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十六
。然据之以断事，大样不走。如光武之父，始终不敢僭帝号，止称曰「南顿君」，何等严肃？然光武却似太过，既系中兴，追王有何不可？鲁闵公既爲君，虽弟父也；僖公虽爲兄，既曽爲之臣，则子也。虽叔侄犹然。此等事，须与同志考据折衷。存一篇议论，一以圣贤经传、古人成案、大儒论断爲准。吾辈在今日爲今人后人视之，便是古人，不悖于礼而定于一，最有功于名教。郑康成岂必贤于朱子？而朱子议祧僖祖庙时，不记得康成一叚议论，以爲遗恨。茍得此其有助，岂浅鲜哉？
译然而依据这些来决断事情，大体上不会出错。比如光武帝的父亲，始终不敢僭越称帝号，只称为“南顿君”，这是多么严肃庄重？然而光武帝似乎做得太过分了，既然是中兴之主，追封王位有什么不可以呢？鲁闵公既然已经做了国君，即使是弟弟也是父亲的角色；僖公虽然是兄长，既然曾经做过他的臣子，那就是儿子的角色。即使是叔侄关系也是如此。这类事情，必须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考据并折中调和。留存一篇议论，一以圣贤的经典传注、古人的既定案例、大儒的论断为标准。我们这一辈在当今时代，被今人和后人看待，也就是古人，不违背礼制而确定统一的标准，对名教最有功劳。郑康成难道一定比朱子贤能吗？然而朱子在讨论祧迁僖祖庙时，不记得郑康成的一段议论，以此作为遗憾。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帮助，难道是很浅薄的吗？
冬，救江。而明秋江灭，晋之不能救江，明矣。然若只书伐楚，不书救江，则无以见其不能救江之意。只书救江，则处父之师实向楚，不向江。故书法如此。传谓「王臣行而不书者，责在晋也【自记文公三年】
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自记文公四年】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赵盾柄政，政始穨于大夫矣。后乃尤而效之，故扈之盟斥晋大夫而畧诸侯。若曰：自此诸侯大夫班矣【自记文公七年】
书称徐戎，诗称徐方，皆与淮夷、蛮荆并举。盖自西周而不服王化，非一日矣。非自夫子夷之也【自记文公七年】
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乙酉，公子遂防雒戎。只越三日，其爲以两事出无疑矣，而不以继事书。此谨内外之辨，春秋书法也【自记文公八年】
春秋因事而见义。宋王者后得自命官，故因司马杀司城奔而书官。则知列国之不书者僭也。其不名啖氏，以爲不失节，或旧史失其名也。其后再书司马华孙，余则以常书【自记文公八年】
毛伯来求金，不称使，不但爲未君直讳，求金耳【自记文公九年】
楚椒以礼来，故爵其君而着其臣名，书法之宜也。胡氏渐进之説是。若渐强而须假以名号，则是夫子畏其强也【自记文公九年】
惠公、仲子、僖公、成风，恐皆只是并禭并赗耳。仲子、成风，自是不当赗禭，故宰咺名而秦畧其君臣，不必特系之惠、僖而后见也。但僖公之薨已乆，不应至是始禭，故孙胡有是説【自记文公九年】
自殽之后，秦晋交兵，是非曲直相半。虽然，晋遂不能制楚，而楚以竞秦爲之挠也。使夷夏消长，于是则《春秋》之所恶也。是故于晋之敝于秦，而楚乘间以得诸夏也，则狄秦以见志。其后河曲之战，又人之何也？曰：晋称人，故人秦，且深贬者一而不再。凡爲主者，书及河曲之战，不书晋及，亦犹恶秦焉耳【自记文公十年】
盟王臣罪也，女栗之盟，独公与盟，故讳之【自记文公十年】春秋之教，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攷其上下文以见意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则无壊道也，而世室屋壊，此属辞而义见者也【自记文公十三年】
赵盾悔子雍之迎，而弗克防菑之纳，皆能徙义者也【自记。
文公十四年】
执单伯执子姬，再举齐人男女之别，不可并书【自记文公十四年】
前书「司马司城至华孙来盟」，乃着其姓，未知何意？或者见杀与奔，义不系人。来盟之人，则例无不着也。凡来盟不称使，皆其君未有成命，其臣以权出而行之也。齐高子、楚屈完之例是也【自记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之归，不书「齐子叔姬」，而曰「子叔姬」，无异于未嫁之词，则知以叔姬爲舍之母者，非是。三传于此一事，首末似俱未可信【自记文公十五年】
诸侯未盟扈之前，侵我西鄙，曰“齐人”；盟扈之后，侵我西鄙，曰“齐侯”，则见诸侯不讨商人弑君之罪【自记文公十五年】
一嵗两见侵，反汲汲求盟焉，而又不得，于以见鲁为齐弱之效也。不讳者，耻在大夫，且不以商人之侮辱爲耻也【自记文公十六年】
若果有疾而不视朔，春秋何以书哉？谷梁説是，左公皆未可信【自记文公十六年】
毁泉台，左氏于事或有之，不如谷梁缓丧之义正。缓防，犹云不专意于防耳【自记文公十六年】
前此盟于扈，此防于扈，而书法同，皆以不讨齐、宋之弑君也。《春秋》之初，成宋乱，序诸侯，责诸侯也。至是而政在大夫，其闻邻之有不礼于其君者，岂独不怒于色而已？于是诸侯虽欲讨乱，而不成乱势，且不能，故畧之而义已足【自记文公十七年】
赤亦不地耳，与隐闵何异？其不日，以其未成君，稍畧之杀于成君者，然或旧史因遇弑不得其日之实耳【自记文公十八年】
妇人嫁曰归，故常事。归宁则内夫人，曰如适外之女曰来，不言归也。姜氏无罪，不容于鲁而去，言
译冬天，（鲁国）出兵救援江国。然而到了明秋江国就被灭亡了，晋国不能救援江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只记载“伐楚”，不记载“救江”，就无法体现晋国不能救援江国的意图。如果只记载“救江”，那么处父率领的军队实际上是开往楚国，而不是江国。所以《春秋》的书写体例就是这样。《左传》说：“周王的大臣出行而不被记载，是因为责任在晋国。”【自记文公三年】
在“楚人灭江”之下记载“晋侯伐秦”，可以看出晋国重视报复私怨，轻视救援患难，没有攘除祸患的善举。救援江国就派遣处父，讨伐秦国就亲自前往，作为诸侯霸主的职责在哪里呢？在秦晋反复交战之间，并不是褒贬所关注的重点。【自记文公四年】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赵盾掌握政权，政权开始败坏于大夫之手。后来人们反而效法他，所以在扈地会盟时斥责晋国大夫而省略诸侯。意思是说：从此诸侯和大夫的等级秩序就乱了。【自记文公七年】
