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十九

译一旦仁爱之心生发，知晓天地如同伟大的父母，那么天下便成为一家，生机便得以流通了。所以孟子说：“扩充那善的端绪，推广那善的行为，这就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

译李方说：“‘不愧屋漏’是说不使祖先蒙羞，‘存心养性’是说不懈怠。”这两句话似乎是一个意思。各位朋友正在疑难反复思考之间，恰好宾实到来，于是向他请教。宾实说：“无忝是荡涤邪秽，匪懈是扩充天良。《易经》说：‘防范邪恶以保存真诚。’虽然防范邪恶正是为了保存真诚，但防范邪恶只是打扫干净，到了‘自强不息以真诚’，却大有文章。”先生听了，非常赞同。

有人提到“神化”二字，张载用仁义来解释，朱熹用中和来解释，可以说确实如此。以爱子来说，只有这一个爱心是神。有时给他饮食，有时教诲他，就是一个神而两种表现。然而饮食是出于这个爱，教诲也是出于这个爱，都是同一个爱，这就是所说的两种变化而推行于一个本体。

一所以为神，两所以为化。比如呼吸、语默，都是两个。呼来则吸化，吸来则呼化；语来则默化，默来则语化。其实化就是生的根本，两就是化。然而呼吸总是一气，语默总是一心。这就叫做神。神不是太极，太极是理，不是神。虽然神也源于理，但二者有界限。人多将心性混说，把性说成心，将性说成知觉；把心说成性，将心说向虚寂。大抵理、神、气、形原本有分际。形是最粗的，运行其中的是气。气的精微者是神。神也源于理。比如心的不息，也是理的不息。毕竟不能说心就是理。问：“一故神？神是不测的意思，似乎不是实字。”回答说：“是实字。妙万物而言，静而无静，动而无动，这就是神。即使说神妙不测，为何不测？也是因为神。”

所过者化，比如言语出于身，施加于民；行为发于近处，显见于远方。所存者神，却是意念一动，人便觉悟；心念一注，人便感应。看见而百姓无不敬重，言语而百姓无不信任，行为而百姓无不喜悦。这就是所过者化，不见而彰明，不动而改变，无为而成功。这就是所存者神。张载不这样解释，他认为合一不测为神，推行有渐为化。化是指过去的，便要消化，比如暑热过去热气消散，寒冷便形成；寒冷过去冷气消散，暑热便形成。就像吃饭一样，如果先吃的积在肚子里，断不能再吃，消化了前面的，才好吃后面的。又不是消化了就没有，却还在那里，其精英都保存着。阴阳寒暑相反却实际相成，万物若不经历这个过程，必定不能成就。这是为什么呢？原本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说“两在不测”，又说“推行于一”。所以了解变化之道的人，大概就知道神的作用了吧？

翻书人翻译《性理精义》到“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按通常的解释说有一物便有一天在里面作主，就像体察万物而不可遗漏一样。

皇上说：“这道理极深微，恐怕未必是这样。朕的意思是将这个‘体’字作‘体恤’‘体贴’的意思解释，怎么样？”起初听到未能立即领会，再对照下文一想，确实如此。如果按通常说法，下面引用《诗经》就该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为何却引“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且尔游衍”？这简直就是说“无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一样，天时刻在人身上检防。《大雅》原本是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而且“体物不遗”，也未必不是这样解释。你说“不见不闻”，他却“体察万物而不可遗漏”，使天下之人斋戒盛服，如同天在上，如同在左右。下面所引《诗经》也是说“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日不显，莫予云觏”，于是说“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东铭》阐发：“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意思极重要。〇戏言岂止伤害德行，而且多招致祸患【以上张载】

邵雍的《易》学似乎是从《太玄》悟出的，所以很重视那本书。比如元首，八十一策，三十六。邵子便说卦，八八而蓍七七【自记】

明道说尧夫（邵雍）的数，只是加一倍法，由此可知《太玄》都不起作用。程颐所谓一言以蔽之者，又追溯根源到《太玄》，是能捕捉百原底真赃。大概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元，却是青出于蓝【自记】

朱熹尊崇邵雍，只是看重先天图。此图自有传授，至于他所讲的《易》，却是教外别传。所以明道说他学全不识。有人问《击壤集》于朱熹，回答说：“比他《皇极经世》好些。”可见程、朱都不太崇尚他的学问，大抵孔孟不讲的便可不学。

邵雍把天地间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却是仁义、礼智、喜怒哀乐，近里着己之处，略而不讲，所以我在《中庸余论》中补之，这却是天人相关，至切至要处。

问：“《经世》为何分四件？”回答说：“原是四件。《易经》开口说‘元亨利贞’，只是圣人所言皆精髓，而邵子所言却是羽毛鳞甲。”

译罢了。如果进一步探究其根本，归结到仁、义、礼、智上，那就更好了。”

译邵雍（康节）有“水园亭活，无风草木闲”两句，极好。人心若存于此，便如源头活水，无处不灵动。自己心中不起风波，自然所遇皆安静。所谓“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正是此意。

靠着几案静修的功夫，挥动戈矛的大事业，看似儒家的大话，却是实事。如汉高祖、唐太宗，拥有百万熊虎之师，开创数百年的基业。就一时而言，比起儒生学究，何止天渊之别？然而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虽身处寂寞一室，只在一卷书中研摩，却道通天地，思入风云。从今看来，汉唐的事业，能与之相比吗？大抵眼前之事与后世之评，就像隔着一堵墙。如同邻家宴请宾客，笙歌乐舞，从亲宾仆婢看来，华盛无比；从隔墙的人听来，却毫不在意。假如有一书生，贫苦不能自存，却在朗朗读书，声音如金石般铿锵，便令人羡慕。隔了一堵墙，身在局外，便各自有不同的喜好。

