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琴第十一
者，是不能担架小名位；有大名位便骄狂者，是不能担架大名位；有学问便骄狂者，是不能担架学问；有道德便骄狂者，是不能担架道德。吾辈尽是无担架人。必如乾卦‘天行健’，方是担；坤卦‘厚德载物’，方是架。”先生闻之，悚然自惕。
译有才能便骄狂的人，是不能担当小名位；有大名位便骄狂的人，是不能担当大名位；有学问便骄狂的人，是不能担当学问；有道德便骄狂的人，是不能担当道德。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担当的人。必须像乾卦所说的“天行健”，才是担当；像坤卦所说的“厚德载物”，才是承载。先生听了这番话，惊恐不安地自我警惕。
果斋问：“静存动察，如何下手？”先生曰：“静之存也，提醒操持；动之察也，明辨刚断。二者之得力，又有三字，曰‘不自恕’。”
刚主言：“每一念不合道，便斩截之。”先生曰：“予亦曾用此功，旋动旋斩，如盘草翦屠状，觉得甚难，正是‘克、伐、怨、欲不行’功夫也，不如提醒身心，一齐振起，诸欲自然退听。”
吴仲常问：“文王三分有二，不过二分之人心归耳，未必疆土尽属。果尔，纣之凶暴肯容之乎？”先生曰：“否。试观自岐迁丰，疆域远矣。况七十里之囿，若在百里之岐，是举国为囿，仅余三十里都鄙，有是理乎？”仲常曰：“三分有二，诚然矣，纣不忮乎？
”曰：“纣专以酒色自娱，文王又能率其叛纣来归者以事纣，供赋役如故，纣亦倚恃文王得自遂其淫逸，又何忮乎？”仲常悦。
果斋问伊尹却汤聘事。先生曰：“夏桀之世，天下无道久矣，无尊德乐道之人，偶有一二，不过虚博下士之名，无一真心慕德者。汤来聘，伊若曰，此不过务虚名，我何用其聘币为哉？及三往，知其可与有为矣，乃幡然改。”问：“何以就桀五？”曰：“此汤忠之至、仁之尽也。得一尹，曰圣人与居，或可以化桀而永神禹之祚也，进之，无济而返。又久之，曰，或知悔也，再进之。五返而不改，无望矣，乃放之。犹曰：‘恐后世以台为口实，惟有惭德！’故曰忠之至、仁之尽也。”
果斋患忘。先生曰：“孟子不云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今曰忘，是心无事矣。且忘之病每生于无志，助之病每迫于好名。吾昨劝某友学经济实用，诿曰
‘几时用著’？予曰：‘必待上帝立券明日用，兄今方学乎！昔姜公八十遇文王，假使七十八九寿终，将不得为姜公乎？不用而死，只八百年苍生不被其泽耳，公以全体大用还于天地，曾何缺欠？必用而后学，否则不学，是为利也。学从名利入手，如无基之房，垒砌纵及丈余，一倒莫救。’”
刁文孝言：“为时文不为古文，文不文；为时人不为古人，人不人。”先生进之曰：
“古文非八大家之谓也，古人非汉、宋诸儒之谓也。当求尧之‘焕乎文章’，孔之‘斯文在兹’者，知其文，则可为其人矣。”
孝子一念不得亲心，则为不孝；仁人一念不通天心，则为不仁。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静中真工夫。吾辈必于湛然虚静之中，懔然惕“上帝临汝”之意。
为善克果，其善乃为我有，否则千思万想，其善终不获；改过必真，其过乃不为我有，否则千悔万恨，其过终不去。
日夜以此心照顾一身，所以养性也，九思、九容是也；日夜以此心贯通民物，所以事天也，三事、三物是也。精之无间，圣矣；勉之不忘，贤哉。
“狂者进取”，是夫子状他一段勇往有为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前铺张去做，常常挞起精神，故谓之“进”；凡取道德，取人物，取功名，好提挈到手做一番，故谓之“取”
