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六　　　　　　　宋　范祖禹　撰

译昌、吐谷浑【都是蛮夷国名】。这三个国家，都是命令将帅率偏师攻取，于是使其国家成为废墟【“墟”是荒废的意思】。为什么唯独到了高丽，却想亲自出征呢？太宗如果听从褚遂良的话，即使出征而不能取胜，也没有失策。八月，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说：“人最苦于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们可以替朕明白地说出来。”他们回答：“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顺从称颂还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说呢？”太宗说：“朕问你们朕自己的过错，你们却委曲地互相阿谀奉承来取悦朕。朕想当面列举你们各自的得失，以便相互警戒并加以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处理事务敏捷迅速，能够决断事务；但总领军队、进攻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心术明达，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任职时没有朋党；所欠缺的，只是刚直地规劝进谏。唐俭言辞辩说有才，善于调解人事【“解”读上声】；他侍奉朕三十年，竟没有说过涉及进献忠言、匡正过失的话。杨师道性情品行纯正温和，自身没有过失，但性情实在怯懦，遇到紧急事情不能派上用场。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美丰赡，但立论常常缺乏通达长远的见识，自然不能辜负外界的期待。刘洎性情最为坚贞，对国家有益；然而他的心意重视许诺，对朋友偏私。马周观察事情敏锐迅速，性情坚贞正直，评论衡量人物，按照正道直言；朕近来任用他，多能符合朕的心意。褚遂良学问稍有长处，性情也坚贞正直，每每陈写忠诚，亲近依附于朕，就像飞鸟依傍人一样，使人自然怜爱他。” 臣祖禹说：君臣应当依据道义相交往，依据正义相互匡正【《礼记·礼运》：君臣相互匡正，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先王把群臣当作朋友，具有朋友之间的道义，并不只是按照上下等级来役使他们。太宗想从长孙无忌那里听到自己的过错，长孙无忌却用谄媚来取悦他。君主喜好正直之言而臣下不忠诚，他的罪过就大了。太宗评论群臣的得失，所说的话难道都合乎道理吗【“中”读去声】？褚遂良以正道侍奉君主，冒犯君颜而进谏争论【“争”读去声】，竭尽忠诚而没有隐瞒，这是王珪、魏征那样的人【王珪、魏征】；太宗却把他比作飞鸟依人，轻慢侮辱自己的臣子，还有比这更不相称的吗？十九年，太宗亲自讨伐高丽。六月，车驾到达安市城，进军攻打它。高丽北部耨萨延寿真率领高丽、靺鞨军十五万人来救援安市。太宗对侍臣说：“现在为延寿谋划，有三种办法：率军直进，把安市城连接起来作为营垒，凭借高山的险要，占用城中的粮食，任由靺鞨军掠夺我们的牛马；这样一来，攻打它不能很快攻下，想回去又会被泥泞积水阻挡，只能坐困我军，这是上策。或者防守城中军队，与他们连夜逃走，这是中策。或者不估量自己的才智，来同我们交战，这是下策。你们看着吧，他们一定会采取下策，成为俘虏就在我的眼前了。”高丽有一名对卢，年老而熟悉政事，他对延寿说：“秦王在国内削平群雄，在国外使戎狄归服，独自登上帝位，这是应时而出的杰出人才。如今率天下的军队前来，不可抵敌。替我们谋划，不如停兵不战，拖延时日，分别派遣奇兵截断他们的运输道路；等他们粮食用尽，想求战却不能，想回去又没有道路，那时才可以战胜他们。”延寿不听，率军进战，大败，于是前来投降【“降”读下江切】臣祖禹说：《左传》说：“国家没有小到可以轻视的【“易”是轻视的意思，音同“异”】。即使是小国，也一定有智者为它谋划，有勇者为它拼死效力；那么即使凭天下之大的土地、百万之众的军队，也不能依仗这些就认为必定能够取胜。高丽对卢的谋略，正好符合太宗所说的上策。假使延寿能够听从并采用，高丽军怎么会陷入危险呢！

译” 高丽失败以后，全国大为惊恐。后来黄城、银城都自行防守后逃走，数百里内不再有人烟。太宗用驿站快马送信报告太子，又写信给高士廉等人说：“朕作为将领像这样，怎么样？”

