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録卷二十一
地撰
史
古时史官，当其职以死守之。马、班虽不及古，至今读其书扵汉，何尝肯轻假借？明太祖见修《元史》有丑诋的，悉令改订。虽是盛德事，要非古义。此是为天地间存一公案，既付之其人，随彼举职，不须更行监制。
译地撰
史
古时候的史官，为了坚守自己的职责，甚至不惜以死相护。司马迁、班固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至今读他们关于汉朝的史书，哪里曾肯轻易地借重他人或屈从权势？明太祖看到修撰《元史》中有丑化诋毁之处，全都命令修改订正。这虽然是彰显盛德的事，却不符合古人的道义。这是因为要为天地间留存一个公正的定论，既然已经托付给那些史官，就任凭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需要再进行监控制约。
某四十年纪，不喜看史，以阅歴世故未深故也。顷看《通鉴》，甚易为力。祗以身经者多，看他处得如何，有处得高出吾辈者，有反不及者。须是四书这一边先看得有个底子，看史方有益。如无一些把柄，便读尽廿一史，道理都不着实。
看史汉、三国传纪，必须以类相从，长者、短者、分者、合者、详者、畧者，有以此人事迹列彼传中者，又如称名、爵、年、月、日、时，或载或不载之类，皆要讲其体例缘故。总之，要先治《春秋》，才有根本。某常説：做理学文字，不能离《学庸》、《论孟》；《易经》学古文，不能离《尚书》；学记事，不能离《春秋》；学诗，不能离《三百篇》。五经是各样文字的根本。
两汉史内，但是有名人传，俱应检抄熟看。长人学问，不单取其好处，就其不是处，亦可为鉴。
史书总是公修便坏，古者以此为耑家学。马、班皆父子相续而成，就是欧阳公、宋景文亦听其自出手笔，当修史时，朝廷但资廪给而已。《唐书》中欧阳公所任惟志，其余尽系景文作。景文拙扵序事，书成送与欧公改订，欧公以其前辈辞之。看来《新唐书》到底不算好。
作史不是易事。史、汉二书俱父子相继，尚未及成。《史记》中或书沛公，或书高租称谓俱不一。朱子谓：“因未成书，不曾一例改”，正是也。《汉书》又经大家补得许多，方成【清植】
左传》中有先王典制，亦有小道鄙説；有君子格言，亦有小人谬论。大畧可与《史记》竝称而已。凡称仲尼曰者，多不确。如赵盾越境乃免，殊不为当。史记载伯夷叩马事，欧王皆辨其妄，亦有理。二老久受养扵西伯，何至叩马时乃似初识？又前云武王告扵文王之墓，载主而行；后却云父死不▯，不▯安得有墓？颍濵讥子长浅陋不学疎畧，轻信。朱子以其言为当。子长时，《古文尚书》《周礼》《左传》俱未出，子长所见但《国语》耳。至孟坚时，《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皆出，而刘向父子从内府得许多秘书，孟坚亦得观之。其识见笔力，又能运铸诸书，只是文字骨气雄健处逊子长耳。实则学问之醇，识见之卓，殆有过之。
某未领乡荐时，曽将《左传》分类编纂：言礼者一处，言乐者一处，言兵者一处，言卜筮者一处，嘉言善行一处。如此容易记，未及编成，以人事而废。昔苏子容记得史熟，东坡问之，答曰：“吾曽将某年某月下将事系之，编得一次；复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得一次。编来编去，遂熟。”东坡曰：“吾何尝不如此下工夫，毕竟公记得大概。欲史熟，须如此。”
凡文字不可走了样子。《史记》剏一个样，后来史书便依他叙记。诸文韩昌黎剏一个样，后来亦便依他。其初剏为者都非常人，若后来不是此等人，生要剏为，便不成样子。太史公文字似不如昌黎，一字不可増减，然其不如处，正是好似他处。太史公无意写出，昌黎有意裁剪也。韩文力去排偶，太史公却似随笔写下，自不排偶，常有三四件事一笔写去，自然各样句调。班史便炼作几句相对，太史公与昌黎觉有天人之别。
班马史赞，议论亦多不错。班固、扬雄赞，褒贬俱当。司马项羽赞，突以重瞳为舜苖裔，殊无脉理。至结末论，自不刋。
司马子长笔力，周衰诸子不及也。其文浑浑噩噩，结搆处大人莫知所措置。昌黎较周密，论笔气到底，史公高班孟坚，得刘向、扬雄、班彪诸人讲贯议论意理，自较完备，笔力却不及史公。
史记》大都剪裁别人的，多就是当代列传，恐亦有底稿自著者，只有诸侯王年表诸篇，却便见他笔力，传赞一两行，有説得不是的，亦有没甚意味的。班孟坚文多排语，至如礼乐志等，便不用排，岂让子长？所以老苏云：“迁固之雄刚。”
问人言《汉书》为史书正体，看来毕竟《史记》为正史，是纪事之书。《史记》自己不肯多着议论，如周纪前引书中入《左传》，后入《战国防剪裁其文而已，此正体也。至《伯夷传》，人动云变体，列传为太史公剏体，岂有自剏一体，
译我四十岁时，不喜欢看史书，这是因为阅历世事的深浅还不够。近来读《资治通鉴》，觉得很容易读懂。只是因为自己经历的事情多，看书中记载的情况如何，有的地方记载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地方反而不如我们。必须先在“四书”这一方面打下基础，读史书才有益处。如果没有一点把握，即使读完了二十一史，道理也都不扎实。
读《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传记，必须按照类别来归类，长的、短的、分开的、合并的、详细的、简略的，有的把这个人物的事迹列在那个人的传记中，又如称呼、爵位、年、月、日、时，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之类，都要讲明其体例和缘故。总之，要先研习《春秋》，才有根本。我常常说：做理学的文章，不能离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学古文，不能离开《尚书》；学记事，不能离开《春秋》；学诗，不能离开《诗经》三百篇。五经是各种文字的根本。
两汉的史书中，只要有名人的传记，都应该检阅抄录并熟读。增长人的学问，不仅仅取其好处，就连其不好的地方，也可以作为鉴戒。
史书总是由官方修撰就会败坏，古代把这作为专门的家学。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继才完成的，即使是欧阳修、宋祁也听任他们各自出手写定，当修史时，朝廷只是提供俸禄罢了。《新唐书》中欧阳修所负责的只有“志”，其余全是宋祁所作。宋祁不擅长叙事，书成后送给欧阳修修改，欧阳修以他是前辈为由推辞了。看来《新唐书》到底不算好。
作史不是容易的事。《史记》、《汉书》都是父子相继，尚且没能完全完成。《史记》中有时称沛公，有时称高祖，称谓都不统一。朱熹说：“因为书没完成，没有统一修改”，正是这样。《汉书》又经过许多人补写了许多，才完成。
《左传》中有先王的典章制度，也有小道鄙陋的说法；有君子的格言，也有小人的谬论。大体上可以与《史记》并称罢了。凡是称“仲尼曰”的，大多不准确。比如赵盾越过边境就免罪，实在不恰当。史书记载伯夷叩马谏阻的事，欧阳修、王安石都辩驳其荒谬，也有道理。两位老人长久受西伯供养，怎么会在叩马时好像初次相识？又前面说武王在文王墓前祷告，载着神主出发；后面却说父亲死了没有安葬，没有安葬怎么会有墓？颖滨讥讽司马迁浅陋不学、疏略轻信。朱熹认为他的话说得对。司马迁时，《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都还没出土，司马迁所见到的只有《国语》罢了。到了班固时，《古文尚书》《周礼》《左传》都已出土，而刘向父子从内府得到许多秘藏书籍，班固也能看到。他的见识笔力，又能融会贯通诸书，只是文字骨气雄健之处不如司马迁罢了。实际上学问的纯正，见识的高超，大概超过司马迁。
我没考中乡试时，曾将《左传》分类编纂：讲礼的一处，讲乐的一处，讲兵的一处，讲卜筮的一处，嘉言善行一处。这样容易记忆，没等编完，因人事变故而废止。以前苏子容记得史书很熟，苏东坡问他，回答说：“我曾将某年某月下的事系连起来，编过一次；又将事下系以某年某月，又编过一次。编来编去，就熟了。”苏东坡说：“我何尝不这样下功夫，毕竟你记得大概。想要史书熟，必须这样。”
凡是文章不可走了样子。《史记》开创了一个样子，后来的史书便依他叙述记载。各种文章韩昌黎开创了一个样子，后来也便依他。起初开创者都是非凡之人，如果后来不是这类人，硬要开创，便不成样子。太史公的文字似乎不如韩愈，一字不可增减，然而其不如之处，正是好过他的地方。太史公无意写出，韩愈有意裁剪。韩文极力去除排偶，太史公却好像随笔写下，自然不排偶，常有三四件事一笔写去，自然地形成各种句调。班固的史书便炼作几句相对，太史公与韩愈觉得有天人之别。
