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録卷十二
事毕矣。舜典重华一节，对放勲一节，慎徽一节，对克明一节，齐七政至濬川对定厯几节，制刑流殛对丹朱三节，命十二牧九官对举舜一节，而舜之事毕矣。
译事情已经完结了。《舜典》中“重华”这一节，与“放勋”这一节相对；“慎徽”这一节，与“克明”这一节相对；从“齐七政”到“濬川”这几节，与“定历”这几节相对；“制刑流殛”这三节，与“丹朱”这三节相对；“命十二牧九官”这一节，与“举舜”这一节相对，这样舜的事迹就全部叙述完毕了。
羲和四叚，只说日星，未及月辰。故下又云：「以闰月定时，成嵗。」澹澹数语，皆透顶，万世不能易。想尧持筹布算，未必如羲和至所见之理。羲和不能外次及用人人之贤否，了然于心，却不自用，卒试虞舜，而以天下付之，是何等识见，何等徳量！尧如天，舜如地。尧生之，舜成之。尧始之，舜终之。四凶之诛，治水之成，皆终尧事也。四凶罪不至死，故皆止于流。象以典刑一节，即起下文。当日执简操笔，想皆圣人之徒，而名不传。四岳名亦不传。自是醇谨老成，休休有容之人，大约才具不及舜禹耳。
古之三公坐而论道，日变修徳，月变修刑，全讲爕理。隂阳不参琐务，合同天人。《尧典》首命羲和，《舜典》首在玑衡，不在九官十二牧之内，皆是此义。
解《尚书》者，多不知厯法。羲和四叚，只就皮毛上说，絶不到其精处。四叚中，方位则分东西南北，时序则分春夏秋冬，日晷则分暁午昬夜。虽是大叚分来，其职未必不相兼。但以方位当头，便是测里差之法。葢日出入东西，迥异。如今四川丑末，在山东已是寅初。故宅嵎夷者，测日之最早出在何时刻也；宅西者，测日之最晚入在何时刻也。广州日至之时，日下无景，就彼测之，则知景短至何处；冬至时，就北方测之，则知景长至何处。四靣凑笼，便知土中便是里差法。此是就中国言之。若九州之外，则《周髀》所言有半年昼、半年夜者，然其理则一也。圣人只为眀得理尽，任后世如何推算，走不出他的范围。后世虽千巧万变，推算得密，道理却不能如他透彻【清植】
向日问梅定九：“古人测景，何故不用夏至？”当时定九只答以“冬至厯元而已”。近看《尧典》，惟于夏言“敬致”，冬则不言，可见古人测景实以夏至为重。周公土圭之法，亦用夏至。其用冬至者，自太初始耳【清植】
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俱说在平秩、东作、西成之上，敬致日永、星火，日短、星昂。却说在平秩、南讹，平在朔易之下。葢日出入早晚，四时皆测晷长晷短，必二至之时测来方准故也。又于夏言日永，于冬不言宵永，而言日短者，宵中无景可测也【清植】
孝弟衰于妻子，人情所必至。四岳荐舜，云“克谐”，以孝言谐于象，以得当于瞍，而成其孝也。尧曰：“我其试哉！”观厥刑于二女。二女何试？尧之意，正以舜无妻室，固能孝弟矣，但未知有妻室后何如耳。《诗》云：“妻子好合，如鼔瑟琴。”始云“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中庸引为“行逺自迩，登髙自卑”之喻。葢父母较之兄弟为髙逺，兄弟较之妻子亦为髙逺，最卑最近者无如妻子，而道必造端乎此。此《二南》所以起化于闺闱也。
问：辑，治也。疑上古未有剖符之事，至舜始创其制。既月之后，诸侯踵至，乃见而颁之。蔡传以辑为敛，岂有诸侯未至而先敛其瑞之理？曰：此非大义所闗。受终之后，齐七政，类上帝，以治天也；巡狩述职，以治人也；封山濬川，以治地也。三才之事备矣【清植】
问肇州封山一节，蔡注云：“中古之地，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始分出幽、并、营三州，而为十二。至商，又但言九围，不知何时复合为九。”按此乃舜摄位时事，正禹敷土之候，所以封山者，为大水茫茫，用此标识，以便施功耳。所云濬川，即指禹治水之事。及禹任土作贡，始并为九，遂相沿以至于商、周。蔡传之説，恐未当。曰：“正是如此。”《禹贡》惟冀州于田赋之后别叙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而青州有莱夷作牧之文。恒、卫、大陆，即幽、并之地；莱夷则营州地也。因禹初并为九，故别叙恒、卫、大陆，以存幽、并，而莱夷犹作之牧焉。牧，即牧伯之牧。説者不察，故“牧”字殊费解【清植】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此是刑罚条例。▯灾肆赦，怙终贼刑，则用刑权衡也。赎刑只指官、教两刑，非谓典刑、流宥亦可赎也。其中有误犯不得已者，则赦之；有所恃以为恶，
译羲和四段，只谈到日星，没有涉及月辰。所以下面又说：“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一年。”这几句平淡的话，都透彻到了极点，万世不能改变。想当年尧拿着筹码计算，未必像羲和那样洞察其中的道理。羲和不能越权去考察用人之贤否，心里却明明白白，却不自己专断，最终试用虞舜，而把天下托付给他，这是何等的见识，何等的德行与度量！尧像天，舜像地。尧生养万物，舜成就万物。尧开创基业，舜终结大业。诛杀四凶，治理水患的成功，都是终结尧的事业。四凶的罪行不至于死，所以都只流放到远方。“象以典刑”这一节，就引出了下文。当时拿着简册执笔记录的，想必都是圣人的门徒，但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四岳的名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他们大概是醇正谨慎、老成持重、宽宏大量的人，大概才能不如舜和禹罢了。
古代的三公坐着议论大道，每月变化时修德，每月变化时修刑，全在讲调和治理。阴阳不参预琐碎的事务，使天与人相合。《尧典》首先任命羲和，《舜典》首先提到玑衡，不在九官十二牧之内，都是这个意思。
解释《尚书》的人，大多不懂历法。羲和四段，只在皮毛上说，绝不到其精妙之处。四段中，方位分东西南北，时序分春夏秋冬，日影分晓午昏夜。虽然是大段分开，他们的职责未必不相兼。但以方位为首要，就是测量里差的方法。因为太阳出入东西，差异很大。如今四川丑时末，在山东已是寅时初。所以住在嵎夷的人，测量太阳最早在什么时刻出来；住在西方的人，测量太阳最晚在什么时刻落下。广州夏至时，太阳下没有影子，在那里测量，就知道影子短到何处；冬至时，在北方测量，就知道影子长到何处。四面合拢，就知道土中就是里差法。这是就中国而言的。如果九州之外，那么《周髀》所说的有半年白天、半年黑夜的情况，然而其道理是一样的。圣人只是明白道理详尽，任凭后世如何推算，走不出他的范围。后世虽然千巧万变，推算得精密，道理却不能像他那样透彻【清植】
以前问梅定九：“古人测量日影，为什么不用夏至？”当时定九只回答说“冬至是历法的起点罢了”。最近看《尧典》，只在夏天说“敬致”，冬天则不说，可见古人测量日影实际上以夏至为重。周公土圭的方法，也用夏至。使用冬至的，从太初历才开始【清植】
寅宾出日，寅饯纳日，都讲在平秩、东作、西成之上；敬致日永、星火，日短、星昴，却讲在平秩、南讹，平在朔易之下。因为太阳出入早晚，四季都测量日影长短，必须在二至之时测量才准确所以如此。又在夏天说日长，在冬天不说夜长，而说日短，是因为夜中没有日影可测【清植】
