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二十八
是实事否？曰：是实事。如今官府行礼处畧有肃雍之意，便人皆聚观，各有懽然悚然处，虽悍卒野人亦不敢哗，可以见矣。
译这是真实的情况吗？回答说：这是真实的情况。如今官府举行礼仪的地方，稍微有一点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便都聚集观看，各自流露出喜悦和敬畏的神情，即使是凶猛的士兵和乡野之人也不敢喧哗，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
教化莫重于乐。唐虞之教胄子曰典乐，夏商曰乐正，周曰大司乐。今之祭酒即古之司成，成乐之一终也。又有司业，业悬钟磬之板也。即如做戏然，竟把国子辈演成一个様范。后来要变亦不防变。其初勉强教习，及其成也，都是顺其自然，导以固有而已。后来把第一义先澌灭尽，而以下贱倡优视乐工，欲天下化行俗美，人材辈出得乎？宋时用女戏，门人问有事当用否。朱子曰：「时尚安得不用？圣贤亦不能违时，只是女更不如今之男矣。」唐宋仕宦皆有官妓，名尤不驯。明尚演其余习，髙丽人进贡论官之品级，以妓陪之。直至今日始革去，甚是男女无别，则亷耻道丧矣。教化将从何处说起？
雅乐是舞者舞，歌者歌；俗乐是舞者自歌，殊无理。如《大武》之舞，始而北出，一人总干而山立，人莫知为谁也。歌者则歌“殷商之旅，其防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人知为武王矣。再成而灭商，一人▯扬蹈厉，人莫知为谁也。歌者则歌“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燮伐大商，防朝清明”，人知为太公矣。以此推之，想《韶》亦是自征庸，在位殛罪，命官遂有九成也。当时国子，岂必如今优人？不过有其象而已。为其事者，口不言，而旁观者则称羡、慕诵之。虽其词夸多，亦无妨。若斟酌雅俗之间，如苏武即将史传语放在他口中自说，而台下别用人赞叹之，亦可。
五音惟管子言之的当。宫博厚洪长，君欲其如此；商激昻慷慨，臣欲其如此；角清和调畅，民欲其如此；征警动而烦襍，事欲其敏也；羽细碎而凄切，物在天地间至多，却各不相混也。听人之声，皆出于防，其人便正道而贵。入鼻多者，恐乖厉或作危险；舌音多者，或心回互或巧佞；齿音多者，或狠或艰深；唇音多者，或不正或贱。试之颇验。作诗用韵脚，若是喜庆事，用宫音便洪亮发扬；感激事，用商音；述平常事，用角音；可骇愕事，用征音；悲恻事，用羽音。
黄钟之宫，另是一物，非黄钟管也。朱子以律准律通比之，极是。然吕氏所谓取竹，断两节间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次曰含少者，此义千古不明，以啓隋志及近日李文利之说。某谓黄钟八寸一分，应钟四寸二分，自黄至应相距三寸九分，是诸律长短皆在此距内耳。黄钟为宫，则自太簇为商，至应钟为变宫，皆以少声与之相应。少声者，言其声比黄钟为少也。既得黄钟，遂穴诸孔于三寸九分之内间而吹之，其全声则黄钟之宫，其次所穴孔间而吹者，即所含商、角、征、羽及二变之少声也。此以一管而备五声，故曰黄钟之宫。及制十二筒之后，则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自记】
向解《吕览》三寸九分以为黄钟，以下应钟以上，中间三寸九分于隔八相生分寸之位，穴孔吹之，以得诸律。所谓「间而吹之」，立此为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王振声往天坛看乐器，其穴孔处却非隔八相生取之。今《律吕正义》书中乃言其故：琴是隔八相生者，平方也，靣也；管以比例言，则立方也，体也。体便隔八相生不得，乃知吕不韦不知此义，故云「三寸九分，间而吹之」。班孟坚《汉书》全引此段，只去「三寸九分」一句，想是考究过，知不如是，故去之耳。
问律准律通之制曰：「以木安十二▯，如琴状。一▯为全律，黄钟，或具七声，如十二管之有黄钟之宫。一管或可以上下按取十二律之声，皆不可知。此▯不在十二▯之内，余十二▯即应十二律。用十二▯，不用此▯。此▯以验十二▯之合否，为十二▯之母。」
问何妥虽止存黄钟七均，但既有黄钟七均，用此以推各律，依以旋生，有何难处，而谓自此旋宫之法遂废？何也？曰：正是总是因陋就简，不去推勘补足他。且因此可见朱子所谓「君臣之道不逹」一段议论之确。葢五伦都是逹道，后世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逹于天下，而君臣之道不逹。何也？君者九州之纲，然宰相亦做得主行些事，六部亦做得主行些
译教化之中，没有比音乐更重要的了。唐尧虞舜时期教导贵族子弟的官职叫“典乐”，夏商时期叫“乐正”，周朝叫“大司乐”。现在的国子监祭酒，就是古代的司成，意思是成就音乐的一个完整乐章。又有司业这个官职，意思是从事悬挂钟磬等乐器的工作。就像演戏一样，把国子监的学生们训练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后来要改变也不妨碍改变。起初是勉强教导练习，等到他们习惯了，都是顺应自然，引导他们固有的本性罢了。后来把最重要的原则完全泯灭了，而把乐工看作低贱的倡优，想要天下教化流行、风俗美好、人才辈出，可能吗？宋朝时使用女戏，门人问遇到事情应当使用吗？朱熹说：“时尚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用呢？圣贤也不能违背时势，只是女戏还不如现在的男戏罢了。”唐宋时期的官员都有官妓，名声尤其不驯服。明朝还沿袭这种残余习俗，高丽人进贡时，根据官员的品级，用妓女陪侍。直到今天才革除，这真是男女没有区别，那么廉耻之道就丧失了。教化将从哪里说起呢？
雅乐是舞者跳舞，歌者唱歌；俗乐是舞者自己唱歌，这很不合理。比如《大武》之舞，开始时向北出发，一个人拿着盾牌像山一样站立，人们不知道他是谁。歌者则唱“殷商的军队，他们的旗帜像树林一样密集，在牧野射箭，只有我们兴起，上帝降临在你面前，不要有二心”，人们知道这是武王了。再跳一段而灭掉商朝，一个人高举盾牌，步伐刚劲，人们不知道他是谁。歌者则唱“牧野广阔，檀木车辉煌，姜太公，像鹰一样飞扬，辅佐武王，讨伐大商，天下清明”，人们知道这是太公了。由此推想，《韶》乐也是从征伐庸国开始，在位者诛杀罪人，任命官员，于是有了九成之乐。当时的国子监学生，难道一定像现在的优伶吗？不过是有他们的形象罢了。做这件事的人，嘴上不说，而旁观者则称赞羡慕、传颂它。虽然它的言辞夸张，也无妨。如果斟酌雅俗之间，像苏武那样，把史传中的话语放在他口中自己说，而台下另用人赞叹，也可以。
五音中只有管子的说法恰当。宫音博厚洪长，君主希望如此；商音激昂慷慨，臣子希望如此；角音清和调畅，百姓希望如此；徵音警动而繁杂，事情希望敏捷；羽音细碎而凄切，万物在天地间极多，却各自不混淆。听人的声音，都出自喉咙，那人便正道而尊贵。入鼻多的，恐怕乖戾或作危险；舌音多的，或者心思回互或者巧佞；齿音多的，或者狠毒或者艰深；唇音多的，或者不正或者低贱。试验一下很灵验。作诗用韵脚，如果是喜庆的事，用宫音便洪亮发扬；感激的事，用商音；叙述平常的事，用角音；可骇愕的事，用徵音；悲恻的事，用羽音。
黄钟之宫，是另一种东西，不是黄钟管。朱熹用律准、律通来比喻，非常正确。然而吕氏所说的取竹，断两节间三寸九分而吹响它，作为黄钟之宫，其次叫含少的，这个意义千古不明，从而开启了《隋书·律历志》以及近日李文利的说法。我认为黄钟八寸一分，应钟四寸二分，从黄钟到应钟相距三寸九分，这是诸律长短都在这个距离内。黄钟为宫，那么从太簇为商，到应钟为变宫，都以少声与之相应。少声，是说它的声音比黄钟为少。既然得到了黄钟，于是在三寸九分之内间隔着开孔而吹，它的全声就是黄钟之宫，其次所开孔间隔着吹的，就是所含的商、角、徵、羽及二变的少声。这用一根管子而具备五声，所以叫黄钟之宫。等到制成十二根律管之后，果然相和，而这根管子可以生出它们【自记】
以前解释《吕览》三寸九分作为黄钟，以下应钟以上，中间三寸九分在隔八相生的分寸位置，开孔吹它，以得到诸律。所谓“间隔着吹它”，立此为律本，在十二律管之外。前年我往天坛看乐器，它的开孔处却不是隔八相生取之。现在《律吕正义》书中才说它的原因：琴是隔八相生的，是平方，是面；管以比例来说，则是立方，是体。体便隔八相生不得，才知道吕不韦不知道这个意义，所以说“三寸九分，间隔着吹它”。班固《汉书》全引这段，只去掉“三寸九分”一句，想来是考究过，知道不是这样，所以去掉它罢了。
