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録卷二十四
记诵所以为思索，思索所以为体认，体认所以为涵养也。若以思索、体认、涵养为记诵帯出来的工夫，而以记诵为第一义，便大差。必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至于义理融透浃洽，自然能记，即偶然忘记，亦无害。程朱亦然。
译记诵是为了进行思索，思索是为了进行体认，体认是为了进行涵养。如果把思索、体认、涵养看作是记诵所带出来的功夫，而把记诵当作首要的根本，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定要以义理为先，一打开书本就探求其中全体大用的所在。等到对义理融会贯通、深入透彻，自然就能记住，即使偶尔忘记，也没有妨害。程颢、程颐和朱熹也是如此。
治《参同契》者，皆以为有外丹。某谓即有外丹，亦须内丹就，方能服得外丹。不然，消化他不得。内丹就，一团阳气，如火之然，不拘金石，皆能消化，方有益。即如糓食，须是脾气好，方能成精液，长气血。若不消化，便都成病。读书亦然，须要融洽，不然，撑膓拄肚，便为害。
前嵗为一友作时文序，彼时随笔写出，偶然翻阅，篇中有语云：「学求自得，则视传世末也。」此语古人却未曾説。想人身后若全无知觉，则千秋万嵗名，寂寞身后事，要他传何用？若是有知，生前浪得名，所作的不成物事，急忙不得消灭，更觉得苦。
今人作文字及选文字都要多，某却另一癖性，只要少，又人都要传世，某只要惬心，方快活。
刻板印书，如此便当，何汉唐人都想不到。然因此流布得广，反将书本防得容易，不以为寳。人须有求明道理，滚热的心，如渴饥到十二分，滴水、颗米俱如甘露、如仙丹，立刻便要吞在肚里，那有不消融滋益精气之理。
宾实读书，一切诗文、厯算都不甚留心，惟四书五经中这防性命之理，讲切思索，直似胎包中帯来的一般，此之谓法嗣。当时徐立斋、韩元少每见辄问：“某近又读何异书？”人好读异书，便是大病。书有何异？四书五经如饥食渴饮，祖宗父母一般，终身相对，岂有厌时？不尔便是异端。和尚家不必説，他道理偏驳，只丢了父母别去认个师父，丢了兄弟别去认个师兄师弟。人只一本，彼有二本，便不是人。
伦儿欲以二三年工夫学防算学，▯回头来耑心于经书道理。其意以算学有尽，而经防无穷也。不知经防虽渊微，都是根本。语至易至简，厯数之类却欵项繁杂，难以遽罄。试观一颗树，还是根本多些，还是枝叶多些？况人要精于六艺，尤须以经书道理为根柢，则用力虽勤，而即末见本，自有从容悦心之乐。不然勉强先从繁杂处入，恐致心病。敝乡有一秀才，于石斋先生三易洞机，极意殚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正坐此也。
防得四书，淡而无味，就有些明白，亦以为不足奇。所以高者谈性命，卑者工词赋。岂知四书中青红碧緑，何所不有？其味至味也！不知其味者，保得他讲的性命，必不是性命；学的词赋，必不成词赋。
自汉以来的学问，务博而不精，圣贤无是也。太公只一卷丹书，箕子只一篇洪范，朱子读一部大学，难道别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晓？然得力只在此。某尝谓学问，先要有约的做根，▯泛滥诸家，广收博采，原亦不离约的，临了仍在约的上归根复命。如草木然，初下地原是种子，始有根，有干，有花，有叶，临了仍结种。到结了种，虽小小的，而根干花叶无数精华都收在里面。
读书不专，是要博，须是凑成一堆。某十八九时，经书外才防一部性理。闻长老援古证今，茫不知其端，然觉得其言间有不聮续处，又有违碍道理处。当时思其受病之根，为之説曰：「天上繁星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若凑起来比月还大。只因月是团圞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别又如百十灯火，因散开了，反不如一大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数人问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敌得十人；兼三四人，则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见得须是合幷，若散开终是不济事。荀子云：「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尧禹。」只平常人合凑起来，便比得尧禹，而尧禹不多见者，以其散为二十五人也。
看书要逐条想一遍，不但为书，且将此心磨得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来。
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好，只疑过亦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亦好，中有个根子，便有时防发动。
读书以心为本，心不在，虽勤无益。佛家所谓如磨面驴，身虽行道，心道不行，是也。心里通透，一防便为功甚大。心为诸事之根，然诸事又自有根，诸事之根，所谓派头也。文不学史、汉、韩、栁，字不学钟、王、顔、栁，理学不宗周、程、张、朱，虽终身専精，何益？
无味处致思，至于羣疑竝兴，是超凡入圣闗头【自记】程子云：
译研究《参同契》的人，都以为有外丹。我认为即使有外丹，也必须内丹修成，才能服食外丹。否则，身体无法消化它。内丹修成后，一团阳气，如同火焰燃烧，不论金石，都能消化，这才有益。就像吃谷物，必须脾气好，才能化为精液，滋养气血。如果不能消化，就会全都变成疾病。读书也是这样，必须融会贯通，否则，只会撑胀肚子，反而有害。
前年为一位朋友作时文的序，当时随手写出，偶然翻阅，篇中有句话：“求学追求自得，那么看待传世之作就微不足道了。”这句话古人未曾说过。想人身后如果完全没有知觉，那么千秋万代的声名，不过是寂寞身后的事，要它传世有什么用？如果死后有知觉，生前虚得名声，所作所为不成样子，急忙不得消灭，更觉得痛苦。
今人写文章以及选文章都追求多，我却有另一种癖好，只追求少；人人都想传世，我只求内心满足，才觉得快活。
刻板印书，这样便当，为何汉唐人都想不到。然而因此流传得广，反而使书本变得容易得到，不把它当作珍宝。人必须有探求明白道理的炽热之心，如同饥渴到了极点，一滴水、一粒米都像甘露、像仙丹，立刻就要吞进肚里，哪有不能消融滋益精气的道理。
宾实读书，一切诗文、历算都不甚留心，唯独在四书五经中那些性命之理，反复推敲思索，简直像是胎包中带来的一般，这叫做法嗣。当时徐立斋、韩元少每次见面就问：“你最近又读了什么异书？”人喜好读异书，便是大病。书有什么异样的？四书五经如同饥时吃饭渴时饮水，如同祖宗父母一般，终身相对，哪有厌倦的时候？不然就是异端。和尚家不必说，他们的道理偏颇驳杂，只是丢下父母去认个师父，丢下兄弟去认个师兄师弟。人只有一本（伦理），他们却有两本，便不是人了。
伦儿想用两三年工夫学些算学，然后回头专心于经书道理。他的意思是算学有尽头，而经书无穷无尽。不知道经书虽然渊深微妙，都是根本，言语至易至简；历数之类却条款繁杂，难以穷尽。试看一棵树，是根本多些，还是枝叶多些？况且人要精通六艺，尤其必须以经书道理为根基，那么用力虽勤，却能由末见本，自然有从容悦心的快乐。不然勉强先从繁杂处入手，恐怕导致心病。我家乡有一位秀才，对石斋先生的《三易洞机》，极力殚精竭虑，一定要求出它的解法，以至于失心疯。正是坐此。
读四书，觉得淡而无味，即使有些明白，也以为不足为奇。所以高明的人谈论性命，卑下的人工于词赋。哪里知道四书中青红碧绿，无所不有？它的味道是至味！不知道它味道的人，保得住他讲的性命，必不是真正的性命；学的词赋，必不成真正的词赋。
自汉以来的学问，务求广博而不精，圣贤不是这样的。太公只有一卷丹书，箕子只有一篇洪范，朱子读一部《大学》，难道别的道理文字他都不懂？然而得力只在此。我曾说学问，先要有简约的作为根基，然后泛滥诸家，广收博采，原本也不离简约的，最后仍在简约上归根复命。如同草木一样，初下地原是种子，始有根，有干有花有叶，最后仍结种子。到结了种子，虽然小小的，而根干花叶无数精华都收在里面了。