班固、司马迁的史赞，议论也大多不错。班固、扬雄的赞，褒贬都恰当。司马迁项羽赞，突兀地把重瞳作为舜的后裔，毫无脉络道理。至于结尾的议论，自然不可删改。
司马迁的笔力，周朝衰微时的诸子比不上。他的文章浑厚质朴，结构处大人不知如何处置。韩愈较周密，论笔气到底，司马迁高于班固，得到刘向、扬雄、班彪等人讲贯议论意理，自然较完备，笔力却不及司马迁。
《史记》大都剪裁别人的，多就是当代列传，恐怕也有底稿自己写的，只有诸侯王年表等篇，却可见他的笔力，传赞一两行，有说得不对的，也有没什么意味的。班固文章多排语，至于如礼乐志等，便不用排，难道让给司马迁？所以老苏说：“迁固之雄刚。”
问人说《汉书》为史书正体，看来毕竟《史记为正史，是纪事之书。《史记》自己不肯多加议论，如周纪前引书中入《左传》后入《战国策》剪裁其文而已，此正体也。至于《伯夷传》，人们动不动说变体，列传为太史公创体，哪有自己创一体，
开头一篇即用变体者？其所谓传，即据旧传文而云然也，前后着议论而已。曰：“极是。”《宋史》不好，便是坐此，有许多好文字不入，却自己填上许多话。但《史记》扵贾谊不録《治安策》，董子不録《天人三策》，却不如班史为善。
译开头一篇就使用变体吗？他所说的传，就是依据旧传的文辞这样说罢了，前后只是加上议论而已。回答说：“非常正确。”《宋史》不好，就是因此，有许多好文章没有收录，却自己填上了许多话。但是《史记》对于贾谊不收录《治安策》，对于董仲舒不收录《天人三策》，却不如班固的《汉书》做得好。
史记》议论诚有翩跹处，然其志归扵尊孔子。谓先黄老而后六经，其自序作书之意，何不祖述黄老耶？
朱子谓《史记》强似《汉书》，果然。近来因辑乐律，见《汉书·律厯志》许多没要▯语，如“钟种也，阳气种种然而生也”，竟是混语。《史记》要去他一个闲字，亦难，字字都是骨子。
汉书》节人文字多未工，如“治安防中间项欵”皆不清。太史公《秦楚之际月表》以德若彼，用力若此，盖一綂若斯之难也。孟坚节作“以德若彼，以力若此”，其艰难也。其艰难也四字，总承上两句，与《史记》原不甚异，但使读者连“以力”句读，意指便混，不若《史记》明亮。又孟坚归重在秦以暴，故失之易，而汉兴之速；史公却归重前代以封建，故得之难。秦以郡县，故失之易。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言因封地太濶，以致僭逆，其后分封子弟，始得强干弱枝，归扵以仁义为本。可见史公胸中大有见解，只是游侠、货殖之类皆崇奬之，以此让孟坚出一头地。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学天官、律厯乃出大家之手。友曰：《史记》列游侠、货殖或亦有见，见得先王法制尽废，将来兼并呑噬不在上而在下，则侠猾争攘者出而持世矣。曰：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为之扬其波，无是理也。
孟坚文字虽不如子长雄健，然识见醇正，议论皆是韩文公，絶不见提起，想以其勦袭扬刘议论耳。文公果不勦袭，然孟坚正未可轻其评论。二刘及董仲舒、扬子云诸人皆精当，战国文字之气习识议，至孟坚始变。尽子长亦非战国文字，其高视濶歩中有断处，而穿田过脉皆有针线，高出左国之上，但议论多是战国耳。
汉书》乃孟坚凑笼刘、扬诸家而成者，殊可观。十志惟天文、五行穿凿，余俱典实渊茂。
后世情伪之变，无所不有。读史乃练逹人情之学。《左传》尚不能备后世情伪，若《汉书》则几备矣。
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留侯之谋扵汉高，此为第一【自记】
陆象山有《武帝优扵文帝论》，以为拊髀之叹不如轮台之哀，至谓二帝三王之心，吾扵武帝见之。使帝诚存二帝三王之心，平生所为皆宜自讼，何特贰师丧败为可悔？虽悔而犹有耻讳之意哉！推其词指，当见之，以此便为优扵文帝之决，欲窥尧禹用心，亦好奇之论【自记】
汉书》扵▯平后下云：“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女也。”此只宜用“莽女也”三字【自记】
娄敬言周公营洛，是欲令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虐民。见解直是儒者能知圣人之心，岂辨士乎？至赞和亲之防，而曰：“冒顿在，固为子壻；死即外孙为单于，岂敢与大父抗礼？”则失之迂矣。既知冒顿之杀父，何谓其不敢与外祖抗也【自记】
史称良多病，未尝特将，非也。良之智虑深长，固如是耳【自记】
贾子所云纠纒者，言纠之急则转亦急，翻覆乆而后定也。应説未尽【自记】
鼂错欲敎太子以术数，此等议论，皆战国亡秦之余酷习俗溺人，故虽以文帝天资粹美，而不能辨也。以错为太子家令，顾反以贾生傅梁王，岂不轻重失宜之甚【自记】
李广、苏建传赞：「心字与隣叶，非是。班史中如此类极多。古韵至汉时已差谬【自记】
韦▯成传中诸奏宜与郊祀志相聮缀以备一代之议以应古者郊庙之本，文不当扵韦传见之。盖作者文重思繁，未及厘正耳【自记】
刘更生之献鸿寳苑秘书，乃少贱好奇，不足为更生累【自记】
李寻传：日将旦，清风发一叚，乃有师授之言。《左传》中有明夷之谦一叚，可参看【自记】
谷永「黑龙之对」俱是为异姓游説。汉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黒龙为同姓？至攻至尊之恶，固是为王氏蔽防。然充成帝之行，即微王氏，能乆安乎？《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虽有伊尹、周公，不得舍此而彼是攻也。永则可议矣，庸可谓此言之非是乎？刘子政恳恳扵同异姓之间，而格心之论无闻，亦缺事也【自记】
扬雄赞：以序为论，瑕瑜不相覆，极妙赞体【自记】
酷吏传赞：扵甫刑报虐，以威之
译《史记》的议论确实有飘逸灵动之处，但其宗旨归于尊崇孔子。如果说他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那么他在自序中阐述著书意图时，为何不祖述黄老呢？
朱熹说《史记》远胜于《汉书》，确实如此。近来因为编订乐律，看到《汉书·律历志》中许多没有意义的语句，如“钟是种，阳气种种然而生”，简直是胡话。《史记》要去掉一个闲字都难，字字都是精髓。
《汉书》删减的文字大多不够工整，如“治安防中间项款”都不清晰。太史公《秦楚之际月表》说“凭借德行像那样，使用武力像这样，大概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啊”。孟坚删改为“凭借德行像那样，凭借武力像这样，其艰难啊”。这“其艰难啊”四字，总承上面两句，与《史记》原意相差不大，但让读者连着“以力”句读，意思就混淆了，不如《史记》明朗。又孟坚归重于秦因暴虐，所以失天下容易，而汉朝兴起迅速；太史公却归重于前代因封建，所以得天下艰难。秦因郡县制，所以失天下容易。汉朝兴起以来，《诸侯年表》说因为封地太宽，导致僭越叛逆，后来分封子弟，才开始强干弱枝，归于以仁义为本。可见太史公胸中大有见解，只是游侠、货殖之类的篇章都加以推崇，因此让孟坚高出一头。班氏父子兄弟自成一家，学习天官、律历乃出自大家之手。朋友说：《史记》列游侠、货殖或许也有深意，看到先王的法制完全废弃，将来兼并吞噬的不在于上层而在于下层，那么侠义狡猾争夺的人就会出来主持世事了。我说：这样应当显露其意图来抑制遏制，反而为他们推波助澜，没有这样的道理。
孟坚的文字虽然不如子长雄健，但见识纯正，议论都像韩文公，却绝口不提，想必是因为他抄袭扬雄、刘向的议论吧。文公果然没有抄袭，但孟坚的评论正不可轻视。二刘及董仲舒、扬子云等人皆精当，战国文字的气习见识议论，到孟坚才开始改变。尽管子长也不是战国文字，他高视阔步中有断绝之处，而穿田过脉皆有针线，高出《左传》《国语》之上，但议论多是战国风格。
《汉书》是孟坚拼凑刘向、扬雄等家而成，非常可观。十志中只有天文、五行穿凿附会，其余都典实渊深。
后世人情虚伪的变化，无所不有。读史是练达人情之学。《左传》尚且不能完备后世的人情虚伪，若《汉书》则几乎完备了。
为天下铲除残暴贼寇，适宜以素服为资，留侯对汉高祖的谋划，这是第一【自记】
陆象山有《武帝优于文帝论》，认为拊髀之叹不如轮台之悔，甚至说二帝三王的心，我在武帝身上见到了。如果武帝真存有二帝三王的心，平生所为都应当自我责备，何止贰师将军的败亡值得后悔？虽然后悔却还有羞耻忌讳之意吗！推究他的词意，应当能见到，以此便断定优于文帝，想要窥探尧禹的用心，也是好奇的言论【自记】
《汉书》在平帝后写下：“安汉公太傅大司马莽的女儿。”这里只宜用“莽女也”三个字【自记】
娄敬说周公营建洛邑，是想让以德致人，不想凭借险阻，让后世骄奢虐民。见解直是儒者才能知晓圣人之心，哪里是辩士呢？至于赞和亲之策，而说：“冒顿在，固然是子婿；死了就是外孙为单于，岂敢与外祖父抗礼？”这就失之迂腐了。既然知道冒顿杀父，怎么说他不敢与外祖抗礼呢【自记】
