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四

译太和是存在于成周宇宙之间的东西。朱熹知道它却不学习它，难道不可惜吗！然而我在这两段话上，深深庆幸自己因学习它而没有得罪朱熹！

译如今完全丧失了《小学》的工夫，只能教人暂且以“敬”为主，收敛身心，这样才可以下工夫。有人说“敬”抵不上《小学》，我看《小学》却抵不上“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在禅学那里暗中败坏。古人教洒扫，就在洒扫中主敬；教应对进退，就在应对进退中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就在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中无不主敬。所以说“执事敬”，所以说“敬其事”，所以说“行笃敬”，都是身心一致加功，无处不是敬。如果把古人的成法都舍弃，专门在静坐、收摄、徐行、缓语的地方说主敬，这是用我们儒家的虚字面做释家的实工夫，离道远了。有人说“敬抵不上《小学》”，真是朱子的益友，可惜他不能接受善言。

曾经训诫他的儿子说：“起居坐立，务必要端庄，不可倾斜倚靠，恐怕导致昏沉懈怠。出入快步，务必要凝重，不可轻浮，以免损害德性。用谦逊来修养自己，用和敬来对待他人。凡事切须谨慎整饬，没有缘故不必出入。少说闲话，恐怕浪费光阴，不要看杂书，恐怕分散精力。早晚频繁自我检点所学习的学业。每旬休息日，将一旬内的书温习几遍，不要让心稍有放逸，那么自然渐渐接近道理，讲习就容易明白了。”先生为学得力的地方，在训子一书中完全可见，所以详细记录。扩充这种气象，原本不是俗儒文士所能达到的，然而孔门学者果真如此而已吗？这在于有志于实学的学者自己辨别。

问：“《小学》记载音乐一段，不知道今天能用得上吗？”回答说：“暂且让他们知道。古人从小就用音乐教育他们，那是手把手地教诲，等到长大了，涵养已经成就，稍微能自立就可以。现在的人既然没有这个，如果不是志向宏大有所树立，凭什么能成立！”

孟子说：“我知言。”大概言语是心的声音，所以一言就可以窥见其终身，不可掩盖。何况朱子是大儒，也不自掩，本来昭然可见。比如有人问《小学》记载音乐不知道今天能用得上吗，为什么不回答说，“书上所有的都要用，不用，记载它做什么”！却回答说“暂且让他们知道”。那么平时讲学，也不过是让人知道而已，也不过是让人说我知道了而已。

于是论及《小学》说：“古代教育必定用音乐，后世不再这样。”问：“这是制作音乐让他们听，还是他们自己制作。”回答说：“自己制作。如果自己理会不得，别人制作有什么益处！古代国君具备音乐，士人没有缘故不离开琴瑟。日常使用的东西，无时不备于面前。”

话说得如此亲切，只是不肯自己拿主意，做后世的引路人，不做前圣的接迹人。哪里知道历代相接，都做了引路人呢！这就是人人说引路的话而圣人的正路更加荒废的原因。“前贤的话，都是佩服躬行，才始有功。不可只这样说过，不济事。”

不知道是自悔的话，还是责备人的话，但把“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就不像圣门“佩服躬行”的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为什么呢？

东莱吕氏说：“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是余事。”

好。先生辈为什么只把读书当作余事？

临川吴氏说：“古代的教育，孩子能吃东西就教他吃东西，孩子能说话就教他说话。想要他有分别就教他不同处，想要他有谦让就教他后于长辈，顺着他的良知良能引导他，还没有到读诵的时候。教他数，教他方，教他日，以及学书计，学幼仪，那么已经辨别名物了，也不是从事读诵。弟子的职责，叫孝，叫弟，叫谨，叫信，叫爱，叫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现在世上的童子刚能说话，不过教他们读诵而已，他们看古代人的教育怎么样！”

草庐叙述古代教法，两句话不是说读诵，又说“现在世上的童子，不过教他们读诵而已，他们看古代人的教育怎么样！”他的话好像很厌恶读诵的习气。五季之后，武臣执政，百姓很久不见儒生的治理，世间很久不闻诗书的声音。积废到了极点而气数一反，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导，又粗略地用道德之行来文饰，真不亚于周公、孔子复出。这就是为什么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的祸患，实际上潜伏在这里。吴氏也是行宋儒之道的人，而出言不觉到了这个地步，大概诵读的焰火已经毁坏而举世不觉，又不容不露其端倪。而我非常恐惧的，正在这个端倪。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那么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

译文人内心的愤激必然转化为毁灭文化的念头，我们儒家与百姓将一同陷入灭亡的境地。如果像宋代程朱理学被定为伪学而遭禁，天启年间东林党人遭到逮捕下狱，崇祯末年张献忠的焚杀，恐怕灾祸还不会停止，而现在却不知道这细微的征兆将导向何处。《易经》说：“能洞察细微的征兆，大概就称得上神妙吧！”我说：“能洞察细微的征兆，大概就会感到恐惧吧！”

译程子说：“理解义理如果一味依赖书本，怎么能做到安居其中、积累深厚呢！这不仅会自误，还会误人。真是至理名言。

古代的学者，从容饱足，有先后次序；现在的学者，却只当作一场空谈，追求高深罢了。既然知道这一点，他在教导门徒时，竟然也没有遵循古人的先后次序，不也是当作一场空谈罢了！

现在的学者，往往认为子游、子夏的学问浅小，不值得学习；然而子游、子夏的一言一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程子虽然失去了圣门的成法，但胸中的见解还比较实在，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朱子离这个就更远了些。

问：“怎样学习才叫有收获？”回答说：“大凡学问，听到知道都不算收获。收获，必须默记在心、心领神会。学者想要有所收获，必须诚意烛照义理。”程、朱谈论学问到了关键处，如果特意避开六艺、六府的学者，为什么呢？像这段说“听到知道都不算收获”，可以说是透彻宗旨的话了。下面为什么不接着说，“收获必须践行中道、践行和谐，亲身实践，深入研习六艺之道，才是自己得到的”？却说“必须默记在心、心领神会”，这不还是属于“知”的范畴吗！

增进学问没有比获取知识更大的，涵养心性没有比义理更大的。古人涵养的地方很多，如果用声音来涵养耳朵，用舞蹈来涵养血脉，现在的人都没有；只有义理的涵养，人们又不知道去追求。

学习的弊病没有比把义理让古人去做更大的。程、朱动不动就说古人如何如何，现在的人都没有，不想想我做了就有了。虽然古制不能完全流传下来，只要今天能知道并尽力去实践，也足以涵养人。何况由偏求全，由小推大，古制也没有不能追及的呢！如果只凭口头谈论、纸上所见、心中所思的义理来涵养人，恐怕涵养得不深且不牢固。

