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二十一

译皇帝临朝接见群臣，像接待宾客一样；即使是身边亲近的侍从，也从未见过他有懈怠的神情。每次宰相奏事，旁边没有一个人站立，威严得让人不敢仰视。奏事完毕，他忽然和悦地说：“现在可以谈些闲话了。”于是询问民间琐事，有时谈到宫中的游宴，无所不谈。过了一刻钟左右，他又恢复端庄的神态，说：“你们好好办理政事，朕常常担心你们辜负朕，以后不能再相见了。”于是起身进入宫中。令狐绹对人说：“我执掌政事十年，最受皇帝恩遇，然而每次在延英殿奏事，没有一次不汗水沾湿衣服的。”臣祖禹说：古代臣下向君主进谏，君主告诫勉励臣下，君臣上下相互修治德行，所以都勤勉于德行。宣宗对待辅相之臣，礼貌虽然恭敬，内心却像对待小吏一样防备，只怕他们欺骗自己。他用利禄束缚他们，用威严使他们畏惧，所以所任用的多是流俗之人，而贤能者不能有所施展。白敏中、令狐绹一类人，位至将相之极，依仗宠信保住职位二十多年；他们的宰相做到这种程度，那么他们君主的功业也就可以想见了。十三年六月初，皇帝的长子郓王李温不受宠，住在十六宅，其他儿子都住在禁中。防王李滋是第三子，皇帝想立他为继承人；因为这不是按次序立长子，所以长久没有建立东宫。皇帝秘密把立防王的事交给枢密使王龟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君方办理。三人以及右军中尉王茂玄，都是皇帝平日厚待的人。只有左军中尉王宗实一向与他们不同心。三人共同谋划，把王宗实调任淮南监军。王宗实已经在宣化门外接受敕令，准备从银台门出去。左军副使亓元实对王宗实说：“圣人病重已经超过一个月，中尉只隔着宫门问候起居。今天的任免改动还不能辨明，为什么不先见圣人再出去呢？”王宗实有所醒悟，又进入宫门；这时宫门已经依照旧例，增加了守卫和巡察的人。亓元实扶助引导王宗实，直到寝殿；皇帝已经驾崩，群臣向东围绕着尸体哭泣。王宗实斥责王龟长等人，责问他们假传诏令；他们都抱住他的脚请求活命，于是王宗实派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接郓王。壬辰日，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且句当军国政事，并改名为李漼；收捕王龟长、马公儒、王君方，全部杀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癸巳日，宣布皇帝遗制，任令狐绹代理冢宰。臣祖禹说：古代接受遗命、托付幼主时【《语》八所说“可以托六尺之孤”】，一定要寻求天下忠诚贤能的人，像伊尹、周公这样的圣人，是不可能轻易达到的。汉武帝总揽英俊之士，到晚年所得的，也只有霍光、金日防而已【《前汉书·霍光传》记载：汉武帝年老时，宠姬钩弋赵婕妤生有男孩，武帝想立他为继承人，便命大臣辅佐；观察群臣，只有霍光足以承担大任，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武帝让人画周公辅佐成王、诸侯朝见的图像，赐给霍光。武帝病重，霍光哭着问：“如果发生不测，谁应当继承皇位？”武帝说：“你还不明白先前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幼子为帝，你代行周公的职责。”武帝先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任命金日防为车骑将军，让他们接受遗诏辅佐幼主。日读音为“密”，防读音为“低”。】这确实可以说是困难的。齐桓公把继承人的问题交给易牙决定，所以他的国家发生了大乱【《史记·齐世家》记载：齐桓公死后，易牙和竖刁趁着受宠的机会，拥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逃到宋国，五位公子各自培植党羽争夺君位，彼此攻伐，因而宫中空虚，没有人敢给齐桓公收殓尸体；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从门中爬出。十一月乙亥日，无诡即位，才给齐桓公入棺。】又见《左传》说，杜预说：“易牙既然已经受到齐桓公的宠信，又替长卫姬请求……”【此处原文疑有脱漏或错简】宣宗不能及早册立太子，却把继承之事越次交给宦官，以至于元实挟持皇帝，拥立年长者，彼此相互残杀。从文宗以后，皇帝的继立就不再合乎正统了。然而这些事情都出自宦官专擅决定，并不是君主主动使他们这样做的。宣宗不吸取这场祸乱的教训，反而把大事交给宦官，大概是因为他把宰相看作外臣，把宦官看作心腹，沉溺于一向的习惯之中，自己却不知道这样做不对。这哪里称得上英明呢？皇帝天性明察，深沉果断，执法公正无私，听从劝谏如同水流顺势而下，重视并珍惜官职和赏赐，恭敬谨慎而节俭，爱护百姓和万物。