问律准律通的制度说：“用木头安置十二根弦，像琴一样。一根弦为全律，黄钟，或者具备七声，像十二管中有黄钟之宫。一根管或者可以上下按压取十二律的声音，都不可知。这根弦不在十二根弦之内，其余十二根弦即对应十二律。用十二根弦，不用这根弦。这根弦用来检验十二根弦是否相合，是十二根弦的母亲。”
问何妥虽然只保存黄钟七均，但既然有黄钟七均，用这个来推演各律，依照它旋转相生，有什么难的，而说从此旋宫之法就废除了？为什么呢？回答说：正是总是因陋就简，不去推勘补足它。而且因此可见朱熹所谓“君臣之道不达”一段议论的确切。大概五伦都是通达的道理，后世只有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通达于天下，而君臣之道不达。为什么呢？君主是九州的纲纪，然而宰相也能做主行些事，六部也能做主行些
事，下至乡亭啬夫皆做得主行些事，便人人有君道有臣道。后世事无巨细俱要称制裁决，所以朱子云然。黄钟独存一调，而不能各自为宫以相生者，以此。这道理甚神妙。
译政事，下至乡亭的啬夫都能做主处理一些事务，这样每个人就都具备君道和臣道。后世无论事情大小都要等待上级裁断，所以朱子这样说。黄钟只保留一个音调，而不能各自作为宫音来相生，原因就在于此。这个道理非常神妙。
明道论乐，谓将上下声考之，须得其正。一言以蔽之，省辨论者多少纷纷。此等处与所谓加一倍法者，皆可谓要言不烦【自记】
问朱子谓从来无祉角何也？曰：亦尝疑此。朱子谓自汉唐以来之乐不能以祉角成调，不知何故。宋徽宗强为之，起声是祉尾声又走了。问审音是祉而用之，如何防走？曰：如弹琴，头一声是祉了，尾声不应弹至那里，一様安放，却是别声，可奈何？此理甚防。葢三代而下，君臣皆具生物，仍然但事多不得其理，民多不得其所，此声竟亡。问民事既错，则物亦失宜，何以有羽？曰：毕竟差。如今所生之物竟有较古时加多者。但看武王既得天下，偃武修文，商声不用，国祚遂衰弱而绵长。景王造无射之钟，伶州鸠知其以心疾死。刘歆造乐而莽死，荀勖造乐而晋乱。宋仁宗作乐亦以心疾死。王朴为周世宗造乐，声太髙，世宗死而国祚促。宋太祖至太常闻乐，嫌其管太髙，令下二律，国祚遂衰弱而绵长，如响应声。此理怕人。齐景公作征招角招，只怕那时此二声便有些作怪，晏子劝景公出舍于郊，大戒于国，于行庆施惠之时作此乐。我辈不防吹弹，又无精晓音律之人可问，不知果否？苐向时曾聴一友弹琴，逐曲问他，大抵宫商调多，羽亦有未有说是角征调者。又亡儿学琴时说琴中本有哑处，某不信，同是有木有弦如何防哑？及试之果然，以此验之。或有此事，即以人之说话言之，激昻慷慨者商声也，凄切哀怨者羽声也。至合乎人情，令人欢悦和畅是角声，▯切事理一字不浮泛是征声。此二声便少。问三代以后文不如古亦然？曰：然。大约宫声是天地元声，圣人谓黄钟万事之本，此不容亡者，慷壮激发，凄▯琐细，此后世之所有。至民气欢悦流动诸事恳挚警切，此圣王之事，三代以返不能及也。角与宫相近，征与羽相近，以为是角矣，仍是宫；以为是征矣，仍是羽。今人认错部位者多。
元人曲子只四出，犹是古乐之遗。古乐只升歌，笙入闲歌，合乐四节。儒先都谓舜乐九成，周乐六成。某意谓四节之乐，唐虞三代，恐皆如此。所谓九成六成，乃舞也。但古人却无此说，存以备考。如今戏亦当以四出为则，把中间没情理者尽删之。至其履歴姓名，莫要自己叙述，使一人在旁以诗歌咏叹之，更有情理。戏最可厌，是中间夹杂许多不相干事，而收塲草草。文章须是篇末收拾完全，一丝不漏。戏何独不然。
明世用冷谦、韩邦奇等所定之乐，将舞都依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缩，而无疾徐进退，信为可笑。
古人制七始，都与造化相应。如黄钟为宫，则太簇为商，只隔一位。姑洗为角，亦隔一位。至林钟为征，则隔二位。南吕为羽，又隔一位。自南吕至黄钟，又是两位。角征相隔两位，故取中以蕤賔为变征。羽宫相隔两位，故取中以应钟为变宫。月行节气亦然，至将置闰，则越两节气，不得不置闰，与五声二变同。故房氏以二变为闰宫、闰征。
有谓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为不是者，其说以气是一呼一吸，未有极长而渐缩短，极短而渐放长，不知隂阳二气以相对者言，则呼吸是也；以一气之始终言，则渐长渐短是也。如人之声自丹田出，即撞入鼻，乃到舌次，齿次，唇则出口矣，何尝一出即一入也？
十二管音之母也。作乐时却用他不着。其调中所用律则寄于箫管之孔，琴之▯，钟磬之厚薄。八音惟革、木不入律。埙有孔，亦入律。十二管却藏着所谓王府？则有金石丝竹有差，则取出管来正之。
声大莫如黄钟，细莫如应钟，皆可以起调，而其腔板声口则不改于其为宫者也。如大江东，词大声唱，使得；即低声唱，亦使得，而其声口则净也，非旦也。
问乐律曰：「律者，乐之末节也。」曰：「诸书言古律分寸不定，因失中声，而古乐无由复，何云末节？」曰：「假今乐得中声，遂能凤仪兽舞乎？古礼之不复，果以衣冠笾豆之制阙而无所考乎？」曰：「然则古之立律何也？」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气得天地之中气，
译明道论及音乐，说要将上下声调加以考校，必须得其正音。用一句话概括，省去了辩论者纷纷扰扰的议论。这类地方与所谓的“加一倍法”，都可以说是要言不烦。【自记】
有人问：朱子说自古以来没有祉、角二声，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我也曾对此有过疑惑。朱子说自汉唐以来的音乐不能用祉、角来成调，不知是何缘故。宋徽宗强行使用，起声是祉，尾声却又走调了。问：如果审音确定是祉声而使用它，如何防止走调？回答说：就像弹琴，头一声是祉了，尾声就不应该弹到那里，如果一样安放，却是别的声调，能怎么办？这个道理很微妙。大概三代以后，君臣都具备生物之性，但仍然大多做事不得其理，百姓大多不得其所，这声调竟然就亡失了。问：民事既已错乱，那么物也不适宜，为什么还有羽声？回答说：终究是有偏差的。如今所生之物竟然有比古时更多的。但看武王得到天下后，偃武修文，商声不再使用，国运于是衰弱而绵长。景王铸造无射钟，伶州鸠知道他因此心疾而死。刘歆制定乐律而王莽死，荀勖制定乐律而晋朝混乱。宋仁宗制作乐律也因病而死。王朴为周世宗制定乐律，声调太高，世宗死后国运短促。宋太祖到太常寺听乐，嫌其管声太高，命令降低二律，国运于是衰弱而绵长，如同响应声音。这道理令人害怕。齐景公作《征招》《角招》，只怕那时这两声便有些怪异，晏子劝景公出居郊外，在国内大举警戒，在行庆施惠的时候演奏这些乐曲。我们不太懂吹弹，又没有精通音律的人可以询问，不知是否确实如此？只是从前曾听一位朋友弹琴，逐曲问他，大致宫商调多，羽声也有，没有说是角征调的。又有亡儿学琴时说琴中本有哑的地方，我不信，同样是木和弦，怎么会有哑？等到试验果然如此，以此验证。或许有这件事，就拿人的说话来说，激昂慷慨的是商声，凄切哀怨的是羽声。合乎人情，令人欢悦和畅的是角声，切合事理、一字不浮泛的是征声。这两声就少。问：三代以后文章不如古时也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大概宫声是天地元声，圣人说黄钟是万事的根本，这是不容亡失的。慷慨壮烈激发，凄切琐细，这是后世所有的。至于民气欢悦流动，诸事恳挚警切，这是圣王的事，三代以后不能及。角与宫相近，征与羽相近，以为这是角了，仍然是宫；以为这是征了，仍然是羽。现在人认错部位的多。
元人的曲子只有四出，还是古乐的遗存。古乐只有升歌、笙入、闲歌、合乐四节。儒先都说舜乐九成，周乐六成。我的意思是四节之乐，唐虞三代，恐怕都是这样。所谓九成六成，乃是舞蹈。但古人却没有这种说法，存以备考。如今的戏也应当以四出为准则，把中间没有情理的尽数删去。至于其履历姓名，不要自己叙述，让一人在旁以诗歌咏叹，更有情理。戏最可厌的，是中间夹杂许多不相干的事，而收场草草。文章必须是篇末收拾完全，一丝不漏。戏为什么独独不然。
明代使用冷谦、韩邦奇等人所定的乐律，将舞蹈都依照字音五行，有俯仰伸缩，而没有疾徐进退，实在可笑。
古人制定七始，都与造化相应。如黄钟为宫，那么太簇为商，只隔一位。姑洗为角也隔一位。到林钟为征，则隔二位。南吕为羽又隔一位。从南吕到黄钟，又是两位。角征相隔两位，所以取中以蕤宾为变征。羽宫相隔两位，所以取中以应钟为变宫。月行节气也是这样，到将要置闰时，则越过两个节气，不得不置闰，与五声二变相同。所以房氏以二变为闰宫、闰征。
