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一
之，不得不抉精奥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见已稍浸入释氏分界，故称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若以不肖论之，只以君子之道四一节指示，虽释迦恶魁，亦当垂头下泪，并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则如之何？曰：彼以其虚，我以其实。程、朱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吾道自尊显，释、老自消亡矣。
译这，不得不探求精微深奥的道理来展示给人看。我说：唉！程子所见的境界已经稍稍渗入佛家的界限，所以称赞他“更加接近事理却大大扰乱了真相”。如果按我的观点来说，只用君子之道中“四”这一节来指示，即使是释迦牟尼这样的恶魁，也应当低头流泪，并不需要涉及性命以上的高深理论。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他们以虚无为本，我们以实有为本。程、朱应当远承孔子，近师胡瑗，用六德、六行、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类知识来教导门人，造就成数十上百位通儒。朝廷的重大政务，天下人不能办理的，我的门人都能办理；险峻繁重艰难的事务，天下人不敢承担的，我的门人都能承担，我们的道自然尊贵显赫，佛、道二教自然消亡了。
今彼以空言乱天下，吾亦以空言与之角，又不斩其根而反授之柄，我无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党之气，是以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乾坤。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再见其行哉！友人刁蒙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习焉，终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众也！”其所慨深矣！吾意上天仁爱，必将笃生圣哲，剗荆棘，而兴尧、舜以来中庸之道，断不忍终此元会，直如此而已也！
总论诸儒讲学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孔子惟与其弟子今日习礼，明日习射。间有可与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与言。盖性命，非可言传也。不特不讲而已也；虽有问，如子路问鬼神、生死，南宫适问禹、稷、羿、奡者，皆不与答。盖能理会者渠自理会，不能者虽讲亦无益。
自汉、唐诸儒传经讲诵，宋之周、程、张、朱、陆，遂群起角立，亟亟焉以讲学为事，至明，而薛、陈、王、冯因之，其一时发明吾道之功，可谓盛矣。其效使见知闻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谈名理，不作恶，不奉释、老名号。即不肖如仆，亦沐泽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为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礼乐之不兴自若也，异端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以视夫孔子明道而乱臣贼子果惧，孟子明道而杨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渊之相悬也！
仆气魄小，志气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与于斯道。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仆受诸儒生成覆载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试观朱子晚年悔枝叶之繁累，则礼乐未明，是在天者千古无穷之憾也。
明亲
大学首四句，吾奉为古圣真传。所学无二理，亦无二事，只此仁义礼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诗书礼乐之文，以之修身则为明德，以之齐治则为亲民。明矣而未亲，亲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谓之道也；亲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谓之道也。亲而未明者，即谓之亲，非大学之亲也；然既用其功于民，皆可曰亲。其亲而未明者，汉高帝与唐太宗之类也；其亲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汉之孝文、光武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来儒者所共见，皆谓之非道者也。其明而未亲，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则儒者未之言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尧、舜不作，孔、孟不生，人无从证其为道者。
一二聪明特杰者出，于道略有所见，粗有所行，遽自谓真孔、孟矣，一时共尊为孔、孟焉，嗣起者以为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学训解纂集，或学静坐读书，或学直捷顿悟，至所见所为，能仿佛于前人而不大殊，则将就冒认，人已皆以为大儒矣，可以承先启后矣。或独见歧异，恍惚道体，则辄称发先儒所未发，得孔、颜乐处矣。又孰知其非大学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数百年以来之人未之言，吾独于程、朱、陆、王之外别有大学之道焉，岂不犯天下之恶，而受天下僇乎？然吾之所惧，有甚于此者，以为真学不明，则生民将永被毒祸，而终此天地不得被吾道之泽；异端永为鼎峙，而终此天地不能还三代之旧。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继开者之一转也。
夫明而未亲即谓之明，非大学之明；然既用其功于德，皆可曰明。其明而未亲者，庄周、陈抟之类也；其明且亲而未止至善者，周、程、朱、陆、薛、王之俦也。何
译如今他们凭借空泛的言论扰乱天下，我也用空泛的言论与他们争辩，不仅没有斩断其根源，反而把权柄授给了他们，我因此无法深深使天下人心信服，也无法鼓舞我党人的士气。所以当时刚一出来，仅仅凭借口舌之争就招致了党祸；流传到后世，完全凭借章句之学误乱了乾坤。地位高的人只学习先儒的讲论著述，稍微涉及文辞义理就想要承先启后；地位低的人只问朝廷的科举功名，只要能够揣摩迎合就都追求富贵显达。空泛言论造成的祸害比焚书坑儒还要严重，我们的道统何时才能再见到它的施行呢！友人刁蒙吉翻用孟子的话说：“著述了却不施行，考察了却不实践，终身知道却不遵循其道的人，是大多数！”他的感慨非常深切！我的意思是上天仁爱，必定会厚生地生出圣哲，铲除荆棘，兴起自尧、舜以来的中庸之道，断然不忍心让这元会的终结，就这样罢了！
总论诸儒讲学
我妄自认为性命之理是不可讲的，即使讲了，人们也不能听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人们也不能醒悟；即使醒悟了，人们也不能实行。能够共同讲论、共同醒悟、共同实行的，是性命的作用，比如《诗》《书》和六艺罢了。即使是《诗》《书》和六艺，也不是徒然列坐听讲，一定要一讲就教人练习，练习到困难的地方来问，才再与他讲论。讲论的功效是有限的，练习的功效是无止境的。孔子只是和他的弟子今天练习礼仪，明天练习射箭。偶尔有可以和他谈论性命之理的人，也是因为那人自我领悟已经很深，才与他谈论。大概性命之理，不是可以用言语传授的。不只是不讲罢了；即使有人问，像子路问鬼神、生死，南宫适问禹、稷、羿、奡那样，孔子都不予回答。大概能够理会的人自然理会，不能理会的人即使讲了也没有益处。
自从汉、唐诸儒传经讲诵，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于是群起并立，急切地以讲学为事，到了明代，薛瑄、陈献章、王阳明、冯从吾等人沿袭他们，他们一时阐发吾道之功，可以说是兴盛了。其效果使得见闻所及的人知道尊崇仰慕孔、孟，善于谈论名理，不做恶事，不信奉释、老的名号。即使不贤如我，也是沐浴恩泽中的一人。然而世道处于衰微的状态依旧如故，百姓得不到治理依旧如故，礼乐不能兴起依旧如故，异端日益昌盛炽烈依旧如故。与孔子阐明道义而乱臣贼子果然畏惧，孟子阐明道义而杨朱、墨翟果然消亡相比，何止是天渊之别呢！
