余事。学问成就了，就应用于世间去实行；如果不被世间任用，也可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以回报天地，不著述也可以。观察当时如果确实有重大道理未明，重大祸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期望后世能阐明道理、消除祸害，这也是可以的。如果是文人的文章，书生的书籍，去解释、议论，那就不必要了。如今却因为这些推演论著已经阐明，就说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圣贤教化民众的学问，光辉灿烂地中兴”，这难道不是欺骗吗！对道统没有实际的功绩，既不免让尧、舜、孔、孟在天之灵叹息，又没有在自身和世间的实际验证，怎么能使当时的人心信服呢！只是用空话互相推崇，凌驾于一世之上，动辄比拟帝王圣贤，这就是“伪学”这个名称的由来！我曾经妄自议论，宋代的各位先儒，明末的各位君子，如果生活在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他们的学问气节必定更加不同，如果仅仅如此，恐怕也不免遭受伪学的禁令，门徒党羽的诛杀。但是宋、明朝廷既然没有真正的将相，民间既然没有真正的学术，那么正应该任用那些称说诗书、标榜清流的人来支撑其衰败的命运，不应该诛杀他们、禁止他们以加速自己的败亡。总之，就像龙骨马一样，掌管国家权柄的人不可废弃尊崇儒学、重视大道的典礼，而悲天悯人，儒者应当存有反省自身、自我归罪的心态。所以天下有弑君的大臣，杀父的儿子，并非孔子所为，但孔子感到恐惧；天下有无父的墨家，无君的杨朱，并非孟子所为，但孟子感到恐惧；大概儒者怜悯天下而深切自责就是如此。何况真正失去学术宗旨而误导世人，那么近代的灾祸，我们儒者怎么能推卸责任呢！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著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
译朱子说：“胡安国（敬夫）天资高明，他以为人都像他一样，刚一开口说话，便不再问别人是否明白，只管要把自己的意思说尽。所以他的门人中，只有聪敏的只学到了他的言辞，如果资质不够，依旧没有着落。我则天性迟钝，读书极为辛苦，所以平常与人交谈，多不敢发表高远的议论，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才有的体会，所以不敢以此要求别人。《学记》说：‘只追求进度而不顾学生是否安适，使人不能出于真诚。’现在教育者的弊病大多如此。”
朱子与南轩（张栻）这一派师友，原本只是靠说话读书来度过日子。比起王弼、何晏的清谈，他们颇在身心上用功；比起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他们还拘泥于理性；比起白居易、苏轼的诗酒，他们既不能模仿那种矜持，比起佛、道的空虚，又完全达不到那种讲读的境地，真是三代以后接近儒学的学问，在贫瘠衰薄的时运中不易得到的豪杰啊。然而他们的身份如此，无法强行增加。所以推崇奖赏的地方，或许会衬托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等话语，至于比较长短、叙述事实、指陈事物，或是推举他人，或是表现自己，都只在言辞和诵读之中，没有别的了。而且他批评南轩的地方，恐怕也是朱子自我写照，只是过失有深浅之分，于是自以为得中道罢了。我曾给刁文孝写信，他的回信也不问别人是否疑惑，只管自己说尽。想来刁公也不是矜持自见，大概平素所学的，原本就是说话作文，没有别的东西给人罢了。况且讲读之学，即使循序渐进，也与《学记》所说的“时”与“孙”不同。所谓“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就是所说的“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于弦乐；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于诗歌；不学习杂服，就不能安于礼仪；不兴起技艺，就不能乐于学习”。如果急躁快速引进而不顾其安适，这就是教人越级而不真诚，不合时宜而不谦逊。所以法干上会认为他的儿子九数已经熟练，非常高兴。我说：“暂且不要让他知道有乘归法，让他稍作休息，得到一些受用，才可以再进一步。”正是这个意思。学者观看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等章节，哪里是诵读讲说之学所能依托的呢！
南轩、伯恭的学问都疏略等等。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然是两件事。比如他说‘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截然分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难以填补，且先理会道理诗书”，难道不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截然分为两途吗？只是不肯说清楚罢了。古人说，“不了解一个人，看看他的朋友”，观察这些更加相信。
东莱（吕祖谦）自不该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己已经患病，一天要做一年的事。如果不死，从汉武帝到五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然可以完成。这文字，人多说他的解题很有功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很有功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解题只是现成的，检令诸生抄写。伯恭病后，既然免去了人事应酬，免得出任官职，如果不死，大段能做出文字。”
可惜这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过日子，生死都系于此！朱子对南轩、伯恭都不避讳他们的短处，交友的和而不同如此，难道是厌恶听到异己之言吗！至今仕途和学术都先立党派，这就是道义愈发微弱，世道愈发衰败的原因。
问：“陆九渊（子静）不喜欢别人论性。”回答说：“怕只是自己理会得不清楚，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所以一概截断。然而学习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欢别人论性，未尝不是，但缺少下学工夫罢了。朱子喜欢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说这就是学，那就错了。所以陆子对话时每每不与说者，心中不取；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真是对的，为何不能说服这位朋友呢。朱子这类贬斥，尤其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真是对的，为何不能说服这位朋友呢。孔子说：‘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位先生难道没有用此功夫吗！
