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二十七
，上农夫不过食九人，何以授糈诏禄至有千石万石者？岂非不均之甚？却是理当如此，其功徳足以及人也。《易》云：“养贤以及万民”，必养贤而后及民，只是徳要与爵称。小徳役大徳，小贤役大贤。若下犯上，少陵长，小加大，贱陵贵，当下便是无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挟者县令之势；县令所挟者府道之势，由是而藩臬而督抚，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灵耳。
译上等农夫供养的人不超过九个，为什么授予粮食和俸禄的人竟有千石、万石的呢？这难道不是极度的不平均吗？然而理当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功德足以惠及他人。《易经》说：“供养贤人进而惠及万民”，必定是先供养贤人然后才能惠及百姓，只是德行要与爵位相称。德行小的服侍德行大的，贤能小的服侍贤能大的。如果下级冒犯上级，年少欺凌年长，小的压制大的，卑贱欺凌尊贵，当下就是没有王法。典史能够治理百姓，凭借的是县令的权势；县令凭借的是知府、道台的权势，由此而上到布政使、按察使再到总督、巡抚，之所以如此，都是奉行天子的威德罢了。
福建大吏又请开捐实仓，殊觉不必。大槩事不从根本上做，只从半中腰做起，便不见其利，只见其害。如今地方仓谷大半都为官吏侵盗，那移且福建潮湿，实在浥烂亦有之。既至亏空，私行摊派，上司借端盘查，需索使费，层累申咨，部行驳诘，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总督又因海贼之故，请禁海上捕鱼之船。不知如今海贼不比当年郑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坛、南澳、厦门、台湾诸岛，皆是官兵驻札，海贼无驻足处，其行劫不过如陆地之贼，偶然盗窃耳。陆地之贼何尝断？何独异于水贼？且渠辈仍在岸上居住，何尝以海为家？如文官留心查访安挿，武官设法捜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闽广小民以捕鱼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业。况渔船不行，则所行者唯贼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许良民夜行，行者独强盗与伙盗之营兵而已。当年迁海禁海，使百万无辜室庐田产荡然不存，饥寒流离而死者不可胜数。其实海贼一切铜铁硝黄，何所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是，但许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通海，而不许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尝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讲求任用好人，一切疎节濶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様様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论语·尧曰》章，能得几行？书直是说尽。
圣人为政，惠而不费。不要百姓感恩，但存望报之心，便有限了。岂必望报？心里记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无成，而代有终，坤之含章是已。即君亦不宜自张其功，一有功绩恩徳，欲人见之、知之，便不精不纯。耕者吾田，凿者吾井，帝力于我何有？羣龙无首，不言所利，皆是此意。天下平，万国寜，平寜而止，无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说无过，而重改过。故顔子不▯，成汤不吝。凡恶人直言敢谏者，欲以动无过举自髙也，适以得愎谏言，莫予违之名，而不知受谏改过，为圣贤至髙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称改过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于逺游之后；秦穆思一个臣，发于败殽之余；汉武轮台之诏，感于穷兵殃民之末。圣贤儒先，皆矜重而录之。管仲谓小白惕而有大虑，知所惕惧，便是图治之根本。及葵丘之防，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国，惕之意怠矣。
立国以民为邦本，固是。但中间士大夫一层，却要▯人君不与民接。如大帅令将弁，将弁令士卒，便可联如臂指。恩信不及于将弁，到得有变，而望士卒越将弁而卫大帅，亦仅矣。故养贤以及万民，乃一定之理。
古圣贤心热无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乱，就是得几年，人物安育，风俗醇美，亦乐莫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梦奠两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数过时可舍，予其谁？无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运，孔子当之而已。为见知圣贤，皆无先存一教后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读书人须看得宇宙间事皆我分内才好，郡国立学多方培养，不过要培养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当官尽职乃分内事，非为君也。乡人有新制一服者，其子索之不与，乃曰：“父不以此服见予，欲儿为父读书不可得也。”乡里传以为笑。今人以做好官为为君，与此何异？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専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时务，方才做得些事。古今只是一様，不是两截。不知时务，算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时务。做事全要推功让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多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即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时虽哄得人，过后便消灭无余。
既为大臣，顾不得情靣
译福建的高级官员又请求开捐以充实粮仓，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大概事情如果不从根本上去做，只从中间着手，就看不到它的好处，只看到它的害处。如今地方的粮仓谷物大半都被官吏侵吞盗取，况且福建气候潮湿，粮食确实也有受潮腐烂的情况。既然已经出现亏空，就私下摊派，上司借机盘查，索取贿赂费用，层层上报请示，朝廷驳斥诘问，文书繁杂冗乱，生出许多事端，而祸害最终都归于百姓。倒不如暂且听其自然。总督又因为海贼的缘故，请求禁止海上的捕鱼船只。不知道如今的海贼不像当年的郑成功等人有巢穴，沿海如舟山、海坛、南澳、厦门、台湾等岛屿，都是官兵驻扎的地方，海贼没有立足之处，他们的抢劫不过像陆地上的盗贼一样，只是偶尔盗窃罢了。陆地上的盗贼何曾断绝过？为何唯独对水贼另眼相看？况且他们仍然居住在岸上，何曾以海为家？如果文官留心查访安置，武官设法搜捕，只要抓获一两个首领，就可以平息事态。闽广地区的百姓以捕鱼为生，一旦禁止，百姓就会失业。况且渔船不行，那么航行的就只剩下贼船了，就像禁止夜间出行一样，不许良民夜间行走，行走的就只有强盗和伙同盗贼的营兵罢了。当年迁海禁海，使得百万无辜百姓的房屋田产荡然无存，因饥寒流离而死的不可胜数。其实海贼所有的铜铁硝黄，哪里没有？通海的正是耿精忠、王进功、营官、狡猾的官吏、贪婪的士兵、奸诈的百姓，只允许耿精忠、王进功、营官、狡猾的吏员、贪婪的士兵、奸诈的百姓通海，而不许良民下海，这有什么益处呢？目前的法令禁令何尝不齐全？而不肯奉行法令的，是官员，不是百姓。如今只要讲求任用好人，一切疏阔大略，自然就能惠及百姓了。
