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十四
则以学文，所谓文不过是习其器数耳。大学先艺而后徳行者，如博文约礼，文行忠信，所谓艺则穷理格物之事也。
译那么就去学习文献，所谓的“文”不过是学习那些器具和名物罢了。《大学》主张先学习技艺而后培养德行，比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文、行、忠、信”，这里所说的“艺”就是穷究事理、考察事物的事情。
土圭之法一叚，郑注恐理之不可通。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髙弧背九度余。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无影。从嵩髙至衡岳，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术求▯，得衡岳距地中▯径约九度余。从阳城至衡岳，地平鸟道相去约二千五百里。夫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则尺五寸，一则无影，是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矣。则郑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未然也。又郑注谓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长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长一寸。如此则日下无景，当在极南万五千里之外，而衡岳之逺，阳城不能万五千里，昭昭矣。又言景夕者东表，日昳中表景乃中；景朝者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已中。如此则极东之地，日出方及三五寻丈，日景已中；极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寻丈，日景方中。若果地体方平，四际弥天，则信如所云矣。不然如鸡子裹黄之喻，地在天中，不过成形之大耳。弹丸浮寄四际，距天至逺，四际距天之逺若一也，则去日安能有逺近之殊乎？虽日之出也，极东先见，及其入也，极西先昬，然随其处各有暁午昬暮，安知日东者不以吾为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为景夕乎？且此尺有五寸，东西直比一带中，日景皆如是也，何以定其为东西之中乎？吾谓日南则景短多暑，谓从此中表而南之地，则当景短之时，盛暑不堪，若今广州夏时炎赫倍于他州，盖景短即夏至，非短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者，谓从此中表而北之地，则当景长之时，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时凛栗亦倍，盖景长即冬至，非长于尺有五寸之谓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者，谓从中表而东之地，则景夕之时多风，盖东地多水，多水则多风，若吾州午后即海风扬也，风起于夕，故以景夕言之。日西则景朝多隂者，谓从此中表而西之地，则景朝之时多隂，盖西地多山，多山则云气盛。若栁子厚所谓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是也。隂霾于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则寒暑隂风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与天中气合也。合则四时交而无多暑多寒之患，合则风雨防而无多风，合则隂阳和而无多阴。何以定之？以騐寒暑阴风于五土而知，惟此为不偏也。然特就中国九州而奠其四方之中耳。若论大地之中，当在南戴赤道下之国，则未知其何如也。然则冲和所防，无水旱昆虫之灾，无凶饥妖孽之疾，兆民之众，含生之类，莫不阜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者，非谓必日景尺有五寸乃为地中，是言地中之处，其景尺有五寸，盖用以为标识也【光坡】
郑康成谓立八尺之表，惟洛阳阳城影一尺五寸，毎千里差一寸，阳城之北以渐而长，南以渐而短，短至广州一万五千里，则表影全无矣。今考洛阳出北极二十三度有奇，广州出极三十五度，以成数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制营造尺量之，毎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万五千里耶？
陈君举好巧説，谓孟子与《周礼》所说百里与五百里用方算，可以约畧扭合。只是《周礼》説王畿千里中容得公侯之国多少，此数必不能扭合。奈何建都四靣，必不能匀。朱子辨永嘉之说是矣。但《禹贡》分眀说甸、侯、绥、要、荒，《禹都冀州，北靣亦不能有如许地。看来只好活动説。若必要説得的确，恐反伤凿。
九章，二象也，数也，量法象也，算法，数也，方田，少广，商功，勾股，量法也，粟布，差分，均输，盈朒，方程，算法也。六书，二形也，声也。指事，丨在一上为上，丨在一下为下之类。象形，全圆中有奇为日，半缺中有偶为月之类。防意，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三者皆形也。谐声，如水可为河水，工为江之类。转注，如长，本长短之长，转为长幼之长；恶，本善恶之恶，转为好恶之恶；长，本长于吾，恶则自可恶之类。假借，如必，乃弓带之谓，因必然声同，遂取为必然之用，本非此字而借为此字。三者皆声也。
乡遂兵多，隐然有强
译土圭测量法的第一条，郑玄的注解恐怕在道理上难以通顺。夏至时太阳运行轨道进入赤道以北二十四度，从嵩山到太阳轨道的弧长剩余九度多。夏至时太阳直射衡山，日影无影。从嵩山到衡山，夏至时太阳轨道在天穹的弧长，用弧矢术计算，得出衡山距离地中约九度多。从阳城到衡山，地面直线距离约二千五百里。仅仅二千五百里，一处日影长一尺五寸，一处无影，这意味着一百六十多里日影就相差一寸了。那么郑玄注解中所说的“千里相差一寸”，恐怕是不对的。又郑玄注解说日影短的在中表以南，千里日影短一寸；日影长的在中表以北，千里日影长一寸。如果这样，那么日影全无的地方，应当在极南一万五千里之外，而衡山距离阳城，显然不能有一万五千里。又说日影偏西的在东表，太阳偏西时中表的日影才居中；日影偏东的在西表，太阳未居中时中表的日影已居中。如果这样，那么极东之地，太阳刚升起三五丈高，日影就已居中；极西之地，太阳将落未落三五丈高，日影才居中。如果确实大地平坦方正，四方无边无际，那么确实如他所说。如果不像鸡蛋包裹蛋黄那样，大地在天的中央，不过是形体较大罢了。像弹丸一样漂浮在四方，距离天空极远，四方距离天空的远近是一样的，那么距离太阳怎么能有远近的不同呢？虽然太阳升起时，极东先看见，太阳落下时，极西先昏暗，但各地各自有清晨、正午、黄昏、夜晚，怎么知道太阳在东边的人不把我们的日影当作偏东呢？太阳在西边的人不把我们的日影当作偏西呢？况且这一尺五寸，在东西一条直线上，日影都是这样，凭什么确定它是东西的正中呢？我认为“日在南则日影短且多暑”，是说从中表向南的地方，在日影短的时候，酷热难耐，就像现在广州夏季炎热程度超过其他州县，这是因为日影短就是夏至，不是说日影比一尺五寸短的意思。“日在北则日影长且多寒”，是说从中表向北的地方，在日影长的时候，严寒难耐，就像现在塞外冬季寒冷程度加倍，这是因为日影长就是冬至，不是说日影比一尺五寸长的意思。“日在东则日影偏西且多风”，是说从中表向东的地方，在日影偏西的时候多风，因为东方多水，多水就多风，就像我们州午后海风扬起，风在傍晚起，所以用日影偏西来说明。“日在西则日影偏东且多阴”，是说从中表向西的地方，在日影偏东的时候多阴，因为西方多山，多山则云气盛。就像柳宗元所说的庸蜀以南，经常下雨少见太阳，就是这样。阴云在早晨弥漫，所以用日影偏东来说明。如果这样，那么寒暑、阴晴、风雨偏颇而不调和，这就没有得到所追求的天地相合之处。地中与天中气候相合。相合则四季交替而没有酷热严寒的忧患，相合则风雨适度而没有大风，相合则阴阳调和而没有多阴。凭什么确定呢？通过验证五种土地上的寒暑阴风就知道，只有这里是不偏颇的。然而这只是就中国九州来确定四方的中心罢了。如果谈论大地的中心，应当在南戴赤道下的国家，那就不知道它怎么样了。那么冲和之气所汇聚的地方，没有水旱虫灾，没有饥荒妖孽之疾，亿万民众，所有生物，无不富足安宁，这才是王者的都城。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不是说日影必须是一尺五寸才是地中，而是说地中之处，其日影是一尺五寸，大概是用它作为标志罢了。
