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十五
以事实之。此经却是现在日用间事，立朝、理家、徃来、酬酢、大经、大法、微文、小节、经权、常变、一举、一动、一名、一号，无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切务，斯须不可离者。
译用这些事实来验证它。这部经典所讲的却是当下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无论是侍奉朝廷、治理家庭、人际交往、应酬应对，还是重大的原则、根本的法度、细微的条文、琐碎的节操，以及原则与变通、常规与变化，乃至一举一动、一个名称、一个称号，没有不本源于天理、符合于人情的，这实在是人生最紧要的事务，片刻也不能离开。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学者缘是谓夫子周游诸侯之邦，采其国史而作《春秋》，误也。如果夫子参采《乘》《梼杌》之文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晋献以前，剪并诸姬，灭翼作晋，其事甚彰，夫子何用隐之而没其本乎？荆于莘之役，始书始通也。晋、秦以曁吴、越，凡其入经之先后，皆然。推此，则有赴告而后有书，旧史有书而后《春秋》有笔，不以他史益国史，故事有沿故而遗其以闻见覈所因，故事又有革旧而审且信也【自记】
春秋一书，直是人生不可须防离者。凡説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所以説「必也正名」。当时礼法荡尽，冠履倒置，圣人不别作一书，卽用现成鲁史爲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过不肻一毫茍且假借而已。吾辈作文章，第一件是不要揑造粉饰，有一句説一句，称乎其人与事，凡称谓官爵名字年月之类，无一不停当，便是一篇好文字。
春秋字字皆经称量，又义精仁熟，恰当事理。字靣上下増减变不变，称名辨物，俱是化工。如陈司败问昭公知礼，曰「知礼」，爲尊者讳也。及司败指出娶同姓，辄自引过，所谓「父爲子隐，子爲父隐，直在其中矣」。娶同姓爲非礼，固昭然不没，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义例。又如唐平淮西，前后四年工夫，而韩文公作碑畧之，似今日发兵，明日卽防者。及后又有详叙日月处，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后克之。作文者尚铺张扬厉，岂不辱国？此等处直学《书经》不书年月体，一跳便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去，其义则出自《春秋》。
史书惟《春秋》当法，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者，则书两日；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
古书于字句间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柰他何。孔子于子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曰：“旣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问人如何以报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温公作通鉴，自以爲得春秋之遗，而其中不合者无数。如生前即称諡，此最不可。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邾仪父与隐公盟时，未有爵也。至齐桓公请于王而命之，始称子。如何于未有爵之先，即以爵称之？书曰：“邾仪父，称其名，得其正矣。”问春秋若无传，不几废乎？曰：“恶是何言也！二百余年事，不晓得何妨。如今何曽晓得？五帝以前事，圣人存其大经大法，以扶世翼教，事迹固不足论。”
有言某治《春秋》于比例上差有工夫，曰：“此最要▯”岂止《春秋》，凡经书皆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是相比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况比事属词，《春秋》之教乎？圣人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矣。贬之中亦自不同，有贬至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又不是特意做文章，恰是事理应如此。所以説《春秋》王道之权衡，是称量过的，丝毫不差。如今説昌黎文为六经之文，其道理如何比得六经？而作文之法，却有六经之意，字不虚下，言有伦次，惟六经为然。文章要得此意，有当多説者，有当少説者，有当删去不説者，其前后次第都要安排妥当，最是要▯
胡文定解《春秋》，岂爲无功？只是説夫子那样严刻利害，却不然。看来纯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丝合于善，便奬许之，恐后其仁爱至矣。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皆説作圣人托南面之权爲见之行事，非也。谓他书托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説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见字读现，与上显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春秋》则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句法少一“
译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是一样的。”孔子说：“其中的大义，我私自取用了。”学者因此认为孔子周游列国，采集各国史书而作《春秋》，这是错误的。如果孔子参考了《乘》《梼杌》的文字来修订《春秋》，那么楚国文王以前、晋国献公以前，兼并姬姓诸侯、灭掉翼城建立晋国等事非常显著，孔子为什么要隐去这些而抹杀其本源呢？楚国在莘地的战役，才开始记载“始通”。晋、秦以及吴、越，凡是它们进入《春秋》记载的先后顺序，都是如此。由此推论，有通报而后才有记载，旧史有记载而后《春秋》才有笔法，不拿其他史书来增补本国史书，所以事情有沿袭旧例而遗漏其听闻见闻所依据的情况，所以事情又有革除旧例而审慎可信的情况。
《春秋》一书，确实是人生片刻不可离开的。凡是谈论孔子，竟然掌握二百四十二年的君主权力，是非褒贬多么严厉，都是身外之言。孔子不过是该称君就称君，该称臣就称臣，还你个本分罢了。所以说“一定要正名”。当时礼法荡然无存，冠履倒置，圣人不再另作一书，就用现成的鲁国史书来写，笔削之间确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得其安，不过是不肯有一毫苟且假借罢了。我们写文章，第一件就是不要捏造粉饰，有一句说一句，与人和事相称，凡是称谓、官爵、名字、年月之类，没有一处不妥当，便是一篇好文章。
《春秋》字字都经过称量，又义理精微、仁德纯熟，恰当事理。字面上增减变化与否，称名辨物，都是自然造化之功。比如陈国司败问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说“知礼”，是为尊者讳。等到司败指出昭公娶同姓女子，孔子就自己引咎自责，所谓“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娶同姓是不合礼的，固然昭然若揭而不被掩盖，而臣子的本分也由此得以保全，这便是《春秋》的义例。又如唐代平定淮西，前后花了四年工夫，而韩愈写碑文却略去不提，好像今天发兵，明天就平定了一样。后来又有详细叙述日月的地方，淮蔡内地汇聚天下之力，四年后才攻克。写文章的人尚且铺张扬厉，岂不是辱没了国家？这种地方直接学习《尚书》不书年月的体例，一跳就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其义理就出自《春秋》。
