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録卷二十

译向善的契机，道理原本就是这样。”这一条比韩愈对大禹的问话阐述得更加详尽。

译中説：「问圣人有忧一叚，」程子讥其心迹之判，一句果然有弊。只是曲为弥缝，亦自有説。如天有陰晴，倘或淫太，何尝不咨嘆忧苦，祈祷纷纭？至其上一层太虛穆清，有何雨晴？天下皆忧，聖人亦忧；天下皆疑，聖人亦疑。至于乐天知命，穷理尽性，何有忧疑？如此説，亦未为悖谬也。

文中子谓「天统元气，地统元形，人统元识」。邵子宗之。不善读者，便谓天地只是形气，惟人有知識，是天地无知識也。连「人者天地之心」一语都錯防了。谓天之心全在人，如天之視聽全在人之視聽。其实人之視聽皆天之視聽，人之心即天之心，非天无心，惟人心也。

朱子于文中子推许不小，荀、扬不足比，即韩文公尚不如其恳切而有条理，此是何等地位？只是世人将他與扬雄竝斥者，为其僭拟夫子也。

文中子《元经》是假的。《中説》内有防条假的。

文中子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象山白鹿洞讲义，利闻者多揮涕。何以能尔？想他皆有许大精采，耸动得人【钟旺】

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內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尅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可观。故朱子谓：「渡江以来，惟我与子静八字着脚做巳工夫。」子静亦称朱子为泰山乔岳，於立社仓法、劾唐仲友，皆稱之不遗余力。使子静为相，必用朱；朱子为相，必用子静。若論学术道理，就使子静成掀天事業，到底朱子是，子静不是。

陆子静要人把心地打扫洁净，若一肚熬糟，读书亦不相干。但只空空无一防物事在内，终日江汉濯、秋阳暴，濯暴些甚麽？毕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问陆金谿：「不喜人説性，其意云何？」曰：「想是厌性中分仁义礼智信許多条项，但无奈性实心虛心，只空荡荡底。言性则道理凿凿實实，心方有凭据【钟旺】

陆子静只在吾道上说得过些，王陽明方可谓之诐淫邪遁。子静只是賢知之过。

或言朱子与陈同甫书，其理易明了，似无容深辨。曰：「是第一皮义利关头，速須痛与截断【钟旺】

姚江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罗整庵细查年分与辨，姚江词屈，乃曰：「当时在留都，学者争閙，不得已以此權教。」一言虛诳，他皆无用。天下后世如整庵者岂少？知此之为權教，无不疑为權教矣，谁肯从之？

明儒无及宋儒者，即姚江亦不若象山远甚。象山是要仁义忠信，干干浄浄，只是学术，不是姚江，便有权詐习气，直是奸雄，故作用錯处多。问可方张乖崖否？曰不止，自当突过。合曹操、荀彧为一，庶其似之。

张净峰极不服。姚江年廿五時，亲至其家与辨论。净峰曰：「如何言明明德在亲民？」姚江曰：「欲明吾孝之德，在亲吾之親；欲明吾忠之德，在亲吾之君王。」净峰曰：「如此只説得明明德省察一边，不可以該存养一边。」姚江笑而不答。净峰遂大喜，以为難倒姚江。其文集中首載此条，不知到得亲亲、亲君，存养巳在内，如何説該不得？特为姚江所不屑辨耳。當日只应就文义折之。《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未尝言「明明德之道在亲民」也。且即其言而反之，言欲親吾之親，在明吾德之孝，有何不可？即此一便可穷之。姚江又分首节为生安、次节为学利、三节为困勉。佛家有上、中、下三根，姚江处处提阐，可笑。

姚江才气，好事起仓卒，驅市人而战。若使当风尘時，正未可测。问使他为相何如？日：使不得用其偏见私説，廢蔑古人成法，害不可胜言。友曰：最可恶者，末年附防永嘉议禮，希望起用。曰：这郤是懸断诛心，未免深文。或者他見解即是如此，亦未可定。只是殺迟仲容降贼三百人于宴席，却是为何尝问施靖海以处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降贼即慮其反覆，殲厥渠魁足矣。尽数勦戮，可謂忍心害理。至桂萼輩深嫉其学，弹章诋毁，極其不堪。此却不可为据。

淝水之战虽属侥幸，然人气不动，便胜理。阳明抚赣

译命令下达后，季明德听说此事，知道王阳明必定能建立功业。有人问他：“我触犯他，他却无动于衷。”孙承泽（号北海），极其厌恶王阳明的学术，曾经列举王阳明与门徒讲学论道的事例。他的夫人突然闹出来，掀翻他的桌案，抛撒他的书卷，说：“各位不要相信这个老家伙的欺骗。”于是逐一列举他平日里的奸邪私事。门人们偷偷观察王阳明，只见他神色平和晴朗，好像没听见一样，过了很久。夫人进去后，王阳明慢慢整理书案，继续之前的讲论，仿佛中间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人们认为这不合常情。我说：“恐怕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平定宁王了。”孙北海忍不住失笑。孙北海又时常列举《正德实录》中参劾王阳明与宁王勾结以及家庭丑闻的事。我说：“我们这类人批评他的学术不正，只讨论学术就可以了，这些诽谤诬蔑恐怕不足为凭，贤能豪杰难道能避免这类事吗？”