郑康成说立八尺的表，只有洛阳阳城的日影是一尺五寸，每千里相差一寸，阳城以北逐渐变长，以南逐渐变短，短到广州一万五千里，那么表影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考察洛阳位于北极二十三度多，广州位于北极三十五度，取整数来看，只差十一度。用现在制定的营造尺测量，每二百里相差一度，只得到二千二百里；即使按古尺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度计算，也只得到二千七百五十里，怎么能有一万五千里呢？
陈君举喜欢巧辩，说孟子与《周礼》所说的百里与五百里用方形计算，可以大致勉强凑合。只是《周礼》说王畿千里中能容纳多少公侯之国，这个数目一定不能勉强凑合。奈何建都四面，必然不能均匀。朱熹辨明永嘉学派的学说是对的。但《禹贡》分明说了甸、侯、绥、要、荒，禹都冀州，北面也不能有那么多土地。看来只好灵活解说。如果一定要说得确切，恐怕反而显得牵强附会。
九章，是二象，也是数，是量法象，算法，也是数，方田、少广、商功、勾股，是量法，粟布、差分、均输、盈朒、方程，是算法。六书，是二形，也是声。指事，如丨在一上为上，丨在一下为下之类。象意，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这三者都是形。谐声，如水可为河水，工为江之类。形声，如长，本长短之长，转为长幼之长；好，本好恶之好，转为好恶之好；长，本长于吾，好则自可好之类。假借，如必，乃弓带之谓（注：此处原文似有误，通常假借例为“来”本麦来之意，借为往来），因必然声同，遂取为必然之用，本不是此字而借为此字。这三者都是声。
乡遂兵多，隐然有强
乡遂车制，盖一族出一两为一乘，其三卒则卒长为甲士，余为歩卒，其一卒则似为辎重之车也【自记】
朱子疑《周礼》中“以国服为息”一条，以为此能几何，而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此错防了经书之指，“取具”莫重看，即“此能防何”之意也，不过是国之财用亦有取于此耳。
友言：荆公保甲，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盖五家出一甲兵也。所以不能行，尤甚均输，亦断不可行。如青苗法，令程朱诸君子行之，有何不可？曰：天下事，大槩如此，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书，但立王畿千里一州之法，他八州置之不问，正是此意。那时王畿之地，有周、召、毕、芮盈于朝，宁恁甚详宻之法，无不可行。至外诸侯，若强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榜样于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尝不嘉与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间，察其土地、人民、风俗、贞淫、在位贤否而已。这是圣人识大体处。若使九州尽如《周官》，虽圣人有所不能。
春者，其气则天地温厚之气，其时则阴阳适均之时，中和之极也。宗伯掌礼，以教民中；掌乐，以教民和。故曰春官【光坡】
郊祀天地，圣人説得如见。维天其右之，竟似天来享。周礼大司乐：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再变而致臝物及山林之▯，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五变而致介物及土▯，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七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八变则地▯皆出，可得而礼矣。九变则人▯可得而礼矣。道理至此，就到尽头处了。问：人▯何以居后？曰：天神地▯是现成的。▯者，归也。既去了，又要追转来，岂不难？致天神地▯，如目见形，耳闻声；致人▯，如记念过的书，已往的事，自有难易。
向以天神地祗人▯三祀所用四声，谓即上分祀六乐，深得大乐必易之理，可谓神合。然不用商眀，见于经。若无射分祀，奏之于此，去之未有它攷。窃意宗庙之大簇为征，似复上文天神之讹也。请并改大簇为圜钟，何如？「曰：此説殊有理【光坡】
龟，象也；筮，数也。求象于兆，求数于变，其法不同。体有百二，卦有六四，其道亦异。盖卜书之亡乆矣，学者因莫之见，遂谓卜筮皆出于易，而援易繋卜筮蓍龟之言以证之。考之《春秋》内外传、先秦古书所举卜筮之繇，其系于筮者，皆今《周易》文也。卜繇别为言语，絶无只句与易相似者，岂可溷乎？愚则以为卜书五行也，筮书阴阳也。《洪范》曰：“卜五占用二”，此卜筮之大要也。《春秋》传：晋卜救郑，遇水适火，而史赵辈皆举五行尅胜之义。占之卜之畧例，于此可见【光坡】
三梦旧注亦分三代，其説无据。且下直云“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不言皆异于前文，则知三梦一法，致梦者有以致之也。如昼所思，为夜则成梦，是致梦也。觭杜读为奇，奇梦亦思为所致，而诡异不测。乐广谓梦有想有因，致梦觭梦之谓也。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与▯神合，其吉凶以其无心焉，故谓之咸也。此三者足以尽梦之变矣【光坡】
世説》乐广説梦曰：「想曰因，想即日之所为，因虽非日之所为，而有所因，不必正像其事，而因此变幻而成，仍应补其一。」曰：「兆，盖有全无所因而吉凶祸福之先见者，《周礼》三梦正如此。致梦即想也，觭梦即因也，偏倚不正，因其类而有旁曲变幻之状也。」曰：「咸陟，咸感也。陟，通也，精神上通，而其端先见，即兆也。」其后六梦，亦当解归此三类，正与噩、咸、陟之类也。思与寤，觭梦之类也；喜与惧，致梦之类也。如镜然，有正靣照见者，有侧旁照见者，有我不见而门外之形影，镜已照见者。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旧注：开出其占书，而以占者下占人之事也。卜师所掌，在于作龟，而不在于占龟。所谓开龟者，盖若凿龟之义云耳。四兆者，凿龟之四方。上篇郑氏云：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以正此四兆者为得其实【光坡】
▯火以作龟，致其墨。墨者，
译乡遂的兵车制度，大概是一族出一辆战车组成一乘，其余三个卒的卒长担任甲士，其余的人担任步兵，其中一个卒似乎负责辎重车辆【自记】
朱子怀疑《周礼》中“以国服为息”这一条，认为这能有多少收入，却说“国家所有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得”，这是误解了经书的本意，“取具”不要看得太重，就是“这能有多少”的意思，不过是国家的财用也有从这里取得罢了。