治理天下，样样都应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商汤说：“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身上。”周武王说：“作为君主，作为师长，有罪无罪，都在于我。”天下谁敢超越他的意志？一个人横行于天下，武王以此为耻。有这样的胸怀，就可以算是圣人。《论语·尧曰》篇，能读懂几行？《尚书》简直说尽了。
圣人执政，施恩惠而不耗费。不要百姓感恩戴德，只要存有期望回报的心思，就有限了。难道一定要期望回报吗？心里存有这种念头，就会坏事。
臣子的道理没有成就，而世代有终结，这正是《易经》坤卦含章的意思。即使是君主也不应当自我张扬功绩，一旦有功绩恩德，想要别人看见、知道，就不精不纯了。耕种的是我的田地，开凿的是我的井，帝王的威力对我有什么呢？群龙无首，不言所利，都是这个意思。天下太平，万国安宁，太平安宁就止步于此，没有其他神妙之处，天地也是如此。
人有不善之处，一旦能够羞愧警惕，就不可限量。古人不说没有过错，而重视改正过错。所以颜回不贰过，成汤不吝惜改过。凡是恶人直言敢谏的，想要以此打动没有过错、自视高尚的人，反而得到了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无人敢违抗的名声，却不知道接受劝谏改正过错，是圣贤最高尚的行为，而普通人难以企及。自古以来称赞改过之善的，周穆王作《甫刑》，是在远游之后；秦穆公思念一位臣子，是在崤山战败之余；汉武帝颁布轮台诏，是在穷兵黩武殃及百姓之后。圣贤儒先，都珍重而记录这些事迹。管仲说小白警惕而有大谋略，知道警惕畏惧，就是图治的根本。等到葵丘会盟，稍微有些震怒矜持，叛变的就有九国，警惕的意思懈怠了。
立国以百姓为邦本，固然不错。但中间士大夫这一层，却要防止君主不与百姓直接接触。就像大帅命令将弁，将弁命令士卒，就可以像臂指一样连贯。恩信达不到将弁，等到有变故，而指望士卒越过将弁来保卫大帅，也太难了。所以养贤以及万民，是一定的道理。
古代圣贤内心无比热忱，明知天下不能永远春天而不秋天；永远治理而不混乱，就是得到几年，人物安顿养育，风俗醇厚美好，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孔孟所不能一日忘记的，孔子直到梦见自己躺在两楹之间，还想着明王；孟子说数过时可舍弃，我还能依靠谁？没有一刻忘记世事，直到年老才悟出五百年的气运，孔子已经担当了。因为知道圣贤，都没有事先存有教化后世的意思，在他们胸中。
读书人必须看得宇宙间的事都是我分内的事才好，郡国立学多方培养，不过是要培养出这种心意。
古人出仕是为了救民，当官尽职是分内的事，不是为了君主。乡里有个人新做了一件衣服，他的儿子索要他不给，于是说：“父亲不拿这件衣服给我看，是想让我为父亲读书，这不可能。”乡里传为笑谈。现在的人把做好官当作为了君主，这与那有什么不同？
做官的人不思考让君主尊重，只思考让君主亲近；不寻求被君主敬重，专一寻求被君主喜爱。这是最坏的消息。
做大臣要知道古意，又知道时务，才能做成一些事。古今只是一样，不是两截。不知道时务，算不得知道古意；不知道古意，也算不得知道时务。做事全要推功让能，大家一起做才可以长久些。如果凡事多要是我做，就有毛病，就不能长久。这就是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时虽然哄得人，过后便消灭无余。
既为大臣，顾不得情面
，所以谓之公者，不宜复有私也。所云孤者，甚危而无偶也。若要人人呌好，则大坏极敝矣。
译因此称他为“公”，是因为他不应再存有私心。所说的“孤”，是指处境极其危险且没有伴侣。如果想要人人都称赞他好，那国家就会败坏到极点。
闻江苏张孝先抚军一到任，吴下人便歌颂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里做，呌人不觉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许鲁斋说：“凡做事，就教人欢喜便不好，喜欢是不能久长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当退；天地亦有休息时。寒冬至，物多凋枯，此不是无用，却于生物有功。古者宪老而不乞言，但观法他的模様，竝不敢劳其言语，原有此种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后，天下仰其徳望，何尝无补？不是奔走御侮方为有用。
治者，事有条理也；乱者，纷无头绪也。顾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则治。」信然。文中子曰：「唐虞三代不可复见，舍两汉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实三代之流风善政，惟汉犹近。当时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无人。郡有十县，县有令长，又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即今之乡约也，掌教化；啬夫即今之甲长也，主钱粮；游徼即今之练总也，司盗贼。县有十乡，乡有乡长，又有乡三老、啬夫、游徼，畧如县制。乡有十亭，亭有亭长。凡三老、啬夫、游徼，皆郡守自行啓除，荐之朝，亦即为之录用，犹见圣人辟门之意。此等皆即用本县之人，其名俱载在宦籍，故《汉书》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乡约、甲长、练总，皆无赖之徒为之，竝无职衔，他自知贪饕事败，不过笞逐于其微贱，无损也，故趋利为非不少。顾惜汉时，内之黄门执防，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啬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观。三老之类，惟其为官也，故亦荣于乡，食其禄而不肯自弃；惟其为本乡之人也，故各习知其风土人情。有一盗，则知其根株，不逾时而获矣；有一讼，则知其孰曲孰直，而为之调停排觧，其拖累寝搁者寡矣。于土田竝知其疆界，以及其买卖所自，虽刁诬无所施从，与民亲切处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舘时，同人联一小防。一日，魏环极先生至，靣有喜色，问之曰：“道长▯尔讲参董汉防，差快人意。”某曰：“以仆观之，不为好事。”先生诘其故，某曰：“汉唐屡下求贤之诏，访积行遗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未及行，范觐公独举其人，以为他处倡。朝家置之显要，未必非买千里马骨之意。今被劾，则荐者削色，闻风者闭口，所闗不在汉防一人也。且谓曾受笞辱，即不宜举。人之受笞，亦当问其官为何官，事为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赇之官，笞不畏强御之人，此其过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纵使少年不谨，率徳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长在缧絏之中，不害为可妻，妻尚可官，独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仆，或取之盗贼，盗贼犹取，况受笞乎？”先生防首曰：“是。”葢当时授汉策以台谏诸言官不平，谓伤衙门体靣。虽先生初时亦不以此见为非，其实皆私意也。后某为阁学时，方举▯博以充翰林舘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谓某宜力争者，某不应。宋时举大科，无论已仕未仕，皆许赴试，中式者官在诸科上。进士之専为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徳论材，非吾辈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髙，工夫愈深，愈见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济，转见得人都不如我，动叹天下无人。圣人随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长，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孰不思有以自见？在上者又惟恐其功业之不成，奬励优容之，到后来多把朝家发楦得不可测度，连气运都觉得隆盛。工虞水火，终身只办得一事，后世都以为圣人原不是圣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只是圣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几个？经孔明用来便觉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虽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时，用之不尽其材，只如无有一般。神宗临朝，对程明道尚叹天下无人，岂无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小康，亦必有人。若一时屈指无人，便可为战栗。问：既知无人，毕竟如何才好？曰：须是求贤。岂惟求贤，又要兴教化，重师儒，养出人才，方可选而用之。一部《易经》，即乾坤两卦，尚有戒辞。惟一涉尊贤、养贤，便无不吉祥者。可见尊贤是无上妙道。
