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译臣祖禹说：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论语·仲弓》记载，仲弓做季氏的家宰，问政。孔子说：“先任用主管官吏，赦免小过，举荐贤能的人。”仲弓问：“怎么知道贤能的人并举荐他们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吗？”】宰相对待人才，如果确实了解他的才能，那么对内即使是亲属也不回避，对外即使是仇怨之人也不抛弃【《礼记·儒行》说：“对内举荐不回避亲属，对外举荐不回避仇怨。”】。执行刑罚也是如此，只看他的功劳和罪过所在，而不因其亲属或仇人身份有所区别，就像秤量物品一样，不因私心而改变轻重【《礼记·经解》说：“就像衡量轻重一样。”】，这样才是最公正的。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来辅佐君主呢？徇私任用亲属、报复仇怨的人，本来就不值得一提。至于那些为了避嫌而矫枉过正的人，对亲属就废弃不用，对仇人反而施恩，难道其中没有存心吗？这也只是偏私罢了。君主往往怀疑臣下对亲属故旧有私心，而臣下也很少有不因此欺骗君主的。《礼记》说：“上位的人疑惑，百姓就迷惑；下位的人难以知晓，君长就劳苦。”【《礼记·缁衣》原文作：“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郑玄说：“难知，是说怀有奸心而难以知晓。”】因此上下两方面都会失误。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绛多次在宪宗面前争论，权德舆处在两人之间，什么也不表示赞成或反对，宪宗鄙视他，免去他的宰相职务，让他以本官任职。臣祖禹说：权德舆模棱两可，采取中立态度，没有明确归依，自以为得到了保全职位的办法。而且对于同僚尚且不敢违逆，何况对于君主呢？如果没有什么见解可以阐明，那么还要这样的宰相干什么呢？【《论语》十六篇：“将焉用彼相矣？”“相”读作“于防”切。】宪宗贬黜他，足以警戒臣下，难道不是很明察吗？九年二月，李绛多次以脚病为由请求辞去职位。癸卯日，免去他的宰相职务，任礼部尚书。当初，宪宗想任用李绛为宰相，先调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监军。到这时，宪宗召回吐突承璀，先免去李绛的宰相职务。甲辰日，吐突承璀到京师，又任命他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臣祖禹说：“李绛可以说是大臣了。他不肯与吐突承璀同时立于朝廷，所以他的话足以使君主信服，行为足以使百姓信服。可以任用就进取，不能任用就退处，使君主任用或舍弃臣下都依据义，而不依据利。若不是这样，凭什么成为国家所倚重的人呢？” 十年六月，裴度任同平章事。当初，唐德宗多疑猜忌，朝廷官员如果有互相拜访的，金吾卫都要侦察并报告，宰相不敢在私人宅第接见宾客。等到裴度做宰相后，上奏说：“如今盗贼尚未平定，宰相应当招揽延请四方贤才，共同参与谋划议论。”这才请求在私人宅第接见宾客，获得允许。臣祖禹说：《易经》说“谦逊而使耳目聪明”【《易·鼎卦》说：“圣人亨通，是用来祭享上帝；大为亨通，是用来养育贤人；谦逊而使耳目聪明。”】，说的是君主培养贤才所产生的效果。《诗经》说“到处询问咨询”【《皇皇者华》说：“到处询谋，到处咨询，到处询问，到处谋度。”】，说的是臣下侍奉君主的职责。唐德宗禁锢宰相，使他们不能自由行动；那些宰相也堵塞自己的耳目，只求容身保位，对于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仿佛全都听不见、看不见。自古以来，从没有使大臣耳聋眼瞎而能够治理国家的。既然怀疑他，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他，就不要怀疑他【两句均见前注】。设置宰相，应当在任用以前选择好，而不应在任用以后再怀疑他。从来没有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却不能保证他不欺骗君主的人。然而君主大多喜欢别人顺从自己，对人在未任用时轻易相信，任用以后却过度防备，因此上下互相蒙蔽，政治就更加混乱了【“蒙”是蒙蔽、欺骗的意思】。王承宗纵容军队到处抢掠，幽、沧、定三镇都深受其害。众人争相上表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想要答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靖认为两场战事同时兴起，恐怕国家力量不能支撑，请集中力量平定淮西，于是请求征讨恒、冀。宪宗没有因此停止行动，张▯靖便请求罢免自己。次年正月，任命张▯靖为河东节度使。臣祖禹说：张▯靖进言没有失职，进退都合乎礼法，具有大臣的气度。后来终于放弃恒、冀而集中力量攻打淮西，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宪宗从裴度那里得到了助益，却在张▯靖那里有所失误，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吗？