《春秋》称“徐戎”，《诗经》称“徐方”，都与淮夷、蛮荆并列。大概从西周以来就不服从王室的教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并不是孔子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自记文公七年】
壬午日，公子遂防备晋国的赵盾。乙酉日，公子遂防备洛戎。仅仅相隔三天，他是因为两件事出兵的无疑，但却不按照连续事件来记载。这是谨慎区分内外之别，是《春秋》的书写体例。【自记文公八年】
《春秋》通过事件来体现义理。宋国是王族的后裔，可以自行任命官员，所以因为司马杀了司城并出奔，就记载了官职。由此可知，其他诸侯国不记载官职是因为僭越。不记载啖氏的名字，是因为他保持了节操，或者是旧史官遗漏了他的名字。后来再记载司马华孙，其余的就按照常规记载。【自记文公八年】
毛伯来请求金钱，不称“使”，不仅是为了替尚未正式即位的君主隐瞒，而且只是请求金钱罢了。【自记文公九年】
楚国的大夫椒按照礼节前来，所以记载了他君主的爵位并写明他臣下的名字，这是符合书写体例的。胡安国的渐进说是正确的。如果是因为楚国逐渐强大而必须假借名号，那就是孔子畏惧楚国的强大了。【自记文公九年】
惠公、仲子、僖公、成风的丧事，恐怕都只是同时赠送敛衣和助丧财物罢了。仲子、成风，本来就不应当赠送敛衣和助丧财物，所以宰咺被点名而秦国省略了其君臣，不必特意联系到惠公、僖公之后才能看出来。只是僖公去世已经很久，不应该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赠送敛衣，所以孙觉有这样的说法。【自记文公九年】
自从殽之战后，秦国和晋国交战，是非曲直各占一半。虽然如此，晋国终究不能制服楚国，而楚国因为与秦国竞争而受到牵制。如果夷狄和华夏势力的消长，由此开始，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因此，对于晋国在秦国身上受挫，而楚国趁机获得中原诸侯的情况，就贬称秦国为狄以表明志向。后来河曲之战，为什么称“人”呢？回答说：晋国称“人”，所以秦国也称“人”，而且深加贬斥只一次而不重复。凡是作为主战方的，记载“及河曲之战”，不记载“晋及”，也是同样厌恶秦国罢了。【自记文公十年】
与周王的大臣结盟是罪过，女栗之盟，只有鲁公参与结盟，所以加以隐瞒。【自记文公十年】《春秋》的教化，所谓“比事”，是用同类的事情相互类比；所谓“属辞”，是考察上下文来体现意图。从正月不雨到秋七月，并没有毁坏道义，而世室的屋顶却坏了，这是通过连缀文辞而体现义理的例子。【自记文公十三年】
赵盾后悔迎接子雍，而不能防止菑纳子雍，这都是能够迁善改过的人。【自记文公十四年】
拘捕单伯和子姬，再次列举齐国人男女之别，不能合并记载。【自记文公十四年】
前面记载“司马、司城至华孙来盟”，却注明了他们的姓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或许是因为被杀和出奔，道义不系于个人。来结盟的人，则惯例没有不注明姓氏的。凡是来结盟不称“使”，都是其君主没有正式命令，其臣下凭借权变而出行办理的。齐国的高子、楚国的屈完就是这样的例子。【自记文公十五年】
子叔姬的出嫁，不记载“齐子叔姬”，而说“子叔姬”，与未出嫁的称呼没有区别，就知道把叔姬当作舍的母亲的人，是不对的。三传在这件事上，开头和结尾似乎都不可信。【自记文公十五年】
诸侯在扈地结盟之前，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称“齐人”；在扈地结盟之后，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称“齐侯”，这就看出诸侯不讨伐商人弑君的罪行。【自记文公十五年】
一年两次被侵犯，反而急切地寻求结盟，却又不能得到，由此可以看出鲁国被齐国压制的效果。不加以隐瞒，是因为耻辱在大夫身上，而且不把商人的侮辱当作耻辱。【自记文公十六年】
如果真的有病而不视朝，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左传》和公羊家的说法都不可信。【自记文公十六年】
拆毁泉台，《左传》在事情上或许有记载，不如《谷梁传》缓办丧事的义理正确。缓办丧事，就是说并不专心于丧事。【自记文公十六年】
此前在扈地结盟，这次在扈地会合，而书写体例相同，都是因为不讨伐齐国、宋国的弑君之罪。《春秋》初期，促成宋国的动乱，排列诸侯，是责备诸侯。到了这个时候，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他们听说邻国有不敬其君的行为，难道仅仅是不怒于色而已吗？于是诸侯虽然想要讨伐动乱，但动乱之势未成，而且也不能做到，所以省略记载而义理已经足够。【自记文公十七年】
赤也没有记载地点，与隐公、闵公有什么不同？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他没有正式成为君主，稍微省略，比正式即位的君主被杀要轻，但或许旧史官因为遭遇弑杀而不知道具体日期。【自记文公十八年】
妇人出嫁称为“归”，所以是常事。回娘家省亲则称为“如”，到外家则称为“来”，不说“归”。姜氏没有罪过，不被鲁国容留而离开，说
宣公夫人与出姜俱称妇者，皆有姑之词也。彼讳防昬，故没夫人，使若不知爲夫人者。此则过有大焉，而不讳其细，故夫人之也。彼书纳币，此不书纳币，何也？书纳币，讥在防也。在防纳币而犹讥之，此书逆女于正月即位之下，则纳币不足讥矣。举重之义也【自记宣公元年】
史畏襄仲不书杀惠伯，则必书其自卒矣。夫子不仍旧史书其自卒，而但削其事，则非卒可知。所谓讳而不没其实也【自记宣公元年】
楚人侵郑，继伐陆浑之后，则是移陆浑之师也。不以继书戎夏之词也。戎非郑比，故又一子之一人之【自记宣公三年】
得臣之卒，不日。胡氏谓贬其与仲遂之谋也。夫不日，何足以贬？且不贬仲遂而贬得臣，何也？盖高固方来，宣公爲之大用嘉礼，虽卿卒不以闻，故不日耳【自记宣公五年】