朋友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不像是现在这样五家互相担保那么简单。大概是五家出一名甲兵。之所以不能推行，比均输法更严重，也绝对不可行。像青苗法，假使让程颐、朱熹这些君子去推行，有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天下的事情，大体都如此，得不到合适的人选，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法律。比如《周官》这本书，只设立王畿千里一州的制度，其他八州置之不理，正是这个意思。那时王畿之地，有周公、召公、毕公、芮公等贤臣充满朝廷，哪有那样详密的法律，却行不通的。至于外诸侯，如果强行推行，有必然不能做到的。只是树立一个榜样在这里，有能仿效而实行的，天子未曾不嘉奖赐予。不然的话，也只是在五年之间，考察其土地、人民、风俗、贞正淫邪、在位者贤能与否罢了。这是圣人识大体的地方。如果让九州都像《周官》那样，即使是圣人也做不到。
春天，其气是天地温厚之气，其时是阴阳适中均衡之时，是中和的极致。宗伯掌管礼仪，用来教导百姓中正；掌管音乐，用来教导百姓和谐。所以说春官【光坡】
郊祀天地，圣人说得如同亲眼所见。维天其右之，竟然像是上天来享用祭品。《周礼》大司乐：一变而招致羽类动物及川泽之灵，再变而招致裸类动物及山林之灵，三变而招致鳞类动物及丘陵之灵，四变而招致毛类动物及坟衍之灵，五变而招致介类动物及土之灵，六变而招致象类动物及天神。七变则天神都降临，可以行礼了。八变则地祇都出现，可以行礼了。九变则人鬼可以行礼了。道理到这里，就到尽头处了。问：人鬼为什么排在后面？回答说：天神地祇是现成的。鬼者，归也。既然已经离去，又要追回来，难道不难吗？招致天神地祇，如同眼睛看见形体，耳朵听到声音；招致人鬼，如同记忆过的书，已往的事，自然有难易之分。
以前认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祀所用的四声，就是上面分祀六乐，深得大乐必易的道理，可谓神妙契合。然而不用商音，见于经书。如果没有射声分祀，奏于此，去掉它没有其他考证。我私下认为宗庙的大簇为征音，似乎重复上文天神之误。请一并改为圜钟，如何？回答说：此说很有道理【光坡】
龟，是象；筮，是数。在兆象中求象，在变爻中求数，其方法不同。体有一百二十二，卦有六十四，其道也不同。大概卜书失传很久了，学者因此没见过，于是说卜筮都出于《易》，并援引《易》中关于卜筮蓍龟的话来证明。考察《春秋》内外传、先秦古书所列举的卜筮繇辞，那些属于筮的，都是现在《周易》的文字。卜繇另为言语，绝无只字与《易》相似的，岂可混淆呢？我认为卜书讲五行，筮书讲阴阳。《洪范》说：“卜五占用二”，这是卜筮的大要。《春秋》传：晋国占卜救郑，遇到水适火，而史赵等人皆举五行克胜之义。占卜的大略例子，在这里可见【光坡】
三梦旧注也分为三代，其说法没有依据。而且下面直接说“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不说都不同于前文，则知道三梦是一法，致梦者有以致之。如白天所思，夜晚则成梦，这是致梦。觭杜读为奇，奇梦也是思为所致，而诡异不测。乐广说梦有想有因，致梦觭梦说的就是这个。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应而上通，与鬼神合，其吉凶以其无心，所以称为咸。这三者足以尽梦的变化了【光坡】
《世说》乐广说梦曰：“想曰因，想即日之所为，因虽非日之为，而有所因，不必正像其事，而因此变幻成，仍应补其一。”回答说：“兆，大概有全无所因而吉凶祸福之先见的，《周礼》三梦正如此。致梦即想，觭梦即因，偏倚不正，因其类而有旁曲变幻之状的。”回答说：“咸陟，咸感也。陟，通，精神上通，而其端先见，即兆。”其后六梦，也当解归此三类，正与噩、咸、陦之类。思与寤，觭梦之类；喜与惧，致梦之类。如镜然，有正面照见的，有侧旁照见的，有我不见而门外之形影，镜已照见的。
卜师掌管开龟之四兆。旧注：开出其占书而以占者下占人之事。卜师所掌，在于作龟，不在于占龟。所谓开龟者，大概像凿龟之义。四兆者，凿龟之四方。上篇郑玄说：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后右，冬灼后右，以正此四兆者得其实【光坡】
用火来灼龟，使其出现墨纹。墨者，
墨其将灼之处而灼之，以致其兆也。书曰：「惟洛食。」盖食墨之谓。卜有龟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夫墨，水也；燋，契火也。火过而阳，则焦矣；水过而阴，则不食矣【光坡】
译在龟甲将要灼烧的地方施加墨迹，然后进行灼烧，以显现出兆象。《尚书》说：“惟洛食。”这大概是指墨迹被吸收的意思。占卜时有龟甲焦枯的情况，也有墨迹不被吸收的情况，都不需要等到兆象完全形成就知道这是凶兆了。墨，属于水；焦，属于火。火气过盛而阳气偏胜，就会焦枯；水气过盛而阴气偏胜，墨迹就不会被吸收。
龟卜之法不传。今以《周官》书经注疏凑合想之，粗可言者，大槩龟之体犹筮之卦，龟之兆犹筮之爻，龟之颂犹筮之词。卦有六卜，仅三一、五二、廿五、三一、百廿五、五五行也。廿五五五也，一百廿五五其廿五也。内除三同，如水水又水，火火又火之类，则去五行之纯者，只得一百廿也。其颂千有二百者，如《火珠林》法，毎一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日起，故有一千二百也。此某臆度之説。龟灼视其纹，与其烟纹曲者水，直者火，左斜者木，右斜者金，横者土。烟之蒙者为木，直上者为火，交互者为水，断续者为金，成片者为土。荆乃灼龟之木，爰契我龟，契应从锲，竟是鐡钻。用明火未开，视卜词而即以为袭吉者，盖方灼而龟即火起，谓之焦龟。版上有墨涂之，墨干谓之食墨，若不干钻火而灭，谓之不食墨，皆阴阳不合，大凶也。即不卜，若三卜总无焦、不食墨之状，即谓之袭吉。夫《易》论奇偶隂阳，卜论五行生尅。至京房则以卜搀入筮，而以甲乙等日占之，以青龙为木，白虎为金，朱雀为火，元武为水，而以勾陈、螣蛇为土，以合六画，是谓《火珠林》，则古法淆乱矣。古人最重筮，所谓“筮短龟长”者，筮分阴阳，尚浑沦些；至卜分五行，则细微极矣。然五行一阴阳也，未可遽分优劣。龟卜至汉文帝时尚用之，其后遂不见用，亦由孔子赞《周易》后，而龟遂诎。
古者占梦必参以天地阴阳，谓人感天地阴阳之气，于是乎有动于机而形于梦。夫天地之防，阴阳之气，变化于四时，不可睹也，故察之乎日月星辰而象见矣。如《春秋传》所载赵简子事，又《史记》宋元王梦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绣之衣，而乘辎车，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徳义，故来告诉。”召博士卫平问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时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防，▯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畱，斗柄指日，使者当囚，▯服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占梦之法也。噩，谓所梦可惊愕。此六梦者，致梦、奇梦、咸陟，皆有焉。问王之梦，而献其吉者，则凶者在所修省，可知【光坡】
周礼墓人为墓祭之尸，恐是祭土神，非祭墓中之人【自记】屋诛者，所谓纤剸于甸人也。盖公族不刑之于市耳。谓是门诛，大非。