十二年十月，李愬擒获吴元济。裴度进入蔡州后，把蔡州士卒编为牙兵。有人劝谏说：“蔡州人中仍有很多心怀反复的人，不可不加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担任彰义节度使，首恶吴元济既已擒获，蔡州人就是我的人了，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蔡州人听到这话，都感动得流泪。在此以前，吴氏父子拥兵割据，禁止人们在道路上私下交谈，夜间不许点灯，有人带着酒食互相往来，就判处死罪。裴度接任后，下令只禁止盗窃、斗殴和杀人，其余一概不追究；往来的人不限制白天还是夜间。蔡州人这才知道百姓生活的快乐。臣祖禹说：裴度讨伐叛乱，用刑罚使人柔顺归服，用德政使百姓明白地知道叛贼的暴虐和唐朝的仁德，所以能够把强悍暴戾的风俗【“犷”，是顽悍的意思】改变成欢乐安乐的百姓【《孟子·尽心》说：“霸主统治下的百姓，欢乐安乐。”这里的“虞”读作“娱”】。后来收取淄青就像反掌一样容易，不只是因为乘胜用兵容易，大概也是因为人心先已归服。难道不是以真诚对待人的效果吗？当初，淮西人受到李希烈、吴少诚威势暴虐的胁迫，不能自我防卫。时间久了，年老的人衰弱，守备的人壮大，百姓安于悖逆，不再知道有朝廷。自吴少诚以来，派遣各将领出兵时，都不以法制约束他们，听任各人根据便利自行作战，所以人人都能充分发挥才能。韩全义在溵水战败时，在他的营帐中发现朝廷显贵写给他的问候信，吴少诚把信捆在一起拿给众人看，说：“这都是公卿嘱咐韩全义的信，说攻破蔡州那天，请求把一个将士的妻女夺来做婢妾。”因此众人都愤怒起来，甘愿拼死为叛贼效力。即使中原的风俗强悍暴戾，超过了夷狄，也因此凭三州的军队，抵抗天下军队的包围进攻，四年以后才被攻克。臣祖禹说：君主治理天下，失去它非常容易，取得它却非常困难。凭宪宗的明察，依靠将领和宰相的忠诚贤能，竭尽天下的兵力，去讨伐三州，四年以后才攻克。取得天下如此困难，君主难道能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尚书·皋陶谟》说：“战战兢兢，勤勤勉勉，一天两天要防备万端。”孔安国说：“兢兢，是戒慎；业业，是畏惧。”】地谨慎对待守成的方法吗？

译当初，吐突承璀任淮南监军，李▯任节度使。李▯性情刚强严厉，与吐突承璀彼此敬畏，所以从未发生失和。吐突承璀回朝后，推荐李▯担任宰相；李▯以由宦官提拔为耻。等到将佐出迎，祖乐奏起，李▯哭泣着说：“我年老了，安于镇守外地；宰相不是我所能担当的。”十二月，李▯到了京师，以疾病为由推辞不入朝觐见，不处理政务；百官到门拜访的，也都以疾病为由拒绝接见。李▯坚决辞去宰相职位。次年，任命李▯为户部尚书。臣祖禹说：“管子说过：‘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贾谊《治安策》引用管仲的话；《管子·牧民》说：“国家有四维：礼，不逾越礼节；义，不自行求进；廉，不掩盖罪恶；耻，不跟从狂妄。”】士人之所以有羞耻心，是因为这样才能使朝廷受到尊重，何况身为天子的宰相，怎么可以没有羞耻心呢？李▯不与宦官结交，却因宦官而得到进用，便把这视为污点，最终辞去宰相职位，可以说是知耻的人了。至于那些身为大臣却不自重，向皇帝身边的近臣献媚来巩固恩宠，顽钝无耻、见利忘义的人，听到李▯的事迹，难道也不应该稍感惭愧吗？” 十三年，淮西平定以后，宪宗渐渐骄奢。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和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了解他的心意，多次进献额外收入来供他花费，因此得到宠信。皇甫镈又用厚重的贿赂结交吐突承璀。九月，皇甫镈以本官身份、程异以工部侍郎身份一同任同平章事，仍兼任原来的职务。诏书下达后，朝野震惊，就连街道上挑担贩卖货物的人也讥笑此事。裴度、崔群极力进谏，认为不可以这样，宪宗不听。裴度以同小人为同列为耻，上表请求退职，没有获准。裴度又上疏劝谏，大意说：“值得惋惜的是，淮西已经荡平，河北已经安定，王承宗收敛手脚并割让土地，韩弘带病出征讨贼，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陛下建立太平事业，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怎么忍心反过来亲自毁坏它，使四方离心离德呢？”宪宗认为裴度结党，把他的上疏搁置不理。臣祖禹说：君主赏赐一个人，天下没有不受到鼓励的；惩罚一个人，天下没有不感到畏惧的。难道是君主的力量足以胜过亿万众人吗？是因为处置合乎道理，所以能够使人心服。任用一个不肖之人，四方就没有不离心离德的；杀死一个无罪之人，百姓就没有不怨恨愤怒的。难道一定要逐一伤害每个人吗？是因为处置不合乎道理，所以不能使人心服。如果能够使人心服，那么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孟子·公孙丑》说：“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还有什么征讨不能取胜？