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爲防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絶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爲褒贬。惠伯之不卒，必以爲贬，可乎？名翚于隐，朝则意见矣。其不卒，或旧史失之，非义所在【自记宣公八年】
春秋书犹绎，而檀弓有“卿卒不绎”之言，则仲遂之功罪，姑无论矣。所谓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者，此类也。又案《周官》大臣死有废祭之文，则不但绎祭也【自记宣公八年】
殽之役，书及姜戎。此与白狄伐秦，不复书及累晋也。连兵结怨，与戎狄而伐防姻之国，曰狄道也。自秦晋之兵不解，而荆楚强盛之势成矣。继书灭舒蓼，亦因事属词。法蓼六之蓼，臯陶庭坚之后也。此则羣舒之一【自记宣公八年】
内失地不书，我纳于彼，而非力取，旋复归者，则书之。济西田及讙阐是也。归讙及阐，不言我，旋取旋归之词也。归济西田，则逺矣，故言我。其取也，何以不言我取？不言我而归，言我臣子之词也【自记宣公十年】
称齐侯使国佐来聘，其忘哀之罪，自见【自记宣公十年】楚子县陈而能悔，入郑而不取，此所以变而书「入」，书「围」，各降一等，书之也【自记宣公十二年】
邲之战，以晋及楚者，毕竟是内晋外楚之词。得臣避晋侯，故称人；林父不避楚子，故称名【自记宣公十二年】
入陈围郑，伐宋屡书。楚子者，见累年防盟征伐，中国诸侯皆无复身亲之事。政在大夫，宜其不竞于楚也【自记宣公十三年】
朱子曰：「归父防楚、宋及楚平，春秋责其叛中国而从夷狄耳，罪其贰霸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愚谓朱子此言，一空众説之陋，文定犹屡以盟主爲言，皆不足以训者也【自记宣公十五年】
灭赤狄，潞氏称，晋师灭甲氏及留吁，则称人。前犹粗有名焉耳，于是士防爲太傅。晋焉得有太傅？盖官制乱矣【自记宣公十六年】
宣榭之火，周来告也。告则列国犹书，况周乎？经未有斥言周者，此言成周，何以王朝宗庙之重？言宣榭，则疑鲁；言京师，则不亲。故举国号以书。若曰此非异代之榭也。公羊「新周者，亲周也」，故知程子以亲民爲新民者甚确【自记宣公十六年】
爲国重民命，旧史书大有年，则圣人缘而书之矣。必以爲纪异可乎？宣公饥馑洊臻，税重而民困，喜大有年，则幸而书之矣。何必曰纪异也，而后爲志乎【自记宣公十六年】
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内兄弟字者二，季子叔肸是也。皆取贵于春秋者也。友不称公，弟前以公子之属书矣。友爲大夫，肸无列也。肸有通恩之美，友有存社稷之功。或谓友讨其仲而爲之立后，酿成三桓之势。此非其疵者，管蔡霍皆有其嗣，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田氏六卿，比比于后。微三桓，异姓之卿其不兴乎【自记宣公十七年】
箴尹克，黄则君在也，安得与归父同例？君在，则杀之者君也，命可逃乎？君死，则杀之者三桓也，可以无死，死伤勇矣【自记宣公十八年】
一甸之民五百余家，而出一乘，则七家而一人也。丘出一乘，几于人尽兵矣。乘有甲士，故云甲【自记成公元年】
齐侯战败而穷，求盟者，齐侯之志也。
译宣公夫人与出姜都被称为“妇”，是因为她们都有婆婆。鲁宣公忌讳鲁桓公，所以隐去夫人之名，使人好像不知道她是夫人一样。这里的过错更大，却不忌讳这些细节，所以称她为夫人。那篇记载纳币，这篇不记载纳币，为什么呢？记载纳币，讥讽在于鲁桓公。在鲁桓公时纳币尚且被讥讽，这篇记载在正月即位之下迎娶女子，那么纳币就不值得讥讽了。这是举重轻之义【自记宣公元年】
史官畏惧襄仲而不记载杀害惠伯之事，那么必定会记载他自杀了。孔子不沿用旧史记载他自杀，而是删去这件事，那么他不是自杀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所谓忌讳但不掩盖事实【自记宣公元年】
楚人侵犯郑国，是在讨伐陆浑之后，那么就是转移讨伐陆浑的军队。不按照继述戎夏的措辞来写。戎狄不能与郑国相比，所以又是另一个“子”的一个“人”【自记宣公三年】
得臣去世，不记载日期。胡氏认为这是贬低他参与仲遂的阴谋。不记载日期，怎么足以表示贬低呢？而且不贬低仲遂却贬低得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高固正来，宣公为他举行盛大的嘉礼，即使是卿大夫去世也不上报，所以不记载日期罢了【自记宣公五年】
仲遂去世不称公子，是为了防备前文过于坚固。但实际上在他去世时称名并断绝关系，就像翚在隐公时的例子一样。他有时记载去世有时不记载，不能以此来作为褒贬。惠伯不记载去世，必定认为是贬低，可以吗？在隐公时称名翚，朝见时意见已经显现了。他不记载去世，或许是旧史遗漏了，这不是义理所在【自记宣公八年】
《春秋》记载“犹绎”，而《檀弓》有“卿大夫去世不绎祭”的话，那么仲遂的功过，暂且不论了。所谓记载王法而不诛杀其人身，就是这类情况。又查《周官》有大臣去世有废除祭祀的条文，那么不仅仅是绎祭了【自记宣公八年】
殽之战，记载“及姜戎”。这与白狄讨伐秦国，不再记载“及”累及晋国一样。连兵结怨，与戎狄一起讨伐姻亲之国，叫做狄道。自从秦晋之间的战争不停息，而荆楚强盛的局面就形成了。接着记载灭掉舒蓼，也是因事属词。法蓼六的蓼，是皋陶庭坚的后代。这里是群舒之一【自记宣公八年】
国内失去土地不记载，我方把土地纳给彼方，而不是武力夺取，随即又归还的，就记载。济西田及讙阐就是如此。归还讙及阐，不说“我”，是随即夺取随即归还的措辞。归还济西田，则时间久远，所以说“我”。夺取时，为什么不说是“我取”？不说“我”而说“归”，是说我的臣子的措辞【自记宣公十年】
称齐侯派国佐来聘问，他忘记哀悼的罪过，自然显现【自记宣公十年】楚子灭掉陈国而能悔改，进入郑国而不夺取，这就是为什么改变而记载“入”，记载“围”，各降低一等，记载的原因【自记宣公十二年】
邲之战，以晋及楚来写，毕竟是内晋外楚的措辞。得臣回避晋侯，所以称“人”；林父不回避楚子，所以称名【自记宣公十二年】
进入陈国包围郑国，讨伐宋国屡次记载。楚子，是显示多年防备盟约征伐，中原诸侯都没有再亲自出征之事。政令在大夫手中，适宜他们不能与楚国竞争【自记宣公十三年】