译我所厌恶姚江学派的，是因为他们把四书六经都当作闲杂赈济之物，直指人心，立地成佛。其流毒无穷无尽，王龙溪已经不像样子了。万历以后，各种怪诞之事层出不穷，这都是姚江学派开端的缘故。读书人不思考经书的义理，死守传注，字字胶着固执，牵强附会经文以符合传注，甚至连传注的本意也失去了。姚江学派因为厌恶鄙薄这类人，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不思考这类人的固陋之处，只是就他们的学说加以破斥就足够了，何至于到大决堤坝而不顾后果呢？

道与释

孔子的教化，自与天地同存。除非不把君主当作君主，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孔子的教化便没有用处。想要破坏孔子的教化，先要破除君父的说法。佛家不遵循世俗法度，是没有君主和父母的，反而拜没有父亲的人。这是出来想要破坏孔子教化的人，但最终忠孝根植于心，如何能破坏得了？杨朱只是否定君主，墨子只是否定父亲，而佛家两者兼有。这件事前人已经批驳尽了，我们儒家只应当自我反省，把我们这边做得好。

孔子教导弟子，只以仁为宗旨，又进一步发挥孝道，都是从根本上来谈。正好与佛家针锋相对。佛家没有根本，所以先从父母妻子那里断绝关系，一路偏离正道。

孟子叙述道统说：“见知闻知道，难道不重视实行吗？而说知，正是派要像领路人一样，领错了路，实行更有危害。当下不觉悟，到归宿处，便大坏。”

杨朱、墨子被孟子指出病痛深切之处说：“无父无君，是禽兽。”所以他们的书于是没有流传。范蔚宗《西域传》赞、宋景文《李蔚传》赞都是搜索佛家的根源。那些人和书，多是中国人假托增饰，有凭有据，并不与他们专门辩论道理，所以中了他们的膏肓。

庄子、老子消灭教化，佛家消灭道，禅宗消灭性，他们的见解是一样的。议论则以渐而深入【自记】

佛家善于谈心，老子善于谈气，都说得很精妙。我们儒家谈性，他们那两件便都包含在里面。

佛家以心法观察天地，老子说开口气便泄露，这都是我们儒家应当汲取的。

问：桃源中毫无文物，不几乎像禽兽的饮食作息吗？答：那里有纯气，自然有人伦淳朴，恩爱与禽兽不同。如果有文物，纯气便有发散之意。问：有人怎能不争？没有主宰怎能和谐？答：如果争，便是纯气将要散了。文物固然是气的发露，然而气既然淡薄，又须以此维持它。如人受参芪之补，便是元气有亏，然而元气已损，又须以此补之。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知道世间既已产生盗贼，圣人虽死，又怎能止住？老子所说的，说了一截，脱了一截。

老子生十有三，死十有三，出生入死十有三。有字不是又字，解释者都指出十三种来充实它，如《周礼》“息伪”十二种，也枚举来充实它，支离牵强，不可通。十有三者，十分中有三分，实三分，三去零数罢了。十有二者，十分中有二分，也二分半去零数罢了。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是不想露体罢了，不是斋服。半此身之长短衣也。朱子说“长视身而又得半”，也太不方便了。三分天下有二，幸好有“有”字，不然也将谓三分之外又有二分吗？

老子只贵大患若身，难解，只是生于忧患的意思。《易》所谓“贞疾，恒不死也”。宠辱若惊者，以宠来辱我，所以若惊。大患来便贵之，若爱其身的，以为有此便可不放逸、怠傲以至于死。却是爱其身，不是要害其身。然而又不是以平常之养身、奉身者为爱，又不要有其身，所谓“外其身而身存也”。圣人看得道理熟，平平常常说出来，他们窥见些子便以为秘妙，又作奇文字楦出精彩来。

《道德经》虽亦有意理，我却不甘为之发明。初意欲与《参同契》、《离骚》为三奇书，合刻。今看来，非二书匹敌。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声口总不正。又如“将欲取之于，必姑与之”，总流为机权阴谋口角。若《参同契》，便无此恶劣姿态。《阴符经》撮《道德五千言》为三段，不是没见解人，握机经，也是传古阵法者，非泛作。大约是战国纵横家之流。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为恶两字太险，难道教人恶亦可为，但莫近刑吗？曾与泽州陈先生论此，以为为善得无近名的吗？为恶得无近刑的吗？只是缘督以为经。泽州大喜，数日后又得一解说：为善何必即有近名，湮没者不少，为恶何必即有近刑，漏网者亦多，不因名而为善，不畏刑而不为恶，只是缘督以为经罢了。泽州又大喜，以为更好。