译臣祖禹说：太宗讨伐高丽，并不只是依仗四海的财富和强大的兵力；根本原因在于他年轻时出身平民而奋发，志气英迈果断，经过百战百胜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已久，他不能深居宫中垂手而治，仍然想着如何施展自己的志向，握腕跃跃欲试，喜欢用兵【《击鼓》诗：踊跃用兵】；就像冯妇再次搏虎【《孟子·尽心》：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搏虎。有一群人追赶老虎，老虎背靠山角，没有人敢接近它；他们看见冯妇，便跑去迎接他。冯妇挽起袖子下车，众人都为此高兴，而那些读书人却嘲笑他】一样不能自行停止。如果没有道义来培养他的志向【《孟子·告子》：道理和正义使我的心喜悦】，没有中和之气来涵养他的气质，他就只是开始时勇敢，最后也仍然只是勇敢罢了。《礼记》说：勇敢、强健有力之所以可贵，是可贵在敢于实行礼义。天下无事时，就把这种力量用在礼义上；天下有事时，就把它用在战胜敌人上。用在战胜敌人上，就没有敌手；用在礼义上，就能使天下顺从而得到治理【《礼记·聘义》：有所行动叫作有义，有义叫作勇敢；所以勇敢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用它来树立正义。树立正义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有所行动；有所行动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实行礼义。所以勇敢之所以可贵，是可贵在敢于实行礼义。勇敢、强健有力的人，天下无事时就把这种力量用在礼义上，天下有事时就把它用在战胜敌人上。用在战胜敌人上就没有敌手，用在礼义上就能使天下顺从而得到治理。对外没有敌手，对内顺从而得到治理，这就叫作盛德。所以圣王所看重的勇敢、强健有力，就是这样。勇敢、强健有力却不把它用在礼义和战胜敌人上，而用在争斗上，就叫作乱人。“敢行”按字面读；“有行”读去声】。太宗在天下无事时，不知道把这种力量用在礼义上，只把战胜敌人当作美事，因此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反而与远方夷狄较量胜负，一战取胜【“克”是胜利的意思】便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才智，在臣下前炫示【“夸”是夸大的意思】，他的器量不是也太小了吗？这次征讨高丽、防御玄菟等十城【“莵”音同“兔”】，把辽州、盖州、岩州三州的户口迁入中原的有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次大战，斩首四万多级，战士死亡将近三千人【“几”音同“机”】，战马死亡十分之七八。太宗因为没有成功，深深后悔这件事，叹息说：“魏征如果还在，不会让我有这次行动。”于是命令用驿马飞驰去祭祀魏征，祭品用少牢；又重新树立原来为魏征所制的碑，召他的妻子儿女到行在，慰劳并赏赐他们【“劳”读去声】。臣祖禹说：太宗北擒颉利可汗，西灭高昌，兵威所到之处无不加以震慑，四夷都恐惧屈服；然而他玩弄武力不止，亲自攻击高丽，凭天下的军队却被困在小小的夷国，没有功劳而返回，意志受挫，气势沮丧。他亲眼见到隋炀帝【“炀”音同“阳”】因为辛劳远征而亡国，却又仿效炀帝所做的事。我认为太宗征讨高丽，与炀帝没有不同，只是没有达到天下动乱、国家灭亡的地步罢了。只是他不能慎重地坚持到底，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尚书·仲虺之诰》：谨慎你的结局，就像开始时一样】，不能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易·大畜》：刚健笃实，光辉灿烂，每天更新其德】，却想在功业上超过五帝，在土地上超过三王，因此失败了。然而能够见到危险便思考，正直的臣子知道过错而又能够自我悔改，这正是他成为贤明之主的原因。二十年六月，太宗下诏命江夏王李道宗等攻击薛延陀，又派李世勣谋取薛延陀各部。太宗亲笔下诏，准备亲自前往灵州招抚铁勒。八月，李道宗攻击薛延陀，击败了它。铁勒各部都请求入朝。