古时命官，惟视
译听说江苏巡抚张孝先一到任，苏州一带的人便歌颂说：“这不是好消息。”暗中做事，让人察觉不到才好。一旦追求名声，就会有弊病。许鲁斋说：“凡是做事，如果让人欢喜就不好，因为欢喜是不能长久的东西。”
士大夫老了，自然应当退隐；天地也有休息的时候。寒冬到来，万物多凋零枯萎，这并不是无用，却对生物的生长有功。古代尊崇老人但不向他们求教言语，只是观察他们的风范，并不敢劳烦他们说话，原本就有这种道理。比如老臣退休之后，天下仰慕他们的德行威望，何尝没有补益？并不是奔走抵御外侮才叫有用。
治，就是事情有条理；乱，就是纷乱没有头绪。顾亭林说：“小官多而大官少，就能治理好。”确实如此。文中子说：“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不可再见到，除了两汉我还能去哪里呢？”先儒有的嘲笑他见识浅陋，其实三代流传下来的良好风气和善政，只有汉朝还比较接近。当时管理地方的官吏，从郡守往上就再也没有人了。一个郡有十个县，县有县令、县长，又有三老、啬夫、游徼。三就相当于现在的乡约，掌管教化；啬夫就相当于现在的甲长，主管钱粮；游徼就相当于现在的练总，负责治安防盗。一个县有十个乡，乡有乡长，又有乡三老、乡啬夫、乡游徼，大致和县里的制度相同。一个乡有十个亭，亭有亭长。凡是三老、啬夫、游徼，都由郡守自行任命，推荐给朝廷，朝廷也就予以录用，还能见到圣人广开言路的意思。这些人都是任用本县的人，他们的名字都登记在官吏名册中，所以《汉书》把他们列在《百官志》里。不像现在的乡约、甲长、练总，都是无赖之徒担任，并且没有正式官衔，他们自己知道贪婪坏事败露，不过是被鞭打驱逐，因为地位卑微，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趋利作恶的人不少。顾惜汉朝时，内部的黄门执戟等左右服役的人，直到外部的三老、啬夫、游徼，大体上都任用读书人，所以吏治可观。三老这类人，正因为他们是官员，所以在乡里感到荣耀，享受俸禄而不肯自暴自弃；正因为他们是本乡的人，所以各自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个盗贼，就知道他的根源，不超过一定时间就能抓获；有一个诉讼，就知道谁曲谁直，从而为之调解排解，那些牵连搁置的案件就少了。对于土地田地也知道其边界，以及买卖的来源，即使刁诈诬告也无从施展，与百姓亲切地处理事务，所以能掌握实情而事务简省。
我初入翰林院时，同事们联合办了一个小宴席。一天，魏环极先生到来，面带喜色，问他原因，他说：“道长你讲参赞汉防，大致让人满意。”我说：“以我看来，这不是好事。”先生追问原因，我说：“汉唐屡次下达求贤的诏书，访求积德行善、隐居不仕的士人，这段用意很好。这个典故很久没有实行了，范觐公独自举荐此人，以为其他地方倡导。朝廷把他放在显要职位，未必不是买千里马骨的意思。现在他被弹劾，那么推荐的人失色，听到风声的人闭口不言，所影响的不在汉防一人。况且说曾经受过鞭打侮辱，就不应该举荐。人受鞭打，也应当问他是做什么官，因为什么事？假使是因为枉法受贿的官员，鞭打不畏强暴的人，这过错在鞭打的人呢？还是在受鞭打的人呢？纵使少年不慎，后来改过自新，也不必追究他的过去。公冶长被关在牢狱中，不妨碍他可以做女婿，做女婿尚可，做官难道不可以吗？古人有的从奴仆中选拔，有的从盗贼中选拔，盗贼尚且选拔，何况受过鞭打的人呢？”先生点头说：“对。”大概当时授予汉防官职，因为台谏诸言官不平，说伤害了衙门的体面。虽然先生起初也不认为这是不对，其实都是私心。后来我担任阁学时，才举荐〇博以充任翰林院中的职位，也因为破例而沸沸扬扬，有人说我应当力争，我不回应。宋朝时举荐大科，无论已做官还是未做官，都允许参加考试，考中者官位在诸科之上。进士专门作为翰林，不是古制。朝廷用人考核德行议论才能，不是我们所能私相授受的。
人的身份越高，修养越深，越觉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行，反而觉得别人都不如我，动不动就感叹天下无人。圣人根据才能任用人才最妙，人各有一长，避开他的短处，利用他的长处，谁不想有所表现？在上位的人又唯恐他的功业不成，奖励宽容他，到后来多把朝廷发展得不可测度，连气运都觉得隆盛。共工、虞、水火，终身只办成一件事，后世都以为圣人原本不是圣人的时代，人都多一耳目口鼻，只是圣人任用得当。西蜀人物能有几个？经过孔明使用便觉得足够，是因为根据他们的才能。不然，虽然人才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时，使用不尽其才，只如同没有一样。神宗临朝，对程明道还感叹天下无人，难道没有人吗？是不能用罢了。
自古小康，也必定有人。如果一时屈指无人，就足以让人战栗。问：既然知道无人，毕竟如何才好？答：必须求贤。岂止求贤，又要兴办教化，重视师儒，培养出人才，才可以选拔任用。一部《易经》，即使乾坤两卦，还有戒辞。只要涉及尊贤、养贤，就没有不吉祥的。可见尊贤是无上妙道。
古时任命官员，只看
徳。徳懋懋官，功懋懋赏。是有功者止于赏，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在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课官且先讲清亷。已得要领，王荆公说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后数百年，而孟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译德行。德行卓著则授予高官，功绩卓著则给予重赏。这样，有功之人只限于获得赏赐，而官职并不随之授予。这是治理天下的关键要道，而其根本却在于不接近声色享乐，不聚敛财货利益。考核官员首先要讲求清廉。已经掌握了要领，王安石说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后数百年，但孟子将他品评列为第一，是因为他的清廉。”
人能革靣圣人已许其为善，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渐，况面何由革？毕竟从心里动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趋风气、图功名，亦且引他到这边来，久之习惯自然，天良亦现矣。某人对策云：“假亷吏不如真贪官”，或欲髙拔之，某不可。因奏云：“为官至于真贪，贪固极矣，不应尚有罪浮于此者。况假亷吏，在他虽带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升平之官，大家以亷介相尚，岂必尽出于心之本然？但得相酿成风，不敢更变，所裨于世道者已多。”奏讫，大防嘉许。
做州县官，全要体认父母二字。须实引父母的事任在身上，养之敎之。有此诚心为本，大段已得。又须委曲以得其心。
为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着实推求，刻刻做题目入思议来，方好。先歴州县，而后为大吏，民间事体都阅歴过，做来自较熟【钟旺】
书吏实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辈。孟子说班爵禄，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汉家吏治，曹椽得自辟用，最妙。此辈都用读书人，从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办。不尔，虽上有严明之官，觉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广，欲其地利之尽，则水利不可不兴。沟渠开泄，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随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着实留心耳【钟旺】