至尊常谕朕看《参同契》，恐怕都是说人身上的话，未必是说别项。地奏曰：“臣向来正是如此说。如《阴符》说‘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译“‘绝利’是指将各种利欲都断绝了，只在源头上专一用功，这就如同用了十倍的老师。‘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是说功夫不间断，时刻相续，这就如同用了万倍的老师。”又防备

译皇上说：“正是如此。”又上奏说：“臣有一位亲戚，喜好道家学说。臣曾经问他，说：‘铁也是好东西，可以定下子午方位。道家总是不看重它，只说丹砂、铅、汞。难道是因为它们作为炉鼎的用途，烹炼大药，可以服食吗？’他回答说：‘是的。’臣说：‘以我愚见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铜铁炼到最后还是铜铁，只有砂里有金，铅里有银，都不是从外面寻找得来的，而是可以炼出宝物来。’以此比喻人的血肉之躯中有至宝存在，上天的明命蕴藏其中，可以炼出来，只是要不断火，就像所说的‘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长’。又防止……”

皇上说：“这样才符合他的本意。”于是说：“断绝利益的一个源头，断绝了好。不然，便向别的瓦砾中寻找宝物，怎么能得到？但必须反复三次，昼夜不间断地用功才好。断绝利益的一个源头，是我们儒家持敬的方法；反复三次昼夜，是我们儒家集义的方法。”当时是甲午年四月十六日。

我因参悟《参同契》而领悟了《易经》的道理。《参同契》只说一身，其实一身就是天地。凡是阴的都是魄，凡是阳的都是魂。阴以阳为根本，阳以阴为基础。天的神气包罗在地之外，然而离开地便散漫无归，却要贯注到地中才能成就岁月的功绩。地如果不借助天的神气，便成为顽石，怎么能生物？如同人的形体不禀受心的神明，那么五官百骸都不得其所。然而心神如果不寓居在此形体中，哪里可以作为寄托的地方？所以魂守魄，就是魄拘魂，起初没有两样。

乾坤合撰，天地同符。只要看世间凡气所贯通的，都是天。地在天中，起初并不是截然天是一物，地是一物。解说《易经》的人，看到以乾为君，坤为臣，就用君臣来论。君要留心臣民，所谓天道向下济助，如果亢奋就有悔了。臣要一心王室，所谓顺应天时而行，否则就有咎了。其道理也是如此。《参同契》用人身来说乾坤，那么神魂就是乾，体魄就是坤。神不得形，何所附丽，所以为游魂；形不得神，何所作为，所以为滞魄。只有刻刻相守，合而为一，形就是神，神就是形，那么丹就还了。这就是天地交泰，水火既济的道理。从来解说《易经》的人，却不曾说到，又发明出先天图位，所以知道其传授必有端绪。

《参同契》取象龙虎，是窃用《周易龙马》，而改变其称号。龙取变化飞腾，却潜藏于深渊，用来比喻人心驰骋八极，一收便在腔子里，这是魂。虎伏于山林，人不能见，然而一啸风生，却威猛，不过是魄。但马比虎更觉稳妥精妙。马本是乾，而坤为牝。马如牡，马走到哪里，牝马也走到哪里，本是一物，但有牝牡之分，更加精妙。

《参同契》往日分章节颇不错，现在又看得明白些。其警发于我的身心非常深切。大约先黑，方白，方黄，而最终是红，这叫做丹。太阳出来时，先红而白而黄而黑，人和草木的生长，也是如此。而道家功夫反之，所谓顺则为人，逆则成仙。他的黑，是收视反听，不说话，将耳目口三宝闭塞了，直使形如槁木，心如死水。久而久之，黑中生出明来，便是白，所谓虚室生辉。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走而魄不昏昧，便是黄。后来一团纯阳真火，阴邪恶气都烧化了，所谓童颜是也。这便是红，红则丹成了。我们儒家的功夫也是如此，以《中庸》来说，戒惧是黑，慎独是白，致中和是黄，至天地位万物育是红。佛家的功夫也相同，他说发大愿力，即我们儒家的立志；他说悟，即我们儒家的致知；他说修，即我们儒家的力行。明代儒家说三教源头本同，但功夫各别，却反说功夫却同，只是源头不同。发愿力相同，为什么发愿力便不同？我们儒家是大公的，从天地万物道理上起；道家却只为一己，只要神气常存；佛家教看这个犹粗，只要此心光明照彻乾坤，也是为一己。不只是佛老，就是市井人，也必先发愿要做财主，方才讲求取利之法，然后经营力作。所以元亨利贞四个字，夫子作四项极当。亨与贞都是相同的，元与利却不同。佛老与百工技艺都有做到亨通之时，只是问他大不大耳；都有守之而不变处，只是问他宜不宜耳。我们儒家便大且宜，所以五性最重仁义。问道家如此用工，果能使此身常存否？回答说亦不知如何，想必神气久长些。他并不是糊糊涂涂做神仙，他尽千思万想，天地间阴阳万物变化，人身形神都要知其故。也不是防止常人问魄拘魂，魂守魄如何用工？想必也不过定心，心不放则魂魄俱安了。说魂守魄即魄拘魂，无两层。心定自然是主宰，也要明魂魄之理。问他亦千思万想，岂不是耗心气？回答说

