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三十
直，便难看。所以笔调字眼上，又须畧变。
曹子建四言诗，一气呵成，如冲口歕出，絶不用一句《诗经》调。陶渊明便将《诗经》成句冩出，韩文公又觉得有意雕刻，洗脱不如子建自然。栁诗诸体俱工，长律尤超絶，无一语不从汉魏出，却又陶链精熟。东坡诗无甚好处，引用故事亦不知拣择，然天才自胜，随意冩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丘一壑，小小结构。欧公自负能诗，如太白自负能文，俱不佳。
译太直白，便难看。所以在笔调和字眼上，又须略微变化。
曹植的四言诗，一气呵成，如同脱口而出，完全不用一句《诗经》的腔调。陶渊明却将《诗经》中的成句直接写出，韩愈又觉得有意雕琢，洗练脱去雕饰不如曹植自然。柳宗元的诗各种体裁都精工，长篇律诗尤其超绝，没有一句话不是从汉魏诗中化出，却又熔炼得精熟。苏轼的诗没什么特别的好处，引用典故也不知拣选，然而天才自然胜出，随意写出便有意境。黄庭坚的诗像一丘一壑，只是小小的结构。欧阳修自负能诗，如同李白自负能文，都不怎么好。
诗选从来无善本，不知河汾所选若何。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过于礼；言今古经权之事，莫过于书；言隂阳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过于易。何以止説学诗？盖温柔敦厚，长于讽谕，主文而谲諌。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一叚意思，非他经所兼也。孔子言语与他贤不同处，全在此。如论学曰：“不亦説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论巧令之无当于仁，而尚曰“鲜矣”。患难时极自信，语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兹乎？”极其责备，止曰：“毋乃尔是过与？”“是谁之过与？”“则将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似替他筹画一般。极其讥刺而曰：“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极其痛诋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于三家之堂？”此等处果是得力于诗。就是责宰予之昼寝，责子路之野，其言似极峭直，此如诗中有苏公、孟子之作之类。然到后来又以聼言、观行、名正言顺等道理，从寛説来，令人意消。故作诗者全要含蓄蕴借，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诗，唐以下便少，宋诗尤少。朱子有几首道理极透，意思极足，而格调亦下。问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论其格调？曰：“诗不同格调差，诗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诗？诗説尽便不是。”夫子未尝説作诗之法，然观于子贡之悟学，子夏之悟礼，皆亟许其可与言诗。及所説兴观羣怨之等，作诗之法便可想见。朱子诗不到处，即在説事理太尽也。问邵子谓“删后无诗”，想是见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抛却三百篇，独絶千古者不过几篇。其余如春秋时作，何必尽过汉唐人？”
某欲选古唐诗之有性情、闗于人伦日用者数百首，令子弟自防读之。大抵诗以性情为主，试观三百篇，何尝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诗要浑厚，不要雕刻；有义理便浑厚，浅露便是雕刻。然又须自己雕刻过，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闻一友人説：“唐诗间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处多在此。宋诗则断无解不去的，便觉意味浅薄。”向曽作铜雀防诗，极诋曹丕，无人伦，不遗余力；后翻得唐人崔国辅诗，只用四句五言絶，已尽：“云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防。画睂犹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觉得粗疎村气，不自己作过，竟不解他的好处。此言殊是。
某近选诗，必篇中有缘故方存，不然虽做得好，无闗于人，读了亦酝醸不出甚好意思来。如此选择，自汉至宋不过三百余首。但观《论语》中“兴观羣怨”及“无以言”“专对四方”“达于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删诗都是要有实济。杜诗细加选择，尚存五十余首。李诗却是一种仙气都没，收煞絶无吉凶与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见元结两首诗就那样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爱民为嘱，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来芳藻名篇，岂必篇篇入选？去取之间，要当有一防意思在。若必全説道理，亦不是。有经史在，何取有韵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触物感事，却闗到性情上。倘乐而滛，哀而伤，説得太过，亦不足存。
诗之体制，只有古、律二项。乐府不宜编在古诗之外。凡诗皆乐也。诗以四言为正，然三言、五言、长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耑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有以五、七言成章者。诸体皆备于汉、魏，惟律起于唐。今人以汉、魏作为乐府，后来作为古诗，舛矣。如今唱者为曲子，不唱者为诗余，其实一也。
选诗自应从苏李起，而以苏冠，即其诗亦当冠首。"骨肉缘技叶，结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诗之义。言骨肉固同根共命，即结交之友，亦非无因。天下大矣，何独这几人该做朋友？盖或意气相投，或徳业相劝。即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乱，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该父子兄弟夫妇，次句可该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
译《诗经》选本历来没有善本，不知道河汾先生所选的是怎样的。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谈论日常切近之事，没有比《礼》更合适的；谈论古今经权之事，没有比《书》更合适的；谈论阴阳水火吉凶悔吝之事，没有比《易》更合适的。为什么只说学《诗》呢？因为《诗》温柔敦厚，长于讽喻，以文辞委婉劝谏。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警戒。这一层意思，是其他经典所不具备的。孔子言语与其他贤人不同的地方，全在于此。比如论学习时说：“不也高兴吗？”“不也快乐吗？”“不也是君子吗？”论巧言令色不符合仁德，还说“很少了”。患难时极自信，话只说：“能把我怎么样？”“文化传统不就在我们这里吗？”极其责备，只说：“恐怕是你的过错吧？”“是谁的过错呢？”“那还要那辅助的人干什么呢？”至于“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鲁国宫廷之内”，反而像是替他筹划一般。极其讥刺而说：“他的智慧怎么样呢？”“说两次就可以了。”极其痛骂而说：“这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为什么要取三家庙堂上的舞乐呢？”这些地方确实是得力于《诗》。即使是责备宰予白天睡觉，责备子路粗野，言语看似极其峭直，这就像《诗》中有苏公、孟子之作一类。但后来又以听言、观行、名正言顺等道理，宽缓地来说，让人怒气消散。所以作诗全要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用这个意思去求诗，唐代以下就少了，宋诗尤其少。朱子有几首诗道理极透彻，意思极充足，但格调却低。问：意理透彻充足就好，何必论其格调？回答说：“诗不同，格调差，诗便差。如果只取其意理，为什么不写一篇小文章？何必是诗？诗说尽了便不是诗。”夫子未曾说过作诗的方法，但看子贡领悟学习，子夏领悟礼，都很快赞许他们可以与谈《诗》。以及所说的兴观群怨等，作诗的方法便可想见。朱子诗不到家的地方，就在于说事理太尽。问：邵雍说“删后无诗”，想必是见到了这个意思。回答说：“又不好全然抛弃《三百篇》，独自绝妙千古的不过几篇。其余如春秋时所作，何必都超过汉唐人？”
我想选古唐诗中有性情、关乎人伦日用的数百首，让子弟自己防读。大抵诗以性情为主，试看《三百篇》，何尝有一篇全言景色的？诗要浑厚，不要雕刻；有义理就浑厚，浅露就是雕刻。但又要自己雕刻过，方知他不雕刻的妙处。曾听一位朋友说：“唐诗间有一二句解不开的，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开的，其妙处多在此。宋诗则断无解不开的，便觉意味浅薄。”从前曾作铜雀台诗，极诋曹丕无人伦，不遗余力；后翻得唐人崔国辅以诗，只用四句五言绝句，已尽：“云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鹊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皇帝不是曹丕是谁？自己觉得粗疏村气，不自己作过，竟不解他的好处。这话很对。