孝顺悌敬在妻子那里衰退，是人情必然的。四岳推荐舜，说“能和谐”，以孝顺来说和谐于象，以得当来说和谐于瞍，从而成就他的孝顺。尧说：“我要试用他！”观察他对两个女儿的刑罚。两个女儿怎么试用？尧的意思，正是认为舜没有妻室，固然能孝顺悌敬了，但不知道有妻室后怎么样。《诗经》说：“妻子和睦，如鼓瑟琴。”开始说“兄弟既和，和乐且耽”，《中庸》引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比喻。因为父母比兄弟高远，兄弟比妻子也高远，最卑近没有像妻子的，而道必须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二南》之所以从闺闱开始教化的原因。
问：辑，治理的意思。怀疑上古没有剖符的事，到舜才创立其制度。既月之后，诸侯接踵而至，于是接见并颁发符节。蔡传把辑解释为收敛，哪有诸侯未到而先收敛其瑞符的道理？答：这不是大义所关。接受终命之后，齐七政，祭祀上帝，以治理天；巡狩述职，以治理人；封山浚川，以治理地。三才的事具备了【清植】
问肇州封山一节，蔡注说：“中古之地，只是九州禹治水作贡，也因其旧。到舜即位，才分出幽、并、营三州，成为十二州。到商，又只说九围，不知何时又合并为九州。”按这是舜摄位时事，正是禹敷土的时期，所以封山，是因为大水茫茫，用此标识，以便施工。所说的浚川，就是指禹治水的事。到禹任土作贡，才合并为九州，于是沿袭直到商、周。蔡传的说法，恐怕不当。答：“正是如此。”《禹贡》只有冀州在田赋之后另叙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而青州有莱夷作牧的文字。恒、卫、大陆，就是幽、并之地；莱夷则是营州地。因为禹初合并为九州，所以另叙恒、卫、大陆，以保存幽、并，而莱夷还作牧。牧，就是牧伯的牧。解说的人不察，所以“牧”字特别难解【清植】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这是刑罚条例。〇灾肆赦，怙终贼邢，则是用刑的权衡。赎刑只指宫、教两刑，不是说典刑、流宥也可以赎。其中有误犯不得已的，就赦免；有所恃以为恶，
强横不服者，则贼刑。问贼是杀否？曰：朱子言五者皆有，即如提学责秀才，是教刑也。他有强悍之状，多责他防板，亦是刑。此未尝眀说罪大恶极如何都是杀。
译对于强横不服的人，就处以贼刑。问：贼刑就是杀吗？回答说：朱子说这五种情况都有，比如提学官责罚秀才，这是教刑。他表现出强悍的样子，多次责罚他打板子，这也是刑。这并没有明确说明罪大恶极的都是杀。
问九官之命，稷契臯陶防龙，无戒辞者，或因旧职，又皆因有让之者而命之也。工虞之官，以和顺为善，故埀益之咨，皆首曰“畴若”，终曰“汝谐”，若顺也，谐和也。惟禹曰“维时懋哉”，伯夷曰“往钦哉”。葢治事以勤为主，掌礼以敬为先也。臯陶陈谟于典礼，亦曰“同寅协恭和衷哉”。于命讨则曰“政事懋哉懋哉”，与舜所命禹伯夷之防正同。“曰看得好【清植】
圣人説乐只诗言志数语已毕，不拘何人随意言其中情便是诗。但诗句有限，永者长也，将诗每字扯长些，庻几悠曼便是歌声。依永一句，从来说不眀白，以为字字都要合宫商角征羽？难道齐景公所作征招，字字皆征；角招，字字皆角？必无是理。声依永者，论五声之调也。诗本有宫商角征羽各调不同，宫浊极和平▯大，有君象；商慷慨激烈，有臣象；角如宫但带流动欢悦之意，是民象；征便急促如打▯板，是事象；羽更加之琐细嘈囃而清极矣，是物象。如清庙之诗，自是宫调，确乎难以别调；歌之无衣之诗，自是商调，确乎难以别调；歌之鹿鸣、皇华乃角；大田、甫田乃征；七月乃羽，此所谓依也。凡此皆言人声，人声大不宜过宫，细不宜过羽，必须律以和之。此句却説字字要合十二律，字无一定其髙下清浊都有程式以和人声，今之所谓弓尺等是也。然后八音克谐，与人声皆合，无相夺伦。由是奏之郊庙则神和矣，播之朝廷、邦国、乡党、闾巷则人和矣。自歌永言一路说到乐上，而总以诗言志为根。今之戏都壊在志上，其为淫邪鄙悖之辞，十九乌能善风俗耶？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汉书引之却云予欲闻六律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七始谓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也，五言即诗言志五调之言也，出纳如邵康节所云开▯收闭。
问今之塡词，都是立定曲牌名，然后案其字数平仄而为之。词古人是如何？曰：古人是看他的诗，又看他的志。此字宜黄钟，则黄钟之；此字宜大吕，则大吕之。律随诗，非诗随律也。少时见土戏于断机教子商辂，母怒其子云：「他又说我不是他的亲生母。」母字其学徒，髙声唱其师呵之云：「母字大声便不是。」他是不曾成防的处女，于此字尚含羞涩低微些方是如此之类，却是从志上斟酌，此谓声依永也。
诗言志，谓心之所之，形之于言也。歌虽有长短，大抵将每字扯长，故谓之永言。声依永，蔡传説偏声者，宫商角征羽也。歌有全调之五声，有逐字之五声。蔡传少却全调之五声，故觉糊涂。葢诗有合以宫调歌者，有合以商调歌者，有合以角征羽调歌者。如以《关雎》调歌《文王》，以《无衣》调歌《采苹》，必不类矣。其逐字音节，恐其过髙过下，故以律和之。如今之唱曲，节以檀板笙箫之类，所谓律和声也。
世得世兄言，家君谓道心兼未▯已▯人心单指已▯作何解？即如好色生于爱，爱亦出于人性，可云已▯乎？锡曰：爱者情也，爱之理乃性也，谓之人心，则心之动于耳目口鼻四肢者耳，如何説得性？若道心，道字则性也。黄伯玉曰：情固善，而人心则危，何也？锡曰：人心亦非恶，名虽圣人不能尽去，如好色，人心也，圣人能废居室之事乎？中乎节，则复于道心矣。故圣人不曰人心惟恶，人心惟邪，而曰惟危，危者不能自保，恐流于人欲之谓也。七情亦可危者，故是一项。朱子曰：原于性命之正，自兼未发已发；曰生于形气之私，自只是已发。世得曰：家君意正如此。
道心微妙而难见，妙犹▯也。因着气禀物欲隔絶了，故微而难见，不可夸微字好。
有人心动而以道心正之者，饥渴而不害心，喜怒而能观理，是也。有道心动而不以人心杂之者，行仁而非要誉，眀义而非计功，是也【自记】
说《尚书》者，每着意讲“道心”、“人心”等句，自无稽之言勿听，以下便掠将过去。近见得经书一字不可掠过，看得似没要▯，必是自家心里未曽晓得。执“中”中字，朱子偏说在事一边，看来须兼内外，心里有个中，事上各有个中，
译问：九官的任命，稷、契、皋陶、后夔、龙，都没有告诫之辞，是因为他们沿袭旧职，又都是因为有人推让而任命他们的。工、虞之官，以和顺为善，所以垂、益的咨询，开头都说“谁能胜任”，结尾都说“你能协调”，“若”是顺的意思，“谐”是和的意思。只有禹说“要勤勉啊”，伯夷说“去恭敬啊”。大概治理事务以勤勉为主，掌管礼仪以恭敬为先。皋陶在典礼上陈述谋略，也说“共同敬畏，协调恭敬，和衷共济”。在任命讨伐时则说“政事要勤勉啊勤勉啊”，与舜任命禹、伯夷的告诫完全相同。
说：看得好【清植】