译所思考的即是他的事，并非游思妄想；比如一想魂，便如同看见自己的魂；一想魄，便如同看见自己的魄。这与寻常的思想不同。如果心像顽石一样，只像劳山上的修道之人，因懒惰而神气充足，不需要饮食，寿命长久，却一无所知，不过像土石、龟鹤罢了，有什么值得称取的呢？问他为何只说黑白黄赤对应水金土火，却不提青色？回答说：大概是怕人留恋于生气吧。但他最后却说，金丹炼成后，必须要在人世间建立功业，功行圆满，才能升天。我们儒家把“仁”放在首要位置，他却把“仁”放在最后。

译《参同契》的道理，即使是我们儒家也有一半可以用得着。其关键在于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克制愤怒、堵塞欲望罢了。谨慎言语与克制愤怒属于一方面的事，是害怕耗损元气；节制饮食与堵塞欲望属于另一方面的事，是害怕损伤精气。至于那另一半成仙的事，却用不着。就像孙武、吴起的兵法，也有一半可以用得着，整顿行阵、严明纪律、保卫百姓、守护疆土，是其所用之处。其中说得神秘莫测的地方，便是我们儒家所不说的。

《参同契》不选取铜铁之类，而选取丹砂、铅、汞，是取其中含有至宝，用来比喻人的躯壳中也有至宝。丹，就是朱砂，其中含有白金砂，即剥开砂子见到金的砂，其中含有黄金。铅和汞中都含有白金。这四种东西如果不加淘洗烹炼，不过是丹砂、铅、汞而已。一旦经过淘洗烹炼，便有了至宝。人不去修炼，不过是一具皮囊，与草木腐朽无异。一经修炼，便可成为圣贤，这难道不是至宝吗？问：还丹是什么意思？答：丹原本不是一件具体的东西，不过是赤色，称为还丹，是因为初时是丹，后来不是丹，又回归到丹，所以叫“还”。人刚出生时本是红色的，所以叫赤子。后来长大逐渐变白，由白变黄，死后变黑。大凡草木的芽，先是红色，后变青白，再变黄脱落，最后枯黑。太阳刚出来时是红色，后来变白，傍晚变黄，夜晚变黑。仙家在人处于红白阶段时，只守住黑色，这就是所谓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到人死的时候，他却活了起来；人变黑的时候，他却亮了起来。一直恢复到婴儿的赤色，所以称为还丹。

《参同契》所说的道理很简易，它所说的天地阴阳，就是我们身体的阴阳。它说黄老清静则天下大治，就像我们身体虚静，水火调和则寿命长久一样。其下手用功的方法，不过是魂守魄、魄拘魂。魂是灵明好动的，如果任其浮荡驰骋，就成了游魂。魄是寂静坚定的，如果任其昏沉颓废，就成了滞魄。当魂放逸时，必须把心捉回来，不许妄为纷杂，这就是魄拘魂。魂被魄所拘束，那么魂就常常精明不散，而魄也不会昏沉懒惰，这就是魂守魄。问：《参同契》所说的易理，与我们儒家是否相合？答：那不过是沿用汉儒的说法罢了。汉儒说易，用六十四卦配合年月日时、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虽然每天的阴晴都预先定好，但又不是推算出一年就可以像刻板一样固定不变，明年又有灵活的方法，又参合人事，如果人事有变化，卦象也会相应变化。《参同契》说易，仍然是这样。问：修炼的功夫，怎么与这相应？答：有死子午，有活子午。死子，是天上的子午。从子时到午时为阳，适宜饮食动作；从午时到子时为阴，适宜闭门守中。活子午，是我们身体的子午。只要感到倦怠时就是子时，适宜吐气运行，不让精神昏昧；觉得有放逸荡散时就是午时，适宜收视反听，寂然不动。问：与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有相应的地方吗？答：也相应。到了节气转换的时候，比平常的功夫更加谨慎。如果后来道家炼丹以及守庚申等说法，都是荒诞不经的，《参同契》中没有这些。妙在与我们儒家说功夫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即使佛家也是如此。大概三教的功夫，都是从收摄放逸的心做起，而我们儒家看到一草一木都能各得其所，没有一样不与我的本性相关。佛道两家，连自己的父子兄弟夫妇都视为身外之物，这里的道理大不相同。