史称张良多病，未曾特别统领军队，不对。张良智虑深长，本来就是这样【自记】
贾谊所说的纠缠，是说纠得太急则转也急，翻覆很久后才安定。应说未尽【自记】
晁错想教太子术数，这类议论，都是战国亡秦之余酷习俗溺人，所以虽然以文帝天资粹美，也不能辨别。以错为太子家令，反而以贾生傅梁王，岂不是轻重失宜之甚【自记】
李广、苏建传赞：“心”字与“邻”叶韵，不对。班史中如此类极多。古韵到汉时已差谬【自记】
韦玄成传中诸奏宜与郊祀志相连缀以备一代之议以应古者郊庙之本，文字不当在韦传见之。盖作者文重思繁，未及时厘正耳【自记】
刘更生献鸿宝苑秘书，乃少贱好奇，不足为更生之累【自记】
李寻传：日将旦，清风发一段，乃有师授之言。《左传》中有“明夷之谦”一段，可参看【自记】
谷永“黑龙之对”俱是为异姓游说。汉以火德王，如何更以黑龙为同姓？至攻至尊之恶，固然是为王氏蔽护。然充成帝之行，即使没有王氏，能久安乎？《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而从自贵者开始，虽有伊尹、周公，不得舍此而彼是非攻也。永则可议矣，难道可以说此言非是乎？刘子政恳切于同异姓之间，而格心之论无闻，也是缺事也【自记】
扬雄赞：以序为论，瑕瑜不相掩，极妙赞体【自记】
酷吏传赞：于甫刑报虐，以威之
货殖传》「贪贾三之，亷贾五之」，二句孟説似未是。贪贾以十计，而三之，谓得十之三分余也。亷贾以十计，而五之，谓息十之二也【自记】
西域传中，天笃，天竺也，即身毒。明帝迎佛在前，班传曽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后人张大之。其云“日所出，日所入”之理，史中未明，盖未通周髀之説耳【自记】
孟坚《西域传》赞立论如彼，而定远竪功西海，白首仅还，岂其家庭平昔议论漫相乖剌耶？故自古功名之防，违厥素心者多矣。西域诸种，何辜而仲升积年薙狝之？唐王龙标箜篌引发此意【自记】
汉书·叙传》中“穷逹有命，吉凶由人”二句精极。若以为“穷逹由人，吉凶有命”，则大谬矣【自记】
叙传中律厯志賛可谓洁净精微【自记】
汉书》十志，《天文》乃曹大家所补，五行多荒诞之説，郊祀叙汉武事太繁，然三叙亦精，余七志俱好【自记】
房中歌云：「箫勺羣慝。」箫勺即消烁也。晋灼谓「箫舜乐，勺周乐者非是」。又云：「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所字与绪字叶。两产字相叶。又云：「泽▯大，大字恐久字之讹。」下文「徳施大者，▯也；世防寿者，乆也。」久字便与保寿叶【自记】
礼乐志，循首迄末，议论纯粹，孟坚儒术之文【自记】刑法志，因井田而制军赋，一叚当采，以补周官少司徒之章【自记】
汉文除肉刑，而张苍等扵当斩右趾者，忽进以死刑，求轻反重，议事卤莽至此【自记】
汉书·食货志》云：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康成注《周官》甚差，得此正之。又云：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扵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扵天子之经费。此汉家致太平根本也，犹有古者公天下之心焉【自记】
所云《律厯志》者，因厯法用黄钟起筭，故前半説律，为后半算厯张本也。后行四分厯，便不与律相干。《史记》分为二，何尝合来？后世修史者不察，遂俱云《律厯志》，岂不可笑【自记】
黄钟之宫，另为一管，非十二律中之黄钟也。与京房之准、梁帝之通正相似，长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箫篴之类，可据以为准而定诸律。故六律六吕，此管皆可以生之，而为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黄钟之宫，盖谓此耳。縁今《吕览》错互「三九」二字，读者遂不得其解，而妄为之説，纷拏喧豗千余年扵此矣。只细读《汉志》，自见【自记】
律厯志言：丑未居其冲，乃隂阳之要妙，诸术莫不用之【自记】
汉志云：「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纒，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设，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葢日在子，则斗建丑；日在丑，则斗建子；日在午，则斗建未；日在未，则斗建午。纲纪之交，谓子丑午未之际也。《周官》大司乐分六乐而序之者，是律吕唱和，一歌一奏，分祭之乐也。下条「圜钟为宫」，乃黄钟之误；用黄钟祀天，林钟祭地，是以纲纪之交为阴阳之首，大祭之乐也。此条文义至深，莫得其意。又曰：「此叚説乐至精。」盖《周官》祭祀天神、地只、人▯，用三綂之律为宫，而四望从天，山川从地，祖妣同飨，故云合乐。其乐天用黄钟，地用林钟。今《周礼》「天作圜钟」者，与宗庙之文互也。想班氏为志时，尚未差失。纲纪之交，谓斗建与日躔相遇交互处，乃子丑午未之间也。其时隂阳初生，造化万物，故大祀天地则用之；其余分祭，则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各有歌奏。如奏黄钟，则歌大吕；奏太簇，则歌应钟，以其合辰之律相为唱和，因其阴阳终始生成，以取义类。此则分祭之所用也。二祭皆因依法象，使阴阳万物条鬯该成者也【自记】
律厯志嘉量一条与周官考工防氏章今所
译《货殖传》中“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这两句，孟康的解释似乎不正确。贪贾以十为单位计算，而“三之”，是说得到十分之三的剩余。廉贾以十为单位计算，而“五之”，是说利息为十分之二。【自记】
《西域传》中，天笃，就是天竺，也就是身毒。汉明帝迎接佛在前，班固的传记中曾没有提及，所以知道这件事本来很微小，是后人夸大了。它所说的“日所出，日所入”的道理，史书中没有阐明，大概是没有通晓《周髀算经》的说法罢了。【自记】
孟坚《西域传》赞中的立论像那样，而班定远在西海建立功勋，白头才回来，难道他家庭平时的议论完全相违背吗？所以自古以来功名之防，违背平素心愿的人很多。西域各族，有什么罪过而让班超多年屠杀他们？唐代王昌龄的《箜篌引》引发了这个意思。【自记】
《汉书·叙传》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这两句极其精妙。如果认为是“穷达由人，吉凶有命”，那就大错特错了。【自记】
《叙传》中《律历志》赞可以说洁净精微。【自记】
《汉书》十志，《天文志》是曹大家所补，五行多荒诞的说法，郊祀叙述汉武帝的事太繁琐，然而三次叙述也很精妙，其余七志都好。【自记】
房中歌说：“箫勺群慝。”箫勺就是消烁。晋灼认为“箫是舜乐，勺是周乐”是不对的。又说：“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是世继绪，所字与绪字押韵。两个产字相押韵。又说：“泽〇大，大字恐怕是久字的讹误。”下文“德施大者，〇也；世防寿者，久也。”久字便与保寿押韵。【自记】
《礼乐志》，从头到尾，议论纯粹，是孟坚儒术的文章。【自记】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定军赋，一段应当采纳，用来补充《周官》少司徒的章节。【自记】
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张苍等人对于应当斩右趾的，忽然进用死刑，求轻反而重，议事卤莽到这种地步。【自记】
《汉书·食货志》说：有赋有税。税是指公田什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赋是供给车马甲兵士徒的役使，充实府库赐予的用途。税供给郊社宗庙百神的祭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的费用。康成注《周官》很差，得到这个来纠正。又说：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分，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的收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都各自作为私奉养，不隶属于天子的经费。这是汉家致太平的根本，还有古者公天下的心意。【自记】