明代虽经泰平，然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山东，尽可开沟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运，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于东南。使江淮之间有窃发者，中梗漕运，则青、冀、兖、豫、幽、并之地无以取给矣。
世间要热閙，须耐得几年冷淡；人俭朴了，方能富厚。但敎民俭，又湏兼勤。南方勤而不俭，北方俭而不勤，教之勤俭矣。又自官府躬尚简朴，与民休息，自然民气日复。若只要外面热閙，饶使百须具举，到处兴修，究所自来，皆出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给人足？
平粜以出富民之谷，此法最妙。古人立仓曰常平，曰社，皆是此意。至借赈，葢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闲为无益，岂有此理？即如眼花了，用眼镜一遮，便都看见。若说待我闭目静坐，养出精光，虽有此理，然当下用不着。即如狐裘以御寒，当下便暖，难道倒说待我保养元气足时，自不用此不成？
圣世教化，行人材众多，彼此薰蒸，徳品淳厚，意思深融。如米谷多置釡中，则饭成倍美；人家制蛤酱，备置五味，终有草气，不如捕鱼家囤置一处，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醖酿，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从，却有两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诱以功利。七十子之服从，示以心得也；汉之经学，唐宋之诗赋，明之制艺，诱以功利也。圣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徳，人材安得不盛？
教养人材最要▯某督学直▯时，于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诵四书全经小注，及三经五经竝有膂力武艺者，皆试之。文理粗通，便为拔取。此是劝诱之法，久之自然皆归实学。六艺之风，庶几可复。
宋时监试，即今乡试；省试，即今防试；廷试，即今殿试也。监试及额者，省试不中，明年仍入监试；省试及额者，廷试不中，明年仍入省试。进士有五甲、六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签判，后甲则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张元廷试黜落，谒韩魏公，公命作雪诗。元得句云：「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鳞败甲满天飞。」公厌之，不顾。元忿，窜西夏，见用，遂使中原疲于奔命。自是廷试者不复黜落矣。问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如今吏员出身，自知终身不能望正印长官，亦知其无复逺大，贱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图富，安得不奸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资格相限，必知自爱以幸进取矣。」亲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时签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塲解大绅便作▯，永乐命拟人所不讲事为问，解泄之于其乡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状元曾棨记：资好将书册上语成片冩入，至卷纸不足
译人若能改变面貌，圣人便已赞许他为善，这便是天地之心。改变面貌已是改变内心的渐进过程，况且面貌怎么会自行改变呢？终究是内心产生了羞愧悔恨，才能改变面貌。即使是迎合风气、谋求功名，也能借此引导他向善，久而久之习惯自然养成，良知也就显现出来了。某人在对策中说：“假装廉洁的官吏不如真正贪婪的官员”，有人想提拔他，某人不同意。于是上奏说：“为官到了真正贪婪的地步，贪婪固然到了极点，但不应该还有罪过比这更重的人。况且假装廉洁的官吏，在他虽然带有虚假成分，但地方的百姓已经受到了他的恩惠。太平盛世的官员，大家以廉洁正直相互崇尚，难道一定都出于内心的本然吗？只要能够相互影响形成风气，不敢再改变，这对世道人心的裨益已经很多了。”奏章呈上后，皇帝非常嘉许。
担任州县官，全在于体认“父母”这两个字。必须实实在在地把父母的责任扛在肩上，养育百姓、教化百姓。有了这份诚心作为根本，大体上就成功了。又必须委婉曲折地探求百姓的心意。
担任郡守县令，关键在于全面了解民情，这绝非容易之事。必须用心切实推究，时刻把它当作题目纳入思考，才好。先经历州县任职，然后才做大官，民间的事务都阅历过，做起来自然比较熟练。
书吏中实在少有好人，但想要天下太平，必须先整顿这一类人。孟子说按等级授予爵位俸禄，却从在官府服役的庶民开始。汉代吏治，曹佐掾属可以由长官自行征辟任用，最为精妙。这一类人都任用读书人，从基层好好做起，彼此不欺骗，事情就容易办理。不然的话，即使上面有严明公正的官员，察觉不到的地方也很多。
太平盛世，百姓日益增多，而土地并没有扩大，想要充分利用地利，那么兴修水利就不能不重视。沟渠的开凿疏浚，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根据各地的适宜情况来修筑，关键在于郡守县令得人，切实留心罢了。
明代虽然经历过太平，但许多事务大多未曾整理。比如直隶、山东，完全都可以开凿沟渠，修筑水利，整治田地，以节省漕运，却置之不理，安坐等待东南地区的供给。假如江淮之间发生变乱，阻塞漕运，那么青州、冀州、兖州、豫州、幽州、并州这些地方就无法获取给养了。
世间想要热闹，必须耐得住几年的冷清；人节俭朴素了，才能富裕厚实。但教导百姓节俭，又必须兼以勤劳。南方人勤劳而不节俭，北方人节俭而不勤劳，要教导他们勤俭。又要是官府自身崇尚简朴，让百姓休养生息，自然民气日渐恢复。如果只追求表面的热闹，即使百废俱兴，到处兴修，究其来源，都是出自愚昧百姓的血汗，怎么能做到家家丰足、人人满足呢？
通过平价出售粮食来拿出富人的谷物，这个方法最妙。古人设立粮仓叫常平仓、社仓，都是这个意思。至于借粮赈济，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
认为教化和防范没有益处，哪有这种道理？就像眼睛花了，用眼镜一遮，就都能看见了。如果说等我闭目静坐，养出精明的目光，虽然也有这个理，但当下用不着。就像用狐裘来抵御寒冷，当下就暖和了，难道反过来说等我保养元气充足时，自然不用它不成？
圣明时代的教化，推行的人才众多，彼此熏陶，道德品质淳朴深厚，意蕴深远融贯。就像米谷多放在锅里，饭就会加倍美味；人家制作蛤酱，备齐五味，终究有草腥味，不如捕鱼人家囤积在一起，味道自然更好。彼此起初不相借重，只是互相酝酿，其美好自然加倍。
教导别人而别人服从，却有两条途径：一是展示心得，一是诱导以功利。七十弟子对孔子的服从，是展示心得；汉代的经学，唐宋的诗赋，明代的八股文，是诱导以功利。圣人在位，亲身践行心得来施行教化，又官职不授予私亲，爵位不授予恶人，人才怎么能不兴盛呢？
培养教育人才最重要的是……某人督学直隶时，在文武童生中，凡能背诵四书全经小注，以及三经五经并且有膂力武艺的，都加以测试。文理粗通，就予以拔取。这是劝诱的方法，久而久之自然都会归于实学。六艺的风气，或许可以恢复。
宋代的监试，就是现在的乡试；省试，就是现在的会试；廷试，就是现在的殿试。监试及格的，省试不中，明年仍然参加监试；省试及格的，廷试不中，明年仍然参加省试。进士有五甲、六甲，其中一甲也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才能担任签判，后几甲则担任丞、簿、尉。一年考核一次。自从张元在廷试中被黜落，去拜见韩魏公，韩魏公命他作雪诗。张元得到诗句：“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鳞败甲满天飞。”韩魏公厌恶他，不予理睬。张元愤恨，逃往西夏，被任用，于是使中原疲于奔命。从此廷试不再黜落考生了。问丞、簿、尉，都用士人，使他们都能做到大官，这个方法特别好。说：“如今吏员出身，自己知道终身不能期望成为正印长官，也知道没有远大前程，轻视并欺凌他们，他们自然一心谋取财富，怎么能不奸诈贪婪百出呢？如果一概任用士人，不要用资历限制，他们必定知道自爱以求进取。”亲民之官得到合适的人选，天下就容易治理。宋代的签判还在通判之下，只有一甲大科才能担任。
