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録卷二十二
有此二字，无所不有。萧何与高祖同起丰沛，良、平皆后进，高祖任用之，何无几微不平之意？自己老老实实的管粮饷，又荐一韩信，頼以成功，故功为诸臣冠。
译有了这两个字，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萧何与高祖一同在丰沛起兵，张良、陈平都是后来加入的，高祖任用他们，萧何难道没有一点点不平之意吗？他自己老老实实地管理粮饷，又推荐了一位韩信，依靠他们才取得成功，所以功劳在众臣中居首。
人但知焚书者李斯，不知萧何不为无罪。何原是吏，故从入关，止知收图籍，为钱粮兵马计，经书皆置不问。至项羽一炬，乃尽澌灭。秦人所禁，禁其行于民间者耳。所谓王府则有者，固在也。
韩信之败，就在闻郦生下齐，自耻不如，遂袭而取之，功必欲自己出，败之根也。韩信等之善将，如蛛之结网，蜂之酿蜜，他的偏长是天生的，亦有学，问他学问于这一路偏容易，偏在行。
程朱身分高，又见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过几人？董江都、诸葛武侯、文中子、韩文公，余则称陆敬舆、郭汾阳。如韩魏公则曰间气，范文正则曰才气老成。
某看汉儒中，如江都武侯，实在做得事来，次之便算贾长沙、刘更生、班孟坚。孟坚一部《汉书》，何所不有？议论又得要领。后人议其品行，似属过苛。当日窦宪出征，朝廷命固从之，岂得不行？既与同行，宪得功而归，要地做篇文字，岂得不作？更生峭直忠鲠，但畧伤急躁。长沙不及董、葛醇正，夹杂霸道。
汉文以长沙傅，梁王以鼂错傅大子，可谓误于择师。客言：王莽未簒时，觉得天下无他伶俐。既簒位，一日呆似一日。曰：便是古人説得好，“欺天者天亦欺之，防人者人亦防之”。穆穆之天，未必做此伎俩。▯神便有许多驳杂的来弄你。
钜鹿、昆阳皆以少胜众，项羽一战而骄，诸侯膝行而前，气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敛，伯升为更始所杀，夜间涙湿枕席，平居却不露声色，便是成事气量。
古来高隠人，不尽是防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武侯不立史官，他自看得功业不上眼，故不屑记。如不遇先主，自然高隠终身，孙、曹岂足挂眼？严子陵便是看得光武未能十分像意，所以不肯出。即邵康节先生，亦是英霸之资。
耿、邓辈赞光武以▯济艰难，不过保全天下之人。身子陵高风峻节，不汚新莽，亦不臣光武，乃能激厉天下之人心。东汉末宦祸党锢频兴，而赴仁蹈义者视死如归，子陵之力也。于《易·蛊》者，事也，故皆曰“干至上”，独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葢所干者更大，不可谓非事也。定九先生曰：“孟子答士何事曰‘尚志’，正是此义。”
吊严子陵诗，文以权文公、范文正公为絶唱。权诗直説到风尚为淳，而曰：“焉用佐天子，持此报故人。”高濶纯粹，又是实事。范记两边説得到，一边高，一边大，包涵甚远。明太祖著论，乃曰：“子陵若在，难乎免于今之世。”殊欠度量。王姚江自以驱驰王事，而以荷篑讥之，意亦褊浅。
方正学作《子陵诗》极可厌，古今君臣惟此最飘洒，是一叚佳话，有何放不过，定要説得扫兴至此？况郭后又安知其无可废之道？友云：其实丽华却是糟糠，郭后反是后来所立。至吕东莱以宋▯语为讽郭后事，宋▯薨于建武六年，废郭后乃十五年事，安得预为讽耶？古人亦有愦愦时。
汉宣综核名实，虽小康，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明始锐意兴复礼乐，虽止皮毛，然已能使人尚名节，可见礼乐之功大。
邓伯道事，小学采之，其实有过处。弟子固要保全己子，纵不能两顾，听他追随不上，万一得活，亦不可知，何必▯在树上，使贼戕之？郭巨之子，必不得已，只好听他饥毙，埋之，殊属害理。这都是汉晋人好名之▯。
客气用事，好名作威，其人必不可与共事。李元礼为司▯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便当住手，乘此以慑羣小，足矣。何必破柱杀之，以致激变？武侯事事严肃，却又肯放过，所以妙。
汉之高、文、武、宣、明、章诸帝，天分皆不及先主。先主遗命几句，语似平常，而所见甚高。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何等胸次识解！高、文、武、宣诸君都用不得。武侯即唐太宗，好自见聪明，亦未必用得。
项羽精采，最是沈船破釡，能断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其无用之状，全见于鸿门之宴。非谓卿子冠军与高祖皆宜杀，祗于适合机宜与不中机宜处，见其大概耳。项羽起手杀太守，便规模不好。昭烈
译人们只知道焚书的是李斯，却不知道萧何并非无罪。萧何原本是官吏，所以跟随刘邦进入关中，只知道收取地图户籍，为钱粮兵马打算，对经书都置之不问。等到项羽一把火，才全部毁灭。秦人所禁止的，只是禁止它们在民间流传罢了。所谓皇家府库中有的，本来还在。
韩信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听说郦食其已经使齐国投降，自己耻于不如他，于是袭击并夺取了齐国，功劳一定要出自自己，这就是失败的根源。韩信等人善于带兵，就像蜘蛛结网、蜜蜂酿蜜一样，他们的特长是天生的，也有学习，问他们学问，在这一方面特别容易，特别在行。
程朱地位高，又见识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以下所推崇的不过几个人？董仲舒、诸葛亮、王通、韩愈，其余就称陆贽、郭子仪。像韩琦就说他是间气，范仲淹就说他才气老成。
我看汉代儒生中，像董仲舒、诸葛亮，实在能做成事情，其次就算贾谊、刘向、班固。班固一部《汉书》，什么没有？议论又抓住要领。后人议论他的品行，似乎过于苛刻。当时窦宪出征，朝廷命班固跟随，岂能不去？既然同行，窦宪立功归来，要写篇文章，岂能不写？刘向刚直忠烈，只是略微有些急躁。贾谊不如董仲舒、诸葛亮纯正，夹杂霸道。
汉文帝让贾谊做长沙王的太傅，梁王让晁错做太子的太傅，可以说是选错了老师。客人说：王莽篡位前，觉得天下没有比他更聪明的。既篡位后，一天比一天呆。说：这就是古人说得好，“欺骗上天的人，上天也欺骗他；防备别人的人，别人也防备他”。庄严的天，未必耍这种伎俩。〇神便有许多驳杂的东西来捉弄你。
钜鹿、昆阳之战都是以少胜多，项羽一战就骄傲，诸侯跪着前行，气焰太露；光武帝一味收敛，刘縯被更始帝所杀，夜间泪水湿透枕席，平时却不露声色，这就是成事的度量。
古来高隐的人，不全是避世，多是志向极大，见不能实现，于是决意不臣服于人。诸葛亮不立史官，他自己看轻功业，所以不屑记录。如果不遇到刘备，自然高隐终身，孙权、曹操岂值得挂念？严子陵就是看光武帝未能十分如意，所以不肯出山。即使邵雍先生，也是英霸之才。
耿弇、邓禹等人称赞光武帝〇济艰难，不过是保全天下之人。严子陵高风峻节，不污新莽，也不臣服光武帝，却能激励天下人的心。东汉末年宦官祸乱、党锢之祸频繁兴起，而赴仁蹈义的人视死如归，这是严子陵的力量。在《易·蛊》卦中，事，所以都说“干至上”，唯独说“不事王侯”，志向可作准则。大概所干的事更大，不能说不是事。定九先生说：“孟子回答士人做什么事说‘尚志’，正是这个意思。”
吊严子陵的诗，以权德舆、范仲淹为绝唱。权诗直说到风尚为淳，而说：“焉用佐天子，持此报故人。”高超纯粹，又是实事。范诗两边都说得到，一边高，一边大，包涵甚广。明太祖著论，却说：“子陵若在，难乎免于今之世。”实在缺乏度量。王阳明自以驱驰王事，而以荷篑讥笑他，意思也狭隘浅薄。
方正学作《子陵诗》极可厌，古今君主臣子惟此最潇洒，是一段佳话，有什么过不去，一定要说得扫兴至此？况且郭皇后又怎么知道没有可废的道理？朋友说：其实郭皇后却是糟糠之妻，郭后反是后来所立。至于吕祖谦以宋〇语为讽郭后事，宋〝薨于建武六年，废郭后乃是十五年事，怎能预先讽刺呢？古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汉宣帝综核名实，虽然只是小康，竟弄成一名法，天下至孝，汉明帝开始锐意兴复礼乐，虽然只是皮毛，然而已能使人崇尚名节，可见礼乐的功效大。
邓伯道的事，小学采纳它，其实有过错。弟子固然要保全自己的儿子，纵然不能两全，听他追随不上，万一得活，也未可知，何必〇在树上，使贼杀害他？郭巨的儿子，必不得已，只好听他饿死，埋之，实在有害理。这都是汉晋人好名的〇。
客气用事，好名作威，这种人必不可与共事。李元礼为司〇校尉宦官之弟，已避入柱中，就应当住手，乘此以慑服群小，足够了。何必破柱杀之，以致激变？诸葛亮事事严肃，却又肯放过，所以妙。
汉之高、文、武、宣、明、章等帝，天分都不及先主。先主遗命几句，话语似平常，而所见甚高。勿以善小而不做，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何等胸襟识解！高、文、武、宣等君都用不得。诸葛亮即唐太宗，好自见聪明，也未必用得。
项羽的精彩，最是沈船破釜，能断而行，所以成破秦之功。他的无用之状，全见于鸿门之宴。不是说卿子冠军与高祖都宜杀，只于适合机宜与不中机宜处，见他大概耳。项羽起手杀太守，便规模不好。
先主不忍东征之举，后来武侯收拾，便如人遭濒死大病，虽已痊可，元气终未能复。假令当年能忍，姑与吴和，俟曹操死后，以先主之英伟，加武侯之干济，据河渭上流，以争天下，必大得志。人不能如圣人之大公，便须坚忍。一能坚忍，成就便不可量。孟子以太王配勾践，总押在畏天上，説铢两不差。
帝王总以知人为要。昭烈论学问、文采、智谋、勇略，俱不及曹操。当时陈元龙、郑康成辈，皆推重之。可见他认得人，得王霸之要，又名义正，得一武侯，増多少气焰。后来又肯读书，至遗诏乃己笔，在汉诏中为第一。大约大英雄，未有不学问者。