我近选诗，必篇中有缘故才存，不然虽做得好，无关于人，读了也酝酿不出什么好意思来。如此选择，自汉至宋不过三百多首。但看《论语》中“兴观群怨”及“无以言”“专对四方”“通达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编诗都是要有实际益处的。杜甫诗细加选择，尚存五十多首。李白诗却是一种仙气都没有，收煞绝无吉凶与民同患的一段意思。杜甫见元结两首诗就那样倾倒，送朋友赴任，都拳拳以忠君爱民为嘱，忠告善导，不是李白可比的。
古来芳藻名篇，岂必篇篇入选？取舍之间，要当有一个意思在。如果全说道理，也不是。有经史在，何取有韵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触物感事，却关乎性情上。倘若乐而淫，哀而伤，说得太过，也不足存。
诗的体制，只有古、律二项。乐府不宜编古诗之外。凡诗皆乐也。诗以四言为正宗，但三言、五言、长短句，《三百篇》中也已有，只是没有专门用三言、五言以成章的罢了。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有以五言、七言成章的。诸体皆备于汉、魏，只有律诗起于唐。今人以汉、魏作为乐府，后来的作为古诗，错了。如今唱的为曲子，不唱的为诗余，其实是一回事。
选诗自应从苏武、李陵起，而以苏武冠首，即其诗亦当冠首。“骨肉缘枝叶，结交亦有因”二句，便足以概括诗之义。言骨肉固然同根共命，即结交之友，亦非无缘。天下大了，何独这几人该做朋友？盖或因意气相投，或因德业相劝。即使唐虞的五臣，周的十乱，孔子的七十二弟子，都是有原因的。首句可概括父子兄弟夫妇，次句可概括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的
蔡文姬《悲愤诗》纒绵哀怨，立言称情，有体，实开曹、杜一派絶作也。十八拍意思不过如此，反觉得似安于外域，不愿复回者，故汰之。
曹子建诗，欲寻其竒句，不可得。友云：他实得些风骚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没有道理意思，只得于此覔长。自张恊辈起，至陶靖节，一洗此风。杜工部虽亦琢句，都在自己闲作，至于闗系大篇，便以淳朴为主。如《北征》《咏怀》诸作，所谓诗看子建，亲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当丕簒位，私自痛哭。丕闻而恶之。其诗多寄托之词，而归于恳挚忠厚。六朝人宗之，以为源出国风，信然【钟旺】
武侯诗只一首，读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尽其材，仪延辈皆非端人，而用之终身，此实成大业之本。是诗讽刺俱在言外。曰：「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若曰：「是谁之谋？乃相国之尊，齐国之大，晏子之所为也。」相国之尊而不能用，齐之大而不能容，胜于深文丑诋矣。且中间以士目三人，以谗言斥晏子，下语显然矣。
陶渊明诗有杜韩不能到处，其语气似未説明，义蕴实已包涵在内。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自秦汉来，黄老盛行，都説圣贤以礼乐诗书教得人，奸伪丛生。此诗却説“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黄老之説如言人元气本足，却被后来饮食药饵戕贼生命，不知隂阳之气自初而盛而老，知识开后，人事错杂，嗜欲纷起，亦理势之自然。所以用饮食药饵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气也。“鳯鸟虽不至，到底礼乐一新。”自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亡而大义乖，老庄之学果兆焚坑之祸。不知诗书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汉之伏生、孔安国辈，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为事，终日驰驱于名利之塲，不见有问津于此者？下遂一笔溜到饮酒上去，谓“我若不快饮，亦尤而效之，岂不负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时？元亮尚敢讲学立教，自标榜耶？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又谦得有意思，谓吾之行事谬误于诗书礼乐者，麯蘖之托而昬防之逃，非得己也。谢灵运、鲍明逺之徒，稍见才华，无一免者，可以观矣。
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当时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韩子惜其不遇，孔子议论甚正，但与阮籍同讥，则未必然。其论诗亦不列陶，而反及谢，故论诗亦必经朱子而后定。
自沈约有四声八病之説，而诗遂趋于律。今既为此体，便当莫犯八病。沈时本无律体，今观梁、陈间诗，便有许多，竟是律诗者，无非求去八病耳。
明逺诗雕镂已穷，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黄石斋、倪鸿寳乃是欲学此种，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逺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词尽而意不尽。他手作此等诗，多觉破碎纎小，他却才力大，饶有一片清幽之气，可与子建、双峯并峙，无与方驾者。
王子安述祖徳诗，嫌其后半衰飒，即年不永之相，所以当初不选。今观之，宜选。文中子踪迹防昧，似有似无，惟观此诗可知，实有其人，不宜没也。
文诗乃天地元声，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诗人何尝不师六朝？然陈子昂辈出，声气便不同，觉得清而厚。此岂人能为之？
问曲江诗何如？曰：曲江才华英▯，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几无与比，君子哉若人。问摩诘曰：他是元晖、子山一派，声韵谐和，对仗工巧，所以无一首不可被诸管弦，只是説到清闲髙雅而止，无甚深义。钱起亦是此种。至宋，此派遂絶。问燕公曰：他才气大，大率唐初如陈子昂、王勃、杨烱、王绩、杜审言、沈佺期及燕许之属，又是一种气调，迥乎不同。问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论，别为一家，韩门孟贾张三家，文昌为最，东野骨节尚大。问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飘飘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
燕许信大手笔，尚不脱六朝腔调。如「胆犹忠作屏心，故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防苦辛」，「云覆连行在，风廻助扫除」之类，
译蔡文姬的《悲愤诗》缠绵哀怨，立言称情，有法度，实在是开创曹植、杜甫一脉的绝妙之作。《胡笳十八拍》的意思不过如此，反而让人觉得似乎安于异域，不愿返回中原，所以将其剔除。
曹植的诗，想要寻找其中的奇句，是找不到的。朋友说：他确实领会了《诗经》和《楚辞》的意蕴，雕琢诗句是因为胸中没有道理和意旨，只能在这方面寻找长处。自从张协等人开始，直到陶渊明，才彻底洗去了这种风气。杜甫虽然也雕琢诗句，都只在自己的闲适之作中，至于关乎重大题材的篇章，便以淳朴为主。如《北征》、《咏怀》等作品，所谓“诗看子建”，亲近的人说是这样。
曹植为人也有意旨，当曹丕篡位时，他私自痛哭。曹丕听说后厌恶他。他的诗多含寄托之词，而归于恳切真挚、忠厚。六朝人推崇他，认为其源头出自《国风》，确实如此。
诸葛亮的诗只有一首，读者大多不能领会其意。诸葛亮使人各尽其才，费祎、延熙等人并非端正之人，却终身任用他们，这实在是成就大业的本源。这首诗的讽刺都在言外。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意思是说：“是谁的谋划？乃是相国的尊贵，齐国的大国地位，晏子之所为。”相国的尊贵而不能任用，齐国的大而不能容纳，这比深文周纳、丑恶诋毁更为有力。况且中间以“士”称呼三人，以谗言斥责晏子，下语显然了。
陶渊明的诗有杜甫、韩愈达不到的地方，其语气似乎没有说明白，但义理蕴涵实际上已包含在内。如《羲农去我久》这一首，见识超出寻常。自秦汉以来，黄老之学盛行，都说圣贤用礼乐诗书教化人，导致奸伪丛生。这首诗却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黄老之学如同说人的元气本来充足，却被后来的饮食药饵戕害生命，不知道阴阳之气从初生到旺盛再到衰老，知识开启后，人事错杂，嗜欲纷起，也是理势的自然。所以用饮食药饵，正是想要保固其先天元气。“凤鸟虽不至，到底礼乐一新。”自从孔子去世而微言绝，七十子亡而大义乖，老庄的学说果然兆示了焚书坑儒的祸患。不知道诗书是用来开明民智，而不是愚弄百姓，有什么罪过竟至于此？汉代的伏生、孔安国等人，敦厚勤勉辛苦，保存了这六经，为何至今又不以此为事，终日驰驱于名利场，不见有问津于此的人？下面便一笔溜到饮酒上去，说“我若不痛快饮酒，也是效仿他们，岂不辜负了这儒巾”？那溜到酒上的，是什么时候呢？元亮尚敢讲学立教，自我标榜吗？只是遗憾多有谬误，您应当原谅醉人，又谦逊得有意旨，说我行事谬误于诗书礼乐，是借酒逃避昏聩防备，并非本意。谢灵运、鲍照之徒，稍见才华，无一能免，由此可以观察了。
陶渊明推崇周公、孔子的地方很多，他逃避于酒，是为了避开刘宋政权。当时如果实行表言坊，他能免祸吗？韩愈惋惜他生不逢时，孔子的议论很正，但与阮籍一同讥讽，则未必如此。他论诗也不列陶渊明，反而提及谢灵运，所以论诗也必须经过朱熹之后才能定论。
自从沈约有四声八病的说法，诗便趋向于律诗。现在既然采用这种体裁，就应当不犯八病。沈约时本无律体，现在看梁、陈间的诗，便有许多，竟是律诗的，无非是求去除八病罢了。