。每好进而不好退，好取而不好舍；其退时亦是他进处，其舍时亦是他取处，是狂者真面目也。进而取法古人，只其中一意耳。“狷者有所不为”，是夫子状他一段谨饬古板意思。凡作想遇事，都向里收敛，将来常常把定门阑，凡遇非道非义，固断断不染，即遇人物亦若有不轻交、不愿交、不敢交意，即遇道德功名事业，亦若有不轻做、不愿做、不敢做意，故谓之“有所不为”；每当进时亦好急流勇退；每当取时却是得舍便舍，是狷者真面目也。守有余，只其中一意耳。天地间惟此两种人，遇大圣人鼓动得起，造就得成，驾驭得出，虽不及
“中行”，皆可同心共济，有益苍生也。不遇大圣人，自己担当，在上在下，亦能鼓动得人，造就得人，驾驭得人，虽不及“中行”无破绽，然亦能各成一局，领袖一时。总之，“中行”外，除此两者，更无圣贤，并无豪杰矣。
谓修己曰
译果斋问：“静存动察，应当如何着手？”先生回答说：“静时的存养，在于提撕警觉、操持把持；动时的省察，在于明辨是非、刚毅果断。这两者之所以能得力，还有三个字，叫做‘不自恕’。”
刚主说：“每一个念头不合乎道，就立刻斩断它。”先生说：“我也曾做过这种功夫，念头一动就立刻斩断，就像割草屠牛一样，觉得非常困难，这正是‘克、伐、怨、欲不行’的功夫，不如提撕警觉身心，一齐振作起来，各种欲望自然就会退听。”
吴仲常问：“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不过是二分的人心归附罢了，未必疆土全都属于他。果真如此，纣王的凶暴难道会容忍他吗？”先生说：“不是这样。试看从岐山迁到丰邑，疆域已经很远。况且七十里的苑囿，如果在百里的岐山，那就是把全国都当作苑囿，只剩下三十里的都城和郊野，有这样的道理吗？”仲常说：“三分有二，确实如此，纣王不嫉妒吗？”
先生说：“纣王专门以酒色来自我娱乐，文王又能率领那些背叛纣王来归附的人去侍奉纣王，供给赋税劳役像往常一样，纣王也倚仗文王得以满足自己的淫逸，又何必嫉妒呢？”仲常很高兴。
果斋问伊尹拒绝商汤聘请的事情。先生说：“夏桀的时代，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没有尊重道德、喜爱正道的人，偶尔有一两个，不过是虚博爱下士的名声，没有真心仰慕道德的人。商汤来聘请，伊尹心想，这不过是追求虚名，我何必用他的聘礼呢？等到商汤三次前往，知道可以有所作为了，才幡然改变。”问：“为什么五次去见夏桀？”回答说：“这是商汤忠诚到了极点、仁德到了尽头的表现。得到一个伊尹，说圣人与他在一起，或许可以感化夏桀而延续大禹的福祚，于是进言，没有成效就返回。又过了很久，说，或许知道悔改了，再次进言。五次返回而夏桀不改，没有希望了，于是放逐了他。还说：‘恐怕后世把我当作借口，只有惭愧的德行！’所以说这是忠诚到了极点、仁德到了尽头。”
果斋苦恼于健忘。先生说：“孟子不说过吗，‘一定要有事做而不要预设，心里不要忘记，不要拔苗助长’。现在说忘，是心里没有事情。而且健忘的毛病往往产生于没有志向，拔苗助长的毛病往往迫于喜好名声。我昨天劝某位朋友学习经济实用的学问，他推辞说‘什么时候用得着’？我说：‘一定要等上帝立下契约说明天用，你才现在学吗！从前姜太公八十岁遇到文王，假如七十八九岁寿终，就不能成为姜太公了吗？不被任用而死，只是八百年间的百姓没有受到他的恩泽罢了，他把全体大用归还给天地，曾经有什么缺欠？一定要被任用而后学，否则不学，这是为了利益。学习从名利入手，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子，垒砌即使达到一丈多高，一旦倒塌就无法挽救。’”
刁文孝说：“写时文不写古文，文章不像文章；做时人不做古人，人不像人。”先生鼓励他说：
“古文不是指八大家，古人不是指汉、宋诸儒。应当追求尧的‘焕乎文章’，孔子的‘斯文在兹’，知道了他的文章，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了。”
孝子一个念头不能得到父母的心意，就是不孝；仁人一个念头不能通达天的心意，就是不仁。