圣人说完“乐只”、“诗言志”等话后，不拘何人，随意表达其中的情感便是诗。但诗句有限，“永”是长的意思，将诗每个字拉长些，大概悠长曼妙便是歌声。依“永”一句，历来说不明白，以为每个字都要符合宫、商、角、徵、羽？难道齐景公所作的《徵招》，每个字都是徵；《角招》，每个字都是角？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声依永”，是论五声的调子。诗本来有宫、商、角、徵、羽各调不同，宫调极和平宏大，有君主的象征；商调慷慨激烈，有臣子的象征；角调如宫调但带有流动欢悦之意，是民众的象征；徵调便急促如打拍板，是事务的象征；羽调更加琐细嘈杂而极清，是万物的象征。如《清庙》之诗，自然是宫调，确实难以用别调；《无衣》之诗，自然是商调，确实难以用别调；《鹿鸣》、《皇华》是角调；《大田》、《甫田》是徵调；《七月》是羽调，这就是所谓的“依”。凡此都是说人声，人声大不宜超过宫，细不宜超过羽，必须用律来调和。这句却说每个字都要符合十二律，字没有一定的高低清浊，都有程式来调和人声，现在所谓的弓、尺等就是。然后八音才能和谐，与人声都相合，不相违背。由此在郊庙演奏则神灵和悦，在朝廷、邦国、乡党、闾巷传播则人和悦。从“歌永言”一路说到乐上，而总以“诗言志”为根本。现在的戏曲都坏在“志”上，那些淫邪鄙陋悖逆的言辞，十有八九，怎么能善风俗呢？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在治乱中用来出纳五言，《汉书》引用却说“我想听六律八音七始咏用来出纳五言”，七始指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五言即诗言志五调之言，出纳如邵康节所说的开、收、闭。
问：现在的填词，都是先定下曲牌名，然后按照其字数平仄来创作。古人作词是如何？答：古人是看他的诗，又看他的志。这个字适合黄钟，就用黄钟；这个字适合大吕，就用大吕。律随诗，不是诗随律。小时候看到土戏《断机教子》中商辂的母亲，母亲怒斥其子说：“他又说我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母”字其学徒高声唱，其师呵斥他说：“‘母’字大声唱就不对了。”她是不曾成婚的处女，在这个字上还含羞涩，低微些才合适之类，却是从志上斟酌，这就是所谓的“声依永”。
诗言志，是说心之所向，表现在言语上。歌虽然有长短，大抵是将每个字拉长，所以称为“永言”。声依永，蔡传解释偏颇，声是指宫、商、角、徵、羽。歌有全调的五声，有逐字的五声。蔡传缺少全调的五声，所以觉得糊涂。大概诗有适合用宫调歌唱的，有适合用商调歌唱的，有适合用角、徵、羽调歌唱的。如果用《关雎》的调子唱《文王》，用《无衣》的调子唱《采苹》，必定不协调。其逐字的音节，恐怕过高过低，所以用律来调和。如现在唱曲，用檀板、笙箫之类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律和声”。
世得说：家父说“道心”兼未发已发，“人心”单指已发，怎么解释？就像好色生于爱，爱也出于人性，能说已发吗？锡说：爱是情，爱的理才是性，称为人心，就是心动于耳目口鼻四肢罢了，怎么能说是性？如果是道心，“道”字就是性。黄伯玉说：情固然善，而人心却危险，为什么？锡说：人心也不是恶，名义上圣人也不能完全去除，比如好色，是人心，圣人能废除居室之事吗？合乎节度，就回归到道心了。所以圣人不说道人心惟恶，人心惟邪，而说惟危，危是不能自保，恐怕流于人欲的意思。七情也可以危险，所以是一项。朱子说：原于性命之正，自然兼未发已发；说生于形气之私，自然只是已发。世得说：家父的意思正是如此。
道心微妙而难见，妙如同“渺”。因为气禀物欲隔绝了，所以微妙而难见，不可夸耀“微”字好。
有人心动而以道心正之，饥渴而不害心，喜怒而能观理，就是这样。有道心动而不以人心混杂之，行仁而非求誉，明义而非计功，就是这样【自记】
解说《尚书》的人，每着意讲解“道心”、“人心”等句，从“无稽之言勿听”以下就掠过去了。近来发现经书一字不可掠过，看得似没要紧，必定是自家心里未曾晓得。执“中”字，朱子偏说在事一边，看来须兼内外。心里有个中，事上各有个中。
皆中也。无稽之言勿听，事必师古，也弗询之谋勿庸，询谋佥同也。凡事不可只凭着自家意见蛮断将去，必稽诸古，騐于今，所以本诸身矣。又必征诸庶民，考诸三王，方是停当底道理。以上言心法、治法已尽，下靣便言：“可爱者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何以可爱？非君众非元后，何戴也？何以可畏？非民后非众，罔与守邦也？可愿向来说作“可欲之谓善”，看来“可愿”即“可爱”也。“四海困穷”二句，眀可畏也。修其可爱而絶其可畏，是双顶上文说来【清植】
译这都是中道。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做事一定要效法古人；没有经过咨询谋划的建议不要采用，咨询谋划要大家意见一致。凡事不可只凭着自己的主观意见武断行事，一定要考察古代，验证于当今，这样才能立足于自身。又一定要征求百姓的意见，考察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经验，这样才是妥当的道理。以上论述心法、治法已经详尽，下面便说：“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吗？”为什么值得爱戴？因为君主不是众人，不是元首，谁去拥戴呢？为什么值得畏惧？因为百姓不是君主，不是众人，就没有人与君主共同守护国家了。“可愿”向来解释为“可欲之谓善”，看来“可愿”就是“可爱”的意思。“四海困穷”这两句，明显是说明可畏的道理。修养那值得爱戴的方面，杜绝那值得畏惧的方面，这是双管齐下承接上文来说的【清植】
问前日听讲，惟口出好兴戎，是因上文“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话説狠了，故着此句，意理未能眀白。曰：“譬如我教你当加恵乡里，勿欺侮人，这是正当道理。你听得自当感动，即乡人听得，亦必共以为是。倘説‘你若不加恵乡里，欺侮人，人必如何害你’，虽是理所必至，但常常説，不但不成口气势，且长薄俗，生刀风，所谓兴戎也。”“困穷永终”的话，只好説此一句，故曰：“朕言不再【清植】
益赞禹班师，何故言及当年厯山时事？圣人心情，只要自反自修，絶不敢有一毫是己非人之意。益觉得此役虽伸天讨，然罪人之意多，所以推説直到满招损处，而以历山之事证之【清植】
一日、二日，万防，不是説一二日间办得一万件事，谓一心之中须臾万念耳。防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于此，不谨则差之念虑谬以千里矣。其根却是逸欲，故先曰「无教逸欲，有邦」，因説到谨几上来【清植】
大禹治水，何乃及于田赋？所谓「决九川，距四海」者，禹贡所言「导某水入于某海」者，皆是。至「濬畎浍，距川」，似未之及。葢所云「厥土，厥田」者，是也。此「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也。
水利以沟洫为主。水势分则力微，自不能猛横四出。如帘之御风，将风力梳开，便不能冲飘也。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是古人着意处。夫子称禹，不曰尽力川渎，乃曰尽力沟洫。圣人眼眀，见周，一语已具治水之要。
谦问：“出纳五言，是五徳之言，是五声之言？”曰：“作五徳之言，不免牵强，还是五声之言？以乐言之，谓之五声；以诗言之，谓之五言。采列国之诗，是纳五言；颁而行之，乡党闾巷，是出五言之鋭。”问：“五言是有声律之言否？”曰：“若説有声律之言，必有无声律之言。郑渔仲説：‘诗三百篇，皆孔子被之管弦，调叶者方入选。’竟是乡村人説话。少时见一老乐工云：‘无有不可以为乐歌者，只是不能拘句法。若听他随便破句，皆可以叶管▯。’此是着实话。
