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二十九
山谷元章书，后代并称，而两人各相诋訾。山谷服东坡文与书，而谓其诗不古，然所自为，亦未见其能古也。元章以山谷书撑手拄脚，其诗亦然，大约是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气足才好，栁文尚不能到此伦云。王荆公亦有此病，曰：「荆公、东坡还不可以此论，又当论其意。荆公取意涩，东坡取意溜，涩与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气亦足，涩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为至矣。班马之文，曹杜之诗，是也。」
文章与气运相闗，一毫不爽。唐宪宗有防年太平，便有韩栁、李习之诸人。宋真仁间，便生欧曾王苏。明代之治，只推成▯，而时文之好，无过此时者。至万厯壬辰后，便气调促急，又其后则鬼怪百出矣。某尝有一譬：春夏秋冬，气候之小者也；治乱兴亡，气运之大者也。虫鸟草木，至微细矣。然春气一到，禽鸟便能怀我好音，声皆和悦；秋气一到，蛩吟虫响，凄凉哀厉。至草木之荣落，尤显而易见者。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反不与气运相闗？所以一畨太平，文章天然自变。如战国文字，都是一团诈伪，不知何以至汉，便出贾董马班。至唐诗之变，六朝；宋文之变，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学，韩栁之文，李杜之诗，皆是中兴时起，力量甚大。总之，其人在庙堂者，即闗气运；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栢，不闗气候，是其物性。如大乱之时，忽然生一圣贤，乃天以此度下一个种子，恐怕断了的意思。
如今人学诗文，动説欧公、白傅二公的诗体、文体，学不得，天才、学问都比不得他，只是学他平调。他都是读破万卷书，就是音节之间，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诗文须常做，当其做时，何尝不得意？过几时，又觉得不好，便是进益。然得意一层，亦不可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若只▯愤而无乐，亦太辛苦。一番▯愤，一番乐，循环不已，便防到极处。
诗文从生做到熟，从熟又做到生，后来读去觉得像不顺，便是有工夫。
诗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説话。有意要文，便不是。
诗文用雪白字，随便字都不妨，总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气。诗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贴实为切合，不甚贴而却合方妙。须求自得于心，不是要人呌好。
看文章如看堪舆，山川有一段秀气便要▯人。文章有一段秀气，便有成就。此却在牝牡骊黄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栁，皆有政绩。然昌黎在潮，诗文依然肃穆平寛；子厚永栁诸作，便不免辛酸凄苦。其后，昌黎飨用不穷，而桞竟卒于贬所，可悟文章气象之间闗人禄命【清植】
诗文派头断絶久了。如今且莫评论，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实説。这人是这个人，称情称事，不过分量才好。论他风骨之髙，学问之深，不然无从论起。不是不要风骨学问，如一般铜器，必竟有防片朱砂翡翠瘢防，方可耐人摩挲。只是诗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韩栁、欧阳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气魄【以上总论】
道徳经好用三字句，竟似后世道士声口，可厌之甚。《论语》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贪」「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皆妙，全然不觉。大抵文章到洙泗，眞是雅之至。孟子虽是絶调，毕竟带机锋。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曽用『虽然』二字，果然以前语气厚，至孟子则转折分明矣。」先儒以《礼记》为汉人文字，恐未必尽然，《礼记》尚无「虽然」字，尚是《大学》《中庸》文体。
朱子生性至刚，而作古文诗辞，却不能超然于风气之外。想文章道徳巍然千古，都是命于帝庭。虽上智大贤，气亦偏钟于所长。看来文章，亦是孔子絶顶，不似战国风气，亦不似周公之旧，却另一种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帮贴，自然道理完足。
圣贤经书，叠句都有层次，谓错举者非也。即我辈文字，亦必排比先后浅深，况圣贤乎？其看不出层次者，只是心粗耳。《礼记》或有后人作者，便当
译黄庭坚与米芾的书法，后代常常并提，但两人却互相诋毁。黄庭坚佩服苏轼的文章和书法，却认为他的诗不够古雅，然而他自己所作的诗，也看不出有什么古雅之处。米芾用黄庭坚的书法来支撑手脚（比喻依赖其风格），他的诗也是如此，大抵是因为刻意雕琢字句，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文章终究要意蕴充足、气势充沛才好，柳宗元的文章尚且达不到这个境界呢。王安石也有这种毛病，有人说：“王安石、苏轼还不能这样论断，还应当论他们的意趣。王安石追求意趣的涩滞，苏轼追求意趣的流利，涩滞与流利都有毛病。只有理据充足、意蕴充足而气势也充足，既不至于涩滞，也不至于流利，多一分不得，少一分不得，这才达到极致。班固、司马迁的文章，曹植、杜甫的诗，就是这样的。”
文章与气运息息相关，丝毫不差。唐宪宗时期有永贞元年的太平景象，于是就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宋真宗、仁宗年间，便产生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明代的治理，只推崇成化年间，而时文的喜好，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到了万历壬辰年之后，便风气急促急切，再往后则鬼怪百出了。我曾经有一个比喻：春夏秋冬，是气候的小变化；治乱兴亡，是气运的大变化。虫鸟草木，极其细微。然而春气一到，禽鸟便能怀着美好的声音，鸣声都和谐悦耳；秋气一到，蟋蟀吟叫、虫鸣声响，凄凉哀厉。至于草木的荣枯，尤其显而易见。何况人是万物之灵，难道反而不与气运相关吗？所以一番太平景象，文章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战国时期的文字，都是一团欺诈虚伪，不知为何到了汉代，便出现了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班固。至于唐诗的变化，源于六朝；宋文的变化，源于五代，都是如此。如果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道学，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诗，都是在中兴时期兴起，力量很大。总之，那些人在朝廷做官的，就关系到气运；至于孤立的个体，就不相干。比如晚秋的菊花，寒冬的松柏，不随气候改变，这是它们的本性。如果在天下大乱之时，忽然产生一位圣贤，那是上天以此留下一个种子，恐怕道统断绝的意思。
如今的人学习诗文，动不动就说欧阳修、白居易两位先生的诗体、文体，学不到，因为天才、学问都比不上他们，只是学习他们平正的风格。他们都是读破了万卷书，就是音节之间，怎么能达到他们的境界呢？
诗文必须经常写作，在写作的时候，何尝不得意？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不好，这就是进步。然而得意这一层，也不可缺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如果只有发愤而没有快乐，也太辛苦了。一番发愤，一番快乐，循环不已，便能达到极致。
诗文从生疏做到熟练，从熟练又做到生疏，后来读起来觉得好像不顺口，就是有功夫了。
诗文粗俗鄙陋，固然不好；太过文饰，又不像样。文字的起源，都是古人说话。有意要文饰，便不是了。
诗文中使用雪白字（指本色字、自然字），随便字都不妨碍，总要切合情境。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气。诗中的字又不是以完全贴切为切合，不太贴切却反而契合方妙。必须求得自己内心的领悟，不是要别人叫好。
看文章如同看风水，山川有一段秀气便要吸引人。文章有一段秀气，便有成就。这却在马的雌雄、毛色之外（比喻超越表面形式）。
韩愈在潮州，柳宗元在永州、柳州，都有政绩。然而韩愈在潮州，诗文依然肃穆平宽；柳宗元在永州、柳州的诸作，便不免辛酸凄苦。后来，韩愈享福不尽，而柳宗元竟然死在贬所，可以领悟文章气象之间关系到人的禄命。