我气魄小，志气卑下，自量在中人以下，不足以参与这道。只希望主盟儒坛的人，远溯孔、孟之功像那样，近察诸儒之效像这样，而留意于“习”这一字；使得为学为教，用在讲读上的精力占一二，加在习行上的精力占八九，那么百姓就太幸运了，我们的道就太幸运了！我承受诸儒生成覆载的恩德，不敢入室操戈。只是人的岁月精神有限，在诵说中度过一天，便在习行中错失一天；在纸墨上多一分，便在身世上少一分。试看朱子晚年悔恨枝叶的繁冗累赘，那么礼乐未能明晓，是在天者千古无穷的遗憾啊。
明亲
《大学》开头的四句话，我奉为古圣人的真传。所学没有两个理，也没有两件事，只是这仁义礼智的德，子臣弟友的行，诗书礼乐的文献，用来修身就是明德，用来齐家治国就是亲民。明晓了却没有亲近百姓，亲近了百姓却没有达到至善，我不敢称之为道；亲近了百姓却没有明晓，明晓了却没有达到至善，我也不敢称之为道。亲近了百姓却没有明晓的，即使称之为亲，也不是《大学》所说的亲；然而既然把功夫用在百姓身上，都可以说是亲。那亲近了百姓却没有明晓的，是汉高帝和唐太宗之类；那亲近了百姓且明晓却没有达到至善的，是汉代的孝文帝、光武帝一流。凡是这样的，都是宋明以来儒者所共同看到的，都称之为非道。那明晓了却没有亲近百姓，明晓且亲近了百姓却没有达到至善的，则是儒者没有说过的。不是不肯说，不是不敢说，尧、舜不出现，孔、孟不诞生，人们无从证实他们是道。
一两个聪明杰出的人出现，对道略微有所见解，粗略有所实行，就自认为是真正的孔、孟了，一时共同尊崇为孔、孟，后来兴起的人认为我只要像先儒那样就足够了。所以有的学习训解纂集，有的学习静坐读书，有的学习直捷顿悟，至于所见所为，能够仿佛前人而不大不相同，就姑且冒认，人们也都认为是大儒了，可以承先启后了。有的见解独特歧异，恍惚间体悟道体，就声称发现了先儒所未发现的，得到了孔、颜的快乐之处了。又谁知道这不是《大学》的道呢！这就是为什么都没有说过的原因。天下人没有说过，数百年以来的人没有说过，我独自在程、朱、陆、王之外别有《大学》之道，岂不是触犯天下的厌恶，而遭受天下的诛戮吗？然而我所恐惧的，比这更严重，认为真学不明，那么百姓将永远遭受毒害祸患，而终结这天地不能蒙受我们道的恩泽；异端永远鼎足而立，而终结这天地不能恢复三代的旧制。所以冒死说出来，希望有志于继承开创的人能转变一下。
那明晓了却没有亲近百姓就称之为明，不是《大学》所说的明；然而既然把功夫用在德上，都可以说是明。那明晓了却没有亲近百姓的，是庄周、陈抟之类；那明晓且亲近了百姓却没有达到至善的，是周、程、朱、陆、薛、王这一类。为什么
也？吾道有三盛：君臣于尧、舜，父子于文、周，师弟于孔、孟。尧、舜之治，即其学也，教也，其精一执中，一二人秘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伯夷之司礼，非伯夷一身尽治天下之礼，必天下士长于礼学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于九官、群牧咸若是，是以能平地成天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学也，教也，其阴阳天人之旨，寄之于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泽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礼作乐耳。其进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艺仍本唐、虞敷教典乐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学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贯性道之微，传之颜、曾、端木而已。作当身之学，与教及门士以待后人私淑者，庸言庸德、兵农礼乐耳，仍本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五年、七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试于鲁，三月大治，暂师于滕，四方归之，单父、武城亦见分体，是以万世永遵也。
译什么？我的道有三盛：君臣之道在尧、舜，父子之道在文王、周公，师生之道在孔子、孟子。尧、舜的治理，就是他们的学问和教化，那精一执中的道理，只有少数人秘密承受罢了。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蒙受恩泽的，就像他们任命九官、十二牧所做的那样。禹治理洪水，并不是禹一个人治理天下的水，一定是天下擅长水学的士人分别治理，而禹总其成功；伯夷掌管礼仪，并不是伯夷一个人治理天下的礼仪，一定是天下擅长礼学的士人分别掌管，而伯夷总其成功。推而广之，九官、群牧都如此，因此能够平定天下，成就天功。文王、周公的治理，也就是他们的学问和教化，那阴阳天人的旨意，寄托在《易经》罢了。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蒙受恩泽的，就像他们治理岐山的政事，制定礼乐那样。他们进用优秀人才并加以教化的，六德、六行、六艺仍然本着唐尧、虞舜敷教典乐的方法，没有改变，因此宇宙太和。孔子、孟子的学问教化，也就是他们的治理。孔子一贯性道的精微，传授给颜回、曾子、端木赐罢了。作为当身的学问，以及教导门徒以等待后人私下效法的，不过是平常的言行德行、兵农礼乐罢了，仍然本着唐尧、虞舜、成周的方法，没有改变。所以不仅期望一年、三年、五年、七年心中具备其具，而且在小试于鲁国时，三个月就大治，在滕国短暂为师时，四方归附，单父、武城也能见其分体，因此万世永远遵循。
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张子教人以礼而期行井田，虽未举用而其志可尚矣。至于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杨、谢游、尹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陈、徐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口▯受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嗣之者若真西山、许鲁斋、薛敬轩、高梁溪，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书立言，为一世宗。信乎为儒者，煌煌大观，三代后所难得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孔子真传，天下后世亦皆以真传归之，而卒不能服陆、王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陆子分析义利，听者垂泣，先立其大，通体宇宙，见者无不竦动。王子以致良知为宗旨，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心斋、罗念庵、鹿太常，皆自以为接孟子之传，而称直捷顿悟，当时后世亦皆以孟子目之。信乎其为儒中豪杰，三代后所罕见者矣！而问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习礼，明日习射，教人必以规矩，引而不发，不为拙工改废绳墨者乎？此所以自谓得孟子之传，与程、朱之学并行中国，而卒不能服朱、许、薛、高之心者，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
他不具论，即如朱、陆两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学之成法，而身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而精之。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兵农，某也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则及门皆通儒，进退周旋无非性命也，声音度数无非涵养也，政事文学同归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虚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实得其用，天下必实被其泽，人才既兴，王道次举，异端可靖，太平可期。正书所谓府修事和，为吾儒致中和之实地，位育之功，出处皆得致者也；是谓明亲一理，大学之道也。以此言学，则与异端判若天渊而不可混，曲学望洋浩叹而不敢拟，清谈之士不得假鱼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华之艳。惟其不出于此，故既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心头之觉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禅之诮，非诮也，诚近禅也。