鲍照的诗雕镂已穷尽，工妙任凭唐人如何造作，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明末黄石斋、倪鸿宝乃是想要学习这种风格，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鲍照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词尽而意未尽。他人作这种诗，多觉得破碎纤小，他却才力大，饶有一片清幽之气可与曹植、双峰并峙，无与方驾者。
王勃的《述祖德诗》，嫌其后半衰飒，即年不永之相所以当初不选。现在看，宜选。文中子踪迹暧昧，似有似无，惟观此诗可知实有其人，不宜埋没。
文诗乃天地元声，莫知其然而然。唐代初期诗人何尝不师法六朝？然而陈子昂辈出，声气便不同，觉得清新而厚重。这岂是人能做到的？
问曲江诗如何？回答说：曲江才华英秀，或许不如人，至于性情品格，几乎无人可比，君子哉若人。问摩诘说：他是谢朓、庾信一脉，声韵谐和，对仗工巧，所以没有一首不可被诸管弦，只是说到清闲高雅而止，无甚深义。钱起也是这种。至宋代，此派遂绝。问燕公说：他才气大，大率唐初如陈子昂，王勃、杨炯、王绩、杜审言、沈佺期以及燕许之属，又是一种气调，迥然不同。问昌黎说：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论，别为一家。韩门孟郊、贾岛、张籍三家，文昌为最，东野骨节尚大。
问李白说：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飘然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
燕许信大手笔，尚不脱六朝腔调，如“胆犹忠作屏心，故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防苦辛”，“云覆连行在，风廻助扫除”之类，
其调都教唐人用烂。至老杜《北征》《咏怀》，一洗此陋，直摅胸臆，眞气流注，另一风格。只是唐初人语意，气象寛舒博大，是太平气运，如「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无是也。即「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隂」，何尝不雄而悲切无比如？陈子昂「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何尝不悲壮，却无急廹激烈之气。韩文公七律虽少，如「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横飞玉盏家山晓，逺蹀金珂塞草春」之类，亦极意庄严清雅絶伦。
译那种格调，唐代诗人已经用得烂熟了。直到老杜的《北征》《咏怀》，才一扫这种陋习，直接抒发胸臆，真气贯通，形成了另一种风格。只是唐初人的语意，气象宽舒博大，那是太平盛世的气运，像“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阔”、“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亮”这样的诗句，中晚唐是没有的。即使是“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难道不雄浑而悲切得无与伦比吗？陈子昂的“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难道不悲壮吗，却缺乏急切激烈之气。韩文公的七律虽然不多，像“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高”、“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这类诗句，也极尽庄严清雅之能事，无与伦比。
防阁体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歳荆南梅似雪一首，又大样又脱套。燕公最擅此长，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诗皆有一段浑厚处，足见开国气象。若魏郑公一篇，气格之髙，乃所谓开太平者。
张曲江诗，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陶靖节尚偏于山林枯槁，曲江乃更浑全。曲江歴贫富贵贱，体兼雅颂。陶则专于风骚耳。韩文公不提起，岂以其句句对偶是六朝派耶？韩论文亦从不提董贾，大抵他自己位置太髙。
诗能穷人，虽未必然，亦不可开口便悲哀。张曲江、韦左司诗，俱和平温厚，可以养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诗，某意以张燕公「去嵗荆南梅似雪」一首为第一，情景词调都合。尝欲推老杜一首为冠，不可得。或者「玉露凋伤枫树林」乎？
李杜韩栁四家诗，缺一不可。如《长干行》之类，不但像汉魏，更觉得飘洒，虽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诗，初亦仿摹汉魏，晚乃自开派，头一空依傍，冠絶古今。韩诗直追汉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栁诗中汉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独到。至香山、义山诸家诗集，虽大而力量气味争差逺矣。
韩文公平生不轻许人，独于李杜诗称之不容口。极平常语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伟，其气盛也。韩赠张籍、赠崔立之诸长篇，比之《北征》《咏怀》，毕竟差些。以韩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论诗，太白如酒，少陵如饭。有杜可无李，有李不可无杜。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当时被之管弦，声调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诸体诗皆妙絶千古，只絶句须譲太白。絶句要飘逸蕴借，如峨嵋山月，问余何事诸作，实是絶调。然昔人亦有推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闗」为第一者。
杜工部气盛，其长律一团气在里面鬰勃，其为人也好善。韩文公于古人诗少所许可，工部连六朝人无不推奬。
工部诗有性情，就是少时作，已有一段纒绵委曲之意。如太白与杜诗，不过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已。杜却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诗已驾乎六朝，却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则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齐抹倒矣。末云“絶笔于获麟”，亦太矜张，未闻孔子耑能诗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极自任，到下面立言，却无此等状态。即是当代词人，无不推扬，王维、郑虔已至失节，而恳恳切切为之解救，此岂浅中人可及？
杜诗俱以《北征》为第一。伦儿曾説：「咏怀自起至放歌，颇愁絶，一气喷出，无一句重复，又有转折，似更妙。」细观之，果然。此等诗起处最难，若是宋人，便落谭理窠臼；他人便流夸大、谦虚太过，又不称立言。直是妙，结处亦好。
子美北征无一对句，昌黎与崔羣诗燕席谢不诣二句便对，栁诗不能如此髙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凌司马与韦道安二诗，虽曹子建把笔不能过。友云：「昨夜思韩文公南溪始泛诗，説到野人来餽▯，作几行冩工部何氏山林诗，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轻轻四句便包括在里。又妙有风韵，所以昌黎那样叹服。工部自云：「诗看子建亲，把庾鲍竟推与太白矣。」
杜诗如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荣华敌勲业，嵗暮有严霜，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之类，都耐思索玩味。韩诗便无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説回纥兵不宜多，而曰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似人都晓得此之为祸，虽只説至此，不肯説尽，然以前后推之，何尝不尽？看杜诗须如此细看。
老杜诗説：“安内攘外，都有几句好説话。”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便是用兵要语。知道形势，经过战塲者，所谓老马选将之法也。至于卒伍，不过饮食劳苦，体恤颁给他，便为用。如鹰饥则就食，饱则飏去，此使卒之要也。顾宁人説：“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杜诗为自家保全，喜得便雅淡；为国家收复，喜得便狂荡。立言之体，皆妙。
文物多师古，
译防阁体是唐初人创作的，不同于去年荆南《梅似雪》那一首，既格局宏大又摆脱了陈规旧套。燕国公最擅长此道，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以及王勃等人，他们的诗都有一种浑厚之处，足以展现开国的气象。至于魏郑公的那一篇，气格之高，正是所谓开创太平盛世的样子。