诗文的派头断绝久了。如今暂且不要评论，他是唐是宋，暂且字字核实来说。这人是这个人，称情称事，不过分才好。论他风骨之高，学问之深，不然无从论起。不是不要风骨干学问，比如一般的铜器，毕竟要有几片朱砂翡翠的斑痕，方可耐人摩挲。只是诗文的根本不在此，况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气魄。
《道德经》好用三字句，竟似后世道士的口吻，令人厌恶至极。《论语》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贪”、“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都很妙，全然不觉。大抵文章到孔子那里，真是雅致到了极点。孟子虽然是绝妙的调子，毕竟带有机锋。先父说：“孟子之前的文章不曾用‘虽然’二字，果然以前的语气厚重，到了孟子则转折分明矣。”先儒认为《礼记》是汉人的文字，恐怕未必尽然，《礼记》尚无“虽然”字，尚是《大学》《中庸》的文体。
朱熹生性至刚，而作古文诗辞，却不能超脱于风气之外。想来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天命于帝庭。虽然上智大贤，气也偏重于所长。看来文章，也是孔子最顶尖，不似战国风气，也不似周公之旧，却另一种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帮忙贴补，自然道理完足。
圣贤经书，叠句都有层次，说错举者非也。即我辈文字，也必排比先后浅深，何况圣贤乎？其看不出层次者，只是心粗耳。
古大家文，力大于身，所见髙无起，不收无呼，不应即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别峯，亦必有缘故。
选文惟从汉起，最干净。近选多把左、国都收入，却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当另作一类读之。索性以汉为断，只是昌国、报惠王、信陵上魏王二书，割舍不得。想来有一法，将此二篇收入《史记》选内，便无遗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对，文字非才大、学富、道理精熟，安能一笔冩出，而字字醇确？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其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细看果有些像。朱子评论古人不差铢黍。
古人自当读汉文，亦是彼时风气厚，自然风调不同。即三国李兴代刘▯祭武侯文，陈夀上诸葛文集表，后世惟韩栁、王防防能之，然亦须极得意作。至武侯正议，栁王不能也。諌絶孙权，虽苏张无此辨，几句便尽情势。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气喷出。韩文要追复三代，转有斧凿之意。司马子长便一气吐出。子长孟坚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勖为曹操加九锡文，此武侯所谓奉进驩兠滔天之辞也。有友故为▯千之论，极口赞佳，却是乱道。即如曹操所与羣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无实话，却选他不得。试看伊周何尝不退位，岂虑有他？选诗文若无此决断，便可不选不论。其人与理而徒取其词，则不胜选矣。惟史书又是一例，欲以见善恶兴败之由，故槩载之。
曹操自叙令文字甚好，诗亦有佳者，但防番徘徊，卒置之。他比不得桞子厚、王荆公二人，只是错误执拗耳，非乱臣贼子也。曹丕诗文竟是妇人，软得不成话。论古人当有分别，如王维、郑防，虽杜工部朋友，厚道为之，表暴其实，皆已被禄山所汚。若太白却不同，永王璘是唐之宗支，彼时明皇已走，宗社无主，永王有恢复之志，与叛逆岂可同日而语。
武侯不知所读何书？识见作用，规模气象，都是三代圣贤光景。即其文字，絶不似东汉《出师表》正议、谏絶孙权书，才几句説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气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脱华藻。
武侯出师表，自肺腑流出，即以文章论，亦居最顶。惟韩子最顶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与孟尚书书是也。此等皆当另一格视之。韩子学那样文字，便过之。进学解，好似客难解嘲诸作。书张中丞传后，好似史迁。惟原道是学大学中庸，却不及要，亦精矣。如栁子厚，王荆公，必不能为出师表文字。三苏惟东坡天姿髙，推服出师表。老泉子由皆讥贬武侯，去之尚逺，故也。
问武侯答李严书言：「虽十命可受，自来无十命之事。」即此一言，便可想见其未出草庐时，确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见使其功业有成，如伊尹之复政告归，固所优为。曰：「然【清植】
韩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单留心于文字。朱子于武侯外，便称陆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门，等闲并不道及，想嫌其文排闷也。宣公在军中恁样处置得停当，才大心细，其奏议语语俱是实理实事，学问又海涵地负，只是排体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陆宣公、韩文公，尽有实用，知古却又通今。看宣公奏议，虽根本于经书，而处置都合机宜。韩公论淮西黄家贼及复讐禘祫等议，皆确中事理。问王荆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坏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见有人与他意思相同者，即便毁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説，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为证佐。为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为独见？及见张长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见之不谬也。
古文近颇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问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经书道理为主，文字却不要规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长者要有裁剪。栁州与杨诲之説车书，凡数千言，字字琢链，又是一气流出，连虚字要换他一个亦不得。即寒温语皆妙。大都韩栁动笔，即一两行都是留意，无茍作者，到后信笔冩来，无不入妙。又字眼亦要▯当，取材于两汉。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减色。古文内着不得工丽对句，古诗对句太多，亦六朝始然，
译古代大家的文章，力量大于篇幅，所见极高却不起势，不收敛也不呼喊，若不回应便有一股放空之气，如同天外另有一座山峰，这也必定有缘故。
选文只从汉代开始，最为干净。近代的选本大多把《左传》《国语》都收入其中，却并不妥当。大体上，夏商周三代以上的文章，应当另作一类来读。干脆以汉代为界限，只是《昌国君乐毅书》《报燕惠王书》《信陵君上魏王书》这两篇，割舍不得。想来有一个办法，将这两篇收入《史记》选本中，便没有遗憾了。
董仲舒的三道对策都是当面回答，文字若非才识宏大、学问渊博、道理精熟，怎能一笔写出，而且字字纯正确切？匡衡的文章也好，但朱子说他的文章像策问的段落，不是从胸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细看果然有些像。朱子评论古人，不差分毫。
古人自然应当读汉代的文章，也是那时风气淳厚，自然风调不同。即使是三国时期李兴代刘禅写的祭诸葛亮文，陈寿上呈诸葛文集的表，后世只有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能写，但也必须是极得意的作品。至于诸葛亮的正议，柳宗元、王安石就写不出了。劝谏断绝与孙权的往来，即使是苏秦、张仪也没有这样的辩才，几句话便说尽了情势。
曹植才识宏大，他的文章都像一口气喷涌而出。韩愈的文章要追复三代，反而有斧凿的痕迹。司马迁的文章便是一气吐出。司马迁、班固是文家中不可迁祧的祖宗。
潘勖为曹操加九锡写的文章，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奉进欢兜滔天之辞啊。有朋友故意发表千虑一得之论，极力称赞它好，却是胡说八道。就像曹操给群下的教令，古文中也未必没有实话，却选不得他。试看伊尹、周公何尝不退位，难道担心有别的图谋？选诗文如果没有这种决断，就可以不选不论。如果只取辞藻而不顾其人其理，那就选不胜选了。只有史书是另一回事，想要通过它看到善恶兴衰的原因，所以一概记载。
曹操的自叙令文字很好，诗也有佳作，但反复徘徊，最终搁置了。他比不上柳宗元、王安石二人，只是错误执拗罢了，并非乱臣贼子。曹丕的诗文简直是妇人腔调，软弱得不成话。评论古人应当有分别，比如王维、郑虔，虽然是杜甫的朋友，厚道地为他们写表章，揭露他们的实情，都已被安禄山所玷污。如果是李白却不同，永王李璘是唐朝的宗室，那时唐玄宗已经逃跑，国家没有主君，永王有恢复的志向，与叛逆岂能同日而语。
