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十七
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绎，则如常书【自记定公三年】
臯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着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畧于事矣【自记定公四年】
许于夷，叶、白羽、容城，凡四迁，皆楚令也。如是，则许几爲楚邑矣。前侵楚之役，臯鼬之盟，犹有许男，何哉？此时楚以吴故，颇不暇于诸侯，许虽迁白羽，犹不敢违中国之征召，故楚又迁之以自近欤【自记定公四年】
刘卷之卒赴不以日也，其卒前乎此矣。若是，此月卒来赴，往防周鲁之间，其事不应同在一月【自记定公四年】
柏举之战，言救则美在吴，言以则自强雪耻，其美在蔡【自记定公四年】
归粟于蔡，谷梁子曰：“不言归之者，专辞也，义通也。”然则城楚丘，戍虎牢，亦岂义通乎？盖皆公辞也，《春秋》所深与也。事无逺迩，惟其公而已。功迩而德逺矣【自记定公五年】
于越入吴，于是楚以秦师败吴，皆不书，非楚不告也，直《春秋》畧之耳。盖吴之可贬，在于入郢之日，而不在败也【自记定公五年】
咸之盟，不日不月，我不在焉，故畧之。沙之盟，同沙琐古，盖同音【自记定公七年】
以暨齐平，及齐平两处事实攷之。曁齐平之后，我往涖盟，而齐人不报使。及齐平之后，两君好防，而且来返侵田，则曁爲强彼，而及乃彼我同欲明也。汲汲者，彼此俱汲汲也。曁曁者，彼此俱曁曁也。非以一人言也。辰出奔时，佗彄盖爲所牵率也。故曰暨其旣，则同恶其谋，彼此欲之矣。故及其入萧，则书及【自记定公十年】
以时卒时葬者，赴既简畧，防亦如之。葬薛襄公是也【自记】
定公十二年】
告至，则致成特境内私邑，而且无功，岂亦告至乎？盖时夫子相鲁君，行必告至，不以近而畧其礼。叔孙武叔之毁疑，即在此时。盖谗毁而欲去之，非特无故讥笑也。叔孙毁于内，孟孙据邑，阻兵于外，仅一李桓子信之，故孟子、公羊子皆有「行焉」之言。及其受女乐而无礼于圣人，夫子虽欲不去，而不可矣【自记定公十二年】
蛇渊之筑，比蒲之搜，皆夫子去鲁后事【自记定公十三年】十三年春，鲁有事于郊，膰肉不至，夫子去鲁矣。至十四年而无冬，盖伤王道之不成也。则曷不于十三年去？冬曰：其春，夫子犹在鲁也，故于此年去之。王道无成而不终，不犹之天之嵗功不究者乎【自记定公十四年】
孔子去鲁，子贡实从而邾子来朝，子贡有观焉。之事则知，夫子在行，弟子盖往来其间【自记定公十五年】
以八月庚辰朔推之，则葬定姒之日不应在九月。以爲闰九月，则明年四月又有辛巳也。盖实闰九月也。辛巳爲闰月之朏，计大小尽，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辛也【自记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入蔡，而仅书“围”；吴灭越，而削不书。或曰：不告也；或曰：皆报君父之讐故也【自记哀公元年】
伐晋之役，以传考之，我师及鲜虞在焉，不书，讳也。春秋何厚于晋？百余年来，冠盖相望于宗周，犹有臣节者，晋耳。春秋之外，楚爲僭王也；内晋爲尊周也【自记哀公元年】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瞆于戚，罪瞆也。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罪辄也。围宋彭城者，主晋之辞也，善晋义也。围戚者，主卫之辞也，诛卫志也。晋义善，则华元无恶矣。卫志恶，则齐夏无善矣【自记哀公三年】
鲁之桓僖，晋之文武，盖皆窃附于祖功宗德之义者【自记。
哀公三年】
称人以执诸侯，而诸侯不名而爵，皆下执上之词，深恶执之者也。晋人执虞公，其盛也；执戎蛮子，其衰也。而皆大恶，故以上下之词书之【自记哀公四年】
荼与奚齐同，而不曰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与奚齐之爲君也，谓其杀世子而立之也。景公者，羣公子耳，非申生、奚齐类也【自记哀公六年】
归邾子于后，则不讳获于前；正如归济西讙阐于后，则不讳取于前也【自记哀公七年】
宋灭曹也，而
译凡是盟会必定记载日期。拔地的盟会，既不记日也不记月。况且这是孔子当时的事，并非史官遗漏。大概是因为不是鲁国以大夫身份与邾国国君结盟，所以省去月日，以显示其轻慢吧？后来句绎的盟会，则像往常一样记载【自记定公三年】
皋鼬的盟会，不记日，也是当时的事实，并非遗漏。这是因为众人的意志已经涣散，对礼仪懈怠而对事务简略了【自记定公四年】
许国迁到夷地，又迁到叶地、白羽、容城，共迁徙四次，都是楚国的命令。像这样，许国几乎就成了楚国的城邑了。此前侵楚的战役，皋鼬的盟会，还有许国国君，为什么呢？此时楚国因为吴国的缘故，对诸侯颇为无暇顾及，许国虽然迁到白羽，仍不敢违背中原国家的征召，所以楚国又迁徙它以便靠近自己吗【自记定公四年】
刘卷去世，报丧不记日期，他的去世应该在此之前。如果是这样，这个月去世并来报丧，前往防御周、鲁之间，这两件事不应同在一个月份【自记定公四年】
柏举之战，说“救”则美德在吴国，说“以”则自强雪耻，美德在蔡国【自记定公四年】
把粮食送给蔡国，谷梁子说：“不说‘归之’，是专用的辞令，道义相通。”那么筑楚丘城，戍守虎牢，难道也是道义相通吗？大概都是公正的辞令，《春秋》所深切赞许的。事情无论远近，只要公正罢了。功绩虽近而德行深远【自记定公五年】
越国入侵吴国，于是楚国凭借秦国军队击败吴国，都没有记载，并非楚国不报告，只是《春秋》简略罢了。大概吴国可被贬斥的，在于进入郢都的那一天，而不在于被击败【自记定公五年】
咸地的盟会，不记日不记月，我不在其中，所以简略。沙地的盟会，同沙琐古，大概是同音【自记定公七年】