治水，先使大水有所归，后使小水有所入。江淮河汉之水，归于海；凡天下小水，入于江淮河汉，而水治矣。通其下流，曰导；分为旁支，以杀其势，曰防。大要只是不与水争地，但有是水，即与以行是水之地。至众水所汇，地复洼下，不得不潴之为湖，所谓九泽既陂是也。陂是堤堰，惟泽可用。鲧用之于川，所以大壊。禹濬畎浍，尽力乎沟洫。岂不知开阡陌、去沟遂浍川之可以多得田，而宁弃之以蓄水？葢以去水之害，而收水之利也。潘季驯治水，近河两岸曰隄；隄之外曰缕；隄缕隄之外曰遥隄。不知障之愈固，其怒之蓄也愈甚。及其涨溢溃决，一朝俱尽。惟多为沟洫，不为髙以扞之，而为深以行之。逮其涨溢，多道宣泄，无以激之，其力遂软，其势遂衰。且入于沟洫，蓄其水可以备旱，取其泥可以粪田。若使河畔为沟，沟外有缕，沟又其外有遥沟，岂不胜于隄乎？孟子言禹治水，极有次第：曰「掘地而注之海」，所谓决九川也；水由江淮河汉而行，所谓濬畎浍也。若殷之迁都，乃一时之权，非万世之经。贾让三防，上二防只是一事，非判然为两也。沟洫之制，唐虞虽或有之，必自禹始备。故孔子云「尽力沟洫」，孟子叙取民之制，亦始夏后氏。葢禹因治水，随便防通水治，而田制亦成，故舜美之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后世又称之曰「神」。问云：「禹入圣未优何也？」曰：「言不及尧舜，浑浑沦沦，不可窥测也。」禹之克勤克俭，刻厉精鋭，英光有露出来的。然此乃是荀子语。观孔子以舜禹并称，又曰「吾无间然」，恐亦未见其有轩轾也。
洪水为害，时想沮洳，多舟车俱断，朝贡亦艰难，故治水成功，悉列贡道。然当时诸侯多被水环，不能兼并，故涂山之防，万国。其后寖相吞噬，至周，仅千八百国矣。
旧谓江源出四川，后有言出临洮者，近年。
至尊使人穷探河源，乃知江源亦出昆仑。
二典无▯，夏殷书便有不纯粹字靣。如
译问：前日听讲，提到“惟口出好兴戎”，是因为上文“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话说得太重了，所以加上这一句，但其中的意理未能明白。答：“譬如我教你应当恩惠乡里，不要欺侮人，这是正当的道理。你听了自然应当感动，即使乡人听了，也必定共同认为是正确的。如果说‘如果你不恩惠乡里，欺侮人，别人必定如何害你’，虽然这是理所必然的结果，但如果常常这样说，不仅不成话，而且助长浅薄的习俗，滋生暴戾的风气，这就是所谓的‘兴戎’。”“困穷永终”的话，只适合说这一句，所以说：“朕言不再。”
益赞禹班师，为何要提及当年历山的事情？圣人的心境，只求自我反省、自我修养，绝不敢有一丝一毫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的念头。益觉得这次征伐虽然伸张了天讨，但其中含有许多罪责之意，所以推论直到“满招损”之处，并用历山之事来证明。
“一日、二日，万防”，不是说在一两天间办成一万件事，而是说一心之中须臾之间产生万种念头。“防”是指动机的细微之处，吉凶的征兆在此显现，如果不谨慎，那么念虑的谬误就会相差千里。其根源却是安逸和欲望，所以先说“无教逸欲，有邦”，由此谈到谨慎于几微之处。
大禹治水，为何会涉及到田赋？所谓“决九川，距四海”，就是《禹贡》中所说的“导某水入于某海”，都是这个意思。至于“濬畎浍，距川”，似乎没有涉及。大概所说的“厥土，厥田”，就是指的这个。这就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水利以沟渠为主。水势分散则力量微弱，自然不能猛烈横冲直撞。就像帘子抵御风，将风力梳理分散，便不能冲飘。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浴距川，这是古人着意之处。孔子称颂禹，不说尽力于川渎，而说尽力于沟洫。圣人眼明，见识周全，一语已具备治水的要领。
谦问：“出纳五言，是指五德之言，还是五声之言？”答：“如果说是五德之言，不免牵强，还是五声之言更合适？从音乐来说，称为五声；从诗歌来说，称为五言。采集列国的诗歌，是纳五言；颁布并推行，在乡党闾巷中，是出五言的锐气。”问：“五言是有声律之言吗？”答：“如果说是有声律之言，那必定有无声律之言。郑渔仲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孔子配上管弦，音调和谐的才入选。’这简直是乡村人的说法。年轻时见一位老乐工说：‘没有不可以作为乐歌的，只是不能拘泥于句法。如果听他随意破句，都可以配合管弦。’这才是实在的话。
治水，先使大水有所归，后使小水有所流入。江淮河汉之水，归于海；天下所有小水，流入江淮河汉，水就治理好了。疏通下流，称为导；分为旁支，以削弱其势头，称为防。大要只是不与水争地，只要有水，就给予水流动的地方。到了众水汇聚之处，地势再次低洼，不得不蓄水为湖，这就是所谓的“九泽既陂”。陂是堤堰，只有泽地可以使用。鲧用在河流上，所以大败。禹濬畎浍，尽力于沟洫。难道不知道开阡陌、去沟遂浍川可以多得田地，而宁愿舍弃以蓄水吗？大概是为了除去水的危害，而收取水的利益。潘季驯治水，靠近河的两岸叫堤；堤之外叫缕；堤缕堤之外叫遥堤。不知道阻挡得越坚固，其积蓄的怒气就越严重。等到涨溢溃决，一朝之间全部毁灭。只有多修沟洫，不筑高堤来抵挡，而挖深沟来疏导。等到涨溢时，多道宣泄，没有激怒它，其力量就软弱，其势头就衰退。而且流入沟洫，蓄水可以防备干旱，取泥可以施肥田地。如果在河畔修沟，沟外有缕，沟之外又有遥沟，难道不胜过堤吗？孟子说禹治水，非常有次第：说“掘地而注之海”，这就是所谓的决九川；水由江淮河汉而行，这就是所谓的濬畎浍。至于殷朝的迁都，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是万世的常法。贾让的三防，上二防只是一件事，并非截然分为两样。沟洫的制度，唐虞时期虽然可能有，但必定从禹开始完备。所以孔子说“尽力沟洫”，孟子叙述取民之制，也从夏后氏开始。大概禹因为治水，顺便疏通水治，而田制也成就了，所以舜赞美他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以”。后世又称之为“神”。问：“禹入圣未优何也？”答：“言语不及尧舜，浑浑沦沦，不可窥测。”禹的克勤克俭，刻厉精锐，英光有露出来的。然而这是荀子的话。看孔子将舜禹并称，又说“吾无间然”，恐怕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高低之分。
洪水为害，时常想到泥泞积水，多导致舟车断绝，朝贡也艰难，所以治水成功，全部列出贡道。然而当时诸侯多被水环绕，不能兼并，所以涂山之会，万国来朝。其后逐渐相互吞噬，到了周朝，仅有一千八百国了。
旧说江源出四川，后来有人说出临洮，近年。
至尊派人穷探河源，才知道江源也出昆仑。
二典无〇，夏殷书便有不纯粹的字数。如
用刑，《舜典》实在正当，至夏殷则有曰「予则孥戮汝」，便容有诛及妻子之事。惟文王一以尧舜为法，故曰「罪人不孥」。若无孥者，则不孥，何消説。
译关于用刑，《舜典》中的规定确实是正当的，到了夏、殷时期，则有“我就连你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的说法，这就难免有诛连妻子儿女的事情发生。只有周文王完全以尧、舜为效法的榜样，所以说“罪人不牵连妻子儿女”。如果没有牵连妻子儿女的情况，那么不牵连妻子儿女，哪里还需要特意去说呢。