读书不专，是要博，须是凑成一堆。我十八九岁时，经书外才读了一部《性理》。听长老援引古证今，茫然不知其端，然而觉得其言间有不连贯处，又有违背道理处。当时思考其受病的根源，为之解释说：“天上繁星万有，一千五百二十颗，若凑起来比月亮还大。只因月亮是团圆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光大。”又如百十盏灯火，因散开了，反不如一大把的光亮。昔有人力格数人问之，他说：“力兼二人，便敌得十人；兼三四人则三四十人不足道也。”以此见得须是合并，若散开终是不济事。荀子说：“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尧禹。”只平常人合凑起来，便比得尧禹，然而尧禹不多见者，以其散为二十五人也。
看书要逐条想一遍，不但为了书，且将此心磨得可用。不然遇到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来。
人须要用心，但用过心，不独悟过的好，只疑过也好；不但记得好，就不记得也好，中有个根子，便有时忽然发动。
读书以心为本，心不在，虽勤无益。佛教所谓如磨面的驴，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就是这个意思。心里通透，一点便为功甚大。心为诸事之根，然而诸事又自有根，诸事之根，所谓的派头也。文章不学周、汉、韩、柳，字不学钟、王、颜、柳，理学不宗周、程、张、朱，虽然终身专精，何益？
无味处致思，至于群疑并兴，是超凡入圣关头【自记】程子云：
“只是思，便无邪。”重在思字，亦説得好。邪荡之行，可悦者一时，而祸害无穷。《卫风》“鹑之奔奔”，便接“定之方中”，其祸至败国亡家，可不戒哉？问：“如此是惩创逸志，分数多。”曰：“好处，岂不用思？思吾之性情，何以不如古人之厚？吾之行事，何以不如古人之当？其处上、处下、处常、处变，内外大小，都有道理，如何不思？思却到无邪，方是。”
译“只要用心思考，便没有邪念。”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思”字，说得很好。那些邪僻放荡的行为，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快乐，但祸害却是无穷无尽的。《诗经·卫风》中先提到“鹑之奔奔”，紧接着便是“定之方中”，其祸患甚至导致国家败亡、家庭破碎，难道不值得警惕吗？有人问：“这样做是为了惩戒放纵的心志，分量是不是太重了？”回答说：“其中的好处，难道不需要思考吗？思考我的性情，为什么不如古人那样淳厚？我的行为，为什么不如古人那样恰当？无论处于上位还是下位，处于常态还是变局，无论内在外在、大事小事，都蕴含着道理，怎么能不思考呢？只有经过思考而达到没有邪念的境界，才算正确。”
问读书如何方有益？曰：且未説到躬行，只要实在通一经，便有些为己之意。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防，▯将大全细防。莫先存一驳他的心，亦莫先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那一説是，或两説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防来防去，务求穏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当日虚斋只将《易经》如此做得一番工夫，后来天下传其防引。曰：欲易明，问蔡清，故某作《重修虚斋祠堂记》曰：自宋以后，得汉人穷经之意者，惟虚斋先生一人。
有人説：「十三经廿一史皆看过，只是不记得。总是他立意要防，完经史便不能记何也？为其泛也，非切已要读如何能记天下书原读不尽虚斋云：「欲为一代经纶手，须读数篇要▯书书读要紧者方好。文中子云：「不广求故得，不杂学故明。」某自己验之，确是如此。孔子説得极平常，都是自己有得之言。说一个温故」，説一个时习可见不温不习便无处得説与知新。
京江张先生曾有对句云：「天下有读不尽书，总非学问；心头无打不过事，便是圣贤。」因戯谓曰：「若作『天下无读不尽书，总非学问；心头有打不过事，便近圣贤』，何如？」先生颔之【清植】
读书要有记性，记性难强。某谓要练记性，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説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如领兵十万，一様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无亲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领兵必有几百亲丁死士，交友必有一二意气肝胆，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亲者，又有所亲，因类相感，无不通彻。只是这部书，却要实是丹头，方可通得去。倘熟一部没要▯的书，便没用。如领兵却亲待一伙极作奸犯科的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友，如何聮属得来？
若是要有所得，精熟一部经书，尽可用之不尽。若要酝酿深厚，毕竟是多读多通方得。沈浸醲郁，四字最妙。
读书不透，多亦无益。然亦未有不多而能透者。
人无所得，虽读得三通，高谈博辨，证佐纷罗，其归如搦氷然，初非不盈把，渐搦渐消，至于无有，所以读书以实得为主。
学问之道，最怕那地方派断。如李中孚，幼为孝子，长为高士，半世读书，所著论多未谛当，以闗中派断，故也。所以孟子见得透，甚重见知。
读书要搜根，搜得根便不防忘。将那一部书分类纂过，又随章劄记，复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记得。某向防三角法过而辄忘，后得其一线穿下之根，便再不忘。某于河图洛书搜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头万绪，无不了然。孔明当日独观大意，今人解作草畧，便不是，大意者即精英根源也。杜工部读书难字过便不屑记，难字如扬子云，乃是要采其精英。
某少时好看难书，如乐书、厯书之类。即看易，亦是将图画来画去，求其变化巧合，处于太极图，不看其上下三空圏，却拣那有黑有白相交相系处，东扯西牵配撘得来，便得意。觉得朱子注无甚意味。及入舘，幸遇德子谔、徐善长两先生。辛未后，又得张长史、杨賔实他们往复疑问，俱是从道理根源上寻求，因此想出见头来，再去防朱子书，方有滋味、有精采。
某年十八，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手纂四书一部；二十，手纂易经一部。凡某家、某家如何説，皆一一能记，至今以为根基。不然，虽闲时熟思，从何思起？
某先年只喜看有道理的书，近年来不择书看。诗便觉诗里有许多理，看史便觉史里有许多理。如此方好读书，而惜乎已老矣。朱子自廿来嵗便是如此，所以无量精进。
读书千遍，其意自见。某初读《参同契》，了无入处，用此法试之，熟后遂见得其中自有条理。初读《大司乐》，亦然，用此法又有入处，乃知此言果丹诀也。人做大司成，只纠合有志读经者，且不要管他别様，只教他将一部经，一面读，一面想，用功到千遍，再问他所得，便好。
有言不好读经而好史者曰：「此不过是心粗，不耐细看道理
译问读书怎样才有益？回答说：暂且不说亲身践行，只要真正精通一部经书，便有些为自身修养的意味。要精通一部经书，必须将那部经书的注疏仔细研读，将《四书大全》仔细研读。不要先存有驳斥它的心，也不要先存有盲从它的心，虚心公正地对待，就文章本身来讨论道理，觉得哪种说法对，或者两种说法都不对，我不妨另有见解。研读来研读去，务必追求稳妥恰当，磨练到熟练之后，便可称精通这一部经书。当年虚斋先生只是对《易经》这样做了一番功夫，后来天下流传他的见解。有人说：想要容易明白，去问蔡清，所以我作《重修虚斋祠堂记》说：自宋代以后，能领会汉人穷究经义精神的，只有虚斋先生一人。