根据“以暨齐平”和“及齐平”两处事实考证。暨齐平之后，我方前往参加盟会，而齐国人不回报使者。及齐平之后，两国国君友好防备，而且来归还侵占的田地，那么“暨”表示对方强势，而“及”表示彼此意愿相同是明显的。汲汲者，是彼此都急切。曁曁者，是彼此都急切。不是以一人而言的。辰出奔时，佗彄大概是被他牵率。所以说暨其既，则是共同厌恶其谋略，彼此都想要。所以及他进入萧地，就记载“及”【自记定公十年】
按时去世按时安葬的，报丧既简略，防备也如此。安葬薛襄公就是这样【自记】
定公十二年】
报告到达，则致成特是境内私邑，而且无功，难道也报告到达吗？大概当时孔子辅佐鲁君，出行必定报告到达，不因路近而简略礼仪。叔孙武叔的毁谤猜疑，就在此时。大概是谗毁而想赶走他，并非无故讥笑。叔孙在内部毁谤，孟孙占据城邑，在外部阻挠兵力，只有李桓子信任他，所以孟子、公羊子都有“行焉”的话。等到接受女乐而对圣人无礼，孔子虽然想不走，也不行了【自记定公十二年】
蛇渊的筑城，比蒲的搜捕，都是孔子离开鲁国后的事【自记定公十三年】十三年春天，鲁国在郊外举行祭祀，祭肉没有送到，孔子离开鲁国了。到十四年而没有冬天，大概是哀伤王道没有成就。那么为什么不在十三年离开？冬天说：那年春天，孔子还在鲁国，所以在这年离开。王道没有成就而不终，不就像天的岁功没有完成吗【自记定公十四年】
孔子离开鲁国，子贡确实跟随，邾国国君来朝见，子贡有观察。这件事则知道，孔子在途中，弟子大概往来其间【自记定公十五年】
根据八月庚辰朔推算，那么安葬定姒的日子不应在九月。认为是闰九月，那么明年四月又有辛巳。大概确实是闰九月。辛巳是闰月的朏，计算大小尽，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辛【自记定公十五年】
哀公元年，楚国入侵蔡国，却只记载“围”；吴国灭越，却削去不记载。有人说：不报告；有人说：都是报君父之仇的缘故【自记哀公元年】
伐晋的战役，根据传文考证，我军和鲜虞都在其中，不记载，是避讳。春秋为什么厚待晋国？百余年来，冠盖相望于宗周，还有臣节的是晋国。春秋之外，楚国是僭越称王；内部晋国是尊崇周室【自记哀公元年】
晋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国世子蒯瞆进入戚地，是罪在蒯瞆。齐国夏、卫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是罪在辄。包围宋国彭城的，是主晋的辞令，是善晋义。包围戚地的，是主卫的辞令，是诛卫志。晋义善，则华元无恶。卫志恶，则齐夏无善【自记哀公三年】
鲁国的桓公、僖公，晋国的文公、武公，大概都是窃取依附于祖功宗德之义的【自记。哀公三年】
称人以执诸侯，而诸侯不名而爵，都是下执上的辞令，深恶执之的人。晋人执虞公，是其盛时；执戎蛮子，是其衰时。而都是大恶，所以以上下的辞令记载【自记哀公四年】
荼与奚齐相同，而不说君之子，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之子，是不与奚齐为君，谓其杀世子而立之。景公者，群公子耳，非申生、奚齐类【自记哀公六年】
归邾子于后，则不讳获于前正如归济西讙阐于后，则不讳取自前也【自记哀公七年】
宋灭曹也，而
以入书，先儒以爲罪曹误矣。《春秋》于诸夏之邦，言灭者，邢、陈、蔡、许是也；不言灭者，纪、虞、虢、曹是也。纪与虞、虢，先儒以爲犹存其祀，安知宋之不存曹祀乎？战国之时，犹有曹交也【自记哀公八年】
译因为被载入史书，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罪曹的失误，这是错误的。《春秋》对于中原各国的记载，说到“灭”的，邢、陈、蔡、许就是这样；不说到“灭”的，纪、虞、虢、曹就是这样。纪国与虞、虢两国，先儒认为还保留着它们的祭祀，怎么知道宋国没有保留曹国的祭祀呢？战国时期，还有曹交这个人【自记哀公八年】
吴不挟陈以叛楚，何用救哉？陈之祸，吴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与楚救郑一耳。盖争诸侯，非救也。季子自言之矣。文定未免穿凿【自记哀公十年】
凡侵伐之类，多书时而已。如国书伐我之事，爲夫子归国之年，非不详其月日，可知下伐齐则书月者，例凡战必日，不可下有日而上无月也【自记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战，大防鲁，必告至，无疑矣。而经不致者，非削也。是时夫子在鲁，君卿有事，必咨焉。子贡、冉有之徒，时有论建。盖虽不能遏防吴之役，犹能使知防吴残与国之不足荣于庙也，而不告欤？故传称季孙胜而惧【自记哀公十一年】
甸甲不足，而丘之丘赋不足，而田之传纪。季孙使冉有访于仲尼，而夫子之言曰：「行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此则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卒不听，盖冉子与其谋也。鸣鼓之攻其此时欤【自记哀公十二年】
先生常举耜卿云：「孟子卒襍记明明説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可见《春秋》据实书，而纷纷以爲贬，以爲讳，皆未必然。近是【哀公十二年】
春者，嵗始也。麟者，仁兽也。于嵗始而仁兽来游，至仁之应也。《春秋》不书秋冬者，累累而此年又止于春。春，或书王，或不书王，而此年止书时。盖气序虽有乱时，而生生之心长在。王道虽不行，而天之所以爲天，万古不可变也【自记哀公十四年】
五石六鹢，都特书甲子，如何？《春秋》以获麟终篇，却止书“春”，又不是逺年之事，岂难咨问而得之？此不得谓之无意矣。或者，夫子以此开万世之太平，所以《春秋》一书，始于“春”，终于“春”也。《公羊传》人都笑其在年月日时上穿凿，恐怕他有传受下来【哀公十四年】