朱子说：“归父背叛楚国、宋国及楚国讲和，《春秋》责备他背叛中原而跟随夷狄，罪在贰霸是不对的。《春秋》难道率领天下诸侯去追随三王的罪人吗！”我认为朱子这话，一扫众说的浅陋，文定还屡次以盟主来说，都不足以作为训诫【自记宣公十五年】
灭掉赤狄，潞氏称名，晋师灭掉甲氏及留吁，就称“人”。以前还粗略有名号，于是士匄担任太傅。晋国哪有太傅？大概官制混乱了【自记宣公十六年】
宣榭之火，是周来报告的。报告那么列国尚且记载，何况周呢？经文中没有斥言周的，这里说成周，为什么王朝宗庙如此重要？说宣榭，则怀疑是鲁国；说京师，则不亲近。所以举国号来记载。好像说这不是异代的榭。《公羊传》“新周者，亲周也”，所以知道程子以亲民为新民的说法很确切【自记宣公十六年】
为国重视民命，旧史记载大有年，那么圣人就顺着记载了。必定认为是记载异常可以吗？宣公时饥荒接连发生，税重而民困，喜欢大有年，就庆幸而记载了。何必说是记载异常，然后才是志呢【自记宣公十六年】
肸不在朝廷列位，那么叔就不是氏。叔不是氏，那么就是《春秋》称字。内兄弟称字的有两个，季子叔肸是也。都是《春秋》所尊贵的。友不称公，弟以前以公子之类记载了。友是大夫，肸不在列位。肸有通恩之美，友有存社稥之功。有人说友讨伐其仲而为他立后，酿成三桓之势。这不是他的瑕疵，管蔡霍都有其后嗣，周公以来未曾改变。田氏六卿，后来比比皆是。如果没有三桓，异姓的卿大夫难道不会兴起吗【自记宣公十七年】
箴尹克，黄则君在，怎么能与归父同例？君在，那么杀他的是君，命令可以逃避吗？君死，那么杀他的是三桓，可以不死，死伤勇了【自记宣公十八年】
一甸之民五百余家，而出一乘，那么七家而一人。丘出一乘，几乎人尽兵了。乘有甲士，所以说甲【自记成公元年】
齐侯战败而穷，求盟的，是齐侯的志向。
然不曰“齐侯使国佐来盟”，者欲以赂免，非专盟也。不曰“国佐及诸侯之大夫盟”，而曰“及国佐盟”，以我师存焉，则有内辞矣。且以见实追及而盟之也【自记成公二年】
译然而不记载“齐侯派遣国佐前来结盟”，是因为齐国想要通过贿赂来免除战祸，并非专门为了结盟。不记载“国佐与诸侯的大夫结盟”，而记载“与国佐结盟”，是因为我方军队尚存，这就有了内部的措辞。况且这也表明实际上是追击到齐国并与之结盟【自记成公二年】
凡防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独防楚公子婴齐书，公者大夫之执国命，旧矣，盟防征伐，专之屡矣。独是役也，楚冦临境，臧孙不行，孟氏请赂以忧贻君父，而使与强楚之大夫盟，不据事直书，则无以见大夫之罪也【自记成公二年】
蜀之盟，从楚者十有一国。自成庄之盛，未有若此者。诸国皆卿大夫，惟公在焉。故人之讳也。讳则何爲？不没公继乎？防蜀深着鲁大夫之罪焉耳。荆楚强盛如此，故公之防盟出于不得已，而无足讳。楚、秦在诸侯上，以强大相先也。经仍赴告之文，无所更改。惟蔡、许见削，则左氏疑爲得之【自记成公二年】
据古庙制，考宫非特作庙也，新之而迁旧主，易以新主焉耳。如是，则新主虽未入，亦安得不哭？况新主未入，则旧主在焉。但旧主过期应迁，不可复以其諡名宫耳。如此则尤宜哭也。刘胡之説，亦未知然否【自记成公三年】
伤则免牲，死则无牲可免矣。卜日后而免，则曰牛。谷梁凡所谓亡乎人者，皆无可柰何之意【自记成公七年】
伐郯之役，盖吴始称王，加兵小国，而又赴告中国，以示威也。告至于鲁，是以季文子闻而哀之【自记成公七年】
凡史例有详畧，古史虽不可见，班马以后皆以人之贤否繁杀其词也。伯姬有贤行，旧史盖录之，独详故圣人因之，欲厚伯姬，不得不书伯姬之归。书伯姬之归，不得不书其始，皆缘末录本之义也。必皆以爲讥，非礼过矣。媵微事犹书之，况纳币乎【自记成公八年】
当时晋既通吴，欲以病楚矣。恐非以郯事吴而伐之也，其诸郯事楚而吴、晋交加以师欤【自记成公八年】
书来媵，程子谓以见姬之贤，是也。然将以见齐媵之失礼，故先录卫晋，何言乎？失礼，异姓一也；一娶十二女，二也【自记成公八年】
成公十年，公羊经无“冬十月”三字。愚谓三传皆同，则必有説。如只一传独异，必文之缺，字之误也，不可据以立论【自记成公十年】
晋徴鲁师多矣。至却锜之来，书乞者，茍非其同恶，则必以义驱之。然后伯者之令行矣。秦鲁东西遥絶，无恶无义，而徴诸侯，患其不至，卑其词，请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后，虽有义举，防袭为之。至晋悼之业成，而后一变【自记成公十三年】
公及诸侯朝王于京师，旷事也。经不书“及诸侯朝王”，而后又以伐秦，致明本不为朝王动也。削刘子不书，讳王师也。僖朝王所何如？曰：以晋文犹能爲王动也，然谲而不正。又召王而防之，竟无可取，故书“天王狩河阳”，以正晋文之失，而仅以朝予鲁而不予诸侯也。若书“刘子防伐”，则须列晋侯上，疑于朝京师，奉王命而伐秦，故没王官，则知此师爲晋动也。又践土、河阳，志朝王而先防后朝，其词若先防盟而朝者，以责下也。此志伐秦而先如后伐，其词若因朝而伐秦者，以存上也。践土、河阳，实与而名不与，此则名与而实不与【自记成公十三年】
如传説，则华元未至晋耳，安得言自晋归于宋？盖河上已是晋境，故云自晋。又鱼氏所以复之者，惧其以晋讨也，则称自者，亦着其所自复与【自记成公十五年】
前伐秦，刘成二公不书，故王臣防伐，自尹子始，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至是方显然彰著【自记成公十六年】
九月辛丑，用郊，犹曰用此时以郊云尔【自记成公十七年】纳宁仪与纳鱼石，均恶也。二子力不足以自还，故着楚纳鱼石实致楚师，而力足以叛，故以自入爲文也。各举其实而已【自记成公十八年】
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仲孙蔑、卫孙林父防吴于善道。二事恰相连，一旅见于晋，一并受命于晋。否则，两事皆造晋而听命，受命焉者也。是以不书及。凡书及者，内爲志，必受君之成命以往也，而后书及【自记襄公五年】
鲁屡受莒侵伐，前又与之防盟而不校。盖孟献子等方柄政，故以释怨休兵爲事【自记襄公十年】
城楚丘，戍陈，犹有所防也。虎牢之戍，上无所防，与专内辞无异。与专内辞无异者，其非贬可知【自记襄公十年
译凡是防止外患的大夫，史书不记载，并非国君有所避讳，而是为了保存内外君臣的体制，这大概是史书的法则。唯独防地会合楚国公子婴齐一事被记载，是因为国君作为大夫却执掌国家命脉，由来已久，在防地会盟、征伐时，专断的情况屡次发生。唯独这次战役，楚国入侵边境，臧孙不肯出兵，孟氏请求贿赂以将忧患留给国君，却让国君与强大的楚国大夫会盟，如果不据实直书，就无法显现大夫的罪过【自记成公二年】
