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译臣祖禹说：君主的职责在于任用贤能。得到贤能的人，万事就能治理好，何必忧虑下情壅塞，还要设法防止呢？如果明知某人不是贤能，却姑且任用他【姑且就是暂且】，任用以后又反过来怀疑他，那么凭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却想周遍处理天下的事务，结果只会是君主越来越劳累，臣下越来越懒惰【懒惰的意思】，这就是治理的功业不能成功的原因【这里说君主应当诚信对待贤能之臣，不可稍有疑虑】。而且君臣每天相处，君主却总是目光相对，忙于防备他们欺骗、蒙蔽自己【“眄眄”是相互注视的样子。《孟子》说“使百姓盻盻然”，“眄”与“盻”相同】，那么君主身边前后的人就全都不可信了。这样说来，还能同谁一起治理国家呢？贞观十五年，皇帝派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使”读去声，“丽”读平声】。八月，陈大德从高丽回来。陈大德刚进入高丽境内，想了解那里的山川、风俗以及所到的城邑，就把绫绮赠给当地守将，说：“我一向喜爱山川【“好”读去声】，这里有优美的地方【“胜”读去声】，我想去看看。”守将很高兴，给他引路，使他游历到处都能到达。他常常见到中国人，说自己家在某郡，隋朝末年从军后陷没在高丽，娶高丽女子为妻，同高丽人杂居【“错”是杂处的意思】，大概占了一半。于是他询问这些人的亲属是生是死，陈大德欺骗他们说【“绐”读徒海切】：亲属都平安无事。”他们全都哭泣着互相诉说。几天以后，隋朝遗民远远望见陈大德而哭泣的人，遍布郊野。陈大德对皇帝说：“高丽听说高昌灭亡，非常恐惧，接待使者比平常更加殷勤。”皇帝说：“高丽本来只是汉代四郡的土地罢了。我如果派几万士兵攻打辽东，他们一定会倾尽全国来救援；再另派水军从东莱出发，由海道直趋平壤，水陆两路合力攻取，不能说困难。只是山东的州县凋敝疲病，还没有恢复，我不想使它们劳苦罢了。” 臣祖禹说：陈大德出使遥远的异域，应当宣扬传播皇帝的恩德，以怀柔远方的人，使声教所到之处【《尚书·大禹谟》说：北方和南方都受到声教；“使”读去声，下面“使”按本字读】，没有谁不归服【《文王有声》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这才是他的职责。他却用财物赠送来窥探敌国的险要【“遗”读去声；“觇”读痴防切，《说文》说是窥视】，用诡诈诱骗那里的百姓，把这些当作奇异的才能，借此回国报告，启发君主征伐的意图，这是罪过中最大的。况且天子的使者，是四夷所仰望的人，却在外国充当间谍【“谍”是间谍，读牒】，丧失使者的职责，难道不是耻辱吗？皇帝对侍臣说：“我有两件喜事和一件忧惧之事。近年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只值三四钱，这是第一件喜事；北方的胡人长期归服，边境没有忧患，这是第二件喜事。国家安定，就容易产生骄傲奢侈；一旦骄傲奢侈产生，危亡马上就会到来，这是我忧惧的一件事。” 臣祖禹说：太宗在欢乐时不忘忧患，在喜悦时不忘恐惧，可以说是能够保持盈满、守住成业了【《鳬鹥》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保持盈满、守住成业】。正因为他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忧虑，在祸患尚未显形时就恐惧，所以最终没有忧患和恐惧。皇帝曾经临朝，对侍臣说：“我做天子，常常兼做将帅和宰相的事情。”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上书，认为：“大禹不夸耀功劳，天下却没有人能同他争功。陛下拨乱反正，群臣确实都不足以仰望您的光辉，但不必在临朝时说出来。凭万乘之尊，却同群臣较量功劳、争论才能，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皇帝非常赞许他。臣祖禹说：君主不怕有过错，怕的是不能改正过错。太宗一句话说错了，他的臣下就已经加以匡正。只是因为他亲近贤能来辅助自己【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说求取贤能来辅助自己】，听取劝谏来防止自己犯错【《淇澳》说有文采，又能听取规谏，以礼来自我约束】，所以才成为美德。即使偶尔有过错，又有什么妨害呢？十六年四月，皇帝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知道起居注中记载的内容，可以让我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载君主的言语行动，完备地记录善恶，希望君主因此不敢做错事，从来没有听说君主亲自取来观看的。”