学习贵在成功；既然成功了，就要去实行它。学习而不能完成学业，任用而不能实行所学，那就不是学习了。程子谈论学问颇为实在，然而没有实行他的言论。教育者的自身，就是用来教育的，他首先传授的，就是教育者自身的表现。试看程门，学业完成了吗？学问实行于用了吗？孔子代理相国而鲁国治理得好，冉有、樊迟为将而齐国败北。二程在朝而宋朝没有治理得更好，杨时受征召而金人攻入汴京，说这是学业成功、学问实行，我不相信。

现在的学者有三种弊病：沉溺于文辞，牵制于训诂，迷惑于异端。如果没有这三种弊病，就一定会归于圣人之道了。可叹这三种弊病误了乾坤！先生洗涤得也不甚干净，所以流传越远偏差越大。以前曾说程、朱与孔、孟各是一家，仔细考察，程和朱也各是一家。

张载说：“对于初学的人，得到一个义理必须固执坚守，由粗浅进入精深。”又说：“如果开始就追求很深，恐怕从此越来越远。”又说：“只要扫除旧日的行为，使动作都符合礼仪。”张载以礼为重，习惯并实行它作为教育，就比宋儒高出一等。

既然学习却先以功业为意，对学习便有妨害；既然有意，就会穿凿附会、刻意造作。德行未成却先以功业为事，这是代替大匠砍削，很少有不伤手的。”所学既失去了根本，又将古人的成法说坏。试看《大学》之道，才说“明德”，就说“亲民”，怎么能说无意于功业！而且入学就是要做大匠，怎么能说是“代替大匠砍削”！我教幼童道艺，有人阻止我说：“不行，现在世道不这样。”我说：“只要抱着书入学，就是做转变世人的人，不是做被世人转变的人。只是不可有的，是急躁进取求取俸禄、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心罢了。”

谢良佐说：“学习必须熟练讲解，学习不讲解，用尽工夫也只是旧时人。‘学习不讲解，是我的忧虑’。仁也在于熟练罢了。”子游说：“学习不讲解”，是博学之后，又应当审问、慎思、明辨来讲解。如果没有已经学习，将拿着什么来讲解呢？现在只讲解而不学习，错了！颜回的工夫，真是百世的规范，舍弃这个更没有入门的路，没有安身之处。”非常正确！

杨时说：“现在的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学习的方法，又不知道学成有什么用。这件事体很大，必须曾经下过力气，才知道不容易。所谓学者，是学习圣贤所做的事等等。如果只是想要博通古今，写文章，做忠信愿悫、不做不义之事的人罢了，那么古来这样的人不少，然而认为他们闻道则不可以。况且如东汉衰败时，处士逸人和名节之士，闻名当世的很多；看他们的作为，用古圣贤之道来要求，则略无毫发相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道上最初就没有听闻的缘故。现在的学者，平时就说‘我应当做古人的事’，才有一件事到手，便处置不了。大概他们的学习以博通古今、写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做不义之事为限，不知道必须闻道。”各位先生自认为闻道了。我认为用古圣贤之道来要求，也没有完全相似。就像先生当汴京即将灭亡之际，轻身一出，他所处置的，只见到削夺王安石配享，说道学的话罢了。

验

译如果内心不认同，施行于政事也不顺畅，那就不是所谓的经义。如今研究经书的人，写些无用的文章，只是侥幸求取功名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认为做学问的人如果只和这些人比较，那就浅陋了，为什么不和尧、舜、伊尹、周公、孔子、孟子比较呢！

译不向孔孟的言论中探求学问，也是末流了。《易经》说：“君子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来积蓄自己的德行。”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到简约精要的道理上。”多识当然不可废弃。但博学难道只是多读书吗？

颜渊“请问其目”，这是学；“请事斯语”，这是习。只学而不习，就是空学。比如学射箭，能拉满弓，就知道所学的了；至于手持木棍而眼睛不眨，射中虱子而悬挂的丝线不断，由此想要穷尽其奥妙，不通过练习是做不到的。”颜子“请问”，也还是问，不能称之为学；“请事斯语”，才是学；“欲罢不能，进而不止”，才是习。杨时（龟山）一字之差，不算大错。但他把学必须伴随习的道理说得最透彻，然而没有见到他真正去习，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所习的，不是孔门所说的习。

延平李侗说：“做学问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真有体悟，即使一丝私欲萌发也会退避听命。长久在此用力，大概会逐渐明白，讲学才会有力量。试看孔孟曾有‘静坐澄心，体认天理’这样的话吗？但我也不认为要完全摒弃这种功夫。如果不偏离周公、孔子的六艺之学，在无事时运用这种功夫也无妨。但如果专门在此用力，把它作为学问的根本，而把讲说当作枝叶，那就完全错了。

孔门弟子，整天聚在一起，互相切磋，又有夫子作为依靠和归宿，在日常起居中，因观察感受而受到感化的人很多；恐怕在融会贯通而自然脱落的地方，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不然，子贡为什么说‘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听不到呢’？”为什么不想想孔门整天聚在一起是做什么事？为什么不想想“性天不可闻”是什么意思？竟然动不动就超越子贡以上！用孔子的道来衡量，恐怕宋代的诸位先生不免属于“智者过之”的一类。

朱熹说：“现在做学问很难，因为小学没人学得，如今却要从头开始。古人在小学的小事中，都蕴含着大学大事的道理，大学只是将道理推演开阔罢了。以前小时候做得道理存于其中，正像一个素坯一样。我说有什么难的，只是不做罢了。就把技艺中小的让年幼的子弟练习，技艺中大的让年长的子弟练习，这是整顿身体、涵养性情的实务。正心诚意并非精细，修身齐家并非粗疏。然而诸位先生只是空谈存养而不亲身练习其事，却说难，却说如今小学完全丧失，无人练习。如此谈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空虚而无依据了。那么难道只是小学废弛，大学不也灭亡了吗！于是编纂小学，注解大学，这是为什么呢！

读书如同炼丹，起初要用猛火煅烧，然后渐渐用慢火温养；又如同煮东西，起初用猛火煮，随后必须用慢火温养。读书起初要勤奋敏捷地用力，仔细穷究，后来却要缓缓温习寻究，反复玩味，道理自然显现。又不可贪多求快，一定要熟，功夫是从熟中出来的。朱熹论学只是论读书，但他处多夹杂“理会道理”“穷理致知”等字眼，不肯如此明白地说。试看此处直言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大概因为他得力全在此处。读书只是学问中的一件事，为何要把全部精神用在书本上呢！