车驾到达浮阳，回纥分别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太宗非常高兴，下诏说：“戎狄与天地一同产生，和上古帝王并列而流布灾祸，构成祸患乃是由于自身的气运。起初，朕姑且命令偏师出战，于是擒获颉利可汗；开始弘扬先祖的谋略，已经灭掉薛延陀。铁勒有一百多万户，分散居住在北方沙漠，远道派遣使者，委身归属内地，请求同列户籍，并设置为州郡。这是自天地形成以来，从未听闻过的事情。应当准备礼仪禀告太庙，并且颁示天下。”九月，太宗到达灵州，敕勒各部的俟斤派遣使者相继到灵州的有数千人。太宗作诗为这件事写序说：“雪耻以酬答百代帝王，铲除凶恶以报答千古。”第二年，下诏把回纥等各部设置为府和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和刺史。各部酋长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可汗”的“汗”音同“寒”】，设置六十六个驿站，每站都有马匹和酒肉，用来供应经过的使者；每年进贡貂皮，以充作租赋。太宗答应了。于是北方荒远地区全部平定。然而吐迷度已经私自称可汗，官职名号都依照突厥旧例。臣祖禹说：从前周武王灭商，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方旅国进贡獒犬【《尚书·旅獒》：西旅进贡獒犬。太保于是作《旅獒》。所谓旅獒，是说周武王灭商后，便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方旅国进贡它的大犬。太保于是作《旅獒》，用来训诫周王说：“唉！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养德行，四方夷狄都来宾服，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各地的特产，只是为了供服食和器用。”太保就是召公。“獒”音同“敖”，是大狗。西戎远方夷狄进贡大狗，所以作这篇文章来告诫周王】。太保作训诫说：“不重视细小的行为，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山堆到九仞高，最后却因差一筐土而没有成功【同上书：早晚戒惧，不能懈怠；不重视细小的行为，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山堆到九仞高，最后却因差一筐土而没有成功。确实引导人民，使他们安居，这样才能世代为王。孔安国传说：八尺为一仞，比喻事情将要成功却还没有完成；差一筐土尚未完成，就仍然不能成为山，所以说功亏一篑。因此圣人整日勤勉不懈，谨慎结局如同开始】。”这是因事加以警戒，恐怕他骄傲。太宗在东夷那里没有实现志愿，便想在北方荒远地区取得功业；趁薛延陀灭亡之际用兵逼近它，势如疾风吹动枯木【枯木】，身穿左衽的百姓【“衽”是衣襟；夷狄之人的衣襟都向左】解开发辫归附内地【“辫”是结发】，便自以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译从前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使四方夷狄戴冠束带、归顺华夏看作盛大的德行和功业的，为什么呢？《易·系辞》说：“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达到极点了啊！”所以我曾试着评论说：中国有夷狄，就像白天有黑夜、阳有阴、君子有小人一样。中国政治失当，四方夷狄就会交相侵扰。先王抵御他们的方法，也可以大略知道。舜说：“亲近远方而能亲近近处，拒绝任用奸邪之人，蛮夷就会全都归服。”（《尚书·舜典》原文为：“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其中“难”读去声，“任”读平声，以下依原字读音。）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四方夷狄就会前来朝见称王。”（《尚书·大禹谟》载，益说：“啊，警戒吧！”等等，接着说“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按此说法，这是益告诫舜的话，不是舜自己说的。）这样看来，要使他们归服，没有比拒绝任用奸邪之人更好的办法；要使他们前来朝见，没有比不懈怠、不荒废政事、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更好的办法。