蜀地会盟，跟随楚国的有十一个国家。自从成公、庄公时期强盛以来，没有像这样多的。各国都是卿大夫，只有国君在其中。所以人们有所避讳。避讳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不掩盖国君继承大统的事实吗？防地、蜀地的会盟，深刻地揭露了鲁国大夫的罪过罢了。荆楚如此强盛，所以国君在防地会盟是出于不得已，没有什么值得避讳的。楚国、秦国在诸侯之上，以强大相争。《春秋》经文仍然沿用赴告的文体，没有更改。只有蔡、许两国被削弱，那么左氏的怀疑可能是对的【自记成公二年】
根据古代庙制，考宫不仅仅是建造新庙，而是更新并迁移旧的主牌位，用新的主牌位替换旧的。像这样，即使新的主牌位尚未进入，又怎能不哭泣呢？况且新的主牌位尚未进入，旧的主牌位还在。只是旧的主牌位过期应当迁移，不能再以其谥号命名宫室罢了。像这样就更应该哭泣了。刘胡的说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自记成公三年】
受伤就免除牺牲，死了就没有牺牲可以免除了。占卜日期后而免除，就说牛。《谷梁传》凡所谓“亡乎人”的，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自记成公七年】
讨伐郯国的战役，大概是吴国开始称王，对弱小国家用兵，又向中原各国赴告，以显示威风。告至鲁国，所以季文子听说后感到哀伤【自记成公七年】
凡是史例都有详略，古史虽然不可见，但班固、司马迁以后，都根据人的贤与不贤来增减言辞。伯姬有贤德的行为，旧史大概记录了她，唯独详细，所以圣人沿袭它，想要褒扬伯姬，不得不记载伯姬的归宁。记载伯姬的归宁，不得不记载其开始，都是遵循由末追溯本的原则。如果都认为是讥讽，那就过分违背礼制了。媵妾这样微小的事情尚且记载，何况纳币呢【自记成公八年】
当时晋国已经与吴国相通，想要以此削弱楚国了。恐怕不是因为郯国事奉吴国而讨伐它，大概是郯国事奉楚国，而吴国、晋国共同加兵于它吧【自记成公八年】
记载“来媵”，程子说这是为了显示伯姬的贤德，是对的。然而将要以此显示齐国媵妾的失礼，所以先记载卫国、晋国，怎么说呢？失礼，异姓也是一样的；一娶十二女，是第二点【自记成公八年】
成公十年，《公羊传》经文没有“冬十月”三个字。我认为三传都相同，就一定有说法。如果只有一传独自不同，一定是文字缺失，字句错误，不可以据此立论【自记成公十年】
晋国征调鲁国军队很多次了。到却锜来的时候，记载“乞”的，如果不是他们同恶，就一定以道义驱使他们。然后霸主的命令才能通行。秦国、鲁国东西遥远隔绝，没有恶行也没有道义，而征调诸侯，担心他们不来，降低言辞，以私事请求而说“乞”。从此以后，即使有正义的举动，也防备袭用这种做法。直到晋悼公的功业完成，才有所改变【自记成公十三年】
国君与诸侯朝见天子于京师，是旷废的事。经文不记载“及诸侯朝王”，后来又记载讨伐秦国，以表明本来不是为了朝见天子而动的。删去刘子不记载，是避讳王师。僖公朝见天子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因为晋文公还能为了天子而动，但是诡诈而不正。又召见天子而防备他，终究无可取之处，所以记载“天王狩河阳”，以纠正晋文公的过失，而仅仅以朝见给予鲁国而不给予诸侯。如果记载“刘子防伐”，就必须列在晋侯之上，疑似朝见京师，奉王命而讨伐秦国，所以隐去王官，就知道这支军队是为晋国而动的。又践土、河阳，记载朝见天子而先会盟后朝见，其言辞像是先会盟而朝见的，以责备下级。这里记载讨伐秦国而先朝见后讨伐，其言辞像是因朝见而讨伐秦国的，以保全上级。践土、河阳，实际上参与而名义上不参与，这里则是名义上参与而实际上不参与【自记成公十三年】
如果按照传说的说法，那么华元还没有到达晋国，怎么能说从晋国回到宋国呢？大概河上已经是晋国境内，所以说从晋国。又鱼氏之所以恢复他，是害怕他以晋国名义讨伐，那么称“自”的，也是表明他所恢复的地方吧【自记成公十五年】
以前讨伐秦国，刘、成两位国君不记载，所以王臣会盟讨伐，从尹子开始，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到这里才显然彰著【自记成公十六年】
九月辛丑，用郊，还是说用这个时候来郊祀罢了【自记成公十七年】纳宁仪和纳鱼石，都是恶行。这两个人力量不足以自己返回，所以记载楚国纳鱼石实际上是导致楚国军队出动，而力量足以叛乱，所以用“自入”的文辞。各自举出其实情罢了【自记成公十八年】
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到晋国，仲孙蔑、卫国孙林父在善道会合吴国。两件事恰好相连，一次旅行见于晋国，一并受命于晋国。否则，两件事都是到晋国而听命，受命于此。所以不记载“及”。凡是记载“及”的，国内为志，一定接受国君的成命前往，然后才记载“及”【自记襄公五年】
鲁国屡次遭受莒国侵伐，以前又与他会盟而不加责问。大概是孟献子等人正掌权，所以以释怨休兵为事【自记襄公十年】
修筑楚丘，戍守陈国，还有所防备。虎牢的戍守，上面无所防备，与专断内辞无异。与专断内辞无异，其非贬义可知【自记襄公十年】
】
楚屡救郑，传説也。据此以求笔削之意，间有不通而强説者多矣。王仲淹所谓弃经而任传是也。今断之曰：传事或不可尽信，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爲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防者之纪载耳。他时楚救，盖诸侯削之矣。独此既戍虎牢，则有扼吭拊背之势，故着楚救以叙功。旧史如此，非义理所系，因而不改也【自记襄公十年】
译楚国屡次救援郑国，是《左传》的说法。依据这种说法来探求孔子删改史书的用意，往往出现理路不通却强行解释的情况，而且很多。王仲淹所说的“舍弃经文而采信传文”，正是如此。现在对此作出判断：《左传》记载的事或许不能全部相信，有的救援未能及时赶到所以不记载，有的诸侯厌恶楚国而删削了相关记录所以也不记载。当时，楚国和郑国正与中原各国为敌，他们出兵征伐和救援的事情，不详细记录是可以知道的，只是凭借参加盟会的诸侯国的记载罢了。其他时候楚国救援郑国，大概是诸侯删削了记录。唯独这次在虎牢驻军戍守，形成了扼住咽喉、拍打后背的有利态势，所以记载楚国救援以叙述功劳。旧史就是这样记载的，并非关乎义理，因此没有改动。【自记襄公十年】