春秋周三家，左氏、公羊、谷梁；唐三家，啖助、赵匡、陆淳；宋三家，孙明复、胡安国、张洽。注疏《周礼》第一，大全《春秋》第一【以下论三传】
治《春秋》者某尝谓宋三家不如唐三家，唐三家不如汉三家，汉三家不如周三家。其实左公谷好，而谷梁尤好。或云杜注不免太疏畧曰：且寛寛的説在那里好，穿凿就不是。如滕降而书子，程子谓是因其后服属于楚，岂有因子孙服属于楚而先贬其祖宗之理？且终《春秋》不见滕有服属于楚之事，盖因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而误耳。文定不安于程子之説，又谓其首朝弑君之贼，不想《春秋》中弑君之贼尚不贬其爵，而贬朝弑君者有是理乎？且贬止其身可矣，因这一朝遂终《春秋》而不复何也？朱子又不安其説，而从程沙随，谓当时小国之君因霸主防盟征伐供亿不来，故自贬其爵。但滕降子时防盟之事尚未多有，况隐十一年滕薛来朝，方自崛强争长，岂有逾年而即甘自贬之理？惟杜元凯寛寛一句説爲周所贬，原是胡文定见程子不从他，便驳云：如周尚能削人之爵，则《春秋》可以不作矣。夫吴楚之僭，齐晋之横，天子不能问，而所贬者惟滕薛▯诸小国，此《春秋》所以作也。如门祚衰薄之家，纪纲之仆，尾大不掉，惟汲防下役，朝笞而夕搒之，适足以启轻侮而已。且▯及邾，或贬或封，当时皆请之天子，何独于滕而不能削降耶？载书曰：无有封而不告，旣有封即有贬矣。至《春秋》之后，晋之三卿尚不敢自爲诸侯，故纲目书曰：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防爲诸侯。何《春秋》之初而不能贬滕耶？如不书即位，谷梁所云至精曰：书即位正也，不书卽位故也。继故而书即位，与闻乎故也。卽位是朝见于庙，有许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礼。若有簒弑不正之故，则先君不正其终，世子焉得行吉礼？有故而又书卽位，是即位之人亦与乎变故之谋，故意欲掩饰其同谋之罪，反行吉礼，若不知然者，此却终《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从，另出一个论头及难。通，又变一个义例，都不是。
程子谓公谷次于左氏，今观公谷尽有好处，须如朱子之论方平【自记】
左氏非丘明也。左氏若是孔子同时，如何所
译吴国若不挟持陈国背叛楚国，哪里用得着去救援呢？陈国的祸患，是吴国造成的。救援它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与楚国救援郑国是一样的。这不过是争夺诸侯罢了，并非真正的救援。季札自己已经说过了。文定公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自记哀公十年】
凡是侵伐之类的事件，大多只记载季节罢了。如果像国家记载“伐我”这件事那样，是为了推定夫子归国的年份，并非不详细记载月日，由此可知下面记载伐齐时写了月份，是因为惯例凡是战争必定记载日期，不可能下面有日期而上面没有月份【自记哀公十一年】
艾陵之战，吴国大举侵犯鲁国，必定会报告到达，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致”（报告到达），并不是删削。当时夫子在鲁国，国君和卿大夫有事务，必定会咨询他。子贡、冉有等人，时常有议论建议。大概虽然不能阻止吴国侵犯鲁国的战事，但还能让（鲁君）知道，防备吴国残害盟国并不值得在宗庙中荣耀，所以不报告吗？因此《左传》称季孙胜了却感到恐惧【自记哀公十一年】
甸地的甲兵不足，而丘地的丘赋也不足，这在传记中有记载。季孙派冉有向仲尼请教，夫子说：“行事合乎礼制，施予取用宽厚，做事取其中道，征收赋税从轻，这样那么丘赋也就足够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即使征收田赋也将又不够。”季氏最终没有听从，大概冉有参与了谋划。鸣鼓攻击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吧【自记哀公十二年】
先生常举耜卿的话说：“孟子《卒》《杂记》明明说夫人不由天子册命，是从鲁昭公开始的。”可见《春秋》是据实记载，而纷纷认为是贬斥，认为是避讳，都不一定如此。近来是这样【哀公十二年】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麒麟，是仁兽。在一年开始时仁兽来游历，这是至仁的感应。《春秋》不记载秋冬，接连如此，而这年又只记载到春天。春天，有时记载“王”，有时不记载“王”，而这年只记载季节。大概时序虽然有时混乱，但生生不息的心意长存。王道虽然不行，但上天之所以为上天，万古不可改变【自记哀公十四年】
五石六鹢，都特别记载了甲子日，为什么？《春秋》以获麟结束全篇，却只记载“春”，又不是久远年前的事，难道难以咨询询问而得到吗？这不能说没有意图了。或许，夫子以此开启万世的太平，所以《春秋》一书，始于“春”，也终于“春”。《公羊传》的人都嘲笑它在年月日时上牵强附会，恐怕它有传承下来的说法【哀公十四年】
春秋有三家：左氏、公羊、谷梁；唐代有三家：啖助、赵匡、陆淳；宋代有三家：孙明复、胡安国、张洽。《周礼》的注疏第一，《春秋》的大全第一【以下论三传】