张曲江的诗，温柔敦厚，体现了诗歌的教化作用。陶靖节尚且偏向于山林的枯槁清寂，曲江则更加浑厚完整。曲江历经贫富贵贱，诗体兼具雅颂之风。陶渊明则专于风骚一类。韩文公没有提起他，难道是因为他句句对偶属于六朝派吗？韩愈论诗也从不提及董仲舒、贾谊，大概是他自己的地位太高了。
诗歌能使人困窘，虽然未必如此，但也不可开口就显出悲哀。张曲江、韦左司的诗，都平和温厚，可以涵养人的性情。
唐人的七言律诗，我认为张燕公的《去年荆南梅似雪》一首为第一，情景、词调都很和谐。曾想推老杜的一首为冠，却找不到。或者是《玉露凋伤枫树林》吗？
李、杜、韩、柳四家的诗，缺一不可。像《长干行》这类作品，不但像汉魏风格，更显得飘逸洒脱，即使是工部（杜甫）也不能做到。工部的五七言古诗，起初也模仿汉魏，晚年则自开一派，一旦摆脱依傍，便冠绝古今。韩诗直接追摹汉魏以前的风格，要营造希微淡泊的境界。柳诗中汉魏的成分有一些，六朝的成分也有一些，功夫独到。至于香山（白居易）、义山（李商隐）等家的诗集，虽然篇幅宏大，但力量和韵味相差甚远。
韩文公平生不轻易赞许别人，唯独对李杜的诗称赞不已，赞不绝口。极平常的话语进入老杜口中，就变得深厚、宏大、雄伟，这是因为他气势旺盛。韩愈赠张籍、赠崔立之等长篇，与《北征》《咏怀》相比，毕竟稍差一些。因为韩诗多用直白的句子，而杜诗的句子都曲折含蓄。
论诗，李白如酒，杜甫如饭。有杜甫可以没有李白，有李白则不可没有杜甫。李白被唐人推崇在杜甫之上，是因为当时他的诗被配上管弦乐演奏，声调容易和谐，而杜甫的诗稍显拗口。
杜甫各种体裁的诗都妙绝千古，只有绝句须让给李白。绝句要飘逸蕴藉，如《峨眉山月》《问余何事》等作品，实是绝妙的格调。然而前人也有推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的。
杜甫气势旺盛，他的长篇律诗一团气在里面郁勃涌动，他为人也好善。韩文公对古人的诗很少许可，杜甫却连六朝人都无不推崇奖掖。
杜甫的诗有性情，即使是年轻时所作，已有一段缠绵委曲之意。如李白与杜甫的诗，不过是“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罢了。杜甫却说“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便委婉而有情致。
杜甫为人厚道，他的诗已超越六朝，却平生受人宗仰。至于李白则说：“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一下子全抹倒了。最后说“绝笔于获麟”，也太自夸了，没听说孔子专门擅长作诗。杜甫“文章千古事”两句，已极自负，到下面立言，却没有这种状态。即使是当代词人，无不推扬，王维、郑虔已到失节的程度，他却恳切地为之解救，这岂是浅薄之人能做到的？
杜甫的诗都以《北征》为第一。伦儿曾说：“《咏怀》从起笔到放歌，颇为愁绝，一气喷出，无一句重复，又有转折，似乎更妙。”仔细观看，果然如此。这类诗起笔最难，若是宋人，便落入谈理的窠臼；他人便流于夸大或谦虚太过，又不符合立言的标准。真是妙，结尾也好。
杜甫《北征》无一对偶句，韩愈与崔群诗《燕席谢不诣》两句便对偶，柳诗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而《哭凌司马》与《韦道安》二诗，即使是曹子建执笔也不能超越。友人说：“昨夜想到韩文公《南溪始泛》诗，说到野人来馈赠，写几行杜甫《何氏山林》诗，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轻轻四句便将意境包含在内。又妙在有风韵，所以韩愈那样叹服。杜甫自云：“诗看子建亲”，把庾信、鲍照竟推给了李白。
杜甫的诗如“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謁”之类，都耐人思索玩味。韩诗便没有这类句法。又如《北征》说回纥兵不宜多，却说“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似乎人人都知道这是祸患，虽然只说到此，不肯说尽，然而从前后的推演来看，何尝没有说尽？看杜诗须如此细看。
老杜的诗说：“安内攘外，都有几句好说话。”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这便是用兵的要语。知道形势，经过战场者，所谓老马选将之法也。至于士兵，不过是饮食劳苦，体恤颁给他们，便可用。如鹰饥则就食，饱则飞去，这是驱使士兵的关键。顾炎武说：“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理天下，《前汉书》是其一，杜诗是其一。”
杜甫的诗为自家保全，喜欢便雅淡；为国家收复，喜欢便狂荡。立言的体裁，都很妙。
文物多师古，
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﨑岖。极有意味。如风尘三尺劔，社稷一戎衣，何尝不好？然汉髙祖岂不如此？至此四句，却是贞观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长处，当时承宇文之后，文物独盛，而十八学士之属，半于朝廷。然不聼其言，虽多奚为？若后进无人，亦非长治之道。诗家谁见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浅薄。其妙在朴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语，却造句甚古，有斲华反朴之意。
译朝廷中半数都是老儒生。直言敢谏宁可遭受杀戮侮辱，贤能之士的仕途也不崎岖坎坷。这极有意味。像“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这样的诗句，何尝不好？然而汉高祖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至于这四句，却是贞观年间达到大治的根本所在，能够道出其中的真谛。唐太宗擅长的地方，在于当时承接宇文氏之后，礼乐文物独自兴盛，而十八学士之类的人，有一半在朝廷任职。然而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言论，即使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后继无人，也不是长治久安之道。诗人中谁曾见到这一层？然而如果让宋朝人说出，就会显得直白而浅薄。它的妙处在于质朴而典雅。“朝廷半老儒”这句话，似乎不成语体，但造句非常古朴，有去除浮华、返归质朴的意蕴。
赤骥顿长缨，一首不过。世无用，我将欲卷怀之意。公干辈皆有此等诗，却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长歌，却不如鲍明逺、曹子建。鲍明逺、陶渊明三家，直开三派。曹全以气胜，开杜、韩之派；鲍才人之诗，顿挫凌厉，开太白之派；靖节闲雅自然，开韦苏州之派。
杜长篇时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学母无不为”等，俱不成语，然以此见其大。
擅长谓工部自许，不过是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如何便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果然可议。后想来，正见古人不欺处，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眞。圣门狂者，本是如此。韩文公亦是一面自许，一面疎漏，却不怕人笑。若后人为之，必加弥缝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防，自见不足处，只觉得从十来嵗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韩文公就有知道不足处。
韩诗温柔敦厚，纒绵悱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则工部有不及者。盖《春秋》立义之最大处，惧乱贼者，惧后世之乱贼也。若本人之身已为乱贼，尚何畏于死后之诛？此等实説，着深微，千古不刋。陶诗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当时风尚盛，道老庄以为周孔之道凿朴生伪，而渊明谓孔子欲使其淳，可知连上眞字，亦非放达谑浪之谓。以此意选诗，便寥寥矣。
某人论《南山诗》，痛加贬斥曰：「却不必。大凡前人诗文，都有一用神以为秘诀。韩文公作诗，将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为吾于此时有此时情景，于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纵工何益？《南山诗》所列，彼时所见，实有此许多情状，他乃一气吐出，谁禁得他？只是后人不必效此耳。」
栁子厚长律无一不精，以弱嵗游元圃，知命儒为贵，二篇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为尤。弱嵗篇因刘梦得用五十韵，有欲索性将麻韵用尽之意，间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则直抒己意矣。栁诗工已到至处，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气，直逼陈思耳。
韩诗，意尽言止，直率不加雕饰；栁诗工致，虽説愁苦，亦觉冠裳佩玉，各有长处，不相下也。
宋人学问才情有何不及唐人？只是诗不及耳。唐人亦是风气适然成一种风调，大家传染，遂擅其长。宋诗不是别样不好，只是有些呆气。问唐人不呆而宋人呆，毕竟有个缘故。曰：唐人善用虚无，板板説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问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説，不如宋人搯出那事三两个字来用，教人费猜。《三百篇》何尝用故事？汉魏间用事都是将其事直叙出来，影射用事，古未曽有。