因此，大中年间的政治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人们都思念歌颂它，称宣宗为“小太宗”。臣祖禹说：宣宗的治理，把明察当作英明【《唐书本纪赞》说：宣宗精于听取和决断，把明察当作英明，却不再有仁爱恩惠】；虽然听取并接受规谏，但他的性情实际上猜疑刻薄；虽然吝惜爵位和赏赐，但人们却多有侥幸求取的行为。对外，藩镇屡次驱逐自己的节度使和守臣，却不能加以治理；对内，宦官掌握兵权，控制国家命令，仍然自如【以上均见前注】。然而百官奉行法令，政事没有受到扰乱，四海安定，达十五年之久。后来懿宗、僖宗都不是贤君，唐朝因此败坏混乱，所以人们思念大中的政治，认为再也无法达到。《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谁不明德、忧恤祭祀【见《尚书·多士》】。”像宣宗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足以称为贤君吗？以上是宣宗在位十四年，去世时五十岁。懿宗。咸通七年十月，高骈攻克交趾，斩首三万多级，南诏逃走。十一月，在安南设置静海军，任命高骈为节度使。自从李涿侵扰各部蛮族，成为安南的祸患，几乎将近十年，到这时才平定。

译臣祖禹说：戎狄自古以来交替成为中原的祸患，自秦以来，从来没有谁能在南蛮地区取得成功。大概是因为那里瘴气毒害、地势险阻，既不能得到天时地利，所能依靠的只有人和【《孟子·公孙丑》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是百姓被征发服役，都知道此去必死，就像被押往刑场一样；这样一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也就全都失去了。秦朝征发闾左之民戍守五岭，于是陈胜、项羽起兵，秦朝终于因此灭亡【《前汉书·陈胜吴广传》记载：秦二世元年秋，征发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陈胜、吴广都任屯长；队伍走到蕲县大泽乡时，正赶上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按误期之法应当斩首，于是陈胜、吴广谋划起兵。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进入并占据陈县，陈胜自立为王，项羽即项氏，后来自立为西楚霸王，共同攻打秦朝。闾左，就是闾里的门，意思是居住在里门左边的人，全部征发。五岭是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汉初吕后想诛杀赵佗，士卒却不能越过山岭【《史记·南越王赵佗传》记载：吕后派隆虑侯灶率军攻打赵佗，但遇到暑热潮湿，士卒发生大规模疫病，军队不能越过山岭。虑读音为“闾”，“湿”是古“湿”字】。汉武帝攻打南越，征发江淮一带的军队，借用巴蜀的罪犯等人，放弃他们而不顾【同上书说：元鼎五年，汉武帝派驰义侯，借助巴蜀罪犯，征发夜郎兵沿牂柯江而下，全部在番禺遇到瘴气】。大概不能用中原的军队深入那种地方，于是灭掉南越，把它设置为九郡【《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元鼎六年春，平定越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汉元帝最终撤销珠崖郡【《前汉书·本纪》记载：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县反叛，元帝广泛询问群臣，贾捐之认为应当放弃珠崖，以救济饥荒中的百姓，于是撤销珠崖郡】。汉光武帝派马援攻打交趾，功劳最大；然而经过三年才攻克，士卒死了十分之五六，才得到一个女子的首级【《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交趾女子征侧反叛，占据岭外六十多座城，自立为王。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向南攻打交趾。马援沿海推进，依山开路一千多里，建武十八年，军队到达浪泊之上，与叛军交战并击破他们，斩下征侧的首级，传送到洛阳】。事情的艰难就是这样。唐太宗想讨伐冯盎，采用魏征的计策，最终招抚了他【《唐书·冯盎传》记载：贞观初年，有人告发冯盎谋反，冯盎发兵据守边境。唐太宗调发江淮的甲士准备讨伐他，魏征劝谏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况且君王不应因蛮夷而动用军队；战胜他们并不光彩，战败则是耻辱，应当用德行安抚他们，冯盎害怕后一定会自行前来。”太宗于是派韦叔谐去劝告冯盎，冯盎派智戴入朝侍奉。太宗说：“魏征的一句话胜过十万军队。”】