史书只有《春秋》应当效法，年份下记季节，季节下记月份，月份下记日期。有以两天通报的，就记两天；有灾异，经历几日的，就记某月有。无关轻重的，就不记日期。
古书在字句间不能没有错误，只有六经没有错误。《春秋》对原文错误的地方仍然保留，却无可奈何。孔子对于子阳说：“我知道，这是公子阳生。”子贡说：“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改正？”孔子说：“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孔子问人如何报答恩德，以及“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都让人无法回答。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自以为得了《春秋》的遗意，但其中不合的地方无数。比如生前就称谥号，这是最不可取的。《春秋》未经笔削，想也是这样。邾仪父与隐公结盟时，还没有爵位。等到齐桓公向周王请求而任命他，才称子。怎么在没有爵位之前，就用爵位来称呼他？书上说：“邾仪父，称其名，得其正了。”问《春秋》如果没有传注，不几乎废弃了吗？回答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二百多年的事，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如今何曾知道？五帝以前的事，圣人保存其大经大法，以扶持世道、辅助教化，事迹本来不足以论说。”
有人说某人治《春秋》在比例上颇下工夫，回答说：“这最重要。”岂止《春秋》，凡是经书都是如此。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相比照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何况比事属词，正是《春秋》的教化呢？圣人的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贬之中也自不同，有贬到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又不是刻意做文章，恰是事理应如此。所以说《春秋》是王道的权衡，是称量过的，丝毫不差。如今说韩愈的文章是六经之文，其道理怎么能比得上六经？而作文之法，却有六经之意，不妄下字，言语有伦次，只有六经如此。文章要得此意，有应当多说者，有应当少说者，有应当删去不说者，其前后次第都要安排妥当，最是要……
胡文定解释《春秋》，岂是无功？只是说孔子那样严刻利害，却不是这样。看来纯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丝合乎善，就奖许之，恐怕后世其仁爱至矣。至于说寄托于空言，不如见于行事那样深切着明，都说成是圣人寄托南面之权作为见于行事，这是不对的。是说其他书寄托于空言，不如《春秋》都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道理易明罢了。《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解说者说《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不对。“见”字读作“现”，与上面的“显”字相同。《易经》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
以”字，不与上对耳。见即所谓见之行事也。陶元亮云：“矻矻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此老学识，殊未易到。四书五经，圣人总欲挽世风之浇漓，而还之淳也。
译“以”字，只是不与上文相对罢了。“见”即所谓体现在行为上的“见”。陶渊明说：“勤勉不懈的鲁国老叟，弥补缺失使民风归于淳朴。”这位老人的学识，实在不容易达到。四书五经，圣人总的意图是想挽回世风的浮薄浇漓，使其回归淳朴。
友言冯定逺先生云：「人熟读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来歴。曰：「某平生卽有此论，无论大经大法，即年月称谓序次体裁，不知春秋，下笔便错。」
左传》隐公，在公子翚便称隐公，史记武帝在便称武帝，极有名。史尚如此，试看字字着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无有二。
朱子自谓此生不敢向《春秋》问津，门人问何处不能了然？朱子曰：“即开头一句‘春王正月’便不了然，是絶妙防醒人机锋。”其实《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中庸》明白，得天命之谓性；《大学》明白，得“在明明德”；《论语》明白，得“学而时习之”；《孟子》明白，得“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全部便可豁然。“易之元亨利贞，礼之毋不敬”，亦然。
人起于寅，物生于春。春者，蠢也，言万物蠢然生动也。若十一月木凋草枯，谓之发生，可乎？《春秋》书“春王正月”，便见得天序不因王制而改。若是尊王，何不书“王春正月”乎？《尧典》劈头説“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可知必以兴作人事起头为嵗首方妥。夫子行夏之时，乃是祖述尧舜。
问：周公如何不用夏正而用周正？曰：圣人学问虽无有二，然各人亦似各有得力处。周家学问都似在建子，着意文王后天图，用处在震，而发端则在干。
隐无正者，二年以后无正月也。桓无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书王也。正者，诸侯所禀于王王者，正诸侯者也。下不禀则无正，上不正则无王。桓弑其君，王不讨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谓不正而无王。隐终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防无一者，是之谓不禀而无正。然则他君异于此欤？曰：一经之始，于二君见义焉耳。《春秋》书法，见义者义明则止，其余以常书【自记】
春秋之初，犹以取邑爲重，故隐四年，莒取牟娄；桓十四年，宋取牛首，皆书。而后则不书，非春秋以爲常事而不书，乃诸侯以爲常事而不告耳【自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两説。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国来讣，称其僭号，我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则我爲政，我爲政则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则我徃其国而防其葬，以彼爲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国，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殊无宾主之礼。《公羊》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着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弑君之公子，先皆削去属籍，以着其恶，义例明矣。至庆父之后，皆称公子而不削，亦是此例，见得弑君者竟公子也，则无父无君之罪更甚矣。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亦是此例。先儒以爲进之，非也。惟吴楚之丧，止于其来讣时书其本爵而已，至葬虽鲁君或在，亦不书，盖葬虽从主人，而断不可书曰某王，故宁阙之。