或曰：诸儒勿论，阳明破贼建功，可谓体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阳明，朱门不有蔡氏言乐乎？朱子常平仓制与在朝风度，不皆有可观乎？但是天资高，随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专以是学，专以是教，专以是治也。或曰：新建当日韬略，何以知其不以为学教者？余曰，孔子尝言：“二三子有志于礼者，其于赤乎学之。”如某可治赋，某可为宰，某达某艺，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王门无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冈，所共事者皆当时官吏、偏将、参谋，弟子皆不与焉。其全书所载，皆其门人旁观赞服之笔，则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学教也。
是以感孙征君知统录说有“陆、王效诤论于紫阳”之语，而敢出狂愚，少抑后二千年周、程、朱、陆、薛、王诸先生之学，而伸前二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诸先圣之道，亦窃附效诤论之义。而愿持道统者，其深思熟计，而决复孔、孟以前之成法，勿执平生已成之见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已高之门面而不肯降，以误天下后世，可也。
上征君孙钟元先生书
某发未燥，已闻容城孙先生名，然第知清节耳。弱冠前为俗学，枉度岁月，懵懵不知道为何物。自顺治乙未，颇厌八股习，稍阅通鉴、性理、诸儒语录，乃知
译秦汉以后，著书立说、讲论辩难的功效多，而实学实教的功夫少。宋代儒者中，只有胡安国设立经义、治事两斋，虽然分析已有偏差，但其事务颇为实在；张载以礼教人，期望实行井田制，虽然没有推行，但其志向值得推崇。至于周敦颐得到二程并教导他们，二程得到杨时、谢良佐、游酢、尹焞等人并教导他们，朱熹得到蔡沈、黄榦、陈淳、徐僎等人并教导他们，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口头禅，以阐释经传、编纂书史为事业。继承他们的人如真德秀、许衡、薛瑄、高攀龙，本性各自有静养的功夫，都能著书立言，成为一世的宗师。确实，作为儒者，光辉盛大的景象，是三代以后难以得到的！但如果问他们的学问和教育，是否像任命九官、十二牧那样行事呢？是否像《周礼》教民那样礼明乐备呢？是否像身教三千弟子，今天习礼，明天习射，教人必定依据规矩，引而不发，不因拙劣工匠而改变废弃绳墨呢？这就是他们自认为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天下后世也都把真传归于他们，但最终不能使陆九渊、王阳明心服的原因，原本是因为在表里精粗、全体大用上，确实不能没有欠缺。
陆九渊分析义利，听者感动落泪，先确立其大体，贯通宇宙整体，见到的人无不震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宗旨，以去恶为善为格物，无事时闭目静坐，遇事时知行合一。继承他们的人如王艮、罗洪先、鹿善继，都自认为承接了孟子的道统，而称颂直捷顿悟，当时和后世人也都以孟子看待他们。确实，他们是儒者中的豪杰，是三代以后罕见的人物！但如果问他们的学问和教育，是否像任命九官、十二牧那样行事呢？是否像《周礼》教民那样礼明乐备呢？是否像身教三千弟子，今天习礼，明天习射，教人必定依据规矩，引而不发，不因拙劣工匠而改变废弃绳墨呢？这就是他们自认为得到了孟子的道统，与程朱之学在中国并行，但最终不能使朱熹、许衡、薛瑄、高攀龙心服的原因，原本是因为在表里精粗、全体大用上，确实不能没有欠缺。
其他的不详细论述，即使像朱熹、陆九渊两位先生，倘若有一人坚守孔子下学的成法，亲身练习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并使之精通。凡是跟随学习的弟子，就让他某个人学礼，某个人学乐，某个人学兵农，某个人学水火，某个人兼学数艺，某个人尤其精通几艺，那么门下弟子都是通儒，进退周旋无非是性命之学，声音度数无非是涵养功夫，政事文学同归于一，人己事物一致，这就是所说的下学而上达，合内外之道。这样，不仅必定有一人虚心谦下，而且君主宰相必定能实际得到他们的效用，天下必定能实际受到他们的恩泽，人才兴起，王道次第推行，异端可以平定，太平可以期待。正如《尚书》所说修身事和，是我们儒者达到中和的实地，参赞化育的功业，出仕隐居都能达到的；这就是明亲一理，大学之道。用这个来谈论学问，那么与异端判若天渊而不可混淆，曲学之人望洋兴叹而不敢比拟，清谈之士不能假借鱼目混珠，文字之流不能逞显春华之艳。正因为不超出这个范围，所以既轻视汉唐的训诂却又从事训诂，排斥佛老的虚无却最终陷入虚无，以至于纸上的性天越透彻，而学习陆九渊的人遭受支离的讥讽，这不是讥讽，确实是支离；心头的觉悟越快捷，而宗奉朱熹的人遭受近禅的诘难，这不是诘难，确实近禅。
有人说：各位儒者不论，王阳明破贼建功，可以说是体用兼全，又有什么弊端呢？我说：不只是王阳明，朱熹门下不也有蔡沈谈论乐吗？朱熹的常平仓制度和在朝廷的风度，不都有可观之处吗？但是天资高，随事建功，并非全副力量，像周公、孔子专门以此学习，专门以此教育，专门以此治理。有人说：王阳明当时的韬略，怎么知道他不把它作为学问和教育呢？我说，孔子曾说：“你们有志于礼的人，应当向赤学习。”如果某人可以治理赋税，某人可以做宰，某人通达某艺，弟子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王阳明门下没有这种情况。而且他擒拿宁王宸濠，攻破桶冈，所共事的人都是当时的官吏、偏将、参谋，弟子都不参与。他的全书所载，都是他门人旁观赞服的笔触，那么可以知道他不是向来以此立学教人的。
因此感慨孙奇逢《知统录》中有“陆、王效诤论于紫阳”的话，而敢于发表狂妄愚昧之见，稍微抑制后两千年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各位先生的学问，而伸张前两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各位先圣的道，也私下效仿诤论之义。希望持守道统的人，深思熟虑，决定恢复孔孟以前的成法，不要固执平生已成的见解而不肯舍弃，不要拘泥平日已高的门面而不肯降低，以免误导天下后世，是可以的。
上征君孙钟元先生书
我头发还没干，就听说容城孙先生的名声，但只知道他清高的节操罢了。弱冠之前从事俗学，虚度岁月，懵懵懂懂不知道道是什么东西。自从顺治乙未年，颇厌恶八股习气，稍微阅读《通鉴》、《性理》、诸儒语录，才知道
世间有理学一脉。己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修，乃又知先生不止以节著，连年来与高弟介祺尤属莫逆。德驾旋容时，已禀老亲，同王法干裹装出门，将进叩，老亲复以涝后不谙路，恐遭杨子之悲阻之，逾年则闻复南矣。恭祝绫辞，蒙介翁不外、玷贱名其末。迨读先生岁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过听何人之言而侪之郡贤列，见之不胜惶愧！今在天地间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学不加进，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飞共城旁！兹先大母去世，服阕矣。幸大父犹康健，欲曲求俞允，今岁中一炙道范，未审得遂否也。敝庠耿师，东郡人也，以告休南归，去先生七十里，敢以便略吐愚衷于门下。