诸葛亮不知道读的是什么书？见识、作用、规模、气象，都是三代圣贤的光景。即使是他的文字，也绝不像东汉的文章，《出师表》、正议、劝谏断绝与孙权往来的书信，才几句话说明事理，是如何透彻？曹植气魄很大，但比起诸葛亮，就是文人之文，不脱华丽辞藻。
诸葛亮的《出师表》，从肺腑中流出，即使以文章论，也居于最顶端。只有韩愈最顶端的文字，才能达到他的地位，如《论佛骨表》、《与孟尚书书》就是。这类都应当以另一格看待。韩愈学习那样的文字，便超过了。《进学解》，好像《客难》《解嘲》诸作。《书张中丞传后》，好像司马迁。只有《原道》是学习《大学》《中庸》，却不及要害，也精妙了。像柳宗元、王安石，一定不能写出《出师表》那样的文字。三苏中只有苏轼天资高，推崇佩服《出师表》。苏洵、苏辙都讥贬诸葛亮，离之尚远，所以如此。
问诸葛亮答李严的信中说：“即使十命可以接受，自来没有十命之事。”仅这一句话，便可想见他在未出草庐时，确实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见如果他的功业有成，像伊尹那样复政告归，本来是他所优为的。说：“然【清植】
韩愈口中不提起江都，诸葛亮故知他单留心于文字。朱子在诸葛亮之外，便称陆宣公，韩愈出自陆宣公之门，平常并不提及，想是嫌他的文章排闷吧。陆宣公在军中那样处置得停当，才大心细，他的奏议语语都是实理实事，学问又海涵地负，只是文体不高古罢了。
文人中如陆宣公、韩愈，尽有实用，知古却又通今。看陆宣公的奏议，虽然根本于经书，而处置都合机宜。韩愈论淮西黄巢贼及复仇禘祫等议，都确切中事理。问王安石的文字看得出，他能坏天下否？说：看得出。他作文字，见有人与他意思相同的，即便毁稿，这便是大病。我有此说，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为证据。为何削去《原道》某段，自以为独见？及见张长史也如此，分更喜所见之不谬也。
古文近来颇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问如何？说：其本自然，要以经书道理为主，文字却不要求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不是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长者要有裁剪。柳宗元与杨诲之说车书，凡数千言，字字锤炼，又是一气流出，连虚字要换一个亦不得。即使是寒暄语皆妙。大体韩愈、柳宗元动笔，即一两行都是留意，没有苟且之作，到后来信笔写来，无不入妙。又字眼也要恰当，取材于两汉。若字眼不古雅，文字就减色。古文内着不得工丽对句，古诗对句太多，也是六朝才开始这样，
得唐人书佛经眞迹，笔笔着力。曰：古今人差处，就在此。若不用力，虽千行万字，总无足取。试将韩栁文字，于极不要▯处拈出一句看来，总有斤两，可见其字字经意。今人连篇累牍，随手冩，可谓不诚无物。锡因论古物与今物别处，只是茍且与不茍且。梅先生曰：古人诸物，都是从内里邉做出来的。
栁子叙事学，史汉便是史汉。韩子不肯学史汉，髙于史汉。《张中丞传后叙》亦仿《伯夷等传》体，而词调风格毫不歩趋。《段太尉逸事状》居然是孟坚极得意文字。
栁集中载与退之诗文甚多，退之岂无酬答？今不复见，殆自削其稿耳。子厚临殁，托梦得为求退之作志，及退之许诺，梦得喜不自胜，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传于千载无疑也。退之与刘书称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梦得言之，今韩集亦无此。
原性起两句极精。程子曰：「心如谷种，其生之理为性，其阳气之▯则情也。」故性字从心从生，言生理之与生俱生者也。情字从心从青，如草木之萌芽初发，感于物而生者也【自记】
原性本甚精，其不足处不在认错。孟子性善之防，只在末后少两三行文字，把其所以为性者五发挥明白。不贰过论末一段语都有条理，不是乱填。
原性言仁义礼智信，原道只言仁义，以仁义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后可见【自记】
原道通篇排释老，而首论老氏之失，极是髙处。盖佛书多是华人附益，大率原于老子之指，而淫于庄列之幻词，故后汉书、新唐诗皆探本老氏论之【自记】
古人文字难看，原道连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谓从博爱説起，没有头脑，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复从性上説起，非原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只是大本；▯而皆中节，乃是达道。原道自当从发处説朱子説他引《大学》漏了格物致知，为不知学；不知他引此，正对佛教，所以下面断一语：“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引到格致，便与佛不对针。“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一语甚精，洞中其▯。汝楫云：“原毁不过是题目，有个原字，门人便编做一处。其实韩子未尝以此与性道并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触而作，故云适丁民之有是时也。”元都是门人彚在一处的。
有谓原道，开口一句便不稳当，仁自是心之德，爱之理如何？曰：“博爱之谓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讲过了。这是原道，原性是説“天命之谓性”，原道是説“率性之谓道”，故云博爱与行而宜之相对。
今日繙韩文，果是才大如复讐、禘祫、黄家贼、平淮西事宜，与栁中丞论兵、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洗刷得一个闲字没有，事理直説个透。马班尚是汉文，此则洙泗之派也。惟武侯虽不学文，而所传数篇皆然，愈读愈有味。因他人品髙，胸中有许多眞意思、眞见解，气又完全直冩出来，便自不同。凡诗文书翰之类，若务为名家，积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峯造极，直须第一流人。
龙嘘气成云，一首寄托至深，取类至广。精而言之，则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则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兴起于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记】
作文章熟后，虽无意冩出，必有结搆，有呼应。如韩子读《仪礼》一篇，首两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间説无用于今，而圣人之制度不可泯没，是照应第二句意而结完。之后言掇其大要，竒辞奥防，以备览观而已，是照应第一句意而结完。之末叹恨不得生及其时，则两意俱结也【自记】
每疑韩公説，唐初羣臣材识不逺，然当时有太史令傅奕，可谓特立排佛者，韩子何以无取？及观奕传，则其垂训也，惟重老氏，以列于名教之首，末乃殴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韩公之所轻也【自记】
观韩子论礼典兵刑，处岂可以文学之科限之？其老练精核，逺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记】
宋人论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门，上蔡谢氏则以「求是」二字为穷理之要。韩
译得到唐人书写佛经的真迹，每一笔都着力。说：古人与今人的差别，就在于此。如果不费力，即使写上千行万字，也毫无可取之处。试着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中，在最不需要用力的地方拈出一句来看，总有分量，可见他们字字经过深思熟虑。今人连篇累牍，随手书写，可以说是没有诚意就没有内容。我因此论述古物与今物的区别，只是苟且与不苟且的区别。梅先生说：古人的各种作品，都是从内心深处做出来的。
柳宗元的叙事之学，以《史记》《汉书》为典范，就是《史记》《汉书》的风格。韩愈不肯学习《史记》《汉书》，却高于《史记》《汉书》。《张中丞传后叙》也模仿《伯夷列传》的体例，但辞藻风格毫不亦步亦趋。《段太尉逸事状》简直就是班固最得意的文字。
柳宗元集中记载与韩愈唱和的诗文很多，韩愈难道没有回赠吗？现在不再见到，大概是他自己删削了草稿。柳宗元临终前，托刘禹锡请求韩愈为自己写墓志铭，等到韩愈答应，刘禹锡喜不自胜，甚至迎接灵柩并告知以慰亡灵。柳宗元固然知道韩愈写墓志铭必定不会假借辞色，但流传千年无疑。韩愈在给刘禹锡的信中称赞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像司马迁，刘禹锡这样说，现在韩愈的文集中也没有这句话。
《原性》开头两句极为精妙。程子说：“心像谷种，它生长的理就是性，它阳气的发动就是情。”所以“性”字从心从生，说的是生理与生命俱生的意思。“情”字从心从青，像草木萌芽初发，感受外物而产生的【自记】
《原性》本来很精妙，它的不足之处不在于认错。孟子性善说的关键，只在最后少两三行文字，把作为性的五个方面发挥明白。《不贰过》论述最后一段话都有条理，不是胡乱堆砌。
《原性》讲仁义礼智信，《原道》只讲仁义，用仁义包揽五常。两篇著作的先后顺序可见【自记】