所说的《律历志》，因为历法用黄钟起算，所以前半说律，为后半算历张本。后行四分历，便不与律相干。《史记》分为二部，何尝合来？后世修史者不察，于是都说《律历志》，岂不可笑。【自记】
黄钟之宫，另为一管，不是十二律中的黄钟。与京房的准、梁帝的通正相似，长也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像现在的箫笛之类，可以据以为准而定诸律。所以六律六吕，此管都可以生之，而为律本。月令十二月，皆有所中之律，中央律中黄钟声，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因为现在《吕览》错互“三九”二字，读者于是不得其解，而妄为之说，纷拏喧豗千余年于此了。只细读《汉志》，自然明白。【自记】
《律历志》说：丑未居其冲，是阴阳的要妙，诸术莫不用之。【自记】
《汉志》说：“玉衡杓建，天之纲也；日月初缠，星之纪也。纲纪之交，以原始造作，合乐用焉；律吕唱和，以育成变化，歌奏用焉。”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理畅达该备成就。大概日在子，则斗建丑；日在丑，而斗建子；日在午，则斗建未；在未，则斗建午。纲纪之交，是说子丑午未之际。《周官》大司乐分六乐而顺序之，是律吕唱和，一歌一奏，是分别祭祀之乐。下条“圜钟为宫”，是黄钟的误写；用黄钟祀天，林钟祭地，所以以纲纪之交为阴阳之首，是大祭之乐。这条文义至深，没有人得其意。又说：“这段说乐至精。”大概《周官》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用三统之律为宫，而四望从天，山川从地祖妣同享，所以说合乐。其乐天用黄钟，地用林钟，现在《周礼》“天作圜钟”者，与宗庙之文互也。想班固为志时，尚未差失。纲纪之交，是说斗建与日躔相遇交互处，乃是子丑午未之间。其时阴阳初生，造化万物，所以大祀天地则用之；其余分祭，则天、地、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各自有歌奏。如奏黄钟，则歌大吕，奏太簇，则歌应钟，以其合辰的律相为唱和，因其阴阳终始生成，来取义类。这是分祭之所用的。二祭皆因依法象，使阴阳万物条理畅达该备成就的。【自记】
《律历志》嘉量一条与《周官》考工记氏章今所
律厯志以权属水，衡属火，矩属金，规属木，绳属中央。须云木规，金矩，水准，火绳，而土为权衡，以生四者，乃与篇首之义相应【自记】
律厯志云：「寿王▯课，此三年下，只言其厯最疎，课最下也。」顔注以为下狱者，非【自记】
大初法至朔同日为章，交蚀一终为防，分尽日首为綂。綂首日名复扵甲子为元。其日法以八十一为分，又十九之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小分三百八十五者为日周天之数，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三百一十七者为月防日之数。十二防不尽岁气而闰余生焉。十九年七闰则气朔分齐，是为一章。然每月合朔不在周道之交，则防而不蚀。厯法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当交。当交则蚀，分尽章之日月虽防扵冬至而不当交。积二十七章然后朔日冬至交防分穷，故谓之防。以日法计之一岁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厯法而稍赢，盖侵小分四之一也。章防至朔之分不在日首，积之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赢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明年景复则去酉入子，而冬至交防起扵日首而无余分矣，故为一綂也。然甲子者日名之始，必气朔肇扵此日乃得厯本，故初綂而得甲子，次綂而得甲辰，三綂而得甲申。三綂既尽复值甲子朔夜半冬至▯子云，所谓章防綂元与蚀俱没，则后元之端也。三綂厯刘歆因太初而作者，又云所谓去酉入子者，四年而景一复。初年冬至在子，次年冬至在卯，三年冬至在午，四年冬至在酉，第五年始又复扵子。今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则四年之数未尽，是冬至当在酉也。然有日分所赢之小分四之一者，积至此时恰赢小分三百八十五，满四分日之数，则冬至已不在酉而在子矣【自记】
黄帝得宝鼎神防神策，即蓍策也。此一叚传闻，只是黄帝作厯事耳。黄帝得策作厯，正与取竹造律同一符应。卿自不解【自记】
子长扵武帝时事多不讳，故论史必推史汉，不独文章佳，以其出扵直也。文中子以《三国志》为胜，两汉看来，魏吴有底本，便多文饰，不能简实，惟蜀志则承祚自为之，字字不虚。
作史全要简洁。《蜀志》后主二年，终岁止八字曰：「劝农殖谷，闭关息民。」只此的是良史才。
魏吴二志皆有底稿，不能尽如承祚意；至蜀不立史官，反得尽己之意。笔则笔，削则削。如张嶷传载其与费袆书，戒其太简易，恐有奸人不测之祸；又与吴诸葛恪书，戒其根本不清，但欲立功扵外，恐为人所图。后来皆应，只此二书，便显出其人，他不足论。何等有识！关侯传载关侯为曹操所得，操使张辽説降关侯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报曹公，曹公义之。只此一叚，三人身分皆见。
蜀志最好，魏、吴二志俱不如，吴志尤虚华，只是蜀志亦有太简处，裴注断不可少。
问《三国志》扵曹操未建国之先，虽称太祖；至为魏公，则称公；为魏王，则称王。曹丕未簒时，亦只称王，明其为汉王公也。至吴，则未称帝之先，只书名。惟先主始终称先主，似承祚意中巳将蜀作正綂。如朱子之见曰：“亦未知其意果何如。”或者承祚是蜀遗臣，故书法稍别。然此书为文中子所推重，不为无故【清植】
隋书·天文志》极好，《唐书·天文志》是张燕公笔，词采太胜。沈约所作《宋书》，其志中説天体处最详明。
韩文公《顺宗实録》质实得经意，无虚词，无遗事，方是实録。彼正不屑学史汉，人反以为訾议，何也？
唐鉴议论及《新唐书》论赞，朱子俱称之。今看来，叙事不及《史》《汉》，至论赞，两汉后未见其匹比。五代史尚觉差胜。
五代史无人物事迹底子不好，故觉得闇然无色。通鉴从韩、赵、魏为诸侯起，朱子虽有诗讥之，言履霜坚氷，其来已久，不到此时王灵始下，替然又称他不直接《春秋》，留空一段，是不敢僣妄处。《左传》终扵智伯之灭，而《通鉴》接此，自居扵传，却有体。《史记》虽多可
译《律历志》认为权属于水，衡属于火，矩属于金，规属于木，绳属于中央。应当说木为规，金为矩，水为水平，火为绳，而土为权衡，以此生成上述四者，这才与篇首的含义相契合。【自记】
《律历志》说：“寿王历法考核，这三年之下，只是说它的历法最为疏略，考核最为低下罢了。”颜师古的注认为“下狱”的说法是不对的。【自记】
大初历法以冬至与朔日同日为章，以日月交食一个周期为防，以分尽日首为统。统的起始日名又回到甲子，称为元。它的日法以八十一为分，又以一千五百三十九为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天又小分三百八十五作为太阳绕天一周的天数，以二十九天又小分三百一十七作为月亮防日的天数。十二个防日不能完全涵盖岁气，于是产生了闰余。十九年七闰则节气与朔日分数整齐，这称为一章。然而每月的合朔不在太阳运行轨道的交点，那么虽有防日却不会发生日食。历法中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接近交点，总共一百三十五个月才一次正当交点。正当交点则发生日食，分尽章的日月虽然在冬至有防日但并不正当交点。积累二十七个章之后，朔日、冬至、交防的分数才穷尽，所以称为防。用日法计算，一年全日之外有小分三百八十五，与四分历法相比稍多，大概是侵占了小分四分之一。章防至朔的分数不在日首，积累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恰好多出小分三百八十五。第二年日影恢复则从酉位进入子位，而冬至交防从日首开始且没有余分，所以称为一统。然而甲子是日名的开始，必须节气和朔日都起始于这一天才能得到历法的根本，所以初统得到甲子，次统得到甲辰，三统得到甲申。三统既尽又值甲子朔夜半冬至。子云说，所谓章防统元与日食都消失，就是后元的开端。三统历是刘歆依据太初历而作的，又说所谓从酉位进入子位，是四年日影恢复一次。初年冬至在子位，次年冬至在卯位，三年冬至在午位，四年冬至在酉位，第五年才又恢复到子位。现在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则四年的数目未尽，冬至应当在酉位。然而有日分所多出的小分四分之一，积累到此时恰好多出小分三百八十五，满四分日之数，那么冬至已不在酉位而在子位了。【自记】