邵雍的象数之学，不如程颐（程子）的义理之学精微。张昺问：“理与数是一体的，哪有离开理的数，或没有数的理呢？”回答说：“固然如此，但内外、精粗，毕竟有别。如同一个果子，皮是果，肉是果，核也是果，但毕竟皮肉与核不能说是一样的。”邵雍将五行参差错配，大到天地人，小到昆虫草木，形形色色，无不融贯联合。总之，这是为了什么？不过是要看得透彻，得以安静快活，不犯手罢了。程子便不需要这个，只是讲理。所谓理，只是我身喜怒哀乐，与天地相通其性；仁义礼智，其道在于君臣父子；内为天德，外为王道；天地位，万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义，便觉得象数只是皮壳，无所用之。问邵雍的前知，另有学问吗？回答说：“他看世间事物的细微之处，都丝丝有条理，心又虚明静细，算法又精熟，再结合当时的时势参断，自然不差，并非有什么奇怪之处。”

吴国张温被孙权所杀。诸葛亮初闻此事，不知缘故，思考数日后说：“我明白了。此人清浊太分明，善恶太区分，这是极有学问的。说到清浊善恶，胸中岂能不明？但外面不要表现出来。”《文中子》说：“心迹之判久矣。”这话未必不是邵雍所说，特别赞为造化之言。如内健而外顺，内明而外柔，盛德容貌若愚，这些都是程朱讥讽的，因为说在回答忧疑之后，竟似悲天悯人，都像是外面装幌子。问邵雍取此意何解？回答说：“邵雍竟是胸中快乐，一毫不挂。看当时政事的得失，贤否的进退，如同浮云过太虚。他遇到祸患而不怡悦，如同躲避霎时风雨，不得不然罢了。心中实不相关。”

程子不肯穷究邵雍的易学，朱熹说孔子便不如此，极是。邵雍说程子若学，须二十年工夫，这话也不对。朱熹教人当下便给人一条路，不如此吓人。

邵雍不善为文，《观物外篇》是陈莹中所记。

邵雍的学问有弊病，其立言太夸张。程子虽也有自负的话，但有着落。如说绝学不传，却还他有个绝的时候。邵雍则说：“得不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这话尚虚，或许不是说自己。至于说生于冀方，长于豫方，自号太极，连天地都不足以道，这是什么说法？

邵雍只推崇留侯张良、梁公房玄龄，想他出世也近此等作用。至于武侯诸葛亮，从不提起。等到刘基（伯温）作论排斥他，才开始加以呵斥。大抵圣人仁智并尽，若智处太多，在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微与圣人隔绝。看来圣人却不妨略带些呆意。

古人成功，后人便以事迹附会之。刘伯温何尝知道明太祖起事自己为之佐？果真知道，何苦为元朝所用？做成两截人，这等事即圣人也不知。只是圣人见理精熟，几微未动必不轻应。人看来若前知罢了。惟邵雍说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广成子，后世陈抟（希夷）辈，皆另有缘故。乃是圣贤中又别出一支。二程不如邵雍，正是此处。然亦只因见理之后，又以气、机、象、数推其端倪罢了。大抵人世所为，无非上帝作主，故其机发动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了。问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时使世乱而治？回答说：试问君有疾，岂是君心所欲乎？既有此形体，即有阴阳五行之错杂。只是当有病时，心之灵尚在，或病甚时，语言颠倒，手足狂乱，并心之灵明亦失。然病去而心依旧灵明，心未尝不想一刻病去调养而保复之。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受命于帝庭。既有帝，即有庭，即左右。天之灵明何处不在？然必有栖聚之处。如人之灵明遍体皆是，拔一毛即痛。到底心在腔子里，人与天地一样。善言天者，必验于人。

曾怀疑元

译关于“防运”这一学说的说法，比如认为从天地开辟到尧帝时代，已经历过了数万年，这数万年里的人都昏昧无知，恐怕未必如此。有人说，那时候的人都糊里糊涂，实在令人厌恶。先生说道：“这是什么话呢？譬如婴儿四五岁之前虽然没有认知理解能力，但天性纯真完整，浩浩荡荡、坦坦荡荡，没有不好的地方，比起长大后奸诈虚伪的念头滋生，难道不是更优越吗？”用人的情况来验证天地，人长大后所不记得的，仅仅是四五岁以前的事，从六七岁以后就能记忆了。现在尧舜时代的事情已经清晰可考，想必那时距离天地开辟并不遥远，人活百岁之中只有四五年是不明白的，难道天地从开辟到混沌十二万余年中，竟有数万年是不明白的吗？即使是十二万余年经历一次混沌的说法，也非常不合常理。想来小劫数不过是水灾旱灾、瘟疫疾病、盗贼蜂起，接着由英明的君主几十年休养生息就可以恢复旧观，或者经历万千年后遭遇大劫，荒年、兵祸重叠同时到来，竟然导致人口凋敝、万物耗尽，全国变成废墟，只在山崖洞穴中零星存留一两个人，雌雄相生，逐渐繁衍扩大，也未可知。未必到那时就会天翻地覆，日月山川全部更换一遍。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只讲“理”，虽然看似把握不住，看来倒是准确的。邵雍谈论“数”却未必准确。从尧到汤，汤到周文王，周文王到孔子，都是五百年。从孔子五百年后到光武帝，又五百年到贞观年间，又五百年生出朱熹，也没有太大差错。至于尧和汤之间有禹，汤和周文王之间有武丁、周文王，到孔子中间有周宣王，而光武帝之前也有汉高祖，贞观之前也有诸葛亮，朱熹之前也有宋太祖。从朱熹之后有明太祖，直到我。