尚书》伯禹作司空，而后契为司徒，是唐虞之官也。《王制》司空度地居民，而后司徒修礼明教，是夏殷之官也。《洪范》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殷官又其著者。帝王皆首司空，而周公独后之，何？盖与《易》以艮成终成始义合也。是故冡宰掌天，司徒掌地，兼总条贯，是二官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礼乐教，而实由司空之冨邦国，生万民而后教化行，则自冬而春，贞下起元之义也。礼以节之，乐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极其效不过欲老有所终，防有所长，黎民不饥不寒，矜寡孤独废疾者有养而已，则春生夏长秋收以至冬藏之义也。以此为终，而实王道之始；以此为始，而要其成，何以加兹？深哉！周公之意，岂有异于尧舜禹汤之心乎【光坡】
考工记》文字最妙，岂刘歆所能到？人不信《周礼》，遂将此书推与刘歆。近如阎百诗、黄梨洲辈，并将《周礼》亦推与刘歆。卑《周礼》失其平，不觉尊刘歆过其分矣。
古者做车，有舆人，有轮人，各耑其事。轮最重，古轮最圆，外边皆圆脊，行地不滞。今不圆，而外廓着地之木皆平方又用鐡，皆岨峿不平，故不稳贴。古一车四马，然既云脱骖，则三马亦可。又良马五之，则五马亦可。
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説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
译龟卜的方法已经失传。现在依据《周官》、《书经》的注疏拼凑推测，大致可以说明的是：龟甲的整体如同筮占中的卦象，龟甲的兆纹如同筮占中的爻象，龟卜的颂辞如同筮占中的卦辞。卦有六爻，仅包含三、一、五、二、二十五、三十一、一百二十五、五等五行之数。二十五即五个五，一百二十五即五个二十五。内部除去相同的，如水水又水、火火又火之类，去掉五行中纯粹相同的，只剩下一百二十。那有一千二百条颂辞的，如《火珠林》的方法，每一条都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日对应，所以有一千二百条。这是我主观推测的说法。灼烧龟甲观察其纹路，以及烟雾的纹路：弯曲的是水，笔直的是火，向左倾斜的是木，向右倾斜的是金，横向的是土。烟雾弥漫的是木，直上的是火，交错的是水，断续的是金，成片的是土。荆是灼烧龟甲的木材，“爰契我龟”中的“契”应该从“锲”，竟是铁钻。用明火尚未点燃，看着卜辞就认为是袭吉的，大概是因为刚灼烧龟甲就起火，称为焦龟。版上有墨涂上去，墨干了称为食墨，如果不干钻火而熄灭，称为不食墨，这都是阴阳不合，是大凶之兆。即使不占卜，如果三次占卜都没有焦龟、不食墨的状况，就称为袭吉。《易经》论述奇偶阴阳，卜法论述五行生克。到了京房则将卜法掺入筮法，并用甲乙等日占断，以青龙为木，白虎为金，朱雀为水，玄武为水，而以勾陈、螣蛇为土，来配合六画，这就是《火珠林》，那么古法就混乱了。古人最重视筮占，所谓“筮短龟长”，筮占区分阴阳，还比较浑沦；至于卜法区分五行，那就极其细微了。然而五行也就是阴阳，不能立刻区分优劣。龟卜到汉文帝时还在使用，其后就不再使用，也是因为孔子赞《周易》后，龟卜就屈居下风了。
古代占梦一定要参合天地阴阳，认为人感应天地阴阳之气，于是触动机枢而显现于梦境。天地的界限，阴阳之气，在四季中变化，看不见，所以观察日月星辰而形象就显现了。如《春秋传》所载赵简子的事，又《史记》中宋元王梦见一个男子，伸长脖子长着长头，穿着绣衣，乘坐辎车，说：“我作为江的使者去黄河，而幕网挡住了我的路，泉阳的豫且抓到了我，我不能离去。君王有德义，所以来告诉。”召博士卫平询问，卫平于是扶着式车起身，仰头看月光，观察北斗所指的方向，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观察吉凶，介虫先出现，于是对元王说：“现在时间是壬子，星宿在牵牛，河水大涨，江神相谋，汉水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的使者先来，白云壅塞汉水，万物都停留，斗柄指日，使者应当被囚禁，穿着绣衣乘坐辎车，它的名字叫龟。”元王急忙派人去询问并寻找。这都是用日月星辰占梦的方法。噩，是说所梦可惊愕。这六种梦，致梦、奇梦、咸陟，都有。询问元王的梦，而献上吉兆的，那么凶兆就在修省之中，可知。
《周礼》中墓人为墓祭之尸，恐怕是祭土神，不是祭墓中之人。屋诛者，所谓纤剸于甸人。大概公族不在市上受刑罢了。说是门诛，大错。
《尚书》中伯禹作司空，而后契为司徒，这是唐虞的官职。《王制》中司空度地居民，而后司徒修礼明教，这是夏殷的官职。《洪范》第四曰司空，第五曰司徒，殷官又特别显著。帝王都首列司空，而周公独独把它放在后面，为什么？大概与《易经》以艮卦成终成始的意义相合。因此冡宰掌天，司徒掌地，兼总条理，这两个官职包涵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礼乐教化，而实际上由司空富邦国，生万民而后教化施行，那么从冬到春，是贞下起元的意义。礼用来节制，乐用来和谐，政用来施行，刑用来防范，其效果不过想要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黎民不饥不寒，矜寡孤独的废疾者有供养罢了，那么春生夏长秋收以至冬藏的意义。以此为终，而实际上是王道的开始；以此为始，而要其成功，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深奥啊！周公的意思，难道与尧舜禹汤的心不同吗？
《考工记》文字最妙，难道是刘歆所能达到的？人不信《周礼》，于是将此书推给刘歆。近如阎百诗、黄梨洲等人，并将《周礼》也推给刘歆。贬低《周礼》失去公平，不觉尊重刘歆超过本分了。
古代造车，有舆人，有轮人，各自专司其事。轮最重要，古轮最圆，外边都是圆脊，行地不滞。现在不圆，而外廓着地的木头都是平方又用铁，都崎岖不平，所以不稳贴。古一车四马，然而既然说脱骖，那么三马也可以。又良马五之，那么五马也可以。
西洋人不可称为奇技淫巧，因为都是有用的东西，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
《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有，尧舜作。夸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匠的利用极其重要。
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説车辅人一篇尤要。▯定九先生云：「中庸説九经，必言来百工，而车尤难。工车中唯轮最妙，其行地者无多而轻利【以上《周礼】
译大。《周官》有一本《考工记》，其中全篇论述车辅人的部分尤其重要。〇定九先生说：“《中庸》讲九经，必定提到‘来百工’，而造车尤其困难。造车之中，只有轮子最为精妙，它接触地面的部分不多，却轻快便利【以上出自《周礼》】
周乐是四节一升歌三终，堂上人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用琴瑟和之，无他声。二笙入三终，堂下笙《南陔》《白华》《华黍》，亦无他声。三间歌三终，堂上歌《鱼丽》毕，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鱼》毕，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台》毕，堂下笙《由仪》。四合乐三终，堂上歌《关雎》《葛覃》《卷耳》，堂下笙《鹊巢》《采蘩》《采苹》，众乐器齐作，舞亦在此时而乐终矣。《书》戞击鸣球，一节恰是如此。」以咏是升歌，下管是笙入；笙镛以间是间歌，笙、笙钟、笙磬也，与笙相合者，镛、镛钟、镛磬也；与人声相合者，箫。《韶》九成，是合乐。箫乃舞者所执，与箾同。问王方麓《尚书日记》亦如此説曰：「正頼此心此理之同。」某节分《原道》，以为独见，张长史与某同解《离骚》「求女」为求贤，以为独见，而方灵臯与某同。
问古乐舞在何时？曰：其在合乐时乎？问合乐时，鹊巢、采蘩、采苹皆有词，亦可入笙耶？曰：可。但看如今之琴，无词者固多，然有词者何尝不可弹？问作乐时用律否？曰：不用律。以制乐器者，所谓王府则有也。律和声，亦是推本言之。如制钟，要中黄钟之律，即取黄钟之管以騐其声，十二律皆然。问八音要合十二律，毎音皆有十二器乎？抑一音一器即可备十二律之声乎？曰：革、木二者如何合十二律？惟钟磬备十二律之声，故乐以金石为宗。丝即一器中可备十二律，竹、匏一器中亦畧备，土便不能。革、木不过用以节之、止之耳。问堂上升歌固用金石矣，不知亦用鼔否？曰：用。如今之唱曲板也，如何不用？问升歌之瞽者是防人？曰：二人。