译世间有理学这一流派。己亥年我在易水，结识了高弟五修，这才知道先生不仅仅以节操著称，近年来与高弟介祺更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当德驾回到容地时，我已禀告老父，与王法干一起收拾行装出门，打算前往拜见先生，老父又因为大水之后不熟悉道路，担心遭遇杨子那样的不幸而阻止我，过了一年就听说先生又南下了。恭敬地献上祝辞，承蒙介翁不嫌弃，将我的贱名列在末尾。等到读了先生《岁寒居文集》中寄给介翁的信札，不知是听信了谁的话而将我列入郡中贤人之中，看到后不胜惶恐羞愧！如今我在世间已经三十六岁了，德行没有增进，学问没有长进，竟然没有得到大君子的一点提携，每当想到这一点，恨不得身体能飞到大君子身旁！现在先祖母去世，守丧期满了。幸好祖父还康健，我想恳求得到允许，在今年中拜见先生一次，不知道能否如愿。我本乡学校的耿老师，是东郡人，因为告老还乡南归，距离先生七十里有，斗胆借此机会向先生倾诉我的愚诚。
某静中猛思，宋儒发明气质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变化气质之恶，三代圣人全未道及。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又想周公、孔子教人以礼、乐、射、御、书、数，故曰“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故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闻，而某长治赋、某长礼乐、某长足民，一如唐、虞之廷某农、某刑、某礼、某乐之旧，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学者，心性之外无余理，静敬之外无余功。细考其气象，疑与孔门若不相似然。即有谈经济者，亦不过说场话、著种书而已。
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学二编，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习而复孔门之旧。以先生之德望卜之，当易如反掌，则孟子不得专美于前矣。论今天下朱、陆两派互相争辩，先生高见，平和劝解之不暇，岂可又增一争端也！但某殊切杞人之忧，以为虽使朱学胜陆而独行于天下，或陆学胜朱而独行于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陆合一，同行于天下；则终此乾坤亦只为当时两宋之世，终此儒运亦只如说话著书之道学而已，岂不堪为圣道生民长叹息乎！粗陈一二，望先生静眼一辨，及时发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后二千年之新辙，则斯道幸甚，斯民幸甚！临楮南望，不胜想慕战惧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某闻气机消长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数使然也；方其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数使然也。然粤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卒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虽不幸而君相之人竟为布衣，亦必终身尽力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不尧、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时虚浮之局，高谈袖手，而委此气数，置此民物，听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必终身穷究于文、行、体、用之实，断不敢以惑异端、背先哲者肆口于百喙争鸣之日，著书立说，而误此气数，坏此民物，负此天地于不可为也。
自汉、晋泛滥于章句，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也；竞尚乎清谈，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也。因之虚浮日盛，而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艺之学，所以实位天地，实育万物者，几不见于乾坤中矣。迨于佛、老昌炽，或取天地万物而尽空之，一归于寂灭，或取天地万物而尽无之，一归于升脱，莫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伦、世故举为道外，并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视为累碍赘余矣，哀哉！倘于此有尧、舜、周、孔，固必回消为长，转否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几衍道脉于不坠，续真宗于不差，而长泰终有日也。奈何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庭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论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禀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
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然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
某为此惧，著存学一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编，大旨明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气质虽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气质正性命之
译我在静中深入思考，宋儒阐发气质之性，似乎不如孟子论性善最为真切。至于变化气质之恶，三代圣人完全没有提及。将天生一副成圣的全体，掺杂以习染，称之为有恶，这未免不让人去除本无的东西，反而让人憎恶本有的东西，蒙蔽了先圣尽性的宗旨，并给了世间无志之人一个借口。又想到周公、孔子用礼、乐、射、御、书、数来教导人，所以说“用三物教导万民并选拔他们”；所以说“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所以性道不可听闻，而某人擅长赋税、某人擅长礼乐、某人擅长足民，完全如同唐、虞朝廷中某人主管农事、某人主管刑罚、某人主管礼仪、某人主管音乐的旧制，没有差错。近世谈论学问的人，心性之外没有其余的道理，静敬之外没有其余的功夫。仔细考察他们的风貌，怀疑与孔门似乎不相似。即使有谈论经世济民的人，也不过是说些场面话、写些种书罢了。
我不自量力，撰写了《存性》、《存学》两编，希望得到先生您的认可，以挽回天下士人的习气，恢复孔门的旧制。以先生的德望推测，应当易如反掌，那么孟子就不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论及今天下朱、陆两派互相争辩，先生高见，平和劝解尚且来不及，岂可又增加一个争端呢！但我深切有杞人之忧，认为即使朱学胜过陆学而在天下独行，或者陆学胜过朱学而在天下独行，或者和解成功，朱、陆合一，在天下同行；那么直到天地终结，也只是当时两宋的时代，直到儒学命运终结，也只是说话著书之道学而已，岂不令人对圣道和生民长叹息吗！粗略陈述一二，希望先生静心辨别，及时阐发前两千年来的古道，以改变后两千年来的新辙，那么此道有幸，此民有幸！临纸南望，不胜想慕与战惧交集之至！我再次拜言。
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我听说气机消长否泰，天地都不能自主，这是理数使然；正当其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定生一人来主持它，这也是理数使然。然而考察孔、孟以前，天地所生来主持此气机的人，大都是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最终为天地创造实绩，而百姓得以安定，万物得以繁盛。即使不幸君主宰相之人竟然成为布衣，也必定终身致力于文、行、体、用的实际，断不敢以不尧、舜不禹、皋者苟且于一时虚浮的局势，高谈阔论袖手旁观，而将此气数，将此民物，听任此天地于不可知之中；也必定终身穷究于文、行、体、用的实际，断不敢以惑异端、背先哲者肆口于百喙争鸣之日，著书立说，而误此气数，坏此民物，负此天地于不可为之中。