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裴度可以说是懂得言语的人了。他用来启发告诫君主的话，难道不是抓住了关键吗？十四年，淄青平定。裴度编纂记述自讨伐蔡州、郓州以来，宪宗忧劳勤勉的情形和谋略，趁侍宴时献给宪宗，请求加盖内印后交给史官。宪宗说：“这样做似乎是在表明这是朕的意愿，并不是朕所希望的。”没有答应。臣祖禹说：宪宗辛劳而不夸耀，有功劳而不自负，这是大禹的德行【《尚书》记载，舜对禹说：“只有你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只有你不自我夸耀功劳，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难道不是贤明吗？他行事已经如此，却不能战胜自己的骄奢之心，最终任用小人而毁坏了盛大事业。为什么扰乱天下容易，而守住成业困难呢？大概是处于危难就会恐惧，恐惧就会产生善心；处于安定就会放松戒备，放松戒备就会产生逸乐之心。因此天下已经太平以后，祸患常常产生于所忽视的地方。三月，横海节度使乌重▯上奏说：“河朔藩镇能够公然抗拒朝廷命令六十多年的原因，是各州县都设置镇将领，收夺刺史、县令的权力，自己作威作福。假如当初刺史各自能够履行职务，那么即使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奸雄，也一定不能凭一个郡独自反叛。”臣所统领的德、棣、景三州，已经发牒文让各州把职务归还刺史；州中兵士也都由刺史统领。四月，下诏规定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所统辖的支郡兵马，也都由刺史统领。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势过重，所统辖的各州分别设置镇兵，由大将主持，形成暴横之患，所以乌重▯提出了这项建议。后来河北各镇中，只有横海最顺从朝命，这是因为乌重▯处置得当的缘故。臣祖禹说：后世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把土地和百姓交给他们，却不给他们军队，这就等于是让一个普通人守卫一州。天下发生变故，城郭就无法守卫，朝廷也没有藩篱般的坚固屏障，这同没有郡县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制定法度的人，一定要考虑盛衰【杨先知说：“圣王的法度，没有不关系到盛衰的。”】，使一县的民众一定听命于县令，使一郡的民众一定听命于郡守。郡守的权力归于按察使，按察使的权力归于天子，那么天下就像网的纲绳彼此维系【《尚书·盘庚》说：“像网附着于纲，有条理而不紊乱。”】，又像手臂听从手指指使一样【《唐书·陆贽传》说：“天下像身体指使手臂，手臂指使手指。”】。唐朝自中叶以来，各郡设置镇兵，主将拥有擅自掌兵的势力，而刺史没有专门守卫城池的职责，因此郡县越来越弱，藩镇越来越强。横海一位主帅，处置得当，便使数代都顺从朝命。何况如果天下都能这样处置，并且都得到正确的方法，又有什么危险和祸乱呢？” 八月，宪宗问宰相：“唐玄宗的政治，先治理得好而后来发生祸乱，为什么呢？”崔群回答：“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时，政治就清明；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时，政治就混乱。所以任用人的得失，关系非常重大。人们都把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叛看作祸乱的开始，唯独臣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专任李林甫，才是治乱的分界。希望陛下以开元初年的做法为法，以天宝末年的局面为戒，这才是国家无穷的福分。”皇甫镈对此深为怨恨。臣祖禹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唐明皇的政治，这一点清楚明白地可以看见。崔群把张九龄被罢免、李林甫被任用看作治乱的分界，难道只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吗？这可以说是最正确的话了。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孟子·公孙丑》说：“圣人重新出现，一定会采用我的话。”】十五年正月，宪宗服用金丹，常常烦躁发怒，身边的宦官往往获罪，甚至有人被处死，人人都感到恐惧。庚子日，宪宗突然在中和殿去世。当时人们都说内常侍陈▯志弑杀皇帝、图谋叛逆，但他的党羽对此加以隐讳，不敢讨伐逆贼，只说是药性发作，究竟真相无人能够弄清。起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划拥立澧王恽为太子，宪宗没有答应。等到宪宗卧病，吐突承璀的谋划仍未停止，太子对此十分忧虑。宪宗去世后，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太子，杀死吐突承璀和澧王恽。