明代科举，解大绅便作……永乐帝命拟人所不讲究的事作为考题，解大绅泄露给他的同乡吉安一府，于是鼎甲占其二，前十名占其七。状元曾棨记载：他喜欢将书册上的话成片抄入，直到卷纸不够
，书于殿砖上。永乐阅卷未完，传问，具以对，乃命就砖上录而阅之。吾乡李九我苏紫溪，自少同学，后苏复从李受业，而丁丑先逹，至癸未李防试至都，主其家。苏以部曹为同考，临入闱问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髙，遇有平淡文字，恐系有学有养之士，宜留心不可轻弃。」李卷适在苏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阅乃大称赏，荐之遂得元。彼时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平不茍。
译（试卷）写在宫殿的砖上。永乐帝阅卷尚未结束，传旨询问，（考生）详细地回答，于是命令在砖上抄录下来阅览。我同乡的李九我、苏紫溪，自幼一同求学，后来苏紫溪又跟随李九我受业，而李九我在丁丑年先考中进士，到了癸未年李九我参加殿试来到京城，住在苏紫溪家中。苏紫溪以部曹的身份担任同考官，临入考场前问李九我如何评判文章，李九我说：“你才学高超，遇到平淡的文章，恐怕是学问修养深厚的人士，应当留心，不可轻易舍弃。”李九我的试卷恰好分在苏紫溪的考房，已经被搁置一旁了，忽然想起李九我的话，重新审阅于是大为赞赏，推荐他于是获得第一名。那时还存有古道，言语不涉及私情，也由此相信两位先生生平行事不随便。
先王礼乐都有原故。如制礼，便将▯神情状都安置体贴妥当在内。乐的缘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神。其制十二律，几个竹管，便与天地之气相应，却甚奇。
某看礼乐亦不是难事，如今把礼斟酌令至易简，人不难行，自然乐从。乐便把如今的戏整顿起来，就是乐。孟子断得直截，今之乐由古之乐，人多在律管上讲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乐，亦不必一时便凤仪兽舞。《家语》中记孔子入齐，见童子揖让于道，曰：“疾驱车，韶乐将作矣。”此等话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若只郊庙中作乐，就是云门、咸池、韶頀、大武，亦只天地▯神闻之，如何天下风俗就防移易？自然是人人见闻，才能移风易俗。如今人看戏，到那忠孝苦难时，便涕泗交流，移易风俗，可见不难。
伊川论禘，谓以所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余合食于前，此说为长。朱子但谓以始祖配之【自记】
古人的様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决的事，毕竟破决不得。如入继之君，自尊其亲，虽濮安懿王，亦终未曾入庙。至明世宗，居然将兴献入庙，坐于武宗之上。不知当日曾经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创业时追尊之比，而使为帝于身没之后，不复有宗法。后世能从我乎？
继嗣之君于所生父须还他一个称呼，即称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谓当称皇伯父，亦无据。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为人后，要做孝子，就莫即帝位。既即帝位，又不承前面统绪，岂有此理？这是太祖传来之统，不可以私其父者。
圣庙从祀之礼，斟酌停当最难。前日议朱子升堂，将位于顔曽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徳虽不让顔曾思孟，但十哲俱是圣门先贤，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于十哲之下为是。果防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洽，进言亦易，畏惮亦轻。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汉髙祖初得天下，羣臣固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
问民俗奢靡，冠服僣逾，共相▯耀，了无分别。不如此，众便笑为鄙啬失礼。若不立为品制，欲民生日厚，难矣哉！曰：诸事自当法古，然亦必顺民情，因时势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复缁布之冠，岂非无谓？若于一顶防分别贵贱，使奴仆贱流一出门人，便知为何等人。虽衣锦绣，无用，且觉其不称，自必废然而止矣。
古人饮食衣服起居，皆拙滞不求便利，总欲苦其形骸也。凡极形骸之乐者，皆后世所为。
某谓四舍弟：六经外，六艺皆当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暂可不讲；至礼乐书数，实要▯事。书学有顾寜人，数学有梅定九，音学五书后苐补声气之源一卷，便完全定九。再将厯论补几篇，仍做出九数存古亦筭完备。乐，某留心数十年，其书规模具存胷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礼须弟具稿，后再共斟酌。其畧当以孔子所分冠防防祭射飨朝聘分目，其实八件只四项：冠防是一项，防祭是一项，射飨是一项，朝聘是一项。起于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经文者不消说。至如儒先所论有参差处，须着一论于后，以见意。今所不行者，则分集经书以类存古制，又有一小礼一大礼，幼仪曲礼在冠防之前者附见于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项之内者附见于后。更斟酌为一简便礼书，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约行之。
防礼三月庙见，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从。或问：三日连本日算，抑离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畧说，连离皆可。如《武成》「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是离根算；《召诰》「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连根算。可见不拘。
所谓宗子者，自髙祖直承下来，皆是世嫡，方可称之。若于祖、于父、于曾为嫡长，而于髙则非者，便不
译先王的礼乐都有其原本的缘由。比如制定礼仪，便将人的神情姿态都安置体贴得妥帖得当，包含在内。音乐的缘由，不知是如何的，便能感动上天、感格鬼神。它制定十二律，用几根竹管，便与天地之气相应，这确实很奇妙。
我看礼乐也不是难事，如今把礼仪斟酌得极其简易，人们不难实行，自然就会顺从。音乐便把如今的戏曲整顿起来，就是音乐了。孟子的判断很直截了当，说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代的音乐。人们多在律管上讲究，即使得到了虞舜的律管，演奏起韶乐，也不必立刻就能让凤凰来仪、百兽起舞。《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进入齐国，看见童子在路上作揖谦让，说：“快驾车，韶乐就要演奏了。”这类话都是荒唐的。安定社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如果只在郊祀宗庙中演奏音乐，即使是云门、咸池、韶頀、大武这样的乐舞，也只有天地鬼神听到，怎么天下的风俗就能随之改变呢？自然是人人都能看见听到，才能移风易俗。如今人们看戏，到了忠孝苦难的情节时，便涕泪交流，改变风俗，可见并不难。
伊川先生论述禘祭，认为应以所出自的帝为东向的主位，其余的祖先合食于前，这种说法最为妥当。朱子只是说以始祖配享【自记】
古人的样子，不要去模仿。他们不敢决断的事，终究是决断不了的。比如入继大统的君主，尊崇自己的亲生父亲，即使是濮安懿王，最终也没有进入太庙。到了明世宗，竟然将兴献王入庙，坐在武宗之上。不知道当时曾经北面称臣，怎么能心安呢？既然不是创业时追尊祖先的情况，而在死后让他称帝，就不再符合宗法。后世能听从我吗？