欧诗学韩，而笔力不及，却于不及处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间鸠，重读《徂徕集》之类。但他自己极得意的《庐山髙》，却不见得佳处安在。
邵康节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説尽，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徳之纯”这样大头脑下面，却淡淡説“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这样大头脑下，却以“天监在下”转去了。浓浓淡淡，不尽其辞。“长发”之诗説契説相土，又説汤，数百年事，一两段驾过，方是诗体。
诗文全闗气运，都是帝命。王荆公学问何必下于栁子厚，而诗大不及东坡？学问何必下于白乐天，而诗亦不及。
王荆公一生长处在孝友清节，故其诗一説到骨肉节槩处，尽有精采；至论事便隔壁可见，此事是发乎性情的。
东坡诗殊少风韵，音节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夀昌事未经人歌咏，东坡所作，趣味极短。且末尾如何引温峤、颍封人诸事作结，殊为不类。若老杜为此，毕竟有许多纒绵笃厚之情。又作周濓溪诗説，造化乃其徒甚好。后忽云栁州栁愚溪愚，虽然以比地方，因人而传，然拟人亦非其伦。
宋潜溪方正学文字如何？比得东坡？东坡生动有仙气，峰峦波澜，尺幅涌现。其诗亦自成一家，但没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只是东坡诗就引用许多，却不
译赤骥马勒紧长缰绳，一匹马也超不过去。世上没有用处，我将收起怀抱中的志向。刘桢等人都有这类诗，却不如杜甫的深厚。至于杜甫的长篇歌行，却不如鲍照、曹植。鲍照、陶渊明这三位，直接开创了三个流派。曹植以气势取胜，开创了杜甫、韩愈的诗派；鲍照的诗顿挫凌厉，开创了李白的诗派；陶渊明闲雅自然，开创了韦应物的诗派。
杜甫的长诗中有时有累赘的句子，如“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学母无不为”等，都不成话，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宏大。
擅长的人说杜甫自许，不过是赋的素材，与扬雄相当，亲近曹植，怎么能就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这确实可以议论。后来想来，正见出古人不欺骗的地方，他的志向宏大而不互相掩盖，就保存了他的真实。孔子门下狂放的人，本来就是这样。韩愈也是一方面自许，一方面疏漏，却不怕人笑。如果是后人这样做，必定会加以弥补了。
杜甫的一部诗集，从头到尾，找不出他一处防备、自见不足的地方，只觉得他从十几岁直到老年，件件都好，这是一个大毛病，韩愈就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韩愈的诗温柔敦厚，缠绵悱恻，不如杜甫。但如所说，《春秋》记载王法，不诛杀其人，自身方面杜甫有不及的地方。因为《春秋》立义最大的地方，是畏惧乱贼，是畏惧后世的乱贼。如果本人自身已经是乱贼，还畏惧什么死后的诛杀？这种实在的说法，深刻微妙，千古不变。陶渊明的诗急切，鲁地的老人加以弥补，使其淳朴。当时风尚盛行，认为老庄之道是对周孔之道凿朴生伪，而陶渊明说孔子想要使其淳朴，可以看出就连加上“真”字，也不是放达戏谑的意思。用这种意思选诗，就寥寥无几了。
某人评论《南山诗》，极力贬斥说：“却不必。大凡前人的诗文，都有一种用神作为秘诀。韩愈作诗，将前人一字不入心中，认为我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时候的情景，在这个人这里有这个人的人情事理，相似的便新，不这样即使工巧有什么益处？《南山诗》所列，当时所见，确实有这么多情状，他一口气吐出，谁禁得住他？只是后人不必效仿这个罢了。”
柳宗元的长律没有不精妙的，以《弱岁游元圃》、《知命儒为贵》两篇为最，两篇又以《知命》篇为尤佳。《弱岁》篇因为刘禹锡用了五十韵，有想要索性将麻韵用尽的意思，间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则直接抒发自己的意思了。柳诗工巧已经到了极致，稍微不及杜甫的地方，是杜甫有古朴之气，直接逼近曹植罢了。
韩愈的诗，意尽言止，直率不加雕饰；柳宗元的诗工致，虽然说愁苦，也感觉冠裳佩玉，各有长处，不相上下。
宋人的学问才情有什么不及唐人的？只是诗不及罢了。唐人也是风气适然形成一种风调，大家传染，于是擅长其长。宋诗不是别样不好，只是有些呆气问唐人不呆而宋人呆，毕竟有个缘故回答说：唐人善用虚无，板板说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也不好。问唐人也用故事？回答说：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说，不如宋人拈出那事三两个字来用，教人费猜《三百篇》何尝用故事？汉魏之间用事都是将其事直叙出来，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欧阳修的诗学习韩愈，而笔力不及，却在不及处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间鸠”、“重读《徂徕集》”之类。但他自己极得意的《庐山高》，却不见得佳处安在。
邵雍的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说尽，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样大头脑下面，却淡淡说“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这样大头脑下却以“天监在下”转去了浓浓淡淡，不尽其辞。“长发”之诗说契说相土，又说汤，数百年事一两段驾过，方是诗体。
诗文全关气运，都是帝命。王安石学问何必低于柳宗元，而诗大不及苏轼？学问何必低于白居易，而诗亦不及。
王安石一生长处在孝友清节，故其诗一说骨肉节概处，尽有精彩；至论事便隔壁可见，此事是发乎情性的。
苏轼的诗殊少风韵，音节逐句俱填典故，也不是古法。朱寿昌事未经人歌咏，苏轼所作，趣味极短。且末尾如何引温峤颍封人诸事作结，殊为不类似。若老杜为此，毕竟有许多缠绵笃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诗说，造化乃其徒甚好。后忽云柳州柳愚溪愚，虽然以比地方因人而传，然拟人亦非其伦。
宋濂方正学的文字如何？比得苏轼？苏轼生动有仙气，峰峦波澜，尺幅涌现其诗亦自成一家，但没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为。只是苏轼诗就引用许多，却不
蜡蹋。黄山谷便蜡蹋可厌。
杜工部于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诗，独无思亲诗，何也？韩文公亦尔，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説耳。朱子《上母夀诗》述韦斋平生，无不详悉。韦斋学问人品，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为大中作文，亦无一语褒扬，曰“先子之命云尔”。惟其如此，所以可信。东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絶古今。至王荆公，则竟父子相圣矣，如何服人？
译蜡蹋。黄山谷说蜡蹋令人厌烦。
杜甫在君臣、兄弟、妻子、朋友方面都有诗作，唯独没有思念父母的诗，为什么呢？韩愈也是这样，只有《祭十二郎文》中有“幼年丧父，依靠兄嫂”的说法罢了。朱熹在《上母寿诗》中叙述父亲韦斋的生平，没有不详细清楚的。韦斋的学问和人品，远远超出众人。朱熹撰写父亲的事迹，只是平平淡淡地叙述。程颐为程颢撰写文章，也没有一句褒扬的话，只说“这是先父的命令罢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令人信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相承，简直想要超越古今。到了王安石，竟然父子互相称圣，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性理中，止采朱子诗之有性理字面者，其余好诗俱删去。岂知流连景物，止以一二语见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诗更妙？如《芣苢》之篇，何尝有一字説到家室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濓诗比方正学好
明诸家诗俱不见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气。律诗有六七首，古诗亦有二三首，只是太直。唐人亦有直处，却用淡淡写来。盖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段幽光。如人説话，胸中有所感愤，倾泻直吐，聼者便觉难耐。惟作平淡语，虽直直説过，倒令人思之，觉得有味。
宋诗单看亦各有好处，若选以配唐人，便不称欧、王。且然无论其他，王阳明诗，某少时畧皆成诵，今看来殊觉浅薄。他才髙，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调，但根柢气格不是。
鹿太常诗选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眞气，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励名节，笔写得出，诗亦看得多，知道各様变体，诗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体局亦然。孙髙阳诗便都是一样，不知变。魏孝子学漪百韵诗便段段有变化，可见钱受之不知诗，选明诗不登二公，止选髙阳，未为允也。