学者只是不为自己，所以白天心安顿在义理上的时候少，安顿在闲事上的时候多，对义理生疏，对闲事却熟练。”只是因为废失了六艺，没有用来习熟义理的方法，不由人不习熟闲事。如今如果恢复孔门的旧制，不仅好色好货等一切私欲无从掺杂，博弈诗酒等自然不做，就连诵读、训诂、著述、文字等事也自然无暇顾及。因为圣人知道人不习义理就会习闲事，所以在义理作用的地方制定六艺，使人每日习熟。如果只在书本上寻找义理，虽然也能牵制此心，不思别事，但放下书本，就无着落了。如果直接静坐，即使此心熟于义理，又是非常难的，况且依旧无用。

有人问：“做学问如何下工夫？”回答说：“不过是切合自身便当。此事自有大纲，也有细节等等。但也须各有次序。”问：“什么是次序？”回答说：“不是安排这一件为先，这一件为后，这一件为大，这一件为小。随人所为，先做容易的，暂缺难的，将来难的也自然能理会。比如读书，二礼、《春秋》有制度难以明了，本末难以看清，暂且放下不要理会也可以；如《诗》、《书》，简直是不可以先理会的等等。圣贤言语，何曾误了天下后世！只是人自己学问不到罢了。”有人问“做学问如何下工夫”，又问“什么是次序”，都是最切要的问题。朱熹却只是左支右绌，说些表面的话。大纲细节几句话，尚可敷衍；至于“不是安排这一件为先，这一件为后，这一件为大，这一件为小”，便是糊弄。古人的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习幼仪，某年学礼，

译何尝不是安排得一定，孰先孰后，孰大孰小呢！“知所先后”，《大学》又明确地说了。糊里糊涂地说了几句，又说归结到读书，读书又不教人理会制度等事，姑且教人避难取易。至于理会制度，已经畏惧它的难了，何况取其所谓制度者而亲身习之，亲身精之呢！这种话如果出自他人口中，朱子必定灼见其弊而极力非议。因为师望既高，信口说去，不自觉如此，却说“圣贤言语、何曾误天下后世”。圣贤言语，谁曾道误天下后世！其误天下后世者，乃是不从圣贤言语耳。夫“学而时习之”，是《鲁论》第一言，尚且不从，况其余乎？

曾经阅读《左传》，读到赵简子铸刑鼎，孔子叹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以为晋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盖其失不在刑书而在铸刑书于鼎。夫法度操于人，则民知范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者，吾上也；时而出入轻重以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懔王，一国懔君，一狱懔吏。士农工商罔敢愆于职中、逸于职外者，惟吾上是神是严也。而上下定矣，贵贱辨矣，贤德彰矣。今铭在鼎，则国人必将以鼎为依据，而不知受法于天者王，守法者君，序守者卿大夫百执事，是使之忽人而重鼎。民不见所尊，必将不遵其度，不遵其度，必不守其业，故曰：“何以尊贵，何业之守”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嗟乎！简子但以刑书铸于鼎而孔子知其亡，况汉、宋之儒全以道法摹于书，至使天下不知尊人，不尚德，不贵才，而曰“宰相必用读书人”，不几以守鼎吏为政乎！其所亡又岂止一晋乎！是以至此极也。非孔子至圣，孰能见铸鼎之弊乎！吾愿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愿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译存治编序

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在今天重新出现了吗？我无法知道；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在今天没有重新出现吗？我也无法知道。如果说盛世在今天重现了，那么汉、唐、宋、明以来的政治权术和社会风俗，为什么却日益衰败呢？如果说盛世在今天没有重现，那么古代圣贤所说的“人定胜天”、“挽回气数”这些话，究竟是指什么呢？难怪习斋先生仰观俯察，再三感叹啊！

周朝七代之后，古代的制度逐渐湮没，到了宋、明两代，只剩下空具形式的文书罢了，一切教育养育的政策都不如古代帝王。其中最令人扼腕痛惜的，尤其在于军队专权而软弱，士人腐朽而颓废，这两方面的弊端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凭借天下如此之大，士人和兵马如此之多，一旦有强大的敌寇突然发动，国家就立刻像鱼烂瓦解一样，不可收拾。黄巢起义时，洗劫万物，摧毁城池；李自成、张献忠如同霜风摧杀草木，没有人能抵挡他们的锋芒，官军向西出击，贼寇已经向东奔向四川、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以至于数百里内人烟断绝。三代时期，田赋由甲士承担，百姓都熟悉军事，虽然太平日子久了，祸乱突然兴起，也断不至于如此惨烈。士子平时诵读诗书，擅长揣摩迎合，关起门来低头弯腰，像妇人女子一样；一旦出来做官，对军事、刑法、财政、粮食等事务茫然不知是什么，连俗吏都不如，还指望他们治理百姓、辅佐世道吗！在“六艺”选拔人才的年代，学习的就是所用的，所用的就是所学的，即使流弊不至于如此，又怎么怪先生仰观俯察而再三感叹呢！

先生从幼年到壮年，孤苦的经历尝遍，单身一人几乎无处栖身；然而心血激荡，没有一刻不倾注于百姓和万物，每当酒尽灯残，拍掌谈论天下大事，总是高声歌唱，泪流满面。有一天，先生与我交谈，仁爱之心流露无遗，我不由得也落下泪来。先生跳起来说：“这是仁心啊。我的道可以传下去了！”因此近几年跟随先生学习，勤奋地接受启发，我因而能够粗略知道大概，认为贤明的君主和宰相如果采用这些道理，自然会有润泽天下的效果，而其中的大纲所在，足以开创万世太平的，则是百思而不会改变的。假使先生早有机会在世上施展抱负，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就会缓缓而来，这难道不是非常痛快的事吗！如今先生双鬓斑白，还只能寄托于空谈，难道是天意不想让天下治理太平吗，还是打算在先生衰老时再任用他呢，还是让先生开创端绪，而等待后人来完成呢？我又无法知道了。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年，初夏吉日，蠡吾门人李塨叩首拜撰。

存治编

王道

从前张横渠对宋神宗说：“治理国家如果不效法三代，终究是苟且之道。”然而想要效法三代，应该怎么做呢？井田制、封建制、学校制，都斟酌着恢复，那么就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不得其所，这就叫做王道。不这样的话，国家就治理不好。

井田

有人问于思古人说：井田制不适合当今社会已经很久了，您的《存治》，还坚持什么主张呢？回答说：唉，这就是千余年来百姓之所以不能承受王恩的原因啊！那些说不适合的人，大抵是说急切地剥夺富人的田地，或者说人口众多而土地稀少罢了。难道不想想，天地间的田地适宜由天地间的人共同享有，如果顺从那些富人的心意，即使把万人的财产都供给一个人，他也不会满足。王道顺应人情，本来是这样吗？况且一个人占有几十上百顷土地，或者几十上百人连一顷土地都没有，作为父母的，让一个儿子富裕而其他儿子贫穷，可以吗？