孟子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曰：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有何妨？为其惟导世主以富强，势必至夺民之利而归之上也。其论独夫，直推到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是为民来，都是透顶议论。近来读史，将此意一观，觉得三代下不堪着眼。曹操之恶，不消到暗移神器，诛戮忠良。只看他报陶谦之讐，将徐州鸡犬不留，一陶谦耳。徐州之人何辜？这便是贼盗所为。昭烈逃至长坂，已是临危，尚不忍弃百姓。武侯便有孟子家法。朱子论其拔三千戸而归，云是皆归命于汉者，不尔恐魏人屠之。非因街亭之败，欲以此遮当其罪。其论确矣。武侯之外，如郭令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皆实有孟子之意。但武侯做得来，尤一毫不苟能，令司马懿老奸宿猾不敢动手，为儒者吐气。不然那一辈盗贼，以为儒者竟无用，但空言夸大耳。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目甚正，当时天下士翕然归之。逆节竝未萌也，武侯不徃而反南迁，静中已窥见其底里矣。当时形势人物俱看得了了，于中本意拚得终身不出，及见先主帝室之胄，赤心白意，可与共事，方肯委身。此其出处合于圣贤者。
三代后，武侯是个小周公，朱子是个小孔子，具体而微。武侯才，大器宏通，身絶无火气。虽以伊川之刻覈，每与周公同举，亦尊之至矣。
近世惟朱子八面打开，光明洞逹，无一防黑暗处，可以起人疑惑。武侯亦是如此，其求救于吴而曰：“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此是实话，出于至诚。若如战国策士之掉口舌，权亦黠狯，岂能受其揶揄？法正一饭之恩必酬，睚眦之怨必报，人以为言。武侯曰：“主公之在公安，进退狼跋，孝直为之辅翼，令翺翔不可复制，如何使不得行其意？”武侯立法甚严，自律极谨，而权于人情又极寛明，是为情面，即直説无复遮防。人説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説他竒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即不用竒谋，何况武侯？武侯行兵竟是太公方叔之遗，孙吴一片诡诈，成何局面？妙在武侯又不迂濶，口中亦不説不用竒谋，只似引绳墨切事情，而所行都是直接三代之事。如今寻武侯一防黑暗处，亦没有。
武侯有手段，后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当时曹操虽死，谋臣猛将尚多，兵经百链，三分天下有其二。武侯用弹丸之蜀，三五年间，魏人栗栗应举者都不应举，以待蜀汉之至，是何声势！观所以治蜀一事不苟，惟取益州一节被人议论。朱子到此亦叹息云：「便是后代圣贤难做。」武侯本意倒要先主受刘表之让，当时若受了荆州，荆益相连，刘璋闇弱，声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后来据荆袭益，毕竟亏理，只因先主为主，武侯未必把持得住。如东征之役，亦不能止，君臣之际，难言之矣。武侯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无站脚处，奈何？
昭烈之取蜀，武侯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此为言。大防，武侯即取蜀，亦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耳。
朱子谓汉唐来做事宻者惟武侯，犹未免有疎处。不知朱子説他疎处安在？岂以荆州单付关侯，及用马谡之类耶？关侯与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监押。荆州之任，又非关侯不可。马谡虽败，更见众整。武侯军见前面败而不
译先主不忍心发动东征，后来诸葛亮收拾残局，就像人遭受濒死的大病，虽然已经痊愈，但元气终究未能恢复。假如当年能够忍耐，暂且与东吴讲和，等到曹操死后，凭借先主的英明威武，加上诸葛亮的干练济世之才，占据黄河、渭水上游的有利地势，来争夺天下，必定能大大得志。人如果不能像圣人那样大公无私，就必须坚忍。一旦能够坚忍，成就便不可估量。孟子把周太王和勾践相提并论，总括在“敬畏上天”这一点上，说分毫不差。
帝王总以知人为关键。昭烈帝在学问、文采、智谋、勇略方面，都不如曹操。当时陈登、郑玄等人，都推崇敬重他。可见他识人，掌握了王霸之道的关键，又名义正当，得到一位诸葛亮，增添了多大的气势。后来又肯读书，直到遗诏都是亲笔所写，在汉代诏书中堪称第一。大概大英雄，没有不讲究学问的。
孟子的言行，只要是不义的，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所以说：善于作战的人受最重的刑罚，连横合纵的诸侯次之，开辟荒地、经营土地的人再次之。开辟荒地、经营土地，有什么妨碍？因为这是只引导君主追求富强，势必导致夺取百姓的利益而归给君主。他论述独夫民贼，一直追溯到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原本是为了百姓，这都是透彻的议论。近来读史，用这个意思去观察，觉得三代以下的人不堪入目。曹操的恶，不必等到暗中转移神器、诛杀忠良。只看他报陶谦的仇，将徐州杀得鸡犬不留，仅仅为了一个陶谦。徐州百姓有什么罪？这就是盗贼的行为。昭烈帝逃到长坂，已是临危之际，尚不忍心抛弃百姓。诸葛亮便有孟子的家风。朱熹论及他带领三千户人家归附，说这些都是归命于汉朝的人，不然恐怕被魏人屠杀。不是因为街亭战败，想以此来遮掩抵当他的罪责。他的论断很确切。诸葛亮之外，如郭子仪、范仲淹、司马光，都确实有孟子的意旨。但诸葛亮做得出来，尤其是一毫不苟，能让司马懿这个老奸巨猾不敢动手，为儒者吐气。否则那一辈盗贼，会认为儒者竟然无用，只是空谈夸大罢了。
曹操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名目很正当，当时天下的士人纷纷归附他。叛逆的节操并没有萌发，诸葛亮不前往反而南迁，在静观中已经窥见他的底细了。当时形势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内心原本打算终身不出仕，等到见到先主是帝室后裔，赤诚忠心，可以共事，才肯委身相托。这是他出处合乎圣贤的地方。
三代以后，诸葛亮是个小周公，朱熹是个小孔子，具体而微。诸葛亮的才学，大器宏通，身上绝无火气。虽然以程颐的苛刻严谨，每次与周公并举，也尊崇他到了极点。
近世只有朱熹八面打开，光明通达，没有一处黑暗的地方，可以消除人的疑惑。诸葛亮也是如此，他向吴国求救时说：“如果事情不成功，这是天命，怎么能再处于下位？”这是实话，出于至诚。如果像战国策士那样耍嘴皮子，权术也狡猾奸诈，岂能受他的戏弄？法正一饭之恩必报，睚眦之怨必报，有人以此议论。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时，进退狼狈，孝直辅佐他，让他翱翔不可复制，怎么能不让他行其意？”诸葛亮立法很严，自律极谨，而在人情上又极宽明，这是情面，即直说无复遮拦。有人说陈寿与诸葛亮有仇，所以说他奇谋为短，不知这句话却是诸葛亮的功臣，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就不使用奇谋，何况诸葛亮？诸葛亮行兵竟是姜太公、方叔的遗风，孙武、吴起的一片诡诈，成什么局面？妙在诸葛亮又不迂阔，口中也不说不使用奇谋，只似引绳墨切事情，而所做的都是直接三代的事情。如今寻找诸葛亮一处黑暗的地方，也没有。
诸葛亮有手段，后人用司马光来比拟他。司马光是个好人才，怎么能比得上诸葛亮？当时曹操虽然死了，谋臣猛将尚多，兵经百战，三分天下有其二。诸葛亮用弹丸之蜀，三五年间，魏国人战战兢兢应举的都不应举，等待蜀汉的到来，是何等声势！看所以治理蜀国一事不苟，只有取益州一节被人议论。朱熹到这里也叹息说：“便是后代圣贤难做。”诸葛亮本意倒要先主接受刘表的让位，当时若受了荆州，荆益相连，刘璋昏弱，声罪西征，何等光明正大！后来占据荆州袭击益州，毕竟亏理，只因先主为主，诸葛亮未必把持得住。如东征之役，也不能阻止，君臣之际，难言之矣。诸葛亮去，既去，不得不取益州，又没有站脚处，奈何？
昭烈帝取蜀，诸葛亮不设一谋，不着一语。然而隆中之对，未尝不以此为言。大概，诸葛亮即使取蜀，也必有道，不肯不光明正大罢了。
朱熹说汉唐以来做事周密者只有诸葛亮，还难免有疏漏之处。不知朱熹说他疏漏之处在哪里？难道是因为荆州单付关羽，以及用马谡之类吗？关羽与先主如骨肉，必不容他人监押。荆州的任，又非关羽不可。马谡虽败，更见众整。诸葛亮军见前面败而不
吴临川言：不闻圣人之道，虽徳行如司马文正，才畧如诸葛忠武，亦未足以兴礼乐。此是宋人习气语。锡曰：文中子云：孔明无死，礼乐有兴。然横渠有云：若不闻性与天道，而欲制礼作乐者，末矣。然则武侯能闻性与天道乎？曰：禅家有悟而修者，有修而悟者，汤武反之，亦是勉勉不巳，功夫纯熟，透到性天上来。武侯不是粗节豪杰，看他一言一动，毫不苟且，安知其不直透上一层？若李忠定，便疎节濶目，饶使才畧大极，其能事不过做到恢复，使天下富强而止。礼乐要无私无我，至诚大公，本之躬行心得之余，薰蒸流溢，人人皆信而从之，合下便郊焉，而格庙焉而飨，不是但考核制度颁行天下，即算得数。礼乐不是濶远事，自日用行习，家庭微暧，何处不是能兴礼乐之人？须时时事事无一不合礼乐，又须详考古来因革之变，纪数音节源流之故，审时度务，合于变通损益之宜，博学详説，至精至当，方可见之设施。