皇帝说：“我有不好的行为，你也会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臣的职责就是执笔记载，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也都会记载。”皇帝说：“确实如此。” 臣祖禹说：君主的善行传布天下，光明如同日月，众人都看得见。君主的得失怎么可以私自隐藏呢？想使善行能够流传后世【《离娄下》说：舜成为天下的法则，可以流传到后世】，不如亲自修养自己罢了。何必害怕史官记载，而一定要亲自查看呢？刘洎认为天下人也都会记载。这句话足以警戒君主的内心，也保全了臣下的职责。八月，皇帝说：“如今国家什么事情最紧要？”褚遂良说：“现在四方没有忧患，只有确定太子和诸王的名分最为紧要。”皇帝说：“这话对。”当时太子承干失德，魏王泰受到宠爱，群臣每天都有疑虑和议论。皇帝听说后很厌恶这种情形，对侍臣说：“如今群臣中忠诚正直的没有超过魏征的，我派他去辅导太子，就可以断绝天下人的疑惑。”九月，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当时魏征有病，病情稍有好转，应当上朝，便上表推辞。皇帝亲自下诏劝谕他说：“周幽王、晋献公废掉嫡子而改立庶子，使国家危险、家族灭亡；汉高祖几乎废掉太子，依靠商山四皓才使太子安稳。如今我依靠您，正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有病，可以卧在家中接受诏命。”魏征于是接受了诏命。臣祖禹说：魏征对于太宗，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的没有不尽的，君臣之间没有人能够离间他们。当时太子和魏王正在争夺，群臣中也有结党，魏征不知道这些，是不明察；知道却不说，是隐瞒实情。况且君主让他担任太子太师，正是倚重他的正直来加强太子的地位。他在外没有听说向君主说明嫡子与庶子的区别，在内也没有听说告诫太子祸败的教训；接受君主的托付却没有补救之策，在父子兄弟关系疑惧危急之时，只是模棱两可、左右观望【《小旻》说：谋划得周密，就全都违背；谋划得不周密，就全都依从】。难道是因为他疾病衰老了吗？最终他死后反而受到怀疑，使小人得以从中离间，真是可惜【“间”是离间的意思，读去声】。

译起初，高昌平定以后，每年派一千多名士兵到那里戍守。褚遂良上奏说：“陛下兴兵攻取高昌，使数郡萧条，连续多年不能恢复。每年调发一千多人远赴那里屯戍，乡里因此破产来办理行装；又把罪犯迁徙过去，这些人全是无赖子弟，只会骚扰边境，哪里能对行军作战有益？派去的人大多又逃亡了，只是白白增加追捕的烦劳。加上他们所经过的道路，沙漠荒碛绵延千里，冬天的风像刀割，夏天的风像火烧，往来行人遇到这种情况，多有死亡。假如张掖、酒泉出现烽火警报，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一个人、一斗粟的使用吗？最终还是应当调发陇右各州的兵粮前往救援。这样说来，河西是中原的腹心，高昌只是别人的手足。为什么要糜费损害根本，去经营无用的土地呢？况且陛下得到突厥、吐谷浑，都没有占有他们的土地，而是为他们立君长来安抚他们。难道唯独高昌不能同他们相比吗？叛乱时擒获他，归服时封立他，没有比这更有威严的刑罚，也没有比这更厚重的恩德。希望重新选择高昌子弟中可以立为君主的人，让他统治自己的国家，使其子子孙孙承受大恩，永远做唐朝的臣属；这样内地安定、边境宁静，不也是好事吗？”皇帝没有听从。等到西突厥入侵，皇帝后悔地说：“魏征、褚遂良劝我重新立高昌王，我没有采用他们的话，现在才感到悔恨。” 臣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败军之祸还小，有的因此成为霸主【原文“防师”，疑为“败师”；“防”读去声】，秦穆公、越王句践就是这样【“句”读勾】；得到土地的祸患却大，有的因此灭亡，楚灵王、齐闵王就是这样【原文“涽王”，疑为“闵王”；“涽”读昏】。所以，扩大土地不如扩大德行，增强军队不如使百姓强盛。先王担忧德行不足，却不担忧土地不够广大；担忧百姓不安，却不担忧军队不够强大。封疆之外、声教不能到达的地方【《唐蛮夷传》说：荒服之外，声教不能到达；“逮”是到达的意思】，不应拿来烦劳中原【《淮南子》说：自三代盛世以来，胡、越不接受正朔，不值得拿来烦劳中原】。太宗不听忠言劝谏，最终自己悔恨，何况不如太宗强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皇帝曾经指着殿下的树，表示喜爱它。殿中监宇文士及跟着不停地称赞。皇帝神色严肃地说：“魏征曾劝我远离谄佞之人【“远”读去声】，我不知道谄佞之人是谁，心里怀疑就是你。现在果然没有错。”宇文士及叩头谢罪。臣祖禹说：大禹说：“何必害怕花言巧语、表情伪善而极其奸佞的人【《尚书·皋陶谟》：禹说，既然能够明智而有恩惠，还忧虑驩兜做什么？还要流放有苗做什么？还害怕花言巧语、表情伪善而极其奸佞的人做什么？孔氏说：“孔”是很的意思；花言巧语，就是表面上好听而实际上违背；表情伪善，就是假装恭顺，像洪水滔天一样】？”