又有人说划分田地会引发混乱。无论至公至正能使人心服，情感自然和睦；即使从权势的角度来看，本朝圈占的土地，几乎占了京城附近的一半，谁敢作乱呢？

而且古代百姓有四种职业，农民用一份劳动养活其他三种职业的人；现在百姓有十种职业，农民用一份劳动养活其他九种职业的人；没听说过粮食掉在天上，吃土在地里，而百姓也不饿死，难道所有人去耕种反而不够吃吗！即使让人多于田地，即使减少顷数到十分之一，减少到十分之一到亩，我知道上面的肥料加倍精细，使用自然富足；况且现在荒废的土地达到十分之二三，开垦并划分成井田，迁移流离失所、无处申诉的百姓，供给牛和种子让他们耕种，田地自然更加充裕。所以我每次选取一个县，大约计算其田地和人口，知道它们是相称的。曾经妄自画图来阐明这一点。

所担心的是，沟渠的制度，经界的法则，不能完全传承下来。北方土地松散，常担心损坏沟渠，（心想夏禹尽力于沟渠，一定有砖炭砌涂的方法。）高低不平的坟地邑落，不便均匀划分。然而顺应时势采取措施，触类旁通，在于人罢了。沟渠没有固定形式而以水为主，可以挖沟就挖沟，不可以就不挖；井田没有固定形式而以地为主，可以划井就划井，不可以就平均分配。至于阡陌和庐舍，古代虽然有，现在只要种植分界草来代替阡陌，建造窝铺来代替庐舍，每井横向修一条路以便田车通行，每十井建一间房，以等待田官就可以了。

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出现，推广这个意思并实行它，搜集前代儒者的格议，穷尽当代人的谋略，在经界划分时更加严格，在厘定完成时倾注心意，我想那一天，孟子所说的“百姓亲睦”，都会在这里得到验证。游手好闲的人有了归宿，而士人爱心深厚，不安本分的人没有了，做盗贼的人没有了，做乞丐的人没有了，以富凌贫的人没有了，学校还没有兴起，已经养育并兼有教育了。美好啊，浩荡啊！所以我说是用教育来济助养育，用养育来推行教育，教育就是养育，养育就是教育，不是这样吗？

井田经界图

方一里图：划定边界为一个小区域，边长十步，每行长算十里，共三百六十里，合计十二万九千六百步，折合五百四十亩。

井田经界图说

译孟子说：“一平方里的土地划分为井田，井田包含九百亩。”我之所以要阐明井田制度，必须先阐明里制。周代的制度是，三百步为一里，百步为一亩，六尺为一步，每一步的长度相当于现在的尺长，那么三百步为一里的说法，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六十步。然而考察文献，询问博学之士，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并且说周代的尺仅相当于现在七寸多一点。总之，不如直接以现在的里、亩、步尺为标准最为明白，这也符合孔子遵循周礼的原则。以现在的里来推算，一平方里的土地，总共应当是十二万九千六百步。周代的九百亩，相当于现在的五百四十亩，（现在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每区六十亩，中间是公田，四周是私田。如果土地宽裕，从公田中分出六亩给八户人家作为场圃和房舍；如果土地狭窄，则分出三亩作为窝铺，这些土地也可以种植桑树。又贯通各井的两端作为田间车行的道路，适合纵向的就纵向，适合横向的就横向，顺应邑人出入的便利。十里设一房，用来安置田畯。不说厅堂，大概是因为田畯适宜巡视井田以劝勉农事，这里只是暂时休息，并不是他的办公场所。

译方百里图：四面都是百里，这是伯爵国家的封地。

方百里图说：

公侯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这是古制，何必画图呢？因为古代的制度长久湮没，人们总是说田地不足，所以画图来展示田地是充足的。一个区域方圆十里，相当于百井；一行方圆十里者十个，相当于千井，总共包含一万井。即使扣除坟地、邑城、山川、林路，大约天下的总体形势，有的地方有山川，有的地方没有山川，增减补充来说，各个百里范围内也不少于八千井。一井八家，总共包含六万四千户。我知道百里范围内的人口，除去二十岁以下及六十岁以上的人，也不过六七万丁口罢了。即使人口多于田地，一个区域两个壮夫，一个壮夫受田二十七亩，也足够使用了。又根据孟子注中徐氏所记载的田禄推算，大国国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取八井，上士取四井，中士取二井，下士取一井，总共三百六十七井。推演大国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以及其他官府史官全部计算在内，加上交邻、宗庙、优待宾客、礼贤下士、抚育幼小、赡养老人、安抚旅客、劝勉工匠、补春、助秋等事务，以及邑宰、在官的庶人，大约不超过八千井就足够使用了。剩余的则另外储存，名叫“工仓”，诸侯不得擅自开启；天子巡视时则用来补助庆功，发生大灾时诸侯请求用来赈济，三年一次散出陈粮。又，十井设一个长，百井设一个百长，千井设一个千长，二千井设一个邑宰，一个佐士。邑宰的俸禄比照大夫，佐士比照上士，千长比照中士，百长比照下士，十长没有俸禄。这是方圆百里的大致情况。天子的千里封地，侯的五十里封地，都可以类推得知，只是王臣的俸禄更重罢了。

治赋

感慨自从兵农分离而中国衰弱，虽然唐代有府兵制，明代有卫所制，本来想要统一兵农。等到它们衰败时，顶着名义应付双重任务，都是乞丐、无赖，或者一人购买数个粮饷；支取点食银，人人都成了兵；临阵遇到敌人，万人皆散。唉！可以说没有兵了，岂止是分离呢！即使在兴盛时期，明君贤将治理有方，也只是用一时，不是长久的道理。况且兵将不相熟悉，靠威令震慑，他们的忠勇又能有多少呢！

偶尔谈论王道，看到古代圣人的精妙意图和良法，万善都具备。一个学校，教文也就是教武；一个井田，治农也就是治兵。所以井取八而阵也取八。考证其他书籍，大都说这种方法创始于黄帝，完备于成周，而以孔明的八阵实际继承它。但是帝王的成法既然不可见，武侯的遗意又不得其传，后世又怎么能享受它的效用呢！