有人说：“十三经、廿一史都看过了，只是记不住。总是他立志要研读，读完经史便不能记住，为什么呢？因为太泛泛了，不是切己要读的，怎么能记住？天下的书原本就读不完。虚斋说：‘想要成为一代治国的人才，必须读几篇重要的书，书读重要的才好。’文中子说：‘不广泛探求所以能有所得，不杂乱学习所以能明白。’我自己验证，确实如此。孔子说得极平常，都是自己有心得的话。说一个‘温故’，说一个‘时习’，可见不温习不练习，便无处谈得上‘知新’。”
京江张先生曾有对句说：“天下有读不完的书，总不是学问；心头有打不过的事，便是圣贤。”我开玩笑说：“如果改成‘天下没有读不完的书，总不是学问；心头有打不过的事便接近圣贤’，怎么样？”先生点头表示赞同。
读书要有记性，记性难以勉强。我认为要锻炼记性，必须用精熟一部书的方法，不管是大书还是小书，能将这部书烂熟于心，字字解得道理透明，各家说法都能辨别其是非高下，这一部书便是根本，可以触类旁通其他书籍。如同统领十万兵马，如果一样看待，便得不到一个士兵的力量；如同结交朋友，如果没有亲疏厚薄之分，便得不到一个朋友的帮助。领兵必然有几百个亲信死士，交友必然有一两个意气相投、肝胆相照的人，这样其他人都可以得以任用。为什么呢？我所亲近的人，又有所亲近的人，因为同类相互感应，没有不通彻的。只是这一部书，却必须是真正的精华所在，才能通达。倘若熟读一部没有要点的书，便没有用处。如同领兵却亲近一伙极尽奸邪犯法的士兵，交友却结交一班无赖的朋友，怎么能联络统属呢？
如果想要有所收获，精熟一部经书，便可以用之不竭。如果想要酝酿深厚，毕竟还是多读多通才行。“沈浸醲郁”这四个字最妙。
读书不透彻，读得多也没有益处。然而也没有读得不多却能透彻的。
人如果没有所得，即使读得通晓三部经典，高谈阔论，引证罗列纷繁，其归宿就像握冰一样，起初并非不满满一把，渐渐握渐渐融化，直到一无所有，所以读书以实际收获为主。
做学问的道理，最怕那种地方派别的断言。比如李中孚，年轻时是孝子，长大后是高士，半辈子读书，所著的论述大多不恰当，就是因为关中派别的断言所致。所以孟子看得透彻，非常看重“见知”。
读书要搜索根本，搜索到根本便不会忘记。将那一部书分类编纂过，又随章节做札记，再全部串解得其主旨，便能记住。我从前研读《三角法》，读过就忘，后来找到它一线贯穿的根本，便再也不会忘记。我在河图洛书上搜索到根本，放下时空空洞洞，一提起千头万绪，没有不明了的。孔明当时独自观察大意，今人解释为草率，便不对了，大意就是精英根源。杜工部读书遇到难字便不屑记，难字如扬子云那样，乃是要采其精英。
我年轻时喜欢读难懂的书，如《乐书》、《厯书》之类。即使读《易经》，也是将图画画来画去，寻求其变化巧合，处于太极图，不看那上下三个空圈，却拣那有黑有白相交相系的地方，东扯西牵搭配得来，便得意。觉得朱子的注没有多少意味。等到进入书院，幸遇德子谔、徐善长两位先生。辛未年后，又得到张长史、杨賔实他们反复疑问，都是从道理根源上寻求，因此想出个头绪来，再去研读朱子的书，方有滋味、有精采。
我十八岁时，手抄编纂《性理》一部；十九岁，手抄编纂《四书》一部；二十岁，手抄编纂《易经》一部。凡是某家、某家如何说，都能一一记住，至今作为根基。不然，即使闲暇时熟思，从何思起呢？
我早年只喜欢看有道理的书，近年来不择书看。读诗便觉得诗里有许多道理，看史便觉得史里有许多道理。这样才好读书，可惜已经老了。朱子从二十多岁起便是如此，所以无量精进。
读书千遍，其意自然显现。我初读《参同契》，毫无入门之处，用此法试之，熟读后便见得其中自有条理。初读《大司乐》也是如此，用此法又有入门之处，才知道这话果然如丹诀一般。人做大司成，只纠合有志读经的人，且不要管他别样，只教他将一部经，一面读，一面想，下功到千遍，再问他所得，便好了。
有说不喜欢读经而喜欢读史的人说：“这不过是心粗，不耐细看道理。”
学问须是熟，梅定九于厯算四十年工夫，尚不能熟；读书不熟，终不得力。魏伯阳所谓“千周万遍”也。
读书，着不得一防；为人的心，着此便断根。虽孜孜穷年，无益也。
梅定九笔算干浄有条理，信成耑家之学，可见学无内外，终日谈身心性命意，却要人知我不妨是为人，歴算词章之属，务欲心通有以自乐，不妨是为己，总在心中▯念处分别。某十七八嵗时，于正防观物，有几处不明白，到省试时，坐肩舆中，崎岖登顿，一思辄竟日。子弟生性廓落，不妨但当有耑心之处便好。大凡一技之精，皆未有全为为人起见者。
读书要见得自己有新意、高出前人处，却不可执定此意以为至当不易。亦有此意初见甚确，久之觉得前人老老实实的一句，已似有此意。到得后来，确乎见得他那一句浑厚无▯，包得我的意思足，却不可易，便到是处。
读书人且要如和尚家，先记得六根十八戒。要▯的几个公案，四书五经中条目数説不出，却説我留心根本，此不过空疎之别名耳。只是地名人名，琐琐碎碎记得许多，却不必。即如孟子五个人，倒忘了三个，都不妨。若如《大学》中八条目，《中庸》中九经，忘了一件，如何是个学者？
后代书更多，读不尽；事更多，亦知不尽。莫若就我所能为、所能知者，求个着实，据所见者写出来，再看所写者可能如意中所见否？若不差，便存着，不必定想传世。如此甚简易，近于为已。
朱子曾説：「有着碁高手，人向国手从学，国手经年不教一语，只令看他与人着。其人问故，国手曰：『但是高着，你都晓得，令你看著者，要你知道低着耳。』此语最妙。他那规矩准防，平平无奇处，正是妙处，困倒英雄。所谓低者，正是高之根。」
读书只赞其文字好，何益？须将作者之意发明出来，及考订其本之同异，文义之是否，字字不放过，方算得看过这部书。
今耑门之学甚少，古来官制、田赋、冠服、地里之类，皆无精详可据之处，此等必实实考究得源源本本，确有条贯方好，不然随便著作，有何闗系？如淛中万氏礼乐，极有佳处，但多是自己做主意，所引经史，只据来证吾此説，不管对面、反面尚有别义。如问官事，要偏在原告，便只取原告干证，不管被告干证；要偏在被告，便只取被告干证，不管原告干证。如此，岂能归于至是？
读古人书，诗不将全部五七遍过，遽欲选他的，大都是强作解事。读到五七遍，畧已上口，辞意俱能明白，方才见得他出。即如见一朋友，不是谈到五七次，如何知其为人？
朱子讥永嘉学问，説王道不说孔子，只説文中子；説覇道不説管仲，只説王猛。其实不寻到源头，连这半截亦不识得。尽即讲周、程、张、朱，不寻到孔、孟，亦不能尽。周、程、张、朱既不见其疎漏处，定亦不知其精到处。
古法之壊，不坏于无知者，而壊于一知半解者。十分中晓得九分，那一分不解，不肯阙疑，定臆造以求合，承讹袭谬，久且不知其非，而古法之真益晦。圣人云：「多闻阙疑，万古读书人不可易此。」
程子传圣学功甚大，但往往以絶学为言，却起后来菲薄前贤、自我作古一辈人流弊。夫子自云「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子贡答公孙朝「何难説，不由师▯，黙契道体」，却説「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尤妙在説贤不贤，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立言多少稳实，与夫子平日所言一般。大抵风俗人心之壊，皆起于读圣贤书不信圣贤。某幼时曾闻耆老云：「孔子之书不过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岂不是痴人説梦？」明末人都是此见，风气虽嘉靖以后方壊，却是从阳明开此一派。
明代人读书不细，大害事。王阳明为王守溪作传，最表章他的性説。性説中引孔子语云：“心之神明谓之性”，以为吾止以孔子为断，不知原文乃谓之圣，非谓之性也。记不确，乂不去查，落笔便成笑话。明道因濓溪敎他防孔顔乐处，晩年欲作乐书。朱子曾笑云：“不知乐如
译做学问必须熟透，梅定九在历算方面用了四十年的功夫，尚且不能做到熟透；读书如果不熟，终究无法得力。这正是魏伯阳所说的“千周万遍”的道理。
读书，容不得一点防备之心；做人之心，一旦有了防备，便断了根本。即使勤勉努力直到终老，也没有益处。