译再过五百年，大概天道的规律是，三年发生一次小变化，五年发生一次大变化，所以《易经》说：“三与五交替变化”，看来大概是这样的。

人只要切实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我却觉得，邵雍（康节）在阐述性理方面，比起程颢、程颐和朱熹来，隔了一层。他关于元、会、运、世的学说，恐怕并不确切。有人问：从昼夜的变化来看，或许混沌时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回答说：即便有知觉，到什么时候是这样呢？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一样。等到这一年结束，又从春天开始，这也是不可预知的。这总是圣人存而不论的事情，就不必去讨论了。

邵雍说元、会、运、世一去不复返，我却不相信。孔子说：“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自从孔子以来，道统就下传到民间。五代之后，孔孟的学问几乎灭绝了。宋朝兴起，风气忽然变得淳厚，涌现出许多大儒。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上天恐怕这道统就此衰微，所以生出这几位先生来发扬它。这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行动的。【以上关于邵雍的评论】

程颢（明道）一生没有著作，专门在日常言行上下功夫，时时处处都体现道理。他认为单纯读书是玩物丧志，而孔子却删定、赞颂、修订经典，事事都不放过。后来的朱熹正好继承了孔子的家法。他十八岁考中进士，已经将父亲韦斋所托付的三位先生的学问完全传承下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收获，又向刘谦之（刘开）学习，后来才归依李侗（延平）。他生平事事都不放过，即使是写古文，官职爵位、地名必定书写当时的名称，诗中用典故涉及古代名号，考究得非常详尽。至于书法也有几年的功夫，而孔孟、周敦颐、程颢程颐的著作都依靠他得以阐明。他做官时，凡是大小事务毫不厌烦，都有妥善安排，即使是几句公文草稿，也让人觉得道理充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如果没有他，恐怕不能如此显赫。

韦斋本来将孤弱托付给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个人。后来，刘草堂把女儿嫁给朱熹，刘屏山抚养朱熹直到他考中进士。后来，朱熹追溯学术渊源，却只认李延平。李延平也是韦斋的好友，大概因为相距遥远，所以韦斋来不及托付。朱熹长大后，记得韦斋曾经称赞李延平像秋月冰壶一样高洁。于是他在沧洲精舍祭祀七个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张栻、司马光以及李延平。他的心意由此可见。李延平受学于罗从彦（罗仲素），罗从彦受学于杨时（杨龟山）。朱熹对杨时、罗从彦都有微词，唯独对李延平没有异议。

朱熹出生在尤溪，所以小名叫沋郎。这个字从水从尤，读音如同“由”。因为“沋”字不常见，后人就误写成了“沈”。某人所编的《朱子年谱》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清植】

问：儒生多背叛儒家而信奉佛教，没听说有僧人悔改而归依儒家的。回答说：朱熹早年学习道教，又师从刘谦之，等到见到李延平，怀疑他是非凡之人，才开始暂时放下旧有的学问，虚心请教。李延平只引导他向低处入手，久而久之渐渐看到那边（佛道）的疏漏，又过很久才大大看出其破败，于是改拜李延平为师。这不是夺取佛道而入儒家吗？如果失去这样一位豪杰，怎么得了？李延平夺取道统的功劳很大，朱熹因此曾经从那边（佛道）透彻过来，所以身外之物都不能动摇他。韩愈就是缺少这一点，所以见到大颠禅师就心悦诚服。朱熹既然在心地上立定根基，又回归正学，所以精妙。

程颐讲书，都是将书本返归到身心上做起工夫，等到切实有所心得，就把心得之处用来讲解书本，所以道理渗透透彻，融会贯通，触碰到就能拈出来，对于书本的精微内涵，一丝不差，但对于本文的字义却大多不管。后来幸亏有朱熹阐发，确实不是这样，遇到不善读书的人，就可能流为禅学，有“六经注我”的意思了。孔子的教学却不这样，朱熹正是孔子的传派，他对于经书亲身实践并有了心得，而在讲解时却字字依据文义顺畅，没有偏离，这才没有弊端。

周敦颐从来不排斥佛老，所以人们把他的太极图斥为道家一流。到了朱熹，一切门外的议论都不管，就书论书，极力回归正统。

李光地（榕村）讲授时，内部将扬雄、文中子、邵雍的话编在一起。他们都有想要爬到别人头上的意思。陆九渊（子静）就不肯在先圣先贤的脚底下盘旋。只有朱熹只在孔孟的脚底下盘旋，这是孔子的家法。孔子便只在尧舜、文王、周公的脚底下盘旋，所以说“下学而上达”。孔子只在遭遇患难时才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是实在相信得及。学者如何学习？这样的话，门人传述朱熹前面的话都不虚妄，只是末尾的话后有“作者弗可及已”，便是闲话。天地长久，倘若又生出一个孔子，也一定不得而知。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子贡和有若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看曾子的说法就不同。“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皞皞乎不可尚”意味深长。“颜子仰之弥高”几句，又是从自己用功来说的。夫子善于诱导，这些地方都好体会。

世上有自我砥砺风标、清风高节、高到不可攀附，而没有流风余韵留在人间的，是因为没有这段关切世道的意思。我们家乡李文节公在家十余年，总是只闭门一人，不接见外人。蔡虚斋却肯教导人，他的流风余思至今未衰。有人说某人门下没有人才，先生说：“大概是不肯讲学，就是二程夫子高简方严，多端坐，”

