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吕祖谦 注德宗四贞元五年二月，帝从容与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之所以为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帝曰：“建中之乱，术士预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政刑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子违，此孔子所谓一言防邦者也。”臣祖禹曰：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説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君臣而言之，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孟离娄：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此穷理也。穷理则性尽，性尽则至于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尽心：「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顺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极矣，而后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见上注】立岩墙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为也。顺其道而死者，天之所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乱，有以取之乎？无以取之乎？若无以取之，则不穷兵，不暴敛，不相卢▯而致乱，乃可谓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岂异于纣乎【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谓纣】夫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己之阙失，而归之术者之言以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论，不亦正乎？九年二月，帝使人谕陆贽：“上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贽上疏，其畧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防，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职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术之蔽也。故萧复谏之于前，陆贽论之于后，而终不改。盖愈以自疑为得驭下之术，而不知失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五月，陆贽上疏，奏论备边六失，其六曰：机失于遥制。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飚，驲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防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劳心而败事。自古征伐，或胜或不胜，多由于此二者矣。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十五 宋代 范祖禹 撰写 吕祖谦 注 德宗四 贞元五年二月，皇帝从容地与李泌谈论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诚清廉、坚强正直，世人说卢杞奸邪，朕却完全没有察觉到他有这种情况。”李泌说：“世人都说卢杞奸邪，而陛下偏偏没有察觉他的奸邪，这正是卢杞之所以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假如陛下察觉到了，怎么会有建中年间的变乱呢？”皇帝说：“建中之乱时，术士预先请求修筑奉天城，这大概是天命，不是卢杞能够造成的。”李泌说：“天命，其他人都可以这样说，唯独君主和宰相不能这样说，因为君主和宰相正是创造命运的人。如果说一切都是命运，那么礼乐、政事、刑法就都没有用处了。纣王说‘我的生命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天吗’，这正是商朝灭亡的原因。”皇帝说：“卢杞办事谨慎，朕所说的话他没有不听从的。”李泌回答：“卢杞对您的话无不听从，难道就是忠臣吗？说出话来没有人敢违背，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陷入危亡’。” 臣祖禹说：《易经》说：“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明察义理，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从君臣关系来说，君主要尽君主之道，臣下要尽臣下之道【《孟子·离娄》：‘想做君主的要尽君主之道，想做臣子的要尽臣子之道，这两者都只是效法尧舜罢了’】，这就是穷究事理。穷究事理，就能尽明本性；尽明本性，就能达到天命。孟子说：“没有什么不是命，顺应正当的命运而接受它【《孟子·尽心》：‘没有什么不是命，顺应正当的命运而接受它。因此，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自己的道而死，是正当的命运；戴着刑具而死，不是正当的命运’】。”顺应正当的命运，首先在于人的作为。人的作为做到极致，然后才可以谈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见上注】。站在危险的墙下而死，是人自己招致的，不是上天造成的；顺应正道而死，是上天造成的，不是人自己招致的，所以称为命。至于建中之乱，是自己招致的，还是没有招致的？如果没有招致，那么不穷兵黩武、不横征暴敛、不任用卢杞为宰相而导致变乱，这才可以说是命。如果是自己招致的，却说是命，难道与纣王有什么不同吗【《尚书·西伯戡黎》：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害怕，奔去告诉纣王，说了以下的话】？纣王说：“我的生命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天吗？”这是说纣王。作为人君，不知道宰相的奸邪，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却把责任归于术士的话而说这是命运，难怪他的德行不能建立，政事不能修治。李泌的议论，不是很正确吗？贞元九年二月，皇帝派人告知陆贽：“皇上将要谈论重要而机密的事情，不要当面向赵憬陈述意见，应当秘密封缄奏疏上报。”陆贽上疏，概要说：“昨天臣所奏报的事情，只有赵憬能够听到。陛下已经使臣过于劳神，又曲折地设置防范，这是在心腹近臣之中仍然存在拘束和防范的痕迹。职务相同而事情却有区别，很少能够共同完成，恐怕会损害陛下无私的德行，也会伤害您不吝听取意见的明察。” 臣祖禹说：“这些全都是德宗心术上的蒙蔽。因此，萧复在前面劝谏，陆贽在后面议论，但德宗始终没有改变。大概是越把自我怀疑当作驾驭臣下的办法，就越不知道这其实违背了君主之道，所以越来越多疑，也越来越昏暗。” 五月，陆贽上疏，奏论边防的六项弊端，其中第六项说：军事机宜失误在于遥远地控制。近来边军的进退裁决，大多出自皇帝；选用武将，先求容易控制，多分设其部属来分散他的力量，降低他的职权来削弱他的心志，于是既不能了解军情，也听从命令而违背实际需要。戎狄奔突侵扰，迅疾如暴风；驿站文书送到朝廷，往往要过十天一个月才得到答复。守土的将领因为兵力少而不敢抵抗敌人，分镇的将领因为没有诏令而不肯出兵。敌人已经纵兵抢掠、退兵归去，这时才上报战功、宣布取胜。至于战败的情形，就把一百减说成一个；至于俘获，就把一百夸大成一千。将帅既然庆幸受到中央总揽控制，在朝廷也不担心获罪。陛下又认为大权出自自己，不追究实际情况。臣祖禹说：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而不亲自代替他们办事，所以安然自守便能成就功业；多疑的君主亲自处理一切而不任用人才，所以劳心而败坏事情。自古以来的征伐，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大多是由这两种情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