黄帝得到宝鼎、神防、神策，就是蓍策。这一段传闻，只是说黄帝制定历法的事罢了。黄帝得到蓍策制定历法，正与取竹制作律管同一符应。卿你自己不理解。【自记】
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期的事情多不避讳，所以论史必定推崇《史记》和《汉书》，不仅因为文章好，还因为它们出于直笔。文中子认为《三国志》更好，两汉史书看来，魏吴有底本，就多文饰，不能简练真实，只有《蜀志》是陈寿自己写的，字字不虚。
写史书全要简洁。《蜀志》后主二年，整年只有八个字说：“劝农殖谷，闭关息民。”只有这才是良史的才具。
魏、吴二志都有底稿，不能完全符合陈寿的心意；至于蜀国不设立史官，反而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如《张嶷传》记载他与费祎的书信，告诫他太简易，恐怕有奸人不可预测的祸患；又记载他与吴国诸葛恪的书信，告诫他根本不清，只想在外立功，恐怕被人图谋。后来都应验了，仅凭这两封信，就显出他的为人，其他不足论。何等有见识！《关羽传》记载关羽被曹操所得，曹操派张辽劝降关羽说：“我极知曹公待我厚，但我受刘将军厚恩，誓死与共，不可背叛。我终究不会留下，我要立功报答曹公才离开。”张辽回报曹公，曹公认为他讲义气。仅凭这一段，三个人的身份都显现出来。
《蜀志》最好，魏、吴二志都不如它，吴志尤其虚华，只是蜀志也有太简略的地方，裴松之的注断不可少。
问《三国志》在曹操未建国之前，虽然称太祖；等到成为魏公，就称公；成为魏王，就称王。曹丕未篡位时，也只称王，明确他是汉的诸侯王。至于吴国，在未称帝之前，只写名字。只有先主始终称先主，似乎陈寿心中已将蜀作为正统。如朱子的见解说：“也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如何。”或许陈寿是蜀的遗臣，所以书法稍有不同。然而这本书被文中子所推重，不是没有原因的。【清植】
《隋书·天文志》极好，《唐书·天文志是张说执笔，词采太盛。沈约所作的《宋书》，其志中讲天体处最详明。
韩愈的《顺宗实录》质朴真实符合经意，没有虚词，没有遗漏的事，才是实录。他正不屑于学习《史记》《汉书》，人们反而认为是诋毁议论，为什么呢？
《唐鉴》的议论及《新唐书》的论赞，朱子都称赞它们。现在看来，叙事不及《史记》《汉书》，至于论赞，两汉之后未见其匹敌。五代史尚觉稍胜。
五代史无人物事迹底子不好，所以觉得黯然无色。《通鉴》从韩、赵、魏为诸侯起，朱子虽然有诗讥讽它，说履霜坚冰，由来已久，不到此时王灵才下降，然而又称赞它不直接接续《春秋》，留空一段，是不敢僭妄之处。《左传》终于智伯之灭，而《通鉴》接续此处，自居于传，却有体例。《史记》虽多可
议，亦自有意思，结搆如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也。即《尚书》首二典，《诗》首文王，《春秋》始隠公之意。
译《史记》的编排，也自有其深意，其结构如同世家以泰伯为首，列传以伯夷为首，都是为了推崇谦让的美德。这正与《尚书》以尧、舜二典开篇，《诗经》以文王为首篇，《春秋》以隐公为起始的意图是一致的。
通鉴》扵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扵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録毫髪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
通鉴遗漏者甚多，如关侯对张辽数语，全载不过四五行，便精采动人，义气凛然，何必剪裁？武侯抜三千户而归，賔僚都贺，武侯愀然不乐，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使之困扵豺狼，皆亮之罪」，那一段气象议论甚好。孙权下令称「武侯信感阴阳，诚动天地」，虽是异国之语，都应登载，何为削去？若斟酌裁减，再查阅廿一史，増入要▯处，别成一部小鉴，狠好！惜年老无工夫，奈何？
锡言某门人陈大章最熟《通鉴》，检得其中疎误处，便作一篇文字辨驳之。闻其师谓之曰：「不消如此，只注其下云『应作如何』足矣。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祖父遗训，万一偶误，只好説『我当日记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证，便非立言之体。」先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读程朱书，扵其道理精纯处，毫不理防；至扵地名人名制度，偶然疎舛，便当作天来大事，狂呼大呌，累幅不休。虽说得是，亦令人厌。所谓辞有体要也。」
春秋是当日史书全本提纲耳，不然仅存此敎人如何看纲目？似亦不必加目，只云通鉴提纲，即以通鉴为目，何等好！如今目觉看不得。某意当编一小鉴，全要简如夫子删书，不妨架空多少年无一字，但须识见大，又博学方可做此事。友云通鉴如许大部，而隆中语却不全载，殊不是。曰正是。若编小鉴如天人策、出师表之类，须立例在前，云为世传诵者不载，不然恐太多。
千古选书，如《易》《书》《诗》《春秋》，各具一体裁，为万代文章之祖。朱子不安扵文中子、司马温公之所谓綂者，而修《纲目》。止纲为朱子所定，目便付之门人，多欠商量。所辑《小学》，许白云虽极称之，但恐其中忽载一叚极古雅经传，忽载一叚常言俗语，义理何尝不佳，论体裁未免杂。
纲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没要▯事删削，一空存其大经大法而已，多无为也。
文中子扵南北朝夺綂归北亦有意思。晋虽簒弑，然既一綂，其子孙播迁江东，中国衣冠文物在焉，得不以为正綂乎？宋齐梁陈相继簒夺，年代复促。晋灭，恰值元魏兴扵北，修明礼乐，慨然欲复古制。《春秋》之法，中国用夷礼则夷之，夷进扵中国则中国之，天意无中外也。后分为东西，高齐无复人道。宇文能整理，则以正统予周。隋恰好承周之后，此以人事体贴天意，颇亦有见。至朱子，则一总细注扵下，不分正闰，万代可行，自更简易正大。若其次，则文中子也。《通鉴》不妥当，不及文中子多矣。
旧唐书把张曲江、杜工部、韩文公传都説得不成体面，所以有新唐书之修。然新唐书亦为武后立纪，何耶？纲目扵三国时以綂归蜀，扵武后时书帝在某处，已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綂归北，欧阳公又欲夺以归南。至后五代有言南唐为唐后者，欧阳公以为无据，反以晋汉相簒为正。綂虽有予之以綂正，所以着其罪之説，毕竟牵强。温公因之，大约都认做天有一线的綂串下来一般。朱子始创分注之例，妙絶天至，此时亦未尝有所専属矣。至荧惑守心，惟魏应之。无论灾祥之説不确，即果尔，亦是天气非人心天理也。
通鉴》有狠不妥处，如以曹氏为正綂，却书诸葛亮入冦。其立例，但簒得共主位者便为正綂，起自他处者则为贼。文中子扵五代时，忽夺此与彼，忽夺彼与此，只为每年要存一年号，便没摆布。朱子忽想一例，只书甲子，分注其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纲目大体已无可议，只有秦家十余年，竟当准王莽例，黜之。班孟坚所云“余分闰位”也。其年数既不多扵莽，而莽罪在汉一代，秦恶流毒万世，复浮扵莽。若以秦时无他姓为主，莽时亦无他姓为主，也不过以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
纲目扵楚汉之际五年间分注先楚而后汉似不可依？楚汉竝起，汉先入关，仁暴复异
译《通鉴》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连同其事迹一并删削，比如屈原就是如此。对于自己怀疑的内容，就随意删去，比如《隆中对》就是如此。古人评论孔子作《春秋》，记录细微的善行；司马光作《通鉴》，掩盖如日月般的光辉，指的就是屈原这件事。
《通鉴》遗漏的地方很多，比如关羽对张辽说的几句话，全部记载也不过四五行，便精彩动人，义气凛然，何必剪裁？诸葛亮带领三千户百姓回归，宾客僚属都来祝贺，诸葛亮却面色严肃不快乐，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汉朝的子民，让他们困于豺狼之手，都是我的罪过”，那一段的气象和议论非常好。孙权下令说：“诸葛亮诚信感动阴阳，真诚震动天地”，虽然是敌国的话语，都应该记载，为何要删去？如果斟酌裁减，再查阅二十一史，在紧要处增补，另外编成一部小《通鉴》，非常好！可惜年老没有工夫，怎么办？