“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静中的真功夫。我们必须在湛然虚静之中，凛然警惕“上帝监视着你”的意思。
做善事能够果断，那善事才属于我，否则千思万想，那善事终究得不到；改过必须真诚，那过错才不属于我，否则千悔万恨，那过错终究去不掉。
日夜用这颗心照顾自身，是用来养性的，九思、九容就是如此；日夜用这颗心贯通百姓万物，是用来事奉天的，三事、三物就是如此。精纯没有间断，就是圣人了；勤勉不忘记，就是贤人了。
“狂者进取”，是孔子描述他一段勇往直前、有所作为的意思。凡是思考遇到事情，都向前铺张去做，常常提振精神，所以叫做“进”；凡是追求道德，追求人物，追求功名，喜欢提挈到手做一番，所以叫做“取”。
常常喜欢进而不喜欢退，喜欢取而不喜欢舍；他退的时候也是他进的地方，他舍的时候也是他取的地方，这是狂者的真面目。进而效法古人，只是其中一种意思罢了。“狷者有所不为”，是孔子描述他一段谨饬古板的意思。凡是思考遇到事情，都向里收敛，将来常常把住门阑，凡是遇到非道非义，坚决不沾染，即使遇到人物也好像有不轻易交往、不愿意交往、不敢交往的意思，即使遇到道德功名事业，也好像有不轻易做、不愿意做、不敢做的意思，所以叫做“有所不为”；每当进取的时候也喜欢急流勇退；每当获取的时候却是得到就舍弃，这是狷者的真面目。守有余，只是其中一种意思罢了。天地间只有这两种人，遇到大圣人能够鼓动得起，造就得成，驾驭得出，虽然不及
“中行”，都可以同心协力，有益于百姓。不遇到大圣人，自己担当，无论在上位还是在下位，也能鼓动人，造就人，驾驭人，虽然不及“中行”没有破绽，但也能够各成一局，领袖一时。总之，“中行”之外，除了这两种人，更没有圣贤，也没有豪杰了。
说修养自己叫做
：“吾闻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如人不之欺侮也，又何言容忍乎！如人欺侮不至甚、不至多也，又何言人所不能容忍乎？”
译我听说君子能够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包容别人所不能包容的。如果别人不欺侮他，又何必谈论容忍呢！如果别人的欺侮不严重、不频繁，又何必说是别人所不能容忍的呢？
人莫患于自幼不从师，又莫患于早为人师。“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孔子言之矣；我自见其恭，而人不我敬，是我之未恭也；推之宽、信亦然。若存自反无愧之心，谓人之孚否不足恤，是即“居之不疑”也，宜深加洗剔。
祭考致齐，思吾之心，先考遗体也，洗心所以格先考。傥有财念、色念、名念、很毒念一萌，是污先考所遗之心，不孝孰甚焉！吾之身，先考遗体也，修身所以格先考。傥有贪行、淫行、欺世行、暴物行一条，是玷先考所遗之身，不孝孰大焉！又思手为先考遗体，敢不恭乎！目为先考遗体，敢不端乎！不“持其志”，是不能齐栗以奉亲心也；或“暴其气”
，是敢为威忤以伤亲气也。
赵麟书援食我、越椒事，以为气质有恶。先生曰：“请问二子方生，其心即欲贪财好色乎？弑父与君乎？向母、子文听其啼声，知其气禀之甚偏，他日易为恶耳。今指其偏即为恶，是见利刃即坐以杀人罪也，可乎？”
张仲诚言：“学直是不闲旷。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此便是闇修，此便是闲居为善，此便是存心养性，此便是豫立。学者以此为苦，何知此中之趣！”
游王叙亭花苑，谕以苑中宜植果、种瓜，且曰：“天无旷泽，地无旷力，人无旷土，治生之道也。家无三旷则家富，国无三旷则国富。”叙亭悦曰：“傥得永侍先生，则得常闻善言矣。”
王次亭第十二