译臣祖禹说：宪宗讨伐叛乱、诛讨逆贼，荡平河北，唐朝的威势和号令显著地重新振作起来。然而祸变发生在皇帝身边，亲近的宦官招致大祸，是因为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啊【《唐本纪赞》说：宪宗刚强明断、果敢决断，自从即位以来，慨然发愤，立志平定僭越叛乱，能够采用忠臣的谋略，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最终取得成功。自从诛杀吴元济以后，强藩悍将都想悔过归顺。唐朝的威势和号令几乎重新振兴。到了晚年，宪宗却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未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反而遭遇意外灾祸，这比德宗时更为严重】这难道不值得深切警戒吗？这难道不值得深切警戒吗！以上记载：宪宗在位十六年，被陈▯志弑杀，终年四十三岁。臣祖禹说：陈▯志弑杀宪宗，而穆宗不讨伐逆贼，所以旧史对于宪宗的去世，只是有疑问便沿袭疑问【《旧纪》说：当时皇帝突然去世，人人都说内官陈▯志弑逆，史官有所忌讳而不记载。《王守澄传》说：宪宗病势危重，内官陈▯志等人弑逆。宪宗英明威严为人所知，内官将此事秘密掩盖，不敢诛讨他们，只说是药性发作而突然去世。《新传》说：王守澄与内常侍陈▯志在中和殿弑杀皇帝。这件事隐晦不明，最终无法测知其虚实，所以只说突然去世】后来文宗谋划诛杀宦官，原本是要追究元和年间的祸乱【《旧史官》说：因为连续几代都发生宫禁之内的变乱，所以尤其对宦官侧目，想把他们全部除掉】宣宗追恨穆宗，认为他参与了谋划，于是彻底追查逆党，几乎将他们诛杀殆尽；他们的子孙都因此认定宪宗确实是被弑杀的。所以臣也据此订正此事说：宪宗是被陈▯志弑杀的。《唐鉴》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谦　注 穆宗 长庆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李徳▯，是李吉甫的儿子。他因为中书舍人李宗闵曾在对策中讥讽、抨击他的父亲，对李宗闵怀恨在心。李宗闵又曾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夺仕进，两人之间有嫌隙。右▯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友善，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自写信，托钱徽照顾自己交好的进士。等到榜单发布时，段文昌和李绅所托的人都没有被录取；而考中者有郑朗、覃某的弟弟、裴譔、裴度的儿子、苏巢、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以及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对宪宗说：“今年礼部考试不公，录取的进士全是没有才艺的子弟，都是靠关说请托得到的。”宪宗拿这件事询问几位学士，李徳▯、元稹、李绅都说：“确实如段文昌所说。”宪宗于是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重新考试。四月，下诏黜退郑朗等十人，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有人劝钱徽把段文昌、李绅托请的书信上奏，认为皇帝一定会醒悟。钱徽说：“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即使一律受到处分，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上奏别人的私信？这难道是士君子所做的事吗！”于是取出书信烧掉。当时人们大多称赞他。从此李徳▯、李宗闵各自结成朋党，互相倾轧，延续了将近四十年。臣祖禹说：从前汉朝的党锢之祸，开始于甘陵南部、北部两派互相讥讽，形成于太学诸生互相称誉【《后汉书·党锢传序》说：桓帝起初是蠡吾侯，在甘陵向周福求学；等到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同郡的河南尹房植在朝廷中很有名望，乡里人为他作歌谣说：“天下的规矩是房伯武，周仲进因老师而获得印绶。”两家的宾客互相讥刺揣测，于是各自树立朋党，渐渐形成更深的嫌隙。因此甘陵有了南北两部，党争的议论又因流言传入太学。太学生有三万多人，郭林宗、贾伟节是其中的领袖，他们又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赞誉推重。太学中流传着话说：“天下的楷模是李元礼，不畏强暴的是陈仲举，天下的俊杰是王叔茂。”河内人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人豢养太学游士，结交各郡学生，互相奔走，共同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向天下发布文告，使人们共同对他们愤恨嫉妒。最终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