升歌笙入，间歌合乐，四节皆三终，是卿大夫乐。不知天子诸侯如何？只是以《鹿鸣》《四牡》《皇华》《文王》《大明》《绵》《清庙》《维天维清》皆三诗，观之恐亦三终也。大都卿大夫笙入用笙，天子诸侯则用管。故《诗》曰：「嘒嘒管声。」《书》曰：「下管鼗皷。」《而享礼》曰：「下管象舞。」《燕礼》曰：「下管新宫也。」升歌只有人声，琴瑟以钟磬节之，而他音皆止；笙入只有笙音，以钟磬节之，而他音亦止。天子诸侯于笙入时用管，至间歌合乐则仍用笙，不用管。
问：升歌、笙入、间歌，都有诗章名目，至合乐时舞，不知所舞何诗？曰：经无明文。既云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采蘩》，想舞亦应舞此。
伯叔自期而下，便至小功，无大功。朱子以为《开元礼》之误，非也。丧以期断，父斩衰三年，祖期年，皆加隆之服。惟祖加隆为期，故同祖之伯叔亦期。若同曽祖之伯叔，则本服原止宜五月。自祖至髙祖，皆直上。直上者，皆齐衰，但月数不同，不得称为缌功。伯叔皆旁列，旁列者依大功、小功、缌麻而为服。平常人服十五升布，次而缌麻，次而小功，次而大功，次而齐斩。八十缕为一升，以经言也。
古人衣服吉凶不分，顔色而分粗细。缌麻与▯衰与常服一样，皆十五升。锡衰缌麻练麻【沤洗也】而不练布。常人所用，未织布之先练麻，既织布之后又练布，总欲其熟而白也。
北首，南首，死者称首，不称靣。若称靣，是脚对人，故不可也【自记】
揖，即肃拜。《春秋传》敢肃使者【自记以上，《仪礼】
圣人説「疑思问」，如何？《礼记》又説「疑事毋质」，盖谓必不能知之事，如四海之外，存而不论者耳。举之以质，是有意穷人也。客絮羮，主人辞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辞以窭。若主人如是为辞，岂不是羞客意？此二句是解上文，恐主人愧不能亨及窭也。古人文字简，「辞」字是解作「避」字。
子夏、子游以文学称，其为文简练琢磨，调法俱备。子夏《仪礼》传髙似，公谷有力量，公谷皆其门人。子游文虽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见。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尊子游处，以为子游之徒，理或然也。《檀弓》文有姿致，子夏比之，又觉简质而劲，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
译周代的乐舞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唱三遍。第一阶段是升歌，堂上的人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用琴和瑟来伴奏，没有其他乐器的声音。第二阶段是笙入，堂下的人吹奏笙，演奏《南陔》《白华》《华黍》三首曲子，也没有其他乐器的声音。第三阶段是间歌，堂上唱完《鱼丽》，堂下就吹奏《由庚》；堂上唱完《嘉鱼》，堂下就吹奏《崇丘》；堂上唱完《有台》，堂下就吹奏《由仪》。第四阶段是合乐，堂上演唱《关雎》《葛覃》《卷耳》三首诗，堂下吹奏《鹊巢》《采蘩》《采苹》三首曲子，各种乐器一起演奏，舞蹈也在这个时候进行，乐舞至此结束。《尚书》中说的“戞击鸣球”，指的就是第一阶段的情形。所谓“以咏是升歌”，是指用歌唱来配合升歌；“下管是笙入”，是指堂下吹笙；“笙镛以间是间歌”，是指笙与镛钟、镛磬相间演奏，与笙相配合的是镛钟、镛磬；与人声相配合的是箫。《韶》乐演奏九遍，这就是合乐。箫是舞者手持的乐器，与“箾”相同。问：王方麓在《尚书日记》中也这样解释说：“正是依靠这心与理的共同之处。”某人在《原道》中分节，认为是独到的见解；张长史与某人同样将《离骚》中的“求女”解释为求贤，认为是独到的见解，而方灵臯也与某人看法相同。
问：古代的乐舞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回答说：大概是在合乐的时候吧？问：在合乐的时候，《鹊巢》《采蘩》《采苹》都有歌词，也可以吹笙伴奏吗？回答说：可以。看看现在的琴，没有歌词的固然很多，但有歌词的难道就不能弹奏吗？问：制作乐器时使用律吕吗？回答说：不使用律吕。用来制作乐器的，就是所谓的王府中有的那些。律吕用来调和声音，这也是推究根本的说法。比如制作钟，要符合黄钟的律，就取黄钟的管来验证它的声音，十二律都是这样。问：八音要符合十二律，每种音都有十二种乐器吗？还是每种音一种乐器就能具备十二律的声音呢？回答说：革、木这两种如何能符合十二律？只有钟和磬具备十二律的声音，所以音乐以金石为根本。丝类乐器在一件乐器中就可以具备十二律，竹、匏类乐器在一件乐器中也大致具备，土类就不能了。革、木不过是用来节制、停止节奏罢了。问：堂上唱升歌固然使用了金石乐器，不知道是否也使用鼓？回答说：使用。就像现在唱曲用的拍板一样，怎么能不使用呢？问：唱升歌的盲人乐师是两个人吗？回答说：是两个人。
升歌、笙入、间歌、合乐，四个阶段各唱三遍，这是卿大夫的乐舞。不知道天子、诸侯是怎样的？只是从《鹿鸣》《四牡》《皇华》、《文王》《大明》《绵》、《清庙》《维天维清》都是三首诗来看，恐怕也是三遍。大抵上，卿大夫在笙入时使用笙，天子、诸侯则使用管。所以《诗经》说：“嘒嘒管声。”《尚书》说：“下管鼗鼓。”《而享礼》说：“下管象舞。”《燕礼》说：“下管新宫。”升歌只有人声，用琴瑟和钟磬来节制节奏，其他声音都停止；笙入只有笙的声音，用钟磬来节制节奏，其他声音也停止。天子、诸侯在笙入时使用管，到了间歌和合乐时仍然使用笙，不使用管。
问：升歌、笙入、间歌都有诗章的名称，到了合乐时跳舞，不知道跳的是哪首诗？回答说：经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既然说是合乐，《关雎》《葛覃》《卷儿》《鹊巢》《采苹》《采蘩》这些诗，想跳舞也应该跳这些。
伯叔父从期年（一年）以下，就直接到了小功，没有大功。朱熹认为这是《开元礼》的错误，其实不对。丧服以期为断限，父亲斩衰三年，祖父期年，都是加重礼节的丧服。只有祖父加重礼节为期年，所以同祖父的伯叔父也服期年。如果是同曾祖父的伯叔父，那么本来的丧服原本只适宜五月。从祖父到高祖，都是直系长辈。直系长辈，都服齐衰，只是月数不同，不能称为缌麻。伯叔父都是旁系亲属，旁系亲属依据大功、小功、缌麻来服丧。平常人穿十五升的布，其次是缌麻，再次是小功，再次是大功，再次是齐衰、斩衰。八十缕为一升，这是根据经书说的。
古人的衣服吉凶不分，颜色而分粗细。缌麻与齐衰与常服一样，都是十五升。锡衰、缌麻、练麻【沤洗】而不练布。常人使用的，在织布之前练麻，织布之后又练布，总是要让它熟而且白。
北首、南首，死者称首，不称面。如果称面，就是脚对着人，所以不可以【自记】。
揖，就是肃拜。《春秋传》说“敢肃使者”【自记以上，《仪礼》】。
圣人說“疑思问”，怎么样？《礼记》又说“疑事毋质”，大概是指一定无法知道的事情，比如四海之外，存而不论罢了。提出来去质问，是有意要穷尽别人的意思。客人絮羹，主人推辞说不能煮熟；客人歠醢，主人推辞说因为贫穷。如果主人这样推辞，岂不是羞辱客人的意思？这两句话是解释上文，恐怕主人因不能煮熟和贫穷而感到羞愧。古人文字简略，“辞”字是解释作“避”字。
