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六

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因讨伐呉少诚，大量招募战士，修缮铠甲、磨利兵器，聚敛财货，任意诛杀，有占据汉南的打算，专门以怠慢上级、欺凌下属为事。德宗当时正姑息藩镇，虽然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却对他无可奈何。于頔诬告邓州刺史元洪犯有贪赃罪，朝廷不得已，把元洪流放到端州，并派中使押送他到枣阳。于頔派兵劫走元洪，把他带回襄州。中使逃回朝廷，于頔上表指责元洪，罪责太重。德宗又任命元洪为吉州长史，于是派他赴任。于頔又恼怒判官薛正伦，上奏请求把他贬为峡州长史。等诏书下达时，于頔的怒气已经消了，便上奏请求留下薛正伦担任判官，德宗一一依从了。臣祖禹说：德宗初年曾有削平藩镇的志向，他的明断好像刚强，他的无所畏惧好像勇敢，然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刚强勇敢。刚强有血气之刚强，有志气之刚强；勇敢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这两者不可不加以辨察。开始强盛而最终衰弱，年轻锐盛而年老消退，这是血气之刚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安静时端正，行动时强健，这是志气之刚强。血气之刚强可以被挫败，志气之刚强却不可被挫败。不衡量事情是否可行就去做，不考虑后果就贸然发动，这是匹夫之勇。以德自处，依义行事，这是天下之勇。匹夫之勇可以使人胆怯，天下之勇却不可使人胆怯。因此，至刚和大勇，是君主不可不培养的。德宗初年想有所作为，凭借的只是血气之刚强和匹夫之勇。他轻易地采取行动，受到屈挫时就必然格外深重；轻率地发动行动，受到挫败时就必然完全崩溃。所以他后来才会怯懦畏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朝廷任命他的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德宗选择可以接替郑儋的人，刑部员外郎严绶曾经作为幕僚进奉贡物，德宗记得他的名字，立即任用他为河东行军司马。臣祖禹说：“从前魏献子执掌晋国政事时，各县的大夫都是通过荐举贤能之人来任用的。梗阳人想送财货，魏献子的臣下立即进谏并拒绝了他。德宗荐举藩镇的臣属，竟然依据的是财货利益；他虽然是天下的君主，却还不如列国的大夫。十七年正月，韩全义来到长安，窦文塲替他掩饰战败的痕迹，德宗以非常优厚的礼遇接待他。韩全义声称脚有疾病，不能入朝拜见，便派司马崔放入朝应对。崔放替韩全义承担责任，为没有功劳而谢罪。德宗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招降少诚，他的功劳已经很大了，难道一定要杀人以后才算功劳吗？”闰月，朝廷派韩全义回夏州。臣祖禹说：“《诗经》说：‘不欺侮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者。’只有具有恒常德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德宗急于任用文官，却怠慢武将，凡是拥有土地和军队的人，他都畏缩而不敢治理，要具有恒常德行就难了！” 起初，李齐运接受常州刺史李锜数十万的贿赂，把他推荐给德宗，任命他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锜通过苛刻剥削百姓来办理进奉，德宗因此喜欢他。李锜既然掌握了天下的财利大权，便用进贡来巩固皇帝的恩宠，又用馈赠结交权贵，倚仗这些而骄横放纵，再也没有什么顾忌，盗取县官的财物，他所辖地区的官属中无罪被杀的人接连不断。浙西平民崔善贞到宫阙上密封奏事，陈说宫市、进奉以及盐铁制度的弊端，并趁机揭发李锜的不法之事。德宗看了奏章很不高兴，命令给崔善贞戴上刑具押送给李锜。李锜听说他将要到来，预先挖好坑等着他。崔善贞到达后，李锜把他连同锁械一起埋进坑中。远近的人听说此事，都不寒而栗。臣祖禹说：德宗本来就厌恶崔善贞直言，因此让李锜满足心愿。崔善贞的死，罪责不只在于他告发李锜。钳制天下人的言论，助长奸臣的威势，实际上是德宗杀死了他。这是朝廷杀害进谏者，而不是李锜杀害告发者。十九年七月。起初，翰林待诏王伾擅长书法，王叔文擅长下棋，两人都出入东宫，陪伴侍奉太子。王叔文诡诈多谋，太子曾想劝谏宫市之事，王叔文以不应谈论外朝事务为由劝止了他，因此深受太子宠爱。