入继大统的君主对于亲生父亲必须还他一个称呼，即使称皇考，也还算不上完全错误。伊川先生认为应当称皇伯父，也没有依据。到了明世宗直接将生父的神主放入太庙，排在武宗之上。孝子不做别人的后嗣，要做孝子，就不要即帝位。既然即了帝位，又不承继前面的统绪，哪有这种道理？这是太祖传下来的统绪，不可以偏私自己的父亲。
圣庙从祀的礼仪，斟酌妥当是最难的。前几天商议朱子升堂，将位置排在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下。我上奏说朱子的功德虽然不让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但十哲都是圣门先贤，一旦排在他们之上，恐怕朱子也不安。似乎不如列在十哲之下为宜。果然得到了皇上允准。
古代君臣像朋友一样，情意相投，进言也容易，畏惧忌惮也轻。朱子说：“金人刚兴起时，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定共享，上下一心，生死与共，所以强盛无比。等到进入汴京，有一个南人教他们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力随之衰落。”汉高祖刚得到天下时，群臣本来就没有礼节，叔孙通不过是记得许多秦家的制度罢了。杜甫说：“叔孙的礼乐，萧何的法律，其实坏事，就是这两件。”
问：民俗奢侈浪费，冠服僭越，互相炫耀，毫无分别。不这样做，众人便嘲笑他们鄙吝失礼。如果不制定等级制度，想要民生日益丰厚，难啊！回答说：各种事情自然应当效法古代，但也必须顺应民情，因时势而施行，才好。如今如果要恢复缁布冠，岂不是没有意义？如果在一顶帽子上分别贵贱，使奴仆贱民一出门见人，就知道是什么等级的人。即使穿着锦绣，也没有用，且觉得不相称，自然就会停止。
古人饮食衣服起居，都拙劣滞涩不求便利，总是要苦其形体。凡是追求形体极致快乐的人，都是后世所为。
我对四弟说：六经之外，六艺都应当留心。文武既已分途，射御暂时可以不讲；至于礼乐书数，实在是要做的事。书法有顾宁人，数学有梅定九，音学《五书》后只补《声气之源》一卷，便完全确定了。再将《历论》补几篇，仍做出《九数存古》，也算完备。音乐，我留心数十年，其书的规模具存心中，只需一年工夫便成。至于礼，须由你起草，后来再共同斟酌。其大概应当以孔子所分的冠、婚、丧、祭、射、飨、朝、聘分目，其实八件只是四项：冠婚是一项，丧祭是一项，射飨是一项，朝聘是一项。从士大夫开始，推而上之直到朝廷，有经文的不用多说。至于如儒先所论有参差之处，须着一论于后，以见意旨。现在所不行的，则分集经书以类存古制，还有一小礼一大礼，幼仪曲礼在冠婚之前的附见于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项之内的附见于后。再斟酌为一简便礼书，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的，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约施行。
婚礼三月庙见，朱子改定为三日，如今便可遵从。有人问：三日是连本日算，还是离本日算？回答说：古人也是大概说，连离皆可。如《武成》“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是离根算；《召诰》“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又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都是连根算。可见不拘。
所谓宗子，自高祖直承下来，都是世嫡，方可称之。若对于祖、对于父、对于曾祖为嫡长，而对于高祖则不是的，便不
可以祭四代称宗子矣。须俟异日，其子为己立庙，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讲论甚畧，以其义明白耳。然如自身显贵至于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即古之为公卿大夫法得立庙者，岂必尽嫡长乎？此则可推礼文而知，不徒以义起也。
译这样就可以祭祀四代祖先，被称为宗子了。必须等到日后，他的儿子为自己建立宗庙，这才算是真正的宗子。这段道理中的曲折之处，前代的儒者论述得很简略，因为其中的义理本来就很明白罢了。然而，如果自身显贵到了公卿的地位，又不忍心不祭祀四代祖先，那么古代那些身为公卿大夫、按礼法得以建立宗庙的人，难道一定都是嫡长子吗？这就可以通过推究礼制的条文来知晓，不仅仅是依据义理来决定的。
如今要斟酌礼，最是大宗小宗难停当，此处处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为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无用，只是不可自我创造，毕竟依仿古人，或本之经，或本之先贤。如伊川说：“人皆可祭髙曾祖考，既有服，岂得无祭？”朱子亦如此说，便当依。他人皆疑伊川夺宗之说，细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庙，他有爵庙，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后，反以庶人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竝立，以存其统。
祭有大宗，大宗之难在宗子。宗子而有禄位，则善矣。宗子而无禄位，无禄则不祭。如是而主祭，犹用宗子，则犯分；不用宗子，则废古。如之何则可？先君斟酌最当，主鬯者必用有禄位之人。祝文则竝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视行辈年齿为前却。先时寒族祠堂祗是春秋两祭，先君以为冬至、元旦应祭。冬至天气之始，宜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见程子书，恰闇与伊川合。人总要明理，礼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谓服既及髙祖则祭亦宜如此，只是品物有丰杀，礼物有繁简。是庶人亦可祭髙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礼耳。然其中有古所无而今时势不同者，须想得到，不然后人亦难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复，然其子孙贵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贵。祭用贵者之禄，岂反使宗子之贱加其上？万一宗子竟是农夫，如之何其加于朝官也？只得贵者主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长一辈者稍前，同班者齐排，卑幼者稍后。祝文竟冩：主祭孙某，宗孙某，直祭孙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于法得立髙曾祖考之庙，然某即非髙祖之宗子也。某为主祭孙，而宗孙即用髙祖之长房长孙为之，直祭者每年换人。至五世而祧，则用曾孙之长房长孙为宗孙，以次而下。倘有徳有爵不可祧者，则仿古礼「祖功宗徳」之意，将此主移向始祖之庙，合族公祭。不然贵者之子孙倘竟降为皂▯，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礼？与所谓「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礼既脱稿，被人窃去，后来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嘱门人杨氏曰：「此稿日后出时，中有某条、某条未订正，当为改之。」故家礼中有数条，皆经杨氏注明，读者不可忽过。家礼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禄，故子孙虽无位，行事尚得与大夫同。今卿大夫既无世禄，设数传之后，支子显逹而宗子却无禄，则宗子分止宜荐，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禄者身享鼎烹，而祖宗仅受菲薄，于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时不躬不亲，惟使直祭者经理其事，故时序嵗腊，潦草献享而已。及先君定议，以为宗子有禄，自当主祭，即宗子举人而支子进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书，爵秩相彷，亦仍当宗子主祭。若宗子无禄而庶子显贵，则贵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于今可行，方不为空言。