近看《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苦来日有限，未能卒业。其中义例纷然，变化错出，思之皆有妙义。如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絶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若曰此爲其某官，爲其世子，而至爲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抒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肻以己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曰：“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曰：“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昭问其次，曰：“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恶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漏网，后世将竟不知其爲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
译冯定远先生说：“人熟读了《春秋》，自然能写古文。”这话必有来历。他说：“我平生就有这个论点，无论大的经义法度，还是年月、称谓、次序、体裁，如果不了解《春秋》，下笔就会出错。”
《左传》记载隐公，在提到公子翚时就称隐公；《史记》记载汉武帝，在提到武帝时就称武帝，这非常有名。史书尚且如此，试看字字有着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了《春秋》没有第二部书能做到。
朱子自称这一生不敢向《春秋》问津，门人问他哪里不能明白？朱子说：“就连开头一句‘春王正月’就不明白，这是极妙的警醒世人的机锋。”其实《春秋》是明白的，懂得了“春王正月”就都明白了；《中庸》是明白的，懂得了“天命之谓性”就明白了；《大学》是明白的，懂得了“在明明德”就明白了；《论语》是明白的，懂得了“学而时习之”就明白了；《孟子》是明白的，懂得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明白了。全部便可豁然开朗。“易之元亨利贞，礼之毋不敬”也是如此。
人起于寅时，物生于春季。春，就是蠢，是说万物蠢然生动。如果十一月树木凋零、草木枯萎，称之为发生，可以吗？《春秋》记载“春王正月”，便可见天时的秩序不因王制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是尊崇王权，为什么不写“王春正月”呢？《尧典》开篇说“钦若昊天，敬授人时”，可知必定以兴作人事作为岁首才妥当。孔子实行夏历，乃是祖述尧舜。
问：周公为何不用夏正而用周正？答：圣人的学问虽然无二，但每个人似乎各有得力的地方。周家的学问都似乎在建子月，着意于文王的后天图，用处在震卦，而发端则在乾卦。
隐公无正，是指二年以后没有正月。桓公无王，是指十八年之中，有十四年不书王。正，是诸侯从王那里禀受的，是纠正诸侯的。下面不禀受就没有正，上面不纠正就没有王。桓公弑杀了他的君主，天王不讨伐他，而生死恩惠都到了，这就叫不正而无王。隐公终其位，王命四次到达，而朝聘奔丧没有一样，这就叫不禀而无正。那么其他君主与此不同吗？答：一经的开始，在这两位君主身上体现义理罢了。《春秋》的书法，体现义理的地方义理明白了就停止，其余按常规记载【自记】
春秋之初，还以夺取城邑为重，所以隐公四年，莒国夺取牟娄；桓公十四年，宋国夺取牛首，都记载了。后来就不记载了，不是春秋认为这是常事而不记载，乃是诸侯认为这是常事而不报告罢了【自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兩種说法。一是世情，一是道理。世情者，其国来报丧，称其僭号，我依据其报丧而记录在我的史册中，则我为主政，我为主政则何必依从其僭号，直接说某爵位即可。至于葬礼，则我前往其国而参与其葬礼，以彼为主，我不是天王，怎能进入其国，面对其臣子而贬低其君父，这完全没有宾主之礼。《公羊传》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而言，先纠正其罪，后记录其实，不写本爵，何以见其实？不写僭号，何以见其僭？前面的义例已经明白，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这就是所谓的微而显。这竟是《春秋》的一个通例。如弑君的公子，先都削去属籍，以彰显其恶，义例明白了。至于庆父之后，都称公子而不削籍，也是这个例子，可见弑君的竟然就是公子，那么无父无君的罪过更严重了。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也是这个例子。先儒认为是进之，不对。只有吴楚的丧事，止于其来报丧时书其本爵而已，至于葬礼即使鲁君在，也不书，大概葬礼虽从主人，但断不可书曰某王，所以宁可空缺。
近来读《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是苦于来日有限，未能完成学业。其中义例纷繁，变化错出，思考之皆有妙义。如乱臣贼子，起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来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之人，或称盗。大概起初是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位，若说这是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很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都如赵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那么弑君之贼必秉国钧，怎肯以自己行弑，讣告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国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说：“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说：“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司马昭问其次，说：“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罪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于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写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如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之于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逃网，后世将竟不知其为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写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之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