自从汉、晋泛滥于章句，不知道章句是用来传圣贤之道而不是圣贤之道本身；竞尚清谈，不知道清谈是用来阐发圣贤之学而不是圣贤之学本身。因此虚浮日益盛行，而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艺之学，用来实际定位天地，实际养育万物的，几乎不见于乾坤中了。等到佛、老昌炽，有的取天地万物而尽空之，一归于寂灭，有的取天地万物而尽无之，一归于升脱，莫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伦、世故举为道外，并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视为累碍赘余矣，悲哀啊！倘若于此有尧、舜、周、孔，固必回消为长，转否为泰矣。即使不然，或者如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也差不多能衍道脉于不坠，续真宗于不差，而长泰终有日也。奈何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庭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论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禀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
所以我妄论宋儒，说他们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以，说他们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以。然而宋儒，是今天的尧、舜、周、孔。韩愈辟佛，几乎杀身，何况敢议论今世之尧、舜、周、孔者呢！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何况敢议论宋儒之学术、品诣者呢！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而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
我为此惧，著《存学》一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编，大旨明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气质虽各有差等，而俱是此善；气质正性命之
作用，而不可谓有恶，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崇也。期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
译起作用的，但不能说其中有恶，那所谓的恶，是由“引、蔽、习、染”这四个字造成的。目的是让人知道，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恶，都会玷污自己光莹的本体，极神圣的善，才能充实自己固有的形骸。
但孔、孟没后二千年无人道此理，而某独异，又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诽谤先儒；将舍所见以苟就近世之学，而仰观三代圣贤又不如此。二念交郁，罔所取正。一日游祁，在故友刁文孝座，闻先生有佳录，复明孔子六艺之学，门人姜姓在州守幕实笥之，欢然如久旱之闻雷，甚渴之闻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饮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张此学者矣，犹未知论性之相同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诸儒手书，有云，“此间有桴亭者，才为有用之才，学为有用之学，但把气质许多驳恶杂入天命，说一般是善，其性善图说中有‘人之性善正在气质，气质之外无性’等语；殊新奇骇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当今之时，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谁乎！所恨家贫亲老，不得操杖亲炙，进身门下之末。兹乘彭使之便，奉尺楮请教，祈以所著并高弟孰长礼、乐，孰长射、书，孰为体用兼优，不惜示下，使聋瞽之子得有所景仰尊奉。倘有寸进，真一时千载也！山河隔越，不能多寄，仅以性、学编各一纸，日记第十卷中摘一页呈正，不胜南望恺切想慕之至！
学辨一
性亦须有辩，因吾友法干王子一言，彻底无纤毫龃龉，莫有能发吾意者，遂有待。今存学之说，将偕吾党身习而实践之，易静坐用口耳之习，为手足频拮据之业，非存性空谈之比。虽贤者不能无顾惜故窠、惮于变革之意，幸相举辩难，不厌反复。予撮其大略如左，病中亦多遗脱，不能尽述也。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复患足疮，不能赴学，惟坐卧榻，誊存学稿。闻王子来会，乃强步至斋，出所誊以质王子。甫阅一叶，遽置之几，盛为多读书之辨。
予曰：“人之精神无多，恐诵读消耗，无岁月作实功也。倘礼乐娴习，但略阅经书数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诵读不多，出门不能引经据传，何以服人？”予曰：“尧、舜诸圣人所据何书？且经传，施行之证佐；全不施行，虽证佐纷纷，亦奚以为？今存学之意若行，无论朝廷、宗庙，即明伦堂上，亦将问孰娴周旋，孰谙丝竹，孰射贤，孰算胜，非犹是称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侪自视虽陋，倘置身朝堂，但忧无措置耳，引经据传，非所忧也。”王子曰：“射御之类，有司事，不足学。须当如三公坐论。”予曰：“人皆三公，孰为有司？学，正是学作有司耳。辟之于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
王子曰：“栋梁材自别，岂必为檩榱哉？”予曰：“栋梁亦自拱把尺寸长成，成时亦有皮干枝叶。世岂有浑成栋梁哉？”王子曰：“艺学到精熟后，自见上面。幼学岂能有所见？”余曰：“幼学但使习之耳。必欲渠见，何为哉？”王子曰：“不见上面，何与心性？”余曰：“不然。即如夫子使阙党童子将命，使之观宾主接见之礼，有下于夫子客至，则见客求教尊长悚敬气象；有班于夫子或尊于夫子客至，则见夫子温、良、恭、俭、让，侃侃、訚訚气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艺之学，不待后日融会一片，乃自童龆即身心、道艺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习见无限和敬详密之理，岂得谓无所见！但随所至为浅深耳。讲家解一贯章，有谓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贯中之一，今日夫子教以从一而贯。夫用功于
译只是孔子、孟子去世后的两千年间，没有人阐述这个道理，而我却与众不同，又惶恐不安，担心自己陷入偏私自是，诽谤先代大儒；如果舍弃自己的见解，苟且迎合近世的学问，但仰观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他们却不是这样做的。两种念头在心中交织郁结，不知该以何为正。有一天我出游祁县，在故友刁文孝的座席上，听说先生有极好的著录，重新阐明了孔子六艺的学问，门人姜姓在州守幕府中确实收藏着它，我高兴得如同久旱听到雷声，极度干渴听到溪流声，遗憾不能立刻沐浴甘霖、饮用甘泉。多次曲折地请求，竟然没能得到。但也庆幸在三千里之外有主张这种学问的人了，只是还不知道他在论性方面是否与我相同。不久刁翁拿出南方各位儒者的手书，其中有说：“这里有个叫黄宗羲（桴亭）的人，才学是有用的才，学问是有用的学问，只是他把气质中许多驳杂恶劣的东西混入天命，说它们同样是善的，他的《性善图说》中有‘人的本性为善，正是在于气质，气质之外没有本性’等语；这实在新奇骇人！”这才知道先生不仅掌握了孔、孟的学术宗旨，还领悟了孔、孟关于人性的要旨，已经先与我心意相通了。当今时代，继承儒道正统的，除了先生还有谁呢！所遗憾的是家贫亲老，不能拄着拐杖亲自受教，跻身于门下的末位。这次趁着彭使的便利，奉上短简请教，祈请先生将您的著作以及高足弟子中谁擅长礼乐、谁擅长射书、谁体用兼优，不吝赐示，让聋瞽之子有所景仰尊奉。倘若能有寸进，真是千载难逢的幸事！山河阻隔，不能寄去太多，仅将《性学编》各一页，从《日记》第十卷中摘取一页呈上指正，不胜向南遥望、恳切思慕之情！