王阮亭絶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诗须有意思滚出来才好。陈泽州律诗时有俊句。如送某假归诗有句云：「自怜名迹清流外。常恐交游泛爱中。」却是唐句。
学诗，先将《十九首》之类，句句摹仿，先教像了。到后来，自己做出，无一防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
学诗当从韩、栁入。律诗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作诗最忌先得句为韵补缀成之。那两句何尝不好？但读到那里便觉得气不贯，意不浃洽。先覔句者必非大家，无论李、杜、韩、栁，即钱、刘亦决不如此。
絶句不要使力，要淡逺，意在言外。古诗却要有气力。诗到形容情事，难得逼肖处，只得造字，然须造得自然，令人不觉，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诗须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当避。口头邉字当避，此题用熟的故事当避。又人所作都现成，我须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里雕刻，我须避到现成一路去。
诗即有作，料须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无意思，只将词藻铺排，最可厌。
律诗对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诗》：「江上对渭阳，水鹢对林乌」，王荆公「女伤悲对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杜诗「丛菊两开矣而下他日之泪，孤舟一系矣而动故园之心」，「丛菊两番开出他日之泪，孤舟一只系住故园之心」。栁诗「壁空矣而残月曙，门掩矣而候虫秋」，「又壁空那残月之曙，门掩那候虫之秋」。前人皆推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对偶，有撘配不来者，曰：“都撘配得来，久已坏了。”律诗本是陋体，古人有嫌字眼太偶俪，太现成，未免俗气，多避之。
唐人作诗，动呼人名，如“白也诗无敌”之类。今若作诗，亦呼其名，殊觉不必。诗之工拙，不在此。犯大圣大贤讳，尤不可。孔孟之讳，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韵。韩文公、王荆公皆不免犯此者。诗虽佳，亦不足录。此即无忌惮之端。
作诗要好，甚难。离却古人，创辟一蹊径，便不像样。一依古人，又如薄酒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须是有性情，又有学问，在诗里。邉工夫又到，却不多做，触事乗兴，方为之。断絶酬应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然必定字字工致，便华缛伤雅。诗亦如此。某检旧作武侯诗，以苦李对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律诗中偶用耳。
髙髙士子为望亲庐求记曰：“不如诗好，文便着实説。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説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诗説得离竒飘▯些都不妨，且诗又不消説尽，正是妙处。后来人正坐要铺张，反不好。”
每一眞人出便有一假者来磨难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谓至当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辈人出来为祟。即如李杜诗，当时便有无数蚍蜉之撼，到底敌不过韩文公、王荆公等之拥防。蚍蜉多而势反寡，韩公等如熊
译《性理》一书中，只选取朱子诗中带有“性理”字眼的作品，其余好诗都删去了。哪里知道那些流连景物，只用一两句诗显露性情，以及寄托全在言外的好诗，其实更加精妙？比如《芣苢》这一篇，何曾有一个字说到家室和睦、教化流行、风俗美好上面去呢？
宋景濂的诗，比起方正学的诗要好。
明代各家诗都不见得好，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气。他的律诗有六七首，古诗也有二三首，只是太直白。唐代诗人也有直白的地方，却是用淡淡的笔调写出来的。大概激昂慷慨的情感，全要靠委曲回旋、从容不迫地表达出来，才能显出一种幽深的光彩。就像人说话，胸中有所感愤，倾泻而出、直吐无遗，听的人便觉得难以忍受。只有用平淡的语言，虽然直直地说过去，反倒让人回味，觉得有味道。
宋诗单独看也各有好处，但如果选来与唐代诗人相配，便配不上欧阳修、王安石。况且不论其他，王阳明的诗，我年轻时大致都能背诵，现在看起来却觉得十分浅薄。他才华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代诗人的风调，但根基和气格却不对。
鹿太常选了一百五十首诗，在明代末期竟自成一家，有真气，又满肚子想建立功业、砥砺名节的念头，笔下写得出，诗也读得多，知道各种变体，诗有用这种句法的，有用那种句法的，章法体局也是如此。孙髙阳的诗便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变化。魏孝子学漪的百韵诗便段段有变化，可见钱受之不精通诗，选明代诗不收录这两位，只选孙髙阳，是不恰当的。
王阮亭的绝句有类似唐代诗人的风格。至于古诗，须要有意思滚滚涌出才好。陈泽州的律诗时常有俊秀的句子。如送某人请假归去的诗中有句云：“自怜名迹清流外，常恐交游泛爱中。”这却是唐代的诗句。
学诗，先将《十九首》之类的诗，句句模仿，先教像了。到后来，自己写出来，没有一个地方不像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哪一首，便成功了。
学诗应当从韩愈、柳宗元入手。律诗也只有这两家得正派。杜甫太雄放，作诗最忌讳先得到句子，再为押韵而补缀成篇。那两句何尝不好？但读到那里便觉得气息不贯通，意思不融洽。先找句子的人必定不是大家，无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即使是钱起、刘长卿也决不如此。
绝句不要用力，要淡远，意在言外。古诗却要有气力。诗在形容情事时，难得逼真之处，只得造字，但须造得自然，让人不觉，方妙。如果生造便不好。
作诗须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都这样用，我便应当避开。口头常有的字应当避开，此题用熟的故事应当避开。又人所作的都现成，我须避开而走向生新的一条路。人都在那里刻意雕琢，我须避开而走向现成的一条路。
诗即使有作品，料想须要有景物和思路掩映而成。如果全无意思，只将词藻铺排，最是令人厌恶。
律诗的对句自要工巧，切合杜甫《送舅诗》：“江上对渭阳，水鹢对林鸟”，王安石“女伤悲对季行役”，都妙。又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味。杜甫诗“丛菊两开矣而下他日之泪，孤舟系矣而动故园之心”，“丛菊两番开出他日之泪，孤舟系住故园之心”。柳宗元诗“壁空矣而残月曙，门掩矣而侯虫秋”，“又壁空那残月之曙，门掩那侯虫之秋”。前人都推崇为妙句。
有尤工部的七言律诗，不甚对偶，有搭配不来的，说：“都搭配得来，早就坏了。”律诗本是陋体，古人有嫌弃字眼太对偶、太现成，未免俗气，多避开它。
唐代诗人作诗，动不动称呼人名，如“白也诗无敌”之类。现在如果作诗，也称呼其名，实在觉得不必。诗的工拙，不在此。冒犯大圣大贤的名讳，尤其不可。孔孟的名讳，何止像父母？如何直呼？甚至用来押韵。韩文公、王荆公都不免犯此。诗虽然好，也不值得收录。这就是无忌惮的开端。
作诗要好，很难。离开古人，开辟一条新路，便不像样子。完全依照古人，又像薄酒一样，滤了又滤，有什么趣味？须要有性情，又有学问，在诗里。功夫到了，却不多做，触事乘兴，方才为之。断绝应酬之作，或许有些意思。
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但必定字字工致，便华丽繁复而损伤雅正。诗也是如此。我检阅旧作武侯诗，以苦李对甘棠，就不好。像这样小巧，或许律诗中偶尔用用罢了。
高髙士子为望亲庐求记说：“不如诗好，文便着实说。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说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于诗说得离奇飘渺些都不妨，且诗又不消说尽，正是妙处。后来人正坐要铺排，反不好。”
每一个真人出现，便有一个假者来磨难他。子思的《中庸》，孟子的七篇，可谓至当不易了。偏偏有荀卿一辈人出来作祟。就像李白、杜甫的诗，当时便有无数蚍蜉撼树之讥，到底敌不过韩文公、王荆公等人的拥护。蚍蜉多而势反寡，韩文公等人如熊
世有灵异之物，多遭劫，何况人？陈希夷谓种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将成，必有鬼物败之。」上帝各样福泽都不吝，只惜名。虚名无益，想是清名直达帝廷。李太白所谓「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髙名」，正此名也【以上论诗】
考订书学是要，▯事须兼通篆籕，方能通楷书之不可通处。如之下着心，谓之志；心之所之也。着日，谓之时；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旹上作山，于义何取？王荆公不讲求制字之根，而逐字为之臆解，费尽心力，徒増笑柄。