我听说我的门人陈大章最熟悉《通鉴》，查出其中的疏漏错误，就写一篇文章辩驳。听说他的老师对他说：“不必这样，只在下面注释‘应该怎么写’就够了。宇宙间几部大书，譬如祖父的遗训，万一偶尔有误，只能说‘我当年记得是这样’。如果滔滔不绝地辩驳，就不符合立言的体统。”先生说：“正是如此。现在的人读程颢、程颐和朱熹的书，对于他们道理精纯的地方，毫不理会；至于地名、人名、制度，偶尔有疏漏错误，就当作天大的事情，狂呼大叫，累幅不休。虽然说得对，也让人厌烦。所谓言辞有体裁和要点啊。”
《春秋》是当时史书的提纲，不然仅存这个教人怎么看纲目？似乎也不必加目，只说《通鉴》提纲，即以《通鉴》为目，多么好！如今目觉得看不下去。我的意思是应当编一部小《通鉴》，全要简略如孔子删《书》，不妨架空多少年无一字，但须见识宏大，又博学才能做这件事。朋友说《通鉴》如此大部，而隆中的话语却不全载，实在不对。我说正是。如果编小《通鉴》如《天人策》、《出师表》之类，必须立例在前，说世人传诵的不载，不然恐怕太多。
千古选书，如《易》《书》《诗《春秋》，各具一体裁，为万代文章的祖。朱熹不安于王通、司马光所谓的统，而修《纲目》。纲是朱熹所定，目便付之门人，多欠商量。他所辑《小学》，许白云虽然极力称赞，但恐怕其中忽然记载一段极古雅的经传，忽然记载一段常言俗语，义理何尝不好，论体裁未免杂乱。
《纲目》尚少剪裁，《春秋》好在，没有要事删削，一空存其大经大法而已，多做无益。
王通对于南北朝夺统归北也有意思。晋虽然篡弑，但既然一统，其子孙播迁江东，中国衣冠文物在那里，能不认为正统吗？宋齐梁陈相继篡夺，年代又短促。晋灭亡，恰逢北魏兴起于北，修明礼乐，慨然想要恢复古制。《春秋》的法度，中国使用夷狄的礼制就视为夷狄，夷狄进入中国就视为中国，天意没有中外之分。后来分为东西，高齐没有复有人道。宇文氏能整理，就把正统给周。隋恰好继承周之后，这是以人事体贴天意，颇有见识。到了朱熹，则一概细注于下，不分正闰，万代可行，自然更简易正大。如果其次，就是王通了。《通鉴》不妥当，不及王通多了。
《旧唐书》把张九龄、杜甫、韩愈的传记都写得不成体面，所以有《新唐书》的修撰。然而《新唐书》也为武则天立纪，为什么呢？《纲目》对于三国时以统归蜀，对于武则天时书帝在某处，已经是眼高千古。前五代王仲淹以统归北，欧阳修又想夺以归南。至于后五代有人说南唐是唐的后继，欧阳修认为没有依据，反而以晋汉相篡为正。统虽然有给予以统正，所以著其罪的说法，毕竟牵强。司马光因袭之，大约都认做天有一线的统串下来一般。朱熹始创分注之例，妙绝天至，此时也未尝有所专属了。至于荧惑守心，只有魏应验。无论灾祥之说是否确切，即使果真如此，也是天气而非人心天理。
《通鉴》有很不妥的地方，比如以曹氏为正统，却书诸葛亮入侵。其立例，只要篡得共主之位便为正统，起自他处的则为贼。王通对于五代时，忽然夺此与彼，忽然夺彼与此，只为每年要存一年号，就没有摆布。朱熹忽然想出一例，只书甲子，分注其下，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了。
《纲目》大体已无可议，只有秦家十余年，竟然应当准王莽例，黜之。班固所说的“余分闰位”也。其年数既然不多于王莽，而王莽罪在汉一代，秦的恶流毒万世，又浮于王莽。如果以秦时无他姓为主，王莽时也无他姓为主，也不过以王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罢了。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
《纲目》对于楚汉之际五年间分注先楚而后汉似乎不可依？楚汉并起，汉先入关，仁暴又异
，自当先汉。
因论吕后事曰：「后儒偏固之论，最是废后事，断定以为不可，如讥光武废郭后是也。假使当时高祖废吕后，未见吕后之恶，后儒亦必讥之如光武矣。出妻，圣人所不禁。至如国本之説，亦不尽然，要当视其本如何。秦始皇外扶苏而内胡亥，隋文帝废勇立广，善恶颠倒，此自不可。若如汉武立孝昭，有何不是？天下大事，果然太子狠不好，却説万万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其可乎？此类须有斟酌。光武之过，不在废后，在不任三公而柄归台阁，不先六经而笃信防纬，一坏政事，一坏名教。此论俗人以为迂濶，其实切近。后来明帝遂求佛敎，魏伯阳之参同，张道陵之道术，都起扵东汉。光武焉得辞贻谋之过？」
译（这）自然应当追溯到西汉以前。
于是评论吕后的事迹说：“后世儒者偏执固陋的议论，最典型的就是废黜皇后这件事，他们断然认为不可，比如讥讽光武帝废黜郭皇后就是这样。假如当时汉高祖废黜吕后，那时还未显现吕后的恶行，后世儒者也一定会像讥讽光武帝那样讥讽高祖。休妻，圣人并不禁止。至于所谓‘国本’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关键要看那根本究竟如何。秦始皇疏远扶苏而亲近胡亥，隋文帝废黜杨勇而立杨广，善恶颠倒，这自然是不可以的。但如果像汉武帝立刘弗陵（孝昭帝）那样，有什么不对呢？天下的大事，如果太子确实不好，却说万万不可动摇，难道要为了保全太子而断送祖宗的天下，这可以吗？这类事情必须加以斟酌。光武帝的过错，不在于废黜皇后，而在于不任用三公而将权柄归于台阁，不尊崇六经而笃信谶纬，一方面败坏了政事，一方面败坏了名教。这种议论世俗之人认为迂阔，其实却切中要害。后来汉明帝于是寻求佛教，魏伯阳的《参同契》，张道陵的道术，都兴起于东汉。光武帝怎么能推卸留下不良谋划的过错呢？”
后世必谓太子换不得，皇后废不得，似觉太执。只是换得不当，废得不当，便不可。此处当兼贤否论，不全以嫡长论也。如昌邑不道，则宗社为重，霍子孟尚可废立，何况君父？尧舜人伦之至，欲为天下得人，竟舍己子立他人，他人尚可，何况己子？择贤而立。光武废郭后诏云：“宫闱之内，有若鹰鹯。”果尔如何可为后？方正学讥之云：“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知几为，向桐江钓烟水。他一生迂拘，不能成事的本领，尽见扵此。严子陵一段极有趣的事，被他説得氷冷无味。试看权文公诗：“能使薄者淳”，持此报故人，识见议论，岂不比正学较高？范文正公云：“非先生无以见光武之大，非光武无以成先生之高。”虽畧夸张，却是实事。
问：汉孝献废时，蜀人误传已崩，先主諡为孝愍。纲目既以綂予蜀帝諡，似应以蜀为正。曰：想因蜀是諡扵生前，故姑仍《通鉴》，或是朱子偶失检防，亦未可定【清植】
纲目是非褒贬，虽稍严些，然大要不差。以某之意，如曹操、司马懿，倒底不曽正名。即依律，固是死罪，但死之中，亦要分别，与王莽、朱温不同。莽、温自应立斩，操、懿还可秋后处决否？
古今言莽、操，若以孔子援情定罪，毕竟操少别，倒底不曽簒。虽曰“苟天命在我，吾其为周文王”，然比莽身为之，则差矣。若使操后接以陈思，终守臣节，则操岂至被此名哉？
某扵朱程议论有不敢附和者二条。程子论管仲与魏郑公不同，恐未然。桓与纠俱是奔窜，管仲随子纠，非奉先君命也，不过急时合伙，原算不得君臣。魏郑公所辅者太子，上尚有高祖，受高祖命辅之。建成死，太宗召之，郑公神色自若。太宗责之，郑公曰：“太子若听征言，岂有今日之事？其分不过至此而止。”若高祖命他辅太宗，他即辅之，有一君无二君。管仲尊攘之功与贞观之治亦差不多。贞观之治，郑公之力为多。若以功准过，二人相彷，不得优管而劣魏。朱子进狄梁公，而斥荀文若。武氏立周庙，改唐年号，梁公为之宰相，徒以中宗尚在，勤勤以姑母晓譬，荐五王成身后功，遂谓反周为唐。至荀文若，初佐曹操，削平祸乱，操未遽有逆谋也。及欲加九锡，文若即愤恚至死，未见得有共谋簒弑之端。若不论迹而诛心，心亦何据之有？且后来魏受汉禅，功臣配享无文若在内，则魏之外文若明甚。何所凭而谓之汉贼哉？只好责备他不识人，不见几。孔明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公瑾谓操虽汉相，实汉贼，英雄识人，预先见得甚明。程子责▯子云不能见几，法言中尚谓王莽为周公，不责以死，而责以不识人，便无词矣。只是程朱到此等处见得明，把得定，处得是。伊川一见哲宗便有去志，朱子扵宁宗亦然。如此立身，方可责备人。
梁公与姚宋皆事武后，武易国号，废唐庙巳，是移祚。诸公俯首为臣，岂逆知有五王在后耶？君子论人，须恕。后既成事，诸公贤者足明，无他。荀文若犹为汉臣，未为魏臣。至自戕其生，以求免扵大恶，其志亦可悲矣。而朱子罪之不巳，谓其为唐衡婿。文若方二岁，唐衡已死，则结亲乃其父为之，何以为文若罪哉【自记】