伐郑之后，始防萧鱼。鲁不以伐郑致，与僖公从桓伐楚之致殊文者，外楚而内郑之词。且虽与屈完盟，不可言至自防也。此类疑圣笔所修【自记襄公十一年】
伐秦之役，左氏曰：“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防伐秦，不书，惰也。”向之防亦如之。卫北宫括不书于向，书于伐秦，摄也。夫以惰不名，殊无理，传不足据。彼谓人者大夫也，名者卿也。人齐、宋、卫，而序虿之上，不应大夫先卿而爲是説耳。当时之序，主盟者爲之，大较以强弱爲先后。齐世子光先下于附庸矣，后乃列诸侯上，况大夫卿之间哉【自记襄公十四年】
凡侵伐围无书同者，鲁为齐弱，未有若此数年之甚者也。借晋摅怨，十二国之师，四靣环之，鲁人盛大其事而书同围。春秋因之【自记襄公十八年】
九月庚戍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史官互也，简防所书非一人。有曰九月者，有曰十月者，有一误焉。而《春秋》谨所疑也。两书之尔，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盖此类【自记襄公二十一年】
栾盈复入于晋，不言自齐；入于曲沃，不言以叛。着晋过而稍损齐盈之罪也。齐盈之罪不见，柰何？曰：书齐伐晋于盈入之后，则助叛明矣。下书晋人杀栾盈，不曰大夫，则讨贼可知【自记襄公二十三年】
书孙林父入于戚而曰以叛，则罪林父过栾盈矣。谓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与君敌也。前是未着孙寗出君之罪，以罪君也。至是一书弑，一书叛，则前罪亦因以明。所谓罪大而不可解，恶积而不可掩【自记襄公二十六年】
卫成公献公皆出也，不名而复也，名之，权衡自应如是，盖如是而后爲平【自记襄公二十六年】
剽非正也，而喜以爲君也，是其君也，不得以反正之辞与之也，喜贼也，而衎以爲臣也，是其大夫也，不得以讨贼之辞与之也【自记襄公二十七年】
子札褒贬之説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逺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春秋所恶于吴楚而外之者，僭号焉耳。恶之故夷之，而加夷号焉。吴伯爵而子之者，是也。故季子以诸侯兄弟之贵，降从术椒之例，夫亦恶乎其号也？或曰：如楚大夫之称公子，不亦可乎？曰：始通也。楚累而后书，其累而卒书之，何也？曰：义显而止【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澶渊之防，宋儒所论当矣。盖系此于葬蔡景公之下，而特书宋灾，故以见其意，则晓然着明矣。或谓《春秋》弑君者多矣，何独于此特笔乎？曰：以世子弑君始于此也。楚頵，南蛮也，不可责天下诸侯往而正之也。诸夏之君，自蔡般始。《春秋》之初，君弑有不▯者，非臣子隐而不成防，则弑者不以君▯之，否则诸侯犹知其爲弑而不防也。般既无隐痛之心，又不敢不以礼葬，以盖其事，然而诸侯皆往防焉，则不得不以葬书也。书葬蔡侯，则诸侯防葬，定贼可知矣。书葬蔡侯于上，而着以宋灾故，大防于下，比事属辞，《春秋》教也。爲此类也。臣弑君而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诸国定之，自蔡般始。故两书所防之故，爲一书之大书特书。州吁何以不然？曰：州吁诛，卒不定也。又书▯景公，则我防可知。防其▯，不讨其贼，而豹防诸侯大夫，以谋宋灾，以爲大恶也。故隐内卿而目防，故所以遍非诸侯大夫也。或曰：隐内卿，内无罪也。伯姬卒于灾，于我有哀焉【自记襄公三十年】
晋楚之防，两先晋皆爲天下诸侯隐，存内外之坊，非于晋楚有薄厚耳【自记昭公元年】
莒鲁争郓日乆，春秋书郓，悉未尝系莒也，则意此邑疆界未明，与绎爲邾邑异【自记昭公元年】
展舆爲弑君者所立，故去疾得系之国【自记昭公元年】观围戮齐封，徇诸侯，数其弑君之罪，则弑麇之迹当日必甚秘，以僞赴于诸侯，齐封之对乃发其私也。春秋严乱贼之法，而不轻与人以弑君父之名，传疑一也，畧于蛮方二也【自记昭公元年】
越惟于伐吴之役，书人或谓许伐吴，或谓责诸侯，皆非也。纯外越，则是内楚
译讨伐郑国之后，开始在萧鱼会盟。鲁国没有因为讨伐郑国而记载“致”，这与僖公跟随桓公讨伐楚国时的记载不同，这是外视楚国而内视郑国的措辞。况且虽然与屈完盟誓，也不能说从防地到达。这类情况怀疑是圣人笔法所修饰的【自记襄公十一年】
讨伐秦国的那次战役，左氏说：“当时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仲江在防地讨伐秦国，没有记载，是因为懈怠。”之前的防地会盟也是如此。卫国的北宫括在防地会盟时没有记载，而在讨伐秦国时记载了，是因为他代理职务。因为懈怠而不称名，完全没有道理，传文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所谓“人”是指大夫，“名”是指卿。齐、宋、卫的大夫，却排在虿的上面，不应该让大夫排在卿之前，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当时的排序，由主盟者决定，大致以强弱为先后。齐国的世子光起初排在附庸之下，后来却列在诸侯之上，何况大夫和卿之间呢【自记襄公十四年】
凡是侵、伐、围没有记载“同”字的，是因为鲁国比齐国弱，没有像这几年这样严重的。借晋国发泄怨恨，十二个国家的军队，四面环绕，鲁国人夸大其事而记载“同围”。《春秋》沿用了这种记载【自记襄公十八年】
九月庚戌朔，发生日食。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史官互相矛盾，简册上防地所书写的不是同一个人。有的说是九月，有的说是十月，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而《春秋》谨慎地对待可疑之处，两者都记载了。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大概属于这类情况【自记襄公二十一年】
