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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五 《唐鉴》　史评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唐鉴》二十四卷，宋代范祖禹撰写。范祖禹字纯甫，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历任龙图阁学士，出任陕州知州。治平年间，司马光奉诏编纂《资治通鉴》，范祖禹任编修官，分掌唐史，将自己所得的材料撰成此书。上起唐高祖，下至唐昭宣帝，摘取大纲，附以论断，共十二卷。元祐初年，任著作佐郎时，他上表进献此书。后来吕祖谦为它作注，分为二十四卷。这部书深受伊川程子称许，说：“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议论。”朱子则认为它的议论力量较弱，也有与事实不相应的地方。不过，书中把武后临朝听政的二十一年归在唐中宗名下，作者自称这是比照《春秋》中“鲁昭公在乾侯”的义例，并说：“即使因此获罪于君子，我也不推辞。”这大概是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而言的。朱子撰《资治通鉴纲目》时，记作“帝在房州”，实际上仍沿用了这个例子。又如论及白马之祸时，书中说裴枢本来依附朱全忠而任宰相，并不是忠于唐室；若裴枢等人不死，也一定不会有把国家交给他人的说法。朱子也认为这不是欧阳修所能达到的见解，可见朱子并非不采纳范祖禹的意见。其他方面的议论，大都能探究根本、追溯源流，以说明治乱的原因；虽然有时与具体事情不甚切合，但原则和大义严正，本来可以同孙甫的《唐史论断》一并流传。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进献《唐鉴》的原表 臣范祖禹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下属告诫上司、臣子告诫君主，一定要用古代的事来验证当今，以前代的事来警示后世。伯益告诫舜时，就说到不要安逸游乐，以防止傲慢暴虐的事情在尚未发生时发生；周公、召公辅佐成王时，就考察古代先民历年兴亡、天命坠失的事，把这些每天陈述在面前，都是为了增进圣明的德行、培养圣人的功业。臣范祖禹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过去在先朝任职书局，承乏掌管典籍，实际主管唐代史事。曾在公务闲暇时，考察唐朝成败的事迹，用义理加以裁断，编成一部书，想让平民传达意见，让百工凭借技艺进献给先帝，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等到臣赴任时，不幸先帝突然去世。恭逢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圣明睿智日益提高，广泛延请年高有德的儒者，启发并充实圣学，借鉴前代作为治理的准则。没有什么比唐代更适合用来作为祖宗制度的范式了；这样四方都会承受法式，万世也将永远依赖您的功业。臣这部书虽然不足以阐明您的德行功业、广泛帮助您的聪明才智，但拳拳忠心不能自已。如果有所获得，不敢不向您报告。冒昧以狂妄浅陋之见玷污日月般的圣明，罪当诛死。伏望您在清闲燕居之时，稍加阅览。现将《唐鉴》十二卷缮写成六册，谨随表进献，恭请圣上知悉。臣范祖禹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骑都尉、赐绯鱼袋臣范祖禹上表。又进献给太皇太后的原表 臣范祖禹说：臣听说，观察古代是为了认识今天，彰明往事是为了考察未来。《易》之所以能够彰明往事、考察未来，就是这个道理。唐代对于本朝，正如夏代对于商代、商代对于周代一样。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事迹清楚而且容易看见。臣范祖禹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近来在书局任职，已经经历了多年，既没有勤勉做事却领取俸禄，对圣明时代没有补益。神宗皇帝明察幽微深远之处，没有遗漏任何事，特意施加误恩，将臣擢升安置在秘书省。臣等到赴任时，不幸先帝身体违和，突然弃世而去，未能一睹先帝的圣颜。臣如蝼蚁般微小的志愿，再也无法伸展。臣曾在职务之余，研讨唐史，搜集唐代的施政事迹，编成一部书，冒昧以个人见解加以阐发，可以用来考察得失、鉴察成败。恭逢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临御万国，如上天覆盖众生，采纳民众的意见，以成就美善的圣政。臣微小的忠心，既来不及报答先帝，便想把它报答给陛下，因此冒昧竭尽心力，不敢隐瞒沉默。古代史官撰写史书，盲人乐师创作诗歌，百工进献技艺，平民传达意见，各自不超出职分，彼此共同修正君上，希望像微尘和露水一样，向上稍稍补益您的崇高深厚的德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臣掌管文史，怎敢忘记这个道理。臣私下认为，治乱兴废都从细微之处开始。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再进言，不如在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在事情尚未出现时加以忧虑，不如在已经出现时加以察看。所以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以此为借鉴。”现将《唐鉴》十二卷缮写成六册，谨随表进献，恭请圣上知悉。臣范祖禹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骑都尉、赐绯鱼袋臣范祖禹上表。<史部，史评类，《唐鉴》，唐代历代传世图> <史部，史评类，《唐鉴》，历代纪元图>