我私下不自量力，觉得对井田法略有一点心得，敢详细陈述治赋的要点有九条，治赋的便利有九条：

第一条叫预养。饿了马却要求它跑千里是愚蠢的。上级应当减少膳食供给，减轻赋税，裁减冗费，以充足百姓的食物。第二条叫预服。让婴儿去役使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会愤怒。井中的贤者为什长，什中的贤者为长，长中的贤者为将，以平民情。第三条叫预教。选拔师儒，申明孝悌，崇尚忠义，以保全民情。第四条叫预练。农闲之时，聚集在场上。按时，宰士一次比试射艺；每月，千长一次比试；每十日，百长一次比试；同井之人不时练习。第五条叫利兵。甲胄、弓刃精良锋利的，官府赏赐其半价，比试技艺优秀者庆贺以器物。第六条叫养马。每井马两匹，公家饲养，仿照北塞喂马法。操练时习射，空闲时便于老人行走，或者十百长有役事时乘坐。第七条叫治卫。每十长，一人持牌刀率领在前，九人护卫在后。器械作战的方法详细记载于《纪效新书》。第八条叫备羡。八家之中，四骑四步。供役不过各两人。其余则为羡卒，以备病、伤或居守。第九条叫体民心。父母年老无依靠的不当卒；老弱不当卒。出戍给耕，不征税；伤还给耕，不征税。死者官府安葬。这九条，是治赋的要点。

第一条叫素练。田亩都是阵法，百姓经常练习，不待教导就知道。第二条叫亲卒。同乡之人，从小朋友每天相处，声气相通，情义相结，可以共生死。第三条叫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时教农、教礼、教艺，做他们的父母；有事时执旗、执鼓、执剑，做他们的将帅。谁不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第四条叫无兵耗。有事时为兵，无事时为民，月粮不耗费了。第五条叫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即为兵，无需等待征调救援。第六条叫安业。没有逃亡反散的忧虑。第七条叫齐勇。没有老弱顶替的弊端。第八条叫靖奸。没有招募异域无凭据的嫌疑。第九条叫辑侯。没有专拥重兵要挟上级的祸患。这九条，是治赋的便利。

至于阵法：八千长率领在前；四邑将督责在后。左战而右翼护，则左为正兵而右为奇兵；右战而左翼护，则右为正兵而左为奇兵。前后的相应，内外的相接，无非前，无非后，无非左，无非右，无非正，无非奇，如循环，如鬼神，如天地。分开张布，可以包围敌人的弱点，合拢冲击，可以攻破敌人的坚固；敌人攻打不能进入，进入不能出来；驻扎时为营，作战时为阵；又怎么能测知它的端绪，怎么能穷尽它的效用呢！

八陈图说（图失）

译这是古代伯国三万二千全军的阵势。阵势的纲目都呈井字形，外层圆形象征天，内层方形象征地，中军象征太极，四个角象征四象，八种阵势象征八卦，旗帜的五种颜色象征五行。南方属火，所以旗帜是红色的。左边的旗帜镶青色，是因为火与木相生相从。青色适宜镶黑色，却用白色，是为了容易辨认。黑色适宜用白色，却用红色，是为了与青色区别。凡是千长率领二千士兵。每百长持一面小旗，跟随其将领的旗帜，中间必定有异色，书写将领的姓氏，姓氏相同的则书写字号。四个邑的将领都使用绣绒旗，又各自准备一面绣旗。如果一面当敌，则由两个邑督率四路兵马；如果四面当敌，则由佐士与邑将分别督率八路兵马。一面当敌时，左右两翼应援，其余则不行动。例如“天鸟”出战，“云虎”就作为两翼，“风龙”“地蛇”各自安守其位就是这样。作战的作战，防守的防守，如果八表都作战，而八里不动就是这样。低于此规模的一万六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如何灵活运用，在于人的智慧罢了。

译学校

有人问思古人说：“自从汉高祖在曲阜孔庙祭祀，历代朝廷都优待学校，设立教导的官员，有卧碑的规定，何尝不是用心于学校教育呢？似乎不需要您来谋划了。”思古人说：“唉！学校被废弃已经很久了！考察夏代的学校叫‘校’，是教育百姓的意思。现在还有教育百姓的吗？商代的学校叫‘序’，是练习射箭的意思。现在还有练习射箭的吗？周代的学校叫‘庠’，是养老的意思。现在还有养老的吗？

况且学校是用来阐明伦理的。所以古代的小学教导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大学教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务，百姓离开这些就没有可学的，老师离开这些就没有可教的，君主和宰相离开这些就没有可治理的。等到魏晋时期，学校教育不修明，唐宋崇尚诗文。这种弊端流传至今日，国家选拔人才，只看文章而已；贤明的长官督促考核，只看文章而已；父兄的提点，朋友的切磋，也只看文章而已，不然就说‘写诗’，已经是多余的事了。想要求得天下的治理，又怎么可能得到呢？

有国家的人如果真能痛洗几代人的陋习，发扬帝王的宏图，使每家都有塾，每党都有庠，每州都有序，全国都有学，戒除浮华的文辞，崇尚实际的德行，使天下人都知道所向往的方向，那么人才就会层出不穷，大的法度得以推行，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人才与王道是相互生成的。如果仍然沿袭旧习，那么朴实迟钝的人最终归于无用，精力困顿于纸笔；聪明的人逞显才华，诗书反而成为寇盗的资粮。难怪家家户户读尧、舜、孔、孟的书，而风俗却越来越坏；代代都有尊崇儒术、重视道统的名声，而真正的人才却不出现。真是令人感叹啊！

《周礼·大司徒》：“用乡三物教育万民并选拔他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乡大夫：“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核，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而选拔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他们的官吏和众人，以礼宾之礼接待他们。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群吏将贤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内史备份。”（写下副本。）

邱氏说：“周朝兴盛时，用乡举里选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就记录那些恭敬、勤勉、负责任、体恤的人。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就记录那些孝顺、友爱、和睦、姻亲、有学问的人。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就记录那些德行、道艺的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就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并勉励他们。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每三年大考核，考察那些确实具备六德、六行而为贤，通晓六艺之道而为能的人，这就是能够遵循大司徒的教导而成材的人了。于是乡老和乡大夫率领胥、师、正、长等属官，集合闾、旅、州、党的人，举行乡饮酒礼，用宾客的礼仪来选拔他们，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简册中，献给天府。天子拜受，认为贤才的产生，是上天所赐予，用来培植国家元气的。”

《王制》：“命令乡里评议秀士，升送到司徒，叫选士。司徒评议选士中的优秀者而升送到学校，叫俊士。升送到司徒的，乡里不再征召；升送到学校的，司徒不再征召，叫造士。……大乐正评议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而升送到司马，叫进士。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评议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而确定他们的议论。议论确定后，然后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然后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然后给予俸禄。”

封建

有人问思古人说：“世风逐渐下降，人心日益浅薄，用公道治理而祸患潜伏，用诚意驾驭而奸邪出现。因此汉代大封同姓，也是成周伯叔诸姬的意思，而转眼已成反叛；唐代优待藩镇，仅是古人甥舅伯侯的样子，而李唐社稷就因此败亡。所以宋朝鼎业既定，用一杯酒来敬勋臣；明朝国运方兴，也用世袭官职来酬谢汗马功劳。不是故意吝惜土地，实在是因为小的不足以作为藩篱，大的又容易养成跋扈，封建之难啊。您有什么办法来处理，可以使得当呢？”