研究《春秋》的人，我曾经说宋代三家不如唐代三家，唐代三家不如汉代三家，汉代三家不如周代三家。其实左氏和公羊、谷梁都好，而谷梁尤其好。有人说杜预的注解不免太粗略，说：且宽宽地说在那里好，牵强附会就不是。比如滕国降等而记载为子，程子说这是因为其后服属于楚国，哪有因为子孙服属于楚国而先贬低其祖宗的道理呢？况且整个《春秋》不见滕国有服属于楚国的事，大概是因为孟子说滕是小国，夹在齐楚之间而误判吧。文定公不安于程子的说法，又说它首先朝见弑君的贼人，不想《春秋》中弑君的贼人尚且不贬低其爵位，而贬低朝见弑君贼人的有这种道理吗？况且贬低只针对其本人即可，因为这一朝见就整个《春秋》不再恢复爵位，为什么呢？朱子又不安于他的说法，而跟随程沙随，说当时小国之君因为霸主会盟征伐，供应不来，所以自己贬低爵位。但滕国降等为子时，会盟之事尚未多有，况且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正自倔强争长，哪有隔年就甘心自己贬低的道理？只有杜元凯宽宽一句说是被周王室贬低，原本是胡文定见程子不听从他，便驳斥说：如果周王室尚能削夺人的爵位，那么《春秋》可以不作矣。吴楚的僭越，齐晋的横行，天子不能过问，而所贬低的只有滕薛等小国，这正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如同门第衰微之家，纪纲仆从，尾大不掉，只汲汲于防范下役，早晨鞭打晚上杖责，适足以引起轻侮而已。况且及邾，或贬或封，当时都请示了天子，为何唯独对滕国不能削降呢？载书说：没有封而不告的，既然有封就有贬了。到《春秋》之后，晋国的三卿尚不敢自封为诸侯，所以《纲目》记载说：初次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为何《春秋》之初不能贬低滕国呢？如不记载即位，谷梁所说至精曰：记载即位是正，不记载即位是有故。继位而有故记载即位，是参与了变故。即位是朝见宗庙，有许多事，世次相及，自然行正规礼仪。若有篡弑不正的缘故，则先君不正其终，世子怎能行吉礼？有故而又记载即位，是即位之人也参与了变故的谋划，故意想掩饰其同谋之罪，反行吉礼，装作不知的样子，这却整个《春秋》都是如此，先儒又都不遵从，另出一个论头及难。通，又变一个意义条例，都不是。
程子说公羊、谷梁次于左氏，现在看公羊、谷梁尽有好处，须如朱子的议论方才公平【自记】
左氏不是丘明。左氏若是孔子同时的人，如何所
纪六卿分晋，已是孔子卒后事？古者左史记言，或者以官爲氏耶？盖因传《春秋》而附以己之见闻。胡文定于《春秋》时事不见于经者，明知道是不经赴告，夫子无从而书，又时自忘却説此事。《左传》有之，经何故不书？倒似《左传》即鲁之《春秋》原本爲夫子所据以脩者，此最有关系。
译记载六卿瓜分晋国，这已经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情了？古代左史负责记录言论，或许是以官职作为姓氏呢？大概是因为传述《春秋》而附上了自己的见闻。胡文定在《春秋》中对于经文中没有记载的时事，明明知道是因为没有经过正式通报，孔子无从记载，却又时常忘记说明这一点。《左传》里有记载，经文为什么没有记录？这倒像是《左传》就是鲁国《春秋》的原本，是孔子用来修订《春秋》的依据，这一点关系最为重大。
左传》不可不读，其中有许多三代典礼及二百四十年事迹，又文章古雅，不读觉得看经益无依傍。《国语》一书，是《左传》未经剪裁鍜錬者，想从列国随便采来，其中如吴越逈与他国不同，唯鲁、周差近，齐一味夸大，晋如今日剧演一般，涂饰防缀。《左传》则贯串鍜錬文采斐然，韩氏评以浮夸亦确，不过。
孛入北斗。左氏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宋上公、齐、晋侯伯，皆应北斗之象，爲天纪纲也。七者，斗之数【自记文公十四年】
侵郑之役，盾不与楚遇，而汲汲于还，盖君臣之际，疑贰形矣。盾忧内变之将作，而志不存乎诸侯焉耳【自记宣公三年】
防线靣体事事离不得，从此防到彼防，便成线。将此线规而圆之，便是圆；四折便是方，三折便是三角，都成靣。将此面积厚，便成体。体成，则天下之象数备矣。《左传》：「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是防，滋即包线面体。滋字妙，生生不穷。
鄢陵之筮，似是遇复之明夷。其繇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离，南方也。又爲目，爲戈兵。离明见伤，故曰「射其元中，厥目」。而南国防也，传闻不详，故史失之耳【自记成公十六年】
襄之十四年，距夫子生时尚九年，而伯玉夫子友也，柰何此便从大夫与闻国事乎？据传崔杼寿亦太多，俱有未可据者【自记襄公十四年】
伐陈之役，子产不敢深言。陈即楚之罪者，郑亦即楚故也。与齐不敢问楚人僭号灭国，同意王道无诸已而非诸人。春秋诸侯首尾横决，爲辞令以相谖而已。虽有敬仲、子产，何所措喙焉【自记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观乐，前面都是歌某，歌某，后面乃言舞某，舞某。盖鲁备六代宫悬，止存舞耳，故韶箾亦言舞。夫子至齐，始闻韶音，所以韩文公以「三月」爲「音字」之误【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史赵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盖今算马六作□，亥字下有三□，而上乃二字，下其二字于旁，则爲□，亦算马也【自记】
买朱鉏，密州两字切音也。莒夷也，语译而通【自记襄公三十一年】
郯子来朝，时夫子年二十七，鲁礼乐已尽学矣，而又好问，好察以广其智，又两年，遂适周而穷文武之道【自记昭公十七年】
左氏于昭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是月癸酉朔，乌得有庚戌乎【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传》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似以祖言，匹者，匹配之匹，祖妣是也。自外至，似以神祗言，主者，賔主之主，天祖是也【自记宣公二年】