子夏、子游以文学著称，他们的文章简练琢磨，调法俱备。子夏的《仪礼》传高似，公羊、谷梁有力量，公羊、谷梁都是他的门人。子游的文章虽然不可考，以子夏来推测，也可以想见。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崇子游的地方，认为是子游的徒弟，道理或许如此。《檀弓》的文章有姿致，子夏相比，又觉得简质而劲，这便是南北文字分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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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尚左，兵事、防事始尚右。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此二句难説。古人先祭于室，则拜者西向，自以南方为上；及祭于堂，则拜者北向，自以西方为上，皆尚左也。东向、南向竝无此行礼之处。或者太祖在室东向矣，而行礼者西向，则以南方为上；太祖在堂南向矣，而行礼者北向，则以西方为上。或问：古人若尽尚左，则楚人尚左，襟皆左，又似单为楚人所尚？曰：是言军事应尚右，而楚人仍尚左也。夫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可见防事亦尚右。
译古人崇尚左侧，但军事和防备事务则开始崇尚右侧。面向东或面向西时，以南方为上；面向南或面向北时，以西方为上。这两句话难以解释。古人先在室内祭祀，那么行礼的人面向西，自然以南方为上；等到在厅堂祭祀，那么行礼的人面向北，自然以西方为上，这都是崇尚左侧的表现。面向东和面向南，并没有这种行礼的位置。或许太祖在室内面向东，而行礼的人面向西，就以南方为上；太祖在厅堂面向南，而行礼的人面向北，就以西方为上。有人问：如果古人全都崇尚左侧，那么楚国人崇尚左侧，衣襟都向左掩，这难道似乎是唯独楚国人所崇尚的吗？回答说：这是说军事应当崇尚右侧，而楚国人仍然崇尚左侧。孔子在姐姐丧礼上，拱手行礼时崇尚右侧，可见防备事务也崇尚右侧。
朱子谓申生当辨而走，申生所处虽未必合于中庸，但不害其为孝子，此不须论。
曽子易箦，此本小事，不过人送一席等间铺着，有人説此是大夫之席，曽子即易之。临死时如此，可见圣贤学问精宻。如平时有人説，自然亦如此。朱子所谓不欲为己甚，而黾勉以受其赐，至死生之际则又有异者，乃因问者支离，朱子随所问必辨到是处耳。看书似此类，不必多着语言。
王制，当是殷制，故其通篇次叙，恰与洪范八政相符。想禹当年锡洛叙畴之后，一切规模制度，都从此出。所以禹贡中，山川田赋数皆用九。殷人承之，因于夏礼，所谓缵禹旧服者也。则夏制疑亦仿此。直至文王演易，画出后天图来，其后周家六官，遂从天地四时起义，非复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防之序矣。然賔、师二者，洪范次于后，而王制居前。王制所以定立国规模，非洪范立教垂训之比。賔、师乃国事之尤大者，故先之【清植】
毎尝以为古人四术之教，比之今人经史之学，工夫较省。今思之不然。礼乐二者，条件正多。不学操缦，不能安▯。先要将正乐学防了，又要将九夷八蛮、琵琶箜篌之类无所不学，然后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先要将正诗学防了，又要将秦楚赵代之歌、民謡巷讴无所不晓，然后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要先将正礼学过，又要将一言一动、猥杂琐碎节目之详无所不习，然后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学固要志道、据徳、依仁，能是矣，又要游艺。如此条目节次，终身固有不能尽者。所谓安者，不曽经过，未免疑惑。如人走路，已知正道，若不将旁路岐径皆曽走过，有人言从某路走，又比大路好些，心里未免疑惑。唯走过了，才知他或险僻或迂曲，不若正路之坦易。如在道上赶贼，正路赶不上，就知道他从那一条小路上去了，不然不知也。
日星从天而属阳，四时日星所经也。山川从地而属阴，五行山川所主也。然五行之气，实上播乎四时之间，如雷风云雨霜露之感遇，聚防无非山川所风雨。蔡传皆作比喻言，其实此数句班孟坚説得好。班云：日为寒温，月为风雨，人事变于下，天道应于上，故云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星有好风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者，日永星火，非燠乎？日短星昴，非寒乎？下文冬夏即燠寒也。蔡传以四有字相配，而以月之从星二句另説，故差。班孟坚以星好风好雨另説，而以下文两则字相配，便明白。的确，寒温皆日主之，风雨从地起，故月主之。但看潮汐全应月，蛤蚌之类皆以月之盈亏为肥瘦。海中飓风起，定在六月十二，却不应节气。只是孟坚尚不细腻，有冬有夏，如何嵌一月字在内？盖寒燠虽因日之逺近，而月亦有分，月去人最近，如冰轮在头顶上，故日北陆则杀其暑，南陆则益其寒，所以不单言日行至风雨，则全是月主之。问：「人事变于下，天道应于上」二句何所指？曰：此本言庶征也。日月之行，经历星之好寒者则为冬，倘当寒而燠，是必人事之变；日月之行，经历星之好燠者则为夏，倘当燠而寒，又必人事之变。月从星郁，五行之精，地所载之神气，然皆应天之时，与之同流。故天虽有春夏秋冬之四时，而所以化生万物者，亦不离乎风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于四时，是天地阴阳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阴精阳气防于太虚而成象，生之谓也。古今説者皆谓月在天，星日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调和斟酌乎阴阳者，故曰「月以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阳之施；其阙也三五，以毓阴之孕【光坡】
天秉阳，一段是圣人极至之论。朱子以「和而后月生」句为疑，谓难道阴阳不和，月便不生？然考《尧典》四仲，亦只説日星，不説月。后靣谗説「以闰月定四时成歳」，便是将月另説厯法。至近来西洋人愈讲得精宻，但他只讲得厯法，不知厯理。如何比得天地以为本，四时以为柄，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神以为徒？防句説得精，月字亦
译朱熹说申生应当辩白后逃走，申生所处的环境虽然未必符合中庸之道，但不妨碍他成为孝子，这不需要讨论。
曾子更换席子，这本是小事，不过是别人送了一张席子铺着，有人说这是大夫用的席子，曾子就换掉了。临终时如此，可见圣贤学问精密。如果平时有人说，自然也会这样。朱熹所说的“不欲为己甚，而黾勉以受其赐”，到了生死关头则又有不同，这是因为提问者支离破碎，朱熹随其所问必定辨析到恰当之处罢了。读书像这类情况，不必多用言语。
《王制》应当是殷代的制度，所以它通篇的次序，恰好与《洪范》八政相符。想当年大禹锡命洛书、叙述九畴之后，一切规模制度，都从此产生。所以《禹贡》中，山川田赋的数目都用九。殷人继承它，沿袭夏礼，所谓“继承大禹旧服”就是这样。那么夏代的制度大概也仿效这个。直到文王推演《易经》，画出后天图来，其后周家六官，便从天地四时立义，不再是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的次序了。然而“宾”、“师”这两项，《洪范》排在后面，而《王制》排在前面。《王制》是为了确立立国的规模，不是《洪范》立教垂训可比。“宾”、“师”是国家事务中尤其重大的，所以放在前面【清植】
我常认为古人四术的教育，比起今人经史的学习，工夫较省。现在想想不然。礼乐这两项，条件正多。不学操缦，就不能安于弦乐。先要将正乐学好了，又要将九夷八蛮、琵琶箜篌之类的无所不学，然后能安于弦乐。不学博依，就不能安于诗。先要将正诗学好了，又要将秦楚赵代之歌、民谣巷讴无所不晓，然后能安于诗。不学杂服，就不能安于礼。要先将正礼学过，又要将一言一动、琐碎细节之详无所不习，然后安于礼。不兴起其艺，就不能乐于学。学习固然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能这样了，又要游于艺。如此条目节次，终身固然有不能穷尽的。所谓“安”，不曾经过，未免疑惑。如人走路，已知正道，如果不将旁路歧径都走过，有人说从某路走，又比大路好些，心里难免疑惑。只有走过了，才知道它或险僻或迂曲，不如正路平坦容易。如在道上追赶贼人，正路赶不上，就知道他从哪一条小路上去了，不然就不知道。