译跟随他们的人便会有弊端。杨时、谢良佐都接近禅学，游酢最终竟然做了和尚。朱子便天天与门人讲学，成就了许多人，后来教导的人都走正道，没有一个是走错路的。

译做事一定要效法古人，才好。如果说要自己开创祖制，前面没有古人，后面没有今人，呵斥佛陀、辱骂祖师，对任何义理都不挂怀，这简直是毫无顾忌。孔子的教化门径，必定是从古人那里考证而来，心心相印，有凭有据，如果不这样，宁可空缺也不妄言。朱子也是这样，所以他的学说有根有蒂，动摇不了他。近来的人做事处处苟且，其根源都在于不相信古人、不考证古人罢了。

朱子一生笃信好学，坚守正道至死不渝。有道则出仕，无道则隐居。国家有道，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国家无道，至死也不改变节操。他又留心天下大事，大纲细目，无不讲究明白，斟酌妥当。

朱子居住在乡间，待人以诚，接引后学，勤勤恳恳。他兴办社仓以救济人们的困顿，建阳的风俗都因此变得淳厚。后来虽然被韩侂胄所忌恨，最终也没有遭受祸患，死后也得以保全，这就是言语忠信、行为笃敬的功效。

朱子看得明白，总不肯出仕，不得已接受任命，便抱着生往死归的决心，所以当官时一毫不肯假借，直来直往，行不通便请求退隐，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这也是因为宋朝的规制，风气尚且允许进退自由，然而现在的傅山、李颙终身不出仕，朝廷也未尝不许可他们。

朱子的经世济民之才很大，二十来岁任同安县主簿，还是副职，便事事讲求，即使是祭祀典章也无不考证订正详明。听说一般人的议论有可取之处，便记录下来。有一位邻县的县丞，自称当年奉秦太师丈量田地的命令，因为心里不明白，暂且不执行，闭门研读了好几天，督促的人多次到来，县丞不为所动。等到条理分明，才召集同事商议，彼此辩论驳斥之间，事情更加有头绪。于是僚属都明白了，又召集吏役和乡绅百姓，让他们尽情讲述，为他们剖析，直到吏民都透彻理解，然后才执行。县丞不出官署，不久便大功告成。当执行时，其他属县有将要报告完成的，等到县丞完成役务，其他属县还在推敲诏令是否合适，奏报政绩没有先于县丞的。朱子于是记载了这件事，后来自己遇到这类事情，便模仿这样做。所谓听到一句善言，就像决开江河一样，从早年起便承担天下重任，像这样论事，斟酌古法以衡量今事，没有不可见诸施行的，如果当时有委任他的人，功业应当在诸葛亮的之上。

圣贤有似乎不近人情的地方。朱子断案让妓女施以严刑，判令她们从良，其实罪过并不在妓女身上。人们至今以此为话柄。朱子那时难道过于严厉吗？孔子将景公梨园的子弟处以极刑，太公当面杀死妲己，何妨同道？

朱子注解《太极图》，即以正义为静而主宰。世人多对此有疑问，不知道朱子晚年将圣贤书的义理，字字落实。如“戒慎恐惧”两节，早年以静贯穿动来说，虽然外面纷扰，但中间有不动者存在。又遇到事物都形成三角，下面平列善恶，上面有不可以善言之善；下面平列动静，上面有不可以静言之静。到了晚年不安于此说，便将动静划分。如与人说话，是有所闻，中间停息时，便不闻，即是未发，即是大本；与人相对视，是有所睹，其不与人对视，便不睹，即是未发，即是大本。不然，一天之中未发的时刻有几时？问中间停息时，还必须全无念虑才是未发吗？还是打坐说话，也是未发？回答说：只要未出声，即是未发。如心气不激动不急躁，将所言之事筹划简当，都是言语中节的根本。推之于行动，也是如此。喜怒哀乐虽皆有未发，最是忧惧哀戚之时，觉得万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时都提不起来。所以朱子形容“敬”只有“畏”字相近，可知戒惧是归根复命的学问，而主静即属于正义一边更为密切。

读书须返到自身，见得果然如此才好。朱子图解五行，一阴五殊二，实在没有多余或缺少。如果在事物上说，急忙不得明白，返之于吾心则了然了。五行虽各成一件物事，实在只有阴阳二者。如人的本性有仁义礼智信，其实只有仁义。仁慈爱，似乎不分善恶，一总都爱；没有义便愚。义却有分别的道理，不出此二者。礼是仁的发用，智是义的藏纳。三千三百礼仪是人心中相亲相爱发出来的。智不是别的，就是义的分别处，收敛而入内者信，即是理之实。且如喜怒哀乐，实在也只是喜怒二者而已。乐是喜所成，哀是怒所深，二者已尽，没有多余或缺少。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没有彼此之分。粗中有精，末的起根处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极本是无极，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质固然有形，气也有形，即使无也不能说全无。那昭昭灵灵能显现光景的，还是上天之载，没有声臭可言。

《太极图》的解说，美善极了！尚且敢议论什么？略有疑问的是，君子修之吉，似乎应当兼说直内方外。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对应上面的“主静”而言。只有圣人始可言主静，所以提“敬”字，使学者有可把捉之处。但细想，主静是成功，不是用功。用功却在“无欲”二字。至于注解“原始反终”处，怀疑不是周敦颐的本意。