后世用兵，都不能出孙、吴之外，惟武侯脱去此窠臼。管仲伐楚，不问僣王之罪，而寻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谓是不肯残民之意。乐毅威力本可下齐，其不进，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许夏侯泰初善发其蕴。武侯自比管、乐，必当有见。武侯节制之师，法令严明，其兵与渭滨之民杂处，而若不知是何等调度。文中子云：「孔明不死，礼乐有兴。」今以臆度之，若兴礼乐，恐武侯不及。朱子考求得精细，然就其设施，凡庐舍供馈，井灶溷厠，皆井然有法。巳是礼，内外和辑，上下安服，远近感动，巳是乐。即以意为之，必不大差。
武侯同时人无不服，身后人无不服，虽讐敌如魏、吴亦无不服。先主目空一世，计见武侯时，年已四十余，武侯才二十六岁，一见便倾倒。世谓陈寿与武侯有隙而贬之，大谬。陈寿进《诸葛文集》表前説「管、萧之亚者」，汉人眼孔耳。后面比之召公，又谓「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圣人，却不在据荆取益，倒是劝进表虽非出其手，毕竟武侯为首，中间填许多防纬。若是程朱，断有斟酌。又手写《申韩》以授后主，《申韩》有何佳处？此则圣人不为也，岂所谓「天民之未粹者」亦近之乎？
立朝与僚属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人的意思，害事最大。东吴张温被罪而死，武侯闻之，疑讶不得其故。乆之曰：“我得之矣，清浊太明，此便是武侯大处。”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时务随事不同。春秋书楚为子，假令孔子厄陈蔡时，楚子发兵救之。围既解，而延见，毕竟不得称他为子孙。权称帝，正是汉贼。孔明不讨而称贺，此类正可参想。
问程朱自然都做得事，当时伊川若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复，未知能如武侯否？曰：朱子自然做得来，只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可知。问伊川毕竟如何？曰：须是从人主以至宫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做，不然便罢。若是从刘先主，先主畧不依他，他自然即囘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节下贤，从他出来，不大差亦便随分做了。圣人中如周公，既有圣人之徳，又通身才艺，自是不同。若伊吕，想其作用亦未必远过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学问，只是较之武侯却许多不如。非是説他必然继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竝不见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诸侯临楚不过数説，他两件没要▯事。虽朱子替他原情，有不肯残民之説，终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亦贺孙权即位，却是事机当然，必如此方好，并力于魏。魏灭不怕吴不服，与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马亦是想出来的。脚用四小轮，容易行动。栈道路窄，车大难行。牛马却歩，窄前用一人牵动，其后十数俱可牵连而行。
静中工夫惟闲时可用。孔明自廿六岁出来，日倥偬于戎马之间，曽无刻暇，而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想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着实落工夫来。
朋友要取直谅，自己受益，不受尽言者，始于予智，终
译吴临川说：不闻圣人之道，即使德行像司马光那样，才略像诸葛亮那样，也不足以兴起礼乐。这是宋人的习气之语。锡说：文中子说：孔明如果不死，礼乐就会兴起。然而张载说：如果不闻性与天道，而想要制礼作乐，那是末节。那么武侯能闻性与天道吗？回答说：禅宗有先悟后修的，有先修后悟的，商汤周武王反之，也是勤勉不懈，功夫纯熟，透到性天上来。武侯并非粗疏的豪杰，看他一言一行，毫不苟且，怎么知道他没有直透上一层？至于李纲，便疏阔大意，纵然才略极大，他的所能不过做到恢复中原，使天下富强而已。礼乐需要无私无我，至诚大公，基于亲身践行和心得之余，熏陶流溢，人人都信服跟从，当下就能在郊外祭祀，在宗庙祭祀，享受祭品，不是仅仅考核制度颁行天下，就算数了。礼乐不是遥远的事，从日常行事习惯，家庭细微之处，哪里不是能兴起礼乐的人？必须时时事事无一不合礼乐，又必须详考古来因革的变化，纪数音节源流的缘故，审时度务，合于变通损益的适宜，博学详说，至精至当，才能见于设施。
后世用兵，都不能超出孙武、吴起之外，只有武侯脱去这个窠臼。管仲伐楚，不追究僭越称王的罪过，而是寻找极小不可考校的事。朱熹说这是不肯残害百姓的意思。乐毅的威力本可以攻下齐国，他不进攻，或许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文中子赞许夏侯泰初善于发掘其深意。武侯自比管仲、乐毅，必定有所见。武侯节制之师，法令严明，他的军队与渭水边的百姓杂处，却像不知道是什么调度。文中子说：“孔明不死，礼乐有兴。”现在凭推测，如果兴起礼乐，恐怕武侯不及。朱熹考求得精细，然而就其设施而言，凡是庐舍供馈，井灶厕所，都井然有序有法度。这已经是礼，内外和睦，上下安服，远近感动，这已经是乐。即使凭心意去做，必定不会大错。
武侯同时的人没有不服的，身后的人没有不服的，即使是仇敌如魏、吴也没有不服的。先主目空一世，估计见到武侯时，年龄已四十多岁，武侯才二十六岁，一见便倾倒。世人说陈寿与武侯有嫌隙而贬低他，大错。陈寿进《诸葛文集》表前说“管仲、萧何的亚者”，这是汉人的眼光。后面比之召公，又说“以佚道使，以生道杀”，尚有何不足？如今想他不及圣人，却不在于据荆取益，倒是劝进表虽非出于他的手，毕竟武侯为首，中间填了许多谶纬。如果是程朱，断然会有斟酌。又手写《申韩》以授后主，这有什么佳处？这是圣人不为的，难道所谓“天民之未粹者”也近之乎？
立朝与僚属同事，最不可露出我是正直人的意思，害事最大。东吴张温被罪而死武侯听说后，疑惑惊讶不得其故。很久后说：“我明白了，清浊太明，这就是武侯的大处。”不如此，不能用人，不能成事。
时务随事不同。春秋书楚为子，假如孔子困厄陈蔡时，楚子发兵救他。围既解，而延见，终究不能称他为子孙。孙权称帝，正是汉贼。孔明不讨伐而称贺，这类正可参想。
问程朱自然都做得事，当时伊川如果交付他西夏，朱子交付他恢复，不知能如武侯否？回答说：朱子自然做得来，只是像武侯不像武侯未知。问伊川毕竟如何？回答说：必须从人主以至宫中府中，一切都依他整理一番，他才会做，不然便罢。如果是从刘先主，先主略不依他，他自然即回隆中去了。武侯既被先主折节下士，从他出来，不大错也便随分做了。圣人中如周公，既有圣人德，又通身才艺，自是不同。如果伊尹吕尚，想其作用也未必远过武侯。管仲才大，又有学问，只是比较武侯却许多不如。不是说必然继周而王，才算功烈不卑，只是尊攘二字，他便做得有限。桓公四十年中间不见朝王一次，至以天下诸侯临楚不过数次，他两件没要紧事。虽然朱熹替他原情，有不肯残民之说，终究是不能制楚之命，才如此。武侯也贺孙权即位，却是事机当然，必须如此才好，并力于魏。魏灭不怕吴不服，这与管仲不同。
孔明有巧思，木牛流马也是想出来的。脚用四小轮，容易行动。栈道道路窄，车大难行。牛马却步，窄前用一人牵动，其后十数都可牵连而行。
静中工夫只有闲时可用。孔明自二十六岁出来，日倥偬于戎马之间，曾无刻暇，而说：“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想他天资高，时时将心提起，用着切实功夫来。
朋友要取直谅，自己受益，不受尽言的人，始于予智，终
于至愚。夫子称舜好问，好察，不必贤智之言始足听也。耕问奴，织问婢，他所素习，必胜于我。武侯天资高，曰广谘询，曰闻过必改，而无吝色。曰吾心如秤，不能为物作轻重，故功虽未成，而信格神明，势倾天下，当时称服，了无异词。后世传诵，乆而弥光。
译对于极其愚笨的人。孔子称赞舜善于询问，善于明察，不一定只有贤能智慧之人的话才值得听取。耕作时向奴仆请教，纺织时向婢女请教，他们向来熟悉的事情，一定比我懂得多。武侯天资高超，说广泛咨询，说听到过错必定改正，而没有吝惜的神色。说我的心像秤一样，不能因外物而改变轻重，所以功业虽然尚未完成，但诚信感通了神明，威势倾动天下，当时的人称颂信服，毫无异议。后世传颂，时间越久越发光辉。
武侯以区区之蜀能抗衡于吴、魏者，得人之力也。宫中府中须一体，不宜内外异法。亲贤臣，远小人，不过淡淡数语，实则千古治乱之经，故可与《伊训》《説命》相表里。
徐元直説：「俗儒不知世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武侯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议，动引圣人。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据江东。正所谓俗儒也。」
朱子谓陈羣为贼佐命，词严而义正。荀攸自应入此例。彧虽为操谋主，至与操谋簒，必无其事。彧之侍中，原是汉官，未尝仕操。操建国称魏，则彧死而后操为之。彧阻董昭以致杀身一节，亦自可取。若其防于宦官，则彧方二岁，其父为之耳。彧之罪，当从末减【钟旺】
厐士元论人才，不肯求全责备，这个心胸便可以称鳯雏。