日星从天而属阳，四时是日星所经历的。山川从地而属阴，五行是山川所主管的。然而五行之气，实际上上播于四时之间，如雷风云雨霜露的感应相遇，聚散无非是山川所风雨。蔡传都当作比喻说，其实这几句班孟坚说得最好。班孟坚说：日为寒温，月为风雨，人事变于下面，天道应于上面，所以说日月运行，则有冬有夏；月跟随星，则以风雨。星有好风好雨的，也有好燠好寒的，日长星火，不是燠吗？日短星昴，不是寒吗？下文冬夏就是燠寒。蔡传用四个“有”字相配，而将“月之从星”两句另说，所以有偏差。班孟坚将星好风好雨另说，而以下文两个“则”字相配，就明白了。确实，寒温都由日主管，风雨从地起，所以由月主管。但看潮汐完全应和月亮，蛤蚌之类都以月亮的盈亏为肥瘦。海中飓风兴起，定在六月十二，却不相应节气。只是孟坚尚不细腻，“有冬有夏”，如何嵌入一个月字在内？盖寒燠虽因日的远近，而月也有分，月离人最近，如冰轮在头顶上，所以日在北陆则杀其暑，在南陆则益其寒，所以不单说日行至于风雨，则全是月主管的。问：“人事变于下，天道应于上”两句指什么？答：这本来是说庶征的。日月运行，经历星的好寒者则为冬，倘若当寒而燠，这一定是人事的变故；日月运行，经历星的好燠者则为夏，倘若当燠而寒，又一定是人事的变故。月从星郁，五行之精，地所承载的神气，然而都应和天时，与之同流。所以天虽然有春夏秋冬四时，而用来化生万物的，也不离开风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于四时，这是天地阴阳的和合。和合所以月生焉，阴精阳气聚于太虚而成象，生之谓也。古今解说者都说月在天，星日之下，而居地之上，它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用来调和斟酌阴阳的，所以说“月以为量”也。它的盈是三五，以受阳的施；它的阙是三五，以毓阴的孕【光坡】
天秉阳，一段是圣人极至的论述。朱熹以“和而后月生”句为疑，说难道阴阳不和，月就不生吗？然而考察《尧典》四仲，也只说日星，不说月。后面谗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便是将月另说历法。至近来西洋人讲得愈精密，但他们只讲得历法，不知历理。如何比得上以天地为本，四时以为柄，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的论述？几句说得精，月字亦
不与日星同説。此皆圣贤实实知道，故如此的确説出。《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之好风者，当风而不风，与不当风而风；从星之好雨者，当雨而不雨，与不当雨而雨，亦皆人事之变。」上言雨▯寒燠风，此言冬即寒，夏即燠，风雨即上风雨，不言旸者，不风雨则皆旸，不必説也。月在天地阴阳之间，所以説「和而后月生」。説他在天，他去地极近，全管地下的事；説他在地，他又与日星为类，而名三光；説他是阳，他却体质全是魄；説他是阴，他却受日之光，亦能乆照。三五而盈，从阳也；三五而阙，从阴也。问如何是「月以为量」？曰：「以闰月定四时成歳，以此为度量。」日大暑热，他以冷气节宣之；夜至幽，他受阳光照临之，亦为之剂量也。问如何是「▯神以为徒」？曰：如《易》中水火山泽雷风皆是天之材料，各有职掌，然使各各不相照顾，岂复成天地？惟中间有帝为之主宰，便都聮成一个，所以水火相济，山泽通气，屈伸往来，变化流行，皆▯神也。如国家六曹各有经管，总是替人主办事。如耳目鼻口手足都是人之材料，然有心在，众皆禀令，便聮成一个，去此便不成物，事故曰「▯神以为徒」。
译不与日星一同解说。这都是圣贤确实知晓，所以如此确切地讲出。《洪范》说：“星有好风的，星有好雨的，日月运行就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星，那么跟随好风之星的，应当刮风却不刮风，与不应当刮风却刮风；跟随好雨之星的，应当下雨却不下雨，与不应当下雨却下雨，也都是人事的变化。”上文讲雨、寒、暑、风，这里讲冬就是寒，夏就是暑，风雨就是上文的风雨，不讲晴天，因为不下风雨就都是晴天，不必说了。月亮在天地阴阳之间，所以说“和而后月生”。说他在天，他离地极近，完全掌管地下的事；说他在地，他又与日星同类，而称为三光；说他是阳，他的体质却全是魄；说他是阴，他却接受日的光，也能长久照耀。十五天而满，是顺从阳；十五天而缺，是顺从阴。问什么是“月以为量”？回答说：“用闰月来定四时而成岁，以此作为度量。”白天大暑炎热，他用冷气来调节；夜晚至暗，他接受阳光照耀，也起到调节的作用。问什么是“〇神以为徒”？回答说：如《易经》中的水、火、山、泽、雷、风都是天的材料，各有职掌，然而如果各自不相照应，难道还能形成天地吗？只有中间有帝作为主宰，才都联结成一个整体，所以水火互相济助，山泽气息相通，屈伸往来，变化流行，都是〇神。如同国家六部各有管辖，总是替君主办事。如同耳、目、鼻、口、手、足都是人的材料，然而有心在，众器官都禀受命令，便联结成一个整体，去掉它就不成其为物，所以说“〇神以为徒”。
天秉阳，一段极精。以阳属天，日星从之；阴属地，曰窍于山川，则风雨从之。故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雷，千里不同风。地之为也，金木水火土虽皆从地，然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故曰播于四时，问和而后月生。不似先有日星而后有月乎？曰：「却不可如此説，特语势自然如此耳。」
乐记》人生而静一段，眞是千圣传心之要典。与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浑含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刻画透露【自记】
七情不如言，喜怒哀乐分属四时，整齐细思之，亦有理。喜木，怒金，爱火，恶水，各配一行。土有两欲，在季夏；惧在季冬。水亦有两，恶与哀也【自记】
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故祭之。明日有绎，今人甫祭毕而诚意怠散，不知此理故也【自记】
自汉以来，相沿説诸侯不得祭始祖，大夫不得祭髙祖。至程子毅然反之，以为此古礼之散失也。圣人却不如此：走兽知母而不知父，飞鸟知父母而不知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也。防祭一也，服制五服，而祭不得及四代，于情理不顺。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适士二，官师一者，庙数不同耳。自大夫以下，合并祖考之位于三庙、二庙、一庙而祭之，非一主占一庙而不及祖曽髙及始祖也。其等级隆杀，以庙制品物，分尊卑贵贱耳。卑贱亦人也，独禁之不得亲其祖，此岂所以令民徳归厚之道？此语大有识见，所以司马温公称其有制礼乐之才，不诬也。朱子亦如此説。若谓大夫便无太祖，《诗经》何以有「南仲太祖」之称？朱子先依程子行礼，后复心歉，又止祭四代。然细思程子之説可从。若庶民之家，即茅屋祭其始祖，固自无害于礼法也。
深衣之制，上衣下连裳，邪幅杀缝，盖省裳也。古时衣短不掩裳，故朝衣与裳相接处有芾，以蔽而聮之。朱子曰：「祭服谓黻，朝服谓鞸。」至明武宗时，蔡虚斋为江右提学，朝寜王他官皆着芾，虚斋独不芾，曰：「不可与朝天子同也。」芾即黻与鞸也。古人内着衷衣甚长，外裳外黼，外朝衣甚短，显芾与裳也。
上己非上已，或谓近代有称地支者，不知上丁、上辛、上已皆是天干取柔日，惟为天干，故一月之内各有上、中、下。若地支，则上、中、下间有不备者矣。
礼记》陈澔注，不如郑康成逺甚。郑是将全部书读熟，前后有照应。陈注后忘前，前忘后，都相碍。《礼记》注疏最好【以上礼记】