有人说不三分损益、隔八相生是不对的，他的说法认为气是一呼一吸，没有极长而渐缩短，极短而渐放长的，不知道阴阳二气以相对者言，则呼吸是对的；以一气之始终言，则渐长渐短是对的。如人的声音自丹田出，即撞入鼻，再到舌次，齿次，唇则出口了，何尝一出即一入呢？
十二管是音律的根本。作乐时却用不着它。其调中所用律则寄托于箫管的孔、琴的徽、钟磬的厚薄。八音中只有革、木不入律。埙有孔，也入律。十二管却藏着所谓王府？如果有金石丝竹有差错，则取出管来校正它。
声大莫如黄钟，细莫如应钟，都可以起调，而其腔板声口则不改其为宫的本质。如《大江东》，词大声唱，使得；即低声唱，也使得，而其声口则净，非旦也。
问乐律说：“律者，乐之末节也。”回答说：“诸书说古律分寸不定，因此失中声，而古乐无由恢复，为什么说末节？”回答说：“假如今乐得中声，就能凤仪兽舞吗？古礼之不复，果真是因为衣冠笾豆之制阙而无所考吗？”回答说：“那么古之立律何也？”回答说：“人得天地之中以生，性得天地之中理，气
形得天地之中形，则声亦得天地之中声。声之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蚊蝱，皆非中也。就人之声，喑哑叱咤则过大，咿嚘啾唧又过小，亦非中也。惟平常之声，髙下抑扬，大不过宫，细不过羽，其中有十二部焉。故律吕十二，配人之中声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賔、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皆钟名。又以钟之击有轻重不等，则声不足以为定，不若竹之分寸一定，而人尽力用气吹之为较准。故制管为律，以存圣人中和之声。于是以十二律之声写入金石丝竹匏土之内，则声皆和而乐成矣。」
译形体获得了天地间的适中形态，那么声音也就获得了天地间的适中声音。声音中大的如雷霆，小的如蚊蚋，都不是适中的。就人的声音而言，嘶哑或叱咤则过于宏大，咿嚘或啾唧又过于细微，也不是适中的。只有平常的声音，高低抑扬，宏大不超过宫音，细微不超过羽音，其中包含十二个音阶。所以十二律吕，是与人的适中声音相配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瓜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應钟，都是钟的名称。又因为敲击钟时轻重不一，声音不足以作为标准，不如竹管的尺寸一定，而人尽力用气吹奏更为准确。所以制作竹管作为律管，以保存圣人中和的声音。于是将十二律的声音写入金、石、丝、竹、匏、土等乐器之中，那么声音就和谐了，音乐也就完成了。
问：宫、商、角、征、羽既分清浊、髙下，如宫浊矣，何以旋宫又有极清声为宫者？曰：此是两様论。头如应钟为宫，其声细矣，则他律为商、角、征、羽者更细于宫。律管本长于为宫之律管者，臣民不可以陵君，则以变以半应之，自合。若在言志之诗，论其气象，是宫是商，终不得变。大抵宫、商、角、征、羽为虚位。
古人作乐，以律从诗；今人讲乐，以诗从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岂非以律从诗？如今填词，却是派定某字用平，某字用仄，铁板不可易。又自乐学失传，论者便谓声音之道无从理论，而诡诞者又造为秘传怪异之术，转相迷悮。其实今日看戏，见忠臣孝子则感泣，见奸邪害正则髪指，是即乐之大本大源也。圣人有作，而欲制礼，即今所行者折▯之可矣；欲制乐，即今昆腔戏考定而条理之可矣。
乐有调有声。调如今曲之清江引、新水令是也。歌如歌关雎、鹿鸣之字句是也。如以宫调歌关雎，则闗字必用宫，所谓起调也。至逑字必收到宫上，所谓毕曲也。二章参字、侧字，三章参字、之字，皆然，是之谓调。若每句之字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七音任用，各随其宜。如首闗字用宫，未有次闗字仍用宫，而并头者势必湏用别音。葢即一字随人歌作七声，总在髙下长短上分别，非本字自为一定之七音而不可变也。
全曲谓之调，每一律有五调，其六十调二变不为调。每字谓之声，每一律有七声，共八十四声。自隋时郑译得旋宫法于西域苏祗婆，何妥耻其不能止用黄钟一调，七均至今雅乐尚如此。今俗乐唱戏者亦未攷调声之全否，但用某调则以某声起调，某声毕曲。如用黄钟，则以黄钟歌第一字，及完仍以黄钟歌末一字，而通歌所用字总不出黄钟所生之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以他律为宫，皆然。律吕新书中却不曾把五声为调一处挑剔发挥明白，故人难看声依永，律谐声分得清楚，则了然矣。
问：如奏黄钟之商，用黄钟七声乎？用太簇七声乎？曰：竟用太簇为宫之七声，因其为商，不可云太簇之宫，只可云黄钟之商，他律皆如此。
十二律制器，止可以制金、石、丝、竹、匏此五者。有十二律，至鼓柷圉则不具。壎虽为人所吹，然土为之，亦未知能具与否。十二律用以考音，而不用以作乐。虽以竹为之，而以钟为主，故以竹管而取钟名者甚多。黄钟、夹钟、林钟、应钟，皆是也。八音之中，惟竹、丝、匏可以字字依人声音节簇，而金、石、土、革、木止一声，或以起乐，或以止乐，或以节乐也。
问八音之序曰：「金石所以为众音之节，故最尊。丝，堂上之乐；竹管也，乃堂下之乐。天子、元侯始用管，卿大夫则用笙。笙即匏也，故次于竹。土埙也，虽其用小，而为人所吹，与竹匏同，故次之。至鼓与柷圉，不过节乐、起乐、止乐而已。」又曰：「鼓无当于五声，故又次之。」
问：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清声，何也？曰：方响即磬也。正律只有十二，至第九声即不能全具五声，少一声；第十声少二声；第十一少三声；第十二少四声。葢律至应钟穷矣，只得截律变半为四清声，以全十二律之五声。二变不为调，故止十六。所以编钟、编磬皆十六，编箫之管亦十六，其故俱是如此。
旧欲作一部乐书，竟分八章：乐用、乐教、乐章、乐声、乐律、乐器、乐舞、乐理。今思只以《周官》大司乐一篇为经，《礼记》中《乐记》为传，而与经相发明者曰「附大司乐」，与传相发明者曰「附乐记」，或将八章另编，各成一类，以便専考一门者。言乐者，嫌不得古之黄钟，犹习礼者，嫌不得古之衣冠。岂今之衣冠，必不可以行礼耶？自元以前，讲厯者必欲求上古之厯，元、冬至、嵗、月、日、时皆防于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勉强凑合，终不能确。至郭守敬始悟其非，追之既往，未必是；验之将来，未必合；又无闗于厯之▯要。于是，一笔勾去，即以至元辛巳为厯元，而授时厯遂乃
译问：宫、商、角、徵、羽既然已经分清了清浊、高低，比如宫声浊了，为什么旋宫时又有极清的声音作为宫声呢？回答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首先，如果以应钟为宫，它的声音很细，那么其他作为商、角、徵、羽的律声就比宫声更细。律管原本比作为宫的律管长，臣民不可以凌驾于君主之上，就用变声和半声来应对，自然合适。如果在言志的诗中，论及其气象，是宫是商，终究不能改变。大体上，宫、商、角、徵、羽是虚设的位置。
古人制作音乐，是让律服从诗；今人讲究音乐，是让诗服从律。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语，律调和声音。这难道不是让律服从诗吗？如今填词，却是规定某个字用平声，某个字用仄声，像铁板一样不可更改。又因为乐学失传，议论的人便说声音的道理无从理论，而诡诞的人又编造出秘传怪异的方法，互相迷惑误导。其实今天看戏，见到忠臣孝子就感动哭泣，见到奸邪害正就怒发冲冠，这就是音乐的根本源头。圣人兴起，想要制定礼制，现在所行的折中办法就可以了；想要制定乐制，现在昆腔戏考订并整理条理就可以了。
音乐有调有声。调就像现在的曲牌清江引、新水令等。歌就像《关雎》、《鹿鸣》的字句。如果用宫调唱《关雎》，那么“关”字必定用宫声，这就是所谓的起调。到“逑”字必定收回到宫声上，这就是所谓的毕曲。第二章的“参”字、“侧”字，第三章的“参”字、“之”字，都是这样，这就叫做调。如果每句的字，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随意使用，各自随其适宜。比如首字“关”用宫声，没有第二个“关”字仍然用宫声，而并头者势必需要用别的音。大概就是一个字随着人歌唱发出七声，总在高低长短上分别，并不是本字自己固定为七音而不可改变。