敬嬴，公羊作顷熊音之讹也【自记宣公八年】
胡传误以叔弓爲叔孙氏，叔弓盖公弟叔肸之孙【自记昭公十年】
大全惟春秋最好，永乐命儒臣纂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只限七个月俱成，故当时只得将现成本子畧加改换。春秋是用歙人汪克寛所纂，原有条理，所以好。
某平生于《易经》外，一部书不敢动手。大凡著书，有一字不安便不好。朱子不敢注《春秋》，便是爲此。其大纲如何？不知。不知如何作纲目？只是零碎处不曽透晓。得《孝经》。
程朱提出《学》《庸》《语》《孟》，直是功蔽天壤，只少一部《孝经》。《孝经》道理好到至处，朱子疑其有《左传》语，虽未知其言之先后，总当以道理爲主。
圣贤著书，都是提尖。如《大学》一书，欲成天下之人才，同天下之风俗，非此不可。子思时已有邪説异端，如讲老庄、刑名之类。子思见得天下道理，平平实实，高者空虚得不是，低者又浅俗得不是，只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实，故作此书。至《孝经》，亦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领来説。天下道理，只是仁义，义又出于仁。义不是氷冷的仁心之有节制处，便是义。道理説到仁，已顶尖了，只是囫囵説个仁。难道墨子兼爱，亦算做仁？佛家慈悲，亦算做仁？仁之道，却要从孝做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极其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单拈别的还有病。只是孔子説仁
译《左传》是不可不读的，其中记载了许多夏、商、周三代的典礼以及二百四十年的史实，而且文章古雅，不读它，会觉得研读经典更加没有依托。《国语》一书，是《左传》尚未经过剪裁锤炼的素材，似乎是随意从各国采集而来，其中如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只有鲁、周两国稍近，齐国一味夸大，晋国则像今天的戏剧表演一样，涂饰缀补。《左传》则贯穿锤炼，文采斐然，韩愈评价它浮夸也是确切的，不过……
孛星进入北斗。左氏叔服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国君都将死于动乱。”宋国的上公、齐国的侯、晋国的伯，都对应北斗的星象，因为北斗是天地的纲纪。七，是北斗的星数【自记文公十四年】
侵郑的战役中，赵盾没有与楚军相遇，却急于回国，大概君臣之间，猜疑二心已经显露了。赵盾担忧国内变乱即将发生，所以志向不在诸侯争霸上【自记宣公三年】
点、线、面、体，事事离不开，从这点防到那点防，便成了线。将这条线规画成圆，便是圆；折四次便是方，折三次便是三角形，都成了面。将这个面积加厚，便成了体。体形成了，那么天下的象数就完备了。《左传》说：“万物产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生，滋生而后有数。”象就是点，滋生就包含了线、面、体。“滋”字妙，生生不息。
鄢陵的占卜，似乎是遇到了复卦变为明夷卦。其卦辞说：“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离卦，代表南方。又代表目，代表戈兵。离明受到损伤，所以说“射其元中，厥目”。而南方是离卦，传闻不详，所以史官失载了【自记成公十六年】
襄公十四年，距离孔子出生还有九年，而蘧伯玉是孔子的朋友，怎么这时就从大夫参与国事了呢？根据传文，崔杼的寿命也太长了，都有不可依据的地方【自记襄公十四年】
伐陈的战役中，子产不敢深言。陈国既然是楚国的罪人，郑国也就是楚国的缘故。这与齐国不敢质问楚国僭越称王、灭国的行为，是同样的意思，王道在于自己不做坏事而不责备别人。春秋时期诸侯首尾横决，只是用辞令互相欺骗罢了。虽然有敬仲、子产，又能说什么呢【自记襄公二十五年】
季札观乐，前面都是歌某、歌某，后面才说舞某、舞某。大概鲁国具备六代的宫悬之乐，只保存了舞，所以《韶》《箾》也说舞。孔子到了齐国，才听到《韶》乐，所以韩文公认为“三月”是“音”字的误写【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史赵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它的日数。”大概现在算筹六写作□，亥字下面有三个□，而上面是二字，将下面的二字放在旁边，就为□，也是算筹【自记】
买朱鉏，是密州两字的切音。莒是夷人，语言翻译后相通【自记襄公三十一年】
郯子来朝见，当时孔子二十七岁，鲁国的礼乐已经全部学完了，而又喜欢问，喜欢观察以广博他的智慧，又过了两年，于是到周朝穷究文武之道【自记昭公十七年】
左氏在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有庚戌日，这个月癸酉日初一，怎么会有庚戌日呢【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公羊传》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就不能施行；从外部到来的，没有主人就不能停止。从内部出来，似乎是以祖先来说，匹，是匹配的匹，指祖妣。从外部到来，似乎是以神祇来说，主，是宾主的主，指天祖【自记宣公二年】
敬嬴，是《公羊传》中“顷熊”音的讹误【自记宣公八年】
胡安国的《春秋传》误将叔弓当作叔孙氏，叔弓大概是公弟叔肸的孙子【自记昭公十年】
