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译臣祖禹说：多次赦免的危害，前代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良民没有得到恩泽，罪人却获得宽宥，政治偏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想以此达到和谐而停止刑罚，岂不是疏阔吗？可是君主常常把赦免当作推施恩惠，有时还祈求阴德的报答。太宗对此加以戒惧，可以说是良好的政治措施。贞观三年，皇帝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按照才能授予职任，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整天处理听讼断案的事务，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能够帮助我寻求贤人呢？”于是下诏把尚书省的细小事务交给左右丞，只有大事需要上奏时才呈报仆射。臣祖禹说：太宗以寻求贤人责备宰相，却不让他们亲自处理琐碎事务，能够按照宰相的职责任用宰相了。《尚书》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承当职责，从各处招来俊杰，排列在众官职位上。”这就是宰相的职责。如果不致力于此，却处理文书簿册、期限防禁等事务以及百官的具体工作，哪里称得上宰相呢？四月，皇帝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处理机要的官署，诏令敕书中有不便于施行的地方，都应当据理争辩、坚持意见。近来我只看见你们顺从，没有听见违背和异议。如果只是办理文书，那么谁都可以做，何必选择有才干的人呢？”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臣祖禹说：朝廷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并不只是让上下彼此顺从，而是希望相互补救各自的不足。所以《尚书》说：“百官修治政事，辅佐他的君主。”如果只是占据职位、奉行上级命令，那就不过是胥吏而已；昏昧的君主会因此自以为没有过错，厌恶直言之人的话，于是政事混乱，而上面听不到真实情况。太宗下诏责备并使他们进言，即使想不治理好，也是不可能的。四年，唐朝灭亡突厥。四方各族的君长到朝廷，请求皇帝做“天可汗”。皇帝说：“我是大唐天子，难道还要兼任可汗吗？”群臣和四方各族都称颂万岁。从此以后，皇帝用玺书赐给西北各族君长，书中都称他为“天可汗”。臣祖禹说：“孔子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即使没有君主。’这是因为夷狄没有君臣之间的礼制。太宗身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却又兼任夷狄的君主，不以这个名号为耻，反而接受他们谄媚的奉承，又不以古人为师，这不足以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 突厥部落分散以后，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多人。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安置他们的办法。朝廷官员多说，应当把他们全部迁到河南、兖州一带，分散居住在各州县，教他们耕种和纺织，就可以使他们转化为农民。颜师古请求把他们全部安置在河北，分别设置酋长统领各自的部落。李百药认为，应当趁他们已经离散的机会，各自按照原来的部落设置君长，使他们互不臣属；各部落势力分开、彼此相当，各自保全自己，就一定不能与中原抗衡。窦静认为，应当授予他们王侯的称号，把宗室女子嫁给他们为妻，分割他们的土地，拆分他们的部落，使他们的权力削弱、势力分散，便于控制。温彦博请求依照汉武帝时的旧例，把投降的匈奴安置在边塞之下，使他们成为中原的屏障。魏征认为，应当放他们回到故土，不可以把他们留在中原。皇帝最终采用温彦博的办法，设置四个都督府、六个州来安置投降的部众；前来归附的酋长都授任将军、中郎将，排列在朝廷中的五品以上官员有一百多人，几乎与朝廷官员数量相等。因此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一万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口〕 臣祖禹说：先王的制度规定，戎狄属于荒服之地，夷狄不能扰乱华夏，这是用来辨别族类、区分内外的。孔子赞美齐桓公的功业，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的衣服，成为夷狄了。’圣人防备戎狄就是这样。太宗已经灭亡突厥，却又把各个戎族引入中原，使风俗不同的人与公卿大夫混杂居住在朝廷中，只是想让四方夷狄都戴上冠帽、穿上衣带，以此向天下夸耀，却不知道这对扰乱华夏的危害也太严重了。这样看来，中原几乎不会相继被戎族所震慑吗？因此唐朝历代都有戎狄作乱，难道不是太宗开启的吗？皇帝下诏：从今以后，诉讼之人如果经过尚书省判决仍不服，允许到东宫上奏启事，交由太子裁决。如果仍然不服，然后再奏报皇帝。当时太子只有十二岁。臣祖禹说：太子的职责，在于观察进献膳食、问候父君安否。里克说：‘太子是早晚察看君主膳食的人。’