学辨一
关于本性也须要有辩驳，因为我的朋友法干王子的一句话，彻底没有半点抵触，没有人能启发我的意思，于是有所等待。现在保存的学问之说，将和我的同党亲身修习并实践它，把静坐用口耳学习的习惯，变为手脚频繁劳作的事业，不是空谈本性的可比。虽然贤者不能没有顾惜旧习、畏惧变革的意思，幸好大家共同举出辩难，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我摘录其大略如下，病中也有许多遗漏脱漏，不能全部陈述。
己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抱病，又患脚疮，不能去学堂，只能坐卧在床上，誊写存学的文稿。听说王子来聚会，于是勉强步行到斋舍，拿出所誊写的文稿来向王子请教。刚阅读了一页，就把它放在桌子上，极力进行多读书的辩驳。
我说：“人的精神不多，恐怕诵读消耗精力，没有岁月做实际的功夫。倘若礼乐娴熟，只略阅几本经书，也足够了吗？”王子说：“诵读不多，出门不能引经据典，怎么让人信服？”我说：“尧、舜等圣人所依据的是什么书？况且经传，是施行的证据；完全不施行，虽然证据纷纷，又有什么用处？现在存学的意思如果实行，无论朝廷、宗庙，就是在明伦堂上，也将询问谁擅长周旋应对，谁精通丝竹音乐，谁射箭贤能，谁计算优胜，不再只是称引章句的乾坤了。况且我们自视虽然浅陋，倘若置身朝堂，只担忧没有处置办法罢了，引经据典，不是所担忧的。”王子说：“射箭驾车之类，有官吏负责，不值得学习。应当像三公那样坐而论道。”我说：“人人都做三公，谁来做官吏？学习，正是学习做官吏罢了。拿医生来比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是用来阐明医理的，而疗疾救世，则必须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作为努力。现在有狂妄的人，只致力于阅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认为自己是国手了，看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术士的粗活，不值得学习。书日益广博，见识日益精微，一人倡导，举世效仿，岐伯、黄帝充满天下，而天下的人病倒相枕、死亡相接，这可以称为明医吗？我认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的人，才是医生，读书是为了明白这个。如果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是狂妄的人，不仅不是岐伯、黄帝，甚至不是医生，还不如习一科、验一方的人为医生。读尽天下书而不修习六府、六艺，是文人，不是儒者，还不如行一节、精一艺的人为儒者。
王子说：“栋梁之材自然不同，何必做檩条椽子呢？”我说：“栋梁也是从拱把尺寸长成，长成时也有皮干枝叶。世间哪有浑然成型的栋梁呢？”王子说：“艺学到精熟后，自然能看到上面。幼学怎么能有所见？”我说：“幼学只是让他修习罢了。一定要让他看到，做什么呢？”王子说：“看不到上面，与心性有什么关系？”我说：“不对。就像夫子让阙党的童子传命，让他观看宾主接见的礼仪，有低于夫子的客人到来，就看见客人求教尊长恭敬的气象；有与夫子同辈或尊于夫子的客人到来，就看见夫子温良恭俭让，侃侃訚訚的气象。这是治理童子的耳目呢，还是治理童子的心性呢？所以六艺的学问，不等到日后融会贯通一片，而是从童年起身心、道艺就一致用功。况且既然让他习见无限和敬详密的道理，怎么能说无所见！只是随着所到的地方有浅深罢了。讲学家解释一贯章，有说曾子平日用功都是贯中之一，今天夫子教他从一而贯。夫用功于
王子曰：“礼乐自宜学，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贤者但美礼乐名目，遂谓宜学，未必见到宜学处也；若见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恶粗，是后世所以误苍生也。”王子曰：“第见不足为，若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谓‘智者过之’。且昔朱子谓‘要补填，实是难’，今贤弟又谓‘易’。要之，非主难，亦非主易，总是要断尽实学，不去为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逾五旬，勤力下学，日与弟子拈矢弯弓，甚可钦也！”王子曰：“晦夫叔尝言，‘射为男子事，何可不习！’余曰：“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岂若真学一复，户有经济，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泽乎！”王子曰：“六艺之学，诚有功于乾坤。”予曰：“不但尔也。子产云，历事久，取精多，则魂魄强。今于礼乐、兵农无不娴，即终身莫之用而没，以体用兼全之气还于天地，是谓尽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终。故曰学者，学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
予曰：“此学终无行日矣。以贤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学未深，似无可恋惜，而犹难挽回如此，况彼已立崖岸者乎！”因复取首数篇进曰：“幸终观之！”王子阅毕，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为臣为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谁办哉！”抚卷叹息久之。余曰：“某急就三存编，以为天生某，使复明此学而已，非身见之材也。欲进之孙征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为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别。伊尹圣之任，夏季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揽豪杰，自为奉天救民之举，必待成汤之三聘乎？张良志复韩仇，亦尝聚众百余，何不决于自为而终属沛公乎？盖天生王者，其气为主持世统之气，乃足系属天下，非其人不与也。儒者教世，何独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其人也，学即过人，而师宗不立。如龙所至则气聚成云，否则不可强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数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辞行。
越十日，予病痊，往会王子。因论风言复闰十二月，有诸？王子曰：“此间亦颇闻。”予曰：“噫！岂非学术不明，吾儒误于空言，无能定国是者乎！使吾党习谙历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尧命羲、和，教以钦天授时及考验推步之法，尧盖极精于历。因言帝王设官分职，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尧命司徒，授以匡、直、劳、来等法，舜命士师，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乐，授以直温、宽栗等理及依永和声、无相夺伦等法，成王置农官，授以钱镈、铚艾、耕耦等法。观命官之典，厘成之诗，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艺之学者，则袖手高坐，徒事诵读，固非所以为臣子，亦岂所以作君父哉！
学辨二
又越旬，王子来会，复曰：“周公制礼作乐，且以文、武之圣开之，成、康之贤继之，太、召、君陈辈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乱；迨东迁而周不可问矣。汉、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数百年之天下，何歉于三代哉？”予曰：“汉、唐后之治道，较之三代，盖星渊不可语也，吾弟未之思耳。吾弟但见穆、平之衰而未实按其列国情势民风也。吾兹不与贤弟论三代盛时。且以春秋之末，其为周七百年矣，只义姑存鲁、展禽拒齐二事，风俗之美，人材之盛，鲁固可尚也；齐乃以妇人而旋师，闻先王命而罢战。由此以思，当日风俗人心，岂汉、唐后所可仿佛哉？”