译周敦颐引用这段文字，或许是为了开启《西铭》一篇的义理。乾为父、坤为母，是万物的起始；活着顺应天道、死后安宁，是万物的终结。不足以将乾视为父、坤视为母的人，死后必定不得安宁，其意旨极其恳切周到，义理极其深透精微。朱熹用仁义来诠释，这是从静中体悟得来的。朱熹看到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仁，仁气盎然，万物由此生长；遇事界限分明之处便是义，义则止步不动，他的解说极为精妙。虽然这未必是周敦颐的本意，但对此类问题绝不可轻易非议。至于《西铭》的解说，朱熹将“知化”一节视为乐天之事，“不愧屋漏”一节视为畏天之事，而从“恶防酒”以下各节便都散去了，恐怕未必恰当。我的意见是想依照《孟子》“尽心”章来划分：“知化”一节是知天；“不愧屋漏”一节是事天；下面几节是立命。天生人，人秉承天命，所以践行形体、穷尽本性，没有比这更明白切要的。因此张载将其作为次第， “志”与“事”两个字，是从“天地之塞”、“天地之帅”分别对应下来的。一个是形，一个是性。形感应外物，所以有事；性统摄于心，所以说“志”。“不愧屋漏”是事，存心养性是志。至于“富贵福泽”四句，不善读书的人错解了“庸”字以及注中的“所以”二字，便认为富贵福泽是天故意给予我，让我为善；贫贱忧戚也是天故意给予我，让我意志坚定。果真如此，天为何不全部给予人富贵福泽，却又给予人贫贱忧戚？谁该当为善？谁该当意志坚定？大抵天有正命，因而有真心，天将自己最精微奥妙的部分全部赋予人，不留一丝余地，这是正命。时刻期望人成就为一个完整的人，完全承受并完全回归，完成他生人的本意，这是真心。但是天以正命给予人，不能不借助阴阳五行来形成形体。既然有了阴阳五行，它们便混乱杂乱地搀和在一起，导致贫富苦乐万千不齐，天也无可奈何。只是你既然享有富贵福泽，这是天所喜悦的，却不是喜悦你得以纵情歌舞、穷极奢侈欲望，而是厚待你的生命，让你为善，所以（“庸”）是成就你。你既然遭遇贫贱忧戚，这是天所怜悯的。却不是因为你穷困潦倒，就不期望你成就，而是期望你安贫乐道，触动心志、坚韧性格，刻苦磨砺、独立自强，如同利刃淬火开锋，越磨越光亮。（“庸”）是成就你，让你意志坚定。富贵福泽，贫贱忧戚，这四个字必须读断，不可将下句连读，否则就仿佛是天故意以此给予人一样。问：如果是天故意以此给予人，天就不像父母了，父母哪有想要儿子贫贱忧戚的？如此看待天地，确实与父母一般。答：是的。

译朱熹对待自己与他人，何曾有一句隐瞒？有人称他评价《诗经》《易经》各注时说：“我的得力之处，略在四书。至于《诗经》《易经》所得，如同鸡肋一般。”但即便这鸡肋，也已足够。都在大处见得到。

关于律历之事，朱熹自称不懂。他与蔡季通信中多次提到这一点。琼山断定说，如果朱熹不懂乐，那么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间就再没有懂乐的人了。这却不必，唐虞任命官员掌管音乐，特意推出后防来。想来禹、皋陶也未必精通音乐，这有什么妨碍他们成为禹、皋陶呢？朱熹即使不懂乐，也不足以成为他的缺点。

编纂书籍比独自著书更难。著书任凭自己的意思，随着能力所及。编纂书籍就要了解前人的意思，而且身份必须与他们相当，才可以着手。真德秀的《读书记》门类便极繁杂混乱，即使是《近思录》也未妥当。至于《仪礼经传通解》，起初打算以《仪礼》为经，《礼记》作传，没有归属的汇总附在后面，极好。后来改变体例，自己分门类，竟然当作自己的书，想要把胸中所有全部吐露出来。大凡编书，想要表达自己胸中所有，便不妥当。

论述封建，自班固之后，曹冏、陆机、柳宗元等人，各有佳处，我心中终究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只说到利害，终究不是圣人的心事。封建施行则长久于其道，百姓与之相习，不至于朝更夕改，又以其国托付给他们，是自己物事，便与之成为一体。班固等人，都没有从百姓大公之处发表议论的。等到读朱熹的论述，则我的意思仍是第二层。他说：“封建者，圣人大公无我，通达君臣之义于天下者也。”妙极了！天子对于诸侯是君臣，诸侯对于大夫是君臣，大夫对于家宰也是君臣，这才见得君臣是五伦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的，只是四伦而已。汉唐以来的各种议论，总是想要使天下长久成为我家的东西，圣人却没有这个意思。尧舜在位时，便把天下让给别人，何曾想要长久？倒像至今还是尧舜的一般。

韩愈向来称赞扬雄，而不提及董仲舒；谈论诗歌称赞建安七子，而不提及陶渊明。直到苏轼开始推崇陶渊明，而朱熹大力表彰他，以至于与张良并列为数千年人物。必须等到朱熹出来论述，才确定其心公平，其论精正。如今人们都说宋儒刻薄，几乎古无完人，都是未曾细读朱熹的书。如冯道、司马光认为仁为先，管仲、扬雄则更加显赫，这样的人宽容他们有什么补益？诸葛亮被讥讽者很多，程朱出现后，诸葛亮、郭子仪、陶渊明等人洗雪冤屈与日月争光。即使狄仁杰做武氏宰相，终身五王都是身后之事，朱熹还给予他恢复唐朝的功劳，何等宽厚？世论悠悠，不值得与之谈论。

朱熹每件事的议论，都应当行一防，不错。如诗歌表彰陶渊明，文章推崇《史记》《汉书》韩愈柳宗元之类。

宋初有一等猖狂议论，如李觏毁谤孟子，苏轼诋毁武王，即使是周敦颐、程颢的议论，也似乎有过高之处，张载尤其高，邵雍竟落入数学，朱熹出现将过当者，一概驳落，其高明精微者，一概以平实裁之，又气象生得好。