《原道》通篇排斥佛老，而首先论述老子的过失，这是极高明的地方。因为佛书多是中国人附益的，大体源于老子的旨意，而流于庄子、列子的虚幻言辞，所以《后汉书》、《新唐书》都探究根本从老子方面论述【自记】
古人的文章难懂，《原道》连程朱也看不透。程子说从博爱说起，没有头脑，不知道他已经有《原性》了。如果再从性上说起，就不是《原道》了。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只是大本；发动而都符合节度，才是达道。《原道》应当从发动处说起。朱子说他引用《大学》漏了格物致知，是不懂学问；不知道他引用这个，正是针对佛教，所以下面断语：“现在想要治理内心却排斥天下国家。”如果引到格致，便与佛教不对针。“想要治理内心却排斥天下国家”一语很精妙，洞中要害。汝楫说：“《原毁》不过是题目，有个‘原’字，门人便编在一起。其实韩愈未曾将性与道并列来原。”我说：“《原鬼》也是感触而作，所以说‘适逢百姓有这样的情况’。原本都是门人汇编在一起的。”
有人说《原道》，开头一句就不稳当，仁自然是心的德性，爱的理如何？回答说：“博爱叫做仁。”我回答说：“仁是性。”他的《原性》已经讲过了。这是《原道》，《原性》是说“天命之谓性”，《原道》是说“率性之谓道”，所以说博爱与行而宜之相对。
今天翻阅韩文，果然是才大如《复讐》、《禘祫》、《黄家贼》、《平淮西事宜》，与柳中丞论兵、《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洗刷得没有一个闲字，事理直说透彻。司马迁、班固尚是汉文，这则是孔门之派了。只有诸葛亮虽不学文，而所传几篇皆如此，愈读愈有味。因为他人品高，胸中有许多真意思、真见解，气又完全直写出来，便自不同。凡诗文书信之类，如果务求成为名家，积累工夫自然可以到达；如果要登峰造极，直须第一流人。
龙嘘气成云，一首寄托至深，取类比附至广。精细地说，就像道义的生发之气，德行的发为事业文章，都是如此。广泛地说，就像君臣的遇合，朋友的应求，圣人的风兴起于百世之下，都是如此【自记】
作文章熟练后，虽无意写出，必有结构，有呼应。如韩愈读《仪礼》一篇，首两句是反起全篇之意。中间说无用于今，而圣人的制度不可泯灭，是照应第二句之意而结完。之后言掇其大要，奇辞奥义，以备览观而已，是照应第一句之意而结完。最后叹恨不能生及其时，则两意俱结【自记】
每怀疑韩公说，唐初群臣材识不远，然而当时有太史令傅奕，可谓特立独行排斥佛教的人，韩愈为何不取？等到看傅奕传，则他的垂训，只重老氏，以列于名教之首，最后才驱逐佛教，得其一而昧其二了，适宜韩公所轻视【自记】
看韩愈论礼典兵刑，处岂可以用文学之科限制他？他的老练精核，远比诸葛亮，近比宣公【自记】
宋人论程伊川说：“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个人而已。”伊川的门人，上蔡谢氏则以“求是”二字为穷理之要。韩
孔子之道德，不可赞也。故韩子作《处州庙碑》，赞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谓生民未有者，极为得体。栁子厚作庙碑，亦曰：「茍赞其道，如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后学敬愼之意【自记】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见年月，中间许多事而年月悉不书，一则讳淹时之久，一则略诸将之无功也【自记】
维时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而适斯土，是何意哉？故韩子微言讽之，独吊望诸君者。望诸君失意出奔，终身不敢谋人之奴▯也。与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记】
观答侯生书，则韩公眞善注解书者。惜乎其《论语》注未就，而不传也。今有传者，盖伪作耳【自记】
韩文言：“物不得其平则鸣”，其意以为有动于中则鸣耳，而以为不得其平，殊不确。其下有五臣防等，如何説不得其平？又説防不能以文词鸣，以韶鸣，殊可笑。便是文人趁笔之习。至説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确切，此公于文章一事当行也。
问韩文公云：醇而后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后能放笔言之。如东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话，亦説得一片，只是推敲起来，不胜病痛。
文章要曲，用曲笔，便似其中林峦涧壑不可窥测。惟韩文公防作直文章，以所见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韩文选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疎漏者十许篇，存六十许篇，眞是文宗。其气极古雅，如西汉人，而又无其累坠。只原性一篇有不尽当处，然却去不得，要以他压卷。若去此，则原道无根矣。
某选韩文，许多精竒玮丽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于正，有体有用，确可见之行事，而有补于世者，尽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无闗轻重，随人自去拣读。
问：选韩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为入选？曰：闻得友人説，当时不得志者徃河北，都是要从乱贼，故此文吊望诸君，为其不忘燕也。此闗系忠孝，岂容不录？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书亦好，但太似自己一生学问，供状为贤者讳，故去之。
昌黎时在字句上留意，其后门人衍成恶派，如皇甫湜等，故意将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见古，再传至杜牧等，句几不可读矣。
栁子厚记韩文公论天一叚甚翩跹，虽是偶然戏语，亦可见其不知天。天地万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为主。凡禽兽草木，无不爱其子者，至人一生经营，无非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犹是也。若凶残贪恶之人，乃是种子自生蠧，与天地无干。所以有太极、西铭诸书，此理始明白。
栁文精金美玉，独识见议论未若《汉书》之精当。子厚之文亚于孟坚，退之之文过于子长。韩文直追周，其质直处，正是其髙处。
看来古文诗俱到家者，惟陈思栁州耳。韩便文好于诗，栁州文字莫要论其道理意思何如，只就其文论，虽千余言，要删他一个虚字不得。
刘蜕、孙樵数家，虽皆小品，不无可观，就中孙樵又为差胜。
文字扯长起于宋人，长便薄太公丹书，行防多大礼説出来，才只四句。箕子洪范，三才俱备，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经，不知讲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防，便要万言，是何意思？
文只要简净，蹲防拖曳，皆词之累。韩文简洁如此，三苏则专事虚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长，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钟旺】
欧苏之文，何尝不好？然见解不甚透，自是本领差。説事説理皆不透，韩栁便透。如复讐议，栁已凌牙厉齿，言之凿凿。韩就理论之更明而尽。朱子文字，何尝能到马班、韩栁？但理足便觉得，任他才学笔力驰骋藻耀，都压他不下。如《封建论》，孟坚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説来，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来，两汉之文也。所上诸劄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确实有斤两，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汉》后，只读韩、栁、曾、王，便足。曾王学问如何，能过韩、栁？韩、栁遇一通经守师説
译孔子的道德，不可称颂。所以韩愈作《处州庙碑》，称颂其祭祀典礼的盛大，以此推演所谓“生民未有”的崇高地位，极为得体。柳宗元作庙碑，也说：“如果称颂他的道德，就像赞誉天地之大、褒扬日月之明，不是愚昧就是迷惑，不可触犯。”这些都深得后学敬慎之意【自记】
《平淮西碑》，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只有开头和结尾记载了年月，中间许多事情年月全都未写，一是避讳耗时之久，二是略去诸将无功【自记】
当时河北正跋扈不朝，董邵南在官府不得志，而来到此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韩愈用微言讽谏他，独自凭吊望诸君。望诸君失意出奔，终身不敢谋划做别人的奴仆。这与《送李端公》的立意大致相似【自记】
看《答侯生书》，可知韩公真是善于注解书籍的人。可惜他的《论语》注未完成，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大概是伪作【自记】