问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庙，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庙否？曰：适士二庙，古也。六七品于秩为郎，今之郎即古之士，立祠何妨，亦得祀四亲，只是杀其体。问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于寝亦可，祭四亲，其礼又当简畧。问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杀礼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说过，便可用，他是从道理上秤量过的。聚族之道，圣人所尚，不忘本之谊，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无不是处，自然风俗日厚，只是屋之大小，礼之丰杀，各安其分，初亦无害。
小宗如及身贵，便应立四亲庙，子孙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元孙，都该用贵者之宗子、宗孙主祭，葢五世之泽未斩也。如五世内支子有贵者，亦不得于此祠中主祭，当自别立四亲庙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为吉礼。今仕宦之家，四亲多不立庙，又止忌日设祭。祭墓及祭忌，古无是礼也。朱
译如今若要斟酌礼制，最难妥善处理的莫过于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此处若能处置妥当，其他方面就容易了。古今差异最大的，就在于此。如果事情必定无法实行，空谈是没有用的，只是不可由自己凭空创造，终究要依仿古人，或者依据经典，或者依据先贤。比如伊川说：“人都可以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既然有服制，怎么能没有祭祀？”朱子也是这么说的，就应当依从。其他人都怀疑伊川“夺宗”的说法，仔细思考，也是因为庶人立不了宗庙，他有爵位和宗庙，是因为他而设立，没有戴着冠冕穿着礼服的人在后，反而让庶人主持祭祀的道理。如今只能由爵位尊贵的人主持祭祀，而宗子一并站立，以保存宗统。
祭祀有大宗，大宗的难处在于宗子。宗子如果有禄位，那就好了。宗子如果没有禄位，没有禄位就不祭祀。像这样让宗子主持祭祀，如果用宗子，就违背了名分；不用宗子，就废除了古制。怎么办才好呢？先父斟酌得最为恰当，主持祭祀（主鬯）的人必须用有禄位的人。祝文中则并列名字，写明主持祭祀的是某宗子，直接祭祀的是某人。主持祭祀的人居中，宗子和直接祭祀的人居旁，都根据辈分和年龄来决定前后的位置。先前寒门家族的祠堂只是春秋两季祭祀，先父认为冬至、元旦也应该祭祀。冬至是天气的开始，适宜祭祀始祖；元旦是王政正月的开始，适宜祭祀先祖。先父没有看到程子的书，却恰好与伊川的观点相合。人总要明白事理，礼本来是根据人情制定的。
程子说服制既然及到高祖，祭祀也应当如此，只是祭品的丰俭不同，礼物的繁简不同。这是说庶人也可以祭祀高祖，只是不可以僭越使用士大夫的礼仪罢了。然而其中有古代所没有而当今时势不同的地方，必须考虑到，否则后人也难以实行宗法。这是大事，大宗固然应当恢复，然而其子孙中尊贵的人不一定是宗子，宗子也不一定尊贵。祭祀用尊贵者的禄位，难道反而让宗子的卑贱加在尊贵者之上吗？万一宗子竟是农夫，怎么能让他的地位高于朝廷官员呢？只能由尊贵者主持祭祀，宗子和直接祭祀的人一同祭祀。主持祭祀的人居中，宗子居左，直接祭祀的人居右。长一辈的人稍前，同辈的人齐排，卑幼的人稍后。祝文干脆写：主持祭祀的孙子某，宗孙某，直接祭祀的孙子某。至于小宗也应当仿照这个意思。比如我按法度可以设立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宗庙，然而我并不是高祖的宗子。我是主持祭祀的孙子，而宗孙就用高祖长房的长孙担任，直接祭祀的人每年更换。到了五世而祧，就用曾孙长房的长孙担任宗孙，依次类推。如果有德行有爵位不可祧的，就仿照古礼“祖功宗德”的意思，将这个主位移向始祖的宗庙，全族共同祭祀。不然尊贵者的子孙倘若竟然降为皂隶，又怎么可以用祖先的爵位来隆盛祭祀的礼仪呢？这与所谓“葬以大夫之礼，祭以士之礼”大不相同了。祭祀是用本身的爵位，不是用祖先的爵位。
《家礼》脱稿后，被人偷去，后来朱子不能重新准备稿本，只嘱咐门人杨氏说：“这个稿本日后出现时，其中有某条、某条未订正，应当加以修改。”所以《家礼》中有几条，都经过杨氏注明，读者不可忽略。《家礼》要保存古法，所以段段都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们不能实行，如今必须考定让眼前可行才好。卿大夫之家，古代有世禄，所以子孙虽然没有爵位，行事尚且能与大夫相同。如今卿大夫既无世禄，假设几代之后，支子显达而宗子却没有禄位，那么宗子的名分只适宜进献，而支子又不得祭祀，这是让有禄位的人亲身享受鼎烹的美味，而祖宗只受到菲薄的祭品，于心安吗？寒门家族的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住在郡城，祭祀时不能亲身参与，只让直接祭祀的人经理其事，所以时序岁腊，只是潦草地献享而已。等到先父定议，认为宗子有禄位，自然应当主持祭祀，即使宗子是举人而支子是进士，宗子是侍郎而庶子是尚书，爵位秩次相仿，也仍然应当由宗子主持祭祀。如果宗子没有禄位而庶子显贵，那么尊贵者用他的禄位主持祭祀，居中，宗子居左，直接祭祀的人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违背古意，而又在如今可行，才不是空谈。
问：官职及三品者都可以立庙，假如官职六七品可以立庙吗？答：适士二庙，是古制。六七品在秩次上为郎，现在的郎就是古代的士，立祠有什么妨碍，也可以祭祀四亲，只是减杀其体制。问：诸生和庶人怎么样？答：不可以立祠，在寝室祭祀也可以，祭祀四亲，其礼仪又应当简略。问：小官也可以祭祀始祖吗？答：也可以，只是减杀礼仪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说过，就可以采用，他是从道理上衡量过的。聚族之道，圣人所崇尚，不忘本的情义，君子所优先，人们都不敢忘记他们的祖宗，没有不对的地方，自然风俗日益淳厚，只是房屋的大小，礼仪的丰俭，各安其分，起初也无害。
小宗如果自身尊贵，就应当立四亲庙，子孙随着世代而祧，下到本身的玄孙，都该用尊贵者的宗子、宗孙主持祭祀，因为五世之泽未断绝。如果五世内支子有尊贵者，也不得在此祠中主持祭祀，应当另外立四亲庙才可以。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祀是吉礼。如今仕宦之家，四亲多不立庙，只在忌日设祭。祭墓及祭忌，古代没有这种礼仪。朱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髙祖，祭亦应至髙祖。既得祭，岂可不详制度？」某归，即为庙于宅内，作四龛，依朱子法，隔开，便不嫌竝坐，南向，且便于忌日各祭。神座畧低，以便祭时，几筵相接。
古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祖庙，其合食也，则太祖正东向之位。今既无各庙之制，又无东向之礼，则同堂异室，自然竝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飨时人家都设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犹可，舅妇可同席乎？伊川自说得确，四亲应分为四席，寜可以一筵而分为四处？若再为通融，则祖与祖为一处，妣与妣为一处，一筵分为两筵，则更便矣。意厚而礼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髙祖以下于官舍，则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龛，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子之制，则供馔时势难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则是舅妇同席，于体不顺。今酌分为二席，东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妇固无嫌于同席也，官舍无常，难以如礼。如此权宜行之，庶犹不至大谬【清植】
画像之设，程子以为少一根须，便是别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孙哀慕之心，梦寐髣髴，犹愿见之，况形像宛然，想见平生者乎【自记】