治理好内部、安定外部，风俗不同的民众就会仰慕风教、倾慕道义（《前汉书·宣帝纪》说：“百蛮仰慕风教，单于倾慕道义”），不必用利益诱导，也不必用威势胁迫，他们自然就会到来。愿意归附的就抚慰他们，不愿意归附的就不强行招致（“强”读去声）。因此既不劳苦百姓，也不耗费财物。至于后世的君主，有的因为仇恨而想把他们消灭，有的因为喜爱而想招抚他们，这两种做法都不对。为什么呢？他们虽然是夷狄，也仍然是人，趋利避害、贪生厌死，难道和人有什么不同吗？王者处在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养育；连鸟兽草木都应当爱护，何况是人类，怎么能想要残害他们呢？残害他们本来就不可以，何况不能战胜他们，反而使自己的百姓受到伤害吗？这是仁人所不做的。这样做的，秦始皇就是一个例子。山川地势有所阻隔，风土气候有所改变，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得到他们的土地却不能居住，得到他们的百姓却不能役使。把那里划为州县，只是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的弊害。况且既然把取得它当成功劳，那么失去它就必定当作耻辱；如果失守的责任不在自己，就会归咎于子孙。所以便有征讨的劳苦、军粮运输的烦扰，百姓不能承受，接着国家就灭亡了，隋炀帝就是这样。况且中国的土地并非不广，人口并非不多，哪里比不上不去取得便无所谓失去，修治礼乐政刑（《礼记·乐记》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用恩惠养育我们的百姓，使农民有剩余的粮食，女子有剩余的布匹（《孟子·滕文公上》说：“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兵器甲胄不被使用，以达到太平（《礼记·乐记》说：“兵革不试，诸侯宾服”），这不也是帝王最盛大的美德吗？所以，向外部有所求取，是那样困难；对外部无所求取，是这样容易。然而君主常常舍弃容易做到的事而去做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轻视近处而喜欢远方，厌弃旧有而谋求新奇；不是走上秦朝的道路，就是走上隋朝的道路。即使不至于灭亡，也常常做与它们相同的事情，这样损害自己的德行，难道是小事吗？（《尚书·旅獒》说：“不重视细小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累”读去声。）太宗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喜好大功而没有止境（《前汉书·本纪赞》说：“好大喜功，穷兵于远”，“好”读呼报切）。无论华夏还是夷狄、中央还是边外，都想把它们合为一体，这不是留给后代、安定中国的办法（“遗”同“贻”，读去声）。这应当作为警戒，不可去羡慕这种做法（意思是应当以太宗为戒，不可羡慕他的所作所为）。二十一年二月，皇帝准备再次征伐高丽。朝廷商议认为，高丽依山筑城，进攻不可能很快攻克。上次皇帝亲自出征时，高丽人无法耕种，唐军攻下的城池全都收取了那里的粮食。后来又遇到旱灾，百姓大半缺粮。如今如果多次派遣偏师，轮番扰乱他们的边境，使他们疲于奔命，放下农具进入堡垒，几年之间，千里之地就会荒凉，那么人心自然离散。鸭绿江以北可以不经交战而取得。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三月，任命牛进达、李世勣为大总管，征伐高丽。臣祖禹说：太宗因为盖苏文弑杀国君，所以兴师问罪。应当诛杀那个贼人，哀悯高丽国人，扶立国君之后再离开，这样德治和刑罚就都做到了。然而唐军进入高丽境内后，贪图它的土地，俘虏它的百姓，使他们的父兄子弟流离成为饿死者。况且弑杀国君的是盖苏文，高丽的百姓有什么罪？这难道是王者的军队吗？出兵却不能取胜，反而更加发怒用兵，如今又想扰乱他们的边境，损害他们的耕种收获，这就是助长做盗贼的行为，而不是抵御盗贼。（《唐书·高丽传》记载：太宗时，盖苏文本应继承王位，建武弟弟的儿子藏被立为王；盖苏文自任莫离支，专擅国政。皇帝授藏为辽东郡王，将要讨伐盖苏文。群臣劝阻不要出征。皇帝说：“我知道了。