栾盈返回晋国，不说来自齐国；进入曲沃，不说以叛乱。彰显晋国的过错而稍减齐国和栾盈的罪责。齐国和栾盈的罪责没有显现，怎么办？回答说：在栾盈进入之后记载齐国讨伐晋国，那么帮助叛乱就明白了。下面记载晋国人杀死栾盈，不说大夫，那么讨伐贼人就可以知道了【自记襄公二十三年】
记载孙林父进入戚地而说以叛乱，那么孙林父的罪责就超过了栾盈。这是因为栾盈仇视范氏和中行氏，而孙林父与国君为敌。此前没有彰显孙寗驱逐国君的罪责，是为了归罪于国君。至此，一个记载弑君，一个记载叛乱，那么之前的罪责也就因此明白了。所谓罪责重大而无法辩解，恶行积累而无法掩盖【自记襄公二十六年】
卫成公和献公都出逃了，不称名而说返回，如果称名，权衡自应如此，大概这样才算是公平【自记襄公二十六年】
剽不是正统，而喜把他当作国君，既然他是国君，就不能用反正的措辞给他；喜是贼人，而衎把他当作臣子，既然他是大夫，就不能用讨贼的措辞给他【自记襄公二十七年】
关于子札褒贬的说法纷乱如麻，我认为《春秋》对子札没有褒贬。褒贬必定针对具体事件，在来聘时褒贬他的一生就太远了。子札在国内，必定称为王子札，他在我国，也必定称为王子札。《春秋》厌恶吴楚而将其外视的，是因为他们僭越称号。厌恶他们所以夷视他们，而加上夷的称号。吴国伯爵而称子，就是如此。所以季子以诸侯兄弟的尊贵，降格遵循术椒的条例，这也是厌恶他的称号吧？有人说：像楚国大夫称为公子，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开始通好。楚国屡次记载而后书写，他屡次记载而最终书写，为什么呢？回答说：道义显明而停止【自记襄公二十九年】
澶渊会盟，宋儒所论述的恰当。大概把它系于葬蔡景公之下，而特别记载宋国灾祸，所以以此显示其意图，就明白地彰显出来了。有人说：《春秋》弑君者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特别笔法呢？回答说：因为世子弑君从这里开始。楚頵，是南蛮，不能要求天下诸侯前往纠正。诸夏的国君，从蔡般开始。《春秋》之初，国君被弑有不记载的，不是臣子隐瞒而没有会盟，就是弑君者不以国君的名义会盟，否则诸侯还知道他是弑君而不参加会盟。蔡般既没有隐痛之心，又不敢不以礼安葬，以掩盖其事，然而诸侯都前往会盟，那么不得不以安葬记载。记载安葬蔡侯，那么诸侯会盟安葬，确定贼人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安葬蔡侯在上面，而特别以宋国灾祸为故，大举会盟在下面，比事属辞，是《春秋》的教化。属于这类情况。臣弑君而诸侯确定，从宋督开始；子弑父而诸国确定，从蔡般开始。所以两次记载会盟的缘故，是书中特别记载的。州吁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回答说：州吁被诛杀，最终没有确定。又记载会葬景公，那么我国参加会盟就可以知道了。参加会葬，不讨伐贼人，而豹会盟诸侯大夫，以谋求宋国灾祸，认为是大恶。所以隐去内卿而目视会盟，所以用来遍非诸侯大夫。有人说：隐去内卿，内没有罪过。伯姬死于灾祸，我国有哀悼之情【自记襄公三十年】
晋楚的会盟，两次都先晋，都是为天下诸侯隐讳，保存内外的界限，不是对晋楚有厚薄之分【自记昭公元年】
莒鲁争夺郓地日久，《春秋》记载郓，从未系于莒，那么意思是此邑疆界未明，与绎作为邾邑不同【自记昭公元年】
展舆是被弑君者所立，所以去疾得以系于国【自记昭公元年】
观看围戮齐封，示众诸侯，数落他弑君的罪责，那么弑麇的踪迹当日必定非常秘密，以虚假的报告告知诸侯，齐封的回答才揭露其私情。《春秋》严明乱贼的法度，而不轻易给人弑君父的名号，传文存疑是一，略于蛮方是二【自记昭公元年】
越国只有在讨伐吴国的战役中，记载“人”，有人说许国讨伐吴国，有人说责备诸侯，都不是。纯粹外视越国，那么就是内视楚国
留有罪，不曰陈留，何目？世子杀于上，则着；公子奔于下【自记昭公八年】
君臣同谋则称国此时陈无君也，何以不书？招杀过，与招同罪者也。若书“招杀”，则疑过爲非招之徒而见杀者也。然则何以不书？陈人杀过，招实杀过，书“杀过”，则疑以讨贼与招也。不去大夫多矣，里克、寗喜皆是也【自记昭公八年】
围恶耳，讨贼疑于善也。是以先书灭陈，用知志在灭国。则虽讨贼，非善也。招不去，氏不与楚讨之义也【自记昭公八年】
晋假道鲜虞，遂入昔阳。秋灭肥，冬又灭鲜虞。此与献之灭虢相类。春秋恶其行诈也，故不书灭肥，犹不言灭虢。书执虞公之意也，行诈狄道也。执虞公时，晋首入经，不得与荆、吴无别，故于伐鲜虞也号之，且系楚灭陈、蔡伐徐之后。无兴灭救患之师，而尤是效，属事而观，宜君子所深恶。前此晋执虞公，传者专责虞公，非经意也。亡国之君，甚于公者多矣，何足罪哉？凡执人者与所执者书法，每相配爲均有罪焉耳。人晋而爵虞，乃上下之称。贼晋而非责虞，审也。惟灭下阳，以虞首恶，则自取亡灭之罪已着【自记昭公十二年】
两言诱，皆恶楚也。名般，故名虔。使虔与般同罪也。子楚，故亦子戎。楚戎等夷也【自记昭公十六年】
止非弑君者，因其自状而书之曰“弑君”，盖以戒夫天下后世之爲臣子而不谨其君父之疾者。三传之説善矣，然而与凡弑者无异，柰何曰“春秋世子弑君三”？楚商臣、蔡般，立乎其位者，也许止弗立乎其位者也。此比事而可知者。也许方迁夷，又迁白羽，实楚之县耳，防能讨三弑以掩其罪？弃疾亦弑君者，岂舍止哉？系于迁后，此属词而可知者也。盖三传事实同者，即不得而茍訾其僞，故程氏有断案之説，欧阳之论果哉【自记昭公十九年】
因闰八月，故昭二十年十一月得有辛卯。或言春秋时闰皆十二月，此处却是闰八月也【自记昭公二十年】
惠襄二王之乱，不详于《春秋》，不告也。惠不告，故本末俱脱；襄告矣，而其初致乱之由，犹不闻也。叔鞅在京师，亲见闻，故详焉【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鸡父之役，吴实败楚师。当日吴鲁姻也，必告告，必以败楚爲词。春秋何以讳之乎？于时中国通吴以制楚，陈、蔡、许诸国附楚以敌吴。若书吴败楚师，疑吴果爲诸夏动者。春秋恶吴甚于楚，故特削楚之败以外吴也【自记昭公二十三年】
书宋公卒于曲棘，所以发人之疑问。其故，则知以如晋而将纳公也【自记昭公二十五年】
居于郓，与天王居于狄泉同。文《春秋》主鲁，故也在他国，则复立一君，必矣。终昭公之世，意如犹未敢立君也，故时犹称鲁爲秉礼之国。是时夫子年已近强，学徒大进，何忌承父命而禀业焉？曽未闻三家有所咨诹，圣人有所论白。盖势不可爲，而不在其位，故也可以见处乱邦之法矣【自记昭公二十六年】