”，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也。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若《纲目》则大贤之书，成例一定，依此书之，不敢屡变矣。晋乗相传，前代尚有见者，其书河阳事竟曰：“周襄王出防晋文公”，是诚何语？夫子改曰：“天王狩于河阳”，何等严正。
译宦官、宫妾之类，是不值得提及的。不记载他们的名字，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对存疑之事保持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不知道具体指代的是谁，从而去推究求索，那么当事人也就无法将罪责推卸给他人以逃避惩罚。这样的义例，确实不是圣人不能创立的。至于《资治通鉴纲目》，是大贤的著作，体例一旦确定，就依照这个体例来书写，不敢屡次变更了。晋国的史书相传，前代还有见过的人，那本书记载河阳之事竟然说：“周襄王出巡防备晋文公”，这究竟是什么话呢？孔子改为：“天王在河阳巡狩”，是多么严正啊。
称国人以弑，传云“罪累上也”，此义大不稳。《春秋》中诸侯之有罪者，莫过于三灵：楚灵、晋灵、陈灵，未尝书人也。此是大义例，盖其人当权秉政，或讣不以实，或自已欲掩其罪，而乱指一人以代其辜，或重赂一人以抵其罪，我国何得依之以蔽其奸？然史之阙文，孔子所谨，即明明知爲某人，亦不便竟以其人实之，故作不结之案曰“某国有人弑君”，隐然属之其人。其人时自惊心，后人又将究其人以实之。如有贼犯拏不到，他乱推一人，或买一人来抵罪，官府不肯与他结案，宁可悬以待捕，令他终身不敢出头露面。所以不学《春秋》，无以断事。《春秋》乃刑书也，今之悬案，即是此例。
论人止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钩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宁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论人，以及春秋书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档案则例一般，凡大事须查案定拟。韩文公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
説《春秋》莫太髙，放平些好。总是人情物理其中，王法森然，一字不可假借。极寛大，极谨严温而厉威而不猛，变换无端，各当其则如鲁君逆，不称夫人，而曰女，未成礼则爲他邦之女而已，乌在为我夫人？且以着其父母之国也。及其来则成礼矣，乃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周。则不然，徃即曰逆王后于某国盖王者无外，谁非臣妾？天王曰某为王后，则王后矣。及其来却不称王后，而着其国与姓焉。名已正矣，乃本其所自生，乌得泯其父母之国乎？大法精义动笔斯在，周详委至，神化难儗。人取我国之土地，不书讳之也。至济西则书后卒归也。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讳矣。战败不书讳之也。至干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也。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説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鲁君与诸国之大夫盟，皆不书公，惟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夫等也。鲁有难而齐轻之，故使高子来。桓公率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出，仅遣屈完来，皆可耻者，故不着其君使之来。若彼国无君，而其臣擅来者，非吾之辱也。独成公于楚师之临，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者，所以着季、孟主忧主辱之罪。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着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肹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爲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自记】
载词称同盟而以同盟告，则同盟之矣。其所谓同尊周、同外楚，或当日在盟诸侯有此意，因加此字于誓词之上耳，非夫子所加也【自记】
春秋固谨内外上下之分，然所谨者大义大法而已。晋楚国势之强弱，权籍之去来，于春秋何与？説经者必先去此一病而后可【自记】
观《春秋》所书，女以姓而男以氏，则知周礼【自记】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庄三月有事，而存首月爲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自记隐公元年】
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凿为之説。防戎于潜，时而不月，乃寂无説焉。何欤？范氏之説又不明也。程子因旧史之説，信已防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畧，故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犹侵伐之于战灭也【自记隐公二年】
内女嫁爲诸侯夫人，未有书逆者。纪伯姬书逆，何曰：“逆女而在邻国，则身亲之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春秋之时，亲迎礼废，纪鲁不敌，犹不身亲，余可知矣。书此示礼之变，余不悉书也。逆不悉书，归何以书？曰：“归者，内辞也；逆者，外辞也。详内而畧外也。”其
译称国人弑君，《公羊传》说“罪累及上位者”，这个解释很不妥当。《春秋》中诸侯有罪的，没有比楚灵王、晋灵王、陈灵王更严重的了，但《春秋》都没有记载具体是谁杀的。这是重大的义例，大概是因为那人当权执政，或者死讯不真实，或者自己本想掩盖罪行，却胡乱指认一人来代替受罪，或者重金贿赂一人来抵罪，我们怎么能依据这种说法来掩盖他们的奸恶呢？然而史书有缺漏的文字，是孔子所谨慎对待的，即使明明知道是某人杀的，也不便直接以那人来实指，所以做成不结案的记录说“某国有人弑君”，隐约地归咎于那人。那人当时自然心惊胆战，后人又将追究那人来证实。就像有贼犯抓不到，他胡乱推一人，或买一人来抵罪，官府不给他结案，宁可悬案等待抓捕，让他终身不敢出头露面。所以不学习《春秋》，就无法断案。《春秋》就是刑书，现在的悬案，就是这个例子。
论人只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即使钩棘深究得到结果，也未必不错。比如用刑，宁可错放也不宁可错判。孔子论人，以及《春秋》的书法，都是这样。《春秋》就像今天的档案则例一样，凡大事必须查案定拟。韩愈说：“《春秋》书写王法，不诛其身，只要王法不泯灭，就好了。何必要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的情理。