《大全》中只有《春秋》最好，永乐皇帝命令儒臣纂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只限定七个月全部完成，所以当时只能将现成的本子略加改换。《春秋》是用歙县人汪克宽所纂的，原来有条理，所以好。
我平生除了《易经》外，一部书不敢动手。大凡写书，有一个字不安妥便不好。朱子不敢注《春秋》，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大纲如何？不知道。不知道如何作纲目？只是零碎的地方不曾透彻明白。得到了《孝经》。
程朱提出《学》《庸》《语》《盂》，真是功盖天地，只少一部《孝经》。《孝经道理好到极点，朱子怀疑其中有《左传》的话，虽然不知道其言说的先后，总应当以道理为主。
圣贤著书，都是提炼精髓。如《大学》一书，想要成就天下的人才，统一天下的风俗，非此不可。子思时已有邪说异端，如讲老庄、刑名之类。子思想见天下道理，平平实实，高的空虚得不对，低的又浅俗得不对，只是中庸二字，切近精实，所以作此书。至于《孝经》，也是提出大道理的要领来说。天下道理，只是仁义，义又出于仁。义的义不是冰冷的，仁心之有节制处，便是义。道理说到仁，已顶尖了，只是囫囵说个仁。难道墨子兼爱，也算做仁？佛家慈悲，也算做仁？仁之道，却要从孝做起，亲亲而爱民，爱民而爱物，极其至，通于神明，光辉于四海。
五性缺一不可，单拈别的还有毛病。只是孔子说仁
，断无流▯。仁包四德，是我生最初所得的道理。然犹恐其泛也，《孝经》又专説一孝字，更妙。前人多説《孝经》文字浅易，不知圣人説话原不要深，只此已足。世上有一种乡人，止知爱敬其父兄而恶人慢人；又一种好虚名者，外事结纳而内薄骨肉，更是无根由恶人慢人。一种便有杨子爲我一种学问，由不爱亲不敬亲一种便有墨子兼爱一种学问。异端不过此二事，《孝经》尽是精密。此书纵不是夫子自作，必是曽子之徒所记。生吾者父，由父而祖而曽而高而始祖，以及始祖所自出，非天地而何？非天地与吾爲一体而何？所以太极图下二圏，一个是天地生人，一个是父母生人。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吾有一事自觉得好，不必问，定知父母喜之，祖宗喜之，卽天地亦是喜的。我有此身，父母之心在我，天地祖宗之心亦在我，是以呼吸相通。问祖宗年代既逺，未知尚有防魄否？至天地却举目可见，是现在的祖宗。曰祖宗魂魄原在天地，有我他便未亡。我盛他亦盛，我衰他亦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道理不到此原未完备。孝道不到，爱尽天下人亦不算完得。孝道中庸，由子臣弟友説到▯神之德，大孝达孝直到郊社禘尝説得实实精到。如今説微之显，都説屈，实有屈之理，伸实有伸之理，纒来纒去都是皮肤语。诚即理也。如心有愧怍，靣便发赤，人都知其惭恧。心中快活便有喜悦之色，人都知其得意。此何以故？其羞愧者必是理上打不过，其喜悦者必是理上做得顺也。我们诚心果到，祈祷便应。以我有此心，彼亦有此心，故相感。若一有而一无，如何能感？何以能感？此心有此实理也。理便是性，性与祖宗天地▯神一也。有此理便有此气，便有此象，如何掩得往？日看中庸此章，殊如赘疣。今见得如无此章，前靣位育，后面不显其德，都无着落。人知此理，便见得暗室屋漏，刻刻有神明临之。自已知得念头不好，便是▯神察；你自已觉得此事无愧，便是▯神许。你到得暗室屋漏，不欺神明，尚敢欺天下之人而凌虐之乎？故曰治国如视诸掌。问不知当日贾谊与汉文帝説▯神是如何？曰必説不到此。此理到宋儒才説得明白。
译决不会流失。仁德包容了四种美德，是我生命最初所获得的道理。然而还担心它过于宽泛，《孝经》又专门阐述一个“孝”字，更为精妙。前人大多说《孝经》的文字浅显易懂，不知道圣人说话原本就不需要深奥，仅此而已就足够了。世上有一种乡野之人，只知道爱戴敬重自己的父兄，却厌恶、轻慢别人；又有一种喜好虚名的人，在外结交应酬，在内却轻视骨肉亲人，更是毫无根据地去厌恶、轻慢别人。前者便有了杨朱“为我”那一派的学问，源于不爱亲人、不敬亲人；后者便有了墨子“兼爱”那一派的学问。异端邪说不过这两件事，《孝经》对此阐述得极为精密。这本书纵然不是孔子亲自所作，必定是曾子的门徒所记录。生养我的是父亲，由父亲而上溯到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直到始祖，以及始祖所源自的地方，如果不是天地又是什么？如果不是天地与我为一体又是什么？所以太极图下面的两个圆圈，一个是天地生人，一个是父母生人。父母是人间的“小天地”。我有一件事自己觉得好，不必去问，一定知道父母会喜欢，祖宗会喜欢，即便是天地也是喜欢的。我有这副身躯，父母的心意在我身上，天地祖宗的心意也在我身上，因此呼吸相通。问：祖宗的年代既已久远，不知道是否还有魂魄？至于天地却举目可见，是现在的祖宗。答：祖宗的魂魄原本就在天地之中，有我他便没有消亡。我兴盛他也兴盛，我衰微他也衰微。孝悌的极致，能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道理如果不达到这个境界，原本就不完备。孝道如果没有做到，即使爱尽天下人也不算圆满。《孝经》与《中庸》，从子、臣、弟、友说到“神明之德”，大孝、达孝一直到郊社禘尝，说得实实在在、精微周到。如今说“微之显”，都说有屈有伸，其实有屈的道理，有伸的道理，纠缠来纠缠去都是表面肤浅的话。诚就是理。比如心里有愧怍，脸就会发红，人们都知道他惭愧。心里快活就有喜悦的神色，人们都知道他得意。这是什么缘故？那些羞愧的人必定是在道理上站不住脚，那些喜悦的人必定是在道理上做得顺畅。我们诚心果能达到，祈祷就会应验。因为我有这颗心，他也有这颗心，所以能够相互感应。如果一方有而另一方没有，怎么能感应？怎么能感应？这颗心有着真实的道理。理就是性，性与祖宗、天地、神明是一体的。有了这个理就有了这个气，就有了这个象，怎么能够掩盖得住？往日看《中庸》这一章，特别像多余的赘疣。现在明白如果没有这一章，前面的“位育”，后面的“不显其德”，都没有着落。人知道了这个道理，就能看见在暗室屋漏之处，时刻都有神明临在。自己知道念头不好，就是神明在察看；自己觉得这件事无愧，就是神明在赞许。你到了暗室屋漏之中，不欺瞒神明，还敢欺瞒天下的人并凌虐他们吗？所以说治国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问：不知道当年贾谊对汉文帝说神明是怎样的？答：一定说不到此等境界。这个道理到宋代儒者才说得明白。
