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译臣范祖禹说：魏晋的君主欺骗孤弱的君主，蔑视寡弱的君主，以夺取天子的地位。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为，与寒浞、王莽没有不同。唐王如果一定要仿效唐尧、虞舜的文饰，后世因袭而不加改变，那么他们的君臣都不以此为羞耻。只有唐高祖知道这些是谄媚之人所做的事，所以没有实行那些繁琐的文饰和虚伪的装点，也可以说是没有自欺。然而他用武力夺取天下，却一定要为此制造文饰，说是“从隋朝接受禅让”，这也未免仍然沿袭衰世的旧迹。虽然不能像三代的君王那样使名分和实际相符，但比晋、魏还是强得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五月，下诏说：“近世以来，时运变迁、政权更替，前代的亲族没有不被诛杀消灭的。国家兴亡的原因，难道全是人的力量造成的吗？隋朝蔡王杨智积等人的子孙，一并交给有关官署，衡量才能加以选用。” 臣范祖禹说：《诗经》说：“商朝的子孙，人数不止亿万。上帝既然已经降下天命，他们就在周朝的九服之中成为诸侯。成为周朝的诸侯，天命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说：“他昏乱地抛弃祖先遗留下来的事业，王族的父兄弟弟也不任用，所以我才来讨伐他。”诛杀有罪者本人，却扶立他的儿子，是天下共同承认的义理，何况是他的父兄和宗族呢？自晋、魏以来，强臣篡夺帝位，除灭君主的宗族而取代其地位；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也以不正当的手段失去，改朝换代的祸患，就像沿着同一条轨道循环。

译古书说：“君主以这种方式开始，也必定以这种方式结束。” 这话确实如此。唐高祖刚刚即位，就录用隋朝的子孙。自汉代以来，他是最为忠厚的君主；他的国家能够长久延续，是理所当然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五月〕 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认为隋朝因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而失掉天下，应当改变导致覆亡的旧路，务必使下面的真实情况完全上达；君主的言语和行动不可不谨慎。陛下今天即位，第二天却有人进献鹞雏；又有百戏散乐这些亡国的淫靡声乐，太常还近来从民间借来妇女的裙襦充作伎女的衣服，准备在五月五日于玄武门举行游乐，这些都不是可以留给子孙效法的法则。又说，太子的属官和诸王的僚属，应当谨慎选择合适的人。皇帝看了这篇奏表非常高兴，下诏褒奖称许他，提升为治书御史，赏赐帛三百匹，并把奏表颁示远近。臣范祖禹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奖赏进谏的大臣；国家将要灭亡，必定杀害进谏的大臣。所以进谏而受到奖赏，是国家兴盛的祥兆；进谏而被杀，是国家灭亡的征兆。天下好比人的整个身体，身体必须让气血周流，不受阻塞，然后才能生存。进谏能够使下面的实情向上通达，也使上面的意旨向下传达，就像气血在人的全身周流一样。所以言路畅通，国家就能治理；言路堵塞，国家就会混乱。治乱的关键，只在于言路是否畅通。高祖鉴戒隋朝灭亡的原因，在王业刚刚建立、各项事务尚在草创之时，就首先开通进言的道路以沟通下情，可以说知道应该先办什么了。因此，天下听到这种风气，就像受热的人得到洗浴、废弃的人重新得到起用；百姓知道君上在忧虑自己，自己的疾苦将有地方申诉。唐王朝的兴盛，不也正是理所当然吗？十一月，徐世勣投降，赐姓李氏 臣祖禹说：古代天子建立诸侯国，赐予姓，命定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立德业，因其出生而赐姓】。姓氏是用来区别族类来源的。自夏、商、周三代衰落以来，称氏有的依据国名【如《风俗通·氏族篇》说：以国为氏，齐、鲁、宋、卫就是这样】，有的依据族属【族，指宗族】，有的依据居地【如高氏出自齐太公之后，因在高地食邑，于是以高为氏】，有的依据官职【汉代的仓氏、庾氏，其祖先本来主管仓库，任仓、庾之官，《食货志》说：居官便以官名作为姓号，注释说仓氏、庾氏就是这样】。子孙各自以祖先为本，不能更改。汉高祖把娄敬赐姓为刘，既鄙陋又没有依据【《前汉书·娄敬传》：娄敬被赐姓刘氏】，到了唐代，君主竟把这当成制度；不是亲属的人被附入皇族属籍，有时还把姓氏加给盗贼强寇，把叛逆之族、异类之人当作同宗【如唐代李勣，曹州离狐人，本姓徐，高祖赐姓李，附入宗正寺管理的属籍，就是这样】。这样看来，古代赐姓是为了区别族类，后世赐姓却造成了混乱。天生的亲属关系，不是人为所能造成的，却偏要强行把他们视为同族，难道合乎道理吗？上面亵渎了姓氏，下面忘却了祖先，这不是先王的制度，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二年闰二月，隋朝的宇文士及、封德彝前来投降【降，读作下江切】。皇帝与宇文士及旧有交情，当时士及的妹妹是昭仪，因此授予士及上仪同的官职。皇帝认为封德彝是隋朝旧臣，却谄媚机巧而不忠，对他严加斥责，罢免官职遣他回住所。封德彝用秘密谋略求见皇帝，皇帝很高兴，不久便任命他为内史舍人，过了不久又升为侍郎。臣祖禹说：高祖因为宠爱女子而提拔宇文士及，等到责备封德彝的谄媚机巧，已经斥退他了，却又喜欢他的谋略，突然重新任用他；佞人的确很难远离啊【远，读去声】。自古以来，君子难以亲近，小人却容易亲近【易，读作异，以下同；疏，读平声】。这是因为君子难以得到进用，一旦退处却很果断；小人不以自我推销为耻【售，就是卖】，却因不被知遇而忧伤【戚，就是悲哀】。