孔子说：“谄佞之人危险【《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远离谄佞之人，谄佞之人危险】。”谄佞之人，只不过停止在奉承、讨好和顺从罢了；接近他们一定会导致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谄佞之人不知道义所在，只是一味追逐利益。所以利益在君主和父亲一边，就顺从君主和父亲；利益在权臣一边，就依附权臣；利益在敌国一边，就同敌国交往；利益在戎狄一边，就亲近戎狄。利益在哪里，就跟从到哪里；利益离开哪里，就违背哪里。他们把君主和父亲放在心上吗？忠臣却不是这样，他们跟从义而不只是跟从君主，遵循道而不只是顺从父亲，使君主不陷入不义，使父亲不进入不合于道的境地。所以即使有时不听从君主和父亲的命令，也是为了使君主和父亲处在安全之中。君主有不义之处，尚且不顺从，何况权臣呢？父亲有不义之处，尚且不顺从，何况其他人呢？那些谄佞之臣，起初无不花言巧语、表情伪善【同上注；《论语·学而》又说：“花言巧语、表情伪善，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论语·子路》又说：“花言巧语、表情伪善，过分恭敬【“五”疑为《论语·子路》的篇次；原文“足恭”即过分恭敬】。”他们未必一开始就有悖逆之心，等到担心失去利益时，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最终杀害君主、使国家灭亡的人，全都是从一开始的奉承、讨好和顺从发展来的。因此尧、舜害怕他们，把他们同驩兜、有苗相提并论【《尚书·皋陶谟》说：还忧虑驩兜做什么？还要流放有苗做什么？还害怕花言巧语、表情伪善而极其奸佞的人做什么？】；孔子认为他们危险【《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谄佞之人危险】。君主难道可以不远离他们吗？十七年二月，太宗问褚遂良：“舜制作漆器时，进谏的人有十多个，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呢？”褚遂良回答：“奢侈是危亡的根源。制作漆器如果不停止，就会进一步用金玉来制作。忠臣爱护君主，一定会防范祸患逐渐发展。假如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谏的了。”太宗说：“是这样。朕有过错，你也应当在过错刚开始时进谏。朕见前代帝王拒绝进谏的很多，他们有时说‘已经这样做了’，有时说‘已经答应了’，最终都不肯改正。这样做，想要没有危亡，能办得到吗？”臣祖禹说：“贤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制止它，在邪恶尚未显现时防范它【《易·乾卦》：防止邪恶，保存其诚】。如果事情已经发生，那就是众人都知道的了，还哪里用得着贤者呢？关于危亡的言论，只有明智的君主能够相信，昏暗的君主却会忽视。因此自古以来，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常常担忧进谏难以被采纳。现在有一个人身体健壮、没有疾病，有人告诉他多说话会损伤气，多吃东西会导致死亡；爱惜自己身体的人听到这些，一定会警惕，战战兢兢而不忘记【《小旻》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疾病从哪里产生呢？那些倚仗自己强健的人，听到这些不但不相信，反而还勃然不悦【“艴”音同“弗”，是不高兴的样子。《孟子·公孙丑》：“曾西勃然不悦地说……”】这个人没有生病也就罢了，一旦生病，便会突然死去，即使想救治也来不及了。从谏与拒谏，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圣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听从进谏，贤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已经发生时改正过错；进谏而不听从，这是最下等的了。忠臣侍奉上等的君主，就进谏尚未发生的事情；侍奉中等的君主，就多进谏已经发生的事情；侍奉昏暗的君主，就挽救已经横流的祸患，所以有因进谏而杀身的【如龙逢、比干之类】。唐尧、虞舜时代，众多圣人汇聚朝廷，没有错误的举动，只是担忧应当担忧的，警戒应当警戒的罢了，所以常有警惧之言，这是因为他们预先考虑祸患。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多是在事情已经发生后进谏，同时防范尚未发生的事情。太宗向群臣求取谏言，他难道是有意防范尚未发生的事情吗？”},{ 太宗说：“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凭借勇力，有的凭借巧言善辩，有的凭借谄媚奉承，有的凭借奸诈【“奸”与“奸”同】，有的凭借嗜好欲望从四面聚集来攻击它，各自都想表现自己，以求取得宠信和俸禄。君主稍有懈怠而接受了其中任何一种，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困难所在。”