唐明皇末年，李宓在云南战败，死者二十万【《唐书·南蛮传》记载：唐朝下诏让杨国忠调集天下军队共十万人，派李宓讨伐南诏；军队渡海后发生疫病，李宓在大和城战败，死者占十分之八】。从此以后，南诏强盛起来；到了懿宗时，防守安南，成都一带的中原军队首尾奔波，疲于应命【《唐书·南蛮传》记载：咸通以来，蛮族开始叛离命令，刚进入安南、邕管，就攻破黔州，四次劫掠西川，于是包围卢耽；朝廷从东方征召军队戍守海门，天下骚动，达十五年之久。赋税运输不能送到京师的超过一半，士卒因瘟疫死亡，逃亡者成为盗贼，实在令人痛心】。后来庞勋之乱起于桂林的戍卒，黄巢之乱则源于徐方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上为史书赞语】。懿宗任用宰相不明智，藩镇屡次叛乱，南诏从内部侵扰，屯驻戍守的士卒想要作乱，庞勋趁机而起，举兵横行，战争连续不断，唐朝于是因此灭亡。唐朝亡于黄巢，而祸乱的根基却在桂林】唐朝衰败时，宦官从内部侵蚀它，南诏从外部扰乱它，财力耗尽，百姓困苦，天下大乱，唐朝也就因此灭亡了。蛮夷并不能直接灭亡中原，但中原的灭亡常常以蛮夷为助力；所以圣明的君王不重视外部而轻视内部，不勤于应付远方而忘记近处，担心征伐不止，内部发生变乱，动摇国家的根本。《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易经·既济》】。”“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取得胜利，不可任用小人。”高宗是贤明的君王，鬼方只是小小的夷族；凭贤王去讨伐小夷，三年才取胜，可见用兵是很困难的。唐朝从开元到咸通，南方边境的战争，都是边臣贪图利益、邀求功名，因而招致各部蛮族，是自己招来的祸患，并不是像高宗那样不得已而发动的讨伐。十年才攻克，已经算快了！皇帝喜爱音乐和宴饮游玩，殿前供奉的乐工常有近五百人。每月举行宴会不下十多次，水陆珍馐全都具备。他听音乐、看杂技，不知道厌倦；赏赐动辄达到千缗。曲江、昆明池、浐水、南宫、北苑、昭应、咸阳，只要想去游幸，立即就出发，不等有关方面预先供备。有关部门常常准备音乐、饮食、帐幕【帟读音为“亦”】；诸王骑马等候，以便陪从。每次出行，内外各部门扈从的有十多万人，所耗费用无法计算。臣祖禹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它的君主没有不节俭的；国家将要灭亡时，它的君主没有不奢侈的。”懿宗没有德行而且暴虐，耗尽上天所生的财物和百姓的力量，他怎么能够长久保有国家呢？以上是懿宗在位十五年，去世时四十一岁。《唐鉴》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唐鉴》卷二十二　　　　宋代范祖禹撰写。吕祖谦作注。僖宗。干符二年，皇帝还是普王时，主管小马坊的田令孜受到宠信。等到皇帝即位，任命田令孜掌管枢密事务，随即提升他为神策军中尉。皇帝当时十四岁，只顾游戏，把政事完全交给田令孜，称他为“阿父”。田令孜很读了一些书，颇有权术，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任命官员以及赐予绯衣、紫衣，都不向皇帝奏明。每次进见，他常常自己准备两盘果品，与皇帝相对饮防，从容闲谈很久才退下。皇帝和内园的儿童亲昵玩耍，赏赐乐工、伎儿，费用动辄以万计，府库因而空竭。田令孜劝皇帝登记两市商旅的珍宝货物，全部送入内库。有人前来申诉，就交给京兆府杖杀。宰相以下都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说话。臣祖禹说：唐朝自明皇、肃宗以来，尊崇宠信宦官；德宗开始把禁军交给宦官掌管【《唐书·宦者传》记载：德宗因惩戒泾原兵变，便把左右神策、天威等军交给宦官统领，设置左右神策军中尉，由中尉分别统领禁兵，因此威权逐渐下移，政事掌握在宦官手中】。文宗以后，天子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唐书本纪赞》说：唐朝自穆宗以来，八代皇帝中有七位是宦官拥立的：王崇文说陈弘志拥立穆宗，王守澄拥立文宗，仇士良拥立武宗，马元贽拥立宣宗，王宗实拥立懿宗，刘行深拥立僖宗，杨复恭拥立昭宗】所以到了末流，子孙后代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国家兴盛时，没有不是由于亲近贤人的；到了衰败时，却仍然因任用小人而失败。何况祖宗所任用的人不正，后世一定会更加严重。因此，英明的君王一定要慎重选择与自己共事的人，担心由此开启祸乱的根源。像僖宗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濮州的盗贼王仙芝和他的党羽尚君长进攻濮州、曹州，部众达到数万人。冤句人黄巢也聚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黄巢年轻时和王仙芝都以贩卖私盐为业。