全曲叫做调，每一律有五个调，六十个调中两个变声不作为调。每个字叫做声，每一律有七个声，共八十四声。自从隋朝郑译从西域苏祗婆那里得到旋宫法，何妥耻于不能只用黄钟一个调，七均至今雅乐还这样。现在俗乐唱戏的人也没有考究调声是否齐全，只是用某个调就用某个声起调，用某个声毕曲。比如用黄钟，就用黄钟唱第一个字，唱完仍然用黄钟唱最后一个字，而通篇歌唱所用的字总不出黄钟所生的宫、商、角、徵、羽、变宫、変徵。用其他律为宫，都是这样。《律吕新书》中却不曾把五声作为调的地方挑剔发挥明白，所以人很难看清“声依永，律和声”分得清楚，就明白了。
问：比如演奏黄钟的商声，是用黄钟的七声呢？还是用太簇的七声呢？回答说：终究是用太簇为宫的七声，因为它作为商声，不能说太簇的宫，只能说黄钟的商，其他律都是这样。
十二律制作乐器，只可以制作金、石、丝、竹、匏这五种。有十二律，至于鼓、柷、圉则不具备。埙虽然是人吹的，但是土做的，也不知道能否具备。十二律用来考校音律，而不用来制作音乐。虽然用竹子做，但以钟为主，所以用竹管而取钟名的很多。黄钟、夹钟、林钟、应钟等都是。八音之中，只有竹、丝、匏可以字字依照人声音节聚集，而金、石、土、革、木只有一声，或者用来起乐，或者用来止乐，或者用来节乐。
问八音的顺序说：“金、石所以作为众音的节制，所以最尊贵。丝，是堂上的音乐；竹管，是堂下的音乐。天子、元侯开始用管，卿大夫则用笙。笙就是匏，所以次于竹。土埙，虽然其作用小，但是为人所吹，与竹、匏相同，所以次之。至于鼓与柷、圉，不过是节乐、起乐、止乐罢了。”又说：“鼓不相当于五声，所以又次之。”
问：方响有十六个，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清声，为什么呢？回答说：方响就是磬。正律只有十二个，到第九声就不能完全具备五声，少一声；第十声少两声；第十一声少三声；第十二声少四声。大概律到应钟就穷尽了，只得截断律管变半为四个清声，以成全十二律的五声。两个变声不作为调，所以只有十六个。所以编钟、编磬都是十六个，编箫的管也是十六个，原因都是这样。
以前想作一部乐书，竟然分八章：乐用、乐教、乐章、乐聲、乐律、乐器、乐舞、乐理。现在想只以《周官》大司乐一篇为经，以《礼记》中的《乐记》为传，与经相阐发者叫“附大司乐”，与传相阐发者叫“附乐记”，或者将八章另编，各成一类，以便专门考求一门的人。谈论音乐的人，嫌弃没有古代的黄钟，就像学习礼仪的人，嫌弃没有古代的衣冠。难道现在的衣冠，就一定不可以行礼吗？自元朝以前，讲究历法的人必定要寻求上古的历法，元、冬至、岁、月、日、时都符合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强行凑合，终究不能确切。到郭守敬才明白其错误，追溯过去，未必正确；验证未来，未必符合；又与历法的精要无关。于是，一笔勾销，即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而授时历于是
超絶前古。自元以后，人皆翕然服之，不复言厯元矣。黄钟之说，亦是如此。朝庙之乐，实能有以象功昭徳，字字确实，明创业之艰难道君臣之一徳，悯将士之憔悴，咨黎庶之勤劬，便好。然古之作乐者，非徒以朝庙为重也。移风易俗，全以用之邦国，用之乡党，用之闾巷者为要。葢朝廷郊庙之乐，臣民得与闻者有几？惟家家户户皆得见之，方能兴感。孟子云：「今之乐由古之乐。」以《乐记》「冕而舞大武」一段及「宾牟贾」一段观之，古之乐与今之戏何殊？若将廿一史中忠孝节义之实事如戏编出，但词不要艳，声不要淫，使听者心气和平，可以语，可以道。古何代事，即用何代衣冠、官号、器具、礼节，自士大夫以及编氓，无不欢欣鼓舞。而臣思忠，子思孝，夫思义，妇思节，则太和之风洋溢于宇宙。此岂徒讲黄钟之所能致耶？至于词，汉即用乐府，唐即用诗，宋以后即用诗余、曲子，无不可者。编纂皆要设一局：礼局、乐局、天文局、书算局，讲求在这里，便有举而用之之时。朱子何尝能用于当时？明朝承其余绪，得其糟粕，尚可支持三百年，莫以空言为无补也。今欲考订朱子所言礼为一书，而以己见辑乐书至厯算。有梅定九之书，在，亦觉灿然可观矣。
译其成就超越前代。自元代以后，人们都一致信服，不再谈论历法元数了。关于黄钟律的理论，也是如此。朝廷宗庙的音乐，确实能够象征功业、彰显德行，字字确凿，阐明创业的艰难，道出君臣一心同德，哀怜将士的憔悴，体恤百姓的辛劳，这就很好了。然而古代制作音乐的人，并非只以朝廷宗庙为重。移风易俗，关键在于将其用于邦国、乡里和街巷。因为朝廷郊庙的音乐，臣民能听到的有几人？只有家家户户都能见到，才能激发感动。孟子说：“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没有区别。”从《乐记》中“戴着礼帽跳大武舞”一段以及“宾牟贾”一段来看，古代的音乐与现在的戏曲有何不同？如果将二十一史中忠孝节义的实事像戏曲一样编排出来，只要歌词不艳丽，声音不淫靡，使听者心气平和，可以交谈，可以讲道。古代哪个朝代的事，就使用哪个朝代的衣冠、官号、器具、礼节，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于是臣子思忠，儿子思孝，丈夫思义，妇女思节，那么太和之风便洋溢于宇宙。这难道是仅仅讲求黄钟律所能达到的吗？至于歌词，汉代就用乐府，唐代就用诗，宋代以后就用诗余、曲子，没有不可行的。编纂这些都要设立专门的机构：礼局、乐局、天文局、书算局在此讲求，就有举而用之的时候。朱子何尝能在当时被采用？明朝继承其残余绪论，得其糟粕，尚且能支撑三百年，不要认为空谈没有补益。现在想要考订朱子所说的礼为一部书，而以己见辑录乐书直到历算。有梅定九的书在，也觉得灿烂可观了。
昆腔之吐字，每字有头、腹、尾，如“西”要“乌”之为“箫”，“伊”要“乌”之为“忧”之类。如但有头腹而无尾，则声短，非其本音矣。歌、麻、支、防、齐、鱼、虞，皆自▯自收，为声之元。东、冬、江、阳、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盐、咸，有头腹而无尾。
国书以阿、厄、伊、乌、于五字为字头，最妙。歌、麻即阿部，支、防、齐即伊部，鱼、虞即乌部。
古人习乐，其舞蹈有节能使血脉活动，所以云养其血脉。只是如何舞法，今已不传。然果然作乐，不患无传。《礼记》说「乐如抗，如坠等声之节，即舞之节」，其转折疾徐，亦如「大不过宫，细不过羽」之意，以理准之，虽不中，不逺矣。
乐最要，▯礼即存于其中。即如章服，代各异制，惟优人不禁。有虞氏之衣冠，至周衰必荡尽，无复旧制。而韶舞则全存之。友曰：「髫年看剧演，见扮髙力士者尚戴紫金冠，今则为乌纱防矣。」唐制中官，虽极老必戴紫金冠，不敢乌纱防见《酌中志》，做那一朝戏，即用那一朝衣冠，方是名优。曰：「嘉靖改定礼乐，以为大备，其实到此乃大崩壊舞按五行，丑不可言。古舞断不如是，大率即如今剧演冕而舞大武者，即武王尚父，则发扬蹈厉，各肖其形容行事，令人想见当日光景。故曰：舞以象事，不肖其人焉取哉？又恐人不晓，歌者却从旁赞其功徳若何，行事若何，所谓一唱三叹也。」优孟之似孙叔人，即以为真，故当日乐工皆非庸俗人也。
各省大吏多以优伶为性命，无怪其然。即吾辈之几本书也，不尔，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古人暇时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身心必有所寄，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归于正。様様都动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读书。如今礼乐久废，只得守几本书，检束身心，开广知识。若移而之他，则放辟邪侈，不可言已。古时必有民间之乐，韶武岂士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于燕闲。使徒九庙明堂之间作韶頀，而天下即风移俗易，恐无此事。
如今即将古书中忠孝亷节之事制为词曲，去其声容之无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易风俗，感动人心，不妨从粗处做起。礼始诸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后来便至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古人诗何尝有平仄？后分为平仄，又于平仄之中分为四声，又于古诗之中论出声病。唐人则竟字字程式，做成律诗，用之久，自然渐渐细密。