思古人说：“问得好！这不可以空谈。先王遗留的典章，封建没有单独举出的道理，大的经制大法都显著张扬，那么礼乐教化自然能暗中消解反侧，纲纪名分都可以预先杜绝骄奢，而且管理周密。师法古人的意思，不必袭用古人的形迹。

让十个侯国设一个伯国。侯国五十里，设一卿，二大夫，三士；卿，由天子任命。伯国百里，设一卿，三大夫，六士；卿和上大夫也由天子任命。侯国养马二十五匹，甲士与之相称；伯国养马五十匹，甲士也与之相称，有命令才起用田卒；边地的侯、伯，士马都加倍畜养，有事才起用田卒。侯国的庶人不世袭爵禄，看他们的臣属而以亲疏为差别；侯国的臣不世袭封邑，取公田而以职位计数；伯国的军队不私自出动，列侯不私自会盟。像这样，有事时一个伯国所管辖的二十万军队，足以作为藩篱，无事时所畜养的士马不足以合并侵犯。封建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况且三代建立侯国的好处，一定有博古的君子能传述的，

译在运用时又必定有通达时务、具备王佐之才的人能够顺势而为并加以润泽，这难道是我这样学识浅陋的人所能完全知晓的吗？我只是狂妄地认为，如果不实行分封制，就不能彻底治理天下的百姓，也不能充分发挥天下人才的作用罢了。

译后世的臣子不敢建议实行分封制，君主也乐于自私地占有天下，又庆幸郡县制易于控制，因而甘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致使百姓和国家共同遭受祸患，国家动乱灭亡却不知悔改，这可以说是愚蠢了。就像战国六国的形势，有见识的人曾经说韩、魏、赵是燕、齐、楚的屏障，秦国蚕食各国，楚、齐、燕却绝对不去救援，这是自己破坏了自身的屏障啊。诸侯国尚且如此，作为天下的共主，难道可以没有屏障吗！层层厚厚地保护，难道不是更好吗！《诗经·板》中说：“大国是屏障，嫡子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承担恐惧。”这说尽了建立诸侯的好处，不建立诸侯的坏处了。这就好比农家过日子，是周围有很多邻居而自己处在其中安全呢，还是吞并邻居消灭比邻而独自栖身在一小块土地上安全呢？

况且这天地宇宙，是由尧、舜、夏、商、周等圣明的君主和圣明的宰相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相继缔造而成的；君主享有现成的基业，却反而让各位圣人的子孙没有尺寸的土地，灵魂没有祭祀的后代，天道难道能容忍吗？身为天子，都是凭借历代祖先的功德，上承上天的眷顾；却不能够将恩泽遍及九族，大规模分封同姓亲属，而仅仅让一支血脉独占富贵，宗庙难道没有怨恨和悲痛吗？在开创基业的时候，攀附龙鳞、追随凤翼，有的人运筹帷幄，有的人立下汗马功劳，君臣共同忧虑辛劳，同生共死；一旦大业完成，不与他们共同承受天命、划分土地，订立像山河一样坚固的盟约，功臣旧部还有什么可鼓励的呢？

所有这些大义都不顾惜，君主不主持，臣下不赞助，断绝分封念头的人，不过是看到夏、商亡于诸侯以及汉朝七国之乱、唐朝藩镇之祸而忌讳谈论罢了。却不知道三代因为分封而灭亡，也正因为分封而长久；汉、唐遭受分封藩镇的祸害，也获得了分封藩镇的好处。如果不是分封制，三代怎么能享有国运长达两千年呢！夏朝因为有仍氏的再造，商朝有西伯率领叛服之邦归顺殷商，周朝有齐桓公、晋文公主持盟会尊崇周王，周、召二公共同执政而不乱。四百年、六百年、八百年，逐渐越来越长久，这都是因为护卫重重，像星辰环绕、棋子分布，暗中震慑海外的觊觎，秘密镇压朝廷内部的奸邪，以此来辅助引导王家的天命；与后来一败涂地、国运短促的情况相比，分封制对国家和人民有什么亏欠呢！

即使以三代的败亡来论，接受天命的人仍然是我们先王的股肱之臣和甥舅之亲，列国君主安然无恙，三恪世代修奉，失去天下的人仍然被封为一国国君，这样五帝、三王拥有数百年的天下，却仍然有千万年不灭亡的国家。如果各自修习天子的礼乐，有事就分享祭肉，有丧事就拜祭，作为宾客而不作为臣属，这样五帝、三王拥有千万年不灭亡的国家，也就有千万年不降位的帝王了。多么美好啊！坚守这个制度不废弃，拥有天下的人谁不共同接受它的福泽呢！

况且君主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人，谁敢冒犯天下的共主，招来天下的兵马呢？诸侯如果不是商汤、周武那样的人，谁能联合一千八百个国家而称王呢？君主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人，亡国是困难的；诸侯如果不是商汤、周武那样的人，称王是困难的，所以很久之后才会失去天下。即使君主确实是夏桀、商纣那样的人而诸侯确实是商汤、周武那样的人，本国的粮仓积蓄足以供应军需，不需要掠夺别人的粮仓，烧煮别人的梁木；一心追随王者的勇士，自然足以奉天命讨伐暴君，不需要挟持俘虏的壮丁，从而淫乱掳掠妇女！南巢、牧野之战，一战而定天命归属，不需要经过数年数十年的战争而处处成为战场！耕种的人不改变，经商的人不停止，不至于行人断绝而百里之内没有烟火；王畿改朝换代而天下仍有君主，不至于听到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离析，千百成群，互相屠杀抢劫，经历数年不能安定；王者安抚万邦而屡次获得丰收，不至于耕种完全废弃，九州荡然无存，上干天和，水旱灾害接连不断，经历两三代不能恢复。大概百姓生活在天地之间，都沐浴在分封制的恩泽中，无论兴衰亡国，都与后世不同。

而秦人凭借智力和武力来称雄，收纳万方来自私，敢于改变百位圣人的大法，自己加速了国运的短促，给百姓留下了世世代代无穷的大祸，祖龙（秦始皇）的罪过上达于天了！文人如柳宗元那样的人，反而提出“天下为公从秦朝开始”的论调，这又是参与不仁到了极点的人了，真是令人叹息啊！

宫刑

有人问思古人说：过去汉朝废除宫刑，百代称颂其仁德。您谈论王道已经很详细了，却隐约听说您认为宫刑也应当恢复，难道不是因为法律不严厉就容易触犯，所以加重刑罚来仁爱百姓吗？