王子曰：“终见艺学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观大学言明亲即言止至善，见道为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乃欢忻鼓舞曰：“昨子产一段，已深悚我心。自今日当务精此学，更无疑矣。”因述乃父命计田数不清。予曰：“计亩，人以为琐事矣。然父命而不清，非不能为子之一乎？”王子曰：“无大无小，无不习熟，固也。弟昨言栋梁材，兄不以为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庞士
译王子说：“礼乐本来应当学习，射御不过是粗浅的世俗事务罢了。”我说：“贤者只是赞美礼乐的名目，于是说应当学习，未必真正看到应当学习的地方；如果真正看到了，自然不分精粗。喜好精微而厌恶粗浅，这是后世误导百姓的原因。”王子说：“只是觉得不值得去做，如果去做，自然是容易的事。”我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况且从前朱子说‘要填补，实在难’，如今贤弟又说‘容易’。总之，不是主张难，也不是主张容易，关键是要彻底断绝实学，不去实行罢了！”王子大笑。我说：“李晦翁年纪超过五十岁，勤奋地从事下学，每天和弟子们拉弓射箭，非常令人钦佩！”王子说：“晦夫叔曾经说，‘射箭是男子的事，怎么能不练习！’”我说：“宋、元以来的儒者却养成了妇女的姿态，非常可耻。无事时袖手谈心性，临危时一死报君王，就算上品了。哪里比得上真正恢复实学，每家每户都有经世济民之才，使天地之间永远享受太平治理的恩泽呢！”王子说：“六艺之学，确实对天地有功。”我说：“不仅如此。子产说，经历的事情久了，汲取的精华多了，那么魂魄就强健。现在对于礼乐、兵农没有不熟练的，即使终身不被任用而死，以体用兼全的气概回归天地，这就叫尽人道而死，所以君子说这是善终。所以说学者，就是学成这个人罢了，不是向外求索的。”王子又笑了。
我说：“这种学问终究没有实行的日子了。以贤弟的志向，而且深信我，又深入朱学不深，似乎没有什么留恋惋惜的，却还难以挽回到如此地步，何况那些已经树立起高峻壁垒的人呢！”于是又取出前面几篇递给他，说：“希望最终看完！”王子看完，感慨地说：“孔子是教天下人做臣子、做儿子，如果都袖手高坐做君主父亲，天下事叫谁去办呢！”抚摸着书卷叹息了很久。我说：“我匆忙编成《三存编》，认为上天生我，只是让我重新阐明这种学问罢了，并不是我自己有见识的才能。想把它进献给孙征君，借以挽回天下。”王子说：“人各自为政罢了。何必是他！”我说：“上天生的才能自然不同。伊尹是圣人的任事者，夏代的百姓如同在水火之中，为什么不出来延揽豪杰，自己实行奉天救民的举动，一定要等待成汤的三次聘请呢？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也曾聚集上百人，为什么不决意自己行动而最终归属沛公呢？大概上天生的王者，他的气是主持世统的气，足以系属天下，不是那个人就不行。儒者教化世道，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如果是那个人，天下依附他；如果不是那个人，学问即使超过别人，师承宗法也不能确立。就像龙所到之处则气聚成云，否则不能强求，何况我愚钝庸陋不足挂齿呢！自料只能做名教中一个董三老罢了。”王子告辞离去。
过了十天，我病愈，去会见王子。于是谈论风言说恢复闰十二月，有这回事吗？王子说：“这里也颇有所闻。”我说：“唉！难道不是学术不明，我们儒者误于空谈，没有能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人吗！假如我们这一党熟悉历法天象，为什么如此狐疑！”于是说到帝尧命令羲、和，教以敬天授时以及考验推步的方法，尧大概极精通历法。于是说到帝王设官分职，没有不授予成法的。尧命令司徒，授予匡正、直谏、勤劳、招来等法，舜命令士师，授予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令典乐，授予直温、宽栗等理以及依永和声、无相夺伦等法，成王设置农官，授予钱镈、铚艾、耕耦等法。观察任命官员的典章，厘定的诗歌，可见君主父亲也没有不知道六府、六艺之学的，那么袖手高坐，只从事诵读，固然不是做臣子的道理，又哪里是做君主父亲的道理呢！
学辨二
又过了十天，王子来会见，又说：“周公制礼作乐，而且以文、武的圣明开创，成、康的贤能继承，太公、召公、君陈等人辅佐，也不过百年而穆王就乱了；等到东迁后周朝就不可问了。汉、唐、宋、明不拘泥于古法，也安定了几百年的天下，比起三代有什么欠缺呢？”我说：“汉、唐以后的治道，比起三代，简直是星渊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贤弟没有思考罢了。贤弟只看到穆王、平王的衰败而没有实际考察列国的国情和民风。我现在不和贤弟讨论三代的盛世。且以春秋末年为例，那时已经是周朝七百年了，只有义姑存鲁、展禽拒齐两件事，风俗之美，人材之盛，鲁国本来就可以崇尚；齐国因为妇人而撤军，听到先王的命令而罢战。由此思考，当时的风俗人心，哪里是汉、唐以后所能比拟的呢？”
王子说：“终究觉得艺学粗浅，怎么办？”我说：“这是不知道适可而止罢了。看《大学》说明明德亲民就说止于至善，把见道视为粗浅，这是不知道至善的止境。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于是欢欣鼓舞地说：“昨天子产那一段，已经深深震动我的心。从今天起应当致力于精通这种学问，更没有疑问了。”于是叙述他父亲命令他计算田亩数不清。我说：“计算亩数，人们认为是琐事。然而父亲命令却不清，不是不能做儿子的一点吗？”王子说：“无大无小，没有不熟练的，确实如此。弟弟昨天说栋梁之材，哥哥不以为然。恐怕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庞士
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体，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无不可为。若位不称材，便酣惰废事，此自豪士之态，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当时已与鲁政，乃好理琐小，故曾子教以所贵道三，岂可以此言便谓笾豆之事不宜学乎！况当时学术未失，家臣庶士无不能理事者，第忧世胄骄浮不能持大体耳。能持大体，凡事自可就也。”
译元（子思）并非百里之才，曾子教导孟敬子要把握大局，难道不对吗？”我说：“孔子担任管理畜牧的小吏、管理仓库的小吏，没有做不好的。如果职位与才能不相称，就放纵懈怠、荒废事务，这是自命不凡之士的做派，并非君子的常态。孟敬子当时已经参与鲁国的政事，却喜好处理琐碎细小的事务，所以曾子用‘所贵道三’来教导他，怎么能因此就说笾豆等礼仪细节不值得学习呢！况且当时学术传统尚未丧失，家臣和庶士没有不能处理事务的人，只是担忧世袭贵族骄纵轻浮，不能把握大局罢了。能够把握大局，凡事自然就能成功。”
王子曰：“博学乃古人第一义。易云‘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古人读书，诵读亦何可全废？”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岂可全不读书！但古人是读之以为学，如读琴谱以学琴，读礼经以学礼。博学之，是学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也。只以多读书为博学，是第一义已误，又何暇计问、思、辨、行也？”王子行。
越一日，予过其斋。王子曰：“连日思乐能涤人滓渣。只静敬以求惩忿窒欲，便觉忿欲全无，不时却又发动；不如心比声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谓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正此意也。夫礼乐，君子所以交天地万物者也，位育著落，端在于此。古人制舞而民肿消，造琴而阴风至，可深思也。”