王次亭问孔、孟作用。先生曰：“孔子神化，其罏锤乾坤处真不可测。如七日诛少正卯，七日焉能便诛得朝中大闻人，三月堕三都，三月焉能便慑服得四、五世积成大奸，使之拱手听从？万不敢望。孟子王道手段窃有一二不愿学处，如‘善战’、‘辟草莱’之才，自是行道所必用，如何定大罪、‘服上刑’？且七雄以富强为主，此辈皆居腹心要路，只合包容任用，使之将虎贲，行吊伐，服农政，力沟洫，彼将乐我之得用，得比于周、姜、禹、稷矣。今曰吾入门便诛汝，彼又肯容我入乎！观孔子取卫灵能用王孙贾等，则孔子若得用于卫，手段可想矣。”
张仲诚语录内，有“夷、惠非圣，逸民不足学”等语。先生曰：“我辈今日正要学个可、不可。夫子之无可、无不可，如何学得？‘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一定程头。若只说完美好听，譬如执路程本说南京，说“年，还只是在此，若实去走，一步也隔越不得。夷、惠，夫子皆称贤，孟子称圣，须知孔子看得细，说贤便是圣；又要知孟子眼高志大，不轻伏人下，若夷、惠非圣，不肯说皆古圣人，亦不肯服他得君皆有天下。我辈不可以见不到处，轻古人也。”
谓次亭曰：“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孔子之书名论语矣，试观门人所记，却句句是行。‘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不愠’，‘
其为人也孝弟’，‘节用爱人’，等；言乎？行乎？”次亭欣然曰：“当书绅。”
吾儒“改过迁善”，所以自治也；“移风易俗”，与天下同“改过迁善”也。然 “改过迁善”而不体乎三物，终流于空虚；“移风易俗”不本乎三重，终失之具文。
“九思”之功，如“言思忠”，非第思忠，是思要忠去；“事思敬”，非第思敬，是思要敬去。世人所谓工夫，上载思忠、思敬重，下截忠去、敬去或稍轻；吾谓工夫下截忠去、敬去重，上截思忠、思敬处，则偏轻耳。
与傅惕若言：“气质正吾性之附丽处，正吾性作用处，正性功著手处。”惕若问：“ 如何著手？”曰：“如敬之功，非手何以做出恭？孝之功，非面何以做愉色婉容？”
笃周次亭更字也。问“变化气质”之说。先生曰：“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也。吾性所自有，吾气质所自有，皆天之赋我，无论清、厚、浊、薄，半清、半厚，皆扩而充之，以尽吾本有之性，尽吾气质之能，
译人最担心的，莫过于自幼不跟随老师学习；又最担心的，莫过于过早地充当别人的老师。“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能被人任用”，孔子已经说过了；我自己认为我恭敬，但别人却不尊敬我，这是我还没有做到真正的恭敬；推而广之，宽厚、诚信也是如此。如果怀着自我反省而无愧的心，认为别人是否信任自己不值得忧虑，这就是“居之不疑”（自以为是、不加反省）的态度，应当深刻地加以清洗剔除。
祭祀父亲时斋戒，要想到我的心，是父亲留下的身体的一部分，洗涤心灵是为了感通父亲。倘若有一丝贪财、好色、求名、狠毒的念头萌生，就是污染了父亲所遗留的心灵，没有比这更不孝的了！我的身体，是父亲留下的身体的一部分，修养身心是为了感通父亲。倘若有一条贪婪、淫乱、欺世、暴虐的行为，就是玷污了父亲所遗留的身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孝了！又想到手是父亲留下的身体的一部分，怎敢不恭敬！眼睛是父亲留下的身体的一部分，怎敢不正视！不“持守其志向”，就不能以庄重恭敬的态度奉养父母的心；或者“暴戾其气息”，就是敢于以威严忤逆来伤害父母的气。
赵麟书引用食我、越椒的事例，认为人的气质中有恶。先生说：“请问这两个孩子刚出生时，他们的心就想要贪财好色吗？就想要弑父弑君吗？向母、子文听到他们的啼哭声，就知道他们的气质禀赋非常偏颇，将来容易作恶。现在指着他们的偏颇就说是恶，这就像见到利刃就判以杀人的罪，可以吗？”