译钦定四库全书 《唐鉴》卷一　宋范祖禹撰 吕祖谦注 高祖上 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任太原留守，兼领晋阳宫监。当时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贼纷纷起兵。高祖的儿子世民，即太宗，知道隋朝必亡，暗中结交豪杰，谋划发动大事。他担心高祖不听从，便与副监裴寂商议。裴寂于是挑选晋阳宫中的宫人，暗中侍奉高祖，便把发动大事的计划告诉了他。世民也趁机入内禀告此事。五月，世民用计杀死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于是起兵。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约定联合和好。臣范祖禹说：平民想在乡党中自立，尚且不能不自重；何况想图谋王业、发动大事，怎么可以不以正当方式开其端呢？太宗为了防止父亲获罪，却用起兵来胁迫他；高祖亲近邪曲的裴寂，接受他送来的宫女而不推辞，又向突厥称臣，依靠突厥作为援助，这拿什么给后世做示范呢？创业的君主，他的子孙会仿效并承袭他的行为，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因此尤其不能不谨慎行事。所以唐代的君主都没有端正家庭关系的办法，戎狄也多次发生扰乱中原的祸患，大概就是从高祖这里开始的。有人说：如果太宗不这样做，高祖或许始终不会听从，而突厥将成为后患；这两件事只是权宜处理，以便成就大事。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代的君王，即使可以用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的代价取得天下，也不肯这样做。太宗担心高祖不听从，又害怕突厥成为祸患，最终守住臣子的节义也就可以了。哪里有胁迫父亲向俘虏称臣而取得天下，还可以这样做的呢？如果这种事都可以做，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了。可惜太宗有拯救世道的志向，有拨乱反正的才能，却不知道义理。高祖派建成、世民率兵攻打西河郡，攻克并防守那里，擒获郡丞高德儒。世民数落他说：“你把野鸟指作鸾鸟，以此欺骗君主，取得高官。我起兵行义，正是为了诛杀奸佞之人。”于是将他斩杀，其余人一个也没有杀，连细微之物都没有侵犯。臣范祖禹说：过去武王攻克商朝后，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封土修缮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里门前下车致敬；同时又在海边杀死飞廉、恶来。显扬善人、铲除恶人，唯恐来不及，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使百姓知道归向，向他们表明征伐的根本意图。所以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改变打算的，都听从君上的作为，去除商朝的污浊习俗，接受周朝的美好教化，就像水往低处流、草随风倒一样。太宗刚开始起兵，就杀了一个奸佞之人，百姓便知道他所喜爱和所厌恶的是什么了。这样一来，谁不想做忠臣而不做奸佞呢？他迅速成就王业是理所当然的。高德儒在隋朝做奸佞之臣，却在唐朝被杀；做奸佞之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高祖写信招抚李密。李密自恃兵力强盛，想做盟主，回信说：“所希望的是我们左右相助、同心协力，在咸阳擒获子婴，在牧野杀死商纣辛。”高祖看了信说：“李密狂妄自大，不是写一封简短书信就能招来的人。如果立即同他断绝关系，反而会再树立一个敌人。不如用谦卑的言辞推崇奖许他，使他更加骄傲。”于是回信说：“上天生育众民，必定要有主管他们的人。当今能够做众民之主的，除了您还能是谁？老夫年过知命，只愿自己来不及赶上这件事，却欣然拥戴大弟，希望大弟早日承受天命，以安定百姓。若能做宗室盟主，在宗籍中得到容纳，再次封于唐地，这样的荣耀就足够了。”李密得到信后非常高兴，说：“唐公推举我，天下就没有不能平定的了。” 臣范祖禹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孔子曾讥刺他。当时李密正围攻洛邑，高祖乘虚席卷进入关中。李密如果向前推进，前面有太原的敌军，后面有东都的军队，所以只得在洛口聚集兵力而不能向西进军；他的处境也由此可见。既然如此，高祖有什么要依赖李密的地方，却要招来他接受侮辱？等到李密想做盟主时，高祖又有什么害怕他的地方，却要用欺诈手段使他骄傲呢？况且刚刚起兵行义，就劝一个叛乱之人为帝，这不是用来建立名义的正当做法。臣认为，这并不是太宗、刘文静的谋划，必定是出自高祖和裴寂一类人怯懦畏惧的计策，明明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下诏任唐王为相国，加授九锡。唐王对僚属说：“这是谄媚之人所做的事罢了。我掌握大政，却自行给自己增加恩宠赏赐，可以吗？如果一定要沿袭魏晋的旧例，那些做法都是繁琐的文饰和虚伪的装点，用来欺骗上天、蒙蔽众人。考察其实际，不如五霸；追求名声，却想超过三王。这是我平日所常常嘲笑的事情，私下也以此为耻。”有人说：“历代所实行的制度，也怎么可以废弃呢？”唐王说：“尧、舜、汤、武各自顺应当时情势，取得和授予天下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以至诚之心行事，以顺应天意和人心。没有听说夏、商末年一定要仿效唐、虞的禅让。如果少帝有知，必定不肯这样做；如果他没有知觉，我自己尊奉自己而装作谦让，也是我平生本心所不愿做的。”只是把丞相府改为相国府，九锡及特殊礼仪，都交给有关官署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