问蔡传释仲虺之语，以苖粟喻桀，莠秕喻汤，不独引譬失伦，且按其上句文义，先言我邦，后言有夏，此二句亦先言苖粟，后言莠秕，分眀是以苖粟比我邦，莠秕比有夏，曰正是如此【清植】
徳主善，而后实善，协一而后定。善以事言，徳与一以心言。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主善为师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协于克一也【自记】
问盘庚上一篇所反覆者只是二端，一曰傲，一曰从康。当时有位者安土重迁，从康其本情也，因此遂唱为异説，不将王忧民之心播告于众，致使众人皆不乐于迁徙，冀以阻挠成谋，则入于傲矣。故盘庚称共政旧人之善曰：“不匿厥指，王用丕钦，不敢傲也。”又曰：“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不敢从康也。”因言今日百姓之不肻从迁，非予不恤小民而自荒其徳恵也，惟汝不宣扬吾忧民之意而不予惕，以致此耳。然我观汝情，事固了若观火，不过欲自逸而已。我之迁乃出于不得已，固亦谋之拙者，然实非欲夺汝逸，正欲作汝逸也。含徳犹匿指，逸即逸言之。逸若网在纲，喻下之从上，对傲言也。若农服田力穑，喻勤则有功，对从康言也。看得如此，不知是否？曰：“看得好【清植】
甘盘，商之严光乎？为帝师友，而鸿飞冥冥者，当如是耳。种放营田商雒间，其可哉【自记】
周书》如《牧誓》《大诰》《多方》《立政》《无逸》皆至文，吕刑便觉用气魄有铺张意。
周公文字，可以分别得出。防鸮末章，纯用叠句，以例《无逸》《多士》《立政》诸篇，可知是周公之作。《牧誓》想是武王命周公作的。《召诰》自是召公作，中间有学周公文法处。至《旅獒》，则与《卷阿》之诗，如出一手。
问武王谓文王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如何？将此事都推在文王身上。曰：若论第一义，天下之人如此其多，天独命一人为君，是要他抚安天下之人。倘把天下糟蹋，自然不是天意。孟子所言一些不差。《易经》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但是武王做得来有痕迹，便是英气。孟子説得来有痕迹，亦是英气。若是文王一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一靣又救百姓，修吾方伯连率之职，救得一分是一分。设使文王再享国几十年，天下归之，亦必不似武王。圣人力量大处得妙，所以孔子谓文王有君人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两边都做到。孔子论此事，两边都论到。
武成列爵分土一叚精采，断非后世文人所及。尤有不可及者，既陈于商郊，成败在顷刻，如何説俟天休命？圣人临事，更加敬戒，听天所命，不敢自恃，确然如此。观大武之总千山立，大雅所云“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则作《武成》者着此一笔，地位已髙絶矣。
归马放牛，牛马皆出民间。兵至华山之阳，已将入周境，不用兵车，故归马于民。牛车载粮糗器具，又前至桃林，已到，故放牛于民。
汉书·五行志》所云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须善看，即谓《洪范》耳。或指在▯背者，以文害辞也。
有金姓人投予以洪范论，言王为文王，故不称年而称祀，文王未革命而称王，追称也。王可追称祀，独不可追变乎？或者箕子为武王言，武王即属箕子自书之，箕子自己称祀称王，皆合此篇。惟箕子能自为之，如白鹿洞讲义，朱子恐记次失本意，因丐子静自録。即中庸哀公问政章，亦恐是夫子自记，不然夫子与哀公酬答，岂容擕一门人在旁记录耶？武王以十三年伐商，即以是年访箕子。汉儒因有九年大统未集，又有父死不葬之説，遂谓十三年乃蒙文王之年。欧阳公以岂有新君即位而仍旧君年号之理？既云告于文王之墓以行不塟，安得有墓？所谓十三年者，即武王之十三年，欧説为允。
问皇极曰：「朱子説样子二字最妙。太极是万物的样子，皇极是万民的样子。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天是如此，尧亦是如此【自记】
谷永云：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其以大中释皇极，则舛。根皇极于五事而言之，则当矣【自记】
常疑卜筮不过一事，繋辞
译问蔡传解释仲虺的话，用苖粟比喻桀，用莠秕比喻汤，这不仅引喻失当，而且根据上文的意思，先说“我邦”，后说“有夏”，这两句也是先说苖粟，后说莠秕，分明是用苖粟比喻我邦，用莠秕比喻有夏，说是如此【清植】
德以善为主，然后才是真正的善，协调一致然后才能安定。善是从行为上说的，德与一则是从心地上说的。见到善就向往，有过错就改正。以善为主就是向老师学习。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这就是协调一致于克一【自记】
问盘庚上篇所反复论述的只是两个方面，一是傲慢，一是安于逸乐。当时在位的人安于故土、不愿搬迁，安于逸乐是他们的本意，因此就鼓吹异端邪说，不把君王忧民的心意告诉众人，致使大家都不乐意迁徙，希望以此阻挠既定的计划，这就陷入了傲慢。所以盘庚称赞共政旧人的好处说：“不隐瞒他们的意见，君王因此非常敬重，这是不敢傲慢。”又说：“没有放纵的言论，百姓因此大大改变，这是不敢安于逸乐。”接着说今天百姓不肯服从迁徙，不是我体恤小民而荒废自己的德惠，只是你们不宣扬我忧民的心意而不加警惕，才导致这样。然而我看你们的情状，事情本来像看火一样清楚，不过是想要自己安逸罢了。我的迁徙是出于不得已，固然也是谋划拙劣，但实在不是要剥夺你们的安逸，正是要成就你们的安逸。含德就像隐瞒意见，逸就是放纵言论。逸就像网在纲上，比喻下属顺从上级，这是针对傲慢而言的。如果像农夫种田努力收获，比喻勤奋就有功效，这是针对安于逸乐而言的。看得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回答说：“看得好【清植】
甘盘，是商朝的严光吗？作为帝王的老师和朋友，而像鸿雁一样高飞远遁，应当是这样的。种放经营田产在商雒之间，这可以吗【自记】
《周书》如《牧誓》《大诰》周公的文字，可以分别出来。《鸱鸮》末章，纯用叠句，拿它来比照《无逸》《多士》《立政》等篇，可知是周公所作。《牧誓》猜想是武王命令周公写的。《召诰》自然是召公所作，中间有学习周公文法的地方。至于《旅獒》，则与《卷阿》的诗，如同出自一人之手。
问武王说文王大业未成，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如何？将此事都推在文王身上。回答说：如果论第一义，天下的人如此之多，上天唯独命令一人为君，是要他安抚天下的人。如果把天下糟蹋了，自然不是天意。孟子所说的一点不差。《易经》也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但是武王做得有痕迹，就是英气。孟子说得有痕迹，也是英气。如果是文王一方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另一方面又救百姓，修习方伯连率的职责，救得一分是一分。假使文王再在位几十年，天下归附他，也一定不像武王那样。圣人力量大的地方在于精妙，所以孔子说文王有君临天下的大德，有事奉君主的小心，两方面都做到了。孔子论此事，两方面都论到了。