榕村语录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五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一
古史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自记】
圣人删述六经，都是一以贯之。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词，直是圣人胸中权衡，丝毫不差。游夏等下笔，便恐不能不错，柰何？
观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则知赞易定礼乐。游夏尚能爲助。至《春秋》门弟子以爲可存者，夫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裁决精到，非游夏所能与。
孔子作《春秋》，一笔写成。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两则字，见他快人情天理。歴代礼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圣人用功，却在《大易》，看韦编三絶，可见。
春秋最是难看，无一防文采，不过几个字眼颠倒用得，的确便使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数之可了。这几个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遂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理。
论语》有十数章，便是《春秋》义例，如《八佾》、《雍彻》、《陈恒》、《司败》、《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爲卫君》之类，不独大义朗然，卽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如臧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不直，举其小，皆是。别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
译上天禀受阳气，极其精纯。将阳归属于天，太阳和星辰随之运行；阴归属于地，其气窍通于山川，则风雨随之变化。所以十里之内雨水不同，百里之内雷声不同，千里之内风向不同。大地的作用，金、木、水、火、土虽然都源于地，但形体具备于地，而气却运行于天。所以说（五行之气）播散于四季，阴阳调和而后月亮生成。这不像是先有太阳星辰而后才有月亮吗？回答说：“不能这样理解，只是语势自然如此罢了。”
《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这一段，真是历代圣贤传承心法的要典。它与虞舜朝廷的十六字心传相同，“人心”与“道心”四个字浑融含蓄、精微奥妙，“天理”与“人欲”四个字刻画入微、透彻显露【自记】
七种情感不如言语表达，喜、怒、哀、乐分别对应四季，仔细整齐地思考，也有道理。喜对应木，怒对应金，爱对应火，恶对应水，各自配属一行。土对应两种欲望，在季夏；惧对应水，在季冬。水也对应两种，即恶与哀【自记】
正因为不忍心它们忽然消散，所以举行祭祀。第二天有绎祭，现在的人刚祭完诚意就懈怠消散，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自记】
自汉代以来，沿袭的说法是诸侯不得祭祀始祖，大夫不得祭祀高祖。到了程子毅然反对此说，认为这是古礼散失的结果。圣人却不这样：走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飞鸟知道父母而不知道祖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此。丧祭的原则是一致的，服制有五等，但祭祀不能上溯四代，这在情理上不顺。所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只是庙的数量不同罢了。自大夫以下，将祖考的牌位合并于三庙、二庙、一庙中祭祀，并不是一个牌位占一座庙而不及于祖、曾、高及始祖。其等级的隆盛与减杀，是通过庙制来规定祭品的品类，区分尊卑贵贱罢了。卑贱的人也是人，唯独禁止他们亲近祖先，这难道是使民风归于淳厚的道理吗？这话很有见识，所以司马光称他有制定礼乐的才能，并不虚假。朱熹也这样说。如果说大夫就没有太祖，《诗经》为什么有“南仲太祖”的称呼？朱熹先前依照程子的说法行礼，后来心里又觉得歉疚，又只祭祀四代。然而仔细思考，程子的说法是可以采纳的。如果是庶民之家，即使在茅屋中祭祀始祖，本来对礼法也没有妨害。
深衣的形制，上衣下连裳，斜幅裁缝，大概是省去了裳。古时衣服短不遮盖裳，所以朝服与裳相接处有芾，用来遮蔽并连接它们。朱熹说：“祭服称为黻，朝服称为鞸。”到了明武宗时，蔡虚斋任江右提学，朝见宁王时其他官员都穿着芾，只有虚斋不穿芾，说：“不能与朝见天子相同。”芾就是黻和鞸。古人内穿衷衣很长，外穿裳和黼，外穿朝衣很短，显露出芾和裳。
上巳不是上已，有人说近代有称呼地支的，不知道上丁、上辛、上巳都是取天干中的柔日，正因为是天干，所以一个月之内各有上、中、下。如果是地支，那么上、中、下之间就有不齐全的了。
《礼记》陈澔的注，远不如郑康成。郑康成是将全书读熟，前后有照应。陈澔的注后忘前，前忘后，互相妨碍。《礼记》的注疏最好【以上关于礼记】
榕村语录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五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一
古代史书只记载月日，没有以时记载的。只有鲁国的旧史，名叫《春秋》。大概鲁国的史书记事是以时为准吧【自记】
圣人删述六经，都是一以贯之的。《春秋》连子游、子夏都不能增添一字，完全是圣人胸中的权衡，丝毫不差。子游、子夏等人下笔，恐怕难免出错，怎么办？
该用笔就用笔，该删削就删削。子游、子夏不能增添一字，就知道他们容易制定礼乐。子游、子夏尚且能有所帮助。至于《春秋》，门弟子认为可以保留的，夫子却删去；认为可以删去的，却保留下来。裁决精当，不是子游、子夏所能参与的。
孔子作《春秋》，一笔写成。所谓“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两个“则”字，显示出他顺应人情天理。历代礼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圣人的用功，却在《大易》，看“韦编三绝”就可以知道。
《春秋》最难看懂，没有一处文采，不过是几个字眼颠倒使用，确实使得万世的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于义理的精微，无非是自然的法则。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一数就完了。这几个字，忽然这样用，忽然不这样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于是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
《论语》有十几章，就是《春秋》的义例，如《八佾》、《雍徹》、《陈恒》、《司败》、《子文》、《冉子退朝、《正名为卫君》之类，不仅大义朗然，即使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比如臧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的不直，举其小，都是如此。其他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