蜀汉虽小，年数不多，却有可观人物之盛，亦不止一武侯。即如关侯，对张辽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但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悖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何等磊落！赵子龙不受第宅，曰：“霍去病尚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室未复，无所用此。”又谓汉贼曹操，非孙权都中义理。张翼德释严顔，奉之上坐而受敎，何等风谊！受刘子初之侮慢而不怒，何等气度！至后尚有蒋公琰、费文伟，即姜伯约，亦有意思。朱子以正綂归之，允当。荧惑守心之説，渺茫不可知，惟以人道大义为定，方为正理。魏之人物，惟曹子建耳，仲逹辈不足道也。江东人物，惟周公瑾，次鲁子敬，余不足道也。
赵云、张嶷不独有将畧，其见事明决，持重老成，实古重臣之选。
管宁不仕，名望甚重，果是何如？曰：其人未免杂些黄老气，本传中载他一篇文字，细捡便见【清植】
司马懿有功于魏，甚大。其耐得定处，便是他的作用，便是高手。
作事要个底子，如行兵，古人有几句不可易的要言，若顿兵坚城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穷防勿追之类，至两军相抗，哀者胜，则又片言居要矣。邓艾已至蜀，是死兵，自宜坚壁清野，勿与交锋，诸葛瞻遽与之战，全不知乃翁兵法者。
知人任人，是人君大事。取人以身，从根本做下来者，颇少。如苻坚淫昬无比，为用王景略，便能立国。唐武宗任李德裕，亦有效，只是错的狠多。所以知人，是难事。
唐太宗天资英发，若有人引他到正路上，便当他不起，因为他只学得驾驭人之法，虽耸动得外国人，闻其崩而▯面，终不是至诚动物也。凡人处事，都不消自己暴白，只这防心，万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过，又承苏绰之后，所以治效为三代以下所仅见。但大根本巳错了。又所谓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者，絶不加意，所以再传而有武氏之祸。
立言最要端直。魏郑公、顔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説。郑公作李宻墓志，感宻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杨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钟旺】
商周之际，除夷、齐外，微、箕且就武王之封，商容亦受武王之表。书録微子易系《明夷》诗歌，白马孔子亦曰：“殷有三仁。”总量其心之无他，而一于仁也。是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也。皎日霁月，万夫皆见。狄梁公亲相武后，反唐又身后事，而儒者谅其为唐，盖当日无可退休之势，只得委蛇以图济。又自下位以至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经世所推者，子房、梁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非徒以荣之，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也。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之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仲之事讐，圣人以为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矣。
遇时势极难处，只有一无依傍，听天顺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将军説：“飘洋遇风者，只有砍倒大桅，随风所吹，或得近岸，不尔无不覆者。”郭汾阳善用此法，抛置生死于度外，倒得身名俱泰。当时若欲万全，乆无汾阳矣。此理，《周易》説尽。
汾阳纯忠无私，然才具略短，不得临淮相助，恐难成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为帅，李
译武侯凭借小小的蜀国能够与吴、魏抗衡，是得力于人才。宫廷和朝廷必须保持一致，不应当内外实行不同的法度。亲近贤臣，疏远小人，不过是平淡的几句话，实则是千古治乱的根本准则，所以可以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徐元直说：“庸俗的儒生不懂世务，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武侯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邦定国，动不动就引用圣人的话。今年不战，明年不征，使得孙策坐大，于是占据江东。这正是所谓的庸俗儒生。”
朱熹认为陈群是帮助篡位的贼臣，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荀攸自然应该归入这一类。荀彧虽然是曹操的谋主，至于与曹操谋划篡位，必定没有这种事。荀彧担任侍中，原本是汉朝的官职，未曾为曹操效力。曹操建国称魏，那时荀彧已经死了，曹操才追赠他。荀彧阻止董昭从而招致杀身之祸这一节，也自有可取之处。至于他防备宦官，那时荀彧才两岁，是他父亲做的罢了。荀彧的罪过，应当从轻发落【钟旺】
庞士元评论人才，不肯求全责备，这种心胸就可以称为凤雏。
蜀汉虽然小，年代不多，却有可观的人才盛况，也不止一个武侯。就像关侯，对张辽说：“我深知曹公待我优厚，但我受刘将军厚恩，发誓与他同生共死，不可违背。我终究不会留下，我要立功来报答曹公。”于是离去，何等光明磊落！赵子龙不接受宅第，说：“霍去病尚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朝尚未复兴，用这宅第做什么。”又说曹操是汉贼，并非孙权都城的义理。张翼德释放严颜，请他上座而接受教诲，何等风义！受到刘子初的侮慢而不发怒，何等气度！后来还有蒋公琰、费文伟，即使是姜伯约，也颇有意味。朱熹将正统归于蜀汉，是恰当的。荧惑守心的说法，渺茫不可知，只有以人道大义作为定论，才是正理。魏国的人物，只有曹子建罢了，仲达等人不足称道。江东的人物，只有周公瑾，其次是鲁子敬，其余不足称道。
赵云、张嶷不仅有将略，他们见识明断，持重老成，实在是古代重臣的人选。
管宁不做官，名望很重，究竟怎么样呢？回答说：他未免夹杂些黄老之气，本传中记载他的一篇文章，仔细查看便知【清植】
司马懿对魏国有大功。他能够忍耐的地方，就是他的作用所在，就是高手。
做事要有个底子，比如行军打仗，古人有几条不可更改的要言，像驻扎在坚固城池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穷寇勿追之类，等到两军对抗，哀兵必胜，则又是片言居要了。邓艾已到蜀地，是死兵，自然应当坚壁清野，不与交锋，诸葛瞻仓促与他交战，完全不知道他父亲的兵法。
知人任人，是君主的大事。取人以身，从根本做起的，很少。比如苻坚淫乱昏庸无比，因为任用王景略，就能立国。唐武宗任用李德裕，也有效，只是错得很多。所以知人，是难事。
唐太宗天资英发，如果有人引他走上正道，便当他不起，因为他只学得驾驭人的方法，虽然耸动得外国人，听说他去世而面向北方哭泣，终究不是至诚感动万物。凡人处事，都不用自己表白，只要这防备之心，万古人皆知之。
唐太宗事事料理过，又承接苏绰之后，所以治效为三代以下所罕见。但大根本已经错了。又所谓寻求贤哲，让他们辅佐你的后嗣，完全不加注意，所以再传而有武氏之祸。
立言最要端直。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这样鲁公写文章，往往夹杂佛家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念李密旧恩，还可以理解。更称赞杨素，极其推崇，岂非失言【钟旺】
商周之际，除了伯夷、叔齐外，微子、箕子且接受武王的封地，商容也接受武王的表彰。《尚书》收录微子，《易》系《明夷》诗歌，白马孔子也说：“殷有三仁。”总量其心无他，而一于仁也。此心非可假托，而人遂信之。皎日霁月，万夫皆见。狄仁杰亲相武后，反唐又身后事，而儒家谅解他为唐，盖当日无可退休之势，只得委曲以求济。又自下位以至为相，皆有清惠及民，故经世所推者，子房、狄公而已。大抵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并非徒以荣耀之，将使助天而生养斯民。苟以救民为心，虽汤、武的放伐，《大易》以为顺天应人；管子之事仇，圣人以为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所见精深矣。
遇时势极难处，只有一无依傍，顺天理，不作主意而已。施将军说：“飘洋遇风者，只有砍倒大桅，随风吹，或得近岸，不然无不覆者。”郭汾阳善用此法，抛弃生死于度外，倒得身名俱泰。当时若想万全，久无汾阳矣。此理，《周易》说尽。
汾阳纯忠无私，然而才具略短，不得临淮相助，恐怕难成功。郭、李素不相睦，等到郭为帅，李
乃自缚请罪。郭惊谢之曰：“王室多难，岂修私怨时耶？”遂两相交契。此等处，实高人数等。易传以孔明与周公并举，而以汾阳次之，果非等闲。
译于是（他）自己捆绑起来请求治罪。郭子仪惊讶地向他道歉说：“王室正面临诸多危难，哪里是结私怨的时候呢？”于是两人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像这样的地方，确实比一般高人高出许多。《易传》将诸葛亮与周公相提并论，而把汾阳王（郭子仪）列在其次，果然不是平庸之辈。