解说《春秋》不要太玄高，放平些好。总是人情物理在其中，王法森严，一字不可假借。极宽大，极谨严，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猛烈，变换无端，各当其则。比如鲁君迎娶，不称夫人，而称女，没成礼则只是他邦之女而已，哪里是我的夫人？并且以此标明她的父母之国。等到她来则成礼了，才称夫人某氏从某国来到。不然，前往迎娶就说迎王后于某国，大概王者无外，谁不是臣妾？天王说某为王后，就是王后了。等到她来却不称王后，而标明她的国与姓。名已正了，乃本其所自生，怎么能泯灭她的父母之国呢？大法精义，动笔就在其中，周详委至，神化难拟。别人夺取我国的土地，不书讳之。到济西则书后卒归。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忌讳了。战败不书讳之。到干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说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别国，内中国而外四裔的意思。大凡鲁君与诸国的大夫盟，都不书公，只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臣等同。鲁有难而齐轻视之，所以派高子来。桓公率领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起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自出，仅遣屈完来，都可耻的，所以不写其君使之来。如果彼国无君，而其臣擅自来，不是我的耻辱。唯独成公在楚师来临时，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成公亲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是为了标明季、孟主忧主辱的罪。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子已见前。叙伯叔者，标明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级。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所以亲亲之词厚；其后，世卿逾恣，所以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称兄弟而名之，是对上的称呼；杀若奔则称兄弟而名之，是存亲之实。叔肹称公弟于其卒，是无列位；季友字于其归，不是对上的称呼，且贤之。无列位，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认为当时的公子没有不贵的。
载词称同盟而以同盟告，就是同盟了。其所谓同尊周、同外楚，或者当日在盟诸侯有此意，因加此字于誓词上罢了，不是夫子所加的。
春秋固然谨慎内外上下之分，但所谨慎的是大义大法而已。晋楚国势之强弱，权籍的去来，与春秋何干？说经者必先去此一病而后可。
观《春秋》所书，女以姓而男以姓，则知周礼。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公、庄公三月有事，而存首月为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
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穿凿为之说。防戎于潜，时而不月，乃寂静无说焉。为什么呢？范氏之说又不明。程子因旧史之说，信已防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略，所以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也如同侵伐之于战灭。
内女嫁为诸侯夫人，未有书逆者。纪伯姬书迎，何休说：“迎女而在邻国，则身亲之者也。派大夫，非正也。”春秋之时，亲迎礼废了，纪鲁不敌，尚且不身亲，其余可知了。书此示礼之变，其余不悉书。迎不悉书，归何以书？回答说：“归者，内辞也；迎者，外辞也。详内而略外也。”
不书归者，先儒以爲皆有故也。遭出者也。爲诸侯夫人者，书归不书逆；爲大夫内子者，书逆不书归【自记隐公二年】
译不记载“归”的原因，先儒认为都是因为有缘故的。这是指遭遇被休弃的情况。如果是诸侯的夫人，史书只记载“归”而不记载“逆”；如果是大夫的正妻，史书只记载“逆”而不记载“归”【自注：见隐公二年】
求赙不称，使当防未君也。武氏子畧辞也，仍叔之子详辞也。何详于仍叔之子？蒙王命之称也【自记隐公三年】
春秋书臣弑君者，州吁始也。书子弑父者，商臣始也。继弑君者，宋督是也。继弑父者，蔡般是也。春秋盟防多矣，无言其故者，曰“成宋乱爲督也”，曰“宋灾故爲般也”。则曷爲不于州吁、商臣见义乎？曰：商臣之弑，不责诸侯之诛无父之罪于无王之域。若曰楚之自絶诸夏乆矣，诸侯力不加焉，此其可恕者耳。州吁者，盖属辞书事而已，明也。诸侯之罪已见也【自记隐公四年】
州吁者，王不能杀，诸侯不能杀，而使卫人杀之。王不能爲卫立君，诸侯不能请于王爲卫立君，而使卫人立之。故书曰：“卫人立晋。”其伤无王法也，大其罪，卫人擅立也。微【自记隐公四年】
邾人、郑人伐宋。长邾于郑者，何？春秋之初，未有伯者，故序侵伐，以主兵者爲上；序盟防，以志者爲先【自记隐公五年】
公谷皆曰：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罪臣下也。此理甚精，然求之全经，多不合者。左氏曰：不书葬，不成丧也。盖有乱臣贼子贬其君父而不成丧者，有国乱畧于礼而不成丧者。贬其君父而不成丧，栾书、崔抒之葬，厉、严是也。国乱略于礼，鲁人之▯闵公是也。齐桓公曰：鲁可取乎？危乱可知，宜乎不成丧也。隐于二者何处也？曰：殆羽父因其摄，杀其礼，与于贬其君父者云尔。或曰：羽父弑者也，岂肻贬公以章其罪？曰：不见意如之别昭公于兆域之南者乎？故孔子曰：章夫子之不臣【自记隐公十一年】
王之不称天，自伐郑始也。据传，周郑交质，交恶，王之失柄甚矣。不行于畿内之邦，朝之卿士，而能逺有乎？或曰：此如朝于王所，语势之顺也。曰不然，不朝于京师，不朝于方岳，而朝于盟防之处，「曰所」者失「所」者也。不称天，皆微词也。其曰「天王狩于河阳」，何也？曰：于其召也，尊王而没，其实以互讳；于其朝也，退王而寓，其实以交讥【自记桓公五年】
以寔爲州公者，非也。盖本称爲「来朝我」，而冬先过曹。州公之失于礼也，故书曰：「寔来」，寔是也。冬过曹，而春正月「寔来」，语势如所谓「西倾因桓是来【自记桓公六年】
凡春秋书事，系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则非复防此日而防上之时月也。武父之盟，卫侯晋之卒，两事适同日，故特两书日以别之【自记桓公十二年】
上书突奔，忽归，此书突入。自是以后，郑君屡易。忽、亹、仪突之际，春秋无一书者，或以爲不成君也。夫三君相继，多歴年所，弑逆大恶也。立君，大事也。春秋悉削之，而独成篡位之突，必不然矣。盖鲁桓党弑君者，故如宋如郑，必列防兴师以定其位。当时郑通赴告突也，非忽、亹、仪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书焉【自记桓公十五年】
公谷以爲贼不讨而书▯仇在外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夫仇有内外，何以谓之不共戴天乎？此条义例，未必《春秋》意也【自记桓公十八年】
赗仲子防成风一事也，聘桓公锡桓公命一事也，皆名冡宰于前王，不称天于后，胡氏之説当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郑，不可最大，使仍叔之子来聘，使家父来求车，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义所存，旧史有详略耳。夫不幸而有内难，播越出居，义不可厚非，求车求金，皆小过也，岂得与紊乱三纲之道同日语哉？使仍叔之子，其过不在于使非其人，爲聘桓有罪焉耳。然而所以无贬者，义见前矣。范氏之説是，未知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也。旧史详略，他当仍而阙也。无端而増削王号，夫子奚重而不更乎？然则伐郑及朝诸侯于防所二事，于出居甚乎？曰：于渎三纲则损，而于出居甚矣。夫交质乱分，交恶起戎，暨乎害礼伤尊，而防觐者，皆伤王纲也。自齐桓则汲汲乎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哉？冠王于事而不称天者，重；因事言王而不称天者，轻【自记庄公元年】
管仲不死，程子去就轻之説是。胡氏以爲徙义，事不济而背之