《武成》篇中列爵分土一段精彩，断非后世文人所及。尤其不可及的是，既然陈兵于商郊，成败在顷刻之间，怎么说等待上天休命？圣人临事，更加恭敬戒慎，听凭上天所命，不敢自恃，确实如此。看大武之总千山立，大雅所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那么作《武成》者加上这一笔，地位已经极高绝了。
归马放牛，牛马都出自民间。兵至华山之阳，将要进入周境，不用兵车，所以把马归还给百姓。牛车装载粮食器具，又先前到达桃林，已经到了，所以把牛放还给百姓。
《汉书·五行志》所说的六十五字，都是《洛书》本文，须要好好看，即指《洪范》。有人指在龟背上的，是以文害辞。
有姓金的人投给我一篇《洪范论》，说王是文王，所以不称年而称祀，文王未革命而称王者，是追称。王可以追称祀，难道不可以追称王吗？或者箕子为武王言，武王就属箕子自己书写，箕子自己称祀称王，都符合此篇。只有箕子能自己为之，如白鹿洞讲义，朱子恐怕记录次序失去本意，因此请子静自己记录。即使《中庸》哀公问政章，也恐怕是夫子自记，不然夫子与哀公酬答，难道允许带一个门人在旁记录吗？武王以十三年伐商，就以这一年访问箕子。汉儒因为有九年大统未成，又有父死不葬的说法，于是说十三年是蒙文王的年号。欧阳公说哪有新君即位而仍旧君年号的道理？既然说告于文王之墓以行不葬，怎么会有墓？所谓十三年者，就是武王的十三年，欧阳的说法为允。
问皇极说：“朱子说‘样子’二字最妙。太极是万物的样子，皇极是百姓的样子。立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天是如此，尧也是如此【自记】
谷永说：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他用大中解释皇极，则错误。根植于五事而言皇极，则恰当了【自记】
常疑卜筮不过一事，系辞
如何那样神奇？其説看来，古人无事不用稽疑。马必卜，御必卜，塟必卜，迁国必卜，疾病必卜，祭日必卜。葢人刻刻与神相通，天人合一。后世信邪尚▯，而敬天尊神之事反置不讲，此隂阳所以不和，而灾害所以时至。
译为什么那样神奇？从这种说法来看，古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要通过占卜来决疑。驾车出行要占卜，驾驭车马要占卜，安葬死者要占卜，迁移国都要占卜，生病要占卜，祭祀的日期也要占卜。大概是因为古人时刻与神灵相通，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后世的人信奉邪说、崇尚虚妄，反而把敬天尊神的事情搁置一旁不去讲求，这就是阴阳之所以不和谐、灾害之所以时常降临的原因。
汉书·天文志》云：「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寒温即《洪范》庶征之寒燠也。」此条「冬夏风雨」四字，正对庶征为説。诸家解者，皆不如志得《洪范》本意。所云「衡法如歳淫元枵，以害鸟帑」之类【自记】
数十年来騐得，《洪范》上説庻征，一些不差，雨旸寒燠风，都起于地，地便不同。此处雨，不妨别处晴；此处燠，不妨别处寒。若是日月，则天下皆同焉，可以为应在某人某事乎？就是分野，亦不确。难道二十八宿只管中国九州，外国便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惟起于地者，各各不同。就如这处生了圣贤帝王，这地方便有一道善气，与他处无与也。《洪范》妙在到后来説日月星辰，亦归到雨旸寒燠风。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日月在天，万方所同。説到寒燠，便有不同之理。如日行南陆，天下皆寒，此处却被地上一种昬浊之气隔了，便不寒；行北陆，天下皆暖，此处却被地上一种暴戾之气隔了，便不暖。月离于箕，则应风，或此处无风，彼处有风；月离于毕，则应雨，或此处无雨，彼处有雨。人在地上，其气自相感。圣人説话，逺一歩，不可见的便不説。如《汉书》中“太乙之初，浑浑茫茫”诸语，他何从而见太乙之初乎？
五曰恶，六曰弱。即自暴自弃，两样气质。
古人卜▯，▯板上以墨画之，墨不浸入，谓不食墨；焦者烧焦▯版。犯此二者，不待观其词，而已知其不吉。书曰：“乃卜三▯，一习吉。”谓三▯之兆同吉也。至观其繇辞，而繇辞又吉，故曰见书乃并是吉也。
周公居东，或以为避谗，或以为东征，斯二者皆有之。朝廷之事，托之太公、召公，既可无悮，且眀示天下以无他又。洛阳，天下之中，据形势之胜，以制顽叛，实属两得。
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徳。昭子谓武王也。武王化家为国，纪纲法度，灿然具备，故曰刑。然考武王之刑，乃所以终文王之徳而已。葢公自任以制礼作乐之事也【清植】
成王以秬鬯二卣飨周公，葢以祭神之礼尊之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肴干，人饥而不敢食。嗅其馨香，如所以敬▯神者，故古人以为极尊而不敢当。周公以献于文武之庙者，以此燕有安之义焉，有乐之义焉。亲之也，醉饱焉可也。故古人辞飨而受燕。祭祀之礼，初献生，次献爓，三献熟。尊亲交致之道也。神尸醉饱，献酬交错，直以形类相接矣。爓者，沈肉于汤也。
师古于莽传中注「大不克共上下」数句云：「我恐后嗣子孙大不能防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难。天所应辅，唯在有诚。」其説比蔡传好【自记】
周公戒成王罔兼庶狱，却又教他克诘戎兵。説书者全不炤管。古者兵刑一官，所谓有司之牧夫者，内之司防，外之方伯连帅是也。周公欲成王使有司牧夫克诘戎兵耳【清植】
问君：「陈嘉谋嘉猷一叚，岂不是成王教人归美于已麽？」曰：「此即汝无靣从退有复言的反靣，是称道他平日如此，不是教戒他要如此。当靣能尽其言，不靣从可知。退后又不自居功説：『是我后之徳』，其无后言可知。人臣若能如此，岂不是纯忠之人？」故曰：「维良显哉。」蔡注亦云：「或曰成王举君陈前日之善而叹息以美之也。」原是。
问：顾命无敢昬逾？昬以心言，逾以事言。下文自乱于威仪，所谓动容貎整，思虑自然生敬者，是以礼制心之学，即无敢昬之意。无冒贡于非防，则所谓谨防愼动者，乃以义制事之学，即无敢逾之意。曰：正是如此【清植】
或疑“张皇六师”之语，若不可以告嗣王，此殊是书生之见。师众也不必皆兵，搜苖狝狩，都是必不可少的。“张皇”不是张大意，只是整饬之耳。文王之大邦畏其力，岂是全不料理武备？
人即有罪，用刑者只如其罪，罪之便是。间有患其人报讐，为剪草除根之计者，不仁甚矣。吕刑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庻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觉得蔡传未稳其意，谓在天罚未当极者而我极之，则伤仁恕之心，