王叔文和王伾相互依附，王叔文于是对太子说：“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可以做将领，希望您将来任用他们。”他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有名望而希望迅速升迁的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生死之交。凌准、程异又因依附他们的党羽而得到进用，每天与他们交游相处，行踪诡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底细。有些藩镇暗中送来财物，同他们结交。臣祖禹说：古代教育太子的人，一定要选取天下的贤能之士，使他们陪伴在太子左右前后，周围都是正直的人。即使这样，太子的后嗣仍有不能成就德行的；德宗却不能选拔贤人来辅导东宫，只让懂技艺、会博弈的人入宫侍奉，难道不是把他的儿子教得愚昧吗？有人有十金的财产，一定希望儿子守住它；有人有一命的爵位，一定希望儿子继承它，这是普通人的常情。何况天下如此广大，祖业如此重要，难道不应该寻求贤人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反而把他教得愚昧吗？《诗经》说：‘谁知道我的忧愁？大概也不要去想它。’从前的君主，怀疑贤人教导自己的儿子会使他走上错误道路，却不怀疑小人，因此不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只是没有思考罢了。

译二十年六月，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德宗派中使带着手诏交给本军，但军士拥护谁，就把手诏授给谁。当时大将来希皓受到众人信服，中使便把手诏交给他。来希皓对众人说：“这个军队选人，合适的应当是我；只是不能做节度使。如果朝廷拿一捆草来，希皓也一定恭敬奉事。”中使说：“我当面接受皇帝的旨意，只是命令本军选取大将，把节钺授给他，朝廷并没有另外任命别人。”来希皓坚决推辞。兵马使卢从史，职位排在第四位，暗中同监军结交，起身走出队列说：“如果来大夫不肯接受诏命，从史暂且请求主持这个军队。”监军说：“卢中丞如果这样做，也正合圣上的意旨。”中使于是从怀中取出诏书授给卢从史。卢从史捧着诏书拜了两拜，手舞足蹈；来希皓急忙挥手让同僚面向北方祝贺。军士全部聚集，再没有一个人说话。八月，下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臣祖禹说：“藩镇不顺从，未必是人心所希望的。是由于朝廷驾驭官吏失去了正确的方法，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所以才导致祸乱。三军将士，难道不厌恶上下互相凌辱吗？难道不想得到天子任命的将帅来奉事吗？废置官爵、决定赏赐，是君主的权柄。德宗没有掌握这一权柄，反而推给别人，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难道不是因为不能同贤人谋划政事，才到了这种地步吗？”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生病，不能说话。德宗病得很重，二十多天里，宫内宫外音信隔绝，没有人知道两宫是否平安。癸巳日，德宗去世。仓促之间，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到金銮殿起草遗诏。宦官有人说：“宫中正在商议拥立谁，还没有决定。”众人没有谁敢回答。卫次公立即说：“太子虽然有病，但地位是嫡长子，宫内宫外都归心于他。如果万不得已，尚且应当拥立广陵王；否则一定会发生大乱。”郑絪等人也随即附和，拥立之议才定下来。臣祖禹说：从前成王将要去世时，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成王凭着玉几教导他，把嫡长子交托给大臣。成王去世后，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和齐侯吕伋一起，手持两件干戈，率领一百名虎贲，到南门外迎接太子子钊。当时太子在宫内，只是出来迎接，这正是要把他的身份公开给众人看。既然如此，古代拥立君主时，只怕众人看不见、事情不显明。为什么呢？天子是天下共同的君主，所以应当同天下人一起拥戴他，让他成为君主。从来没有偷偷在宫中把人取出拥立，由宦官和妇人操持此事，却能够使天下归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 先王在即位时，一定用礼仪端正开端；在将要去世时，也用礼仪端正结局。《顾命》这篇书，就是为万世帝王制定的法则。