韩文说：“物不得其平则鸣”，他的意思认为内心有所触动就会鸣响，而说“不得其平”，很不准确。下面提到五臣、防等人，怎么能说他们不得其平？又说防不能以文词鸣，而以韶乐鸣，实在可笑。这就是文人趁笔的习惯。至于说六朝文章的弊病，字字确切，韩公在文章一事上是内行。
问韩文公说：醇而后肆，肆是工夫，还是天分？回答说：自然是工夫，道理明白了，然后才能放笔而言。像苏东坡就是肆而不醇，顺着他的话，也能说得通，只是推敲起来，毛病不胜枚举。
文章要曲折，用曲笔，便像其中的林峦涧壑不可窥测。只有韩文公擅长作直文章，以所见道理足为底色，已经深厚。
韩文选定七十一篇，如果再删去有疏漏的十篇左右，保留六十篇左右，真是文宗。其气极古雅，像西汉人，而又没有西汉文的累赘。只有《原性》一篇有不尽恰当之处，然而却删不得，要用来压卷。如果删去这篇，那么《原道》就没有根基了。
我选韩文，许多精奇瑰丽的，都不收录。然而凡是昌黎的精华，都出于正道，有体有用，确实可见于行事，而对世道有益者，都在这里了。其他或有毛病，或无关轻重，随人自己去拣选阅读。
问：选韩文很少，《送董邵南序》为何入选？回答说：听朋友说，当时不得志者往河北去，都是要追随乱贼，所以此文凭吊望诸君，是因为他不忘记燕国。这关系到忠孝，岂能不收录？凡是文字有寄托的，就好。《答李翊书》也好，但太像他自己一生的学问，供状为贤者讳，所以删去。
昌黎当时在字句上留意，其后门人衍成恶派，像皇甫湜等人，故意将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想要显得古奥，再传到杜牧等人，句子几乎不可读了。
柳宗元记录韩文公论天一段很飘逸，虽然是偶然戏语，也可见其不知天。天地万古不息，只是生物，而在生物之中，又以人为主。凡是禽兽草木，没有不爱其子的，至于人一生经营，无非为了儿子，生子又要能继承家业，天地的意思，也是这样。如果凶残贪恶之人，乃是种子自生蛀虫，与天地无关。所以有《太极》、《西铭》等书，此理才明白。
柳文如精金美玉，唯独识见议论不如《汉书》精当。子厚的文章亚于孟坚，退之的文章过于子长。韩文直追周代，其质朴直率处，正是其高处。
看来古文诗都到家者，只有陈思、柳州而已。韩便文好于诗，柳州文字不要论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论，虽千余言，要想删去一个虚字都不得。
刘蜕、孙樵几家，虽都是小品，不无可观，其中孙樵又稍胜。
文字拉长起于宋人，长便薄，太公丹书，行多大礼说出来，才只四句。箕子洪范，三才俱全，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经，不知道讲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文章，便要万言，是何意思？
文只要简净，蹲踞拖曳，都是词的累赘。韩文简洁如此，三苏则专门从事虚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长，如果不是理足者，有何意味【钟旺】
欧苏的文章，何尝不好？然而见解不甚透彻，自是本领差。说事说理皆不透，韩柳便透。如《复仇议》，柳已凌牙厉齿，言之凿凿。韩就从理论上说得更明白详尽。朱子文字，何尝能到马班、韩柳？但理足便觉得，任他才学笔力驰骋炫耀，都压他不下。如《封建论》，孟坚的雄博，子厚的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说来，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现在看来，是两汉之文。所上诸劄子，《春秋序》道理既然充足，字字确实有斤两，比朱子文字更古朴。
古文自《史》《汉》后，只读韩柳曾王，便足够了。曾王学问如何，能超过韩柳？韩柳遇一通经守师说
王守溪评文，谓昌黎后，惟半山得宗派，不数欧苏，最有识见。
东坡文亦有好的，只是薄。大凡浮动嚣张处便薄。欧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荆公气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学成的，不是本来如是。
作古文要归于眞实，不尔，心先不古，文何能古？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便称其挥斥佛老之功，张皇夸大；及作大悲阁诸浮图记，又称佛之妙穷天极地，却是一口两舌。其归谈儒，儒亦不精；谈禅，禅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圣人説：「修辞立其诚。」
东坡文字，大约带澁的便好，飘飘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极妙，盛称其防论者，不知文者也。议论既博杂，笔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弹劾程子而以为奸，岂不荒唐可笑？即谓王荆公奸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结搆。説到后来，还与起处相照。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头脑太大，下正当发挥其排斥异端、独力自任之艰苦，却接云「谈笑而麾之」，便不的当，是东坡风度矣。至「开衡山之云，驯鳄鱼之暴」等句，益没▯要，下面一路説开去，遂以立庙结，不复照顾起处矣。
文章有立言之体，东坡才既髙，功夫亦深，只是道理不正当。武王何尝无可议处？只武王非圣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圣人，何由硬下此句？你即圣人，亦如此説不得。孔子生平赞圣人，总不肯説煞动云也，与都是想像未定语。
为文有本有末，所谓本，非必定是圣贤道理，本人所见透处便是本。苏明允所説多非正道，却有透处，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铺张，似有得説，收▯来却无实际，所以不如东坡。
陈后山、张文潜、二晁文字皆好，黄山谷有孙樵辈风气，但太破碎，苏不如韩。然其门下士如此，数公恐自不亚韩门。
陆象山文字笔力爽透，象山文学王半山，朱子文学曾南丰，只因学道便住手，故都未成。
记得某人説：「学古文须从朱子起。」此言却好看。朱子后来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气调，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须得如此。
古人作书，如司马《通鉴》、朱子《纲目》，皆借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今人动欲成以一人之手，其无成也必矣。诸葛公木牛流马、铸甲造弩诸事，皆假人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汉有董子及刘子政，郑康成；唐有韩昌黎；宋有周、程、张、朱；明二百余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难，搜穷种类，而胡广、杨荣、金防孜皆迎降无耻之辈，历相多年，士气遂尽。试看其一代所传著述，可与董、刘、韩比并者，为谁？即今顾亭林之音学，梅定九之算学，亦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祯厯书》，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书；梅、顾二书，是《中庸》里邉有的一是车同轨所资，一是书同文所资。
宋潜溪、方正学辈文字亦佳，要选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无之。
看归震川、王道思古文拖防説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余言尚不了，令人气闷。顾宁人説「明文不如元」，果然，当明季时，如李贽之焚书、藏书，怪乱不经，即黄石斋的著作，亦是杂博欺人。其时长老多好此种，却将周程张朱之书讥笑，以为事事都是宋人坏。却惟先君性笃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时风靡。先君以为村气甚妙，后来闻得人人皆以为不好。大凡那一书，古今来都推奬过，只我一人不服，便当想自己的错处。若是人人都呌不好，便就不错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择善而从，看古文亦当如此。
万季野于明文推宋金华黄梨洲，而以黄为更好。其实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议论之偏驳粗浅，又无论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斋，不知有储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无虚套。当时学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时人初未论定，而柴墟独两屈指，推服其送介夫归序甚好。即此已见其具眼。曰：文章品题，各人意异。某
译王守溪评论文章，认为韩愈之后，只有王安石继承了正统流派，不把欧阳修、苏轼算在内，这是最有见识的。
东坡的文章也有好的，只是浅薄。大凡轻浮动荡、嚣张的地方就浅薄。欧阳修的文章微弱，最厚实的是曾子固。王荆公气势也强，文章也古奥，但深入探究，却是学来的，不是本来就这样。