《参同契》首尾用武，中间用文，与我们儒家的功夫一样。刚开始立志要勇猛直前，等到最后直达天德，竿头更进，又要用武；中间不要防范也不要助长，却要用文。

道家从汉代就开始分两路，魏伯阳修心性，张道陵讲究符法。佛教兼有这两种，大概释道二教，起初也是隐居修道的人。因为他们枯槁清寂，住在岩石洞穴中，恐怕招致异物的侵害，所以学些术法来抵御。等到他们的后辈想要宣扬表彰，就说玄说怪，张皇附会，无所不有，却失去了他们本来面目。

致命遂志，就是把祸福寿夭归于天命，而一定要实现我的志向。就像“致其身”，也是把利害生死都置之度外，并不是以牺牲生命为“致”。古人说“命”字，都是指天命，现在把它归属于人，像“身”字一样，经书中没有这样的说法。这种想法起源于道家，道家把心中灵明的元神称为性，把身体中元精元气不死的部分称为命，修性修命是两种不同的功夫，两者并进是性命双修。修“命”字就归属于人了。问：修命的人，务必一切不管，心死而后气足。如果修性，则必须穷理致知，苦思劳心，难道不有碍于修命的说法吗？答：看《参同契》说“千周万遍”，可见穷理致知，他们都有，只是穷究他们修性修命的道理，推致他们修性修命的知识罢了。这样，怎么会有碍于修命呢？

我深信，得道的人有长存的道理。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草木有数千年不死的，禽兽也有千年的，难道人的寿命只限于百年吗？大概人不死在于神明，而不在于形骸。听说山东的劳山、湖广的武当山，都有数百年不死的人，不饮食，不近水火，身轻体健，像鸟兽一样。踏峻岭，跳深涧

译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这是道家所轻视的，他们谈论修炼，也重视精神与元气，并不看重这个。由此看来，圣贤自有长久存在而不败坏的东西，那就是神明。

译李文节闭门多年，撰写了一部《百链草》，其中许多柔和的语句缺乏精彩，为什么呢？朋友说：“他只是在那里锤炼自己的文字，如果阅读前人的书籍并加以锤炼，那就好了。”先生说：“这可以知道道家修炼是没有用的。”

《阴符经》用语过于险峻，不如《参同契》那样平易浑厚庄重。那本书只是虚设在这里，任凭人们使用。用它来修道也可以，用它来行兵也可以，用它来治国也可以。如果非要区分哪一段是说道，哪一段是说兵，哪一段是说治国，那就呆板了。它只是以阴为主，便显露出杀机，这是黄老之学的旨意，并非圣贤之道。

“阴符”的意思，是以阴为符契，掌握了阴就可以招引万物，指挥如意，连阳也能为其所用了。杀机正是它所追求的，这就像我们儒家所说的“克己”的意思，所以说：“天发动杀机，星辰移位；地发动杀机，龙蛇起陆；人发动杀机，天地反覆。”都是在说杀机的作用很大，现在的人都解释为杀机不好，大大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傅奕批驳佛教的话，也很恰当，但他却笃信老子，甚至告诫子孙，仍然认为道教应当遵从，与圣人的书籍应当阅读，并举齐观。他不知道佛教其实是脱胎于老子，所以韩愈的《原道》、《新唐书·李蔚传赞》都是从老子说起。佛教精于老子，禅宗又精于佛教，其实禅学何尝不是中国人替它粉饰的。“李蔚传赞”说得最透彻，朱熹的《释氏论文》笔法虽然不够古雅，但精当第一。

批驳佛教的几篇名文，应当汇编在一起。范蔚宗《西域传》的赞语，傅奕的《表》，韩愈的《原道》、《佛骨表》，与孟简的书信，宋祁《李蔚传》的赞语，朱熹的《释氏论》，佛教在这些面前无处藏身了。

《四十二章经》是佛教的原文，很有名理。比如磨面的驴身，虽然有心行道，但道行不通。无礼来侵犯的人，就像对着风扬尘，拿着棍棒击打虚空，这些都是妙论。其次是《佛遗教经》，其他的都是中国人传抄粉饰而成的。

佛徒从西边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清净虚无，认为一切皆空。他们看待世俗儒者追逐功名富贵，粉饰名声事迹和言语，简直与一般众生同等看待。所以高明的士人被他们煽动诱惑，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只觉得他们的是对的，不知道我们儒家原本也是如此。但是既然有了涤除私欲这一面，又要有推己及人那一面，才好。圣人的道，本末兼包，物我一体，平平正正，万古不可磨灭。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个理才说明白，把向来推给佛教的那一边道理都收回来，所以他们的功劳很大。