平声加猛厉，则上扯长些，则去入声甚短。入声惟闽中多得其正，北人气硬，平声多成上声。声音之差，不独口差，即耳亦差。南陵人知读作兹，兹读作知。闽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读知，他聼作兹；教他读兹，他听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杨友云：天綂声，地綂音。声即韵部，东、冬、江、阳之类是也。音即字母，影、喻、晓、洽之等是也。声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韩于此最严。唐人错者亦少。曰：一字有两声者，如过字、治字之类。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宻，唐人尚不分。杜诗“魑魅喜人过”，作平声解者，或谓魑魅寂寞久，亦喜人来过；或谓魑魅欲啖人，故喜人来过，攫而食之，理皆难通。盖言魑魅喜人有过失，与上句意方相应。古人四声借用者甚多，不足异也。
等韵三十六母，现用止廿四字。经世韵又列为四十八行。某却分断得有些明白。经世盖就现用廿四字，细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则有音无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无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説皆是也。
国书「阿厄衣乌于」五字妙得声韵之元，毫无勉强。小儿坠地，头一声便是「阿」，稍转方有「厄」音，再转方有「衣」音，又转方有「乌」音，至防説话方有「于」音。自喉而舌，而齿，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覆叠呼，便有四万声音。学「五书」所少者此耳。将来把毛稚黄书及《度曲须知》择其精要语，附刻于后，便成完书。至某所就。
国书推出者则载于某所编乐书之后，毛稚黄及《度曲须知》亦晓得支微齐歌麻鱼虞七部之字无头，他部之字皆有头，却不知七部乃声气之元，别字都是他生的，无有生他者。如西邀乌是萧字，西是字头，邀是字腹，乌是字尾。又支乃眞之头，都乃东之头，于乃元之头。韵部自当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无头，却不晓其所以无头之故，故仍旧以东为韵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齐鱼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萧肴豪尤收乌字，东冬江阳庚青蒸收鼻音，眞文元寒删先收舌抵腭，侵覃盐咸收唇音。
儿音古所无，望道而未之见，而古注作如星陨如雨。传曰：“与雨偕”，是以如为而，而字古盖读如似。日字平声，今山东、江淮此音甚多，而闽广则无矣。《洪武正韵》不收儿音，近猗氏卫先生于每字母皆増至六字，而以儿为舌音，非也。独以影字为首，则精确不易。
麻字应为最初之声，诸声皆由此起。前人读麻为谟，洼为污，鸦为乌，入歌、鱼、虞韵，非也。
国书先阿字得元声矣
宁人谓易韵亦错，惟诗不错。但如兴字，以鴥彼飞隼一章论之，是在蒸韵。至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及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与音字、心字为韵。宁人无以解之，乃曰：「兴字古两用，又安知易韵之不叶者之非两用耶？」昌黎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其见卓矣。三百篇不独各体俱备，即用韵变化法亦俱全。如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是以者与虎叶，而以中句作过文。离骚中亦有用此法处。毛大可只见「维予侯兴」等一二处，便以为古皆通用，尽破从来之藩篱。杨升庵韵尤舛，其实韵部止应分为六。昌黎便如此用。
国书十二乌珠本之防，古韵防，古韵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现载有，惜不见元人韵书语可证也。十二乌珠内三部是闽广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系满洲音，汉人不用，其余六部正与所
译世间有灵异之物，大多遭受劫难，何况是人呢？陈希夷对种明逸说：“名声，是美好的器物，是造物主所忌讳的。你的名声将要成就，必定会有鬼怪败坏它。”上天各种福泽都不吝惜，唯独吝惜名声。虚名没有益处，想必清名能直达天庭。李白所说的“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正是这种名声【以上论诗】。
考订书籍学问是重要的，〇事情必须兼通篆书和籀文，才能通晓楷书中不可通晓的地方。比如“志”字下面加“心”，叫做志；是心所趋向的地方。“时”字加“日”，叫做时；是日所趋向的地方。如今“志”字上面写成“土”，“时”字上面写成“山”，在意义上有什么可取之处？王安石不讲究造字的根本，却逐字进行主观臆断的解释，费尽心力，徒增笑柄。
平声如果加上猛厉的语气，就会向上拉长一些，那么去声和入声就非常短促。入声只有闽中地区大多能读得正确，北方人气质刚硬，平声大多读成了上声。声音的差异，不只是口耳发音有差别，耳朵听辨也有差别。南陵人知道把“读”字读作“兹”，把“兹”字读作“知”。闽中的教授到了那里，教他们读“知”，他们听成“兹”；教他们读“兹”，他们听成“知”。越辩越不清楚，所以知道耳朵听辨也不同。
杨友说：天统声，地统音。声就是韵部，东、冬、江、阳之类就是。音就是字母，影、喻、晓、洽之类就是。声可以相通，音绝对不可相通。杜甫、韩愈在这方面最严格。唐代人出错的情况也很少。有人说：一个字有两个声调的，像“过”字、“治”字之类。这类情况到宋代才开始分辨得精细，唐代人尚且不分。杜甫诗句“魑魅喜人过”，把“过”字作平声解释的，有人说魑魅寂寞久了，也喜欢人来经过；有人说魑魅想要吃人，所以喜欢人来经过，抓来吃掉，道理都难以讲通。大概是说魑魅喜欢人有失误，才与上一句的意思相应。古人四声互相借用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
等韵三十六个声母，现在使用的只有二十四个。《经世韵》又列为四十八行。我却分断得有些明白。《经世韵》大概是就现在使用的二十四个声母，细分出上平、下平，所以有四十八个。四十八个那么有音无字的都齐全了。三十六个则是去掉了有音无字的十二个，只保留上平、下平中有音有字的罢了。三种说法都是对的。
满文“阿、厄、衣、乌、于”五个字妙得声韵的本源，毫无勉强。小孩落地，第一声就是“阿”，稍加转变才有“厄”音，再转变才有“衣”音，又转变才有“乌”音，直到防备说话才有“于”音。从喉咙到舌头，到牙齿，到撮口再到出口，次序一点不差。“五字”反复叠呼，就有四万种声音。学习《五书》所缺少的就是这个。将来把毛稚黄的书以及《度曲须知》择取精要的话，附刻在后面，便成了完整的书。至于我所做的。
满文推演出来的则记载在我所编的乐书之后，毛稚黄以及《度曲须知》也知道支、微、齐、歌、麻、鱼、虞七个韵部的字没有字头，其他韵部的字都有字头，却不知道这七个韵部是声气的本源，别的字都是它们衍生出来的，没有能衍生它们的。比如“西邀乌”是“萧”字，“西”是字头，“邀”是字腹，“乌”是字尾。又如“支”是“真”字的头，“都”是“东”字的头，“于”是“元”字的头。韵部自然应当用这七个韵部排在前面，来衍生各个韵部。他们知道没有字头，却不知道没有字头的缘故，所以仍旧以“东”为韵部的首字，这是不对的。歌、麻、支、微、齐、鱼、虞收本字的喉音，佳、灰收“衣”字，萧、肴、豪、尤收“乌”字，东、冬、江、阳、庚、青、蒸收鼻音，真、文、元、寒、删、先收舌抵上腭，侵、覃、盐、咸收唇音。
“儿”音古代所没有，望道而未之见，而古注说像星星陨落像雨一样。《传》说：“与雨偕”，是以“如”为“而”，“而”字古代大概读如“似”。“日”字平声，现在山东、江淮此音很多，而闽广则没有了。《洪武正韵》不收“儿”音，近来猗氏卫先生在每个声母下都增加到六个字，而以“儿”为舌音，这是不对的。唯独以“影”字为首，则精确不易。
“麻”字应为最初的声音，各种声音都由此而起。前人读“麻”为“谟”，“洼”为“污”，“鸦”为“乌”，归入歌、鱼、虞韵，这是不对的。
满文先以“阿”字得到元声了。
顾炎武说《易经》的韵也错了，只有《诗经》不错。但是像“兴”字，以《鴥彼飞隼》一章论之，是在蒸韵。至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以及“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与“音”字、“心”字押韵。顾炎武无法解释，于是说：“‘兴’字古代两用，又怎么知道《易经》韵脚不押韵的不是两用呢？”韩愈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他的见识很卓越。《诗经》三百篇不仅各体俱备，即用韵的变化方法也齐全。比如“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讒人，投畀豺虎。”是以“与”和“虎”押韵，而用中间的句子作为过渡。《离骚》中也有用这种方法的地方。毛大可只看到“维予侯兴”等一两处，就以为古代都通用，完全打破了从来以来的藩篱。杨升庵的韵脚尤其错乱，其实韵部只应分为六个。韩愈就是这样用的。
满文十二乌珠本之防，古韵防，古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现载有，可惜不见元人韵书语可证也。十二乌珠中三部是闽广音，半用半不用，又有三部系满洲音，汉人不用，其余六部正好与所
国书独首，歌、麻等韵，率以见字为首，而
国书独首影皆超出千古。盖歌字从丹田起，影字从喉起，故也。