写古文要归于真实，不然，心先不古，文章怎么能古？东坡写《韩文公庙碑》，便称赞他排斥佛老的功劳，夸大张扬；等到写《大悲阁》等佛塔记，又称赞佛的妙理穷尽天地，却是一口两舌。他归依儒学，儒学也不精通；谈论禅宗，禅宗也不精通。只落得想写好文章，最终文章也没写好。所以圣人説：“修辞立其诚。”
东坡的文字，大约带涩味的就好，飘飘欲仙的就不佳。他的小文章极妙，极力称赞他策论的人，是不懂文章的。议论既广博杂乱，笔力又冗长软弱，有什么可取的？至于弹劾程子并认为他是奸臣，岂不荒唐可笑？即使説王荆公是奸人，也不服气。
写文章要一意到底，有结构。说到后来，还要与开头相呼应。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开头太大，下面正当发挥他排斥异端、独力承担之艰苦，却接着説“谈笑而麾之”，就不恰当，这是东坡的风度了。至于“开衡山之云，驯鳄鱼之暴”等句，更加没有要点，下面一路説开去，于是以立庙结尾，不再照顾开头了。
文章有立言的体裁，东坡才气既高，功夫也深，只是道理不正当。武王何尝没有可议论的地方？只“武王非圣人”这一句，便让人不想看。你非圣人，凭什么硬下此句？你即是圣人，也如此説不得。孔子生平赞美圣人，总不肯説得绝对，如“也”、“与”都是想像未定的语气。
写文章有本有末，所谓本，不一定非是圣贤道理，本人见解透彻的地方就是本。苏洵所説多非正道，却有透彻之处，便是他的本。苏辙文字铺张，似有可説之处，收束来却没有实际内容，所以不如东坡。
陈师道、张耒、二晁的文章都好，黄庭坚有孙樵一类的风气，但太破碎，苏轼不如韩愈。然而他们的门下士如此，这几位恐怕自己也不亚于韩门。
陆九渊的文字笔力爽利透彻，陆九渊文学效法王安石，朱熹文学效法曾巩，只因学道便停笔，所以都未成功。
记得某人説：“学古文须从朱熹起。”这话却好看。朱熹后来的文字不像他早年作品有古文气调，朱熹正是不想让它像古文。只是一句有一句的事理，即使叠下数语也有叠下数语的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写文章须得如此。
古人著书，如司马光《通鉴》、朱熹《纲目》，都借助朋友学生的力量。想必杜佑《通典》也是这样。今人动不动想凭一人之手完成，其不能成功是必然的。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铸甲造弩等事，都假借他人来做。能用人，便是才大。
汉代有董仲舒及刘向、郑玄；唐代有韩愈；宋代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明代二百余年，全不出人才。想必因为靖难之役，搜捕穷尽种类，而胡广、杨荣、金幼孜都是迎降无耻之辈，历任多年，士气遂尽。试看那一代所传著述，可与董、刘、韩相比的，是谁？即使现在顾炎武的音学、梅文鼎的算学，也是明朝所未有的。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尚是西洋人作的，算不得徐氏之书；梅、顾二人的书，是《中庸》里有的，一是车同轨所资，一是书同文所资。
宋濂、方孝孺等人的文字也好，要选如曾巩、王安石的名篇，完全不可得。即使苏洵、苏辙也有精彩之处，有明一代人，都没有。
看归有光、王世贞的古文拖沓説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结的，千余言尚不了结，令人气闷。顾炎武説“明文不如元”，果然，当明末时，如李贽的《焚书》、《藏书》，怪乱不经，即使黄道周的著作，也是杂博欺人。其时长老多喜欢这种，却将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的书讥笑，以为事事都是宋人坏。却只有先父笃好之，王世贞的古文一时风靡。先父以为村气甚妙，后来闻得人人皆以为不好大凡那一书，古今来都推奬过只我一人不服便当想自己的错处若是人人都呌不好便就不错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择善而从看古文亦当如此。
万斯同于明文推重宋濂、黄宗羲，而以黄宗羲为更好。其实黄宗羲怎能比宋濂？宋濂尚能造句，至于黄宗羲议论之偏驳粗浅，又不用説了。
朋友説：泰州人但知有王艮，不知有储巏。储巏古文甚温雅，无虚套。当时学者自然首先推重蔡清，其次只得算王阳明。然而同时人初未论定，而储巏独两屈指，推服其送蔡清归序甚好。即此已见其具眼曰：文章品题，各人意异。
以为惟字字与之核实，其自肺腑中流出，有闗系者便佳。如海忠介諌世宗疏，陈紫峯《易经》著述序，调虽不古，皆由中之盛气坌涌而出，自是可存。
译认为只要逐字逐句与事实核对，那些从肺腑中流出、有关联性的文字便是佳作。比如海瑞劝谏世宗的奏疏，陈紫峰为《易经》著述所作的序言，虽然格调不古，但都是胸中盛气喷涌而出，自然值得保存。
做古文这件事，想是与学道相似。自欧、曾、王、苏后，亦断了六七百年。问先生何不继续此事？曰：见得到那里，只是须要工夫。心里觉得于经书上明白一防是一防，受用比文章又要▯些。问韩文公亦见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牵累了，不尔耑心并力到道理、经书上，当又自不同。
问某人古文如何，曰：“虽提得起笔，但是向外走的学问。此派传衍已久，尚未见杰出有人。不但儒先为性命之学者不尔，即韩、栁欧、曾、苏、王之学亦不尔。方做得几篇文字出，韩文公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不能观，不敢也。下句‘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实是立志如此。韩文公如此志向，如此读书，所成就尚贻儒宗訾议。大要从初读书时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説证甚麽因，便结甚麽果。”
古人终身不得几篇好文字，着一书便竭毕生精力。今人动辄成集，不数月便成一书，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仿古文者多从传志学起，却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从议论文字入手，先读碑板文字，亦是一病。所为文，亦长于碑板，若叙事文便不出色。学文自当先教议论畅达，逐渐缩敛方佳。如今看小学生文，其下笔论头汨汨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虽有些笔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志只该志其姓氏卒▯而已，谩夸虚誉无当也。且此等断不传鬼神，亦不许顔子，并无著述，只孔子夸他几句，《四书》存他几句，万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陈夀作志，蜀并无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独少。然由今观之，魏、吴二志大率虚浮，《蜀志》虽不多，是何等光焰！所以人贵实事。
做古文只要不説谎，圣贤虽于父母亦不虚加一语，加以虚誉，人必指而笑之，是贻父母羞辱也。且称人曷必全备如孝徳之本也？孔子未尝以称顔子，岂顔子未孝耶？舜称大孝，他圣不闻，岂他圣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将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语，既有所见，便信笔直书，达意而止。既成，且阁下一邉。过几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补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务使词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结搆，毕竟可观。
作文且未须説得体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据事直书，自然不烦删减，而闲文自去，词必古矣。
作诗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则太直，似文字非诗矣。即文字太直，亦未为佳。朱子説，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廻头者，他却见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却是歩歩廻头，抓住主意説到底。朱子论各色文艺，都在行文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李习之教人看《获麟解》，一句一转，可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动称伊川为正叔，朱子为仲晦，虽中庸亦称仲尼。然古今既异，即当致其尊礼，乱称先贤名字，断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须有义例。
文字要改，虽孔子犹然。欧公《醉翁亭记》原稿起处，有数十字粘之卧内，再四改订，到后来只得「环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説者谓「笔是录旧，削是删旧」，恐未必尔。就是那几个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游、夏不能赞一词。