程朱大叚与孔孟若合符节，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若微文碎义，安能处处都不差？若使不差，伊川何以亦有不依明道处？朱子何以亦有不依二程处？盖主于发明道理，不爲人也。即朱子于四书注至埀絶，犹改，可见他亦不以自已所见爲一定不移，何况于人？朱子疑孝经，某便不敢从。孝经所説道理实在完全，説孝爲至德要道，下文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解説至德要道，五常之性德也，礼信义智皆统于仁，而仁之最笃处莫过于孝。这个根剪不断的，极残贼凶暴之人，説到他父母，未有不关心者，所以爲德之本。惟其爲本，故谓之至德。五达道所以爲教，知爱父母，自然爱兄弟，因是长防有序，便见得上下尊卑之分，宗祧继嗣之大。四者必頼朋友讲明联络，教都由此而生，所以爲要道。世上原有只知自已父母当爱敬，而不知别人父母亦当爱敬，又有一种人不爱敬自已父母，转交结别人。孝经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又倒説回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敬别人父母，似无与于己之孝，不知不能及人，便是自己的不足。《诗》云：「孝子不匮，」不匮是取之不穷，用之不竭也。若恶慢于人，毕竟自己之孝有限。程朱极推《西铭》，不知却从孝经脱出。如云：「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乾坤大父母也，通于神明，即穷神达化，以继志述事也。光于四海，即民胞物与也。又《易》言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不有性心情何从而见？惟《孝经》云：「天地之性」是最大头脑，他书都未言及。又《孝经》书名便好，是道德顶尖处，故以爲经。经非孔子自命也，以其爲孔子所言，而人称之爲经。至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自称《孝经》则不可信矣。书名如《易》字、《洪范》范字、《大学》《中庸》皆妙，若《忠经》便不是忠。已包在孝内。
前儒谓西铭乃原道宗祖，吾谓孝经又西铭宗祖。西铭言人皆知孝父母，而不知孝天地，其实如此等去孝天地，就如此等去孝父母，还是比例相同的意思。若孝经，则即此便是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上直下，一以贯之。孝经只是推将去，收将来。初由敬爱父母而推之，欲其尽敬爱天下之人，终必尽敬爱天下之人，而后爲敬爱吾父母之尽。如人家在一乡一邑，虽在家中无失意于父母，茍得罪于乡邑，令人辱及父母，便是自已有以致之，即爲不敬爱其父母矣。若人人皆敬爱其子，因而归美于亲，咸曰「某人生此贤嗣」，即是以众人之敬爱敬爱其父母矣。至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亦是此意。所谓「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好勇鬬狠，以危父母」，皆是此叚话头的反面。此书开口説「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即是解「至德」。仁义礼智皆德也，然「元者善之长」，仁以亲亲爲大，仁之实事亲是也，岂非至德乎？「教之所由生也」，即是解「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何莫非道？然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他教何从而有？故曰「教所由生」，岂非要道乎？中庸曰「脩道以仁，亲亲爲大」，孟子曰「事亲，事之本也」，亦有此意。然无用此意衍成全书者，此书是生人之本，如何可少？朱子疑其中有左传语，然安知非左氏用孝经耶？如「元者善之长」数语，左氏亦有之，可云易经袭左传乎？此书道理至足，不当于语言文字间疑之。
天地之性，人爲贵，贵其能尽人道也。蜂蚁之君臣，雎鸠之有别，就其一节，虽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贵者，所赋止此，不能推之而尽其道。若夫妇之知能，似与禽兽不能大段差别，然却限量他不得，一旦要做圣贤，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额虎入市，伤三数人，羣起而噪之，以为罪大恶极，人杀百虎，曽不以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已，贵重在何处。
榕村语录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榕