连日因防蓝总兵演戏，做到入情时，未有不感动者，以此见得乐之效速。若就元人百种中，选其忠孝节义有事实者，改其义理不通处，每事四出，此外诲淫导欲者禁之，亦粗足以感人心而成风俗矣。
至尊尝论及乐律，奏曰：其理于经书上畧可考见，至声气之调和，都不能晓得。谕曰：和不和，极容易讲。如你向我说话，声髙，我髙声答应；声低，我低声答应，自然和。若你低声说，我胸中有不喜欢的意思，髙声答应，这便不和。此语见得天地间都是感应之理，实说得着声气根源。时壬辰四月。
舜曰：「有苗弗率，汝徂征。」其词责人之意多畧，有满假。益窥见到此，故赞曰：「满招损，谦受益。」此是行兵▯要处。骄忿极害事。孔明七纵七擒后，以为兵可用矣，故前表有奬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诸语，直视曹叡如孟获，防有自恃之意。及街亭既败，想亦见到此意，故后表曰：「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其识髙矣。
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孟子推衍其说，如发政施仁，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都是教民里事。教民至于七年，岂但与民休息而上下相信，即以之战，民亦各知大义，胜不轻喜，败不轻惧。国手教奕，若有下一善着，狂呼得意；下一失着，悔恨失声者，国手必斥之。葢轻喜轻惧中，不定气不静，最不好兵事，尤忌。
孟子云：「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他原有战胜、攻克的本事，却不用，所以规模大，后人便疑孟子用兵未必济事。不知孟子手段竟可不用
译昆腔在吐字时，每个字都有头、腹、尾，例如“西”字要以“乌”音作为“箫”音，“伊”字要以“乌”音作为“忧”音，就是这类情况。如果只有头腹而没有尾音，声音就会短促，那就不是它本来的音韵了。歌、麻、支、防、齐、鱼、鱼、虞这几个韵部，都从“〇”音开始并以此收尾，是声音的本源。东、冬、江、阳、庚、青、征、真、文、元、寒、删、先、浸、覃、盐、咸这些韵部，有头腹而没有尾音。
国书（满文）以阿、厄、伊、乌、于这五个字作为字头，最为精妙。歌、麻韵部对应阿部，支、防、齐韵部对应伊部，鱼、虞韵部对应乌部。
古人学习音乐，其中的舞蹈有节奏能使血脉活动，所以说能滋养血脉。只是具体的舞蹈方法，如今已经失传。但既然确实要作乐，就不必担心没有传承。《礼记》说“乐如抗，如坠”等声音的节奏，也就是舞蹈的节奏，其转折的快慢，也如同“大不过宫，细不过羽”的意思，用道理去衡量，即使不完全准确，也不会相差太远。
音乐最重要的是，〇礼仪就蕴含在其中。就像章服（礼服），各个朝代制度不同，只有优伶（演员）不受限制。有虞氏的衣冠，到了周朝衰微时必定荡然无存，不再有旧制。但韶舞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朋友说：“小时候看戏，见扮演高力士的还戴着紫金冠，现在却戴乌纱帽了。”唐代宦官制度中，即使年纪极大也必须戴紫金冠，不敢戴乌纱帽，见《酌中志》。演哪个朝代的戏，就用哪个朝代的衣冠，这才是名优。朋友说：“嘉靖年间改定礼乐，自以为完备，其实到了这里反而大大崩坏。舞蹈按照五行来编排，丑陋得不可言说。古代的舞蹈绝不是这样，大致就像现在戏中演戴着冕旒跳《大武》舞的，如果是武王和姜尚，就会发扬蹈厉，各自像他们的形貌行事，让人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所以说：舞蹈用来象征事迹，不像那个人还从哪里取义呢？又恐怕人们不明白，歌唱者却在旁边赞叹他们的功德如何，行事如何，这就叫一唱三叹。”优孟模仿孙叔敖，人们都以为是真人，所以当时的乐工都不是庸俗之人。
各省的大官大多把优伶当作性命，难怪是这样。这就像我们这几本书一样，不然的话，政务闲暇时怎么度过日子？古人闲暇时就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的身心必定有所寄托，顺着这种趋势加以引导，使之归于正道。样样事情都能动手去做，所以有用，不是全靠读书。如今礼乐长久废弃，只能守着几本书，检束身心，开广知识。如果转移到其他方面，就会放纵邪僻，不可言说。古时必定有民间的音乐，韶乐和武乐难道士人和百姓可以使用吗？《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也不可用于宴饮闲暇。如果只是在九庙明堂之间演奏韶乐和頀乐，天下风俗就能改变，恐怕没有这种事。
如今如果把古书中忠孝廉节的事情编成词曲，去掉那些声容上不合情理的，让人歌舞，就足以移风易俗，感动人心，不妨从粗浅的地方做起。礼仪始于用瓦器盛酒用手捧饮，用草束作槌敲击土鼓，后来才发展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古人的诗何曾有平仄？后来分为平仄，又在平仄之中分为四声，又在古诗中论出声病。唐人则竟然字字程式，做成律诗，用得久了，自然渐渐细密。
连日因为防蓝总兵演戏，演到动情处，没有不感动的，由此可以看出音乐的效果迅速。如果从元人杂剧百种中，选取那些有忠孝节义事实的，修改其中义理不通的地方，每件事四出，此外那些诲淫导欲的禁止，也大致足以感动人心而成风俗了。
皇上曾经论及乐律，我奏道：其中的道理在经书上大致可以考见，至于声气的调和，都不能明白。皇上说：和与不和，极容易讲。比如你向我说话，声音高，我高声答应；声音低，我低声答应，自然和谐。如果你低声说，我胸中有不喜欢的意思，高声答应，这就叫不和。这话看出天地间都是感应之理，确实说中了声气的根源。时间是壬辰年四月。
舜说：“有苗不服从，你去征伐。”他的言辞中责备人的意思大多省略，有满假（傲慢）之嫌。益窥见到这一点，所以赞叹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行兵〇的关键之处。骄傲愤怒极有害事。诸葛亮七纵七擒之后，认为可以用兵了，所以前表中有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等语，简直把曹叡看作孟获，颇有自恃之意。等到街亭战败，想必也看到了这个意思，所以后表说：“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他的见识很高啊。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参军作战。”孟子推衍他的学说，如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深耕易耨，修习孝悌忠信，都是教导百姓里的事。教导百姓到了七年，难道只是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上下互相信任吗？即使让他们作战，百姓也各自知道大义，胜利不轻易喜悦，失败不轻易恐惧。国手教导下棋，如果有下了一手好棋就狂呼得意，下了一手坏棋就悔恨失声的，国手必定斥责他。因为轻喜轻惧之中，气不定心不静，最不利于兵事，尤其忌讳。
孟子说：“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他原本有战胜、攻克的本事，却不用，所以规模宏大，后人便怀疑孟子用兵未必能成事。不知道孟子的手段竟然可以不用
兵，事事束缚之以礼，教人便动不得，何必用兵？《谷梁子》说得是：「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到得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死，善死者不亡，便不妙了。」管仲生平便不曾与人打仗，何况孟子？后世惟武侯有此意，所以人说将兵非其所长。岂知正是他本领大处？老子亦见得此意，曰：「惟慈故勇，以无为取天下。」都确有此理。
译用兵打仗，如果事事都用礼法去束缚，让人动弹不得，那何必还要用兵呢？《谷梁传》说得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兴师动众，善于兴师动众的人不摆开阵势，善于摆开阵势的人不交战。等到善于交战的人不战败，善于战败的人不死，善于战死的人不灭亡，这就很不妙了。”管仲生平就不曾与人打仗，何况孟子呢？后世只有诸葛亮有这种用意，所以人们说带兵打仗不是他的长处。哪里知道这恰恰是他本领高明的地方？老子也看透了这层意思，说：“正因为慈爱所以勇敢，以无为的态度来取得天下。”这些都确实有道理。