他们一旦进身，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君主一旦被他们迷惑，不能自行摆脱【解，读九买切，意为解除】，很少有不导致祸败的【鲜，读上声，意为少】。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自己说，他在羊角山看见一位穿白衣的老人。老人对吉善行说：“替我告诉唐天子【为，读于伪切】：我是老君，是你的祖先。”于是下诏在当地建立庙宇。臣祖禹说：商朝的祖先契【《史记·殷本纪》说，殷契，舜赐姓子氏】、周朝的祖先后稷【《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姓姬氏】，都是以其功德和事业的由来为根据，不能胡乱歪曲。唐朝声称出自老子【老子姓李，名耳】，是由妖人的言论引起的，后来又有谄谀者附会于此。高祖开启了这一源头，高宗、明皇又推波助澜，还采用方士荒诞虚妄的说法，把老子抬高到上帝之上【《唐高宗纪》：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到亳州祭祀老子，追尊谥号为玄元皇帝】。贬低上天、诬蔑祖先，违背正道太过分了【悖，就是背】；这同王莽把王子乔称为皇祖叔父，有什么不同呢？四年十月，赵郡王李孝恭、李靖包围江陵，萧铣投降【铣，读先典切；降，读下江切】。皇帝列举他的罪过责问他【数，是数说他的过错】。萧铣说：“隋朝失去了天下这个猎物，天下人共同追逐它。我萧铣没有天命，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认为这是我的罪过，我无处逃避一死。”最终在都市中将他斩首。臣祖禹说：萧铣是前梁皇帝的后代【《唐书·本传》：萧铣是后梁宣帝的后代】。在艰难动乱的时代【难，读去声】，百姓思念自己的君主；萧铣趁隋朝动乱，占据荆楚，想恢复他父祖的事业。虽然他僭越称帝【《唐书·本传》：义宁二年僭称皇帝】，却不是唐朝的叛臣。唐军讨伐并夺取他的土地，擒获他的君主，也就足够了。萧铣因为百姓的缘故，不忍心固守城池而投降，保全府库，交出图籍，将它们归还给唐朝【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诏令李孝恭和李靖率领巴蜀军队包围萧铣，大败萧铣，李靖直逼其都城，萧铣到军门投降】。这样看来，唐初各地割据的君主中，萧铣最没有罪；高祖却杀了他，刑罚实在太过分了。我国太祖、太宗平定四方僭伪的国家，把他们的君主拘系押送到朝廷【累，读力追切，意为拘系；《孟子》说：拘系他的子弟】，即使像刘鋹那样无道，像继元那样抗拒命令【都是五代时僭伪政权的君主】，也要用尽天下的力量才将其攻取，却不杀一人，最终都死在窗下。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这大概就是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吧【《尚书·召诰》：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

译五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共同图谋倾覆秦王李世民，招引、培植党羽【树，就是培植】。中允王珪、洗马魏征【洗，读先典切】劝太子说：“秦王的功劳盖过天下，朝廷内外都归心于他。殿下只是因为年长，才居于东宫，并没有大功来镇服天下。如今刘黑闼败亡之后，部众不到一万人，资粮又很缺乏；率领大军去攻打他，形势就像拉断朽木一样容易。殿下应当亲自出征，以取得功名，同时结交招纳山东豪杰，也许可以使自己安稳。”太子于是请求出征，皇帝答应了。臣祖禹说：立太子要根据年长【长，读上声】，不根据功劳；要根据德行，不根据部众，这是古代的原则。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讨伐东山，里克入朝进谏，晋侯出宫会见太子，并勉励他尽孝【《左传·闵公二年》：晋侯让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说：太子奉行宗庙社稷祭祀的供品，早晚察看君主的膳食，所以称为冢子。君主出行，太子就留守；有留守之责，就跟随君主出征。跟随出征叫作抚军，留守叫作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率领军队，专门决定谋划和军令，是君主和国家政事所规划的事，不是太子的职责。军队只在于执行君主的命令：完全听从命令就没有威严，擅自发号施令就是不孝】。君子说：晋侯善于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王珪、魏征以辅导东宫为职责【东宫，是太子的称呼】，本应劝说建成对高祖尽孝、对秦王友爱，这样太子的储位就安稳了【储，就是副位，指君主的副贰】。秦王有平定天下的功劳，高祖如果确实想立他为太子，能够像泰伯那样主动让位，不也很好吗【《史记·吴世家》：吴国泰伯、泰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也是王季历的哥哥。季历贤能，而且有圣明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泰伯、仲雍二人便逃到荆蛮，纹身断发，表示自己不可任用，以避让季历】。季历果然即位，这就是王季。况且建成既然已经是太子，国家就是他的国家，哪里还在于有没有功劳？如今却让他出击贼寇来树立威望，结交豪杰来帮助自己，这是在引导他彼此争夺，祸乱从哪里能够平息呢？以王珪、魏征这样的贤人，替建成谋划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呢？《唐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