到了后世的君主，把拥有天下当作自己的私心，只怕失去它；在巨大利益面前，天理便消失了。因此父子相互猜疑，把临终安排当作忌讳，把后嗣当作禁忌，所以在继承之际，很少有人能按礼法办得端正。顺宗做太子二十多年，已经有成年的儿子；一旦病重不能说话，德宗也卧病不起，病势拖延日久，宫内宫外隔绝，大臣无法听闻消息。德宗去世后，宦官仍另有打算；如果太子年幼羸弱，储君之位尚未确定，距离发生变乱还能有多远呢？唐朝的君主中，只有太宗常常寻求天下忠诚贤能的人，把年幼的孤子托付给他们；高宗以下，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德宗在位时间很长，最为猜忌；到将死之时，不能召见宰相，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们，储君的废立竟取决于宦官。卫次公等人只是因为进宫起草诏书，才得以进入宫禁，于是阻止了宦官的阴谋；否则几乎就会发生赵高篡改遗诏、杀死公子扶苏而拥立胡亥的事情。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以三代为法，而把唐朝作为永远的鉴戒吗？难道可以不以三代为法，而把唐朝作为永远的鉴戒吗？以上记载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去世时六十四岁。臣祖禹说：唐朝历经二十代，延续三百年。德宗享有国位二十六年，也不能说不久。考察他当时的政事，弊政尤其多，而大的弊端有三项：第一是姑息藩镇；第二是委任宦官；第三是聚敛财货。他本来志向很大而才能不足，心胸狭窄而多疑忌，不能以诚心推己及人，尊重贤者、任用能人，认为果敢聪明就足以完成天下的事务。起初他想削平僭越叛乱，铲除藩镇；一发生奉天之乱，心神陨落、胆气破裂，惴惴不安地采取姑息政策，只怕再生事端。既然猜忌防备臣下，就专门任用宦官；想到自身困窘，就聚敛搜刮，反而比起初更加严重。自古以来，治理国家越久而政事越坏，年岁越长而德行越衰退，很少有像德宗这样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因此藩镇强大而王室衰弱，宦官专权而国命危急，贪敛之政增多而民心离散。唐王室的灭亡，最终就是由于这三件事；而这些祸根的形成，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唐鉴》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十七　　宋范祖禹撰写 吕祖谦注 顺宗 永贞元年二月丙戌日，加授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戊子日，任命王叔文为副使。在此以前，王叔文和他的党羽谋划，认为只要把国家的赋税掌握在手中，就可以结交掌权的人，取得军士的拥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害怕突然担任重要职务，不能使人心服。于是借杜佑素来有善于防备谋划的名声，职位尊贵而且只求自保，容易控制，所以先让杜佑挂名主持此职，自己任副使来专擅其权。臣祖禹说：《易经》说：‘感动大腿，执意跟随前行，前往会有悔恨。’《象传》说：‘感动大腿，也就是不能安处；心志在于随从别人，所执掌的地位是下位。’《春秋左氏传》说：‘凡是军队能够被左右，就叫作“以”，都是说受制于人而没有能力有所作为。’杜佑作为旧日宰相，却不以同小人共事并受其驱使为耻，真是可鄙啊！贾耽因为王叔文的党羽掌权而心中厌恶，称病不出，多次请求退休。丁酉日，按照诸宰相在中书省用餐的旧例，丞相正在吃饭，百官没有敢前来拜见的。王叔文来到中书省，想同韦执谊商议事情，便命令直省官为他通报。直省官把旧例告诉他，王叔文大怒，斥责直省官。直省官害怕了，进去告诉韦执谊。韦执谊迟疑惭愧，最终起身迎接王叔文，到他的阁中，交谈了很久。杜佑、高郢、郑珣瑜都停下筷子等待。有来报告说：‘王叔文要饭，韦相公已经在阁中同他一起吃饭了。’杜佑、高郢心里知道这样不行，却害怕王叔文；韦执谊也不敢出言。唯独郑珣瑜叹息说：‘我难道还能再处在这个职位上吗？’他回头叫左右取马，径直回家，从此便不再出仕。两位宰相都是天下所敬重的人，先后回家卧病。王叔文、韦执谊等人更加无所顾忌，远近的人都非常恐惧。臣祖禹说：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就可以称为士了。’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羞耻之心对于人是极其重要的。’贾耽、郑珣瑜在小人掌权时担任宰相，碌碌无为、没有任何补益，知道事情不可为，便称病离去，可以说是懂得羞耻了。