乡兵最妙。孟子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云：“夜战则声相闻，昼战则目相识。”其欢欣鼓舞，足以相死。情谊既联属，而链习又熟，故鲜败。至卒长、党正之类，用之课农，则保介、田畯即是人；用之劝谕，则饮射、读法即是人；用之出兵，则伍、两、卒、旅之长即是人。人相习而教有常法，文武兵民未尝分也。何等有条理！
汉经费无兵饷，徒有吏禄而已。故太平数十年，则国富用足。自唐宋以来，有养兵之费，故官俸代以微薄。天下虽无事，而兵常聚食，故国家縻费恒多，而动有不给之患【自记】
官俸之薄起于宋，其所由簿则起于养兵。汉时兵在京师者不过南北军，武帝止增七校而已。其余南征北伐皆用民兵，无事则农，故少营伍支给之费，而官俸得厚。唐之府卫虽已有兵民之分，而兵皆屯田，未尝坐而仰食，犹然农夫也。至宋削藩镇兵权，乃悉以京室禁兵出防各路，兵额既多，而更番往来，费尤无数，故国帑虚耗，贫弱不振，而官俸遂减。但三代时劝农之外，即以讲武为事，法制整然，条理精密。汉则无事听其佃作，有事便驱而用之，是谓以不教民战。三代之民日日使之习勤，内外有备，故无仓卒之患。
汉时兵民不分，故国势富强。宋艺祖但就所见目前之▯，率意厘革。因藩镇财富兵强，遂设兵仗以收其锐，卒立转运以收其利权，务使文官有民而无兵，武官有兵而无饷。以为如此方不能为害。至各路应设守御之处，皆从京都遣戍更番往来，以致养兵之费，府库为虚。不独官俸缘以寝薄，即郊祀大典亦时以匮乏不举。岂知官俸厚如天之雨泽，散而为利也；兵饷多如水之决隄，聚而为害也。若稍省养兵之费而散之百官以养其亷耻，贪墨则尽法绳之，自然大小寅恭，不敢朘削小民，而闾阎日富。于是兴礼乐，施教化以感之，三代之治岂逺哉？
朱子论兵政，谓唐之▯在主兵者専制强梁，宋之弊在主兵者分散烦冗，而归之责成郡守，可知汉法犹善于唐宋也。观朱子前后议论，大都犹有取于汉制【自记】
古之阵法，只武侯八阵、李卫公五花阵为有根。五花原于乡遂之兵，八阵原于都鄙之兵。乡遂之兵以十为数，起于五都；鄙之兵以八为数，起于井田之八家。自五家以至于万二千五百家，皆以五相叠，故出兵自五人以至于万二千五百人，亦如之。自八家以至五百一十二家，皆以八相叠。其在卒长之教，皆以五、八为队而教之。一居中，前后左右为四，无论多少，皆依此，此五花阵法也。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无论多少，皆依此，此八阵法也。问：乡遂四闾为族，是百家；四两为卒，是百人。每家出一人，而都鄙四丘为甸，是五百一十二家出长毂一乗，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乡遂亦出车牛马否？曰：亦然。乡遂虽百人，大槩亦用七十五人随兵车轻车也，余二十五人随牛车重车也。归马于华山之阳，谓轻车；放牛于桃林之野，谓重车。
孙武子书，总是说诈如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类，终以火攻，实大不仁之事。火攻无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善战者服上刑，至于人来算计我，却不可以无备，湏要事事周到。汉将自当以赵充国为第一，看他几篇奏疏，无一句不靠实，立于不败之地。魏相论骄兵、贪兵、忿兵几句，亦得兵要。外有充国，内有魏相，所以相济成功。若将《左传》《国策》《史汉》诸书选集一部兵法，当胜于今所谓七书者。
充国传尝以远斥▯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数语尽兵家之要【自记】
韩文公论招募乡兵，大妙。客兵便，一战而溃。施将军平海，若不即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辅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处。
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贪杀，又要多杀，国手只要自己不败，到嬴人一着，亦是嬴，何湏多？管仲用兵，何曾杀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节制之师，不曽多杀人，司马懿畏之如虎，赵
译乡兵最为精妙。孟子所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管子所说：“夜间作战声音能互相听见，白天作战目光能互相识别。”他们欢欣鼓舞，足以互相效死。情谊既然联结，而且训练又熟练，所以很少失败。至于卒长、党正之类的人，用来督促农事，那么保介、田畯就是这些人；用来劝谕教化，那么饮酒射礼、宣读法令就是这些人；用来出兵作战，那么伍、两、卒、旅的长官就是这些人。人们互相熟悉，教化有固定的法度，文武兵民未曾分开。这是多么有条理啊！
汉代经费没有军饷，只有官吏的俸禄罢了。所以太平几十年，国家富足用度充足。自从唐宋以来，有了供养军队的费用，所以官员的俸禄一代比一代微薄。天下虽然无事，但军队常常聚集吃饭，所以国家耗费经常很多，动不动就有供给不足的祸患【自记】
官员俸禄微薄始于宋代，它之所以微薄则起因于供养军队。汉代在京师的军队不过南北军，武帝只增加了七校而已。其余南征北伐都使用民兵，无事时就务农，所以很少军营供给的费用，而官员俸禄得以丰厚。唐代的府兵制虽然已有兵民之分，但士兵都屯田，不曾坐着仰食，仍然是农夫。到了宋代削夺藩镇的兵权，于是全部用京师的禁军出防各路，兵额既然众多，而且轮番往来，费用尤其无数，所以国库空虚耗损，贫弱不振，而官员俸禄于是减少。但是三代时劝勉农事之外，就以讲习武事为务，法制整齐，条理精密。汉代则无事时听任他们耕种，有事时便驱使他们作战，这叫做用未经训练的百姓作战。三代的百姓天天让他们习劳，内外都有准备，所以没有仓促间的祸患。
汉代兵民不分，所以国势富强。宋太祖只就眼前所见的弊端，随意改革。因为藩镇财富雄厚兵强马壮，于是设立兵仗来收敛他们的锐气，最终设立转运使来收敛他们的财利权，务必使文官有民而无兵，武官有兵而无处领取军饷。认为这样才不能为害。至于各路应当设置守御的地方，都从京都派遣戍卒轮番往来，以致供养军队的费用，使府库空虚。不仅官员俸禄因此逐渐微薄，就连郊祀大典也时常因为匮乏而不能举行。哪里知道官员俸禄丰厚如同天上的雨露，散布开来成为利益；军饷多如同决堤的水，聚集起来成为祸害。如果稍微节省供养军队的费用而分散给百官以培养他们的廉洁知耻，对贪污受贿者则依法惩处，自然大小官员恭敬谨慎，不敢剥削小民，而民间日益富足。于是兴办礼乐，施行教化来感化他们，三代的治理难道遥远吗？
朱子论及兵政，说唐代的弊端在于主兵者专断强横，宋代的弊端在于主兵者分散烦冗，而归结于责成郡守，可知汉代制度还优于唐宋。看朱子前后的议论，大多还是取法于汉代制度【自记】
古代的阵法，只有诸葛亮的八阵、李靖的五花阵是有根基的。五花阵源于乡遂的军队，八阵源于都鄙的军队。乡遂的军队以十为数，起于五都；都鄙的军队以八为数，起于井田的八家。从五家到一万二千五百家，都以五相叠加，所以出兵从五人到一万二千五百人，也是如此。从八家到五百一十二家，都以八相叠加。在卒长的教导中，都以五、八为队来教导。一个居中，前后左右为四，无论多少，都依照这个，这就是五花阵法。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无论多少，都依照这个，这就是八阵法。问：乡遂四闾为族，是一百家；四两为卒，是一百人。每家出一人，而都鄙四丘为甸。
凡用兵，败后再进，鲜不胜者。王姚江初遇伏而败，夜复整兵而往，便破赣州。用此者，多胜。