唐人设科，有学窥孔顔道侔伊吕等目，终唐之世，惟张曲江中伊吕科、孔顔一科竟为虚设。绂问：“窥字不为十分深造，如韩退之，还可充得此科否？”曰：“退之果能窥见，然终是狂，不是孔顔底气象，有间。”又曰：“若将退之充孔顔科，陆忠宣充伊吕科，亦还去得。忠宣尽有经纬【清植】
易》言有亲则可乆，即盛德至善不能防之。意大凡乆而不防者，须是徳至诚感人才能乆而不防。宋时有书生吊仁宗诗云：「桑麻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吏下着「不能」二字，妙写出含容寛厚，与汉武非武健严酷恶能胜任者，不啻迳庭。此亦是有亲可乆，但不能有功可大耳。当时贤奸迭进，用人无常，安能立功？如何不受西夏的气？总是明白要▯，既有诚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説「格致」那样郑重，看来如鸟防翼，缺一不可。
顔鲁公忠义强直至死不变。陆子静推唐有三人：顔鲁公、杜子美、陆宣公，而韩文公不与焉。朱子为王梅溪作序，所推刚者五人：汉之武侯，唐之杜工部、鲁公，宋之范文正公及梅溪。其人为朱、陆所称，岂偶然哉？问文正声价竟在韩魏公上。曰：天地间最重是成就人材。宋之道学派，是文正开的。其心量光明广大，欧阳公亦喜汲引后进，然近于词章意思多。文正则理学、气节、竒才、异能无不兼收，所以声光烜赫。
富郑公文，潞公看来不过是有学问的老实端正一边人。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奨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余也”。王荆舒人品何尝不高，而罪不可赦者，以其摧残人才也。要造就当下人才，要培养后来人才。武侯不得培养工夫，且造就当下的忠厚者，用其德；技勇者，用其才。所以能建功立事。
伊尹云：「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防与成厥功。」天地间道理是公共的，人説不妥，到底有些毛病。所以武侯只要人攻其短，不是故意如此。他高明直见得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尽。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实若虚的本领。此却是圣贤穷理治事根本。王荆公只为少却这段意思，便万事瓦裂。武侯在草庐见厐德公，便拜身。为将相见，许司徒亦拜。此是何等意度？王荆公于韩、富诸公皆视之若无。有日对明道先生，犹谓其言如上壁，两目不见人，如何成事？凡做事与人商量有好处，推与众人，即是与人为善之意。
荆公变科举之制，亦是如何？将孔子所定之经，竟欲重加去取？去《仪礼》，又去《春秋》，至诋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説，几几欲夺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论理如此，其见之事可知。程朱虽疵驳前人，惟至汉而止；然汉人有片言之善，何尝不録？如“望道而未之见”，汉儒解作“见殷之天命未改，贤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见”，温公至据以疑孟子，此等不辨，是防汉儒而疎孔孟矣。事有同行而异情者，此类是也。
王介甫若治一郡，比东坡强。介甫事事留心，实欲立事。东坡轻财重义，清防高濶，文采风流，至民生政务，不似介甫有实心。
宋神宗之用荆公，明建文之用正学，皆非前代所有。惜其败事，令儒者短气。建文时本无人，神宗对着明道，宁宗对着朱子，而叹无人。其然，岂其然乎？
神宗升遐时，邵伯温问明道曰：“时事将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相矣。”曰：“果相如何？”曰：“君实担当不暁事，晦叔暁事不担当。以熙丰之人除熙丰之政，以渐则可。不然，衣冠之祸未艾。”后一一如其言。然朱子谓：“明道为之则可，不然君子小人亦难杂然竝处。”大约明道却能如此。孙盛称诸葛威畧能捡卫异端，捡者知也，卫者行也，畧捡也，威卫也。惟知仁勇全而至诚者能之。
李忠定每用辄效，次第井然，只是畧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武穆归来时，风色已可见。入作枢宻，何如且韬晦自全？如王沂公之于丁谓，徐文贞之于严嵩，忍耐以
译唐代设立科举，有“学窥孔颜道侔伊吕”等科目，整个唐代，只有张九龄考中伊吕科，孔颜科最终成为虚设。绂问：“‘窥’字不算十分深造，像韩愈，还能充任这个科目吗？”回答说：“韩愈如果真的能窥见，但终究是狂放，不是孔颜的气象，有差距。”又说：“如果把韩愈充任孔颜科，陆贽充任伊吕科，也还说得过去。陆贽很有经纶之才。”
《易经》说“有亲则可久”，即使是盛德至善也不能防范。意思是大凡长久而不加防范的，必须是德行至诚感人，才能长久而不加防范。宋代有个书生悼念仁宗的诗说：“桑麻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无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吏无能”中的“无能”二字，妙写出仁宗的含容宽厚，与汉武帝那种武健严酷、不能胜任的人，简直大相径庭。这也是因为有亲所以能久，但不能有大功罢了。当时贤奸交替进用，用人没有常法，怎能建立功业？怎么能不受西夏的气？总是明白要“有亲”，既有诚心，又要明善。所以程朱说“格致”那样郑重，看来像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颜真卿忠义强直，至死不变。陆九渊推崇唐代有三人：颜真卿、杜甫、陆贽，而韩愈不在其中。朱熹为王梅溪作序，所推崇的刚直者五人：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杜甫、颜真卿，宋代的范仲淹及王梅溪。这些人被朱熹、陆九渊所称道，难道是偶然的吗？问范仲淹的声望竟然在韩琦之上。回答说：天地间最重的是成就人才。宋代的道学派，是范仲淹开创的。他的心量光明广大，欧阳修也喜欢提拔后进，但近于词章意思多。范仲淹则理学、气节、奇才、异能无不兼收，所以声光显赫。
富弼的文章，韩琦看来不过是有学问的老实端正一类人。范仲淹的事业不必胜过别人而为第一流，功在推荐人才。所以陈傅良说“百年用其余也”。王安石的人品何尝不高，而罪不可赦，是因为他摧残人才。要造就当下的人才，要培养后来的人才。诸葛亮不得培养工夫，且造就当下的忠厚者，用他的德；技勇者，用他的才。所以能建功立业。
伊尹说：“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与成厥功。”天地间的道理是公共的，人说不对，到底有些毛病。所以诸葛亮只要人攻击他的短处，不是故意如此。他高明直见事理无尽，非一人之见便能至当且不易裁断。虽是一人，众议必要周全。竟是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有若无可，实若虚的本领。这却是圣贤穷理治事的根本。王安石只为少了这段意思，便万事瓦裂。诸葛亮在草庐见庞德公，便拜身。为将相见，许靖也拜。这是何等意度？王安石对韩琦、富弼诸公都视之若无。有一天对程颢，还说他说话如上壁，两目不见人，如何成事？凡事与人商量有好处，推与众人，即是与人为善的意思。
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又是如何？将孔子所定的经，竟欲重加取舍？去掉《仪礼》，又去掉《春秋》，甚至诋毁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说，几乎想夺取孔子的席位，狂妄到了极点！论理如此，其见于事可知。程朱虽然疵驳前人，只到汉代为止；但汉人有片言之善，何尝不录？如“望道而未之见”，汉儒解释为“见殷之天命未改，贤人尚多”，“望太平而未之见”，司马光甚至据此怀疑孟子，这种不辨，是防备汉儒而疏远孔孟了。事有同行而异情者，此类是也。
王安石如果治理一个郡，比苏轼强。王安石事事留心，实欲立事。苏轼轻财重义，清高阔达，文采风流，至于民生政务，不像王安石有实心。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明建文帝任用方孝孺，都不是前代所有的。可惜他们败事，令儒者短气。建文帝时本无人，神宗对着程颢，宁宗对着朱熹，而叹无人。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神宗去世时，邵伯温问程颢说：“时事将如何？”回答说：“司马光、吕公著将相。”问：“果然相了如何？”回答说：“司马光担当而不晓事，吕公著晓事而不担当。用熙丰年间的人废除熙丰年间的政令，逐渐进行则可以。不然，衣冠之祸未艾。”后来一一如其言。但朱熹说：“程颢为之则可以，不然君子小人亦难杂然并处。”大约程颢却能如此。孙盛称诸葛亮威略能检卫异端，检者知也，卫者行也，略检也，威卫也。只有知仁勇全而至诚者能之。
李光每用辄效，次第井然，只是略急些，竟是一粗，诸葛亮。
岳飞归来时，风色已可见。入朝作枢密使，何如且韬晦自全？如王旦之于丁谓，徐阶之于严嵩，忍耐以
待其变。大抵君子欲攻小人，则小人之党必固；不如且放松，其党必自相攻击，乃可相机而动。
译等待局势发生变化。大体上，君子想要打击小人，那么小人的党羽必定会团结坚固；不如暂且放松，他们的党羽必定会互相攻击，这时才可以观察时机采取行动。