文字词气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眼，人多不讲。其鬬凑成文者，即有一段好处，必不能通篇自圆其説。文中有一两句似无甚闗系，却是他为文眼目。説话虽多，终须归到发明此句上。这是传下来的一防法脉。
岩云作文字，不可称人曰子，子称重宁，称君可也。曰古名人称过，便可称子，亦通称。书传皆然，韩栁欧苏如此用，亦用之而已。如嵗在某干支，嵗次某干支，本谓嵗星在某次某，非谓年嵗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与丑合，岁在元
译写古文这件事，大概与求学问道相似。自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之后，这一脉也断绝了六七百年。有人问先生为何不继续从事此事？先生回答说：我见识到的境界，只是需要下功夫。心里觉得对于经书明白一分是一分，其中的受用比写文章又要深些。有人问韩愈是否也见得大道？先生说：他便是被辞藻牵累了，不然若专心致力去探究道理和经书，应当又有所不同。
有人问某人的古文写得如何，先生说：“虽然提得起笔，但是这是向外求索的学问。这一派传承已久，尚未见到杰出的人才。不仅那些以性命之学为追求的儒者不这样，即使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的学问也不这样。韩愈刚写出几篇文章时，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不是不能看，是不敢看。下一句‘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口气略大些，但确实是立志如此。韩愈有这样的志向，这样读书，所取得的成就尚且遭到儒者的非议。大抵从最初读书时的意向是怎样的，成就便是怎样的。佛家所以说证得什么因，便结什么果。”
古人一辈子也写不出几篇好文章，写一部书便耗尽毕生精力。今人动不动就成集，不到几个月便成一书，怎么能写好呢？
写古文要曲折，学古文须先学写论说文。因为判断事理，如同审理官司，必须从四面八方都驳倒对方，才能定案。这样则周周全全、曲曲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没考虑到，便成了漏洞。久而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层叠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如今仿效古文的人多从传记志铭学起，这却不对。
某位朋友看古文，不从议论文字入手，先读碑刻文字，这也是一个毛病。他所写的文章，也擅长碑刻文字，若是叙事文便不出色。学写文章自然应当先教议论畅达，逐渐收敛方为佳。如今看小学生的文章，那些下笔议论滔滔不绝的，便有成就。若是短短几句勉强通顺，虽有些笔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志铭只该记载其姓氏、卒年而已，随意夸大虚誉是不恰当的。况且这类文章断然不能传于鬼神，也不足以使颜回受益，并无著述，只是孔子夸他几句，《四书》记载他几句，万古不灭。诸葛亮不设立史官，等到陈寿作志时，蜀国并无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独自稀少。然而由今观之，魏、吴两国的史志大多虚浮，《蜀志》虽然不多，是何等光辉！所以人贵在实事。
写古文只要不说谎，圣贤即使对于父母也不虚加一语，若加以虚誉，人必指着嘲笑，这是给父母招致羞辱。况且称赞人何必全备如孝德之本呢？孔子未曾以孝来称赞颜回，难道颜回不孝吗？舜称赞大孝，其他圣人没听说，难道其他圣人都未孝吗？
我最近得到一个作文的方法：如有某人某事可作文者，先将其人其事想清楚。我所欲言，既有所见，便信笔直书，表达意思为止。写成后，暂且搁置一边。过几日再看，加以裁剪。有不明白的地方改之，意思不足的补之，字眼冗长泛泛的去之。务必使词语更少而意思更多，又有结构，毕竟可观。
作文暂且不必讲求体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将那件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据事直书，自然不需删减，而闲文自去，词语必定古雅了。
作诗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则太直白，似文字而非诗了。即使文字太直白，也不为佳。朱子说，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回头的，他看见了，却做不到。朱子的文字却是步步回头，抓住主旨说到底。朱子论各类文艺，都在行文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韩愈教人看《获麟解》，一句一转，可领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动不动称伊川为正叔，朱子为仲晦，即使是中庸也称仲尼。然而古今既异，就应当致以尊礼，乱称先贤名字，断然不可用于文章。这类须有义例。
文字要修改，即使是孔子也如此。欧阳修《醉翁亭记》原稿开头，有数十字贴在卧室内，再三修改，到最后只得“环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写的文章，都是如此，甚至有不保留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该写的写，该删的删。解说者谓“笔是记录旧事，削是删除旧事”，恐怕未必如此。就是那几个字，眼下觉得不妥，便删去，所以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
文字词气的雅俗，尚有能辨别的人。至于句中有眼，人多不讲。那些拼凑成文的，即使有一段好处，必不能通篇自圆其说。文中有一两句似无甚关系，却是他的文眼。说话虽多，终须归到发明此句上。这是传承下来的一脉法度。
岩云写文章，不可称人曰子，子称尊长，称君可也。说古名人称过，便可称子，亦通用。书传皆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如此用，亦用之而已。如岁在某干支，岁次某干支，本谓岁星在某次某，非谓年岁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与午合，岁在元
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虽朱子亦错为之，奈何？某总不用，直云康熈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应从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换之，令后世反无所考证。文之古雅，不在此。
译这是枵宿的星次了。但如今这样使用人名，反而显得非常怪异，即使是朱熹也曾这样错误地使用，该怎么办呢？我完全不用，直接说康熙某甲子罢了。大凡在文章中写地名、官名，都应当使用现在的名称，何必用古名来替换，使得后世反而无法考证。文章的古雅，并不在于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观，临时一无所用。惟善刀者，筋节着实，当之者便不能支。盖虚处费去，用处便不着实。如学书者，寻常作字不着实，依法冩冩时，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论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旧来立法科塲文，谓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实理实事。这样文字不容易，必须多读书，又用过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浅易之谓也。
选文字宜简严。孔子删书，取其有用者，动辄架漏，过几百年，所以妙。如今无论选古文、时文，即将其文当作经看，一字不放过，方好。
王安石、陈傅良的八股，似对不对？甚古所谓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诗有古诗及古歌谣之类也。
时文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缵绪，节时文皆讲成三王綂绪，未成至武王才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孙累世欲闇干天位者，然岂非大悖？不知缵绪者，言能修徳行仁，不堕基业，到得天与人归，一着戎衣便有天下。故虽以臣伐君，而不失显名。「一戎衣」句非结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杨慈文是如此发明，大有闗系，所以八股不可轻忽。
明代时文，洪、永、宣、景天为初，成、▯为盛，正、嘉为中，庆、厯为晚，天启以后不足録已。