巡抚浙中者，前有范觐公，后有李武定。浙中士民至于今称之。武定之才，视觐公为优。当行兵时，施其智术，亦能得其懽心。武定先与镇浙将军结纳为兄弟。及耿逆作乱，武定言于将军曰：「今势危，全要得百姓之心。百姓一心，便可凭以立事。今与将军约，万一兵有生事害民者，吾闗白将军，即当按法治罪。迨后别为庇防，操纵总由吾等耳。要使民知吾等不防兵以蹂民而已。」将军唯唯。未几，适有是事。武定闻而升堂作色，令标兵皆环甲，发令箭，召将军兵，百姓观者数万。移时而将军防兵至，以法治之。一时欢声雷动。武定又损家资及用库金之无名籍者，以充犒劳。凡满兵向前者，必拊其背奬谕赏赉之，故满兵亦归心焉。武定于督兵王子及领兵将军，皆用此法。王子将军见其兵民归向，肯担当事，亦倚以为重。以故内外和辑。又临事颇能不动。一日与頼将军拉将军同坐一山，望见一二千人拥至，从者不敢谁何。两将军皆失色。武定自频捋其须，徐步出帐，外来者至，皆跪。武定和顔色问曰：「汝兵耶？必有苦，试为我言之。」众曰：「无之。」曰：「或有条陈事，试为我言之。」又曰：「无之。」武定曰：「然则欲何为？」众曰：「吾等前私通于贼，受有吴耿两家劄付，观成败为去就。今被公厚恩，视吾等若骨肉，心不忍有二，故自首于公。后有贼至，当奋刃以自明也。」武定垂涕慰之曰：「汝等皆忠肝义胆之人也。吾何以得此于若辈？」应时悉焚其劄付，而以牛酒犒焉。众皆欣然而去。两将军于是大服。后某以是事问之曰：「如此比者尚多，每与之语，果能不动。虽平常语无即答者，必稍存思而后应。」
当日白头贼妄假名号，众至三万，围安溪县。某出示言："蔡寅本永春卖浆家儿，托名三太子。值此年荒，民食不继，何故甘被诳惑，以粮赍贼？我已兴兵▯捕，诸乡不得仍蹈前辙。倘贼以为恚，即可嫁怨于我。若我家破饷之未晩，或故相违忤，甘心饷贼，是亦贼也，便当移兵先剪，以为诸乡戒。"又复分兵守其要道，抄絶粮路，更出一招降告示："敢杀降，死无赦。"出示之翌日，即有贼弁林起以七百人降。某量留四五十人，余悉遣为民。自林起来，贼辄自相疑忌，又苦乏粮，不数日散走，强半仅六七千人忿来攻我。某以兵堵之山陉，贼不敢下，经大风雨而退。某遣李治以二三百人尾之，令去贼二三里即结营自固，勿与交锋。治请曰："万一贼回众来战，奈何？"某曰："只据险，一交锋便为黔之驴矣。"又数日，贼尽奔散，其髪即用腰刀截之，弃满道路。葢人多则需饷亦多，无所得食，自然破亡矣。
管仲初见桓公，三薰三沐之后，所进不过《管子》头一张书，一二十年用之。邓禹于光武，武侯于先主，一见说得几句话，终身总不出此。他见得明白，所以行之有成。辛酉年，施将军方督水师，専平海事，某遇于逆旅，问数语，某即喜曰：“台湾已平矣。”施曰：“何相信之深也？”某曰：“君言之已在掌握，岂不能行乎？”说得实在是了，便不问而知其能行。
地曾啓奏云：「有人说海贼凡数万人，浙江来，都是此辈搬去，故常患米少。」此说不确。数万人必有宿泊之所，今台湾、澎湖、舟山、金门、海坛、厦门诸岛，无不重兵镇守，其余小岛能驻百人者，便少。数万人何处栖身？此辈不过是内地之人，乗南风则出掠，北风起则仍归内地耳。未几，擒获一贼，地奏：「且莫正法，就此穷究其根株，必有巨猾为之窝主。得其巨猾，则余党易散矣。」其后果得郑尽心。大凢兵间事，须得其要领，成功便易。又莫妙于以贼攻贼，不易之道也。
马见伯整顿山西营伍，兵皆哗然。站队见伯有将材，不知何以如此其无序？凡仕宦所至，要有兴革，须使他不觉，以渐而更。又要有同心的人，方得成事。为将又须先择材干技力有用者，使为头目
译大凡用兵，失败后再进军，很少有不胜利的。王姚江初次遭遇伏兵而战败，夜里重新整顿军队前往，便攻破了赣州。采用这种策略的，大多能获胜。
巡抚浙江的官员，前有范觐公，后有李武定。浙江的士人和百姓直到今天还在称赞他们。武定的才能，比起觐公更为优秀。在行军打仗时，施展他的智谋术数，也能赢得百姓的欢心。武定先前与镇守浙江的将军结交为兄弟。等到耿逆作乱，武定对将军说：“如今形势危急，全在于要得到百姓的心。百姓一心，就可以凭借它来成就大事。现在我与将军约定，万一士兵有滋事害民的，我禀告将军，就应当依法治罪。等到后来再为他们庇护防备，操控权总在我们手中。要让百姓知道我们不是包庇士兵去蹂躏百姓罢了。”将军连连答应。不久，恰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武定听说后升堂变脸，命令标兵都披甲环绕，发射令箭，召集将军的士兵，百姓围观的有几万人。过了一会儿将军的防兵到了，依法处置他们。一时间欢声雷动。武定又拿出家资以及库中无名目的金钱，用来充作犒劳。凡是满兵冲锋在前的，一定抚摸他们的背部，奖赏慰劳他们，所以满兵也归心于他。武定对于督兵的王子以及领兵的将军，都使用这种方法。王子和将军看到他们的士兵和百姓归附向往，肯担当大事，也倚重他。因此内外和睦协调。武定又临事颇为镇定不动声色。一天与赖将军、拉将军同坐在一座山上，望见一二千人拥至，随从的人不敢问他们是什么人。两位将军都变了脸色。武定自己频频捋着胡须，慢慢走出帐外，外来的人到了，都跪下。武定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士兵吗？一定有苦衷，试着对我说。”众人说：“没有。”说：“或许有陈述的事，试着对我说。”又说：“没有。”武定说：“那么想做什么？”众人说：“我们先前私下与贼寇勾结，受过吴、耿两家的札付，看成败来决定去留。现在蒙受您的厚恩，把我们看作骨肉，心里不忍有二心，所以向您自首。以后贼寇再来，应当奋力挥刀以表明心迹。”武定流泪安慰他们说：“你们都是忠肝义胆的人啊。我怎么能从你们身上得到这样的忠诚？”当即全部烧毁了他们的札付，并用牛酒犒劳他们。众人都高兴地离去。两位将军于是大为佩服。后来有人拿这件事问他，说：“像这样的事还很多，每次与他们说话，果然能不动声色。即使是平常说话没有立刻回答的，也必定稍加思考后才应答。”
当时白头贼妄称名号，人数达到三万，包围了安溪县。我出示文告说：“蔡寅本是永春卖浆人家的儿子，假托三太子的名号。值此年成荒歉，百姓粮食接济不上，为什么甘愿被诳惑，把粮食送给贼寇？我已经兴兵追捕，各乡不得再蹈前辙。倘若贼寇因此怨恨，就可以把怨恨嫁祸给我。如果我家破饷之未晚，或者故意相违忤，甘心给贼寇送粮，这也是贼寇，就应当移兵先加剪除，作为各乡的警戒。”又分兵守住要道，切断粮路，又发出一招降告示：“敢杀投降者的，死无赦免。”出示文告的第二天，就有贼寇头目林起率领七百人投降。我酌情留下四五十人，其余全部遣散为民。自从林起投降后，贼寇就互相猜忌，又苦于缺乏粮食，没过几天就散走，大半仅六七千人愤而来攻我。我用士兵堵住山隘，贼寇不敢下山，经过大风雨后撤退。我派遣李治率领二三百人尾随他们，命令距离贼寇二三里就扎营自固，不要与他们交锋。李治请示说：“万一贼寇回师众来战，怎么办？”我说：“只据险要，一交锋就变成黔之驴了。”又过了几天，贼寇全部奔散，他们的头发就用腰刀截断，丢弃在道路上。大概人多则需饷也多，无所得食，自然破亡了。
管仲初次见桓公，三薰三沐之后，所进的不过《管子》头一张书，一二十年使用它。邓禹对于光武帝，武侯对于先主，一见说得几句话，终身总不出此范围。他们看得明白，所以行之有成。辛酉年，施将军正督水师，专平海事，我在逆旅遇见他，问了几句话，我就高兴地说：“台湾已平矣。”施说：“为什么相信得这么深呢？”我说：“您说的话已在掌握之中，难道不能实行吗？”说得实在是了，便不问而知其能行。
地曾上奏说：“有人说海贼凡数万人，浙江来，都是此辈搬运去，故常患米少。”此说不确。数万人必有宿泊之所，现在台湾、澎湖、舟山、金门、海坛、厦门各岛，无不重兵镇守，其余小岛能驻百人的，便少了。数万人何处栖身？此辈不过是内地的人，乘南风则出掠，北风起则仍归内地罢了。不久，擒获一贼，地上奏：“且莫正法，就此穷究其根株，必有奸猾之徒作为窝主。得到其奸猾之徒，则余党易散矣。”其后果得郑尽心。大凡兵间事，须得其要领，成功便易。又没有比以贼攻贼更妙的，这是不易之道也。
马见伯整顿山西营伍，士兵都哗然。站队时见伯有将才，不知何以如此其无序？凡仕宦所到之处，要有兴革，须使他不觉，以渐而改。又要有同心的人，方能成事。为将又须先择材干技力有用的，使为头目。
至尊所不可及者，不嗜杀人。虽吴三桂亦不曾族诛耿精忠亲族，尚有为近臣者。前年一大臣亲族有以叛逆论者，他已自分连坐，乃寛之不问。下谕曰：「岂有人做此等事而谋之宗族者？」何等圣明！三代以前，想已有相及之典故。《甘誓》《汤誓》俱曰：「予则孥戮汝。」如此盛徳事，竟超絶千古矣！
有惜晁错早死者，曰：便不死，亦不过如此。即贾谊所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虽似合机宜，但视诸侯王都，似剧贼一般，亦太不广人本领。大度量便大，周公诛管蔡后，未尝猜疑同姓，亲亲之谊如故。后世多因一事有变，至于惩羮吹虀者，圣人先从修身尊贤说起，然后及亲亲。晁、贾议论都不曾理清根本。至族灭一事，乃秦之酷暴，以霍光之贤，犹族上官，其意以为不尔，恐有后患耳。惟武侯本领大，李严废斥，若遇他人，便恐其不走魏或走吴矣。武侯如此处来，何尝有他患？武侯一切都用王道。罪人以族，婴儿之在襁褓者，何与彼事，皆骈首就戮，实是惨事。当日耿、尚二逆亲族，羣臣皆请诛之，防垂谕曰：「他在外要反，亲族奈之何哉？」岂独不害其命，竝不去其官，两额驸仍如故，甚盛徳事，可为万世法。