梅定九笔算干净利落、有条有理，确实成了专精一家的学问，可见学问没有内外之分。终日谈论身心性命，如果目的是让人知道我不是为了做官，不妨说是为了他人；历算、辞章之类的学问，务必做到心领神会、自得其乐，不妨说是为了自己。这总归是在心中一念之间加以分别。我十七八岁时，在正防观物，有几处不明白，等到参加省试时，坐在轿子里，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一旦思考便整日沉浸其中。子弟生性旷达不拘小节，不妨事，但只要有专精一心的地方就好。大凡一门技艺的精妙，都没有完全出于为了他人的考虑。
读书要能看出自己有新意、高出前人的地方，却不可固执地认为这个新意就是最恰当、不可改变的真理。也有这样的新意，初看时似乎很确切，时间久了却发现前人老老实实的一句话，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等到后来，确实发现他那句话浑厚无瑕疵，完全包容了我的意思，确实不可改变，这才算是达到了正确的境界。
读书人首先要像和尚一样，先记住六根十八戒。要是连四书五经中的条目数都说不出来，却说自己在留心根本，这不过是空疏的别名罢了。至于地名人名，琐琐碎碎地记住许多，却不必。就像孟子中的五个人，倒忘了三个，都不打紧。但如果像《大学》中的八条目，《中庸》中的九经，忘了一件，怎么算是个学者？
后代的书更多，读不完；事情更多，也了解不尽。不如就在我所能做、所能知的范围内，求得一个扎实，根据所见写出来，再看所写的能否符合心中的所见？如果不差，便保存下来，不必一定想着传世。这样非常简易，接近于为了自己。
朱子曾说：“有个下棋的高手，有人向国手拜师学习，国手整年不说一句话，只让他看别人下棋。那人问原因，国手说：‘只要是高招，你都懂，让你看这些，是要你知道低招罢了。’这话最妙。他那规矩准则，平平无奇的地方，正是妙处，困倒了英雄。所谓的低招，正是高招的根本。”
读书只赞叹其文字好，有什么益处？必须将作者的本意阐发出来，并且考订其版本的同异，文义的是非，字字不放过，才算得上看过这部书。
如今专精一门的学问很少，古代的官制、田赋、冠服、地理之类，都没有精详可依据的地方，这些必须实实在在地考究得源源本本，确实有条理贯穿才好，不然随便著作，有什么关系？比如浙江万氏的礼乐学说，极有佳处，但多是自己拿主意，所引用的经史，只用来证明自己的学说，不管对面、反面还有别的含义。就像问官事，要偏袒原告，便只取原告的干证，不管被告的干证；要偏袒被告，便只取被告的干证，不管原告的干证。这样，怎么能归于最正确的道理？
读古人的书，诗没有全部读上五七遍，就想要选他的，大都是强作解事。读到五七遍了，大致能上口，辞意都能明白，方才见得他的长处。就像见一个朋友，不是谈到五七次，怎么知道他的为人？
朱子讥讽永嘉学派，说他们讲王道不讲孔子，只讲文中子；讲霸道不讲管仲，只讲王猛。其实不寻到源头，连这半截也不识得。即使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不寻到孔子、孟子，也不能尽善。周、程、张、朱既然看不出他们的疏漏之处，一定也不知道他们的精到之处。
古法的败坏，不坏于无知的人，而坏于一知半解的人。十分中晓得九分，那一分不懂，不肯存疑，一定凭空臆造以求吻合，承袭错误，久而久之不知道其非，而古法的真意更加晦暗。圣人云：“多闻阙疑”，万古读书人不可改变这一点。
程子传承圣学功劳很大，但往往以绝学为言，却引起了后来菲薄前贤、自我作古这一辈人的流弊。夫子自己说“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子贡回答公孙朝“何难说，不由师授，默契道体”，却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尤其妙在说贤与不贤，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立言多么稳实，与夫子平日所言一般。大抵风俗人心的败坏，都起于读圣贤书却不信圣贤。我幼时曾听老人说：“孔子的书不过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这岂不是痴人说梦？”明末人都是这种见解，风气虽然嘉靖以后才败坏，却是从阳明开此一派。
明代人读书不细，大害事。王阳明为守溪作传，最表彰他的性说。性说中引孔子语云：“心之神明谓之性”，认为我只以孔子为断，不知原文乃是谓之圣，非谓之性也。记忆不准确，又不去查，落笔便成笑话。明道因为濂溪教他寻孔颜乐处，晚年欲作乐书。朱子曾笑云：“不知
何作书？谓乐在心，作不得书耳。”性理中载此语，恐人读作礼乐之乐，乃于乐字下旁注“洛”字。书生不防小注，于问乐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书”，是读为礼乐之乐矣。常州钱啓莘又错以旁注“洛”字为正文，因费许多心力，着一部《洛书》，皆画作▯文，系之以词，以竟明道未竟之志，岂非説梦？此殊有关系，非止文义少差而已。
译“何作书？谓乐在心，作不得书耳”这句话，被收录在《性理》一书中。恐怕人们会把其中的“乐”字误读为礼乐之乐，于是有人在“乐”字旁边加注了“洛”字。读书人不留意旁注，在回答关于“乐”的策问时，往往回答说：“明道先生常常想写《洛书》”，这是把“乐”字读成了礼乐之乐。常州的钱启莘更是错误地把旁注的“洛”字当作正文，因此耗费了许多心力，撰写了一部《洛书》，全都画成圆圈图形，并配上文辞，以完成明道先生未竟的志向，这难道不是在做梦吗？这件事关系重大，不仅仅是文义稍有偏差而已。
明人读书不及唐宋人，汝楫问曰：“病在何处？”曰：“前半截以为程朱果髙于汉唐，遂不读汉唐人书，又不能读透宋人书；后半截知读汉唐书，却只猎取一防词采为文字之用，与义理不相干。”
许鲁斋云：「学问到有朱子，已经都説明，只力行就是了。」此语似是而非，恰像人已无不明白，只欠得力行，其实不能明白者尽多。乍见似显浅，人人与知，却中间难理防处无限。只当云：「熟讲深思而力行之，方无弊。」且如尧舜以来之道，至文武已无不明备，周公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何为也？《易经》文周阐▯已明，孔子又韦编三絶，何为也？説是前人説明，亦要我在身心上实实体防亲切方好。近人不是想翻程朱之案，便谓程朱▯明已尽，不必措意，都不是。申公曰：「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语虽结实，亦未详尽。不讲明如何行得？夫子拈一「信而好古」为宗，就中又开出许多方法，如所谓「阙疑阙殆，择善而从」，不是见古不论是非，一槩深信不疑也。
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天下之弃材也。须是积累而进，温故知新，方能牢固。问这様人，若肯加功，岂不更胜？曰：便是他不肯加功，如富贵家儿，生来便有得用他防钱物，天然不爱惜。惟辛勤成家，便一草一木爱之防之。读书从勤苦中得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见人家子弟一见便晓者，多无成就。有人自讼其过，生平所读书不甚爱惜，此是大病。又有人自讼其过，生平喜读新书，不好读旧书，亦是大病。
人畧畧知道有所不为，便出众。若再讲求学问，有些渊源，便不可测，必有成就。
某尝以厯论质于猗氏卫先生，猗氏以示顾宁人。宁人曰：「厯之是否，吾不能知，论文字则元人之文也。」某曰：「以先生之愽学，何谓不能知厯？」宁人曰：「吾于经史虽畧能记诵，其实都是零碎工夫，至律厯礼乐之类，整片稽攷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梅定九了然于心，了然于手，却不能了然于口。宁人则善谈论，其自讼处，实读书要诀也。
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厯算之详，佛门中遍参歴扣，最是妙义。岂必髙明人？就是防常人，亦有一知半解。
凡瓜菓，时候未到，纵将他煮烂，他终是生。人只知春生、夏长、秋收之为功，不知成物却全在冬。五谷至秋已成矣，若当下便将来下地作种，终是不好。毕竟收过冬，生意才足。人见其已入仓囷，以为既死，不知他生意在内，自己收缩坚固，以完其性。可知贞下起元之理，一丝不错。凡学问工夫，火候未到时，勉强为之，终是欠缺。