王子又问：“道问学之功，即六艺乎？”予曰：“然。”又问：“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问：“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盖因程、朱好语上，王子欲证语上之为是也。予曰：“离下无上。明德、亲民、尊德性，道问学，只是此事，语上人皆上，语下人皆下。如洒扫应对，下也，若以语上人，便见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语上人，便见出和。某昨童子将命一段，正是道艺一致，耳目性情一滚做也。”王子怃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贤弟之问为言耳。其实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如一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如习礼者某冠昏，某丧祭，某宗庙，某会同，亦可也。夫吾辈姿质，未必是中人以上，而从程，朱倒学，先见上面，必视下学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学而上达’，孔子定法，乌容紊乎哉！”
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气，其于世务练习，盖美才也。晚溺于佛，所谓‘日月至焉而已’者，岂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后，其高弟皆流于禅。”岂知程子在时已如此乎！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学乐舞勺。夫勺之义大矣，岂童子所宜歌！圣人若曰，自洒扫应对以至参赞化育，固无高奇理，亦无卑琐事。故上智如颜、贡，自幼为之，不厌其浅而叛道；粗疏如陈亢，终身习之，亦不至畏其难而废学。今明叔才气明辩，练达世务，诚为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艺为教，初时既不能令明叔认取其练习世务莫非心性，后又无由进于位育实具，不见儒道结果。回视所长者不足恋，前望所求者无所得，便觉无意味，无来由，乌得不莫之御而入于禅也！犹吾所谓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荣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论诸贤不能纯仁分寸也。当时曾子、子贡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捍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责及门不行，彼既请问，正好教之习礼习乐，却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复如是，噫！虽曰不禅，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龟山天资夷旷，济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中者纯粹而宏深，见于外者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色笑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之游者，虽群居终日，嗒然不语，饮人以和，而鄙吝之态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有欲知方者，为指其攸趋，无所隐也。
译王子说：“博学是古人治学的第一要义。《易经》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古人读书，诵读又怎么可以完全废除呢？”我说：“周公制定的法度，春秋两季教习礼乐，冬夏两季教习诗书。怎么可以完全不读书！但是古人读书是为了做学问，就像读琴谱来学琴，读礼经来学礼。所谓博学，是学习六府、六德、六行、六艺这些实际事务。如果只把多读书当作博学，那么第一要义就已经错了，又哪里有空闲去考虑问、思、辨、行呢？”王子点头表示赞同。
过了一天，我经过王子的书房。王子说：“连日来思考音乐能够洗涤人的杂念。只是通过静敬来克制愤怒、遏制欲望，便觉得愤怒欲望全无，但不久却又发作；不如让心去契合声律，私欲自然就会化解。”我说：“唉，你领悟了！我认为在心里想过过错，在口上讲过过错，在书上见过过错，都不得力，遇到事情时依旧是习惯性的反应流露出来，正是这个意思。礼乐，是君子用来沟通天地万物的，安顿万物、培育万物的落实，关键在于此。古人制定舞蹈而百姓的浮肿消退，制作琴瑟而阴风到来，值得深思啊。”
王子又问：“道问学的功夫，就是六艺吗？”我说：“是的。”又问：“什么是尊德性？”我没有回答。又问：“什么是中人以上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这是因为程颢、程颐和朱熹喜欢谈论高深的道理，王子想要验证谈论高深道理是正确的。我说：“离开低下的就没有高深的。明德、亲民、尊德性、道问学，只是同一件事，对中人以上的人说高深的道理，对中人以下的人说浅显的道理，大家都各得其宜。比如洒扫应对，是浅显的，但如果对中人以上的人说，就能体现出恭敬；弦指徽律，是浅显的，但如果对中人以上的人说，就能体现出和谐。我昨天关于童子传达命令的那段话，正是说道与艺是一致的，耳目与性情是一体融合的。”王子怅然若失地说：“这是至理名言啊！”我说：“这也是针对贤弟的问题而言罢了。其实上面有上面的道理，下面有下面的道理，上下精粗都尽力追求完备，这才是圣学的极致。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宁愿做一个方面一个节段的实在功夫，不要做全体大用的虚浮功夫。比如六艺不能兼修，终身只精通一艺也可以；如果一艺不能全部掌握，几个人共同学习一艺，比如学礼的人，有的专攻冠礼婚礼，有的专攻丧礼祭礼，有的专攻宗庙礼仪，有的专攻会盟朝见，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一辈人的资质，未必是中人以上，如果跟随程、朱倒着学，先看到上面的高深道理，必定轻视下面的浅显功夫，不肯下力气了。”王子说：“‘下学而上达’，是孔子确定的法则，怎么可以扰乱呢！”
存学编卷二
性理评
程颐说：“邢明叔明辨有才气，他对世事务非常熟悉，确实是美好的人才。晚年沉溺于佛教，所谓‘日月至焉而已’的人，难道不可惜吗！”朱熹说：“程颐死后，他的高才弟子都流向了禅宗。”哪里知道程颐在世时就已经这样了！大概我们儒家起手就与禅宗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从头到尾都是体用一致的。所以童子就让学习乐舞勺。勺的意义很大，难道不是童子适宜歌唱的吗！圣人如果说，从洒扫应对到参赞化育，固然没有高深奇特的道理，也没有卑贱琐碎的事情。所以上智如颜回、子贡，从小做这些，不因为浅显而背离大道；粗疏如陈亢，终身学习这些，也不至于因为困难而废弃学业。现在明叔才气明辨，练达世务，确实是美好的人才。但因为程颐不以六艺为教，起初既不能让明叔认识到他熟悉的世务无非是心性修养，后来又没有途径进入安顿培育万物的实际具备，看不到儒道的结果。回头看自己擅长的不值得留恋，向前看所求的没有所得，便觉得没有意味，没有来由，怎么能不无人抵御而流入禅宗呢！就像我所说的明帝喜好佛教，不是明帝的罪过，而是李躬、桓荣的罪过。
“日月至焉”，是我们夫子评论各位贤人不能纯粹仁德的分寸。当时曾子、子贡一流的人，都包括在内。却用来比喻明叔沉溺佛教，程颐不是太轻易说话了吗！
程颢对谢显道说：“你们在这里跟随我，只是学习我的言语，所以你们的学习，心与口不相应。何不实行呢！”请问怎么做。程颢说：“姑且静坐。”
程颐每次看见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因为先生只说话，所以弟子只学说话，心口尚且不相应，何况身体呢，何况家国天下呢！落实到事业上，不相应的地方就多了。我曾经谈论天道、性命，似乎没有什么抵触，一着手算九九乘法表就出错。王子讲解冠礼似乎很容易，一练习初祝就出错。由此知道心中清醒，口中说，纸上写，不从身上实践过，都是没有用的。责任及门生不实行，他既然请问，正好教他习礼习乐，却只说“姑且静坐”。二程也是这样，唉！虽然说不像禅宗，我不相信。
武夷胡氏说：“龟山天资平易旷达，辅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累在内心的纯粹而宏深，表现在外部的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神色笑容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虽然群居终日，沉默不语，给人带来和谐，而鄙吝的姿态自然不显露。推究孟子性善的学说，阐发中庸、大学的大道。有想要知道方向的人，为他指明趋向，没有隐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