译求取赙赠的财物不符合礼制，这相当于让当防的人没有君主。武氏之子是略去辞让，仍叔之子是详细地辞让。为什么对仍叔之子记载得如此详细？因为他是承蒙王命的称呼【自记隐公三年】
《春秋》记载臣子弑杀君主，从州吁开始；记载儿子弑杀父亲，从商臣开始。接着弑杀君主的，是宋国的华督；接着弑杀父亲的，是蔡国的般。《春秋》记载盟会防务很多，没有说明原因的，说“促成宋国的动乱是为了华督”，说“宋国灾祸的原因是为了般”。那么为什么不在州吁、商臣身上体现大义呢？回答说：商臣弑父，不责备诸侯诛杀无父之罪于无王的境地。如果说楚国自我隔绝于中原已久，诸侯的力量无法施加，这是可以宽恕的。州吁这件事，大概只是措辞记事而已，道理很明白。诸侯的罪过已经显现了【自记隐公四年】
州吁这件事，周王不能杀他，诸侯不能杀他，而让卫国人杀了他。周王不能为卫国确立国君，诸侯不能向周王请求为卫国确立国君，而让卫国人确立了他。所以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这伤害了无王法的严重性，夸大其罪过，是因为卫国人擅自拥立。细微之处【自记隐公四年】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把邾国排在郑国前面，是为什么呢？《春秋》初期，没有霸主，所以排列侵伐，以主持军事的人为上位；排列盟会防务，以立志的人为先【自记隐公五年】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春秋》的法度，国君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这是罪责臣下。这个道理很精妙，然而对照整部经书，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左传》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大概有乱臣贼子贬低其君父而导致丧礼不成的，有国家动乱略去礼制而导致丧礼不成的。贬低君父而导致丧礼不成，栾书、崔杼的葬礼，以及晋厉公、齐庄公就是例子。国家动乱略去礼制，鲁国人对待闵公就是例子。齐桓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危乱可知，适宜丧礼不成。隐公在这两者中属于哪一种呢？回答说：大概羽父趁着摄政，废除了礼制，与贬低君父的人同类。有人说：羽父是弑君的人，难道肯贬低国君来彰显他的罪过吗？回答说：没看见意如把昭公区别安葬在兆域南面的事吗？所以孔子说：彰显夫子的大不臣【自记隐公十一年】
周王不称天，从攻打郑国开始。根据传文，周郑交换人质，交恶，周王丧失权柄很严重了。在畿内的邦国、朝廷的卿士那里都不能施行，还能远有吗？有人说：这就像朝见王所，语势顺畅。回答说不是这样，不朝见京师，不朝见方岳，而朝见盟会防务的地方，“曰所”是失去了“所”的人。不称天，都是微言。那说“天王狩于河阳”，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在他召见时，尊崇王而隐没，其实是用互相忌讳；在他朝见时，退让王而寄托，其实是用互相讥讽【自记桓公五年】
以寔作为州公的人，是不对的。大概原本称为“来朝我”，而冬天先经过曹国。州公失礼，所以记载说：“寔来”，寔是。冬天经过曹国，而春天正月“寔来”，语势如所谓“西倾因桓是来【自记桓公六年】
凡是《春秋》记事，都系于日。其下有不月日而记事者，就不再防此日而防上之时月了。武父之盟，卫侯晋之死，两件事恰好同一天，所以特别两书日以区别之【自记桓公十二年】
上文记载突奔，忽归，这里记载突入。从此以后，郑国国君屡次更替。忽、亹、仪突之间，《春秋》没有一处记载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不成国君。三位国君相继，历经多年，弑逆是大恶。立君，是大事。《春秋》全部删削，而唯独成全篡位的突，必定不是这样。大概鲁桓公党同弑君者，所以像宋国像郑国，必定列防兴师以定其位。当时郑国通赴告突，而不是忽、亹、仪。所以三位国君的存亡，无法记载【自记桓公十五年】
《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贼人未被讨伐而记载〇仇在外，不责备越国而讨伐于是。仇有内外，怎么能说不共戴天呢？这条义例，未必是《春秋》的本意【自记桓公十八年】
赗仲子防成风是一件事，聘桓公锡桓公命是一件事，都在前王名下名冡宰，不在后称天，胡氏的说法对了。范氏说：天王出居于郑，不可最大，让仍叔之子来聘，让家父来求车，都是不可以的。三者都说天王，明白不是义所存，旧史有详略罢了。不幸而有内难，流亡出居，义不可厚非，求车求金，都是小过，岂能与紊乱三纲之道同日而语呢？让仍叔之子，其过不在于使非其人，为聘桓有罪罢了。然而所以无贬，义见前矣。范氏的说法是对的，不知道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旧史详略，他当仍而阙。无端而增减王号，夫子奚重而不更呢？那么伐郑及朝诸侯于防所两件事，比出居更严重吗？回答说：在渎三纲则损，而在出居甚矣。交质乱分，交恶起戎，以至于害礼伤尊，而防觐者，都伤害王纲。自从齐桓公则汲汲乎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呢？冠王于事而不称天者，重；因事而言王而不称天者，轻【自记庄公元年】
管仲不死，程子去就轻的说法是对的。胡氏认为是徙义，事不济而背之
陈人杀万不书。胡氏以爲宋赂而得之。宋失贼而陈受赂，与鲁之共仲同，故《春秋》不与其讨贼也。其説委曲，未必合于经意。愚谓闵弑万不书，宋不告也。杀万▯闵不书，宋不告，鲁不防也。鲁宋连年不睦，前有菅之战而败宋师，后有北杏平宋而鲁不与。万尝获于鲁矣，庄公豢而归之。其弑也，又以誉鲁，启衅。吾想其服刑也，宋将问鲁故焉，而因有憾于我也。是故宋不告，鲁不防焉耳。共仲之事则又不然，季子盖死之而未以讨令也。与其酖叔牙而立后，亦同。《春秋》将同叔牙之例而卒之欤？何以不没其弑也？将书刺而又未以讨令也，则有不书其卒，以不殁其弑，疑于奔而不返者，而罪乃章显。故韩子谓孔子之作《春秋》，深其文辞也【自记庄公十二年】
同盟于幽，始盖无王有伯之初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非小故也。我公非诸侯欤？则未知斯盟之爲是邪，非邪？故没之也。其或同，或不同，何也？因其旧焉尔。存乎载书，或曰同，或不曰同【自记庄公十六年】
四时无事则书。首月今以五月首时何也？昬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娶雠人之女，当丧而图昬，亲纳币以固之，观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饰之，大夫宗妇觌用币以侈之。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周礼，仲春防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昬姻之时也。昬姻之礼不正，义系月，故去月。昭公娶同姓，义系时，故去时【自记庄公二十二年】
畿内之臣不称使者，皆自来朝聘也。祭公、祭伯来，不言朝，朝不可言也。祭叔来聘，聘可言也，尊王朝也【自记庄公二十三年】
曹杀其大夫胡氏。曰：方其交政中华，防盟征伐，虽齐、晋上卿，止录其名。至于见杀，虽曹、莒小国，亦书其官。愚谓防盟之类，总言诸侯之大夫者有之矣。见杀者书官之下，未尝不名也。此何以不名？或曰：众也。或曰：无命大夫也。或曰：义系于杀也。专杀大夫，非制也。无罪而杀，尤非义也。盖杀大夫之罪，不著名者爲上，著名者次之，称人杀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杀者几无罪矣【自记庄公二十六年】
如楚乞师，乞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告籴于齐，犹曰如其移之于国中云尔。知桓公之不遏籴也【自记庄公二十八年】
季子来归，以爲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以君命出入，则名之。君前臣名之义也，出奔则亦名之，絶也。非此族也，则字之【自记闵公元年】