读书已是见得如此，却须放在那里，久之写出方好。不但错处须候其开悟，即是处亦须候其烂熟。烂熟后向人解説听者不待吾言之毕，而已自领悟。到此时候，一笔写出，自然枝叶渣滓尽去，不消多着言语，而义防朗然矣。此竟非可强致。程子自言，十七八岁时见得如是，至今仍见得如是，却意味自别。正是此意。
学聚问辨下着一句，寛以居之，大妙。如用武火将物煮熟，却要用慢火煨，滋味才入，方得他烂【以上致知】
人总以言行为要，凡一生之吉凶祸福、功业之大小成败，皆于是定之。行者，人之礼也；言者，人之乐也。
人取益，改过自视宜小；容人纳谏，自视宜大。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其小也？犯而不校，何其大也？不学人，往往与之相反。
人须是立心寛大，若褊急，纵使耿介特立，亦是自了汉，不能成大人物。要有陶镕人一团热气，方是圣贤的派。
做官人不要贪逸乐，人乃得逸乐。武侯澹泊明志，食少事繁，把身子都抛开了。做佛家以大地黄金布施不为希罕，须将身子布施方是大布施，即是此意。他又推而上之至虚空无我，不有其心便是大布施。吾儒却不然，到了不私其身，鞠躬尽瘁，自然连上一层都有了。
人心一味热不得，一味冷亦不得。如关切人，使为之营▯
译明代人读书不如唐宋人，汝楫问道：“毛病在哪里？”回答说：“前半截认为程朱确实高于汉唐，于是就不读汉唐人的书，又没能读透宋人的书；后半截知道要读汉唐的书，却只是猎取一些辞藻作为写文章之用，与义理毫不相干。”
许鲁斋说：“学问到了朱子那里，已经全都讲明白了，只要努力践行就是了。”这话看似正确实则错误，好像人没有不明白的，只是欠缺努力践行，其实不能明白的地方非常多。乍看似乎浅显，人人都能知道，但其中难以理清的地方却无穷无尽。只能说：“反复讲解、深入思考并努力践行，才没有弊端。”况且像尧舜以来的道，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已经没有什么不明白、不完备的了，周公又仰天思考、夜以继日，这是为什么呢？《易经》的文辞周公已经阐发明白，孔子又使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这是为什么呢？说是前人已经讲明白，也要我在身心上切实体会、亲切感受才好。近代人不是想要推翻程朱的定论，就是认为程朱已经讲得详尽，不必再费心思，这都是不对的。申公说：“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努力践行的情况如何。”这话虽然切实，却不够详尽。不讲明白，怎么践行？孔子提出“相信并喜好古代文化”作为宗旨，其中又开出许多方法，比如所说的“对疑惑的存疑，对危险的回避，选择好的跟从”，并不是见到古代的东西不论是非，一概深信不疑。
人对书有一看就明白的，是天下被抛弃的无用之才。必须积累进步，温习旧知从而获得新知，才能牢固。问这样的人，如果肯下功夫，难道不是更优秀吗？回答说：正是因为他不肯下功夫，就像富贵人家的儿子，生来就有许多钱财可用，天然就不爱惜。只有辛勤劳作成家的人，才会爱惜一草一木。读书从勤苦中尝到一些滋味，自然不肯放下。往往看到人家子弟一看就明白的，大多没有成就。有人自我检讨过错，说平生所读的书不太爱惜，这是大毛病。又有人自我检讨过错，说平生喜欢读新书，不喜欢读旧书，这也是大毛病。
人稍微知道有所不为，就能出众。如果再讲求学问，有些渊源，就不可估量，必定有成就。
我曾经把历法论述拿给猗氏的卫先生看，卫先生把它拿给顾炎武看。顾炎武说：“历法是否正确，我不能知道，论文章则是元人的风格。”我说：“以先生的博学，为什么说不能知道历法？”顾炎武说：“我对于经史虽然略能记诵，其实都是零碎的功夫，至于律历礼乐之类，需要整片考证就不耐烦，这是大毛病，现在后悔罢了，老了。”梅文鼎心里明白，手上也能操作，却不能口头上明白。顾炎武善于谈论，他自我检讨的地方，实在是读书的要诀。
出门求学的功夫很大，闭门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见闻广博，使我不见顾炎武、梅文鼎，怎么能知道音韵历算的详情？佛门中广泛参访、叩问，是最妙的义理。难道一定要高明的人？就是普通人，也有一知半解。
凡是瓜果，时候未到，纵然把它煮烂，它终究是生的。人只知道春生、夏长、秋收是功夫，不知道成就事物却全在冬天。五谷到了秋天已经成熟了，如果当下就把它下地作种子，终究是不好的。毕竟收过冬，生机才充足。人见它已进入粮仓，以为已经死了，不知道它的生机在里面，自己收缩坚固，以完成它的本性。可知贞下起元的道理，一丝不错。凡是学问功夫，火候未到，勉强去做，终究是欠缺的。
读书已经看得如此，却须放在那里，久了写出来才好。不但错处须等它开悟，对的地方也须等它烂熟。烂熟后向人解说，听者不等我话说完，就已经自己领悟。到了这个时候，一笔写出，自然枝叶渣滓尽去，不用多费言语，而义理明朗了。这竟然不是可以强求的。程子自己说，十七八岁时见得如此，至今仍然见得如此，却意味自然不同。正是这个意思。
在学聚问辨下面加一句“宽以居之”，非常妙。就像用武火将食物煮熟，却要用慢火煨，滋味才能进入，才得它烂熟【以上致知】
人总以言行为要，凡是一生的吉凶祸福、功业的大小成败，都在这里决定。行动，是人的礼；言语，是人的乐。
人获取益处，改正过错，自我审视宜小；宽容别人、接纳劝谏，自我审视宜大。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少，有若无，实若虚，多么小啊？触犯而不计较，多么大啊？不学习的人，往往与之相反。
人必须是立心宽大，如果狭隘急躁，纵使耿介特立，也是只顾自己的人，不能成为大人物。要有陶冶人的一团热气，才是圣贤的流派。
做官的人不要贪图安逸享乐，人才能得到安逸享乐。诸葛亮淡泊明志，食少事繁，把身体都抛开了。做佛家以大地黄金布施不算希罕，须将身体布施才是大布施，就是这个意思。他又推而上之至虚空无我，不拥有自己的心就是大布施。我们儒家却不是这样，到了不私其身，鞠躬尽瘁，自然连带上一层都有了。
人心一味热不得，一味冷亦不得。比如关切别人，替他营谋
，大不是。去了此病，却又一防不照顾人，连分人以财、敎人以善都没有，须要干干净净。却又满腔子都是仁厚相爱之意，方好。
译这大错特错。去除了这种毛病，却又一味防备而不照顾他人，连分财给人、教导人行善都做不到，必须做到干干净净。同时又要满怀着仁厚相爱的意念，这样才好。
风气淳厚，便太平。聪明才智多是天生的，至厚道可以学得。大家都学厚道，便成风气。有人问程子：“古人对姑叱狗，炊藜羮不熟，便至出妻，何过耶？”曰：“古人厚道，不可浅测。宁自己落些不是，必有宜出而不忍显言者。所谓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此段説得甚好。东汉人多近古，便是勉为厚道耳。
问：小学以恩怨分明为非有徳者之言，怨不必分明，恩上分明何害？曰：病在分明二字上。如人有恩于我，分数到那里，我报他亦止到那里，便是无情。如我有恩于人，亦论分数责报，岂不大差？且使其人有恩于我，而其人却非好人，我明説报他，倘我有权势，他竟倚以作威虐，将若之何？只是遇他的事，于理不甚违碍，有可周全处，周全之便是了，不必使他知。
世间事变幻多端，吾軰遇之，却要反观自己。自己身心上有此此事，便是有根的；自己身心上无此此事，便是无根的。无根便可视之如无有矣。机心最不可用，他来害我，我又生法去害他，便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即消化了，不存在胸中，犹非第一义。须是反到自己身上，追寻出我必有所以致之之处，求所以善处之，方才为有益。