古今两大恨，秋风五丈原，一也；金牌十二道，二也。一天为之一人，为之。武侯正命犹可，武穆直枉死牢狱，且并其子戮于市曹。然至今三尺童子，莫不知尊武侯，武穆亦莫不切齿秦桧。人心即是天心，可知及身之事，乃气数之杂耳。敝乡蔡京子孙，都认作忠惠；公子孙吕惠卿子孙，俱不肯认惠卿为祖。有子孙而灭絶，然则天之性，其可违乎？
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乆曰：“次第无人。所贵于圣贤者，以其言可信，使人物事迹千载下据以得其实耳。武穆死时，朱子已廿余岁，岂有见闻不确者？丘琼山説秦桧有存宋之功，武穆不死，亦未必能平金人。后人错记，或指作朱子语，可笑之甚。”
张德逺为宋齐愈劾去，李忠定齐愈何人也？乃首出张邦昌姓名，拥戴邦昌者，自是忠定终于不起，而宋祚遂终于临安。后又不喜武穆，全是私意，虽朱子为作行状，不敢谓非徇南轩情面也。问此，亦可见南轩差处。父既官至将相，功罪须付之史官与士大夫公论，何用粉饰表暴？曰：然，程子于大中，朱子于韦斋，毫无溢美。大中当承平之世，不汲汲仕进，一见茂叔即知为非常人，遣子从学，是何等人品？韦斋独先排击秦桧，是何等气节？而其子不多称焉，盖如此，然后人信之。若装防些无实之事，人便非笑，然则非自非笑其父也，一间耳。禹言四凶，举其三，讳父恶也，道理不过如是而止。是非者，天下之公，非可以私情移也。锡曰：此事流弊甚逺，驯至于今，守身诚身都不讲，甚至供养俱不周，惟于亲死之后，架空撰为志状，或经营入乡贤祠，便以为孝子尊亲之至，以致学宫之内，侩伍丛杂，贤者耻与为列，廼知道理一错，其弊有不可言者。先生曰：然，魏公后亦复荐忠定，魏公得罪忠定亦救之，大抵魏公尚是正经人，但糊涂太甚耳。
张魏公平生只管误事，朱子每多恕词，或以南轩之故，吕舜从仕，张邦昌则不可训，虽以东莱力为廻防，亦不得不直其辞【钟旺】
胡康侯以秦桧为王佐，这病就见在《春秋传》上。论古人不着古人，则看今人亦不着今人矣。大约知人从虚公穷理上来的便不差，亦是天分居多。各人眼神不同，又单讲办事而不论根本，便易错。
荐贤育才，上圣之美节。王荆公见得人，皆不己若，得位行政，总不得贤能之力，便是规模器局小。规模器局小，则才亦小矣。先主从不识武侯，听徐元直语，就恳切求见，屈躬三顾，卒收其效。荆公闻濂溪名，一再相访而不得见，遂忿然不复往。胡文定提举湖北时，谢上蔡为应城令，文定因行部欲往谒，先之以书，上蔡不报。文定未至其县，即止，从人入境，徒歩往见上蔡，见之于公堂，坐定，文定见两旁▯人如木雕，遂禀学焉。文定之视荆公，其贤逺矣。
南宋不可与东晋竝论者，以有朱子，遂増重十倍。孔明之在蜀亦然，以知圣贤之益人国者，在千古。其一时之禆助，犹浅之乎为见也。
相传文文山初中状元，一相者潜至朝堂，瞰归语人曰：“在某处立者大贵，在末座年少大凶。”在某处立者乃留梦炎，末座即文山也。后留果为两朝宰相，而文杀死。有人荐一日者于陆子静，子静问曰：“齐景公有马千驷，算得出不？”曰：“算得。”“夷齐饿死首阳，算得出不？”曰：“算得。”“齐景公却死之日，民无称；夷齐却民到于今称之，算得出不？”其人无以答。
三纲五常整顿起来，便天地日月亦觉添许多清明。明太祖知得此意，故靖难时忠烈之臣极多，至亾国犹忠义如林。一綂太平二百余年，宫闱间极干净，可见此是天地之心。
人材之兴，端由学校。太学为四方观瞻，尤属要▯。洪武虽不读书，却能以此为急务。每日下学，听诸生讲诵，即偶不至，亦令画工暗图师弟子作何营干。诸生有归省者，必赐之表里。至廪饩居处之细，件件理防周到。迄今勒石学宫者，犹可考见。惟専一诚切，故虽经永乐及魏忠贤之摧残，而节义滚出，大率培养之力居多【珣】
译古今两大憾事，一是秋风萧瑟的五丈原，二是十二道金牌。这两件事都因一人而起。诸葛亮顺应天命而死尚可理解，岳飞却是含冤死于牢狱，而且他的儿子也被杀在闹市。然而直到今天，连三岁孩童没有不知道尊敬诸葛亮的，也没有不咬牙切齿痛恨秦桧的。人心就是天心，由此可见，个人当下的遭遇，不过是气数混杂的结果罢了。我们家乡蔡京的子孙，都把他当作忠惠公来尊崇；吕惠卿的子孙，却都不肯认吕惠卿为祖先。有子孙却断绝了香火，那么天的本性，难道是可以违背的吗？
学生问：“中兴时期的将帅，还有比岳侯更厉害的吗？”朱子凝神良久说：“其次没有人了。圣贤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可信，使得人物事迹在千年之后也能据此得知真相。岳飞死时，朱子已经二十多岁了，难道会有见闻不确切的情况吗？丘琼山说秦桧有保存宋朝的功劳，岳飞不死，也未必能平定金人。后人记错了，或者把这话安在朱子头上，真是可笑至极。”
张德远被宋齐愈弹劾罢官，李忠定（李光）宋齐愈是什么人？竟然首先提出张邦昌的名字，拥戴张邦昌的人，从此李忠定最终不再起用，而宋朝的国运也就终结于临安。后来又不喜欢岳飞，全是出于私意，虽然朱子为他写了行状，也不敢说不是迎合张栻（南轩）的情面。问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栻的偏差。父亲既然官至将相，功过应当交给史官和士大夫的公论，何必粉饰掩盖？回答说：是的，程颐对程珦（大中），朱熹对朱松（韦斋），都没有过分赞美。程珦处在太平盛世，不急于求取功名，一见周敦颐就知道他是非凡之人，派儿子跟他学习，这是何等的人品？朱松独自首先抨击秦桧，这是何等的气节？而他的儿子不多称赞他们，正是这样，后人才会相信。如果编造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事情，人们就会嘲笑，那么这岂不是自己嘲笑自己的父亲吗？只有一步之差。大禹列举四凶，只提了三个，是为了避讳父亲的恶行，道理不过如此罢了。是非是天下公理，不能因为私情而改变。锡说：这件事的流弊非常深远，延续至今，修身诚意都不讲究，甚至供养父母都不周全，只在亲人死后，凭空撰写志状，或者经营进入乡贤祠，就认为是孝子尊崇亲人的极致，以至于学校之内，市井小人混杂，贤者耻于与他们并列，这才知道道理一旦出错，其弊端是不可言说的。先生说：是的，魏公（魏了翁）后来也推荐李忠定，魏公得罪李忠定时，李忠定也救了他，大体上魏公还是正经人，只是糊涂得太厉害罢了。
张魏公（张浚）平生总是误事，朱子常常多有宽恕之词，或许是因为张栻的缘故，吕舜从（吕祖谦）做官，张邦昌则不可效法，即使有东莱（吕祖谦）极力挽回，也不得不直言其辞【钟旺】
胡康侯（胡寅）把秦桧当作王佐之才，这种毛病就体现在《春秋传》上。评论古人如果不切合古人，那么看待今人也不切合今人了。大概了解人是从虚心公正、穷究事理上来的，这样就不会出错，这也是天赋居多。每个人的眼光不同，又只讲办事而不论根本，就容易出错。
推荐贤才、培育人才，是上圣的美德。王安石识人，都觉得不如自己，得到职位推行新政，总是得不到贤能之力的帮助，这就是格局器量小。格局器量小，那么才能也小了。刘备从不认识诸葛亮，听了徐元直的话，就恳切地要求见面，屈尊三次拜访，最终收到了成效。王安石听说周敦颐的名声，一两次去拜访而没有见到，于是愤然不再去。胡文定（胡安国）提举湖北时，谢上蔡（谢良佐）做应城县令，胡文定因为巡视郡县想要去拜见，先写信给他，谢上蔡没有回复。胡文定还没有到他的县，就停下来，随从进入境内，步行去见谢上蔡，在公堂上见到他，坐定后，胡文定见两旁的人像木雕一样，于是向他请教学问。胡文定比起王安石，贤德远多了。
南宋不能与东晋相提并论，是因为有朱子，所以重要性增加了十倍。诸葛亮在蜀汉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圣贤对人和国家的益处，在于千古。他们一时的辅助，还算是看得浅薄呢。
相传文天祥初中考中状元，一个相士暗中来到朝堂，窥视后告诉人说：“站在某处的人大贵，坐在末座的年轻人是大凶。”站在某处的人是留梦炎，末座就是文天祥。后来留梦炎果然做了两朝的宰相，而文天祥被杀。有人向陆子静推荐一个算命的人，陆子静问：“齐景公有马千匹，算得出来吗？”回答说：“算得出来。”“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算得出来吗？”回答说：“算得出来。”“齐景公死的时候，百姓没有称赞；伯夷、叔齐却直到今天百姓还称赞他们，算得出来吗？”那个人无言以对。
三纲五常整顿起来，连天地日月也显得增添了许多清明。明太祖懂得这个意思，所以靖难之役时忠烈之臣极多，直到亡国时忠义之士仍如树林般众多。统一太平二百多年，后宫极其干净，可见这是天地之心。
人才的兴起，关键在于学校。太学是四方观瞻的对象，尤其重要。洪武帝虽然不读书，却能以此为急务。每天下学，听学生讲诵，即使偶尔不去，也让画工暗中描绘师生做什么事情。学生有回家省亲的，一定赐给他们表里。至于廪饩居住等细节，件件安排周到。直到现在刻在学宫石碑上的，还可以考证见到。只有专一诚切，所以虽然经过永乐和魏忠贤的摧残，而节义涌现，大抵是培养的力量居多【珣】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管饮博者，即▯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虽立法太严，然所以激厉頽靡，处志气规模，果不寻常。竟有一人，横行武王耻之之意。不然，天下已定，习俗已乆，何苦使偷惰者反有故元寛大之思？但使圣人处之，必当有道，不至如此过于苛急耳。
译元代时，人们大多常常歌舞纵酒，不从事生产。明太祖在中街建造高楼，命令士兵在上面侦察瞭望。如果在上面听到有人吹奏乐器、饮酒赌博，就立即捉拿上来，倒吊在楼上，只给喝水，三天后死去。虽然立法过于严酷，但用来激励颓废萎靡的风气，树立志向和气度格局，确实不寻常。竟然有人表现出武王以之为耻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已经平定，习俗已经长久，何必让懒惰的人反而怀念故元宽大的恩德？但如果让圣人处理这件事，必定会有恰当的方法，不至于如此过于苛刻急切罢了。