把他们同杜佑、高郢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以上记载顺宗从正月即位，到八月传位给宪宗；次年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宪宗 元和元年正月，宪宗同杜黄裳谈到藩镇，杜黄裳说：“德宗亲身经历忧患以后，专门采取姑息政策；不直接任命节度使，有人去世时，先派中使察访军情，把军队拥护的人交给中使任命；中使有时私下接受大将的贿赂，回朝后称赞他，朝廷便授予旄钺，从来没有主动出自朝廷任命的意思。陛下如果一定想振兴纲纪，就应当逐渐依法度裁制藩镇，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宪宗深以为然，于是开始用兵讨伐蜀地，直到威势施行于两河，这些都由杜黄裳启发。臣祖禹说：“藩镇的祸乱不同于诸侯。诸侯自上古以来就存在，都是圣贤的后代，王者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王畿不过千里，外面都分封为诸侯国；所以王者如果不努力修德，诸侯就会强大，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唐朝的藩镇本来起源于盗贼；起初，天子扶植壮大他们，后来又姑息他们；发展到不能控制的地步，是君主自己造成的。宪宗一依法裁制，众人无不畏惧威势，恢复控制仍然容易得如同翻掌。天下的治乱，难道有不取决于君主和宰相的吗？” 二月，宪宗与宰相议论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有的勤于处理各项政务，有的端坐深宫、无为而治，二者各有所得也各有失误，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杜黄裳回答说：“君王上承天地和宗庙，下抚百姓与四夷，早晚忧虑勤勉，本来就不可以自求闲暇、自图安逸。然而上下有等级区别，纲纪有条理；如果慎重选拔天下贤才而委任他们，有功便奖赏，有罪便惩罚；选任出于公心，赏罚能够取信，那么谁会不尽力呢？还有什么事情求取不到呢！所以，明君劳心于求取人才，却安逸于任用人才。至于文书、诉讼、市场等琐碎事务，各有主管的官署，不是君主应该亲自办理的。过去秦始皇按照衡石规定每日处理文书，魏明帝亲自按察尚书事务，隋文帝让卫士传送膳食，这些对当时都没有什么补益，反而被后世讥笑。他们的耳目、形体和精神并不是不劳累，只是所从事的不是正确的道路。君主所忧虑的是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所忧虑的是不能竭尽忠诚。如果君主猜疑臣下，臣下欺骗君主，却想用这样的方法求得治理，不是很困难吗？”宪宗深深认为他说得对。臣祖禹说：晁错曾说：“五帝神圣，臣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所以亲自处理政事，处在法宫之中、明堂之上。”晁错的学问本属于刑名之家的学说【前本传对策作：“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晁错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术，向张恢学习】；哪里足以知道帝王之道呢？然而后世有人考察并采用他的说法，用来防范君主，终于使君主去做各官署的事务。宰相失去职守，天下不能得到治理，都是因为臣下不学习的过错。君主任用一位宰相，一位宰相选拔贤才，贤人各自引荐同类【前《刘向传》作：“对贤人在上则引其类”】，难道不是容易成功吗？所以，在上位者不可代替臣下做事，在下位者不可使在上位者过度操劳。如果君主去做各官署的事务，难道不只是治理天下做不到吗？即使治理一个县也做不到。哪里只是一个县呢？治理一个家也做不到。杜黄裳做宪宗的宰相，他知道什么是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啊！” 二年，宪宗曾问李绛说：“谏官多有诽谤、讥刺朝政的话，而且都没有事实根据。朕想挑出其中最过分的一两个人加以责罚，用来警戒其余的人，怎么样？”李绛回答说：“这恐怕不是陛下的本意，一定是有奸邪之臣想要蒙蔽陛下的聪明。臣下的生死系于君主的喜怒，敢于开口进谏的人，是有所防备的；即使有了谏言，也都昼夜反复思考，早晨删减、晚上又删减，等到能够上达天听时，十句中已经没有两三句了【‘比’，音毘志切】。所以君主孜孜不倦地求取谏言，还担心不能得到，何况反而加以治罪呢？这样做会堵塞天下人的口舌，不是国家的福分。”宪宗认为他说得对，便停止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