人当大惊惧时，切不可就处置事。此时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机不可缓，因旁言乱听，急忙应之，十件十错。某自经郑冦、耿逆之变，身尝试之。当郑冦狓猖时，欲招某出，某不应，遂至怒，声言欲祸予家。彼时若一言稍靡，便贻名节之羞；若过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动声色，至数日后，有王友者问某作何计？某曰：“仆不过一穷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来牵之而去，即与见面矣。”友曰：“招之不见，牵之而见，可乎？”某曰：“招之无可见之理，牵之便有可见之义。何也？招之而见，不为殿下臣，必为座上客；牵之而见，则为簿下囚矣。”友曰：“见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礼待，则从容告以实情，仆非明之臣子，而实我
朝之词臣也，倘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为贤，未有贤而失节者。彼于明家，失节之人皆杀之，流之，则仆之不宜为用，明矣。如虑仆有别图生变者，请侍老父老母，携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已。若彼赫然而怒，发淡水洋，亦命也。王友为之称善，其后竟得瓦全。倘仓卒应之，则心气惊惶，思虑未能周到，刚柔缓急之间，皆足以愤事致祸矣。
当年某家贫贱时，被光棍衙役设计陷害，至辱及父母。及后冦乱，某起乡兵保防乡里，迎请。
大师当时，地方大吏皆仰重。生杀可以自由，有劝某因事报复者，某皆不应。此辈若积恶不悛，自有天道，不必参以人为团结乡兵，是为乡里为朝廷。借此遂搀入一分报复私忿的意思，便觉羞不可当。
当年有友谓某曰：「乱后长许多见识。」某扣之曰：「平时极相厚者，皆掉臂不顾，疎慢不堪。此世果是佛家所云魑魅世界，看破虚幻，无复有情。」某应之曰：「果尔，则是我于斯世先为疎慢以待人矣，岂是处世中正之道？惟当思吾平日所以感之者，恐未必诚，未必合理。苟诚而合理，则彼自负恩亦不足校。凡极不得意时，吾心中必有事焉，则有所以处之。如人久在亮处行，忽入暗处，一物不见，彼时狂躁无益，惟合目静坐，再一开眼，则虚室生白，不须愿外。」
告状者虽无直辞，然被讼者追防受讼之由，毕竟有自己一防不是处，故自反是切实受用。若他人不是，与我何干？于禽兽又何难焉？
人贫穷时，有求志一段自己的快乐；贵盛时，却有临深履薄一层自己的受用。无此，便人生亦没意味。且如此，方可不穷；若是穷了，便不是易。
当事只要作退一歩想便自安详审慎。如一味夸诩将去，必败之道【钟旺】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急唤其囬头。事毎要囘头看【钟旺】
圣贤只论当下，任千驷万钟，总不易吾此一刻一念之安。不与人论，人非论▯责，这便是到顶要义。过去未来皆所不计。
事到当头，时惟有义所当为者，便为之，不要思前算后。某当海氛扰
译风气淳厚，便天下太平。聪明才智多是天生的，但厚道是可以学得的。大家都去学厚道，便形成风气。有人问程子：“古人对妻子呵斥狗，煮藜藿羹不熟，就至于休妻，这过错在哪里呢？”程子说：“古人厚道，不可浅薄地揣测。宁可自己落下不是，必定有应当休妻却不忍明说的原因。所谓休妻，是让她还能再嫁；绝交，是让他还能再交友。”这段话说得很好。东汉人多接近古人，便是勉强做到厚道罢了。
问：《小学》认为“恩怨分明”不是有德之人的言论，怨恨不必分明，但在恩情上分明有什么害处呢？回答说：弊病就在“分明”二字上。如果有人对我有恩，恩情到了什么程度，我报答他也只到那个程度，这便是无情。如果我对别人有恩，也计较分数要求回报，岂不大大错误？况且如果那人对我有恩，而那人却不是好人，我明说报答他，倘若我有权势，他竟倚仗我作威作福，该怎么办呢？只是遇到他的事，在情理上不太违背，有可以周全的地方，周全他便是了，不必让他知道。
世间事变幻多端，我们遇到这些事，却要反观自己。自己身心上有这样的事，便是有根的；自己身心上没有这样的事，便是无根的。无根便可视之如无物了。机心最不可用，他来害我，我又设法去害他，便兵连祸结而不可解脱。即使消化了，不在胸中，还不是第一义。必须反求到自己身上，追寻出我必定有导致他这样做的原因，寻求妥善处置的方法，方才有益。
人在大惊惧时，切不可就处置事。此时不是本心的正位，如果因为事机不可延缓，因而旁听乱言，急忙应对，十件事就会十件错。我自从经历郑冦、耿逆之变，亲身尝试过。当郑冦猖獗时，想招我出来，我不应，于是发怒，扬言要祸害我家。那时如果言语稍显软弱，便贻留名节的羞辱；如果过于抗争，便可殃及父母。我只是不动声色，直到数日后，有个叫王友的人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不过是一个穷百姓，他若想得到我而甘心，派一个差役来牵我去，那就见面了。”王友说：“招之不见，牵之而见，可以吗？”我说：“招之而见，没有可见的道理；牵之而见，便有可见的意义。为什么呢？招之而见，不是做殿下的臣子，就是做座上的宾客；牵之而见，则是簿下的囚犯了。”王友说：“见面后怎么办？”我说：“如果能以礼相待，就从容告知实情，我不是明朝的臣子，而是我朝的词臣，倘若认为我不才，便不值得任用。如果认为我贤能，没有贤能而失节的人。他在明朝，失节的人都杀之、流放之，那么我不值得任用，是明显的。如果担心我有别的图谋生变，请让我侍奉老父老母，带着妻子儿女在城边居住，教导童蒙度日即可。如果他赫然发怒，发兵淡水洋，那也是天命。”王友为此称善，其后竟然得以保全。倘若仓促应对，则心气惊惶，思虑未能周到，在刚柔缓急之间，都足以败事致祸。
当年我家贫贱时，被光棍衙役设计陷害，甚至侮辱到父母。后来寇乱，我起乡兵保防乡里，迎请大师当时，地方大吏都仰重。生杀可以自由，有人劝我借机报复，我都不应。这些人如果积恶不悛，自有天道，不必掺入人为。团结乡兵，是为乡里为朝廷。借此便搀入一分报复私忿的意思，便觉得羞耻不可当。
当年有朋友对我说：“乱后长许多见识。”我追问他说：“平时极相厚者，都掉臂不顾，疏慢不堪。这世果真是佛家所说的魑魅世界，看破虚幻，无复有情。”我回答说：“果真如此，则是我在这世上先疏慢以待人了，岂是处世中正之道？只应当思考我平日之所以感动他们的，恐怕未必真诚，未必合理。如果真诚而合理，那么他们自负恩也不值得计较。凡极不得意时，我心中必有事，则有所以处之。如人久在亮处行走，忽入暗处，一物不见，那时狂躁无益，只合闭目静坐，再一开眼，则虚室生光，不须向外求。”
告状的人虽无直辞，但被讼的人追防受讼的原因，毕竟有自己一方不是的地方，所以自反是切实受用的。如果他人不是，与我何干？对于禽兽又有什么难的呢？
人贫穷时，有求志一段自己的快乐；富贵显盛时，却有临深履薄一层自己的受用。没有这些，人生也就没意味了。而且如此，方可不穷；若是穷了，便不是容易的事。
当事只要作退一步想便自安详审慎。如果一味夸诩将去，必是败之道【钟旺】
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急唤其回头。事每要回头看【钟旺】
圣贤只论当下，任千驷万钟，总是不易我此刻一念之安。不与人论，人非论责，这便是到顶要义。过去未来皆不计。
事到当头，时惟有义所当为者，便去做，不要思前算后。我当海氛扰
攘之际，事势甚危，想来别无巧法，只有义所当为，力所能为，进前做将去，幸得免难【钟旺】
译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局势非常危急，想来也没有别的巧妙办法，只有道义上应当做的、能力上能够做的，就奋勇向前去做，侥幸得以免除灾难【钟旺】
鋭峯僧云：「截断做最是如今。我们行一件事，説一句话，且求这件事、这句话有当于理，莫管后来时势之有无翻覆。无论料不到，即料得到亦无益。未有抛了当下的道理，却去预管后来者。」
以气加人，不惟累徳，亦必害事【钟旺】
委蛇迁就，固非君子之道；然茍徒恃义理之正，一任激烈做去，以致偾事，甚且贻患无穷，祗是为血气所驱耳。推其极，亦是一己之私，非出于天下之公也【钟旺】
凡奸邪成党，时切勿过激。彼既成党，衅将自作。急之，彼反合势；缓之，则自相攻击必矣。乘其敝而去之，则事半而功倍。看史鉴中处此者，或得或失，无非天意。
人于既往，事便如根本；将来，事便如枝叶。如当下富贵，便忘却穷时情状，只觉得应该享用，便是忘本。枝叶必不茂盛，将来享用亦必有限。然不忘，又有分别：不忘而知止、知足，是也。若怕将来再穷，便贪财厚蓄，以为备豫之计，便为大错。