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舍弃高处而取低处，放弃近处而趋向远方，这三件事都不吉祥；讨伐高丽正是如此。然而盖苏文弑杀国君、杀戮大臣，以此满足国人，百姓伸长脖子等待救援。议论的人本来还没有明白。我必胜的理由有五条：以强大的军队攻击弱小，以顺讨逆，以安定的国家乘其危乱，以逸待劳，以民众的喜悦对付其怨恨。难道还担忧不能取胜吗？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只有辽东还未归服，所以我亲自去取得它，不给后世留下忧患。”于是誓师东进。） 八月，立皇子明为曹王。明的母亲杨氏，是巢刺王李元吉的妃子，受到皇帝宠爱。文德皇后去世时，皇帝想立杨氏为皇后。魏征劝谏说：“陛下正要比拟唐尧虞舜的德行，为什么要因为辰嬴这样的女子而使自己受到牵累呢？”于是作罢。不久，又让明承继元吉的后嗣。臣祖禹说：太宗亲手杀死兄弟（太宗杀建成、元吉），却一点也不感到惭愧羞耻，反而又纳取元吉的妃子，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如果不是采用魏征的意见，事情已经做错了却仍继续下去，把她立为皇后，那么拿什么面对天下人呢？（“视”是面对、示人的意思，此处“视”应作“示”。）让明承继元吉的后嗣，就是彰明他的母亲曾是弟弟的妻子。这种亵渎人伦的行为，也太严重了。

译二十二年六月，皇帝认为高丽已经困顿衰败，商议第二年发动三十万军队，一举灭掉它。有人认为，大军向东征伐，必须准备经年累月的粮食，不是牲畜车辆能够装载的，应该准备船舰（“舰”读“槛”，下同）用水路运输。隋朝末年，剑南一带唯独没有盗寇；前些时候辽东战役，剑南又没有参加。如今那里百姓富足，应当让他们制造船舰。皇帝听从了。七月，派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砍伐木材、制造船舰，大船有的长达百尺，宽度为长度的一半。又另派使者勘察水路，从巫峡到江扬，再趋向莱州。强伟等征发百姓造船，劳役波及山獠，雅州、邛州、眉州的獠人反叛（“獠”读“老”）。九月，派张士贵、梁建方征发陇右、峡中的两万多军队去攻打他们。蜀人苦于造船的劳役，有人请求缴纳钱财，改由潭州人造船。皇帝同意了。州县督促逼迫十分严急，百姓甚至卖掉田地房屋、卖掉子女也不能供应，粮价暴涨，剑南以外骚动不安。皇帝听说后，派长孙知人快马赶去察看。长孙知人上奏说：“蜀人柔弱，不能忍受繁重劳役。一艘大船的雇役费用是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中砍伐的木材，拖运还没有完成，又同时征收雇役绢和木材两项，百姓不能承受，应该加以安抚和休养。” 皇帝于是下敕令，潭州造船的雇役费用全部由官府供给。臣祖禹说：“从前舜命令禹征伐有苗，三十天后，有苗之民仍违抗命令，于是便收兵整军。（《尚书·大禹谟》记载：帝说：‘禹啊！如今有苗不服从，你前去征伐。’禹于是召集群后，在军前发誓说：‘众人整齐地听从我的命令。愚蠢的有苗昏昧迷乱而不恭敬，轻慢傲视、自以为贤，违背正道、败坏德行，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抛弃他们而不予保佑。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带领你们众士，奉行天子的命令讨罚罪人。你们还应当一心协力，或许能够建立功勋。’三十天后，有苗之民仍违抗命令，益便赞助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何况有苗呢？’禹拜谢这番善言说：‘是。’于是收兵整军。帝便大力施行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干羽之舞，七十天后有苗归服。）由此可见，即使舜、禹征伐，也还有不能成功的时候，所以用兵并不是美好的事情。老子说：‘喜好战争，是不祥的器物；不得已才使用它。’（《老子·道德经》语。）太宗征伐高丽，难道是到了不得不用兵而仍不得不停止的时候吗？圣人有不能使人归服的，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所以舜舞干羽而使有苗归服，从未听说因为有苗违抗命令而发怒。太宗不能反省自己，只因没有取得功劳而感到羞耻，想倾尽天下的力量，在远方夷狄那里逞强满足自己的意志，他是多么迷惑而不知回头啊！” 