译臣祖禹说：君主不可以有偏爱【“好”读去声】。偏爱，是奸邪之人趋附的方向，也是防备贼害之人侵入的门户【“奸”与“奸”同】。《尚书》说：“要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正之道【《尚书·大禹谟》：舜命令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要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正之道”】。如果这样，众人就没有办法攻击他了。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来后，请求在怀远镇增加戍守士兵，以威逼高丽。太宗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没有听说过一两百名戍兵能够威服极远地区的。” 臣祖禹说：太宗认为增加戍兵不如修治文德，这话难道不好吗？然而他并没有能够实行，只不过用来驳斥臣下罢了【“直”犹如说“只是”】。他开始不想增加戍兵，最终却亲自出征【太宗亲自讨伐高丽；“丽”读平声】。这不是因为高丽小而出征，而是因为它大，难道大的事情就足以胜过文德吗？《尚书》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尚书·说命》：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君王如果不以此为难，就确实能与先王成就的德业相符合】。”说的就是太宗。《唐鉴》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唐鉴》第六卷　　　　　　　宋·范祖禹撰 吕祖谦注 太宗四 起初，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载的史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房玄龄回答：“史官不虚构美好，也不隐瞒丑恶；如果君主看见，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上。”太宗说：“朕的想法与前代帝王不同，想亲自看看国史，知道从前的过错，作为后世的警戒。你可以编纂整理后呈报。”谏议大夫朱子奢上奏劝谏，太宗没有听从。房玄龄于是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定《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书写成后呈上。太宗看到史书中记载玄武门之变杀害建成、元吉的事情多有隐讳，便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来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来保存鲁国，朕所做的事，也与此相类似，史官何必忌讳呢？”于是命令删去浮饰之词，直截书写事实。臣祖禹说：古代官员各自守职，史书记录善恶【下文同此义】，君主和宰相都不参与其中【“相”读去声，“与”读作“预”】。所以齐国太史兄弟三人相继死于崔杼之手，最终也没有隐没崔杼的罪行【《史记·齐世家》：崔杼弑杀齐庄公，齐国太史记载“崔杼弑杀庄公”，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又记载“崔杼杀了太史”，崔杼又杀了他；最小的弟弟再次记载，崔杼才放过他】。这就是奸臣和叛贼之所以畏惧的原因。后世君主能够看到史书，而宰相监修国史，却希望史官直笔记载，不是很困难吗？司马迁曾说：“掌管文史、天文、历法的人，地位接近占卜者和祝官，大概只是执笔记事，如实直书罢了，并不是像《春秋》那样有褒贬赏罚的文字【杜预《左传序》：《春秋》用一个字来判定褒贬】。后来的史官致力于褒贬，却忘记事实，便失去了自己的职责。君主任用臣子，应当让他们各守其职；宰相不参与史事【“与”读作“预”】，那么善恶大概才能可信。” 十八年正月，太宗想讨伐高丽，褚遂良进谏。李世勣追究魏征曾经进谏讨伐薛延陀的过失。太宗想亲自征讨高丽，褚遂良上奏劝谏，认为天下譬如人的身体，两京是心腹，州县是四肢，四夷是身外之物。高丽罪行很大，确实应当讨伐；命令勇猛的将领率领四五万人，凭借陛下的威灵，取得它就如同翻手掌一样容易。如今太子刚刚册立，年纪还很幼小；其余藩屏，陛下都知道。一旦放弃坚固如金汤的完整防备，越过辽海的险阻，以天下君主的身份轻率地远征，这都是愚臣最为忧虑的。太宗没有听从。臣祖禹说：高丽臣属于唐，而它的国君被叛臣杀害，作为大国，不能不讨伐。然而高丽的强大不如突厥，它的险阻和遥远也不过如高