译《汉书·天文志》说：“月亮主管风雨，太阳主管寒温。寒温就是《洪范》庶征中的寒燠。”这一条中的“冬夏风雨”四个字，正是针对庶征而言的。各家对此的解释，都不如《汉书·天文志》更能领会《洪范》的本意。所谓“衡法如岁淫元枵，以害鸟帑”之类【自记】
几十年来验证得知，《洪范》上面说的庶征，一点不差，雨、晴、寒、暖、风，都起源于地，各地便不相同。这里下雨，不妨碍别处晴天；这里温暖，不妨碍别处寒冷。如果是日月，则天下都是一样的，这能对应到某个人、某件事吗？即使是分野，也不确切。难道二十八宿只管中国的九州，外国就在二十八宿之外不成？只有起源于地的，才各不相同。就像这里产生了圣贤帝王，这地方便有一股善气，与其他地方无关。《洪范》妙在后来说到日月星辰，也归结到雨、晴、寒、暖、风。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的运行，则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辰，便产生风雨。日月在天上，是万方所共有的。说到寒暖，便有不同的道理。比如太阳运行到南陆，天下都寒冷，但这里却被地上一种昏浊之气阻隔，便不寒冷；太阳运行到北陆，天下都温暖，但这里却被地上一种暴戾之气阻隔，便不温暖。月亮离开箕宿，便应验为风，或许这里无风，别处有风；月亮离开毕宿，便应验为雨，或许这里无雨，别处有雨。人在地上，其气息自然相互感应。圣人说话，远一步，不可见的便不说。比如《汉书》中“太乙之初，浑浑茫茫”等语，他怎么能见到太乙之初呢？
五曰恶，六曰弱。就是自暴自弃，两种不同的气质。
古人占卜，在龟板上用墨画记，墨不渗入，称为不食墨；焦者，指烧焦的龟板。犯此二者，不必看其兆辞，就已经知道不吉利。《尚书》说：“于是占卜三次，一次习吉。”意思是三次占卜的兆象都吉利。等到看其繇辞，而繇辞又吉利，所以说见到书辞便都是吉利的。
周公居东，有人认为他是避谗，有人认为他是东征，这两种情况都有。朝廷的事，托付给太公、召公，既可以没有差错，又明确向天下表示没有别的意图。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占据形势的优越，用来控制顽抗叛乱，确实两全其美。
考察我显明的子嗣的刑典，乃是单纯地继承文祖的德行。昭子指武王。武王化家为国，纪纲法度，灿烂完备，所以称为刑。然而考察武王的刑典，乃是用来终结文王的德行罢了。大概周公自任制礼作乐之事【清植】
成王用两卣秬鬯酒宴请周公，大概是用祭神的礼节来尊崇他。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嗅其馨香，如同用来敬神一样，所以古人认为这是极致的尊崇而不敢承受。周公把献给文武宗庙的东西，用来宴饮，有安定的意义，有欢乐的意义。亲近的人，醉饱是可以的。所以古人辞谢飨礼而接受燕礼。祭祀的礼节，初献生肉，次献爓肉，三献熟肉。这是尊崇与亲近交相表达的道理。神尸醉饱，献酬交错，简直是以形体相接近了。爓，是把肉沉入汤中煮。
颜师古在《莽传》中注释“大不克共上下”等句说：“我担心后嗣子孙大不能奉承天地，断绝丧失先王光大的道，不知道受命的艰难。上天所应辅助的，唯有有诚意的。”他的说法比蔡传好【自记】
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兼理庶狱，却又教他克诘戎兵。说书的人全然不顾。古代兵刑是一官，所谓有司的牧夫，内为司寇，外为方伯连帅。周公是想让成王使有司牧夫克诘戎兵罢了【清植】
问君：“陈嘉谋嘉猷一段，岂不是成王教人归美于自己吗？”回答说：“这就是‘汝无面从，退有复言’的反面，是称道他平日如此，不是教诫他要如此。当面能尽其言，不面从可知。退后又不自己居功说：‘是我后之德’，其无后言可知。人臣如果能这样，岂不是纯忠之人？”所以说：“维良显哉。”蔡注也说：“有人说成王举出君陈前日的善行而叹息以赞美他。”原本如此。
问：顾命无敢昏逾？昏以心言，逾以事言。下文自乱于威严，所谓动容貌整，思虑自然生敬，是以礼制心的学问，即无敢昏的意思。无冒贡于非法，则所谓谨防慎动，乃是以义制事的学问，即无敢逾的意思。回答说：正是如此【清植】
有人怀疑“张皇六师”的话，若不可以告诉嗣王，这实在是书生之见。师众也不必都是兵，搜苗狝狩，都是必不可少的。“张皇”不是张大之意，只是整饬罢了。文王的大邦畏惧其力，岂是全不料理武备？
人即使有罪，用刑者只按其罪，罪之便是。间或有担心那人报仇，为剪草除根之计的，不仁甚矣。《吕刑》说：“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觉得蔡传未稳其意，谓在天罚未极者而我极之，则伤仁恕之心。
威上加一徳字，眀上亦加一徳字，最妙。威不本之于徳，便是作威；眀不本之于徳，便是作聪明。
问孔安国《尚书》序，朱子嫌其不古，果不似汉人文字耶？曰：不似西汉，亦不似魏晋间文字。西汉人于义理不甚晓畅透彻，其笔势防绕，见古处正多，是他糊涂处。某却不敢疑此序，三代以来，惟洙泗另是一体，雪白文章，条理分眀。安国家法如此，焉知非其笔？
榕村语録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録卷十三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
诗经》道理不出齐家、治国、平天下。二南从齐家起，雅则治国平天下，颂则天地位万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享。然其理不外于修身齐家，大指如此。至从来説诗的藩篱，有説不通处，须与破除，不然都成挂碍。且如《周南》《召南》，以为皆被后妃之化之诗，若汉有《游女》《有女懐春》之类，何以女人都被后妃之化，变成贞洁，而男人被文王之化，尚不免于淫荡乎？《黍离》变为国风而雅亡，难道西周畿内便无风謡东周贤人君子忧时念乱，不许有雅，不成以颂尽为周公制作礼乐时作？将成康显然名号，皆强为之辞，岂复可通？大约《周南》《召南》是分陜时有此篇名，后来仍其名而附以西周风诗之醇正者，小雅、大雅亦如此。问是孔子附的，抑是旧编如此？曰：恐旧编便是如此。且只如此分剖义例，放寛些便不致东击西撞，动成触碍。
大雅自卷阿以上，文武成康之诗，民劳以下，厉宣幽平诗。卫武公想是厉王时人，小雅之賔筵，大雅之抑戒，恰好皆在厉王时，名时问考。卫武公立于宣王时，卒于平王时，史中甚眀，恐二诗或是追刺之作。曰幽平之际，武公恐已不在了，不然王室之乱至此，全不见他勤王晋郑焉，依卫宻迩于郑，漠然不相闻问，尚可谓之睿圣耶？以理论之，恐古史年代多不可信矣。云汉、崧髙、烝民、韩奕、江汉、常武，宣王之诗。瞻卬、召旻眀眀，是説幽王世次，一些不乱。小雅自鹿鸣至菁莪，文武成康之诗，六月以下则宣王诗，节南山至鼔钟，显然为幽平之诗。乃自楚茨至车舝，复起头似文武成康之诗，青蝇、賔筵、鱼藻，似厉王时诗，黍苖眀是宣王诗，白华眀是幽王诗。又照前世次，另叙一编，是何缘故？前人都不于此致疑。看来豳风是周公营洛时作，所谓「汝往敬哉，兹予其眀农哉」，自己要教民以养生之道，恐成王不知稼穑艰难，故作七月之诗，道王业之本，祖宗之事，以告之。夫子既存此诗，因将居东时诗附焉，而皆谓之豳风。周礼「祈年于田祖，龡豳雅以乐田畯；祭蜡，龡豳颂以息老物」。朱子疑大田、良耜等为豳雅豳颂，而未尝言之详。今观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颂载芟、良耜、丝衣，皆言豳事，所谓豳雅豳颂，其余则皆东都之诗，如东山、破斧之附七月也。如此则西京之诗自文武以及幽平，东都之诗亦自文武以及幽平，有条有理，各得其所矣。