陆九渊的学问，看他千般万般毛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的学问，全不觉其毛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以不从六艺入手，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陆九渊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回答说：“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陆九渊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
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译知道安于道而行，也必须要学习。大体上，子思讲“率性”，孟子讲“存心养性”，说得比较透彻；孔子却未曾明说，只讲孝悌、忠信、笃敬。因为能做到这些，道理自然就在其中了。陆九渊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并非是说“不需要修为存养”，而是把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这两句话理解得有些呆板，又对朱熹的诵读训诂感到不足，因此立论过于激烈，最终导致朱熹轻视他。因为先确立根本，原是根本所在，但如果没有维持和培育的方法，根本又岂能轻易确立呢！朱熹用“旅居在外的人”和“脾胃受伤的人”两个比喻，确实切中了陆九渊的弊病，但这又像是手里拿着路程本该资助送行，口里说着健脾和胃的药方本该开胃进食，结果整年拿着路程，旅居者依然不能回乡；整年说着药方，脾胃受伤者依然无法下咽。这就是陆九渊也嘲笑朱熹的原因，而学术宗派也就因此不能统一了。哪里比得上周公、孔子“三物”之学，那才是旅居者真正的干粮车马、脾胃受伤者真正的参术缩砂呢！既然知道孔子没有说破，前面却讥讽陆九渊不说破是“禅宗自爱”，这是为什么呢？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 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著，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著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著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
译子静的学说没有定准，大抵他只是想要违逆常理罢了。仔细考察，讲学的先生大多都有这种违逆的毛病，只是程度有深浅而已。我们儒家的道，有确定不变的道理，哪里需要去违逆呢！只是因为真正的学问已经失落，两千年来，只在口头上争胜，在纸面上比高下，这就是违逆之风的来源。
问：“陆象山说‘当下便是’。”回答说：“看看圣贤教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吗？圣人教导人，都是从平实处着手去做等等。又平时告诫弟子，也要说‘学习并时常温习’，‘践行有余力，才去学习文献’。圣贤教导人，原本没有象山‘当下便是’这类话语，试看圣贤可有先生那样的学问吗？‘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的学问是教人静坐和训解吗？
只要有圣贤的话，可以指引道路。”“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现在却不走路，只效法圣贤的话便以为应当走路。每一代指引道路的话增加得越多，最终在宽阔的大道上反而少见行人了。《诗经》说，“如果不与同行者谋划，因此就不能走在正道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于是谈到子静。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才力稍差一点就错了，他只是错过去了；还有一类，却是才力不足。如果是才力过强而能扭转过来就好，才力不足而能努力上进也好。只因为才力高了就不肯谦下，才力不足了就不肯上进，过分的便说只在过分里面寻求中道，不足的也说只在不足里面寻求中道。起初只相差一点点，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说：“我看近日的学问，才力高的便说得超出天地之外，才力低的便只管沉溺；才力高的必定陷入佛、老，才力低的必定陷入管、商。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合乎中道，安然处之而不怀疑了。如果与孔门相比，朱子的知与行竟然判为两途，知似乎过分，行似乎不足，其实行不足，知也不足。又叹息近日学者“高的陷入佛、老，低的陷入管、商”，我认为当时如果有真正的佛、老，必定更叹息朱子的讲读训解是耗费精神、粗浅的痕迹，有真正的管、商，必定更叹息朱子的静坐主敬是寂守无用，恐怕不能超越他们而让这两类人受怜惜。如果我们的孔子中庸之道，论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泣，论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愧。倘若朱子有幸游历其门下，见到其天高地厚，又怎敢遽然自以为是呢！没有得到孔子而师从，没有颜回、曾参而交友，这是朱子的大不幸啊。
“陆氏善于言辞，其精神也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的人也就清明，只是空虚，更没有根基。‘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因为没有根基便危险。‘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前进，不担心达不到。现在他的门徒往往前进时很锐利，然而退步也很快。才到退步时，便如堕入千仞深渊。”朱子指出陆门流弊之处，也是自我写照。但朱子善于言辞，又加上善于解释和著述，因此耸动的人更多，颇有根基。有人问：“读讲著述虽然是依靠书本，但毕竟经传是把手柄，所以颇有根基吗？”我说：“也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于放纵，但也耗费有用的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处。我所谓颇有根基者，大概如讲著这一本书，如果全不依此书实行，不仅无以服人，自己心里也难以安宁，所以必定略有所实行，此处稍有根基。只因为原本以讲解为学问而以行为衬托，终究不免挂一漏万，即使所实行的也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并加功，进锐不得，也退速不得。这就是学问，这就是实行，这就是教化，举而措之，这就是治理，真是尧、舜的宗子，文、周的功臣，万世圣贤的规矩啊。虽然聪明如颜回、子贡，焉得不赞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呢！焉得不起初怀疑是多学而识，后来却赞叹性天不可听闻呢！虽然退怯如冉求，安得不喜悦而最终成就其技艺呢！倘若进入程、朱之门，七十子都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了。唉！我怎能得到一个圣门徒众的末流而师从呢！”有人问：“宋儒挂一漏万，所行不熟，何处可见？”我说：“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也行礼，至斩衰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著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说：“孟子去世一千五百年而周子出现。河南两程夫子等等，程门学者笃