人心和道心本来在一个区域，爱私也是。我必定爱自己亲人，才知道别人也都爱自己的亲人，推己及人，把爱亲人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就公了。货财是利，我必定依靠货财生活，才知道别人也都依靠货财生活，推己及人，把依靠货财的心推广到别人身上而不互相争夺，就义了。佛教的弊病在于截断此心，事情都没有根基，怎么能有实物呢？

比喻最难。佛教说心性的本体像明镜一样，物体来了必定显现，随物体呈现形状。然而镜内空空的，一无所有，冷冰冰的，全无生机。只有程子的“心如谷种”这个比喻极妙。因为谷种内根、茎、叶、花、果实无所不全，而其中一点生理就是仁。心属火，仁属木，是滚热发源的，与金的寒冷不同类。所以用镜子作比喻是不行的。凡是阳的一边都暖，阴的一边都冷。佛教用镜子比喻心性，所以断绝身累，一齐趋向空灭，喜欢说元神，厌烦人事。

息心不是人心，应当息道心，不应当息。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也是息心。朱熹说：“有灭息之息，而后有生息之息”，非常妙。寒冬闭藏，来年春天发生之气，全在这个时候蓄养。即使是禅家，也破除枯禅，说：“不可有恶心，不可有善心，也不可无记无记，竟然枯灭了。”但他们所不欲枯灭的，是心的神明；我们儒家所说不可枯灭的，是天命之性。佛教不是一概灭绝其心。朱熹说：“告子冥然无觉，悍然不顾，究其归宿，自然如此。”他做工夫，也不像这样。

儒者心安理得，静也定，动也定，各止其所。佛教忍心害理，强行割截把捉，难道仅仅是空为顽空吗？即使是明也是顽明。

问：佛教说不去行不去，如人尽从他一世，人类便绝。曰：他原说不要人尽，不妨娶，就是这样也说不去。圣人教人是自己行了，教人行。如说不妨娶是好道理，他就该从人；若说是不好道理，如何又教人行？天地间无此道理教法。

和尚说来去，总是为自己。我们儒家讲的事，都是世上用得着的。就此便分出公私。

释氏的发大愿力，是我们儒家的立志。要常惺惺，是我们儒家的主敬。遍参历扣，是我们儒家的致知。戒律精严，是我们儒家的力行。但是他们的立志、致知、力行，都是他们的事，与我们儒家绝不相似。凡是我们儒家所宜有事者，他们都以为大戒。比如人从父母而生，所以笃爱父母，他们却不认父母，是断爱

译对于根源，要在极难处理的地方，一刀两断。他认为人的爱，都产生于习惯和沾染，即使是爱父母，也是私心，不过是贪图他们哺乳养育的恩惠罢了。假如从小无知，当时寄养在别人家里，接受他们的养育，也就爱他们。可见这都是有所凭借的爱，不如从“无我”的境界中发出大慈悲，普遍度化人和天，那才是没有凭借的爱。这种爱真实而广大。孔孟却说世上哪有没有根源的人，应当从根源上开始爱。我们儒家与佛教不同的地方，本来容易看出来，不知道前辈为什么都说不透彻，只是看得不够分明。

译佛家所说的“三宝”也讲得很好，就像我们自古以来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为尊崇仰慕的对象，这就是皈依佛；圣人留下几部经典，我们勤勉地诵读效法，这就是皈依法；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几位儒家先贤作为榜样，这就是皈依僧。

佛家关于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循环往复、始终相续的道理，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说得太死板，便不可信。春夏的万物生长，都源于冬天闭藏的气机。人记得书多，就能写出文章；穷究道理透彻，议论就不会出错。平时经历的事情多，遇到事情就熟练；吃饭多，精神就强盛。内在所接受的，就是外在所表现的。只要说得不死板，就没有妨碍。