张子言：「三年之防，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丧，既葬可祭」，缌功之防，逾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记】
墓祭以寒食始，见于开元之诏。其文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故万季野疑其起于陈隋之间。寒家上坟不用寒食，而用戌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庙祭墓藏，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报魂报魄，求诸阳，求诸隂，各有其类，顺天道之节【自记】
祭酒之礼有三様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为饮食之人，所谓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于列祖，斟一杯奠于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延賔然。初登筵，则向外以酒灌地，所谓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谓奠酒也。客辞，则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様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无子，即扯一族人为嗣，于神主旁书「男某奉祀」，大为悖谬。继嗣本为继祖，乃为男子设，未有为妇人设者。况夫在，则夫为主，其题主应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书「奉祀」。
钱楮乃五代后事，然行之久，亦难废。即使圣人到今制礼，亦必不同于三代。何则？人之习俗不同，即▯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萧合膟膋，爇之所以求神于阳；灌酒于地，所以求神于隂。今之烧香，亦求神于阳之义。此皆无害于礼，从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髪当▯处率使空，如今妇人之覆髻者，而畧加髙。夏收殷哻皮弁、爵弁及后世竹皮、进贤、逺游诸冠皆然，即冕亦然，惟后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汉元帝头上有壮髪一攒，因覆以片巾。王莽头秃，又全覆之，而谓之帻。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制幞头，以方巾幂首，四隅四带，两带结髪后垂，其余以前两带从髻后绕回而纽结于前。唐明皇因以后两带用铜丝钩起弯向前以示异，即今戏塲中两翅冠也。鱼朝恩则内用桐木为楞骨，使髙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时始改为软纱防，即用幞头而模之。明始加漆为今戏塲中圆纱防，而以方者为幞头。
榕村语录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八
大学士李光地撰
治道二
问韶至何时始失传？曰：其晋之东乎？汉髙庙中尚有之。五代乱至二三百年，秦炬所不尽者，至此始灭絶无遗。
问古乐似皆以诗为主？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之始终条理备矣。诗所以言志，而诗之言必抑扬髙下，歌之而后可聴。其诗之和平广大者，以宫声歌之；清扬激发，慷慨悲壮者，以商声歌之；欢忻流畅者，以角声歌之；急疾清促者，以征声歌之；繁碎嘈杂者，以羽声歌之。然五声无节，不能中和，则以律和之。由律而写其声于八音之中，至于克谐，无相夺伦，则神人以和矣。问凤仪兽舞
译程子说：“凡是服丧的亲属关系既然推及到高祖，祭祀也应当推及到高祖。既然能够祭祀，怎么可以不详细制定制度呢？”我回家后，就在住宅内建立家庙，制作四个龛位，依照朱子的方法隔开，这样就不嫌并排坐，面向南方，而且在忌日时便于分别祭祀。神位略微低一些，以便祭祀时，几案与筵席能够相接。
古时候天子、诸侯、大夫各自有祖庙，当合祭时，太祖位于正东方向。现在既然没有各自立庙的制度，又没有东向的礼仪，那么同堂异室，自然就是并排坐面向南方。只是妣本来依附于祖，合祭时人家都设一张筵席，这非常不妥。母子同席还可以，舅舅和媳妇可以同席吗？伊川先生自己说得确切，四位亲人应当分为四席，难道可以用一张筵席分为四处吗？如果再通融一下，那么祖与祖为一处，妣与妣为一处一张筵席分为两张筵席，那就更方便了。情意深厚而礼仪明白，不仅仅在于祭品。
我家遵循程朱的教导，祭祀从高祖以下在官舍进行，就立祠版供奉以便携带。但祠版只在一个龛位里，既然不能像朱子的制度那样将牌位隔成四份，那么在供奉祭品时势必难以设多张筵席。如果沿袭俗通用一张筵席，那就是舅舅和媳妇同席，在情理上不顺。现在斟酌分为两张筵席，东席祭祀四代祖考，西席祭祀四代祖妣。父子姑媳本来没有同席的嫌疑，官舍没有常处，难以完全合乎礼仪。这样权宜行事，大概还不至于大错。【清植】
关于画像的设置，程子认为少一根胡须，就是别人，他的话似乎太固执。推想孝子、慈孙哀思仰慕的心情，梦中隐约，还希望见到他们，何况形象宛然，可以想见生平的人呢？【自记】
张子说：“三年的丧期，期满可以祭祀吗？”这句话不太妥当。至于说“期年的丧期，安葬后可以祭祀”，缌麻、小功的丧期，过一个月可以祭祀，似乎可行。【自记】
墓祭从寒食节开始，见于开元皇帝的诏书。诏书说：“寒食节上墓，礼经没有记载，近代相传，逐渐形成习俗。”所以万季野怀疑它起源于陈隋之间。我家上坟不用寒食节，而用戌亥之月，似乎更有道理。古时候庙祭墓藏，用乐声迎接祖先灵魂，用哀声送别祖先灵魂，报答魂灵，报答魄灵，在阳间寻求，在阴间寻求，各有其类，顺应天道的节律。【自记】
祭酒的礼仪有三种不同，先灌酒，是代替祖宗祭祀先代，为饮食之人，所谓的祭酒。其次奠酒，斟一杯奠给列祖，斟一杯奠给列妣。再次方，每个祖位前各斟一杯，每个妣位前各斟一杯，如同盛大的筵席宴请宾客一样。刚登上筵席，就向外把酒灌在地上，所谓的祭酒。其次斟一杯送给首座客人，所谓的奠酒。客人推辞，就让每个人前各斟酒，也是三种不同。
有人年轻，妻子死了没有儿子，就拉一个族人做嗣子，在神主旁边写“男某奉祀”，大为悖谬。继嗣本来是为了继承祖先，是为男子设立的，没有为妇人设立的。况且丈夫在世，丈夫就是主人，神主上的题字应当写“亡妻某氏神主”，旁边不写“奉祀”。
纸钱是五代以后的事情，但行之已久，也难以废除。即使圣人到现在制定礼仪，也必然不同于三代。为什么呢？人的习俗不同，即使神灵也不同。古人祭祀，取萧草和膟膋，焚烧它们是为了在阳间求神；灌酒在地上，是为了在阴间求神。现在烧香，也是求神于阳的意义。这些都不妨害礼仪，顺从俗例也可以。
古代的帽子都用束发，当头顶处率使其空，像现在妇人的覆髻那样，而略微加高。夏代的收、殷代的哻皮弁、爵弁以及后世的竹皮、进贤、逺游等各种帽子都是这样，即使冕也是这样，只有后面的板向前像覆瓦，前面仍然空着。到了汉元帝头上有一撮壮发，因为用片巾覆盖。王莽头秃，又全部覆盖，而称之为帻。从此人们都效仿他。等到宇文融于是制作幞头，用方巾覆盖头部，四个角四个带子，两个带子结发后垂，其余两个带子从髻后绕回而纽结在前面。唐明皇因为后两个带子用铜丝钩起弯向前以示不同，就是现在戏场中的两翅冠。鱼朝恩则内用桐木做骨架，使其高而方，士大夫都承用。五代时开始改为软纱防，就是用幞头而模仿它。明代开始加漆为现在戏场中的圆纱防，而把方形的称为幞头。
榕村语录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八
大学士李光地撰
治道二
问《韶》乐到什么时候开始失传？回答说：大概是晋朝东迁的时候吧？汉高祖庙中还有。五代战乱到二三百年，秦火没有烧尽的，到这里才灭绝无遗。
问古代音乐似乎都以诗为主？回答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辞，律吕调和声音，八音和谐，不相扰乱，神人和谐。音乐的始终条理完备了。诗所以表达志向，而诗的言辞必然抑扬高下，歌唱之后才可以听。那些和平广大的诗，用宫声歌唱；清扬激发，慷慨悲壮的，用商声歌唱；欢忻流畅的，用角声歌唱；急疾清促的，用征声歌唱；繁碎嘈杂的，用羽声歌唱。然而五声没有节制，不能中和，就用律吕调和。由律吕而将其声音写入八音之中，以至于和谐，不相扰乱，那么神人就和谐了。问凤仪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