译程朱的大旨与孔孟如同符节相合，所谓先圣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至于细微的文字和琐碎的义理，怎么可能处处都不出差错？如果真能处处不差，伊川为什么也有不遵从明道的地方？朱子为什么也有不遵从二程的地方？大概是因为他们致力于阐发道理，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人。即使朱子对四书的注解到了临终之际，仍然有所修改，可见他并不把自己所见的观点视为固定不变，何况对于他人呢？朱子怀疑《孝经》，我就不敢盲从。《孝经》所说的道理实在完备，说孝是至德要道，下文说“德的根本，教化的源头”。所谓至德要道，就是五常之性德，礼、信、义、智都统摄于仁，而仁最笃实的地方莫过于孝。这个根源是剪不断的，极其残暴凶恶的人，说到他的父母，没有不关心的，所以称为德的根本。正因为它是根本，所以称为至德。五达道之所以成为教化，是因为知道爱父母，自然就会爱兄弟，因为长幼有序，就能看出上下尊卑的分别，以及宗庙继承的大义。这四者必须依靠朋友来阐明和联络，教化都由此产生，所以称为要道。世上原本有只知道自己父母应当爱敬，却不知道别人父母也应当爱敬的人；又有一种人不爱敬自己的父母，反而结交别人。《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反过来又说，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叫做悖德；不敬自己的亲人而敬别人，叫做悖礼。不爱敬别人的父母，似乎与自己的孝无关，殊不知不能惠及他人，就是自己孝道的不足。《诗经》说：“孝子不匮”，不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思。如果对别人厌恶怠慢，终究自己的孝道是有限的。程朱极力推崇《西铭》，却不知道它脱胎于《孝经》。比如《西铭》说：“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彻。”这是把乾坤当作大父母，通达于神明，也就是穷尽神妙、通达造化，以继承志向、陈述事迹。光耀四海，也就是民胞物与的意思。又《易经》讲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如果没有性、心、情，从哪里体现呢？只有《孝经》说“天地之性”，这是最大的纲领，其他书籍都没有提到。《孝经》的书名也很好，是道德的最高处，所以称为经。经不是孔子自己命名的，因为它是孔子所说的，人们称它为经。至于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自称《孝经》则不可信。书名如《易》字、《洪范》的范字、《大学》《中庸》都很精妙，如果叫《忠经》就不对了，忠已经包含在孝之内了。
前代儒者说《西铭》是《原道》的祖宗，我说《孝经》又是《西铭》的祖宗。《西铭》说人们都知道孝父母，却不知道孝天地，其实这样去孝天地，就像这样去孝父母，还是比例相同的意思。如果《孝经》，则这就是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直上直下，一以贯之。《孝经》只是推出去，收回来。起初由敬爱父母推及，想要尽敬爱天下之人，最终必须尽敬爱天下之人，然后才是敬爱自己父母的尽善。比如人家在一乡一邑，虽然在家中没有让父母失望，如果在乡邑得罪于人，让人侮辱到父母，就是自己招致的，就是不敬爱自己的父母了。如果人人都敬爱他的儿子，因而归美于他的父母，都说“某人生了这样的贤嗣”，这就是用众人的敬爱来敬爱他的父母了。至于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奉先王，也是这个意思。所谓“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亲；好勇斗狠，以危父母”，都是这段话的反面。这本书开口就说“至德要道”，下文“夫孝，德之本也”，就是解释“至德”。仁义礼智都是德，然而“元者善之长”，仁以亲亲为大，仁的实事就是亲，难道不是至德吗？“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解释“要道”。司徒五教，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哪一样不是道？然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假如父子不立，其他教化从哪里产生？所以说“教所由生”，难道不是要道吗？《中庸》说“修道以仁，亲亲为大”，孟子说“事亲，事之本也”，也有这个意思。然而没有用这个意思衍成全书的，这本书是生人之本，怎么能缺少？朱子怀疑其中有《左传》的话，然而怎么知道不是《左氏》用《孝经》呢？比如“元者善之长”几句话，《左氏》也有，能说《易经》抄袭《左传》吗？这本书道理极其完备，不应当在语言文字间怀疑它。
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在他能尽人道。蜂蚁有君臣，雎鸠有别，就这一节而言，虽然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贵的是，它们所赋予的止于此，不能推及而尽其道。如果夫妇的知能，似乎与禽兽不能大段差别，然而却限制不了他们，一旦要做圣贤，就能做，你却压制不住他们。白额虎进入市场，伤害了三四个人，众人起来噪骂他，认为罪大恶极，人杀百虎，曾不以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贵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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