黄巢善于骑马射箭，喜欢任侠仗义【任读平声】，粗略涉猎书籍经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成为盗贼。他和王仙芝攻打、劫掠州县，在山东横行。那些因沉重赋税而陷入困苦的百姓，争相归附他们。几个月之间，部众便达到数万人。臣祖禹说：自古以来盗贼兴起、国家败亡，没有不是由于赋税暴虐沉重、百姓失去谋生职业而造成的。《尚书》说：“夏王竭力压榨众人的力量，竭力剥削夏邑【《尚书·汤誓》说：‘夏王竭力阻遏众人的力量，竭力剥削夏邑。百姓都懈怠了，不能协同。有人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愿和你一起灭亡。”’】。”又说：“下视商民，治理他们却只是横征暴敛【《尚书·微子》说：‘向下观察殷民，治理他们却只是仇恨般地征敛；召来仇敌而不懈怠，罪恶集中在一处，百姓大多困瘠而无人告诉。’】。”这就是桀、纣灭亡的原因。秦汉以来，没有不是这样。唐朝末世，政权出自宦官，不仅征收赋税、剥削百姓，又贩卖各种物品，把百姓的利益全部夺走，所以才有贩卖私盐的盗贼；商人所经营的买卖【行商称“商”，坐商称“贾”，贾读音为“古”】，也都由官府经营，使百姓失去衣食的资财，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呢？广明元年二月，左拾遗侯昌业因为盗贼遍布关东，而皇帝不亲自处理政事，只顾游戏，赏赐没有限度，田令孜专权而无人能制，天象发生变异，国家将要危亡，上疏极力劝谏。皇帝大怒，把侯昌业召到内侍省，赐令他死。臣祖禹说：从前比干处在纣王朝廷中，身居三孤之位【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不能眼看天下混乱却不发言；身为王族亲属，也不能眼看宗庙将亡却不加救助【《史记·周本纪》记载：王子比干说，做臣子的不能不以死相争，于是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观察他的心】。因此，他因进谏而死。唐朝末世，君主昏蒙软弱，宦官专擅朝政，四海横流，已经无法阻止和挽救；贤人逃避世事、不居其位，也是可以的。若因进谏而死于职守，固然是忠，却还不能算仁吗？十二月，黄巢进入长安，放纵军队大肆抢掠，焚烧店铺，杀人遍街。他尤其憎恨官吏，抓到的官吏全都杀死。臣祖禹说：扬雄曾说：“秦朝的官吏背弃了秦朝的法度，而秦朝的法度又背弃了圣人的法度【《扬子·寡见》】。”先王担心德政不能下达到百姓，所以选拔仁人贤者来任用。上面有恩惠，下面的官吏尚且有时不能完全推行和宣达，何况君主实行聚敛财物、苛刻急迫的政治，那么臣下迎合君主心意、窥伺其意图，一定会更加严重【《孟子·滕文公上》说：“上面有爱好，下面一定有更甚的人。”】。所以秦朝末年，各郡县都杀死守令而反叛，大概是长期怨恨憎恶的结果。唐朝的盗贼尤其憎恨官吏，也和秦朝一样罢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泂酌》诗注说，岂弟是和乐而平易】。”做官吏的如果能使百姓像爱父母一样爱他，那么百姓爱戴君主的程度也就可知了。如果使百姓像痛恨仇敌一样痛恨官吏，那么他的君主难道能不危亡吗？中和元年，皇帝在成都，早晚只和宦官一起饮防，商议天下大事，对外廷却特别疏远。去年冬天向西巡幸，没有告知南司，竟使宰相、仆射以下的官员全都被盗贼杀害，只有北司得以保全。如今来到这里的朝臣，都是冒着重重险阻、经历九死一生才到达的，应当与他们同享安乐、共同忧患。我看到前些日子，黄头军作乱，陛下却只和令孜、敬瑄以及各位内臣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也不召谋臣；他们想进来却进不来，请求进见也不获允许。况且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全都可信，南司也未必完全没有用处。哪里有天子和宰相完全没有关系，把朝臣都抛弃得像路人一样的道理？这样恐怕收复失地的日期还要劳烦陛下忧虑，而尸位素餐的官员却可以安然享乐。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不足以再劝谏，但希望将来的事情还可以挽回。奏疏送入后，田令孜把它扣下不奏报，假传诏令，将孟昭图贬为嘉州司户，并派人把他沉入蟆颐津【蟆读音为“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气闷难言，却不敢发声。臣祖禹说：自古大乱的时代，也一定有忠义之臣。僖宗流离播迁，已经接近灭亡【播音为“机”，意为接近】，而负责进谏争辩的职位仍然有人担任；大概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