思古人说：不，不是这样的。说法律不严厉就容易触犯，这是暴君酷吏借词来掩饰他们的罪恶罢了。我所说的恢复古代刑罚，只是认为后宫中不能没有妇女和宦官，这是形势使然，也就是道理所在。如果恢复分封制，那么天下的君主所需要的妇女和宦官就更多，而都用无罪的人来充当，怎么忍心呢！况且汉朝废除宫刑，是仁爱但愚蠢的。汉朝能废除后宫的妇女和宦官吗？能废除万世的后宫妇女和宦官吗？不能废除后宫的妇女和宦官却废除宫刑，这是不忍心让有罪的人受宫刑，却忍心让无罪的人受宫刑了。

说话的人又说：挑选童男童女，不在民间强行征发，只用官府购买，这是任凭百姓自愿。唉！欺骗百姓太严重了！小百姓知道什么？只知道利益罢了，用利益引诱百姓而让他们受宫刑，这难道是上天为百姓设立君主的意图吗！现在那些贪图利益而做盗贼的人，罪恶来自百姓，上级还要诛杀他们；如果因为百姓贪婪，引诱他们而让他们受宫刑，罪恶就来自君主了。真是令人感慨啊！所以

译如果恢复分封制，就一定会恢复宫刑；如果不恢复分封制，也一定会恢复宫刑。只希望执政者谨慎地使用它罢了。至于肉刑中的五种，墨刑和辟刑现在还在使用，劓刑和剕刑这两种刑罚是不可以恢复的。

译济时

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如果不实行王道政治，就一定无法治理天下。但是，汉朝末年并不是实行王道的时候，诸葛亮为什么出山？唐朝中期也没有实行王道的事情，李泌为什么能担任宰相？这一定是有拯救时局的策略了。况且，王道政治如果不经过十年的经营治理，十年的积蓄养育，十年的融会贯通，是不能推行的。如果遇到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不忍心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想要迅速起来拯救他们，但是人才没有聚集，时势也不允许，将舍弃这种王道政治。那么，所谓“大用则有大效，小用则有小效”的说法，又怎么解释呢？

思考古人的话，王道没有大小之分，使用它的人有大小之分罢了。为当今谋划，没有比九典、五德更重要的了。废除科举八股文，重视征召举荐，平均田亩，重视农业，征收实物，减轻赋税，适时安排劳役，平息异端邪说，选拔教师儒生，这就是九典。亲身实践勤劳节俭，远离声色犬马，以礼对待宰相，慎重选择官吏，驱逐奸佞之人，这就是五德。作为君主，充实五德的品行，施行九典的政策，大概也能超越汉文帝、汉景帝了。然而，如果不体悟圣人的学问，推行圣人的法度，终究不是达到“上位者安、下位者育”、追慕唐尧虞舜境界的方法。这在于作为君主的人。

重征举

曾经读《礼记》中“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话，这是为了推崇礼义，培养廉耻之心。所以，女子没有媒人就不互相知晓姓名，士人不成为臣子就不被接见。成汤对于伊尹，三次到莘野聘请；文王对于吕尚，用车载着在渭水边回旋。下到衰败的时代，还有光武帝去拜访严子陵，昭烈帝多次拜访诸葛亮。像这四位士人本来有值得自重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君主知道如何尊重他们。近代自从唐、宋以来，用诗歌来考试，用文章来玩弄，上面就说选拔士人，说比较士人，说恩典名额，说赐予第次；士人就说赴考，说赴科，说赴选。从县到府，从府到京城，从学校到乡试，从乡试到会试；其间询问姓名，察看相貌，搜身结绳，登记年龄，巡视搜查，解开衣服，赤着脚，然后报名应答，挫辱不可尽言。唉！这是奴役他们呢，还是把他们当作盗贼呢？不用说平庸之辈不足以有所作为，即使有一两个杰出之士，等到出仕做官，士气已经丧失八九成了，难怪崇尚道义、自爱自重的人不屑于去就任。

而且更奇怪的是用文章来选拔士人。言语从学问中来的，尚且说“有言论不一定有德行”，何况现在的八股文，互相抄袭窃取，完全不知道梅子枣子的区别，就自己说酸甜。不仅士人以此欺骗别人，选拔士人的人也以此自欺，那些公卿宰相都从这孔道中穿过，难道没看到考试摧残士气，浮华的文章没有用处吗，却甘愿以此欺骗天下！看宋、明两代，实在可悲啊。

我私下曾谋划用来替代的方法，没有比古代乡举里选的法度更好的了。仿照明朝旧制，乡里设置三位老人，劝勉农业，平息事端，端正风俗，六年举荐一次，每县一人。比如东边，就由东边的三位老人，观察品德可以敦厚风俗、才能可以治理政事的人，公开商议举荐他，状纸上签名某某深知他的才能品德，并且用事实来证明，县令就用币帛车辆迎接他作为六事佐宾吏人。供职三年，经过县令亲自考试，百姓实际征询意见，老人再次登堂进言说，某人确实贤能，那么县令就推荐他到府，呈上状纸签名某县令深知他的才能品德，也用事实来证明，那么府守就用礼征召他到来。如果有显著德行和巨大功绩的人，就立即推荐到朝廷，其余的仍然留在府中担任佐宾三年，经过府守亲自考试，州县实际征询意见，各县令聚集到府中说，某人确实贤能，那么府守就推荐他到朝廷，呈上状纸签名某府守深知他的才能品德，也用事实来证明，那么命令礼官拿着弓旌、车马征召他到京城。如果有显著德行和巨大功绩的人，就凭借才能品德破格授职，其余的仍然留在部中办事，亲自考试三年。凡是经过两次举荐，任用不称职的，允许自己辞职回家继续求学。老人、县令、府守，推荐贤能的人受上等赏赐，推荐奸邪的人受上等惩罚，那么公论就能凝结，私下请托就不能行通了，九年所检验的，贤能与否就能得到真实情况了。即使有一两个勉强做善事，盗窃声誉的人，怎么能九年不变呢！

况且九年之间，必定重视自我检点约束，即使品行不纯粹的人，也能培养而可以任用了。执政的人又能长期任用，在九年、十二年或十七八年之后考核最优者，国家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天下不蒙受实际恩惠的情况，是没有的。

靖异端

古代善于平息异端邪说的，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古代善于谈论平息异端邪说的，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的话说：“使佛道之人还俗，焚烧他们的书籍，阐明先王的道用来教导他们。”好啊，这三句话概括尽了！

我曾经取来详细推究。眼前耕种劳作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百姓，只是自从明代皇帝开始做俑，无耻的百姓跟着效仿，妄谈祸福，夸大神仙，枝蔓蔓延，焚香讲道的人于是纷纷出现，其实他们仍然是中国的百姓，一旦把他们作为左道之罪诛杀，难道不悲哀吗！