向来只见得朱熹好处在零星处，却不知其大处之妙。现在见得他大处之妙，转见得他小处有误。可见知道小处便不能窥见大处，知道大处便小处都识得。

《朱子语类》所标门类多不准确，论述为学只当分四项：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力行。儒先显然说有此四项，不可偏废。有合论之处则归之总论，庶几稍有条理。又所记皆出自门人之手，间有错听的，有措词不确的，竟有大相背谬的。

之鋭问《语类》有不稳字可改否？回答说：说是如此说，如何敢改？我平常说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妙字似不如性字为稳，细想终究是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怎样？此处先道出性字、妙字，见得太极不是一个呆板物事，又可联属无极，且与诚相应。况且前已有“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此处不说性字，何害？

朱熹解释书籍，虽有讹错处，不碍为表里光明。

朱熹几乎达到孟子的境界，但偶尔有滞涩之处。孟子则浑脱浏浰，如琉璃屏风，无丝毫障翳。

程颢二十二岁作《定性书》，程颐十八岁作《好学论》，已到至处，真是天授。孔子、朱熹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学到不逾矩，逐旋精进。朱熹年轻时遍参佛老，二十余岁始见延平，三十岁外已为人师，尚无卓见。到四十岁外始通达，五十岁外始议论不错，六十岁自叹所学始透，到六十五六岁，又复自云不彻。可见其疑而悟后复疑，黑一阵，复明一阵，明一阵，又黑一阵，乃是日进无疆，自强不息，与天无级。欲立教于万世者，必须如此。所以子贡不说“天定之为圣”，而

译说“上天赋予他将要成为圣人的资质”，“纵”字用得精妙，意思是上天不加限制，他的成就没有边界。

译偏远乡村有一种邪说，不知为何，几年后便流行于天下，这确实是妖言。这如果有依据的话，但也可见某种低劣的根基，终究会发芽开花。如果真有一位立德立言、坚守道德而不违背正道的人出现，终究会有显露的一天。我近来颇不相信元运防世之说，看到孔子留下的一大种子，至今尚不曾被使用，难道生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空自推衍其学说就算完事了？夫子当年下种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夫子虽然不可复得，但如果有像朱子那样的人得志行道也就足够了，必定会有这一天【以上朱子】

各位儒者

解释经典在道理上明白融通，汉儒自然不及朱子。至于制度名物，到底汉代距离夏商周三代不远，秦朝所毁灭的未尽，还有当时正在实行的，即使已经不存在的，还可以根据尚存的推想并记录下来，毕竟还有些实事，不像后来礼坏乐崩完全无形无状，学者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杜撰，都是空话。这就是汉儒可贵的原因。

董仲舒、刘向学问都纯正，他们细微的毛病，是喜欢谈论灾异，必定要推求某件事来证实它，这就有难以通达的地方。

董子应当五百年才生一人，班固推测他的时代而写史。在司马迁的史书中，董子、刘向、扬雄等人，都是他所指拟的对象。看来似乎尤其属意于刘向，但最终不能确定。以现在来看，则是董仲舒。

董子不仅深通《春秋》，也深通《易》。他说：“道的大本源出于天”，如果不深通《易》，怎么能说到这个地步？

董子说得好。等到天道肃杀，已经是无物可杀了。试看雪霜严寒时，万物成熟都已收藏过了，只是一片白地，全无所有。一到春天，百物发生，天便全是和气。如同人肃然整齐，却是在无事之时；等到与人相接，却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程颢）独坐时如泥塑人，等到接物全是一团和气，大概天德就是如此。孔子所谓“严威俨恪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了”。然而无事时这一份肃然整齐又不可少。所谓恭敬而后和乐，严肃而后雍容，有三冬的闭藏坚固，而后有三春的生机发生。

《春秋繁露》自然是伪作，董仲舒所著尚多，现在不传罢了。然而三篇已足够，何必多呢？他论性命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论天道说：“阳居大夏，而阴积于空虚不用之处。”都是极精妙的言语。

《续书》不可少，许多三代遗制在其中。至于《法言》，世间便无此书，也不为缺欠。至于郑玄的注，却不可少，没有这三礼，无从看起。

郑康成学问渊博，他的解说也多自创，当时孔北海很佩服他，然而已经认为他多穿凿附会了。

王弼注《易》时，计算年龄才二十岁左右，后来即使以伊川大儒，眼高千古，如果不是大悖谬者，也不敢驳斥他。圣贤不忘根本，其厚道如此。王弼之前，看《易》或者当作历法看，或者当作谶纬看，言理的窍要，由王弼开启，他的功劳很大。韩文公虽然说不敢看三代两汉之外的书，然而未见他对经学有所发明。所以我曾经私下议论，此人终究是文章学问聪明到了极点，未曾思透义理，虽然自称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然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继日待旦，孔子之废寝忘食，而终归于务去陈言，是所用心皆在立意造语，所读书都是观其文法，因为天资高遂见到古人作文意思，义理上生来又原自正直，所以辟佛老立节概，不是单在道理上搜求，所以他的评经如奇而法正而葩，谨严、浮夸等语，虽无一不当，而对于诸经终究不能有成书。

汉唐以来，有议论不决者，应当以董仲舒、韩愈为断。韩子不仅学问文章，好其人，也不说欺人之语。生平辟佛老，只在日用伦常、礼乐文物上说。他岂不能作精微之论？只需如此说，而精微之论已尽在其中。《诗》《书》所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岳称颂舜说，父顽母嚚，象傲，能使之和谐，以孝益赞之，也只说号泣于旻天，于父母防防斋栗。禹的自叙，只说启呱呱而泣，我不以他为子，只荒度土功。舜并不异于人，不过如匹夫匹妇在父母面前哭泣依恋。禹不过是要弥补前人的过失，汲汲皇皇做些事功。即使尧之大，至于则天，而《尧典》所载，只寻常事；而其实感天地，格鬼神，至诚大圣，已立人极。老佛谈论玄妙，都是人用不着的，何尝是道呢？