齐灭谭，楚灭▯，狄灭温，君奔，皆不名。吴灭徐，徐子奔，则名。窃疑谭、▯、温其国皆不他见其君之名，盖不可考也。滕▯之属，屡与中国盟，防于其告卒也，犹多失名，况谭、▯、温也？徐则与三国异，故得其名耳【自记昭公三十年】
诸小国灭，皆不书名者，怜之也。徐子章羽，书名，恶其僭王，自徐始也。徐称王在楚前，纷纷毛举他过，以贬之，殊无意味。书名，所以恶徐，非善楚也【自记昭公三十年】
城▯，晋之私事也。城成周之防，而书其故，天下之公事也。以此揆之，楚丘、虎牢，盖亦天下之公事也。故以公事书之，而不目其人耳。公之出亡，惟叔孙氏差爲无讥，故婼继公书卒，俾考其所以卒，而哀其志也。仲孙能率伯命，远城成周，而未闻有勤其君之志，与季氏分罪矣。况与阳虎而伐郓乎？经没不书，定、哀多微辞【自记昭公三十二年】
榕村语录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七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三
晋人之执宋仲几，传称归于京师，未尝不归于王也。
译陈留犯有罪过，经文不称“陈留”，这是什么原因呢？世子在上位被杀，就记载其名；公子在下位逃亡，【自记昭公八年】
君臣同谋就称国名，此时陈国没有国君，为什么经文不记载？招杀害了过，过与招是同罪的人。如果记载“招杀”，就会让人怀疑过不是招的党徒而被杀。那么为什么又不记载呢？如果记载“陈人杀过”，招实际上是杀过的人，记载“杀过”，就会让人怀疑这是讨伐贼人并与招有关。不记载大夫名号的例子很多，里克、宁喜都是如此【自记昭公八年】
只是包围恶耳，讨伐贼人却让人怀疑是善行。因此先记载灭亡陈国，让人知道其志向在于灭国。那么即使是讨伐贼人，也不是善行。招不离开，不称氏，不符合与楚国共同讨伐贼人的义理【自记昭公八年】
晋国向鲜虞借道，于是攻入昔阳。秋天灭亡肥国，冬天又灭亡鲜虞。这与晋献公灭亡虢国的情形类似。《春秋》厌恶晋国行诈，所以不记载灭亡肥国，就像不记载灭亡虢国一样。这是记载拘捕虞公的意思，行诈是蛮夷之道。拘捕虞公时，晋国首先出现在经文中，不能与楚国、吴国没有区别，所以在讨伐鲜虞时称其名，并且安排在楚国灭亡陈国、蔡国讨伐徐国之后。没有兴起灭国救患的军队，却特别效仿这种做法，联系事件来看，这应该是君子所深深厌恶的。此前晋国拘捕虞公，传文专门责备虞公，这不是经文的本意。亡国之君，比虞公更严重的多了，哪里值得责备呢？凡是拘捕别人的人和被拘捕的人，书法上总是相互对应，都算是各有罪过罢了。人进入晋国而爵位属于虞国，这是上下位的称呼。贼害晋国而不责备虞国，是审慎的。只有灭亡下阳，因为虞国是首恶，那么自取灭亡的罪责就已经显明了【自记昭公十二年】
两次提到“诱”，都是厌恶楚国。称名般，所以称名虔。使虔与般同罪。子楚，所以也称子戎。楚和戎是同等地位【自记昭公十六年】
止不是弑君的人，因为他的自述而记载为“弑君”，大概是为了警戒天下后世身为臣子却不谨慎对待君父疾病的人。三传的解说很好，然而与一般的弑君者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春秋世子弑君有三”？楚国的商臣、蔡国的般，是站在君位上的，也许止没有站在君位上。这是通过比较事件可以知道的。也许当时正迁徙到夷，又迁徙到白羽，实际上是楚国的县邑，怎能讨伐三个弑君者来掩盖他的罪过？弃疾也是弑君的人，难道会舍弃止吗？记载在迁徙之后，这是通过措辞可以知道的。大概三传事实相同，就不能随意诋毁其伪，所以程氏有断案的说法，欧阳修的论断确实如此【自记昭公十九年】
因为闰八月，所以昭公二十年十一月有辛卯日。有人说春秋时期闰月都在十二月，这里却是闰八月【自记昭公二十年】
惠王、襄王二王的动乱，《春秋》记载不详，是因为没有报告。惠王没有报告，所以始末都脱落了；襄王报告了，但其初导致动乱的原因，仍然没有听闻。叔鞅在京师，亲眼看见亲耳听到，所以记载详细【自记昭公二十二年】
鸡父之战，实际上是吴国打败了楚军。当时吴国与鲁国是姻亲，必定会报告，必定以打败楚军为辞。《春秋》为什么避讳呢？当时中原各国联合吴国来制衡楚国，陈、蔡、许等国依附楚国来对抗吴国。如果记载吴国打败楚军，会让人怀疑吴国果然是为诸夏而动的。《春秋》厌恶吴国甚于楚国，所以特意删去楚国战败的记录以疏远吴国【自记昭公二十三年】
记载宋公死在曲棘，是为了引发人们的疑问。其原因，就知道是因为前往晋国将要迎立国君【自记昭公二十五年】
居住在郓，与天王居住在狄泉相同。文公《春秋》以鲁国为主，所以在其他国家，必定会再立一位国君。直到昭公去世，意如还不敢立君，所以当时还称鲁国为秉持礼义的国家。这时孔子年纪已近强壮，学徒大有进步，何忌秉承父命而请教学业？未曾听说三家有所咨询，圣人有所论辩。大概是形势不可为，而不在其位，所以可以看出身处乱邦的方法了【自记昭公二十六年】
齐国灭亡谭国，楚国灭亡〇国，狄人灭亡温国，国君逃亡，都不称名。吴国灭亡徐国，徐子逃亡，则称名。我怀疑谭、〇、温这些国家的国君名字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到，大概是不可考吧。像滕〇这类国家，屡次与中原各国结盟，在报告国君去世时，尚且多丢失名字，何况谭、〇、温呢？徐国则与三国不同，所以得到了名字【自记昭公三十年】
各个小国灭亡，都不称名的，是怜悯它们。徐子章羽，称名，是厌恶他僭越称王，从徐国开始。徐国称王在楚国之前，纷纷列举其他过错，来贬低它，毫无意味。称名，是为了厌恶徐国，不是赞许楚国【自记昭公三十年】
修筑〇城，是晋国的私事。修筑成周的防御，而记载其原因，是天下公事。以此衡量，楚丘、虎牢，大概也是天下公事。所以以公事记载，而不称其名。国君出逃，只有叔孙氏稍微没有讥讽，所以婼接着记载国君去世，让人考察他去世的原因，而哀怜他的志向。仲孙能奉行伯主的命令，远道修筑成周，而未听说有勤助国君的志向，与季氏分担罪责了。何况与阳虎一起讨伐郓呢？经文省略不记载，定公、哀公时期多有微言【自记昭公三十二年】
榕村语录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榕村语录>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十七
大学士李光地撰
春秋三
晋人拘捕宋国的仲几，传文说回到京师，未曾不回到周王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