人能公其利，便自受其利。如山之出云，本以为雨；及雨下，出云之山亦被其泽。此自然之理势。若施一小利，即懐望报之心；一着计较，便索然没趣。
人能勉强便好。六家叔少时闻人家有不祥事，便有喜色。某规之曰：「叔父何为幸人之灾，乐人之祸？」叔父颔之。自后便强为咨嗟，或作愁苦酸凄不可忍耐之状。其始未必即出于实心，到后来便习而成性。他如今福禄夀考甲于一族，若那意不变，便非享福之相。又人有一长，刻刻要施展，亦是大病。如吃得一物，却不消化，存在肚里，岂不为害？所以顔子有「若无，实若虚」，谓之亚圣。
客有云：「学者以治生为急，父母日受饥寒，却杜门不出，而曰『我以立品』，此邀名之事，殊濶于情实。」先生曰：「此乃佞以自文其説，事通贿之失，而便其私者。此等须论道理，若合道理的经营奉养，则即此便是立品的切要事，不是两件。若非道非分，则无营求之理。父母虽不免冻饿，有招之行窃者，从之可乎？」
梦中遇极凶险事，只心不动，便不能为怪。推之日间，亦当如此。凡变故猝乘，只心不动，当不能为害。问心不动，自当有个道理出。曰：固是，且不必説。到此，只以神之应感论之，亦自不爽。又曰：此须是涵养得到，不然亦当忍敎不动。
天下做得事来者多是不要做的人，急躁便易败。张子房于髙祖之欲废惠帝，武侯于先主之东征，都暂且由他。盖事到无可柰何时，只得放寛以俟其机。不知天意如何，且聼天处分。若是天要如是，人有何本事？不然必有转机，乘其机而用之可也。古人当此是穷了，只得用此法。某当年值耿郑之乱，曾用此颇有济。耿逆初平时，诸当道行事殊失民心，某忧甚，知且再乱。或劝某进书言于亲王。某念彼时虽进一书，如以小石投大海，何用？姑且由他。如天意有在，或反生出好机栝来。未几，白头贼聚伙万数，刘国轩攻围漳泉，亲王归路已断。于是督抚提镇一齐束手，某乃团聚乡兵，使三舍弟引廵抚呉兴祚兵，吴表弟引将军拉哈逹兵，自山竝进，遂解泉州之围。于是亲王以下皆视某为干城，而姚熈之得某一字，立刻施行，凡诸苛酷弊事以次销革。王荆公诗「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毎从容」，最妙不知当日宋业未尝存亡俯仰，荆公何以那様不从容？
人必靠定道理，不走作，至风波来，方可言命。只是贤路﨑岖时，须委婉些方是。
立朝柄政者，茍非大贤与之交好比附，未有不为所累。故仕宦以孤立为安身，的是名言。
人只当存至诚心，祸患之来，如何可定？天便来替你解救，是谁力量敌得过天？方正学论此一段甚好。
受暮夜金，更不好却之，亦是常事，何故杨关西便传为美谈？可见东汉虽风尚名节，而受暮夜金者尚多，立品不真，自古而然。
奸恶黩货之人，竟似他终无死日？不知这罪过是要带去的！人生须是刻刻办着，死时不罣碍。如做官的人，刻刻恐怕有賍欵，日日造一交盘册子，打算去官时落得干净走路才好。
朱子云：「自古未尝
译鋭峯僧说：“截断做最是如今。我们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只求这件事、这句话合乎道理，不要管后来时势有没有翻覆。无论预料不到，即使预料得到也没有益处。没有抛弃当下的道理，却去预先管后来事情的。”
用气势压人，不仅损害德行，也一定会败坏事情【钟旺】
委曲迁就，固然不是君子的做法；然而如果只仗着义理正确，一味激烈地去做，以致把事情搞砸，甚至留下无穷的祸患，这只是被血气驱使罢了。推究其极端，也是一己的私心，并非出于天下的公义【钟旺】
凡是奸邪之徒结成党羽，当时切勿过于激进。他们既然已经结党，祸端将自行产生。逼迫急了，他们反而联合势力；缓和一下，他们必定会自相攻击。趁他们衰败时去除他们，就能事半功倍。看史鉴中处理这种情况的人，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非是天意。
人对于过去的事，就像根本；对于将来的事，就像枝叶。比如当下富贵，就忘记了贫穷时的状况，只觉得应该享用，这就是忘本。枝叶一定不茂盛，将来的享用也一定有限。然而不忘本，又有分别：不忘本而知止、知足，才是对的。如果害怕将来再穷，就贪财厚蓄，作为防备的计划，那就大错了。
人能公正地对待利益，自然就会受到利益。就像山生出云，本意是为了下雨；等到雨落下，生出云的山也被润泽。这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如果施予一点小利，就怀着希望报答的心；一旦计较，就索然无味。
人能勉强自己就好。六家叔年轻时听说人家有不祥的事，就露出喜色。我规劝他说：“叔父为什么幸灾乐祸，以别人的祸患为乐？”叔父点头同意。从此就勉强表示叹息，或者做出愁苦酸凄不可忍耐的样子。起初未必出于真心，到后来就习以为常成为本性。他现在福禄寿考在族中第一，如果那心意不变，就不是享福的相貌。又有人有一技之长，时刻想要施展，也是大病。比如吃下一样东西，却不消化，存在肚子里，岂不有害？所以颜回有“若无，实若虚”，被称为亚圣。
有客人说：“学者以谋生为急，父母每天受饥寒，却闭门不出，却说‘我以此立品’，这是邀名之事，完全不合情理。”先生说：“这是用巧言来掩饰自己的说法，是通贿赂的过失，而便利私欲的人。这类事情必须论道理，如果合乎道理的经营奉养，那么这就是立品的切要事，不是两件事。如果不合道义，就没有营求的道理。父母虽然不免冻饿，有招致行窃的，能顺从吗？”
梦中遇到极凶险的事，只要心不动，就不能成为怪异。推及白天，也应当如此。凡是变故突然降临，只要心不动，就不能为害。问心不动，自然有个道理出来。回答说：固然如此，且不必说。到此，只以神的感应来论，也自然不错。又说：这需要涵养得到，不然也应当忍耐使心不动。
天下能做成事的人多是不要做的人，急躁就容易失败。张子房对于高祖想要废黜惠帝，武侯对于先主东征，都暂且由他。大概事情到无可奈何时，只得放宽以待时机。不知天意如何，且听天处分。如果是天要这样，人有什么本事？不然必有转机，乘其机而利用它可以。古人当此是穷尽了，只得用此法。我当年值耿郑之乱，曾用此颇有成效。耿逆初平定时，诸当道行事殊失民心，我非常忧虑，知道将要再乱。有人劝我进书言于亲王。我念彼时虽进一书，如以小石投大海，有什么用？姑且由他。如天意有在，或者反生出好机栝来。不久，白头贼聚伙万数，刘国轩攻围漳州泉州，亲王归路已断。于是督抚提镇一起束手，我乃团聚乡兵，使三舍弟引巡抚吴兴祚兵，吴表弟引将军拉哈达兵，自山并进，遂解泉州之围。于是亲王以下都视我为干城，而姚熹得到我一个字，立刻施行，凡诸苛酷弊事依次销革。王荆公诗“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最妙不知当日宋业未尝存亡俯仰，王荆公何以那样不从容？
人必须依靠道理，不走错路，直到风波来临，才可以言命。只是贤路崎岖时，必须委婉些才是。
在朝廷掌权的人，如果不是大贤与之交好依附，没有不被所累的。所以仕宦以孤立为安身，确实是名言。
人只应当存至诚心，祸患来临，如何能定？天便来替你解救，是谁的力量敌得过天？方正学论这一段甚好。
接受暮夜金，更不好推辞，也是常事，为什么杨关西便传为美谈？可见东汉虽然风尚名节，而接受暮夜金的人还多，立品不真，自古而然。
奸恶贪财的人，竟似乎他终无死日？不知道这罪过是要带去的！人生必须时刻准备，死时不挂碍。如做官的人，时刻恐怕有赃款，日日造一交盘册子，打算离官时落得干净走路才好。
朱子说：“自古未尝
有被人杀死的圣人，以圣人都是一团好生意思，故也。贤者则有严气正性，嫉恶如讐者矣，此便有杀机。」佛家云：「罗汉见恶人生嗔，恶菩萨见恶人生悯。」度罗汉与菩萨只差这线路，即是此意。
译有被他人杀害的圣人，这是因为圣人心中都怀有爱护生命的善意，所以才招致此祸。而贤者则具有刚正严明的气质，像仇敌一样憎恨邪恶，这就带有杀伐之气了。佛家说：“罗汉见到恶人便生起嗔怒，菩萨见到恶人则生起怜悯。”罗汉与菩萨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这一念之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状貎雄伟，人须要现出善象，无意中流露一防仁爱浑厚意思，便有福，所谓心象也。若一味刚强快利，便多没没而死。某阅人如此者甚多。
圣人不废肉食，禽兽食草木，人又食禽兽，以其尊于万物而备有万物之精英故也。若禽兽食人，则为变异矣。只是不可贪饕，须存逺庖厨之心。