近看《续纲目》，令人闷絶。《续纲目》三字就不妥。何不续《春秋纲目》？正不易续，宁各自为一部书可也。《纲目》之有发明，后人为之，商素庵辈自作而自发明之。又赞曰：「续纲目作，而乱臣贼子惧」，岂不令人破口！况其议论剌谬，尤不可言。陈洪进值五代乱，盗据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进献二州地，正与钱镠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贬之。」《春秋》诸国受之天子，传之先君。洪进之地，谁予之？谁传之耶？此例一开，是必欲使为贼者，虽已四海清平，尚负固拒命，杀人盈城盈野，力穷势尽而后就▯，始为合《春秋》之义耶？
宋史应重为之，三百余年人物，实过前代，却芜蔓若此，岂不可惜？作史要有剪裁，我辈生在后代，便要依傍彼时人品学问之可信
译后世一定会说太子不能更换，皇后不能废黜，这似乎显得太过固执。只是如果更换得不恰当，废黜得不恰当，那就不可以。这里应当兼顾贤与不贤来讨论，不能全凭嫡长身份来论定。比如昌邑王行为荒淫无道，那么宗庙社稷为重，霍光尚且可以废立皇帝，何况是君父？尧舜是人伦的极致，想要为天下选拔人才，竟然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拥立他人，他人尚且可以，何况是自己的儿子？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来拥立。光武帝废黜郭皇后的诏书中说：“后宫之内，有像鹰鹯一样凶狠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可以让她做皇后？方孝孺讥讽说：“糟糠之妻尚且如此对待，贫贱之交可想而知了。”严子陵早就洞察先机，前往桐江垂钓烟水。他一生迂腐拘谨，不能成事的本领，在这里完全显现出来。严子陵那段极有趣的事，被他说得冰冷无味。试看权文公的诗：“能使薄者淳”，以此回报故人，他的识见议论，难道不比方孝孺高明吗？范文正公说：“没有先生就无法显现光武帝的宏大，没有光武帝就无法成就先生的高尚。”虽然略微夸张，却是事实。
问：汉孝献帝被废时，蜀地的人误传他已经去世，刘备谥号为孝愍。《纲目》既然把正统给予蜀帝并加谥号，似乎应当以蜀为正统。回答说：我想是因为蜀地在生前就加谥号，所以暂且沿用《通鉴》的做法，或者是朱子偶然疏忽未加检点，也不能确定。
《纲目》的是非褒贬，虽然稍微严厉一些，但大体上没有差错。以我的意思，像曹操、司马懿，到底没有正式篡位。即使依照法律，固然是死罪，但在死刑之中，也要有所分别，与王莽、朱温不同。王莽、朱温应当立即斩首，曹操、司马懿还可以秋后处决吗？
古今谈论王莽、曹操，如果用孔子援用情理定罪，到底曹操稍有不同，到底没有篡位。虽然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做周文王”，但比起王莽亲自篡位，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曹操死后由曹植继位，始终坚守臣子的节操，那么曹操哪里会落得这个名声呢？
我对朱子、程子的议论有两条不敢附和。程子论管仲与魏征不同，恐怕未必正确。齐桓公与公子纠都是流亡在外，管仲跟随公子纠，并不是奉先君的命令，不过是危急时刻合伙，原本算不得君臣关系。魏征所辅佐的是太子，上面还有高祖，是受高祖命令辅佐太子。太子死后，太宗召见他，魏征神色自若。太宗责备他，魏征说：“太子如果听从我的建议，哪里会有今天的事？我的本分不过到此为止。”如果高祖命令他辅佐太宗，他就辅佐太宗，体现了一君不二的原则。管仲尊王攘夷的功劳与贞观之治也差不多。贞观之治，魏征的功劳居多。如果以功劳抵销过错，两人不相上下，不能优待管仲而贬低魏征。朱子推崇狄仁杰，而斥责荀彧。武则天建立周朝宗庙，更改唐朝年号，狄仁杰做宰相，只是因为中宗还在，勤勉地以姑母的身份晓谕开导，推荐五位王成就了身后的功业，于是说反周复唐。至于荀彧，起初辅佐曹操，削平祸乱，曹操还没有立刻产生叛逆的阴谋。等到想要加九锡时，荀彧就愤恨至死，没有看到他有共谋篡弑的迹象。如果不看行为而诛心，心又凭什么作为依据呢？而且后来魏朝接受汉朝禅让，功臣配享没有荀彧在内，那么魏朝疏远荀彧是很明显的。凭什么称他为汉贼呢？只好责备他不识人，不见先机。诸葛亮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公瑾说曹操虽然是汉朝丞相，实际上是汉朝奸贼，英雄识人，预先看得很明白。程子责备荀彧不能见先机，《法言》中尚且称王莽为周公，不责备他死节，而责备他不识人，就没有话说了。只是程朱在这些地方看得明白，把握得坚定，处理得恰当。伊川一见哲宗就有离去的志向，朱子对宁宗也是如此。这样立身，才可以责备别人。
狄仁杰与姚崇、宋璟都侍奉武后，武后改变国号，废除唐朝宗庙，这是转移皇位。各位大臣俯首做臣子，难道预先知道有五位王在后面吗？君子评论人，必须宽恕。武后既已成事，各位大臣是贤者足以证明，没有别的。荀彧还是汉臣，不是魏臣。至于自杀以求免于大恶，他的志向也可悲了。而朱子不停地指责他，说他是唐衡的女婿。荀彧才两岁时，唐衡已经死了，那么结亲是他父亲做的，为什么要作为荀彧的罪过呢？
最近看《续纲目》，令人郁闷至极。《续纲目》这三个字就不妥当。为什么不续《春秋纲目》？正因为不容易续，宁可各自成为一部书也好。《纲目》的发明，是后人做的，商素庵等人自己写作而自己发明。又赞曰：“《续纲目》作成，而乱臣贼子畏惧”，难道不令人破口大骂吗？况且他的议论荒谬，尤其不可言说。陈洪进正值五代乱世，盗据漳、泉二州。宋朝已经平定天下，陈洪进献出二州土地，正与钱镠相同，却指责他说：“《春秋》重视死守社稷，所以贬低他。”《春秋》各国土地是天子的，传给先君。陈洪进的土地，是谁给他的？谁传给他呢？这个例子一开，是必定要使做贼的人，即使已经四海清平，还要负隅顽抗，杀人盈城盈野，力穷势尽后才投降，才符合《春秋》之义吗？
《宋史》应当重新编写，三百多年的人物，实际上超过前代，却如此芜杂蔓生，岂不可惜？写史要有剪裁，我们生在后代，就要依傍当时人品学问的可信之处。
者，如朱子《语类》《文集》《言行録》，极是要▯书。某自幼闻得长老言，朱子説秦桧有中兴之功，岳武穆强横，即任之，果専亦恐不能成功。及后读朱子书，何尝有此？此乃琼山乖异之説也。朱子到淛东，即檄毁秦桧祠。门人问中兴诸人，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寻思有间，曰：“次第无人。”如此痛恶推服，乃以琼山之论加之，何妄诞至此？但是朱子有褒贬过，便当依他。只有张德远，却要斟酌。魏延、杨仪不过有才，武侯尚终身爱防。南渡人物，以李忠定、岳武穆为最，德远乃弹劾忠定与武穆，亦尝有隙，却是为何？班史有可为万世法者，史记内不必改的，汉书即全用之。今如要传濂溪、明道、伊川，岂能加扵朱子有不备者？论赞中増之可耳。《言行録》成，朱子悔之曰：“黄鲁直孝行敦笃，惜未入。”然存此语，已与入同。
译朱子的《语类》《文集》《言行录》，是非常紧要的书籍。我自幼听长辈说，朱子曾评论秦桧有中兴之功，岳飞刚愎自用，即使任用他，恐怕也难以成功。等到后来阅读朱子的著作，哪里有过这样的话？这不过是琼山（丘濬）乖谬异端的说法罢了。朱子到达浙东，立即发檄文拆毁秦桧的祠堂。门人问起中兴时期的各位大臣，有没有排在岳飞之上的？朱子思考了一会儿，说：“按次序没有人。”像这样痛恨秦桧、推崇岳飞，却把琼山的言论强加给他，是多么荒诞不经啊！只是朱子如果有褒贬失当的地方，就应当依从他。只有张浚（德远），却需要斟酌。魏延、杨仪不过是有才能，诸葛亮尚且终身爱护并防备他们。南渡后的人物，以李纲（忠定）、岳飞最为杰出，张浚却弹劾李纲，与岳飞也曾有嫌隙，这是为什么呢？《汉书》中有可以作为万世法则的内容，《史记》中不必修改的地方，《汉书》就全部沿用。现在如果要为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作传，难道能比朱子做得更完备吗？在论赞中增加内容就可以了。《言行录》编成后，朱子后悔地说：“黄庭坚（鲁直）孝行淳厚笃实，可惜没有收录进去。”然而保留这句话，就已经和收录进去一样了。
友言：某观宋史，亦易修。只把几个大人物、大奸恶作主，其余不关扵国势纲常者，都附其下数语而足。略有声焰者，便多几句，不必尽立传。曰：如此便省许多闲话，只拣其关系万古纲常者记在那里，岂不干浄？人间之史，便是天地纪簿。如人有得意事，提起足以悦心；大不如意事，提起足以警醒，便勾了。宋史儒林外，又有道学▯子云云，周公孔子一儒，也不知道学，如何又在儒外？友曰：董江都在汉，另立传，不混在儒林内。倘修宋史，周程张朱，当彷此例。曰：然就是史汉立些名目，原不古可传者传之，何以名目为？友曰：归震川云，人嫌宋史太多，吾尚嫌其太少，为其事实多所遗漏也。今人因此竟谓宋史尚宜増添，直是痴人前不可説梦。又人谓五代史太少，某却谓其太多，五代原无人物，何必立许多传？以某看来，如纲领分明，宋史亦不难修。曰：此元不是易事，真个明有人非幽有▯责。只是宋史前面人物，朱子都秤量过，便可据以为准。如邵康节传，便用明道志；周子传，便用朱子状。此类不必另做，不备者賛内补之可也。史迁书已不满扵文中子，谓其记繁而志寡。只看唐虞之书所存几何，想为夫子所删甚多，故史不须繁也。