郑康成好以一二字傅防。至《周礼》言“豳风”“豳雅”“豳颂”处，字靣都与《雅》《颂》合，却不将来作证。不特“迎寒”“迎暑”与《豳风》寒暑之月合，《雅》中“以御田祖田畯至喜”，恰与“迎田祖”“乐田畯”合；《颂》中“胡考之宁”“胡考之休”，恰与“息老物”合。此数诗，周公所作，竟令天下用之，所谓“制礼作乐”也。
诗中显有证据的，自然为某人某事稍渉防移者，便当空之，愈空愈好，何用实以世系姓名为哉？只是要见其大处。六经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犹零碎错见，惟诗全见此意。国风所言不过男女饮食之故，雅虽贤人君子所作，所言亦不过此，即三颂中居歆、奏假、洋溢、同流，亦总不出此。其言情，情即性也。圣人尽性，彻上彻下，见到至处。我辈此时饮一杯茶，防一盏灯，厮役之侍立，偶然之嚬笑，得其理便是天道，无有间隔。原道见得精，其法、其文、其民、其衣食云云，直至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飨。
后
译“威”字上面加上一个“德”字，“明”字上面也加上一个“德”字，最为精妙。威如果不以德为根本，就是作威作福；明如果不以德为根本，就是耍弄小聪明。
有人问：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朱子嫌它不够古雅，难道真的不像汉代人的文字吗？回答说：不像西汉的文字，也不像魏晋之间的文字。西汉人对义理不太晓畅透彻，他们的笔势迂回曲折，显得古拙的地方正多，这正是他们糊涂的地方。我却不敢怀疑这篇序文。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学时的文章是另一种体例，如雪般洁白，条理分明。孔安国的家法如此，怎么知道不是他写的呢？
《榕村语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三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
《诗经》的道理不出乎齐家、治国、平天下。《周南》《召南》从齐家开始，《雅》则是治国平天下，《颂》则是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在郊外祭祀，天神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享用。然而其中的道理不外乎修身齐家，大旨如此。至于历来解释《诗经》的藩篱，有说不通的地方，必须破除，否则都会成为障碍。比如《周南》《召南》，认为都是受后妃教化影响的诗，如果汉代有《汉广》《有女怀春》这类诗，为什么女人都受后妃的教化而变得贞洁，而男人受文王的教化，却还免不了淫荡呢？《黍离》变成了国风而《雅》亡佚，难道西周京畿之内就没有民谣吗？东周的贤人君子忧时念乱，不允许有《雅》吗？难道《颂》全都是周公制作礼乐时作的吗？将成王、康王这样明显的名号，都强行解释，难道还能讲得通吗？大概《周南》《召南》是在分陕时有这些篇名，后来仍沿用其名，而附以西周风诗中正醇厚的部分，《小雅》《大雅》也是如此。问这是孔子附会的，还是旧编本就如此？回答说：恐怕旧编本就如此。而且只要这样划分义例，放宽一些，就不会东碰西撞，动不动就产生抵触。
《大雅》从《卷阿》以上，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诗；《民劳》以下，是厉王、宣王、幽王、平王的诗。卫武公大概是厉王时的人，《小雅》中的《宾筵》，《大雅》中的《抑》《戒》，恰好都在厉王时，可以考证年代。卫武公在宣王时立国，死于平王时，史书中很明确，恐怕这两首诗是追刺之作。有人说幽王、平王之际，卫武公恐怕已经不在了，不然王室混乱到这种地步，全不见他勤王，晋、郑两国与卫国邻近，却漠然不相往来，还能称得上睿圣吗？从道理上讲，恐怕古代史书的年代大多不可信了。《云汉》《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是宣王的诗。《瞻卬》《召旻》明明说的是幽王世次，一点不乱。《小雅》从《鹿鸣》到《菁莪》，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诗，《六月》以下则是宣王的诗，《节南山》到《鼓钟》，显然是幽王、平王的诗。然而从《楚茨》到《车舝》，又开头像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诗，《青蝇》《宾筵》《鱼藻》，像是厉王时的诗，《黍苗》明明是宣王的诗，《白华》明明是幽王的诗。又按照前世世次，另外编排，是什么缘故？前人都不在此处致疑。看来《豳风》是周公营建洛邑时作的，所谓“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自己要想教民以养生之道，恐怕成王不知道稼穑艰难，所以作《七月》之诗，讲述王业的根本，祖宗的事迹，以告知他。孔子既然保存了这首诗，就将居东时的诗附在其中，而都称为《豳风》。《周礼》说“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乐田畯；祭蜡，吹豳颂以息老物”。朱子怀疑《大田》《良耜》等为豳雅、豳颂，但没有详细论述。现在看《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颂》中的《载芟》《良耜》《丝衣》，都讲豳地的事，就是所谓的豳雅、豳颂，其余的都是东都的诗，如《东山》《破斧》附在《七月》之后。这样，西京的诗从文王、武王一直到幽王、平王，东都的诗也从文王、武王一直到幽王、平王，有条有理，各得其所了。
郑康成喜欢用一两个字来附会。到了《周礼》说到“豳风”“豳雅”“豳�颂”的地方，字面都与《雅》《颂》相合，却不拿来作证。不仅“迎寒”“迎暑”与《豳风寒暑之月相合，《雅》中“以御田祖，田畯至喜”，恰好与“迎田祖”“乐田畯相合；《颂》中“胡考之宁”“�考之休”，恰好与“息老物”相合。这几首诗，是周公所作，竟然让天下使用，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了。
诗中明显有证据的，自然是为某人某事；稍涉附会的，就应当空泛处理，越空泛越好，何必用世系姓名来实指呢？只是要看到其大处。六经都是讲天人相通的道理，然而还零碎错杂地显现，只有《诗》完全体现了这个意思。《国风》所说的不过是男女饮食之事，《雅》虽然是贤人君子所作，所说的也不过如此，即使三《颂》中的居歆、奏假、洋溢、同流，也总不出此。其言情，情就是性。圣人尽性，彻上彻下，见到了极致。我们此时喝一杯茶，点一盏灯，仆役侍立，偶然的皱眉微笑，得其理便是天道，没有间隔。《原道》看得精，其法、其文、其民、其衣食物等，一直到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在郊外祭祀天神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享用。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