父兄敎子弟以权术，莫要説实话，毕竟即先在父兄身上学起。
子弟懐利以相接，是无所不为之根，而其端在于诈。有痛诋人恶者，先生曰：「子亲见其事耶？」曰：「得之传闻。」曰：「就使亲见其事，立言固自有体。夫子恶称人之恶，子贡恶讦以为直，正为此耳，况传闻乎【钟旺】
人有不是处，虽子弟僮仆，且莫骂破。他某督学时，属僚有无礼者，某竝未当面质责。及他知悔来谢，某则慰而励之，他便相安了。賔实督学时，敎诸生极其至诚恳切，只是当面骂他不通，他便难堪。某当时只与他透讲书理，他这一邉明白，那一邉不是处，自然知道，何须骂破。所以“隐恶”二字最妙，不但是要存心长厚，亦是留他改过之路，好使人自新。
阳明云：「人有过，不可又加功去文饰其过。如一句话説错，已是错了，又添一句去涂饰，是两句错了。恐涂饰不工，又添一句去弥缝，是三句错了。何若改向好处？十句话有后来九句是，那一句不是？人亦谅之矣。何必展转囘防，徒然增其破败，最为髙明。」
不诚无物，此理最奇。人説话才着些假，不但当时人不信，即千百世后人一见便知之。如诸赝书之类是也。可见此理无形影，无声色，充塞遍满，斯须不可离【之鋭】
古之圣贤，都亦随时。孔子于弟子，皆呼名。孟子七篇，便无对面呼名者。程子当面称贤，背面呼名。至朱子，背面亦称字【以上言行】
榕村语録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録卷二十五
大学士李光地撰
性命
汝楫问：「胸前心之舎，天心亦必有舎？」曰：「与人一般人醒时，其神在心；睡时，其神在肾。天之心上在北极，下在地心。」又问：「春夏阳也，心在上；秋冬隂也，心在下。与人醒时、睡时相配如何？」曰：「春夏气发于上，秋冬敛阳地中。推説皆通，其实何处非心？人遍身皆心，一毛一发皆心也。天亦是如此。」
赋性譬如诰勑，开载职事，福善祸淫，譬如考职黜陟。此首尾两头皆是正命，中间许多禀受，则皆所谓气数之命【自记】
命字最上一层是天命之谓性，纯以理言；中一层是隂阳五行，便自不同，是以气言；后一层却以人自感召为主，又以理言。合而言之，总是一理。中间气数之不同，孟子説得妙：「君子不谓命也，如朝廷命官，予之勑书，令尽职守，是君之正命。后来三考黜陟，亦是吾君正命。至中间僚友齮龁异同，到底算不得君之正命。」
以君命譬天命，最眀切易晓。给这勑书，是命领这勑书，是性继之者善，在方给之初；成之者性，在既领之后【钟旺】
圣贤説义理，即兼利害。朱子深讥《左传》好夹着利害説。其实降▯之命，与吉凶祸福之命，一也。二之则不是，所以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惠廸吉，从逆凶，福善祸淫，无不兼説。
问人常有未生时，先见朕兆，如曹操未生，便知梁沛之间有真人出之类，此何理也？曰：天地生人，如人做事一般，其有闗系者，尤所着意。未做那事，先动那念，便有象了。问：有至防之人，不过富贵防年，未生之前，亦见朕兆，难道亦是天地着意所生之人？曰：此等人是他后来自家坠落了。想天地初生他，其意不止如是。所以诗书言命，只言后天之命。立命二字最妙，命可以自我立。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从逆凶。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都是説此等命。天生成有一定的命，到得后来变化，其理又进一层，连天亦不知其然。果有天初生人，本来是极好的，后来自家凿丧，至减其算，削其籍。有生来命本平常，因自
译相貌雄伟，胡须要显露出善良的气象，无意中流露出仁爱浑厚的意态，便有福气，这就是所谓的心象。如果一味刚强锐利，大多会默默无闻地死去。我观察这样的人很多。
圣人不废弃吃肉，禽兽吃草木，人又吃禽兽，因为人尊于万物并且具备万物的精华。如果禽兽吃人，那就是变异了。只是不可贪婪暴食，必须存有远离厨房（不忍见其死）的心。
父兄教导子弟使用权术，不要说真话，毕竟他们首先在父兄身上就学起了这一套。
子弟怀着私利互相交往，这是无所不为的根源，而其开端在于欺诈。有人严厉指责别人的恶行，先生问：“你亲眼见过这件事吗？”回答说：“是从传闻中得知的。”先生说：“即使亲眼见过这件事，立言本来自有体统。孔子厌恶称说别人的恶行，子贡厌恶揭发别人的隐私来表现正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何况是传闻呢【钟旺】”
人有不对的地方，即使是子弟、僮仆，也不要骂破。我在担任督学时，下属中有无礼的人，我并没有当面质问责备。等到他们知道悔改来谢罪，我就安慰并鼓励他们，他们便心安理得了。賔实担任督学时，教导诸生极其至诚恳切，只是当面骂他们不通，他们便难以忍受。我当时只是透彻地讲解书中的道理，他们这一边明白了，那一边不对的地方，自然就知道，何必骂破。所以“隐恶”二字最妙，不仅是要存心宽厚，也是给他们留下改过的路，好让人自我更新。
阳明说：“人有过错，不可再下功夫去文饰过错。如一句话説错，已经是错了，又添一句去涂饰，就是两句错了。恐怕涂饰不工整，又添一句去弥缝，就是三句错了。何不转向好的方面？十句话中有后来九句是对的，那一句不对？别人也会原谅的。何必辗转回避，徒然增加破败，最为高明。”
不真诚就没有事物，这个理最奇妙。人说话才带点虚假，不但当时的人不信，即使千百世后的人一见便知道。如各种伪书之类就是这样。可见这个理没有形影，没有声色，充满遍布，片刻不可离开【之鋭】
古代的圣贤，也都顺应时势。孔子对弟子，都直呼其名。《孟子》七篇，就没有当面直呼其名的。程子当面称贤，背后直呼其名。到了朱子，背后也称字【以上言行】
榕村语录卷二十四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五
大学士李光地撰
性命
汝楫问：“胸前心的居所，天心也一定有居所吗？”回答说：“与人一样，人醒时，精神在心；睡时，精神在肾。天的上面在北极，下面在地心。”又问：“春夏属阳，心在上面；秋冬属阴，心在下面。与人醒时、睡时如何对应？”回答说：“春夏之气发散于上，秋冬收敛阳气于地中。推说起来都通，其实哪里不是心？人全身都是心，一毛一发都是心。天也是如此。”
禀赋性情譬如诰敕，记载职事，福善祸淫，譬如考核职务的升降。这首尾两头都是正命，中间许多禀受，则都是所谓的气数之命【自记】
“命”字最上一层是“天命之谓性”，纯粹从理来说；中间一层是阴阳五行，便自不同，是从气来说；后一层却以人自我感召为主，又是从理来说。合起来说，总是一理。中间气数的不同，孟子说得妙：“君子不认为是命，如朝廷任命官员，给予诰书，令其尽职守，这是君王的正命。后来三次考核后的升降，也是君王的正命。至于中间僚友间的排挤异同，到底算不得君王的正命。”
用君命比喻天命，最明白切当容易理解。给这诰书，是命；领这诰书，是性；“继之者善”，在刚给予之初；“成之者性”，在已经领受之后【钟旺】
圣贤讲义理，即兼讲利害。朱子深深讥讽《左传》喜欢夹杂着利害来说。其实降下吉凶之命，与吉凶祸福之命，是一样的。分为二就不是了，所以显现在蓍龟上，动用在四肢上。顺道则吉，从逆则凶，福善祸淫，无不兼说。
问人常说未出生时，先见征兆，如曹操未生，便知梁沛之间有真主出现之类，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说：天地生人，如人做事一般，有关系重大的，尤其着意。未做那事，先动那念头，便有象了。问：有至贱之人，不过富贵几年，未生之前，也见征兆，难道也是天地着意所生的人？回答说：此等人是他后来自家坠落了。想天地刚生他时，其意不止如此。所以诗书言命，只言后天之命。“立命”二字最妙，命可以自我确立。确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顺道则吉，从逆则凶。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都是说这种命。天生成有一定的命，到后来变化，其理又进一层，连天也不知其然。果有天初生人，本来是极好的，后自家凿丧，至减其寿数，削其籍。有生来命本平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