天下就像人的一身，四方就像人的四肢。出兵服役，就是使四肢患病。因为征伐高丽的战事没有波及蜀地，便一定要使这一肢疲惫患病，并让其他肢体都承受它的痛苦，这难道是爱护身体的办法吗？二十三年四月，皇帝对太子说：“李世勣才智有余，但你与他没有恩德关系，恐怕他不能被你怀柔使之服从。我现在贬黜他；如果他立即赴任，等我死后，你就任用他为仆射，亲近信任他；如果他迟疑观望，就应当杀掉他。”五月，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李世勣接受诏令却没有到任，回到家中便离开了。臣祖禹说：太宗把李世勣看作什么样的人呢？如果认为他愚蠢，就不可以把幼主托付给他、把天下寄托给他了（《论语》说：“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政权寄托给他，面临重大节操也不可改变，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如果认为他贤能，就应当任用他而不要怀疑（《尚书·大禹谟》说：“任用贤能不要有二心，斥退邪恶不要犹豫”）。为什么竟担心后代不能怀柔使他服从，先贬黜他而后再任用呢？这是把他当作犬马来豢养。想夺取他的内心、用威势折服他，想得到他的力量、用恩惠笼络他，这是汉高祖驾驭黥布、彭越一类人的狡诈手段（《扬子·问道》说：“驾驭如果得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成为助力；驾驭如果失当，天下的狡诈之人都会起来作乱”），是五霸也不做的事（“伯”读作“霸”），难道是尧舜亲近贤人的办法吗？（《孟子·尽心上》说，尧舜的仁德不是平均地爱所有人，而是急于亲近贤人。）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臣下，那么贪图利禄的人可以得到并驱使，贤能的人却不可能招致。至于那种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也不顾惜，即使把四千匹马系在面前也不看一眼的人（《孟子·万章上》说，伊尹在有莘之野耕作而以尧舜之道为乐，不合义、不合道就不接受；即使把天下的禄位给他也不顾，即使把四千匹马系在面前也不看），太宗难道还能任用他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以上记载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臣祖禹说：太宗用武力平定乱局，用仁德战胜残暴（“胜”是升调。《论语》语意说：善人为政，经过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他的才干谋略优于汉高祖，但规模气魄不如汉高祖（《前汉书·高帝纪》说：“他的规模宏远”）；恭敬节俭不如汉文帝，但功业超过汉文帝（《前汉书·梅福传》说：“孝文帝又加以恭敬节俭”）。考察他的本性，原本刚强凶悍，勇猛而不顾念亲属，却能够敬畏道义、喜好贤能（“好”读呼报切），委屈自己听从劝谏（《唐书·魏征传》说：“圣明的君主委屈自己来听从劝谏”），刻苦自励、矫正磨炼，努力行善；这就是他能够造就贞观之治的原因。贤明的君主并不是每一世都会出现（《唐书·本纪赞》说：“达到至治的君主不是每世都有”）。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来，经过八百多年，后来才有汉朝；汉朝又经过八百多年，后来才有太宗。他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大，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君主所做的事情，是善是恶、是对是错，要等后世才能判断；在当时，是无法充分辨明的。所以凡是太宗的所作所为，其中好的和不好的，我都已经举出大略了。老子说：“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之人，是善人的借鉴。”（《老子·道德经》语。）君主选择其中善的而遵从（《论语·述而》说：“选择其中善的而遵从；其中不善的就改正”），足以得到老师；对于其中不善的加以警戒，也足以作为借鉴。《唐鉴》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