《礼记·文王世子》说，周文王做世子时，每天早晨到王季那里朝见；每天三次，鸡刚刚啼叫就穿好衣服，来到寝宫门外，问负责宫内事务的内竖：‘今天君王平安吗？情况怎么样？’古代教育太子，必定使用礼乐；乐正掌管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育，春秋教授礼乐，冬夏教授《诗》《书》，王太子、王子以及诸侯的太子都在其中。还要设置师、保来辅佐他。《礼记·文王世子》说，三王教育世子，必定使用礼乐；乐是用来修养内在的，礼是用来修养外在的；设置太师、太傅来培养他，入宫则有保，出宫则有师，因此能够得到教诲而成就德行。所谓师，就是教他处理事务并使他明白其中的德行；所谓保，就是谨慎地守护他的身心、辅佐他，使他归于正道。《中庸》说，尊崇德性而遵循学问。假如太子已经明白学问、养成德性，又何必担心他不能审理诉讼呢？况且太子才十二岁，就让他裁决各种事务，不是太早了吗？如果他有才干，那么将会不学习就能做到；如果没有才干，宫中的臣属一定会教他用欺骗来应付君父，这不是培养德行的办法。

译六月，征发士卒修建洛阳宫，以备皇帝巡幸。张玄素进谏说：“陛下刚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朝宫室中宏大奢侈的，都命令拆毁。还不到十年，又重新加以营建修缮，为什么前一天厌恶它，今天却又仿效它呢？况且今天的财力比起隋朝如何？陛下役使百姓中创伤未愈的人，沿袭亡隋的弊病，恐怕又会比隋炀帝更加严重。”皇帝对玄素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我和桀、纣相比怎么样？”玄素回答说：“如果这项劳役不停，也将同样归于祸乱。”皇帝叹息说：“我考虑得不够周全，竟到了这种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各地朝贡的道路比较均等，原意是想便利百姓，所以让人营建宫室。现在玄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当立即为此停止劳役。以后如果因事情要到洛阳，即使住在露天也没有关系。”于是又赐给玄素二百匹“防”。臣祖禹说：“在上位者所喜好的，下面的人一定会争相效仿。太宗虚心接受直言，所以群臣争着挽救他的过失，唯恐自己的话说得不够切直。太宗不只是高兴地接受并实行，还用赏赐来鼓励他们，这是君主很难做到的事。既然这样，还担心会有过错吗？皇帝问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他们回答说：“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临朝处理政务有时直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官员被引入座中讨论政事，卫士把饭传来供他们进食。他虽然性情并不仁厚，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主。”皇帝说：“你们只说到了他的一面，还没有说到另一面。隋文帝不明察事理却喜欢过分审察；不明察事理，就会有照察不到的地方；喜欢过分审察，就会对事情多疑。政事全都亲自裁决，不任用群臣。天下如此广大，一天有万般事务，即使劳心劳形，难道能件件合乎道理吗？群臣既然知道君主的意图，就只求接受决定、照办成事；即使有过错，也没有人敢进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传到二世便灭亡的原因。我却不是这样。我选取天下的贤能之才，安置在各个官职上，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务；政事经由宰相，经过审慎周详、认为便利妥当后，再奏报给我。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做好自己的职责？还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吗？”于是下令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令下达以后，如果有不便利的地方，都应当据理执奏，不得阿谀顺从，不能不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尽。”臣祖禹说：“《尚书》说：‘君主明智啊，辅佐的大臣贤良啊，各项事务就安宁啊。’又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辅佐的大臣懈怠啊，万事就败坏啊。’ 这就是舜和皋陶用续歌的方式互相告诫。君主以能够识别人为明智，臣下以能够任职尽责为贤良。君主能够识人，贤能的人就能施展所学；臣下能够尽职，不贤的人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就是各项事务得以安宁的原因。至于君主代行臣下的职责，就会变得琐碎烦杂；臣下不承担君主的事务，就会懈怠。这就是万事败坏的原因。舜在位时，禹治理水土，稷播种百谷，这些土地和谷物方面的事务，舜不亲自处理；契广泛施行五种教化，皋陶明确五种刑罚，教化和刑罚的事务，舜也不亲自处理。《尚书·大禹谟》又说，皋陶担任士，明白五刑。伯夷掌管礼仪，礼仪方面的事务，舜不参与；夔掌管音乐，音乐方面的事务，舜也不参与。益担任虞，垂担任共工，虞官和工官方面的事务，舜并不知晓。禹担任宰相，总领百官；从稷以下的官员各自分掌职务，听从禹的管理。