张仲诚说：“学习正直就是不闲散空旷。身上没有事情做，就找事情去做；心里没有道理可思，就找道理去思。习惯这身体使之勤奋，习惯这心灵使之存养，这就是暗中的修养，这就是闲居时行善，这就是存心养性，这就是预先确立根基。学者把这当作痛苦，哪里知道这其中的乐趣！”
游览王叙亭的花苑，告诫他花苑中适宜种植果树、种瓜，并且说：“上天没有废弃的恩泽，大地没有废弃的力量，人没有废弃的土地，这是治理生计的道理。家中没有这三项废弃，家就富裕；国家没有这三项废弃，国家就富裕。”叙亭高兴地说：“倘若能永远侍奉先生，就能常常听到善言了。”
王次亭第十二
王次亭问孔子、孟子的作用。先生说：“孔子神妙莫测，他熔铸乾坤的地方真的不可揣测。比如七天诛杀少正卯，七天怎么能立刻诛杀朝廷中的大名人；三个月堕毁三都，三个月怎么能立刻慑服四五代积累而成的大奸臣，使他们拱手听从？这是万万不敢期望的。孟子王道的手段，我有一两点不愿意学习的地方，比如‘善战’、‘开辟荒地’的才能，自然是推行大道所必须使用的，为什么要定大罪、‘服上刑’呢？况且七国以富强为主，这些人都在腹心要路，只应该包容任用，让他们率领精锐军队，执行吊民伐罪，推行农业政令，努力疏通沟渠，他们将会乐于被我们任用，得以比肩周文王、姜太公、禹、稷了。现在说我一进门就诛杀你们，他们又肯容我进入吗！看孔子任用卫灵公任用王孙贾等人，那么孔子如果在卫国得到任用，手段就可以想见了。”
张仲诚语录中，有“伯夷、柳下惠不是圣人，隐逸之士不值得学习”等话。先生说：“我们这些人今天正要学会可、不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怎么能学得来？‘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达到天道’，这是一定的路程。如果只是说完美好听，比如拿着路程本说南京，说‘年’，还只是在这里，如果实际去走，一步也跨越不得。伯夷、柳下惠，孔子都称他们为贤人，孟子称他们为圣人，要知道孔子看得细致，说贤人就是圣人；又要知道孟子眼光高、志向大，不轻易服人，如果伯夷、柳下惠不是圣人，他就不敢说他们都是古圣人，也不肯佩服他们得君皆有天下。我们不可以因为见识不到，就轻视古人。”
对次亭说：“我们只向习行上下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着力。孔子的书名叫《论语》了，试看门人所记载的，却句句是行为。‘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不愠’，‘其为人也孝弟’，‘节用爱人’，等等；是言语吗？是行为吗？”次亭高兴地说：“应当把它写在衣带上。”
我们儒家“改过迁善”，是为了自我治理；“移风易俗”，是与天下共同“改过迁善”。然而“改过迁善”如果不体现于三物（六德、六行、六艺），终究流于空虚；“移风易俗”如果不根本于三重（重恩、重制、重事），终究失于具文（形式化）。
“九思”的功夫，如“言思忠”，不只是思考忠诚，是思考要忠诚地去说；“事思敬”，不只是思考恭敬，是思考要恭敬地去做。世人所谓的功夫，上面记载思考忠诚、思考恭敬重，下面忠诚地去说、恭敬地去做或稍轻；我说功夫下面忠诚地去说、恭敬地做重，上面思考忠诚、思考恭敬的地方，则偏轻。
与傅惕若说：“气质是吾性依附的地方，是吾性作用的地方，是性功着手的地方。”惕若问：“如何着手？”说：“比如恭敬的功夫，不是手怎么能做出恭敬？孝的功夫，不是脸怎么能做出和悦的神色和婉顺的容貌？”
笃周次亭更改字。问“变化气质”的说法。先生说：“这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伤害人的本性来强求仁义）。吾性所自有的，吾气质所自有的，都是上天赋予我的，无论清、厚、浊、薄，半清、半厚，都要扩充而充满它，以尽吾本有的性，尽吾气质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