我曾经问僧人锐峰说：“轮回的说法，难道不是荒诞虚妄的吗？”僧人说：“这有什么奇怪？不必远求佛法，观察天地，只用心的法则去看待就行了。生死就像昼夜，昼夜相互循环。心的生起与灭去没有定时，那生起的也就是那灭去的，难道还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吗？”我又问：“人作恶变成禽兽，禽兽行善又变为人，可信吗？”僧人说：“有这种道理就有这种事，只看人一天之间念头起伏几次，做人几次，做禽兽几次。轮回的说法，这样思考，觉得特别有道理。比如我们起一个善念，就觉得光明正大，不仅念头是人，耳目口体没有一样不是人，别人看也是这样。如果起一个恶念，不仅念头是禽兽，耳目口体没有一样不是禽兽，造化掌握在自己手中，何必依赖阎王？”我又问：“做功夫，是以知识为先呢？还是以修行为先呢？”僧人说：“以发起大愿力为先。”我问：“假如见识不到，修行不到，空有大愿力可以吗？”僧人说：“也可以。菩萨不也是从初地菩萨开始的吗？只要愿力坚定，虽然功夫还没达到，也不妨碍。有了这个愿力，见识才是真正的见识，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我问：“愿力发起后，大多不能持久，是怎么回事？”僧人说：“这有两种毛病：一是从前没有用功，觉得今天很难，从半路开始做起；二是力量小却图谋大，恐怕后来的功夫不能接续。必须在愿力发起时，从前的种种就像昨天已经死去，以后的种种就像今天刚刚诞生，前后都要截断。”我问：“罗汉与菩萨的区别是什么？”僧人说：“罗汉看到别人不善，会发嗔怒心；菩萨看到别人不善，会发悲悯心。”我问：“他们存的是什么心？”僧人说：“既不存于善，也不存于恶，又不是昏沉不醒，这就好比我们儒家所说的‘未发之中’。”他又曾举出一个公案：“有人自称心能作主了。”僧人说：“清醒时能作主，做梦时能作主吗？”那人说：“也能作主。”僧人说：“有梦时能作主，无梦时能作主吗？”那人就不敢自夸了。所有这些，都是他们教义中最精粹的话语。

佛家说心也好，只是向上不能通达本性，向下不能通达万事。必须明白心是这样，实理也是这样，又要把这件事处理得当才好。

佛家把佛比作转轮王，大概是因为心能转动宇宙，确实有这种道理。孟子说：“充满天地之间，人的意思到哪里，气就到哪里，不然怎么能充满呢？”

林次崖对王阳明提出质疑并加以批驳的几段话，却没有击中要害。他的病根在于“无善无恶心之体”，只要观察有道君子在事物未接触、寂然端坐时，满腔都是善意，通身都是善气，怎么能说没有善呢？如果没有善，这种气象从哪里来？问佛家说“无善无恶”，善知识的气象是怎样的？回答说：一看庄严肃穆，细看冰冷，固然没有恶的样子，也完全没有善的容貌，这就与他们的“无善无恶”相应了。

有人说佛教能使人超越形体，在危难时献出生命。然而唐代人多沉迷于佛教，却沉溺于声名利禄，不见其清廉刚正、坚守节义的人比后世多。等到朱熹的学问兴起，殉节的人都视死如归。从宋朝到明朝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了。

圣人所说的经纶大经，是一段真诚仁爱所发出的，确实是从化育万物中产生的。圣人所言所行都是为了这个。我们听说有人呼风唤雨，却不产生景仰之心；听说忠臣孝子值得效法，就心悦诚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天地之心，也是这样的。左慈、周颠、仙冷谦，杀也杀不死他们；岳飞被秦桧一杀就死了。然而现在却不羡慕左慈、周颠、仙冷谦，却景仰岳飞。左慈如果手段真的大，为什么不除掉曹操，另推举贤臣辅佐汉朝？周颠也不能除掉陈友谅，最终还是靠洪武帝动兵。可知这种本事毫无用处，就是画一道符，念几句咒，拘得一些鬼魂，也只是未散的呆魂。问符咒为什么能拘鬼魂？回答说：朱熹说得好。既然你相信佛鬼，那么你们怎么不相信？现在有一个奇异的僧人，全城的人都去观看施舍，杂乱聚集。这些人死了，如果魂魄不散，自然还是这样。必须知道阴间阳间的人鬼是一样的，看得极平常才是道理。高一边的人说世上没有鬼，低一边的人说事事都是鬼在作祟。圣人讲道理，因为提出“中庸”二字最妙。

汉代六经都有纬书，光武帝因为刘秀做了天子，一句话就把它们尊为圣经。桓谭说它们不足信，就治他非圣的罪，直到隋朝

译汉文帝起初焚烧并废除了这些占卜之书。圣人穷尽数理以预知未来，不过是依据事理进行推演，就像寒去暑来一样，是感应中必然发生的现象。愚笨的人以为圣人对于后世某一个人，姓张姓李，名甲名乙，都一一知晓，这简直不值一笑。圣人的教诲说：“将要兴盛就会招致祥瑞，将要灭亡就会招致灾祸”，这是确实的道理和事实。遇到灾异就应当恐惧并修省自身，不致力于此，却专门以祈祷禳解为事，甚至整天在吉凶祸福上做些无益的算计，势必会被邪祟之物所愚弄。有的情况本该遭遇凶险，反而招致了祥瑞。

译阴阳杂术，我阅历很多了，何曾有灵验的？即使有灵验的，也是说得多了，偶然碰巧罢了。只有圣人的教化，一以人事为主。你学写字，就防备写不好；学写文章，就防备做不好。就像人吃饭，防备吃饱，不吃饭，就防备饿肚子一样，何等切实！大抵人的精神魄力很大，即使是偏僻的学问，逼出一段光怪陆离的现象，也能惊动人。扬雄作《太玄》，口中吐出白凤；刘更生喜欢谈论神怪，藜火老人感应而至。若是圣贤平正的学问，却没有这样的事。因为他的气已经与日、星、河、岳相合了。