做君主的人，就像天在上面运行，春夏秋冬、寒暑变化各自掌管自己的次序，因此不劳神而万物生长。君主不能不安逸，因为他所治理的范围广大，所掌管的是要务。臣下不能不劳苦，因为他们所治理的范围较小，所负责的事务具体。不明智的君主不能识别人，所以致力于事事审察而多疑，想凭一己之身代替百官做所有事情，那么即使圣明智慧，每天的精力也不够用。因此他的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归于君主，政事有得有失却不让臣下承担责任；贤能的人不能施展志向，而只求保住俸禄的人反而能够保全职位。这就是天下不能治理好的原因。因此隋文帝勤劳却没有成就，太宗安逸却取得成功，是因为前者没有得到治理的正确方法，而后者得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皇帝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皇帝说：“如今承接大乱之后，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说：“不是这样。长期安定的百姓骄傲放纵，骄纵就难以教化；经历战乱的百姓忧愁困苦，忧苦就容易教化。譬如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皇帝深以为然。封德彝反驳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浮薄奸伪，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兼用霸道，大概是想教化却做不到，难道是能够教化却不想教化吗？魏征只是书生，不懂得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论，一定会败坏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却能够教化他们。从前黄帝征讨蚩尤，高阳氏征讨九黎，商汤放逐桀，周武王讨伐纣，都能亲自实现太平，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承接了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逐渐变得浮薄奸伪，那么到了今天，百姓应当全都变成鬼魅了，君主还怎么能够治理他们呢？”皇帝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的价格等于一匹绢；二年，天下发生蝗灾；三年，发生大水。皇帝勤勉地抚恤救济百姓，百姓虽然向东向西迁徙谋食，却从未叹息怨恨。这一年，天下大丰收，流离逃散的人都回到乡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被判处死刑的才二十九人。

译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家家都不关闭外门，行旅出行不用携带粮食，可以在道路上取得供给。皇帝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威权，不可以把它交给臣下；又说应当显示威武，征讨四方夷狄。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武备、修治文教，使中原安定，四方夷狄自然臣服。我采用了他的话，如今颉利已经被擒，他的酋长们都带刀值宿护卫，全部穿戴中原衣冠，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只可惜没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切。”魏征拜了两拜，谢道：“突厥灭亡，天下安宁，都是陛下的威望和德行所致，我有什么功劳呢？”皇帝说：“我能够任用您，您又能够符合我任用您的期望，那么功劳难道只在我一人吗？” 臣祖禹说：太宗可以说是能够审慎选择取舍了。魏征所说的是仁义之道，想要顺应天下的道理来治理；封德彝所说的是刑罚之道，想要违背天下人的本性来治理。百姓没有不厌恶危险而希望安定、厌恶劳苦而希望休息的。用仁义治理，就顺应了他们；用刑罚治理，就违背了他们。因此治理天下只在于顺应百姓而已；违背百姓本性却能治理好天下的事，我从未听说过。太宗听从魏征而不听从封德彝，实行了四年，于是达到了太平。仁义产生的功效竟然这样迅速，所以治理之道只在人主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谁不能像太宗这样做呢？等到取得成功后，他又把美名归给臣下，这是近世帝王所不能及的。《唐鉴》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四　　　　　　宋代范祖禹撰写 吕祖谦注 太宗二 贞观五年年初，皇帝命令群臣商议分封诸侯的事。魏征、李百药认为分封不便利。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宗室子弟为王，不要让他们的封地过大，中间夹杂州县，使王国与州县错杂而居。十一月，皇帝下诏：皇室宗亲以及有功勋、有贤德的大臣，应当让他们镇守藩部，把这些安排留给子孙；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不得有人将他们罢免。有关部门应明确制定条例，确定等级后上报。