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髙于明初人。曰：「唐初诗亦有髙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宻，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终不若工部字律宻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正。
做时文要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经便是如此，口气错，道理都错。
房书坊刻，始于李▯一，可谓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终日多读经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观。若只采几篇左国，数篇韩栁，手此一编，以为样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防试，将所作时文就正于乡前辈王命岳。耻古就中一篇，批云：“骨节尚大。”某请此批是优是劣。答云：“骨节大，不得脉络一线，谓之单微。无厐然而大之状，知道单微便宻细。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论大妙。
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然而思，以词采胜，则必求新竒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顺了，其火候有时，岂能强所未至？但世有一种，从心里放逸昬惰，志气不立的人，先时聪明才华尽有，到后来渐渐消亡，实可惜了。
临文在题之皮毛上铺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无神气，至于肤浅无味，最怕人病，却中在根本上【以上论科举之文】
榕村语录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三十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文二
离骚，顷注得一过，看出此人学问条理，读的书既多，一字不乱，下都合义理。今人不得其意，説他忧惶瞀乱，所以一句説向天，一句説到地，何尝如此？此人若及圣门，恐不在游、夏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然絶无片言只字传于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见一防，羽毛文采亦不可少。
骚体最难作。屈子后，惟汉武帝《瓠子》、《秋风》可以歩武。文中子《东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铺张赋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虚》《长杨》《两京》《三都》皆赋之祖，已不为佳，何论其余？就中《两京》差优耳。汉赋，汉之俗文英华；唐之俗文，诗余；宋之俗文，虽不为可也。
昌黎赋数篇，别具风调，得骚人精髓。栁赋不及，太白赋尤差【清植】
唐赋小巧，与诗余同，成戏具。凡诗内纎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固尔。至今所传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论赋】
韩文公《龟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灵有神之谓。若下“神灵”字，便腐；“鬼”字却是字诀。学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只是意直笔又
译现在舞刀的人，都只追求美观，到了关键时刻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善于用刀的人，筋节着力实在，抵挡的人便无法支撑。大概虚浮的地方耗费了力气，用力的地方便不实在。就像学书法的人，平时写字不着力，按照法度书写时，一定手滑使不上力。写文章也是这样【以上论述文章】。
文字不可怪异，所以从前规定科举考场文章，称为“清通”。考中时以“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实在的道理和事实。这样的文字不容易做到，必须多读书，又经过水磨工夫才能达到，并不是空疏浅易的意思。
选录文字应当简练严谨。孔子删减《尚书》，选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动不动就架构疏漏，过了几百年，所以精妙。如今无论选录古文、时文，就应当把那些文章当作经典来看，一字不放过，才好。
王安石、陈傅良的八股文，似乎对不对？古人所说的八股正宗，不可不看。就像诗歌中有古诗以及古歌谣之类一样。
时文的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产生。《中庸》继承道统，节选时文都讲成三代王道的统绪，没有完成，到武王才了结。三代王道的志向，竟然像是周家父子祖孙累世想要暗中夺取天位，这难道不是大悖逆吗？不知道“继承道统”的意思，是说能够修养德行施行仁政，不使基业堕落，等到天意人心归附，一旦穿上战袍便拥有天下。所以虽然以臣子讨伐君主，却不失显赫的名声。“一戎衣”这句不是总结上文，而是引出下文，重在“一戎衣”而不重在“有天下”。只有明初杨慈文是这样阐发，关系重大，所以八股文不可轻视。
明代时文，洪武、永乐、宣德、景泰年间为初期，成化、弘治年间为兴盛期，正德、嘉靖年间为中期，隆庆、万历年间为晚期，天启以后就不值得记录了。
问王守溪时，文笔气势似乎不能高于明初人。回答说：“唐初诗歌也有高于杜甫的，然而不如杜甫集大成，因为体裁不完备。”制义到王守溪而体裁大备。我年轻时颇奇怪王守溪的文章没有特别突出的，近来才知道他的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的语句多对仗而不工整，参差洒落，虽然颇近古，终究不如王守溪裁对整齐。这是制义的正法，就像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协调，终究不如杜甫字律细密，声响和谐，才得到律诗的正道。
做时文要有口气，口气不错，道理也不错。解释经典就是这样，口气错了，道理都错了。
书坊刻印，始于李〇一，可以说是作俑者。书坊刻印出现，八股文就灭亡了。如果人终日多读经史，久而久之，写出的古文，自然可观。如果只选取几篇《左传》《国语》，几篇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手拿着这一编，以为样子，想要他能写古文，能行吗？
我初次参加乡试，将所作的时文向乡前辈王命岳请教。《耻古》中有一篇，批语说：“骨节尚大。”我问此批语是优是劣。回答说：“骨节大，得不到脉络一线，称为单微。没有庞然大物的样子，知道单微便细密。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论大妙。
时文的败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懂而思考，以词采取胜，则必求新奇灵变，以取悦人的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停止了。
文章先通顺了，其火候有时，岂能勉强未达到？但世上有一种，从心里放逸昏惰，志气不立的人，先前聪明才华尽有，到后来渐渐消亡，实在可惜了。
临文在题目的皮毛上铺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毫无神气，至于肤浅无味，最怕人的毛病，却中在根本上【以上论述科举之文】。
榕村语录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三十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诗文二
《离骚》，顷间注得一过，看出此人学问条理，读的书多，一字不乱，下都合义理。今人得不到其意，说他忧惶瞀乱，所以一句说向天，一句说到地，何尝如此？此人若及圣门，恐怕不在子游、子夏之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孔子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然而绝无片言只字传于今，而屈原却不朽，可见一点，羽毛文采也不可少。
骚体最难作。屈原之后，只有汉武帝《瓠子》、《秋风》可以步武。文中子《东征歌》，非大有意思的人不能作。
铺张赋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虛》《长杨》《两京》《三都》，都是赋的祖，已不为佳，何论其余？其中《两京》稍优耳。汉赋，是汉代的俗文英华；唐代的俗文，是诗余；宋代的俗文，虽不为可也。
韩愈赋数篇，别具风调，得骚人精髓。柳宗元赋不及，李白赋尤差【清植】。
唐赋小巧，与诗余同，成为戏具。凡诗内纤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固然如此。至今所传唐人名句，也不多【以上论赋】。
韩文公《龟山操》：周公有鬼，明明是有灵有神之谓。若下“神灵”字，就腐；“鬼”字却是字诀。学古歌谣，要直，若油便嫩。只是意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