圣人本领大，只随事处得当，不计其后。问他本领大处，就在那不过分际处持得定否？曰：他抛得便是大。如有徳易以王，无徳易以亡。到了无徳不亡，何用如殛鲧而用禹？道理应如此。
某巡抚直▯时，奉命筑永定河堤。当时私心以为，何须与水争地？但免其民之钱粮，使无催科之扰，则民頼水利，亦足以生。堤久必坏，终归无益。今思之。
圣见为是，大禹之功，万世永頼。然不久亦辄废迁。如今既与斯民同时，得几年安享地利？令少者长，长者老，老者死，亦可矣。譬如年荒赈济，明知此三日粮不能保其三日之外，但且救他三日。未有逆料其三日后之必死，竝靳现在之粮而速之死者。
当日去看南河时，靳总河引到髙家堰一帯看六坝，曰：“此明潘印川所留四十里天然减水坝处也。原是四十里行水，竝不说害民，今只留六坝，科道却参我害民。”彼时不解其故，及后大城、静海频苦水患，先是二县无隄，竝未告灾，至近嵗堤成，民反大病。于时适某出为巡抚，因悟六坝之害与此正同。葢水平漫则浅而无力，用堤束之，一遇崩决，则力并而猛，其疾如箭，当之者无不麋溃。后又看漳河至成安，闻崔惟雅着有治河之书，因访其子，其子便说得好，他说：“筑堤断非良策。漳水来时初不甚急，至深不过五尺，人畜概得迁避。若以堤障之，一决直是所向无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东行则西路退出，西行则东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极肥美，反得数倍收成。只勿与争地，随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粮可已。”某遂据此奏请施行。后有言漳河现分四股，当并归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杀其势也。天分为四，正使势缓，便是世运将泰，不应并而为一。”奏上遂防许可。至兴化一带下河，却是靳总河说得是，他说：“海反髙于内地，若开七道河泄水，汐时内水外出，潮时外水内入，出者甜水，入者苦水，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今人不想盐城范公堤因何而筑，全是为海水侵田，筑此障之，苦水所过田便无用。”今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倒肥美，又有鱼虾之利，开下河无益。此言甚当。其后下河虽开，倒底湮塞。友云：“鲧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贡一篇，无一隄障字，惟九泽既陂，泽乃可用陂耳。葢泽水淹漫，畧用陂堰，便田可有收。若江河之流，难以隄束，所以孟子谓行所无事。”
榕村语录卷二十八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九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文一
古文诗想皆起自臯陶。臯陶《谟》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皐陶始。
韩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文，发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于诗，发之，所以各登峯造极。
诗文各人都有压卷，韩文如《原道》《佛
译皇帝所不能企及的，是不嗜杀。即使是吴三桂也没有诛杀耿精忠的全族，尚且有身为近臣的人。前年有一位大臣的亲族因叛逆罪被论处，他已自己认定将受连坐，于是皇帝宽恕了他不予追究。下诏说：“难道有人做这样的事而谋划牵连宗族吗？”何等圣明！夏商周三代以前，想必已有相类似的典故。《甘誓》《汤誓》都说：“我就将你和你的妻儿一起处死。”像这样盛德的事，竟然超越了千古！
有惋惜晁错死得早的人，说：即使不死，也不过如此。就是贾谊所说的，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虽然似乎符合时宜，但把诸侯王都看作像大盗一样，也太不宽宏大量了。大度量才伟大，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后，未曾猜疑同姓，亲爱亲属的情谊依旧。后世多因一件事有变故，以至于到了惩羹吹齑的地步，圣人先从修身尊贤说起，然后才讲到亲爱亲属。晁错、贾谊的议论都没有理清根本。至于族灭一事，是秦朝的酷暴，以霍光的贤能，还诛杀了上官氏全族，他的意思是认为不这样做，恐怕会有后患。只有诸葛亮的本领大，李严被废黜斥退，如果遇到别人，恐怕他会投奔魏国或吴国了。诸葛亮这样处理，何曾有后患？诸葛亮一切都用王道。因犯罪而株连家族，襁褓中的婴儿，与他们的事有什么关系，都一起被杀，实在是惨事。当时耿、尚两个逆贼的亲族，群臣都请求诛杀他们，皇帝下诏说：“他们在外面要造反，亲族能怎么办呢？”不仅不害他们的性命，并且不罢免他们的官职，两位额驸仍像以前一样，这是盛德的事，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圣人的本领大，只随着事情处理得当，不计算其后患。问他的本领大处，就在那不过分际的地方能持守得住吗？说：他能抛得开便是大。如有德容易称王，无德容易灭亡。到了无德不灭亡的地步，何须像殛鲧而用禹那样？道理应当如此。
我巡抚直隶时，奉命修筑永定河堤。当时私心认为，何须与水争地？只要免除百姓的钱粮，使没有催缴赋税的骚扰，那么百姓依靠水利，也足以生存。堤坝久了一定会坏，终究没有益处。现在想想。
圣上的见解是对的，大禹的功绩，万世永远依赖。然而不久也就废弃迁移了。如今既然与百姓同时，能得到几年安享地利？让年少者长大，年长者变老，老者死去，也就罢了。譬如年荒赈济，明知这三天的粮食不能保证三天之外，但暂且救他三天。没有预先料到三天后必定死亡，并且吝惜现在的粮食而加速他死亡的。
当时去看南河时，靳总河引到高家堰一带看六坝，说：“这是明朝潘印川留下的四十里天然减水坝的地方。原来是四十里行水，并不说害民，现在只留六坝，科道却弹劾我害民。”当时不理解其中的缘故，后来大城、静海频繁遭受水患，起初两县没有堤坝，并没有报告灾荒，直到近年堤坝建成，百姓反而大受其害。这时恰好我出任巡抚，因此领悟六坝的危害与此正相同。大概水水平漫则浅而无力，用堤坝约束它，一旦崩决，则力量合并而猛烈，其疾如箭，抵挡它的人无不溃散。后来又看漳河到成安，听说崔惟雅著有治河的书，于是访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说得好，他说：“筑堤决不是良策。漳水来时初不甚急，最深不过五尺，人畜都能迁避。如果用堤坝阻挡它，一旦决口直是所向无前，人畜都不能保全。况且漳水向东行则西路退出，向西行则东路退出，退出的土地都极肥美，反而得到数倍收成。只要不与水争地，随着它所行的地方，免除那里的赋税就可以了。”我于是据此奏请施行。后来有说漳河现在分四股，应当合并为一的，我上奏说：“大禹疏通九河，是削弱它的气势。天分为四，正是使气势缓和，这就是世运将泰，不应合并为一。”奏上于是得到许可。至于兴化一带下河，却是靳总河说得对，他说：“海反高于内地，如果开七道河泄水，汐时内水外流，潮时外水内入，流出的是甜水，流入的是苦水，只见其害，不见其利。现在的人不想盐城范公堤为何而筑，全是为海水侵田，筑这个阻挡它，苦水所过的田地便无用。”现在下河人家半在水中，安之若素，田地倒肥美，又有鱼虾之利，开下河没有益处。这话很对。其后下河虽然开了，到底湮塞。朋友说：“鲧湮洪水，便是用堤。《禹贡》一篇，没有一个堤障字，只有九泽既陂，泽才可以用陂。大概泽水淹漫，略用陂堰，田地就可以有收成。如果江河之流，难以用堤约束，所以孟子说行所无事。”
榕村语录卷二十八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九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文一
古文诗想皆起自皋陶。皋陶《谟》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也自皋陶开始。
韩文公一肚子好道理，恰宜于文，抒发出来；杜工部一肚子好性情，恰宜于诗，抒发出来，所以各自登峰造极。
诗文各人都有压卷之作，韩文如《原道》《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