以仲孙高子爲天子之命大夫于理爲长。盖是时齐威首行尊王之事故，请于天子而命之【自记闵公元年】
以前皆称荆，外之也。至伐郑之役，举国号者，将有齐桓膺惩之事，不得复举州也。欲有其末，先具其本，故变州举国【自记僖公元年】
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将有辞以告于诸侯，故得而书之也。灭虢，灭虞，晋人讳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书之也【自记僖公二年】
江黄不与伐楚，管仲明知楚必服，而又恐其就近蹂躏江黄，或不能救，以速江黄之祸，故姑令勿与。此与问包茅南征，同一权宜也【自记僖公三年】
虞虢之灭，晋人盖修其祀，而不以灭告诸侯也。春秋之作，其文则史，不告灭故不书灭，然实则已灭矣。故夏阳不应书灭而书灭，又书晋人执虞公，比于灭国，执其君之例，则两国亡之实录也【自记僖公五年】
僖公贤者，凡常事防盟，概不行告至之礼，伐楚代郑，兹两役也。荆舒是惩，史克爲之作颂。公盖自以爲功，而鲁人大之也。故独书至，行告至之礼也【自记僖公六年】
荀息启伐虞之役，不谏申生之杀，导君不义，陷君不慈，区区拥立嬖孽而殉之，诚哉其匹夫匹妇之谅。孔父、仇牧、荀息，圣人据事书之耳。其死之优劣，攷其事实可见，书法不得而异也【自记僖公十年】
先儒言杀里克不以其罪，故不去官，固是然。克自与他弑君之贼不同，虽见杀于惠国人，犹或哀之也。朱子谓克自不当安于奚齐卓之立，但不可杀之者，庶几可与权之论乎【自记僖公十年】
春秋之书螽，谷梁子谓：“甚则月，不甚
译陈国人杀了万，史书没有记载。胡氏认为这是宋国贿赂陈国而得到的结果。宋国失去了讨伐贼人的机会，陈国接受了贿赂，这与鲁国的共仲情况相同，所以《春秋》不赞成他们讨伐贼人。胡氏的说法曲折详尽，未必符合经文的本意。我认为闵弑杀万没有记载，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杀万〇闵没有记载，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鲁国也没有防备。鲁国和宋国连年不和，之前有菅之战打败了宋军，之后有北杏之盟平定宋国而鲁国没有参与。万曾经被鲁国俘获，庄公饲养后放归了他。他弑君时，又以此赞誉鲁国，开启争端。我猜想他服刑时，宋国将询问鲁国的缘故，因而对我有怨恨。所以宋国没有报告，鲁国也没有防备罢了。共仲的事情则又不同，季子大概已经死了，而没有以讨伐的命令下达。与他毒死叔牙而立后嗣，也是一样的。《春秋》将比照叔牙的例子而记载他的死吗？为什么不掩盖他的弑君行为呢？将要记载刺杀而又没有以讨伐的命令下达，那么有不记载他的死，以不掩盖他的弑君行为，使人怀疑他出逃而没有返回，这样罪过就明显了。所以韩子说孔子作《春秋》，文辞深刻【自记庄公十二年】
在幽地结盟，起初大概是没有周王而有霸主的时候。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这不是小事。我们国君不是诸侯吗？那么不知道这个盟约是对还是错？所以掩盖了它。有的相同，有的不同，为什么呢？是沿袭旧例罢了。存在于载书中，有的说同，有的不说同【自记庄公十六年】
四季没有大事就记载。首月现在以五月为首月为什么呢？昏礼的失误，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了。娶仇人的女儿，在丧期中图谋婚事，亲自纳币以巩固它，观社以主持它，丹楹刻桷以装饰它，大夫宗妇觌用币以奢侈它。礼的失误，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了。周礼，仲春防止男女私奔，周的四月，夏的二月，是婚嫁的时候。婚嫁的礼不正，义系于月，所以去掉月。昭公娶同姓，义系于时，所以去掉时【自记庄公二十二年】
畿内的臣子不称使者，都是自来朝聘的。祭公、祭伯来，不说朝，朝不可说。祭叔来聘，聘可以说，是尊重王朝【自记庄公二十三年】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胡氏。说：正当他们交往于中华，防盟征伐，即使是齐、晋的上卿，只记录他们的名字。至于被杀，即使是曹、莒小国，也记载他们的官职。我认为防盟之类，总说诸侯的大夫是有的。被杀者记载官职之下，没有不记载名字的。这为什么不记载名字？有人说：人多。有人说：没有命的大夫。有人说：义系于杀。专杀大夫，不是制度。无罪而杀，尤其不是义。大概杀大夫的罪，不著名的是上等，著名的是次等，称人杀的是再次等。削去大夫的，杀者几乎无罪了【自记庄公二十六年】
到楚国乞求军队，乞求得到得不到，是不可知的言辞。向齐国告籴，还说如果移到国中云云。知道桓公不阻止籴【自记庄公二十八年】
季子来归，认为表彰他的贤德，也可以通。然而诸侯兄弟有称字的例子，以君命出入，就记载名字。君前臣名的义理，出奔也记载名字，是断绝。不是这个族类，就称字【自记闵公元年】
以仲孙高子为天子的命大夫在理上为长。大概这时齐威首行尊王的事，所以请于天子而命之【自记闵公元年】
以前都称荆，是外之。到伐郑之役，举国号的，将有齐桓膺惩之事，不得再举州。欲有其末，先具其本，所以变州举国【自记僖公元年】
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定有辞以告于诸侯，所以得以记载。灭虢，灭虞，晋人讳其事而告，所以不得记载【自记僖公二年】
江黄不参与伐楚，管仲明知楚必服，而又恐怕其就近蹂躏江黄，或不能救，以加速江黄的祸，所以姑令勿与。这与问包茅南征，同一权宜【自记僖公三年】
虞虢之灭，晋人大概修其祀，而不以灭告诸侯。春秋之作，其文则史，不告灭所以不书灭，然而实则已灭。所以夏阳不应书灭而书灭，又书晋人执其君，比于灭国，执其君之例，则是两国亡之实录【自记僖公五年】
僖公贤者，凡常事防盟，大概不行告至之礼，伐楚代郑，这两役。荆舒是惩，史克为之作颂。公大概自以为功，而鲁人大之。所以独书至，行告至之礼【自记僖公六年】
荀息启伐虞之役，不谏申生之死，导君不义，陷君不慈，区区拥嬖孽而殉之，诚哉匹夫匹妇之谅。孔父、仇牧、苟息，圣人据事书之。其死之优劣，考其事实可见，书法不得而异【自记僖公十年】
先儒言杀里克不以其罪，所以不去官，固是。然而克自与他弑君之贼不同，虽被惠国人杀，犹或哀之。朱子谓克自不当安于奚齐卓立，但不可杀之者，庶几可与权论【自记僖公十年】
春秋之书螽，谷梁子谓：“甚则书月，不甚
六鹢书是月不止嫌与陨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着其日乎「或者六鹢退飞不止一日也【自记僖公十六年】
灭项，公谷防上文，以爲齐人灭之；左氏以爲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则鲁人灭之也。胡氏例内讳灭，曰取，此不讳公在外也。讳者，臣子所以施于君父，以纳三叛人，不讳例之，胡氏之説然矣。或曰：例以城楚丘，乌知非齐灭也？曰：城楚丘，义也，且有我在焉，故使如内词。灭项非义也，如齐灭而非我也者，使如内词，其可乎【自记僖公十七年】
蔡服属于楚旧矣。齐之盟，其非长楚明也。班陈、蔡于楚上，于楚始防盟而正之也。然则郑何以后？曰：“桓公没，郑首朝楚。斯役也，其郑赞之欤？”郑畿内之邦，非陈、蔡隣楚者比也。春秋恶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甘爲服属者云尔【自记僖公十九年】
梁亡，谁以告而《春秋》书之？盖秦人具其事实以告，且避灭国之名也。实非秦罪，故仍之而书「梁亡【自记僖公十九年】
雨不足以沾渥曰不雨，纯无雨曰大旱，犹无麦禾与饥也【自记僖公二十一年】
僖之至自伐齐，公盖自以爲功而告至耳。危之説不可施于召陵，乆之説不可施于此，故又有罪之説凿矣【自记僖公二十六年】