考察古代谋划当今，平息异端的方法有九种：第一叫断绝来源，四边警戒异族之人，不允许进入中国。第二叫去除依托，命令天下毁坏妖异偶像，禁止淫祀。第三叫安定职业，命令僧人、道士、尼姑按年龄配对，不足的用妓女补充，都回归家族。不能回归的各入地籍，允许售卖寺观的瓦木，来交换宅舍；给予香火地或逃户地，使他们有恒产。年幼的回归家族，年老无依的进入养济院，夷人仍然放任他们离去，这都是所谓“使佛道之人还俗”的意思。第四叫清除弊病，有发表异端言论迷惑众人的诛杀。第五叫防止后患，有窝藏佛老等经卷一卷的诛杀，献出一卷的赏赐十两，揭发窝藏的赏赐五十两。第六叫杜绝源头，命令大儒多著

译驳斥邪异之书，深刻阐明那些邪道的虚妄，这都是所谓的“烧毁他们的书籍”。第七是教化尤甚者，选取那些有名望的僧人和道士，让他们接近正统的儒者接受教化。第八是更易正道，每人分发《四书》、《曲礼》、《少仪》、《内则》、《孝经》等书籍，让他们早晚诵读。第九是彰明法度，在拨乱反正之后，考察那些有孝行或廉洁道义的人，表彰并显扬他们；考察那些愚昧顽固、不觉悟的人，责罚甚至诛杀他们，这都是所谓的“阐明先王的道理来教化他们”。

译像这样，百姓就不会邪僻奸恶，家家户户都有伦理纲常，男女没有抑郁之气，天地因此和谐，万民没有绝嗣的惨剧，人口因此繁衍，招致吉祥，没有穷尽了。况且节省土木的浪费，杜绝盗贼逃亡的窝点，驱逐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断绝张角等人的祸根，风俗美好，仁德昌盛，道义显明，其益处不可尽数，有国家的人有什么可忌惮而不平定异端呢！如果迷惑于祸福的说法，那么前人的鉴戒本来就很明白了。

书后

先生的《三存编》，《存性》《存学》都是在领悟圣学之后著作的，唯独《存治》在前，是壮年时恪守宋儒学说时所作。当时，仁爱之心遍布，承担民生民物的重任已经如此，他获得圣道大概是有缘由的。

我跟随先生学习后，听到这些道理并感到喜悦，著《瘳忘编》来推广其条件。张鹏举文升著《存治翼编》，我们聚会研讨，历时多年。等到我出游四方，辨析论证更加长久，错误地认为乡举里选，实行起来或许可以根据时势斟酌略作变通，但大体不可改变。井田制则在开创之后，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之地，招徕流民划分区域比较容易，而人口安定繁衍，各有固定产业时实行就困难。可以实行井田的就实行井田，困难的就实行均田，再困难的就实行限田，与先生的见解也颇为接近。

只有封建制认为不必复古，因为沿袭封建的旧制而实行封建，没有变乱，现在沿袭郡县的旧制而实行封建，会引发纷扰，这是一。三代德教已久，贵族子弟多贤能，尚且说“世袭禄位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何况现在的纨绔子弟，容易骄傲、容易淫乱、容易残忍，让他们世世代代居于百姓之上，百姓必定遭殃，这是二。郡县制就是汉、唐小康的运势，不是几百年不乱，封建制则由文、武、成、康这样的圣贤治理，传了一代到昭王南巡，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诸侯逐渐分裂，各自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说的削地灭国，都成了空话，没听说那时因为不朝见天子而诛灭哪个国家的。况且到了近代，虽然有良法，难道能远远超过周武王吗！这是三。有人说明朝没有封建，所以流寇肆虐，遍地废墟。我私下认为宋、明的过失在于郡县权力轻，如果长久任职并加重其权力，也可以平息变乱。况且唐朝的藩镇就是诸侯，而黄巢俨然也是流寇了，难道跟没有封建有关吗！这是四。又有人说没有封建就不能处处都有兵力，天下必定衰弱。我私下认为民间出兵，处处都有兵力，郡县制自然可以实行，不必非要封建制才能实行，这是五。而封建制残害百姓，恐怕不比流寇轻。不看看春秋时期吗！列国君卿尚且修习礼乐，讲求信义和睦，然而除了会盟朝见纷繁烦费之外，侵伐战取，一年多次出现，那些不向鲁国告鲁国的情况大概又多了几倍，幸好当时接近古代，多交战后撤退。如果到了今天，杀人狼藉，遍野满城，难道比流寇少吗！然而流寇灭亡迅速而诸侯灭亡缓慢，那么将成为几十年的杀戮运势、几百年的杀戮运势，而祸害更烈了。唐朝的藩镇导致五代，金朝的河北九公，天天寻找干戈，人烟断绝，令人寒心，这是六。天子世代拥有疆域，诸侯世代拥有同姓，卿大夫难道不是伯叔甥舅的后裔吗，世代拥有采邑是自然的趋势；即使立法说“世袭禄位不世袭官职”，必定不能长久实行，周朝的列国都是世臣巨室可以看见了。如果让天下富贵，几百年都由一姓及几个功臣享有，草野贤士即使像孔、孟，也无法奈何，这不是立贤无方的道理。没有比这更不公的了，想要治理太平从何而来！这是七。戊寅年，浙中得到了陆桴亭的《封建传贤不传子论》，大概也就是郡县久任，似乎有道理。拿它问先生，先生说：“可以，但不是王道。”商讨几年了，未能合一，先生忽然已经去世了。

唉！这是安顿万物参赞天地的事，不可以求异，也不可以强同，因此写在后面，等待使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门人李塨在郾城寓署书写。

存人编卷一

唤迷途

第一唤

这篇多为不识字与住持云游等僧道立说。这类人受惑未深，只为衣食二字，还好劝他们。譬如误走一条路，先唤那近者回来，我们这里唤，那近的也先听得。所以第一先唤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的，有几项：一项是本人贫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贫寒，不能度日，艰于衣食，便度为僧道。一项是祸患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乱离家，无地自容，度为僧道。一项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庙寄名，遂舍入为徒。一项是偶因灾祸，妄信出家为脱离苦海，或目触寺庙倾倒，起心募化，说是建立功果，遂削发为僧或戴发称道人。大约是这几项人。或有不得已，或误当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诬民，灭伦伤化。便是圣人出世，亦须哀怜而教化之，不忍收为左道之诛也。但你们知佛是甚么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们是天朝好百姓，为甚么不做朝廷正经的百姓，却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个好人还可，他为子不孝他父母，为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兽了，我们为甚么与他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