韩文公二十来岁，数次传道，多一扬雄；三十岁作《送文畅序》，又少一孟子。这都是识见未定。到四十岁作《原道》，便斩钉截铁说：“轲之死，不得其传。”卓有定见了。至于与孟尚书的信，乃是晚年之作，专门提出孟子，认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几乎庆幸续在荀扬之后，半字不提起。学识精进如此。孟子也是这样，他先前自以为当名世之数，自疑自问，

译到了晚年才真正了解孔子，不过是承接尧、舜、禹、汤、文王的道统传承罢了，这仅仅是孔子被世人所知晓的一面。韩愈在《原道》中的几句话，开启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理学的先河；周、程、张、朱的学说如日中天，而韩公则如同东方的启明星一般。千秋万世，韩公配享孔庙的地位再次被推崇，他是不会离去的。

译唐代佛教盛行，若非韩愈大声疾呼，再过些年，佛教竟会与儒家正统教义平起平坐了。韩愈胆气颇大，当时老子是朝廷的祖宗，和尚又是国师，韩愈毫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其气势竟压得他们低下。欧阳修也辟佛，但气势便弱了。韩愈辟佛虽不如程颢、程颐和朱熹那样精微，但他是先锋驱除，到程朱时便据有城池了。

周敦颐的《通书》，三十岁便写成。程颐的《易传》，到晚年尚不敢示人。大概自己抒发胸中言语，尚且容易，而阐发经传最难。要不失作者的本意，不及则遗漏其本义，过度则溢出本文。文字须简练，简练须完备。韩愈著述，自命终身。注释《论语》未能完成，真是明白人。

柳宗元说韩愈胜过扬雄，这是确论。陈梓云想在《易》义历数上，韩愈不及扬雄，说：扬雄历数承袭汉代历法，都是错的。韩愈《易》学虽不知如何，但如《原道》及《争臣论》所引解释，皆深知《易》者。又如《原道》谨严及《原道》书王法不诛其人身等语，便可见其精于《春秋》。《春秋》之作，是孔夫子为万世人伦起见，绝不关那几个人，只要大经大法常存天地便是了。至于所贬斥之人，其死已久，有何诛杀？后人呆将这几个人穷究本末，搜求毫毛，不值一笑。

韩愈说他要做官，他并未曾入李训、郑注之党；说他不能耐贫，亦不见他受谁不义之财。而谏迎佛骨，使李师古、李师道曾无一毫亏折。至于其文字中所见道理，直如日星河岳，千古诗仰。将数百年尊尚之佛教，一旦凭孤力以麾斥之，是何等见识！

人不亲近小人，是大节。韩愈生平与当时权要奸邪臭味不投，绝不沾染。欧阳修生平依靠，都是韩琦、范仲淹一边，直至濮议方与司马光异。欧阳修既自说不曾读过《仪礼》，如何便议大礼？后来张孚敬竟用之，而使兴献王直入太庙，压在武宗之上，此千古未有之事，而欧阳修为之倡导。但欧阳修止议尊以帝号，未谓便可入庙为主也。张孚敬因此将欧阳修从祀孔庙，可笑。

程颐说韩愈却倒学了。大要韩愈是理义与文章兼营，非如欧阳修、苏轼专以文章为事。即使曾巩，想必也是将此事略入思议。其《梁书目录序》，非曾用心者，安得有此。

司马光言：“忠信行笃敬，终身无失，学者翕服之。只是聪明睿知少不足耳。”

谢良佐见识高明，说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说高一层出来，故有程门醉人之讥。

山先生终日坐在门限上，或说是门前石上，不是门阈，大约性情宽缓，看他弹劾王安石，却摘其《凫鹥》章解可见。

以虚心与立志并言，陈淳所见自是心最要，虚方能容受得许多理义，不虚则中自壅塞，一切嘉言善行皆格不入。

朱熹后，儒者真德秀、许衡气象最好，真德秀醇正，许衡笃实。

朱熹之后，语录无有过于许衡者。许衡说理，大有警醒处。他语录不过二三十页，近闽中所刻，却将几条好的删去，好笑。

许衡不曾全见朱熹各样好书，却是躬行精到，其见解已到透处。陆世仪不得谓其不壁立万仞。我督学到灵寿，见其生徒文字荒谬，问陆世仪，则群瞪目，如隔世人。古人到一处，任凭地方荒僻，人才鲜少，必定淘沙拣金有些教泽。陆世仪在灵寿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无遗风？我想许衡做几年祭酒，后来人才便多出其门。

河南怀庆府出韩愈，又出许衡，山川灵秀，非他可比。人以龙门出司马迁，又出王通，又出薛瑄为盛，较之河南未为过也。韩愈胜司马迁，许衡可兼王通、薛瑄。

胡云峯在元时极为有名，儒者说书专用巧，彼此钩搭，如今人做巧搭八股文一般，最有可喜处，亦有可厌处。

王通是要拟《论语》，故东说一段，西说一段。薛瑄《读书记》何故亦不以类成编？论孟是门人汇集，亦略以类相从，间有相因而附者。如果自己作书，自然要有条理。

吾乡蔡清、林希元、陈琛先生，于四书、易经，皆有数十年功夫。近来节改者多久，便磨灭。我曾欲去其支蔓，存其简要，为一卷书，而未暇。

宋末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阁中历相诸公。出云：“首座极显，末位凶不可言。”首座乃留梦炎，末位则文天祥先生也。闻留梦炎子孙以遗像求题于蔡清，题云：“状元兼宰相，屈身事仇胡