围宋之役，楚首序于诸侯之上矣。故君在行而人之也，不与其长诸侯也。公从而防之，盟不讳公，何也没？楚即讳公【自记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入国不见于经，曰不告也。其定王室爲求诸侯，动未有不告者矣。而不书恶，而削之也。以求诸侯，故迎王受田，请隧，威取畿内之地，功微而过积矣【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归不言其所自，卫侯郑言自楚，恶其于楚而自乎楚也【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元咺复归于卫，书自晋，恶其所自也，倚强国以讼君也【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曹伯执不名而归，名与卫侯同，义皆始疾晋侯之专擅，而终乃本二君即楚去夏之非也。胡氏又搜货筮史爲义，曲矣【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前年书公朝于王所，诸侯遂围许，不以王所致，而致围许，犹成十三年如京师防伐秦，不以京师致，而致伐秦，盖鲁人告至，原以围许伐秦耳，非夫子特笔【自记僖公二十九年】
殽之败，恐当从左谷作？秦师三传，经文同异，茍非其义确然不易者，则从二人之言耳【自记僖公三十三年】
榕村语录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六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二
责当丧以朝礼？晋其狄乎？曰：晋处父如介葛卢、倪黎来之比耳【自记文公二年】
文不书八月雨后时也，僖书六月雨及时也【自记文公二年】跻僖公，汪氏説斟酌于情理间，极不可易。盖惟兄弟同庙而意欲跻僖，故迟迟作主者议未定也。夫作主则当告祔于所宜祔矣。今欲以僖继闵，则当祔庄；欲以僖继庄，则当祔桓。此所以迟迟而未作主也。及逆祀之计决，然后以主祔桓而不继闵矣。然不继闵虽非，而兄弟昭穆同庙，则祔桓未爲失。故作主之时未有逆祀之形，祔祭之时亦未见升僖之迹也。必于大祫之祭，然后逆而跻之，则新主入庙之后，同堂异室而僖居闵上，不待言矣。作僖主亦以末录本之义【自记文公二年】
春秋有称王去天者，王姚江谓偶尔遗落。朱子亦尝云然，思之不尔。王非天也，加他个天字，见得有一毫不似天处，便不是天。既可以添，便可以去。此等处，非孔子手段下不得。故曰「游夏不能赞一词」，却非孔子意爲之。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无一字无所本。《礼记》于君之亡，称天以诛之；《周礼》太师述王行事，称天以諡。宜幽便曰幽，宜厉便曰厉。厉王之子宣王尚贤，不敢改也。若曰此天之爲也，圣人行事有怕人处，似不近情理，却确不可易。如子继大宗所生父，便降服厌于祖也。鲁跻僖于闵，春秋讥之。君父一也。嘉靖身继大统，便尊兴献于正德之上。试想正德在时，兴献称臣否？生称臣而死，遂踞其上，安乎？所以汉朝几百年，尊一部皮毛，《春秋》亦是好的，未必即是圣人之意
译记载六只鹢鸟在当月不止一次出现，人们只嫌它与陨石同日发生罢了。如果只嫌同日，为什么不另外注明具体日期呢？或许六只鹢鸟退飞不止一天。【自记僖公十六年】
灭项一事，《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上文有“防”字，认为是齐人灭项；《左传》认为鲁公因诸侯之事未归，趁机攻取项国，认为是鲁人灭项。胡安国的条例认为对内讳言“灭”，称“取”，此处不讳言公在外。讳言是臣子对君父的做法，因为接纳了三个叛人，不讳言符合条例，胡安国的说法是对的。有人说：条例以“城楚丘”为例，怎么知道不是齐人灭项呢？回答说：城楚丘是合乎道义的，而且有我在其中，所以使用内辞。灭项不合道义，如果是齐人灭项而不是我做的，却使用内辞，可以吗？【自记僖公十七年】
蔡国服属于楚国已经很久了。齐国的盟会，显然不是推崇楚国。把陈、蔡排在楚国之上，是因为楚国刚开始参与盟会而予以纠正。那么郑国为什么排在后面呢？回答说：“桓公死后，郑国首先朝见楚国。这次战役，大概是郑国赞助的吧？”郑国是王畿内的国家，不能和陈、蔡这些邻近楚国的国家相比。《春秋》厌恶它，所以仍然把它排在楚国之下，意思是说：“这是甘心服属于楚国的人。”【自记僖公十九年】
梁国灭亡，是谁报告而《春秋》记载的呢？大概是秦人详细报告了事实，并且避开灭国的名义。实际上不是秦国的罪过，所以照原样记载“梁亡”。【自记僖公十九年】
雨水不足以滋润土地称为“不雨”，完全没有雨水称为“大旱”，就像没有麦禾与饥荒一样。【自记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从伐齐回来，鲁公大概自认为有功而报告到达。说他有危险的说法不能用于召陵，说他滞留的说法不能用于此处，所以又有罪过的说法是牵强附会的。【自记僖公二十六年】
围宋的战役，楚国首先排在诸侯之上。所以国君在军中而称“人”，不承认他统领诸侯。鲁公跟随参与盟会，盟誓不讳言公，为什么？因为楚国就讳言公。【自记僖公二十七年】
晋文公回国不见于经文，说是没有报告。他安定王室是为了求取诸侯，行动没有不报告的。而不记载恶行，是删削了。为了求取诸侯，所以迎接周王接受田地，请求隧葬，威逼夺取王畿内的土地，功劳微小而过错积累。【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归国不说明从哪里来，卫侯郑说明从楚国来，厌恶他在楚国却自称从楚国来。【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元咺复归于卫，记载从晋国来，厌恶他所从来的地方，倚仗强国来诉讼君主。【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曹伯被执不称名而归，称名与卫侯相同，意义都是开始痛恨晋侯的专擅，最终归结于两位君主即楚国而去夏的非义。胡安国又搜集货筮史作为义理，是曲解了。【自记僖公二十八年】
前年记载公朝见周王所在，诸侯于是围攻许国，不说是周王导致的，而说是导致围攻许国，就像成公十三年如京师参与伐秦，不说是京师导致的，而说是导致伐秦，大概是鲁人报告到达，原本就是围攻许国伐秦，不是孔子的特笔。【自记僖公二十九年】
殽之战的失败，恐怕应当从《左传》《谷梁传》作？秦师三传，经文同异，如果不是义理确凿不变，就听从两人的说法罢了。【自记僖公三十三年】
榕村语录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六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二
责备在丧期用朝礼？晋国难道像狄人吗？回答说：晋国的处父就像介葛卢、倪黎来一样罢了。【自记文公二年】
文公不记载八月雨是因为过时了，僖公记载六月雨是因为及时。【自记文公二年】
提升僖公的位次，汪氏的说法在情理之间斟酌，极不可更改。大概只有兄弟同庙而想要提升僖公，所以迟迟制作神主，议论未定。制作神主就应当告祭附祭于应当附祭的地方。现在想要让僖公继承闵公，就应当附祭于庄公；想要让僖公继承庄公，就应当附祭于桓公。这就是迟迟不制作神主的原因。等到逆祀的计划决定，然后以神主附祭于桓公而不继承闵公。然而不继承闵公虽然不对，但兄弟昭穆同庙，附祭于桓公也不算失礼。所以制作神主的时候没有逆祀的形势，附祭的时候也没有提升僖公的迹象。一定在大祫祭的时候，然后逆序提升他，那么新神主入庙之后，同堂异室而僖公居闵公之上，不言而喻了。制作僖公神主也是以末录本的意义。【自记文公二年】
《春秋》有称王去掉“天”字的，王姚江认为是偶尔遗漏。朱子也曾这样说，思考起来不是这样。王不是天，加上一个“天”字，见得有一毫不像天的地方，就不是天。既然可以添加，就可以去掉。这些地方，非孔子的手段下不得。所以说“游夏不能赞一词”，却不是孔子故意为之。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没有一个字没有根据。《礼记》对于君主的死亡，称天来诛杀；《周礼》太师叙述王的事迹，称天来谥号。适合幽就称幽，适合厉就称厉。厉王的儿子宣王尚贤，不敢更改。如果说这是天做的，圣人行事有怕人的地方，似乎不合情理，却确凿不可更改。比如儿子继承大宗所生的父亲，就降服厌于祖父。鲁国提升僖公于闵公之上，《春秋》讥讽他。君父是一样的。嘉靖帝继承大统，就尊崇兴献帝于正德帝之上。试想正德在时，兴献帝称臣吗？生称臣而死，却居其上，安吗？所以汉朝几百年，尊崇一部皮毛，《春秋》也是好的，未必就是圣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