凡律算等书，当直截説明本防，不可牵扯隂阳五行八卦配搭。岂必无理？但无益扵本义，都成闲话。
古来史书，不可尽信。某今有一法，若修后来之史，只据人之可信者信之。如程朱心平理明，其褒贬自当不错。再据其人自着之书，如姚江自有文集，破败百出，未有自诬之理。想春秋战国，时异説自是无数，孔孟一举删之。秦汉间邪説亦多，太史公扵不雅驯者删去许多，尚有好奇之论。班孟坚始淘汰精纯，可以为法。
欲搜廿一史中，取其有关扵修齐治平之要者，彷东莱太事记为一编。又搜歴代典制沿革，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者，略彷通考各着为论，为一编。但恐无此岁月耳。
榕村语録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録卷二十二
大学士李光地撰
歴代
舜葬苍梧，是广西，已入版圗禹防涂山，是浙东，已入版图。不知宣王中兴，赫声濯灵，何以淮徐即呼为戎夷？江南、湖广，春秋时皆摈为荆吴，非我族类。大抵诸侯各君其国，天子有道则来朝，否则职贡不至，声敎遂阻。定九先生曰：「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可见武丁未出，诸侯不可得而朝也。」总之，王畿虽为万国系属，而各国却委其自治。圣人公天下之心，原是如此。
武王取商，不闻商家有死难之人。当时箕子、胶鬲以下，自然尚有其人。因武王处得好，大家便相安竝，不见胶鬲出为周用。周亦不曽强胶高使为己用，这便是两尽其道。
管仲器小，且不须推説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令孔子请讨陈恒，鲁从其请，断无夺齐国土之事，不过诛其罪人、置君而去。至义声满天下，自然四方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之以齐王，亦是以齐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归心耳。断不是要夺周家天下而有之也。古者方伯専征，或天子以所征之地赏功，则可受；又或要荒之外，蠢动暴害者，取之可也。古公初时，国甚小，后来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耳。断没有圣贤利人之有而攘而据之之事。管仲便是，又灭几个小国，驳杂不纯。
问使孔子为君为相，亦如尧舜周公足矣？曰：只怕此周公更浑然无迹些。孔子干浄无比，事事穏又收得好。虽曰「危邦不入」，他却曽入；「乱邦不居」，他却曽居。所谓「磨而不磷，湼而不缁」，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商鞅开阡陌，可见以前阡陌尚存。三代田制如何？急忙变得尽直至鞅始无遗。又人之为兵，亦鞅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过要变换新法，夺人相位，就做出此等事。商鞅、李斯，当不得位时，好读不正之书，着不正议论；及得志，便恶焰滔天。所以读书要正当，莫着怪僻之论。有此一叚怪论，便恐有发作时。
孟子言「好善优于天下」，《大学》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脚。
译友人说：我观察《宋史》，其实也容易修撰。只需把几个大人物、大奸恶作为主干，其余与国家大势、纲常伦理无关的人，都附在他们下面用几句话交代就足够了。稍微有些名声的，就多写几句，不必全都立传。我说：这样就能省去许多闲话，只挑选那些关乎万古纲常的人记在那里，岂不干净？人间的史书，就是天地的账簿。比如人有得意的事，提起足以让人高兴；有大不如意的事，提起足以让人警醒，这样就够了。《宋史》在儒林传之外，又另设道学传，周公、孔子都是一位儒者，也不知道他们学的是什么，为什么又在儒林之外？友人说：董仲舒在汉代，另立传记，不混在儒林内。如果修《宋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应当仿照这个例子。我说：然而就是《史记》《汉书》设立一些名目，原本就不是古法，该传的传下来，何必设立名目？友人说：归有光说，人们嫌《宋史》太多，我还嫌它太少，因为它遗漏了很多事实。现在的人因此竟然说《宋史》还宜增添，这简直是对着痴人说梦。又有人说《五代史》太少，我却说它太多，五代本来没什么人物，何必立那么多传？在我看来，如果纲领分明，《宋史》也不难修撰。我说：这并非易事，真是明有人非，幽有责备。只是《宋史》前面的人物，朱子都衡量过，就可以依据它作为标准。比如邵雍传，就用程颢写的志；周敦颐传，就用朱子写的状。这类不必另做，不完整的在赞语内补上就可以了。司马迁对王通已经不满，说他的记载繁杂而志向浅薄。只看唐尧虞舜的书留存多少，想必被孔子删去很多，所以史书不需要繁杂。
凡是律法、算学等书，应当直接说明本意，不可牵扯阴阳五行八卦的配搭。难道没有道理吗？但对本义无益，都成了闲话。
古来的史书，不能完全相信。我现在有一个方法，如果修后来的史书，只根据可信的人的话去相信。比如程颢程颐、朱熹心平理明，他们的褒贬自然不错。再根据那人自己写的书，比如王阳明自有文集，破败百出，没有自己诬蔑自己的道理。想春秋战国时期，异说自然是无数，孔子、孟子一举删去。秦汉间邪说也多，太史公对不雅驯的删去许多，尚且有好奇的议论。班固开始淘汰精纯，可以作为法则。
想要搜罗二十一史中，选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旨的内容，仿照《东莱太史公记》编为一编。又搜罗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以及后世如何可以通行的，略仿《通考》各著作为论，编为一编。只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时间罢了。
榕村语录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榕村语录卷二十二
大学士李光地撰
历代
舜葬苍梧，是广西，已进入版图；禹娶涂山，是浙东，已进入版图。不知道周宣王中兴，声威显赫，为什么淮徐一带就称为戎夷？江南、湖广，春秋时都被排斥为荆吴，不是我们同族。大体上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天子有道就来朝见，否则职贡不至，声威教化就受阻。定九先生说：“看武丁朝见诸侯拥有天下，可见武丁未出，诸侯不可能来朝见。”总之，王畿虽然是万国所系属，但各国却委任他们自治。圣人公天下之心，原本就是这样。
武王取商，没听说商家有死难的人。当时箕子、胶鬲以下，自然还有其人。因为武王处理得好，大家便相安无事，没见胶鬲出来为周所用。周也不曾强迫胶鬲为自己所用，这就是两尽其道。
管仲器量小，且不须推论到正心修德、致主王道上去。假如孔子请求讨伐陈恒，鲁国听从他的请求，断无夺取齐国土之事，不过诛其罪人、安置国君就离去。至于义声满天下，自然四方仰望而待命，如文王之世了。孟子以齐王，也是以齐之地行政救民，使天下归心罢了。断不是要夺取周家天下而拥有之。古者方伯专征，或者天子以所征之地赏功，则可以接受；又或者要荒之外，蠢动暴害者，夺取也可以。古公亶父初时，国很小，后来便大，想必是多得了西戎之地罢了。断没有圣贤利人之有而攘夺占据之事。管仲便是，又灭几个小国，驳雜不纯。
问：假使孔子为君为相，也如尧舜周公足矣？答：只怕这周公更浑然无迹些。孔子干净无比，事事稳妥又收得好。虽说“危邦不入”，他却曾入；“乱邦不居”，他却曾居。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
商鞅开阡陌，可见以前阡陌尚在。三代田制如何？急忙变得尽，直至商鞅始无遗。又人之为兵，也是商鞅为之。信是千古罪人。不过是要变换新法，夺人相位，就做出这等事。商鞅、李斯，当不得位时好读不正之书，著不正议论；及得志，便恶焰滔天。所以要读书正当，莫著怪僻之论。有此一段怪论，便恐有发作时。
孟子言“好善优于天下”，《大学》之“一个臣”便是此二字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