译（画中）遗像依然穿着左衽服饰，画工堪称董狐的前辈，正直的气概竟到了如此地步。”文集中又记载，有一位僧人拿着三教图请求题字，虚斋题道：“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又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看这些记载，那么留题之事应当是有的。

译昌黎每论一事，便能把此事透彻讲明，此人实在有用。明朝人的学问和事功都不透彻，大概是读书不专一的过错。只有蔡虚斋专精于《四书》和《易经》，但他年仅五十七岁，又因贫困不能多藏书，连《朱子语类》都没见过，所以到底没能明白“理”与“气”这两个字。然而他向王三原推荐了二十多人，这些人都有成就；他识破宁王必反，便拂袖归隐，这已不是无用之人了。

《榕村语录》卷十九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

大学士李光地撰

诸子

《管子》说士乡有十五个，士乡其实就是农民。朱子认为士乡都成为士人，那么就没有农民，所以士乡只有十五个，这是不对的。工商子弟都不允许出仕做官，只有农民子弟可以成为士人，所以称为士乡。

《管子》有“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的话，未必是脱略规矩，一定需要精严，只是根本处有缺失罢了【自记】

《管子》说：“一年的计划，种植谷物；十年的计划，种植树木；百年的计划，培育人才。”句句都好，如果再增加一句“千年的计划，树立德行”，就更完美了。问《管子》，他不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他器量狭小的地方。回答说：“是的，他的见识只达到培育人才就停止了。”

《武经七书》中，除了《孙子兵法》外，其余都是伪托的兵书。比如《天禄阁》是明代苏州一个秀才所作，何友具知道他的姓名？

自从汉朝以来，荀子和扬雄都与孟子并称。只有韩文公断定他们“选择得不精，言语得不详”。到了司马温公、邵康节，又推崇扬雄，几乎在孟子之上。后来一经程子贬斥，人们便一致信服，实在是因为程子看得透彻。

认识到性善，那么人与我就是一体的，就能感化人，成就人，所以说：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万物的本性。荀卿当时的声势大于孟子，孟子日渐被尊崇，荀卿日渐消歇。至今孟子成为我们儒家的宗祖，而将荀卿排斥如路人异派，原因就在于此。

荀子的文章，比扬雄的还要条理通畅，他论事很精彩，但说性恶，太令人厌恶。

董仲舒之后，韩愈之前，只有《法言》《中论》《中说》三书，书中多有名言。

扬雄在王莽手下做官，固然有罪，但《法言》中很有可取之处。况且在当时，他能推崇孟子，也一定有他的见解。不能因为这个人而废弃他的书【钟旺】

《太元》中，明显颂扬王莽的功德，所说的“汉公”，分明是指安汉公。司马温公注说：“公与功同，不知道下面的‘阿衡’二字怎么解释得通？难道汉天子的功劳像阿衡吗？”注书像这样，最不可取。朱子绝不会有这种毛病。

王氏（王安石）兴盛时，天下都知道他将变法。梅福地位卑微，远地的官吏尚且知道逃避。扬雄自认为心通造化，独自滞留不去。看来也不完全是为了利禄，只是因为在京师见闻广博，喜欢读书，从外夷来朝拜时，他必定详细询问那里的土俗风物，就可以看出来。又因为他这个人呆板，见王莽谦恭下士，就真以为他是周公。到后来事情已决裂，便是怕死，不再敢与王莽意见相左。

司马文正（司马光）说扬雄过于孟子，曾巩、王雱又推崇信服他，认为他是箕子。到了程朱出现，论断才确定。其实扬雄的罪过，不必等到侍奉王莽，就是作《太元》，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一齐都当作罪己的对象，罪不容诛。王荆公（王安石）的罪过，也不必等到实行新法，只以《春秋》为断，因《烂朝报》而废弃他，罪也已不容诛。这都是心病，可见其肆无忌惮。

偶然看谭子的《化书》，极有名理。只是说到尽头处，只说得神气。只有孔子说天地，便说他的德。扬雄作《太元》，思入风云，实在也只说到神气就停止了。《皇极经世》极尽精妙，程子说它泄漏天机，尚不离此窠臼。圣人说道，只说理；说天地，只说德。

《洪范》五福，首推长寿。王粲《中论》中有说：“一系得之于天者，一系得之于帝王恩泽者。”得之于帝王恩泽，是帝王养育出来的。这段议论极好。诸子之书自《法言》之外，如《中论》、《申鉴》，尽有好语。

文中子说：“周公为周，一段很精辟。周公的风雨绸缪，似乎想让子孙相继，天下永远属于我家，迹近于私。不知世上没有贤圣，既不可行尧舜之事；如果子孙世袭，又不加以启发辅佐，使其称职，就会害及他人了。所以说：安定家室，是为了安宁天下；保全自己，是为了厚待苍生。人心、道心，本在一处，需要人简别。后世便是安宁天下，是为了安定家室；厚待苍生，是为了保全自己。周公说：‘宗社安而天下安，子孙存而百姓治’，有何不好？如果是子孙不贤，不如速亡。所以迁都的议论说：‘洛邑之地，四通八达而平坦，使有德者易以兴起，无德者易以衰败。’就像人家子孙，果真能继承祖宗的志业，便使科名接踵，岂非好事？如果防上贼下，惟利是视，要他们富贵，何用？倒不如使他们贫贱困苦，既不至害人，或者动心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