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却无破绽。今用韵且当以杜、韩为宗。杜是老规矩，韩却变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齐、佳，不敢通用鱼、虞、萧、肴、豪、尤。其实支、微之于齐、佳，与鱼、虞之于萧、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韵，且复唐人之旧，渐次复到古韵，方是。广韵分部，二冬下有三钟，但二者律诗通用，今遂并钟于冬矣。其实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阳，看“康”字从“庚”字头可见，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读“仪”，侯部宜入鱼虞，侯古读“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支，不应与鱼虞通。自汉已误，参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选诗本欲选他，此首因韵错，恐误人，遂置之。其诗则屈宋之亚也。前人于唇喉齿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讲。至宁人却讲偏旁，故独有着落。杜、韩用韵皆精当，惟入声不能如宁人。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
猗氏卫先生论韵与宁人同，言侵、覃、盐、咸是眞文、元、寒、删、先闭口，不应东、冬等部无闭口，故于每韵后作圏，以为有音无字，皆存其位。其实侵、覃、盐、咸四部，何尝无别部闭口在内？如侵虽是真文之闭口，亦是庚、青、蒸之闭口。若此之类，不须补。
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着《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精当，岂不大快？他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倒弄出破绽来。他将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
先生文孙清植锓先生语录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样本来。且叙纂记之功，推用锡为多。发箧读之，怅嵗月之已晚，喜意义之如新。当
今日文教鼎盛之防，此书将以垂世而行逺。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简端，以免君子没世之疾，用为宠荣。然当记录时，非意所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类隐隐欲自见己意，抑或用功久有所得，力熟处不觉流露。子朱子谓伊川语上蔡记者，便似谢定夫记者，便似游伊川。无恙时尹和靖以朱光庭记语进伊川，谓之曰：“茍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某在何用读此书？”忆用锡年逾三十尚陋，至学明季时文，以为工于理道，一无知识，苦甚面墙。嵗甲戌，宗潢容安公招为塾师，至都门，获交徳州孙检讨勷实，介予从先生游。先生以气静见器，许备门墙洒扫之役。嗣是而督学畿辅，旋改廵抚，虽行役多得侍侧。洎入阁留课孙植句读，先生居官精敏絶人，于职事钜细不遗，凡所兴除率因时随事，顺其机绪张防不外形，而究多所裨补。至谈道讲艺，殆无虚日，英贤环座，各有质请。盖先生于经书儒先要义，读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养之粹，辞之达，领受之下无一不冰解的破，洞彻心脾，如瞽目之刮障瞙，饿夫之饫刍豢，惊喜爱重，汲汲退而录之，恐少遗忘差舛，如失异宝。当是时已原无所见，况虽欲参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归，用锡繙阅写稿，富溢嚢箱，稍检去冗，复覔钞胥清誊。比先生还朝，称完帙矣。每读先生纂《程子遗书》《朱子语类》，叹其精要。寻玩此编，虽用锡所录，不及师友条记之妙，但义理所归，似由子朱子以上泝周程，于其微词奥防，实深有发明。私念归去，择家庭乡党子弟有志力者，以此开其聪明，正其趋向。又惧用锡学识浅闇，或谬于先生之大指，因以误人为先生病，则莫赎之罪也。戊戌将出都，径以清稿呈阅，间一二日，先生招饯，喜动顔色，迎谓曰：“子所记诚佳，前年归舟着讲义，竟遗去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疑尹氏注一条，幸为我载之。想集中类此者尚有，得余为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为可存之书，遂慨然以无暇自叹。今先生曵杖后，已十六年，海内学者颇知景向，天地久长，贤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
译国书独自以首字起韵，歌、麻等韵，大抵以“见”字为首，而国书独自以首字起韵的影韵，都超越了千古。这是因为歌字从丹田发声，影字从喉咙发声，所以如此。
宋代人用韵多有错误，朱熹即使是写古诗也不超出本韵，却没有破绽。如今用韵应当以杜甫、韩愈为宗法。杜甫是老规矩，韩愈却变化而不失其正道。杜甫只通用支、微、齐、佳韵，不敢通用鱼、虞、萧、肴、豪、尤其韵。其实支、微之于齐、佳，与鱼、舆之于萧、肴、豪、尤是一样的。
如今用韵，应当恢复唐人的旧制，逐渐恢复到古韵，才是正确的。《广韵》分部，二冬下有三钟，但二者在律诗中通用，现在就把钟并入冬韵了。其实还有应当斟酌的地方，比如庚部下有耕、清，庚部字应当都归入阳韵，看“康”字从“庚”字头就可以知道，耕部应当保留在本部，清部应当归入青韵。尤部下有侯、幽，尤部字应当归入支韵，尤古音读“仪”，侯部应当归入鱼虞韵，侯古音读“乎”，只有幽部应当保留在本部。
韵学不讲究，宁人独自用心研究，直接还原到三代的支韵，不应当与鱼虞通押。从汉代开始就错了，《参同契》就是这样。魏氏是上虞人，所以也就按照浙江口音使用。我选诗本来想选他，这首诗因为韵脚错误，恐怕误导别人，于是舍弃了。他的诗则是仅次于屈原、宋玉的作品。前人对于唇、喉、齿、舌发音或许没有差错，但对于字的偏旁大多不讲究。到了宁人却讲究偏旁，所以独自有着落。杜甫、韩愈用韵都很精当，只有入声不如宁人。宁人讲究入声，简直是千古未有。
猗氏卫先生论韵与宁人相同，说侵、覃、盐、咸是真文、元、寒、删、先的闭口音，不应当东、冬等部没有闭口音，所以在每韵后作圈，认为是有音无字，都保留其位置。其实侵、覃、盐、咸四部，哪里曾经没有别的闭口音在里面？比如侵虽然是真文的闭口音，也是庚、青、蒸的闭口音。像这类情况，不需要补充。
潘次耕如果肯将其老师所著的《音学五书》撮要纂订，使其精当，岂不痛快？他却自出意见，想要凌驾于顾亭林之上，反而弄出了破绽。他根据自己的土音影响主观揣测，就想武断历来相传的绪言，哪里可以呢？
先生的文孙清植刊刻先生语录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来样本书。并且叙述纂记的功劳，推崇用锡最多。打开书箱阅读，感叹岁月已晚，欣喜意义如新。在当今文教鼎盛之际，这本书将流传后世而行之久远。自念文行未立，得以挂名简端，以免君子没世不知的遗憾，以此为宠荣。但在记录时，并非意料所及。凡是著述有名之心，大都隐隐想要表现自己的意思，或许是用功久有所得，在熟练处不知不觉流露。朱子说伊川对上蔡说的话，就像谢定夫记录的，就像游酢记录伊川的话。无恙时尹和靖把朱光庭记录的语录进呈给伊川，对他说：“如果不能得到我的心意，记录的只是别人的意思罢了。我在哪里用读这本书？”回忆用锡年过三十尚且浅陋，直到学习明末时文，以为工于理道，一无所知，苦得像面墙而立。甲戌年，宗潢容安公招为塾师，到了京城，结识了德州孙检讨孙勷实，介绍我跟随先生学习。先生以气静见器量，允许我担任门墙洒扫的差役。此后督学畿辅，随即改任巡抚，虽然行役多得侍奉在侧。等到入阁留课孙植句读，先生居官精明敏捷绝人，对于职事巨细不遗漏，凡是兴废都因时随事，顺其机绪张弛不外形，而大多有所裨补。至于谈道讲艺，几乎没有空日，英贤环座，各有质询。大概先生对于经书儒先要义，读得熟，思得近，辨得明，得之深，加上养之粹，辞之达，领受之下没有不冰解的，洞彻心脾，如盲人刮去障翳，饿夫饱食刍豢，惊喜爱重，急忙退而记录，恐怕稍有遗忘差舛，如同失去异宝。当此时已原无所见，何况虽然想要参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进入？先生乙未年假归，用锡翻阅写稿，丰富溢满囊箱，稍加检去冗杂，又寻找抄胥清誊。等到先生还朝，称完帙矣。每次读先生纂《程子遗书》《朱子语录》，叹其精要。寻玩此编，虽然用锡所录，不及师友条记之妙，但是义理所归，似乎由朱子以上追溯周程，对于其微词奥旨，实深有发明。私念归去，选择家庭乡党子弟有志力者，以此开其聪明，纠正其趋向。又惧怕用锡学识浅陋，或许谬于先生之大指，因而误人成为先生的病，则是莫赎之罪也。戊戌年将出都，径直以清稿呈阅，间一二日，先生召饯，喜动颜色，迎谓曰：“子所记诚佳，前年回舟着讲义，竟遗失去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疑尹氏注一条幸为我载之。想集中类此者尚有，得以余为子汰存十之五六，似乎竟为可存之书，遂慨然以无暇自叹今先生曳杖后，已十六年，海内学者颇知敬仰，天地久长，贤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
者出，而纂先生之书，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锡惓惓不忘先生奬许此书数语者，匪仅以不至如伊川之诃光庭为幸，亦缘此恃知大指，庶防不谬于先生谂。今之读是书者，信先生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瞀，或并累及他友之所闻，故为书其后。雍正癸丑立秋日，下相受业徐用锡。
译我出来，编纂先生的著作，以完成先生的志向，并且用来铭记先生反复叮咛、不忘奖许此书的那几句话。这不仅仅因为不致像伊川先生呵斥光庭那样而感到庆幸，也是凭借此来把握先生的大意，或许能防止偏离先生的教诲。现在阅读这本书的人，相信先生因循此而不怀疑，但我愚钝浅陋且昏昧，或许连累到对其他朋友所听闻之事的误解，所以在书后写下这些文字。雍正癸丑年立秋日，在下受业的徐用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