到贞观十一年六月，下诏任命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并且都允许世袭。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到封国任职，上表坚决辞让。第二年，下诏停止刺史世袭。臣祖禹说：柳宗元曾说：‘分封诸侯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大概自上古以来就有分封，圣人也无法废除它，所以制定爵位的等级和礼制、命数，通过朝觐、会同使他们联合，通过军队长官、州牧、方伯使他们分开，这样以后才可以治理。周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兼并为十二个大国，后来又并为六七个，分封的礼制已经灭亡。秦朝凭借欺诈和武力统一天下，铲除各方诸侯国，设置郡县。三代的制度不能再恢复了。后世只知道周朝享国长久，却不知道它之所以长久，是由于它的德行，并不只是因为分封。若一定要效法上古而分封诸侯，弱小的不足以成为藩篱屏障，强大的就一定会发展到僭越作乱。这就是后世分封诸国的弊病。况且尧、舜拥有天下，尚且不能把天下私自传给自己的儿子；何况诸侯的后代有贤有不肖，却一定要让他们世代继承封国，这就等于因为一个人而损害一个国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六十七年〕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礼记》说：‘礼制以适合时宜为最重要，其次是顺应事理。’三代分封诸国，后世设置郡县，都是适合当时形势。根据时势制定合宜的制度，以便利百姓，就是顺应事理。古代的制度不能用于今天，就像今天的制度也不能用于古代一样。后世如果有圣王，亲近亲族而尊重贤能之人，致力于德政而爱护百姓，谨慎选择郡县长官来治理郡县，也足以实现太平、兴起礼乐。何必一定像古代那样分封诸侯才算兴盛呢？康国请求归附唐朝，皇帝说：“前代帝王喜欢招徕遥远地区的国家，以求获得使远方臣服的名声，对实际作用没有益处，反而使百姓疲困。如今康国归附，如果遇到急难，按道义就不能不救；军队远行万里，难道不会疲劳吗？使百姓劳苦来取得虚名，我不做这种事。”于是没有接受。魏征说：“内外得到治理、天下安定，我并不因此喜悦；我唯一高兴的是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臣祖禹说：太宗知道招徕远方国家的弊病而不这样做；可是用兵力攻取的地方，却设置郡县来统治。这样使百姓疲劳，也已经很多了。难道是先实行了他所说的原则，后来又违背它吗？然而他不接受康国归附，这一点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假使他处理事情总是这样，他盛大的德行难道还会有所减损吗？贞观六年，起初，群臣上表请求举行封禅。皇帝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事业，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太平安定，家家生活富足，即使不举行封禅，又有什么妨碍呢？从前秦始皇举行封禅，汉文帝没有举行封禅，后世难道会因此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吗？况且祭祀上天，只要扫地设坛就可以举行，何必一定登上泰山顶峰，封起几尺高的土，然后才可以表达自己的诚意和敬意呢？”群臣请求不止，皇帝也想答应他们。只有魏征认为不可，于是皇帝停止了这件事。臣祖禹说：古代天子巡狩，到了四方的名山，必定举行告祭、燔柴、祭望等礼仪，所以这是为了尊崇上天并安抚众神。后世研习礼制的人失去了这种传承，而那些谄媚的儒生便编造说法，以求迎合当世君主，把这种仪式称为“封禅”（音善），其实是从秦朝才开始的，古代本来没有这种礼仪。《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始皇向东巡行郡县，登上邹峄山，立石碑，并同鲁地儒生商议刻石颂扬秦德、讨论封禅之事；于是登上泰山，立石举行封祀，又在梁父山举行禅祭，刻下所立的石碑。况且夏、商、周三代不举行封禅却能称王，秦朝举行封禅却灭亡了；君主不效法三代，却效法秦朝，把它当作太平盛典，也已经十分荒谬了。太宗当时正值朝廷政事清明，又有许多贤臣，但谄媚者仍然倡议封禅，只有魏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却也没有认为封禅本身是错误的。后来颜师古议定封禅礼仪，房玄龄加以裁定，魏征也参与其中。《唐书·礼乐志》记载：唐太宗平定突厥以后，年成屡次丰收，群臣多次进言举行封禅，于是命颜师古召集当时的名儒、博士共同讨论，但始终不能决定；于是房玄龄、魏征广泛采纳众议，奏报皇帝。贞观末年，太宗多次想要向东举行封禅，却因事情牵累而停止。《唐书·礼乐志》又记载：贞观十五年将要向东巡幸，行至洛阳时，因为出现彗星，于是停止。高宗、明皇最终接着这样做了。《唐书·礼乐志》记载：高宗于乾封元年封禅泰山，玄宗于开元十二年祭祀泰山，制作玉册、玉匮、石▯，都依照高宗的制度。整个唐朝，只有柳宗元认为封禅是错误的；以韩愈这样的贤人，尚且劝宪宗举行封禅，其他人就更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唉！礼制的失传已经很久了，世俗的迷惑，哪里还能够完全挽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