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 许多圣贤张皇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译信奉老师的学说，各自有所努力以弘扬光大这一道统。为何世道衰微，百姓缺乏庇佑，而混乱灭亡随之而来呢！可悲啊！”许多圣贤在弘扬光大这一道统之后，却接着说：“而混乱灭亡随之而来！”这是什么缘故？为何说话如此不加思考！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
存学编卷四
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 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
译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担任国子监祭酒，六馆的学生按次序接受学业指导。白天退堂后回到寓所，拿着经书的人便跟随他请教学业。吴先生恳切耐心，言语明白痛切，根据学生才质的高低、见闻的浅深，来开导诱导他们。当时大家都受到观感而振奋兴起。他曾经对人说：“上天降生豪杰之士并不多。所谓豪杰之士，是因为他们见识超过常人，超越当世而高出一般人的。战国时期，孔子的门徒已经没有了，充斥仁义像杨朱、墨翟之类的人，又滔滔不绝。而孟子生在那个时候……真是豪杰之士啊！至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一时相继出现，如果不是豪杰，谁能参与这种境界！又过了一百年，朱熹集诸子之大成，则是中兴的豪杰。以继承朱子道统自任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恳切耐心，讲论不倦，常常到半夜，而且寒暑不废，他的功夫可以说既勤奋又刻苦了，果真对世道有益吗？果真成就了一班人才吗？至于他的自负，也不过是“见识超过常人，超越当世”罢了。朱子说：“这个道理如果不拼死穷究，终究不能理解。”可见他立志成功的程度也不过如此。只是朱子眼光颇高，不肯明确地以道统自任，元代儒者的见识更低，所以直接说出来而不觉得，不足为奇。值得奇怪的是，所见既狭隘，又认为孟子也不过如此，那就是对豪杰说得太浅了，对道统说得太容易了！
存学编卷四
性理评
程子说：“古人虽然有胎教和保傅的教育，仍然胜过今天的学校、乡里的教育。古人从小学习，耳目游处所见都是善的，等到长大看不到异样的东西，所以容易成就。今天的人从小所见都是不善的，刚能说话就习染秽恶，日日销蚀，还有什么天理！既然知道小时候缺乏习善的功夫，长大后又习染秽恶，那么为学的关键在于变化习染，却说‘变化气质’，为什么呢？
不要说小孩没有记忆力，所经历的事都能不忘。所经历的事都能不忘，却是不教他们经历事，为什么呢？
就像养狗的人不想让它上堂，就趁它上堂时打它；如果既打了它上堂，又在堂上喂它，那么让它听谁的？即使每天鞭打要求它不上堂，也不可能做到。养异类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培养正气的是圣人。”先生倡导道学，担忧天下空寂而崇尚浮文，于是废弃周公、孔子的六艺而崇尚静坐读书，不几乎像打了它上堂又在堂上喂它吗？即使每天鞭打要求它不空寂浮文，怎么可能做到呢！培养正气的功夫，或许不是这样。
朱子说：“古代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孝弟忠信的事。从十六七岁入大学，然后教以理，如致知格物以及所以为孝弟忠信的。既然说了这些，为什么不学古人而亲身实践呢？总之，孔门称颂古昔，程、朱两门也称颂古昔，他们称颂的原因不同。孔门是亲身做古人，所以说‘我遵从周礼’；两位先生是推让给古人，所以说‘这很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也讲礼乐，他们讲的原因不同。孔门是想当前能做到，所以说‘礼乐君子不片刻离开身体’；两位先生是仅想让人知道有这些，所以说‘姑且让人知道’。
古人从入小学时，已经知道许多事了，到入大学时只要做这个功夫；现在的人全未曾知道。古人只在心上理会，至于治理天下都从心中流出；现在的人只在事上理会。朱子感叹人全未曾知道，恐怕朱子也不知道像渴饮饥食那样迫切。如所说‘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多么真切啊！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的话，又与上文自相混乱了。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长大后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等到长大，也不再大量学习，便只理会致知穷理的功夫。而现在从小失去了，要补填实在难；但必须庄敬笃实，确立基础，逐事逐物理会道理，等到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在切身处理会，慢慢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应当理会的，都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些礼文制度，又跟自家身己什么事！‘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说‘难’，是朱子学教的错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以事，便自然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现在的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而害心。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从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的功夫。到二十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这是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的道理，所以圣贤接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