朋友说：“明太祖曾经派人向天竺求取佛经，又分封各王，都派一名僧人做师傅。姚广孝就是燕王的师傅。”先生说：“洪武帝也不是信奉佛教，大抵人不能没有畏惧。当天下纷争时，匹夫匹妇都是我的敌人；等到天下一统，没有外患可忧虑，想要保住社稷，使子孙长久，便畏惧鬼神，想借此求福除祸。没有不被僧道所愚弄的，除非是圣人，断不能避免。夹杂私念，只有圣人胸中明亮，道理看得透彻，知道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坦然去做，有什么可畏惧的？”

邓文洁说：“他既不要学圣贤，也不要学天地，不知要学什么。他刻苦到整天跪在庭院的石头上，血迹斑斑，到底不见他有什么超凡入妙之处。”王凤洲、季明德等人后来写出的文章，都通不过。所谓“自诐而淫而邪而遁，必至于穷尽而后才停止”。

朱方旦刚到京城，轰动一时。猗氏卫先生在朝班中，极力诋毁他。恰好史子修与他同坐，脸色非常不高兴。猗氏一并责备他。史子修说：“我不是轻率地信奉他的教义，他确实能使死人复活，即使想不信从，能办到吗？”猗氏询问详情。史子修说：“我的妻子病了三年，卧床等死，听说朱方旦来了，就去叩问。朱方旦说：‘等我察看她的命数是否已尽，您暂且回去，我随后就到。’我问：‘先生能立刻来吗？’朱方旦说：‘不必我来，病人自己会知道。’当晚妻子竟然安睡，又听到房间里有异香。到鸡叫时，妻子伸懒腰醒来，说：‘汗透了。’要衣服换下，劝她稍作休息。妻子说：‘我好了。’恰好梦见来到一个公堂，有大官命令吏员查阅簿册。一会儿吏员禀报说：‘史鹤龄的妻子寿数未尽，但灾厄很重。’忽然听到屏风后有人问：‘既然寿数未尽，让那夫妇皈依道教，以禳解灾祸，可以吗？’大官起身拱手答应说：‘遵朱先生教。’于是命令我回去，我就突然起来了。”猗氏听了很震惊，于是和史子修一起拜访朱方旦。朱方旦说：“我闭眼看见各位贤圣，睁眼看见天，注想久了，自然与天地贤圣同归。你们读书却不知道其中的意义，‘顾諟天之明命’，不说的就是这个吗？”猗氏于是也大为信服。曾经邀请我一同去修谒，我先索要朱方旦所著的书观看，发现其中《中说》、《质言》两种书里别字无数，想来天上没有不识字的神仙，于是坚决推辞不去。后来朱方旦获罪，在湖广市曹执行死刑，监斩的正是他的弟子王新命。在斩首前一天，还安慰他的弟子说：“不要害怕，明天午时应当有赦免。”竟然怪诞到这种地步。问当史家求祷时，为什么能这样？回答说：“妖术本来不值得讨论，但用我们的道理推究，不妨这样。当他清修苦行时，或许鬼神也甘愿被他驱使。等到他奉承王侯，骄奢淫逸过度，鬼神就抛弃他了。至于所说的注想，也有可取之处。我们平生何曾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罢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谁能昼夜不松懈，念念不舍的，我没有见过。”

有个被征召的官员叫许三礼，放言高论，开口就说人不要走错路头。一个大圣，一个大贤，一个大儒。环极魏先生，是冲虚君子。听到他的话，被他震动，于是对我说：“我不能推测他的学问高深，您应当见见他。”等到见面，许三礼讲述他的宗旨等等。我问他：“所谓大圣，一定是孔子。若是大贤，就是颜回；大儒，就是程朱。”许三礼说：“对。”我说：“程朱距离孔子一千五百年，得不到老师，或许会走错路头。颜回亲眼见到孔子，孔子为什么不指出大圣的路头，任他走错？难道颜回的天资只够做贤人？还是孔子秘而不宣呢？”许三礼无言以对。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环极。环极深深称赞感叹。过了很久，我进入朝班，还听说许三礼向人宣扬这些话。可见他糊涂一世。

人的话不合情理，都是妖言。现在看出佛老确实不值得辩驳，即使不曾细读他们的书，但既然不是我们的道理，便不是。这道理之外更没有道理。曹武惠的军队已经渡过江南，南唐才开始焚毁佛经，说：“现在才知道舍弃周公孔子的道，没有足以治理天下的。”两家说神说妙，我们治理天下，让他们插手便坏事。

榕村语录卷二十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一

大学士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