古君臣相与，其善者都是榜样。如留侯与高帝，忠武与昭烈，郑公与文皇，皆好方正。学年方廿余，被荐到京。太祖命宗伯陪宴于礼部，乃白衣据上座，以师道自居。太祖令畵工暗图其像，曰：“斯人何傲，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遂送伴蜀王。是皆可为榜样，惜后偾事，遂减声价。
方正学就所着文字，便有许多糊涂处。当时皆以为旷世一见之人，国家留为伊周者。后用起来，当靖难时，着着都错。这就是他学问有病，才高意广，好説大话，实用处便少。只要自己位置一个古人，便不是。但看武侯，何尝有丝毫要做伊周，不过当下且做得不至败亾。踏踏实实做一件是一件，无暇高自期许。后来人却以伊周许之。
客有论宋代人材优于他代，明却人材少，想因太平年乆，英华散了，所以不生人。先生曰：“亦是靖难时摧残太甚，上帝怒而不生。秦始皇把几个读书人坑了，直至国亾，无一人为死者，只有一东陵侯，后来亦为萧相国诸公门客。就是新莽、隋炀，皆有死节人，独秦无之。”
洪武起自农家，只敎人力田读书，深恶贪汚，却博得士大夫知亷耻。嘉靖以前，无擕宦赀归家营产者。蔡虚斋既登第，不求仕，惟在开元寺授徒。一日，为其母画像，母乆不出，虚斋往请。母曰：“汝成进士十年，我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见客也。”虚斋大伤之，即赴选。在任心动，告归。不乆而父逝，后又贫不能自给，求得南京部司，以去乡近也。到任又心动，复告归。其母亦不乆即逝，人以为孝感。虚斋提学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宁告诫，万勿浪费。当时人虽穷，却穷得热閙，如春天树木，何尝尽有花叶，觉得有生意。冬天何尝无寒花，觉得枯索。盖树木亦要小草来帮衬，便有气色。百姓细民，乃士大夫之小草也。
有明一代学问，凡前人説过的话，便不屑説，却要另出意解。郑世子、韩大司马、杨椒山讲乐，一无承受，直接虞舜。王阳明讲学，便似从孔子后到他方，明白孔子，像预知后来有这般人，所以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定人之学问，百不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订来者，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者，便不是。
季本明德初读《律吕新书》，不了彻，乃扁舟请敎于章枫山。枫山曰：「此是絶学。吾友程篁墩，无书不读，亦不能知。」明德归而求之，却明白了，着几篇论，极干净。
黄石斋就擒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専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絶粒。大帅忧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扶防以出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仪，日为公送喜。石斋曰：“吾国破君亾，何喜之有？”二官曰：“巳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歴数二官之家世阀阅也，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趋去，不敢仰视。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瞠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絶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
译古时候君臣相处，那些好的榜样都是值得效法的。比如留侯张良与高帝刘邦，忠武侯诸葛亮与昭烈帝刘备，郑公魏征与文皇李世民，都喜好正直方正。方孝孺年纪刚二十多岁，被举荐到京城。太祖命令礼部尚书陪同他在礼部赴宴，他却穿着白衣坐在上座，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太祖命令画工暗中画下他的画像，说：“这个人多么傲慢，我不能任用他，留给他子孙作为辅佐太平的榜样。”于是送他陪伴蜀王。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榜样的，可惜后来事情败坏，于是名声价值降低。
方正学（方孝孺）就他所写的文章来说，便有许多糊涂的地方。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旷世难遇的人才，是国家留作伊尹、周公那样的人物。后来起用他，在靖难之役时，每一步都错了。这就是他学问有毛病，才高而志向远大，喜欢说大话，实际用处就少。只要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古人，便是不对的。只看武侯诸葛亮，何尝有丝毫要做伊尹、周公的意思，不过是当下且做到不至于败亡。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是一件事，没有空闲去过高地期许自己。后来的人却用伊尹、周公来期许他。
有客人议论宋代的人才优于其他朝代，明代却人才少，猜想是因为太平年代太久，英华散尽了，所以不生出人才。先生说：“这也是因为靖难之役时摧残太厉害，上帝愤怒而不生人才。秦始皇把几个读书人坑杀了，直到国家灭亡，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之而死，只有一个东陵侯，后来也成了萧何等公卿的门客。即使是新莽、隋炀帝时期，都有守节而死的人，唯独秦朝没有。”
洪武帝起自农家，只教导人们努力耕田读书，深恶贪官污吏，却博得了士大夫知晓廉耻。嘉靖以前，没有携带宦官的资财回家经营产业的人。蔡虚斋（蔡清）考中进士后，不求做官，只在开元寺教书。一天，他为母亲画像，母亲很久不出来，虚斋前去邀请。母亲说：“你成为进士十年，我还没有得到一件新的布衣，不想出来见客人。”虚斋非常伤心，立即去赴任。在任内心不安，告假回家。不久父亲去世，后来又贫困不能自给，求得南京部司的职位，因为离家乡近。到任内心又不安，再次告假回家。他的母亲不久也去世了，人们认为是孝感所致。虚斋提学江西，寄去四两银子周济他守寡的表嫂，反复告诫，千万不要浪费。当时的人虽然穷，却穷得热闹，像春天的树木，何尝都有花叶，觉得有生机。冬天何尝没有耐寒的花，却觉得枯索。大概树木也需要小草来陪衬，便有气色。百姓细民，就是士大夫的小草。
明朝一代的学问，凡是前人说过话，便不屑再说，却要另出意解。郑世子、韩大司马（韩雍）、杨椒山（杨继盛）讲论乐理，一无承受，直接追溯到虞舜。王阳明讲学，便像是从孔子之后到他那里才明白孔子，像预知后来有这样的人，所以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来定人的学问，百无一失。有所承受，一路考订而来的，便是“作而不述”，不信而好古的，便不是。
季本（季本）初读《律吕新书》，不能透彻理解，于是乘小船去请教章枫山（章懋）。枫山说：“这是绝学。我的朋友程篁墩（程敏政），无书不读，也不能知晓。”季本回去后寻求理解，却明白了，写了几篇论述，极其干净利落。
黄石斋（黄道周）被擒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推辞说：“我身为大臣，按道义应当死，各位不必如此。”门人还是不肯离去。石斋于是说：“各位吃这里的土地，喝这里的水，按道义也可以死，但未曾食禄，也可以不死。今天与各位诀别，甘愿殉难的留下，否则各有父母妻子，不要冒不测之险。”众人于是哭着告别，只有七人愿意跟随。江西四人，福建三人。这时恰逢仁恕之政，允许前代遗臣中梗直不服的人请求，才执行刑罚，不许擅自杀害。因此石斋师徒都被下狱等待。石斋入狱，立即绝食。大帅担心他早死，千方百计让他进食饮水，都不理睬。于是招募在江宁做买卖的漳州人来到狱中，以同乡之情相慰藉，还是不吃。于是邀请他在市中游玩，扶着他在饭馆出入，强迫他吃饭也不行。于是进入酒馆共饮，对石斋说：“酒用来合欢，今天同乡相聚，小饮可以吗？但一定不能超过三杯。”众人都高兴答应，于是饮了三杯。换一家酒馆又饮三杯，这样过了几天不至于死。等到就义的那天早晨，两个官员入狱拜见，行礼如仪，说是为公送喜。石斋说：“我国破君亡，有什么喜事？”两个官员说：“已经得到批准，允许公就义了。”石斋笑着说：“这确实可喜，但你们怎么能理解这个？”于是历数两个官员的家世门第，而斥责他们的罪过。两个官员都吓得汗流浃背，快步离去，不敢抬头看。过了一会儿，石斋乘小车出来，七人在中间。途中石斋回头顾看后面的车，七个人都面无人色。石斋笑着说：“害怕吗？不用怕，忍一刻就是千秋了。”七人都回答说：“是的。”等到西华门，石斋忽然从车上掉下来，一个指挥快步上前搀扶他，并且安慰说：“不要害怕。”石斋瞪眼斥责他说：“这是什么话？天下哪有怕死的黄道周！这里是车驾经过的道路，我不可以乘车而过。”因为绝食脚弱掉下来，我有什么可怕的？指挥愕然改变脸色，于是跪下说：“这里万人瞻仰，公又困倦疲惫，就在这里完成大事可以吗？”石斋四顾说：“好。”于是命令铺席
，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亾与亾。”石斋体故昻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时大帅亦闽人也。大书牌云：「伪阁部黄某首。」廵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后数年，石斋子至江宁，求遗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诣之。兵人欵至，浃月乃与到古墓，取匣开视，面尚如生，遂以归葬。
译面向南方拜祭完毕。一位老仆人请求他写几个字留给家人，黄道周犹豫着说：“没有什么可说的。”老仆人坚持请求，他才撕开衣襟，咬破手指用血写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眷无忧。”那七个人也用血写了一幅字说：“老师活着我们就活着，老师死了我们就死。”黄道周身体原本高大挺拔，站立着接受刑罚，又显得义气凛然，行刑的人手发抖，刀砍下去没有砍断。行刑的人非常惊恐，急忙跪下说：“请您坐下。”黄道周脖子已经被刀砍中，鲜血淋漓，仍然点头说：“可以。”于是坐下接受刑罚。当时的大帅也是福建人。在木牌上大写着：“伪阁部黄某首级。”巡示沿江时，一个士兵用别人的首级换下黄道周的首级，装在匣子里藏入古墓中。几年后，黄道周的儿子来到江宁，寻找父亲的遗骸。有人把士兵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的儿子便去拜访那个士兵。士兵款待他，过了一个月才带他到古墓，取出匣子打开观看，面容还像活着一样，于是带回去安葬。
石斋虽当时用之，恐无益于乱亾。救乱须有体有用之人。石齐每于晩食后，始排书案。及漏下防，眸烱烱，手不停披。服役者令繙书帙，给使令皆不得闲。至四鼓，仆从惫甚，乃就枕。其夫人善书画，书法甚与石斋类。
徐伟长《中论》有一段论行不及知处，不为无理。若看得透，便大防不错。明代士大夫如黄石斋辈，炼出一股不怕死风气，名节果厉。苐其批鳞捋须，九死不廻者，都不能将所争之事于君国果否有益，盘算个明白。大槩都是意见意气上相竞耳。行有余而知不足，其病却大。
某闻郭蒯庵棻言，黄石斋浓眉高▯，面带风霜，温体仁方持朝纲，开口辄呼温贼。
明自正嘉以前，《程子全书》、《朱子文集》、《语类》尚未盛行，学者所读只是《大全》及《性理》而已。而其时士风质实，虽或肤浅，却少背戾。嘉靖后，一派务高，遂酿成明末那样风气【钟旺】
宋家一代风流笃厚，臣子表奏率从君身上直词批纠，毫不委婉，曽无被诛者。韩侂胄虽怒，诸贤流窜耳。沈继祖请杀朱子，朱子得朝报不语而散，行庭中，既而曰：「我这头且蹔戴在这里。」移时又曰：「自古圣人不曽被人杀死。圣人果无被杀者，就是大贤，亦只比干一人是路穷了方如此。」伊川晩年便谢遣生徒，曰：「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门也。」汉之党锢，明之东林，多太过，便是要以死求名，圣贤无此法门。
东汉之末，东林之盛，是处士横议，遥执朝权，竞胜不止，故致颠覆。孔子当昭公被逐之时，韬光敛锷，闭门读书，如不闻也者。及老而居卫，适当出公拒父，此何等事，而孔子受其公养，住五六年，亦置之不论。安卿曰：“于此见圣人之作用。”曰：“论作用，便差要看出圣人未尝不在利害上斟酌，究归于中庸不可易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谨严，一丝不走处方好，虚説却不得力。”季氏逐昭公，孔子未尝食君之禄，分所不属，何为多事？孟子曰：“乡邻有鬬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以常情论，似大决絶，然细思之，道理却颠扑不破。乡邻本非至亲，往救而不力，则诈；往救而力，则代乡邻而与鬬者为讐，或致被辱伤生，以危父母，皆不可知。即不然，如今律例鬬殴杀人在旁不救者，亦有不应问拟，就是牵连作人命干证，亦属无谓。虽闭户可也，的确应如此。夫子居衞，其初不过住歇店，其君知之，送些柴米，受之可也。使出公能委国以听夫子，自有正名一番设施，既不见用，何为以局外之人为不入耳之计？夫子当日不税冕而行，已与鲁絶，不便自归，至老欲还乡，惟衞与鲁近，只得居衞。彼时地位道理，止当如此，故曰“圣之时”。
孟子説伯夷隘，非是説恶人之朝应立，恶人应与之言。他当殷周之际，竝无职守，优游西山，亦可卒岁。乃见得世非黄农便过不得。朱子平生不肯出来，一过分水岭，便为生往死归之计，直与君相争执到底。及罢而归，便读书防友，不问朝政。假若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尽可不必。魏忠贤之祸，诸贤赴汤蹈火，自是忠烈，但韬晦些以存此身，未始不可。《易经》以杞包▯，道理甚好。▯乃易腐之物，岂能耐杞？小人凶恶已甚，自然败在眼前。及其败而吾辈在国尚有人，直弄得到后来元凶已去，无人可用，而国之受害酷矣。亦伯夷隘之流风也。
榕村语録卷二十二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録卷二十三
大学士李光地撰
学一
陈北溪论工夫节目一条，盖朱门学的也。朱子千言万语，只此数事。然所谓虚心者，又初不外乎立志而已。若张子所谓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邵子所谓翫心髙明者，如是而志岂有不立而心岂有不虚者乎？虽然，此非朱子之言也。立志居敬，即中庸之尊徳性也；致知力行，即中庸之道问学也。广大髙明，盖立志之事；涵泳敦笃，盖居敬之事；知行则错综乎其中。精微知新，致知之事；中庸崇礼，则力行之
译黄道周虽然当时被任用，恐怕对挽救亡国之乱并无益处。挽救乱世需要有体有用的人才。黄道周每次在晚饭后，才开始整理书案。等到夜深漏尽，他目光炯炯，手不停歇地翻阅书籍。服侍的人让他翻动书卷，供使唤的人都不得空闲。直到四更天，仆从疲惫不堪，他才上床休息。他的夫人擅长书画，书法与黄道周非常相似。
徐伟长《中论》中有一段论述“行不及知”的地方，并非没有道理。如果看得透彻，大体上就不会出错。明代士大夫如黄道周等人，炼成了一种不怕死的风气，名节确实刚烈。只是他们那些犯颜直谏、九死不回的人，都不能将所争之事对国家君主是否真正有益，盘算得明白。大抵都是意见意气上的相争罢了。行动有余而认知不足，这个毛病却很大。
我听说郭蒯庵棻说，黄道周浓眉高颧，面带风霜，温体仁正把持朝纲时，他开口就骂温贼。
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前，《程子全书》、《朱子文集》、〈语类〉尚未盛行，学者所读的只是《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而已。而那时的士风质朴诚实，虽然有时肤浅，却少有背离正道。嘉靖以后，一派崇尚高谈阔论，于是酿成了明末那样的风气【钟旺】
宋朝一代风流笃厚，臣子的表奏奏章往往直接从君主身上直词批驳纠举，毫不委婉，曾经没有被诛杀的人。韩侂胄虽然愤怒，各位贤臣只是被流放罢了。沈继祖请求杀朱熹，朱熹看到朝廷的公文后不语而散，在庭院中行走，过了一会儿说：“我这颗头且暂且戴在这里。”过了一会儿又说：“自古圣人未曾被人杀死。圣人果然没有被杀的，就是大贤，也只有比干一人是走投无路了才如此。”伊川晚年便谢绝遣散学生，说：“各自尊重所闻，各自实行所知，足够了，不必到我门下。”汉朝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祸，大多太过分，就是要以死求名，圣贤没有这种法门。
东汉末年，东林兴盛，是处士横议，遥执朝政大权，争胜不止，所以导致颠覆。孔子在昭公被逐的时候，韬光敛锷，闭门读书，好像没听见一样。等到年老住在卫国，正当出公抗拒父亲，这是何等事，而孔子接受卫君的供养，住了五六年，也置之不论。安卿说：“于此可见圣人的作用。”我说：“论作用，便差，要看出圣人未尝不在利害上斟酌，终究归于中庸不可改变的道理。又要看出他谨严，一丝不走样才好，空谈却不得力。”季氏驱逐昭公，孔子未曾吃鲁君的俸禄，分内不相属，为何多事？孟子说：“乡邻有争斗的，披头散发、帽带系在头上就前往救之，则是迷惑。即使闭门不出也可以。”以常情论，似乎太决绝，然而细想之，道理却颠扑不破。乡邻本来不是至亲，前往救而不尽力，则是欺诈；前往救而尽力，则是代替乡邻与争斗者为仇，或者导致被侮辱伤害生命，以危及父母，皆不可知。即使不然，如今律例斗殴杀人在旁不救者，也有不应问拟，就是牵连作人命干证，也属无谓。即使闭门不出也可以，的确应该如此。夫子住在卫国，起初不过住歇店，其君知道后，送些柴米，接受也可以。假使出公能委国以听夫子，自有正名了一番设施，既不见用，为何以局外之人为不入耳之计？夫子当日未税冕而行，已与鲁绝，不便自归，至老欲还乡，只有卫与鲁近，只得居卫。彼时地位道理，止当如此，所以说“圣之时”。
孟子说伯夷狭隘，不是说恶人之朝应立，恶人应与之言。他在殷周之际，并无职守，优游西山，亦可卒岁。却见得世非黄农便过不得。朱熹平生不肯出来，一过分水岭，便为生往死回之计，直与君相争执到底。等到罢官而归，便读书防友，不问朝政。假如看得一片武夷山，仍住不得，除非是死，大可不必。魏忠贤之祸，诸贤赴汤蹈回，自是忠烈，但韬晦些以存此回，未始不可。《易经》以杞包桉，道理甚好。桉乃易腐之物，岂能耐杞？小人凶恶己甚，自然败在眼前。及其败而吾辈在国家尚有人，直弄得到后来元凶己去，无人可用，而国之受害酷矣。也是伯夷狭隘的流风。
榕村语录卷二十二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三
大学士李光地撰
学一
陈北溪论工夫节目一条，大概是朱门学的。朱子千言万语，只这几件事。然而所谓虚心者，又初不外乎立志而已。如果像张载所说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邵雍所说的玩心高明者，像这样而志岂有不立而心岂有不虚者呢？虽然，这不是朱子的话。立志居敬，就是中庸的尊德性；致知力行，就是中庸的道问学。广大高明，大概是立志之事；涵泳敦笃，大概是居敬之事；知行则错综乎其中。精微致新，是致知之事；中庸崇礼，则是力行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